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来自“晚期工作”的现场

学科: 文学
关键词: 大江健三郎，冲绳，琉球，日本，夏目漱石，冲绳诉讼案
摘要: 大江健三郎09年10月5日首次访问台湾，参加社科院外文所与中研院合办的大江健三郎学术研讨会，并与莫言、朱天文对话，本文为《联合报》发表的大江在研讨会上的讲话。

今天，能够来参加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对生存於当代世界的一名知识分子而言，既令人兴奋又感激。我收到来自筹画这个活动的一位学者来信，信上说，中国与台湾，也就是海峡两岸的文学研究者们，将齐聚一堂讨论。对「两岸的文学家和文学研究者们」这样的说法，我深受感动。

而且，被选为这个研讨会主题的，是一个日本作家。以「国际视野中的大江健三郎文学」这个主题，让我再重述一次，由中国与台湾、海峡两岸的专家们来讨论一个日本人的文学。我已经七十四岁，走过了五十年的文学生涯。我认为这是我漫长的作家生涯中，最光辉荣耀的经验，心中充满了惊喜。

冲绳诉讼案

过去五年来，我是一个案子的被告。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尽之际，位於海峡两岸的东方，在日本的两个小岛上，岛民被强制集体死亡。三十九年前我曾在文章中批判：强制他们集体死亡的，正是日本军队。针对这点，悲剧发生时岛上负责的日军守备队长，及另一位已故队长的遗族，提出了诉讼。这两个小岛，一是渡嘉敷（Tokashiki）岛，有329位岛民，另一是座间味（Zamami）岛，共177位岛民，均被强制集体死亡。

这次由日军强制所造成的集体死亡悲剧，在日本策画复兴超国家主义人士的口中，却美化为殉国之举。而这个诉讼案，正是他们发起的一连串各式各样行动的一部分。此风波的白热化，牵扯到日本的文部省：企图将岛上发生的历史事实，从高中生的教科书中删除。我正尽全力奋战。

我今天没有足够的时间，跟各位报告这个案子的详情。所以，我只提出一点；这一点引起我自身在文学上的根本反省。主要是一句话，这句话，对现在聚集在这里的两岸文学家、文学研究者当中，我同辈的人士而言，会直接唤起沉重的记忆；即使是对比较年轻的人来说，透过现代史的阅读，也应该会带来沉痛的含义。

这句话就是「天皇陛下万岁」！这句话，在我每次阅读原告和被告为诉讼准备的书面资料时，都一再撼动著我。举个具体的例子，在方才提到的渡嘉敷岛强制集体死亡的现场，这句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尽可能简单陈述一下当时的状况。

1945年3月27日，美军登陆渡嘉敷岛。当晚，日军对岛上居民发布军令，要他们到北山（Nishiyama）集合，这是日军转移阵地后的军营所在地，居民於是纷纷往山谷移动。就在紧邻的日军军营受到美军密集炮轰时，来自军营的人，向村长下达了指令。村长旋即高呼「天皇陛下万岁」三次，聚集的村民也随声附和。手榴弹引爆后，还没死的人，掐家人的脖子、殴打他们的头，杀死他们。总共329人死亡。这次集体死亡的强制行动，由「天皇陛下万岁」的呼声而起，此情此景，在我脑海里种下了恐怖无比的意象。

那是因为，这句话对当时日本山村里年仅十岁的我而言，也是支配了我的国家观、社会观和人类观的话语。如果在我的村子里也进行了强制集体死亡，对少年的我来说，那也应该是会让我自愿赴死的话语。这个具有象徵性的话语，对受到侵略以及被殖民的亚洲人来说，则是带来死亡的侵略军的呼喊。这个象徵性的话语，我於人生最初十年里也曾琅琅上口，至今是否仍在我的内心深处具有控制力？五十年来我以语言作为事业的重心，如今在恐怕会是我最后的小说中，尝试对此作一个检验。

