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声涛：老朽忆旧之（四）枣宜之战

学科: 历史
关键词: 韩声涛，抗日战争，回忆录，张自忠
摘要: 湖阳镇战斗一结束，我即奉命率部向枣阳方向搜索前进。队伍沿着山坡行进时，突然从汉口方向低空飞来了4、5架飞机，我立即命令部队疏散掩蔽。可飞机并没有投炸弹而是投了不少传单。我坐在山坡上接了一张。传单上写着：支那大将张自忠总司令战死。我心头一震，半信半疑。不幸噩耗很快就得到证实，我心伤悲。中央军的精锐师

1939年初，第31集团军从湖南宝庆开往河南南阳，隶属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刚到南阳不久的一天，第4师师长石觉突然召见我。我感到很奇怪，不知道师长找我这个小小的大队长干什么。因为近距离我只见过他一面，还是他骑马经过时，我们在路边向他敬礼而已。在师部，师长石觉问了我一些在第91师的情况及与日军作战的体验，最后微笑着对我说：“韩声涛，派你到第11团任第3营营长，尽快到任。营部你可以带几个干部去。”我听后吃了一惊，这真是出乎意料的事。

第4师是中央军的精锐师，也是汤恩伯的最基本的师，汤曾兼任该师师长。第4师曾多次参加剿红军。抗战爆发后第4师先后参加南口战役（1937年8月汤恩伯率领的国军在河北南口地区对日军进行积极防御作战的一次著名战役，毙伤日军1万5千余人）和台儿庄战役，都打得很好，声名远播，后又参加武汉会战，在阳新、通山一带阻击日军。1938年7月，蒋介石决定整顿一支攻击军，对日军后方进行战略突进，汤恩伯即被任命为突击军军长。突击军在江西上高整编。突击军辖第4师、第89师和第200师。其中第200师当时是装甲师。军部还配署完整的特种兵。突击军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支装甲军。只是后来由于战局恶化，蒋介石不得不放弃该战略突进计划，而将汤恩伯部用于武汉会战。当时第4师是德式装备，辖3个团，此外师直属部队的兵力也相当于1个团。

第4师还出过几位名人：

关麟征，抗日名将，有“关铁拳”之称，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期，曾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会战，在台儿庄战役中与关麟征（时任汤恩伯第20军团第52军军长）较量过的板垣征四郎（日军第5师团师团长）说：“关麟征一个军应视普通支那十个军。”后历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黄埔军校校长（继蒋介石之后第二任校长）和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曾任第4师旅长；

杜聿明，抗日名将，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期，曾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后率部与日军激战于广西昆仑关，歼灭日军4千余人，后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曾任第4师团长；

戴安澜，抗日名将，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曾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台儿庄战役和广西昆仑关战役，后率第200师远征缅甸，与日军重兵激战，因伤重不治殉国，国民政府追晋他为陆军中将，曾任第4师团长；

冷欣，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期，后任国民革命军陆军总部副总参谋长，曾任第4师师长；

陈大庆，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曾率部参加南口战役、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会战，到台湾后历任陆军总司令、省主席和国防部长，曾任第4师师长。

石觉是广西临桂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3期，在1939年1月任师长前，在第4师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和副师长，指挥部队先后参加剿红军、南口战役、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会战，能打仗，实战经验丰富。据说在台儿庄战役中他（时任旅长）率部力夺关键的制高点崔家庄，被台儿庄战役总指挥李宗仁称赞道：“天助我者，石觉也！” 他是汤恩伯很信任的一员战将。他的前任是陈大庆。

上任中央军营长的小插曲

按照师长石觉的尽快到任的要求，我立即交代了大队长的军务并带着营部文书班子（副官、书记、文书、警卫等）到了第3营驻地并电话报告第11团团部（当时团长万宅仁不在团部）。可过了6、7天，团部竟然不理睬我，既不来电话，也不派人来，更不用说宣布任命了。在强调服从命令的军队里，这是很不正常的。我十分恼火，策马到师部见师长石觉。我向他报告了情况，最后我说：“师长，既然不受欢迎，您派我到别处去好了，在哪儿都一样抗日。” 石觉显然有些生气，他把头微微一仰说：“你回去，我负责。”

