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鸿生：水龙头的普世象征──国民党是如何失去“现代”光环的？

学科: 社会
关键词: 郑鸿生，台湾
摘要: 海峡两岸若不能认真地对这段断裂的历史进行深刻反思，我们今日的症结将是难以解消的。而且不只对台湾的历史进行反思，还要对整个中国二百年来的近代史（以及整个东亚的近代史）进行反思。而对中国/台湾的历史进行反思的条件，也是作为反思的起点，则是必须重新站回旧唐山的土壤，回到那个东西碰撞新旧递嬗的年代，重新去连结出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当面对西方/美国时也不再自我否定地将自身视为异己，如此或许才会再有一个对中国真正坚实的新的憧憬的来临。

「野火」的历史任务

1982年夏天，岳父母远从台北飞到美国旧金山湾区，来参加他们女儿的毕业典礼。他们愉快地踏上旅途，除了欣喜于女儿取得学位外，这也是他们初次美国之旅。

岳父母都是上海人，岳父早在1949年之前，就已被服务的中信局调到台湾来工作，一生奉公守法，是个典型的公务员小康人家。这可从他们女儿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时，只能提供单程机票与一点零用钱来送行看出。而这么一个典型的基本拥护国民政府的外省公务员家庭，对他们女儿找了一个本省女婿却是绝无二话，只有祝福。

1980年代初，台湾在经济上越发兴旺，工业化带来的城乡重组基本完成，电子与信息产业开始起飞，但是政治上却还是个十分阴郁的时期。相较于经济上的「现代化」，统治术则仍极为「落后」，那几年接二连三发生了多重政治事件：1979年底爆发美丽岛高雄事件，接着的大逮捕中又有我们熟识的友人；1980年初发生林家血案，过一年又发生访台留美学者陈文成命案。当时我们远隔重洋，家乡发生的事却是令人极为牵挂，这些政治事件接二连三，在我们心中投下极深的阴影。

当他们于1982年夏天来到美国探望我们时，岳父已是七五高龄，但游兴一点不减。我们除了带他们到处游览外，闲时也不免谈起美国及家乡的种种。虽有世代之隔，但出身上海的岳父有着现代化的开明观念，对他女儿大学时代介入的校园异议活动并不介意，甚至还感到骄傲，因此我们对很多话题与意见颇为投契而不见龃龉。然而有一次与岳父谈着，竟就转入了台湾的政治，而触及林家血案。然后对谁是背后主谋的不同看法，很快地让我们互相提高了声调，岳父显然不愿面对威权体制的特务主导此事的可能性，最后他起身离座，走了几步又回头怅然说道：「你看，我像是个特务吗？」

岳父这句话让我一时哑口无言。我一点也没有要把共谋的责任放到他身上的意思，而他虽然从来不是国民党员，从未参加政治活动，甚至平常对政府的作为也会多所批评，却似乎自觉要承担起这个责任，以致于说出这样无奈而悲切的话来。岳父的如此回应，让我顿觉个人处于不同处境的诸多困境与无奈，此后对于岳父的立场我也就释然于心，不曾在这方面存有疙瘩。

我虽释然于心，但也体认到像岳父母这一辈，播迁来台的外省人的心境。这一辈外省人中像他们这样具有开明现代观念的为数不少，也因此才有台湾在1950年代由《自由中国》杂志领头的自由主义在台湾的传布，以及1960年代重现五四风华的文艺复兴盛况。而这么一批开明现代派的外省人，由于有着这么一个大陆背景，或多或少都有着1950年代白色恐怖牺牲者的关系，或者是家人亲戚，或者是同事师友。这是因为那时白色恐怖主要正是针对与左翼思想有任何联系的人士，而从大陆来台的这一批开明现代派，对威权体制而言正是最有嫌疑的一群。他们这些人一方面要长期活在这样的阴影之下，另一方面来到1980年代在台独势力乍起之际，又被迫要与这个威权体制的命运绑在一起。这样的困境，我从岳父那句话中是深深感触到了。

两年之后的1984年，龙应台开始在台湾报刊撰写一系列的批判文章，一年后并集结成《野火集》出版。在「野火」燃烧全台的这个时候，岳父母这样的人也很自然成了龙迷，显然龙应台讲出了他们的心声，抒发了他们多年来的无奈与闷气。

单从《野火集》的文本来看，它所要燃烧掉的是被追求「现代化」的国民所深深引以为耻的、社会上的诸种「落后」现象。就像龙应台后来自己说的，她并不要像当时党外民主运动那样，去直接对抗当时的威权体制，而是以她特有的迂回方式去挑战其统治基础。虽然读者并不一定会有这般深刻而曲折的体会，但是《野火集》确实在政治上发挥了摧枯拉朽的作用。而它所召唤的读者群，正是有如岳父母这样有着现代化信念的标准公民/市民，召唤出来的正是他们长年以来对自身所处社会的落后现象的羞耻感，与对现代化的渴望，这些情绪当然也包含了对威权体制特务手段的不堪。这种祛除落后、「向上提升」的急切渴望，就在1980年代的这个时刻转为愤怒了，「你为什么不生气」这个质问正是个有力的召唤。

国民党如何丢了现代光环

战后台湾社会对现代化与落后问题即有敏锐反应，1963年一位留台美国学生狄仁华写了一篇批评国人没有公德心的文章，而在大学校园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青年自觉运动。与此同时的《文星》「全盘西化论」之争，以及接着在1970年代之交《大学杂志》的现代化论述，不用说是更深刻的思想运动了。

这些以欧美为师的「现代化」方案，到了1980年代基本上已经内化为台湾标准公民/市民的话语，当局面对这种新兴的社会期望，它残存的诸种威权作为就显得极为扞格不入，极为跟不上时代，尤其是继续以恐怖手段作为统治技术的那一面。从欧美现代化的观点来看，特务手段确是极其落后的统治术，若还沦落到藉助黑道之力，那就更是不堪了。然而到了1980年代，它竟然还是像我岳父母那样的标准公民/市民，所支持的政权的统治手段。这就让他们抬不起头来，成了他们闷在心里的极大痛楚与无奈，而会在1982年访美时对我说出那样的话来。其实他们从来就是这种统治手段的极大受害者。于是在后来的熊熊「野火」中，终于有一位与他们同样处境、同样立场的龙应台，出来为他们抒解了这股闷气，让他们感到畅快。

龙应台《野火集》所召唤的这些社会标准公民，在更早的时候也曾被另外一种称为「小市民」的身分召唤过，而召唤者却是威权体制本身。那是发生在1972年的事，当时台大学生在保钓运动后的民主抗争正闹得风风火火，而哲学系教授陈鼓应正在鼓吹设立民主墙、开放学生运动。那年四月，《中央日报》副刊连载了一篇四万多字的长文〈小市民的心声〉，作者站在奉公守法的「小市民」立场，以「企图制造社会动乱」的罪名来攻击台大异议师生。当局旋将此文印制成数十万份小册子，广为散发。在这篇文章的语境里，「小市民」是守法、追求公共秩序、注重环境卫生、讲究生活品味的所谓沉默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现代公民」。这批现代公民被召唤出来对抗「台大乱党」，在1972年十分有效，台大的异议师生虽然在校园里获得了支持，但在社会上却是处于劣势。

