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道群：書和事

学科: 文学
来源: (人文与社会特稿)
关键词: 林道群，董秀玉，陈原，范用，出版，甘阳
摘要: 人愛做夢，做出版的人卻總想把夢變成真實，把作者的手稿排成鉛字，把知識變成有質感的書本，把書本編成叢書，精神轉成物質，學問形成體系。說起來，這其實仍然是一個夢想。一九八八年董秀玉來香港三聯，那時我叫她董大姐，有幸跟她做出版，一做也快三十年了。

人愛做夢，做出版的人卻總想把夢變成真實，把作者的手稿排成鉛字，把知識變成有質感的書本，把書本編成叢書，精神轉成物質，學問形成體系。說起來，這其實仍然是一個夢想。一九八八年董秀玉來香港三聯，那時我叫她董大姐，有幸跟她做出版，一做也快三十年了。二十多年來，跟董大姐一起編過好多好多出版的夢，有些像是只跟甘陽劉小楓在編，但其實都是因為董大姐。夢至今未醒過來，我想，有些夢永遠不會有盡頭，近的令我們亢奮，遠去的像天外天的商籟，漸行漸遠，愈遠的愈靜謐愈清晰。總覺得只要夢想在，我們會再幹起來的。

去年范公過世，接到老董發來短訊時，我對自己的平靜感到無奈。到現在, 時間又過了半年了，春花秋月, 並不覺得有太大的異樣，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什麼開始在作怪。范公去世不太久前，老董帶我們去看過他老。那時候，范公卧床頗有一段時日了，老董輕描淡寫說范公一生交游太多，現在偷懶不肯下床時，范公只當沒聽見。當時我想，只有老董對范公這樣，范公性倔，不想讓我們這些香港來的朋友看見他卧病在床。

以嫻熟得不能再嫻熟的手勢，翻着書本，題簽，相贈，這本那本書，這個那個的人和事，似遠還近。出版人和作者之間這種關於書本的交往，舉手神態，似曾相識。我站在床沿，看着看着，眼睛不知怎麼模糊起來，一下子隱約看見了一個老出版人的一生。

董先生陪香港《八方》雜誌古兆申去看沈從文先生与夫人

書本有情無情，從滿壁滿牆書本的范公家裏出來，我們默然無語。跟十多年前來相比，現在的芳庄，已見出了一種歲月的痕迹。而二十年前我去過的雅寶胡同范公的家，則早已被清拆不再存在了。北京變化真大。我入行做出版, 不算太晚，但也沒趕上跟范公做學徒，入香港三聯編書時，范公剛從北京三聯退休，沈先生接任，老董則調任香港三聯。香港和北京的三聯，業務上沒有任何關係，一屬於新聞出版署，一歸新華社香港分社(現在中聯辦)。行政業務本不相干，但人是一家子的。老董顯然想我能親炙一下范公的教誨，有機會就叫我一起去看范公，帶上酒和一些港台的新書。

另一位是陳原先生，一開始我就叫他陳老，因為一九八八年老董初次帶我去見陳老時，陳老已七十歲。仍主理北京商務印書館，已不再編《讀書》雜誌，但他總跟我說編《讀書》時，雜誌每期出版，他都會奉上親筆信函，送上雜誌，聽取批評。陳老博聞強記，是那種到了八十歲, 還要我帶去牛津新出的詞典，逐行逐字讀詞典、想在語詞的密林尋找樂趣的人。祖籍廣東新會，北京住久，見面總喜形於色, 拉着我講廣東話吃廣東菜。我們一開始就說好，他把他寫的所有不同版本的書，都簽名交我保存，我把出版的每一本書，都第一時間寄來，他說他要知道, 一家英國人的出版社，怎麼來做中文出版。寫了十多年的信，像他那本《書和人和我》一樣，我們若有若無的說了十多年的書和事，我想他不會怪我在此抄一封給老董的。

七月十六日弟遭劇變，心緒不寧，夜不能寐，通宵達旦，日間亦精神彷彿，恐亦不久於人世。但想到她走前一周，我們兩人還計劃完成在HK談到的一事──照她測度，人到黃昏，時時會有變化，不可多所計劃，故她勸我什麼書也不要寫，什麼文章也不要作，只須把那十年寫成專冊，以自己為線索，以時代為背景，只留下這麼一部東西，不必比附太史公，卻也為時人所不能寫。勸我排除一切以一年全力完成，並且想好書名，叫《煉獄十年》，既不是純個人回憶或個人經歷，又不是剪剪貼貼砌成什麼史書之類。她認為能留此一冊，也不枉活此一世了 ("史無前例"也)。她去世三周，夜間常想到她的遺言，決心完成她的遺願，這只能求助於你。先寫一章呈覽，看看是否能"從一滴水看世界"，第一章她生前已與我商定為〈"密辦"懺悔錄〉。

寄來三書[1]，收到頭尾兩冊；首冊嫌少了些，或間接材料多了些；末冊嫌淺了些，且多不盡不實，特別是頁43所論之人之事，所云"開創D.S.，開創......又一一被人一腳踢出"，根本胡說，此人被一貌似公正，心卻極左的"官人"賞識，在D.S.創辦後三年 (即我辭去主編後) 硬塞到刊物來......此公本我手下，知之甚詳，然而女士偏愛偏聽，得此決論，不笑煞太史公乎？三書出來 (中冊未見)，很有意思；雖未盡人意，卻也開拓了一個領域。善哉善哉 (但願中冊也能到手)。

沈董處微妙不堪言，我亦不擬插手。此中種種非外人所能明者也。[2]

