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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來，「中國」「姓資」與否的問題，往往成為台灣爭論兩岸前途的論據之一。彷彿「不姓資」（或「姓社」）就有利於論證統一，「姓資」則有利於論證獨立；「統／獨／左／右」各派都是如此。至於判斷「姓資」與否的標準，則又不斷重複中國社會性質等三次論戰以來以各種資本主義現象的存在為判準的邏輯。本文希望通過重新疏理這段從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期的討論史，抉出歷史上另一種探討中國「姓資」與否的思考進路。為今日或將來的討論提供一些討論資源。

本文已更新，请点击链接阅读：邱士杰：21世纪的20世纪台湾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再统一──汪晖老师《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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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整理补充第三部分后的完整版。“前两部分更大程度上是针对台湾的朋友而写的，而不仅仅是与汪老师商榷。第三部分则是针对反服贸运动和区域经济整合的问题和汪老师做些商榷，这部份的讨论相对密切扣连汪老师的论文，但我还是多提了一些台湾读者可能会关心的问题。无论如何，抛砖引玉，尽管这篇笔记的思考必然很不周全，我仍然希望能为更广泛的讨论提供一些微薄的资源。”

编者按：伍皓是个让人看不懂的人。 就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他不但有“躲猫猫事件”中请网友调查团、在全国率先建立网络发言人等一系列大胆出位举动，更有亲自实名上网与网民互动，成为微博明星等违背官场逻辑的奇异举止。最奇特的是：他越是公开发表意见，你越是看不懂他—甚至，从完全相反的两种动机去理解他的言行，在逻辑上都能成立。在媒体的热炒中，一个中国官场的“异类”似乎诞生。 　　　　早上九点多，伍皓坐到了自助餐厅里。这位身材矮小、脸上刮得干干净净、无框眼镜后透着坚定自信的年轻人，自2008年12月成为云南省宣传部副部长以来，就一直是中国最受关注也是最受争议的宣传部官员。　　　　他的“改行”只是一项临时任务：宣传树立一个新的典型。伍是一个人数高达30余人的采访团总指挥，他和他的团队已在距昆明近600公里的保山待了20天，此刻，与他同坐一桌的是重要的搭档—保山市委宣传部长、《云南日报》负责人。　　　　伍皓的盘子里放着两块红薯、两截玉米，他微笑着细嚼慢咽，同时语速缓慢地与陪同者交流，伍口才并不很好，他讲了一个笑话，一个姓王的人吃了八个鸡蛋，人称王八蛋，于是旁听者笑了起来。期间，他的司机悄无声息地给他端来一碗米粉，还递给他三粒小药丸。　　　　约9点半，伍皓和他的团队从云南省保山市的一个酒店出发，前往四十余公里外的善洲林场，这个林场的名字来自他们要宣传报道的对象：杨善洲。　　　　一 　　　　杨是原保山市市委书记，他在任期间就以清廉克己闻名，被称为“草帽书记”，1988年杨退休后，回到大山里组织造林6万亩。　　　　报道杨的团队成员来自云南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和当地媒体，分为理论组、摄像组等数个小组，计划用30天时间集中采访，最后用新闻报道、历史纪录片、诗歌、电影等多种方式来展现一个最新人物典型，方案自然是伍皓定下的。　　　　在扬名全国之前，伍皓已有极为丰富的宣传树立典型经验。　　　　这位在西藏待了长达8年之久的前新华社记者，参与了援藏干部孔繁森和扎根西藏的气象工作人员李金水两位全国著名先进人物的宣传报道，尤其是在后者的先进事迹宣传中，伍皓曾写了一篇长达8000字的报道，并因此获得西藏自治区首届“十佳新闻工作者”称号。　　　　事实上，伍皓本人就曾是先进典型。　　　　1988年以四川达县状元身份考入北京大学的伍皓，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与他的不少同学一样，在这个曾为风暴漩涡中心的校园一片沉寂时，陷入了“如何报效祖国”和毕业后“怕得不到合理使用”的迷惘，1990年2月，他参与起草了致时任总书记江泽民的一封信。　　　　3月23日，11位参与者意外受江泽民之邀做客中南海，座谈原定一个小时，但兴致极浓的江泽民一口气谈了4个小时。　　　　听闻总书记亲口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令伍皓热血沸腾。不久，他又写了决定他命运的第二封信，收信人是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立志建设边疆的伍皓很快收到了胡锦涛的亲笔回信，西藏方面很快为他安排了西藏大学的一个任教机会。　　　　接下来，伍皓又写了第三封信，收信人是新华社的领导人郭超人，伍皓向这位老学长表达了更愿意到新华社当记者的愿望。于是，1992年毕业的伍皓成为新华社驻西藏记者。这是北大10年来第一位毕业后直接去西藏的学生。毕业前，伍皓作为学生代表，在怀仁堂再次见到了江泽民。　　　　三封信决定了伍皓的人生轨迹。　　　　伍皓进藏后，其表现无愧于毕业前立下的誓言。当时新华社记者派驻西藏，采取轮换抽调制—一般为期1年半左右，长则3年左右，而且多为老记者。当时应届毕业生直接去西藏的极为罕见，而伍皓在西藏一待8年，则是更罕见的异类。在伍皓这个年龄，它还意味着耽误了恋爱结婚的机会。　　　　伍皓在西藏期间是新华社最勤奋、出稿最多的记者之一，业务表现也颇为出众。西藏8年期间，多次获得新华社内的好稿奖，此奖虽为内部奖项，但新华社总计约有1500名记者，每年中英文发稿量高达400万条，因此多次获得内部社级奖项殊为不易，大部分记者终其一生也难获此奖项，而伍皓还两次受到新华社社长的通令嘉奖。　　　　在西藏期间，伍皓曾遭车祸，同行者一死一伤，因身材袖珍而被甩出窗外的伍皓，虽一度昏迷不醒，但幸得上苍眷顾，竟成为唯一平安无事的幸运儿。　　　　二　　　　在距林场还有17公里的山路上，车窗外每隔几米就可以看到一朵碗口大的白色纸花扎在路边的树干上。随行人员告之，这是附近村民感念杨善洲的自发举动。一路烟不离手的伍皓遂一脸凝重地感叹：周恩来总理去世时，人民群众在十里长安街上挂满白花，一个官员只要真心诚意为老百姓做了事，就会被老百姓记住。　　　　11点钟，采访团抵达此行的目的地—善洲林场总部。　　　　这个位于山间一小块平地的林场总部小而简陋，当年杨善洲等人充当办公室的平房，现在已辟为纪念馆，墙壁上挂着宣传杨的照片、文字资料。而杨最初搭起的那个窝棚，则是这个展览馆的一部分，窝棚里有一张木头和树枝搭起的床，床上铺垫着龙须草，当年杨曾在这个窝棚里吃住了7年。　　　　在随行人员陪同下，伍皓参观了小小的展览馆后，与同行者一起在庭院里看杨生前接受采访的录像。画面中，杨朴素如老农民，他是个典型的旧式传统干部，在谈到其清正简朴努力工作的动力时，杨以一个淳朴农民对世界的理解说：“我不想干不好工作，被捉了去坐牢。”听到这句话，伍皓也忍不住和其他人一起哈哈笑了起来。　　　　杨善洲是一个清教徒式的先进典型。当地资料称，杨1988年退休后，不肯搬进省城老干部中心接受国家养老。他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大亮山—那里曾是一片原始森林，后遭1950年代大炼钢铁时期毁灭性的砍伐，杨也曾是砍伐者之一。他发誓用余生再造一片森林。　　　　为实现其愿望，杨曾把地委大院里两棵龙柏盆景带回林场移栽，还一度在保山市区、施甸县城水果摊边捡拾果核。施甸县委书记得知后，叫一个副县长去劝阻老人，说县里一定会安排一笔经费来帮助购买树苗。老人拒绝，说县里太困难，能够省一点就是一点。　　　　20年后，杨亲手栽种的松树在公路两侧已经成林，整齐挺拔，光线漏进林子，纯洁温暖。伍在马路上站定，仰脸深深呼吸了一下，既像自勉又像鼓动属下地感慨道，一个人只要有强大信念，将爆发出怎样一种力量，将怎样改变世界！　　　　也许只有伍皓才会当众发出这样的感叹。曾与伍皓同学和共事的人均认为，仿佛是为弥补他的身形不足，他生来就有一股令人生畏的强大自信。　　　　今年40岁的伍生于四川达县的一个贫困乡村，父亲是乡镇农技站的农技员，母亲是乡村民办教师。高考被北大录取那年，伍被乡亲视为天上文曲星下凡，不日一定将成为大人物，他们愿意凑钱来帮助伍购买到北京的火车票。　　　　但走出北京站后，伍皓才领略到令人头皮发紧的另一个世界—他孤身一人，甚至连问路都不会；更大的打击来自一个个见多识广的生于城市的同学，晚上宿舍讨论，那些不断被谈起的外国名人他闻所未闻，他插不上一句嘴。　　　　但是，在3个月埋头图书馆如饥似渴的苦读后，伍皓不但能参与宿舍里的夜谈会，并成为主讲。接下来，伍成了学校校刊记者团的团长。　　　　多年来，伍皓强烈且不加掩饰的进取之心，往往会在旁人眼里显得不合时宜而鲁莽可笑。曾与伍皓熟识的人说，伍皓最让人感叹的是，他明知自己经常是周围私下议论甚至取笑的对象，依然对自己坚信不疑，从不打算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伍皓坚信自己是被老天眷顾的人。他承认高中时数学不好，每次只能拿到总分120中的80多分，但高考时数学试题过于简单，他竟然拿到了115分，他这才有机会鲤鱼跳龙门。　　　　但献身西藏后，老天对他的眷顾实在不多。1998年3月，伍皓在付出异于常人的努力后，终于获得西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挂职机会。与在内地发展顺畅的同学相比，伍皓不但经济上不富裕，而且仕途上的进展亦只算平平而已。　　　　到了1999年，伍皓在西藏待的时间已达内地援藏干部的8年极限。伍皓此时应有资格调回北京在新华社总社工作，但当年把他当成憨直、忠诚、勤奋、好学的苦孩子而怜惜赏识的老领导，在他的“超长期服役”期间已纷纷退休。　　　　是年10月，伍皓转调入新华社云南分社，任政文采访部主任。　　　　此后，伍皓在新华社云南分社各部门缓慢升迁，历6年之久，才获副总编辑一职(此职位原名采编室主任)，行政级别副处。此前，伍还曾于2002年6月主持创办新华社云南分社的《云南内参》，但这份内参刊物后来被批评和地方过于密切，或将损害新华社国家耳目的功能，被统一裁撤。　　　　以伍皓的学历、经历、业绩，实在算不得上天眷顾。曾与他共事的同事分析说，如果无意外，伍皓或许将在50岁上下时，得以资历升迁至云南分社副社长这个级别，以副厅级官员终老，事业上难得有一番作为。　　　　伍皓这次要树立的典型，某种程度上与他有相似之处。伍皓对物质殊少追求，早些年，老同学聚会，在大城市发展的同学衣着光鲜，腰挎大哥大，伍皓则看上去又土又穷，但伍皓丝毫不以为意，他坚信自己的选择，热情不减。　　　　老天不负有心人。2008年7月19日中午，伍接到来自云南省政法委书记一个语气紧张的电话，称孟连发生大规模骚乱，省委书记白恩培指令政法委和新华社一起来处理该事件，并称是省委书记点名要伍参与报道。　　　　之前不久，一李姓女子在贵州瓮安县溺亡，警方称是自杀，导致数千人上街，焚烧公安局大楼和其他两栋政府大楼。中央要求各地吸取瓮安事件教训。　　　　伍带着一名记者迅速赶到孟连。在新华社云南分社期间，伍皓曾操持《云南内参》数年，不但擅长报道正面典型，更因熟知官场运作规律，亦长于娴熟采写负面报道。他很快作出结论：孟连事件刚发生时也就是一件小事，但当地党委政府把它定性为“一小撮农村恶势力操纵的事件”，引发了大规模的聚集和对抗。　　　　伍皓建议用一种公开、透明的报道办法写出民众的抱怨，他甚至引用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的话来嘲弄一些官员：“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上，不如跳河算了！”　　　　伍的报道显然安抚了民众，较快满足了民众诉求，很快平息事端。　　　　后来，伍概括说，一壶已经烧开的水，如果你还捂着盖子，壶底都可能会被烧穿。但如果揭开盖子，可能会烫一点手，水就变成蒸汽消散。　　　　省委书记对平息孟连事件极为满意。3个月后，伍被调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由一个副处级干部越过正处，直接变成副厅，对38岁的伍皓来说，它不仅意味着仕途上的惊人一跃，更是人生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三　　　　中午13点，在当地领导陪同下，伍皓一行到一个农家乐午餐，施甸县委书记已经提前在此等候。餐桌上，众人继续谈论杨善洲当年的清廉事迹。坐在县委书记一旁的伍皓很少发言，只是倾听主方谈当地工作，但主方介绍当地一道特色菜，强调它由生肉做成，没吃过的人最好不要吃，免得上吐下泻时，伍皓立即来了好奇心，夹了一筷子仔细品尝。　　　　14时许，伍带着采访团来到了杨的老家—杨退休后终于攒钱修盖了一栋小楼房。玉米铺满庭院，在冬日暖阳下金黄一片，一条黄狗懒洋洋趴着，杨的妻子和长女一直生活在这里，杨拒绝将她们变成城市居民，他认为这是可耻的以权谋私。　　　　伍皓在众人簇拥下，上前和坐在屋檐下等待的杨妻握手，先嘘寒问暖，然后郑重陈述杨善洲同志先进感人事迹的重要性和积极意义。待随从人员递上礼物后，进入采访议程。　　　　杨的妻子被扶进堂屋，接受采访团的慰问和采访。这个时候，伍皓才忙里偷闲与《凤凰周刊》记者上到二楼狭小堂屋，他低头寻了一把小板凳，讲述他这些年来在昆明的生活。　　　　伍皓谈到了他与杨的对比。因为杨一生都在做无可非议的好事—拒绝以权谋私、一身正气、退休后还帮助民众，他理所当然得到体制的褒奖。但伍认为他不同于杨的是，他在做一些开创性的事情，也是效忠国家，但充斥着风险。他需要保全自己，然后谋求下一步发展。　　　　伍曾在微博里公开他的一条官场法则：“第一时间给上司发了短信，报告已回到昆明。”他总结说，要让自己的行踪始终在你上司的视线之内，不要让你的上司觉得你是一只掉线的风筝，不能够时时掌握；由衷钦佩你的上司及身边所有人，从他们的言行中发现对自己的启迪等。　　　　然而，熟悉他的人认为，这恰好是伍皓从来就不太懂得官场法则的证明，一个简单的常识是，一个局级官员居然如此直白公开地讲述不应说出口的官场法则本身就是官场大忌。　　　　