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宛文： “西方”经济学在东亚

学科: 经济
关键词: 瞿宛文，西方经济学，东亚，主流经济学，SSCI
摘要: 后进地区为了发展经济和现代化，无可避免必须向西方学习现代经济学，但学习绩效如何？

后进地区为了发展经济和现代化，无可避免必须向西方学习现代经济学，但学习绩效如何？到了21世纪的今日，应可藉由东亚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成果与状态，对此问题做一评估。在此将主要依据笔者较熟悉的台湾地区经济学界的情况作评估。台湾学界如其他东亚地区一般，以在西方期刊发表为最高标准，以被西方数据库收入期刊论文数目为量化评鉴准则，完全以西方经济学界的问题意识决定研究方向，进而忽略对本土议题的研究。中国大陆也已逐渐往此方向发展。

学术评鉴与学术水平提升

近十多年来，东亚包括台湾的人文社会学科的评鉴方式与标准经历了相当大的变革，以SSCI作为领导指标几乎已经成为学界的主流共识，此变革对研究成果的影响已经逐步呈现。

学术评鉴的目的照理说应该是促进学术的发展，提高学术生产的质量。作为后进地区，既有的学术传统不足以帮助我们现代化，因此要向西方学习。在早期，引进西方的学术与学术规范有其必要。不过，在现今台湾，和西方接轨已初步完成，但学术生产的成果却未必尽如人意。

学术生产的目的，必然要支持在地社会的需求；同时，也应能够和国际学术社区进行交流，进而对全球文化做出贡献。这些目标达到了多少？

评鉴标准的意涵

在评估成果之前，应该先要检讨目前学术评鉴的准则，探究其中所隐含的价值与目的为何。目前，除了同侪审查之外，数量标准以及SSCI的标准越来越被采用。譬如，台湾大学校长在2003年的募款信函中，对该校教师研究成果的描述，主要是用当年教师们所发表的SCI以及SSCI的论文篇数来表述。 SCI/SSCI论文篇数已成为大学及研究机构的校院系所各层级自我评估必备的部分。

以人文社会科学而言，以被SSCI收录的论文篇数来衡量研究成果，所强调的价值，主要是“参与国际学术生产圈的能力”。照理说SSCI只是坊间各种商业性经营学术数据库之一种，将被其收录与否视为一种质量的标准，或许有些荒谬；但也是后进国家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行为。

在早期，既然执意要向西方取经，则皆认为国际学术水平高于国内，具有参与国际生产的能力，认为是一种能力的提升。但问题是“能力”的提升不应该是终极或唯一的目标，最终的目标应该是学术上的自身贡献！

很显然，标准并不重视“服务在地社会需要”这功能目的。或许有人会认为这目的也可以在如SSCI国际刊物中实现，但在现实情况下，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因为无可避免的，国际期刊所关切的问题，它们的问题意识，是由欧美（更精确些说是美国）学术圈所主导的，这其中虽有其普世的意义，但是不必然和台湾或任何其他地区的本地立即关切，也未必有太密切的重迭。

再则，就长期来看，后进地区的学术社群要能够在国际学术社群中做出特殊的贡献，“利基”必然会是和自身经验有关的研究，将在地社会独特的经验，以先进的、能够与国际社会沟通的理论语言，将成果呈现，进而对世界做出贡献。我们的“利基”应该不在于追随欧美的问题意识。

这也牵涉到后进地区稀少资源配置的问题。后进地区的高等研究人力必然是稀少资源，这资源若用来研究本身的经验，应比较符合在地社会的需要，而且（对社会而言）投资报酬率也比较高。不过，在我们学术界的运作机制中，“服务在地社会需要”并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目的，在建立评鉴标准过程中，并没有被严肃地对待过。

反而，比较重要的目标是现代化、赶上西方。这原先是后进地区要追赶西方、要求现代化的诉求，但近来则是要求“在全球化之下有竞争力”。因此，大学教师要能够发表越来越多的SSCI论文，大学的教学要用英语、要吸引外籍生，教育作为商品要在全球市场竞争。SSCI论文的数目成了商品化的大学教育的全球化竞争力的指标。在经济挂帅的东亚地区，大学教育是否要商品化，是否要在全球市场进行竞争，则在尚未进行充分讨论之前，就已经在怕落伍的心理下被“追求经济竞争力”这一最高目标所决定。

