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齐邦媛先生与《巨流河》

学科: 书评
关键词: 王德威，齐邦媛，巨流河
摘要: 类似《巨流河》的回忆录近年在海峡两岸并不少见，比齐先生的经历更传奇者也大有人在，但何以这本书如此受到瞩目？*注：齐邦媛先生引自覃子豪诗《金色面具》（原句："活得如此愉悦，如此苦恼，如此奇特。 "）；齐邦媛，《巨流河》（台北：天下， 2009），131页。以下引文出自同书。

齐邦媛教授是台湾文学和教育界最受敬重的一位前辈，弟子门生多恭称为"齐先生"。邦媛先生的自传《巨流河》今夏出版，既叫好又叫座，成为台湾文坛一桩盛事。在这本二十五万字的传记里，齐先生回顾她波折重重的大半生，从东北流亡到关内、西南，又从大陆流亡到台湾。她个人的成长和家国的丧乱如影随形，而她六十多年的台湾经验则见证了一代"大陆人"如何从漂流到落地生根的历程。
类似《巨流河》的回忆录近年在海峡两岸并不少见，比齐先生的经历更传奇者也大有人在，但何以这本书如此受到瞩目？我以为《巨流河》之所以可读，是因为齐先生不仅写下一本自传而已。透过个人遭遇，她更触及了现代中国种种不得已的转折：东北与台湾--齐先生的两个故乡--剧烈的嬗变；知识分子的颠沛流离和他们无时或已的忧患意识；还有女性献身学术的挫折和勇气。更重要的，作为一位文学播种者，齐先生不断叩问：在如此充满缺憾的历史里，为什么文学才是必要的坚持？
而《巨流河》本身不也可以是一本文学作品 ?不少读者深为书中的篇章所动容。齐先生笔下的人和事当然有其感人因素，但她的叙述风格可能也是关键所在。《巨流河》涵盖的那个时代，实在说来，真是"欢乐苦短，忧愁实多"，齐先生也不讳言她是在哭泣中长大的孩子。然而多少年后，她竟是以最内敛的方式处理那些原该催泪的材料。这里所蕴藏的深情和所显现的节制，不是过来人不能如此。《巨流河》从东北的巨流河写起，以台湾的哑口海结束，从波澜壮阔到波澜不惊，我们的前辈是以她大半生的历练体现了她的文学情怀。

东北与台湾
《巨流河》是一本惆怅的书。惆怅，与其说齐先生个人的感怀，更不如说她和她那个世代总体情绪的投射。以家世教育和成就而言，齐先生其实可以说是幸运的。然而表象之下，她写出一代人的追求与遗憾，希望与怅惘。齐先生出身辽宁铁岭，六岁离开家乡，以后十七年辗转大江南北。一九四七年在极偶然的机会下，齐先生到台湾担任台大外文系助教，未料就此定居超过六十年。从东北到台湾，从六年到六十年，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她魂牵梦萦的原籍，一个是她安身立命的所在，都是她的故乡。而这两个地方所产生的微妙互动，和所蕴藉的巨大历史忧伤，我以为是《巨流河》全书力量的来源。
东北与台湾距离遥远，幅员地理大不相同，却在近现代中国史上经历类似命运，甚至形成互为倒影的关系。东北原为满清龙兴之地，地广人稀，直到一八七 ○年代才开放汉人屯垦定居。台湾孤悬海外，也迟至十九世纪才有大宗闽南移民入住。这两个地方在二十世纪之交都成为东西帝国主义势力觊觎的目标。一八九五年甲午战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台湾与辽东半岛同时被割让给日本。之后辽东半岛的归属引起帝俄、法国和德国的干涉，几经转圜，方才由中国以"赎辽费"换回。列强势力一旦介入，两地从此多事。以后五十年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而东北历经日俄战争（一九○五）、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一），终于由日本一手导演建立满洲国（一九三二～一九四五）。
不论在文化或政治上，东北和台湾历来与"关内"或"内地"有着紧张关系。两地都是移民之乡，草莽桀骜的气息一向让中央人士见外。两地也都曾经是不同形式的殖民地，面对宗主国的漠视和殖民者的压迫，从来隐忍着一种悲情和不平。《巨流河》对东北和台湾的历史着墨不多，但读者如果不能领会作者对这两个地方的复杂情感，就难以理解字里行间的心声。而书中串联东北和台湾历史、政治的重要线索，是邦媛先生的父亲齐世英先生（一八九九～一九八七）。
齐世英是民初东北的精英分子。早年受到张作霖的提拔，曾经先后赴日本、德国留学。在东北当时闭塞的情况下，这是何等的资历。然而青年齐世英另有抱负。一九二五年他自德国回到沈阳，结识张大帅的部将、新军领袖郭松龄（一八八三～一九二五）。郭愤于日俄侵
犯东北而军阀犹自内战不已，策动倒戈反张，齐世英以一介文人身份慨然加入。但郭松龄没有天时地利人和，未几兵败巨流河，并以身殉。齐世英从此流亡。
"渡不过的巨流河"成为《巨流河》回顾忧患重重的东北和中国历史最重要的意象。假使郭松龄渡过巨流河，倒张成功，是否东北就能够及早现代化，也就避免"九一八"、西安事变的发生？假使东北能够得到中央重视，是否满洲国就无法建立，也就没日后的抗战甚至国共内战 ?但历史不是假设，更无从改写，齐世英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他进入关内，加入国民党，负责东北党务，与此同时又创立中山中学，收容东北流亡学生。抗战结束，齐世英奉命整合东北人事，重建家乡，却发现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贪腐无能，听任俄国人蹂躏东三省。中共崛起，东北是首先失守的地区，国民党从这里一败涂地，齐世英再度流亡。
齐世英晚年有口述历史问世，说明他与国民党中央的半生龃龉，但是语多含蓄，而他的回忆基本止于一九四九年。*《巨流河》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出于一个女儿对父亲的追忆，视角自然不同，下文另议。更值得注意的是《巨流河》叙述了齐世英来到台湾以后的遭遇。一九五四年齐世英因为反对增加电费以筹措军饷的政策触怒蒋介石，竟被开除党籍；一九六 ○年更因与雷震及台籍人士吴三连、许世贤、郭雨新等人筹组新党，几乎系狱。齐为台湾的民生和民主付出了他后半生的代价，但骨子里他的反蒋也出于东北人的憾恨。不论是东北 ,还是台湾，不过都是蒋政权的棋子罢了。
*注：林忠胜、林泉、沈云龙，《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0）。
渡不过的巨流河 --多少壮怀激烈都已付诸流水。晚年的齐世英在充满孤愤的日子里郁郁以终。但正如唐君毅先生论中国人文精神所谓，从"惊天动地"到"寂天寞地"，求仁得仁，又何憾之有？*而这位东北"汉子"与台湾的因缘是要由他的女儿来承续。
*注：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唐君毅全集》（台北：学生书局， 1991），卷 4， 366页。
齐邦媛应是台湾光复后最早来台的大陆知识分子之一。彼时的台湾仍受日本战败影响，二二八事件刚过去不久，国共内战方殷，充满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位年轻的东北女子在台湾开始了人生的另一页。
齐先生对台湾的一往情深，不必等到九十年代政治正确的风潮。她是最早重视台湾文学的学者，也是译介台湾文学的推手。她所交往的作家文人有不少站在国民党甚至"大陆人"的对立面，但不论政治风云如何变换，他们的友情始终不渝。齐先生这样的包容仿佛来自于一种奇妙的，同仇敌忾的义气：她"懂得"一辈台湾人的心中，何尝不也有一道过不去的巨流河？现代中国史上，台湾错过了太多，也被辜负了太多。像《亚细亚的孤儿》和《寒夜三部曲》这类作品写的是台湾之命运，却有了一位东北人做知音。
巨流河那场战役早就灰飞烟灭，照片里当年那目光熠熠的热血青年历尽颠仆，已经安息。而他那六岁背井离乡的女儿因缘际会，成为白先勇口中守护台湾"文学的天使"。蓦然回首，邦媛先生感叹拥抱台湾之余，"她又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而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巨流河》因此是本迟来的书。它是一场女儿与父亲跨越生命巨流的对话，也是邦媛先生为不能回归的东北、不再离开的台湾所作的告白。

