齐泽克：论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

学科: 政治
来源: (《国外理论动态》　2007年第9期；学术中国)
关键词: 毛泽东，齐泽克，理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哲学史
摘要: 齐泽克在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新版英译本(2007，Verso)导言中重新评价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认为毛泽东在新的环境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尽管齐泽克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尽准确，他论述中的某些方面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文章部分内容如下。吴大可周何译

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两次重大传承

马克思主义者遇到的最大的难题之一就是寻求资本主义倒台的时刻，而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事物的发展却偏离了方向，那么谁该对此负责：是后期的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更实证主义进化论的理解?是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是列宁?或是马克思本人在放弃了青年时代的人道主义后(正如一些“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数十年前所宣称的那样)的晚期著作?必须抛开这种话题：这里没有反对派，资本主义的倒台从资本主义诞生的那天起就是注定了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来检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我们必须承担全部责任，而不是心安理得地将其归罪于某个外来元凶来解释事物的不良发展轨迹。

那么当务之急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两次重大的传承表示完全赞同：从马克思到列宁的传承以及从列宁到毛泽东的传承。这两次传承对原始的理论都有所发展和改变：从最先进的国家到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革命发生在错误的国家；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也从工人变成了农民(贫农)，等等。正如耶稣基督需要保罗的“背叛”以使基督教广为传播一样，马克思需要列宁的“背叛”来引发第一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是原始理论自身的内在需求导致了这种“背叛”并使自身得以进一步发展，理论从原始情境中剥离被运用到异国他乡，在那里原始理论必须重新改造发展——惟其如此，普遍性才得以诞生。

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重大改造，也就是毛泽东对其的传承发展，是十分恰当的。如果谴责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改造，认为其“缺乏理论依据”，视其为马克思标准的倒退(不难证明农民缺乏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这样的结论就太草率了。不过分纠缠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这次改造发展如何天翻地覆，接受他的重新发展作为对马克思一主义的逻辑延伸或“实际应用”是有充分理论依据的(当然通常都依赖于对阶级斗争的隐喻性的发展：“今天”主要的阶级斗争已不再是各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斗争，而是已经转变成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资产阶级国家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斗争)，毛泽东在这方面成就巨大：他的名字就代表了对数以亿计的默默无闻的第三世界的劳动者的政治动员，是他们的劳动创造了看不见的历史发展的“物质”和基础。

西方对于默默无闻的亚洲民众一旦觉醒后的前景的恐惧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表述的对女性的恐惧一样，如果他们只是抗议自己的命运并允许我们帮助他们(通过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援助)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他们直接获取权力就绝对不可以。那些总是乐于帮助贫困者和无产者反抗的(前提是这种反抗是彬彬有礼的)富有同情心的自由派人士害怕的不正是这一点吗?

乔治·M.德鲁吉亚的《布迪厄在高加索的秘密崇拜者》一书讲述了来自阿布哈兹(Abkhazia)的穆萨·沙宁的故事。沙宁是这个动荡地区的大知识分子，曾经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民主政治的改革家、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军事首领，也是受人尊敬的哲学教授，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对皮埃尔·布迪厄思想的崇拜。有两种方法去理解这一点。一是因其带地域色彩的古怪而对之不屑一顾，以善意的嘲讽对待它：“多么奇怪的选择，布迪厄，天知道这个穷乡僻壤的小子看中了布迪厄什么?”二是直接断言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看看理论的影响多么广泛：从巴黎到车臣和阿布哈兹，每个知识分子都能谈论布迪厄的理论。”当然，真正的理解方法是避免这两种选择，并把理论的普遍性看成是理论工作和斗争的结果。斗争并非游离于理论之外：关键不只是沙宁必须十分努力挣脱当地思想文化的局限和牵绊，掌握布迪厄的思想学说，而是一个阿布哈兹的知识分子对布迪厄理论的应用也影响到了该理论本身的内容实质，将它应用到了不同的时空。列宁，在进行了必要的变更和适当的修正后，不也对马克思做了同样的事吗?毛泽东对列宁和斯大林理论的改进涉及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列宁和斯大林都非常不信任农民阶级，他们认为苏联政权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打掉农民的惰性，改变他们对土地的依赖，使其“无产阶级化”，从而彻底融入现代化的洪流。这和毛泽东形成了鲜明对比。毛泽东在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1958年)一文的读书笔记中认为，斯大林的观点几乎是完全错误的。最根本的错误是不相信农民。这一转变的理论和政治后果是巨大的。

这就是“普遍性的具体化”运动。通过这种激进的“转变”，原始的理论必须在新的语境下创新发展。只有在这种移植中存活下来，它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当这种理论“以变异形态回归自我”(在异国他乡创新发展)，其本质已发生了改变——然而这种转变并不仅是对外部冲击的反应，它仍然是那个战胜资本主义的相同理论的固有转变。

