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顺富：湖南绅士与清末教育变革

学科: 历史
来源: (21世纪网络版)
关键词: 许顺富，湖南绅士，教育改革，晚清
摘要: 湖南的近代教育与官方的积极宣导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清末湖南是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省份，并且每年还要承担约七十万元的对外赔款，因此不可能有过多的资金来兴办近代的新式教育，这样兴办近代新式教育的重任就历史性地落在了所谓社会名流、地方贤达的绅士身上了。

清末「新政」所开辟的近代实业建设运动，呼唤著有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懂管理、会经营，懂法律，能竞争的新式人才群体的出现。原来那种默守书斋，皓首穷经，靠做八股，博功名的旧式科举人才已不适应变化了的时代要求，从而促使了教育领域由科场场域向学校场域的转型。

一

　　场域概念是法国社会学大师布迪厄（P. Bourdieu）实践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以往所谓的社会空间其实是被大大小小的场域所分割了的，在这些场域背后贯彻著的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斗争的逻辑。它与两个概念「资本」、「惯习」是密不可分的。资本是布迪厄对马克思的「经济资本」概念的延伸---在布氏那里，资本的基本形态有三种：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资本既被当作场域内争夺的目标，同时又是赖以展开争夺的手段（比如可以进行不同类型的资本交换）。而惯习则是场域在行动者身上体现出的一种性情倾向（disposition），它一方面是为场域所形塑的，另一方面又恰使得场域不断地生成出来。科场场域是指按科场特定价值观与调控原则所构建出来的社会空间，是科场中各种社会位置的一种关系构型。在这种构型中，考生根据各自的位置去争夺以科举功名为代表的文化资本，维系或部分改变著科场空间的界限。中国「自有宋以来，科场就已被构型为社会支配关系从中被再生产出来的一个关键性的场域，而使科场上的考生对这种关系认同的动力机制恰可称之为「士绅惯习」，考生所争夺的也不再仅仅是特定的科名及与之相连的官职本身，而是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1学校是「在发达的民族国家中为社会等级制提供证明的极为重要的制度机制」。西方国家中，学校这个场域与西方社会支配关系无所不在的权力元场域有著特殊的亲和性。当今西方是由学校及其文凭所代表的文化资本构成了整个权力场域斗争的主线。2

　　在晚清教育由科场场域向学校场域的转型过程中，封建皇权虽想继续操纵对文化资本的独占控制权。因而废科兴学都由皇帝颁发的上谕来推行，就连1902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起草的《学堂章程》也贯上「钦定」字样，作为统一模式而推向全国的，清政府还对学堂学生实行「科名奖励」制度。「学堂与科名的相连使人们从对科名的追逐自然地转向了对学堂经历的追逐，而科名所具有的文化资本属性也被一起『嫁接』给了学堂。」3以确保「天子门生」惯例的继续延伸，保障皇权对人才的控制功能。但是在科场场域向学校场域的转型过程中，皇权对教育的控制却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在废科以前，科举事务虽由礼部主掌，但由于科场场域与统治权的特殊关系，所以真正主宰科场场域的是皇帝本人──正是由他临时来圈选各次乡试的正副主考、各次会试的正副总裁，并由他亲自主持殿试，决定三年一任，与督抚平权的各省学政人选，科场从理论上说是皇族行权的私家园地。新式学堂兴起以后，其归口的不再是礼部而是京师大学堂。废止科举后专门设立学部来主管学校事务；各省学政被裁撤，改设归督、抚节制的提学使。昔日，科层官僚对科场事务插手的余地很小，而今学堂正式被纳入了国家科层的常规管理管道，皇权的作用被大大削弱了。加之学堂学生的出路并非任官一途，而是出现了职业异趋的多向流动，这样对皇权的依赖就日益削弱，自主的独立意识则不断上升，这势必导致疏离皇权的现象出现。废科之后，一方面，国家权力进一步分化，地方官僚的权力进一步上升（尤其是在回避制度逐渐被破坏后，地方官僚开始名副其实地地方化了）；另一方面，地方士绅在推广新式教育等方面权势日重。民间统治场域为地方官僚与士绅交叉作用的地方权力场域所代替了。4这样，绅士通过改头换面轻而易举的成为了新文化资本的占有者和控制者。