四种"洁净"典型
《巨流河》见证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和台湾史，有十足可歌可泣的素材，但齐邦媛先生却选择了不同的回忆形式。她的叙述平白和缓，即使处理至痛时刻，也显示极大的谦抑和低回。不少读者指出这是此书的魅力所在，但我们更有不妨思考这样的风格之下，蕴含了怎样一种看待历史的方法？又是什么样人和事促成了这样的风格？
在《巨流河》所述及的众多人物里，我以为有四位最足以决定邦媛先生的态度：齐世英、张大飞、朱光潜、钱穆。如上所述，齐世英先生的一生是此书的"潜文本"。政治上齐从巨流河一役到国民党撤离大陆，不折不扣的是个台面上的人物，来台之后却因为见罪领袖，过早结束事业。齐邦媛眼中的父亲一身傲骨，从来不能跻身权力核心。但她认为父亲的特色不在于他的择善固执；更重要的，他是个"温和洁净"的性情中人。
正因如此，南京大屠杀后的齐世英在武汉与家人重逢，他"那一条洁白的手帕上都是灰黄的尘土……被眼泪湿得透透地。他说：'我们真是国破家亡了。 '"重庆大轰炸后一夜大雨滂沱，"妈妈又在生病……全家挤在还有一半屋顶的屋内……他坐在床头，一手撑着一把大雨伞遮着他和妈妈的头，就这样的等着天亮"……晚年的齐世英郁郁寡欢，每提东北沦陷始末，即泪流不能自已。这是失落愧疚的眼泪，也是洁身自爱的眼泪。
齐世英的一生大起大落，齐邦媛却谓从父亲学到"温和"与"洁净"，很是耐人寻味。乱世出英雄，但成败之外，又有几人终其一生能保有"温和"与"洁净"？这是《巨流河》反思历史与生命的基调。
怀抱着这样的标准，齐邦媛写下她和张大飞（一九一八～一九四五）的因缘。张大飞是东北子弟，父亲在满洲国成立时任沈阳县警察局长，因为协助抗日，被日本人公开浇油漆烧死。张大飞逃入关内，进入中山中学而与齐家相识；七七事变他加入空军，胜利前夕在河南一场空战中殉国。张大飞的故事悲惨壮烈，他对少年齐邦媛的呵护成为两人最深刻的默契，当他宿命式地迎向死亡，他为生者留下永远的遗憾。
齐邦媛笔下的张大飞英姿飒飒，亲爱精诚，应该是《巨流河》里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他雨中伫立在齐邦媛校园里的身影，他虔诚的宗教信仰，他幽幽的诀别信，无不充满青春加死亡的浪漫色彩。但这正是邦媛先生所要厘清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容如此轻易归类，因为那是一种至诚的信托，最洁净的情操。我们今天的抗战想象早已被《色 •戒》这类故事所垄断。当学者文人口沫横飞的分析又分析爱玲式的复杂情事，张大飞这样的生，这样的死，反而要让人无言以对。面对逝者，这岂不是一种更艰难的纪念？
上个世纪末，七十五岁的邦媛先生访问南京阵亡将士纪念碑，在千百牺牲者中找到张大飞的名字。五十五年的谜底揭开，尘归尘，土归土，历史在这里的启示非关英雄，更无关男女。俱往矣--诚如邦媛先生所说，张大飞的一生短暂如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如此而已，却是"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那般灿烂洁净"。
朱光潜先生（一八九七～一九八六）是中国现代最知名的美学家，抗战时期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因为赏识齐邦媛的才华，亲自促请她从哲学系转到外文系。一般对于朱光潜的认识止于他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或是《悲剧心理学》，事实上朱也是三十年代"京派"文学的关键人物，和沈从文等共同标举出一种敬谨真诚的写作观。但这成为朱日后在大陆学界争议性的起源。一九三五年鲁迅为文批评朱对文学"静穆"的观点，一时沸沸扬扬。的确，在充满"呐喊"和"彷徨"的时代谈美、谈静穆，宁非不识时务？
齐邦媛对朱光潜抗战教学的描述揭露了朱较少被提及的一面。朱在战火中一字一句吟哦、教导雪莱、济慈的诗歌，与其说是与时代脱节，不如说开启了另一种响应现实的境界--正所谓"言不及己，若不堪忧"。某日朱在讲华兹华斯的长诗之际，突有所感而哽咽不能止，他"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就此令人注意的不是朱光潜的眼泪，而是他的快步走出教室。这是种矜持的态度了。朱的美学其实有忧患为底色，他谈"静穆"哪里是无感于现实？那正是痛定思痛后的豁然与自尊，中国式的"悲剧"精神。然而狂飙的时代里，朱光潜注定要被误解。五十年代当他的女弟子在台湾回味浪漫主义诗歌课时，他正一步一步走向美学大辩论的风暴里。
钱穆先生（一八九五～一九九 ○）与齐邦媛的忘年交是《巨流河》的另一高潮。两人初识时齐任职"国立编译馆"，钱已隐居台北外双溪素书楼，为了一本新编《中国通史》是否亵渎武圣岳飞，一同卷入一场是非；国学大师竟被指为为"动摇国本"的学术著作背书。极端年代的历史被极端政治化，此又一例。但钱穆不为所动。此无他，经过多少风浪，他对传承文化的信念唯"诚明"而已。
此时的钱穆已经渐渐失去视力，心境反而益发澄澈。然而大陆经过"文革"摧残，台湾的本土运动山雨欲来，"一生为故国招魂"的老人恐怕也有了时不我予的忧愁。有十六年，齐邦媛定时往访钱穆，谈人生、谈文人在乱世的生存之道。深秋时节的台湾四顾萧瑟，唯有先生居处阶前积满红叶，依然那样祥和灿烂。然后一九九○年在"立法委员"陈水扁的鼓噪、"总统"李登辉的坐视下，钱被迫迁出素书楼，两个月之后去世。
钱穆的《国史大纲》开宗明义，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但国家机器所操作的历史何尝顾及于此？是在个人的记录里，出于对典型在宿昔的温情与敬意，历史的意义才浮现出来。二十世纪的风暴吹得中国满目疮痍，但无论如何，"世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过去如此，未来也应如此。这正是邦媛先生受教于钱先生最深之处。