两种「时代精神」

在日本现代化之始，夏目漱石是近现代文学文化（把视野也延伸到目前为止）的先驱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心》（Kokoro），描写明治时代因天皇之死而告终之际，军人乃木希典和妻子一同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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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主角是个知识分子，横刀夺爱而背叛了朋友，使得朋友自杀，因此「决定过著行尸走肉的生活」。他切断和社会的联系，与妻子二人过著孤独的日子。天皇一死，他却说道：「因天皇而始的明治精神，彷佛也因天皇而终了。」「我强烈地感觉到，深受明治影响的我，此后再继续活下去，毕竟也是跟不上时代的。我很直接地这样告诉妻子。她本来笑著不当一回事，却又不知想到了什么，突然跟我开玩笑说，那就殉死好了。」

过了数日，乃木大将为天皇殉死。主角说，他几乎忘了在明治以前的封建体制下，君主驾崩之际常有的殉死之事。可是，他却突然说要为「明治精神」殉死，然后也真的死了。

青年时期我读了《心》这部小说。这位活在当时，却活得和当时的社会毫无关连的知识分子，竟会为了「明治精神」或是「时代精神」而殉死，让我觉得太不自然了。我因此抗拒了漱石。

这样的我，在冲绳诉讼案中成了被告。兴起诉讼的人，想让导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贯穿近代直到战败为止的）超国家主义复活，并且试图干涉现在的中等教育。持续阅读他们支援的原告所准备的书面资料时，我开始思考，对我而言的「时代精神」（相对於漱石的明治而言，可说是「昭和精神」），究竟是什么？

到1945年的夏天为止，如果我也在冲绳的强制死亡的现场，毫无疑问地，我会是奋勇回应「天皇陛下万岁」的召唤，把手榴弹朝自己引爆的少年。可是后来日本战败，在被占领的状况下过了两年之后，我却成了一个热爱民主主义《宪法》的年轻人，是相对於超国家主义绝对天皇制的另一个极端。而如今，《宪法》「九条会」为了维护《宪法》的反战、非武装思想，集合了全国近八千个市民团体，我是会员之一。

於是，回顾我生存的时代，不得不说我是经历了两种「时代精神」的人。那么，在我的文学里，又如何表现这两种「时代精神」？作为散文、评论家时（出发点是《广岛札记》，试图掌握全球核武状况，包括日本人的原爆经验；以及《冲绳札记》，以冲绳岛民在冲绳战中的受害为主，检讨日本的现代化），我一贯的立场是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可是，我的小说又如何？

当然，我的小说多数描写共享著战后民主主义「时代精神」的日本青年。而且，为了贴近现实做写实、批判性的描写，我大多聚焦在负面现象上，这是事实。与此同时，我也批判性地描写了，对另一种「时代精神」（到1945年为止的「昭和精神」）并未失去狂热的青年。最典型的是〈十七岁〉（第二部为〈政治少年之死〉，因右派势力的干涉，杜绝了出版社刊登的念头，至今未曾流通）。右派势力之所以攻击我，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两篇小说以暗杀日本社会党领袖的少年为雏形，而且将其戏谑化。当然，作者的意图也确是如此。

作为一名小说书写者，我回顾至今的作品时，当然可以从中看出，生活在日本战败前的「时代精神」中的自己。而且，为这种「时代精神」或「昭和精神」而死的青少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在我的小说里，例如《陛下亲手为我抹去泪水之日》。不过，我从未遭遇到直接针对这篇作品的否定批判，虽然也没有来自右派的正面评价。

我奋战了五年的冲绳诉讼案中，除了我方律师团高知识水准的辩论以外，意外地让我感到很有意思的，是我在法庭作证后，接受原告律师的反方讯问之时，针对他们的讯问中有政治意图的部分，我相信自己全部成功地推翻了。可是同时我却想到，如果今天在这个法庭上作证的，是我小说中热烈唱和「天皇陛下万岁」的各个角色，那么，反方询问会如何进行？如果作者被要求对此提出证言，会从我小说中隐藏的一面，透露出什么来？