同样处境的这批「小市民」如我岳父母者，在1972年曾是党国〈小市民的心声〉企图召唤的对象──当然这种借着党国威权而来的「召唤」并不见得处处有效，我岳父当时就不甚以为然。但他们在十多年后的1984年却成了龙应台的热烈支持者，成了动摇威权统治基础的野火的一分子。其实这里并无矛盾，因为时过境迁，到了这时党国已经在小市民/现代公民的心目中开始崩盘了。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1980年前后的政治事件让党国极为「落后」的统治术充分曝光，让这些原本的支持者也引以为耻，连自己的子弟都要起来反对它，而忠心支持者也对它失去了信心。何况就在「野火」之文开始注销的1984年，又发生了动用黑道之力、在现代化标竿的美国当场丢人现眼、那么不堪的江南案。

换句话说，到了这时，威权体制不仅已经失去「现代化」的光环，甚至反倒成了一个「落后」的样板。而引发这一连串政治事件的，竟是这威权体制的原本靠山、「现代化」标竿的美国本身。它在稍早的1978年底，就公然抛弃了国府而与对岸建交。被美国抛弃这件事，对台湾社会的各种势力有着不同但一样强烈的冲击，而对心怀美式现代化观念、原本支持国府的「小市民」而言，那却是更大的打击了。

《野火集》在关键时刻迂回地扯下了国民党「现代化」的残余光环，但国民党在一般人心目中与「现代化」完全脱勾，却还有着一个漫长的过程，那是与民进党夺得「现代化」大旗互为消长的。野火过后没几年，民进党就以「进步」为名建党，从反面将国民党的「落后」定了性，直到如今民进党当权，而社会上任何「落后的」东西都尽可归诸旧党国余孽了。譬如近年来，就有学者的研究将一些台湾医生索取病人红包的败德行为，也归罪国民党的统治，而这正是民进党在1990年代攻城略地之时，逐步形成的一个「社会共识」，就是「国民党是落后的守旧政党，而民进党则是进步的现代政党」。

1990年代中期陈水扁在台北市长任上发生的一件事，很可呈现民进党在这个意识形态争战中已经基本获胜。1997年，台北市宣布辖区内的户政事务所全面启用户政信息系统，也就是将原来几十年来用笔书写在户籍大簿上的户口数据计算机化之谓。报纸上一时忙着介绍户政计算机化带来的诸种好处，不仅作业快、数据准确，户籍誊本用打印机印出漂亮字体，更是一种进步表征，而且还因为有网络联机可以远距跨所作业，让离乡国民在申请户籍作业上无需两地奔波。除此之外，台北市政府还特别强调说，户政所人员将以全新的便民态度来服务市民，譬如作业柜台全面下降，因此市民可以坐下来与户政人员面对面交谈，又譬如会有服务人员来亲切奉茶。台北市政府宣传说，这些都是陈水扁市长的德政，是民进党的进步便民理念的展现，而当时报纸也都如此赞誉有加。

就是说，在2000年民进党赢得总统大选之前，其实已经夺得「现代与进步」的大旗了，它的一切施政与作为都会带着这么一圈耀眼的光环。

一场现代化的政治零和游戏

当时在台北市的户政事务所承诺的这一切，确实都真的发生了──户政数据计算机化了，网络也联机了，户口誊本是有着漂亮字体的印刷文件，申请作业柜台确实降低了，市民还有椅子可坐，而且还真有服务人员来奉茶，一个现代公民在公家机构应该享受的待遇莫过于此了。这一切都是真的，除了其中唯一的误导信息，就是这荣耀全被归于陈水扁市长与民进党。

因为真相是，台北市户政信息系统是全国户政信息系统的一环，在那时已经筹建十年之久，那一年正是系统开发测试基本完成后，在台北市全面实施之时，而恰巧就在陈水扁的市长任期上。

这套系统既是「全国户政信息系统」，当然就是由全国性的内政部户政司来督导其事了，而实际主导这项大计划的则是内政部的信息中心。从1988年开始，信息工业策进会接受内政部委托，进行这套大系统的规划设计与开发建置，而我本人当时刚从美国回台，进入资策会工作，恰巧就是负责这套大系统的网络方面的规划设计，直到1996年离开，因此熟知建立这套系统的来龙去脉。

这个当年台湾最大的网络联机大型信息系统，会交给资策会来建置，有着诸多原因。其中除了资策会是当时台湾最大的计算机软件开发单位外，内政部也信任没有厂商包袱的资策会工程师，会以最先进的技术来为国人建置这套史无前例的大系统。当时国外的大计算机厂商如IBM、迪吉多、NEC等等，都透过各种管道游说采用他们各自的专属系统。采用厂商专属系统有其好处，就是交由厂商以其成熟的专属技术来解决问题较不会出错，资策会可以乐得轻松。然而资策会的工程师却是高瞻远瞩、不为所动，决定全面采用当时虽然技术尚未完全成熟，却是最先进、最公开的开放式计算机与网络架构，以免公众的系统被任一专属厂商的技术绑死，而代价则是资策会的工程师必须辛苦地边学习边开发这整套系统。

在系统主机与工作站上，我们订出来的系统规格就是以UNIX为基础，而且必得有能力处理三万个以上中文字的开放系统，在网络方面我们订出以TCP/IP为基础架构的开放型网络，也就是今天全世界通用的Internet架构。这里所谓开放的意思，就是它不是专属于某个特定厂牌的技术，而是一套公共而公开的技术标准，每个厂商的系统只要符合这个公共标准，就可以加入。这是一套将公众的大系统立于不败之地的基本要求。

那是解严不久的1988年，UNIX与TCP/IP这些开放系统技术尚未完全成熟与商业化，W3网页制作格式还没发明，Internet商用网络也没影儿，但资策会的工程师已经看出它们的前景。当资策会在为户政信息系统规划可说是台湾第一套Internet大型网络时，全国只有另一个地方在筹建这样的先进网络，那就是教育部信息中心。他们正在计划将原来是以IBM网络技术建置、连接各大专院校的学术网络，提升为开放的Internet网络。

熟悉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人，在那时应该都能看出前景所在，在资策会工作的我们，可说只是顺势而上。但是不同于学术网络的实验性质，资策会是在建置一个属于全民的大系统，我们采用先进却未成熟的技术是冒着风险的。然而资策会的长官接受了我们的规划，委托单位内政部的信息中心以及户政司也都接受了。由于采用了开放系统架构，如今它可伸可缩，没有被特定厂牌绑死，不至于迁一发动全身。

一个大型信息系统的建置不只是计算机软硬件的安装，还牵涉到具体使用上的作业安排。每个户籍员桌上将会有一个计算机屏幕，也要让来申办的民众能够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户籍信息，因此以前高柜台的作业模式就不管用了，于是就有了像平常书桌那样可以面对面坐着谈事、观看同一计算机户籍信息的作业方式的构想。而且又因为数据计算机化本身会产生节省人力的效果，以致于能有充裕的人力来对民众提供多方面的服务，包括奉茶。这一切都在当年内政部信息中心的构想之中，也付诸实现了，是配合户政计算机化的必要与衍生措施。

