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滨：哥本哈根会议重大问题断想

学科: 环保
来源: (绿叶2009.10)
关键词: 哥本哈根会议，张海滨，
摘要: 哥本哈根会议近在眼前，围绕会议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正在激发一场全球性的辩论，牵动着各方的神经。摘要：自1990年以来，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立场稳中有变。不变的是中国坚持不承担量化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变化的是以比过去灵活、更合作的态度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目前，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角色是一个日益积极的建设性参与者。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应准备好两手对策：“硬的更硬”——坚持近中期不承诺绝对量化减排的立场；“软的更软”——让世界清晰地看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诚意，提出2020～2025年降低碳排放强度、发展新能源的路线图。

哥本哈根会议近在眼前，围绕会议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正在激发一场全球性的辩论，牵动着各方的神经。在此，笔者不揣冒昧，拟对其中一些问题略抒管见。

一、哥本哈根会议能否一“会”定乾坤？

1．哥本哈根会议能否获得成功？
谈到哥本哈根会议，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无疑是会议能否获得成功？
何谓成功？显然很难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判断标准。不过国际社会的主流看法是，一个成功的气候协议应该是目标远大且公平正义的国际条约。换句话，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即环境上必须是有效的，政治上必须是可接受的（即相对公平），经济上必须是符合成本效益的，不能不计成本和代价。
众所周知，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是当今主要的国际气候机制。框架公约主要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没有约束性条款；《京都议定书》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用立法的方式限制国家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国际条约，它规定附件一国家，即发达国家2008～2012年应将温室气体的排放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随着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即将结束，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如何构建就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有关谈判于2005年启动，在2007年的印尼巴厘岛大会上达成了巴厘岛路线图，各国承诺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完成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有人也习惯称之为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因此，哥本哈根会议被赋予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使命。
目前对哥本哈根会议调子最高的除了环境非政府组织之外，主要是欧盟、联合国和小岛屿国家联盟。欧盟声称，哥本哈根会议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定性时刻，事关人类的生死存亡，成败在此一举。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强调，如果哥本哈根会议失败，在道德上将是永远不可饶恕的。小岛屿国家则强调哥本哈根会议关系到这些国家的生存，绝对不容错过。但美国政府的一些高官最近频频对这些说法降温，认为哥本哈根会议只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长期努力的重要一步，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否则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印度政府也提醒世人不要对哥本哈根会议寄予太高期望。
那么，哥本哈根会议能否达成一个成功的协议？从目前的情况看，难度很大，前景不容乐观。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政治意愿不够强，具体表现在：第一，减排承诺力度太小。目前，发达国家提出的2020年减排目标是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10%～25%，离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建议的25%～40%的减排目标相距甚远。第二，资金援助缺口太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秘书处希望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会议上首先提供100亿美元的减缓和适应资金，并承诺至2020年要达到每年2500亿美元的规模。欧盟委员会近日提出，从2013年到2020年，欧盟每年将平均拿出20亿至150亿欧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这显然与发展中国家的期待差距甚远，第三，临阵并轨，与发展中国家分歧加大。最近，一些发达国家试图将巴厘岛路线图确立的双轨制谈判并成一条轨道，另起炉灶，即抛弃《议定书》，在《公约》下重新谈判制定一项单一法律文件。由于其实质是抛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双方猜疑和隔阂加深。
