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明：论近代西方书信体小说与主体性话语的建构

学科: 文学
关键词: 张德明，书信体小说，主体性，话语
摘要: 近代以来西方人的主体性不是自然的或天赋的，而是一种被人为地建构起来的现代性话语。这种建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文学在内。本文通过对十八世纪书信体小说在私密性、性爱主题、第一人称视角、时空模式和对话性等五个基本特征的考察，显示了书信体小说在建构近代主体性方面发挥的历史性作用。

近年来，有关现代性 (modernity) 和人的主体性 (subjectivity) 的话题吸引了学界的注意。通过福柯、吉登斯等人的论述，我们逐渐认识到，人的主体性和人的权利一样，并不像卢梭所说的是"自然的"或"天赋的"本质，而是被人为地建构起来的现代性话语之一。当然，这种建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文学在内。

有关小说对近代西方主体性话语的建构，以往的文学史基本上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国内的外国文学史专著和教材，在提到十八世纪书信体小说时，关注的重点是它的启蒙性，它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揭露和批判，以及它的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平易近人的叙述风格；而对其文体特征及其与近代西方主体性建构之间的关系则几乎完全略而不论。在我看来，这种有意无意的忽略是传统的机械摹仿论形成的理论盲点的必然产物。根据这种理论，文学似乎永远只能是镜子般地、客观地、单向地反映或模仿生活世界，既无权也无法介入后者，更毋庸说并对之进行塑造和建构了。但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提醒我们，文本与世界之间存在着远比机械的模仿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现实的世事性影响着话语秩序的建构；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方面，话语的秩序也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活世界的建构。我们注意到，近代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在诞生之初，其对现实的反映就远不是被动的、客观的、中性的，而是积极的、主观的、建构性的，或者不如说，现实主义实际上参与了一种新的现实的塑造和一种新的主体性的建构。而书信体小说则是这种建构性的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重要一环。

1、书信与私密性

尽管书信的起源十分古老，但将书信作为私人间交往的重要工具则是近代的发明。古代的书信多用于官方，作为政府文告和社交礼仪的辅助物，极少用于私人间的交往。私人书信的出现与印刷术一样，在极大地提高了人类交往的能力、扩大其范围的同时，也为文学提供了发展一种新文体的可能性。书信体小说之所以在十八世纪的西方得到长足的发展，首先是因为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以私人书信进行交往的风气。近代书信体小说的创始者撒缪尔. 理查逊从替人代写书信并编写《书信手册》开始其文学生涯1，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具有象征意义的划时代性事件。用著名的小说研究专家伊恩 . P. 瓦特的话来说，"对于无拘无束的书信写作的崇拜，实际上为理查逊提供了一种已经与个人经验的基调相协调的传声筒"2。反过来，书信体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又为私密性的书信交流提供了新的样本和模式，从而加速了后者发展和流行的势头。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在建构近代主体性话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伊恩 . P. 瓦特在其《小说的兴起》一书中的分析，小说在近代的迅速兴起有赖于以下三个主要的物质的和文化的条件：一是整个社会普遍的识字人口的增加，出现了一个有较高的读写能力的社会阶层，其中主要是中产阶级妇女；二是家庭私室的出现，为那些闲暇中的中产阶级妇女提供了阅读和写作的物质保证；三是邮递能力的迅速增强，为信件的投递和写信人之间的互相联系提供了便利的服务。3而我认为，与上述三个物质性条件相关的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近代隐私观念的建构及确立。

作为主体性话语的核心之一的隐私是近代的发明和建构。关于这一点，哈贝马斯曾作过精辟的论述。按照这位法兰克福学派当代传人的观点，前资本主义的西方社会是一种"代表型公共领域"，4其典型特征是，在这个空间中，公与私之间没有严格的分界线。"朕即国家"，公即是私，臣民没有属于自己的隐私权。他们的生命财产及情感生活都是属于一个高高在上的特权阶级的。贵族甚至享有臣民结婚的初夜权。在博马舍著名的戏剧《费加罗的婚礼》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到十八世纪末，还有一些像阿勒马维华伯爵那样的贵族企图恢复对其仆人结婚的初夜权。