知识的天梯
由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齐邦媛厕身学校一甲子，或读书求学，或为人师表，在见证知识和知识以外因素的复杂互动。她尝谓一生仿佛"一直在一本一本的书叠起的石梯上，一字一句的往上攀登"。但到头来她发现这石梯其实是个天梯，而且在她"初登阶段，天梯就撤掉了"。这知识的天梯之所以过早撤掉不仅和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动荡有关，尤其凸显了性别身份的局限。
九一八事变后，大批东北青年流亡关内。齐世英有感于他们的失学，多方奔走，在一九三四年成立国立中山中学，首批学生即达两千人。这是齐邦媛第一次目睹教育和国家命运的密切关联。中山中学的学生泰半无家可归，学校是他们唯一的托命所在，师生之间自然有了如亲人般的关系。"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成为他们共勉的目标。抗战爆发，这群半大的孩子由老师率领从南京到武汉、经湖南、广西、再到四川。一路炮火威胁不断，死伤随时发生，但中山的学生犹能弦歌不辍，堪称抗战教育史的一页传奇。
中山中学因为战争而建立，齐邦媛所就读的南开中学、武汉大学则因战争而迁移。南开由张伯苓先生创立于一九 ○四年，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校友包括周恩来、温家宝两位国家总理，钱思亮、吴大猷两位"中央研究院"院长，和无数文化名人如曹禺、穆旦、端木蕻良等。武汉大学是华中学术重镇，前身是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一九二八年成为中国第一批国立大学。抗战爆发，南开迁到重庆沙坪坝，武大迁到乐山。
邦媛先生何其有幸，在战时仍然能够按部就班接受教育。即使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南开依然保持了一贯对教学的质的坚持。南开六年赋予齐邦媛深切的自我期许，一如其校歌所谓，智勇纯真、文质彬彬。到了乐山武汉大学阶段，她更在名师指导下专心文学。战争中的物质生活是艰苦的，但不论是南开"激情孟夫子"孟志荪的中文课还是武大朱光潜的英美文学、吴宓（一八九四～一九七八）的文学与人生、袁昌英（一八九四～一九七三）的莎士比亚，都让学生如沐春风，一生受用不尽。在千百万人流离失所，中国文化基础伤痕累累的年月里，齐邦媛以亲身经验见证知识之重要，教育之重要。
然而战时的教育毕竟不能与历史和政治因素脱钩。齐邦媛记得在乐山如何兴冲冲地参加"读书会"，首次接触进步文学歌曲；她也曾目睹抗战胜利后的学潮，以及闻一多、张莘夫被暗杀后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武汉大学复校之后，校园政治愈演愈烈；在"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中，国民党终于军队开进校园，逮捕左派师生，酿成"六一惨案"。
半个世纪后回顾当日校园红潮，齐邦媛毋宁是抱着哀矜勿喜的心情。她曾经因为不够积极而被当众羞辱，但她明白理想和激进、天真和狂热的距离每每只有一线之隔，历史的后见之明难以作判断。她更感慨的是，许多进步同学五十年代即成为被整肃的对象，他们为革命
理想所作的奉献和他们日后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成为反比。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知识分子和国家机器之间艰难的抗争了。
反讽的是，类似的教育与意识形态的拉锯也曾出现在台湾，而邦媛先生竟然身与其役。时间到了一九七 ○年代，"反攻复国"大业已是强弩之末，但保守的国家栋梁们仍然夙夜匪懈。彼时齐先生任职"国立编译馆"，有心重新修订中学国文教科书，未料引来排山倒海的攻击。齐所坚持的是编订六册不以政治挂帅，而能引起阅读兴趣、增进语文知识的教科书，但她的提议却被扣上"动摇国本"的大帽子。齐如何与反对者周旋可想而知，要紧的是她克服重重难关，完成了理想。
我们今天对照新旧两版教科书的内容，不能不惊讶当时惊天动地的争议焦点早已成为明日黄花。"政治正确"和"政治不正确"原来不过如此这般。倒是齐先生能够全身而退，还是说明当时台湾政治社会环境与大陆的巨大差距。日后台湾中学师生使用一本文学性和亲和力均强的国文教材时，可曾想象幕后的推手之所以如此热情，或许正因为自己的南开经验：一位好老师，一本好教材，即使在最晦暗的时刻也能启迪一颗颗敏感的心灵。
齐先生记录她求学或教学经验的底线是她作为女性的自觉。一九三○、一九四○年代女性接受教育已经相当普遍，但毕业之后追求事业仍然谈何容易。拿到武汉大学外文系学位后的齐邦媛就曾着实彷徨过。她曾经考虑继续深造，但国共内战的威胁将她送到了台湾，以后为人妻，为人母，从此开始另外一种生涯。
但齐先生从来没有放弃她追求学问的梦想。她回忆初到台大外文系担任助教，如何一进门就为办公室堆得老高的书籍所吸引；或在台中一中教书时，如何从"菜场、煤炉、奶瓶、尿布中偷得……几个小时，重谈自己珍爱的知识"的那种"幸福"的感觉。直到大学毕业二十年后，她才有了重拾书本的机会，其时她已近四十五岁。
　　一九六八年，齐邦媛入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研究所，把握每一分钟"偷来的"时间苦读，自认一生是"最劳累也最充实的一年"。然而就在硕士学位垂手可得之际，她必须为了家庭因素放弃一切，而劝她如此决定的包括她的父亲。
这，对于邦媛先生而言，是她生命中渡不过的"巨流河"吧？齐先生是惆怅的，因为知道自己有能力、也有机会渡到河的那一岸，却如何可望也不可即。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如果在齐世英先生那里巨流河有着史诗般的波涛汹涌，邦媛先生的"巨流河"可全不是那回事。
她的"河"里尽是贤妻良母的守则，是日复一日的家庭责任。但这样"家常"的生命考验，如此琐碎，如此漫长，艰难处未必亚于一次战役，一场政争。在知识的殿堂里，齐先生那一辈女性有太多事倍功半的无奈。直到多年以后，她才能够坦然面对。

