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社会 - - 文章列表 - 普通

土地仍然农村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影响村治的核心问题。2007年换届选举后，重新建立村庄秩序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本文旨在回顾村里通过收益分配而不是土地分配本身解决土地问题的一种尝试。

结对帮扶是政府和社会推进地方政府新农村建设的措施之一，是指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社会团体等与基层单位结对，为对方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农业生产等方面提供扶持，加快结对农村的发展。但帮扶的必要性和意义何在呢？帮扶的基点在哪里呢？

华东师范大学著名教授、杰出学者许纪霖最近在台湾杂志《思想》上发表了一篇《近十年来中国国家主义思潮之批判》。这篇妙文从若干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只言片语中抽象出一个叫作“国家主义”的东西来，宣布跟它誓不两立。文章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敌友区分意识，是作者向卡尔－施密特献上的最高致敬。但可惜的是，如果把本文当作一篇思想史论文来看，它的史料基础和概念功夫都是很不牢靠的。下面试选若干例子评析之。

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IAASTD）东亚、南亚和太平洋地区（ESAP）供决策者使用的摘要 作者：Shelley Feldman（美国）、Dev Nathan（印度）、Rajeswari Raina （印度）、Hong Yang（中国） 各国政府的声明 IAASTD最后一次政府间全体会议于2008年4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与会各国赞赏IAASTD进行的工作，并赞赏这项由多个利益相关方和多学科人士所进行的独立工作，同时注意到这项工作由于涵盖广泛、复杂的问题而面临规模巨大的挑战。与会各国政府确认全球报告和次全球级别报告对许多科学工作者、专家、发展专业工作者所完成的各种研究进行了总结，其中对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的重要性达成了整体性共识，同时在某些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各国认为上述报告为我们了解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问题作出了宝贵而重要的贡献，同时确认有必要进一步加深对未来挑战的理解。本评估是一个建设性的重要行动，各国政府未来都必须采取这项行动，从而确保农业知识与科技真正发挥其潜力，促进实现发展和可持续性目标，减少饥饿和贫困，改善农村生计和卫生，增强公平的、在社会、环境、经济上可持续的发展。根据以上声明，下列国家的政府认可《东亚、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供决策者使用的摘要》： 孟加拉国、不丹、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尔代夫、菲律宾、帕劳共和国、所罗门群岛、东帝汶、越南（11国） 下列国家的政府虽然认可以上声明，但不完全认可《东亚、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供决策者使用的摘要》，其保留意见写入本文的附录。 澳大利亚（1国） ……发动变革，其行事之艰难，成功之渺茫，处境之险恶，莫此为甚……变革者与旧秩序的既得受益者全面树敌，从新秩序的潜在受益者那里得到的也是不冷不热的支持。尼柯罗•马基雅维利，《君主论》，1513年 序言2002年8月，世界银行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启动了一项全球性的磋商，目的在于确定是否有必要进行国际性的农业知识与科技（AKST）评估。此举的源起是，世界银行与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NGO）探讨对生物技术的科学知识状况，更具体地说是对转基因学的科学知识状况。2003年，在一个国际性多利益相关方指导委员会的主持下，举行了十一次磋商，有800多人参加。参加者来自所有相关的利益相关方群体，例如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根据磋商结果，指导委员会向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一次政府间全体会议（2004年9月）提出建议，认为有必要对农业知识与科技（AKST）在减少饥饿和贫困、改善农村生计和促进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进行一次国际评估。会议批准了建议，决定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全球环境基金（GEF）、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共同出资设立一个由多个利益相关方组成的管理机构，进行一次多主题、多空间、多时间段的政府间评估，即国际农业科技促进发展评估（IAASTD）。 IAASTD在治理结构上独具特点，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与非政府性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的混合体。在内罗毕举行的政府间全体会议上，决定由多个利益相关方组成管理机构，以地区平衡为原则，由30名政府代表和民间（非政府组织、生产者和消费者组织、私营部门实体和国际组织）的30名代表组成，以确保由范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进行评估和作出评估结论。 根据利益相关方团体的提名，管理机构在世界各地挑选了大约400名专家，承担IAASTD报告的编制任务（报告由一项全球评估和5项次全球评估组成）。专家以独立身份参加报告的编制工作，不代表任何特定的利益相关方团体。此外，还有其他的个人、组织和政府参与了同行评审工作。 IAASTD的发展及可持续性目标获得第一次政府间全体会议的批准，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是一致的：减少饥饿和贫困、改善农村生计和人类健康、以及促进公平、社会可持续、环境可持续和经济可持续的发展。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正视农业的多功能性：难度在于在提高农业产量的同时，实现发展和可持续性目标。 要实现这些目标的，必须考虑世界在迅速变化这个大背景：城市化、贫富差别不断加大、人类迁移、全球化、饮食偏好不断变化、气候变化、环境退化、生物燃料兴起和人口不断增长。这些情况正在影响当地和全球的粮食安全，对生产能力和生态系统带来压力。因此，在全球贸易体系下，其他应用领域在争夺农业及其他自然资源，因此粮食供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问题有着复杂的政治和社会根源，农业知识与科技本身是无法独立解决的，但是可为实现发展及可持续性目标作出重大的贡献。对世界而言，农业知识与科技的创造和使用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重要。 IAASTD的重点是饥饿、贫困和生计，因此特别关注现状、问题和潜在的机会，目的是提供指导，使当前的农业知识与科技体系转向以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的境况为重点，特别是小型农户、农民工和其他资源有限的农村人口。本评估考察了政策制定方面的关键问题。对于有争议的问题，例如提高生产率的环境后果、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发展生物能源的环境后果以及对粮食长期供应及价格造成的后果、以及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评估也为决策者提供了这方面的参考信息。管理机构同意，评估不能局限于狭窄的科学技术范畴，应该包含其他类型的相关知识（例如农业生产者、消费者和最终使用者具有的知识），并且应该评估制度、组织、治理、市场和贸易所扮演的角色。 IAASTD是一项由多个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跨学科任务，要求使用和整合包括当地和传统知识在内，来自不同知识范式的信息、工具和模型。IAASTD不倡导具体的政策或做法，所评估的是农业知识与科技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各种符合发展及可持续性目标的农业知识与科技可选行动方案。评估与政策有关，但并非从政策角度出发。评估广泛综合了各领域的科学知识，所涉及的领域彼此紧密相联，但往往孤军作战，例如农业、贫困、饥饿、人类健康、自然资源、环境、发展和创新。通过本评估，对于以往孤立看待的问题，决策者在政策及管理决策中可以运用更丰富的知识。对于科学和技术、能力发展、制度和政策以及投资方面的可选行动方案，以从历史分析（一般是过去50年）和对到2050年的一些未来发展选择的分析中获得的知识为评估依据。 IAASTD遵循开放性、透明性、代表性和正当性的原则；以实证为依据；提出选择，而不是提出建议；包括风险评估、管理和沟通；评估不同的当地、区域和全球观点；尽可能定量测算不确定性，提出不同的看法，承认从不同的世界观出发，对相同的证据会有多种解释；并且指出关键的科学不确定性和领域作为研究重点，以促进发展及可持续性目标。 IAASTD包括一项全球评估和五项次全球评估（中西亚及北非—CWANA；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ESAP；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LAC；北美及欧洲—NAE；撒哈拉以南非洲—SSA）。本评估（i）从当地、传统和正规知识的使用目标出发，评估了公共及私营部门农业知识与科技的产生、获得、传播和使用；（ii）分析了现有及新兴的技术、做法、政策和制度及其对上述目标的影响；（iii）向不同民间组织、私营组织和公共组织的决策者提供参考选择，以改进政策、做法、制度安排和组织安排，使农业知识与科技能够实现上述目标；（iv）将农业部门和农村发展的各类利益相关方（消费者、政府、国际机构及研究组织、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生产者、科学界）汇聚在一起，进行经验交流，交流对未来的看法、理解和愿景；以及（v）指出未来对农业知识与科技进行公共及私人投资的选择；此外，IAASTD将提高设计、实施和利用类似评估的本地和区域能力。 在本评估中，农业是指最广泛意义上的农业，但是在所有评估中，有些问题的论述相对简略（例如畜牧、林业、渔业、小岛国家的农业部门），主要是因为所选择作者的专业领域限制所导致。 IAASTD报告草案接受了政府、组织和个人的两轮同行评审。报告草案在公开的网站上发布，任何人均可提出意见。报告作者根据大量同行评审意见对草案进行了修订，评审编辑协助进行修订工作，负责确保评审意见得到适当的采纳。有人说报告过于消极，这种批评意见是作者要处理的最棘手问题之一。在类似这样以实证证据为基础的科学评审中，要判断什么内容是正面或负面的，需要有统一的标准，因此总是会有难以处理的意见。如何处理评审人看法不统一这个问题是另一个难点所在。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和看问题角度纷繁多样，看法存在差别不足为奇。因此，IAASTD的一个关键结论就是，对于过去和当前的事件，有多种多样相互抵触的解释，需要给予承认和尊重。 2008年4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政府间全体会议批准了全球及次全球决策者摘要和综合报告执行摘要。综合报告的内容是汇总了全球及次全球评估的关键结论，重点阐述管理机构批准的八个话题：生物能源；生物技术；气候变化；人类健康；自然资源管理；基于传统知识和社区的创新；贸易及市场；以及妇女在农业中的作用。 IAASTD借鉴和利用了近年的多项评估和报告。这些评估和报告提供了关于农业部门的宝贵信息，但不是具体针对农业知识与科技的未来角色、制度问题和农业的多功能性，包括：《粮农组织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年度报告）；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全球饥饿指数（年度报告）；《国际科学院委员会报告：认识非洲农业的希望和潜力》（2004年）；《联合国千年项目饥饿工作组报告》（2005年）；《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年）；《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科学委员会战略及重点制定文件》（2006年）；《农业水管理综合评估：引导水、粮食、生计和环境领域的政策投资》（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2001年和200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四次全球环境展望》（2007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农业与发展》（2007年）；以及《世界银行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投资的内部报告》（2007年）。 IAASTD的经费由共同出资机构、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爱尔兰、瑞典、瑞士、美国及英国政府、欧洲委员会和国际作物生命协会（CropLife International）提供。此外，许多组织还提供了实物支持。作者和评审编辑也不吝时间，大部分是无偿劳动。 全球及亚全球决策者摘要和综合报告系针对各类利益相关方，即政府决策者、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生产者和消费者团体、国际组织和科学界。不提出建议，仅提供可选行动方案。对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可选行动方案的可行性存在差别，每个利益相关方的重点和职责不同，面对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况也不同，因此没有对可选行动方案的优先次序作出区分。 东亚、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报告供应决策者使用的摘要 东亚、南亚和太平洋地区（ESAP）国家的政府、私营部门、民间和其他主要相关方，在利用农业知识与科技系统推动发展及进一步扩大其50年来取得的杰出成就方面，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ESAP地区的国家正在走出殖民历史和危机，是绿色革命的主要战场，特点是粮食产量高，同时是迅速发展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心。尽管有这些成就，但是居高不下的农村贫困率、饥饿率和营养不良率，性别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环境退化以及不断加大的城乡差距，依然是这些国家农业发展进程和成果的阻碍因素。虽然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但ESAP地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依然占世界贫困人口的大多数，也是最多营养不良人口最多的地区。最近食品价格的上涨十这个问题进一步恶化。尽管全球营养状况可望得到改善，但是到2020年，南亚在世界营养不良儿童中所占的比例依然会超过48%。[第4章] 插入图ESAP-SDM-1。尽管粮食生产有所增长，但营养不良现象仍在持续。 在大多数ESAP国家，以农为生的人口比重下降速度，与农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速度不成比例。土地持有面积日益减少，生产资源也越来越少。此外，农业劳动日益由妇女和老年人承担。 农业部门的发展路径导致水土资源的流失和耗竭、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以及导致环境退化和加剧全球变暖的水和大气污染。工农业的发展和粮食安全受到威胁，必须严肃地重新评估本地区的发展选择。 概况和挑战ESAP地区的内部差别很大，农业气候带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基础设施、人类福利以及灾难和危机应对能力的差异非常大。ESAP地区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是公认的新兴制造中心，目前ESAP地区在世界经济产出和经济增长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大多数ESAP国家农业对国民收入和出口的贡献率在逐渐下降。尽管就业人口向非正式或正式的制造、建筑和服务业流动，降低了人口对农业的依赖性，提高了外出务工收入在农村收入中的比例，但是以农为生的人口比例依然居高不下，即使在快速工业化的ESAP国家也是如此。 [第1、4章] 本地区的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孟加拉、印度尼西亚、中国、印度、马尔代夫、菲律宾和越南，是自然灾害多发国家，土地面临的人口压力很大，同时农业经营的平均规模不断下降。与此同时，有些国家的人地比例也比较地，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本地区既有世界上最肥沃的灌溉土地，也有旱地农业区，脆弱的山区种植业区，以及海岸生态系统区。本地区生物多样性丰富，人们使用多样化的传统知识体系来管理自然资源和生产系统。但是，有百分之六十的生态系统已经退化或使用方式不具可持续性[第2章]。由于自然灾害和一些纳入规划的增产型投资，包括水坝和种植园，导致ESAP的环境移民人数居世界第一。 农业劳动力日趋女性化，而且往往缺乏基本的服务、教育和卫生服务。生产资料和基本服务的匮乏更加剧了农业劳动力处境的恶化，特别是在南亚和东南亚许多地区，很大比例的儿童成为免费的家庭劳工 [第2、3章]。更普遍地看，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以及亚洲大部分丘陵山区和海岸生态系统区，农村贫困率高居不下。历史上，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是ESAP地区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虽然整个地区目前生产足够的粮食，但有些国家仍然缺少粮食。许多太平洋岛屿国家日益依赖于进口粮食。然而，主要的粮食安全问题是：在生产足够的粮食后如何让穷人获得粮食。 [第1、2章] ESAP的内部市场不断发展，为农业提供了强大的基础。收入不断增加，食品从谷物为主转向肉制品和奶制品、水果和蔬菜。食品的转变，提供质量稳定和安全的食品以及收获后管理和加工成为突出的问题。 [第1、2章] 通过扩大灌溉范围，采用可通过肥料、杀虫剂和其他投入来增加产量的高产品种，绿色革命使农业发生了巨变。许多国家因此从谷物进口国变为出口国。渔业和林业则从采获野生资源转向人工养殖培植型生产（水产养殖和人工林业），而大规模畜牧业则已经转向混合农业和集约化商业畜牧生产系统 农业各部门的这种投入密集型人工养殖培植已经导致ESAP地区出现许多环境挑战，在物种构成和系统运行方面，无论是森林、耕地、牧场（例如中国、印度和澳大利亚）还是湿地，对生态系统都造成影响。目前的农业发展模式会加剧污染和环境退化（包括丧失生物多样性），对农业生产和减贫构成重大挑战 [第2、4章]。即使通过环境政策、技术及制度变革引入纠正机制，在收效之前目前的退化趋势可能会继续保持一些年 [第4章]。尽管已经有资源节约型技术，本地区大多数地方还是可能会继续投资于延续或加剧自然资源退化的技术。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环境服务，目前在大多数国家都是无偿使用，因此延续或加剧自然资源退化的技术依然能够为农民带来更高的短期回报。难点在于政府如何促进环境服务定价，，让农民能在生产和技术决策方面作出相应的反应。 自然资源（特别是淡水、沿海水域、耕地、林地）将受到来自竞争性部门的巨大压力，而且压力越来越大 [第4章]。农业产量持续增加，集约型农业和某些地区和作物往往过量使用农业化学品，将加剧目前的水土质量退化和生物多样性退化。 本地区某些发展中国家对生态友好型技术和政策越来越关注，并投资改善自然资源。成功的做法包括改种高价值多年生植物、有机农业、农林复合经营、可再生能源和基于社区的自然资源管理项目。发达国家也大举投资于环境友好型发展。许多国家的政府加入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性议定书》。广而言之，从要求对生物资源基础领域的所有计划、技术和发展干预措施进行强制性影响评估，到全面禁止遗传修饰作物和生物体，采取的措施多种多样。尽管取得上述进展，环境退化依然可能加剧，同时气候变化的影响持续恶化，进一步提高ESAP大多数地区业已很高的自然灾害发生率。 转基因产品的接纳方面，到目前为止，ESAP各地的情况相差很大。中国、新加坡和印度在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审核放行方面已经进行显著的投资；而许多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和泰国，对这个问题依然在辩论当中。日本和许多小国继续禁止转基因产品。目前关于转基因的相关风险和利益（例如食品安全、人类健康、环境、社会经济影响）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有必要建立在这方面进行监管和评估的能力。 插入图ESAP-SDM-2。气候变化影响 在ESAP地区的大多数地方，气候变化和气候多变性将成为农业部门的重大威胁 [第4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预测显示，气候变化导致下列后果：提高自然灾害的发生率；提高平均气温；改变降水规律；海平面上升，造成沿海地区被淹没（地势较低的岛屿和三角洲地区特别容易被淹没）；水土盐度增加；以及为虫害和疾病提供新的和更有利的环境。这些情况对农业生产率和生计将造成负面影响。 [第4章]对于ESAP地区已经受到这些危害的影响并且依赖于农业的发展中国家，此类危害的频率和烈度需要特别关注。这些与气候有关的干扰，其后果必然是使受影响地区农业产量降低，贫困状况恶化，并且有溢出效应。 ESAP地区的主要挑战1. 农业和粮食系统的生产率和质量Ø 通过提高资源使用的生产率，提高粮食产量Ø 在高价值领域建立竞争优势Ø 改善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Ø 扩大雨浇农业和边际生态系统的增长基础Ø 改变生产和技术决策的定价方式Ø 改进牲畜疾病防治工作Ø 减小风险，增强风险承担能力Ø 提供更多价格廉宜的投入和信用贷款2. 农村就业、生计和贫困Ø 降低农村的高贫困率Ø 增加非农就业机会Ø 减少性别不平等和社会排斥Ø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网Ø 增加进入市场的机会，发展市场3. 环境、科学和技术Ø 将环境问题（例如气候变化）纳入农业发展及自然资源管理（NRM）的决策Ø 抢救传统和土著知识Ø 增强前沿科学领域的能力Ø 建立有效的科学技术产生、评估和利用体系Ø 将研究工作与普及服务联系起来 要克服这些挑战，有许多选择。这些选择的实施，具体依赖于与不同生态系统内的农民和农村贫困人口合作，取得具有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结果的不同利益相关方（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组织）。要实施评估中确定和介绍的选择，这些相关方利益相关方必须真正地关注，并在真正确保发展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没有关键决策人的关注，朝向社会经济动荡和生态恶化的螺旋下降速度可能非常快，甚至是不可逆转的。除了ESAP自己的人民，世界也在期待，期待ESAP的决策者能再次表现出过去五十年中使本地区庞大人口基本免于饥饿的那种乐观精神和行动决心。 [第2、3章] 农业知识与科技模式的变化要在不牺牲减贫和粮食安全这两个社会目标的前提下实现环境可持续的目标，ESAP国家就需要改变农业知识与科技的内容和做法。此外，还需要通过制度安排和宏观政策，将农业知识与科技与发展相关方利益相关方和目标有效联系在一起。这要求改变单纯重视增产技术的做法，转向将生产与环境问题相结合。简而言之，这不仅可以促使人们理解农业的多重角色和功能，而且可以促使人们承认农民不仅仅是农业初级商品的生产者，必须将农民视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管理者。 对水、土地和其他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环境挑战日益增加，因此农业知识与科技需要能够提高多种环境下资源使用效率的技术进步。在绿色革命时期，要求的是具备将研究成果应用于作物生产的能力。目前的社会、技术和生态挑战的烈度和多样性与绿色革命时期不同，要求对基础科学也要进行大规模的投资。除了基础的科技知识，农业知识与科技的技能库中还需要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知识 。