一些熟悉伍皓行为方式的人认为，这种对心计从来不加掩饰的拙朴真锐之气，正是伍皓别于常人的特征之一。他的可爱与可恨，皆来于此。　　　　伍皓从他个人很快谈到了他在“躲猫猫”事件中的考验和经验。这桩他就任宣传部副部长才3个月就发生的事件，让他一举成名，而此事操作过程中的破冰意义和技术失当，使伍皓无论在民间还是官场从此成为争议性人物。　　　　2009年2月，云南晋宁县看守所一牢头在惩罚新犯人李某时，致李死亡。但警方竟然称李和人玩“躲猫猫”游戏，撞墙而死，这个离奇的解释引发全国民众的愤怒。　　　　网民不但将昆明改称“昆暗”，甚至有人到昆明试图维权。伍皓和云南省政法委、公安厅负责人沟通后，主动邀请网友成立“躲猫猫真相调查团”，以第三方的形式介入调查。　　　　伍皓当然知道最大的阻力来自哪里，他精心准备了一套官方说辞为自己的行动护法：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执政党的十七大报告也强调最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伍皓此举得罪部门利益在所难免，事后有官员曾在夜宵摊拍桌子大骂伍是一个麻烦精、一个试图扩大宣传部门权力的野心家、一个刚挤进官场就可以对同僚下手捅刀子的阴谋家。　　　　伍皓对此早有预见，民心是他背后的靠山，但他未曾考虑周全的问题是，真相调查团因为成立仓促，法律支持不够，且遭遇基层官员的竭力抵抗。调查团无法进入事发监室，更无法执行原定调查计划。　　　　网友们大失所望，对宣传部门的积怨再度泛起，认为伍皓虽然不像旧式宣传官员一样对舆论使出拖、堵、删等手段，但同样糊弄民众，令民众无法接近和获得真相，也不是好东西。　　　　伍第一次遭遇内外交困，甚至不得不公开自己的网上聊天记录，力证组建网友调查团确是他的偶发奇想，而非阴谋诡计，证明他是一个诚实追求真相的前新闻工作者。但伍的自证清白却又被批评暴露了其他网友，未经他人同意就公开聊天记录，至少是一种失礼。　　　　尽管伍皓第一把火煮成了夹生饭，但“躲猫猫”事件最终还是以公众满意的结局收尾，而素来胆大高调的伍皓多少有所收敛。　　　　两个小时，在伍皓的讲述中悄然流逝。作为带队的最高领导，楼上的伍皓要回到同志们中间去了。在杨家，还有一个最后的仪式需要伍皓来完成。在摄像机面前，他打开一幅表现“向杨善洲学习”的藏头诗书法，让一名男子用当地方言念诵了一遍，然后送给杨妻。　　　　四　　　　告别杨家后，伍皓又和同志们乘车到十余公里外的抚忠祠。这里曾是明朝名将邓子龙当年与缅甸军队作战的指挥所。万历年间，邓活捉了缅军数头大象，交将士分而烹食之。建国后，农民们冲进祠堂，把这里改造成为村学校。杨善洲们曾在此求学。　　　　杨的一部分骨灰葬在祠堂庭院里一棵玉兰树下，杨希望和自己的儿时偶像朝夕相伴。　　　　在祠堂的厢房里，摆放着一名本地籍部级官员的照片和生平介绍，据称是建国以来施甸最大的官员。伍不由感慨，云南一直未走出大官员，而周边诸省都走出至少是政治局常委的大人物。　　　　作为一个云南省主要的宣传官员，伍皓现在不是当年那个随时虚心请教、一脸诚恳而热切的小朋友。在保山先进事迹采访过程中，他穿一件低调却面料上乘的官员夹克衫，头发一丝不乱，背着双手，在众人的簇拥下缓步前行，他的神情淡定、朝四面微笑，等不同的人伸手过来，他再握。　　　　熬过了一年考察期顺利转正后，雄心勃勃的伍皓再度高调起来。2009年10月，昆明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昆明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草案)》；同年，伍皓在全国率先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要求一起新闻事件中的相关单位派出人员在网络上实名、及时、全面地公开信息。　　　　这两仗，伍皓赢得干净漂亮，一下奠定了他良好的口碑。体制外和网上先前质疑他的人，无论依然对他抱有多大的保留态度，但均无法否认，伍皓推动的是历史性的进步。　　　　伍皓对自身宣传部门的反思，始自2009年8月26日云南陆良一煤矿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当时村民打伤7名民警，砸坏11辆警车。有云南媒体报道称“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农村恶势力煽动下，围攻煤矿施工人员和公安民警”。　　　　长期新闻记者出身的伍皓，对这种腔调极为愤怒。　　　　伍认为宣传部门应从传统职责向新职责转变。他的依据是，2008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人民日报》时称，新闻宣传工作应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　　　　伍认为现在的新闻宣传仅仅做到了前面两句，对舆论监督则是捂盖子，力求家丑不可外扬。胡的后面四句话则是党中央交给宣传部门在新时期的新职责。　　　　伍皓不止一次强调他的网络发言人绝不等同传说中的“五毛”—他解释说，一些地方无法做到信息公开，只好花钱雇请一些人假冒民众，每发一帖获利五毛钱，他们发帖搅混水，可以胡说八道来混淆视听，而网络发言人因为要公开实名，说出的话就要经得起检验，要负责任，也就更能保证信息真实。　　　　在各类汇报材料里，伍总是不厌其烦讲述一个道理—无论做了一件多么恶劣的事情，最后只要诚实公开真相，诚实处理，努力满足相关民众的正当诉求，就会平息事端。相反，如果做错事，还试图掩盖真相，推卸责任，视民众如木鸡笨鹅，一定就会出大事。　　　　从孟连事件、小学生卖淫事件、纸币开手铐后用鞋带自缢事件、陆良警民冲突到昆明拆迁户自爆煤气罐，云南丑闻不断，但均未爆发重大群体事件。伍总结称，这正是上述处理措施的功效。最后，他成功说服了高层。　　　　伍现在得到更多权力，除分管新闻之外，又增加了管理网络舆论。　　　　因为推动信息公开和立法保护媒体采访权，伍被视为一名不可多得、富有革新意识的新式宣传官员而获得较多褒奖，媒体更愿意鼓励他喷发更多创意，一举改变传统的宣传系统，为媒体谋取更大权益空间。　　　　在2009年各大媒体的年终盘点榜上，伍被《新周刊》评选为“2009十大猛人”之首，《南风窗》“2009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榜”，《南方周末》“年度人物候选”，《时尚先生》“新中国60周年新锐榜”评选伍皓为“政界新希望”，《都市快报》等媒体也将他列入评选为年度人物候选。　　　　即便抚忠祠再度激起了伍皓内心的不灭雄心，他也不能在此久留—天色已晚，县委书记已在另外一处农家乐备好了丰盛的晚餐。　　　　晚宴备了酒水，伍皓自然是各路地方官员敬酒的焦点，但伍皓不善饮酒，且不长于言辞，他以微笑接受大家的敬意，话不多。　　　　熟悉伍皓的人都认为伍皓交游广阔，但伍皓本质上是一个内向甚至木讷的人，并不长于酒席这种社交场所。在采访团这一天的行程中，伍皓的话都不多。偶尔，他也会拿出手机给旁边人分享收到的新段子，不过，与其说他是个轻松随意的人，不如说他希望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餐桌前等上菜的那短短几分钟，伍皓和他的下属们打了一手源自四川的“干瞪眼”，他对此显然要远比酒席更应付自如，出牌冷静而大胆，最后以一张“2”获胜。　　　　五　　　　晚上7点，酒宴即结束。平时，伍皓会让大家在晚饭结束稍事休整后，开会认真讨论宣传报道方案的各个细节，因为接受本刊采访，伍皓在大家回到下榻的酒店后，破例没有开会讨论。　　　　通常情形下，伍皓每天晚上会在网上熬到凌晨2、3点才睡。也许中共官员中找不到第二个像他这样的资深网虫。与大多数公务员通常喜欢上新华网、人民网不同，伍皓最喜欢上的是凯迪网和天涯，这两个以“右派大本营”著称的网站是窥探真实民情舆论的最佳去向。此外，对一个保有顽固新闻记者习惯的人来说，这里也是各种社会突发事件新闻的最重要集散地。他可以随时知道网民现在在关心什么。　　　　2009年11月，微博兴起，它被视为颠覆传统论坛的新型网络民意平台。以前曾实名上网参与讨论的伍皓，这次又用自己的名字开了一个微博，成为中国首位实名开微博的厅级官员。　　　　伍皓试图将影响力渗入体制外的民间社会，看上去还很成功—他的平民出身、北大教育背景、新华社记者经历、一名高官的随意亲和，都是亮点。他还学习西方政客们秀自己的女儿，自嘲自己经常被家中悍妻辱骂殴打，很快获得数万粉丝，一呼百应。这种官员身份的网络意见领袖，也许全国找不到第二个。　　　　在一些警惕舆论管制的人看来，伍皓这种行为出格的官员，或许才是具欺骗性的“敌人”：“之前，从表面看，他是在迎合民意，但实际上他才是真正在操弄民意的人。”　　　　在推出一系列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化、透明化的措施后，伍开始表现出“钳制媒体”的一面。　　　　2009年10月，云南省委宣传部征集100名“媒体义务监督员”，称借助社会力量，加大对新闻媒体的监督力度，狠刹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不良广告等四大恶疾—民众监督媒体，确为正当之举，且中国媒体的确有诸多腐败问题，但因这些监督员均由宣传部掌控，伍被指责“借公众之手给媒体戴紧箍咒”。　　　　11月7日，伍推动云南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省新闻学会发起“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云南新闻界‘做负责任媒体’”承诺宣誓活动。　　　　云南媒体每一个老总都须在会场上表态，最后带着该媒体人员，紧握右拳齐齐宣誓称将摈弃血腥、灰暗和低俗，提供理性、阳光、积极的新闻，传播主流价值观，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伍最后陈词称，做负责任的媒体，归根结底是要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他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比作枝繁叶茂的大树，而新闻工作者应是树上的啄木鸟，负责把枝干和树叶上的霉斑晾晒出来，清除害虫。　　　　伍特别强调，啄木鸟不是要把这棵参天大树啄得百孔千疮，甚至连根基都动摇。　　　　“媒体啄木鸟论”遭遇互联网网友强烈抨击。在西方媒体理论中，媒体是站在国家之船上的瞭望者，或是天然监督、制约和鞭策政府的第四股势力，为什么中国的媒体只是一只啄木鸟，只能捉虫？　　　　由此，无数人深信伍皓在尝试以新的手法来实现对媒体的精细化控制。伍被骂成“超级五毛”或者“五毛党党魁”。　　　　伍在微博上很快遭遇众多网络意见领袖的质疑。　　　　网络意见领袖王小山是伍的一个网络仇人，两人从未见面，却一度天天公开掐架。伍说他可以容忍质疑，而且要从中学习质疑的精神与思维模式。而吵吵架更多是培养某种网感，锻造一种互联网抗打压的能力。“就像一个不懂水性的人，必须要到河里游，呛几口污水都没关系。”　　　　由此，网友对伍皓多了一个新的惊叹—他在互联网上已经磨砺得皮糙肉厚，不畏惧和反击任何人的攻击、辱骂和嘲弄，“简直刀枪不入，水火不侵”。　　　　2010年4月22日下午，在北京参加厅局级干部培训的伍皓受邀到人民大学演讲，主题是政府信息公开和新闻传播。伍皓未曾想到的是，刚端坐台上，还没说完开场白，突有三人上前向他头顶抛撒大把五毛纸币，他们试图通过这一行为艺术来提醒社会注意：伍皓还是一个混淆视听的“五毛”。　　　　最近一次冲突的主角，则是另一个网络意见领袖“五岳散人”，他较早就在微博上放言，见了伍皓，一定操家伙砸他。　　　　11月21日，五岳散人等一干人在昆明一个茶楼聚会，当主办方向伍皓发出邀请后，伍皓由妻子驾车赴约。但落座说完一段开场白后，做东的网友“边民”就宣布，现在轮到伍的仇人五岳散人发言了。五岳散人端起一个杯子，喝光水，向伍皓砸过去。　　　　当然，杯子不会准确击中伍皓。　　　　2010年12月1日晚，仰坐在施甸红星花园大酒店舒适的皮沙发上，伍点着烟，很淡定地说，他进去后纹丝不动，早知道散人要用器物砸他，但他就是稳如泰山。　　　　《凤凰周刊》记者提醒他，现场目击者均作证他当时躲闪了，还很敏捷。伍面有讶色，一口烟闷在嘴里，“是吗？是不是真的？喔，那可能是我的本能反应吧。”　　　　最后，他还是吐露他对网友们的一个期许：“就算你们不同意我的言论，也不必对我动手动脚吧？何况，大家都是文明人，都在追求民主、宽容和自由。”　　　　或许伍皓料想不到的是，他的两次屈辱遭遇，反倒赢得一些原本反感他的人的同情：无论是向他撒钱还是砸杯子，都是一件绝对安全的英勇行为，因为伍皓没有能力危及他们的安全。　　　　在体制内，“粗暴践踏了官场潜规则”的伍皓，同样是个孤独者，只有少数视他为改革希望的年轻官员才对他心生敬佩，不少人预测，这个不受欢迎的家伙迟早会混不下去。　　　　此前几天，伍皓在微博里宣称将改行当记者，并将在微博消失一段时间，立即引发一阵猜测：看来，这个不按中国官场牌理出牌的家伙终于在这个位置上待不下去了。　　　　不过，看起来伍皓食言了。在保山采访期间，他还是忍不住抽空发了几条微博。伍皓的世界里，或许一半的成就感来自网上，他有大群粉丝，他在网上教人写新闻，甚至教人写诗、写剧本。　　　　沉浸在网络成就感中的伍皓突然被打断，一位干部进来报告说，他们发现杨善洲老人并非完人，相反杨在退休送别会上还承认了自己的几个问题。譬如，杨承认只会种田种粮食，缺乏发展经济的意识，当年他还曾反对建保山机场，称占用了农民太多粮田。这个土改队员出身的书记坚信工农干部忠诚可靠，知识分子不可靠，安排他们到了偏远乡镇。　　　　伍耐心听完汇报后，说要容忍并如实写出杨善洲老人的缺陷，要写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样才能被民众接受，而不能像多年前，一写典型就写出一尊高大全的神。　　　　伍的见识令该干部心悦诚服，离去。　　　　2010年12月13日，全国网络工作现场办公会将在云南举行，它对中国网络舆情将有深远影响。　　　　成功树立过无数先进典型并且将继续塑造无数作品的伍皓，也许一生中最成功最杰出的典型作品，正是一个“非典型”宣传官员：伍皓同志。