为什么当前发达国家的政治意愿不强？究其原因，主观上是发达国家囿于自身利益，不愿意放弃原有的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格局中的有利位置和重大利益，总想推卸责任。客观上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西方国家的经济，国内经济问题突出，部分转移了他们对气候问题的关注程度，也削弱了他们开展经济外援的力度（当然，金融危机的一个积极后果是今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了近3%）。而美国国会在哥本哈根会议前通过《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的可能性已不大。由于美国一直拿不出一个像样的减排方案，其他发达国家也无心恋战，处于观望状态。另外，经过20年的国际气候谈判，国际谈判格局已发生显著变化。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在经济迅速成长的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增长迅速，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日益增加，成为国际气候变化的焦点之一，这也成为发达国家讨价还价的借口之一。
有人说，联合国气候谈判的历史显示，协议往往到谈判的最后一刻才达成，因此，不到最后不要轻言放弃。也有人说，实际上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推迟或延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最典型的例子是200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六次缔约方会议因争执不下，不得不延至2001年7月。因此要对可能出现的败局做好心理准备。
总的看，哥本哈根会议只有发达国家领导好、发展中国家配合好才能获得成功，但目前双方的合作因受到前述分歧的影响短期内难以达到理想状态。哥本哈根会议要达成一项成功的协议，时机并不完全成熟，难度极大。当然，由于世界舆论的高度期待和各国人民的强大压力，各国政府承担不起让哥本哈根会议完全失败的责任。因此，哥本哈根会议无果而终的可能性也不大。最大的可能性是达成一项框架性的协议，实质性的谈判延后进行。而美国国内气候立法的进展、世界金融危机的好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进一步沟通和谅解、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繁发生、乃至一些关键性低碳技术的突破，都将对谈判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2．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为什么这么难？
如果跳出哥本哈根会议，回顾一下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历史，再与国际保护臭氧层谈判做一个对比就不难发现，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真的是一波三折，步履维艰。为何如此？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与人类此前所遇到的其他环境问题不同，气候变化问题的“五性”更突出。“五性”，即全球性、长期性、渗透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逆转性。所谓全球性，是指气候变化与传统的环境问题大都具有地域性不同，大气层的温室气体浓度由地球上的所有排放源所造成，单独行动无济于事。与此同时，世界各地对大气层温室气体浓度的贡献以及受到的影响并不均等，无疑加剧了集体行动的难度。所谓长期性，是指气候变化是地球上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长期累积的结果，而其影响也将是代际的。所谓渗透性，是指气候变化涉及环境、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领域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并对更广泛的社会目标如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产生国际性和代际性影响。所谓不确定性，是指人类关于气候变化的幅度、后果及对策等方面的知识还相当有限。所谓不可逆转性，是指地球上的许多生物化学过程是漫长的，具有大时间尺度的特征，一旦改变，很难复原。
二是与气候变化的上述特殊性相关，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各国不仅关心绝对收益，也关心相对收益。由于气候变化问题广泛的渗透性，谈判的结果可能导致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从而改变一个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因此，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大国博弈非常激烈。
但气候变化说到底事关人类的命运和未来，人类的不作为最后必将自食其果。应对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理性、智慧和良知的巨大考验。虽然世界气候政治的现实依然残酷，不过哥本哈根会议成功谢幕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果真如此，则是地球之幸，人类之幸！