千年之泪
《巨流河》回顾现代中国史洪流和浮沉其中的人与事，感慨不在话下；以最近流行的话语来说，这似乎也是本向"失败者"致敬的书。邦媛先生对此也许有不同看法。齐世英、张大飞、朱光潜、钱穆等人所受到的伤害和困蹇只是世纪中期千万中国人中的抽样；如果向他们致敬的理由出自他们是"失败者"，似乎忽略了命运交错下个人意志升华的力量，和发自其中的"潜德之幽光"。《圣经 •提摩太后书》的箴言值得思考："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
而邦媛先生本人是在文学里找到了回应历史暴虐和无常的方法。一般回忆录里我们很难看到像《巨流河》的许多篇章那样，将历史和文学做出如此绵密诚恳的交会。齐邦媛以书写自己的生命来见证文学无所不在的力量。她的文学启蒙始自南开，孟志荪老师的中国诗词课让她"如醉如痴地背诵，欣赏所有作品，至今仍清晰地留在心中"。武汉大学朱光潜教授的英诗课则让她进入浪漫主义以来那撼动英美文化的伟大诗魂。华兹华斯清幽的"露西"组诗，雪莱《云雀之歌》轻快不羁的意象，还有济慈《夜莺颂》对生死神秘递换的抒情，在让一个二十岁不到的中国女学生不能自已。
环顾战争中的混乱和死亡，诗以铿锵有致的声音召唤齐邦媛维持生命的秩序和尊严。少年"多识"愁滋味，雪莱的《哀歌》 "I die! I faint! I fail!"引起她无限共鸣。但"我所惦念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生死，而是感觉他的生死与世界、人生、日夜运转的时间都息息相关。我们这么年轻，却被卷入这么广大且似乎没有止境的战争里"。在张大飞殉国的噩耗传来时刻、在战后晦暗的政局里，惠特曼的《啊，船长 !我的船长 !》沉淀她的痛苦和困惑。 "O the bleeding drops of red，/ Where on the deck my Capitan lies，/Fallen cold and dead．""那强而有力的诗句，隔着太平洋呼应对所有人的悲悼。"悲伤由此提升为悲悯。
多年以后，齐先生出版中文文学评论集《千年之泪》（1990）。书名源自《杜诗镜铨》引王嗣奭评杜甫《无家别》："目击成诗，遂下千年之泪。"生命、死亡、思念，爱、亲情交织成人生共同的主题，唯有诗人能以他们的素心慧眼，"目击"、铭刻这些经验，并使之成为回荡千百年的声音。齐先生有泪，不只是呼应千年以前杜甫的泪，也是从杜甫那里理解了她的孟志荪、朱光潜老师的泪，还有她父亲的泪。文学的魅力不在于大江大海般的情绪宣泄而已，更在于所蕴积的丰富思辨想象能量，永远伺机喷薄而出，令不同时空的读者也荡气回肠；而文学批评者恰恰是最专志敏锐的读者，触动作品字里行间的玄机，开拓出无限阅读诠释的可能。
杜甫、辛弃疾的诗歌诚然带给齐邦媛深刻的感怀，西方文学希腊、罗马史诗到浪漫时代，维多利亚时代，甚至艾略特等现代派同样让她心有戚戚焉。齐先生曾提到西方远古文学里，她独钟罗马史诗《伊尼亚特》（The Aeneid）。《伊尼亚特》描述特洛伊战后，伊尼亚斯（ Aeneas）带着一群"遗民"渡海寻找新天地的始末。他们历尽考验，终在意大利建立了罗马帝国。但是伊尼亚斯自己并无缘看到他的努力带来任何结果；他将英年早逝，留下未竟的事业。这样的史诗由齐先生道来显然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由是我们对她的心事又有了更多体会。成功不必在我，历史胜败的定义如何能够局限在某一时地的定点？
一九九五年，抗战胜利五十年，齐邦媛赴山东威海参加会议。站在渤海湾畔北望应是辽东半岛，再往北就通往她的故乡铁岭。然而齐是以台湾学者身份参加会议，不久就要回台。她不禁感慨："五十年在台湾，仍是个'外省人'，像那永远回不了家的船（ The Flying Dutchman）。"--"怅惘千秋一洒泪"，杜甫的泪化作齐邦媛的泪。与此同时，她又想到福斯特（ Foster）的《印度之旅》的结尾："全忘记创伤，'还不是此时，还不是此地'（not now，not here）。"这里中西文字的重重交涉，足以让我们理解当历史的发展来到眼前无路的时刻，是文学陡然开拓了另一种境界，从而兴发出生命又一层次的感喟。
也正是怀抱这样的文学眼界，齐邦媛先生在过去四十年致力台湾文学的推动。甲午战后，台湾是在被割裂的创伤下被掷入现代性体验；一九四九年，将近两百万军民涌入岛上，更加深了台湾文学的忧患色彩。齐邦媛阅读台湾文学时，她看到大陆来台作家如司马中原、姜贵笔下那"震撼山野的哀痛"，也指出本土作家吴浊流、郑清文、李乔的文字一样能激起千年之泪。
海峡两岸剑拔弩张的情况如今已经不复见，再过多少年，一八九五、一九四七、一九四九这些年份都可能成为微不足道的历史泡沫。但或许只有台湾的文学还能够幸存，见证一个世纪海峡两岸的创伤？齐先生是抱持这样的悲愿的。她也应该相信，如果雪莱和济慈能够感动一个抗战期间的中国女学生，那么吴浊流、司马中原也未必不能感动另一个时空和语境里的西方读者。她花了四十年推动台湾文学翻译，与其说是为了台湾文学在国际文坛找身份，不如说是更诚恳地相信文学可以有战胜历史混沌和国家霸权的潜力。
《巨流河》最终是一位文学人对历史的见证。随着往事追忆，齐邦媛先生在她的书中一页一页地成长，终而有了风霜。但她的娓娓叙述却又让我们觉得时间流淌，人事升沉，却有一个声音不曾老去。那是一个"洁净"的声音，一个跨越历史、从千年之泪里淬炼出来的清明而有情的声音。
是在这个声音的引导下，我们乃能与齐先生一起回顾她的似水年华：那英挺有大志的父亲，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深邃无尽的哑口海，那暮色山风里、隘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二○○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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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流河》选读

目录

序
第一章歌声中的故乡
第二章血泪流离——八年抗战
第三章 “中国不亡，有我！”——南开中学
第四章三江汇流处——大学生涯
第五章胜利——虚空，一切的虚空
第六章风雨台湾
第七章心灵的后裔
第八章开拓与改革的一九七○年代
第九章台大文学院的回廊
第十章台湾、文学、我们
第十一章印证今生——从巨流河到哑口海
后记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齐邦媛先生与《巨流河》王德威
齐邦媛纪事
《巨流河》参考书目