最後一句，用沈先生自己的話說, "我與秀玉，幾十年來，永遠吵架，但是永遠共事，彼此做什麼事，全都開誠佈公。"說起來，陳原先生是商務印書館，前門大街家裏書架上擺的是各種大詞典，一套幾百本完整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所有的擺設就跟"漢譯名著"封面一樣樸素無華而極具份量。陳老專注於國家的文明建設，他常常讓我想到"中國氣派"這樣的詞語。范用先生則當然就是三聯書店，巴金、傅雷、葉靈鳳，初印版本、作者簽名本、毛邊書、藏書票等等，紙頁墨色就是文化與生活。他們前面是張元濟和鄒韜奮，接他們棒的是沈先生和老董。出版成為一種文化品味, 也成一種文化事業工程。老董合二為一，這是為什麼陳老范公都那麼愛護她。

老董是一九八八年來香港的，她的機會和挑戰，並不比范公和陳老他們當年的少。記得那時候，香港文化人都讀的國內刊物只有一本《讀書》，我記得總是沈先生把最新印好的第一批雜誌，寄給香港的老董，老董再分送給作者朋友，不言而喻，《讀書》是共同的話題。短短三四年，老董把香港三聯轉虧為盈。但我認為更重要的其實在於，老董在香港延續了國內八十年代的文化熱，把陳老范公一代出版人的文化夢也帶到香港。這個夢的其中一段, 是與"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甘陽劉小楓一起做的。那時候我剛好入行, 覺得新鮮, 看得出神, 在此且記一筆。

一九八六年三聯書店出版"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和"新知文庫"，一紙風行，影響之大不用我在此置喙。一九八八年香港三聯四十周年店慶, 甘陽應老董之邀來香港演講，既跟香港年青學者交流，並開始跟《台灣社會研究》丘延亮、陳忠信、傅大為、錢永祥接觸，開始構想在香港組織定期的兩岸三地學者交流會。記得跟甘陽一起討論這樣的一種構想時，八十年代那種對學術切磋的迫切渴望, 形諸於色。老董和甘陽都是那種開創性的人，滿腦子想法，碰在一起，什麼事都想幹，好像什麼只要想到就能幹得成的。看着台灣的《當代》《文星》《中國論壇》《人間》《歷史》文化刊物，我們技癢，想辦一本兩岸三地同步出版的月刊，後來定名為《文化中國》。後來有人把它跟哈佛杜維明的"文化中國"合而為一, 當時我們想做的, 不完全一樣。

北京三聯、台灣風雲時代(陳曉林)、編輯部設在香港，老董、杜漸、羅永生和我，忙了大半年，約了好多次座談，寫過無數的信。北京沈先生和《讀書》編輯部是我們的主力, 再物色文學界《文藝報》的曉蓉, 上海魏承思、毛時安、李天綱，海外費大為等等，作為特約聯絡員。老董的想法是一本動態的文化思想刊物, "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作為基礎，聯盟中國文化書院、上海復旦朱維錚，以及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台灣方面由陳曉林出面, 聯繫學術界。海外杜維明、余英時、李歐梵教授等，香港金耀基、勞思光、王庚武、劉述先教授等均表示支持。八八年底, 老董帶着我到北京，拜會各路英雄, 放手約稿。記得我們問道於《讀書》的創辦人陳原、范公、沈先生, 還由沈雙約見了北大和人大的研究生, 去三里河求教錢先生楊先生, 去皂君廟看李澤厚、龐樸先生、去胡家園甘陽家跟蘇國勛、王焱、王煒、孫依依一大伙涮羊肉大吃大喝，找到剛寫出《自由備忘錄》的蘇曉康約稿。李陀答應每期選小說，第一篇是格非的《大年》。我們很快一下子就排出了首三期的編目，付排校對，陸智昌設計，進入製作程序。大家情投意合，由三聯組織起來的這樣的一個知識共同體，輪廓已隱約可見。然而就算在當時，就算像老董和我這麼革命樂觀的人，心裏明白這事終究只是一個美好願望而已，我們幾乎每天都跟北京的沈先生通信，我們知道，有一道障礙一直並未走通，沈先生說他試探、努力了不知道多少回，答覆是北京版每期都要審稿，不可能同步出版。北京做不了，香港不會啟動。不管我們怎麼努力，時間總走在我們前頭。很快是年底，第二年就是八九。我們的工作從組稿變為退稿，枯燥得令人心煩。老董看在眼裏，讓我們編一套十冊的"巴金譯文選集"，作為巴金老生日的禮物。窗外風雨如晦，躲在香港中環三聯小樓裏，捧讀着青年巴金翻譯的赫爾岑、屠格湼夫，不知今夕何年，身在何處。

出版《文化中國》雜誌，只是老董和甘陽、朱維錚他們各種籌劃的第一步，我們構想的是一個全面性的知識人聯盟。八八年八月十日，也即甘陽從香港回北京不久，他隨即草擬和北京香港兩家三聯書店組成聯盟建議書，向卝京市社科聯申請成立"北京人文研究院"。建議書開篇是這樣下筆的：

為了充分利用民間力量開展綜合性強的跨學科學研究和大學後人文教育，同時也為了更便於以民間形式開展與台灣、香港學術界的民間學術文化交流，由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汝信，中國現代哲學會副理事長及中國德國史研究會會長熊偉、三聯書店總編輯沈昌文、三聯書店香港分店總編輯董秀玉、"文化：中國與世界"主編甘陽等一批國內外知名人士為主要發起人，以三聯書店為掛靠單位，籌備成立"北京人文研究院"。為此，特報請申批。

具體排上日程的項目有：（1）加快北京"現代西方學術譯叢"的出版進度，（2）從翻譯開始走向學人著作出版，（3）與台北桂冠合作以編委會名義出版台版"現代西方學術譯叢"，（4）在香港台灣出版和多套新小叢書，（5）在香港舉辦兩岸三地學術交流會。