　　湖南教育制度的改革始于1902年年初。1902年4月，湖南巡抚俞廉三根据清政府「兴学育才」的谕令，一面在省城长沙将求实学堂（原时务学堂）改为省城大学堂，以为全省之倡，并令各府、厅州县设立中、小学堂和蒙养学堂；一面遴派大挑知县胡珍率俞诰庆等十二人前往日本，考察教育，学习师范，培养师资。5后经赵尔巽、端方等几位巡抚对新式教育的大力宣导和扶持，湖南的近代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官办、公办和民办配合，大、中、小学衔接，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并举的格局。据统计，到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全省高等小学堂128所，学生6547人，两等小学堂94所，学生4151人，初等小学堂419所，学生11492人；到1909年（宣统元年），高等小学堂为114所，学生8740人，两等小学堂166所，学生8509人，初等小学堂 833所，学生25061人。6也就是说，到二十世纪头十年即将结束时，湖南全省各级小学堂共1113所，学生43310人。从发展数字看，这无疑是教育史上的一大进步，但相对于当时湖南三百万的学龄儿童而言，百人适龄儿童中不到1.5人入学，这又说明清末的基础教育仍旧处在萌芽阶段，很不发达。

　　湖南的近代教育与官方的积极宣导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清末湖南是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省份，并且每年还要承担约七十万元的对外赔款，因此不可能有过多的资金来兴办近代的新式教育，这样兴办近代新式教育的重任就历史性地落在了所谓社会名流、地方贤达的绅士身上了。

　　教育作为文化资本的创造者，一向都是绅士享有的特权，虽然也有少数贫寒子弟经过寒窗苦读，靠自己的发奋和努力，获取了功名，挤上了做官治政的行列，但毕竟是为数稀少，表面看来，科举制度是极为公平的选才制度，除了「贱民」被排斥在科举门外外，科举对其他阶层的人都给予了平等的竞争机会，但实际并不尽然。据张仲礼的统计，科举中榜的平均年龄分别为：生员二十四岁，举人三十岁，进士三十五岁。这就是说，自五六岁私塾发蒙起到金榜题名时，一般需要二十至三十年的读书应试生涯。要能投身在这漫长的读书与往往长达数月、辗转千里的赴考生活中，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要有钱，二要有闲。时间与财富成为得以应考的起始资本。显然，这些资本只有那些在资本分配的既定格局中已居支配地位的家庭才有较大的能力支持其子孙年复一年地参考。对许多贫寒之家的子弟而言，纵有登进之心，却无买路之资。正如布迪厄所说的：要想真正把握住那些形式上向所有人开放的潜在机会，你必须占有最低程度的经济资本。这样教育实际上成了富贵人家独享的专利，而绅士更是这种文化资本的受益人。随著新式学堂的兴起，旧的文化资本逐渐为新的文化资本所取代。要成为新文化资本的占有者，绅士除办学和接受新式教育外，没有其他的捷径可寻。绅士通过办学可以树立自己在社会上的新形象，达到控制新文化资本的目的；通过接受新式教育，实现自我的知识更新，由旧文化资本的占有者转化为新文化资本的占有者，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

二

　　绅士对新文化资本的占有是他们共同的心愿，但对新文化资本的态度却各不相同。有的绅士投身于新式教育的创办，并不是为了诚心引进西方先进教育制度和先进的文化知识，成为新文化资本的传播者，而是迫于形势所逼，实现与新文化资本的拥护者争夺文化资本的占有阵地，采取「新瓶装旧酒」的办法，达到延续旧文化资本香火的目的。如王先谦、张祖同等人。有的则是穿插于新、旧文化资本之间想通过人为的改铸，建立一种不新不旧的教育模式，实现新旧文化资本的嫁接，如俞诰庆等。有的则想仿照西方的样式，做新文化资本的诚心传播者，以「磨血」的革命，来培养推进社会进步的新型知识份子，如胡元倓等。