《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战栗早逝去》：昭和精神

这五年来我同时继续创作小说，当时的这类思考，影响到我后来的作品。我指的是两部长篇小说，第一部是至今我所出版的作品中，最新的小说。这部《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战栗早逝去》（编按，近日由联经出版），在世界上的首译是中文版，对此我深感荣耀，也很感谢。

小说描写日本战败后的占领期间，一名日本少女被美军士兵凌辱，但后来又由转为平民的他引导，走上她人生的道路，是具有双重意义的故事。小说的后半部中，这名少女走上了美国人为她开拓的方向，成为国际女演员。她计画制作一部自己所构思的电影，作为演员生涯的总结。

这名女演员，从日本四国乡下森林里，村庄民众的口耳相传中，发掘出现代化之前，当地所发生的农民暴动故事。当时由於一位女性的领导，暴动成功了（即使只不过是一时，也让封建制度下政治体制的尖端屈服了）。这名女演员扮演这位女性领导者，唱著煽动女性农民起义的歌曲。她从上次被镇压的暴动中幸存下来，历经了千辛万苦，呼吁女性农民，在暴动时采用新的抗争方法。

少年时期，在村里农民的夏日祭典（盆踊，即盂兰盆会前后，男女老少聚集舞蹈的祭典）中，我听到了长久以来传唱的歌曲，恒久不变，赞扬此次暴动的成功。此外，我的祖母和母亲，以这个暴动故事作为土地的传承，说给我听。从她们那里，我也听到了这首歌。过了六十五年后（二战期间，农村的夏日祭典被国家权力所中止。1945年战败后的五年间，是重新复活的盆踊最兴盛的时期。我是在此时期记下歌词的），我靠著自己的记忆复原了这首歌，然后在我的小说中，作为鼓舞、召唤女性参加农民暴动的歌曲。

哈　好呀来呀

嘿唷　大家来呀

去起义呀

我们女人去起义呀

别被骗啦、别被骗啦！

哈　好呀来呀

嘿唷　大家来呀

我发表了这部小说之后，从我的小说的舞台，也就是我出生成长的四国村庄，寄来了许多抗议信。信上说，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在作为现代化分歧点的明治维新前后，的确曾经有过两次农民暴动，那位领导者所唱的盆踊的歌曲，也的确存在。可是，跟你小说中所写的完全不同，你所复原的盆踊的歌，现在并未流传。

的确如此。那时我们的村子刚从战争中解放出来，孩提时的自己从村子里的祭典中所接收到的「时代精神」，这六十五年来，我写成了各式各样的故事。甚至可以说，像这样被小说化了的事物的整体，构成了我的记忆。也就是说，我在《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战栗早逝去》这部小说中，表现的是我所体验到的，紧接於战后的「时代精神」。而那个「时代精神」，是抵抗强权的民众精神。

明治精神与小说的手法

为什么我在《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战栗早逝去》之后，马上开始写作《水死》？那是因为，我想要思考方才所提到的，我人生的两种「时代精神」的前一种，而且是以自我反省的手法为骨干，也就是以写小说的方式来进行。

为了在小说里，描写我到十岁为止一直生活於其中的「时代精神」，我选择了我的父亲作为《水死》主角的雏形。虽然我认为现实中的父亲，在思想上，跟我在《水死》里所描写的父亲是重叠的；可是相对於《水死》的主角死於战败那年，他则死於之前一年，死时的状况，跟我在小说中所描写的大致相同。首先在此，我要列举一些我的小说表现技巧，至少是我文学生涯的后半段所一贯采用的。有的评论家认为，这是我所创造出来的新方法，给予好评；有的则不屑一顾，认为这是我的小说的偏执和弱点，一辈子都无法改善。老实说，我认为这两种说法，各有正确的地方。但是，即使有这种自觉，我恐怕终生都无法放弃现在的小说方法和手法了；我毕竟到了这种年纪了。我小时候，不知怎的，觉得自己未来将不得不面对这种让人心虚的毛病，因此记住了「宿疴」这个汉语辞汇，所指的就是这种毛病吧。总之，我现在要列举我的小说手法如下。