八八年台灣解嚴、報禁開放，大陸文化熱、《河殤》熱、全盤西化、儒學第三期發展、新權威主義，如走馬燈。老董履任香港三聯，可謂恰逢天時地利人和。一方面，台灣學界渴望藉助香港三聯，了解大陸學術發展。八十年代台灣經濟起飛，連出版商也氣可吞牛，急不及待爭着搶大陸書籍版權 (曾有出版商交下銀碼留空的支票，要一舉包下所有香港三聯和北京三聯出版物)。老董待人以誠，廣結人緣，頗為雙方所信賴。旋即跨越單純的版權交易，進入磋商兩岸三地文化學術界携手合作的層面。多套新叢書, 以及前面所說的《文化中國》, 提上了議事日程。由李澤厚《華夏美學》、劉再復《傳統與中國人》、甘陽《當代中國文化意識》、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劉小楓《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張志揚《瀆神的節日》、何博摶《山坳上的中國》等專著打頭陣的"三聯精選"系列叢書出版。甘陽主編的"新馬克思主義"小叢書第一批十本隨即發稿, 錢鍾書、朱維錚主編的"近代中國學術名著"五十種選題, 拍板定案。

是年，香港三聯慶祝四十周年，老董邀請到余英時、金耀基、方勵之、丁石孫、王庚武、嚴家其、甘陽、金觀濤、劉賓雁和陳映真，以別開生面的文化學術活動，令香港文化界和媒體引為美談。然而我們知道，在香港尚未回歸，台灣剛剛解嚴，國內學者幾乎都是第一次踏出國門的時候，三聯四十周年的系列文化講座，另有深意焉。

我一直都想知道，為什麼老董總能跟作者取得那樣的一種信任和默契。她總是要把最好的給作者，總是站在那些大學者的背後，以最大努力去成全作者的學術成就[3]。她常常為編印出別人的著作而得意忘形。好在她的作者總也願意"唯命是從"。回京探親返港，老董自己就帶回了楊絳先生的小說手稿《洗澡》。要辦雜誌，錢先生楊先生惠賜大作, 錢先生還特別推薦譯文。一九八八年的香港台灣, 不知怎麼有大陸知識界四大金剛的說法（李澤厚、方勵之、溫元凱、金觀濤），好吧，將錯就錯，老董剛來那一年, 就請來了除溫元凱外的三大金剛，甚至還請來了更多的金剛（余英時、湯一介、甘陽、嚴家其、杜維明、朱維錚、王庚武、劉述先），作演講、舉辦座談討論。李澤厚伉儷自新加坡返國路經香港, 我記得那天和董為他們接風，八十年代李澤厚何許人也，李公把剛完成的《華夏美學》手稿就這麼一交給董，全權負責，任其處置。甘陽帶着《當代中國文化意識》書稿來，帶着編輯"新馬"叢書的任務回去。張旭東在最困難的八九年, 承擔起艱巨的任務，接棒組識起譯寫人手，重新架構起最可靠的著譯力量。有趣的是，連香港學術文化界, 老董也比我們熟悉，戴天、黃繼持、古蒼梧、盧緯鑾、杜漸、陳輝揚、西西、也斯，金庸、董橋等等，不少跟老董早就認識在先。台北經港涉足大陸的文化人, 例如林懷民、蔣勳、陳映真、陳曉林、陳忠信、應鳳凰等等都一見如故。

香港三聯書店主要的業務是內地版圖書總代理、書店、出版，代理和書店業務大概能自負盈虧, 出版方面因經營不善，長期虧本。當時香港聯合出版集團剛成立，三聯要承受的財務壓力不小。八八年董走馬上任，首兩三年其實都把主要精力放在經營上。我記得，香港有別於內地的法律制度、財務管理、會計準則等等，都一度頗讓老董感到棘手, 甚至舉步維難。三聯的出版，經過藍真、蕭滋先生的多年努力，當時在香港, 甚至海外華人讀者中，口碑不錯，可惜虧蝕嚴重。文學、綜合、藝術、外文四個編輯室，還設有《讀者良友》月刊編輯室，出版十套叢書[4]。是一種相對靜態的出版，跟急劇變化的社會，難免有點脫節。老董那種內地八十年代開放改革的魄力，在香港一時之間, 有點使不上力。

老董的懷柔策略是，合得來的她來改革，合不來的，她保持現狀但限制規模。因為跟《讀者良友》主編杜漸談得來，她果斷地停掉了嚴重虧損的《讀者良友》雜誌，集中力量籌辦《文化中國》。跟副總編合作出現矛盾，她不去動原有的計劃，只是自己另起爐灶。老董的出版理念夢想是, 找最好的選題, 最好的作者, 做最好的書。既然香港三聯原來的分工和優勢在文學出版，她要做最好的, 就請來了李陀和黃子平，乘"中國小說一九八五"的勢頭，從八六年開始編選年度中國小說。高宣揚主編的"西方文化叢書"未盡人意，她請甘陽另闢蹊徑，化零為整，針對港台市場，組編小叢書。第一批"新馬克思主義"十種，第二批是張旭東組織的"法國後結構主義"十種。並親自創辦"三聯精選"叢書。老董有時候真給你一種的迫切感，記得她上任時已從北京帶着書稿來；她更有一種完全放手讓你幹的信任，我至今仍感迷惑不解，她怎麼會把"三聯精選"，交給當時只有短短一年編輯經驗的我。

"新馬"由甘陽組稿，作者都是他能找到最好的編委會的最好寫手。這是我們最早的、最興致勃勃的合作, 偏偏因為八九，胎死腹中，叢書序言寫於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之際，有特別的意義，趁此機會, 立此存照。

"新馬"叢書編者序言

自從一九六八年世界性的學生造反運動以來，新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理論和社會思潮，已經在世界各地取得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尤其晚近十餘年來，通過哈貝馬斯等人在理論建構上的努力，"新馬"更已成為當代學術的顯學。