以上所以不惮其烦地细说全国户政信息系统的建置过程，主要用来指出一件事，即是解严前后相关部会这些技术官员，其实已经是深具「现代化」与「进步」意识的一群人。这些单位，譬如经济部下属的工研院、资策会，以及内政部与教育部的信息中心等的主事者，基本上没有财团包袱，却有着追求世界最新技术的愿景与认识。这些人基本上是国府三、四十年来栽培出来的技术官僚，具有追求「现代化」与「进步」的热忱，也就自然会在1988年将全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信息系统，交给也具有同样怀抱与见识的资策会工程师来规划建置了。

当1997年民进党的台北市长陈水扁坐收这项成果时，我曾与一位泛绿老友争辩。我费心向他说明这段十年苦心建置的过程，却未能说服他国民党也是有它「现代化」与「进步性」一面的事实。他对于陈市长这项德政极为骄傲，极不甘愿把这项「现代化」的功劳归诸国民党。可以看出，国民党到了这时真是已经完全失去「现代」与「进步」的光环，而被绑上「落后」的罪牌，等着选民来发落了。于是由代表「进步」与「现代」的民进党政治人物来坐享这项荣誉，对选民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这时，面对台北市这位气势如虹的政治明星，所有的报纸都莫敢撄其锋芒，去质问这件事功劳谁属，更遑论不敢多言的内政部技术官员了。

从上面这件事来看，我们可以说，到了1990年代，由于国民党在「现代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已经失败，以致于它几十年来在台湾苦心经营的任何现代化成果，包括已成典范的经济成长，不是掩盖不彰，就是被已经夺得「现代光环」的民进党轻易地接收而去。

落后初体验的建构

国民党在台湾努力了几十年的现代化经营，竟然还得背负着这个「落后」的沉重罪牌，除了因其特务统治而造成的离心离德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无可逃避的历史性的外在因素，而那是打从1945年台湾光复，国军部队一上岸开始，就如影随形地跟上了的。多年来，台湾社会曾流传着多种对当年国府军队十分贬抑的说法，说当年来台的国军军纪是如何地不良、军容是如何地破落、现代知识又是如何地贫乏。传言中，下船的国军衣衫不整、背着做饭的大锅，还拿着雨伞，令台民大失所望。

这些说法的贬抑性，最终凝结成一则关于水龙头的故事，数十年来在台湾广泛而不断地传述着：「当1945年日本战败，中国兵仔来到台湾时，他们看到墙壁上的水龙头这东西竟然还会冒出水来，觉得很神奇，也去搞来一个往墙上一塞，却奇怪为什么没有水流出来」。这是我年少起就听过的笑话，彭明敏在他的回忆录里也提到，说小时候他父亲彭清靠(光复后高雄市议会议长)就曾在家里转述这故事。而一、二十年来的每次大小选战中，这故事就被民进党一再用来羞辱对手。多年前有个试图调和「省籍矛盾」的电视喜剧，甚至也曾用过这样的题材；它显然已经成了全民共识。

这些故事原来是以耳语的形式传递着，解严之后就名正言顺地在各种选战与意识形态争战中公然引述传布了。这样的故事不管是否属实、是否有普遍性，几十年来在台民心目中已经成了一种精炼出来的对国军的「记忆」。而且这种「记忆」是带着价值判断的，拿来作参照标准的却不是台湾人自己的军队，而是日本军队。在这标准下，国军是一点不如曾「威摄台湾、军容壮盛」的日本军队，而国民政府也一点不如曾赐予台民「水龙头」的日本政府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战败投降，随后退出台湾，至今已六十年了。对只愿认定这件大事情是「终战」的人，尤其是台独人士而言，日本殖民台湾五十年所留下来的就不只是「军容壮盛」与「水龙头」的表征了。对他们而言，日本殖民政权还是台湾「现代化」的奠基者，是台湾的西方文明引介者。

在日本战败投降60周年的前一个月，即2005年7月出版的《台湾西方文明初体验》一书里，作者搜集丰富的资料，将日据时期台湾人在一般生活层面接受日本式「西方现代文明」的情景十分生动地呈现出来，譬如第一次使用牙刷牙膏、第一次打高尔夫球等。书里也再次提到彭清靠传述的那个水龙头故事（第47页）。对于当年接受日本教育的我父母那辈人，这种「现代文明」的初体验，的确形成了他们的意识形态感觉核心，在他们有生之年一再地拿来作为比较的标准。水龙头于是成了「文明」的台湾人嘲笑「落后」的外省人/中国人的故事，也是「进步的」民进党嘲笑「落后的」国民党的故事。

这个被拿来与国民政府进行对比的日本殖民政权，此后就一直是很多台民心中的衡量标尺，而成为台独运动在「现代与落后之争」的心理操作素材，甚至上了小林善纪《台湾论》的漫画。这不啻是说，表面上日本殖民政权在1945年退出了台湾，但实质上在台民的心理层次并未完全退出。因而当台湾回归中国，或者说中国重回台湾之时，就不可避免地要碰上这个阴魂不散地缠绕在我父母那辈人内心底层的、日本殖民的幽灵。甚至到了六十年后的廿一世纪之初，他们的子孙们也还得重温他们的旧梦。这就十分清楚地显示，这个日本殖民政府赐予的「初体验」的影响至今仍在发挥影响力，并且最后成功地扳倒了国民党。而国民党则显然从来不曾认识到，它在台湾的主要竞争对手既非共产党，也非台独，而竟是日本殖民政权的「现代化」幽灵。比起这个无所不在的「日本幽灵」，那些令其支持者离心离德的特务手段，只是再一次证实其落后性，成了拖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

水龙头的普世论述

民进党运用这种对文明与落后有着强烈对比的「水龙头故事」，极为有力地将对手塑造成落后的刻板印象。可是我们却发现，这个故事不仅在台湾流传，甚至还有全球各地的各种版本：

譬如，老牌英国演员尤斯提诺夫在《小心！偏见》这本书里，就提到二次战后欧洲的相同传述：「谁不记得家中老一辈叙述的故事呢？一九四五年俄罗斯红军在行进中拆下水龙头，将它往墙上随处用力一插，以为这样就有水汩汩流出。」这是「文明」的英国人嘲笑「落后」的俄国人的版本。

又譬如，在一个以色列的传道网页上，则是如此叙述类似的故事：「一个以色列的公益组织接待了一群来自西奈半岛的阿拉伯贝都因游牧人，在送他们回家前向他们说，他们可以把在这里所看到的最喜爱的东西拿回家当纪念品。没料到这群贝都因牧民每个人都要了一个水龙头，以为回到他们缺水的沙漠牧区后，将水龙头往哪里一插就可以有水流出。」这个故事讲得义正辞严，用来说明教义的源远流长，读来毫无讪笑之意，但却也用了中东版的水龙头故事，来说明「现代化」的以色列与「落后」的贝都因之间的强烈对比。

龙应台当年在散播野火之时，当也是满怀「现代化」意识，极为敏感于她父兄之党的落后性的。二十年后的2005年春天，她在一篇〈请问雅典在哪里？〉（中国时报2005年3月16/17日）的文章里也提到这类水龙头故事：「一个来自没水没电的山沟沟里的人第一次进城，很惊讶看见水龙头一扭，就有水流了出来。很惊讶看见墙上的灯泡，一按就有光。于是他设法取得了一节水龙头和一个电灯泡。回到家里，将灯泡黏到墙上，将龙头绑在棍上。结果灯不亮，水也不来。…」龙应台在这篇文章里，用了水龙头再加上灯泡这两种极具现代象征的产品，是很严肃地在谈论全球化下英语的适当位置，应无讪笑之意。却也显示她的这个视角与民进党「水龙头笑话」里的现代化意识，虽然对象不同，却有着全球化下的共同系谱。而这也应该就是她在1984年撰写《野火集》时与当年党外的共同心境及动力所在。

