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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文化宫的性质和定位是“工人的学校和乐园”,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会共产主义学校的一个重要阵地。既是工人阶级群众业余文化、休息、娱乐的场所;又是工人阶级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文化、科学、技术、艺术知识的课堂。工人文化宫、俱乐部曾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和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建设作出重大贡献,但在今天却遭遇了普遍的生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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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两位美国女学者分别出版了两本有关中国援助非洲的专著:一本是孟洁梅教授的《非洲的自由铁路:一个中国的发展项目是如何改变坦桑尼亚的生活和生计的》;另一本是黛博拉·布罗蒂加姆教授的《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前者是对中国援非项目坦赞铁路的个案研究,后者是对中国援非的整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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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重点不在于发展经济,不在于让农民致富,而在于如何防止农村人财物流出背景下农村基层的失序。中国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维持农村基本秩序,就是要从中国现代化的结构性条件出发,从大局出发,从一般性方面出发,来建设好中国当前的基层组织,并以此为基础,来将农民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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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个体占有生产资料,通过劳动创造价值并在“自由、公平”的市场进行交换,是创造国家财富、服务公共利益最好的方式。马克思则让我们看到,这种经济体系实质上一方面是通过剥削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为资本所有者生产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工业体系的发展带来新的劳动形式:集体劳动。这种劳动形式派生的对公共财产的权利也应该是集体的或者联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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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本山所接收的不仅是二人转演员,同时也包括昔日相对主流的文化空间,比如今天"刘老根大舞台"的总部所在地便是拥有百年历史的京剧和评剧的荟萃之所——沈阳大舞台,在地方政府、传媒和资本合力打造新城市名片的情境中,就连本地观众也很难感知这里发生的"传统"的更迭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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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中机器、资本与劳动三者之间的关系,辨析了技术发展与劳动过程变迁之间的关联,把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还原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本文阐明了,技术体系之内是一个“充满斗争的领域”,任何向机器的共产主义应用的可能转变,都将取决于劳动对资本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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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自在阶级与自为意识的线性因果联系破裂了。个体的社会存在继续影响着社会意识,但其作用方式、过程却比过去复杂得多。从这个角度讲,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那些方法,都不能令人信服地作出从结构到阶级意识(或阶级行为)的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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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影视
2012/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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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莉对“地方国企”的温情而浪漫想象,忽略了国企作为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身份,也无法真正体认“华丽”转身后的国企正是建立在对工人阶级/劳动者的脱钩之上,在这一点上,外企对于一线白领的“压迫”与国企对于劳动者的放弃都遵循着资本利益最大化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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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把哲学和科学、哲学和政治、戏剧和科学、戏剧和政治等同起来。而是必须在哲学中,如同在戏剧中,占据一个代表政治的位置。要想知道这个在哲学中和在戏剧中的政治的位置在哪里,就必须知道哲学和戏剧如何发挥功能,以及政治 (和科学)如何在其中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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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动力就是迈克尔·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和《大众》中心问题,这也是德勒兹政治学的最高实践。这两本书都需要重新阅读,因为它们都关系到一个现实的全球反资本主义抵抗运动的理论反思。在这些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觉到西雅图,热亚那,萨帕蒂斯塔的气味和声音。他们的局限也同时是这种实际运动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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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地方有像台湾这么浓厚又复杂的日本情结,即使与台湾同样曾受过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也没有。这么独特的“台湾日本情结”,当然与台日间的百年历史有密切的关系,然而,台湾的战后政治经济史才是真正形塑“日本情结”的基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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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面对向林书扬先生致敬与告别:唯有追求社会完善的个人实践,才是个人的完善过程。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沿途把它珠玉般地镶嵌在他的生命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