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默霆：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难抑愤怒或是大体接受？(二)

学科: 社会
来源: (作者赐稿; 原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1期)
关键词: 怀默霆，社会不平等；分配不公；市场改革
摘要: 社会大众对于当前中国不平等的状况和趋势的不满程度如何？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和一些中国政府官员都提出，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市场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状况不断加剧，普通民众对资源分配的不公非常不满、甚至愤懑。通常认为，那些从改革中获益甚微的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应该对当前的不平等心存怨怒。为了考察这些看法是否属实，我们对一项于2004年在全国范围内收集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首先，尽管中国受访者对当前不平等的一些方面确有微词，但是他们总体上仍倾向于认为，目前产生各种社会不平等的资源分配模式是比较公平的，尤其是在社区内部。其次，与其他一些国家的类似调查结果的比较发现，中国受访者相对而言对社会不平等批评较少，同时更容易对个人通过教育、天分和勤奋努力来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持乐观态度。再次，总体而言，农村居民受访者，尤其是从事农业的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和职业地位较高的受访群体，反而对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反应要来得和缓，他们不太认为当前的情况是过分和不公平的。由此可见，民众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并不一定能代表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的主观态度，而仅仅知道基尼系数或其他一些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也未必就能预测社会大众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基于这些发现，本文在结论部分讨论了中国今后在社会稳定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

本文第一部分见：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8/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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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相关系数上看"，现在或曾经在国企工作"与测量不平等态度的3个因变量都正向相关。但是，一旦我们控制了其他变量，只有在"过度的不平等"这一项上"，现在或曾经在国企工作"在统计上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即更倾向于认为当前全国范围内的收入差距过大。另外，年龄和年龄的平方的效应也值得注意。虽然它们的回归系数反映出，在这3个因变量方面，年龄的效应都呈抛物线状，从而一方面显示出，中年人比年轻人或老年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不平等有害且不公平，另一方面则表明，中年人与年轻人或老年人相比更不倾向认为当前的收入差距过大。但是，这些系数在统计上都是不显著的 ( p < 0 105) ; 也

就是说, 我们并不能拒绝它们的系数为 0 的假设。①总的来说, 这些结果并不支持通常的看法, 即优势地位群体会对不平等更加接受, 而弱势群体更容易对之产生不满。

表 6 的第三组自变量是地区变量。这些自变量的结果有些难以解释。我们并没有发现像通常的看法所认为的那样 , 内陆地区的居民比沿海地区的居民更容易对不平等不满。事实上, 最为一致的模式是从与 3 个因变量的相关系数来看 , 中部省份的居民看起来比东部省份的居民更有可能批评当前的不平等 ; 但是当我们控制了其他变量时 ,它的回归系数只在“过度的不平等”这一项上是显著的。西部省份的居民比沿海地区的人们更有可能认为当前的不平等有害 ( 回归系数是 0.09 , 且在统计上显著) ,但是在“过度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的不平等”方面 , 他们更少地表达不满 ( 但只有相关系数显著 ,控制其他自变量之后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 。②另外一个有些出人意料的结果是, 从相关系数上看, 住在离地级或以上城市越远的地区的受访者 ,总体上越不可能批评当前的不平等 ( 与 3 个因变量的相关系数都是负向的) ,虽然在“过度的不平等”这一项上 ,这一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变成了正向且显著。最后 , “市场化程度”总体上并没有太大的解释力 ; 但是市场化程度越高 ,其地区的居民就越有可能认为当前的不平等有害 , 这也是与通常的看法不一致的地方。因此 ,尽管这一组自变量的效应没有清楚地反映出一个统一的模式 , 但是它们仍然表明了, 并非像通常的看法所认为的那样 , 住在劣势地区的居民更有可能表达不满。

（人文与社会：表6原在第一部分，为便于网络阅读，在第二部分再发一次）

表 6 的最后一组变量是主观变量。于此我们获得了支持通常的看法的一些发现: 在受访者中,那些认为他们的家庭生活水平 5 年来有所提高的 ,和那些认为自己比身边的人具有更高社会地位的人 ,更少地批评当前的不平等 ; 而那些在过去 3 年里有着与不平等相关的“糟糕的经历”的人, 则更可能抱有批评的态度 (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系数都在统计上显著) 。如此看来, 在我们的数据中, 只有主观变量而不是客观变量 , 支持通常的看法 , 即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劣势会更容易造成对当前不平等的批评态度。

本页注释：

① 在表 6 的第二组自变量中 ,我们发现性别和婚姻状况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 , 而党员和接受非官方信息的程度在相关系数的正负方向方面 , 正好相反。另外 , 与我们的预期不一致的是 ,接受非官方信息的程度越高 ,越不可能认为当前的不平等程度过大 ,而且它的系数是显著的。

② 有意思的是 ,在相关系数方面 ,西部地区和“有害的不平等”负向相关 , 但是在回归方程中 ,西部地区的回归系数变成正向的 ,而且是显著的 ; 在大小方面 , 它也只比中部地区的回归系数略小。

