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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生产过程作为“形塑工人阶级的关键场域”，重返"生产的隐秘之处"，将被遮蔽了的劳动过程和生产场景暴露在研究者的视野之下，自然也是劳工研究的题中之意。

一、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些问题农村社会稳定关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局。随着时代发展，就我国农村整体而言，农村是稳定的、和谐的，但稳定、和谐并不代表农村没有矛盾、没有问题，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些隐患依然存在，并且随时代发展又有了新的不稳定隐患，需要给予应有的重视。一是城乡差距持续拉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之间的差距持续拉大。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是2：1，1997年为2.6∶1，2010年已达到3.33∶1，"落差"幅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会使部分经济困难的农民群体产生心理失衡和被剥夺感，甚至引发他们对社会的不满，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特别是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包含许多不合理因素。如果农民群体的境遇长期得不到改善，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将会越来越差，整个社会就可能陷入"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恶性循环，会导致一部分人心理失衡，铤而走险，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这样会引起整个社会的不稳定。二是社会保障及民生事业滞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窄、层次低、部分农村地区严重滞后。据2009年4月22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做的《2009年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情况报告》显示，截止2008年底，农村参保人口达到4284.3万，也就是说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不足5%。同时，区域统筹不够，东、中、西部的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差距较大。一些政策措施刚性不强，资金难以得到有力保证，与实际需要有一定差距，部分地区还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此外，最低生活保障金、养老保险还处于起步阶段，合作医疗、救助制度、五保制度仍有待完善，未起到社会"稳定器"的作用，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隐患。此外，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较低。全国规划内仍有1.7亿左右农村人口尚未解决饮水安全问题，农村规模化集中供水的覆盖率仍然较低；农村部分地区农民出行难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还有相当部分农户仍在危房居住。农村中小学校舍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公共卫生服务条件仍较差，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比较多，广大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十分突出。这些都不利于农村社会稳定。三是基层干群矛盾突出，管理能力弱化。当前，因干群矛盾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是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的矛盾。一些村干部把权力当成"摇钱树"，不带群众脱困，而是一心一意在村集体的资源上"做文章"，自己首先"致富"，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同时，由于制度建设未跟上，一些村官骗领国家给予农民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一系列惠农补贴专款和村集体财产，或者巧立名目，用集体款办私事、违规提款等等[1]，损害了农村集体和农民的利益。如合肥市庐阳区村干部刘怀寅收受贿赂近1000万元[2]。这势必导致基层干群关系和党群关系的恶化。二是村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有少数村因为家族势力、宗派势力斗争而产生选举矛盾，甚至大动干戈。特别是有的村干部为选举拉帮结派，操纵利用或参与普通群众与其它干部的矛盾，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滋生敌对情绪。三是少数村级基层组织涣散，战斗力不强，缺乏具有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村干部，对群众之间的纠纷不管不问，或互相推诿踢皮球，以致造成矛盾激化。四是农村社会治安状况仍较严重。目前，农村社会治安状况仍不容乐观：一是各类侵财案件高发。近年来，一些犯罪分子利用农村交通改善的便利条件,加之农民安全防范意识仍较淡薄，大肆进行各类违法犯罪活动。钱财、摩托、家禽等生产生活资料被盗案件屡屡发生。二是各类严重暴力犯罪时有发生。公安部的一份材料显示：2006年1月至9月，全国农村地区共发生杀人案件8031起、伤害案件5.9万起，均高于城市，一次杀死数人的恶性案件屡有发生。三是乡村恶势力（地痞、流氓、村霸）等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特别是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等案件居多，严重影响了群众的安全感。四是涉农经济犯罪危害巨大。一些犯罪分子采用不法手段，将劣质的化肥、假种子、假农药、假柴油等卖给农民群众，给农业生产造成巨大危害，激发起农民极大的不满。五是外出打工、劳务输出给农村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在一些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的地方，不可避免地减弱了农村地区的自然防护能力，形成了社会治安"空心村"。如2008年发生在湖北京山县罗店镇徐杨村的一起命案，致6死1伤[3],均为老弱病残。而劳动力输出地蚌埠市政协一份"农村劳动力输出后社会治安状况"的调研显示,该市有260万农村人口，近年来，全市80％以上的盗窃、伤害、强奸、投毒、绑架案件均发生在农村。尤其是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留守家庭的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一些农民形象地说："养猪跟猪睡，养牛跟牛睡，收了粮食草堆睡，养了鱼蟹塘边睡，反正别想在家睡。"同时,在一些劳动力外流的地方，还出现了村霸、地痞、无赖骚扰留守在家的农村妇女，如村霸霸占留守妇女[4]，老农民五旬过后竟横行成村霸[5]等等媒体上时有此类报道。有关调查也显示，农村性侵害案件中有70%的受害者是"留守妇女"[6]。由于夫妻身处两地，极易造成夫妻间感情疏远，为此引发的仇杀、斗殴比比皆是，形成农村新的不稳定因素。以江西定南县为例，2006年审结离婚226件，涉及外出务工人员的176件，占78％[7]。同时,农村"留守孩"因缺乏监管，违法犯罪时有发生。五是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资源开发等引起的经济纠纷日益受到关注。当前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自然资源的价值不断得到体现，一些过去被忽视的资源随着其价值的提升日益成为农民关注的焦点。其中尤其以土地征用、房屋拆迁造成的纠纷最为突出。土地集农民生产、生活资料和社会保障功能于一体，最为农民看重，由于补偿不到位，以及不少农民失地、失业等多方面的原因，引发了大量社会矛盾。而我国农民整体上仍处于弱势地位,缺乏一定的公共参与渠道,当他们的合法利益受损后,一旦这种不满情绪在大部分农民群体中产生共鸣,他们就会在制度外寻找表达愿望与需求的渠道,采取大规模聚集、上访等过激方式给政府施压。对和谐农村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极具危害性。同时，市场经济，利益之上，由于农民个体之间交往增多，也产生了不少经济合同纠纷、经济债务纠纷、经济赔偿纠纷、资产权属纠纷等矛盾。这些集中表现在：(1)农民个体或家庭之间的矛盾纠纷。主要是由涉及邻里关系的田边地角、地界、沟渠和宅基地等琐事引发的。(2)农民个体与村集体之间的矛盾纠纷。主要是由于土地承包等原因引起的。前些年，外出打工人员比较多，弃田私自转让、送人耕种等现象普遍，而国家取消农业税后，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农民争地现象比较突出，由此引发的问题已成为农村矛盾的中心之一。另一些长期积累的土地、山林等权属不清、界限不明，土地流转手续不规范等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六是邪教活动入侵农村社会值得重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大，但目前农村的文化娱乐活动已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于是乎，各种邪教组织趁虚而入，纷纷上山下乡，将活动重点转向广大农村。他们充分利用农民文化水平低，识别能力差，轻信迷信的弱点，加强对农民邪教思想的灌输宣传，蛊惑人心，导致农民思想混乱，引发社会矛盾。其主要形式是：打着宗教、科学的幌子编造歪理邪说；神化邪教头子，对教徒实行精神控制；建立地下组织，秘密进行非法活动；不择手段地骗钱敛财；反对政府，仇视社会；宣扬"世界末日来临"，制造恐慌。特别是个别有政治头脑的邪教组织者开始向基层政权渗透，腐蚀、拉拢、胁迫基层干部。个别基层干部一旦被他们俘获，他们会借助基层干部的权力，不断发展壮大。此种现象虽属个别，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基层政权的稳定发展。加之邪教传播手段狡猾，行动诡秘，很难将其彻底根除，这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在思想领域方面存在的问题。二、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的一些特点一是日趋复杂性。当前影响农村稳定的一些问题，如矛盾纠纷，既有现实问题，又有历史遗留问题，涵盖面广，表现在其内容、层次和领域各个方面，纠纷主体也由过去的民与民之间的人身、财产权益纠纷扩大到了群众与干部、群众与政府、群众与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的纠纷。且往往是经济矛盾、政治矛盾和社会生活矛盾相互交织，形成十分复杂的矛盾网络。二是利益渐趋多样性。由于利益格局的多元化，现实生活中农村的各种矛盾纠纷大多是由利益冲突引发的。三是群体性特点明显。因"涉地"原因引发的问题与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波及面广，具有相同利害关系的社会成员对共同利益问题容易产生共鸣，极易形成集体上访，甚至集体闹事，群体性特点十分明显。四是具有突发性。由于信息掌握的不对称，加之个别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作风不实，与农民群众沟通不够，不能正确对待当事人的反映，以致积小成大，矛盾激化，往往会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而引发，使之爆发出来，使一些本来可以消除于萌芽状态的事件被迅速演化成一场突发性事件。五是兼具危害性。一些纠纷调处难度大，时间长，久而久之会引起群众对政府、干部的不满，降低政府的威信，影响了党群关系，反过来又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而群体性上访等对稳定影响更不可小视。三、完善农村社会稳定的思路（一）农村稳定的政治基础是村委会[8]的稳定和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随着利益不断调整，基层矛盾和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加强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在维稳工作中充分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村委会是村庄的心脏，村委会的稳定将有助于村庄的稳定，就能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健康协调发展。而一个不稳定的村委会，必然是不为大部分村民承认的村委会，也必然是不能协调乡村社会各种关系，为农村创造和谐、稳定气氛的村委会，同时也最容易激化民间社会的各种矛盾。因此，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一个政治组织是一种维护秩序、解决争端、选择权威和促进社区发展的安排，并推动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包括宗亲、宗教、种族、地域、经济等团体)之间的和谐与进步"。同时，事实已经证明，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对基层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并逐步使这种管理规范化、制度化，也是农村稳定的不可获缺的因素。同时，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 遍的做法。但这种做法却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伤害[9]。阿尔蒙德指出："在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里，正规利益表达渠道很可能由富人掌握，而穷人要么是保持沉默，要么是采取暴力的激进手段来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10]"。因为在传统的强权政治逻辑中，地方和基层政府容易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来打压维权的农民，习惯性地使用暴力来迫使农民就范。结果或以暴力打压而平息事端，或以警民暴力冲突升级而危及社会安定。不管何种情况，暴力在社会治理中的滥用必然使政府公信力蒙受损失。因此，警惕地方政府以国家名义滥施暴力，是现代社会谋求善治的内在逻辑。而建立健全社会利益表达的机制，引导农民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是完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首要环节，是构建和谐农村、稳定农村的一项重要任务。（二）农村稳定的经济基础是确保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建立和谐、稳定、繁荣的农村社会，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需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农村经济的强大才是保障农民利益的根本所在。"仓禀实而知礼节"，温饱尚不能解决，农民必然对涉及自身利益的经济问题特别关切，为蝇头小利引发的矛盾纠纷也就会不断出现。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村尚有3597万人处于贫困状态[11]，这些贫困人群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火药库，一旦引爆，对社会的冲击力相当巨大。只有发展生产，使农民彻底脱离贫穷，才能夯实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三）农村稳定的社会发展基础是加强社会保障及民生建设社会保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是协调社会经济发展、缓解社会矛盾的最直接最有效手段。中国社会的稳定有赖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只有在农村建立起一种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真正在全国范围内筑起一道可靠的、保障社会稳定的屏障，有效地防范和应对社会风险。目前中国的农民无论是在社会待遇上，还是在经济待遇上，都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再加上其他一些经济因素的影响，导致城乡之间经济状况的巨大差别。而目前的状况是这种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导致农村出现了大量的贫困人口，这些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果政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这部分人口的生计问题，就很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这种动荡反过来又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而建立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最行之有效的措施之一，它不仅可以解决这部分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而且还可以起到平衡社会差别、缓和社会矛盾、稳定农村社会的作用。同时，据有关专家估计，目前我国失地农民的总量已超过6000万，预计到2020年，还会有4000余万人进入失地农民的行列，如何让失地农民生计可持续，是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12]。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无疑为我们的社会增添了一架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器"。（四）农村稳定的道德基础是加强村规民约等文化建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我国农村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农村传统道德滑坡，农村良好的社会风气不断弱化，在困惑面前容易滑向道德认知的多元化甚至反主流道德倾向。而农村实际是一个熟人社会，关系盘根错节，如果不管发生什么纠纷，都通过法律或行政手段解决，反而容易激化矛盾。通过道德的力量，通过村规民约的评议，化解彼此的隔阂，找到相互妥协的交点，更容易加强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监督。同时，农村是形成社会舆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社会舆论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道德运行的一个重要内驱力就是社会舆论，社会舆论通过影响人的荣誉、尊严、名声和其他方面，引导人们将言行纳入符合其道德价值观的范围内。加强村规民约的建设，则有助于提升农民的道德水准，促进农村和谐稳定。四、完善农村社会稳定的政策建议一是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奠定确保农村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第一，要采取多种方式和途径，帮助广大基层干部提高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提高带领群众发家致富的能力，不断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切实解决基层组织建设的经费问题。第二，各基层组织要以实实在在的发展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把农民群众的致富追求、创业热情、智慧和力量汇聚到加快发展的目标上来，形成同心协力、大干快上的新氛围，带动农民群众增收致富，为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二是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第一，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让镇村干部进一步增强为民办实事、解难题能力，坚持"立足基层，着眼苗头，重在调解"的工作方法，做到"早排查，早发现，早处理"，将各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因素消灭在源头，提高驾驭市场能力和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本领，打牢构建农村稳定的组织基础。第二，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坚持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治相结合，全面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健全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和村民议事制度，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选举权和监督权，切实纠正损害农民利益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处涉农违纪违法案件,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三是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村民自治是建设和谐农村的核心，是民主法治的根本。第一，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选用党员群众认可、带领群众致富能力强、形象好的人任村干部。第二，要加强民主管理工作，用制度保障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让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完善村民"一事一议"制度，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尊重农民群众的各项权利和首创精神；杜绝少数镇村干部以权谋私等违法行为，消除和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确保村民自治扎扎实实地朝着和谐稳定方向发展。第三，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积极引导农民、理性合法地表达利益诉求，把利益表达机制纳入制度化轨道，有效反映农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把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四是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民生建设。进一步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及救灾制度。进一步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增加对社会保障的补助支出，弥补社会保险的统筹缺口，化解转轨时期的风险；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筹资机制，加大对农业众多人口的农业地区的扶持力度；增加对社会福利性社会救济和优抚的投入，加大对孤老病、残、困的救助力度，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需要。同时，强化农村基础设施等民生建设，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交通、国土、水务、农业等部门要以新农村建设和土地复耕整理为契机，加强农村道路、水利设施、电网、沼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改水、改厨、改厕、垃圾处理等农村清洁工程，切实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努力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五是建立有效的预警防范、调处机制。第一，要增强农村的危机管理与防范意识。这是整个预警防范的起点。第二，建立完善的监测与预警体系。要建立一个反应灵敏、分析准确的预警信息系统。保证农村基层政府能够及时、全面、准确地捕捉和收集所有可能导致重大突发性事件的相关信息,以便通过对信息资料的分析,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性事件做出预测。第三，在处理涉农纠纷时，调处者面对情绪激动的双方，要沉重冷静地分析问题，要善于控制局势，不要人为地夸大事态情形。要尽量低调地处理，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不要激怒任何一方，防止使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六是加强村规民约等道德文化建设。要鼓励各地农村加强村规民约建设，并建立健全相关规范和监督的保障制度。积极协调司法、民政等部门，共同参与指导和审查，从程序上监督，从内容上引导，确保规约符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符合村民自治原则，反映绝大多数村民的利益和意愿。要把宣传、落实"村规民约"与加强农民社会公德教育，开展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破除陋习和文明村镇、文明家庭等创建活动紧密结合起来，融入农村日常生活。通过规约入户、定期宣传、创建评比等系列活动和措施，增强规约的权威性和约束力，促使村民信守规约，实现村民自主共建，从而把新农村建设各项工作、国家法律法规和关系村民生产生活的政策，转化为村民共同遵守的规则。七是尊重和理性面对农民的利益诉求。一旦发生农民暴发的突发性上访事件，一定要地方领导干部出面"疏导"，尊重和理性处理他们的"诉求"，因为"在信访案件中，90%以上的群众要求是合理的"，要尽量避免使用警力或少使用（打砸抢烧的除外），因为这样容易激化矛盾。同时依照法律和政策处理好这些问题，避免矛盾的激化。   《开放导报》2010年6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报告称我国村官缺少监督致损农事件日渐增多　2010-09-25 　中国青年报[2]媒体称中国基层权力监督缺位 村官腐败不逊高官http://news.china.com/zh_cn/domestic/945/20100928/16167129.html[3]湖北6死1伤命案:男人外出打工农村无人保护 脆弱的乡村治安生态2008-08-27 中国青年报[4]男子霸占村里10余名留守妇女被毒打致死　2008年04月23日　生活新报 http://news.sina.com.cn/s/l/2008-04-23/010715408058.shtml[5]老农民五旬过后竟横行成村霸　2006年07月11日02:22 重庆晨报　http://news.sina.com.cn/c/2006-07-11/02229421883s.shtml[6]"留守妇女"生存状况堪忧　中国妇女报　2006年12月5日[7]离婚案件增多 农民工婚姻为何频亮红灯?　中国江西网[8]因为目前不少地方都一兼挑了，本文将集体组织概述为村委会，此村委会里包含有村支委。[9]孙立平 莫将民众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 2010-9-17 南方农村报[10] 阿尔蒙德 [美]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230页[11]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至3597万人 贫困发生率为3.6% 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1380/12825265.html[12]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经济参考报，2005－07－01。