说到山西，这是一个和我们颇有缘份的地方。在课题组中，有一个是山西人；有一个曾在山西插队6年，当过生产队长；有两个曾于1983年前后在山西做过户包小流域（千家万户治理千沟万壑）和区域发展重点的调研。

重庆的黑恶势力不过是正在形成中的中国黑社会的一个缩影。对于黑社会犯罪团伙，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加大了打击力度，然而，这些黑社会组织似乎并不怕政府的严打，他们的发展壮大是一个值得人们严肃思考的问题。黑社会一旦成势，就有自身的运行逻辑。届时再想干净地铲除，就很困难了。这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黑社会为鉴。

透明国际是全球性公民社会组织，引领反腐败斗争。2008 年的清廉指数跟2007 年指数一样涵盖了180 个国家（或地区）。其排行按照
10 分排列，10 分为最清廉。透明国际2008年9月发布的本年度清廉指数显示,索马里和伊拉克的腐败程度最高,由此证明,贫穷积弱、制度不彰和贪污腐败之间有必然的逻辑对应关系。与此同时,很多富裕国家在排行榜上的退步也成了今年清廉指数的一个看点，它表明，这些国家的监督机制的效力大有可虞之处。

改革带来了改善和转型，但改革是一种渐变和协调的结果，而转型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有时候还会代表暴力或者革命。改革是从上到下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的，但转型可能有更多的参与者。

