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宝福：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家族史研究述略

学科: 历史
来源: (明清史2010.7)
关键词: 白宝福，家族史，明清史，家族
摘要: 本文有关家族史研究的介绍涵盖了家庭、家族、宗族三个层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族问题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家族研究逐渐成为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明代的家族研究也是如此，不断有重要的研究成果面世。笔者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要的总结(其他酌情介绍)。

家族或称宗族，这个作为具有东方尤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基层组织，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细胞，它虽然不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但却是政权不可或缺的重要辅助组织，其由家族产生的族权，也就成了国家政权之外的另一种有系统的作用于某一方的权力。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认为"家族"和"宗族"这两个概念在古人的认识中不完全一致。本文对"家族"采取较宽泛的定义，包含"家"与"族"两个含义，"家"指"家庭"，是同居共财的近亲血缘团体；"族"则指"家族"(小功至缌麻同出曾、高之祖而不共财)与"宗族"(五服以外共远祖之同姓)。因此，本文有关家族史研究的介绍涵盖了家庭、家族、宗族三个层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族问题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家族研究逐渐成为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明代的家族研究也是如此，不断有重要的研究成果面世。笔者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要的总结(其他酌情介绍)。

一、著作

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对明代的家族制度有所探讨。其《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版)，则对宋以后的家族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涉及累世同居的大家族及明清家族的防卫体系、南方家族的械斗、内地的村落结构与祭祀习俗、宋以后内地民间的婚姻习惯、近代家谱的撰修等，内容丰富。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明代宗族问题的学术专著，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以安徽徽州、江西吉安、福建兴化三府为重点研究明代宗族祠庙祭祖问题，中编从制度、时空角度人手考察了明代宗族乡约化过程和族规的兴起，下编则举例介绍了明人的族论与族谱。

明代江南地区的家族发展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出现了许多著姓望族，因此，望族的研究也受到重视。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将望族分为官宦世家、豪门右族和文化世族几种类型，指出望族门祚在四世者居多，著姓望族大都由科举制度造成，其兴盛得力于好品行、祖宗的榜样作用、有选择的婚姻等，而良好的教育则是必备条件。吴氏《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则以江南望族为主线，对明清江南区域社会变迁中极有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民情的演变进行了系统研究。江庆柏的《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详细考察了苏南望族发展的原因，分析了苏南的社会、自然、农业、市镇等各种因素对苏南望族的发展及其文化个性的形成所起到的作用。

明代家族的区域研究成果丰硕。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四章《徽州的封建宗法制度》较早述及徽州的宗族组织，包括祠堂、族长、族权、家谱、家法、族田等内容。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海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重点探讨了继承式、依附式、合同式三种类型的宗族组织形式和家族组织在福建不同地区的发展，并对家庭结构、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论述。陈支平《近5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广泛论述了家族问题的各个层面，特别是以往较少探讨的家族文化。其《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深入分析了福建族谱修纂的历程、种类与格式、修纂与管理、族谱家法、异姓的联系与合谱、客家宗谱等问题。杨国祯、陈支平合著《明消时代福建的土堡》(台北国学文献馆，1993年)从多方面阐释了土堡与家族的关系，该书是"乡族"论研究的具体化和深化。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用两节的篇幅分别详细论述了明清两代佛山的宗族组织，指出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佛山宗族组织的重构和发展，是由于南海士大夫集团的兴起，依据"霍韬重构宗族组织的模式"进行整合的，其标志物是宗祠、族产、书院、家训等。钱杭、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二章"江南的宗族和社会生活"，对明代江南宗族的救济、教化、轄制等问题有所论述。

此外，李建军《明代云南沐氏家族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是家族史个案研究的专著，唐力行《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是探讨宗族文化的专著。张国刚主编的《中国家庭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章专论家庭伦理关系，其中对明清时期的妻妾关系作了初步探讨。这些都有利于明代家族史研究的整体发展。

二、论文

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明代家族研究的论文约有90余篇，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有关明代家族的组织制度层面的整体探讨，这是明代家族研究中比较常见的视角。这类研究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种：