二、中国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领导者还是积极参与者？

1．中国在气候谈判中扮演的角色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由于当前巨大的排放规模和未来巨大的排放潜力，中国已成为国际气候谈判的焦点之一。国内外的一些朋友不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具体而言，中国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程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认真履约并起到一定示范作用。1990年12月，第4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45/212号决议，决定成立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参加的气候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INC）”，立即开始起草公约的谈判。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进程从此正式启动。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先后签署并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与此同时，中国认真履行本国在《气候公约》和《议定书》下的义务，于2004年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并于2007年6月发布《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布《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公约》与《议定书》下，中国虽然没有量化减排义务，但在国内采取了积极的节能减排措施。其力度之大，举世罕见。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制定了从2006～2010年将单位GDP的能耗降低20%的约束性指标。如果中国GDP增长速度按9.5%计算，到2010年实现20%的节能目标，可减少16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这是目前世界上所有减排计划中贡献最大的一个国家目标。中国这一雄心勃勃的减排计划和行动受到国际的广泛好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中国计划在五年时间内将单位GDP能耗减少20%，这与欧盟承诺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20%在本质上相差不远。”这些事实表明，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不仅在认真履行条约的义务，而且起到了示范和榜样的作用。
第二，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实际上承担了发展中国家阵营领导者和协调员的角色。在公约谈判过程中，中国代表团的关于气候变化公约草案首先成为七十七国集团协调立场的基本文件，然后成为国际谈判的基础。在1995年《京都议定书》谈判之前，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发达国家量化减排指标谈判的决定，提出了具体的要素，这个决定也为后来的谈判以及制定《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只有发达国家承担量化减排指标——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在2005年蒙特利尔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关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指标谈判的动力也为会议所采纳，这就基本上奠定了“巴厘路线图”的基础。发达国家不但要在2008～2012年的第一阶段期承担量化的减排指标，还将在2012年以后继续按照《京都议定书》的模式承担量化的减排指标。《京都议定书》建立了一个重要模式：只有发达国家承担具体的量化的减排指标，发展中国家没有量化的减排义务。《议定书》只是重申了公约所承担的应对气候变化原则性、一般性的承诺和义务。公约和议定书的原则和规定，对中国和发展中国家非常有利，是中国联合发展中国家的力量，经过艰苦谈判争取而来的1。在2007年的巴厘岛大会上，中国代表团为绘制“巴厘岛路线图”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大的方面讲，中国代表团提出启动公约谈判进程的目的是加强公约实施，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从小的方面讲，中国代表团提出“减缓、适应、技术、资金”四个轮子独立并行的原则，强调了“技术和资金”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极端重要性。以上这些均已反映在巴厘岛路线图之中2。
此外，针对发达国家为降低减排成本引入并极力推行基于市场的三个灵活机制，却一直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问题上设置障碍，中国在COP4（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技术转让机制”（TTM），并被写入COP4会议决议的正式文本，即“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为公约制度的完善做出了贡献。
第三，积极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进程。有关文件显示，在谈判之初，中国的态度并不积极，拖的心态比较强烈。但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日益积极主动。在气候谈判“南北对立”的基本政治格局下，尽管不同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但欧盟、以美国为首的伞型国家集团和代表发展中国家的“七十七国集团+中国”三方的博弈决定了谈判的进程和走向。虽然代表“七十七国集团+中国”发表立场声明的往往是“七十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的代表，但中国以其大国的国际地位，通过艰苦的内部协调工作，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利益的同时，采取日益灵活与合作的政策，推动了谈判的进程。
通过对比1990年、1999年、2001年和2007年等多个时间点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不难发现，自1990年以来，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立场稳中有变。不变的是中国坚持不承担量化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变化的是以比过去灵活、更合作的态度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具体体现在：第一，在对待三个灵活机制方面，尤其是清洁发展机制，由过去的怀疑转变为现在的支持；第二，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由过去一味强调发达国家必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转向呼吁建立双赢的技术推广机制和互利技术合作；第三，从过去专注于《气候公约》及《议定书》转向对其他形式的国际气候合作机制持开放态度；第四，同意以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方式采取国家减排行动。
此外，中国参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科学评估活动的情况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不断强化的参与程度。在1990年和1995年IPCC推出的第一、二期《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中，中国科学家没有参与或仅有极少数人以个人名义参加，几乎谈不上发挥什么影响力。到2001年推出的第三期评估报告，中国有一人担任了第一工作组的联合主席，共有20人次作为主要作者和评阅人参与了报告的编写，另有许多科学家参与了先后三轮的科学和政府审评工作，使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的作用大大增强。而在2007年IPCC推出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中，共有20多位中国科学家作为主要作者和评审编辑参与其中。中国科学家在报告的起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中国目前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角色可以界定为一个日益积极的建设性参与者。
2．中国要不要承担领导角色？
近年来，国际上要求中国承担领导角色的呼声日益高涨。先是美国奥巴马政府希望中国与美国共同承担和分享全球气候合作的领导地位。接着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中国发挥表率和榜样作用。世界自然基金和绿色和平等著名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也期盼中国能在此关键时刻，铁肩担道义，挺身而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走在世界的前列，让发达国家无地自容。
中国要不要当这个领导？
在国际环境合作事务中，每个国家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按其作用大小，大致可分为四类：领导者、积极参与者、旁观者（搭便车）和拖后腿者。什么是领导？这里不妨援引国外学者给国际合作中的领导下的两个定义。其一，“领导是一种影响的非对称关系，其中，一个行为体在特定时期引导或指挥其他行为体为实现特定目标而采取行动”。其二，领导指“在制度构建的过程中致力于克服集体行动难题，以实现共同利益的个体”。具体到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承担领导角色意味着什么呢？从国外提出的种种条件看，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程度必须很高；第二，参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程度必须很深，表现在议程设定上发挥主导权，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关键时刻能发挥关键性作用；第三，在减排问题上，率先行动，减排力度大，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第四，对外环境援助的力度必须很大。如果能做到以上四点，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领导。
对照这个标准，扪心自问，我们能做好这样的领导吗？答案是否定的。要做就做好，做不好不如不做。因此，中国担当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领导应该缓行！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不承担自己的责任。相反，当前中国应坚持不懈地把积极的、建设性的参与者这一角色做足做实，并为今后时机成熟之时担当领导积累经验。