  2007年5月11日http://sandiego.indymedia.org网站刊登了《贫民区星球》一书的作者迈克戴维斯题为《城市贫民区》的文章。作者在联合国《贫民区的挑战》报告的基础上，论述了发展中国家日益扩大的城市贫民区产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认为发展中国家当前种族、部族和宗教冲突加剧的原因是：城市贫民区中大量的非正式就业者特别是年轻人和经济繁荣完全失去联系，生存状况极为恶劣。作者还认为富国和富人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对穷国和穷人有政治承诺，而是在系统地抛弃后者。文章内容如下：  首先我想谈谈《贫民区的挑战》这本书，该书三年前由联合国人居署出版。联合国人居署是联合国研究城市和城市社会问题的机构。也许你会不相信，在《贫民区的挑战》问世之前，对于全球的城市贫民问题或者说贫民居住问题，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甚至有人也许还认为，研究这一问题毫无意义。 《贫民区的挑战》所做的研究意义非凡，我认为这项研究与由联合国国际气象组织（WMO）及联合国环境署（UNEP）共同组成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做的研究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项研究是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它使我们看问题有了新的高度，它警告我们人类，我们正处在一个极其严峻的关头，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给现有的政治体制及经济体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该书的出版，使我们第一次有机会了解整个世界范围内人们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很久以来，有些人一直不愿直面贫民问题，不愿意直接使用“贫民区”这个词。但是，联合国在这一问题上相当坦诚。它明确指出，根据贫民区定义，贫民区是指规模小到10或15户，大到十万户的人类居住区，这些居住区缺少一些比如供水、卫生或能源的基础设施，房屋是达不到标准的或者是简易的临时房屋。这里的居民，有些没有房屋所有权，有些即便是拥有所有权，却不是全部产权，他们无权出售他们的房屋，也不能用这些房屋作贷款抵押。另外，贫民区还有一个共同点，我们称之为“环境脏、乱、差”。 联合国指出，根据贫民区的定义标准，至少有10亿人口居住在贫民区。如果按照保守些的标准，据估计，全球大约有20亿人口属于贫困人口。这一保守标准是极低的标准，每日不到2美元——路边咖啡店一杯咖啡的价钱，通常适用于那些最穷的国家。 联合国的研究人员还发现，另有大约10亿人口（即城市贫民的大多数），相当于世界总贫困人口的一半，虽然居住在城市，但与国民经济没有什么正式的联系。这些人主要是青年。他们虽然也生活在城市中，但是，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经济，我们为之劳动创造并享受消费的这个世界经济，与这些人相隔遥远。 这些人来到城市，主要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获取了在城市生存的一席之地。他们做小买卖，做苦力，当保姆或从事其他家政服务，或者由于生活所迫沦为罪犯。也许，联合国在这项突破性的研究中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提醒我们，从现在这一刻起，所有新的一代，那些比我年轻很多的新一代，将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非同寻常的事件：人类人口数将达到颠峰，然后保持一段平稳，继而，大约到2050年或2060年时，出现人口下降。那些能亲眼目睹这一过程的人们，的确应该说是非常幸运。因为，他们还能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以及他们孩子的有生之年，见证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彻底改变人类生存条件的这一过程。 联合国已经预言，所有新增人口都将涌入城市。全球范围内，农村已经停止增长，事实上，正在开始萎缩。新增的20—30亿人口都将生活在城市，其中的95％将在南半球，即所谓的不发达地区，或称为第三世界。也就是说，这些人的大多数将生活在第三世界城市的贫民区，多数人也许只能靠做杂工谋生。但是请注意我这里的用词，我说的是“也许”，因为，这还是个未知数，是个问号。因为，目前尚无人知道超大型城市的承受极限是多少。 联合国的研究人员并不避讳谈城市贫民产生的原因以及世界城市贫民的历史。在他们看来，决定性的转折点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经济自由化、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化农业的竞争，导致了南半球农村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恰恰是与此同时，南半球大多数国家及其他不发达国家的政府停止了对城市新的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的投资。也还是在这同一期间，整个非洲和拉美的许多国家、地区，全面停止了对一些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投资，比如，停止了对公共健康保障体系以及住房保障体系的投资。 就这样，正当农民被迫涌向城市，城市由于所谓的推动力量呈爆炸性增长时，各国的政府却丧失了为这些城市新增人口创造最起码的物质硬环境和社会软环境的能力以及政治愿望。 使这种情况雪上加霜的是中国的城市工业化革命。中国的城市工业化革命是世界最大规模的一次，仅在十年期间，其所增城市人口就比整个19世纪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所有各国新增城市人口的总和还多。中国人所创造的这种奇迹使其他国家失去了采取同样发展模式的机会。并且，令人吃惊的是，在第三世界一些传统大型工业城市中，实际上出现了非工业化现象。比如，在印度的孟买，巴西的圣保罗，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南非最大的城市约翰内斯堡，我们所看到的是制造业劳动力减少了20％—30％。 联合国的这份报告还说，在这个“华盛顿共识”年代（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政府解决城市人口民生问题的能力严重削弱，也就是说，政府应对贫困这一根本问题的能力严重不足。 世界上大多数城市居民从来未能选举他们自己的政府。确实，近二十年来令人欣慰的一件事就是，世界各地正在兴起一场运动，赋予市民权利，选举原来由任命产生（如在墨西哥市）的市长及市级其他领导成员。但问题是，以上所说的这种世界范围的基层民主，其时代背景是，这些基层政府正在丧失切实实施巨大社会变革的能力。 我曾坐在图书馆长达约六个月，阅读了数以千计的著作和文章。我想了解，那些住房专家、地区经济发展专家、第三世界城市公共卫生与健康专家都得出了什么结论，达成了哪些共识。 我很容易地就发现，结论有两条。这两条结论彻底粉碎了——很抱歉，我不得不这么说——世界银行和许多大型国际非政府组织对第三世界城市发展前景目前还持有的乐观幻想。 世界银行或多数非政府组织很可能会说，城市贫困人口具有超凡的创造力。想当初，他们除了几件衣服外，几乎一无所有，他们来到城里，在这里，他们发现了无人使用，或是已经被遗弃了的土地。然后就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搭建简陋住房，得以栖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简易住房逐渐换成了正式房屋，并且他们对房屋的占有也得到了些许承认。之后，这些满载希望的贫民区逐渐发展成为完善的社区。这里的人们是城市里真正的英雄，他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白手起家建设自己的城市家园。 世界银行及多数非政府组织还说，这些贫民还促进了城市社区发展，因为他们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营造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他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发现了城里尚没有的商品和服务，于是他们就提供这些商品和服务。他们不拿工资，在国家的个人收入统计和纳税统计中也没有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确实在那里辛勤地劳动着，顽强地生存着，他们正在建造新的生存空间。虽然这是非正式经济，但是，这些贫穷的外来移民是都市世界的无名英雄，他们自己创造了就业机会，也同时为整个社会创造了财富。 我刚才讲到的是世界银行、许多经济学家和许多非政府组织所持有的乐观观点。并且不能否认，这种观点肯定有其正确的成分。在20世纪70年代和 80年代，人们的确创造了那样的奇迹。比如，在距离墨西哥西北部城市提华纳中心16英里处，你可以看到一片片温馨舒适的住宅区。那里曾经是棚户区，现在那里的人们已经成为有稳定收入的中产阶层。 那样美好的一切的确曾经发生过。但问题是，在许多地方，那样的奇迹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 如果你去读住房专家的文章，你会发现，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他们就声称，所有的人都有了稳定的住所，再没有人居无定所了，如今人们只有遭遇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时，才会暂时在临时住所中栖身。 实际上，如今人们也很难再像以前那样轻而易举地占有土地，或者是找到没有房主的空房子栖身了。如今惟一留给外来贫困移民的地方，都是些人们通常认为没有什么商品价值，不好出售的地方，不是陡峭的山坡，便是危险的洪涝多灾区，要不就是有毒废弃物或垃圾场附近的地方。那些居无定所的贫民目前的处境更为困难，他们居住的环境愈发险恶，在自然灾害中丧生或受重伤的人数逐年上升，而这样的结果决非仅是自然灾害所造成的。 当今，即便是可供贫民们临时栖身的陋室也都是物有其主了，城市周边每一寸不起眼的土地早已都被人买了去。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卡拉奇周边的土地是公有的，但每一寸都被各个政治集团控制着。 对于南半球的穷人和由于非工业化而失业的前产业工人来讲，做小房东成为他们现在主要的谋生手段之———穷人剥削穷人。也许一些教科书会说，如此，便提供了大量的住房。然而，事实上却是住房成本的增加。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要用于购买土地，租住房屋，而这笔钱放在20—30年前则可留作他用。 因此我们的第一个结论便是：可以无偿使用的土地基本都消失了。 从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的做法来看，他们似乎认为，非正式经济具有无限弹性，农民进城后便可自己创造就业机会。但事实上，这种经济只具备极小的就业空间。它多少有些像达尔文的关于森林或热带丛林里物种竞争的著名比喻。他说各个物种就仿佛是一个个的木楔，总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奋力推进，以求拓展各自的生存空间，结果是越挤越紧，各自的空间都越来越小。贫困城市的情形也是如此。 情况往往是，在所有人的劳动边际回报值还未达到零时，总会有人出来干涉劳动力市场，而且，这种干涉通常是以某种政治势力的形式，以种族排斥或种族—宗教排斥为基础。所以在有些社区只有摩门教徒才能生活，……城市的生存空间被人为地划分了。 我认为这是世界各地民族冲突的主要原因。发生这些冲突不仅仅是由于不理性的宗教信仰，也不仅仅是由于人们具有为一些芝麻小事便会互相争斗的性情。生存的物质条件变得恶劣，竞争更加激烈，这些才是深层原因。宗教隔离，种族认同或种族排斥，这些都只不过是些调控手段。 由此我们得出第二个结论，即非正式经济并不能满足新增城市人口对就业不断增长的要求，相反，这种经济还产生了对抗反应，其形式常常有城市暴力、城市种族排斥等等。 这样一来，这两大安全阀就都已逼近了安全极限，从根本上出现了问题。而这两大安全阀正是那些国际金融机构、乐观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当地政府所依赖的。穷人们有赖于这些条件来保护自己，寻求就业，营造家园。 那么，超出极限又会怎样？ 不幸的是，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超出极限的例子。在我的书中，我举了金沙萨的例子。金沙萨是一个至少有700万人口的城市，以多变的文化、人民自组织闻名。当一切都瘫痪时，这个城市里的妇女挑起了管理城市的重任。她们在街道上种植玉米，把那些从农村老家带来的技能又派上了用场。 但是，这座城市最终还是衰退到它的极限，再没有剩下什么东西可以维持人们的生存了。 金沙萨市那些无力养活家中所有孩子的家庭，只好将孩子丢在大街上。金沙萨有数千名抛弃自己孩子的“恶”母亲。 那么，金沙萨满街都是5——6岁弃童的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家庭的破裂，而社会是由家庭组成的。金沙萨已经超出极限。在不远的将来，其他城市的命运又如何呢？这正是联合国报告《贫民区的挑战》让我们思考的问题。 同时，这份报告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这个世界果真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吗，就像一些大国所代表的竞争那样？也许，最本质的情况与世界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有关，在这个世界经济中，城市中越来越多的青年被边缘化，已经没有任何机会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我年轻的时候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地亚哥度过的，回想那时的我们是那么地理想主义……冷战的形式是各种思想观念的竞争，这些观念都保证每个人都有机会在一定程度上融入现代化世界。然而，这种局面随着冷战一同消失了。 在这份联合国的报告中，不再有良方，不再有平民百姓的理想王国，他们也不再有未来。这里我指的是从政治话语层面上来看的。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现在无人承诺这些了。 眼看着非洲数千万人死于艾滋病，我们这些发达国家的人们却无动于衷；也许将来同样多的人死于禽流感时，我们也会听之任之，毫不动容。 富国已经做好了隔离带，我们已经登上了救生艇，把穷人们丢在身后，我们向水中的人们挥手告别，不过，他们可不愿就此消失，他们还在奋力挣扎…… 我认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其实是那些贫民们为了自救，而做出的种种尝试和努力，这一探索的过程触目惊心。这些贫民在不同的地方生存着，他们的生存条件极其恶劣。他们中有贫民区的居民，有遭遗弃的穷人，还有一些16—17岁的青少年，他们住在大都市的那些被人遗忘了的贫民区里。这些人正在为使自己融入城市，为了心中对未来的某种憧憬而艰难奋争着。 这是现代性的某种前卫激进尝试吗？或者，恰恰相反，是在废除现代性呢？它是被排斥者虚无主义地对处在中心国家的富人和城市象征所发起的进攻吗？还是一种为了创建一种将把所有的人包括在内的公民体制而进行的一场全新的探索？ 这种探索，形式各异，但它的出现，是人民反抗的开始。如果没有这些反抗，没有这些矛盾，我们也许还会全然无视这一群体的存在。张晓歌 译