　　湖南绅士对晚清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1、参与湖南学务的管理活动。1906年，清政府设立学部，各省裁去学政，改设提学使司，这使教育权很大程度上落入了地方。因为提学使名义上要接受学部考查，但实已成为督抚的属官。同年，又新设了省学务公所──它为地主绅士正式介入学务提供了合法的管道。在湖南学务公所中有绅士20名，湖南籍绅士就有13名，担任了包括议长。副议长在内的所有重要职务；7名外地绅士有的担任一个课长，更多的仅为课员。7州县设劝学所，州县以下设劝学员，其职员均由当地绅士充任。同时，官方还允许绅士自行在省、府、州县设教育会，「藉绅之力以辅官力之不足」，原由皇权专控的教育一下成了「官绅并用，不得妄分畛域」之场域。正如《东方杂志》所言，湖南地区「士绅之办学者，锐意猛进，振奋无前」。8

　　2、绅士兴办学堂蔚然成风。由于新政一开始就明言废科举是迟早之事，所以尽管旧文化资本在1905年前并未丧失合法性，但在竞争中已落下风。稍有见识的人已可预感到，学堂将成为主要的进身之阶。因此，绅士利用既有的文化优势成为学堂师资的最主要来源：有些经过了留学的「热加工」，有些则以上层绅士的身份摇身而变为学堂监督。1902年，湖南派出第一批共12人赴日短期游学者，其中有举人3人、拔贡1人、监生2人、廪生3人、附生3人。9他们后来成为湖南各新学堂的主要负责人，如举人俞诰庆先后成为官办省高等学堂和半日学堂的总理、监督，拔贡胡元倓成为私立明德学堂的创办人。但「热加工」的数量远不能满足学堂师资的亟缺情况，于是，所谓望重或所谓趋新的绅士便成了主要的人选。属于前者的情况有：翰林张鹤龄被聘为省学务处总办兼游学预备科监督，巨绅王先谦由岳麓山长而一跃为省师范馆馆长。属于后者的情况有：师范分路办学后曾分任中路与南路师范学堂监督的戴展诚、曾熙都是公车上书的参与者，原时务学堂的总理熊希龄则担任西路师范学堂的绅董。10在贺跃夫发现的一份1908年统计的湖北学堂3121名教职员身份表中，具进士身份的占2.24％，举人 9.68％，拔贡13.1％，生员40.6％，监生7.3％，有官职衔者9.2％。这就是说，在1905年废除科举后只有17.84％的学堂的教员完全没有科场或官场背景，那么在学堂初兴之年绅士在教员中所占的比例应当较此高得多。虽说贺跃夫所统计的物件并非湖南，但湖北与湖南相邻而居，同为教育改革之先导张之洞的统治范围，该资料对湖南的参照意义还是很大的。周锡瑞认为，在湖南，有一个城市绅士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的绝大多数人虽然不籍隶长沙，却是寓居长沙的──积极从事特殊的、经常是私立的教育事业。我想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为甚么湖南出现了为数可观的技术学校和师范学校。就是这么一批人，发起主办了女子教育。这是湖南第一个犹豫不决的尝试之著，也是顽固派肆行攻击的特殊目标。11

　　 1906年，《申报》曾经对湖南省城长沙的学堂做过调查，虽然这一调查不一定全面，而且也未列出创办人和主管者的身份，但是我们尽可能地参照人物传记资料和人名辞典，仍可约略看出各学堂的主要创办人属于那一群体。

表一　1906年湖南省城各学堂调查表

　　尽管表中还有些创办者的身份限于资料，难以查明，但是学堂主要负责人以绅士和经过留学「热加工」的绅士为主体，这应该是没有甚么疑问的。因为能够充当学堂创办人和监督的一般都要有一定资历和比较深远的文化积累，而这一点只有拥有传统文化优势的绅士才能做到，而首先获得「热加工」的也都是举贡生员，而没有绅士头衔的新型知识份子毕竟为数稀少，而且在新、旧文化资本转型时期也很难得到社会承认，故而他们不可能占据清末教育界的主体。