科学界内部的制度改革可包括：实行新的科学技术报告评估制度，研究新的归因和因果关联准则，建立新的公共/私人合作伙伴关系，通过磋商过程进行决策，开展对有关知识的学习活动。此外，在高级区域科学能力的建设方面，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也至关重要。 增加产量、改善生计和增加环境服务的供应，三者之间的协同增效作用可协助降低环境可持续性的实现成本；但是，在具体情况下，这些目标之间也可能存在此消彼长的问题。下面提供的可选行动方案所针对的是农业生产及生产率、农村贫困和环境挑战。这些选择虽然在本摘要中作为单独的行动加以阐述，但应将其视作运用农业知识与科技实现发展和可持续性目标的综合模式的组成部分。 行动方案1. 提高农业产量和生产率绿色革命主要地区的生产率已经达到相当高度，要增加粮食和其他农业产品的产量，必须扩大农业增长的基础，向雨浇农业和边际生态系统求发展。在这些地区，技术可能性只是农业所面临挑战的部分制约因素，但是应当提供更多有关小型可持续性农业以及雨浇地区或边际地区的农业知识与科技。此外，还需要通过制度变革，使农户加入促进增长和提高生产率的行列。增加灌溉、水分保持和基础设施发展领域的公共投资，包括改善市场准入，取决于政治上是否重视在国民收入统计中被忽略的地区和作物。这些地区的发展也取决于如何开发注重生物多样性的农业系统以及改良技术，例如开发旱地作物高产品种，包括与灌溉农业的相对受控环境相比，在干旱、洪涝和不受控环境的其他条件下具有抵抗能力的油籽和豆类等作物。 [第5章] 旱地作物至关重要。但是，私营部门的研究重点是可以进行国际贸易的作物，因此至少在中短期内典型雨浇作物的研发投资对私营部门无利可图。公共部门的研究为雨浇作物和畜禽生产提供了一些改进的技术，但是有些技术尚未在市场出售，而且目前还没有找到能够在雨浇地区提高产量和减少贫困的农村管理做法、推广系统和制度安排。可能有必要大幅度增加对这些作物和地区公共资助研发工作的支持力度，进行组织和制度安排改革，创造可持续的作物种植体系。按照 ESAP的普遍做法，单纯关注提高产量和生产率，把收入分配问题和福利问题完全交给市场来解决，可能意味着繁荣之中总是伴随着饥饿现象。 [第5章] 先进的信息和通讯技术（ICT）可以提高农业知识与科技的效能，特别是在山区和偏远地区的效能。农业的知识密集性特征越来越显著，要求采用信息和通讯技术，在农民、推广人员、研究人员和决策者当中快速传播和交换信息。采用针对具体情况、灵活和相互关联的决策工具，包括电子推广、电子学习课程以及可以通过孟加拉、中国、印度和菲律宾等国家的生产者已经使用的移动技术和互联网信息站访问的市场信息系统，可以提高农业知识与科技的效能。 [第4、5章] 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精确农业等新型技术可能会有优势和风险。对于遗传修饰作物的优缺点（例如关于遗传修饰作物会导致除草剂和杀虫剂用量减少或增加的说法），有正反两方面的证据 [第2章]。然而，虽然本地区将继续进行生物技术投资，但是公共部门也需要更加重视与贫困有关、可以降低成本的生物技术应用，例如植物繁育领域的标记辅助选择技术，疫苗和重要药物的动物生产体系，以及其他兽医和环境应用。 建立高价值商品作物领域的竞争优势是存在可能性的。随着收入增加，食品消费中高价值和高质量产品的比重也会增加，包括肉制品和奶制品。ESAP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增长、可以为ESAP的农业生产者提供机会的区域市场，ESAP的农业生产者可受益于最不发达国家（LDC）和小型岛屿经济体享受的关税减让和准入优待 [第3、5章]。农牧结合体系和向牧民提供公用草场资源对减贫可能有重要意义，对高科技动物生产体系的投资可能会不断增加。 但是，高价值市场有很大一部分越来越倾向于按照零售链进行组织。这可能使小型生产者被边缘化，但是也为小型生产者通过增值活动扩大经营规模提供了条件。只要小型生产者能够组成合作社或生产者团体，获得必要的资本和技术，提高管理技能，克服规模化中的问题（包括认证），就能够提高农业收入比重 [第3章]。许多小岛屿国家在增加农业产量、提高农业生产率方面面临着独特的挑战，原因是这些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偏僻，人口少，土地面积有限，运输和生产成本较高。 农业贸易增长的同时，加工食品和饮料的国内市场也得到扩大，使本地区越来越关注食品安全和质量。尽管本地区除少数国家之外，已经接受了国际食品安全准则，例如“危险分析及关键控制点”（HACCP）。ESAP地区的许多政府依然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解决安全和质量问题。面对新出现的人类和畜禽健康问题，例如禽流感和口蹄疫，需要在各国国内以及整个地区建立严格的跨国界监控，并需要建立生物保障及生物安全机制。但是在ESAP的许多国家，水和卫生依然是很大的问题，政府可能将饮用水作为确保食品安全和健康的基本手段。 2. 减少农村贫困，提高福利增产和提高生产率本身并不是目标，而是实现增进人类福利这一目标的手段。过去半个世纪的经验表明，要增强人类改善福利的能力，除了生产方面的努力，还要辅以其他措施（例如向穷人提供土地、资本、技术和管理技能）。以下概括介绍可在ESAP农村地区实现增进人类服务福利这一目标的配套政策及干预措施。 虽然粮食生产和供应的增加减少了饥饿，增强了人类健康和营养状况，但ESAP地区的一些部分仍然受到某些农业方式的不良影响，例如：使用受沾染的水源（例如重金属沾染）：过度使用和不当使用化学肥料和杀虫剂。虽然本土和传统知识在营养和人类健康方面有许多可借鉴之处，但要促进正规农业知识与科技方面的合作、实现发展和可持续性目标，还必须采取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行动。[1] 增加对公共产品的投资，减少扭曲资源使用行为的个别补贴。在ESAP国家发展谷物生产方面，补贴扮演了历史性的角色。现在仍然存在各种压力，要求继续提供这种补贴，从而支持贫穷农民的生计，帮助发展中国家在谷物生产方面保持自给自足。随着贸易体制的开放和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形成了要求减少导致过度使用稀缺资源的补贴，增加对基础设施（灌溉和道路）、研究和知识等公共产品的投资的压力。 可以通过奖励措施鼓励采用环境友好型技术。 就补贴本身的使用而言，与补贴支持没有竞争力的生计活动相比，补贴在实现希望发生的改变方面更为有效。许多国家倾向于采取以森林和草场为重点的保护型政策。亚洲通过向人工林业的转变来保护现有天然森林的做法为决策者提供了宝贵的教训。政策上的转变，如果与制度支持相结合，可以提高造林的积极性，改善以林为生的生计选择。 [第3、5章] ESAP地区，出口目前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农业出口的比重很小，而且不断下降。但是，农业出口养活的主要是小型生产者，农业出口在不断增长，对这些小型生产者至关重要。除了传统农业初级商品（粮食、茶叶、咖啡）和新型农业初级产品（水果、蔬菜）的贸易，在社会、可持续及道德目标可能存在交叉点的有机农产品和公平贸易市场，还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对许多农业出口产品，向经销商和金融机构转移部分风险的市场工具，对于解决价格波动和长期下降的问题可能会有作用。此外，还可以实现产出的多元化，通过加工活动提升在价值链的位置，以及在不影响粮食保障的前提下发展替代的作物用途。降低发达国家对加工产品关税的国际贸易谈判，以及降低千百万小型生产者合规成本的能力，也带动了国内市场的质量改进。[第3章] 为缺乏竞争力部门内的农村人口转向非农业生计创造条件生计变化的管理，是公共政策领域最棘手的问题之一。随着贸易体制开放性的增加，世界市场的差异导致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些部门严重缺乏竞争力，而在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生活水平很高，导致许多农业部门无法生存。亚洲国家的政府已经将就业从小型农业向非农业转移作为重点任务。但是，考虑到农村人口教育和培训程度低下，特别是妇女的教育程度低下，就业转移还不能满足大多数农业生产者的需求，无法为其提供体面的替代生计手段。 [第3章]] 信息和通讯技术降低了信息的获取成本，但是依然需要对一般技能的培养进行投资，以协助人们转向或适应不同的生计手段，特别是非农部门的生计手段。重要的是，必须制定优惠的公共政策，提供取得足够非农收入的机会，以及创造支持生计转移战略的舆论环境，使农业生产者及其子女能够珍惜新生计带来的机会，例如制造业或乡镇工业中的技术性工作。 [第3章] 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型岛屿经济体的生产者往往，由于技术能力的限制，无法与发达国家的企业竞争，也无法与在加工和营销方面可发挥规模效益的大型发展中国家生产者竞争。此外，这些经济体的财政能力有限，无法提供世界贸易组织规定所允许的支持。除了取消发达国家的补贴，还需要为这些最不发到国家的生产者提供技术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以及区域和全球贸易领域的特别准入权利。对许多小型岛屿经济体，旅游等非农业生计和人口迁移是提高农村收入的少数可用选择。[第3章] ESAP缺粮国家目前难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大米，显示出通过贸易解决粮食供应问题这种机会的局限性。除了促进本地增产之外，ESAP国家还可考虑采用自己大量的外汇储备建立本地区管理的紧急粮食库存系统。这种地区管理的粮食库存可用于解决该地区常见的自然灾害所导致的紧急需求。 建立农村保障网和执行小型农业生产者保障措施市场开放程度不断增加，可能使生计变得脆弱，如果没有社会保障网，则会迫使经济下滑的调整负担落在最贫穷人口身上，特别是妇女身上。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这种负担表现得很明显。当时，人口回流农村，外出务工收入减少，已经使农村经济承受了大量的危机负担，政府的干预措施依然集中在城市地区。 目前有些国家由于减少进口关税，结果导致进口产品大幅度增加，而且导致获得大量补贴的进口产品大幅度增加，这种现象可能给小型农业生产者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可采取有效措施减缓对小型农业部门的影响。 面对高度波动性的国际市场，综合性的保障网措施和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在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情况下，确保最弱势群体的福利。亚洲经济危机的经历、ESAP许多地区经常爆发的海啸、洪水、冰川湖水溢流、飓风和干旱以及生活必需品价格不正常上涨，使决策者和普通公众认识到，高增长的部分收益应用于为穷人建立保障网 [第3章]。 确保性别平等和社会融合ESAP地区大多数地方出现农业女性化的趋势，意味着妇女在持续性贫困的农村人口中大多数。但是，尽管市场的不断发展提供了机会，妇女得到的惠益取决于个人的知识水平和能够获得多少资产和资源。为了提高妇女的生产率和收入比例，需要提供具有性别差异性的技术、提供进入市场和获取资本的渠道，并提供财产权保证 [第5章]。另外，必须承认妇女在有偿和无偿劳动中发挥的作用，必须承认妇女作为传统技能和知识保存者的地位。 宗教性的少数人群、低种姓人权和土著或部落人群也遭受到各种形式的排斥。没有土地的贫穷劳工和其他贫穷劳工，无论是季节性的流动劳工，还是在农村及城市地区的长期性流动劳工，在公共服务的获取上都面对着歧视，教育和医疗服务方面的歧视最为严重。即使已经认识到让所有群体公平分享公共服务可以提高农业经济的表现，市场也无法克服这些排斥现象 [第5章]。ESAP的许多国家（例如孟加拉国、印度）已经在教育、就业、信贷和土地获取等领域采取平权行动，以克服排斥现象。可以在本地区推广这些行动。 3. 解决环境可持续性问题的选择可持续生产和生态或多样性保护的需求不断变化，要满足需求，我们必须以新的制度安排为中心，培养出多元化的农业知识与科技能力。林地退化和丧失，对水土体系的竞争性需求和水土体系的退化，要克服由此带来的环境挑战，必须进行技术和制度上的变革。到目前为止，农业知识与科技都主要局限于发展增产技术，现在需要在通过技术提高生产率的同时，解决环境可持续性问题。 遏止森林和草场的丧失中国、印度、柬埔寨和越南等国家目前正在进行人工林业体系的实验，目的是减少天然林的开采量 [第4章]。为了扭转草场和森林覆盖率的下降，可选行动方案包括将产权优惠授予社区，农林业复合经营、私营林业和生态系统服务有偿使用制度。 土地退化和用地竞争本地区的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导致与农业生产争夺土地资源。此外，还有土地退化加剧、土壤肥力不断下降以及土壤毒性和盐碱度不断增加的问题。仅靠将退化土地还原为耕地的项目，只能对未来粮食增产发生很小的作用。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还有必要建立补偿、付费和其他有偿使用制度，在环境公共产品的供应与具体的土地使用形式之前建立更密切的关联。这些措施可与严格的环境监管相结合，确保有限的资源得到产出最好和最有效的使用 [第5章]。 水的过度开采水供应的持续下降和水的质量退化，对农业生产的约束作用会越来越大 [第2、4章]，对粮食生产有重大的影响。到2020年，人均水供应量预计要降低到1950年的15%至35%之间 [第4章]。通过基于社区的综合性流域管理及水分享安排，制定替代的灌溉和排涝体系，以及对农业种植用水建立适当的收费制度（可鼓励种植低耗水作物），可以有效克服这些挑战。 当务之急（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印度和中国等水约束型经济体）是提高灌溉农业的水利用效率，培育和推广耐旱作物，以及投资进行可再生水资源（地下水）的回灌和可持续管理。在ESAP地区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能有必要对多部门的水使用进行投资和规划，其中包括城市用水需求。 生态系统退化预测东亚国家粮食生产（使用化肥和家畜粪肥）和消费体系造成的氮污染到2020年将比2002年增加1.3-1.6倍。尽管已经有资源节约性的技术、做法和制度，但ESAP依在继续对导致自然资源退化的增产技术进行投资。此外，目前还没有提出相应的政策和计划或鼓励采用参与式制度安排，为新型的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的利用创造条件。 [第4章] 对于作物和畜禽的基因工程，一直是作为减少环境影响的技术解决方案进行推广（例如减少杀虫剂和除草剂污染、减少虫害对作物的损害以及进行药品的生物生产），但是在ESAP地区这些技术引发了对民主决策和公共选择的担忧，因为农业科学的决策必须越来越多地考虑影响技术决策的生态、社会和道德准则。 [第4、5章] 在国家策略和区域合作的推动下，亚洲的环境技术业将快速增长。务必要让公共和私营部门共同参与建设农业和农村评估、开发、应用环境技术的能力。可能需要通过政府支持，为各种替代做法发展市场，例如“绿色化学”、生物动态耕作、综合虫害管理、有机农业和多元化的农业生态生产系统。 [第4、5章]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和多变性将对ESAP的农业生产构成威胁。就温室气体（GHG）排放而言，ESAP可分为两类国家：人均排放量高的发达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和日本），以及人均排放量低的发展中国家。就本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需要单独考虑中国和印度的庞大经济规模，这两个国家的人均排放量仍然很低，但由于其人口和经济规模巨大，因此总排放量在当前全球排放中占据很大的比重。[2]ESAP地区农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非常之大，来源有水稻种植、畜牧业和森林砍伐。 为了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需要通过农业知识和科技开发来减少农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了适应气候变化，必须通过农业知识和科技开发来克服种植业面临的挑战，例如干旱、长期淹没、盐碱化和高温等因素。水供应存在非常大的时间和空间差异性，因此也需要通过农业知识和科技开发来节约用水和提高灌溉效率。为了保护畜禽生产，需要对因气候变化而传播的病原体以及新出现的动物疾病采取处理措施。生物燃料的需求不断增长，将加剧对土地的争夺，导致天然森林被转化为人工种植园；但是随着第二代生物燃料技术的发展，可以在保持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的前提下为目前的贫瘠和边际土地创造利用条件。 要通过发展农业知识和科技来减缓适应气候变化，就必须对研究机构进行大规模投资。要使农民采用这些技术，则需要有针对性地提供财务支持。可以向农民提供付款，使农民能够改用温室气体排放比较少的技术，或者向农民提供温室气体减排的货币补偿。通过这种方式，ESAP可以为全球碳市场的发展作出贡献。 此外，也需要通过碳市场来引导人们改变森林用途。目前的造林和再造林补偿机制可加以延伸，对2012年以后的“避免毁林”也给予补偿。不对森林进行采伐性利用，（依靠森林谋生的）一些世界最贫困人口会因此丧失生计来源，从这个角度而言，机会成本是很高的，如果建立国际补偿体系（通过市场或非市场方法），可以兼顾公平和减少全球碳排放。 要进行必要的技术开发和技术转移，以及通过经济手段（付款或碳减排额度交易）鼓励农民采用减排温室气体的技术，就需要各种类型的经费来源。碳市场虽然可以提供部分经费，但是要推广减排技术，可能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国际筹资。根据“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里约原则，发达国家在减排技术推广经费的筹措中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ESAP肯定会有大量“气候变化难民”，来自地势较低国家、小岛国家、海岸地区和缺雨地区。对于生计被气候变化所摧毁的人口，发达国家可能最有能力出资进行必要的生计重建活动 保护生物多样性为了提高当地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参与程度和积极性，政府、企业界和民间组织（CSO）可建立学习平台，主动吸收种子贮存、培育、保存领域的土著方法。对于私营部门，由于工业和制药应用领域的生物勘探和专利保护越来越重要，这也可能会促进对种子保存的投资。替代种植系统，例如以遗传资源财富为主题的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可能也能提高人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积极性。其他干预措施（例如在国家内部建立生物走廊）将有助于维持生物多样性。 制度和组织变革因为缺乏适当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许多资源节约型技术无法得到应用，因此农业知识与科技方面即使进一步关注自然资源管理技术，也难有用武之地 [第4章]。下面介绍的制度和组织变更都是为了执行有效的可选行动方案而必须进行的变更。 通过知识产权（IPR）制度既对发展知识的活动给予回报，同时又抑制知识的传播和利用，因此两者之间往往有此消彼长的问题。各国可考虑进行区域合作及双边合作，制定国家知识产权体系，以及从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规则中提出调整知识产权的理由，从而满足小型农业生产者和发展的需要。 ESAP是“开源生物软件”[3]数据库的领袖，该计划提供了快速扩大的资源，以满足ESAP科学界和产业界的需求。尽管有能力分享或利用这一开源数据库的只有少数几个群体，而且往往局限于相互之间有密切关联的利益相关方，但是在环境技术和监督系统的推广方面，此类替代性制度选择无疑是有促进作用的。随着知识和信息分享准则的发展，可以提高此类替代性制度选择的效能。政府将需要决定，在知识创造和利用上，知识产权、开源生物软件还是两者的灵活结合体，才是最有效的工具。[第4章] 当地和传统的知识系统在部分ESAP国家的部分地区将成为主流，但是在拥有许多生物多样性热点的土著社区、山地社区、小岛社区的其他地区，却很可能走向式微，无论是成为主流还是走向式微，主要都是国内和国际市场作用的结果 [第4、5章]。让使这些社区实现发展及可持续性目标，在ESAP的农业知识与科技发展模式上需要采取多功能模式。在非正规教育、传统医疗服务、有机农业和综合虫害管理（IMP）领域，对投资、新认证规则和准入机制的需求越来越迫切。通过这些选择，传统知识传承者/实践者可以得到承认、复兴和经济发展机会。 制度安排包括基于社区的使用者委员会，使用者委员会能够凭借可靠的使用权和管理权，满足改进自然资源管理的需求。此类举措的成败取决于公共及私人利益相关方（企业和家庭）。ESAP地区的环境监管制度也面临执行无力的问题，可能需要从制度上采取措施，确保对执行机制进行监督和评估。此外，在监督和评估系统方面，需要继续关注从制度上采取措施，取代扭曲贸易和损害环境的补贴。[第3、4、5章] 关键在于根据市场化的价格机制作出生产决策的是农民和农户。为了实行资源（例如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对改善环境的行为（例如改善水质）给予奖励，以及对恶化环境的行为（例如排放甲烷）给予惩罚，上面介绍的各种措施可将目前属于外部性的成本内部化。通过适当的奖惩，改变价格体系的激励机制，可帮助农民转向环境友好型技术。但是，要让相对开放的经济体实施这些做法，需要进行国际谈判和达成协议。[第3、5章] ESAP为基于社区的土地管理和已退化土地及水体的复原提供了几个制度选择。相关范例表明，要公平地解决争夺用水权的问题，行政职能和政策需要保持连贯性，此外还需要有能够建立和加强跨部委协调、多利益相关方磋商/管理和多部门对话的解决机制。此外，不仅需要有效设计国家和区域的水政策，还需要适当的流域范围管理技术。[第4、5章] 争夺自然资源的冲突越来越多，环境也不安全，这在渔业捕捞权和水分享方面的争端中表现得很明显。为此，ESAP国家需要加强冲突解决制度和区域合作，例如从禽流感开始，以管理优先保护计划和监督虫害和疾病的发生情况，以及监督发展及执行机制。[第4、5章] 在亚洲，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正在日益参与政策制定领域的工作，以便确保绿色发展和确保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面对环境和经济压力的增加，边缘化人群和部落民的生存压力可能随之增加。在为这些人群争取粮食权和人权的活动中，民间组织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因此，建立当地发展可持续农业及粮食系统的能力，从而养活亚洲的资源贫困型人口，这方面的投资需求也可能会增加。[第4、5章] 国家性、区域性和国际性的研究机构、教育、培训、信息和通讯技术以及研发领域的组织如果单独行动，就无法应对环境可持续型农业的多功能性要求。因此，农业知识与科技组织需要提高农业社区的参与程度，强化研究机构与民间的合作，加强基础设施和社区资源以及扩大非研究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政策和研究工作的组织方面，对于目前井水不犯河水的实验室科学家、基于田野工作的推广人员和各级决策者，也需要加以整合。 总而言之，要应对ESAP地区目前和未来的挑战，必须认识到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多角色性。目前对农业知识与科技的关键要求是，在环境不退化和提高农业产量的前提下，节约资源。这包括开发能够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知识和科技。要实施能够转变农业知识与科技利用模式的全球、区域和国家性决策，归根结底要依靠无数男女农民和作为参与者和终端使用者的农业社区的努力。在发展环境可持续性生产的同时，提高生计和社区的可持续性。要利用农业知识与科技来应对这方面的挑战，农民和农业社区对自己所管理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掌握的知识，以及为农民和农业社区提供的改善农业和非农业生计的机会，是成败的关键因素。附录 对整个报告的保留意见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赞赏IAASTD行动和各报告，认为它们是及时而重要的、由多个利益相关方和多学科人士参与的工作，目的在于评估和增强农业知识和科技在应对全球发展挑战方面的作用。但是，在这项行动和各报告中阐述的看法和观点非常多，澳大利亚无法完全同意报告中提出的所有说法和方案。因此，澳大利亚认为报告是一个有益的工作，可用于审议未来的农业知识和科技重点事项和范围，用以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减缓饥饿和贫困。 对个别段落的保留意见 1. 帕劳共和国指出：许多小岛国家的人类健康和营养状况均受到传统本地食品转向进口食品这种消费形态变化的不利影响。由于这些变化，造成了患肥胖症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并且导致各种与饮食有关的疾病，例如糖尿病和高血压。目前的报告没有论述这个问题。 2. 印度政府不同意用“很大的”这个词来形容印度在全球排放量中所占的比重，因为印度所占的比重很小（不到4%）。印度建议采用下列说法：“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当中，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经济规模庞大的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排放量仍然很低，其排放量将有所增加，以便满足及社会和发展需要。” [1] 帕劳共和国。 [2] 印度。[3] 收有了一百多万件生命科学专利和相应的软件，资源对用户透明开放。