三、结论

前面的分析显示出 ,中国受访者并不像很多分析人士和中国政府官员所认为的那样, 对当前不平等的程度和公平与否心怀不满。相反 , 与其他国家的人相比, 中国受访者对不平等的态度更加正面和积极。另外, 与通常的看法不一致的是 , 那些对当前不平等最为不满的 , 并不是中国最弱势的群体。农村居民, 特别是那些住在内陆省份和远离城市的农民 ,在各方面都处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许多人认为他们在市场改革中被远远地抛于世后 , 认为他们的利益被各种市场化的措施所损害。甚至中国决策层中也有如此观点 , 即认为那些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 , 特别是农民 , 需要国家政策的帮助 , 以减轻发生抗议和导致政治不稳定的危险。

然而 ,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 , 在关于当前不平等的程度、危害和公平与否方面, 上述通常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 ,或者说是不准确的。总的来看 ,是城市居民对不平等更加不满 ,特别是那些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和那些住在中部省份的人, 特别可能是那里的中年人。相反, 农村居民 , 特别是那些离城市很远的农民 , 更倾向于接受当前的不平等。在这些方面 , 我们至少没有看到农民的“出离的愤怒”( Time Asia , 2006) 。

当然 ,我们也发现了与通常看法一致的地方。那些认为他们的家庭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人 , 和那些自认为比身边的人社会地位更高的人 ,更容易接受当前的不平等 ; 而那些经历了经济困难、利益受损和官员不公正对待的人 ,则更可能对不平等表示不满。然而 ,这些主观的定位和经历 , 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地位群体或某一个地区 ; 可以想象 , 在任何一个社区和工作单位, 都可能有在这些主观测量方面得分很高和很低的人。因此, 人们跟自己的过去相比和跟周围的人相比得到的感受会影响他们关于不平等的态度 ; 但是 , 仅仅知道一个人是农民、工人、党员或是西部省份居民 , 并不能帮助我们预见他/她对不平等的看法。只要我们还关心人们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对当前不平等的态度之间的关系 , 总体上我们还是会发现 , 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的人 , 特别是弱势群体 ,并不一定就会对当前的不平等心怀不满。

主观变量在测量影响人们认知方面的重要作用, 可能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农村居民, 特别是农民, 会比城市居民更容易接受当前的不平等。尽管农民处于中国社会的底层 , 改革开放仍然为他们带来了很多在集体化年代所没有的新的机会。他们不再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社会主义的农奴”( socialist serfdom) 。在某种意义上, 市场改革把农民从集体化年代的严格控制中解放了出来 ,使得他们的生活不可能变得更差, 而只有可能更好 ( nowhere to go but up ) 。由于改革, 农民现在可以不只是种粮食 , 他们还可以种经济作物, 进农村的工厂或施工队 , 到城市去打工 ,自己做生意, 等等。虽然通向这些机会的途径本身会导致更大的不平等 ,但是由于农民关于不平等的态度更可能是基于与他们周围的人的比较而不是那些远在都市里的富豪, 因此 ,他们并不一定会意识到这一点。正如表1A 所反映的, 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他们所在社区的不平等是适中的, 而不是过大——或许他们对不平等的态度, 同样也不是基于当前社会里的一些不公平的方面。因此 , 农民对过去和对身边的人的比较, 以及由此带来的主观认知 ,也许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比我们通常以为的更加乐观。

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我们并不是要暗示说 ,中国的农民没有产生不满的基础, 而是说, 他们的不满并不主要地来自于当前的不平等是否过度以及是否公平。事实上, 最近这些年, 激发农村抗议的更多的是程序上的不公正 (procedural injustice) , 而不是由于分配上的不公正 ( distributive injustice) 。例如, 直到最近才废除的农村不公平的税费负担 , 农民对让周边的工厂停止环境污染的无力 , 以及农村征地没有给与足够的协商和补偿 ,等等 (Bernstein & Lu, 2003 ; O’Brien & Li, 2006) 。

如果我们考虑到主观因素 ,同样 ,城市居民会对不平等更具批评性的态度也并不令人惊奇 ,虽然城市中有更多的优势 ,而且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比农村提高得更快。确实,城市中致富的机会比农村更多, 但是城市居民也会面对诸如失业、社会福利减少、收入下降等问题。这让他们跟农民不一样, 他们不会有“没什么可失去, 只有可能向上流动”的感觉。除了自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的国企改革让很多人丢掉了 “铁饭碗”之外, 城市居民还直接见证了市场经济改革的风险 ,也看到了许多新出现的暴富阶层以及他们奢侈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是自己在改革中的辛苦挣扎, 另一方面是一些走入他们视野的迅速变富的人——这一切使得他们并不能通过和农民相比而得到安慰。在这一意义上, 虽然跟过去和身边的人相比, 使得农民对当前的不平等更容易接受, 而这样的比较在另一方面却也有可能使得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心怀不满。

总之 ,我们认为关于中国民众如何看待不平等的通常看法过于简单,大部分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 总体而言, 中国民众对当前的不平等更多地是接受而不是不满; 而最为不满的那些人, 也并不集中于中国最底层的群体。这些发现表明, 中国当前不平等的模式和趋势是社会稳定而不是社会不稳定的来源。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可以松一口气, 忽视中国民众 ,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但是 ,它确实表明 ,未来关于不平等趋势的政策判断, 应该基于对大众态度的扎实可靠的研究而不是建立在未经检验的假设上, 理所当然地就认为基尼系数的上升, 或者家庭收入的客观变化趋势会自然而然地导致人们对当前社会秩序的不满或者“接受”其合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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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责任编辑 : 张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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