序
巨流河是清代称呼辽河的名字，她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辽宁百姓的母亲河。哑口海位于台湾南端，是鹅銮鼻灯塔下的一泓湾流，据说汹涌海浪冲击到此，声消音灭。
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巨流河落到哑口海的故事。二十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犹太人写他们悲伤的故事，至今已数百本。日本人因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惹来了两枚原子弹，也写个不休。中国人自二十世纪开始即苦难交缠，八年抗日战争中，数百万人殉国，数千万人流离失所。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渐渐将全被湮没与遗忘了。
我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心灵上刻满弹痕。六十年来，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奋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一九四七年我大学毕业，在上海收到一张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
“台湾大学临时聘书”来外文系任助教。当时原以为是一个可以继续读书的工作，因在海外而添了些许魅力。两年后，一九四九年底，我父亲由重庆乘最后一班飞机来到台湾的情景令我惊骇莫名；一直相信“有中国就有我”的他，挫败、憔悴，坐在我们那用甘蔗板隔间的铁路宿舍里，一言不发，不久即因肺炎被送往医院。在家人、师生眼中，他一直是稳若泰山的大岩石，如今巨岩崩塌，坠落，漂流，我五十一岁的父亲从“巨流河”被冲到“哑口海”。
六十年来在台湾，我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为他人作品鼓掌喝彩，却无一字一句写我心中念念不忘的当年事——郭松龄在东北家乡为厚植国力反抗军阀的兵谏行动；抗日战争初起，二十九军浴血守华北，牺牲之壮烈；南京大屠杀，国都化为鬼蜮的悲痛；保卫大武汉时，民心觉醒，誓做决不投降的中国人之慷慨激昂；夺回台儿庄的激励；万众一心，一步步攀登跋涉湘桂路、川黔路奔往重庆，绝处求生的盼望；漫长岁月中，天上地下，在四川、滇缅路上誓死守土的英勇战士的容颜，坚毅如在眼前；那一张张呼喊同胞、凝聚人心的战报、文告、号外，在我心中依然墨迹淋漓未干。那是一个我引以为荣，真正存在过的，最有骨气的中国！
半世纪以来，我曾在世界各地的战争纪念馆低回流连，寻求他们以身殉国的意义；珍珠港海水下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沉船，爱丁堡巨岩上铁铸的阵亡者名单，正门口只写着： Lest ye Forget！（勿忘！） ——是怎样的民族才能忘记这样的历史呢？
为了长期抗战，在大火焚烧之中奔往重庆那些人刻骨铭心的国仇家恨，那些在极端悲愤中为守护尊严而殉身的人；来台初期，单纯洁净地为建设台湾而献身、札根，不计个人荣辱的人。许多年过去了，他们的身影与声音伴随我由青壮，中年，一起步入老年，而我仍在蹉跎，逃避，直到几乎已经太迟的时候。我惊觉，不能不说出故事就离开。
此书能完成，首先要感谢学术翻译名家、“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所长单德兴先生的信心与坚持。多年前，他计划做一系列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在台湾发展的访谈，邀我参加。我认为自己并不知全貌，可谈较少，半生以来，想谈的多是来台湾以前的事。他认为治学和人生原是不可分的，又再度热诚邀访。遂自二○○二年秋天起，与原拟访问我谈女性处境的赵绮娜教授一起访问我十七次。不料，访谈开始不久，德兴的母亲、我的丈夫前后住进加护病房。那一段时期，我思想涣散，无法思考访谈大纲与布局，也无法做所需资料的准备，所谈多是临时记忆，主题不断随记忆而转移。尔后，我花了一年时间，挟着数百页记录稿奔走在医院、家庭，甚至到美国“万里就养”的生活里。晨昏独坐时，我试着将散漫口语改成通顺可读的文字，但每试必精疲力竭；大至时光布局，小至思考幽微之处，口述常不能述及百分之一。我几度罢笔，甚至信心全失，但它却分分秒秒悬在我心上，不容我安歇。
直到二○○五年初春，我似那寻觅筑巢的燕子，在桃园山峦间找到了这间书房，日升日落，身心得以舒展安放，勇敢地从改写到重写。在这漫长的五年间，德兴从访谈者成为真心关切的朋友，安慰，鼓励，支持。不仅是点燃火炬的人，也是陪跑者。世间有这样无法回报的友情，只能用他虔信的佛教说法，是善缘。但缘分二字之外，我仍有不尽的感谢。
当我下定决心重写，拿出纸和笔时，一生思考的方式也回来了。提纲挈领写出一二章时，我已年满八十，第二次因病被送进医院，出院后对自己继续写下去的信心更少，有一种“月落乌啼霜满天”的心境。这时，接到台大中文系李惠绵教授的电话，说她的新书《用手走路的人》要出版了。
惠绵是我“错过了却跑不了”的学生。她念研究所时原应上我的“高级英文”课，因需做重大的脊椎侧弯矫正手术而错过了。第二年她回校上课，换我遭遇车祸，一年未能回到教室。但她常常随原来那班同学，驶着轮椅到医院看我，甚至爬上三层楼梯到家里看我。对于她，我有一份患难相知的深情。她奋斗不懈，终于修得学位、留校任教，如今已是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专家，我甚感欣慰。二 ○○六年她在与赵国瑞老师邀集的一场春酒宴上，看到我不用计算机纯手工写出三十多页文稿，感到十分惊喜。惠绵说，她要帮我整理口述记录的全部大纲，要帮助我继续写下去。
在这场春酒之后十天左右，简媜的一封信好像从天上掉下来，到了我的书房。她说看了我的初稿，听惠绵说我正在孤军奋战，“需兵力支持。若您不弃，我很愿效绵薄之力，让这书早日完成”。这样诚意的信由简媜这样的作家写来，只能说是天兵天将降临。收到她的信，我在屋里走过来踱过去，不知如何能压得住迸发的欢呼。
简媜是台湾中生代优异的散文作家之一，出版《水问》《女儿红》等十余本散文集，多篇被采作中学国文教材，受年轻学子喜爱。她才思丰沛，观察敏锐，在她笔下的台湾本土文化，缤纷多彩，自成一个情韵优美、人情馨暖的社会。
这两位聪慧的小友，成了我的超级援军。从此，她们联手用了许多心思，以各种语气催促我写下去；逼重了怕我高龄难挨，轻了怕我逃避拖延。表面上打哈哈，语气里全是焦急。渐渐地，她们由援军升为督军。简媜在她美国之行报平安的信中，居然问我：“您大学毕业了没？”——她临走的时候，我仍徘徊在第五章抗战胜利与学潮的困苦中。
她想象不到的是，这一问助我走出困境。跨过了大学毕业那一步，我的生命被切成两半，二十三岁的我被迫开始了下半生；前半生的歌哭岁月，因家国剧变，在我生身的土地上已片痕难寻了。而后半生，献身于栖息之地台湾，似是再世为人，却是稳定真实的六十年。
将我的手稿输入电脑，容忍我不停地增补、删减的黄碧仪，事实上是我的第一位读者。她曾问我：“您父亲是个读书人，为什么会跑去搞革命？”大哉斯言！这样的问题由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提出，别具意义，仿佛那些远去却未安息的亡灵也都等着这一问！
感谢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王德威以“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这样切中我心的评论，为此书做真正的导读。他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兼蓄历史眼界与文学胸襟，对我所写的时代和家乡有深刻的了解，也因此能见人所未见，点明这是一本“惆怅之书”。书中人物有许多也是他生命中的人物，自幼耳闻目睹，他知道他们打过的每一场仗，跑过的每一条艰难路，知道他们所秉持的理想和圣洁的人性光辉，决不能粗陋地以成败定英雄。感谢他鼓励我，回应时代暴虐和历史无常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文学书写超越政治成败的人与事。
书写前，我曾跟着父母的灵魂作了一趟返乡之旅，独自坐在大连海岸，望向我扎根的岛屿。回到台湾，在这间人生最后的书房，写下这一生的故事。即使身体的疲劳如霜雪重压下的枯枝，即使自知已近油尽灯枯，我由故乡的追忆迤逦而下，一笔一画写到最后一章，印证今生，将自己的一生画成一个完整的圆环。天地悠悠，不久我也将化成灰烬，留下这本书，为来自“巨流河”的两代人做个见证。

齐邦媛
二○一○年七月台湾桃园

朱光潜老师的英诗课（节选自《巨流河》第四章）

痛失友人张大飞（节选自《巨流河》第四章）

13张大飞殉国
盟军在五月二日完全占领了柏林，日本境内也在美空军密集轰炸之下开始疏散，自杀飞机成了他最后最残忍的武器。我国渐渐在广西收复失土，六月十二日战报，日军势孤，湘西会战我军大胜，歼灭日寇一万余人，正朝桂林进军……
宿舍弥漫着欢欣的气氛，所有人都解开了准备步行去“雷马屏峨”的背包，准备大考及暑假回家。合唱团、音乐会、送别会，郊游的活动又开始热烘烘地举办，休学和请假的人很多都带些羞愧的表情回来上课了。四月十二日，美国罗斯福总统突然逝世，对中国的冲击很大，有一天朱老师在英诗课突然念了一首美国诗人惠特曼（ Walt Whitman，1819—1892）的诗《啊，船长！我的船长！》（O Captain! My Captain!），追悼他不及见战争胜利。此时读此诗，觉得响亮有力，如鼓声送别。然而不到百日之内，我竟第二次清晰地想起这首诗，刻骨铭心，沉重的，不甘心的哀伤。
我最后一次到水西门外我的河岸是六月初。春天已经过完，岸边的草长得太高，已渐湮没小径。我去那里读哥哥写给我的信，这封信我已经收到两天了，那两页信纸内容也已经背熟，但是我必须找一个地方，好好地想一想……
哥哥信上说，张大飞在五月十八日豫南会战时掩护友机，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他在重庆战报上看到前线的消息，周末回到家收到云南十四航空队寄给他的通知，我们家是张大飞的战时通信地址之一。他留下一封信给我哥哥，一个很大的包裹给我，用美军的帆布军邮袋装着，大约是信件。哥哥说我快放暑假回家之前，最好有个心理准备——他的信里附上了张大飞写给他的信。
这是一封诀别的信，是一个二十六岁年轻人与他有限的往事告别的信。我虽未能保留至今，但他写的字字句句都烙印我心。他说：

