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谈王叔岷

学科: 人文
关键词: 任继愈，王叔岷
摘要: 王叔岷号慕庐，四川简阳人。1935年，就读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41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傅斯年、汤用彤先生。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9年后，任台湾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1963年后，先后任教于新加坡大学、台湾大学、马来西亚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等校。1973年，自中研院史语所及台湾大学中文系退休，仍担任史语所兼任研究员及中国文哲所筹备处咨询委员。王叔岷号慕庐，四川简阳人。1935年，就读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41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傅斯年、汤用彤先生。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9年后，任台湾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1963年后，先后任教于新加坡大学、台湾大学、马来西亚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等校。1973年，自中研院史语所及台湾大学中文系退休，仍担任史语所兼任研究员及中国文哲所筹备处咨询委员。
　　
主要著述：《诸子斠证》、《庄子校诠》（全二册）、《庄学管窥》、《左传考校》、《先秦道法思想讲稿》、《史记斠证》（全五册）、《列仙传校笺》、《陶渊明诗笺证稿》、《钟嵘诗品笺证稿》、《刘子集证》、《斠雠学（补订本）•校雠别录》、《古籍虚字广义》、《慕庐论学集》（一）（含《慕庐演讲稿》、《慕庐杂著》、《慕庐杂稿》）、《慕庐论学集》（二）（含《吕氏春秋校补》、《世说新语补正》、《文心雕龙缀补》、《颜氏家训斠注》）。《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中华书局新版）

　　京城的七月，暑气逼人。十四卷本《王叔岷著作集》的编辑工作已近尾声，王叔岷先生的回忆录《慕庐忆往》也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王叔岷先生的女儿王国璎教授送来数张珍贵照片。老照片的魅力就是会勾起人们对往昔岁月的无限怀想。在我看到这些照片的刹那，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其中的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是四个人的合影，任继愈、张政烺、马学良和王叔岷先生，原来这四位先生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同学，这是在别后45年重聚首时的留影。几十年前的北大，聚人才之精华，扬学术之旗帜，当年意气风发的学者，在今天已然中国学术里程碑式的人物。让我这后生晚辈真恨不得时光倒转，沐浴于那份学术之星璀璨的时代。
　　四位先生中，马学良先生于1999年去世，张政烺先生也已于前年去世，王叔岷先生旅居台湾，现在故乡四川安享晚年，唯有任继愈先生仍在频频为学术奔波，前不久还亲临了“二十四史”修订的第一次工作会议。
　　在王叔岷先生的回忆录中，特别写了一首小诗纪念这次会面：“栗峰文史集英才，北大愚生老大回。故旧重逢惊岁月，暂时谈宴亦心开。”
　　那么在任老的眼里，又有一个怎样的王叔岷呢？我想我得到的答案必将是我在《慕庐忆往》及其十四种著述中读不出来的。带着这样的心情，我们拜访了任继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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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食堂吃饭的同学
　　
　　我读北大文科所，做的论文是《理学探源》，理学是宋朝的事，但探源就探到隋唐去了，就涉及到佛教，要用《大藏经》。当时文科所在昆明，没有《大藏经》，在李庄的史语所有一部，文科所和史语所都是傅斯年主持，我就随史语所到李庄去待了半年，那个时候王叔岷也在那里。
　　王叔岷诗中说“栗峰文史集英才”，“栗峰”就是指的李庄，史语所在李庄的栗峰山庄，指板栗坳。李庄是大地名，包括市区及郊区。史语所租用当地官绅的一处庄园，地名板栗坳。板栗坳内部又分别有柴门口、田边上、门官田、桂花院等院落。
　　那个时候，我们在一个食堂吃饭，几个人一桌，董作宾先生有家属，有时也在大食堂用餐。傅斯年所长兼任中研院总干事（相当于秘书长），代表蔡元培院长执行中研院的行政职务，常住重庆。董作宾是历史组的组长，代傅斯年主持史语所行政职务，包括财务等。
　　北大文科所在昆明恢复招收研究生，一共招了两届，我是第一届，马学良也是第一届。当时的研究生笔试之外还有口试。陈寅恪是詹锳的主考教师，口试的时候，陈先生提的问题，詹锳回答得很好，但陈先生就接着再提，直到詹锳答不上来。