　　3、绅士成了清末接受新教育的主体和先驱。清末废科兴学断绝了传统绅士的晋升之路。清末全国大约有一百多万绅士，这么多的绅士在废除科举之后，如果不给予他们以新的出路，就势必影响社会的安定，因为他们是有知识、享有特权的群体，没有他们的支援，清政府的统治就难以巩固。因而，清政府在废除科举前后，首先考虑的就是让这群具有传统功名的绅士如何在社会转型中能继续保持他们的传统利益，给予他们以新的出路，以安慰他们在废除科举后的失落心态，使他们不至成为社会改革的反对派。为此，清政府首先给予了具有传统功名的绅士以优先留学和进入新式学堂的特权，使他们通过知识更新，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走出与科场别样的一条路来。此外，清政府还通过对新式学堂学生实行「科名奖励制」的办法，以满足他们的怀旧之情，激发他们从对科名的追逐向对学堂经历方向转移的热情，实现新、旧文化资本的平衡交替。在清政府所办的各类高级学堂里，其招生对象大多明文规定为生员以上或具中学根底者。如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2 年至1906年共有师范生512人，其中422人有传统功名（举人1人，贡生48人，生员232人，监生84人）占82％，其中湖南师范生29人，举人1 人，贡生7人，监生7人，廪生3人，增生1人，附生7人，有官职者2人，其他类仅1人。12应星曾对湖南清末民初受过新式教育的73人作过一个出身分析，结果发现：出身官宦的25人（含高官出身12人），出身士人的26人，出身富家与商人的10人，出身农民与贫家的12人。文武官员、士绅富商的子弟在其中占了达83.6％之多。13最初能够取得官费留学资格的也基本上是举贡生员。这说明，清政府最先关心的仍是拥有传统功名的封建绅士的出路，而不是整个社会的大众化教育。正如前面所言，要能进入科场，首先就得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和闲暇时间，平民进入科场的主要障碍就是经济资本的匮缺。那么学堂的设立，是否解决了这一问题呢？从实际而言，学堂不仅没有解决平民子弟入学的经费困难，而且甚至还加重了经济负担，由于多数传统教育机构（如书院、义学和私塾）或是免费或收费极低，而以四书五经为经典、死记硬背为诀窍的传统教育也无需多少书本笔墨等费用，所以，进科场的基本费用是周期性的赶考费用。加之科举考试关系著一乡一族的荣誉，关系著家族的兴衰荣辱，因而一些聪明的贫寒子弟还可能得到同族富家大户的资助，以便他们能在金榜题名，获得官职后，给予整个家族以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庇护，这样，应考就成了家族之间的集体行为。而进学堂同样要有金钱和时间，只不过学堂远在城里甚至国外，学生的路费宿费比以往的赴考费用要高得多；又由于学堂教学多为全日制，对学生时间的要求之多也远非科举时代可比。更大的变化是学堂要求交学费。《癸卯学制》中明确指出：「除初等小学堂及优级初级师范学堂均不收学费外，此外各项学堂（均需）令学生贴补学费。」另外，学生所需的书本笔墨等费用也较前增加了许多。加之学生毕业后大多留在了城市，其出路不再是任官一途，因而对家族和乡邻的庇护就日渐减弱，他们读书也就不再成为整个乡、族的集体行为，而成了一家一户的个体行为，这样得到乡、族资助的可能性大大减少。由此可见，平民子弟接受新式教育的可能性并没增大，反而还有削弱的趋势。「虽然1905年后学堂经历是一种新的文化资本，但把持这种文化资本的仍主要是原来的官绅富商之家。在学堂提供给平民寒士的上升机会在总量上相对下降的情况下，敢孤注一掷地去抓住那点滴机会的较多是已没落的富家。新文化资本并未成为原来的被支配阶级用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有力武器。」14我们可根据张仲礼与张朋圆的统计就湖南的学堂师生数与以往的绅士数作一比较。 1903-1909年，湖南学生合计有60328人，而姑且以湖南1910年的2058万来估算头一年的人口数为2000万，则学生在全省人口中的比例数为0.32％。自太平天国后，湖南的正、异途绅士（生员以上）数稳定在91899人，而以1895年的湖南人口数2100万为基线，则绅士在全省人口中的比例数为0.44％。这说明作为绅士的替代---学堂学生（其老师也多是从学生生涯中走过来的）在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不是增加了而是下降了。从全国来说，在新式教育发展最快的1909年，学生在全国人口（约4亿人）中的比例也不过才为0.41％。这个比例不仅远远不能与日本同期的比例（12.65％）相比，而且比之太平天国之后绅士阶层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1.9％）也是大大减少了。这也足以说明，进新学堂仍是官绅富商子弟的特权，而拥有传统文化优势的下层绅士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了新教育的最先受益者，他们通过知识更新，成了过渡社会中新的社会支配力量。　　