在中國大陸、台灣及香港，"新馬"也已引起了知識分子的普遍關注。儘管大陸與台港對這一理論的注重點容有種種不同，但有一點卻是相當一致的，即它實際上都反映了知識分子的反叛要求，反叛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就中國大陸而言，文化革命結束後最早引入的西方思想首推"新馬"，而其動機也十分明顯，即用其作武器來對抗、批判佔統治地位達三十餘年的官方意識形態，正統的或說教條的馬克思主義。而在台灣和香港，如果我的看法不錯的話，人們對"新馬"的興趣大概反映了他們對另一種同樣長期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實證主義、行為科學等等美國貨的強烈不滿。說到底，知識分子就是對社會現實永遠"心懷不滿"的分子，如果他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必定會對其無可遏制的拜金主義、大眾文化及其必然造成的集體的平庸(collective mediocrity)忍無可忍、痛苦萬端；而如果他生活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則又必然會對蘇俄模式普遍具有的反自由、反民主的官僚專制深惡痛絕、憤慨無比。一個中國知識分子，今日有幸一方面目睹大陸社會主義幾十年來階級鬥爭的慘重後果，另一方面又看到台港資本主義繁榮景觀下嚴重的文化失落和精神上的無家可歸狀態，真會產生一種無逃於天地之間的悲涼之感！但也因為如此，我想今日中國知識分子的基本職責就是，對這兩方面都抱無情的批判立場，而"新馬"之所以能引起人們的興趣，大概也就在它本質上就具有一種反叛意識和批判精神。事實上，它另一更正式的學名就叫批判理論 (critical theory)。

編寫這套小冊子的目的，就是向廣大非專業的讀者盡可能通俗、但又較有系統地介紹"新馬"主要代表人物的生平與思想。我選擇了十位代表人物即：盧卡奇、葛蘭西、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馬爾庫塞、弗洛姆、本雅明、阿爾杜塞、哈貝馬斯、詹明信。以圖使讀者能對"新馬"理論的整個發展過程，從早期盧卡奇浪漫主義式的批判理論，到霍海默和阿多爾諾悲觀主義的批判理論，有一較全面的粗線條認識。

但讀者應該注意，這套小冊子並不意味着編者和作者已經完全認同了"新馬"的理論。事實上，"新馬"在理論架構上是否深固、在實踐上又能導致哪些結果，都是需要以同樣嚴肅的批判態度來加以審視的。只是這又不是這些入門性的小冊子所能完成的任務了。有心的讀者自然應當去閱讀原著來作出自己的判斷。

這套小書是在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董秀玉女士的積極鼓勵和不斷催促下編寫的。在這商品規律無情支配的文化領域，大眾文化充斥市場的年代，能夠出版這種批判理論的讀物，這本身就已象徵着知識界和出版界對商品拜物教和大眾文化的共同拒斥，但願這一聯盟能長期存在下去。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日於北京）

第二批法國後結構主義小叢書，張旭東是最得力的策劃組織者。一九九○年二月老董和小楓、張旭東在北京見面，定下是年十一月底交稿；其實我當時人已離開三聯，任職《二十一世紀》雜誌，老董仍希望我繼續這叢書的編輯，在政治和學術氣氛極為壓抑的年代，與人在北京電影學院的張旭東魚雁往來談朋友、談書和事，現在想起來，仍覺得實在是一件非常奢侈而珍貴的賞心樂事。張旭東組織的選題計劃，可看作是甘陽小楓編委會西學研究中的第二梯隊：《拉康》（張旭東）、《德里達》（鄒羽）、《巴爾特》（孟悅）、《福柯》（李青）、《克里絲蒂娃》（戴錦華）、《利奧塔》（趙一凡）、《賽義德》（張京媛）、《布洛克》（王岳川）。

這麼多作者的心血結晶，最後竟未能付梓印行出版，曾成為老董和我做出版至今的一大遺憾。在此不嫌累贅，憶及這些"新馬""後結構主義"小叢書的事，固然想藉此回顧八九年前後老董的學術關懷，以及許多支持她的年青學者，但更想說的是，出版家如老董，一直努力不懈的嘗試：以小叢書講大學問，約大學者寫入門書。[5] 然而連這樣的一種努力，竟在她主政的出版社，也未能如願。醞釀中的知識人聯盟，也因政治氣候驟變而受到了很大的挫折。我們一度感到非常沮喪。被迫擱置的出版項目和計劃，實在讓人不忍心回顧。其中一部是《劉賓雁自傳》。八九年劉賓雁先生路經香港，那時候老劉已被開除黨籍，流亡海外，他把剛完成的《自傳》手稿留了下來，交給老董，老董鄭重的交了給我。付排編校，然而時不予我，六月以後，出版社對我們敬重的這些作者，已無能為力了。當我把已排好的《自傳》書版，移送別家出版社時，我能做的，只是私下留下了老劉寫胡耀邦專章的手稿，記下自己的無能。然而，出版畢竟是長遠的事業。風雲變色，事態嚴峻，老董為了作者、朋友的安危，憂心忡忡，一度挑起了更為艱鉅的重擔。多年以後，每再見到作者李澤厚、劉再復、李歐梵、甘陽、嚴家其高皋等，說起老董，都為她在八九年的果斷勇敢而自豪。