这场学运将要把台湾引向何方，没人知道。但它的源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楚的。它是台湾社会一直没有解决日本殖民、国共内战、白色恐怖、两岸分断，以及特定的民主化路径这些历史遗留的周期展现。如果大家认为现今的「民主化」出问题了，那是对的，但问题不在于找出一个具体的人当代罪羔羊，而应该要认识到我们的民主化路径出了某些问题。这个路径把论述仅仅聚焦在「反威权」与「出头天」，从而抄了一条「我群vs.他群」的短路，而这个短路造成了认同政治乃至族类主义乃至类法西斯主义的暴涨，从而使得任何关于全局、关于未来的论证都高度被压制。

奥运火炬在全球的传递以及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人的回应，吸引观察者将问题聚焦于中国和西方的冲突和对话之上。如何在了解中西冲突和对话的基础上，更深入地把握西藏现代变迁进程中呈现的问题，对于关心中国前景的人们来说，是一个难度不小的挑战。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教授汪晖。相关采访情况，可参见本报4月28日第三版时评《多元民族一体并存的中国》。

西班牙「起义报」2004年刊登安东尼·芬通的文章，揭露了美国政府当年2月底策划海地政变的内幕。

本研究从“社会建构”概念入手，以上海某棚户区中的外来民工为对象，探讨他们进入城市后的身份建构机制。

农村社区建设项目需求的偏好表达权，由自上而下的地方政府掌握，转变成由自下而上的普通村民拥有。

徘徊在“人民”和“人口”两个不同的概念中*——最低生活保障的实地调查研究 一、引言 2006年8月，我第一次去哈东，那里曾经是中国东北部城市哈尔滨的一个工人村。社区（Community）{1}主任红梅{2}给我看了一份厚厚的关于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简称“低保”）文件的卷宗。其中一份是享受政府低保福利家庭的名单。名单上附有一些照片，全都是严重残障人士。红梅称这些人为“典型的低保户”。照片中那些手捧政府供应的大米或穿着政府发放的夹克的“典型低保户”，或是聋哑人，或是先天残障人士。我问红梅：“这些低保户里，应该有不少下岗工人吧？”我满以为会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因为我看到哈东的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从附近一家工厂下岗的工人。然而，红梅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料。她说：“没有。我们社区几乎没有还能工作的低保户。” 　　之后，我从统计数据{3}中得知，自1997年低保政策在哈尔滨实施以来，哈东的低保人数曾在2001年急剧增加，而到了2003年之后则出现大幅的减少（见图1和图2）。{4} 　　现在，哈东80%的低保户都是因残障或疾病无法工作的人。而大多数被拒的申请人都是还未到退休年龄的下岗工人。居民们常常抱怨说：“如果你不是残疾或得了癌症，去申请低保肯定没戏。” 　　这种情况令人匪夷所思，因为政府官员早就将城市下岗工人视作低保的主要对象。而且，考虑到政府长期以来强调对扶贫工作进行“动态管理”，因此，将下岗工人排除在低保体系之外也不合乎情理。政府强调监管部门应对领取低保福利的家庭进行追踪调查，因为他们的收入状况会不断变化。假如低保是一个“动态”体系，受助对象因其收入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何下岗工人这一特定人群中的绝大多数会被拒于低保门外。2003年申请低保被拒的城市下岗工人在其后的几年里，很少有重新申请成功的。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因此放弃了重新申请低保的机会，用他们中一位的话来说，“除非（他们）得了癌症，否则当官的根本不会管（他们）”。我遇见的许多政府官员和学者将哈东低保人口减少——尤其是下岗工人接受低保福利的人数下降——视作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通过这样的发展，国家的政策将逐步走向“规范化”，即逐步制定更为统一协调的全国性低保分配标准和分配程序。然而，如果当地居民关于低保的所言（若非残障人士或癌症病患者则无法申请到低保）属实，那么靠强调“规范化”来解决低保问题是值得商榷的。 　　本文根据我在2006年至2008年间所做的实地调查研究，主要探讨了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作为党和政府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主要政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低保制度是如何实际运作的。我主要在哈东进行调查研究。哈东地处中国东北部城市哈尔滨的边缘地带，是原凤凰工厂几个破败的家属区中的一个。{5}凤凰工厂在经历了长达10年的业绩下滑后，于2005年12月正式宣布破产。从此，哈东不再是一个“工人村”，而变成了一个“贫民窟”。在这里生活的两万多依靠微薄退休金、临时工作或政府救济勉强度日的人中，大多数是退休人员、下岗工人和他们的家人。本文旨在通过对哈东城市贫困救助管理的观察，探究造成上述困境的原因：为何低保制度的主要扶助对象——城市下岗工人—— 一步步地被排除在哈东的低保项目之外？{6}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近一步讨论当地贫困居民反对政府试图将贫困问题弱化为技术问题来处理的做法，如何适得其反地恶化了他们的处境。 　　我们可以通过先前大量的关于低保和其他扶贫政策的研究，了解到一些中国在制定和实施这些政策过程中所出现的纰漏、弊端和矛盾。{7}这些研究所揭示的问题包括：政策目标的界定含糊不清、救助活动的戏剧化和碎片化、中央统一政策和地方实施过程中所作调整之间的差距，等等。先前的研究和数据主要来自于官方文件或正式采访，而本文的调查则重在了解基层干部与当地居民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揭示低保发放的实际运作状况，本文的研究也触及到了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管理背后所存在的一些矛盾。就本文涉及的范围而言，矛盾的实质在于究竟该把城市贫困群体作为“人民”来对待，还是作为“统计人口”来对待。{8}提倡应该从“人民”的角度考虑解决贫困人口问题的观点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它既表明工人享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观念，同时也突出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紧密关系（常常为家长式的），显示国家在解决曾经是社会主义代表的工人所遭遇的贫困问题上所起的主导作用。与之相反，主张采用“人口”视角的论点则通过种种计算手段把这些工人“转换”成脱离了历史条件的各种“数据”。这样的做法既强调了贫困的普遍性，又由于将下岗工人与其他贫困人口相提并论，而抹杀了城市工人的历史性和他们的政治立场。 　　低保实际上来回摇摆于两种不同的理论中，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关于“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术语来说，即徘徊在含有政治理念的“人民”和只具有数学意义的“人口”概念之间。{9}但“人民”的理念并没有完全被“人口”的理念所取代，而是与之糅合在了一起。在下文我将通过分析低保政策的起源、各级政府官员之间的分歧以及地方居民的反对等问题来说明这一点。对于低保新方案，贫困居民表示反对，声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是“人民”，即国家的主人，并表示政府的做法可能会引发动乱，就像计划经济时代发生的那样。然而，他们的反对却最终加剧了自身处境的艰难。借鉴治理方面探讨主体形成内在分歧的研究{10}，本文得以进一步研究在当代中国，在治理者和被治理者错综复杂关系的影响下，治理是如何得到实施的。本文认为，这种治理既不是仅仅通过把被管理者塑造成便于管理的群体，也不是仅仅透过他们对管理机制、手段的反对来实现的。只有了解实际的运作情况和管理过程，才可能了解中国的行政管理最终是如何“作用”的。{11} 　　本文探讨哈东低保运作实况的同时，也常常会涉及中国的整体情况。文章的第一部分简要地分析了作为中国解决城市贫困问题而制定的新政策——低保，为何最初针对的是城市下岗工人，而非泛义上的贫民。第二部分分析了在低保政策中把下岗工人从工人阶级划归到贫困群体的原因。接下来的一部分详细讨论了困扰低保申请人和低保户的问题所在，并对下岗工人和制定实施低保的机构这两方面对社会问题看法上的差异作了深入的分析。最后一部分分析了不满低保实施方式的当地居民如何通过打出“人民”的口号来对此进行反对，以及这一做法如何导致了他们中的很多人被拒于哈东低保门外这样始料未及的后果。   二、贫困问题何时引起注意？   　　低保制度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那时，国家实行了许多强硬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大量出售国有企业和国企裁员而造成大批工人下岗，并随之而来日益严重的城市居民间的贫富分化。这种情况在1997年十五大召开之后变得更为严重。低保制度早在1993年由上海率先实施，但直到90年代末才成为全国范围的城市扶贫重点计划。1997年2月（时间应为1997年9月——译注），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随后于1999年9月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计划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全国符合低保条件的人数从1996年的85万猛增至1999年的266万。到2008年，这一数字已达2330万。{12} 　　值得注意的是，低保人数的猛增并不一定表示一般性的城市贫困人口突然激增，而是贫困人口当中的特定部分，即城市下岗工人人数剧增。事实上，主流历史研究显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国城市之中始终存在着大量的弱势群体。在计划经济时代，很多季节工、临时工和合同工都不能像国企正式职工那样充分享受劳动保护待遇。{13}他们大多是农村户口，在城市无稳定生活，并且没有保障。此外，城市里还有很多无依无靠的孤寡残障人士。他们中一些靠政府发放有限的救济金生活，是所谓的城市“三无”人群。{14}更为严重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至少有1亿民工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他们中一些人的生活条件还远远不如城市的贫困居民。虽然多种类别的城镇贫困问题长期存在，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国企大量裁员的问题，低保计划才得以全面成型。 　　1997年国务院发布的《通知》把低保对象确定为“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非农村户口城（镇）居民”，并进一步规定了3个方面的获保条件：一是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居民；二是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或失业救济期满仍未能重新就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三是在职人员和下岗人员在领取工资或最低工资、基本生活费后，以及退休人员领取退休金后，其家庭人均收入仍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15}以上人群中的第一类是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救助的主要对象，其他两类是政府救济方案中的新增人群。这反映了国家对于城市下岗工人以及其他在市场转型时期“掉队”人群的高度重视。    　　这一点充分体现在本世纪头几年政府低保预算的大幅增加方面。当时，因大量裁员而不断引发的劳资纠纷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最大隐患之一。{16}政府低保预算总额从2000年的22亿人民币{17}猛增至2001年的42亿人民币，2002年又大幅度提高到109亿人民币{18}。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贫困问题研究员是这样分析背后的原因的：       　　政治因素毋庸置疑对2001年和2002年增加低保预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政府高级官员感到社会的压力——人们期待失业和下岗问题可以，并且应该在几个月内得到解决。他们对保持城市社会稳定高度重视。{19}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贫困人口，城市下岗工人不仅曾经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表，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受益者。自1949年建立社会主义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宣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人和农民都处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代表“人民”的位置。然而事实上，由于政府过分重视城市重工业，因此只有工人享受到了社会经济利益。