一、首先，和我作家生涯后半段几乎所有作品一样，这次我也把小说的场景，设在四国森林山谷中的村庄。由於我的父亲生於此场所，也死於河川泛滥整个村庄的那天，所以这个设定应该是很自然的。而且自从我在《同时代的游戏》这部长篇小说里，称此场所为「村子＝国家＝小宇宙」之后，就把它当作我所有小说场景的原型了。写小说对我而言，是创作作家心目中的人和世界的原型。但是，我也知道，把此场所理论性地单一化，等於是放弃了小说原本所具有的特质：把一个未知的全新场所，转化为让作家和读者共享的现实世界。可是，无论对批评者或自己，我一向固执地宣称，以此场所为原型，对我来说是必要的。

二、我在这部小说里，也是以「我」作为叙事者，而且和书写小说的作家本人（最少在表面上）可视为同一人物。这难道不是倒回头，采用了日本文学长久以来（不过，是现代小说在日本诞生以来才有的）特有的类型「私小说」的手法吗？--也就是把小说里的叙事者等同於作家自己，只书写这个「我」在现实生活中的体验而已；可能有人会这样批判我。事实上，也可以说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是作家「我」所追忆的父亲的肖像。可是，如果要用「私小说」这个日本式的用语，不如说，我企图以「我」作为叙事者的小说，来反「私小说」，来破坏「私小说」式的「我」；这是我坚定的信念。我之所以使用这种手法，是因为这样可以对「我」本身作根本性的批判：无论这个「我」，是小说的叙事者「我」，或是小说里的主角，也就是说「我」父亲的「我」。

可是如果有人要批评说，这种手法在我现今的「晚期工作」中，更加限定了我的小说人物和故事、限制了想像力的自由飞跃的话，这也是对的。只不过针对这样的批评，我想反驳说：相对於那种想像力的自由，我有追求其他不同样貌的想像力的自由。当然，我这样说时，同时自觉到这种手法对我文学的设限。

三、使用这种手法，就不能让叙事者死亡。也就是说，我小说中的描写，永远都被活著的「我」的界限所束缚著。传统采用客观视角的小说，我们甚至期待作者会有跨越死亡彼岸的气势，对比之下，你这种手法岂不是致命的限制？例如，与漱石的《心》当中，身为遗书作者而出现的「我」相比，你的小说中的「我」，不是很明显受到束缚吗？为什么你没有勇气扩充你的小说范围、超越作家自己实际生活的框架呢？

我接受这样的批判。事实上我甚至想说，这是我回顾自己整个作家生涯时所抱持的遗憾。既然如此，为何在可能是我最后的小说《水死》中，仍然采用了这个手法？

在此，我想作「工作中的作家」的告白，是关於《水死》的。作家长江古义人的父亲，在战争末期和将校们建立了关系，邀请他们到村子里的家中。那时宴席日复一日，他仍记忆深刻。年轻的他，根据席间透露的情报，对日本即将战败的过程感到忧心忡忡。他的父亲后来脱离了那个团体，打算发起恐怖行动，在泛滥的河川上独自乘船出发，结果溺水死了。作者长江，长年构思要把这个事实写成小说。在获得某个资料之后，他开始写作。可是作家以第一人称「我」来描述事情经过的尝试，并未成功，於是他不得不放弃那个「水死小说」的构想。可是在这个阶段，经由各方证言的展现，「我」的父亲的超国家主义，也就是高喊「天皇陛下万岁」而勇敢赴死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内容，逐渐变得清楚了。「我」於是放弃了「水死小说」，转而回溯这种思想的来源。也正因如此，重新面对了日本战败时，十岁的自己当时的「时代精神」。「我」确切地自觉到，「天皇陛下万岁」那时的「时代精神」，是自己的一部分。