　　我们报考时要提交论文，没有论文不能报考。先看论文，论文通过以后再笔试。跟我同一届的周法高，答辩的时间很长。外国人喜欢在会间吃茶点，抗战期间的中国没这条件，就吃点包子吧。周法高很有才，也很放得开，一边吃着包子，一边回答问题。
　　那时的研究生，有两位导师，一位是本专业的，一位是外专业的，学中国传统学问的，要配一个专攻外国学术的导师，读书也是这样。我的导师一个是汤用彤先生，副导师是贺麟先生，一中一西，两个人都给我指定好多参考书。王叔岷也是两位导师，正导师是傅斯年，副导师是汤用彤。汤用彤在昆明，王叔岷未去过昆明，经常指导他的是傅斯年，史语所的一贯学风，对王叔岷的影响更大。当时傅斯年提史料第一，不掌握原始史料，没有发言权。史语所的丁声树没有写过专著，只是发表过几篇“语言文字”的文章，他成了史语所大家公认的出色的专家，解放后成立的语言研究所把丁声树评为一级教授。王叔岷在史语所的学风熏陶下，受到影响，改变了四川大学的中文系学风。
　　傅斯年招了两个研究生，一个是王叔岷，一个是王利器，都是四川大学的学生，后来一个在内地，一个在台湾，但都成了校雠大家。王叔岷很有才气，吟诗弹琴，琴是连珠式的明代古琴，我听过他弹琴。傅斯年对我说过，王叔岷“有才性”。傅先生说的“才性”，是《世说新语》用的词汇，指有史才，有史识，悟性好，并不是专指“才子气”。
　　王叔岷受到傅斯年先生的鼓励和爱护，以校勘训诂为基础，博览群书，广辑资料，渐入学术之门。其实傅斯年本人就很有才性，他讲到《左传》就背一段《左传》，讲到《国语》，就背一段《国语》，也不写到纸上，就这么背下来。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讲课也是这样。在校园里散步，遇到同学问问题，就能背一段出来。要想国学功底扎实，除了要下苦功夫，跟天赋才情也有关系。
　　
　　用金条买书供他专用
　　
　　那时傅斯年就发现王叔岷是个可造之材，着意培养。抗战期间物价很贵，一部宋本《庄子》的价格要用金条来计算，傅斯年就用金条买了一部《庄子》，专给王叔岷用，用完锁在保险柜里。抗战那么困难，傅斯年那么支持他，真是爱才若渴。
　　傅斯年说他有“才性”，王叔岷选定题目为“庄子研究”。庄子既是哲学家，也是文学家，他的两位导师就是在不同领域的专家。傅斯年不常在李庄，王叔岷主要靠自学。在李庄史语所的整个学风影响下，他逐渐深入到史料考据，乐此不疲，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天地，研究《庄子》，先吃透《庄子》这部书。
　　他的“才性”，某种意义上是悟性，能够发现问题。同样的校，需要你下个判断，判断就看出作者见识的学术功夫的深浅。同样有那么多材料，可是判断的水平不一样。这就是有“才性”跟没有“才性”的区别。王叔岷在史籍校雠之外，写出《庄学管窥》、《先秦道法思想讲稿》这样的哲学专著来，就与他的天赋才情有关。
　　王叔岷的《庄子校释》刚完成的时候，傅斯年要给他写个序推荐，他不用，这不只是表明他很傲气。北大的学生有独创性，有人说北大的学生是一盘散沙。胡适做北大校长的时候，他说：老虎狮子都是单独作战，只有狼才一群一群的。
　　
　　国学是个大概念
　　
　　现在很多人把《论语》《庄子》叫国学，其实国学很大，文、史、哲都可以叫国学。过去北大的国学门就是包括哲学、历史、中文的。过去的人怎么对待国学？是怎么实践的？不是用概念就能把它定义出来的。
　　学术仍在向前走，因为文科受到了重视。温家宝总理在上海同济大学的一个讲话说：没有一流的文科，就没有一流的理科；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人文学科是基础，人的修养、风度、风格，都是人文学科培养的。关心青年的成长就要培养人文素养，尊重人才。
　　傅斯年在李庄的时候遇到向达的儿子和李方桂的儿子打架，一个五岁，一个八岁。五岁的打不过八岁的，李方桂的夫人就来找向达的夫人，两位夫人争得不可开交。这时候傅斯年经过看到了，对双方赔礼道歉，连说：“你们两个消消气，都不要吵了，都怨我。”边说还边作揖。傅斯年处理这事看似“低三下四”，但他是为了尊重李方桂、向达两位专家，让他们安心研究，不为家庭琐事分心。
　　
　　用抗战的精神来读书
　　
　　在国家多难的情况下，大家在李庄都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因为大家都有一种使命感。没有人偷懒，都是拼命在那儿干。当时四川点的是桐油灯，桐油灯的烟是黑的，把鼻孔都熏黑了，第二天早上洗脸，白毛巾一擦是黑的。
　　抗战开始的时候，一些人去了前方参加抗战，后来发现抗战是长期的，又感到知识欠缺，又回来念书了。北大、清华不少人是这样的。
　　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钱穆有一句话：我们要用抗战的精神来读书才对得起前方抗战的将士。
　　当时的人们从来没有想过中国如果打败可怎么办？联大师生都坚信日本一定会被我们打败的。1939年，北大、清华开始招收研究生，就是为了胜利后的学校发展做人才储备。“两弹一星”功勋十五个人，有七个人是出自西南联大。
　　自从跟王叔岷联系上以后，我们每年都互寄贺卡，我还记得有一年我给他寄的贺卡用了王安石的诗“春风又绿江南岸”作为贺词。他在台湾看到有些人热心内耗，不是把心思用在学术上，心情很不舒畅，他回信中说，他在台湾缺少春天到来的心情。我们现在经常有电话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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