从事中国劳工研究的学者指出，城市下岗工人正是通过引述党和政府当年颂扬工人阶级的语言反对地方政府和他们所在单位的做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当年计划经济的东北老工业区，工人们搬出了有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20}这一概念的论述及实践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对处于贫困中的城市下岗工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以便加强社会主义政权的合理性和稳定性。然而，低保政策的历史起源与它在设计上忽略历史造成了明显的不协调。低保的设计基于一种新的理念，那就是从一般的“人口”意义上来定义从前的这些工人，而不是按我的一些访谈对象所指出的，要考虑他们作为社会主义的工人所做出的贡献。     三、从“工人阶级”到“城市贫困居民”   　　低保制度的构想有赖于一种新的理念，下岗工人据此被重新定义为米歇尔·福柯所称的“人口”。{21}在福柯看来，“人口”是“生命权力”（bio-power）的一种形式，意即“一整套将具有基本生物特性的人类变为政治策略实施对象的机制”。用他的话来说，“人口”指的不是个人，而是类总体。这种有机体“充满了生命机理，并在生物进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2}因此，要将人民作为“人口”来管理，就意味着不能采用管理许许多多个体的方式，而要通过对大量尚未经区分的人群进行分类和量化处理的方式来管理。 　　在计划经济时代，把贫困人口作为特殊群体进行区别对待既不必要，也不妥当。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普遍经济困难的背景下，“贫困人口”对大家而言几乎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大多数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哈东人都把“贫民”和“老百姓”这两个词作为可以互换的同义词。社会救助的对象都有特定的名称，比如，按照中央政府的说法叫“救济户”，按照工作单位的说法叫“困难户”或者“特困户”。然而，居民们很少注意到这些名称，这不仅是因为受助人数和受助金额极为有限，也是因为受助者和其他工人之间的生活水平鲜有差别。 　　市场经济时代的城市扶贫政策促生了一个新的管理体制，按照这一体制，贫困成为一种社会“问题”，而“城市贫困人口”不仅成为政策实施，而且也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也就是说，贫困已成为一个“新问题化的对象”{23}，意即贫困问题以具有可知性和可管理性的新形式呈现，便于政府进行程序管理。在这样的体系下，城市下岗工人成为落实低保政策的首要对象。这与从前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对于应受到爱护的“人民”给予特殊照顾。然而，按照这一套新的体系，作为“人民”的一员，其含义已不再相同。成为一名低保户就意味着成为了贫困人口的一部分——它不再代表政治身份，而代表了维护社会稳定需要管理的某一类别的人。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救助不同，在改革之后的中国，低保是以“贫困人口”这样的概念来对待下岗工人的贫困问题的。而这种新的“贫困”概念包括以下4个层面。 　　第一，低保对贫困的定义从一种对历史的诠释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界定，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将其涉及到的群体仅仅看作一系列的变量。其中，收入是决定低保分配的最重要的变量，即家庭人均收入是否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见《条例》第2条）。依据这一政策，先前未曾就职于任何单位的人与曾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过“无私奉献”的下岗工人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决定一个人是否享受低保和享受多少完全取决于家庭总收入、病残程度、子女人数和现有住房面积。{24}因此，低保体制实际上引入了贫困可以量化这一概念。 　　第二，低保制度不仅使下岗工人的贫困问题变为冷冰冰的数字，而且还促成了所谓“值得救助的贫民”的提法，即指那些遵纪守法且生活节俭的人。根据哈尔滨政府出台的一项地方性条例，即使人均（月）收入低于城市低保标准的家庭，只要不符合其中规定的条件之一，仍无法享受低保待遇，如：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却未缴纳罚款的；家庭成员中有吸毒、赌博、酗酒且不悔改的；家庭成员自费择校的；两年内购置或装修过住房的；拥有汽车、摩托车、空调等非必需生活消费品或房子有高档装修的；有投资股票等行为的。{26}此项条例使官员有权审查受保对象的行为，并决定哪些要求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对于贫困户来说，不但他们的消费能力，他们的消费要求也受到调查。虽然各地情况不尽相同，但是这种地方性限制在中国其他城市也非常普遍。如多萝西·索林格（Dorothy Solinger）指出，对低保户的这些限制使得他们难以改变“边缘化”的状态，因为束缚了那些可能有助于他们走出贫困和愿望的行为。{26} 　　第三，低保在执行上摒弃我称之为“戏剧化”的方式，即面对面的具体接触，而是强调在操作中实行规范化和标准化。与实行这些低保政策形成对照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家长式管理，那时地方政府官员或单位干部会经常探望贫困家庭，和他们促膝谈心。在中国，现有低保制度因从原先单一化且非专业的道义性救助形式转变为目前更加制度化、全面化以及科学化的形式而受到广大知识分子及专业阶层的欢迎。除了在健康、教育和住房方面对低保户进行救助{27}，低保制度同时也对生物属性的生命，即福柯所说的“生命权力”{28}行使着管理权。鉴于有了细致的救助分类体系，给予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感情联系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最后，低保制度既萌生于又反过来促进了人们对如何消除危险型贫困、维护社会安定以及使之“适应市场经济”{29}的认识。近几年关于低保的研究深深地受到国际组织在这方面的经验和做法的影响。研究人员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这样的机构学到全球普遍采纳的“科学”方法。{30}对就业危机和养老金危机的研究已被纳入“全球共同”探讨的大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社会主义”这样的词汇都不再出现。如今的讨论已不再引发为什么在中国“失业”一词对人们来说相当陌生，为什么当年社会主义制度下工资极其微薄的工人所得的养老金是一种公平的补偿这一类的争议。 　　至此，我对低保制度如何从概念上把贫困工人转化为“人口”进行了分析。然而，那些直接受影响的人是如何看待这一制度的？低保制度所采取的历史的、可量化的新方法对贫困的劳动者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虽然低保政策使用了“科学”和“客观”的语言，使社会主义的过去，特别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隐入背景，但地方的官员和老百姓不但熟悉用以界定“人口”的种种数字指标，而且了解“人民”所生活的政治舞台。当基层干部直接面对贫困居民时，这种矛盾常常会激发双方产生冲突。接下来我将通过哈东说明为什么对低保的实施来说，将“人民”转化为通用的“人口”概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管理方式改变了，但变成了“数字”的下岗工人仍然在街头巷尾发表观点，以此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心声。     四、“量化机制”所面临的困境   　　在哈东，我发现低保户最难接受的是叫做“动态管理”的新型管理模式。如果说贫困是可以被量化的，那么它同样也是可变的。所有我遇到的政府官员都强调，因为受保对象的收入是会变动的，所以低保并非永久性福利。当被问及低保制度与先前的社会救助系统有何不同时，一位原黑龙江省民政厅的官员强调了低保制度在新的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低保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学会适应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下，频繁的失业与再就业十分常见。今天你失业了，就成了低保户。而一旦你找到了新的工作，也就是你适应了市场经济，适应了这种变化之后，你甚至可能作公司的老板！{31}   　　对贫困的动态管理是低保制度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动态管理的合理化是基于以下的理由：贫困是暂时性的，风雨过后是阳光。的确，每个人生活都可能会起起落落，然而，由于低保所预设的极大的灵活性与现实生活中贫困相对长时间持续之间存在着无法消弭的差距，不可避免会出现矛盾。哈东地区李梅一家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2006年9月，我第一次见到李梅，当时她24岁。她家从2004年起接受低保救济。李梅的父亲由于所在的凤凰工厂不景气，没活儿干，所以“放了长假”一样被迫休息了快十年。李梅的母亲在不同季节从事不同的工作。从春天到秋天，她作为城郊农民在地里种菜。到了冬天，她每天会去离家不远的一个小型塑料厂打12个小时的工。李梅因为患有过敏性哮喘，10年前便已辍学在家。她有时会把母亲种的菜拿出去卖，有时会在附近的网吧做兼职收银员，但这些都因为她哮喘而干不长。李梅和父母的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供弟弟读书上，他当时正在准备高考。2006年，李梅家每月能得到哈尔滨政府发放的160元低保金。其中包括：从80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费（人均200元的低保费 × 4人）中扣除700元家庭总收入（此数据由政府计算所得）后所得的100元，以及用于教育、供暖和医疗方面的60元额外补助。 　　然而2007年1月，政府开展了新一轮“动态管理”落实行动，这使李梅一家突然失去了受保资格。一位社区干部告诉我：“李梅的父亲又回凤凰工厂工作了。他现在每月有500多元的收入。而李梅也已过了18岁（18岁为法定最低工作年龄）。她的那份假定收入{32}早就应该计算进去了，不过我知道她有病在身。”因为失去了低保福利，尽管李梅父亲的收入有所增加，但她家的贫困状况却并未改变。而且，由于工厂的效益时好时坏，李梅父亲也并不总能拿到超过500元的工资。按说李梅是应该参加工作，但因为哮喘反复发作，一直无法找到固定的工作。不仅如此，李梅的弟弟因为要参加高考补习班，需要花更多的钱交学费，这让原本困难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由此可见，“灵活”变动的并非这个家庭的贫困状况，而是政府的管理手段。政府的贫困动态解决方案与当地居民所经历的相当长时期无法摆脱的贫困是相矛盾的。 　　然而，由于当地居民和低保运作各自的不同环境，缺乏共同语言，双方不能有效沟通，所以当地居民很难搞清楚到底是什么造成他们对低保越来越不满。如前文所述，低保制度引进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即贫困是可以被量化的。也就是说，低保制度像一个超精密“量化机制”{33}，而低保户的家庭收入通过它所进行的大量精细、神秘莫测的计算，即便当地居民对其结果感到不公，也无法对这个操作过程进行干预。居民们通常无法理解官方的术语，而作为“量化机制”的低保制度却对贫困家庭关于自身状况的描述置若罔闻，比如昂贵的学费、破旧的住房、身体的疾患，甚至饥饿。 　　超精密量化机制甚至也给当地的政府官员，特别是社区干部，造成了困扰。{34}哈东地区的社区干部大都是中年下岗女工。他们中除了正副主任是由地方选举产生的以外，其余的都是依照国家有关填补“公益性岗位”{35}的政策聘用的。 　　在我参加的所有有关低保制度的会议上，每场都能听到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批评那些与当地居民一样面临着各种经济困难的社区干部，指责他们在描述住户的贫困状况时，没有使用官方用语。2007年1月，新上任的哈东地区街道办事处低保负责人于建华通知社区干部，日后必须严格参照《非正规工作收入指南》来进行收入计算。之前，社区干部只知道有这份文件，几乎没有读过，更不用说具体应用在工作中。她说：“如果低保申请人拿不出工资证明，那你就应该参考这份指南{36}。你必须记住这份指南里的每一个细节！”社区干部戴洪华对于建华强烈的口气没有在意，开始讲述一位居民的情况：“我们管辖区有个住户，有两个患重病的孩子。丈夫过世以后，就一直靠捡破烂维生。”于建华颇为恼火地回应道：“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啊？你知不知道收废品的收入有多高啊（依据指南所列标准）？人均800到2500元啊！没人能改变这个标准。这是国家规定的！”戴洪华不停地嘟哝着：“800到2500元！怎么可能！”从理发业（人均收入500至1500元）到路边小吃摊（人均收入500至2000元），该表格囊括了70类非正规工作的收入预测。这些预测的上限，甚至有时候下限，其实成为了政府减少开支的借口。常常有居民因为申请遭到拒绝或救济福利被降低而去找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甚至区政府，要求他们帮助解决问题。政府官员总是搬出法律和政策，来证明他们计算所得的贫困程度的公正性，希望以此平息事态。如此，政府通过数字化使一个概念变得无可争议和拥有权威性，同时也使居民的不满和要求成为没有结果的诉求。一位名叫孙红的低保户告诉我：“为什么保费数目差别那么大？凤凰工厂破产之后，大家的生活都一样困难。