2008年全球饥饿指数于2008年10月14日公布，总部设于华盛顿的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IFPRI)一份报告认为，在2008年全球88个国家中，刚果得分最高，为全饥饿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印度排名第66位，朝鲜排名第53，而中国位居15位。

开罗公民教育顾问对埃及公民社会和新社会运动进行分析。尽管埃及争取变革运动在形成公民民主的一极——能够在埃及建立新的不同性质的社会运动方面起火车头作用的一极——方面取得了部分成功，在这里公民社会也构建了自己的生态范围，但是仍然存在若干需要面对的挑战。

1983年在中国山西某县做的一次引起广泛关注的问卷调查发现，该县43%的专业户为干部或前任干部家庭。这一发现，如果重要的话，在何种意义上重要呢？广而言之，从这项问卷调查可以对中国社会、政治及经济得出什么结论？本文试图说明，从作为大多数中国大陆问卷调查研究之基础的对中国人口的非代表性抽样能够（及不能够）推出什么结论。抽样不是在中国进行问卷调查的唯一严重障碍。很多其它问题也对社会科学家的聪明才智提出了巨大挑战，它们要求科学家们调整标准的方法以适应显然不标准的条件。不过，本文考虑的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在中国进行抽样的最基本现实不是调查研究人员努力想克服的那些障碍，而是一个普遍被认为可容忍的情况：对大多数调查者来说，获得对全中国人口的概率抽样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不论问卷设计得如何巧妙，访问实际上总得在一定的地域内与中国人进行，而这些地域的选择不是根据任何随机选择的原则,而是部分出于方便，而且总是要得到政府的认可才行。不需要懂多少方法论就可以看出来，即便地区内的采访对象是用概率方法选择的，这些地域性样本也是更大的中国人口的非代表性的“非概率样本”。对问卷调查研究人员来说，这一状况不大可能在近期改变。即便中国领导人继续允许问卷调查，全国性的概率抽样可能仍是特例而非常态。缺乏全国性的概率样本并未阻碍对中国的问卷调查研究。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高层领导人允许并经常鼓励就广泛的问题进行客观的实证调查，很多中国社会科学家对此作出回应，对一些重大而有意思的问题进行了大胆的问卷调查研究。研究当代中国的西方学者——特别是社会学家——也敏锐地抓住了这些新机会，很多人都与中国学者在问卷调查研究项目中展开合作。1989年政治气候的改变直接和间接地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但最近一些重要的新项目已经成功地在进行，以前险些被中止的一些项目也恢复了。正如及时掌握文献的当代中国的研究者了解的那样，已经有大量的已发表的著述是以对中国的地域性样本的研究结果为基础的。这类研究还可能大量增加。但它在重要性上是否也相应地增加，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学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使用其它方法）认为他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本文阐明：从对非随机地选择出的地域中的样本的问卷调查中，仍可了解到很多关于更大的中国人口总体的情况。熟悉问卷调查和推理统计的社会科学家，包括越来越多的在中国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的学者，会发现本文没有多少新意。但对于研究中国问题的其他学者而言，本文是个入门的方法论基础，有助于区别和吸收从在中国进行的问卷调查得到的发现。文章也表明，精通问卷调查研究和推理统计的方法并不能取代好的研究问题、常识及良好的判断力。而要想获得这些，研究者必须经常依靠“区域研究”的知识积累。本文对研究目的作了一个简单而基本的区分：一是沿单一维度描述总体特征，二是考察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在中国进行问卷调查是可能出现的三种偏差，文章讨论了实现后一目的的各种可能性。这些偏差被认为是对“外在有效性”的威胁——也就是说这些情境使人们怀疑样本的研究结果是否适用更大的总体。在讨论这些情境时，本文区分了“良性偏差”“可以应付的威胁”和“致命打击”。 概率抽样与推理性统计分析问卷调查是为了回答有关特定总体的问题而在自然环境下系统地搜集数据。数据通常只从总体的一部分——样本——中收集，关键是运用样本数据来对总体作出推论。概率抽样使我们确信足够大的样本会充分可靠地反映总体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因此能代表总体。它用偶然性方法和已知的非零概率选择方法从总体中选择“元素”（比如个人）到样本中。比如，最直观的概率抽样方法是“简单随机抽样”，采用该抽样方法时，每一元素都有相同的被选入样本的概率。概率抽样为使用统计理论评价对于实际总体值的估计是否可靠提供了唯一基础，这些估计是由样本数据推出的，例如某一被测量的维度的平均值或比例。比如，考虑这样一个研究问题：中国农民每年参加的政治会议的平均次数。假设我们收集到了样本数据，也计算了样本的平均值（估计）。但这个估计与通过对全中国所有农民作全面而精确的人口普查得出的平均值是不一样的。到底有何具体的差异并不清楚——因为总人口的平均值是未知的。考虑这一问题的标准的科学方法是用概率术语问这样的问题：长远来看，也就是说，如果抽样选择重复无数次的话，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统计理论正是通过提出下面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以概率方式考虑抽样的多样性：用相同的抽样方法抽取的相同规模的所有可能的样本的平均值会构成什么模式？由这些平均值构成的模式被称为平均值的“抽样分布”。只要样本足够大（比如20或更大），这种理论上的分布就接近“正态分布”，即我们熟悉的铃形曲线。实际获取的样本可以被视为是一组理论上重复的样本中的一个，该样本的平均值可被视为平均值的样本分布中的一个值。对足够大的概率样本，这种抽象是有效的。同时，因为这种抽象将总体均值的估计值放在了一个包括真正的总体均值的正态分布之内，它也是有用的。现在，我们可以参考正态分布的已知特征以概率方式考虑估计值与总体均值不相同的可能性有多大。理论上重复的样本的估计值围绕总体均值的分布方式是用“标准误”测量的。标准误概念是统计推理的关键。正是标准误——实际上，正是我们用来根据一个概率样本的数据估算标准误的公式——使我们能够评估对总体值的特定估计（当然包括平均值之外的其它值）的可靠性。计算标准误的方程以概率论为基础。归根结蒂，我们是根据一个样本来评估一个估计值，评估方法是估计该估计值的标准误并且根据我们关于正态分布的知识考虑该估计值及其标准误。包括估计值在内的特定值域可以与总体值在多大的确定度上处在该值域内相联系。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偏爱确定程度高而值域范围小。确定度（95%，99%是常规的选择）可以选择，但与其联系的值域的大小取决于估计值的标准误。较小的标准误产生较可靠的估计值。概率抽样使我们可以回答一些基本问题（这一点很重要），并且使答案的可靠性得到科学界定。中国境外的学者几乎没有人在做问卷调查时对任何特定中国人口总体进行全国性概率抽样。有一个确实使用了全国概率抽样的问卷调查是1988－90年由史天健对政治参与的调查。史的调查要回答的问题属于那类如果没有概率抽样就不可能进行科学探讨的问题：即描述总体的单一变量，描述总体的任何一个被测量的维度。中国公民是如何参与政治行动？频率怎样？他们为什么在选举中投票？如果对政府的政策不满或发现地方领导以权谋私，他们会怎么行动？史的应答百分比图表为以上以及其它很多问题提供了具体的答案。由于样本是全国概率样本，我们可以期待这些估计值与全国总人口的实际值十分相近。究竟有多么相近可以用统计推理的科学语言说明。在中国试图进行全国概率抽样时，调查人员面对的主要困难不是技术上的可行性，而是实践的难题，本质上是政治上的难题。确实，从纯粹技术上看，在中国进行问卷调查的条件是良好的。由于政府对居住的控制和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在十分基层的人群层面——城市街道和乡村村庄——都有相当及时、准确和完整的户籍登记。有了这些记录，很容易在每一个人群内选择家庭或家庭成员的概率样本。显然，要对全国人口进行抽样，没必要获得每个街道和村庄的户籍记录。更经济的方法是把总人口划分为地域抽样单位——比如，第一步，分为2000多个县。这些单位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更小的地域人群和次人群，直到最后的地域人群单位，然后从这些单位抽取家庭或个人。抽样者可以首先挑选包括50个左右的县的概率样本。然后从每个县抽取乡镇概率样本，依此类推，直至最后从街道或村庄中选出家庭或个人。要对总体更有代表性，可以先依照某一维度（地理区域或经济发展水平可能是明智的选择）作一分层，然后在每一层中选择概率样本。现在，关于中国县级状况已有相当具体的聚合数据，很多已发表并且可以为公众获得。研究者可以利用这些数据识别特征区分由大约同质的县群构成的各个层级。重要的是指出，从中国人口这么大的总体中进行概率抽样，本身并不构成困难或对资源的过份压力。由于其对标准误的影响，样本规模在抽样设计中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样本越大，标准误越小（估计值也更可靠）。但除非总体很小，绝对样本规模在减小标准误方面比比例样本规模更重要。简言之，较大的总体并不由于其规模大而要求较大的样本才能产生可靠的估计值。在以上描述的抽样设计中，不需要完备的总体记录。抽样者只需要在从倒数第二抽样阶段选出的最后人群（比如街道或乡村）中抽样时使用户籍记录。尽管技术上可行，但这正是实际与政治困难开始之处。调研者不能指望获得由随机程序选出来的每个最后人群的户籍记录。他们不能指望当地干部承担起责任，决定让他们接触到户籍记录，因为这些记录是官方资料。地方政府很少有合作的动力。从实际角度看，问卷调查打乱日常事务，影响生产。从政治角度看，很多官员不理解或不信任调研者的学术目的，尤其是当问题触及政治（广义的政治）或研究者是外国人的时候。考虑到中国易变的政治环境，合作的潜在成本对地方干部来说不能算小。由于这些原因，研究者在中国做问卷调查时不是让机会决定他们的调查地点。相反，他们一开始就以非概率程序选择允许他们进行概率抽样并采访那些选出来的个人的地方。这些地方通常是是一个或几个相当基层的人口聚居区（县或县级以下），而且他们本人或他们的中国同事在这些地方有官方或非官方的关系。这些样本是当地人口的概率样本，但对更大的中国人口来说，则是非概率样本。 非概率抽样非概率抽样选择样本的方式使我们不可能估计每一元素被选入的概率。它不能确保每一元素都有入选的机会。这样产生的样本可能是有误差的，会包括过多或过少特定类型的人。基于非概率样本对总体作出的估计可能与总体实际情况存在系统的、未知的差异。对于当代中国很多引起人兴趣的问题 —— 包括所有试图沿任何单一向度描述一个总体的问题—— 的可靠答案只能在全国概率样本获得的数据中找到。尽管产生能代表中国全体人口的样本的程序并非不可企及（即便在1989年后的研究氛围中），它们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仍是不现实的。这是一种不幸的环境，但不是灾难。根据地方样本的数据，我们可以可靠地回答有关变量之间关系的问题，而且对这类极为重要的问题的答案可以被推广到超越样本的一个总体。比如，虽然我们不能使用来自地方样本的数据可靠地（象史天健做的那样）估计全中国人参与政治行动的方式，但我们可以运用这些数据对于政治参与形式与年龄、性别、职业等的关系作出可以推广的推理，并且不是一定会遇到可靠性问题。只有当抽样时选择的人从我们研究的变量关系角度看异乎寻常的时候，非代表性样本才对作出估计构成问题。线性回归是一种统计分析形式，它极好地表明用非代表性样本的数据也有可能做出可靠的估计。一个回归模型就是两上或更多变量之间由理论假设的因果关系。它典型地表述为一个线性方程，其中包括一个（理论试图解释的）因变量，一个常量，一个或更多的自变量或“解释”变量（理论假设的原因）以及需要估计的系数。系数是解释变量的每单位变化引起的因变量的变化量。方程还包括“误差项”，以承认解释的不完备性。误差项包括任何未作为变量包括到模型中并且因此在收集数据时未被测量的因素。比如，在一个简单的模型中，可以从理论上假设人们的收入可以由其受教育的年限来解释。研究者进而收集对收入和教育水平的观察（每一个人收入和受教育年数的数据构成一个观察）。在一张图表中，可以用y轴标志收入，用x轴标志教育，然后在标志出的各观察值中间划一条线，使各个观察与该线的垂直距离最短。该线的斜率就是教育变量的系数：它是教育变量（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每一单位变化（比如小学以上每增加一年）引起的收入的变化。并非各个观察都正好落在该线上，它们与直线的垂直距离等于“随机误差”。显然，这种模型不够充分，收入水平的变化可能有其它重要的解释。我们可以把这些其它的解释（解释变量）加到模型中，可以收集它们的数据，可以用回归分析来分析它们对收入水平的独立添加效应。只有理解了回归模型中的误差项，才能理解非代表性样本对于依据样本推断总体的努力究竟有什么影响。模型中的误差项是一个理论概念，与数据收集无关。它表明研究者务实地理解模型中有不明因素（包括测量误差以及总体固有的可变性）可能导致因变量的变化。误差是可容忍的——除非它们具有系统模式。非常具体地说，如果解释变量与误差项不相关，并且每一观察的预期误差为0，误差是可容忍的。这些假定并不符合直觉，我们将在下面用例子详细说明。现在我们只是用较简易的语言说，如果被列明并被测量的解释（解释变量）与未被列明并且未被测量的因素没有系统的联系，并且因变量的各个观察值并不系统地偏离由解释变量所解释的模式，误差就是可以容忍的。如果相信模型说明的理论，那么误差就被假定是非系统性的。如果抽样并没有违背以上关于误差项的一个或两个假定，那么我们可以就由回归模型代表的理论关系对超越样本的总体做出可靠的推理。当一个（或两个）假定被违背时，模型表述的理论可能仍站得住脚，但不能指望某一样本中的数据产生与理论近似的结果。用非概率抽样程序收集数据时，有一些方法显然可能违背这些假定。以下是一些例子，用来说明非概率样本可能不具代表性的最常见的几种方式。我们的焦点是根据在中国做的问卷调查而完成的已经发表的著作中经常可以发现的各类样本：在这种情景下，调查样本是对地方总体的概率样本，而不是更大总体（比如全中国农民或全中国人）的概率样本，而后者是研究者希望对其作出推测的。下文讨论对每一例样本偏差如何影响我们就回归方程模拟的关系对总体做出推测。这就相当于问：这个样本偏差对误差项意味着什么？带着这一问题，这些例子被分为三种样本偏差情形，分别为“良性偏差”“可以应付的威胁”和“致命打击”。当样本的非代表性特征不违反关于误差项的任何一个假定时，出现的是“良性偏差”。可以应付的威胁违背一个或两个假定，但可以运用统计技术加以矫正。致命打击也违反一个或两个假定，但它们是不可解决的，因为不能纯粹由统计技术加以矫正，尽管常常能通过收集额外的数据来矫正。因此，只有这第三种样本偏差才真正成问题。下文所讨论的理论关系是由近来关于中国农村农业非集体化的政治经济分析文献启发的。非集体化始于1970年代晚期，基本上完成于1980年中期，它将管理生产的责任赋予农户，解除了党和政府对农业生产的官僚控制。这样它就使乡村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它使几百万地方干部变得多余，也减弱了在职干部的功能。它还鼓励了新的为市场从事专门生产的富裕专业户阶层的出现，到1980年代中期专业户达到大约2300万户。地方干部数量和权力的下降以及专业户的兴起提出了经济资源控制中心发生转换这一有趣的问题：以前的及现在的政治精英已经有效地使自己转变成新的经济精英了吗？文章开头提到的1983年的中国问卷调查似乎支持下一观点：大量的干部已经放弃作为干部拥有的政治权力（或正在利用干部拥有的政治权力）去作为乡村企业家追求经济财富。问卷调查发现，山西某县43%的专业户是干部家庭或前干部家庭。很多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学者，一方面不质疑乡村政治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结构转型，同时得出结论说，干部地位是解释在新的乡村秩序中哪些家庭最发达的一个关键变量。简单地说，这一结论背后的理论表明下面三个机制至少有一个在起作用：第一，在非集体化过程中,地方干部操纵了土地和其它资源的分配，结果，他们开始其家庭生产的综合条件与普通农户相比具有不成比例的优越性；第二，即使在集体解散之后，地方干部对生产资料的分配仍有相当的控制，他们从中为自己以及多年共事建立了关系的前任干部谋好处；最后，干部或前任干部得益于本地的人际关系网，这关系网使他们优先获取信息和稀缺资源，而后者都构成在市场交易中获利的机会。每一种机制都把干部权力和地位本身视为一个解释，而不是把可能与干部地位相联系的其它变量（比如教育）作为解释。政治权力的持有者使自己摇身变为经济能人的问题为考虑有偏差的样本在对总体作出推测中的意义提供了引人注意的焦点。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已经理所应当地吸引了一些最好的社会科学家的注意力。中国问卷调查的结果指向了一个戏剧性的结论，而上文回顾的三种机制也为这些结论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最有意思的是，社会科学家Ｖictor Nee和同事的认真的问卷调查对这一理论的最简单的形式提出了质疑并得出了与中国学者的发现相矛盾的结论。 良性偏差在中国进行地域性调查时最常见的良性样本偏差是变量的“非代表性部分”。也就是说，任一给定维度上的地域性变化与希望对其作出概括的更大的总体的变化不同。比如，一个农民的地方性样本可能比全中国农民的总体更富或更穷，或者受教育更多或更少。即使在地域内是用概率抽样程序来选择采访对象，仍然没有理由期望它对中国农民的总体沿任何维度变化上有代表性。考虑这样一个线性回归模型，其中家庭收入是因变量，干部地位是理论上主要感兴趣的解释变量。干部地位由一个二分的、表明某一家庭成员是否曾任干部的变量来测量。该模型中还包括一个衡量家庭成年成员受教育年数的变量。这使得教育和干部地位的独立添加效应得以被澄清，也可以检验另一替换假说：干部家庭在集体解散后更富裕是因为干部一般受过更好的教育。集体解散前的家庭收入、家庭劳力和非劳力的数量等“控制变量”也包括在模型内。