老天不仁，竟然用这样残酷的方式，突然地夺去了我们的刘老石老师的生命！ 我听到这一噩耗，大为震惊。一夜没有睡好，早晨醒来，刘老师的身影就浮现在我的眼前，许多的往事历历在目—— 我大概在2004年就和刘老师相识了。那是在他主办的志愿者支农骨干培训班上，请我去作报告，记得我的讲题是《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开会前他指挥大学生们唱歌，那样一种昂扬的激情，仿佛又回到了革命年代。在私下交谈里，才得知他是用业余时间来参与支农组织工作的，家也不在北京。那么，我们也都是志愿者了；那时候，志愿者运动还在起步阶段，举步维艰，高校老师中参与者很少，说实在话，我和刘老师都有点寂寞，因此，就一见如故，并且有相濡以沫的感觉。以后凡是刘老师主持的活动，需要我讲点什么，我都是有请必到。不过，我只是空谈，而刘老师却是实实在在地在干实际的组织、领导工作，我从内心是十分敬佩他的。后来在《乡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一文里，特地引述了刘老师写的《农村的精神文化重建与新农村建设的开始》，并且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应该向那些正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默默耕耘，从事乡村建设，乡村文化、教育重建实验的农民和知识分子致敬：他们是先行者，希望就在他们脚下”。我心中想着的，就是我在参与志愿者运动时结识的许多朋友，其中刘老石老师是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的。 刘老师实在不应该走。中国的志愿者运动需要他，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运动需要他，他的朋友，他的学生都离不开他。在中国，在中国的高校，像他这样的始终和脚下的土地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情系农村，情系学生，献身于自己的理想的老师，实在太少太少了。 鲁迅曾为一位为了中国的未来，甘愿“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滴做下去”，却英年早逝的年轻学者，写下这样的文字：他“不是高楼的顶尖，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搂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设者和栽培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刘老石老师就像他给自己取的名字一样，就是鲁迅说的“石材”和“泥土”，是中国青年志愿者支农运动的一块奠基石。“建设者和栽培者”，青年志愿者们，所有关心与参与青年志愿者运动、新农村建设运动的人们，都不会忘记这位埋头苦干，最后献出了生命的先行者。 2011年3月30日急就 -- 刘老石，本名刘湘波，1968年3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黑河。刘老石硕士研究生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 毕业后，老石一度执教于天津科技大学（原天津轻工业学院）基础科学部。世纪之交，“三农”问题突显，刘老石开始组织学生下乡支农调研。2001年，兼职加入由温铁军教授主编的《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2004年底，刘老师和几位下乡支农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青年骨干学生注册成立了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继续从事乡村建设工作。 十年如一日地，刘老石带领并影响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从城市回到农村，帮助农民成立专业合作社、夜校、文艺队、农民协会。 2011年3月24日，刘老石逝于天津。  

要下乡成为社会运动的组织工作者，不只是把自己知识分子化而已，还必须把自己有机化。所谓有机化，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是服务于某一个社群，某一个阶级，而是为了促进社会整体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有机化与公共化，才能抑制形式民主的弊病，实现更好的有机民主。