1．通论家族组织制度。韩大成《明代的族权与封建专制主义》(《历史论丛》第2辑，齐鲁书社，1981年)探讨了明代专制主义王朝支持鼓励族权以及维护族权来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等问题。李文治《论明清时代的宗族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认为宋代以后封建宗法关系具有松弛的趋势，为此，地主阶级通过建宗祠、修族谱、置族田义庄等措施，维护宗族制，进而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剥削关系。他的《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认为明代宗法宗族制变化主要是废除关于建祠及追祭世代的限制及宗族关系的政治性质得到加强。

2．专论家族的族权、祠堂、族产及家法族规、族谱等内部结构。族权与政权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长期以来众多研究者认为政权与族权互相支持，把族权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来看待，如前引韩大成的论文便是一例。徐晓望《试论明清时期官府和宗族的相互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则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官府和宗族的关系，特别论述了宗族破坏封建法治以及官府对宗族的打击。曹风祥《论明代族田》(《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论述了族田的兴起与发展类型、管理与经营、特点、作用以及朝廷对族田的态度。作为近代宗族制特征之一，明代宗谱家法研究一直为学者们所重视。张海瀛《明代谱学概说》(《谱牒学研究》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探讨了明代修谱宗旨、修谱体例以及族谱功能的强化，认为明代确立了"三纲五常"的修谱宗旨，并把正史体裁全部引入修谱。陈学文《万历(东嘉英桥王氏族谱)》(《谱牒学研究》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对东嘉英桥王氏明代万历年间的族谱进行了介绍。谢长法《明清时期族谱的教化功能刍议》(《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5年第2期)则着重研究族谱作为伦理道德的教材所具有的巨大教化功能。常建华《试论明代族规的兴起》(《明清人口婚姻家族史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探讨了明代族规兴起的原因、特点等问题，认为明代族规的兴起是明代宗族组织化的产物，显示出时代的特点。刘子安《论明清同的家法族规》(《中国法学》1988年第1期)探讨了明清时期家法族规的性质、内容和作用。陈贵柄《明代惠安张坑张氏家族之族规家范》(《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认为族规家范是家族训勉子孙待人接物、立身行事的行为规范，寄托着先辈的殷殷厚望，其中蕴含着不少积极的伦理思想。

3．集中探讨闽粤、皖南地区的宗族组织及结构。[英]科大卫《明清珠江三角洲家族制度的初步研究》(《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1期)、郑振满《明清福建沿海水利制度与乡族组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日根《论明清时期福建家族内义田的发展及其社会背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叶显恩《论珠江三角洲的族田》(《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叶显恩与韦庆远合著《从族谱看珠江的宗族伦理与宗族制的特点》(《学术研究》1997年第12期)。近年来，学者们在徽州地区宗族制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相关论文有[美]居蜜《1600-1800年皖南的土地占有制与宗法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法制度与土地占有制--兼评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江淮论坛》1984年第6期、1985年第1期)，许水涛《从桐城望族的兴盛看明清时期的宗族制度》(《谱牒学研究》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唐力行《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周绍泉《明清徽州祁门善和里程氏仁山门族产研究》(《谱牒学研究》第2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陈柯云《明清徽州的修谱建祠活动》(《安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和《明清徽州族产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以及赵华富《从徽州宗族资料看宗族的基本特征》(《谱牒学研究》第4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论徽州宗族祠堂》(《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徽州宗族族规家法》(赵华富编《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文集》，黄山书社，1996年)，胡槐植《徽州宗族祭祖制度》(《19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韩]朴元煸《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明清时代徽州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与宗族组织》(《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此外，还有学者尝试进行地区间宗族制度与组织的比较研究。如叶显恩《徽州和珠江三角洲的宗法制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从生态条件竞争、宗法制传承典型与宗法制的变异、宗法制功能偏重等方面进行比较，认为作为传统宗法制传承典型的徽州宗族组织，其主要功能在于谋求并维护本宗族的社会地位及特权。而珠江三角洲的宗族组织则因明代中后期商业化的发展而转向发挥经济功能，无论是宗族的普遍化还是宗族族产多样化等方面，都显示出宗族的经济功能是商业行为，而不是徽州的道义经济。王日根《明清福建与江南义田的比较》(《学术月刊》1996年第1期)比较了福建、江南义田的设置者、不同的发展趋向和设置目的。