出于方便的考虑，选定了某个县进行调查，但在该县内用概率抽样的程序选出了农民。几百户的观察被收集到。多元回归结果表明，干部地位在统计和实质上都是显著的。可以得出结论，其它条件相同时，干部或前任干部从现在或过去的权力中获得的好处使得他们能从非集体化中最大程度地富起来。假如有研究人员发现被选中的县在模型中作为一个变量的一个维度上特别不具有代表性。比如，该县的一般教育水平比大多数乡村的要高很多。这一样本偏差会使关于教育与家庭收入变化关系的结论——也（或许）使方程式中涉及其它关系的结论——无效吗？如果认为关于回归模型中的误差项的假定没有被违反，则我们仍可期望对更大的总体的推理是可靠的。图１和图２解释了其原因。 图1：假想的中国农户概率样本中教育与家庭收入变化之间的关系图2：X县农户的概率样本中教育与家庭收入变化之间的关系 图１标示的是根据来自假想的全中国乡村人口的概率样本的观察得出的农村教育与家庭收入变化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是一个概率样本，我们可以认为在教育这一维度的外上端的观察点集可靠地反映了全部农业人口中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那一部分人口。在图１中，这一部分人很少。图２表明了同样的关系，但它是从地方问卷调查数据估计出来的。这个样本是一个县农民的概率样本。我们可以认为教育这一维度的外上端的观察点集可靠地反映了该县具有相对较高教育水平的农户的情况。比较这两幅图中的点集，该县的样本对全中国乡村教育水平很不具有代表性。正如我们所预料的，乡村总人口的非概率样本不能沿任何单一维度提供可靠的数据。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地方样本说明中国农民总体上受过多少教育。但是，估计的教育与家庭收入变化的关系不依赖于样本的各个部分。在两张图中，教育直接随家庭收入一起变化，而且没有内在的理由假定它不会以相似的程度发生变化。因此，非概率样本中不具代表性的部分并不影响对变量间关系的估计的可靠性。我们经常把样本观察与现有的聚合数据（比如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对比，以了解非概率样本在何种程度和在哪些方面不具代表性。但在很多情况下，比如，当被测量的是价值观或信念时，聚合数据是不存在的。这时，就不可能对样本的代表性作任何具体的推测。这并不重要；我们可以假定非概率样本的各个部分不具有代表性。而这对社会科学家所提出的大多数问题也不构成障碍。非代表性的各个部分都是样本偏差的情境，但它们并不会内在地威胁到关于变量间关系的发现的可推广性。现在考虑另一种不同的非代表性的部分。被选的地域在一般意义上不能代表中国农村，但是它的非代表性在于一个未作为变量包括到模型中的维度。比如，该具人口中有很高比例的少数民族。显然，这使该县与众不同。我们必须从理论假设的关系角度考察这一情形会如何影响我们作出关于全体中国农民的推理。也就是说，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很多重要方面有所差异，要问的问题是：如果该样本被分为少数民族和汉族两组，可以预期从这两组获得的有关理论假设的关系的发现会有所不同吗？显然，如果一个变量（比如少数民族地位）被认为具有解释力，那么它将被包括到模型中来。但是模型是简省的，没有任何地方是完全典型的，而且非概率样本中的各个部分可能在无数维度上没有代表性。因此，有关地域样本，很可能产生未被纳入模型的变量是否相关这类问题。比如，有理由认为干部地位和家庭收入之间的理论关系对少数民族和对汉族来说是不同的吗？一个理论的回答可能就足够了。如果研究人员满足于否定答案，样本的非代表性就无关紧要，但如果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则可以用经验方法处理这一问题。假定样本的观察包括关于少数民族身份的信息，那么就可以在模型中加入一个标明这信息的变量，这样就在统计上控制了非代表性。这时，少数民族身份就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解释变量，而且可以用经验方法回答下面这个问题：这种非代表性重要吗？不管它是否重要，通过使用一个控制变量分离出少数民族身份的独立添加影响，我们仍然可对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总人口作出可靠的推论。 可以应付的威胁和致命打击：违反假定一除了回归模型标明的解释变量，各种误差也会引起因变量的变化。由于模型一定是不完全的，所以误差是意料之中的——它包括所有没有标明并且没有测量的因素。非系统性的误差并不影响对回归方程模拟的关系作出的估计的可靠性。因此，关于这些关系的模型容许有误差，不过同时也假定这些误差不具有系统的模式。如果违背了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与误差项不相关这一假定，对模拟的关系的估计就是不可靠的。研究者感兴趣的总体的非代表性样本可能导致对这一关键假定的违背。在有些情况下，这种违背可以借助统计技术加以矫正（可以应付的威胁）。然而，在其它情况下，即使问题能够矫正，也只能通过收集新的数据实现（这是对从样本获得的发现的可推广性的致命打击）。回顾上一节描述过的回归模型。因变量是非集体化后农户收入的变化。解释变量也是以户为基础测量：前任或现任干部地位、成年人受教育年数、集体解体前的收入、劳力与非劳力人口数。如上所述，出于方便，选择了一个县进行地区调查。在该县内，用概率抽样程序选出几百家农户。然而，在本例中，基于样本观察的多元回归结果表明，干部地位是不显著的。由于该县内的农户是用概率抽样程序选出的，对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的考虑主要集中在样本被选出的地区。样本偏差将会如何影响模型中误差项与一个或多个解释变量的相互关系呢？假定与中国农村的总体情况相比该县的总体与样本都是异常的，因为该县很高比例的居民有亲属居住在国外（如果该县位于南部沿海地区，情况就会如此）。如上，我们必须从理论假设的关系角度看样本偏差的意义：如果把样本分为有海外亲属和没有海外亲属的家庭，可以预期从这两组家庭得出的关于理论假设的关系的研究结果会有所不同吗？显然，设想海外亲属会有所影响是合理的。一些专业户富起来，可能只是因为有大量的初始资本投入，而资本的一个来源可能是其海外亲属。如上指出的，当有人言之有理地认为非代表性会有影响时，问题可以用经验方法得到解决。在这里，我们假定样本观察包括相关的信息，我们就可以在模型中增加一个标明农户是否有海外亲属的变量，以便从统计上对非代表性进行控制。用这样的方式表述，这里的问题与前面关于少数民族身份偏差的问题完全一样。但这一问题的本质是不同的。我们最关心的不是省略了一个潜在地相关的变量，而它必须被纳入模型以便对样本在某一维度上不具代表性的部分进行控制。在这里，我们最关心的是模型中一个或多个解释变量与误差项之间的相关性。现在考虑一个附加的命题：在其它情况相同的情况下，与从未当过干部的村民相比，前任或现任干部较少可能有海外亲属。考虑到在集体经济解体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有近枝亲属在海外的人政治上不可靠，这个命题显然不是难以置信的。如果接受这第二个命题，那么不测量是否有海外亲属（即把是否有海外亲属放在误差项内）就会产生系统性的误差。我们模型中的误差项将会与表示干部地位的解释变量相关。对于构成回归分析基础的一个关键假定的违反使得估计变得不可靠了。图3，4，5标示了这一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图3画出了干部家庭和非干部家庭的收入变化的样本观察，其中前任或现任干部家庭用数值2表示，非干部家庭用数值1表示。从图中，看不出干部地位与收入变化有明显的关系。有少数干部家庭收入有较大增长，但绝大多数干部家庭增长处于中等水平。相当大比例的非干部家庭收入增长相对较大，但更多的非干部家庭相对增加较少。有这样一些观察，毫不奇怪回归结果指向的结论是干部身份并不能帮助解释家庭收入的变化。图4，5标示同样的关系，但样本被分为有海外亲属的家庭（图4）和没有海外亲属的家庭（图5）。这两张图中点集的相对规模表明，与非干部家庭相比，较小比例的干部家庭有海外亲属。这标示了上文假定的第二个命题。这一命题的含义很清楚。在控制了家庭是否有海外亲属的影响后，干部地位事实上与家庭收入的变化是相关的。在有海外亲属的家庭中（图4），干部家庭比非干部家庭的收入增长更大；没有海外亲属的家庭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关系（尽管斜率并不完全一致）（图5）。 图3：X县家庭的概率样本中干部身份与家庭收入变化的关系图4：X县家庭的概率样本中有海外亲属的家庭的干部身份与家庭收入变化的关系图5：X县家庭的概率样本中没有有海外亲属的家庭的干部身份与家庭收入变化的关系 当模型中的解释变量由于样本的非代表性而与误差项相关时，样本偏差的情况不是不可救药的。解决方法本质上与上一节建议的没什么不同。我们可以在模型中增加解释其相互关系的变量来对付这一问题（在这个例子中，是增加表明是否有海外亲属的变量）。但是，尽管解决方法基本相同，但问题本身是根本不同的。在一上节，作为回归模型基础的假定并未被违背，而在这里样本偏差的情形违反了回归模型的一个关键假定。用统计方法解决这一问题要求收集个体层面（此处是家庭层面）的变量数据，如果已经收集了这些数据，对模型的关键假定的违背就是可以应付的威胁，否则，该问题就可能对从样本获得的发现的可推广性构成致命打击。有关样本偏差情形的聚合数据（比如有无海外亲属的干部家庭的比例和有无海外亲属的非干部家庭的比例——不管是全县的还是样本的比例）不能用来矫正这一问题。在这些情况下，就需要收集个体层面的新数据。然而，解释变量与误差项之间假设的关系并不一定意味着问卷调查研究的结果无效。如果第一个假定被违背而且没有可以用来进行统计控制的个体层面的数据，那么，只有当被排除的变量的影响被假设的影响是显著的时候，这种违背才是严重的。换言之，在这种问题未能用经验方法回答之前，研究人员将不得不依靠常识和良好的判断力评价损害程度。 可以应付的威胁和致命打击：对假定二的违背。本节考虑导致违背第二条假定的非概率抽样的影响。模型中的误差具有系统性，因为预期的误差值不为零。假定这种违背对可推广的威胁可以控制，矫正这种违背需要不同的数据和更复杂的统计技术。导致误差均值不等于零的最常见的情形之一是对因变量观察的“删节”。这里的问题不是随机缺失的观察，而是把因变量的观察的一些组别系统地排除在外。导致“被删节的”样本的一个通常原因是“样本选择偏差”：样本选择规则仅依赖于因变量的值，或者选择标准与因变量相关。不管哪种情况，都违反了第二条假定。发生在样本中的误差不再为零（零是预期值），因为抽样程序已经把从理论角度看“异常的”的观察排除在外了。关于样本选择偏差的讨论一般会假设，采用了概率抽样程序，但是一些类型的观察与模型相关但未被测量。一个经典的案例是，James Tobin想解释家庭愿意花多少钱买新车，但他发现他对实际购车的分析展示的是一个“被裁掉一截”的样本：有些家庭愿意花在车上的钱少于最低车价，实际上没买车，因此，他们愿花的金额未被观察，被记录为零。 “删节”样本的问题在研究者以因变量的值为基础选择样本时尤其可能发生，人们普遍承认这样做不大科学，但实践中这种作法并不少见。假设有一位研究者想解释集体经济解体后家庭收入的变化并在收集地方样本数据时只把收入有较大增长的那部分家庭选入样本。选择程序的这种偏差基本上就是本文开篇提到的1983年对山西某县专业户的调查中存在的偏差。在这一调查中，选择标准（是否是专业户）与因变量的值显然是相关的：因为专业户一般有较高的平均收入，他们在集体经济解体后收入的变化（因变量）被预计比所有家庭普遍经历的变化大很多。也就是说，这个抽样程序很可能把因变量值不高的家庭排除在外。从前文提到的回归模型假设的理论关系角度看，根据这样一个删节的样本产生的研究发现有什么异常呢？首先，对任何解释变量，删节的样本的回归线会比“真实的”（没有删节的样本的）回归线平缓。这意味着研究结果会系统地低估模型中的解释变量的真实影响。这可以在图6中看出来。图6中因变量是家庭收入变化，标出的解释变量是教育（使用其它解释变量得到的结果本质上相同）。如图６所示，只将“专业户”家庭选入样本的结果是删节了对集体经济解体后收入增加相对较少的家庭的观察。结果，教育的影响被低估了：将某些家庭排除在观察之外大大地降低了回归线的斜率。图６中所示的“真正”的回归线（将删掉的观察纳入进来）要更陡一些。如果出现极端的低估，回归线会接近于水平，结果是，真正显著的关系会显得不显著。 图6：X县专业户概率样本中教育与家庭收入变化的关系 显然，由被删节的样本引起的极度变平缓的回归线对于估计变量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严重的问题。有这样一个被删节的样本，有关这些关系的发现是不能被推广到总体的。除了这一对外在有效性的威胁之外，以因变量的值为基础选择样本可能产生对第二个假定的更复杂（而且更有害）的违背。与因变量相关的内生性选择机制也会发挥作用，删掉某些观察值。这种违背也对发现的可推广性构成威胁，以下就是这种违背的一个例子。在前面两节和本节中用作例子的模型中，引起关键理论兴趣的是：农村的政治权力持有者是否通过农业集体经济解体提供的机会将自己转变为新的经济精英。我们记得，支持这一假定关系的理论包括下述解释：在集体经济解体后，干部们在开始其家庭生产时具备的全套资源与普通农户相比好得不成比例，因为在执行非集体化政策的过程中，干部控制着土地的和其它资源的分配。在这一解释之内，暗含着一个与因变量相关的内生性选择机制，该机制删掉了“专业户”样本中的某些值。要理解为什么会这样，首先要明白该解释的暗含之义：样本中的那些干部本质上是通过在非集体化的过程中运用权力给自己的家庭分配更多、更好的资源而将自己选进了样本。但这种自己把自己选进入样本又有什么意义呢？假定增加家庭收入是所有干部都偏好的选择。那么，凡是在非集体化中能够将其政治权力转变为经济资源的干部都会这么做。在集体经济解体后收入的增长一般高于平均水平的“专业户”样本中的干部之所以在这个样本中，是因为他们在划分集体资源时相对较大的权力使他们得以成为专业户。这种自我选择机制删节了对于一些干部的观察，这些干部在对于这种权力的假想量表上得分会很低。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权力”，它解释了样本的选择，也可以被预期解释因变量的值（即集体解体后家庭收入的变化）。具体地说，使干部家庭被选入样本的那种权力很可能也把这些家庭选入比样本中的非干部家庭增长更大的家庭之列。在专业户样本中，有关干部身份与集体经济解体后家庭收入变化之间具有显著关系的发现有可能是误导的。它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关系：在非集体化之后，所有的干部都被预期比非干部收入更高（理由如前几节所述），但有权势（对非集体化过程有权力）的干部被期待肯定能做到这一点。由于回归模型中没有测量权力，某个假设的能够解释入选样本的方程式中的误差项就与模型中的误差项相关。从平均值看，家庭收入变化的观察系统地偏离由模型列明的自变量所解释的模式。假定二被违背了：模型中误差的预期值不为零。要克服上述问题对可推广性的威胁，需要对产生删节的选择程序有足够的理解。它也要求比前文提议的统计控制高深许多（并远远超出了本文的范围）的方法论。不过，更重要的是，类似删节这样的问题并不必然是不可解决的。在过去十年左右，有关如何对付样本选择偏差引起的问题的文献已经发展起来了。显然，在研究人员的控制范围内，他们避免根据因变量的值来选择样本。但是知道对可推广性的威胁并不必然是个致命打击毕竟是令人放心的。结论中国政府允许研究人员运用问卷调查方法探讨有关中国社会、经济甚至政治方面的问题，迄今已经大约十年了。绝大多数在中国进行的问卷调查，都用概率程序来确定某一或几个地域内要采访哪些人。这些地域的选择，不是根据任何随机选择原则，而是一部分为了方便，并且总是需要获得政府的批准。显然，出于方便而选择的一个或几个地区内的被访问的中国人样本，不能可靠地代表研究感兴趣的更大的总体。本文指出，原则上没有理由认为地区样本是“个案研究”。尽管我们不能依靠来自地区样本的数据沿着任何单一的维度去描述更大的总体，这种非代表性并不一定影响有关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并不是所有关于变量之间关系的说法都经得起认真推敲。总的来说，没有哪一个地域或哪一些地域对中国来说是“典型的”。所有的地区样本在任何数目的维度上都可能（在广义上）是异常的。但这可能无关紧要。要考虑的关键问题是地区样本的异常特征与假设的理论关系是否相关。相关性的问题通常可以通过控制那些可能产生混淆的异常特征而用经验方法解决。对数据搜集地区和作为研究对象的总体的了解越多，就越容易评价从地区样本中得到的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对于某些问题来说，我们可能无法相信在任何单一或一组地域内获得的研究结果具有代表性，即便是在假设的理论角度看也是如此。如果是这样，就必须运用常识和判断力来评价研究结果适用的范围——是农民，沿海地区居民或其他的什么人。在科学的统计推理中，没有什么东西内在的阻止社会科学家认为非代表性样本中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推广到总体。与此相反，有很多理论支持这种做法，也有很多简单或不那么简单的统计方法有助于这么做。这意味着，如果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是恰当地进行的，那么关于从地区样本获得的研究结果的最大讨论将不会引发方法论问题本身，而会引发判断力是好还是不好的问题。1983年对中国山西某县的问卷调查发现，43%的专业户是干部或前任干部家庭，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什么结论？这个调查发现在几个方面代表了很多根据在中国做的问卷调查得出的已经发表了的结果。绝大多数情况下，据以得出研究结果的样本是地区样本，而且多数是（但不都是）一定地域内的概率抽样。正如本文表明的，从这种样本中作出推论没有什么内在的问题，然而，不幸的是，很多研究结果是以描述性（而不是推理）统计分析的形式报道出来的。我们无法估计这些估计作为对于更大总体的描述是否可靠，也没有科学根据相信这种估计是可靠的。换言之，1983年的问卷调查结果不多不少地就是它所报道的东西：山西某县“专业户”中的一部分是干部或前任干部家庭。这个发现对于该县是一个描述性统计分析。它不是通过对干部身份和专业户地位之间关系进行推理性统计分析得出的结果。但中国研究者中一些最优秀的社会科学家已经着手研究一些山西某县的问卷调查没有回答的重要而有趣的问题，而且他们已经发表了一些根据疑点较少的调查研究和更精深的统计分析得出的研究发现。作为中国研究中新出现的问卷调查研究的有鉴别力的顾客，学者们可以对这些发现作出自己的结论。墨宁 （美）\周凤华 李连江 译