事实上，对于尚不具有优势文化的后进地区而言，如何使自己国民具有全球化竞争的能力与将教育变成具有全球市场竞争力的商品，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目前盲目的追求混淆了这两个不同的目标，并可能使得前一基本目标无法达成。

这其中牵涉到一吊诡关系。面对全球化的竞争，如果只是一味地跟随西方，并不能带来竞争力。相反，只有建立自身特色、自身的主体性，才能掌握利基、建立竞争力。要做到这目标，则必须要面向世界的在地化才行。

以台湾经济学科为例：个别参与国际分工、以期刊地位为表现标准

经济学在台湾的社会科学学科中发展较早，留美博士数目最多，可以说是向西方学习成果最好的一门社会学科。如果以刊登于SSCI数据库的论文篇数计算，经济学科也绝对领先台湾其它社科学科。

同时，经济学科的共识程度也最高，多数人都接受EconLit/SSCI相对于本土刊物的优越性，并且早已进一步发展期刊的等级区分，10年前就已开始不定期地对国际经济期刊作分等排比，分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建立数量化的评鉴标准。学界领导单位“中研院”经济所本身，也在10年前开始建立国际经济期刊分等名单，并据此来计算点数，作为研究人员升等续聘的依据。在学界之中，公认的表现最高标准，即是在国际最好的几个经济期刊发表文章。大家互相很少会问 “你在做什么研究”，但是会问“你升等点数够了没”，更会传颂某人在某顶级国际期刊发表了一篇论文（不管内容是什么、贡献是什么）。

若参考“国科会”委托经济学科所做的学术单位表现评估报告，会发现即使在比较先进的社会科学学科中，以英文在国际期刊发表，在台湾还是少数人参与的事情。这评估报告主要是要评比台湾各经济学术单位的研究表现。被评比的共有22个经济学术单位，其中有315位专任人员，在1995到2000年间，他们发表论文之中被收录于国际经济学数据库EconLit（排除台湾本土两本刊物后）的总篇数为228.65篇。而这些篇数高度集中，排序前五名的学术单位所发表的被收录的论文数占全体总篇数的71.3％。

上述是对学术单位表现的评估。若进一步看人员的分布，更会发现在国际期刊发表集中于为数不多的一些人。譬如，若以2000年为例，发表此种EconLit收录论文的人数为32人，占当年这22个学术单位总员额数7.43％，共发表29篇上述论文。

如上述，台湾经济学界认为能在最顶级的国际经济期刊发表论文，是最高的表现。而以此标准来评估，台湾学界的成绩如何？根据巫和懋(2002)的统计，若只看国际前七大经济期刊，则台湾学者发表的篇数并不多；从1981年起至1985年为2篇，1986年至1990年为5篇，1991年至1995年为4篇，1996年至2000年为4篇，亦即这20年间在七大期刊发表的论文总篇数为15篇，且似未有显著上升的趋势。若以在顶级刊物发表代表参与国际经济学领域的主流发展，那台湾经济学界“尚难影响国际学术主流”。

这表示依据EconLit以及国际期刊分等级的评鉴标准实际上只涵盖到台湾经济学界大约一两成的学者，虽说这评鉴标准的影响当然是全面的。台湾绝大多数的经济学者的主要发表园地，不是上述的被EconLit收录的国际期刊，而是台湾发行的本土刊物。这部分成果的评鉴在实质上，则主要依据论文是否刊登于TSSCI（台湾本土版SSCI）为标准，这是数量化评鉴标准的第二层次。而这部分成果的评估，则因TSSCI数据库尚未建置完成，而未纳入上述评估报告中。

其实，台湾经济学者也对台湾经济问题进行了不少实证研究。以2002年底经济学会年会中所提论文来看，约超过1/3是理论模型式论文，近2/3是有实证内容的论文，比例并不算少。但是，如果以台湾经济学者刊登于国际期刊的论文来看，则是以理论模型式的非实证性论文为主。