蘇東歐事態一波接一波, 大氣候走向未定, 好在北京沈先生總能準確地觀察到大形勢的風吹草動, 在北京隔空權當人在香港的老董的大參謀, 老董一再調整出版計劃, 伺機應變。哈佛學成歸國趙一凡, 一度成為沈先生和老董的學術出版顧問。八九年趙自美經香港回國, 老董沈先生派我去啟德接送, 隨後討論新的叢書方案。趙在《讀書》撰寫哈佛讀書札記，回國後着手國家重點項目《美國當代批評思潮》、《後現代主義研究》、《哈佛讀書札記》。踏實可靠, 回到北京可惜一時也適應不來，多次來信慨嘆京華弟兄星散, 剩下的和他自己差不多, 只在家裏讀書, 不願活動。組譯約稿的工作比以往更為困難。就算處於歷史上罕見的這種"文人分散"時期，大家仍不忘互相打氣, 說是量力而為, 通融兼顧, 事在人為。我記得趙還自己一口氣應諾，每年承擔三四部譯稿, 九○年底擬完成的是希爾斯《知識分子論》、利奧塔的《後現代條件》, 並答應盡快完成《後現代主義研究》, 放"三聯精選"。趙一凡緊貼西方思潮, 針對當時國內西學翻譯的風氣，認為學術出版要避免造成"哲學的囚籠", 有必要加上一些軟科學選目。至於如何把握經典和暢銷的關係, 一要大面積初選, 學科門類要豐富多樣; 二則謹慎認真, 從中挑選學術價值堅實長久者。我記得趙提議的軟科學包括：賽依德《東方主義》、戈德曼《現代社會中的文化創造》、波爾繆特《現代權威主義》、克拉克與霍奎斯特《巴赫金》、蘭特里夏《新批評之後》、施瓦茨《現代主義思潮淵源》、吉爾茲《地方知識》、懷特《超歷史學》、希爾斯《知識分子論》、利奧塔《後現代條件》等等。趙是時所譯丹尼‧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頗受歡迎, 沈先生一度視為名師，極力推薦老董物色為總編輯。

一九九一年老董接到指示，調回北京。事出突然，然而面對極大困難時，老董反而處之泰然，從不要朋友為她擔憂。朋友豈有不知箇中的嚴峻和微妙。當時遠在法國的表妹一九九○年一月十二日來信："董因政治上正直，遭到不公正的對待。她要什麼幫助，請告訴我"。次年八月二十八日又來信問："董情況如何？回去是正常調動，還是有其他原因？要仔細分析一下，如有什麼問題，還要有所準備。"芝加哥李歐梵劉再復甘陽等不只心急，更提出種種的建議。智者無惑勇者無懼，回去就回去。十一月老董離港返京。

一九九二年元月二十三日老董來信, 再立此存照如下：

很多次提筆想跟朋友們寫信, 可是就不知說些什麼好。香港回來, 滿載友情, 時時念及, 常常不能自已。在外這幾年, 是非功過早已在心中淡去, 但友情卻是永遠的, 想起划過自己生命的這些友人, 才深感生活的充實和意義。

回到過去的出發點, 儘管有諸多思想準備, 但我發現真的已不能適應, 一種致命的懶散蔓延在全社會, 簡直是一種全民性的怠工。對於這些, 我無權指責, 但實在難以接受這種對於生命的浪費。

年前, 奉命休息; 元旦後, 又是上班待命。一直至今。滿耳朵灌溉的是"慢慢來, 不要急"。要搬家, 煤氣未通; 要上班, 分工未定。要建議, 必須平衡; 你看, 這就是北京的效率和作風。看樣子是要用這"慢"功, 把我這被香港"和平演變"過去的人慢慢的演變回來。這大概是我應該上的第一課。

去牛津, 能有一好的環境你做你想做的事, 是很開心的。你在這方面努力, 也有能力, 但往往比我還理想主義。在香港這個社會, 搞學術是條很艱苦的路......我還想搞一套中國古文明的圖冊, 不知牛津在這方面有無興趣？

我的工作, 大概要等到春節後......有空, 你將擬編的學術叢書的設想告我, 作一交流。二月底前我這套書的初稿即會擬出。

一九八九年初，"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內閧分裂，一直以來，甘陽對許多不詳不實的關於他們編委會分裂的說法，未置一辭，採取不理睬的態度。十多年後，在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訪談錄》的專訪中，他仍也只是輕描淡寫。毫無疑問，主編甘陽的想法是最為關鍵的第一手原始材料，因為他八八、八九年的不少想法，事先或事後都跟老董等交換過意見。在此不妨據我所知，且略談一二。

八十年代甘陽組織編委會，顯然有很強的自我意識，他從一開始有意貫徹一種政治哲學，而不僅僅只是一種文化哲學。用他的話說，希望編委會首先奠定中國學術的基礎，從而以此基礎奠定中國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再從而能對中國政治和中國歷史負起一種責任。八九年初編委會內閧，外人看到的多是涉及政治表態甚至權力鬥爭的分裂，對此他無不感慨萬分，這也是在這樣的層面他不置一辭的原因，在這一點上，即使最核心的朋友似也未能完全了解他。"我說只搞學術不搞政治，真正的意思就是，這就是去搞一種政治，以非政治去限制政治，這就是正宗自由主義的路。"從這點來說，編委會的內閧，成為了他最大的挫折，甚至比六四他個人受到的挫敗更大。因為這強烈暗示，他連第一個目標也達不到，遑論其他。而他感慨不已的是，原來編委會其他人想當的只是"文人"，所謂 man of letters，"就像法國大革命時的說法，他們整個理念恰恰是從法國大革命遺下來的那套東西，他們或想當徐志摩，或想當郭沫若，儘管才能不及萬分之一，因此四個人 (趙越勝、徐友漁、陳嘉映、周國平) 中，我最驚訝的不是趙越勝，而是徐友漁，因為他本不是這種類型。"[6] 幸好這段時間，老董、小楓、張旭東等的互相支持，雖然"北京人文研究院"來不及真正成立起來，然而彼此之間已取得了肝膽相照的默契。

八九年五四七十周年，從組稿到出版，香港三聯用一個月時間趕在北京香山五四國際研討會前出版了《五四：多元的反思》《龍年的悲愴》。未料時局動盪，情勢急轉直下。中國文化書院、走向未來叢書、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三大學術團體的研究和出版計劃，在北京均被迫擱置。如何延續文化與學術出版，成為了老董在香港三聯費煞思量的課題。往事如雷令人抑鬱，如今想來仍令人透不過氣，我們這些大時代裏的小經歷，當然也談不上有什麼意義，只是其中有些小情節則頗有戲劇性，想起來還算有趣，且亦記錄在此。