为什么我的邻居能拿200元的低保费，而我却只有120元？”当年，她所在工厂的工人如果遇到困难，都会直接找厂里的干部沟通解决，因而照她看来，用低保这样的量化办法是莫名其妙的，因为“神秘莫测”的数字造成了普通居民与党和国家之间的距离。 　　如果量化机制妨碍了贫困居民表达他们的真实想法，那么他们是否还有别的途径可以用来表达心声？他们如何摆脱这一困境？贫困居民试图通过重申人所皆知的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人民”的论述来帮助他们摆脱这一困境。     五、“人民”的威慑力   　　民间和官方话语之间不同的表述，削弱了政府官员与当地居民的沟通。交流上的障碍导致愤怒的居民开始抨击社区干部的道德作风。他们对低保制度的抱怨声变成了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传言，诸如“低保福利给了那些偷偷在外赚大钱的人”，“某某拿到低保是因为她（他）跟社区干部关系好”，“我没拿到低保是因为我朝中无人”的传言不绝于耳。不论这些传言是否属实，它们都给社区干部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尽管低保制度强调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管理，但社会救助应该接受群众监督的社会主义原则并没有完全被摒弃。一位名叫蒋俊的退休工人强调，在计划经济时代，群众的意见在评定他家成为厂里“特困户”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单位过去会张贴我家的生活情况，并且内容很详细，包括我有6个孩子，我父亲得了癌症。每个人都有权审核我的情况是否属实。我从不敢撒谎，因为撒谎会被扣工资，甚至可能会被永远开除。那个时候，即使你只养了1只鸡，都会被扣上有资本思想的帽子。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这种用于单位同事之间的监督系统，在低保制度下以“张榜公布”的形式被保留了下来。政府采用公示的办法表明在低保量化的实施中并没有完全脱离“人民”路线。《条例》第9条规定：对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由政府机关以户为单位张榜公布，以接受群众监督。事实上，张榜公布不仅意味着人民群众被赋予了监督政府决策的权利，而且有权利反映低保分配中出现的任何问题。社区干部必须以户为单位，张榜公布所管辖范围内各小区低保申请家庭的详细资料，内容包括受保人姓名、受保金额以及受保原因，而且张榜日期不得少于7天。政府通过让群众介入审议各项福利决议，使他们就周围邻居是否符合低保条件做出判断。如有不符合法定条件者，一经群众举报，政府工作人员将重新予以核查。 　　张榜公布政策引起了地方干部的担忧，他们担心居民的举报会使他们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甚至会因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纰漏而受到纪律处分。2006年12月18日，街道办事处就是否张榜公布低保申请人情况召开会议。会议一开始，于建华就批评了一些没有张榜公布低保户资料的社区干部：“你们不知道张榜公布有多重要吗？必须把公告张贴出来。如果群众对某个决定有异议，这不关你们的事。但如果因为没有公示而出了麻烦，你们该怎么办？张榜公布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接着，年纪最大的社区干部徐英对制度提出意见：“你知道，我们社区有个住户，都不能动了，完全瘫痪，也没有任何生活来源。我是不是应该因为群众反对，取消他的申请资格？”于建华强烈反对这样做，她说：“我知道你说的是老廖。当然，我承认他日子过得很苦。但如果得不到别人同意，他又怎么能够成为低保户呢？低保的经费是共产党给的，不是你想给谁就给谁的。要记住，当你想去救助某个人的时候，还有其他4到5个有类似情况的人等着你去救助。他们可能会造反的！”{37} 　　“造反”一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流行语。当时，和工人阶级一样，红卫兵之间也普遍存在着“左”“右”两派的斗争。通常来说，“左派”是由新中国成立后被剥夺原权益的阶层所组成，而“右派”则由维护政治现状的较特权阶层组成。{38}然而，这种对立并非只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它有着更为广泛的现实基础。{39}“文革”时期的哈东，常常在同一学校、同一工厂甚至同一家庭里，人们会为了是不是该支持政府，谁会保卫凤凰工厂，或者谁才是毛主席的真正拥护者分成两派。而“造反派”一词被广泛地用来指称任何挑战权威的人，并非与派系斗争直接有关。蒋俊在指责当前一些官员贪污腐败时这样对我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哪有干部敢挪用即便是100元公款的？谁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贪污腐败？人民会反你！‘我们人民群众’会贴你‘大字报’，对你进行批斗。”蒋俊所言，与其说是对“事实”的陈述，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的共识”{40}。 　　尽管“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和普遍的批斗早已不复存在，低保制度也有严格的规定，但“造反”一词仍然阴魂不散，时时困扰着基层官员和社区干部。如果在甄选受保对象的过程中出现问题，比如有人去区政府或市政府举报甄选过程存在不公平现象，那么这将间接导致地方官员被上级政府革职，因为上级政府非常关注社会稳定。在我实地调查的这段时间里，很少见到当地居民通过有组织的行动表达他们对低保的不满。尽管如此，不少居民会单独或相约几个人一起去找地方官员，令他们难堪，甚至感到不安。例如，曾经有个醉酒的下岗工人突然闯入街道办事处的会场，高声叫骂道：“你们是在为人民服务吗？根本不是，你们只是在为人民币服务！”一名申请低保被拒的中年男子对声称自己无权做主的社区主任威胁道：“如果你不负责，那到底谁负责？难道要我去找 × × × （领导人）不成吗？”这位男子难平怒气，又继续上街叫骂起来：“如果在毛泽东执政那会儿，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当官的被拉去批斗了！”虽然他和许多像他这样的居民跟人们通常说的“反民”不沾边，然而与“造反”有关的集体记忆造成了地方官员和居民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低保制度也因此被视为酿成愤怒和恐惧的温床，而非“最后一道安全网”。这样，基于收入水平的量化管理方法也就问题重重。任何一个基层官员也许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怎样做才能安抚民众对低保制度的不满，从而保住自己的饭碗？ 　　在哈东，因为受到来自贫困人群以及媒体和学界的普遍指责，地方政府官员逐渐开始强调将“劳动”作为受保资格的重要标准。相比官方标准，以“劳动能力”为依据的评判标准更容易为地方官员和居民所接受。热爱劳动是计划经济时代无产阶级首要的道德准则。{41}哈东大多数成年人至今还记得诸如《劳动最光荣》这样的老歌或“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样的口号。毛泽东本人也从不掩饰他对贫困群众产生依赖心理的担忧：“不要提‘开仓济贫’这样的口号。不要让他们养成依赖政府救济的心理。”{42}逐渐，“劳动能力”取代了“收入”成为实施低保的实际标准，得到原本熟悉社会主义重视“劳动者”这一原则的居民的认同。在执行假定收入标准方面，地方官员对尚在工作年龄范围内的群众（女性45岁为上限，男性55岁为上限）较为严格。此外，地方官员甚至经常劝阻他们申请低保，告诉他们“低保不是为尚处于工作年龄范围的人设的”。{43}因此在地方上，身处工作年龄范围内的人很少获得低保待遇，除非是身有残疾或患重病。在哈东，低保家庭的数量从2001年的1100户减少到了2006年的796户，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大都来自下岗工人中相对较年轻的家庭。地方官员对此的解释是“动态管理的正常结果”。     六、结束语   　　本文旨在通过调查，探究为何当地贫困居民反对政府试图将贫困问题量化的做法，却适得其反地恶化了他们的处境。新的城市扶贫政策忽视了贫困问题的历史发展，仅仅将贫困问题作为随市场经济“起起落落”而变化的问题对待，成为了一种引入新式管理概念的量化机制。贫困居民试图与这一令人费解的机制进行沟通，却最终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失去了扶贫政策的保护。换言之，中国新的扶贫管理模式，实际上形成于贫困居民与各级政府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而非把贫困居民视作“贫困人口”的机制之上。 　　在结束这篇文章之前，我想要提一个重要的问题：低保制度的初衷在于通过对城市下岗工人这一特定贫困居民的保护，缓解因其收入减少而给社会稳定造成的潜在威胁，但实际上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却最终被排除在这一制度之外，那么政府将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并如何避免他们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舞台化”，即视特殊情况而定的、面对面的一种可见辅助手段被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手法沿用至今。尽管这种手法被广泛地批评为一种既“不科学”又“不严谨”的毛泽东时代的产物{44}，但在计划经济时代，通过党和政府与工人以家长式的方式进行面对面交流，舞台化形式的应用使双方的考虑、意见都得到公开表达。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的是，目前采用舞台化形式解决问题时，是把下岗工人看作“弱势群体”——政府用来定义这一群体的新名词——来考虑问题的。这个词剥夺了这些工人作为“人民”曾拥有的政治权力，并因其“临时性”救助无保障可言而不受居民欢迎。综上所述，下述例子揭示了舞台化是如何作为政府低保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而被继续沿用。 　　2006年秋，哈东一名年近五十的男子自杀身亡。自被凤凰工厂解雇之后，该男子终日饮酒，并与妻子离了婚。他16岁的女儿在他死后来到街道办事处，哭着对一名政府官员说：“我爸爸因为被政府取消了低保资格而上吊自杀了。”这位官员却强调说：“并不是所有的贫困居民都符合低保要求。低保制度有它自己的硬性规定。”尽管刚开始的时候，政府官员还为自己的“客观公正”行为进行辩护，然而，当这件事被传播出去，并最终引起了市政府的注意之后，事情便开始变得复杂了。事发1周以后，听闻此事的哈尔滨市负责低保工作的官员立即造访了当地政府机构。这位负责人极为恼怒，下令将此事作为紧急情况处理。他的到访以及随后其他几个上级领导的来电，使得哈东地方机构的态度突然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要考虑的已不再是合法性的问题了。除了捐赠现金，哈东的地方官员还自掏腰包给死者的女儿买了衣服，甚至承担了死者的丧葬费用。街道办事处的一位官员在与社区干部的周例会上宣布该事件结束时是这样说的：    　　我们在此事件上做出的巨大努力，大家都有目共睹。上级领导也对我们的工作予以了肯定……她（死者的女儿）对我们的努力深表感谢。我告诉她的爷爷，我们对她的帮助，全是出于同情。因此就这次事件而言，政府不会再采取进一步措施了。尽管有了这次突发事件，但你们要记住，我们必须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来执行低保政策。   　　事实上，此类“紧急措施”已经变得十分常见，因为每当出现低保制度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舞台化”的措施便会被用作应急之法。     　　*感谢哈东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和居民一直以来对我的热情招待。感谢James Ferguson， Li Zhang， Matthew Kohrman， Sylvia Yanagisako， Haijie Yin， Kevin O’Neill， Tania Ahmad 和Ju Hyung Shim敏锐的指导。本文源自2006年至2008年我对哈尔滨实地调查研究的学位论文。本研究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温纳·格伦基金会以及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东亚研究中心、人文研究中心和弗里曼·斯波利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支持。本文原载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01（2010）， pp. 20-37。   　　（陈达微 / 译） 【注释】  {1}当代中国，社区（Community）一词既指城市地方政府的最低划分级别，也指行政当局管辖下的地理区域或居民区。文中大写的字母“C”表示社区一级的行政机关，以此与居民区的社区概念相区分。 {2}文中出现的地名，除哈尔滨、哈东这样较大的区域，其余均用假名。 {3}取自哈东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的内部材料。 {4}虽然哈尔滨早在1997年就已启动低保制度，但其真正全面推行始于2001年。哈尔滨的低保人数在2002年达到了顶峰（307003人），随后逐年减少，到2006年时，人数减至202556人。全国的低保人数统计却并未显示出类似人数急剧减少的情况。21世纪初，全国性失业危机的到来使得全国的低保人数从1997年的87.9万人大幅增加到了2001年的1170万人。2002年以来，低保人数维持在2200万人左右。然而，2002年至2005年间，城市下岗职工的人数（失业和下岗人数的统计数字总和）减少了8.6%，即从913万人减至841万人。