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宏琴：走向革命：从张闻天的晋陕调查看晋西北乡村社会

学科: 书评
来源: (《读书》2009年第四期)
关键词: 张闻天邓宏琴岳谦厚张玮
摘要: 书评：岳谦厚、张玮著《黄土·革命与日本入侵》（书海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八月版）在目前根据地史的研究中，对于社会经济的探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它不仅牵涉到对根据地农村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变迁状况的认识，而且对于今日的现代化发展也是一个中心议题。从现存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探讨，较早时期的学者多集中在对根据地政府颁布的政策和法令、实施的措施和效果及根据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等宏观层面的论述，这种自上而下的视角对于把握战争时期的乡村经济虽有助益，但却无法让人了解实践层面上农民的生产、生存状态以及乡村经济的实质和走向。不过，近些年来的研究，有学者已经深入到乡村民众的日常经济生活中，挖掘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真实图景，“本土化”和“自下而上”成为当前根据地经济研究的新视角，岳谦厚、张玮著《黄土·革命与日本入侵》（书海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八月版）就是其中的成果之一。该书以新发现的张闻天对晋西北村庄调查的原始资料为依据，对晋西北乡村社会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农家经济和农民生活做出论述。

作者所依据的资料是张闻天的晋陕调查。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调查颇为重视，但多就调查而言调查，并没有将其中丰富的反映农村社会历史变迁面貌的史料信息运用到实际的研究中，真正以此为史料来源形成的论著并不多见。另外，学界虽对张闻天的晋陕调查早已熟知，但仅限于其对陕北神府八个自然村、米脂杨家沟等的调查，对有关晋西北调查的了解，限于《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这仅是在调查材料的基础上综合概括而成的一份报告，而最为原始的调查记录因下落不明而淡出了学者的视野。岳谦厚、张玮教授长期奔波于晋西北乡村各地，坚持不懈地进行田野调查，并在此过程中发现了张闻天对晋西北调查的原始材料。这些调查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内容丰富全面，“举凡地理、土壤、交通、河流、物产、历史沿革、土地、人口、劳动力、牲畜、农具、种子、肥料、作物种植与产量、资金、农业技术、水利、耕作制度、财产分配、农村副业或商业、借贷关系、租佃体系、雇佣劳动、钱粮税收及各种差役负担、土地价格、粮食与其他生活必需品价格、战争初期损失，以及风土人情、家庭关系、血缘宗族……几乎应有尽有而并不完全局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或地权变化与租佃制度”（297页）。作者充分挖掘调查中所蕴含的丰富多样的内容，将论证建立在独一无二的史料基础之上，保证了论述的充分与深入，其在资料方面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该书是第一部研究晋西北乡村社会经济变迁的专著。以往的研究，多关注华北地区的内陆村庄，对边缘性村庄关注不足，这样勾勒出的华北乡村社会的面貌显然不够全面和深入，也势必影响对华北区域研究的结论。目前虽有对晋西北的关注，但主要是对当地的雇工、士绅、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动、乡村的现代化发展等的论述，以论文为主，多侧重于其中的某一层面，无法清晰地呈现晋西北乡村社会的整体面貌。更何况，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作为生存基础的农业生产和最低要求的物质生活状况是了解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人口，如果对此不能透彻了解，便不能明了乡村社会的内在本质。如此，该书的研究可谓填补了根据地乡村经济史研究的一项空白，同时对于研究华北边缘地区的乡村社会与内陆农村的相似与差异，并进而构筑华北乡村社会的整体框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如此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以往对华北乡村社会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与日本的殖民入侵是根据地乡村社会发生变动的主要动力源，这是在讨论中共根据地乡村社会变迁时所必须考虑的共性因素，但这种共性在各个区域又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性，所以在做区域史研究时，还需结合具体的乡村传统和地方性知识。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晋西北就遭到了战火的蹂躏，同时由于地理位置上的重要，中国共产党对晋西北根据地也开辟较早，展开的各个方面的建设工作引发了当地经济结构、政治权威和老百姓观念意识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与当地“黄土”的自然生态环境特性紧密相关。该著即从晋西北地区乡村社会的生态背景入手，细致地呈现该地的地理与社会经济环境，以及与中共革命和日本殖民侵略之间的交错互动。在著作的整个论述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对农副业的经济收入，还是对租佃、雇佣等社会关系和农民生活的探讨，都离不开“黄土”这一区域经济的地理特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特定人文社会空间，“黄土”的生存环境对地域社会的影响在晋西北乡村社会变迁历程中表现尤为突出。作者紧紧抓住这些影响地域社会运行的重要因素展开论述。