第2天上午，第11团团长万宅仁即骑马到我第3营营部，对我表示欢迎，说了客气话。万宅仁毕业于黄埔军校第6期，能打仗，是第4师老资格的团长。石觉任第4师第12旅副旅长时（此前石觉任该旅第24团团长），万宅仁任该旅第23团团长。第3天上午全团集合，团长万宅仁主持，副团长宣布我为第3营营长。这事后来我也想开了。你想想，人家第11团的军官清一色黄埔军校毕业的，又经过剿红军和抗日的实战磨练，营长位置有了空缺，团长万宅仁自然会有他自己的人选，而且团里好多老资格的副营长、连长都望着呢。没想到竟然把东北军的打垮了的部队的营长调到中央军精锐部队来，他们怎能服气。显然石觉对我的情况了解了不少，没有把握，他是不会把我放到这个位置的。

从1939年初开到河南南阳到1941年，汤恩伯第31集团军一直在河南和湖北两省对日军开展运动作战。光参加的大会战就有随枣会战、冬季攻势、枣宜会战和豫南会战，战事频繁。在随枣会战中，汤恩伯部纵横襄(阳)花(园)公路（又称鄂北公路），痛击日军，被日军视为劲旅；在冬季攻势中，汤恩伯部与敌激战10余天，击溃日军第3师团，日军伤亡惨重，在冬季攻势中显得尤为突出；在枣宜会战中，第五战区主战场虽然失利，但是汤恩伯部多次痛击日军，打的有声有色；在豫南会战中，汤恩伯部与日军激战于上蔡、舞阳，重创日军。华北日军以汤恩伯部为天字第一号大敌。作为汤恩伯部主力师的第4师在上述会战中都打得很出色。我能回忆起的，第4师先后在桐柏、唐河、新野、泌阳、信阳、确山、上蔡、枣阳、随县和应山等地同日军多次交战。通过打仗，起初对我冷淡的团长万宅仁了解了我，我们的关系处得很不错。

汤恩伯总司令发火

有一次，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要到第4师视察军事训练并要看军事演习。师长石觉指定我为演习攻击营营长并从师部调了2门大炮到我营参加演习。军事演习对我来说不是难事，我有军校的基础和多年的实战经验，但汤总司令要来，师长石觉和团长万宅仁都十分重视，我作了精心准备。我拟的演习方案他们很满意，对我很放心。

演习那天陪同汤恩伯的有2个苏联顾问（一个是步兵顾问，一个是炮兵顾问）、第85军军长王仲廉（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中将，后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其他各师师长、第4师师长石觉及所属各团团长等。演习开始很顺利，按照我预定的方案进行。长官们都坐在阅兵台上认真观看。不料那2个苏联顾问特别热心，叽里呱啦，静不下来。一会儿步兵顾问把我叫到阅兵台，要我如何如何；一会儿炮兵顾问把我叫去，又要我如何如何，各强调各的。总司令顾问的指示我又不能不听。往复数次，完全打乱了我的指挥，搞得我无所适从。演习完毕后全师集合，听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训话。汤恩伯一开口就厉声喝问：“今天演习的攻击营营长是谁？” 我应声出列，大声说：“报告总司令，第11团第3营营长韩声涛。” 汤恩伯头微偏着，用手指着说：“你，你今天打了败仗！你把大炮给我丢了（指演习中大炮的位置未及时跟上）！” 全场气氛一下紧张起来。汤总司令发火了，这还了得！我腰板挺直站在那里，面不改色，多年的险恶征战养成了我处变不惊的定力。但我心里还是紧张的：“这下可糟了！” 因为都知道汤恩伯的脾气，一句话就可以把你撤差。岂料他看着我停顿了一会儿，竟把话题转到要重视军事训练上去了。我总算松了口气。

汤恩伯是非常重视炮兵的。抗战时大炮在作战中的作用确实很大，他对我的训斥是有道理的。据说汤恩伯曾规定，炮连若丢一门炮，连长要枪毙；若保护不力导致火炮受损，连长要坐牢。汤恩伯曾因作战中大炮丢失而枪毙了一个炮兵营长。当时国军的大炮是很宝贵的，数量是很有限的。这件事下来后师长石觉和团长万宅仁都没有批评我，因为他们目睹2个苏联顾问把我指挥得团团转，使我根本无法按他们批准的演习方案进行。