我相信在世界其它各地，只要有着这么一种「文明与落后」纠结的地方，譬如拉丁美洲、非洲、东南亚等，就会有各种版本的水龙头故事在流传。这些多元的水龙头故事在当地到底是否真有其事，已经不重要了。重点在于，它已成为建构出来的普世性故事，既可用来说明教义的深奥，更可用来讪笑对手的落后。我们可以想象，若无光复后的种种政治事件，台湾流传的水龙头故事可能只是城市人嘲笑乡下人的故事，然而多年来，它却成了一则攻击性的政治笑话，被民进党用来嘲笑国民党的落后，并进一步嘲笑中国的落后了。这个水龙头笑话的内容，并不需要有人真正目睹，就像传述上岸国军军容不整故事的人，也不需要亲眼见过一样。

历史充满着反讽，国民党败在水龙头的现代性下，但它竟然也曾经用过这套水龙头的故事，来攻击对手中共。一个老友曾回忆起他儿时读过的一份反共文宣，那应是一九五○年代初的事情了。它是这么说的：当一九四九年中共解放军进入上海时，这些「土八路」看到上海人将水龙头一开就有清水汩汩流出，也去找来水龙头往墙上一插，以为就会有水流出。这是个一模一样的水龙头故事，只是叙述者(嘲笑者)与故事主角(被嘲笑者)换成不同的人群。在这里国民党成了「文明人」，而共产党则是「落后者」。我的老友还记得，故事里这些「土八路」还用抽水马桶来洗菜淘米呢！

台独人士用水龙头的故事将国民党绑上落后的罪牌，就如同国民党也曾经用同样水龙头的故事将中共绑上落后的罪牌一样。这个落后的罪牌使得国民党，在以现代化美国为「文明」唯一内容的意识形态霸权下，至今仍难翻身。而持续被绑上落后罪牌的中共，又如何躲得过这套「文明」霸权的全球化攻势呢?

日本殖民的现代魔咒

这个文明与落后对比的水龙头笑话，在台湾会成为有效的政治工具，其来有自。这并非是台湾人民在1945年国军来台登陆那一刻的一时过敏，而是源自更早五十年的日本统治。就如《台湾西方文明初体验》一书所呈现的，我父母那辈人，做为台湾初次学到西方现代文明的第一代人，面对前清遗老的他们父母辈，是充满着文明现代人的幸福感与优越感的。然而这套西方文明却是透过日本才学到的，是一种日本形式的西方，而且又是被强加的，并非基于自己的需求去学来的。更何况，这一代人又被强迫与他们的父母即我祖父母辈自在自得的传承断绝，于是又有着不踏实的空虚感，成了台湾无根世代的起源。他们处于一种心灵扭曲的情境，一方面对殖民者日本的「文明」充满着自卑感，另一方面对自己长辈先人的「落后」则充满着优越感，但他们的心灵深处却是空虚而无根的，因为他们的自信心，已经被强势的日本殖民政权带来的这个「现代文明初体验」所彻底击垮，而他们竟无能反抗。可以说这个压抑着的、无能「做自己」的屈辱，应该才是绵延至今的「悲情意识」的根源所在。

这个上一辈人因为自惭形秽，无能面对先人的「落后」而导致的空虚无根的悲情意识，竟也毫无障碍地传递给战后他们的新生代。虽然这两代之间有着从日语到中文的转换，而且彼此也因为都讲不好母语，而未能有顺畅的语言沟通，但这传递却经由身教而畅通无阻。于是两代下来，这个日本殖民所种下的「现代魔咒」，遂成为以「进步」为名的民进党能够所向披靡的一个重大因素。

对于做为国民政府主要支柱的大半外省人，本来是较不受台独运动的这种「文明/落后」心理操作影响的。然而他们的心理基础，却也在1978年国府被「现代标竿」的美国抛弃，接着又是一连串政治事件之后，开始动摇了。到了这时，国民党不只已经被台湾本土势力及其后的民进党定罪为「落后」，甚至沦落到它自己的支持者与子弟都引以为耻的地步。于是在1972年那时还可能会支持社会稳定的「小市民」，到了1984年就变成生气甚至愤怒的「野火」了。《野火集》的风行草偃，让人深刻感受到这个动摇。回头想来，引发这个大转折的，竟是当年威权体制以「国家安全」为名所使用的各色恐怖手段，是国民党真正落后、完全脱离时代精神的统治术。然而国民党几十年来在其它方面的现代化与进步面，却因此也就「全部不算」，与它的恐怖手段一起陪葬了。

重回1945的原初场景

然而1945年发生的「落后中国与文明日本的交锋」会是那么别无选择吗？

日本战败投降的60周年，即2005年8月15日这一天，台湾又有另外一本书《1945破晓时刻的台湾》的出版。作者以丰富的历史材料，将台湾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的一百天，包括其间10月25日国民政府首任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接受在台日军的投降，这段重大转折的历史时刻重新呈现。

对台湾人而言，这是历史大转变的时刻。不仅战争结束，不用再躲空袭，不必再吃配给粮，更重大的是台湾人从日本殖民地二等国民的身分回复到中国国民的身分。因此国民政府接受在台日军投降的10月25日这一天，就订为「光复节」，这是以一个中国人身分的立场来说的，因为是到了这一天，日本的台湾总督府及驻台日军才正式被解除政权与武装，开始进行退出台湾的作业。

虽然台独运动者并不接受这个光复的立场，只愿承认8月15日的「终战」，但这本书却提供了很多历史材料，来说明当时台湾人民是如何欢欣鼓舞地庆祝台湾的光复，迎接陈仪长官与国军的到来。书里提到一次欢迎国军的场面，在度过第一次国庆节之后，街坊风闻国军将于10月15日来台的消息，已是台籍人士主导的《台湾新报》在当天刊出头条新闻〈全省民待望之国军今天将登陆于基隆〉：「…全省如大旱之望云霓的国军，已于今日将印其第一步于基隆。这是历史上所应当特书而大书的。自八一五那天，我们是如何的怅惆！如何地期待！国军将要来到！国军将登陆于基隆埠头！谁听谁莫不欢喜，谁听谁莫不雀跃。…」

然而10月15日那天国军并没有来，开到基隆港的却是美国的数艘军舰，但这并未减低在基隆码头欢迎国军的热忱。隔天的《台湾新报》接着报导：「是我们的国军！数千名站在岸边满山满谷的欢迎市民忽然喊出来。大家喜上眉梢，一齐高举手上的欢迎旗，但是当看到舰上高挂的不是青天白日旗，竟是星条旗时，原本响亮的群众的拍手开始稍稍凌乱起来，然而大家忽然又想起，不管怎样这是我们的盟国美国！手上的小旗又再度乱舞起来，用英文高喊着Welcome！」