在中国灾害史研究中，以人文社会科学为职志的历史学家们迄今不曾"扮演较重要的角色"。如何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更深入地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将是未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日本战败时我十岁，第二年日本就通过了新的宪法。然而事实是，日本已经逐渐对军事力量进行了整组改编，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与美国签署秘密协议，允许其向日本出售核武器，这样一来，所谓的"非核三原则"便成了一纸空文。

在1978年至2008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7%，世界银行最近出版的《增长报告》因此将中国列为自二战以来13个保持经济增长率达到或超过7%至少25年的经济体之一。藉此，中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了12倍，至2008年达到了3400美元。在此期间，中国由一个计划型经济体转变为一个"混合经济体"，目前，私营部门的产值占到全国GDP的三分之二以上。那么，中国是如何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呢？ "华盛顿共识"的成功案例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经济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以非同寻常的手法打造各种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约书亚·雷默（Joshua Ramo）甚至将其称为"北京共识"。诚然，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由于中国领导层非同一般的务实态度，中国得以在一个复杂且持续变动着的世界中取得成功。中国的转型遵循了一种渐进的轨道，这使得它能够避免制度与组织上的崩溃，而这些问题烦扰了其他多数转型经济体。同样，中国的各种经济制度也缺乏明晰且标准的市场经济体特征，但是它们在渐进改革过程中展现出了适应能力。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可是，如果我们进行更为严肃的考察，就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些特征是否构成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抑或它们只是达至传统市场经济模式通常所需的过渡性步骤？中国的领导层采取了一种渐进的转型方式，这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伴随急剧转型而来的各种重大风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头30年中犯下了许多严重的错误--进行了许多宏大的社会工程试验，其中包括冒进的农业集体化、大跃进以及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背负着这种遗产，所以把急速全面转型到市场经济的做法视为一种高风险的举动，需要竭力避免。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把中国许多非常规的制度和组织形式理解为它在转型过程中面对异常政治经济情势时所作的反应。比如，一些人称许乡镇企业中的模糊产权，说它是对传统私有产权的一种挑战，可实际上它是1980年代政府对私营企业模棱两可态度的产物，这些态度有时甚至是纠结矛盾的。在1990年代私营企业合法化之后，乡镇企业就迅速消亡了。尽管还存在争议，中国国内舆论并不认为中国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组织与增长模式；一个证明是，"北京共识"在中国国内并未得到广泛接受。事实上，如果我们为中国所采取的改革和经济增长措施列一份清单，然后将这份清单与"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逐一进行对比，我们就会为这两份清单的相似之处所惊诧。在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的原始构建中，"华盛顿共识"包括以下十条政策建言：1.采取谨慎的财政政策，规避通货膨胀税。2.把政府支出从非生产性的再分配领域引导到有效的公共开支上来，如基础教育、医疗保障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3.改革税收体系，以拓宽税基并削减边际税率。4.金融自由化，最终目标是实现由市场决定利率。5.统一汇率，使其足以使非传统产品的出口保持足够的竞争力，以促成高速增长。6.迅速由关税替代贸易的数量壁垒。7.取消妨碍外国直接投资（FDI）进入的壁垒。8.国有企业私营化。9.取消阻碍企业进入或限制竞争的各种管制措施。10.确保财产所有权的安全。在过去30年中，中国几乎紧紧遵从了所有这些建议。在财政方面，中国政府小心翼翼地保持了大体平衡的预算，其负债从未超过其税收收入。通货膨胀率在大多数年份中都控制在个位数以内。在支出方面，纯粹的再分配始终保持在最低水平；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多数是生产性的。在2003年之前，"社会支出"在政府预算中所占比例一直在下降，近年来有所提升，但是其水平仍然很低。在税收方面，宏观税负--即税收与GDP的比值--从1978年的31%锐减至1993年的12%；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80年代的财政分权。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大大强化了政府的征税能力，而政府收入数额大致增加到GDP的25%。然而，这一高增长率开始受到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关注，要求降低税率的呼声不断，一个成功的案例是公司所得税从33%减少到25%，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也数次上调，另外，增值税也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允许使用自有资金的资本投资的抵扣。在国际方面，尽管中国始终遵循着自己的开放步伐，然而它采行的道路决定性地促成了贸易及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经济特区开启了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在1980年代中期，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成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而2001年加入WTO则使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自此以后，中国的贸易依赖度--即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率--一直维持在高于60%的水平上，在世界大型经济体中仅次于德国。在国内事务方面，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是私有化和取消管制。自1990年代中期开启私有化15年以来，中国多数的国有企业已经转移到私人手中或转变为上市公司，只有少数实力强大的国有企业仍然控制在政府手中。在私有化之前，物价控制就已经取消。到1990年代末，政府改革为企业进入市场扫清了许多障碍。尽管在很多领域（特别是在知识产权方面）对产权的保护还很薄弱，但中国在过去30年中还是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步。几次宪法修正案以及《物权法》的颁行已经确立了较为合理的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尽管它还不够完备。虽然情况远远未达到理想的境地，但是未来的方向已经牢牢确立，那就是，建立起更完善也更强大的产权保护。值得注意的是，如同威廉姆森所正确地强调的，"华盛顿共识"并不等同于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教义"，后者还鼓吹资本项目自由化、浮动汇率以及--最重要的--保证市场完全不受限制的运作，而这些是中国明确拒绝的。另一方面，中国也采纳了其他一些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视为经济增长之基础、从而频频开列的药方，其中，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以及强调基础教育是最显著的方面。中国唯一没有紧密遵从的处方就是利率的自由化；而且，尽管采取了大量取消管制的措施，国家仍然牢牢掌控着被称为"战略命脉"的领域如石油、电信及银行。政府相信，控制利率是其掌握金融领域的根本策略。然而，这样做尽管在过去可能是合适的，但现在却问题重重，我们在后面还要探讨这一问题。当下，根据以上证据，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定，中国经济的成功可以说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胜利，而"华盛顿共识"正是其核心政策建议。 中性政府 当我们进一步认真思考中国经济的成功时，我们要提出一个更深入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采纳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仍然声称马克思主义是其意识形态基石的时候？我认为，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于，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disinterested government）。我在这里所使用disinterested一词，是取其修辞学上的三种语义之一，即一个人在欣赏一个物体时是"超然的"或"不偏袒的"。因此，当我说到"中性政府"的时候，是指一个政府在面对不同社会与政治团体发生利益纠纷时保持一种中立立场；换句话说，这样一个政府不会总是为社会中某个社会群体或政治群体代言，当然也不会为某个群体所俘获。但这并非意味着这样一个政府是大公无私的；恰恰相反，它不但具有自身利益，而且有时还可能掠取社会。但这里的关键在于，其掠取行为是"不问身份的"（identity-blind），也就是说，它并不关心其掠取对象的社会与政治地位。结果，相比于那些始终代表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或政治群体利益的有偏向的政府，它更易于采取加强经济增长的政策。为了便于理解这一推断，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有偏向的政府总是采取各种政策照顾其结盟群体的利益，由此就会导致生产率与政府资源分配之间的错配，即其他具有更高生产率的群体没有得到政府类似的关照。相比而言，一个中性政府是自主的，可以免受社会及政治集团的掣肘，由此更能依据部门或群体的生产率来调配资源。就这一意义来说，一个中性政府推动经济增长。它之所以愿意促成经济增长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更高的经济增长能为其成员带来切实的收益（回报）；第二，更高的经济增长会让民众感到满足，更愿意承认政府的合法性。上述分析的一个必然推论就是，一个中性政府所采行的政策往往是具有选择性的，而且很可能拉大社会收入的差距。然而，除非这些差距达到严重威胁其统治的程度，否则一个中性政府会对纠正这一问题无动于衷。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中就是中性的。其起点就是1970年代末期达成的"增长共识"。这一共识的起源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再延续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将不仅难以实现中国的强国梦，而且还可能危及其自身合法性。由于多次政治运动的破坏性后果，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红利已经消耗殆尽，合法性发生危机，政府需要消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增长共识因此形成。回溯起来，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政府有意采取了选择性的政策以促进改革和经济增长。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就是一个例证。在1970年代末，美国急切地需要将中国拉入自己的阵营以充当对抗苏联的缓冲器。中国迅速抓住了这一机遇。尽管在提出"开放"政策之初遭遇了一些来自内部的抵触，然而经济特区还是享受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引得国内其他地区羡妒不已。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要求中国采取一种不平衡的发展道路，这在激励东部沿海地区高速增长的同时相对忽视了内地；今天，中国近90%的出口来自于9个东部沿海省市。2001年中国加入WTO也是一项选择性的举措。入世之前，人们曾广泛认为中国如果加入WTO，农业、汽车制造业、银行业、电信以及零售业等领域必将经历痛苦的结构性调整。但是，在争论声中，中央政府却加速了与WTO成员国、特别是与美国的谈判步伐。尽管加入WTO产生了一些不利后果，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出口自此大幅度增加。在2001年至2007年期间，中国出口额以年均28.9%的速率递增，与此相比，之前10年的年均出口增幅只有14.5%。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另一个例证。在19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转型过程中，党不得不面对社会的急剧分化所带来的挑战。从1995年到2004年是私有化的高峰期，有将近5000万的国企职工下岗失业。这将党推至一个两难境地：支持私有化就要冒着失去工人阶级的风险，而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那是它的主要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如若放弃私有化，则市场经济转型的目标就可能落空。通过低调地继续推进私有化，同时尽其所能让下岗职工再就业，党巧妙地度过了这一难关。到2000年代中期，当国企私有化接近尾声时，多数下岗职工已经找到了新工作或被纳入了政府的福利计划。政府选择性政策中最受争议的可能要数城乡差距。中国的城镇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均收入的3.5倍，是世界上最大的。造成这种巨幅差距的原因很多，有一些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制度性障碍有关。然而，从效率的观点上看，这种巨大的差距却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可以接受的，因为城市比乡村有高得多的生产率。政府也一直试图纠正政府政策与不同群体生产率之间的不匹配。1985年～1994年间设立的双轨价格体制就是一个例证。在这一体制下，国有企业在完成其生产定额后有机会在市场中出售产品并购买原材料。这一体制大大有助于国企依据经济激励原则进行决策，然而市场价格与定价之间的巨大差距也为寻租行为创造了广阔空间。通过向其他企业和个人倒卖配额，控制着关键原材料配额的国企管理者及政府官员可以轻松致富。然而，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一个不经意的好处在于，它创造了只有从市场中才能获益的种种新要素。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就是这样的新要素。它们无法得到计划资源如银行信贷和关键原材料，而要依赖市场生存。至1990年代初期，尽管还要冒些风险，它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参与者，比如，乡镇企业在中国工业增长额及出口额中的比重都占到了40%。这些新情况使得政府放弃了价格双轨制，乡镇企业由此获得了与国企同等的待遇。即便双轨体制的受益人是体制内的成员，双轨制还是被取消了。政府对农村移民的政策则是另一个例证。直到最近，仍然存在各种妨碍着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壁垒，其中包括户口制度。在1990年代，农村移民往往被视为二等公民，他们被剥夺一些基本的权利如自由流动、工作场所安全、医疗保险甚至应得的工资。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到1990年代末，他们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需要大量的工人。由于政府压制农村移民的各种权利，同时他们的所得相对低于其为国民经济所作的贡献，结果是，城市居民获得了额外的好处。这一不平等待遇激起了广泛的草根维权运动以及知识分子的呼吁。政府察觉到了社会的不满，本届政府在执政伊始就开始迅速取消对农村移民的歧视政策。 为什么中国政府在改革时代是"中性的"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合法性问题。尽管中共是中国不可取代的政治力量，但民意的作用也不可罔顾。1976年的四五运动以来的历次民众运动和抗议表明，民众对社会不公和党的重大错误会作出反应。另外，1980年代的财政分权大大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权威，使其在推行地区性政策时更为小心谨慎。同时，经济崛起让中国成为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中国必须留意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合法性。党不强调基于程序的合法性，而是追求基于绩效的合法性，即通过不断改善民众福利而获取的合法性。然而，许多其他威权政体也尝试从经济增长中获取合法性，可是它们往往无法持久地掌权。中国之所以不同，还要归功于中国不存在极端的社会不平等，一个较为平等的社会结构是造就中国共产党 "中性"性质的社会基础。在那些存在极端社会不平等的社会中--比如一些威权政体国家，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政府与精英群体结盟。对于政府而言，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因为精英群体能够为其提供充足的资源，使之能够置民众的利益于不顾，而且足以镇压民众的任何挑战。然而，长期的歧视性政策最终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以及政权合法性的销蚀。相反，在一个平等社会中，政府如果要站到某些特定群体一边就会非常危险，因为其他群体可以联合起来阻遏政府--甚至可能把它拉下马来。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平等是指社会平等，即不存在排他性的、由社会习俗默认的社会分层。社会不平等的典型例子是印度的种姓制度。社会不平等是最深刻的不平等，远甚于政治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后两者要浅显得多，可以通过短期的措施得到矫正。比如，中国的城乡隔离是一种政治不平等，自2003年之后，短短几年间政府政策的改变就极大地弱化了这种不平等。20世纪的一系列革命使得中国社会变成一个大体平等的社会。辛亥革命终结了满清的统治，并建立了共和国，而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让中国社会进一步平等化。通过一场全面的土地改革，地主阶级被彻底消灭，土地分配均等化；另外，官僚资本被国有化。在1950年代早期，大陆和台湾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截然对立，但就社会结构和政府经济政策而言，两者却惊人地相似。与大陆上的共产党人一样，退到台湾的国民党人也进行了彻底（但平和）的土地改革；两岸政府都建立了国有企业，并且从农业中攫取剩余以期加速工业化进程。然而，当1956年大陆开始农村集体化和城市工商业改造的时候， 两岸开始走上不同的道路。从1956年至1978年，大陆走了长长一段弯路，而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国家从这一歧路上拉回到1950年代早期所确立的轨道上来。过去一百多年的中国不是一个典型的后发国家，其经历更像欧洲国家，特别是发生过血腥革命的法国、西班牙和俄国。革命所建立的平等的社会结构让中国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是"超常的"，因为中国本身就是"非常态的"。 未来的障碍与出路 可以预见，政府有选择的、效率优先的政策会导致收入不平等问题。中国的整体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7，而最富裕人群与最贫困人群之间的差距甚至还在加速拉开。更糟糕的是，某些层级政府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增长而不断侵犯民众的政治和经济权利，随心所欲的征地措施仅仅是一个例子。政府对民众权利的侵犯是群体事件的根源。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是谢淑丽（Susan Shirk）所称的"脆弱的巨人"（fragile giant）。但是迄今为止，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政府似乎还是能够将其选择性政策的不利后果控制在最小范围。首先，政府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无论哪个机构出面作调查，政府始终能获得70%甚至更高的支持率。这背后的原因在于，许多人在迅速跻身中产阶层，他们是现行体制的实际受益者；至少就目前情况而言，中产阶层还不是推动变革的动力，而是保持稳定的力量。第二，政府采取了各种专门的计划以迅速有效地平息民众不满的早期征兆。城市低保覆盖了3000多万低收入者，而下岗再就业中心则为下岗人员提供失业补助金并且进行再就业培训；还有一些计划（比如"西部大开发"）旨在降低地区间的不平等；而新农村建设则改善了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医疗保障以及教育状况。第三，作为对民众不满的反应，政府逐步开始更多地尊重民众所表达的利益诉求。调整对农村移民的政策仅是例证之一，其他一些例子还包括颁行《物权法》、加大征地补偿等等。最后，选择性政策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自我纠错效果。如果政府保持中性，就不会总是关照某些特定的群体，因而，就长远来看，至少在制度性障碍较弱的领域，利益分配能够做到大体的平衡。比如，单就城市内部和乡村内部而言，基尼系数都不算高，处于0.35～0.37之间，大体相当于韩国和日本的水平。然而，这些措施可能仅仅是治标而不治本的"镇痛剂"，不足以阻碍由制度性障碍和不完备市场所孕育的强势集团的产生。尽管私人企业界已经认识到结交政府是获取更多利润的捷径，然而，政府自身、官员的裙带关系网以及大型国企才是正在快速形成的强大且排他的利益群体。如果听任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中国就会失去它的"非常态性"，变成一个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两样的"正常国家"；由此，中性政府存在的政治基础也将失去。20世纪后20年的改革的一大成果是缩小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然而，过去几年，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大有回潮之势。据《中国改革》杂志2010年1、2期合刊发表的署名文章统计，至2009年6月，各级政府共建立了8 221个政府融资平台，占用贷款余额5.56万亿元，占2009年全部贷款的50%以上。2009年我国GDP的增速超过8%，而计算表明，政府经济刺激方案的贡献至少为3.25个百分点。相比发达国家，这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成就背后的故事，我们也许就不会那么乐观了。大量经济刺激投资由政府完成，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见效快；但它的坏处也不容忽视，时间越长，坏处将越明显。大量政府投资的直接后果压制民间投资，并可能产生大量银行坏账；在更深层次上，过度参与经济活动加剧了中国政府的生产型政府性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经济失衡成为各界讨论中国经济时的热门话题。失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存在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以及劳动者及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导致失衡的原因很多，其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多参与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例约为24%，而政府储蓄（主要是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为10%，即政府把42%的收入用于投资。相比之下，其他国家政府资本支出的比例很少有超过10%的。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无可厚非，甚至值得赞赏，但是，看着北京、上海的城市基础设施直逼世界一流城市、而其他城市也纷纷仿而效尤，人们不能不问一个问题：相对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否有些超前了？更何况，那种把好好的石砖铺就的人行道换成大理石人行道、修建永远亏本的磁悬浮列车、在市中心开辟巨型花园、在城市边缘建造人工湿地的事情还很多。如果把花在这些华而不实项目上的钱直接花到老百姓头上，国内消费不就可以提高一些吗？为了吸引投资，地方政府纷纷压低土地价格，给予投资者各种优惠，作为补偿，投资必须能够带来GDP和税收的高增长。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会青睐高资本密集度的投资，而排斥劳动力密集的投资。当前，结构调整被许多地方政府和学者片面地理解为产业升级，但现实情况是，相对于中国的发展阶段，我们的产业升级已经过度了。这里无意否定产业升级，但是，资本密集度提高的一个后果是牺牲就业增长，导致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的行为和商业公司相差无几，这不仅弱化了政府的公共职能，而且为利益集团乘虚而入打开了大门。既然经济和税收增长是第一位的，那么，资本就容易得到额外的照顾，政府和资本的结盟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大政府回潮和党在确立"三个代表"之后的转型有关。相比过去僵化的意识形态，"三个代表"是一个正确的转型；但是，"三个代表"颁布之后，"党政不分"进一步加剧却是值得警惕的。"党政不分"似乎达到了党对国家的控制，但是，过多地卷入政府的日常运作、特别是经济事务，却让党失去了自主性。另外，中国太大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模式是不适用的。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当前的治理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社会日益多样的利益诉求。集中全力促进GDP增长的努力还在导致对民众经济及政治权利的侵害，这不可避免地会激起民众的抗拒。此外，由于收入的增加，民众的需求也不再仅仅停留在经济收益上，仅凭经济增长这一剂"药方"就想吸收或平抑社会不满将愈益困难。所有这些都表明，无论是从社会整体出发，还是从党的自身建设出发，明确进行某种形式的政治转型是必要的。政治转型并不一定要求实现多党竞争性民主，但更多的民众参与是必由之路。公民社会的成长为这个转型铺就了一条道路，其中，互联网的发展功不可没，它不仅是民众分享信息的平台，而且也是向政府表达政治意愿的场所。同时，草根持续呼吁也是促使政府尊重民众权利的动力之一。如果党想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增强社会的稳定性，除了更充分地推进民主之外别无他途。强大的特权阶层的出现，会妨碍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在社会内部的公平分配，随之而来的，是以经济增长换取合法性的努力付之东流。为此，党需要将自己置身于社会利益争斗之外，全力保证中国的大政方略不出现偏差，而将利益的调和让给社会自己去做，特别是为普通民众公开挑战特权阶层提供一个具有制度性保障的平台。事实上，这样做也会减轻党控制官僚体系的繁重任务，因为民众的监督可以部分替代这项任务。尽管在民主社会中利益集团政治经常会产生不利影响，然而，业已被多数国家的实践证明的是，一个公开且具有包容性的政治过程是实现不同群体间利益平衡的最好方式。事实上，平衡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绝对是一个中性政府所必须做到的。只要恰当的制度能够发挥作用，抑制强势利益群体的力量，那么，一个民主的政府依然可以是中性的。（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过去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中共文化和商品社会文化这三重压力造成了多数女性的家庭权利贫困。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主张女性要内外兼顾、工作家庭两不误。大部分女性除了必须在工作上努力与男性竞争外，在家庭里还要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尽管社会的半数成员是女性，而女性对社会和家庭的贡献可以说也超出男性，但女权主义等现代理论及相应的研究在中国一直未获得应有的重视，这更大程度上是社会文化观念的约束所致。