国军的外国军事顾问

国军原来聘请的是德国顾问，始于1928年。德国顾问甚至参与了1932年第一次淞沪抗战、1933长城抗战和1937年华北抗战及第二次淞沪抗战的军事部署与指挥工作。1938年德国政府决定放弃在中日间保持中立的政策（当年初希特勒宣布德国将正式承认“满洲国” ）并于当年6月下令撤走所有的德国顾问。此后国军改聘苏联顾问。

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该条约第二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 条约更附有两国政府的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日公然以中国领土相互承诺，实在是欺人太甚！这是苏联对日本侵华的默许和纵容，是对正在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的令人寒心的背叛。该条约签字第2天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即发表声明，重申中国东北四省及外蒙古主权不容第三国妨害。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跟日本关东军打了一年多的我当时很气愤：日本占我东北并称之为“满洲国”，德国希特勒承认“满洲国”，你苏联竟然也承认“满洲国”，要不是我中国拖住日军主力，它小日本早就打到你苏联去了，真是太不仗义！此后苏联政府断绝对中国的援助并撤回苏联航空志愿队直至1942年初下令召回了全体苏联顾问。

以后国军就聘请美国顾问了。国军聘请的外国军事顾问，无论是德国顾问、苏联顾问，还是美国顾问，都对提高国军的军事素养、支援中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贡献。

冤死的范团长

见到汤恩伯，使我想起了第91师的团长范广禄。范广禄是跟着师长冯占海从东北抗日打出来的老团长。1938年夏他奉命（第85军军部下达给第91师的命令）带一个团去围剿河南宛（南阳）西地方武装别廷芳的部队。别廷芳是宛西地方民团武装的首领，在宛西实行地方自治，当时他就拥有武装团丁数万人，还办有造枪厂。别廷芳在豫西赫赫有名，后来李宗仁和汤恩伯都对他很客气。别廷芳后来任宛属十三县联防司令、河南省第六区抗战自卫团司令，曾亲率精锐民团武装配合国军英勇抗日。

强龙难压地头蛇，何况以区区一个团的兵力去围剿别廷芳的部队，本来就是件荒唐的事，结果当然是失败而归。据说有一天汤恩伯突然召见范广禄，总司令召见一个普通的团长，范广禄不敢耽误，急忙赶去，还以为是军务。汤恩伯见到范广禄就说了一句话：你堂堂的国军竟然被土匪打败了，拉出去枪毙！范广禄还未回过神来，就被卫兵拉了出去。抗日多年的范团长竟冤枉地死在自己人手里，实在叫人寒心。这件事汤恩伯做得实在太过分。若是换了他中央军的人，最多是撤差而已。当时师长冯占海十分痛心，却无可奈何。

湖阳镇痛歼日寇

在中国军队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后，日军即着手准备实施报复性的反击作战。冬季攻势是中国抗日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军队在1939年底至1940年初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性战役，以第2、第3、第5、第9战区为主攻地区，第1、第4、第8、第10、鲁苏、冀察战区为助攻地区。历时3个多月。中国军队直接参战兵力达50多万人，歼灭日军2万多人（其中击毙日军中将1名、少将1名、大佐2名）。日军自己也承认：这次作战 “中国军攻势规模之大，斗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均属罕见”。作为报复，日军调集重兵（第3、13、16师团全部，第39、40师团主力，第15、17师团各一个联队，第5、34师团各一部，騎兵2个联队，飞机百余架，战车百余辆，炮百余门），企图将中国军队第5战区主力围歼于枣（阳）宜（昌）地区。为阻止日军进犯，第5战区确定分为左、中、右3个集团军，采取分路挺进敌后袭击日军，主力向两翼外线转移，相机与日军决战的方针，共调集6个集团军的兵力参加作战。这场在1940年5～6月进行的作战，史称枣宜会战。