你怎么会意识到南部？是因为过年时你怎么都是先塞南下后塞北上？是因为你在拥挤的台北捷运上突然忆起南方的衰老？是因为你不得不到南部一趟结果发现那里真像外国？还是因为你不爽阿扁而又是南部人讲不听把他再次送进总统府兴风作浪？

關於本省外省和解是否可能的問題，我想先把場景拉寬拉深來看。陳光興把場景拉寬，從韓國談起，我就把場景拉深，從一千七百年前談起。南北朝時期，中原士族第一次大規模南移，他們先來到東吳，就是今天江南一帶，在那裡產生了所謂吳姓僑姓之別，吳姓指的是原來的東吳族群，僑姓就是新移入者，有如今天的本省外省。我們不清楚當時具體的問題為何，但一二百年後到了唐代這個問題也就不存在了。那時移民到東吳一代的中原士族，其中有一部份繼續南下，經過浙江來到福建，雖然我沒看到歷史上的記載，但相信也一樣有過閩姓僑姓之別。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多次發生，而且同一地區，譬如江南與福建。隨著時間之流，他們不僅和解，而且連和解的痕跡現在都看不到了。這種現象不僅發生在大規模的族群遷移上，也發生在個別的家族上。我最近讀到清初和尚畫家石濤的一些東西，石濤姓朱，是明朝宗室之後，但他的籍貫卻是廣西，而非朱元璋的安徽，因為他們這一支已經落籍廣西好幾代了。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不管大族小族，這不是土地的連結，而是宗族的與文化的連結。我的意思是說中國傳統社會雖然安土重遷，但只要有適當的條件以及家族的連結也會大規模遷移的，也因此我父母雙方的家族來到了台灣。這個在歷史上自然發生的過程，在今天的台灣為何出了問題？我們試著從幾個方向來考察。今天外省人被罵得最狗血淋頭的是「不認同台灣這塊土地」，幾年前印尼發生排華暴動時，在台灣也有一些政治正確人士指責印尼華人不認同印尼才招來禍害，言下之意也是對印尼那塊「土地」的認同出了問題。雖然我一直不明白土地要怎麼被認同，倒是很清楚傳統社會的家族認同機制。當中原人口一族一族往南遷移，甚至渡海來台時，是不發生認同問題的，至少每家每戶都有一座神主牌，就是供奉列祖列宗的牌位，外省人這次的大遷移大半是個人的或者是現代化的小家庭，他們在台灣既沒有家族的連結，也沒有帶來神主牌，他們不再是另一次傳統移民。相對於本省人在這方面的保守傳統，要被罵「數典忘祖」的恐怕是這些現代人類的外省人了。關於台灣家族移民的多樣性，我想舉個有意思的例子。我有個朋友籍貫是上海，他們家確實是在1945年後從上海移民到台灣的所謂外省人。但是有一件事很奇怪，他們家來到台灣後曾經到高雄屏東一帶尋找祖墳與族人，原來他們的家族曾經在台灣落腳過。他們原是福建漳州人，先從漳州來到台灣，幾代以後又從台灣移到上海，那時上海已經開始成為大商港，卻沒想到過了幾代以後卻因逃難回到台灣。他們家族以前經營海上貿易，靠海為生，自然也有分支去了南洋，他們的遷移路線是海洋中國/海洋台灣的一個鮮活例子。若硬要以自然界的東西來認同，我想對他們家族而言海洋比起土地恐怕更有意義。回到神主牌的問題，假設1945年後外省人都帶著祖宗牌位來到台灣，是否就沒有問題了？應該沒這麼簡單，不然不會有吳姓僑姓之爭。另一個可能的因素是時間，他們可能來得不夠長，才幾十年。這裡我想起我父母雙方的家族，他們來到台灣的時間也不能算長，不出清代晚期十九世紀，但我不曾從長輩口中聽到當年作為新移民有何齟齬之處，他們很快就被接納。顯然當下我們面臨的問題與時間的長短關係不大。陳光興的論文提到在傳統移民與新移民之間，有兩個不同於以前的重大歷史事件發生，一個是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另一個是二次大戰後的冷戰局勢。日本的殖民統治使得台灣的「本省人」社會不再是那麼完整的中國傳統社會，而冷戰局面也使得「外省人」不再是傳統的中國移民。沒有這兩個因素的其中任何一項，今天台灣會是如何我不敢說，但應該不會有本省外省的問題。陳光興提到日本殖民統治社會對本省人的重大影響，我就先從這裡談起。去年班納狄克‧安德森來台演講時，我參與過其中一場，任務也是作回應，在回應中我提到我們家族三代人的不同思想背景。我的祖父算是前朝遺老，還懂得一些「漢文」，我祖母一生只穿唐裝，她的髮油還是來自生長在我們家牆頭上的蘆薈，而她最大的美容工程是去挽面。我父母接受的則完全是日本殖民政府的整套現代化教育，而我與大家一樣戰後出生，接受的是國民黨的與美國式的現代化教育。接受日本現代化教育的我父母那一輩人，看不起我祖父那一輩人的無知與落後。譬如小時候我祖母會帶我去看歌仔戲，我母親就不太以為然。而接受美國式現代化教育的我們這一輩也不太看得起我父母那一輩，畢竟日本是戰敗國。我當時提出這些是作為反思台灣的民族主義的材料。演講會後我們與安德森聚餐，我並開車送他回旅館。在途中他追問了我一個三代人之間的問題，他問說我覺得與父母還是祖父母比較近，我不假思索脫口而出「與父母比較近」。這顯然是他較為期待的答案，因為對他而言我與父母所共有的現代化思想基礎，即使有著美國式與日本式的衝突，還是比較有助於他所同情的「台灣民族」的建構，而我祖父母那一代的東西卻可能起妨礙作用。然而後來回想起來卻覺得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我的情感也沒有那麼單純。我的父母輩雖然有著接受了現代化洗禮之後的喜悅與驕傲，精神上其實蠻空虛的，何況日本的一套戰敗了，而美國的一套又藉著國民黨之手把他們搞的七葷八素。其中的徵候之一是，他們雖然掌握了用來學習現代化種種的日語，卻失去了母語的能力。我並不是說他們不會說台灣閩南話了，而是說他們除了用台灣話來進行日常生活的溝通之外，其他屬於抽象的、高層次的、政治經濟層面的大道理，都必須藉助日語才行。李登輝就是那一輩的一個典型，他的日本話講得比他的母語流利多了，他的高層次思考大半是用日語進行。金美齡大概也是如此。我最近開始跟一位李登輝的台語代言人學習「河洛話」，我們那位老師是台北三峽人，顯然是經由非正式管道學習到所謂漢文的，他對他的母語很趕自豪，不願叫別的名稱，只叫它作河洛話，認為是比「國語」還要古老還要豐富的語言，也最合乎傳統詩詞聲韻。他不只用河洛話來教我們讀三字經千字文，讀唐詩宋詞，還教我們用古調來吟唱，這可是他最炫的時刻。他是李登輝同一輩人，與日本人來往講日文沒有問題，但是李前總統在年輕時就已喪失母語的能力，不會用母語在電視上宣讀元旦文告，只好靠我這位老師在背後對著嘴配音。從這個重新學習「河洛話」的過程中，雖然三字經千字文的內容確實有些落伍，卻讓我認識到非有漢文教育不能掌握河洛母語，也更認識到我祖父母與我父母這兩代之間在母語斷裂上的悲劇性。我父母的現代化語言是日語，而我的現代化語言是國語加英語，除了日常生活溝通外，我們兩代各自失去了父母的語言。那是不是把我的河洛話老師那一套拿來就管用了？顯然也不行。那一套語言可能需要一番現代化，而且還有一些「有音無字」的問題，這方面宋澤萊做過很大的努力，就不是我能言說的範圍了。我要言說的是，從河洛話在我們三代之間的失傳，可以看到問題是出在現代化的斷裂上，而從同樣的斷裂點上切入我們也應該可以找到本省外省和解的線索。如此把場景拉遠拉大之後，我們看到的就是現代化這個力量，然而這個東西卻又多重線索，令人無所適從。如果從簡單的現代化上國（先進國家）來分類，我們有過日本式、德國式、美國式、甚至蘇聯式的現代化方案。這些彼此衝突的方案也都各自有著在地的代表，形成不同的政治立場與文化霸權，也形成難以和解的衝突以及前後矛盾的論述。譬如說現在有個「落後的外省人來統治現代化的台灣人」這個流行說法，可是不要忘記在以前我們也有過「現代化的外省人輕視沒有文化的本省人」的說法。我記得三十年前我的一位外省籍教授曾表示過對於雨夜花這類歌謠的不屑，他的不屑很清楚地是因為他的上國是美國，他是聽古典音樂與藝術歌曲的，他對所有的流行歌都不屑。但是他的個人的不屑卻可能無限上綱為「有文化的外省人歧視沒有文化的本省人」的責難。我個人認為，到底誰有文化誰落後都不重要，因為這些互相矛盾的論述基本上都是一種政治性的操作，牽涉到背後不同的現代化意識型態。在這類政治性操作中，我們當然看不到和解的可能，甚至有時會讓人捏把冷汗，譬如安德森在去年演講會上提到的另一件事。安德森在那次演講會上曾經提到在美國的一位台灣留學生向他說起的一件事，是親身聽到還是轉述並不清楚。安德森說在美國有一位男性的中國大陸留學生，顯然是個極右派民族主義者，對於台灣獨立的主張很是悲憤，以為大半的台灣人都是這樣，於是說出要X盡所有台灣女人，類似這類的話。安德森的轉述是否屬實並不重要，因為我們知道全世界帶有種族主義傾向的右翼民族主義者都會有這種集體性強暴敵對者婦女的念頭。最近的例子示巴爾幹半島的族群衝突；再早一些的例子是南京大屠殺；更早的還有日本軍隊侵略台灣時，在鎮壓了當時起來抵抗的地方武力後，對他們的婦女施以姦淫凌辱的手段，也是史冊有載。這種集體強暴的行為並不是只在發洩性慾，而是戰勝族群的男性對敵對者男性的一種耀武揚威。這裡或可以看出現代民族主義潛在的男性因子，充滿著集體性的神經病徵。由此看來，大陸留美學生中有人會有這種想法就不足為奇了。反過來說亦復如此，我認識一位有很強烈台灣意識的，他很討厭大陸的中國人，多年來不願踏上對岸一步。但這一年來他不知為何去了幾趟，回來後卻向我誇耀他在那裡找女人的經驗。這雖然是個人行為，但是這種身份認同政治中扭曲了的集體性神經症狀，即使程度有別，在兩性關係上卻是無所不在。但這些都不是安德森所要說的重點。安德森要說的重點是男性武裝者只會對敵對異族的婦女進行集體姦淫，而不會對自己族群的婦女同胞幹這種事。因此當他聽到有大陸中國人想對台灣婦女幹這種事時，他高興地想到大陸的中國男性開始不把台灣人當成是自己的同胞了。當然安德森不會無知到以為那位中國大陸留學生的想法有代表性，但是以他的民族理論以及同情台灣獨立的立場，自然會希望兩岸之間的問題是兩個異族之間的問題，以為從那裡可以看到解決的曙光。於是他那一天就進一步說，當有很多大陸的中國男性都有這種想法的時候，就是他們不再把台灣人當成中國人的時候，那台灣民族的問題就解決大半了。我覺得安德森有點一廂情願，但他的確觸到了一個存在於兩岸之間，存在於本省外省之間的一個很關鍵的東西。身份認同是互相的，你即使拿到美國國籍，很多美國人都不見得會接受你為美國人，你去日本，日本人也會把你當「外人」，但是你去中國，他們卻還是把你當中國人，不管你接受不接受，這個致命的吸引力的確有點麻煩。這裡當然有打造中華民族的現代因素在內，但也有不少前現代的傳統因素。譬如，中國人一樣都稱南洋華人為華僑，把他們當成中國人，這種前現代觀念碰上界線分明的現代國家觀念，當然屢被指責為撈過界的大中國心態。這種不完全與現代國家/政權的認同有關的包容性觀念，其實也存在於台灣中心的意識裡。多年以前，很多台灣人第一次到新加坡時，還會驚訝於新加坡人也會講「台灣話」。其他的因素不談，這裡包含著一種把新加坡華人納為台灣人的底層心裡機制，我想這是中國人把有相同文化連帶宗族連帶的都認為是中國人一樣的心裡機制。而正是這種身份認同的底層機制是難以用現代性來輕易加以解決的。我想以安德森的智慧，他是看到了兩岸之間，甚至台灣內部，在身份認同上的這個麻煩不是民族主義可以輕易解決得了的。進一步說，我想他在這裡也看到了他那套現代民族理論的困境。我想這是他當時心裡的疙瘩，也因此他會一廂情願地寄望於有朝一日大陸人不再將台灣人當成中國人。相對於傳統中國人概念過度的包容性（或說雜交性），新生的台灣人概念則顯得保守許多。本省人與台灣人這兩個概念在很長一段時間一直是可以互用的，在台灣不少地方譬如台南，它原先只指涉到講閩南語的福佬人，固然不包括原住民，甚至也不包括客家人。在這種地方原先是沒有福佬人概念的，自己就是台灣人或本省人，客家人則是客家人，其他族群就不用說了。多年前朱天心曾在報紙上強烈抗議不少本省人只把她當作是外省人，即使她有一個本省母親。這使我想起美國的情況。老虎伍茲據說是個大混血，他的長輩除了有黑人與白人外，還包括好幾種其他血統。但很清楚的，美國白人不會認為他是白人，即使她有白人血統，美國黑人倒是接受他為黑人，即使他只有部分的黑人血統。這是美國一般的黑白分類法，白人必須是純粹的白人才算，譬如說你只要有1/8的黑人血統，你的黑人特徵就會顯示出來，你就是黑人。這是你會發現很多美國黑人長得很「白」的原因。在美國族群顏色的位階上，處於最高階的白人有如純種狗一樣，不能有一點雜質。回到我們台灣人的情況，我想以傳統社會為基礎的閩南移民社會，還是有著傳統中國人的包容性與雜交性，只要文化能夠納進來的就是自己人。那為何還會有朱天心抗議的情況？我想還是與現代性有關，與台灣民族國家的打造所衍生出來的族群政治有關。這裡的問題是我們台灣人的身份認同為什麼會變得這麼狹隘，好像是在培養一種純種狗，而安德森提起的那位大陸留學生也一樣不再有傳統中國人的包容概念。海峽兩岸顯然都陷入了現代民族國家的迷障。[多桑]的英文副名是 "A Borrowed Life"（借來的生命），廖朝陽教授引伸出來的一篇英文論文名為 "Borrowed Modernity"（借來的現代性），這個「借來的」字眼很貼切，我們的現代化是借來的，缺乏自發性。自從我祖父那一代以後，活在借來的世界似乎是我們難以逃避的宿命，就如我們今天討論到的四部作品的題目。譬如[香蕉天堂]，香蕉原產地應該是中南美，天堂應該也是個現代觀念。而「多桑」的叫法，在我們台南家鄉並不曾聽到有人用過。小時候有一家鄰居頗為西化，他們的小孩叫母親作「媽咪」，相對於多桑的日本，這是美國式的。我的父母輩則要我們叫他們「爸爸、媽媽」，這也是現代化後了的叫法，而我的祖父母輩則仍舊要他們的子女叫他們「阿爸、阿母」，我也聽過有叫「阿爹、阿娘」的。這裡反映的情況是，借來的東西充滿著差異性與拼湊性，甚至在同一個時期的台灣（其中台南人可能比較有那麼一點自主性）。至於「蝙蝠」的意象，就一個比較鄉土的、自然的觀點來看，蝙蝠其實是與人類相當親近的動物。甚至在台北都會，你也只要找個較空曠、有水有樹的地方，在黃昏的時候抬頭一望，就會發現很多蝙蝠在空中補食蚊蟲。蝙蝠在我們這裡會成為一種恐怖的東西大概也是一種借來的現代性吧。因此，如果說借來的現代性有太多種，太缺乏自我，以致讓我們陷入了無可避免的衝突，那和解的源頭恐怕要回到那個前現代與各種現代的交接點上，進行反思。從這個觀點來看，就不只本省外省要和解，受國民黨加美國教育的我這一輩要與受日本教育的父母和解，我們兩代也要與沒受到現代化洗禮的祖父母和解。我個人與外省人的和解沒有問題，我妻子就是外省人。我與受日本教育的父母的和解也不成問題，雖然我曾怪罪過他們為何沒有教我講漂亮的河洛話，只會背著我用日語交談，然而就如安德森所期待的，我們兩代人還是較為接近。與前現代的祖父母的和解的確會是一個考驗，但是都已經走到所謂後現代的今天，對我個人而言應該也是可以解決的，尤其是在學習用河洛話吟唱唐詩宋詞的時候。當然我很清楚那個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但我感覺到有個和解的情懷在心裡頭，在精神上不再踐踏他們，就覺得心安理得，不在怨恨，雖然這樣子就有點與安德森的期待背道而馳了。進一步說，不只台灣內部要和解，兩岸之間要和解，而受到現代化衝擊的整個亞洲，包括日本與韓國，也都有自身的以及互相的和解要求。因此就像陳光興的論文開頭提到的「漢城在集體哀悼韓國的現代性」，我們是必須把場景拉大拉遠，進行一種全面的和解，如此本省外省的和解才有可能，也才有意義。 