2011年5月，美军海豹突击队在巴基斯坦境内击毙世界最富盛名的恐怖主义头目奥萨玛•本•拉登。各国媒体纷纷猜测，基地组织将对西方国家发起大规模的报复行动。然而，本•拉登死后，最大的恐怖袭击不是发生在近来四处点燃战火的美英，而是发生在和平的北欧小国挪威。从事袭击的，不是来自中东的大胡子，而是自称血统纯正的本国人布雷维克。看着曾经漫步过的奥斯陆街道一片狼藉，我在愤怒悲伤的同时，也生发了几点思考。 种族主义向恐怖主义发展 布雷维克并非近年来人们脑中固化的恐怖分子形象--在沙漠戈壁中风餐露宿的苦行者，而是挪威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农场主。布雷维克自认属于金发碧眼的纯正欧洲人，与希特勒膜拜的雅利安人相当近似，但他崇拜的是丘吉尔而不是希特勒。鲜为人知的是，反法西斯领袖丘吉尔也是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对印度等殖民地的独立要求非常反感。 据媒体报道，在奥斯陆商学院读书期间，布雷维克意识到"民主斗争的方式已经不能取得成功"，这就是说，因为在欧洲，宽容接纳移民的多元文化主义，长期占据主流，所以在他看来，只要再过五十至七十年，欧洲大陆上像他一样纯正的欧洲人就将成为少数民族，因此他决定找一种"别的方式"来反对移民。 这种思路在欧美并非绝对的另类，与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逝世前的最后一部著作《我们是谁》中的说法没什么不同。亨廷顿担心，由于黑人、拉美裔、东亚裔和中东裔的少数族群生育率较高，若干年后，盎格鲁－撒克逊后裔美国人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沦为少数，英语可能被西班牙语取代。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亨廷顿出版名作《文明的冲突》之时，就有中国学者推测，亨廷顿是在王顾左右而言他，不愿因为触碰美国国内"政治正确"，被视为带有种族主义倾向，而毁掉晚年的学术生命，于是只能借全世界的文明冲突，来影射美国国内的族群矛盾。到了即将作古之时，他才终于吐出真言。 近十年前，我曾在北欧生活过一段时间。我的北欧朋友大多对外来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颇有微词。比如，丹麦朋友说土耳其移民不爱工作，却拿着丹麦政府的高额失业救济，整天喝啤酒无所事事；商店打折的东西，包括面包等生活必需品，往往被他们横扫一空。这些移民一方面把七大姑八大姨都想方设法带来丹麦，另一方面却不真正做丹麦人，还要回国安葬，理由是"不能葬在基督徒的土地上"。一位挪威退役的老将军则说，很多移民太爱扎堆，也很少和挪威本地人通婚，这样形成一个个封闭的社区，让不少挪威人觉得很不爽，像是自己的国家中出现了一个个殖民地一样。相对来说，他们比较喜欢工作努力的华人，但也希望华人能够更好融入本地社会，别总是搞唐人街之类的聚居区。这样，极端的反移民行动，可以看做冰山一角，背后则是相当比例的民众对移民的恶感。2010年，瑞典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突破得票5%的门槛，首次进入了议会，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这种情绪不限于北欧。2005年的巴黎骚乱和今年的伦敦骚乱，都与移民和本土居民的冲突有关。笔者在中东欧游学时，也发现捷克人对越南人和吉普赛人有恶感。因此，布雷维克不难找到"同志"。挪威记者里斯•格里尔•安达称，布雷维克试图建立一个与英国右翼集团"保卫英格兰联盟"有关的组织。"保卫英格兰联盟"承认，在2010年3月布雷维克曾参加了该联盟发起的游行示威活动。 然而，尽管近来欧洲政要屡屡发出"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失败"的感叹，并且对吉普赛人、北非难民等处置严厉，但要使欧洲还原到中世纪那种"纯净"的基督教、白种人世界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布雷维克曾经加入的挪威右翼政党前进党，在事件后忙不迭地与布雷维克"划清界限"。因此，像布雷维克这样的激进反移民分子，既然难以取得广泛支持，就有可能诉诸极端手段。 其实，种族主义与恐怖主义的结合并不乏先例。当种族主义者控制国家政权的时候--例如在美国内战前的南方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的南非--种族主义的压迫是日常政治的一部分。在种族主义者丢失政权，但还有相当势力的时候，往往采取恐怖手段，例如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3K党。这些恐怖分子甚至长期获得了公众舆论的理解乃至支持，风靡全美的小说《飘》和早期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中的3K党就是正面形象。 童话般北欧的另一面 布雷维克一个人的袭击能够造成76人死亡，这与号称童话国度的丹麦和被美国《新闻周刊》排在世界上最适宜居住国家前列的芬兰、挪威、瑞典、冰岛等北欧各国承平日久，疏于防范有关。 我在丹麦生活时，正值"9•11"事件一周年前后，和美国的戒备森严相比，哥本哈根可谓不设防的城市。路上几乎看不到持枪的警察，城市铁路系统也没有安检，甚至没有检票员。据说，铁路工作人员有2%的概率上车检票，对无票的人处以5倍的罚款。这样的措施，对于节约人力、方便旅客来讲确实可嘉，但从安全角度看，则是极为松懈的。 另一方面，当代北欧对维京人的历史叙述，包括各种博物馆、复原村落的旅游项目，往往突出维京人作为探险家的英勇开拓，有意无意淡化维京海盗残酷掠夺杀戮的一面。一些孩子难免从小对中世纪肆意施暴的祖先产生某种崇拜，乃至亦步亦趋。 此外，北欧较早废除了死刑，挪威最高的徒刑仅为21年，丹麦则仅有17年。一位在丹生活多年的华人朋友对此感到难以理解，他说，一个丹麦人如果真的是杀人狂，即使每次杀人都被立即逮捕并被判处最高徒刑，按照平均寿命，他可以在成年后杀人4次。缺乏死刑的震慑和对犯罪分子的肉体消灭、管束，也使北欧存在发生大规模杀人案件的隐患。 这次挪威公众对袭击的反应基本算是镇定，没有引起社会更大的恐慌和失序。但是，挪威政府和执政党的表现则令人失望。挪威政府在奥斯陆爆炸发生后，未能及时封闭城市的各个出口，导致布雷维克很快到达郊外的海岛继续行凶。挪威政府宣布戒严的区域只包括市区，没有包括周边海岛和乡村，甚至没有向奥斯陆以外地区发出加强戒备的信息，明显低估了恐怖分子继续在首都以外地区发动袭击的可能。而类似中国共青团组织的挪威执政党工党的青年营，在集会中明显缺乏安保措施。青少年团员们先是轻易上当，接着又惊慌失措，完全没有采取有组织的反抗做拼死一搏，而是像猎人枪口下的兔子一样在岛上逃命，甚至跳进水里，被追逐猎杀。 其实，如果在布雷维克集中起人群开枪之时，青少年们从不同方向一拥而上，是可能制服他的，至少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这使人们在震惊悲痛之余也怀疑，左翼政党培养的接班人，在生死一线间的关键时刻，都是如此无能吗？中国报刊曾经连篇累牍地哀叹中国孩子在应试教育重压下缺乏生存能力和应变能力云云，称赞外国孩子中小学课业负担轻，生活能力强。我在北欧生活时则多次听丹麦朋友抱怨，现在的孩子太难管，太缺乏组织纪律性。从遇袭青少年的反应看来，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集体协作应对突发事件的教育和安全教育，是非常必要的。临危不惧、有效保护自己的能力，不是放任型的教育方式能够培养出来的。 现代社会的脆弱性 以全球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因人口的密集居住和人们之间史无前例的密切往来，而让恐怖袭击比过去变得容易了。 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商品的流动自由远远超过人员往来的自由。"9•11"以后，各国的反恐措施主要是加强对人员的管控，例如美国驻各国的大使馆采集申请赴美签证人员的指纹。恐怖组织如果更充分地利用市场流通机制进行恐怖袭击，就更加让政府防不胜防。比如很多都市白领中午会叫外卖充饥，如果恐怖组织掌握了某公司员工叫外卖的规律，在预定的时间冒充送餐员，送上加入毒药或病菌的外卖食品，就可能引发食物中毒，甚至致人死命。很多人喜欢网上购物，如果恐怖分子冒充送货人员，在订购的衣物中涂抹毒物或病菌，也可能致人死伤。此外，如果知道某位恐怖袭击的对象有严重的过敏反应，在邮包或餐盒中加入致敏的花粉等物，也可以致人休克甚至死亡。一般安检是针对枪支、爆炸物和管制刀具的，被投毒的食品衣物一般难以被安检仪发现，甚至可以通过公司、政府的门禁，而恐怖嫌犯则难以抓获。例如，在"9•11"事件后美国的炭疽袭击中，含有炭疽菌株粉末的邮件，就多次被投递到收件人，造成死伤，而寄件人通过写假地址就轻易逃过追捕。 通过送餐或网络购物进行的恐怖袭击一旦得逞，容易引起巨大的公众恐慌，送餐服务、网络购物、邮包服务等产业可能一蹶不振，经济受损，失业增加，对恐怖势力所敌视的政府造成更严重的打击。 在很多国家，持枪是违法的，但恐怖分子仍可以用开设餐厅或娱乐场所为掩护，勾结犯罪集团，豢养打手，在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同时就餐时，突然拉下防盗门，堵塞各个出口，用剔骨刀、飞镖等凶器进行袭击，可能在警察赶到前就已经造成重大死伤。如果这样的恐怖袭击得手，将会严重动摇公众上街吃饭的意愿，可能会导致餐饮等服务业一蹶不振。在几乎所有国家，个人持有炸药也是违法的。但是，在这个资讯普及的时代，掌握炸药的制造方法又是相对容易的。布雷维克以自家农场配备农药为掩护自制炸药，取得了惊天动地的爆炸效果。 一些国家的工业设施管理混乱，恐怖分子可能通过行贿、偷盗等方式获得甲醇、亚硝酸盐等毒物，甚至获得小型号的放射源。如果恐怖分子将毒物裹入食品、药品中出售，将放射源制成荧光玩具出售，也能造成死伤，并制造公众恐慌。中毒事件一旦发生，迅速判断毒物，组织特效药物，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不能及时有效救治，公众的怒火往往会投向政府监管和援救不力，恐怖组织或许能实现损害政府地位的目标。 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中国，已经开始允许出租或出售无居民岛屿，由私人或公司进行开发。如果恐怖组织获得岛屿的使用权，就可能将其作为对船只，特别是远离主航道的观光游船进行海盗式恐怖袭击的平台。恐怖组织还可以在岛上故意破坏生态，危害航道安全。恐怖组织还可能借助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以及核泄漏、矿难等人为灾害为非作歹。 恐怖分子可能编造谣言，制造恐慌，乃至趁火打劫，甚至利用混乱，袭击从灾难现场逃难的人们和参与救援的队伍。布雷维克此次在岛上袭击得手，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身着警服，以救援为名集合岛上青少年，再突然开枪。纵火是一种古老的破坏方式，看似技术含量低，但防范成本很高，一旦发生，救援成本更高。恐怖组织既可能利用建筑防火的漏洞，纵火杀人毁物，又可利用森林草原干旱纵火。若因为防山林纵火，大量封锁人员进山路径，又会影响山区林区正常生产生活。 近年来，踩踏事件在各国时有发生，发生的国家不仅有柬埔寨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恐怖分子将来可能利用大型活动的组织不善，突然发难，制造人们的恐慌和踩踏。在经济困难时，恐怖组织也有可能哄抬物价，制造银行挤兑和商店抢购。 2012即将来临，恐怖分子还可能利用影视作品散布的末世情节，勾结邪教势力，教唆人们，反正世界要毁，不如恣意妄为。 总之，种族主义与恐怖主义的结合，对于居住密集、往来频繁的现代社会，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各国政府和社会对此应高度重视，加强防范。 