枣宜会战开始后不久，第85军军长王仲廉奉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之令（当时蒋介石手令汤恩伯以第31集团军攻击日军第3师团。第31集团军已于1940年初由第五战区调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管辖，为军委会机动作战部队）率部南下攻击日军第3师团。第4师作为其先头部队向枣阳方向攻击前进。

5月14日，我营开抵枣阳以北河南境内的湖阳镇并宿营。当晚11时许，湖阳镇以北约3华里的王庄的老百姓纷纷逃难到湖阳镇，惊慌地说有4、5百日本兵进了王庄，正在做饭吃，还有大炮和洋马。我当即派1名排长带人前往侦察，并命令各连（3个步兵连，1个机关枪连）做好战斗准备。不久得侦察人员报告：“王庄确有数百敌军，人马嘈杂声很大。”我判断可能是临时路过的日军1个大队（战后得知是路过的开往襄阳、老河口方向的日军第40师团第234联队昭上大队），随即将情况报告团长万宅仁。凌晨3时，团长万宅仁电话命令：第1营作预备队并向信阳方向警戒；第2营（营长沈金生）由王庄北向南攻，第3营（我营）由王庄南向北攻，钳击敌人；军部将急调两门山炮支援。

部队刚调动，即被敌人发觉，枪号声响起，战斗开始。日军迅速沿村外布阵，进行还击，火力猛烈。也是天助，拂晓时开始下起雨来，整个白天敌机都不能轰炸。军部和师部迅速支援山炮、战防炮和迫击炮参战。团长万宅仁指挥炮击敌人。官兵奋勇反复冲杀，下午2时左右，敌人被压退、龟缩于村内，敌我双方呈胶着对峙状态，双方都有很大伤亡。这队日本鬼子确实训练有素，应变迅速，兵力运用到位，火网组织严密，射击精准，打得顽强，并用山炮向我轰击，企图坚守待援。我组织的3次冲锋都未能奏效。当时湖阳镇附近的老百姓自发地冒着敌人的炮火枪弹，匍匐前行，给我们送水送饭，帮助运送弹药和伤员，帮助护理伤员，激励了官兵的斗志。利用战斗间隙，我在壕沟里召集副营长、连、排长和部分班长组成突击队，由我任队长。每人1挺机关枪、600发子弹、4个手榴弹。我对大家说：“今晚以前必须解决战斗。如果明天无雨敌机轰炸，如果敌增援到达，这仗就难打了。成败在此一举，不成功便成仁，如果这次冲不进去，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要与日本鬼子同归于尽！”黄昏时，我带队协同第2营突击队发起最后进攻。更激烈的进攻开始，战斗持续到晚上10点左右，经过猛烈冲杀，2、3营分别从西北、东南冲进村内，此后不久，敌人枪声完全停止。打夜战是我们的特长，日军战史提及枣宜会战时，曾特别指出国军夜战之勇猛。

拂晓清扫战场，我在村内巡视，见敌尸横陈，约400多具。正值夏天，臭气扑鼻。村中一块地面覆有新土。挖开一看是一大红薯窖，里面有用白布包着的一具尸体，剥开检查，方知是日军昭上大队长，从其身上搜出一个笔记本，上面写有类似中文的“支那军弹如雨”等字样。再往下挖还发现用白布包着的被拆卸的两门山炮。看来敌人准备反攻时再夺回去。缴获的被击毙的日军大队部一传令兵的日記记载：“（五月）十五日，晨七时許，昭上大队长早餐时，为敌炮弹击中毙命，大队部伤亡殆尽，...”。藏在村里的一位老人对我说：夜晚日本兵有5、60人从西南面逃跑了。

是役激战一昼两夜，歼敌1个大队（在抗战中，以2个营歼灭日军1个大队，是罕见的），我方两个营亦伤亡官兵近400人。第2营营长沈金生战死。沈金生营长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能打仗，他是在指挥冲锋时中弹牺牲的。我营牺牲了2名连长、4名排长和10几名班长。我组织数次冲锋及最后组织突击队时他们个个奋勇争先，皆壮士也！由于天气炎热且救护条件差，有的重伤员的伤口都生了蛆，我派人把伤员迅速送往后方医院。