六月過後，"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跟其他的學術團體一樣名存實亡，編委會日常的工作由家屬繼承起來，深圳的菲子小姐以探親名義到了北京，找到失去工作賦閑在家的另一家屬孫小姐，把存放家裏的幾十部來不及發排的譯稿，手拖着拉到了深圳，再由小施和我分批拉過羅湖橋。各位看官也許有興趣知道，這一大批被秘密轉移的是何方神聖[7]。這批譯稿運抵香港不久，沒想到香港三聯從人士安排，到實際編輯出版計劃，已受波及，有所不同。原先協議的聯盟，因老董工作受阻、我自己的離職，一下子變得不明朗。譯稿只好暫存家裏，後來經過各方譯稿的匯總，整理出來，竟有足足一百部西方學術名著的譯稿。當時甘陽小楓和老董的想法是，八十年代的學術剛起步，不能中斷。把原來"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轉向新"中國人文研究院"的格局，以"中國人文"為基與香港三聯協調合作，在香港扎根。沒想到老董突然被調回北京，怎麼才能把這個出版夢想實現，成為我和人在芝加哥的甘陽和人在巴塞爾的劉小楓之間，不懈的努力。

我們曾經和台北的桂冠出版社賴阿勝先生合作，由桂冠接力出版[8]；我們曾經自掏腰包，在香港先是成立了一家"中國人文出版社"，再又成立了一家"社會理論出版社"，並注冊了一家"基金會"，出版了《精英與社會》《聲音與現象》《上帝》《人文科學中大理論的復歸》《未來千年備忘錄》等其中篇幅較小的一批譯著；至於大多的譯稿，後來交由編委會王煒，再從香港經羅湖橋拉回深圳運回北京。最後留在我手邊的一部份，譬如《價值的顛覆》《俄國文化的聖愚》《啟迪》等等，後來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在香港出版。牛津一九九三年開始出版的"社會與思想"叢書，短短幾年之內印了九十六種著作和譯著，可以說是自八八年以來，甘陽和小楓、老董和我實現的部分夢想，再後來叢書終於由老董和李學軍在北京三聯出版了簡體字版[9]。

"社會與思想"叢書把八十年代延續下來了，並打上了明顯的九十時代印記。甘陽自己也覺得新叢書比舊的更有意思。學術出版不只是簡單的看到出版了哪些書，我們更樂於表現這樣的一種姿態、傳達一種信息，中國學人將日益從自己的經驗出發去思考問題。我們要做的，一是重新檢討西方現代性及其傳統，二是力圖摸索中國現代性的可能。一開始的時候，叢書雖只在香港出版，通過老董，通過沈先生，在北京《讀書》雜誌上，一開始就發表了叢書的總序和首二十種書目，叢書出版兩年後，甘陽又寫了一篇兩年小記，同樣得沈先生在《讀書》上刊發。那篇小記是這樣開的頭：

"社會與思想"叢書從一九九三年底創辦以來，在兩年左右的時間，已經出版了四十幾種，其中如鄒讜教授的《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黃宗智教授的《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危機》，以及德國思想家舍勒的《資本主義的未來》、意大利思想家艾柯《詮釋與過度詮釋》等著作，在學者和讀者中都獲得了肯定。叢書編委成員如王紹光關於國家能力問題的分析、崔之元關於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提出，都成為近年中文學術界爭論的焦點。

林道群董秀玉甘阳

老董好像早就看出，甘陽是編叢書能手。既要有偉大的構想（坦白說這方面我們的夢想有點瘋狂），但又有實際的可行性考慮。頗能從當代學術變化着眼，有意識地將中文學術出版"混淆"學科界限，突出各學科的開放和相通，而不是把規範和專業看成金科玉律從而自縛手腳。跟西方大學出版社專業學術出版不同，三聯書店為代表的這種中文學術出版方向，實在是寫書讀書人的出版樂園。奇思妙想，令人眼界大開。記得當時《新教倫理》出版後，怎樣繼續做馬克思‧韋伯的書，一直是我們多年不曾放棄的事。一方面，台灣康樂他們編譯韋伯全集已開展多時，另一方面國內多個譯者多家出版都在零散動手組譯，《宗教社會學》、《經濟與社會》，都已譯出了一部分。我們最後決定在牛津版 Mill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選本的基礎上進行，操作層面的考慮是版權問題。Mills 選本由四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科學與政治及第三部分宗教均已由台灣出版，我們無意重複。這部分不完全照 Mills 版本，而把精力放在第二部分 Power......甘陽最後的決定是，既然有人已在做，我們放棄《經濟與社會》全書計劃，我們只做一《韋伯文選》，分上中下三冊：包括《經濟與社會》的I-V, IX-XI, XII-XIII。然而，他更傾心的另一方案是，第二冊重譯《宗教社會學》部分（說重譯，是因為台灣已譯了出來），因為宗教部分實在不能缺少。好玩的是，我們在說韋伯的時候，甘陽又總不忘提醒要盯住小楓，這回迫他譯西美爾的《錢的哲學》，並認為此書必須分成分析篇和綜合篇上下兩冊出；下一回又激將小楓，"攻擊"他怎麼仍對基督教和西方死心塌地連頂膜拜，怎麼對我們中國社會和文化還沒有信心。用甘陽的豪言壯語：今後一百年東風壓倒西方，西方三四百年的統治該結束了，豈不聞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出"。這世界早讓西方折騰夠，讓換換名堂了。他在美國，一邊主意層出不窮，一邊批判人在香港的小楓和我，對西方過份崇拜和迷信，未能從這一致命的 mentality 擺脫出來。其實，沒有劉小楓等默默幹活，甘陽的夢想仍然是夢想。