但在同一时间，收益于低保政策的“三无”人员（无家庭、无工作、无生活来源。这些人在计划经济时代是社会救济的唯一目标人群）数量却上升了4.2%，从92万人增至95.8万人。参见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1998 ~ 2006），http：//www.stats.gov.cn。本文无意于依据哈东地区的数据资料来推断全国层面上的减贫模式。文章集中通过地方关于贫困管理的实际运作，来揭示国家与城市下岗职工之间的关系。 {5}出于对被调查对象的尊重，文章避免提及此工厂的产品。 {6}其他一些非哈东自身的因素，也可能是导致许多潜在低保对象被拒的原因。一些政府官员曾告诉我主要原因在于财政预算的限制。在哈尔滨，市政府和区政府分别承担低保开支的60%和40%。这意味着当地政府的财政状况将会影响低保户的选择。然而，这一推测无法解释为何相对年轻的下岗工人成为了第一批被低保计划拒之门外的人。 {7}关于这些研究，仅举如下几例：Antoine Kernen and Jean-Louis Rocca， “Social Responses to Unemployment and the ‘New Urban Poor’： Case Study in Shenyang City and Liaoning Province，” China Perspectives，Vol. 27 （2000）， pp. 35-51；唐钧等：《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洪大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救助》，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Dorothy J. Solinger， “The Dibao Recipients：Mollified Anti-emblem of Urban Modernization，” China Perspectives，No. 4 （2008）， pp. 36-46； Dorothy J. Solinger， “A Question of Confidence： State Legitimacy and the New Urban Poor，” in Peter H. Gries and Stanley Rosen（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 Century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Dorothy J. Solinger， “The Phase-out of the Unfit： Keeping the Unworthy out of Work，” in Lisa A. Keister （ed.）， Work and Occupations in China：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Work （forthcoming）。 {8} Paul Rabinow， “Beyond Ethnography： Anthropology as Nominalism，”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3， No. 4 （1988）， p. 360. {9}Michel Foucault， “Governmentality，” in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 87-104. {10}关于这些研究，仅举如下几例：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8；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基于中国历史的奖学金例子引自Li Zhang and Aihwa Ong （eds.）， Privatizing China： Socialism from Afar，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11}James Ferguson，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 “Development，”Depolitic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p. 13. {12}取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http：//www.stats.gov.cn。 {13}Martin King Whyte and William L. Parish，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Xiaobo Lü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M. E. Sharpe， 1997. {14}Linda J. Wong， Marginaliz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in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113. {15}唐均等所著《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关于“《通知》”的英文版本，见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Vol. 36， Nos. 2-3 （2003-2004）， pp. 115-16. {16}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eds.）， Chinese Society：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Routledge： New York， 2nd ed. 2003. {17}2009年1月，100元人民币约合14.60美元。 {1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主编）：《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 {19}采访日期为2008年2月19日。 {20}Ching Kwan Lee， “The ‘Revenge of History’：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Labor Protests in Northeastern China，” Ethnography， Vol. 1， No. 2 （2000）， pp. 217-237； William Hurst， “Understanding Contentious Collective Action by Chinese Laid-off Workers： the Importance of Reg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39， No. 2 （2004）， pp. 94-120； Ching Kwan Lee，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William Hurst， The Chinese Worker after Soci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1}Michel Foucault，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New York： Palgrave， 2007， p. 1. {22}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p. 139. {23}Arturo Escobar，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4. {24}取自《哈东低保户统计表》（街道办事处内部资料）。此表中，除了收入的标准是由国家制定的，其余项目均以哈尔滨地方官员修订的内容为基础。 {25}哈尔滨市政府2007年7月11日第161号文件《关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标准计划的方案》。 {26}Dorothy J. Solinger， “The Dibao Recipients： Mollified Anti-emblem of Urban Modernization，” China Perspectives， No. 4 （2008），p. 44. {27}有关哈尔滨的具体事例，参见哈尔滨市民政局官网，http：//www.hrbmzj.gov.cn。 {28}同注{21}，第140 ～ 145页。 {29}唐钧等：《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30}关信平：《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Shi Li， “Urban Poverty Research in China： Poverty Lines and Methodology，” World Economy & China， Vol. 4 （2000）， pp. 50-58；Aiguo Lu and Manuel F. Montes， Poverty，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Well-being in Asia during the Trans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2；唐钧等：《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31}采访时间为2007年7月18日。 {32}假定收入是基于假定尚在工作年龄内的人，在拥有一份全职工作时所能获得收入的标准。尽管假定收入遭到了学者们的批评，被认为是与中央政府用于实际收入计算要求相悖的计算方式，但大多数的地方政府却一直使用这种收入计算方式用以评定受保资格。洪大用所著的《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救助》一书第123页中提到，2007年7月哈尔滨市的假定收入为人民币439元。 {33}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34}社区以及它的前身居民委员会被政府部门归为自治基层实体。虽然在原文中，作者将社区干部归为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社区事实上已成为了真正的最底层的国家机构。尽管政府官员和学者都越来越关注社区的自治能力，但执行国家政策仍是社区的首要职责。 {35}史卫民：《社区建设的规范性文件》，载白钢（主编）：《城市基层权力重组：社区建设探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6年版，第109页。 {36}2004年3月15日哈尔滨市民政局第29号文件《个体工商户或流动工作者收入标准》。 {37}此处对话表明了当地机关在管理居民贫困问题方面，经常徘徊于“人民”和“人口”的边缘。 {38}Stanley Rosen，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2； Jonathan Unger，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s， 1960-198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39}Elizabeth J. Perry and Xun Li，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p. 64. {40}Ching Kwan Lee， “The ‘Revenge of History’：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Labor Protests in Northeastern China，” Ethnography， Vol. 1， No. 2 （2000）， p. 228. {41}John E. Dixon， The Chinese Welfare System， 1949-1979， New York：Praeger， 1981， p. 12. {42}毛泽东： 《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1948年4月8日），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http：//www.marxists.org。 {43}索林格也在他的A Question of Confidence一书中提及过类似的内容，他指出个人是如何被假定在其工作年龄内拥有一份固定的工作。 {44}洪大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救助》，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4 ～ 78页。  

孫歌的真正的結論是她要和我們一起當「台社人」，共同在這個沒有機會看到立即成果的知識實踐中，沒有終極保證，甚至沒有安慰地，一步一步前行，徬徨地前行。當然，在這個前行的隊伍中，我們還可以辨認出魯迅與陳映真的身影。

回应刘纪蕙教授《与赵刚商榷：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理念》一文

《自由人宣言》并不是一篇自由主义宣言（即，只论普世价值不谈统独不谈认同）；它表面上是，但实际上它仍然是在统独与国家认同的原地打转，继续呢喃。这样的一种表里不一，使人恐惧。另一个重要的沈默不语是关于美国的。

一种没格调的匆忙如今笼罩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