振一：
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使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全然的漂泊中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
我请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媛这些年写的信妥当地寄回给她。请你们原谅我用这种方式使她悲伤。自从我找到你们在湖南的地址，她代妈妈回我的信，这八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她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似乎看得见她由瘦小女孩长成少女，那天看到她由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她呢？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去年暑假前，她说要转学到昆明来靠我近些，我才知道事情严重。爸爸妈妈怎会答应？像我这样朝不保夕、移防不定的人怎能照顾她？我写信力劝她留在四川，好好读书。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二十六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未尝过。从军以来保持身心洁净，一心想在战后去当随军牧师。秋天驻防桂林时，在礼拜堂认识一位和我同年的中学老师，她到云南来找我，圣诞节和我在驻地结婚，我死之后抚恤金一半给我弟弟，请他在胜利后回家乡奉养母亲。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这一年的大考延后一些，给请假的人补课的时间吧。我于七月六日与许多同学搭船回炎热如火炉的重庆，看到书桌上那个深绿色的军邮袋时，即使妈妈也难于分辨我脸上流的是泪还是汗。种种交纠复杂的情绪在我心中激荡，好似投身入那三江汇合的激流。两天后我才打开那邮包。上面有一封陌生笔迹的信，里面写着：

张大飞队长已于五月十八日在河南上空殉职。这一包信，他移防时都随身带着。两个月前他交给我，说有一天他若上去了回不来，请我按这个地址寄给你。我在队上担任修护工作，随着他已经两年，他是很体恤人的好长官，我们都很伤心。从他留在待命室的上装口袋里找到一封你的信，也一并寄上。望你节哀。
周□□敬上

他的信封里装了一张折了多次、汗渍斑斑、浅蓝已褪至黄白色的、我在南开高三时写的信，那是一封纯粹的文艺青年的信，说：

很羡慕你在天空，觉得离上帝比较近，因为在蓝天白云间，没有“死亡的幽谷”……你说那天夜里回航，从云堆中出来，蓦地看到月亮又大又亮就在眼前，飞机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你了。……而我现在每天要在教室至少坐八小时，几何那么难，几乎令人生趣全无，幸亏有孟老师的词选，不必只为了考大学活着。今天看高一的同学忙着把被单缝成裙子，要去参加全市运动会的团体舞，那就是我们以前做的事，幼稚得要命。我现在都不敢看课外书了，星期六回家经过时与潮书店门口，我都快步走过，以免受到诱惑……

这样的信我写了好多年，直到我去乐山读哲学系。对于他，这些信大约像烟酒跳舞对他队友一样，有帮助忘却狰狞现实的用处吧。我从乐山想转学到昆明西南联大去找他时，他急着来信阻止，其中有句说：“你对我的实际生活，知道的愈少愈好，对我‘光荣’的实质情况愈模糊愈好。”初读时，我看不懂，以为他“变”了。多年后才全然了解，善良如他，蓦然觉醒，要退回去扮演当年保护者兄长角色虽迟了一些，却阻挡了我陷入困境，实际上仍是保护了我。
我那一大包信，他曾仔细地按年份排好，第一封从湖南湘乡永丰镇扶稼堂寄的，小学毕业生的平安家书；最后一封是大学二年级外文系学生写的，已承认自己没有研究哲学的慧根，全心投入雪莱和济慈的浪漫诗情。从阁楼的小窗看满天星辰，听窗外树上鸟鸣布谷，你在哪里？你怎么像神迹般显现挚爱，又突然消失了呢？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四年，一个少女在残酷战争中成长的心路历程，详详细细地记录在那一百多封信中，我留在家中柜里那一包他七年间写的更多数量的信，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由流离的困境投身最强烈的战斗的完整自述。他驾驱逐机击落敌机的时候，有时会想：我这样虔诚的基督徒，却这样长年做着杀戮的工作，上帝会怎么裁判呢？不是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吗？耶稣说人若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吗？但是日本人不但打我的脸，他们杀了我的父亲，摧灭了我的家，将我全国的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追杀至今。我每在郊区打下他们一架飞机，即可以减少牺牲于炸弹下的多少冤魂……
这两大包信，放在一起。这一年夏天，我没有力量重看。他的死讯虽在意料中，但来时仍感意外，因而难于印证现实。
所有的迹象显示，战争快要结束了。麦克阿瑟将军收复了菲律宾，实践“我会回来”的豪语。在卢沟桥事变后八年的七月七日我国军事委员会宣布：“八年抗战，截至现今，共计毙伤日寇及俘虏日寇达二百五十余万人。我阵亡官兵一百三十余万人，负伤一百七十余万人。战局现已转守为攻。”全国开始生活在期待中。
几乎在此同时，陈纳德将军辞职的消息震惊了中国朝野。罗斯福总统逝世后，美国的三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由马歇尔将军继任（“马歇尔计划”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世界局势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国共战争时他前来调停，但是一般认为他偏向中共的“进步改革”，间接造成了国军的失败而失去大陆）。中国战场的盟军司令史迪威将军与蒋委员长合作得不愉快，由魏德迈将军接任，他收到总部指示说，陈纳德以最少的资源已打了很长时间的游击战式的战争，“采用现代化进攻战术和技术的最迅速和有效的办法是撤换指挥官”。
陈纳德在重庆的告别仪式几乎是空前绝后的热情感人，两百万人挤满了街道和临街的门窗，他的座车无法穿过人群，人们手推着他的车子到欢送广场，全城伤痕累累的房屋上挂满了各种旗帜，许多绣着飞虎的队徽。蒋委员长亲自授赠其中国最高的青天白日大勋章，表示中国人民对他多年血汗相助的感谢，美国政府也在此授予特勋金十字勋章，并挂上第二枚橡树叶奖章。这一年陈纳德五十二岁。正因为他来到了神秘遥远的中国，脱离了美国正规军的律令，以近乎江湖闯荡的个人魅力，聚集了千百个同样的好汉，用驱逐机的战术解救了地面上无数苦难的生灵。
四个月之内，罗斯福逝世，陈纳德解职，张大飞战死。这一场战争带着无数人的憾恨落幕，惠特曼《啊，船长！我的船长！》，那强而有力的诗句，隔着太平洋呼应所有人对战争的悲悼：
O Captain! My Captain! Our fearful trip is done；
（啊船长！我的船长！可怕的航程已抵达终点；）
The ship has weather’d every rack，
（我们的船渡过每一场风暴，）
The prize we sought is won；
（追求的胜利已经赢得；）
The port is near，the bells I hear，the people all exulting，
（港口近了，听啊那钟声，人们欢欣鼓舞，）
While follow eyes the steady keel , / the vessel grim and daring；
（所有的眼睛跟着我们的船平稳前进，它如此庄严和勇敢；）
But O heart! Heart! Heart!
（可是，啊，痛心！痛心！痛心！）
O the bleeding drops of red，
（啊，鲜红的血滴落，）
Where on the deck my Captain lies，
(我的船长在甲板上躺下，）
Fallen cold and dead.
（冰冷并且死亡。）