因此，与台湾有关的实证论文并不在少数，且多在本土刊物（主要以中文）发表。但学界整体的成果与特色何在？更重要的问题或许在于，实证论文中的“问题意识”没有特色，其问题意识多为追随美国经济学界，以效率检验为主题者占绝大多数，而不重视动态成长以及结构变迁的问题；至于以政策关怀为出发点的相关研究则更在少数。也就是说，即使是对不在国外期刊发表的研究者而言，SSCI的影响仍然存在。研究者多将台湾当作已开发地区来对待，所有的问题都放在和美国等同的框架中衡量，并且不将问题当作是“经济发展”的问题。确实，不论是用中文还是英文写作，他们都在追随美国经济学界的“偏好”，因而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史研究就都成了不受重视的边缘领域。

如果从建立特色、利用自身利基来看，则台湾经济学界的成绩并不好。国际间对东亚经济发展兴趣甚高，无论是对相关经济理论的检验，或是可参照的经济政策，都是台湾经济学界可以从台湾自身发展经验进行研究做出贡献之处，但在这方面成果非常有限。

再从“服务本土社会需要”的角度来看，则台湾经济学界的成绩也不能算好。譬如，若回顾一下，台湾近十多年来，发生诸多重大结构变革，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国内市场自由化、全球化、两岸关系日渐密切、财税危机、民主化之影响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议题，有现实意义也有理论与政策意涵，但是经济学界整体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很少，主要的资料累积工作多由智库进行，而其学术衍生意义则多尚待开发。

刘遵义院士在多年前，曾于“中研院”经济所发表演讲, 题目为“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a World-Class Economics Capabilit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抒发了他对台湾经济学界尤其是“中研院”经济所的期许。他认为台湾优异突出的经济发展成绩不仅值得研究，台湾学者的比较利益也正是在此相关领域，且应该进行跨地区比较研究，从中推演出普遍性的理论意涵，藉此来建立世界级的经济研究与在地特色。他建议成立一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conomic Development，具体步骤包括建立数据库、策略性选定发展领域、集中有限资源于这些领域、策略性培育相关人力、长期投资等步骤。他强调着重研究经济发展领域是台湾的比较利益，是建立世界级研究的快捷方式，这样做，对境外有吸引力而且对境内有所交代。

至今，很清楚看到台湾经济学界并未遵循刘院士所指出的道路。这主要是因为学界的主流共识并不认同刘院士所提出的视野、价值与愿景。刘院士所认定的台湾经济学界的比较利益，并未引起共鸣。在整个经济学界的发展环境中，刘院士所期待的那种学术工作，并未受到鼓励。

总之，台湾经济学界所走的道路，是个别人员各自参与世界分工的路径，然后以各自在EconLit/SSCI发表的成绩加总作为我们的成果，同时这成绩的标准着重在论文刊登的期刊之地位以及论文篇数。这是学界的主流共识，因此几乎所有的诱因奖惩机制，都是基于此标准上。对于不在国外期刊发表文章的大多数研究者而言，竞争标准则是在本地复制SSCI的问题意识与竞争逻辑。

这路径的成效如何？是对有限资源最好的利用？上述其他的标准与目标，包括建立特色、利用自身利基、建立主体性、服务本土社会需要等，是否也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如何评估？

多种工作、多种标准

在台湾经济学界中，只有少数人会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也就是说，以EconLit/SSCI为标准的奖励只适用于少数人。其实，在美国经济学界，顶级期刊的论文作者也呈现高度集中的现象。如今在台湾经济学界，EconLit/SSCI几乎成为唯一的最高标准，这不仅意味着其他占多数的学者，他们的成果被认为价值较低，同时，这奖惩体制对于这些其他多数学者只给予负面的讯息（不能上EconLit/SSCI不能得奖），而不能提供正面的诱因，以此来鼓励他们进行其他有意义的工作。