二、矛盾论与反资本主义的运动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获得胜利的最可靠的迹象就是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几乎消失：除了少数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没有人再提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已经从政客、工会会员、作家和记者的词汇中消失了，更不用说社会学家，他们已经将这一词汇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那么近年来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浪潮又怎么解释?它难道不是清楚地和上述结论相矛盾吗?其实这一点也不矛盾：仔细研究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一运动也抵御不了“把一种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批判(其核心是经济机制、工作组织形态和利润的榨取)改造成为对帝国主义的批判”的诱惑。这样，当我们说到“全球化及其主体”时，敌人已经被外化了(通常以庸俗的反美主义的形式)。从这一角度，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对“美帝国”，任何联盟只要它是反美的就都是好的。这里是 “现代性替代”荒谬理念的又一个版本：它没有批评资本主义本身，没有批判其基本机制，它批评的是帝国主义的“泛滥”，也就是在另一个更“进步”的框架下来调动资本主义体制。

这就要求我们理解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贡献，他对矛盾观点的精彩阐述，我们不应当只把它们看作是没有价值的哲学工具。他的“矛盾论”的伟大论述的主要论点集中在矛盾的两个方面：“一个过程中主要的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一个矛盾中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这值得仔细研究。毛泽东对“教条主义者”的批判是：“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例如，残存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自由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的矛盾，都为这个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规定、所影响。”

“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这就是毛泽东的关键论点：主要的(普遍的)矛盾并不会被特定情况下需要特殊处理的矛盾遮蔽——普遍性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下，一种不同的“特殊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准确地说，要获得解决主要矛盾的斗争的胜利，我们必须把某种特殊的矛盾作为最主要的矛盾来解决，所有其他的斗争都必须降至从属地位。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共产党想要赢得阶级斗争，在这种条件下任何对阶级斗争的直接关注都违背了阶级斗争，建立抗日爱国统一战线就是最主要的任务。另一个关键要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这场辩论的政治因素是主要的：毛泽东的目标是确认政治斗争中，马克思主义传统上通常称之为“主观因素”的理论、上层建筑的关键作用。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就忽略了这一点。

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一位真正的毛泽东主义者，将这一理论应用到今天的各个领域，不只是关注反资本主义的斗争，甚至嘲讽其在今天的主要表现形式(反全球化运动)，并以严格的政治术语将今天的解放战争界定为反对(自由)民主、即今天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政治形式的斗争。“今天我们的敌人不叫‘帝国’或‘资本’。它叫‘民主’。”今天，阻碍了对资本主义进行质疑的正是反资本主义斗争中对民主形式的信仰。列宁反对“经济主义”以及反对“纯”政治的立场在今天依然十分重要，它对于左派中出现的对经济的分裂态度是非常有效的：一方面，一些纯粹的政治家们把经济作为斗争和干预的场所抛开；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们”被今天全球经济的运行所迷惑，排除了一切政治干预的可能。对于这种分裂，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该回归列宁的观点：是的，经济是主要的领域，决定性的战斗将会在这里展开，我们必须打破全球资本主义的迷惑，但是干涉应当是政治性的，不是经济上的。今天，当每一个人都在“反资本主义”时，甚至包括好莱坞的“社会批判”间谍电影，其中敌人由无限追求利润的大公司构成，“反资本主义”这一能指就失去了它颠覆性的意义。我们需要质疑的是这种自明的“反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即对真正的美式民主立场的信仰将会打破这种“反资本主义”的共同协作。这就是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普遍性的坚实基础，它的真正的主人能指：民主。

毛泽东一直反对把“否定之否定”作为普遍的辩证法。毛泽东尖锐地否定了对立面“辩证综合”的范畴，提出了他自己关于“否定辩证法”的版本——每一次合作对他来说最多也只是斗争过程片刻的停顿，它不是在对立统一时出现，而是在一方完全战胜了另一方时出现。

毛泽东认为，不改变宗教信仰，不进行一场革命，想改变腐败的道德体系、其根本制度和法律法规是不可能的，他因此宣告了文化革命的必要性，认为它是成功的社会革命的必备条件。这就意味着迄今为止革命中存在的问题不是因为它们“太极端”，而是因为它们“不够激烈”，没有质疑其自身一开始的预设。杰姆逊在评论苏联作家普拉东诺夫(Platonov)在1927和1928年间(刚好早于强制集体化之前)创作的关于美好的农民乌托邦的作品的文章中，描述了革命过程的两个时刻，它开始于激烈否定性的形态。

第一阶段翻天覆地的变化，偶像的毁灭，在暴力和痛苦中横扫旧世界，这本身就是重建新世界的先决条件。接下来的是第二阶段，一种新生活的发明——不仅仅是构建新的社会形态来实现我们的乌托邦梦想，还有这些梦想本身的构建。

三、革命与资本主义

在一场激进的革命中，人们不仅“实现他们旧的(解放等)梦想”；而且，他们还必须重新创造梦想的模式。毛泽东所清醒地掌控着的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正在于此：正如同一时期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自由(逃离了旧的意识形态的限制，逃离了旧的处于主导地位的梦想模式)是解放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梦想只改变了现实，而不去改变这些梦想本身，我们迟早会退回到从前的现实。

正是这种对发生在革命之后“第二天早晨”所发生事情的参照，使得我们能将自由主义的情绪上的爆发和真正的革命剧变区分开来：前者的爆发在不得不进行社会重建的乏味工作时丧失了其能量，变得毫无生气。相反，回顾一下就在失败之前雅各宾派的巨大创造力，他们关于新的公民信仰、关于如何维护旧势力尊严等等问题的大量提案。20世纪20年代早期苏联人阅读关于日常生活报告的兴趣也在于此，充满了为平凡的生活方式制定新规则的无限热情：新社会中要有什么样的婚姻?新的法庭制度是什么?该如何庆祝生日?举办什么样的葬礼?