关于晋西北乡村社会的村庄经济，作者分别选取了四个可以代表晋西北中北部、中南部以及为数不多的集乡村与市镇二元身份于一体的村庄来勾勒其面貌，让读者清晰地看到了在黄土、中共革命与日本侵略的背景下，晋西北村庄的土地和劳动力状况、农家的资本、农作物种植、农业的技术与产量、农副及其他的经济收入以及地权分配、雇佣关系、租佃关系、农民的田赋、摊款及公粮负担等各个层面。作者在论述中摆脱了对经济史的“概念化书写”，不带有任何先入为主的理论预设，而是对各种具体的经济数字做出细致的计量分析，注意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呈现同一个主题，在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具体而言，在中共革命和战争破坏的影响下，晋西北乡村的耕地逐步得到最大化利用，但农户非正常分家析产的增多以及中共对乡村地权的变革，使得土地日渐呈现分散化趋势，农户占有的平均耕地面积和农田亩产量均有下降，家庭式经营方式的小农经济更加稳固，自耕农增多，中农化态势日趋明显农具、技术的落后和资本的缺乏使得农民始终无法扩大再生产，终年重复着简单的农业再生产，农业边际劳动报酬减少;乡村中的借贷关系趋于沉寂，在少量的借贷中，传统的乡里、友情及宗族血缘认同的作用突出，互助性借贷成为经常现象。租佃形式由地租向伙种发展，租制由定额制向分成制转化，地租形态由钱租向物租逆转，农户钱粮税收和各种差役负担有的绝对增加，有的相对增加。同时，宗族血缘认同下降，农村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作者选取的四个村庄由于处于同一社会生态系统中，在经济面貌上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但也由于交通、人地比例、副业生产、村庄历史等的不同而在物质生活水平、社会关系上表现出诸多差异，这种差异并不是同一经济生态圈内同一种经济变革模式的不同阶段，而是同一发展阶段上多线形的发展趋势（196-197页）。这是在乡村经济史研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

对农民日常生活状况的微观考察，是衡量农业经济的一个重要参照系。作者以阶层的分类作为分析框架，采用一般状况与具体个案相结合的论证方法，从衣食住行用的结构、教育和医疗卫生状况、家庭财产及收入来源、战时负担等各个方面，细致描绘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以及非农业工人、商人与其他自由职业者等各阶层的农民生活。同时，由于雇农是农村中的特殊阶层，作者将其单独论述。在晋西北农村社会，雇工群体在户口总量中占比例较小，主雇双方的雇佣关系是非传统的、较为纯粹的契约关系，不存在强制性的经济剥削，主雇关系也较为和谐。主雇双方的权力与义务关系可随时解除，约束弱化。但是，“衣食消费两大项耗尽了他们所有的工资，他们终岁辛劳也不过以品质最差的食物维持生命的最低需求并用于缝百纳的衣衫遮蔽身体。雇工生活之苦远甚于一般”（269页）。中共革命改变了农村社会结构，改变了各阶层农民生活的状况，农村的整体生活水平因战争而普遍下降，地主富农社会经济地位明显下降，贫雇农的生活水平相对提升。

总之，在中共革命和日本入侵的影响下，在“黄土”的地域生存空间中，晋西北乡村社会在地权分配、农村的阶级状况和社会关系等生产生活方面均发生了变化。经过减租减息和中共发动的一系列整合动员乡村经济的政策实践，社会经济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土地趋于分散，地、富的土地向中农、贫农流散，中农化的阶级结构即“由两级向中间流入的态势”日趋明显，社会财富发生转移并且向均衡化的方向发展，中共“运用改革的手段造成了革命性的结果”。晋西北乡村社会在革命的道路上无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极大地影响着当地的历史发展。但是，从今日晋西北乡村的经济状况来看，贫困落后依然是当地无法摆脱的噩梦，那里的人们依然无法走出封闭的大山和险恶的沟壑，当地黄土的特性依然在较大的程度上牵绊着乡村的经济发展。那么，为什么历经革命、日本入侵这样近乎地震似的社会变动，今日的晋西北地区依然穷困，当初中共改造农村、解放农村生产力的豪言壮语，及因其辛勤耕耘而使老百姓产生翻身的美丽梦想为何就没有变成现实?究竟自然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发展，晋西北地区的未来之路又在何方，就此而言，该书的研究无疑对深入思考今日的晋西北乡村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作者的一个阶段性研究成果，在对这批珍贵资料的利用上还没有穷尽，所以在论述的内容上稍嫌单薄，还不够全面丰富，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作者对晋西北乡村状况的整体把握。不过，如书中所言，作者还将陆续出版《革命与日本入侵场景下的晋西北乡村社会：关于租佃制度与借贷关系之研究》、《革命在晋西北的经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兴县乡村政治与社会变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农民经济》、《张闻天晋陕农村调查资料选编：晋西北兴县十四村调查材料》、《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陕农村社会研究》等晋西北乡村社会研究的系列丛书和相关论文，有些已经完成和正式发表，相信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将展现出微观层面上晋西北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村庄面貌，而且会在理论上推动和深化人们对于晋西北村庄乃至华北乡村社会的认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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