三

　　新式学堂在地方的推广过程也是绅士文化教育功能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但由于绅士个体之间知识结构与思想状况之间的差异以及地域、城乡差异等因素，在清末成为新式学堂推广者的绅士自身近代文化转型的程度也呈现很大的差异，使清末的新式学堂也带有过渡时期的痕迹。四川《广益丛报》刊登的《论今日办学士绅》一文，就明确指出了当时办学绅士的四大弊端：一曰轻躁。「今之办学者，大率轻举妄动，此则请提庙产，彼则拟抽杂捐，纷纷纠扰，竭泽而渔。」把办学变成了搜刮钱财的手段。一曰虚饰。「今日之学堂，大多注重体操一科，并辅之于军乐，但使排队外出时，革履橐橐，铜号呜呜，脚步整齐，音节皆合，以为尽教育之能事」，「最可异者，报提学使学生名册，张王赵李，任意填写，甚至如旧日绿营积习，有其名而无其实，种种怪像，层见迭出，竟不图于学界中得之。」一曰好胜。「甲校之生，乙校设计以招之，乙校之生，丙校又甘言以诱之。互相猜嫉，即互相诽谤，卒至互相倾轧，张自己之手段，抵他人之暇隙，而教科之合格与否不计也。教员之称职与否不问也。」一曰专擅。「聚二三私人，运筹密室，其款拔某校，某事属某人，朝议夕布，悍然行之而不顾，即同为一方面办事之人，苟有几微之不合，必阴相排斥，务削夺其权而后已，故仅仅三四学堂之弹丸地，而党派纷歧，不可究诘，今日演说同胞，明日凌轹同类，肩乐育人才之巨责，而深闭固拒，予智自雄，将合群团体之谓何矣。」15像这几种弊端在清末学堂初兴时在各省中都普遍存在，这势必影响清末学堂的正常发展。