从《台湾新报》的报导用「如大旱之望云霓」的形容，可以深刻感受到当时台湾民众企盼的心情。10月15日虽然欢迎不着，国军其实已经分批在前后的日子在台湾登陆了。而我们也在这本书中看到不少老照片，显示出当年民众兴高采烈的欢迎场面。

从这个1945的原初场景，我们可以看出历史是有可能走上不同道路的，是不必然要被「文明日本与落后中国」的二分模式所制约的。然而历史毕竟难以回头，如今只能引为前车之鉴。

岳父逝世于1996年，有幸没看到国民党于2000年失去政权，只是1982那年他在美国对我说的那句话所隐含的胸中之痛，却仍旧等待如今沦为在野的国民党后生晚辈来抒解。但是对于台湾人民而言，更深更大的则是如何破解日本殖民统治幽灵的问题。接受日本教育的李登辉及我父母那一代人，除了当年少数真正受到第三世界社会主义思潮所启蒙的左派份子外，大半都没能从日本殖民噩梦中醒来。他们被严重打击的自信心，在六七十年之后都还未能恢复。这个自信心的沦丧而陷入的悲情困境，甚至还传递到他们的子子孙孙而超生不得。由此看来，这「现代与落后」的纠结，就不只是曾经为中国提出一条现代化之路的国民党如何重生的问题，更是台湾人民自己如何从这个日本殖民的噩梦中苏醒的问题了！

（起稿于台湾光复六十周年）
台湾的大陆想象
郑鸿生

在二○○四年台湾的这次总统大选蓝绿两阵营的激烈对立下，泛绿阵营继续增强他们一贯的省籍族群心理操作，并引起极大反弹。一位较我稍年轻的朋友有天打来电话问起是否听过如下的笑话：

「当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中国兵仔来到台湾时，他们看到墙壁上的水龙头这个东西，竟然还会冒出水来，觉得很神奇，也去搞来一个往墙上一塞，却奇怪为什么没有水流出来！」

我的朋友似乎在这次选战中才听到这个笑话，不胜欷嘘。他属于台湾的新生代，虽然父亲来自大陆，但自己一直来却是偏绿的。我回答说，我不仅听过，由于出身本省人社区，还从小就听起。在一二十年来的每次选战中，这笑话被民进党一用再用，多年前甚至有个试图想调和「省籍矛盾」的电视喜剧也曾用过这样的题材，可见这个观点不分政治立场已经形成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刻板印象。其实把这笑话中的「中国军队」换成了台湾乡下人，台湾换成了都市，在当年的情境也一样成立。我与我的偏绿朋友都同意这是个文明都市人嘲笑落后乡下人的笑话，实在太不上道了。

这当然不只是文明都市人嘲笑落后乡下人的笑话，还隐含着现代化的进步的日本嘲笑保守的落后的中国。而开始讲起这笑话的台湾人正是处于这种身份的暧昧状态──他认同了现代化的文明日本，而拒绝了落后的中国。他以自身的位置，即被日本殖民者带来现代化好处的都市台湾人，来与大半是被国民党拉夫而来的大陆农民，进行对立比较。这种强化中国大陆之落后性的刻板印象笑话就一直是泛绿阵营用来动员台湾选民的宣传策略。

这是我的上一代人，就是接受日本殖民式的现代化教育的我的父母辈，所陷入的身份危机。小说家黄春明曾经说过一个他们家里发生的事：一九四五年当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投降时，他的祖父很高兴地回到家里，却发现他的父亲哀伤地哭着，他祖父不解地问他父亲说：「孩子，是我们打赢了，你为什么还哭呢？」与我父母亲同一辈的黄春明的父亲，确实接受了日本殖民式现代化的影响与好处，而有了与他们上一辈的重大心理差距。

我的祖父母那一辈都属前清遗老，在日本据台之前就出生，并且也都经由三字经等传统中国经典而识字的。闽南语是他们唯一掌握的语言，他们用闽南语读全部的汉文经典，以接近唐音的闽南语读书音来吟唱唐诗，句句押韵而自得于其韵律之美，并自豪于这套来自古中原的「河洛话」。他们还大半身着传统「唐衫」，而称大陆原乡叫「唐山」（衫山二字在闽南语白话音不同音），这与到世界其它地区去的闽粤移民是使用一样名称的。他们观赏传统戏曲歌仔戏布袋戏，聆听有着汉唐雅乐遗风的南管与高亢喧闹的明清新兴音乐乱弹，膜拜传统神祇妈祖关公。他们大半只能在日本殖民式现代化风潮下以遗民心态苟活着，我们可以从流传在他们这一辈人中的一个日本兵的笑话来理解这心情：

「日本兵仔刚到台湾时，看到寻常人家屋外曝晒在大太阳下的、一个个洗刷地十分干净的木桶，就像他们家乡用来装米饭的木桶，于是就拿来当饭桶使用了。没想到这些木桶原来是台湾家里用的夜尿壶，每天一大早就必须拿到屋外洗刷干净、曝晒消毒。」

这是两代间的巨大差异，前清遗民的我的祖父母辈回首遥望的是「唐山」，吃穿阅听的是中国传统的闽南样态；而我父母辈，也即是李登辉这一辈，隔海看到的却是「支那」，他们期待着成为日本殖民地的现代新国民，对传统闽南文化习俗就不能不抱着鄙视的态度了。他们不仅对传统文化抱着鄙视的态度，也对抱残守缺的他们的父母辈抱着鄙视的态度。他们不看歌仔戏布袋戏，而看起日本美国电影；他们不读三国水浒，而读起紫式芥川；他们不听南管乱弹，而听起日本歌谣与西方音乐了。

他们这一辈人是台湾受到现代化教育的第一代人，然而所接受到的却是日本殖民式现代化教育，日语是他们现代化的思想工具，成了他们此后一辈子的思想语言。这样一种教育却是一种「强者逻辑」的教育：国家分强弱，弱小国家理该接受强大国家的掌控；文化分先后，落后文化理该接受先进文化的同化；人种分优劣，劣等种族理当接受优秀种族的宰制。这是以纳粹德国为轴心，在二战时达到最高峰的极右翼现代化意识形态的一环。这么一种意识形态在日本帝国的殖民教育体制里，以现代化做包装，灌输到我父母辈的一整个世代。

如此看来，由这一辈日本殖民式现代化的受益者在二次战后所渲染开来的的水龙头笑话，就不只是台湾人讥笑大陆人或都市人讥笑乡下人的故事，也是现代台湾讥笑落后唐山，有着我的父母辈鄙视我祖父母辈的意涵。他们不只在讥笑隔着台湾海峡、外在于自己的对岸那群人，也在鄙视自己所从出的父母先祖，也即是在内心深处鄙视着自己的「清国奴」身份。这个自我否定是这一代人的一个情结。

二次战后台湾有个婴儿潮，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前后出生的。这时祖父母辈的「唐山」与父母辈的「支那」都已变成了「中国」，而且不只是中国，是一个新的中国，一个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统一、八年抗战之后的新中国。然而有这么一段充满着奋斗与挣扎历史的新中国，对他们两代人而言却都是陌生的，必须赶紧补课认识。战争末期，大家预期日本即将战败，开始偷偷学习英语与北京话，父亲还曾因此被日本宪兵队拘禁多日。我父母那一辈人心里明白要迎接来的将是一个新的中国，不是过去的唐山了。