2001年5月-2002年5月，由香港浸会大学余振教授主持的“新疆民族团结研究”课题组奔赴北疆和南疆，对382名维/汉族群被访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文即是问卷调查的综合报告。以新疆民族团结为课题名称，在新疆的四个重要地方进行问卷调查工作，它们是乌鲁木齐市、伊宁市（包括霍城县）、喀什市和和田市。作者提到，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们得到有效问卷不足400份，但由于没有借助当地政府的协助，在如此广袤的新疆特别是遥远的南疆地区进行纯粹学术性的实地调查，其难度和艰辛是可想而之的。

近年来，中产阶层成为全球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不仅发达工业国家遭遇中产阶层问题，甚至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产阶层也演变成一种挑战。传统上赋予中产阶层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器功能正日益走向其反面，沦为一种不稳定因子。

作为"集体所有制"和"共同富裕"的典型，华西村近年来备受关注。尤其在近期其"灵魂人物"吴仁宝去世后，更引发各界对于其未来发展的担忧。"华西村模式"包含哪些特征？外界关于华西村的讨论围绕着哪些问题展开？以及在新任掌舵者"真正掌权"之后，其未来发展方向如何？

本文以一个村庄中女性口述的集体化经历、感受和记忆为主要分析对象，讨论了女性记忆的内容和特点以及宏大的社会工程对女性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重新建构。女性在承受生命中巨大的苦难的同时所感觉到的精神快乐正是建立在既是认识又是“误识”基础上的“符号权力”治理功效的体现。她们的记忆和讲述为理解和洞悉农村日常生活中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国家—社会关系开辟了重要的途径。

在"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者举证的"国际经验"中，除了美国之外还有巴西和印度。就是说，巴西、印度也属于所谓"民族大熔炉"政策的"成功之国"，其国内的种族、民族或族群矛盾没有"演化为民族分裂问题"。那么，巴西和印度在解决广义的"民族问题"中，真的有值得中国民族事务借鉴的经验吗？

海峡两岸若不能认真地对这段断裂的历史进行深刻反思，我们今日的症结将是难以解消的。而且不只对台湾的历史进行反思，还要对整个中国二百年来的近代史（以及整个东亚的近代史）进行反思。而对中国/台湾的历史进行反思的条件，也是作为反思的起点，则是必须重新站回旧唐山的土壤，回到那个东西碰撞新旧递嬗的年代，重新去连结出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当面对西方/美国时也不再自我否定地将自身视为异己，如此或许才会再有一个对中国真正坚实的新的憧憬的来临。