事实上，在经济学界中还有许多不同的研究工作。包括费时费力的数据收集与整理、数据库的长期维持、除了量化数据外，国内以及国际上相关的制度变迁、历史性的分析、经济政策的研究等，这些工作都很必要，皆有其价值，或说和能够上EconLit/SSCI的研究工作有不同的价值。虽说目前被认为最理想的情况，会是研究者自行进行数据收集与整理，然后进行严谨分析，再将研究成果刊登于国际期刊。但是，国际期刊自有他们各自的关切议题，台湾本土研究成果能够登上EconLit/SSCI数目的稀少，就见证了其中的困难度。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体制下，如果没有登上EconLit/SSCI，前面的研究工作就被认为没有价值，从而对于上述其他工作难以提供诱因。

在目前的制度中，评鉴标准实在应该要复杂化及多元化，奖励也应多元化。同时，不同单位应有不同的定位与任务。应该区分研究大学与教学大学，职业教育也应有其位置。要求所有的大专院校都要作研究，都要计算SCI/SSCI的论文篇数，只会带来无谓的压力与资源的错置，而忽略了更重要更基本的教学任务。

依据客观条件以及理想愿景，对自身做出合理适当的定位，是制度设计的基本功课，也是评鉴标准之设定。其逻辑适用于后进地区学术生产在全球学界的定位，适用于后进地区内部不同高教及学术单位的各自定位，适用于后进地区不同研究学者的各自定位。台湾与东亚地区目前的以SSCI的单一标准适用一切情况，不符合上述逻辑，实应大作更张。

后进地区学术生产的问题

学术生产主要是由地区内部资源来支持，但它的运作规则不同于一般商品生产。虽说是整个社会在支持着学术活动，但是生产的效益并不直接由顾客（在地社会）的市场购买行为来检验，除了政府的干预主导之外，主要是由学术社群自行决定，决定标准、如何评鉴及奖惩及如何分配资源等。

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后进地区的影响，主要在三方面显现，一方面政府更讲求所谓的国际竞争力，因而要求加强学术生产对经济竞争力的贡献，加强效益。另一方面，自由市场的逻辑也日益深入人心，主事者皆认为要用奖惩结构做诱因，设立清楚评鉴标准，依据效益评估结果分配资源定夺升迁；同时，在竞争之下，评鉴频率不断提高，好像多做评鉴就会带来进步。

第三，学术社群在全球化风潮之下，援用所谓“全球化”的标准来作为学术评鉴的准则。美国现成数据库的收录纪录（如SSCI等）竟然就成了现成好用的标准。

在此要指出的是，若继续与商品生产作对比，学术生产的全球化，并非源于美国市场“需要”台湾学术市场的廉价劳动，而是由于台湾学术社群的竞争型态所导致的结果。这在东亚地区也皆是如此模式。

在美国/西方的知识霸权笼罩下，“由西方眼中看自己”、“争取西方肯定”这些动机因素常会在后进地区带来扭曲性的后果。若对欧美学术风潮的起落发展稍作了解，就可知道这些学问是在地学术社群因时因地，以当时他们的竞争条件而发展出来。除了其必然会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之外，每个学科社群难免会有隔离封闭性，必须不断受到外界的挑战以及自身定期的反省，才能维持学科健康的发展。再则，人文社会科学无法独立于意识形态，不可能达到所谓的完全科学。由美国绝对主导的国际经济学界，或因自视科学性较高，因此是社会科学中少数没有进行过自我反省的学科；不过近年来法国、英国剑桥以及哈佛等校经济系之研究生，纷纷陆续发表宣言，要求经济学界对教学进行改革，要求逃离想象的世界、广纳多元取向、与现实连结，并反对不知节制运用数理模型。主流经济学虽向全球宣扬自由市场，但各校研究生一致指责，现今经济学已为单一取向所垄断，实不足为外人道也。后进地区在向美国取经之际，照理应注意这些问题，而非盲目追随。

不过后进地区为了“追赶”，就常顾不得这些较细致、较真实的问题，只顾着要确定“先进标准”，然后忙着“赶上”，“赶上”后就有了像考完试般的轻松感（答好了西方老师出的考卷）。这样，比较不易对西方学问采取较具批判反省的态度，尤其这2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界的意识形态意味甚为浓厚，不幸常导致后进者容易对自由市场教条投入太多的信仰。