日本突然发生的这场9 级地震和随之而来的海啸，大概是继汶川地震之后最残酷的一次灾难。它发生在日本的东部，却影响着整个地球：它不仅挪移了日本和朝鲜半岛，也加快了地球的转动速度。地球的运转速度在加快，历史似乎也在提速。地震发生后的第九天，2011 年3 月20 日，法、英、美等六个国家把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维和决议变成了一场空袭。在最短的时间内，世界浓缩地推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尖锐的矛盾：人与自然、人类与资源、国家利益、强权政治与人类正义……正是在这个灾难性的瞬间，我们在关注自然的巨大能量如何瞬间摧毁家园的时刻，也看到了人类生存模式本身所面对的真实危机。 日本思想家竹内好的女儿、住在千叶县的裕子女士，给我发来报平安的邮件，同时告诉我，战后出生的她一直过着从容的生活，即使有什么不顺利乃至困窘，也从来没有意识到“生存”是一个问题。但是，这次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的放射性污染以及随之而来的能源紧张，却使她经历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生存危机。停电！停水！那些曾经如此自然地被人们所享用的资源，只有在今天，只有在这个灾难性的时刻，才被真正意识到，它们作为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裕子女士告诉我，千叶停电期间，她每天只能使用五个小时的电力。在其余的时刻，她必须接受停电的事实。千叶距离东京并不遥远，在东京的几位友人也纷纷通过邮件告诉我，他们都在准备适应这个新的生活节拍，练习在停电状态下生活和工作。我调动自己的想象力，去设想停电这个事实的后果。我知道它不仅仅意味着生产的损失，也跟我们每个个体的生存方式息息相关。对于依然习惯于依赖电力生活和工作的人们来说，停电的不便几乎与突然失去呼吸一样是无法想象的，因为电力的存在几乎从未被意识到。设想我们生活中的停电状态吧———电脑不能使用，对于我们这些早已失去了纸笔写作习惯的人而言，它所带来的焦虑将多么严重，而那些会因为停电而功亏一篑的科学实验，更无法承受电脑停机恒温箱断电的损失；电视、广播不能收看和收听，通讯受到严重影响，必要的信息将难以及时获取；电梯停运、照明停止，各种公共场所的营业将受到巨大的影响，以电力为能源的交通也将瘫痪…… 在最初的海啸画面带来的震撼定格之后，我开始思考这次灾难的核心问题。核泄漏与核辐射？日本平民在灾难面前显示的秩序感？一些日本人在面对灾难时的勇气和奉献精神？中国网民展开的如何对比中日民众素质的讨论？_救灾过程中日本政府和企业的瞒报问题？抑或中国网民在面对这场灾难时表现出的人道态度？…… 的确，这些在传媒上不断被谈论的热点都是不可忽视的，然而对我来说，最核心的问题却是不那么显眼甚至没有被正面意识的“东京停电”。 东京停电，意味着这个不夜城将使夜晚以它原初的形态呈现。一片黑暗中的东京是什么样子，我无法想象。这意味着习惯了夜生活的东京人将在夜晚不得不待在家里，意味着以此为业的那些行业将不得不停业，也意味着待在家里的东京人不得不另找途径打发他们已然习惯于依靠电力使用的时间。东京停电，意味着这个白天高速运转的城市不得不放慢它的节奏，人们必须习惯于骑自行车和走路，习惯于在上下班高峰时期更加耐心地排长队等候电车和地铁。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定格的行为模式，例如登上自动扶梯上下车站的楼梯、在空调中享受适度的温度，都将在电力使用被压低到最低限度的时候突然解体。至于停电给各行各业的正常生产带来的经济损失，那是无需赘言的。 对于日本乃至世界而言，东京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附着了太多的象征性意义，以至于它不堪重负。除去它作为日本的政治中心这一不言而喻的事实之外，东京还象征着很多意涵。东京是落后的东亚岛国跻身于世界列强的符号，在二战中遭受了东京大空袭之后，战败之后的日本人在一片废墟上依靠特定的国际国内条件建起了这个现代化的大都会，它代表着日本成为一个与其国土面积并不相称的经济大国；东京是日本人憧憬的现代生活方式的符号，它繁忙的生活节奏、时髦的消费模式、注重细节的享乐感觉，一直使日本全国的年轻人向往着在这个城市中自我实现从而不断“东漂”；东京也是东亚虚拟经济的中心，东京股市的跌涨起落影响着世界股市，据说银座四丁目的交叉路口还是世界上最贵的地皮；东京也是日本的现代思想、文化、科技中心，这里聚集着大批日本的精英，他们影响着日本社会的选择与思考，也打造着日本人的生活态度……东京停电，因此不可能是一件小事情。它远远严重于停电这个事实本身，它意味着这个符号将要面对尖锐的考验。 据说东京电力公司在宣布定时停电之后仍然迟迟不在东京核心区域实行，因此首都圈县市停电之后，都内核心地带二十三区仍然保持基本供电。或许我所设想的上述这一切在东京都内并不会真的发生，或许它即使部分地发生了也仅仅如同台风一样是一过性的不便。我没有兴趣向东京的友人确认这些事实，因为有一个更基本的事实是不必确认的：我相信日本人和世界上的人们，都会认为停电仅仅是对于生活常态的干扰，人们有足够的耐心坚持，等待着恢复常态生活。 听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已经在讨论用更安全的发电方式取代核发电，也听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都在各自检查自己的核电设施；人类可以找到各种方式继续制造与消耗能源，不仅东京，世界上的所有城市都不会因为这次巨大的创伤而改变它们的面貌———这一点，似乎也无疑义。 当地震和海啸夺走至少九千多条鲜活的生命（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还有一万多人下落不明的时候，人们关注的中心却不得不转移到福岛核电站的安危上面。一批勇敢的日本工程师坚守在核辐射的现场，为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不再重演，他们以献身的精神试图抑制事态的恶化。每天早上起床，我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调到国际频道，关注最新动态；从有限的信息当中，我看到福岛核电站已经挤满了整个日本大地震报道的前台，而地震和海啸还有那些灾民的安置，则暂时淡化为背景。等待着核污染警报的解除，等待着回归以往的生活常态。已有传媒和朋友在讨论日本的将来：这一切灾难过去之后，生活会回到从前的轨道，一切将重新开始。当然，也有一些人开始质疑核发电的合理性。 我依稀感觉到，似乎还缺少一些话题。地震的时候，我刚刚从台湾返回北京。在宝岛客座执教半年，台湾人的热情和生活的惬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台湾中产阶级的生活似乎比我们现代化，台湾社会也很好地保留了传统的社会形态。不过，在这两者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似乎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我所客居的大学招待所是一个极为摩登的建筑，本身就构成了大学中的一个景点。不过入住之后不久，我就感受到了这所建筑“现代化的不便”：房间通风不便因此必须依赖空调，厨房全部使用电器，微波炉与电磁炉是烹调的全部工具。好心的台湾友人为我搬来普通的电炉，劝我尽量减少接触电磁辐射的机会；至于洗衣，偌大的没有阳台的宿舍并没有提供晒衣台，用地下室的洗衣机洗衣之后只能在烘干机中烘干，或者在房间中利用空调或抽湿机吹干；大晴天想要晾晒被子，就只能厚着脸皮在宿舍内部天井的栏杆上晾晒，尽管油漆早已剥落的栏杆上贴着“注意油漆”的含蓄警示。在潮湿的北台湾，晾晒衣物比北京更重要，而这个宿舍却是禁止晾晒的。 我观察过一些台湾的建筑，那些传统民居显然仍然保留着暴露晒衣的习惯，有些人甚至会把衣物晾晒到电车轨道附近；但是那些现代化的高层公寓却很少提供这样的可能，人们缺少晾晒的条件，甚至连被子发潮都要送到干洗店烘干。 问题还不止于此。这种违反自然大量耗电的方式，似乎被一些台湾人认定为“文明”。记得有个大晴天我用晒衣架把自己的衣物晾在天井里去湿气，一向容忍我此类行为的管理员陪着小心跟我说，因为下午有一批外宾入住，在天井里晾晒有碍观瞻。姑且不论这个不提供阳台的宿舍是生活场所而且我晾晒的又仅仅是外衣；我觉得奇怪的是，人们为什么要坚持晾晒服有碍观瞻的价值判断？我不敢无端地推测这种“文明观”是否来自大量留美学人带回台湾的美国生活模式，也无从判断那些在铁道边晾衣服的百姓有朝一日住进现代化公寓是否也愿意“文明”；但是我可以判断的是，台湾人如此消耗电力，使他们不得不依赖持续的和大量的电力生产，而独特的地理地貌，使得缺少水利发电条件的台湾不得不也选择核发电。 和台湾的朋友一起到台湾岛南端的垦丁旅游时，我被美丽的海湾和明媚的阳光吸引，举起相机时却发现不远处那群煞风景的建筑实在破坏构图；台湾朋友告诉我，那是核电站。我看着电视中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报道，不知为何突然牵挂起了垦丁。 台湾社会早就存在抵制修水库和抵制核电站的社会运动。据说核发电在台湾的发电方式中占百分之十六。这些运动基本是把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作为对抗的目标，似乎并不涉及民众的生活方式本身；我也曾经结识了一些为了节约能源而试图改变生活方式的台湾人，从建筑师到艺术家，他们都试图利用最少的资源和最简捷的方式来解决生存的质量问题。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生活态度很难社会化。可以说在今天，自然的生活状态只能存在于贫困阶层，他们鲜少利用现代化的非自然生活工具，仅仅是由于贫穷。在连自然也在逐渐商品化的现代消费社会，有可能让生活回到曾经的那种不太方便却对环境有利的状态吗？只要看看传媒广告宣传商品的方式就可以明白，这是一个很难有肯定答案的问题。但是，假如我们如此接受非自然的“现代化生活”并赋予它以“文明”的正面价值，那么，什么样的生产才能满足我们不知餍足的生活需求？ 几年前在北京的一个会议上，我听到一位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年轻人说出他的感慨：当他从乡村进入北京的时候，看到北京街头闪烁的霓虹灯，不禁联想起乡村里黑暗的夜晚：“要是这些光亮能给乡亲们，那该多好！”至于那些耸立北京城区、消耗大量电力才能维持的摩登建筑，不是台湾大学里的摩登宿舍可以望其项背。在赞叹它巧夺天工的技术时，人们是否想到，维持其运作的大量电力来自何处？ 城市在大量地消耗电力，人们在不经意地用电。记得某年在北京曾经有过一个晚上作秀式的自动关闭电灯的活动，似乎它被转化为一个时髦的行为艺术，被转换为如何有趣地渡过这个夜晚的游戏。在常态生活里，能源问题、“绿色生活”尽管被大量谈论，却并未成为城市民众真正的焦虑，它仅仅是一个话题，一个无伤大雅的新的消费热点。 但是地震海啸发生了，核泄漏发生了，为了争夺能源与国际政治霸权而无视联合国决议的利比亚空袭发生了。正在加速的历史把一个紧迫的课题推到人类面前：过度消费能源的生活模式是否适合人类的可持续生存，这已经不是留给子孙后代的问题，它已经成为关乎当下的生存课题。如果人们关注日本的核发电背后是否还有核武器的阴影，那么，一个更紧迫的课题或许是，在这个日益保守化并且与真实存在的国际政治霸权保持着共谋关系的世界上，包括反对核武器在内的和平运动，必须与反思我们的生活方式相关。现代战争与资源掠夺的关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露骨，而现代发达国家的大众对于国际公平正义的问题，却显示了惊人的冷漠与自私。无论表面上的借口如何冠冕堂皇，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当发达国家需要保证有足够的资源供应大量消费的时候，选举政治就会通过国民的“民意”支持一场以民主为名的对外战争。美国社会已经一再重复了这个模式，这是有目共睹的。而美国社会内部反战势力的艰难困境，也正在于它必须不断与这种潜在的社会模式相抗衡。 或许有些已经形成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尤其是大众社会的消费模式。次贷危机造成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缩水”，却并未危及美国打造的高消费生活模式。拉动消费是社会发展的“硬道理”，对于后发达国家而言似乎这是一个无可逃避的宿命。但是，如何消费、消费什么，这却仍然是需要讨论和甄别的。什么是过度消费？什么是国民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消费？怎样的国民经济增长真正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一概而论地讨论消费已经无法应对今天的危机，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思路。如果节俭的生活仅仅被视为贫穷的代名词，那么，过度消费将势在必行。是否需要努力打造一种社会共识，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待消费与节俭的关系？ 在地震发生几天之后，埼玉县一位著名的在日韩人社会活动家转发给我一封来自韩国三十四个市民团体致日本社会的联合声明。这是一封慰问信，表示了韩国社会对日本地震海啸以及核泄漏中的日本平民最深切的关怀；同时，这也是一封警示信，它提醒日本社会，在巨大的灾难来临时，日本社会必须平等地对待它的所有成员，包括在日本的外国侨民。它呼吁道：现在正是超越国境与民族，把这个悲剧事件作为东亚的伤痛，使所有人一起奋起合作的时刻。不言而喻，这封信的背后不仅有着对于日本社会种族歧视和排外历史与现状的忧虑，更暗含着对于发生在大正时期的东京大地震时日本社会对在日朝鲜人残酷虐杀的历史记忆。同时，这封呼吁跨越国族联合的声明也正是韩国社会近年来累积的关于东亚讨论的直接成果。应该说，这是一封未雨绸缪的信，它的及时发出，显然与日本社会有识之士和在日韩国人近年来的不懈努力相关。正是在这个危机时刻，近年来批判日本社会歧视在日朝鲜人和韩国人的思想积累显示了它的功效。它向我们证实，社会共识的形成，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持续地积累基本的共识，在危机来临的时候才能做出最有效的决断。 这位在日韩人活动家以超乎常人的精力从事着舆论生产的工作。从他不断传来的信息中，可以看到有些日本人似乎对于这些在日韩国人的言论有非议，也有些日本人表示了无保留的支持。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可以确认部分灾区流传着诽谤在日外国人的谣言，它呼应着日本人排外的心理状态。但是目前，日本并未形成明目张胆的歧视和迫害外国人的社会风潮。尽管我们无法预料接下去的事态，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1923 年关东大地震的悲剧不可能重演，这不仅与今天的国际局势以及日本在东北亚的位置有关，日本社会中这些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更是不容忽视的。我从这封韩国市民团体的声明中，从这位在日韩人活动家的努力中，受到了极大的启示。有些努力和坚持，并不一定当即奏效，但是，它的公共积累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历史突然加速的时候，正是这些积累有可能提供正确的选择，制衡邪恶势力的时候。 东北亚一体化问题，在今天的危机时刻具有了新的含义———跨越国境与民族，不仅为了利益最大化，为了更人道的理想，也更是为了民众的生存本身。能源的开发与消耗，也不再仅仅是官方和企业的课题———对于每个中国人而言，这也是我们的“活法”问题。不能说能源充足就一定会有效避免冲突与流血的发生，但是能源的紧缺却必然会导致类似目前几个发达国家对于利比亚的所作所为，哪怕它打着正义的招牌。在日本东部地区依然限时供电的时刻，即使东京未必停电，对人类而言，“东京停电”依然是一个需要共享的标志性事件：需要重新定义“文明”的内涵，需要从我们的生活感觉开始追问，我们今天的生活模式，是否真的“文明”？我相信，如果这样的反思与追问不是少数人的课题，而是某种程度的社会共识，而这种社会共识又能够真实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模式，让我们以更少的消耗来打造更自然的生活；那么，它的累积或许才真的可以拯救我们的地球。而这种持续性的累积所需要的，却是比灾难时对恢复常态的信念更强大的理念。理念最真实的存在方式并非在于它的理论表述，而在于它介入现实的形态；换句话说，理念最真实的意涵，只有在它介入具体状况的时候才能确认。对于社会生活而言，最困难的改变就是对大众生活模式的改造。已然形成的现代消费模式，是与资本的欲望和操纵直接相关的，它打造的生活态度，必然以过度消费为底线。最困难的不在于改变道德姿态或者思想立场，而在于改变生活行为和生活感觉本身。试想，现代生活中那些潜移默化的过度消耗，不正是被罩上了“文明”、“成功”的光环，诱导着价值判断的共谋吗？ 祝愿日本的民众早日渡过危机，也祝愿近万名无辜死者牺牲的代价不会白白付出。日本的教训属于人类，我们并不在它的外部。

回應台社二十周年紀念特刊

几年前的时候，我曾经提出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四个可能趋势，即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从今天来看，这四个趋势有的要更为明显，有的若隐若现，但这四个趋势对中国未来走向会有根本性的影响。如果我们将中国转型社会中的精英问题放到这样一个基本的背景中去认识，也许可以把握得更为准确一些。

在传统的发展社会学中，学术传统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化理论，一个是以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理论。这两个学术传统构成了发展社会学的主要论题，同时也限制了发展社会学的视野。本文认为，中国、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为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议题，包括如何看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道路，如何看待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何看待发展过程中社会不平等的问题等。这些议题扩展着发展社会学的视野，也为建构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发展社会学应当面对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实践过程，形成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三足鼎立的发展理论新格局。