提要：两个理论主导了国家社会主义精英的研究。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描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精英群体：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则讨论了在转型中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干部精英内部的分化。然而这两种理论都不能完全把握和解释当今中国的精英流动动态。本文作者建构了"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这个理论模型，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通过排斥非精英群体进入的方式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这些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互相渗透，内部也不是内固的，并已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蕴含两个机制：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作者的经验分析表明，精英排他通过给予精英与非精英的子女截然不同的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来实现，虽然更平等地成为党员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精英排他。精英代际转化则是因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无论哪一种精英都是利益获得者。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的双重作用共同促成了精英阶层的形成与再生产。 *我们感谢边燕杰、麦宜生（Ethan Michelson ）、吉尔。伊亚尔（Gil Eyal）、潘绥铭、郑路、胡松华，还有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和想法。文责由笔者自负。 自从德热拉斯（M.Djilas ）1957年的《新阶级》（德热拉斯，1963P 1957）一书问世以来，很多学者关注国家社会主义中精英群体的选择机制和精英群体的形成过程。在这些文献中的研究主线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精英群体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内精英群体之间的关系存在多大程度上的异同？而于此又更直接、更深刻地聚焦到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之间的关系上。其间较有代表性的是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和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前者讨论了在中国专业技术精英和干部精英的关系，后者则讨论了在东欧后共产主义国家技术干部精英和行政干部精英之间的关系。然而，本研究认为，他们对中国市场转型下精英问题的研究并不充分，且没有揭示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的具体机制。因此，本文先厘清可资借鉴的这两个理论体系，然后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并用中国城市调研的经验数据，以及统计模型来证明这个理论框架。 一、理论背景 （一）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 魏昂德在1995年提出了精英分割理论。①「精英分割理论由魏昂德在1995年提出，在2000年他与李博柏（Li Bobai）和特雷曼（Donald J .Treiman）的合作文章中进一步确认和延伸。为了行文方便，在本文中简单地说成"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参见Walder，1995）」他认为，在中国，相对于其他职业，一方面，大学学历是获得高级专业技术职位的一个最强的预测指标，而党员身份②「党员身份在国外有关研究中被作为政治忠诚的一个指标」对此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一方面，党员身份是进入行政管理职位最强的预测指标，大学学历对此也有显著的正作用。这两种主要资格所起到的作用有着明显的差异：大学学历使个人更有可能成为专业技术人员，而不是行政管理者；党员身份则使个人更有可能成为行政管理者，而不是专业技术人员。魏昂德通过对职权、收入和住房的分析，认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不是"再分配精英"，知识分子始终没有走上阶级权力的道路（Walder，1995）。由此，他认为，在中国，精英群体是分割的。 精英分割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萨列尼的二元精英和二元途径模型的启发。萨列尼和康拉德（G.Konrad）在1979年曾断言匈牙利的知识分子"正处于走向阶级权力的道路"。他们指的是关于党的年老的精英--即德热拉斯于1957年所说的"新阶级"--将被拥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专业精英人士所取代的未来（参见Walder，1995）。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正走向阶级权力之路"：以前高学历而在政治上不可信的"专家"和政治上忠诚却缺乏教育的"红色人物"之间的区隔正在被消融（Szelenyi ，1982，1983：158-160；Walder et al .，2000）。在1986年和1988年的文章中，萨列尼对1979年、1982年、1983年的观点有所修正。他认为先前关于知识分子融入统治精英的推测是不成熟的（Szelenyi，1986，1988：216-218）。社会主义国家仍然保持着政治上忠诚的官僚和拥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专业人士的分割，而且还存在两种不同的职业路径：一条路径通向具有权力和特权的行政管理职位，另一条通向拥有微小权力的专业技术职位；专业技术人员路径强调教育资格，行政管理者路径强调政治忠诚，但是对于专业技术人员政治忠诚的考察程度和行政管理者高学历的考察程度就不是很清楚了（Walder et al .，2000）。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就是对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的解释。 魏昂德等学者在2000年使用纵贯的职业史资料和事件史模型，进一步发展其二元精英模型。他们发现：（1）高学历在两条职业路径中的影响作用都在增加；在现阶段，具有大学学历者成为干部精英的机率要高于高中毕业者，但是大学学历始终是获得专业技术职位的一个先决条件。（2）党员身份在干部职业路径中的作用在下降，但它始终是获得高行政管理职位的一个先决条件，并且具有党员身份者成为专业技术精英的机率从来也没有提高过。（3）专业技术人员很少转变为行政管理人员，反之亦然。（4）虽然10多年来，两条职业路径之间的差异也有所变化，但毛时代的路径模式仍然存在，它们之间的界限在所有时期都是清晰的。（5）中国的职业流动是一种同时与对政治机器的忠诚原则相结合而又与现代职业的能力原则相分离的混合物，这些年来的变化是曾经被毛时代所否定了的一般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回复的反映，而不是市场经济影响的反映（Walderet al .，2000）。①「值得一提的是，魏昂德等人在2000年的文章中仍然在质疑后毛时期的职业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是教育发展的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从毛时期向更为一般化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转变的结果，或在多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出现的结果。但是，他们在文章中明确地认为，这些职业模式的变化是曾经被毛时代所否定了的一般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回复的反映，而不是市场经济影响的反映」 归纳精英分割理论主要论点是两个方面：（1）通向两种精英的路径是分离的：党员身份是通向高行政管理职位的先决条件，虽然教育程度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高学历是通向专业技术精英的先决条件，党员身份者成为专业技术精英的机率从来也没有提高过。（2）"再分配精英"是干部精英，而不是专业技术精英。如果从资本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精英分割理论，精英分割强调的是在代内文化资本与政治资本的分离，它们之间无法完成转化。魏昂德是想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谈"精英分割"问题；他想用"精英分割"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秩序稳定性问题。在他看来，在中国，由于存在着分割的、矛盾的、冲突的、截然不同的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两个精英群体，所以中国的政治秩序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魏昂德是从通向两种精英的路径的分野和再分配特权由干部精英垄断这两个方面来阐释精英分割的。对此，笔者试图提出的问题是：魏昂德提出的两个维度是否是认定精英分割的充分必要条件？或者说依着这两个维度是否就能够断言中国的精英是分割的呢？在笔者看来，从代内来看，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的形成路径的确是不同的；但所谓精英是否是分割的，不能仅从代内流动或职业获得路径上简单视之，而应该从代际流动上考察，因为代际流动是比代内流动更能反映阶层之间关系的一个指标。当不同的精英群体在代际流动上互相排他，而自身内固，这些精英群体就是分割的；如果不同的精英群体在代际流动上互相转化，他们之间并不排他，自身也不内固，这些精英群体就不是分割的，或者说这些精英群体其实是一种人。 （二）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 萨列尼在一篇对市场转型理论争论带有总结意味的文章中提出了精英分化理论（Szelenyi Kostello ，1996）。①「精英分化理论由萨列尼和科斯泰罗在1996年首先提出，在1998年，萨列尼与伊亚尔、汤姆利合作的《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参见Eyal et al .，1998）。为了行文方便，在本文中简单地说成"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之后在1998年，他在和伊亚尔、汤姆利合作的《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精英分化理论（Eyal ，1998）。精英分化理论是在萨列尼将市场渗透分为三种类型的制度背景下提出的。这三种类型的市场渗透是：（1）再分配经济中的市场；（2）在再分配经济占统治地位条件下，以市场与再分配共存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3）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其明确的目标是建立市场资本主义，抛弃国家社会主义。在萨列尼看来，1968-1980年的东欧和1977-1985年的中国存在的是再分配经济中的地方市场，1980-1989年的东欧和1986年以后的中国存在的是社会主义混合经济，1989年后的东欧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而中国尚未出现。萨列尼的意图是以"市场渗透类型论"解释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在再分配经济下的地方市场类型中，市场提供了新的向上流动的渠道，传统再分配经济中的下层有可能成为成功者；而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中，私营经济获得了合法性的地位，大批原来的干部精英进入了市场经济领域，并将官僚特权"商品化"，逐渐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改变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以保证他们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少受或不受损害。东欧国家所发生的激进的政治变革，改变了政治制度，导致了趋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使得原来的干部精英发生了分化，其中一部分具有文化资本的技术干部精英已经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重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并且和新的政治精英结成了紧密的联盟，因而在新的政治制度下，他们的优势地位仍然保持下来；这些在过去占有优势地位的群体，经过混合经济的转变，完成了经济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地位基础的转变，在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条件下，继续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地位。而另一部分不具有文化资本的行政干部精英被新出现的市场主体排挤了出去，或到了边缘位置而成为失败者。 精英分化的现象出现在第三种市场渗透类型：激进式变革发生后对于原有干部精英产生了不同影响。萨列尼等人认为：在东欧的社会主义阶段（1949-1960年代中期），政治资本居于主导地位，文化资本的作用虽然存在但不重要，经济资本甚至起到负作用；在社会主义改革阶段（1960中期-1989年代），政治资本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文化资本的地位上升，经济资本从负作用转为正作用；在后共产主义国家（1989年以后），文化资本居于主导地位，而原来的政治资本成了没有效用的资本，甚至还起负作用。在后共产主义国家，拥有文化资本的人可以将原先的政治资本转化为社会关系网络，而这有利于抓住新的市场机会；相反，没有文化资本的人会发现原先的政治资本对他们来说甚至是不幸的（Eyal et al.，1998：7-8，20-45）。所以，干部精英中的部分成员（主要是技术干部精英）不仅拥有政治资本，而且拥有文化资本，他们积极参与并主导了这场变革，政治制度的剧烈变化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所拥有的优势地位，只不过使得他们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发生了变化--他们将行政权力转化为对国有资产的实际占有，以使得他们的优势地位更为明显地被延续下来。另一部分成员（主要是行政干部精英）由于只拥有政治资本，而欠缺文化资本，无法适应全社会范围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扩张，成为市场转型过程的最终失败者之一，与工人、农民陷入同样境地。 其实，萨列尼所说的精英分化现象不仅出现在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阶段中，而且发生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阶段。在萨列尼和科斯泰罗1996年的文章中就有所涉及（Szelenyi Kostello ，1996）。①「萨列尼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阶段，政治资本仍然是获得权力与特权的最主要来源，文化资本次之，经济资本更次之（Eyal et al .，1998：23）。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阶段，旧官僚本不应该成为输家。由此可以看出萨列尼的说法有些不够清晰的地方」如果从资本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精英分化理论，精英分化理论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和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代内政治资本很难转化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而文化资本则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 针对于此，笔者试图提出的问题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国家自上而下渐进改良式变革的制度背景下，是否也会出现精英分化现象？ （三）精英分割和精英分化理论的缺陷 精英分割理论和精英分化理论是不同的，笔者之所以将它们搁在一块讨论，是因为它们虽从不同的角度却共同讨论了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社会主义的精英阶层的走向问题，而这两个理论又恰好构成了精英研究的一个序列。前者从国家社会主义精英的职业路径的角度，认为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的进入路径是分裂的；而且因为干部精英掌握了再分配权力，所以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之间是分割的；这种分割状态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虽然发生了些微变化，但是分割的界限仍然是泾渭分明的。后者则是从市场渗透对社会分层模式的影响这个角度，发现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和向资本主义经济的激进转型过程中，原来的干部精英内部发生了分化：技术干部精英摇身一变成了私营企业主或法人资产阶级，继续把持社会上层位置，而行政干部精英由于其赖以生存的再分配的权力基础已经丧失而成了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失败者。 然而，这两种理论都不能完全且清晰地勾画出市场转型中的中国的精英状态。在转型中的中国，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的现象：第一，专业技术精英和干部精英逐渐形成了紧密的"联盟"（参见孙立平等，1998）；第二，专业技术精英和干部精英之间通过各种渠道相互渗透；第三，干部精英中的行政精英并没有成为改革的失败者。