光复后台湾家庭的一件大事就是将祭拜列祖列宗的神主牌位请回来，因为这在皇民化时期曾被压制禁止。不过他们却发现从唐山过来的新唐山人家里竟然没有神主牌位，不拜祖先公妈。这是一批受过中国现代化革命影响的大陆人，对仍有着旧唐山记忆的台湾人而言确实有点不一样了。然而不管如何，旧传统都一一恢复了，歌仔戏、布袋戏、酬神庙会，及其民俗舞蹈宋江阵与八家将都回来了，但是传统的汉文教育，以及作为我祖父母辈的思想语言、用来读经吟诗的典雅闽南语，却是一去不返。

一九四七年悲剧性的二二八事件及四九年后国民党威权体制的确立，却又开始了一连串的心理变化。在日文出版品遭到压制的情况下，以日文作为接触现代知识唯一语言的我父母这一代人，在社会发言上顿时成了文盲哑巴的失语的一代。而原本用来称呼自己先祖之地的唐山一词，却被转成「阿山仔」一词，还以特别声调说出，用来蔑称战后来到台湾的外省人；「半山」则用来蔑称抗战期间奔赴唐山参加抗日行列，战后随着国民政府回来的台湾人。在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五六○年代，传统唐山观念基本上已经灰飞烟灭，只偶而在祖父母提及陈年往事时脱口而出。阿山仔之名则是父母辈的惯用语，对他们而言，这是与「支那」一词及他们年轻时所接受的日本殖民式现代化教育可以接得上的东西。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成长年代从家族邻里接受到的一些感觉概念。然而由于国民政府对传统戏曲与宗教习俗的解禁（这在日据时代末期是遭到压抑的），属于祖父母辈的传统文化与宗教活动又蓬勃起来了。于是我们这一代人在小时候，可能一边听着父母唱日本歌谣桃太郎荒城之月，一边跟着祖父母去看歌仔戏山伯英台狸猫换太子；一边高兴地跟父母亲去看日本美国电影，一边兴奋地站在庙口观看迎妈祖的热闹行列；一边到基督教堂去领糖果，一边牵着祖父的手去清明扫墓。父母为新生儿子命名，在日据末期皇民化压力下曾经出现一大批「文雄、武雄」，光复后出生潮的我们这一代，却出现了很多「崇尧、崇舜、尧雄、舜杰」之名，显然是在我祖父母辈重新取得命名主导权下所取的名字，以尧舜之名重新召唤唐山先祖。经由这么一个迂回的方式，我们战后这一代人似乎又与旧唐山挂了勾，然而却是在这唐山与日本的矛盾情境中成长的。

一个更大的影响力在我们入学之后发生。我们是战后重新接受「中国教育」的第一代，但这教育已经不是传统的汉文教育，而是一个「新中国」的教育，这个新中国是以辛亥革命为主轴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有其特定的中国概念，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容忍唐山传统，但基本上却是一个现代化的国族概念，传统只是用来支撑这个国族目标，尤其它又是撤退到台湾的偏安政权。

然而即使我们整天听着「领袖、主义、国家」，它所容忍的中国传统却还是能与台湾的民俗社会挂勾。我们在学校学习的中国历史地理与文化教材，基本上是与台湾传统的戏曲音乐宗教习俗一致的，即使有着不完全一样的态度，但尧舜禹汤与妈祖关公并列，都是「属于我们的」东西。这个共同的文化归属感是我们战后这一代人与我们父母辈不一样的的第一个重大的中国概念，神州大陆乃是我们的众神之州。而我们也很快掌握到新中国的语言文字──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国语白话文，即使在发音上讲不好「标准国语」，但到了六○年代就已经产生出陈映真、黄春明、季季、施叔青、王祯和、李昂等文学家写出精彩的中文作品。甚至在重演五四的「中西文化论战」中，出场的几位殷海光在台大的年轻弟子许登源、何秀煌、洪成完等人也都是本省子弟，其运用中文的逻辑思辩能力比起外省籍的年长对手毫不逊色。这个新的「中国文化共同体」在有着旧唐山养分的土壤上，以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重建起来了，国语成了我们这一代开始的思想语言。

但是这个文化共同体的中国概念却大半只能是个概念，一九四九年之后两岸的分治敌对整个断绝了人的往来，而这种断绝的情况比日本据台五十年还要严重。日据时期即使有海禁，两岸的人还是可以往来，尤其是在闽南语区的泉州漳州潮州与台湾之间的亲族往还，如今连传统亲族往还都不可得了。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文化共同体的中国概念遂缺乏很重要的人的具体接触与互动。

然而更重大的影响是，以「反共」作为其新中国重要属性的中华民国，无所不用其极地将对岸的另一个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描绘成妖魔之域。虽然中华民国有一个「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的目标，但这个「大陆同胞」是无脸的、抽象的、触摸不到的。在六○年代的台湾，我们会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中国人」应当如何如何，但是这连海外华侨都算在内的「中国人」却不包含「大陆同胞」，那十亿人口只是面貌模糊的「苦难同胞」，具体现身的只能是一些污名化了的「匪酋」。我们即使很有兴致地在中华民国的地图上划着祖国江山的铁路线，但也只能是画饼充饥。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在七○年代之前成长过程中所能抓到的「中国」。

虽然两岸各有不同的新中国版本，却都是在十九世纪列强侵凌中国时，做为一种对传统中国的改造而生的，都是在继承辛亥革命的同一条道路上。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对立的，他们在对美国与传统的态度上对立着，一个新中国内含着「反共亲美」并容忍传统象征，另一个新中国则是「抗美援朝」并走向破四旧的道路。同样是中国现代化革命之子，分歧的关键似乎在于如何对待美国这个新兴的世界霸权。在五六○年代冷战时期成长的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即是这么一种反对大陆新中国版本的「亲美反共」教育。

美国的因素极为重大，它在国民党新中国的内部制造蜕变，它是五四运动有别于中共路线的另类出路。这也同时发生在五六○年代，雷震、殷海光、李敖等人藉由《自由中国》与《文星》杂志，展开对国民党威权统治一连串的严厉批判，最后竟走到了「全盘西化」论。然而这并非五四的全然回魂，不同于当年五四全盘西化的走向中共路线，发生在六○年代台湾的全盘西化论却是走向国民党的背后支持者──美国。如此，五四在台湾的重演一方面的确加强了新中国意识，包含国民党版的以及夹带其间的一点中共版；另一方面却也同时提供了内含于反共亲美意识形态里的反中国因素，而且不论反的是新旧中国。

然而在日据时期，各种新旧中国意识在台湾的脉络里并非完全是断裂跳跃地发生。从参加同盟会并在台湾延烧辛亥烽火而上了绞刑台的罗福星(一八八六～一九一四)开始，呼应大陆现代化革命进程每个环节的行动接二连三地发生，直到台湾光复。台南人翁俊明(一八九一～一九四三)自许为辛亥革命志士，毕业于台湾医学校，曾于一九一三年集结同志筹款援助国民革命，并与医学校同学淡水人杜聪明(一八九三～一九八六)于一九一五年同赴北京企图暗杀袁世凯，未果而还。他后来又在抗战其间奔赴重庆，帮助成立了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接着也是毕业于台湾医学校的宜兰人蒋渭水(一八九一～一九三一)，信奉孙中山学说，在一九二一年纠集同志成立了「文化协会」，推展台湾人民之启蒙运动，并在一九二六年成立台湾民众党，展开工人农民运动。而他的同学、挚友与同志──彰化人赖和(一八九四～一九四三)，响应五四的白话文运动，提倡台湾的白话文小说书写，被尊为台湾现代小说之父。