14 战争结束
盟军在欧洲胜利之后，急欲结束亚洲的对日战争，在中国和太平洋岛屿的日军明知大势已去，却仍在作困兽死斗。在那些荒凉的小岛上，双方死伤数十万人，直到美国以数千架轰炸机密集轰炸日本，东京已半成废墟。
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领袖在盟国占领的德国波茨坦发表宣言，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同一日，英国领导战争至胜利的丘吉尔首相大选失败下台，亦未见终战果实）。第二天日本内阁会议，从早上到深夜，主战派主张准备本土保卫战，大和民族宁可“玉碎”拒绝投降。英美新的领袖艾德礼和杜鲁门发表联合对日作战声明。三天后第一颗原子弹投在日本广岛，日本仍拒绝投降；八月九日，第二颗原子弹投落长崎。全世界的报纸头条是巨大的照片上原子弹升起的蕈状云和下面的一片火海。
八月十四日，在各种战壕中垂死挣扎的日本兵，听着他们的昭和天皇广播，叫他们放下武器：“日本业已战败，无条件投降，依照开罗及波茨坦宣言，将台湾归还中国……”
八月十五日，蒋委员长向全国军民发表广播演说：“国人于胜利后，勿骄勿怠，努力建设，并不念旧恶，勿对日本人报复……”这个宽宏的态度，后来成了战争赔偿中“以德报怨”的宽宏条文，至今仍是中国人的一个困惑。
日本正式投降时重庆的狂欢，是我漫长一生所仅见。
随着广播的声音，愁苦的大地灌满了欢乐，人们丢掉平日的拘谨矜持，在街头互相拥抱，又跳又笑，声嘶力竭地唱“山川壮丽，国旗飞舞⋯⋯”这样的爱国歌，说是万人空巷还不够，黄昏不久，盛大的火炬游行燃亮了所有的街道。
我跟着哥哥和表哥们也拿着火把往沙坪坝大街上跑去，左连小龙坎，右接瓷器口，几乎没有一吋黑暗的路，人们唱着，喊着“中华民国万岁”，真正是响彻云霄。我跟他们走到南开中学的校门口，看到门口临时加了两个童子军在站岗，手里拿着和我当年胳膊一样细的军棍，脸上童的自信，正是我当年跟着张校长念的“中国不亡，有我”的自信。校门里范孙楼的灯全开着，我想到当年张大飞自操场上向我走来，这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万声俱灭，再也不能忍受推挤的人群。竟然一个人穿过校园，找到回家的小径，走上渐渐无人的田埂，往杨公桥走，快到那小木桥的山坡是个多年废弃的乱葬岗，我哥哥常常向他的朋友挑战，看谁敢去掀那个露出一半的棺材盖，他们又说许多鬼火的故事，比赛谁最勇敢。平常我都由前面大路回家，白天偶尔同大伙走过。走过小木桥上坡，就是我们去年为躲警报而搬去的家。
我一面跑，一面哭，火把早已烧尽熄了。进了家，看到满脸惊讶的妈妈，我说：“我受不了这样的狂欢！”在昏天黑地的恸哭中，我度过了胜利夜。
从此之后，我不再提他的名字。我郑重地把他写来的一大叠信和我写去的一大邮袋的信包在一起，与我的书和仅有的几件衣服放在一起。我想，有一天我会坚强起来再好好看看。但是第二年夏天，我意外地由成都直接“复员”回到上海，妈妈带着妹妹由重庆搭飞机复员回到北平，除了随身衣物只带了一些极具纪念性的照片，那些信和一切的痕迹，全留给苦难时代的狂风。它们的命运，在我家日后播迁的岁月中，连想象都难了。
这一年的十一月，在他从军时赠我《圣经》整整八年后，计志文牧师从成都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说他由珞珈团契的一位朋友处得知我在深沉的悲哀中，他劝我振作，抄了《启示录》第七章最后一句：“在主宝座之前穿白衣的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计牧师不久到乐山传道，我在卫理公会受洗成为基督徒，我在长期的思考后，以这样严肃的方式，永远地纪念他：纪念他的凄苦身世，纪念他真正基督徒的善良，纪念所有和他那样壮烈献身地报了国仇家恨的人。

4大成殿上——初见朱光潜老师
我这样的飘浮状态，到了一年级将结束时有了急遽的变化。
全校的大一国文和英文最初是考试后不分院系以成绩编班，最后以共同考试算成绩作升级或转系的标准。武大没有医学院，一直以外文、经济、法律和电机系为最热门科系，淘汰率也最高。考试后不久，有一天一位同学回宿舍说在文庙看到刚贴出来的布告，大一英文全校统考我考了第一名，分数很高。我听说后，并没有太大的意外或激动，因为心中只想着如何对父母说，允许我去昆明，转西南联大外文系。此心已不在乐山。明知是十分难于开口，也不易得到同意，当晚一夜难眠。全宿舍的人都在收拾行李，过十几天就放暑假，大家都要回家了。我面临这一生第一次自己要解决的难题。
第二天下午，老姚郑重地给了我一份毛笔写的教务处通知，命我去见教务长朱光潜先生。
朱先生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十五岁以前，他在安徽桐城家中已背诵了十年的经书与古文才进入桐城中学，二十一岁公费就读香港大学。毕业后到上海教书，和匡互生、朱自清、丰子恺、叶圣陶、刘大白、夏衍等人办杂志，创“立达学园”，创办开明书店。二十八岁，公费进爱丁堡大学进修英国文学，也修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和艺术史，又到法国巴黎大学修文艺心理学，在德国莱茵河畔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加强德文，并写出《悲剧心理学》论文。留欧八年中，他经常流连于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一面读书一面写作，官费常断，为了稿费在开明书店《一般》和《中学生》刊物写稿，后来辑成《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本书和《谈美》是中学生以上都必读的“开窍”之书。
这么一位大学者怎会召见我这个一年级学生呢？说真的，我是惊骇多于荣幸地走进他那在文庙正殿——大成殿——森然深长的办公室。而那位坐在巨大木椅里并不壮硕的穿灰长袍的“老头”（那一年朱老师四十七岁，在我那个年龄人的眼中，所有超过四十岁的人都是“老人”）也没有什么慈祥的笑容。
他看了我，说：“你联考分发到哲学系，但是你英文很好，考全校第一名，你为什么不转外文系呢？”我说我的第一志愿是哲学系，没有填本校的外文系，不是没有考上。高中毕业的时候，父亲和孟老师都希望我上中文系。
他又问了我为什么要“读”哲学系，已经念了些什么哲学的书？我的回答在他听来大约相当“幼稚无知”（我父亲已委婉地对我说过），他想了一下说：“现在武大搬迁到这么僻远的地方，老师很难请来，哲学系有一些课都开不出来。我已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认路入门。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决定。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 ”
这最后一句话，至今萦绕我心头。