三、气候变化议题：西方的阴谋还是中国面临的真正挑战？

当前在国内有一种观点颇有市场：气候变化议题是西方炒作出来的，其醉翁之意不在保护气候，而在牵制中国的发展，切勿上当。这个阴谋论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气候变化是真议题，还是假议题？全球气候变暖了吗？现在的气候变化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吗？这些气候变化问题是非常复杂和专业的问题。那么作为气候科学的外行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气候变化问题呢？科学的态度当然是听专家的观点，接受气候变化科学共同体的结论，因为他们是内行，比我们掌握的相关知识更多更可靠。根据来自130多个国家（包括中国）的4000多名顶尖科学家组成的最权威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评估报告，其基本结论是：气候系统变暖是毋庸置疑的——自20世纪中叶以来，大部分已观测到的全球平均温度的升高很可能是由于观测到的人为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导致；无论是适应还是减缓都不能避免所有的气候变化的影响，但是，适应和减缓能够互补并能够共同大大降低气候变化的风险。而中国2006年发布的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报告也支持了IPCC的结论。由此可见，人为活动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国际科学界的主流共识。气候变化是真议题而非假议题，任何严肃的学者都不应先入为主或固步自封，排斥自己知识结构之外的新知识。本来保护气候，人人有责。每个人都有讨论气候变化的自由。但令人担忧的是社会上一些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对气候变化的最新科学知识充耳不闻，上来就高谈阔论，置基本的科学事实于不顾，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实不足取。
第二，气候变化到底对中国有何影响？西方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图谋是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弄清楚气候变化对我们的利弊得失并采取相应对策。简单的贴标签、逢西方必反的心理怪圈是有害的，应当避免。举一个例子，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是在发达国家倡导下举行的。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认为发达国家是在借环保之名行阻止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之实。巴西政府为此在发展中国家到处游说，号召抵制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均遇到了环境问题的严峻挑战，所幸当时参加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直接推动了中国的环境保护，开启了中国环保的大幕。今天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当时认为西方提出环保议程，醉翁之意不在环境保护，而在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因而拒绝参加人类环境会议，拒绝采取环保行动，那么我们今天将付出多么沉重的环境代价！
退一步说，即使西方真有此阴谋，我们也应权衡利弊，以我为主，谋定而后动，达到避其害而趋其利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重温郑国渠的故事。公元前246年，韩国桓惠王为减轻来自秦国的强大压力，心生一计，派韩国著名水利工程师郑国西去秦国，劝说秦王兴修水利工程，企图借此使秦国把注意力放在国内，无暇东顾，最终拖垮秦国。秦国采纳了郑国建议，并于当年开始凿泾水修渠。施工中秦王发现郑国来秦建渠是韩王策划的一个阴谋——“疲秦”之计，怒而欲杀郑国。郑国辩解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汉书·沟洫志》）。秦王认为有理，命他继续修渠，渠道终于建成。在郑国渠的滋润下，关中很快成为大秦帝国的粮仓，据史学家的估计，郑国渠灌区每年所提供的粮食，足以供养秦国60万大军，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业。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描述，郑国渠建成后，“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那么，气候变化到底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胡锦涛主席的提法是，妥善应对气候变化，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国家根本利益。如何理解？简而言之，应对气候变化关系到中国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和军事安全。据中国专家评估，如果不采取新的应对措施，到2030年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中国粮食产量减产5%～10%，2050年影响会更大。气候变化主要来自化石能源的消耗。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能源和资源瓶颈凸显，难以支撑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问题与其他环境问题是同源、同根、同步的，在两高一低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中国的环境已不堪重负，最近频频曝光的湖南、陕西等地的儿童血铅事件不过是冰山之一角。而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沙漠化和水资源短缺等环境问题。气候变化还对中国的军事、国防安全构成威胁。中国军方已就气候变化对中国国防的影响开展了研究，结论是：近年来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威胁到我军人员、装备和设施安全，影响武器装备效能发挥及部队作战行动，制约部队战斗力的形成和提高。此外，气候变暖造成的海平面持续上升，还直接影响岛屿和沿海军事战略部署及战场建设。为此，中国军队专门成立了由全国知名气象专家和院士组成的气象专家委员会。
无论是从中国科学家的研究，还是中国政府高层的战略判断来看，气候变化问题都是中国当前和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与我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中国政府反复强调：无论哥本哈根谈判进展如何，就中国而言，我们对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重要性有着明确认识，因此会一直以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国内推进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这既是我们转化经济发展方式、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需求，也是出于我们对整个人类生存发展、对人类未来的负责任态度。对中国政府来说，应对气候变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这就是大国视野、大国气派、大国智慧！只要“看准了就大胆地干”（邓小平语），坚持走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之路，和谐中国就有望！和谐世界就有望！