日据后期，台湾的工农运动蜂起。台南人苏新(一九○七～一九八一)于一九二八年赴日求学期间加入了共产党，并于隔年回台开展工人运动。一九三一年被殖民当局逮捕入狱十二年，而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后经香港转赴大陆，并在晚年当选政协委员。他的台南同乡杨逵(一九○五～一九八五)，在一九二四年赴日求学，一九二七年回台后参加领导农民运动，对殖民资本进行抗争。也是作家的杨逵原名杨贵，因慕水浒李逵之名而取杨逵为笔名，并在一九三二年发表获奖的日文小说〈送报夫〉，揭发日本殖民统治真相，后经胡风翻译成中文。然而光复后他却在国共内战时因发表「和平宣言」而招国府逮捕入狱十二年。出身贫贱的彰化人谢雪红(一九○一～一九七○)在年轻时参加了文化协会的活动而得到极大的启发，后于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参与五卅工人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并于一九二八年在上海成立台共组织，回台活动。一九三一年被殖民政府逮捕入狱八年，光复后二二八事件时在台中组织二七部队抗暴，后经香港前往大陆，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以上所提事件、运动与人物等等，无一不是在同时呼应大陆现代化革命进程的每个环节。这是一个企图摆脱日本殖民式现代化意识形态，而与现代中国一起呼吸，共同成长，一个追求民族平等、主权在民与社会正义的左翼民族运动。这运动虽然在战争期间遭到日本殖民政府的残酷镇压，光复后却也迅速恢复为重要力量。然而由于国共内战的惨烈，这支力量在五○年代初还是逃不过国民党极为全面的整肃，几乎遭到整个铲除。

这条传承虽然在五○年代几乎断了根，但在完全接受战后国民党教育的新生一代中竟还藕断丝连，在七○年代初台湾的大学校园里爆发的「保卫钓鱼台运动」重新公开接上了线。这运动不仅引发了对民主的诉求，也隐含着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企盼，对迈向理想大同世界的新中国的憧憬，这么一个火苗当然也迅速被扑灭，而那正是文革高潮刚过之时。稍后虽有怀抱同样憧憬且影响深远的，由苏新女儿苏庆黎(一九四六～二○○四)所办的《夏潮》杂志继之而起，然而随着文革的落幕与邓小平的复出，这么一种对现代中国革命的憧憬与企盼遂进入一种压抑隐诲的状态。

在一九七一年与保钓运动几乎同时发生，并且促成文革落幕的，还有一连串极为重要的事件：美国总统尼克森宣布访问北京与同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进入联合国。此后，大陆在全世界范围重新取回了「中国」的名号，同时国民党的威权体制开始崩溃，以战后新一代为核心的新兴台独势力藉由党外民主运动也开始逐渐取得政治正当性，这三者是同时并存发展的。这正是台湾由反共亲美走到反中国之路的关键时刻。

从七○年代开始，大陆在国际上取回了中国名号，又随着八○年代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原来在五六○年代面貌模糊的「大陆同胞」，开始有了具体的形象。然而这些形象对大部分台湾人而言却是既熟悉又陌生，这里存在着从南京到北京的差距，从带着吴侬软语余音的「国语」到高亢而有点兴奋的「普通话」的差距，从传统汉字到简体字的差距。而心怀多年故国之思回去寻找文化之根的人，找到了那些古迹胜地，但也就只是唐诗宋词三国水浒之地，以及残破凋零的宗祠祖莹，此外却大半是陌生的了，既找不到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的痕迹，连减了笔画的汉字都陌生起来。以致到了九○年代，台湾介绍大陆风光的电视节目都还是带着猎奇的眼光，其中一个很热门的节目就直接叫做「大陆寻奇」。

而国民党从七○年代开始不只失去中国名号的正当性，它所建立的威权体制也逐渐在民主浪潮与经济发展下逐渐崩盘，而连带着崩盘的还有它那个版本的新中国理念。原来朗朗上口的「我们中国人」变得嗫嚅难言，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台湾人」。而原来从中国自由主义者雷震殷海光等人汲取诸多思想养分的党外民主运动，这时也逐渐被以「我们台湾人」为号召的民进党所僭夺。

从六七○年代的党外民主运动开始，到二○○○年民进党成功夺取政权，新兴的台独运动虽然反对国民党版的新中国，但在国民党这几十年来将大陆妖魔化的「反共亲美」路线上却是忠实的继承者，他们同时也受到六○年代五四台湾版反传统的影响。而且当反共意识在九○年代已经失去其实质意义后，又很吊诡地被转化成反中国意识。即是说在台独运动的这些多重继承线索中，新中国不论那个版本，中国也不论新旧，都一概被拒斥了。而就在这个空虚关头上，李登辉一辈的「支那观」遂又被召唤回来，尤其是在一九九○年他借着要求重组国会的三月学运将旧势力清除出国民党权力核心之后，如此一路走到「去中国化」的今天。

一九九○年代冷战结束，美式资本主义成为唯一称霸的意识形态，而其「民主自由」遂成了这一意识形态的武器，成功地稼接在「皇民支那观」的心态上。大陆的「缺乏民主自由」相对于台湾在李登辉掌权后的「民主自由」，也就成了一种「落后」，「进步的社会主义中国」遂又沦为「落后的中国」。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何五六十年前的水龙头笑话到了二十一世纪还能在台湾流行，而其主要对象已经不再是在台湾的外省人及其后裔，而是大陆的中国人。「皇民支那观」借尸还魂，隔着海峡望过去，竟然还是一个「落后支那」。这是从七○年代以降，在冷战与美国因素的交相影响下所促成的关键性转折，直到民进党在世纪之交取得政权。

二○○四年九月底，民进党籍的新政府外交部长陈唐山批评新加坡反对台湾走向独立之路的言论时，在一个公开场合说「新加坡，一个鼻屎大的国家，根本是在拍中国马屁」，其中拍马屁一语是以闽南语粗话说出。在接下去的纷争中，政治对手的攻击主要集中在外交部长竟然说出鼻屎与拍马屁这两个不雅之词，而媒体也将焦点放在这里。然而他们都一如往常忽略了新加坡其实是台湾的另一个影子，新加坡人口有百分之七十也是闽南移民，与占台湾百分之七十人口的闽南移民讲一样的闽南语──台独运动者所一再标榜的母语，大半新加坡人是直接听得懂陈唐山的闽南粗话的。

民选县长出身的陈唐山（他竟有个唐山之名）说粗话，其实是用来强化他与在地支持群众的联系，并非说给其它人听的，更没考虑到新加坡人能直接听得懂他的粗话。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面向，在台独运动排斥中国身份的几十年来，他们不仅拒绝了中国，还拒绝或忽略了使用同一母语的其它华人。闽南语被他们直接称做台湾话，而看不到台湾之外讲同一语言的人群。民进党早期重要人物、新政府前国安会秘书长康宁祥就曾闹过这么一个笑话：多年前他第一次到新加坡访问，有个惊人的发现，他发现新加坡人居然也会讲「台湾话」！