　　湖南学堂办得好的在清末也大有存在，但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也复不少。被毛泽东称道的「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的长沙明德中学就是当时最负盛名的私立学校。明德学堂是1903年由胡元倓和龙璋所创，是长沙创办最早的一所近代中学，也是湖南省第一家私立中学。胡元倓（1872-1940年），字子靖，号耐庵，晚年自号乐诚老人。湖南湘潭人，1897年的贡生，1902年被派往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班学习。1903年，他自日本回到长沙，在其表兄举人出身的龙璋和龙绂瑞的帮助下，创办了明德学堂，推龙璋的叔父、在籍刑部右侍郎龙湛霖为总理，延聘周震麟、张继、王正廷、苏曼殊、黄兴等人为教员，使明德学堂成为了当时新思想的摇篮。因此，它屡次遭到守旧官绅的诬陷而濒于危境，于是胡元倓又与龙璋等商量，于西园龙宅另立经正学堂，推进士出身的谭延闿为主办人。一旦明德被查封，即以正式取代。此后，胡担任明德校长达38年之久，直到1940年逝世。为办好明德学堂，胡元倓几十年风尘仆仆，奔走南北以筹措经费，为求得同乡上海道台袁树勋捐款一万元，他不惜向袁树勋下跪，为解学校燃眉之急，他忍饥饿，下南洋募捐，并借生病动手术为名，要求友人借钱相助，甚至在教育部门前绝食，要求教育总长范源濂救助明德学堂。因之时人称其为「胡九叫化」（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九），上海《新民晚报》特地为他编了一首打油诗，写道：「四海扬名胡叫化，办学天天打背弓，屈膝求师兼募款，南方武训乐诚翁。」16胡元倓先后为明德筹款达10余万之巨，建造了20余栋校舍，添置了大量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使明德学堂的图书和仪器设备为全国中学之冠，而他自己却过著极为清贫的生活。他以「坚苦真诚」的校训，开明相容，思想自由的校风，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优秀人才：如欧阳予倩、蒋廷黻、胡庶华、刘永济、金岳霖、陈翰笙、周谷城、胡毅、向达、陶菊隐、刘佛年、田奇隽、李熏、刘禹旸、张伯毅、萧纪美、丁夏畦、唐稚松、艾国祥等都是明德毕业生中的杰出人才。还有国民党元老陈果夫毕业于明德第四班，还任过明德董事长。从明德创立以来，它已经培养了十八位元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三位元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17年，当时的教育部曾称赞：「明德规模宏大，成材众多，在中国私立学校中实为有数之学校。」社会上也有「北有南开，南有明德」的说法，足见明德学堂影响之大。17但也有些绅士在担任新式学堂的主要领导后，仍旧采用「新瓶装旧酒」的方法，继续维持旧的教学模式。如保守绅士王先谦被任命为「专为造就全省中小学堂教习之制造厂」的师范馆的馆长后，旧式书院的教学内容与方式仍可在新的师范学堂的形式下继续维持。甚至还出现了湘绅联合奏请设立岳麓景贤堂等怪现象，借「保存国粹」，「以彰存古之义」，景仰湖南先贤之名，行恢复旧有书院之实。实际上是与原湖南巡抚赵尔巽改岳麓书院为高等学堂唱对台戏，目的在于恢复旧的岳麓书院体制，并且将招生人数扩大到三百人，远远超过高等学堂的招生人数，规定只招中年以上成材，「意在参用通儒，酌遵新章，将来卒业后，亦可备师范之选」。18像这种按旧书院模式培养出来的师资又怎么能够适应新式学堂的需要呢，这说明传统的势力仍有很大的市场。参与这次上奏的湘绅有二十四人之多，既有旧派绅士孔宪教、张祖同、黄自元等人，也有新派绅士谭延闿列名其内，可以说这是新旧绅士的大合奏，也是对新的教育体制的大倒退。更为可笑的是，还出现了恢复科举的建议，湖南中书黄连藩要求都察院代奏清廷恢复科举，内称：「自古以来拔取人才以科举得人为最盛，现在科举一停，天下士人失望日久，恐生乱端，恳请按照专门各项科举令该生自任各科，分门考试，而仍以经义为主，援照科场定章录取后，给予进士、举人等项出身，以其广收实学，而开士人取进之路。」19这说明传统的习惯势力仍在阻碍新式学堂的健康发展。而被誉为清末湖南三大儒之一的王闿运也以昌明经术，力拒邪说，著述宏富，「崇儒之雅化」于1908年获得了清政府赏给「检讨」的职衔。20也说明了这一时期，清政府办学的目的仍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使学堂难以健康地与世界各国接轨。学堂之腐败也不可尽言，正如时人所言：「一校之成，房屋、器具、饭食、仆隶、仪器、书籍，其种种开销，既极繁多，且强半之事物为内地人所不习知，遂得任意报销，恣其中饱，以经理学堂而起家者，已屡见其人，大率一校之中，总理、教习、司事等员，或以为娱老之方，或以为威福之地，或以为殖产之计，各行其是，而教育一端，则全置诸度外，故我国之学堂，养老院也，栖流所也，庞杂废驰，不可言状，开之七、八年，徒见经理者，营家宅、置田产；执事者，妻妾肥泽，衣食温饱，而教成之学生，则杳然不知其何在。」21这势必阻碍学堂的正常发展。