随着近代资产阶级的形成，代表新兴利益集团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批评家，凭借自己的创作和批评活动，在封建的、公私不分的独断型话语领域，建立起一个私人化的话语空间，为新兴的资产阶级争得了话语权。毫不夸张地说，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在话语领域的争夺，与两者之间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领域的斗争，其规模和方式是同样广泛、同样激烈的。前者企图建立一个多元的、对话的、非独断论的话语空间，而后者则力图维持其单一的、非对话的、独断论的话语权力。双方围绕话语权的斗争在启蒙主义时代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新生的资产阶级批评家利用沙龙、咖啡馆和报刊杂志对封建的独断论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抨击，终于建立起了"市民公共领域"，一个私人化的包括隐私权在内的话语空间。按照福柯的分析，"性"的话语就是一个典型的属于资产阶级的私人化话语，它与贵族阶级的"血"的话语相对而立。"血"是一种独断论的、只限于社会中少数几个家族的话语，"性"则是一种丰富多彩的，可以被持续不断地生产，消费和再生产出来的话语，充分体现了新生的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5

近代西方的书信体小说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把揭示主体的内心隐私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在西方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它第一次以亲切的口气、私密化的情感和通俗易懂的文字为近代小说建立起一个记录个人隐私生活的叙事模式，投合了新兴的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的欲望和趣味，从而参与了一种完全属于近代"市民公共领域"的隐私话语的建构。狄德罗在1761年发表的《理查逊传》中，把他的传主与摩西、荷马和索福克勒斯并列，称赞他深刻洞察人的心灵活动，6看来并不是溢美之词。在理查逊于1741年出版他的第一部书信体小说《帕美拉》以后，两位当时最伟大的欧洲作家卢梭和歌德直接或间接地在他的影响下从事了书信体小说的尝试，相继出版了《新爱洛依丝》（1761）和《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带动了一批作家从事书信体小说的创作，从而把这一新型体裁推向高峰，在启蒙运动塑造近代西方人格，建构主体性话语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书信体小说发展同步，近代中产阶级的交流方式和房屋建筑结构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书信体小说的写作和阅读背景都是在私室内进行的。作者和读者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写信，读信，与虚构的对象分享眼泪和欢笑。这种带有隐秘性的交流方式正是近代以来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重要体现。根据瓦特提供的资料，正是在理查逊写作他的书信体小说的那个时代，中产阶级家庭中私室开始大量出现7。在《帕美拉》等书信体小说中，我们看到，即使是女仆也享用了单独的私室，能够把自己锁在里面写信，读信。一般情况下，没有得到房间主人的许可，旁人是不能进入的。这说明当时社会私密化已达到相当的程度。而书信体小说的出现和流行无疑进一步鼓励了这种私密化倾向，并在不经意间促使社会建造更多的私密化的私室。于是，西方中世纪以来以全家人聚集在一起的公用的大厅为中心的传统的房屋结构模式，渐渐被具有更多私室的建筑模式所取代。以家庭交谈和公共仪式活动为中心的交流方式渐渐转向私密化的通信和阅读。

2、性爱、婚姻与主体性矛盾

无疑，在所有的隐私中，性爱是最重要的一种。性爱一方面直接关乎每一个独特的个体在世的基本欲望的实现；另一方面，又直接关乎一个外在于主体的他者，即性爱的对象，从而导向人的在世的社会性。在传统社会中，上述两个方面基本上是统一的，个人的基本欲望在由父母包办的婚姻中得以实现。但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纽带一一崩断，独立自足的主体走上社会，性爱与婚姻的矛盾日益突出。近代西方的书信体小说从诞生之日起，就把提出并解决上述矛盾作为自己的主要课题。十八世纪欧洲三部最流行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书信体小说《帕美拉》、《新爱洛依丝》和《少年维特之烦恼》，都以性爱这一最为敏感的隐私问题作为自己探索的主题，以建立符合新兴中产阶级要求的性道德和婚姻原则。