这个台湾福佬人与其它闽南语地区的隔阂来自历史上的几次外力强加的断裂：先是日本占领台湾强迫海峡两岸闽南语区分裂，接着国共内战与四九年之后的对立再一次强化这个分裂。讲「国语」的国民党也不鼓励重建联系，因此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是难得见到听到或感觉到讲闽南语的非台湾人存在的。到了后来的台独运动更是将这原乡同语族的分裂视为理所当然了，闽南语遂成了排他的「台湾话」，也就有了康宁祥的笑话。因此，对于受到前后新旧政权影响的台湾选民，他们从台湾看出去除了是个陌生的新中国外，是看不到闽南语原乡的，更不用说同是闽南移民后裔的新加坡人或东南亚的其它华裔了，进一步说他们也是看不到亚洲的。而这里正是他们以闽南语为中心的「本土论述」的内在矛盾所在，难怪其中有人建议干脆放弃闽南语，而以英语为第二官方语言。他们不只要去中国化，还要去闽南化，如此就再次陷入李登辉那一辈人鄙视其父祖辈旧唐山的自我否定情结里了。而这竟就成了今天在台湾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以都市福佬人为主体的台独运动的深层意识。

在二○○四年为贯穿台湾南北第二条高速公路命名的问题上，被台独运动奉为神圣名号的「福尔摩沙」被列为首选，四百年前一艘路过的欧洲船只上的水手随口说出的这么一个偶然称呼，竟成了「新台湾」的开始。在这之前的二○○二年，民进党成立了一个叫做「V1492」的青年俱乐部，意在发扬「一四九二年欧洲人发现美洲新大陆的精神」。相较于到了九○年代还再留恋旧日本帝国之眼界的李登辉南进政策，年轻一辈的台独运动者则已配上了一副新美利坚帝国之眼镜。这里可以看到台独运动面对大陆/亚洲，基本上还是走着一条类似旧日本帝国「脱亚入欧」的老路，只是以更扭曲的姿态。

一九七○年代开始的变局并不只在台湾发生。一九七二年初毛泽东高兴地接见尼克森，预示了文革的结束与新时代的开始。中美和解带给大陆又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在国际局势上，更在大陆的新中国路线上。然而这次的巨大变化却是慢慢显现的，而且也更慢地才为台湾的人所察觉。随着大陆的开放，台湾商人跟着回乡探亲老兵的步伐，一点一滴将加工出口的模式移植到大陆去，目标不是为了大陆的市场，而是为着同一个美国市场。对美国/全球市场开放的邓小平路线即使历经六四，到了九○年代还是继续坚定地走下去，大陆遂像磁石一样一步步将台湾商人吸引了过去。来到二十一世纪，受制于岛内的「去中国化」意识而被蒙蔽于大陆的崛起的台湾人民，突然发现原来落后的支那中国竟然变成了世界工厂，成了带动全球经济成长的火车头之一。大陆的这个发展不论是对于崩盘中的国民党，还是新取得政权的民进党，甚至对社会主义中国抱着孤忠之忱的统派，都是令人手足无措的一个「更新的中国」。

然而对在于当局镇压党外人士的一九七九年美丽岛事件之后出生长大，对蓝绿双方都持怀疑态度，也不太被社会主义所吸引的新生代，对大陆的这般发展却有个不同的视野。他们与大陆同在承平时代成长的一代人同样是以当代唯一霸权的美国为标的，学一样美式发音的英文，看同一位NBA的麦可乔登，读哈利波特的同一中文翻译本。但因为政治对立的关系，他们却又是在这以讲国语/普通话为范围的大中华区，以美国为同一参考目标的合作兼竞争者。国共各自的新中国与台独的独立建国对他们而言都不再有神圣光环，甚至连旧唐山也是天宝遗事了。而他们最纯熟的语言则是从小说起的「台北国语」，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以台北为文化中心所形成的一种分不出本省外省的「国语」，它既非带着闽南腔调的「台湾国语」，也非原先从大陆带过来的「南京国语」。然而这竟也并非局促一隅的语言，它所创造运用的一些词汇在包括大陆的整个中文华语圈中被广泛使用着。

在蓝绿不同中国观的纷扰中，这批使用台北国语的新生代从其它路径找到了多重互动管道。譬如台湾流行歌谣在新加坡十分红火，新加坡歌手孙燕姿在台湾也红得发紫，台湾卑南族歌手张惠妹也拥有很多大陆的年轻歌迷。又譬如我的一个侄儿没有特定的政治立场，刚退伍即背着行囊自助旅行，以三个月的时间走过大陆半壁河山，沿途结识了不少同一旅程上的大陆年轻人，他们无所不谈，除了统独问题外都可沟通。他们都活在全球/美国化下一个叫「华语文化圈」的新兴氛围里，几个世代来「中国/台湾应该是什么」的纷纷嚷嚷，都不太在他们的视野里了，甚至连「中国/台湾曾经是什么」也不太成问题。他们不太有这些历史意识了。

新生代之缺乏历史意识有其主客关因素。他们经常被批评为「只看自己肚脐眼」或「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无根的一代」。然而他们的这种匮乏与其说是来自他们自身，毋宁是肇因于发生在海峡两岸的历史嬗变。百年来介入这里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因各自的政治目的而对历史传承随意切断，对历史伤痕则是无情抹杀。我们可以看到，百年来站在台湾岛上回望大陆，从我祖父母辈看到的「原乡唐山」，来到日据时期接受殖民式现代化教育的我父母辈所看到的「落后支那」，再来到接受国民政府教育的我这一代人触摸不到的「神州大陆」，接着新兴的台独运动又将这神州之地描绘成「妖魔中国」。短短百年断裂如此之巨，嬗变如此之频，而两岸人民却都未能对自身这种断裂的历史进行认真反思。

而今炎黄子孙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随着其原初打造者国民党的逐步崩解，已失去了现实的引领作用。台独运动者汲汲于创造新的国族历史神话，根本无视于充斥其中的自我否定的严重神经症候。急于崛起的大陆新中国则似乎忙着向西方宣示，而无暇于反思它所走过血泪斑斑的崎岖之路，也自然无从向新生代提出一个有厚实历史传承的中国意识。于是当新生代面对这些既存的或打造中的历史观时，看到的竟都是这般残缺扭曲，就只能当成当下的政治分歧而已，无从去追索其历史因缘，更遑论建立自己的历史意识了。

因此显然海峡两岸若不能认真地对这段断裂的历史进行深刻反思，我们今日的症结将是难以解消的。而且不只对台湾的历史进行反思，还要对整个中国二百年来的近代史（以及整个东亚的近代史）进行反思。而对中国/台湾的历史进行反思的条件，也是作为反思的起点，则是必须重新站回旧唐山的土壤，回到那个东西碰撞新旧递嬗的年代，重新去连结出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当面对西方/美国时也不再自我否定地将自身视为异己，如此或许才会再有一个对中国真正坚实的新的憧憬的来临。

（原载《读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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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鸿生：水龙头的普世象征──国民党是如何失去“现代”光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