(二)家族与区域社会史研究。主要体现在家族与区域社会的管理、家族与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家族史的个案研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渐次发现家族作为一个基于血缘继嗣的群体，其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生殖行为的世代繁衍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与地域社会互动的过程。于是，家族与其所在的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如唐力行的宗族研究视野，其特色是将商人与宗族的关系放在地域社会探讨。他的《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认为，徽州在明代后期形成小家庭大宗族格局，徽商对家庭一宗族结构的这一变化起了关键作用，这一结构影响了徽州社会经济。《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以徽州方氏为个案研究，考察地域社会和传统中国的关系，指出16世纪农村宗族制度的转型，首先表现在宗族迁徙和重建方向由农村到农村变为从农村到城镇为主，宗族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论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认为，明清徽州地域社会形成了宗族组织、文化科举和商业经营间的良性互动。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也从商业人手研究宗族，其《徽商及其网络》(《安徽史学》1991年第4期)通过徽州商人的经营活动，从网络分析这个视角考察明清社会，认为徽商网络是构筑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之上的。[英]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竟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深入讨论了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认为明清华南地区宗族的发展是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而宗族的发展实践则是宋明理学家利用文字表达、改变国家礼仪，在地方上推行教化建立正统性的国家秩序的过程和结果。常建华《明代徽州的宗族乡约化》(《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和《明代江浙赣地区的宗族乡约化》(《史林》2004年第5期)分别探讨了宗族以乡约化为特征的组织化发展历程、作用，认为江浙赣地区的宗族与乡约结合的组织化是宋儒重建宗族在乡里移风易俗社会主张的成功实践，并通过官方授权行使带有"自治"特征的基层社会管理权。

名人家族一直是家族个案研究的焦点。王英志《袁枚家族考述》(《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1期)对生活在杭州艮山的明代袁氏家族给予一定的关注。马明达《常遇春家族与"蓝玉党"案》(《回族研究》2001年第1期)对常氏家族与"蓝玉党"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常氏家族在明初的统治中具有特殊地位，也因此决定了它悲惨结局的必然性。栾成显《成化二十三年休宁李氏阄书研究》(《明清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在文书内容介绍考证的基础上，分析了明代徽州李氏家族的析产分户、赋役承担、土地所有、宗族事物等基层社会活动图景。黄宣民《明代永新贺氏传世文献述略》(《明史论丛》第二辑，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研究了江西永新贺氏家族的主要人物及其著述。刘道胜《明代祁门康氏文书研究》(《明史研究》第9辑，黄山书社，2005年)以康氏家族为个案，分析了徽州内部的地权分籍化、合约关系、主仆关系等问题。蒋明宏《明代江南乡村经济变迁的个案研究--江阴徐霞客家族经济兴衰、分家析产及明末织布作坊问题探析》(《中国农史》2006年第4期)以徐霞客家族为典型，考察其变迁特点，人口增殖与析产、小商品经济等问题。胡传淮《明代遂宁黄氏家族诗人初探》(《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论述了明代遂宁"四大家族"之一的黄氏家族，人才辈出，尤善诗文，为遂宁地方文化增辉颇多。李永菊《从军户移民到乡绅望族--对明代河南归德沈氏家族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则以归德沈氏家族为个案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在明代华北的地域社会中，军户家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曹国庆、江庆柏等学者则把关注点放在明代家族对地方的经营上，如《明代江西科第世家的崛起及其在地方上的作用--以铅山费氏为例》(《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明清苏南望族与地方关系初探》(《常熟高专学报》1999年第1期)。李建军《明代沐氏家族与思氏家族关系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1期)探讨了沐氏家族自奉明廷之命世代镇守云南后，坚持与思氏家族中顽固不化的叛乱分子作斗争，为稳定云南社会秩序、保障云南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明代沐氏家族对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5期)则指出，沐氏家族在云南经营的391年间，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云南社会经济的政策措施，促进了云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开发和发展。

对家族兴衰成败原因的探讨。刘少华、张雯《明清时期日照丁氏科举家族成因探析》(《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王培华《明中期吴中故家大族的盛衰》(《安徽史学》1997年第3期)，吴仁安《上海地区明清时期的望族》(《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明清上海地区的望族及其盛衰消亡探微》(《谱牒学研究》1992年第3辑)，基恩·海泽顿《明清徽州社会的大家族与社会流动性》(《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等。