从某个角度看，可以认为，书信体小说中的性爱主题表明近代个人主义对性爱自主权的要求，以及对封建的以家庭为中心的性爱－婚姻模式的反抗和摒弃。卢梭在《新爱洛依丝》中借助男主人公圣 . 普乐说的话，几成为当时一代年青人的福音："真正的爱情是各种关系中最纯洁的关系"8。但在我看来，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当我们说到人的主体性时，千万不要忘记，这里所谓的人是有特定的含义的，它所指的决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备某种历史条件的、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人。就西方近代而言，这就是新兴的中产阶级。正如福柯一针见血指出的，近代中产阶级恰恰是通过"性"的方式打破了贵族的"血"的限制，从而登上上流社会，在历史舞台上大显身手的。这里，很显然，在所谓的"最纯洁的"的关系的背后有一双不那么纯洁的"看不见的手"，世俗的手在操纵着。

如果说在性爱这个问题上，新兴的中产阶级主张打破一切人为的封建门弟等级观念，鼓励男主人公大胆地追求一种超越身份、地位限制的性爱。那么，在婚姻问题上，我们看到同一个中产阶级却采取了一种相当保守的婚姻道德观。其原因自然不难理解，因为中产阶级需要通过婚姻关系来确认并永久保持自己对私有财产的占有和传承。因此，理查逊的《帕美拉》对女主人公的美德（其核心是贞洁）的强调（副标题《贞洁有报》强烈地暗示了这一点），决不能理解为中产阶级男性对妇女的尊重或视之为妇女社会地位提高的标志，恰恰相反，它表明作者正力图通过小说向广大的妇女读者灌输一种完全属于近代中产阶级的婚姻道德观，从而建构起一种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主体性。正如瓦特指出的："在人类历史上，男女关系的严格界限呈现出与私有财产的日渐增加的重要性相同步的趋势－－新娘必须是贞洁的，以便他的丈夫能够确信他未来的继承人确实是他的儿子。这种对其价值观基本上是生意人和商人的那些人来说肯定是尤为重要的"9。其实，不光理查逊笔下的帕美拉如此看重贞洁或美德，卢梭笔下的朱莉或歌德笔下的绿蒂也一样，她们尽管对自己的情人怀有强烈的爱情，最终还是没有破坏已经确立的婚约，没有与情人私奔或通奸，从而确保了中产阶级的婚姻原则的神圣性。在《新爱洛依丝》（卷三，书信第十八）中，被迫依从父命嫁给沃尔玛先生的朱莉对她以前的情人圣 . 普乐说："婚姻的纯洁性，不容许破坏；这不仅是夫妻两人的利益，而且是所有人共同关心的事情。每当一对夫妻用神圣的纽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所有其他的人都必须默默承担这样一种义务：尊重他们的神圣的纽带，尊重他们的夫妻关系。......用外人的血来破坏这种自然的关系，并且实质上是败坏了把一个家庭的成员联系在一起的相互的爱，你认为这不是坏事吗？......"10这一段话很清楚地表明，这位一度狂热的情人已经冷静地确认了建立在财产关系基础上的中产阶级的婚姻原则。

正是通过上述两种看似矛盾的主体性诉求，书信体小说建构起一种符合近代中产阶级要求的性道德和婚姻原则。一方面，近代西方的中产阶级需要一种自由的性爱话语，为进入贵族上流社会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它又需要通过强调女方对男方绝对忠诚的婚姻价值观来确认私有财产继承人，从而最终确认和强化正在建构中的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体制。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柴特霍姆等人对《新爱洛依丝》的评价也可以适用于《帕美拉》或《少年维特之烦恼》，它们的的确确"是一曲既歌唱爱的激情又颂扬对婚姻的忠诚的赞歌"。11