这是精英分割理论和精英分化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中国出现的趋势是：中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已经组成强大的联盟，精英与大众的分化越趋明显和固化，中国的社会力量的重组并不是向中产阶级社会迈进，而是不断走向两极社会（孙立平等，1998）。然而这些学者的讨论主要是在代内分析了精英群体之间的关系和这种关系得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对精英联盟和排斥非精英的具体机制并没有阐释。 二、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 （一）理论模型 上述现象和研究促使笔者反思精英分割理论和精英分化理论在中国的真正解释力。笔者尝试提出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这两个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中国社会的这些独特现象，即"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 既有的精英分割和精英分化理论都是在代内流动的框架下讨论国家社会主义的精英阶层的走向，而我们提出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框架则是从代际流动的角度讨论国家社会主义的精英阶层的走向。 之所以要从代际流动的角度来讨论精英的分割与分化问题是因为：代际流动比代内流动更能反映社会分层模式的长期趋势和内在本质，尤其当我们尝试解释一种阶层的形成时。 "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指的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通过排斥非精英群体进入的方式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这些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不是排他的，内部也不是内固的，而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并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如果从资本转化的角度来看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则会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对不发达的、渐进式转型的社会中，精英群体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在代际间能自由地转化。 "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蕴含两个机制：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 精英排他：在市场转型时期，中国的非精英群体的子代很难进入精英群体，或者说非精英群体的子代与精英群体的子代成为精英的几率存在显著差别，前者的几率明显小于后者。这是假设一，简称为"精英排他"假设。 精英代际转化：在市场转型时期，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的子代能够自由转化成任何一种精英，也就是说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或者说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的子代进入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的几率没有显著差别。这是假设二，简称为"精英代际转化"假设。 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共同促成了一个统一的精英阶层的形成，并且实现了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这样一种再生产与每个精英群体的再生产或者本文所说的"精英排他"不同，因为不同精英群体的各自再生产和自身内固完全有可能造成这些不同的精英群体之间的分离，而这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精英群体，也就无法实现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正是因为这些不同的精英群体都排斥非精英，并在不同的精英群体之间互相转化，一个统一的精英阶层才得以形成，并且实现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 精英排他假设是指中国的精英集团的后代获得精英位置的机会明显高于非精英的后代；精英代际转化假设则是指不同的精英集团的后代成为任何一种精英的机会都没有显著差别，精英与非精英的界限严格，而精英之间则不存在明显的界限。笔者通过证明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两个假设推导出：在转型中的中国，不同精英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并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这种推导是有理论依据的，其理论前提正如吉登斯所主张的"中介结构化"（the mediate structuration of class relationship）（Giddens ，1973：107），即流动是促成阶级形成的基本因素；而且在某一特定社会中，阶级的团结一致程度和阶级界线的严格程度都取决于流动机会分布。 如果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能够成立，它将说明：（1）精英分割理论是不充分的。这是因为，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揭示，精英分割是因为各种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的排他和各自内部的内固，即各种类型的精英群体的各自再生产；如果实现了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干部精英与专业技术精英之间就不是分割的。（2）精英分化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精英的惟一走向。这是因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和渐进改良的制度背景下，各种精英不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自身的优势地位，而且通过代际流动实现了不同精英位置的转化。 （二）机制剖析 上文只是提出了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出现了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但是为什么会出现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呢？这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普遍现象，还是向市场过渡的一种表征呢？笔者尝试分别分析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以求揭示和回答这些问题的成因。 "精英排他"的机制是：党员不是成为所有精英的一个先决条件；它可能是成为干部精英的一个先决条件，但它对成为专业技术精英从来就不是一个先决条件（Walder，1995；Walder et al .，2000）。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无论是成为干部精英还是专业技术精英，高教育程度都日益演化成获得精英位置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然而，高教育程度同时也日益受到了家庭背景的影响，精英群体的后代获得高教育的几率明显大于非精英群体的后代。这样，精英与非精英的隔离则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也就是说，精英群体通过控制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来传承精英地位。 "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无论哪一种精英都属于利益获得者。关于利益的操作化测量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魏昂德在1995年的文章中将利益分为职权、收入和住房三方面来分析，他要证明的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之间的利益有显著差别，只有干部精英是"再分配精英"。但是，将收入作为利益的衡量指标有一定的问题。由于收入分配在中国还远未实现制度化和市场化，这将导致两个后果：第一，大量体制内的回答者很可能有其他隐性收入，他很可能瞒报收入，或很难正确地累计收入。第二，即使同一类精英，其内部的收入很可能差别很大。譬如，专业技术精英内部收入就有很大的差别。一个刚进IT行业、只有本科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月薪可达到1万以上（更何况当他成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之后），而50多岁、已工作很多年的大学教授的年薪却很难达到5万。由此，我们很难将收入作为观察不同精英之间利益差别的指标。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解析"利益"，譬如工作紧张程度、从事第二职业的可能性等等。因为专业技术精英很可能在职权上与其他精英相距较大，但却可能拥有很宽松的生活方式，他们有更长的假期，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来从事其他工作，这些都应该列入"利益"的考虑范畴。鉴此，笔者将保留采用住房使用面积作为衡量利益的指标，因为：（1）住房使用面积可以呈现隐性收入的含金量及难以测量的问题，住房使用面积相似的回答者的总收入应该差别不会太大；（2）住房使用面积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回答者的生活方式是否比较宽松，有相似住房面积的人，其生活空间和生活自由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似的。 针对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笔者提出： 假设三：党员在任何时期都不是成为所有精英群体的先决条件。 它可能是成为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的一个先决条件，但它对成为专业技术精英从来就不是一个先决条件。 假设四：高教育程度自改革后日益演化成获得精英位置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无论是对干部精英还是对专业技术精英。 假设五：党员身份的获得与家庭背景无关。精英与非精英的后代成为党员的几率没有明显差别。 假设六：高教育程度日益受到了家庭背景的影响，精英群体的后代获得高教育的几率明显大于非精英群体的后代。 假设七：精英之间的住房使用面积没有显著差异。 假设三到假设六涉及"精英排他"的机制分析，假设七则是有关"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分析。值得一提的是，假设三和假设四是魏昂德提出的，笔者则将精英群体分成三种精英以再检验一下他所提出的这两个假设。 （三）数据与变量 1.数据 本研究中的数据来源于挪威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所（Fafo）资助、Fafo和国家科技部研究中心共同主持的研究项目："中国城镇劳动力的就业与流动"。该项目于1998年在北京、无锡、珠海三市，通过PPS 方法，共抽取了7500名受访者做入户问卷调查。其中，具有本地城市户口的居民为4264名，最终完成的这部分有效问卷为3975份。本文的数据及统计分析即据这部分有效问卷提供的调查结果。①「有关这次调查的详细情况可参看王奋宇、李路路，2001」 抽样所及的三个城市分别属于北方（北京）、长江三角洲（无锡）和珠江三角洲（珠海）。这三个城市在地理分布、城市规模、城市历史与经济社会特征、经济体制改革诸方面分别代表了中国不同的城市社会类型。 2.变量 精英分割是讨论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之间的关系，精英分化是讨论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之间的关系，本文讨论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主要是通过代际流动讨论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三者之间的关系。父代的精英类型是根据子代找到第一份工作时父亲的职业来划分的，子代的精英类型是根据子代在调查时点的职业（现职）来划分的。 （1）干部精英 干部精英指的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及中高层管理人员。这种精英的特征是在组织中具有一定的职务，因而他们不仅具有控制和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而且还具有直接控制和支配他人的权力。 （2）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 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是干部精英的两个部分：前者只拥有政治资本，欠缺文化资本；后者不仅拥有政治资本，而且拥有文化资本。在具体操作上，本文将大专教育程度以下的干部精英列为"行政干部精英"，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干部精英列为"技术干部精英"。本研究并没有单列经济精英，这首先是因为在以往学者的研究中经济精英（不论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还是私营企业主）具有很强的政治背景，他们大多是干部精英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变形；其次是因为数据中私营企业主很少。基于这两个考虑，笔者将经济精英列入干部精英中分析。 （3）专业技术精英 专业技术精英指的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需要说明的是，在涉及专业技术人员的操作化分类中，我们根据受访者的具体职业、工作组织和在工作组织中的位置，对受访者自认的"专业技术人员"分类进行了重新整理。很多在党政机关、企业中工作的受访者自我确认为"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的标准主要是学历；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担任着各种各样的职务，有的甚至是单位负责人。他们的地位特征实际上主要是通过所拥有的科层制权力标识于世，而其权力实际上主要并不是来自于专业技术知识，我们因此不将其归入"专业技术人员"分类。在我们看来，专业技术人员主要是指那些居于以运用专业技术知识为主的工作位置者，他们的地位资源主要在于专业技术知识的拥有，而并非科层制权力的占有。对于那些在科研、教学等部门中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则没有进行类似前者身份的重新整理。 （4）非精英 非精英指的是干部精英（包括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以外的社会成员。 （5）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指的是上学或培训的总年限。在分析中是定距变量。 （6）党员身份 党员身份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不包括其他党派的党员。在分析中是定类变量。非党员是参照项。 （7）参加工作时间 参加工作时间指的是参加第一份工作的时间。在分析中是控制变量。 （8）城市类型 城市类型指的是北京、无锡、珠海三市。在分析中是控制变量。珠海是参照项。 （9）性别 性别在分析中是控制变量。"女"是参照项。 （10）年龄 年龄在分析中是定距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使用。 （四）方法与模型 1.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验证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假设（或者说精英排他假设和精英代际转化假设）；用二元Logistic回归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验证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验证党员身份获得模型；一元线性回归方法验证教育程度获得模型和住房使用面积模型。 2.模型 模型1：精英排他模型： 模型111：行政干部精英排斥非精英模型； 模型1.2：技术干部精英排斥非精英模型； 模型1.3：专业技术精英排斥非精英模型。 模型2：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模型2.1：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模型2.2：行政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模型2.3：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模型3：精英阶层再生产模型。 模型4：教育程度获得模型。 模型5：党员身份获得模型。 模型6：住房使用面积模型。 模型1、模型2、模型3是对假设一和假设二的检验。模型1、模型4、模型5是对假设三到假设六的检验。模型6是对假设七的检验。 （五）分析与解释 1.精英排他模型 在表1的三个模型中，当我们控制了教育程度、党籍、年龄、性别、参加工作时间、城市等变量后，发现： （1）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或"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非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而不是非精英的发生比没有显著差别，也就是说行政干部精英并不排斥非精英，这与笔者的假设相矛盾。 （2）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或"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非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技术干部精英而不是非精英的发生比存在显著差别，发生比分别高出1.271，1.906，2.795，这说明技术干部精英排斥非精英。 （3）父代是"技术干部精英"或"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非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专业技术精英而不是非精英的发生比存在显著差别，发生比分别高出1.295，2.034，这说明专业技术精英排斥非精英。 由此看出，精英排他假设得到了部分证实：行政干部精英不排斥非精英，而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都排斥非精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将在下文的"精英排他的机制"部分给出解释。 2.精英代际转化模型 在表2的三个模型中，当我们控制了教育程度、党籍、年龄、性别、参加工作时间、城市等变量后，发现： （1）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技术干部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而不是技术干部精英的发生比没有显著差别，这说明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还是"技术干部精英"不受父代属于何种精英的影响；或者说，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在代际间是互相转化的。 （2）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而不是专业技术精英的发生比没有显著差别，这说明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还是"专业技术精英"不受父代属于何种精英的影响；或者说，行政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在代际间是互相转化的。 （3）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相比，成为技术干部精英而不是专业技术精英的发生比没有显著差别，这说明成为"技术干部精英"还是"专业技术精英"不受父代属于何种精英的影响；或者说，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在代际间是互相转化的。   由此，精英代际转化假设得到了完满的证实。结合表1和表2的六个模型，可以说明： （1）在中国，精英之间的区隔并不明显，不同类型的精英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精英阶层，他们虽然是有差别的，但其实是一种人。他们在代际间不断地周而复始地进行转化或人员交换，他们之间的差别远远没有达到魏昂德所认为的冲突、矛盾以至于造成中国政治秩序不稳定的程度。 （2）虽然有些精英的子代变成了非精英，也有些非精英的子代变成了精英，但观察社会分层与流动的深层真相决不能只看绝对数量上的变化，因为这种数量上的变化有可能是大规模的社会结构变动的结果。譬如说，非精英的子代进入精英阶层有可能是精英阶层扩大的结果，而不是社会分层的秩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而发生比率则是剥离了社会结构变动造成的社会流动变动的情况，更直接地反映出社会分层秩序的真相。发生比率说明，无论哪种精英的子代相对于非精英的子代而言在获得精英位置上（除了行政干部精英）都具有很明显的优势；无论哪种精英的子代相对于其他精英的子代而言，在获得精英位置上都没有明显的差别。从"优势"这个意义上而言，几种精英并没有发生分化。 （3）这个精英阶层并不像笔者所想象的那样具有绝对的排斥非精英的能力：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具有明显的排斥非精英的倾向，而行政干部精英却没有；非精英的后代可以通过成为行政干部精英而进入中国的精英阶层。但是，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参见下文分析）。 3.精英阶层再生产模型 上文证明除了行政干部精英，其他两种精英都具有较强的排斥非精英的能力，那么整个精英阶层的排斥非精英的能力，或者说整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能力到底有多强呢？表3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精英阶层的子女成为精英的发生比是非精英的子女的1.925倍。这说明整个精英阶层的确是再生产的。当然，这个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能力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相比并不算强。彭玉生利用英国的调查数据进行的分析显示，在英国，大雇主的儿子成为大雇主的比率是工人儿子的95倍（彭玉生，2000）。 4.精英排他的机制 精英排他假设只得到了部分证实。为什么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具有不同的精英排他能力呢？在这一部分，笔者主要尝试给精英排他提供一个机制上的解释。这个机制应该从精英获致途径上探索。 从表1可以看出，在中国无论成为哪种精英，教育程度的作用都是显著的（假设四得到证实），而党员资格只对成为行政干部精英和技术干部精英起正面作用，对成为专业技术精英没有作用（假设三得到证实）。教育程度的获得受到了家庭背景的显著影响。 表4说明父代是"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或"专业技术精英"的子代与父代是"非精英"的子代相比，在获得教育机会、资源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假设六得到证实）。因此，"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具有明显的排斥"非精英"的倾向（至于"行政干部精英"不具有明显的排斥"非精英"倾向的原因将在下文解释）。此外，表1的分析显示，在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的获得途径上，父代的精英背景是个非常强的影响因素，它具有独立于教育和政治身份传承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独立于并且明显超过其他因素的影响力（譬如党员身份或教育程度）。那么，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父代的精英背景是通过何种机制来作用于子代精英位置的获得的？它是通过关系网络还是政治市场和文化市场的交易（如买官鬻爵等）来作用于子代的精英位置呢？这需要后续研究的不断深入。 为什么"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具有明显的排斥"非精英"的倾向，而"行政干部精英"却不具有这种倾向呢？这是因为，虽然教育程度对成为"行政干部精英"具有优势，但优势不大，提高一年教育程度对成为"行政干部精英"的发生比只提高了0.079倍（1.079-1，参见表1）；相反，党员身份的作用却很显著，具有党员资格的人成为"行政干部精英"的发生比是不具有党员资格的人的2.578倍（见表1）。此外，父代的精英背景对子代成为行政干部精英也没有直接的明显优势（见表1）。因此，在行政干部精英的获致路径上，党员身份是比教育程度和父代精英背景强烈得多的变量，也是最重要的变量。而党员身份的获得与父代是否是精英没有关系（见表5）（假设五得到证实）。因此，"行政干部精英"不排斥"非精英"。 为了更明晰不同精英类型的获致路径，笔者用表6示之。如表6显示，在行政干部精英的获致路径上，政治资本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文化资本，代际直接传递机制则没有影响。在技术干部精英的获致路径上，代际直接传递机制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政治资本，再次是文化资本。在专业技术精英的获致路径上，代际直接传递机制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不起作用。横向比较文化资本对获致不同精英的作用，强弱程度依次是专业技术精英、技术干部精英、行政干部精英。横向比较政治资本对获致不同精英的作用，强弱程度依次是技术干部精英、行政干部精英，对专业技术精英不起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精英排他的机制是精英地位的代际直接传递机制和高教育程度的传承。行政干部精英并不排斥非精英后代的进入，由此党员身份成为削弱精英排他的一个重要变量。 5.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 表7显示，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在住房使用面积上没有显著差异。正如笔者在上文已经阐述的，住房使用面积可以作为利益比较的一个比较好的测量指标，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三种精英之间的利益没有显著差别。当然，我们还可以尝试从其他角度来解析利益状态，来分析这三种精英之间的利益差异。用利益来解释精英代际转化其实暗含着理性人的假设：正因为人都是理性的，而每种精英都是利益获得者，所以成为何种精英都能受益，所以精英代际转化得以可能。 三、结论 本研究认为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和萨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都无法完全捕捉当代中国的精英流动状态；相反，社会分层的主流模式是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也就是说，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通过排斥非精英群体进入的方式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这些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不是排他的，内部也不是内固的，而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并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 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蕴含两个假设：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精英排他的机制揭示的是精英地位的代际直接传递机制和高教育程度的传承。行政干部精英并不排斥非精英后代的进入，而党员身份又是削弱精英排他的一个重要变量。精英代际转化的机制揭示的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无论哪一种精英，都是利益获得者。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的双重作用共同促成了精英阶层的形成与再生产。 从制度背景来看，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既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普遍现象，也不是向市场资本主义过渡的表征，而是中国自身特有的转型类型所导致的。换句话说，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是市场转型和转型所处的制度背景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向市场转型对"精英排他及其机制"起主导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专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文化资本对所有的精英位置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教育资源相对稀缺，所以，所有的精英群体用尽办法控制教育资源。他们通过代际传承在教育获得上占有优势，并由此传承精英地位。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逻辑控制着"精英排他及其机制"。 其次，"精英代际转化及其机制"又是由转型所处的制度背景产生的。这个背景就是中国是个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而改革从始至终都是由国家控制的，用渐进的方式展开的。在这种背景下，专业技术精英不是独立的，必须从政治（行政）系统获得经费和身份认同从而获得相应的地位。利用改革由国家控制这个契机，干部们可以转化身份而获取既得利益。此外，相对不发达的经济也为这种行为提供了必要基础。正是因为中国的市场转型是在相对不发达的工业化、科技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文化资本的作用虽然日益凸现，但专业化的程度并不高。 所以，那些文化资本较低的行政干部精英可以被国家安排到占有利益但无须太多专业知识的闲职上，譬如工会主席、公司的名誉顾问、名誉董事等。亦因之，行政干部精英不会成为改革的受害者，他们与技术干部精英之间也不会分化。相反，在东欧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都相当成熟，文化资本对于每个高层职位而言都是很重要的。在那里，行政干部缺少文化资本无法承受新工作环境的强烈挑战，从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市场转型的失败者。 上述的讨论说明，正是因为中国的市场转型是在工业化、城市化、技术化相对不发达、始终由国家主导这个制度背景下发生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成了必然现象。随着向市场转型的深入，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将会更加明显、更加直接、更加稳定。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是比再分配经济更加稳定的制度环境，更少受到变动的政策的影响。因此，只要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这个制度背景不变，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会越加稳固与强化。 参考文献： 德热拉斯（M.Djilas ），1963/1957，《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陈逸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彭玉生，2000，《现代英国阶级与职业的代际流动》，《国外社会学》第5期。 孙立平、李强、沈原，1998，《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战略与管理》第5期。 王奋宇、李路路，2001，《中国城市劳动力流动：从业模式、职业生涯、新移民》，北京：北京出版社。 Eyal，Gil，Ivan Szelenyi Eleanor Townsley 1998，Making Capitalismwithout Capitalists .London，New York：Verso. Giddens ，Anthony 1973，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New York：Harper Row. Konrad，George Ivan Szelenyi 1979，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to Class Power.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Szelenyi，Ivan ，1982，"The Intelligentsia in the Class Structureof State-socialist Societi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1983，Urban Inequalities Under State2socialism.Oxford，Eng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The Prospect and Limits of the East European New ClassProject ：An Auto-critial Reflection on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to Class Power."Politics and Society 15. --1988，Socialist Entrepreneurs：Embourgeoisement in Rural Hungary.Cambridge ：Polity Press. Szelenyi，Ivan Eric Kostello 1996，"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Toward a Syn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Walder，Andrew G.1994，"The Decline of Communist Power：Elementsof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Theory and Society 23. --1995，"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AmericanSociological Review 60. --2003，"Elite Opportun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AmericanSociological Review 68. Walder，Andrew G.，Bobai Li J .Treiman 2000，"Politics and LifeChances in a State-socialist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Chinese Elite ，1949to 1996."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 Zhou，Xueguang ，Nancy Brandon Tuma Phyllis Moen 1996，"StratificationDynamics under State-socialism ：The Case of Urban China，1949-1993."Social Forces 74. 作者单位：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郑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路路） 