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里遭到了失败。很容易注意到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事实，坚决反对否定性行为概念的巴迪乌，把毛主义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恰恰落到了它否定性的姿态上，它标志着“作为革命政治活动中心产物的政党一国家”的终结。正是在这里他应当保持前后一致，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事件地位：它远不是一个事件，它是巴迪乌所喜欢称之为“病态的死亡冲动”的最佳体现。毁掉旧纪念碑并不是对过去的真正的否定，反而是一种无能的行为，见证了试图摆脱过去的行动的失败。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果是今天中国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这一事实也算是一种因果报应。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展开，尤其是今天的“晚期资本主义”，随着它频繁地自我革命化，随着它的逆转、危机和重新创造，“日常”的生活本身在某种程度上“狂欢化”了。

布莱恩·马苏米阐述了这一逻辑：“越是不同，甚至毫无规律，越好。常态开始动摇。常规开始松动。这种常态的松动是资本主义活力的一部分。它不是一种简单的解放。它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动力形式。界定一切的不再是规训的制度性力量，而是资本主义产生多样性的能力，因为市场变得饱和了。生产出多样性，你才能生产出细分的市场。最古怪的情感倾向也没关系，只要他们给钱。资本主义开始使情感强化或多样化，但只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创造的逻辑已开始占据政治生态学领域。这是非常令人头疼和困惑的，因为在我看来，在资本主义活力和抵制资本主义的力量之间出现了某种的合流。”

因此，抛开所有廉价的嘲弄和浅薄的类比，在毛泽东永恒的自我革命、反对国家机构僵化的永恒斗争和资本主义的内在活力之间有着复杂的结构相似性。这里我们忍不住要去引用一下布莱希特的话：“抢银行和开一家新银行有什么可比之处吗?”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暴力的、毁灭性的爆发和真正的文化革命——资本主义再生产所必需的所有生命形式的永远消失，有什么可比之处吗?今天全球资本主义的统治才是真正的专制暴政。这种资本主义对革命力量的挪用并不是没有喜剧性的一面。为了将针对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防御力量的都市战争概念化，以色列国防部(IDF)的军事学院系统地参考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理论，特别是其著作《千面高原》，用它作为“操作理论”，所使用的时髦词汇有“无形竞争实体”、“不规则移动”、“速度对节奏”、“瓦哈比战争机器”、“后现代无政府主义者”、“移动的恐怖分子”等。他们所依赖的主要的差异之一是“平滑”和“有条纹”的空间之间的差异，它反映出了“战争机器”和“国家机构”的组织观念。现在当IDF想要指代在某个好像没有边界的空间上展开的行动时，经常使用“平整空间”这一术语。巴勒斯坦地区被视为“有条纹的”，因为它们被篱笆、高墙、沟渠、路障等等封闭了起来。

IDF在2002年4月对纳布卢斯(Nablus)市实施的袭击被其指挥官称为“反向几何”行动，他解释为“通过一系列微观战术活动重组城市系统”。在战斗中，士兵们在城市中穿梭，穿过数百米的地面隧道，这些隧道是在密集的城市建筑中开凿的。尽管数千名士兵和巴勒斯坦游击队同时在城市中穿梭，他们“渗透”到了城市建筑之中，以致于从空中几乎看不见有人。此外，他们没有使用城市的街巷、道路、院落或是门、楼梯和窗户，而是横向穿越墙壁，纵向地穿过天花板和地板。这种形式的移动，军事上叫作“侵扰”，旨在突破内外的分野，把民居变成大道。IDF的“穿墙而过”战略所涉及的观念是城市不只是场所同时也是战争的媒介：“一种灵活的、几乎透明的介质，永远是难以预料的和处于流动状态的。”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明白了什么?当然不是愚蠢地指控德勒兹和加塔利是军事殖民的理论家，而是说他们所论述的观念机器，远不仅是“颠覆性的”，它同时也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政治的)运行模式。那么，我们是要通过革命建立一种秩序，其原理就是频繁的自我革命吗?这也许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这就是我们应当重复毛泽东的原因，重新把他的理念传递给数以亿计的被践踏的默默无闻的劳苦大众，他简单而打动人心的充满勇气的信念：“大没有什么好怕的。大将被小推翻。小将会变大。”同样充满勇气的信念体现在毛泽东著名的谈论新的核武器的世界大战的立场上。

“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

这种态度的另一面是如下的基本信息：“我们无所畏惧。”这难道不是对待战争惟一正确的态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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