回到分析我小说手法的思路，现在该是第四点了。小说《水死》（不是写作过程中放弃了的「水死小说」，而是现在一边想著第三部如何定稿，一边在台北旅行的「这个我」，把真实的未定稿放入旅行箱中的那部小说），难道不是把「这个我」推出来面对这些疑问，只为了在我生活了七十四年、充满矛盾的这个国家社会中，摸索足以支撑自己的死亡状态的「时代精神」的小说？而这之所以能够成立，难道不是因为，作者并未设定第三人称的人物来进行这部小说？

现在，我（指的是「这个我」）的主题演讲，正针对进行中的小说《水死》的叙事者、也是身为小说作者的「我」所写的未定稿，把正在发展中的内情，毫无保留地曝露出来。相对於「这个我」所做的证言，在接下来要进行的研讨会中，想必也有针对这个证言的反方讯问。「这个我」将试著回应这些反方讯问，尽力挺过研讨会中的批判，然后回到东京，重新关进书房里，完成《水死》的定稿（经历了此次研讨会，如果「这个我」放弃完成《水死》这部作品，就像书中的「我」放弃了「水死小说」一样，可就麻烦了）。然后，如果《水死》能在十二月发表，各位读了之后，也许可以解读出，我决心如何为我自己的「时代精神」殉死的答案？而这是现在「这个我」所怀抱的，最深切的期望。

面对崩坏

说到这里，在演讲的最后，我要再谈一个我的小说手法。长期以来，我把英语、法语，有时则是其他语言的诗，和优秀的日语翻译对照，然后将我从其中听到的和音，有时是不协调的和音，写进小说里。透过这个方式，我尝试把我小说中所表现的，甚至是小说的文体本身，都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接续前面的次序，这是第五点了。

我正在写的《水死》这部小说，其意象群的背后，有一个是艾略特（Thomas Eliot）的名诗《荒原》（The Waste Land）。从《水死》这个题目本身，应该有很多人会联想到这首诗的第四章「Death By Water」。我在《水死》的第三部里，引用了《荒原》接近结尾的一行，作为题词。

These fragments I have shored against my ruins.

我从年轻时就很喜爱英国文学研究者深濑基宽的日语翻译，也一并写上。

こんな切れっぱしでわたしはわたしの崩を支へてきた。

（以如此的片片断断我支撑了我的崩坏）

如众所周知，诗中的叙事者历经漫长痛苦的旅行后，引用了但丁（Dante Alighieri）、奈瓦尔（Gerard de Nerval）等的诗句，说了这句话。虽然深濑翻译「fragments」时所用的「切れっぱし」（片片断断），在日语里具有轻蔑的语气......

话说回来，我长年阅读艾略特这首长诗，若要补充深濑的翻译，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由於这些诗句的协助，遏止了我的崩坏，然后现在，我进入了另一个境界。」这首巨作结束时，引用了《奥义书》（Upanishad）的诗句，日语译成「与へよ。共感せよ。自制せよ。平安　平安　平安」（给予，同情，自制，平安　平安　平安）。

我的理解是：如果把痛苦的人生比喻成航海，我总算是没有沉船而撑到这里，然后由於这些诗句，我再也不会崩坏了。而现在，写到一半的《水死》最终章的进行迟疑不决，正让我痛苦不安的时候，我开始觉得，对自己当作题词的艾略特那行诗，我的解读是正确的。也就是这样的解读：这首诗中的叙事者，并不认为自己已经从崩坏的危机中逃开了；他现在仍然靠著这些诗句，面对著自己的崩坏，支撑著自己。

我一天天老去，日日恐惧自己的崩坏会更形每下愈况。但是，我靠著写作小说--深濑会形容为「こんな切れっぱしで」（如此片片断断）的小说--支撑著自己。今后，我也打算继续著「晚年的工作」，阻止自己的崩坏......

谨此向海峡两岸从事文学工作的各位，致上我全心全意的感谢。

唐顥芸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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