总之，后进地区如台湾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全球化现象，并不是一种“国际分工”，而是在美国文化霸权笼罩之下，在缺乏自身的评判标准之下，自行援引（我们所认定的）美国标准来作为互相评鉴准则的结果。这导致了一味追随西方理论与研究议题、投入众多学术资源研究美国主流议题，对于本土经济发展经验以及政策相关议题，则缺乏研究。

该如何发展？

回归传统当然是一空洞不存在的选择，即使传统尚未全失，也不可能完全符合现代化社会的需要。我们需要向西方学习早已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如何学习，如何落实在地化问题。

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若能在这些方面对人类做出贡献，必然是要奠基在我们对于自己经验的研究成果上，这是我们的“比较利益”。凸显自身特色是我们能真正参与“全球化”的方式。更不用说，在地的人文社会科学原本就应该是要服务于在地社会的需要。东亚社会其实已经在各方面有长足的进步，应该努力脱离因缺乏信心而一味依靠西方肯定的阶段，学术社群也应该脱离一味的依赖绝对化数量化标准的阶段。做不到这些，学术在地化也就谈不上了。

从以上讨论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如何进行学术评鉴？评鉴的标准与制度该为何？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目的为何？应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公开讨论。

2.应以历史性及阶段性来看学术的发展。相对于传统的学阀式的学术生产方式，目前以SSCI为标准的方式，在初期确有建立客观标准、提升学术水平的作用，建立匿名评审制度确有其提升水平的作用。但应考虑如何进一步提升。

3.当SSCI成为最高标准之后，会产生只看重论文篇数与参与国际能力、一味追随西方问题意识的问题。

4.应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不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绝对普世的理论。而各个地方的学术社群的比较利益，应在于从对自身经验研究中得出较普世性的理论。一味追求增加SCI/SSCI之论文篇数，只会导致对本土议题研究的忽视。

5.应展开如何设计可提升研究质量的评鉴标准与制度之讨论。应鼓励多种不同性质的研究工作，让评鉴标准以及奖励方式多元化。建议将期刊的质量认定最低标准设为“有无匿名评审制度”，同时应取消量化等级标准以及计点制度。将评鉴工作回归同侪对于“实质贡献”的评述。

大陆地区发展情况

上述东亚地区学习西方经济学时所遭遇的问题，在大陆地区也几乎都已经存在。若说有任何差别，恐怕也只是在于大陆因更为后发而追赶也更为急切。这锦标式竞赛以及其所代表的评判标准，正在学术界高中低阶各层次展开影响。因此，以SSCI作为标准的评鉴方式已经普遍被采用，并常伴随着高度商业化的报酬机制。而比其低一阶的本土版CSSCI也正帮忙促使学术评鉴的数量化及普及化。同时，西方经济学的问题意识也随着占据了高位。在此情境下，也无怪乎对于中国经济学的走向的提问，已经成为“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是二流学术吗？”未来，中国最优秀的经济人才是否可能不会研究中国问题为职志？

当然，这牵涉到是否有普世性的经济学的问题。这是个有悠久历史的争议，虽然很多西方经济学者会假设经济学是科学，但是细究下来这绝对是无法成立的。人文社会科学以人与社会为研究对象，而人的思想行为则被他的时代文化环境所影响，抽象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个人及奠基于其上的经济理论不可能存在。目前西方经济理论以普世面貌出现，背后就假设了一个西方当今的经济社会，并且是一个非历史的现状，而对于西方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对当今发展中国家可适用的经验皆可不予理会。

最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其实已经显示一个新的非由西方完全主导时代的来临，后进者应更清楚理解到一味的追随实非良策。

此次经济危机有多方面的意涵，这当然直接显示欧美金融治理的失误与危机，也牵涉出欧美政治治理上及其对世界领导上的问题；同时，更呈现出其所依赖的经济理论本身的危机。即当今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界，未能预见及防范如此重大的经济危机的产生，无论如何是当今主流经济理论的严重失败。再则，西方自身的危机也同时是后进者的挑战（their crisis, our challenge），即要如何从他们的错误中攫取教训，避免未来重蹈覆辙。既然此次危机已经显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大失误，一味追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策略自然应该大幅修正。

（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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