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基础研究主要有许永生《显赫的家族珍贵的文物--灵宝市明代许氏家族的铜俑、圣旨和九边图》(《中州统战》1994年第4期)、武进博物馆《武进明代王洛家族墓》(《东南文化》1999年第2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西安明代秦藩辅国将军朱秉橘家族墓》(《文物》2007年第3期)、江阴市博物馆《江苏江阴明代薛氏家族墓》(《文物》2008年第1期)等。

(三)家族研究中多角度的探讨。这部分成果主要体现在明代家族经济、家族文化教育、家族人口、女性与婚姻、家族观念等方面。

家族经济视角。郑振满《试论闽北乡族地主经济形态与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4期)、《明清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发展》(傅衣凌、杨国祯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等探讨了闽北乡族的共有经济。[日]臼井佐知子的《徽州汪氏宗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江淮论坛》1995年第1期)。

家族人口、婚姻视角。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北"中研院"经济所，1992年)，曹树基《明清时期移民氏族的人口增长--长江中下游族谱资料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侯杨方《明清江南地区两个家族人口的生育控制》(《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4期)，孙和平《逊氏家族人口的个案研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李静、孙吴《家族内人口与生活：以浦江义门郑氏为例》(《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陈瑞《以歙县虹源王氏为中心看明清徽州宗族的婚姻圈》(《安徽史学》2004年第6期)等，都是深入探讨家族婚姻、人口的文章。

关于明代家族女性文学意识的探讨。陈书录《"德、才、色"主体意识的复苏与女性群体文学的兴盛--明代吴江叶氏家族女性文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提出，与传统的男性"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形成对照，明代吴江叶氏家族女性追求"德、才、色"三者兼备的主体意识，追求个陸解放，推动了晚明文学解放思潮运动。郝丽霞《明清吴江沈氏家族的女性文学意识》(《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则认为作为明代一个有声望的家族，沈氏非常重视家族女性文学的刊刻和传播，具有"德才色"并举的进步的女性文学观，在晚明女性文学中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家族教育与文化视角。丁钢《近世中国经济生活与宗族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主要讨论了明清时期晋商、徽商、闽粤商、江浙商的宗族教育问题。吴霓《明清南方地区家族教育考察》(《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探讨了两级教育的目的和阶段、家族教育的热点、家族教育的经费等问题。顾启《冒氏家族文化初探》(《南通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探讨了明代如皋冒氏家族的诗文创作、学术著作等文化成就。王春花《明清时期吴门袁氏家族刻书与藏书考略》(《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对袁氏家族的刻书与藏书事业略作概述，指出袁氏家族作为明清刻书与藏书世家对传承家族文化做出巨大贡献。此外，还有学者对家族文化与地方社会作了专题研讨。如叶汉明《明代中后期岭南的地方社会与家族文化》(《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王日根《明清东南家族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东南学术》200l第6期)。

祭祖与家族伦理观念视角。常建华《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以明代地方志资料与徽州地区的考察》(《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明代福建兴化府宗族祠庙祭祖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南开学报》2001年第3期)都是系统论述家族祭祖的文章。陈其南《家族与社会--台湾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六章《明清徽州商人的职业观与家族主义》中专门探讨了家族伦理对徽州商人观念行为的渗透。王志明《明清家族社会认同准则》(《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认为，权威神话和传说塑造着家族的始祖形象，而举族进行祠墓祭奠活动，则是崇拜祖先、积淀家族意识的重要宗教形式。钱杭《关于同姓联宗组织的地缘性质》(《史林》1998年第3期)指出，由联宗形成的联合组织其实不是所谓联族，而是一个松散的地缘性同姓网络。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家族研究已有很大的进展，主要表现为：涌现出一批在明代家族研究方面孜孜以求的学者，出现了一系列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家族史研究视野有所扩展等等。尽管如此，还需要对家族发展史的重要时期明代进行全面而系统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应该加强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家族的比较研究。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家族个案研究的空间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南方的华南、华中地区；论著质量参差不齐，有的文章创新意识不够，常有重复现象；学科研究的视野仍时常囿于个别而失察于全局。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单一等。以上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家族史研究的粗略总结，在问题归纳以及诸家观点评析等方面如有不妥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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