5外文系的天空
暑假我与同伴欢天喜地由五通桥搭岷江江轮到宜宾，由长江顺流而下回了重庆。家，对于我有了更美好的意义。被联考冲散的中学好友也都在各家相聚，有说不完的别后经验要倾诉。一年前我独自一人被分发到遥远的川西，回到沙坪坝，好似失群的孤雁回到大队栖息之地，欢唱不已。战事方面，日本飞机因为美国参战而损耗太大，已无力再频繁轰炸重庆，主力移到滇缅路，每次出袭都被中美十四航空队大量击落。这一年夏天，重庆虽然仍是炙热如火炉，因为不再天天跑警报，重建与修复的气氛，很适合我们这群叽叽喳喳到各家重聚的大一女生。有月亮的晚上，我们常去嘉陵江边唱歌和谈心。那大约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夏天，也是真正无忧的假期。
回到家当然要和父母商量转系的事。爸爸虽未明说“我早就知道你念不了哲学系”，但他说，你感情重于理智，念文学比较合适。我又故作轻松地说西南联大去年发榜后曾欢迎我去外文系，南开同学在那里很多，我也很想去，如果战争胜利，我也可以回到北大、清华或南开大学……爸爸面色凝重地说，美国参战后，世界战局虽大有转机，我们国内战线却挫败连连；湖南沦陷，广西危急，贵州亦已不保，“你到云南，离家更远。乐山虽然也远，到底仍在四川，我照顾你比较近些。其实以你的身体，最好申请转学中央大学，留在沙坪坝，也少让我们悬念，局势如变更坏，我们一家人至少可以在一起”。
我回家不久收到大飞哥的信，他坚决不赞成我转学到昆明去，他随时迁移驻防基地，实在没有能力照顾我；战争现况下，连三天假期都没有，也没有办法回四川看我，望我安心地回乐山读书，大家唯一的生路是战争胜利。这时他的口气又是兄长对小女孩说话了。
在这期间，我也曾请教《时与潮文艺》的主编孙晋三教授有关朱光潜先生的建议。孙先生当时是中央大学外文系的名教授，极受我父亲的尊重。在他主持之下，《时与潮文艺》登载沈从文、巴金、洪深、吴组缃、茅盾、朱光潜、闻一多、朱自清、王西彦、碧野、臧克家、徐訏等的新作品，他们不仅当时广受读者欢迎，亦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而柳无忌、李霁野、方重、李长之、徐仲年、于赓虞、范存忠、陈瘦竹、戴镏龄、俞大絪、叶君健等人翻译的各国经典作品，也都可以看出那个时代文人的高水准。每期都有文坛动态和国内外艺文情报，是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间的珍贵记录。可惜抗战胜利不久国共战争即起，我父亲已无力支撑三份期刊，《时与潮文艺》于一九四五年停刊。
孙先生说：“一九四四年五月版，朱光潜先生有篇《文学上的低级趣味》，是从文学教育者立场写的，很清楚也很中肯，在武大外文系上朱先生的课，该是很幸运的事，何况他亲自劝你转系，还自愿担任你的导师，更是求之不得的事了。文学教育贵在灵性（或慧根）的启发，武大外文系有方重先生、陈源（西滢）先生、袁昌英先生、陈寅恪先生等，根基是很充实的。西南联大外文系并不更强，而且也没有朱先生注意到你的这种缘分。 ”
孙先生的分析使我下定决心回武大，说不出什么原因，那溯江数百里外的江城，对我也有一些世外桃源般的魅力吧。
暑假结束，我早一周回乐山，准备办转系手续，而且与赵晓兰约好，早些去登记宿舍房间——二年级已升至餐厅上木造的一排新屋，希望能有一个靠窗书桌。
父亲安排我与一同学搭邮政送信快车去乐山；战时为了公务和大学生便利，每车正式收费搭载二人，需验证件，以保障信件安全。我们两人和邮务员轮流坐在驾驶台和数十袋邮件之间，觉得自己都重要起来。靠在郑重捆扎、绑牢的邮包上打瞌睡，想象袋中每封信的情愫与收信人的喜悦。每到一站，邮务员呼叫邮袋上的地名，然后他姿态优美地掷下一包，下面投上一包。我后来读到一本清朝史，说中国邮政是最早现代化的政府制度，服务人员水准高，最可信赖。到台湾后，邮政仍是安定的力量之一。千百年来书信传递由驿马到绿色邮车，在在都引起我的丰富想象，我曾有幸被当作邮包由川东快递到川西，这段特殊经验不可不记。
第一晚到成都，我们去住南开好友的宿舍。战时迁去成都华西坝的有北平的燕京大学、南京的金陵男大和金陵女大、山东的齐鲁大学，加上当地的华西大学，十分热闹。第二天清晨再上车，邮政车绝不抛锚，沿路有保护，安全稳定，经过眉山也装卸邮袋，但只能在飞驰而过之际看看路树而已。当日全天不停，直接驶往乐山邮局门口。这一次旅程我已知道前面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自己将如何面对，到成都又见识到四川真正的古都风貌，心情较去年舒缓许多。

6朱光潜先生的英诗课
进入外文系二年级即有朱老师的“英诗”全年课，虽是紧张面对挑战，却也有些定心作用，我立刻开始用功。朱老师用当时全世界的标准选本，美国诗人帕尔格雷夫（ Francis T.Palgrave）主编的《英诗金库》（The Golden Treasury），但武大迁来的图书馆只有六本课本，分配三本给女生、三本给男生，轮流按课程进度先抄诗再上课。我去嘉乐纸厂买了三大本最好的嘉乐纸笔记本，从里到外都是梦幻般的浅蓝，在昏暗灯光下抄得满满的诗句和老师的指引。一年欣喜学习的笔迹仍在一触即碎的纸上，随我至今。
朱老师虽以《英诗金库》作课本，但并不按照编者的编年史次序——分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弥尔顿（ John Milton，1608—1674）、格雷（ Thomas Gray，1716—1771）和浪漫时期（ The Romantic Period）。他在上学期所选之诗都以教育文学品位为主，教我们什么是好诗，第一组竟是华兹华斯（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那一串晶莹璀璨的《露西组诗》（Lucy Poems）。
那幽雅静美的少女露西是谁，至今两百年无人确定，但他为追忆这早夭的十八岁情人所写的五首小诗，却是英国文学史的瑰宝，平实简朴的深情至今少有人能超越。最后一首《彼时，幽黯遮蔽我心》（A Slumber Did My Spirit Seal）是我六十年来疗伤止痛最好的良药之一。我在演讲、文章中背诵它，希望证明诗对人生的力量，当年朱老师必是希望以此开启对我们的西方文学的教育吧。这组诗第三首《我在陌生人中旅行》（I Travelled among Unknown Men），诗人说我再也不离开英国了，因为露西最后看到的是英国的绿野——这对当时爱国高于一切的我，是最美最有力的爱国情诗了。
朱老师选了十多首华兹华斯的短诗，指出文字简洁、情景贴切之处，讲到他《孤独的收割者》（The Solitary Reaper），说她歌声渐远时，令人联想唐人钱起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余韵。
直到有一天，教到华兹华斯较长的一首《玛格丽特的悲苦》（The Affliction of Margaret），写一妇女，其独子出外谋生，七年无音讯。诗人隔着沼泽，每夜听见她呼唤儿子名字： “Where art thou，my beloved son，…”（你在哪儿，我亲爱的儿啊……）逢人便问有无遇见，揣想种种失踪情境。
朱老师读到“ the fowls of heaven have wings，…Chains tie us down by land and sea”（天上的鸟儿有翅膀……链紧我们的是大地和海洋），说中国古诗有相似的“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之句，此时竟然语带哽咽，稍微停顿又继续念下去，念到最后两行：

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h，（若有人为我叹息，） They pity me，and not my grief.（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

老师取下了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
也许，在那样一个艰困的时代，坦率表现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对于仍然崇拜偶像的大学二年级学生来说，这是一件难于评论的意外，甚至是感到荣幸的事，能看到文学名师至情的眼泪。
二十多年后，我教英国文学史课程时，《英诗金库》已完全被新时代的选本取代，这首诗很少被选。不同的时代流不同的眼泪。但是朱老师所选诗篇大多数仍在今日各重要选集上。
英诗课第二部分则以知性为主，莎士比亚的几首十四行诗，谈到短暂与永恒的意义，雪莱（ 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的《奥兹曼迪斯》（Ozymandias）也在这一组中出现；威武的埃及君王毁裂的头像半掩埋在风沙里， “boundless and bare，The lone and level sand，stretch far away”（寂寞与荒凉，无边地伸向远方的黄沙）。
朱老师引证说，这就是人间千年只是天上隔宿之意，中国文学中甚多此等名句，但是你听听这 boundless和 bare声音之重， lone and level声音之轻，可见另一种语言中不同的感觉之美。
至于《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老师说，中国自有白话文学以来，人人引诵它的名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已到了令人厌倦的浮泛地步。雪莱的颂歌所要歌颂的是一种狂野的精神，是青春生命的灵感，是摧枯拉朽的震慑力量。全诗以五段十四行诗合成，七十行必须一气读完，天象的四季循环，人心内在的悸动，节节相扣才见浪漫诗思的宏伟感人力量。在文庙配殿那间小小的斗室之中，朱老师讲书表情严肃，也很少有手势，但此时，他用手大力地挥拂、横扫……口中念着诗句，教我们用 the mind’s eye想象西风怒吼的意象（ imagery）。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看到了西方诗中的意象。一生受用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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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齐邦媛先生与《巨流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