3、第一人称视角与自我的认同

书信体小说的文体特征是，无论小说中有多少人物，他/她们总是以第一人称口气叙事的。而第一人称"我"恰恰是主体性的最根本特征。书信体小说的这一特点是文艺复兴以来兴起的其他形式的近代小说，例如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和卜伽丘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等所不具备的。这两部小说虽然被称为文艺复兴时代的最早的现实主义小说，但就其叙事艺术来看，前者沿用的还是旧式的骑士小说叙事模式，后者则借用了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大故事中套小故事的框架结构。尽管这两种叙事模式能提供许多集娱乐性和教诲性为一体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但从中很难发展出一种观照自我心灵的内视角，当然更不可能展示近代人丰富而隐秘的内心世界。这么说并不是要有意抹杀两位伟大的文艺复兴先驱的开山之功，只是想说明一点，具有现代性的主体的建构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决不是靠一两个作家的朝夕之功所能完成的。文艺复兴要解决的历史任务－－唤醒人的原欲和个性－－只是在建构现代性自我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更复杂的问题还有待于后来者进一步提出和解决之。

表面看来，第一人称视角仅仅是个叙事形式问题，但实际上对于现代性自我的建构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它表明人对自我的关注程度开始超过了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书信体小说虚构了第一人称之"我"，从而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自我认同的镜子，每个人都可以在阅读小说时用自己的真实的自我去代替那个虚构的第一人称之"我"，将另一个"我"的生活认同为自己的生活，将其情感欲望认同为自己的情感欲望。而近代的自我概念正是在这认同过程中被渐渐建构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从十八世纪的书信体小说到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抒情诗只有一步之遥。

或许有人会发生疑问，在理查逊等人写作书信体小说之前，不是已经有了笛福的第一人称视角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为什么我们非要把第一人称视角与主体的认同归功于书信体小说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这样来回答。不错，笛福确实在《鲁滨逊漂流记》中运用了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但要一般的读者与鲁滨逊这样的主角认同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毕竟，对一般人来说，遇上此类冒险漂流事件的概率太低了。读者尽可以将鲁滨逊的冒险漂流当作一个十分有趣的引人入胜的故事，但很难设想自己会处在小说主角的境地。但是，书信体小说讲述的却是每日每时都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或身边的个人化的生活，每个读者都不难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它所涉及的是最令当时中产阶级读者感兴趣的、极富私密化和神秘色彩的性爱－婚姻主题。每个读者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设身处地将自己认同于小说中的某个人物，从而建构起自己的独特的主体性。书信体小说采用的第一人称视角既为作家提供了一条进入心灵的捷径，也为读者提供了毫无限制地参与到虚构人物的内心生活之中的机会。因此，尽管《鲁滨逊漂流记》在建构近代西方人的主体性，尤其是建构近代"经济个人主义"12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就其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划和情感生活的坦露，就其为读者提供的自我认同之可能性程度而言，它是不及《帕美拉》等书信体小说的。这一点在后者对时空模式的处理上更明显地显示出来了。

4、时间模式与主体性体验

对时间的关注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对此时此刻的时间的体验更是现代主体性的重要特征。在传统社会里，时间是周而复始的，无穷轮回的。人被紧紧束缚于大自然周而复始的季节循环中。近代确立的线性时间观是基督教的产物。它在基督教堂的钟楼上得到了具体完满的表现，"在西欧上空昼夜唱和的无数钟声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世界感情的最惊人的表现"13。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每个个体来说，他或她永远生活在现在的此时此刻，无论是他对过去的记忆还是对将来的展望都是以现在为基础的，而现在 (now) 决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由每一具体的此时此刻 (the moment) 构成的。

对时间的处理是小说叙事艺术中的重要一环。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小说中，时间是被抽象化了的。例如，在《十日谈》中，我们只知道书中的人物在佛洛伦萨某个废弃的别墅中聚会了十天，以相互讲故事来消磨时间；但不知道小说中的某个故事是在这十天中的何时何刻被讲述出来的。这说明近代的以主体的体验为中心的时间观念在当时还远未被建构起来。与之相反，书信体小说则竭力通过对具体的时间、地点的标明，突出现代人的在世的有限性，在不经意间激发人们努力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创造完全属于主体自身的价值，而不是为某种抽象的信条、教义而奉献自己，从而建构起一种完全属于近代的主体性时空体验。