在日本，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组织——山岸会。说它奇特，首先是因为许多日本人都说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有人说它是宗教团体，有人说它是共产主义村庄，有人则说它是一种生活共同体，更有人对它谈虎色变。

中国不应当走美国西方道路，中国的责任应当是维持国际体系的开放性，而不是帮助他国使得这个体系封闭化。开放性是中国精神，也是中国应当贡献给这个世界的。

“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与创新理论”笔谈会观点摘编

潘毅博士的《中国制造: 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一书通过对深圳经济特区一家电子厂年轻女工生活的民族志考察,深入探讨了全球化对于中国农民工日常生活的意义。

在现代性的历史问题上，鲍曼的基本观点是，现代性的发展经历了“稳固的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两个阶段。

在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建设，集约与节约用地尤为重要。我们必须健全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坚决守住耕地红线，综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使有限的土地资源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一、当前我国土地管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开展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试点，在明晰产权关系、确定流转条件、规范流转形式、合理分配收益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也要看到，我国在土地资源利用和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耕地逐年减少，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任务艰巨。2001年至2010年共减少耕地1.59亿亩。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3亩，1/3省市人均不足1亩，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人均0.8亩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特别是农民修建房屋相互攀比，"一户多宅"现象普遍，加上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和耕地抛荒等因素，目前我国耕地每年以近700万亩的速度锐减。 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卖地"，各种"圈地运动"不断升级。从客观上看，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必然带来建设用地的急剧增长。据统计，1990年至201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了2.5万平方公里以上，约占耕地减少总量的20%。从主观上看，在经营性用地实行"招拍挂"后，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增长，形成"土地财政"，这就刺激了地方政府"卖地"积极性。特别是有的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尽力满足对方的占地需求，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 土地质量下降，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未得到根本扭转。我国的水土流失十分严重，目前每年以1万平方公里的速度递增。全国荒漠化面积达262.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3%，遍及13个省区市，近4亿人口受到影响。我国还是世界上公认的少水国家，淡水资源仅占世界的8%，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目前，每年因缺水造成粮食减产1000亿公斤左右，约8000万农村人口和4000多万头牲畜饮水困难。此外，城市三废（废气、废水、废渣）和农药、化肥、农膜、生活垃圾等污染源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土地质量下降。 征地拆迁矛盾突出，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问题。目前征地一般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强制办法，而供地采取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有偿出让形式，这一"双轨制"的存在，使矛盾、纠纷增多，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极端行为和群体性事件。据统计，目前征地拆迁的矛盾纠纷，占上访案件总数的33.1%。在征地过程中，暗箱操作、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屡见不鲜。2010年，全国发生违法用地案件达5.3万起，涉及土地面积41.8万亩，其中占用耕地16.4万亩。 土地监管存在漏洞，现行土地管理体制机制有待完善。现行的"条块结合"的土地管理体制，使土地管理部门很难对本地区土地违法违规行为实施监管。这是一些地方城市建设过度扩张、项目不合理占地的重要原因。此外，《宪法》、《土地管理法》规定征地是因"公共利益"需要，但未对"公共利益"做出明确界定，其解释权掌握在实施征地的各级政府手里，以至于房地产开发、工业园区、各类楼堂馆所都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来征地。 二、强化土地管理的目标和要求 上述情况表明，实现土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采取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强化土地资源集中统一管理，有效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完善监管机制。当前，要特别注重处理好四个关系。 处理好保护耕地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土地稀缺始终是根本性约束因素。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必须具备保护耕地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功能。既要保证农业发展特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又要考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日益增加的用地需要，形成节约用地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局面。 处理好保护耕地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关系。解决13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任何时候都是头等大事。同时，我国已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森林保有量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以上，2050年森林覆盖率稳定在26%以上。这就需要处理好保护耕地和退耕还林、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坚持当前用地和长远考虑相结合，不以透支子孙后代的土地资源来求发展，保持土地资源的代际公平和永续利用，在不突破耕地红线前提下，加大生态功能的土地复垦力度，不断拓展国土绿色空间。 处理好城镇化建设与保护居民合法土地权益的关系。我国已进入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关键时期，2011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已达51%，今后还将快速发展，城镇建设用地势必持续增加。但推进城镇化建设也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不能超越现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哄而上，不能脱离实际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更不能以牺牲居民合法土地权益和社会稳定为代价。 处理好土地管理制度建设与加强日常监督落实的关系。我国统筹城乡土地管理的基本法规和政策体系已经建立，《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了土地用途管制、耕地保护、征地补偿等基本制度。要从根本上解决建设用地猛增和征地拆迁矛盾增多的问题，必须大力加强土地监管的权威性，健全奖惩机制，对未批先用、少批多用、违规建筑等非法占地行为，必须采取依法没收、拆除等强制措施，不能以"补办手续"而过关。 三、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的建议 一要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重点做好基本农田划定和农村集体土地登记等基础性工作，同时加快建设国家标准的永久性基本农田。健全耕地保护补偿长效机制，对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农民进行直接补贴，提高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稳步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农民住宅要先行安排空闲地，加快旧村和"空心村"改造，鼓励农民向中心村、小城镇聚集。改革完善宅基地审批制度，坚决执行一户一宅政策，严禁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强化耕地保护责任制，建立和完善耕地保护数据库，健全国家、省、市、县四级数据库网络传输系统，把保护耕地责任落实到乡镇、村组、农户、地块，做到分工明确、齐抓共管。 二要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不断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严格执行《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各级政府要制定和重新审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控制各类建设用地指标，降低经济增长对土地资源的过度消耗。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划定城镇建设用地"红线"，限制城镇建设过度扩张，走集约化城镇发展道路。加强土地整治和复垦开发，对全国各类存量复垦土地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充分利用闲置土地，积极复垦旧城区、空闲地、废弃地等。实施差别化的土地利用政策，针对不同产业土地配置效率和不同区域主体功能的差异，明确不同产业用地的先后次序，优先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等集约化程度高的产业用地，严格限制高耗能、高耗地、高污染产业用地。 三要积极引导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稳步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是规模经营的前提。农村土地流转必须始终坚持"姓农"，绝不能以流转为名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务必做到土地流转不流失。必须坚持把农民利益放在首位，农村土地流转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确保农民享有土地流转自主权、流转方式选择权和价格收益谈判权等合法权益。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新机制，培育和发展各种类型的土地流转服务中介组织，健全评估制度，规范流转手续，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土地流转市场。地方政府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土地流转长远规划，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配套政策，加强土地流转过程的规范管理，积极做好土地流转矛盾纠纷调解工作，防止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 四要弱化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土地增值收益公平惠及各方。遏制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将土地收入由原来地方政府自行支配的预算外收入，全部或部分纳入中央统一掌管的预算内国税收入，从根本上弱化地方政府与土地的利益关系。改革和完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进一步加强土地增值税收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土地税收在抑制土地投机、规范房地产市场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土地取得和保有成本，逐步把原来一次性收取70年或50年的土地出让金，改为缴纳浮动的土地使用年税制。规范征地程序，明确界定"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的不同实施办法，公益性征地要严格依照论证、协商、听证、裁决、审批等程序确定，绝大多数居民不同意征地拆迁的不能强征强迁；经营性用地要严格按照市场运行机制操作，让当事人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权。完善征地补偿机制，积极探索各种补偿方式，按照"先安置、后拆迁"的原则，对被征地拆迁的居民进行妥善安置，解决好他们的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问题，确保其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基本生活长期有保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五 要加强监督检查，完善土地管理配套措施和体制机制。尽早对《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进行相应修改，突出全面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严格界定"公共利益"征收土地的适用范围，坚决制止滥用征地权。同时加强保护耕地、节约用地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忧患意识和保护耕地、节约用地的自觉性。加强全国土地监管信息体系建设，综合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建立健全土地监管网络信息系统，完善举报奖励机制，对土地状况进行动态监测和全方位管理。加强地方政府土地管理能力建设，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建立健全节约用地的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实行最严格的惩处措施，对违规建高尔夫球场和高级别墅的要严肃查处。大力加强执法监督检查，有关土地管理法规必须严格执行，不得以任何理由变通。建立健全土地和耕地定期检查、动态巡查、不定期抽查责任制，及时发现问题，对重大违法违纪违规行为，要严肃追究党纪政纪和法律责任。（作者单位：中央政策研究室）

在地化知识需要把社会从市场的逻辑中解放出来；需要重塑人的尊严，使人回归为人，而不是商品。在地化知识具有对自然敬畏的心，在它的心里，自然是神圣的，不管是山川、河流、土地，还是各种能源，人类都应该善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