四、中国拿什么迎接哥本哈根会议？

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注定是一个焦点，其一举一动必将备受世界关注。中国准备好了吗？
站在哥本哈根会议的门槛前回望历史，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初期相比，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员的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已今非昔比。中国在温室气体排放和综合国力上正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拉开距离。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大，增长迅速，而且增长潜力巨大。1970～1996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以每年5.3%的速度增长，目前已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在没有承担减排义务的非附件一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中，中国占1/3以上，2004年是总量排在第二位的印度的4.3倍，人均排放量的3.6倍。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CO2排放量增加了35%，美国增加了17%，中国和美国CO2排放的增长量分别占世界同期增长量的30%和31%。2000年到2004年间，中国CO2排放量增长了58.9%，而美国仅增长1.7%，中国和美国CO2排放增长量分别占世界同期增长量的56.9%和3.2%。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CO2排放增长量都会超过发达国家的减排量，对世界CO2排放量的增长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国人均CO2排放低的优势也正迅速丧失。中国人均CO2排放量一直较低，2000 年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0%。但随着中国能源消费的较快增长，人均CO2排放低的优势正快速丧失。据IEA 统计数据，2004年中国人均CO2排放量已达世界平均水平的87%。目前我国的人均CO2排放已超过世界人均水平。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认同难度加大。虽然中国的人均GDP仍属世界后进，但其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三并很快将超过日本的事实、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地位、神七升空、奥运和建国60周年庆典的成功举办等重大事件，都强化了世人的中国已是一个强国的认知。加之一些西方国家的故意夸大，与20年前相比，中国现在这种既大又小、既富又贫、欲强还弱的状态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更难得到广泛认同。世界对中国的期待和要求在迅速增加。
因此，在国内有一个共识：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过去我们主要谈论的是发达国家对我们的压力。实际上，我们现在正面临新的压力源，主要有三个：一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内部特别是小岛屿国家联盟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二是来自联合国的压力，三是来自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压力。这三股力量都是中国和平发展需要借重的力量。应对这些压力与应对发达国家的压力是不同的。与发达国家谈，我们可以理直气壮，据理力争。因为从公平角度看，我们仍处上风。但对这三股力量的压力，我们应妥善应对、显示诚意。
中国已经公布了关于哥本哈根会议的立场文件，对发达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但对我们自己的减排目标并未具体化，因此留下诸多悬念。国内对中国的谈判政策争论激烈。有的学者主张中国应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明确承诺量化减排指标，立即开始减排，承担起大国责任，显示领导作用，力促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功。有的学者强调，现有的西方提出的国际谈判方案对中国不公平，应坚持人均历史累计排放权，坚决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两种观点针锋相对，都有各自的道理。但从实现双赢的国际合作理念出发，二者都有一定偏颇。前者过于激进，中国的基本发展权益恐受损；后者过于强硬和保守，容易成为气候变化谈判失败的替罪羊，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将受害。笔者认为，当下中国应坚持“硬的更硬，软的更软”的两手政策迎接哥本哈根会议的到来。所谓硬的更硬，是指中国即使面对压力，也要敢于坚持不承诺绝对量化减排的基本立场。这涉及中国的基本国家利益。所谓软的更软，是要让世界清晰地看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诚意。为此，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提出2020～2025年降低碳排放强度、发展新能源的路线图是必须的。与此同时，中国也应积极开展南南气候合作，加大对最不发达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支持力度。总之，中国真心希望看到一个成功的哥本哈根会议。

（责任编辑：杜建国）

●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本文原来注释详细，因篇幅故而割爱。

1 苏伟：《中国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绿叶》2008年第8期。

2 苏伟、吕学都、孙国顺：《未来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核心内容及前景展望——“巴厘路线图”解读》，《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8 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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