這種編書分工確是甘陽的拿手好戲：牛津原版書，因為版權在手，最易進行。他吩咐小楓速找人譯Leszek Kolakowski的Religion: If There is No God... 和Edmund Leach的Social Anthropology，David Harvey 的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是後現代一類中最好的一本，請立即動手。布伯 (Buber) 的Paths in Utopia 全書不過一百五十頁, 內容不難，講馬克思主義 vs 空想社會主義，極為精采。小楓以前編的《宗教文集》曾譯過其中一章，仍由小楓來負責。有一回甘陽想組一批 Socialism 的書稿，Buber 為首，普魯東為祖宗，又立即指派我們動手聯繫。至於新書更多，例如權威雜誌《發展經濟學》主編 Bardham 編的 Market Socialism。德法方面更不敢忽略，立即要解決的是 Pierre Bourdieu, La Noblesse d'État (1989)（《國家精英》），此書尚沒有英文版。要我立即找杜小真動手，不作第二人選。Robert Dahl 的 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 (1985), S. Bowles & H. Gimtis,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1986) 都算當代經典，當然還有熊彼特的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但我從陳老那裏立即知道，此書是商務"漢譯世界名著"的選題，已有人在翻譯。這樣一來，我們又盤算着怎麼跟商務合作，以擴大聯盟陣線。我們想從商務合作的書目，一列就列出二十多種，比如重印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比如亨利‧皮朗的《中世紀的城市》、羅斯托夫采夫的《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盧梭、孟德斯鳩、洛克、托克維爾等等，商務已翻譯好但尚未能出版的基佐的《歐洲文明化的進程》一書五卷，更被我們設法搶到手。至於牛津英文原著, 從一九九五年開始, 甘陽不斷地整理書目, 我們分門別類, 文學、歷史、法律、政治, 各二十種, 還有全套的牛津莎士比亞註釋本, 都納入了我們的翻譯計劃。最瘋狂的莫過於, 到了一九九六年, 近水樓台, 我們下定決心，出版一本人文譯叢月刊, 從牛津近百種重要的英文版人文學刊中, 選譯最新的人文學術研究成果。

這樣就到了一九九七年, 老董在北京三聯的出版業務蒸蒸日上，三聯出版"社會與思想叢書"簡體字版已漸上上了軌道, 應老董的要求, 我們開始構想一套全新的出版計劃，小而精悍的當代經典, 怎樣當代如何經典呢？記得甘陽提出的第一批書目二十種是這樣的：

1. Clifford Grrrtz, 混淆學科界限, 重構社會思想Local Knowledge (Basic Book, 1983), 240pp

2. Charles Taylor, 社會理論付諸實踐Social Theory as Practice (Oxford, 1983), 74pp

3. Judith Shklar, 從非正義出發思索政治The Face of Injustice (Yale, 1990), 140 pp

4. Cass Suntein, 司法推理及對司法的誤解Legal Reasoning and Political Conflict (Oxford, 1996 ), 220 pp

5. Nussbaum, 文學想像與公共生活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 (Beacon Press, 1995), 143pp

6. Frank Knight, 競爭的倫理The Ethics of Competition (Harper, 1935 )

7. R. Heilbroner & Milberg, The Crisis of Vision in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Cambridge, 1995), 130 pp

8. Shapiro & Green, 理性選擇理論的病變Pathologi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 Critique of Applica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 (Yale, 1995 )

9. Jeffrey Fredman, ed., 理性選擇大辯論The Rational Choice Controversy: Economic Models of Political Reconsidered (Yale, 1996)

10. K. Dixit, 制定經濟政策的政治學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A Transaction-Cost Political Perspective (MIT Press, 1996 ), 192 pp

11. Benjamin Schwartz, 中國研究二十年China and Other Matters (Harvard, 1996), 280

12. Jack Goody, 西方中的東方The East in the West (Cambridge, 1996), 280pp

13. Edward Said, 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993), 370pp

14. Paul Ricoeur, 解釋學四論Interpretation Theory (Texas Christain University, 1976) 100 pp

15. Michel Serres,生態契約 Le contract naturel (1992. 1995), 124 pp

16. Bourdieu, 走向走思的社會學In Other Words: Toward a Reflexife Sociology (Stanford, 1990), 220 pp

17. von Rad, 希伯萊聖經中的聖戰Holy War in Anciant Isreal, 100 pp

18. Elaine Pagels,撒旦的起源 The Oribin of Satan (Randon House, 1995), 200 pp

19. Rene Girard,暴力與神聖 La voilence et le sacre (1972), 332 pp

20. Marcel Detienne, 神話的創生L'invention de la mythologie (Gallimard, 1981), 170 pp

只有甘陽會這樣組合一個小系列的叢書選題，也只有老董會這樣信任，甚至稱得上縱容他把 Local Knowledge 譯為《混淆學科界限，重構社會思想》。二十年來，老董和我們策劃過不知多少份這樣的書目，有嘔心瀝血精心構思的，有意興大發的急就章，或流水落花，或添磚加瓦。然而倉促之間我在這裏能說出來的這些，畢竟只是老董整個出版工作的一個小小的分支而已。令我們欣慰的是，一木一石，對文化出版的執著和默契，則早已成為了我們共同的信念。

從北京三聯退休後，老董要創辦出版工作室，我和甘陽為其命名曰"叮噹"，為求一響。老董不跟我們胡鬧，定為"一石文化"。其後老董組織"中國文化論壇"，這麼多年來她和作者學者的友情和聯盟，終於有了一個象徵符號。時移勢易，不變的是老董依然是那樣默默耕耘，跟學者們聊聊天，編書出書，為作者、為一本書，她樂此不疲。她以謙虛成就了那麼多大家。

二○一一年四月於上水

[1] 指拙編中國知識分子歷程上中下三冊：《從思想改造到文化革命1949-79》《從思想解放到文化反思1979-1989》《從民主運動走向民主政治1989-》，其中上冊選文主要選自八十年代《讀書》雜誌。此信寫於1993年8月9日。