书信体小说中的时间是绝对主观的和现时即刻性的时间。读者仿佛跟着主人公在现时即刻地体验着生活，而不是在事后追溯往事或回忆过去。在《帕美拉》中，我们经常读到这样的段落，女主人公的信写到一半的时候，忽然说道："我必须在这里中断，因为有人来了"14，或者"我正在已故夫人的化妆室里折叠这封信的时候，年轻的主人进来了"15。为了加强真实时间的幻觉，书信体小说有时还让主人公的日记和书信交叉在一起，造成一种信件中有日记，日记中有信件的复杂的叙事模式。这种模式客观上起到的作用是把信中哪怕非常琐碎的细节也组织到了一起，这也正是它吸引近代读者的所在。读者仿佛被小说带进了日常生活本身，卷入了可怖的时间之流中。根据主题和情节的需要，时间在作家手下被任意压缩，拉长，延伸。在《帕美拉》中，同一天时间经常被分割为几篇日记或几封书信。例如，在女主人公预定结婚的星期四，她分别记下了"早上六点钟"、"八点半"、"将近下午三点钟"、"夜间十点钟"等四个时间段的生活感觉，飞逝的时间仿佛一下子放慢了脚步，等待读者充分地感受生活中的细微末节。

书信体小说这一 "记述分秒"（理查逊语）的艺术，强调了现代人生存的此在性和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本质的琐碎性，与柏格森的"绵延"的时间观念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遥相呼应，并在普鲁斯特等意识流小说家的创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在建构完全属于现代的主体性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二十世纪两部以时间为基本母题的长篇意识流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都把主体对时间独特的体验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上。对于普鲁斯特来说，"唯一起作用的只有现在。但按其本性来看，就是这个现在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东西。每一个现在，当我们说现在时，就已经不是它本身了，由另一个现在取而代之了。这个使每个现在成为一个现在的现在性，只有当我们使时间之河静止下来，把现在的同一性突现出来时，才能得到认识。"16因此，小说家的任务就是："......获得、挑选并且确定某种它从未感受过的东西：一份短短的纯粹时光。"17而对于乔伊斯来说，时间问题显得更为具体可感。《尤利西斯》整部小说描写了三个主角在1904年6月16日早上8点到次日凌晨2点45分这18个小时中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时间体验，每一时刻都非常明显地与独特的主体性相关联。显然，上述两位现代小说家强调主体独特的感受的时间模式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近代书信体小说的影响，它同时也表明近代以来作为时空体验的主体的西方人，其时空意识得到了何种程度的深化和拓展。

5、书信体、对话性与公共性

对话性是书信体小说又一根本的文体特征。在小说《克拉丽莎》中，理查逊有意让书中人物洛弗莱斯将"通信"一词correspondence拆写成co-respondence，以从字源学上来证明这个字具有"内心的共鸣"之意。从这个意义上说，书信体小说属于一种复调性而不是独白性的话语，其哲学观念符合巴赫金提出的对话理论。书信体小说往往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书写人，他们之间发生着一种实实在在的对话关系。写信人在写作的过程中，心中始终有着另一个读信人，此人可以是他或她的父母，也可能是其亲戚或密友。而回信人在写回信的时候，也总是会考虑到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或给与劝说，或给以建议，或允诺给以帮助等等。

另一方面，从小说读者的角度来看，他或她既可以认同于小说中的写信人，进入他或她的心灵世界；又可以认同于小说中的读信人，即写信人设定的阅读对象，以后者的心理来阅读书信。这样，小说读者就完全积极地参与到小说情节的建构与小说意义的生成中，从而进入一种完全属于现代的复杂的人际交流关系之中。而这，正是现代主体性的构成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小说作者无意中希望读者知道、并加以认真对待的。