　　总之，清末湖南绅士大量参与地方学务，投身新式学堂的创办和进行自我知识的更新，一方面推动了学堂在地方的推广和普及；另一方面也对清末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了负面影响。由于他们自身向近代教育的转型刚刚起步，知识的更新远未完成，加上士大夫传统积习的沿袭，观念的落后，思想的保守，管理模式的呆板，影响了清末学堂的教学品质和水准。清末学制参照和取法于日本学制，但各级学堂的实际教学水准比日本同等学校的水准要低一个等级。学堂的腐败与教学品质的低下，难以满足青年学生的求知欲望，促使了学生反体制冲动的出现。学堂之设按其「中体西用」、「保教益智」之旨本是想通过课堂正统文化的传输，培养「应时救急之才」，但对于无衣食之忧、父母之管、家室之累，却有青春之激荡，眼界之开放，同道之砥砺的学生来说，通过学堂这个基地孕生的却是反体制冲动。据桑兵统计，1905-1911年间，全国各地学堂爆发的见诸报端的学潮就有339起，其中又以集体罢课为主，共有171起，退学为次，共83起。在可查知起因的271起学潮中，220起是起因于对学堂内部的不满，40次起因于对社会斗争的直接介入，另有11起是为了反洋教习和教会。22

　　湖南自禹之谟领导的学生公葬爱国烈士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的事件起，学生闹学风潮也接连不断。有反对官府和学务处迁葬陈、姚风潮，有痛惩阻碍学运的长善学务处总监俞诰庆事件，有高等学堂因辞退学生代表而引发的驱逐学绅陈庆年的罢课活动以及湘乡学界与官府冲突事件等。23这是清政府和办学绅士所始料不及的。这说明晚清的教育已带来了学生自我意识的觉醒，增强了团体的凝聚力。正如曼海姆在分析西方现代知识份子时所指出的「是教育使他们跨越了出身、地位、职业与财富差别，将所有受过教育的人联结在这个基础上。」

注释

1 应星《社会支配关系与科场场域的变迁》，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第2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2、3、4、13、14　参见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第212、245、243、251、256页。

5 《奏改设学堂及派人出洋游学情形折》（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六日）《俞廉三遗集》卷九十五。

6 张朋园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173页。

7 《学部官报》1907年12月25日，第43期。

8 《湖南巡抚陆奏筹办湘省学堂情形折》《东方杂志》第2卷，第1号。

9 《湖南官报》1902年1-19号第35页。

10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22）》第73-92页。

11 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页。

12 据房兆楹编《清末民初洋学生名录初辑》第78-136页统计，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版。

15 《广益丛报》第五年，第八期（原第一百三十六号，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三十日，1908年6月10日）重庆广益书局印刷部印行。

16 明德中学校友会《胡元倓先生传略》，《明德春秋》第8页。

17 彭平一、陈先枢、梁小进著《湘城教育纪胜》第119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

18 《前署湖南巡抚陆奏湘绅建立岳麓景贤堂片》，《东方杂志》，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19 《申报》1907年9月7日。

20 岑春蓂《前湖南巡抚岑奏在籍湘潭县绅士王闿远湛深经术淹贯礼文请特予褒奖折》，《船山学报》第十三期文苑文录，湖南船山学社民国二十六年丁丑岁三月立夏日出版。

21 《论学堂之腐败》，《东方杂志》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二十五日。

22 桑兵《学生与近代中国》，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

23 参见《申报》1906年6月29日、6月30日、7月8日、7月17日、7月18日。　　

许顺富　1963年1月生，湖南辰溪人，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教授、历史学博士。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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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顺富：湖南绅士与清末教育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