[2] 與陳老通信幾乎每封都語及老董。1991年12月5日來信："董回來後尚未安排工作，真令人心煩。其實她最適合在HK開拓，然而事情總不能按照人們自己的理想實現，這也是人生長途中必會遇到的憾事。"1991年12月23日來信："董小姐已歸來多日，聽說新年過後即可回三聯上班。這次變化，對她來說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刺激或打擊──不過人生難得幾次坎坷，未始不是好事。"

[3] 甘陽第一次應三聯邀請來香港，老董帶着我們編輯部六個編輯去接火車。一次的演講活動，卻招待了他留港兩周。離港時竟讓我送到廣州。記得當時我所屬部門的負責人對老董這種"大風範"頗不能理解。從香港紅磡火車站送行送到廣州的還不止甘陽，送朱維錚回上海一直送到廣州時，我記得老董還把金庸親筆簽名的《書劍恩仇錄》也送了給朱。說是他從沒看過武俠小說，董非要他好好學習不可。朱一路上跟我討論的都是董在香港之艱難，董應如何聯繫海外學者、如何籌備雜誌、出版選題如何平衡等等，朱維錚是一大軍師。說到老董初來香港之難，剛來香港，難免被當作"表姐"的，但也少不了攀附者，以當時香港商界對國內的了解，總自作聰明以為外派官員必是高幹子女。有回在宴會中，老董忍不住悄聲跟我說，剛才個大商賈，以為她是董必武後人，前恭後敬，大談"董老"開國豐功偉績頂呱呱，我們實在忍俊不住。有所不知，董出任的是三聯總經理總編輯，實在是勤儉幹革命，跟目下太子黨動不動上市公司董長的派頭，不可同日而語。我記得當得董的薪水，說起來令人難以置信，只有我這個下屬小編輯的一半，而像我這種加入左派機構工作的，當時薪水只有中學教師入行起薪點的一半而已。這種身份上的尷尬和生活上的艱難，會有些許的不方便，但畢竟成不了老董做事的障礙。記得我們當時常談到改革之難，最後結論總笑着說，不難的話，要改革者來幹什麼。

[4] 以一家香港出版社來說，當時的三聯同時出版近十套叢書，整個布局已頗為周全。"海外文叢"、"回憶與隨想"、"香港文叢"、"台灣文叢"、"中國現代作家叢書"、"中國古典文學叢書"、"西方文化叢書"、"新馬文學叢書"、"讀者良友文庫"、"古今香港"系劃。

[5] 這種名著名家入門讀物一直是做出版人的夢想。一直到九六年還不斷的跟陳老交換看法, 有一回他來信舊話重提：名著介紹一直是我的"潛意識"。看着那麼多名著一本一本出來, 而讀者買去有時只好擱置, 很想用一種東西"激活"他們的讀書興趣。寫文介紹是一法, 但不一定是最好的, 所以想到有介紹有原文。商務譯了美國一套書, 其選材和介紹都不如人意。前兩個月忽得Phoenix 小叢書(HK到處有售, 八元一本), "潛念"又萌生。想用64開印, 100頁正文, 加2-3頁介紹, 這介紹應當是一篇散文, 溶和了原書的精髓, 三言兩語講作者, 然後用動人不是廣告的筆調寫介紹, 無非說它有何新意, 有何貢獻等等。重在選, 而介紹文則是一種催化劑。例如Phoenix選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 選帝國輝煌的片斷。我最初與小董講的, 就是這些。從前想過出大部頭的, 一篇介紹文五六千字(不能長), 選原文約五萬字(1:10)。也許這樣做較上面的做法更容易些(短文寫得好, 難)。這裏有三個選：一選書(大約可選五十本必讀的, 偏重古典, 以免觸發其他人的過敏神經), 二選章節(應選其最能吸引人或最精采的章節); 三選人(確實對這部書有研究, 而能脫出"介紹八股"的作者)。這不大好辦。現下此處, 窩蜂而上的情況很普遍, 近見一套名人傳記(寫的)叢書, 其中一本張元濟, 使我感到灰心, 此公寫張元濟, 連對商務及其人的起碼認識也沒有, 材料更貧乏, 但居然寫出洋洋十幾二十萬言。

[6] 甘陽曾多次長信讓我轉達老董他的慨嘆。這裏引用的是他1990年6月21日的來信。

[7] 隨便羅列如下：

1. 胡塞爾《笛卡兒沉思》

2. 海德格爾《形而上學導論》

3. 海德格爾《尼采哲學批評》

4. 維根斯坦《哲學研究》

5. 伽達默《真理與方法》

6. 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

7. 尼采《道德系譜》

8. 德里達《聲意與現象》

9. 本雅明《啟迪》

10. 舍勒《價值的顛覆》

[8] 至於跟桂冠的合作，因桂冠未依合約，甚至導致編委會成員出現猜疑，則是後話。其間我和老董因為地利之便，曾多次代為調解，1993年4月15日，甘陽曾讓我轉告小楓：一是應該付譯者作者的稿費由國內的王煒兄看管，二是桂冠嚴重違約未署編委會名義。這事又曾趁多位編委作者同時在瑞典開會期間碰頭解釋誤會。

[9] 1993年老董回北京稍為安頓好，即開始跟我談三聯牛津合作出叢書事宜。她1993年2月5日來信說"三聯哈佛今年可望陸續出版，由趙一凡主持，學者味過濃，我覺得不如港版的"三聯精選"精彩。只能再逐步改善，我很想自己多投入些精力，但難。這幾年都是這樣，偏偏是自己最喜歡做的事最沒時間做。香港四年，花三年時間改善經營，最後不到一年搞點書都來不及出。這裏又來重覆前轍，也是件苦惱的事。"沈先生則於1993年1月10日來信說："董已上任，大展鴻圖。她正在創業，我全力襄助，決不拆台。但是，她考慮未周之處，我可建議。眼下之時，似乎也只有我有'進言'的資格。與牛津合作，她認為十分可行，完全同意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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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道群：書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