必须指出的一点是，主体性话语的建构并不必然意味着赞美或鼓励一个完全脱离人类社会的孤独的个体，恰恰相反，所谓的主体性正是在不断地与他者打交道的过程中渐渐获得的。现代人比他的先辈面临更复杂的环境，卷入更多的人际交往，也面临着更多的人生选择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书信体小说以虚拟的方式，让读者以小说人物自居，预先体验了一番与不同的他者打交道的经历，从而为其真正进入社会，承担某种社会角色进行了一番预演。正如瓦特指出的，"在某种程度上，自居作用无疑是一切文学的必要条件，正如它也是生活的必要条件一样。人是一种接受角色的动物；他之变成一个人并发展他的个性，乃是无数次地走出自我、进入别人的思想和情感之中的结果。一切文学显然都依靠进入别人内心及他们的情境之中的能力。"18 对于书信体小说这种高度私密化的文学类型来说尤其如此。读者在阅读信件的过程中不断地和书中的人物，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发生着一种对话，设想自己如果处在某个小说角色的地位将如何应对有关人物，如何摆脱麻烦的局面，等等。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书信体小说把读者推进了一种表面上看来是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它要求读者完全退出公众事务，进入一个完全私密化的阅读空间；另一方面，正是通过这个私密化的空间，读者进入他者的心灵，参与到每一种引人入胜的活动之中，体会到一种远远超越个人经验的人际关系和普遍的人类情感，从而超越了个体的有限性生存。

书信体小说的对话性特征表明，它还具有一种残余的集体性或公共性，关于人的公共性，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她的《人的条件》一书中有过精辟的论述。按照她的说法，公共性的含义是：共同生活在世界上，这从根本上意味着，事物的世界处于共同拥有这个世界的人之间，就像一张桌子被放置在围着它坐在一起的人之间一样；世界像每一个中间事物一样，都同时将人联系起来和分离开来。19书信就是这样一种维系人的公共性的重要条件。通过书信交流，被现代城市生活分离的个体重新结合起来，与远在异地的亲人或友人相互交流自己的生活、情感和内心体验。通过这种方式，他/她们重新获得一种归属感，认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个体。通过阅读书信体小说，读者自觉参与了一种集体性的感情的生成。正是在这一点上，书信体小说体现了近代历史主体怎样从传统的集体性社会走出，向现代个人化社会过渡的特征。书信体小说将原本完全属于个人的私密的东西讲述出来，成为大众阅读的对象。主体对别人隐私的刺探和窥视实际上成为一种对正在消失中的集体性记忆的补偿。这同时也说明，近代的主体性话语在其建构之初完全是健康的、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集体性和对话性，远不是后来人们想像的那样是完全封闭的、与世隔绝的自我的独白。后者完全是现代大都市的产物，与现代性的设计者们原先的图像相差甚远。

作为现代性话语之一的主体的建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对主体性建构的探索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问题。本文从书信体小说入手对此主题进行的分析只是揭开了该问题的冰山上的一角，巨大的冰体还有待于国内同仁们一起努力。我想，这个主题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和人的主体性建构的当代中国，应当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丰富的启示意义的。因此，本文对该主题的探讨就远不是问题的结束，而毋宁说仅仅是问题的开始。

【注释】

1 （理查逊应两位书商朋友之约而写的书信手册《写给好朋友的信和替好朋友写的信》于1741年出版，同年他发表了英国文学史上，同时也是欧洲文学史上的第一部书信体小说《帕美拉》）

2 伊恩 . P . 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17页。

3 同上，第200－213页。

4 转引自曹卫东：《交往理性与诗性话语》，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5 参见福柯：《性史》，姬旭升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 参见李赋宁：《英国文学论述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版，第180页。

7 伊恩 . P . 瓦特：《小说的兴起》，第213页。

8 卢梭：《新爱洛依丝》，李平沤、何三雅译，译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93页。

9 同上，第173页。

10 同上，第288页。

11 托 . 柴特霍姆、彼得 . 昆内尔编著《插图本世界文学史》，李文俊等译，漓江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页。

12 伊恩 . P . 瓦特：《小说的兴起》，第77页。

13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商务印书馆，1995年重印本，第29页。

14 理查逊：《帕美拉》，吴辉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

15 同上，第2页。

16 瓦尔特 . 比梅尔《当代艺术的哲学分析》，孙周兴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07页。

17 同上，第209页。

18 伊恩 . P . 瓦特：《小说的兴起》，第225页。

19 汉娜. 阿伦特：《人的条件》，转引自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3－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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