此战获胜亦有客观因素：其一，雨天敌机不能轰炸；其二，军、师部火炮支援；其三，我方突袭钳击之；其四，夜战扬我之长。否则我方的伤亡会更大。

与此同时，在湖阳镇周围，第4师的第10团（该团伏击日军野篠大队，击毙野篠大队长。团长张荣田，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2年后他在与日军交战时被手榴弹炸中，全身负重伤多处，在日军逼近时他以左轮手枪击毙2名日兵后举枪自裁。公祭时汤恩伯总司令堕泪致词并抚棺追悼，国民政府追晋他为陆军少将）和第12团（团长骆振韶，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1948年任第13军军长）也在奋勇与日军作战。在整个湖阳镇战斗中，师长石觉指挥第4师击溃日军第40师团第234联队，击毙其大队长2名，毙敌1000多人，打出了国军的威风。湖阳镇战斗结束后，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传令嘉奖。第11团团长万宅仁升任第4师师参谋长（后任第89师师长，官至军长）。

枣宜会战中的湖阳镇战斗当时是很有名的。汤恩伯总司令对参战官兵慰勉有加，第31集团军引以为荣，友军亦极为赞赏，并多有赴战地考察访问者。据说由于枣宜会战整体失利，蒋介石很生气并指示枣宜会战的任何战果都不准叙功，故湖阳镇战斗未获大范围宣传。

记得在襄（阳）东击退日寇后部队再次经过湖阳镇时，团长万宅仁率全团官兵沉痛祭奠安葬在那里的以沈金生营长为首的殉国官兵。祭奠现场万宅仁团长潸然泪下，官兵哀痛不已。

张自忠将军力战殉国

湖阳镇战斗一结束，我即奉命率部向枣阳方向搜索前进。队伍沿着山坡行进时，突然从汉口方向低空飞来了4、5架飞机，我立即命令部队疏散掩蔽。可飞机并没有投炸弹而是投了不少传单。我坐在山坡上接了一张。传单上写着：支那大将张自忠总司令战死。我心头一震，半信半疑。不幸噩耗很快就得到证实，我心伤悲。想我官兵在湖阳镇奋勇杀敌时，就在相距约80公里的宜城县南瓜店前线，加上将衔的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中华民国政府1939年5月曾授予他加陆军上将衔）正亲率部队与敌重兵（飞机大炮支持的日军第39师团主力）激战，全身负伤８处，于5月16日力战殉国。张自忠将军是中国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集团军总司令。另一位是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将军（1944年5月殉国）。

张自忠将军真乃我中华抗日军人之魂也！长城抗战中，张将军率部在喜峰口与日军血战，重创日军；台儿庄战役中，张将军率部与日寇坂垣师团激战七昼夜，抱定拚死的决心，曾致电长官：“战而死，虽死犹生；不战而生，虽生亦死”，终获临沂大捷，粉碎了日军向台儿庄前线增援的企图，为台儿庄大捷奠定了基础；武汉会战中，张将军率部在潢川、大别山一带奋勇抗击日寇；随枣会战中，张将军率部在田家集大败日军，获襄东大捷。为表敬仰，特录张自忠将军战死当月对所属师团主官之亲笔昭告：“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为纪念抗日牺牲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国民政府授予其少将军衔），1942年9月，中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为纪念抗日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杨靖宇将军，1946年2月，中共东北人民政府将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为纪念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1940年7月，中华民国政府追赠张自忠为陆军上将），1944年12月，中华民国政府明令将宜城县更名为自忠县。宜城县政府于1945年3月1日举行更名典礼，即日正式启用“自忠县”县印。可49年后，左权县和靖宇县县名不变，而自忠县却立即改为宜城县。不公平矣！国家民族至上，国家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这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基本准则。这也应是国民的基本常识。难道因为连日敌都奉为“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的张自忠将军不是中共党员，就不能恢复自忠县县名吗？如今已经是21世纪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期对内战耿耿于怀是不明智的。恢复自忠县县名，缅怀抗日英烈，弘扬民族精神，善举也！

人文与社会 :: 文章

韩声涛：老朽忆旧之（四）枣宜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