* 社会官能征这一概念译自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文中所提出的social neurosis。Neurosis一般译为神经官能症，也译作神经症，这一概念意指一种个体精神上的疾病，其根源在于个体在童年时期的精神冲突，并构成了欲望与抑制之间冲突的后果。神经症一词在现代被用来指称各种此类的症状，比如强迫性神经症，癔症以及恐惧症等等。但是在弗洛伊德那里，该概念的使用并非意在界定概念，而是用以寻求一系列疾病的精神起源机制。就此而言，弗洛伊德主要将神经症分类为：“现实型神经症——其病因是性的身体功能失常——以及精神神经症——其决定因素为精神冲突———之间”(拉普朗虚、彭大历斯，2000：289) 。本文参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康老师的意见，将“症”改议为“征”，以更易于面向社会学的日常行为分析，以及在中文语境下做出破除内外主客观、身心二元对立的进一步努力。在此特别致谢。同时感谢我的朋友储卉娟为本文的写作结构及思路所提出的有益意见。 素德·文卡特斯（Sudhir Wenkatesh），也即《黑帮老大的一天》（Gang Leader for a Day）一书的作者，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9年秋，素德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美国的城市贫困问题。正如斯蒂芬在本书前言里所说，刚入学不久，他被教授分派出去做一点与美国的城市贫困有关的调查研究。素德在南加州长大，从未到过芝加哥，因此也对当地一无所知。所以在第一次社会调查中，他就径直去了全美国治安状况最为糟糕的芝加哥黑人区，并马上被当地的武装贩毒黑帮扣留。幸运的是，社会学系的博士生素德并没有受到伤害，反倒以此离奇的方结识了当地贩毒黑帮的老大J.T.，并由此开启了一种古怪的、超过十年之久的友谊。借由这一友谊，素德顺利地进入芝加哥的贫民区，开始了自己的田野调查，并且最终由此而完成了博士论文。《黑帮老大的一天》一书即为素德在1989年至1996年读书期间在芝加哥黑人区的田野调查的笔记整理。在本书中，素德以自己的调查研究为线索，为我们描述了以J.T.为首的贩毒黑帮的组织结构与运营机制，黑帮、贫民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以及所有这一切与主流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且从一个内部人的视角，回答了一些有关城市贫困的典型问题，比如贫困陷阱的问题，贫困社区的暴力问题，以及居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互动问题等等。素德与罗伯特·泰勒区众人之间的互动所构  1社会学研究成的关系及其引发的问题乃是本书的核心结构。这种互动彰显了更为深刻的两层涵义：现代社会科学与贫困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美国主流社会及文化与黑人贫困文化之间的冲突。就此而言，本书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它指出了现代社会学研究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痼疾。一、隐秘的贫民区与素德的方法论困境华康德曾经指出，在美国社会学研究有关贫困（poverty）和贫民区（ghetto）的讨论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三种“不良倾向”。第一种是贫民区这一概念的稀释化，也就是在讨论中混淆并减弱了种族的基础性，以及此种基础的历史意义以及社会程度；第二种倾向，是从某种外部视角出发，将贫民区描述为一种失序的社会形态，无论在个体还是集体的层面上，都可以用“匮乏和不足”这样的负面词语来形容，而没有从其内部出发，讨论其内在机理与特别的社会功能形态；第三种，是从失组织（disorganization）的概念出发，倾向于将贫民区及其居民荒诞化（excoticize），“从外部与俯视的角度，强调贫民区生活里最为极端和非常态的方面。”这三种倾向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强大的“认识论屏障”（epistemological obstacle），使得针对美国贫困的讨论“致力于消除在常识感觉与社会科学的分析之间的，在有待阐明的争议性的复杂现实与大众所亟欲深信的东西之间的界限”（Wacquant, 1997: 342）。由此可以认为，尽管美国的贫民与贫民区研究有其深远的传统，但主流研究所叙述的内容不过是外部视角下的想象而已。此类传统的研究并没有获得来自内部视角的切实经验研究的支持，因此所提出来的有关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也基本都无关痛痒。这种现象并非只存在于华康德的论文发表之前。在本书中，素德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田野工作之后，也在相关的学术会议上提出了类似的质疑：“在座诸位似乎没有谁与花太多时间与穷人们呆在一起”（Sudhir, 2008: 176）。素德在本书中所做出的贡献，恰好与这三种“不良倾向”相对应。但是此类田野研究并非易事，原因之一在于，以黑人帮派及其赖以生存的贫民区社会结构为核心的贫民社会对外部世界有着极高的警惕性和不信任感。所以尽管美国社会学中有关贫困和贫困社区的研究连篇累牍，2社会学研究但是对于主流社会来说，贫困社区自身仍然是一个隐秘的世界。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中产阶级社区与贫困社区两个世界之间的巨大落差常常使得素德无所适从。这样的差别不仅体现在芝加哥的主流社会文化与罗伯特·泰勒区的地方亚文化上的不同，也体现在素德所屡屡碰到的现实问题：他被要求站队。素德选取的定性研究方法意味着他要不断地进入调查地点的日常生活，展开深度访谈以了解社会。在此，“站队”有两层意义。其一就是贫民区的人针对素德的提问。虽然素德自视为客观中立的社会科学家，但是在进入地方社区的时候，他必然会被当地居民视为某种权力的代表。在调查中，素德不断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是站在白人那边，还是站在黑人这边？你是站在警察那边，还是站在黑帮这边？你是跟着这位帮派老大，还是跟着那一位？这一类的问题并不只是素德在罗伯特·泰勒区的社会世界里的现实选择，而且正如素德在书中所反思的那样，这一类问题也提出了一个社会学研究的实质问题，即是否真正存在社会科学方法论里所说的客观中立？“站队”的第二层意义就是素德在调查中自我提问的问题。在书中，在面临着田野工作里学习当地文化和作为一个学生的双重世界的困扰时，他写道：“要阻止我所面对的艰难，社会学家的标准工具似乎力不从心，这让我愤怒不已。”（Sudhir, 2008: 176）素德所面对的艰难就是在他的田野调查中是否要坚持做一个客观中立的旁观者的问题。这一问题在课堂讨论中，或者在一般的调查中或许并不成为一个问题，但是素德在他那种极端性的田野工作中，却必须要直面这样的问题。当他见到当地居民被帮派成员殴打时，当他看到当地居民受到了严重伤害，而医院和警方都无动于衷时，以及当他见到地方官员和警察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时候，他都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是否要坚持做一个客观中立的旁观者？更具实质意义的问题在于，素德绝大多数的同学和教授们都没有遭遇到类似问题的困扰。今天的社会科学，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都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调查研究方法论，比如调查问卷的设计，量表的使用，文献研究的阅读，各种规模的调查问卷的发放填写，对统计学知识的要求，以及电脑以及专业的电脑软件的应用等等。3社会学研究借助于雇佣的调查人员，研究者甚至可以在与受访者完全隔离的情况下，完成一次完整的研究。此种类型的知识生产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在这样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学研究都可以心安理得，不受任何困扰地去讨论现实问题。约翰·奥尼尔将具有此类发展趋势的社会学研究称为“表面行当”（skin trade）（O’Neill, 1972：7）或者社会科学的医疗化（O’Neill, 1995: 28）。所谓表面行当并非意味着社会学不是一种专业化的学科，或者不是一门科学。相反，“它仅仅意味着，社会学必须要宣称一种科学的与专业的地位”（O’Neill, 1972：7），这恰恰是表面行当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约翰·奥尼尔以现代社会职业化的牙医为例来讨论所谓的“表面行当”。一名职业的牙医要求拥有各种配备，包括牙医诊所的装饰、接待员、护士、各种医疗器械、表格等等。只有借助所有上述这些配备，牙医才能够完为所谓的职业化行为，也即检查修复牙齿。牙医的原初实质性工作与那些表面功夫中的绝大部分都毫无关联，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只有借助于它们，牙医才能在一种“职业化—病人”的关联中“重构他的口腔工作”。在此意义上，口腔工作的地位对于一名牙医来说，反倒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了。社会学的科学化和职业化也有着同样的要求：“大量社会学的结构性功能…支持一种在科学家及其对象之间的净化仪式。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实质重要的是仅仅透过职业化的眼光来看待他的对象，并拒绝接触病人，贫困人口和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以防止其反诘自身。”（O’Neill, 1972: 7）以此方式，谈话中的各种复杂的关联互动，比如爱欲性共存关系就被化约成了访谈大纲或者态度量表，使得被研究者通过此类研究方法的过滤，成为了干干净净的实验室对象。社会学研究的结构越复杂，技术要求越高，实施成本也就越高，也就越来越成为只有富裕阶层才可以负担得起的职业。同时也就越来越使得社会学对真正的贫困、犯罪、种族等问题敬而远之。现代社会学的这种性质，是素德的田野工作所面临的方法论困境的根源所在，也是隐秘的贫民区得以可能的另外一种原因。素德选择了与他的同学和教授们不同的调查方法来展开自己的研究，而非只4社会学研究“坐在教室里讨论统计学”。他在走进贫民区，直面隐秘的现实生活的时候，遭遇到了他的同学同事们通过“正规的”社会学方法论可以轻易避免的问题。素德所面临的问题并非新近，乃是从胡塞尔等人开始的关于近代科学意义问题的讨论和韦伯关于科学与政治的讨论的延续。素德的困境来源于社会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这一困境部分来自于知识与价值两个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分离，是社会科学的先天性吊诡所在；而另外一方面，这一困境也由于社会学作为一种表面行当在学科科学化上的共谋而隐而不彰。这一共谋使得素德的同学以及世界上大部分的社会学家都可以体面地避开他所遭遇到的尴尬。与此同时，这一共谋也使得知识的生产机制成为一种垄断。这种垄断使得现象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常识性的理性与价值判断失去效力。所谓失去效力，并非仅只是现代社会以专业知识之名对于个体的健康、快乐、家庭乃至于性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在此专业领域的成长过程中，对于理性和非理性、健康和非健康以及主流社会和贫困社区、文明举止与暴力行径这样一些相互对应的二元对立性社会实体的生产过程。在后面的这种背景之下，“权力，真理以及生活…都是被编码进入各种种类的内在化信息，以将个体的健康、知识和劳动正常化。”（O’Neill, 1995:40）现代专业知识与国家治理之间由此形成了一种互相塑造的关系。这两种效力丧失表明了社会—心理空间上的诊所化以及社会控制的知识医疗化。由此，约翰·奥尼尔认为，“它们开启了权力关系的新的领域，我们将其称为疗治性国家”（O’Neill, 1995:41）。而此种分析领域，正有助于理解J.T.的黑帮及其赖以生存的黑人贫困社区。二、作为一种社会官能征的贫民区此种疗治性国家如何来看待隐秘的贫民区？如上所述，作为美国贫困典型的罗伯特·泰勒区，乃是一种被隐藏的社区。正如素德在书中所说，在他所进入的这个社会世界，与素德成长的家乡，即南加州中产阶级的郊区完全不同，也与素德所就读的大学所代表的芝加哥中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素德在这一社区中经历了一种他从未见过的社会形态。5社会学研究罗伯特·泰勒区第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各种资源极度匮乏，包括社会资源、经济资源以及权力资源。学校教育、商业活动、警察、医院、政府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等等这些构成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组织在该贫民区几乎全部缺席，并由此而构成了罗伯特·泰勒特有的“社区空间”，为毒品黑帮的兴起提供了客观环境。由于生存的需要和资源的匮乏，身体成为了最为常用的资源。为主流社会所严禁的来自于毒品的身体快感以及建基于其上的权力关系在其中无所不在。毒品的滥用使得黑帮在经济上得以可能，并甚至使得罗伯特·泰勒获得了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基本资源。暴力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成为黑帮乃至是整个贫民区的基本特征，而妇女们（甚至包括年轻男性）普遍以各种形式出卖自己的肉体。身体或性交成为了某种货币形式。有关现代社会里资源匮乏、暴力泛滥与权威主宰三者之间的关系，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有详细的讨论。在这一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与精神分析哲学结合在一起来分析现代社会的努力中，他指出，尽管在其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①背后隐含了匮乏（scarcity）这一基本的事实（fundamental fact），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将其上升为一种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他认为，匮乏在现代社会的分配，已经从最初的暴力原则变成了“权力的理性运用”。而这种理性的权力运用在其过程中与权威的主宰性运作相呼应，造成了现代社会中各种不同的现实原则。而后者又在各自的社会环境下，有着各异的对于个体冲动的控制，马尔库塞将其称为在基本的抑制之外的过剩抑制（surplus-repression），而与之相应的，“现实原则的盛行的历史形态”，就是表现原则（performance principle）(Mercuse,1966:35-38)，也即与正常的主流社会形态相符合的爱欲表现（erotic performance）(Marcuse, 1966:46)。罗伯特·泰勒从资源的匮乏到暴力的泛滥，正是由于权威主宰性运作的理性权力运用所导致的特殊的过剩抑制造成的。从J.T.以及其他人的经历可以看出，贫民区的人遵循主流的社会规范、经由教育的途径进入中产阶级的机会极少（尽管这几乎是唯一的途径）。也就是① 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弗洛伊德与1911年发表的《精神功能二原则论》，并与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一起，随后成为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概念。作为支配精神运作的两种原则之一，现实原则乃是对快乐原则的修正。现实原则作为一种调节的原则，使得个体不会直接追求满足，而是会根据现实条件迂回进行，并延迟对结果的追求。6社会学研究说，贫民区的居民极少可以获得主流的表现原则对于其身心的规训，并因此而获得资源。在马尔库塞的讨论体系中，作为现代社会规训重要环节的劳动（labor），也即工业社会中异化性的劳动，在罗伯特·泰勒区的居民中几乎不存在。而这一身心规训的缺乏，反过来又使得该社区在资源的配置的争夺上处于劣势。个体的心理问题与社区的政治问题在这里成了一种互相加强的关系。马尔库塞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建基于弗洛伊德对于个体官能征的思考。在弗洛伊德看来，暴力的可能性，也就是攻击性乃是文明发展的最大“障碍”。所谓文明，在弗洛伊德那里的含义是“一种服务于爱欲的过程。而这种爱欲的目的就是要将单独的个体、家庭、继而种族、人民和各国家都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一种人类的结合体”（Freud, 1985:313）。现代社会所强加给个体的牺牲，不仅包括对性的控制，还包括对个体攻击性的束缚。为了可以在一个具备互相攻击性的群体中生存，“文明人用其一部分的快乐的可能性交换来了一定的安全”（Freud, 1985: 306）。文明的进展因此得以可能，但这一进展是建筑在永恒的冲突之上的。而这一冲突同时又带来了个体性的神经官能征。在现代社会中，原初的父亲的功能已经逐渐从个体转移到其社会角色，进而融进了社会机构权威，并“教导儿子变得成熟，以及束约其社会的成员””Marcuse, 1966: 75）。所以最初的俄狄浦斯情结开始向个体—社会之间的冲突转变。在其俄狄浦斯的比喻中，弗洛伊德建立了“一种自我寻求其限制的辩证法。反律法主义式的情感（antinomian feelings）自动引发了补偿性的自我指责”，而这种指责，又反过来使得个体心理层面上的抑制（repression）得以可能（Rieff, 1959:226）。这种指责即为负罪感，与其相伴同生的是良知的感觉，也即感知罪恶的可能性：“良知，是我们对某些特殊欲望由排斥而产生的一种内在知觉。重点在于，这种排斥不必寻求任何理由，乃是‘不言自明的’。最明显的例子是罪恶意识，即对我们某些要满足特殊欲望的行为的内在厌恶”（Freud，1950：68）。在弗洛伊德那里，此类罪恶感是构成焦虑的重要因素，并与其社会特征一起，构成了神经官能征的实质特征。在禁忌与欲求的相持过程中，不可接触性成为了神经官能征的另外一个核心特征：“在塔布中，禁止接触乃是核心禁忌，也即神经官能征的核心；因此它有时被称为‘接触恐惧症’”(Freud，1950：27) 。社会因此变成了抑制性的社会，个体也因此而获得神经官能征。神经官能征乃是个体的自我保存利益与利比多的渴求之间冲7社会学研究突的产物。在这一冲突中，“自我获得胜利，但是其代价是严重的痛苦与放弃”（Freud, 1985: 309）。这一原初的抑制与个体欲望之间的冲突，构成了现代神经官能征的原型。承接弗洛伊德的思考，马尔库塞在其所讨论的工业社会中社会劳动的等级体系（hierarchical system）中表明了此种冲突转变在现代社会里的进展。这一等级系统“不仅将主宰（domination）理性化，而且‘‘内含着’反对主宰的反抗”（Marcuse, 1966: 90）。与这一体系不同的是，在罗伯特·泰勒这里，我们所见到的是个体—社会冲突的另外一种发展：地方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即在劳动等级体系之外的社会世界与该系统本身的冲突。罗伯特·泰勒在文化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与主流社会的格格不入。它是一个以守望相助为基本社会形态的情感性社会，这与以专业化分工的现代社会截然不同，素德在进入该社区之前并未有过此类经验。这一点使得罗伯特·泰勒与传统性社会有所接近，但是由于前一种从资源匮乏到暴力泛滥的特点，它显然并非是一个传统型的社区。但无论如何，在主流社会看来，罗伯特·泰勒的社会形态，正如华康德所总结的，是一个荒诞化的非常态社会。以J.T.为首的贩毒黑帮植根于当地的社会文化结构，与该社区处于一种共生互补的关系。黑帮为社区民众提供基本的治安，以及甚至是某些福利，而社区作为毒品的最大市场，也是黑帮赖以生存的基础。在等级化的劳动体系看来，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现实存在。贫民区以及黑人帮派无时无刻不在以暴力活动，非常态的生活和生存方式刺激着“主流社会”，提醒着自己的存在。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层次的暴力：J.T.或者黑帮在社区内的惩罚行为、帮派与帮派之间的战争以及作为整体的社区与主流社会的冲突。这三种暴力的共同特征在于展示性。J.T.通过展示其暴力来维持权威，帮派与社区则通过展示其暴力来获取或者维护自己利益。所以，主流社会在文化模式上的自我认同由于与贫民区的暴力展示而陷入了困境。但与此同时，在第一节中所讨论的知识生产机制开始将暴力化的贫民区的存在去意义化，并进而亟欲将其摧毁。所谓将其存在去意义化，是指在前述中的那些相互对应的二元对立性社会实体的生产过程中，对于贫困社区以及贩毒黑帮的概念化塑造。在此类包含着个体自我认同的社会存在塑造过程中，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正如阿尔杜塞所说，意识形态乃是一8社会学研究种“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力量….意识形态构成了社会，并在其中产生出现实影响。这些现实的影响乃是构成人的主体性的重要部分。于此，意识形态被认作是一种社会功能，为个体提供了嵌入社会机构与程式的社会与政治认同。这些社会机构与程式又反过来强化了特定的信仰系统”（转引自Moon，2006：265）。在此类塑造中，贫困社区以及贩毒黑帮成为了犯罪、罪恶、道德败坏等等负面词汇的代名词。主流社会为罗伯特·泰勒提供了现实原则，而罗伯特·泰勒使得主流社会对其充满了厌恶，焦虑异常。所谓亟欲将其摧毁，也即贫困社区及黑帮在知识谱系中的位置成功地唤起了主流社会的良知，也成为了主流社会寻求正义、平等乃至自由等等主流价值的正当理由。此种寻求，需要借助消灭贫穷和暴力，也即通过对贫困社区的改造来完成。而弗洛伊德所讨论的神经官能征的一个显著特征，也即“接触恐惧症”，在这里也堂而皇之地存在：位于罗伯特·泰勒区和中产阶级居住区之间的那一大片开阔地带就是其最好的符号性表达。那一片地带本来被规划为黑人住宅区，由于过于靠近中产阶级的居住区域，原本要建在此处的建筑被塞进了远离中产阶级的一侧，以使得主流社会避免与贫民区接触。另外，素德从进入芝加哥大学开始，就不断地接到官方正式的警告，要求不要与黑人贫民区接触，因为那里是罪恶之地，是危险的场所。这一类的警告，也是“接触恐惧症”的社会性体现。因此从精神分析哲学的传统来讨论现代社会中的贫民区，可以将失范的贫民区视为美国社会的官能征。在精神分析的哲学传统中，神经官能征从个体的身心角度表达了文化与权力结构与冲突。文明的进展是基于永恒的各种冲突之中才得以可能。这其中包括性的冲动、攻击性与规训，以及个体与文明社会之间的冲突。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发展出对于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现象的暴力和其它现代文明的负面部分的分析。而在马尔库塞的帮助之下，我们则可以将罗伯特·泰勒社区以及J.T.的黑帮视为此种分析的绝佳案例。它们都构成为美国主流文化不可或缺的实质性对立面。它们与主流文化或者“正常的”文化相伴同生，如影随形，一体两面。它充满活力，来势汹汹，不断地骚扰文明社会，使其痛痒难当，无法安心。在规训的现代文明社会世界中，由国家权力所强力背书的常规“工作流程”，“劳动纪律”以及官僚体制等规定了身体的行为举止，以及受控的快感，并同时提供了工作，健康，教育等等权利。罗伯特·泰勒和J.T.的黑帮不仅通过它们的存在自身，而且还通过其生存方式，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其9社会学研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该社区中暴力的泛滥，毒品的滥用以及毒品经济在该社区的经济支柱的地位。所以尽管主流社区理所当然地欲将其除之而后快，但正如我们在第一节中所讨论的疗治性国家的性质，也正如素德在本书中所展示的，这一计划实际上并不可能完成，而且其意义更多针对于主流文化自身。由此出发，我们认为，在现代疗治性国家中，最为重要的“接触恐惧症”正是由素德所遭遇的方法论困境所表达出来的：现代社会科学对于现实问题的“接触恐惧症”。这一接触恐惧症由一系列的方法论原则和研究体系所构成，同时，在第一节最后所讨论的知识垄断机制的社会与政治功能，是使得以罗伯·泰勒为代表的社会官能征成为可能的核心要素。三、一种社会官能征分析的可能性社会官能征这一概念并非旨在提出一种理解现代社会与主体性的二元论，而是希望可以藉此讨论在流行的话语体制背后存在的此种二元论的生长机制。在这一方面，已经有法兰克福学派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哲学结合在一起的传统。与此同时，在现代社会政治理论的传统中，约翰·奥尼尔承接从本雅明、萨特到阿伦特对于暴力以及文明的思考，则进一步将暴力置于日常生活以及文明化的背景之下，将个体性暴力、或者犯罪性暴力与机构性、战争性的暴力区分开来。在此区分之下，作为现代社会代表的美国的贫民区及其特征性的暴力活动就纳入了思考的范畴（O’Neill, 1972: 57）。在以技术理性为基础所建立的现代文明中，国家治理垄断了一切合法暴力的可能性，同时通过把日常生活中私人化的暴力归类为非理性，努力将其排除在自身的体系之外（Elias，1982）。但是以暴力为代表的种种负面现象，也即马尔库塞所说的现代文明的疾病与不满，包括战争、暴力、贫困等等，并不会随着文明的排斥而消失。正是在这里，社会官能征获得了其讨论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约翰·奥尼尔认为，在现代身体理论的传统中，居于核心位置的弗洛伊德并未提出一种生理修复技术（bio-prosthetics）以为文明提供新的动力。他希望可以从身体出发来重构社会和历史。这一工作的意义在于重返人类原初想象能力（拟人论），虽然这在表面上与当今社会科学的核心价值背道而驰，但是却有可能在今天这种10社会学研究疗治性的国家形态中，为社会科学重拾信心，并进而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人、自然以及社会机构之间那种复杂关系之中所存在的重大问题”（约翰·奥尼尔，1999：2）。就此而言，他认为福柯所讨论的性的身体并不足以代表身体意义的全部，他转而主张对一种交往身体（communicative body）的讨论：“交往身体被降格为性的身体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歪曲了那曾经统摄着自然、社会和人类身体的性别化的宇宙学，并使其从属于自然和人类家庭的工业化”（奥尼尔，1999：6）对于奥尼尔来说，交往身体既是“所有社会的道德基础，也是任何一种社会科学实践的道德基础”（奥尼尔，1999：8）。在重返拟人论的基础上，个体层面上的社会官能征可以获得其日常分析的空间。而这一领域尚未在社会学的日常分析传统中获得重视。个体层面上的社会神经官能症的意义特别集中在对于此类行为举止的社会学理解之上。除此之外，重返拟人论的社会学努力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社会学想象力，以及社会学自身在现代社会中的恰当位置。此种反思与重构，对于面向转型社会，思考中国问题的中国社会学来说，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参考文献：尚·拉普朗虚，尚-柏腾·彭大历斯，2000，《精神分析词典》，沈志中，王文基译，台北：行人出版社。素德·文卡斯特，2009，《黑帮老大的一天》，孙飞宇译，上海：世纪文景出版集团（即出）。约翰·奥尼尔，1999，《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张旭春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Brown, Norman O. 1985, Life Against Death: The Psychoanalytical Meaning of History.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Elias, N. 1982/1939,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 2: 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Freud, Sigmund 1950, Totem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5,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ivilization, Society and Relig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O’Neill, John 1972, Sociology As A Skin Trade.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95, The Poverty of Post Moder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Marcuse, Herbert 1966,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oston: Beacon Press.11社会学研究12Moon, Claire 2006, “Narrating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in South Africa.” Social & Legal Studies 15.Rieff, Philip 1959, Freud: The Mind of The Moralist.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Venkatesh, Sudhir 2008, Gang Leader for a Day: A Rogue Sociologist Takes to The Street.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Wacquant, Loïc J.D. 1997, “Three Pernicious Premises in the Study of the American Ghett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1（2） Events and Debates.作者单位：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与政治思想项目责任编辑：杨 可 

收入这本书中的三篇文章，虽然处理的对象不同，但在我看来背后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关怀，用汪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提出一种不同于民族主义知识框架下的中国观"，一种新的阐释现代中国的理论框架。

2006―2007年期间，我们在天津、上海、南京、深圳四城市，对流动穆斯林进行了问卷调查。所以选择这四个城市，主要因为它们经济较为发达，其CTP和城市居民收入在全国位列前茅，加之，文化、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已成为西部穆斯林流动的主要地区。 本文拟以四城市为考察点，在问卷（在四城市一共发问卷1000份，收回问卷875份左右，有效问卷占回收总问卷的87.5％）和走访的基础上，探讨流动穆斯林的人口特征和就业状况，为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和谐提供有益参考。一、流动穆斯林的民族和人口来源 在四个城市中，外来的流动的穆斯林平均为10万人以上，除深圳（深圳是外来移民城市，改革开放前只有一户穆斯林，现在穆斯林人口10万以上）外，其余三城市外来的穆斯林人数皆数倍于本地穆斯林人数，以上海为例，这里原有穆斯林人口6万左右，现在穆斯林人口近16万，增加的部分显然都是外来的。中国有十个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都是穆斯林，而流动的穆斯林主要来源于哪些民族？主要是回族89.6，占89.8％；其次是维吾尔族，占4.8％；而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一共占3.9％。可见，在流动穆斯林中最主要的少数民族是回族。 这么多回族源于何处？从其户籍看，大部分来源于西北，而西南的较少。若按流动人数多少及所占比例进行排序，为：甘肃 (占54.9％)、青海（占17.2％）、新疆（占4.8％）、宁夏(4.4％)、河南（占2.0％）、陕西（占0.1％）。依据上表的统计，甘肃、青海、新疆、宁夏的穆斯林占整个流动穆斯林的81.3％,其余省份仅占2％以下。二、流动穆斯林的自然构成 从年龄层面看，30岁以下的占66.5％、45岁以下的占25.7％，两项相加，流动穆斯林人群中，青壮年占92.2％。 从文化程度上看，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7.31％、初中文化的占34.11％、高中的文化的为9.93％、大学文化的为7.59％。两表结合起来，可知在流动穆斯林中，青壮年占92.2％，即外出流动的几乎都是青壮年。从文化程度看，在外出的穆斯林中，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占绝大部分，为81.42％。这样的文化水准限制了他们就业面，同时，也限制了他们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就大部分人而言是这样，但现实生活中也有特例，如个别老板，他们文化程度不高可收入却很高）。 在外的流动穆斯林中，有83.11％的为男性，16.89％的为女性；而53.60％为已婚，44 30％是未婚。这两组数字告诉我们，在外的流动人口中，大多数是已婚的男性，而少部分是女性（约占17％）。根据我们的走访情况发现，小拉面馆的女性多为老板娘，其余都是男性；大拉面馆或西北风味饭店，除老板娘外，也有几位女性服务员。在拉面馆工作的流动穆斯林，男女比例是4：1左右，这与上面的统计数字基本相符。此外，拉面馆或西北穆斯林饭店，除老板外，一般服务员都是单身。 为何不带妻子出来谋生？大部分回答：一是经济压力。由于这四城市房租较高，目前的工作收入是难以维系这方面的开支。二是家里走不开。在老家，田地、老人、小孩等都需要照顾，无法分身。三是女性工作不好找。女性本来就业面就窄，外来女性流动穆斯林更加如此，除了到大清真饭店作服务员外，几乎没有什么职业可寻。因为，她们几乎没有技能，加之教规又多，诸如不能穿短袖衣服，不能穿短裙，有的甚至要带盖头。作为生活习俗本无不妥，可这些习俗常常与饭店的统一着装产生矛盾，面对这样的矛盾，若是饭店不让步，她们只有选择在家。三、流动穆斯林的谋生方式 流动穆斯林职业发生了变化：一、打工者，以前为28.3％、现在为61.9％，现在较之以前增加了2倍以上。二、从事农业或养殖业的，以前为37.7％、现在为1.1％，减少了98.9％，下降幅度确实惊人。三、小生意者或个体户，以前为18.6％、现在为25.1％，增加了69％以上；老板以前为0.5％、现在为 2.7％，增加了7倍以上。四、唯一没有变化或变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职业是教师，以前为1.9％、现在2.2％,只增加了2人。 首先，变化较大的是农业或养殖业。原来有312人从事这类职业，现在只有9人。说明外出以后绝大部分穆斯林都改行了，或者说，以前的农业养殖业技艺现在已经无法成为在外谋生手段。其次，打工人群的变化。现在打工者是以前的两倍，而又占流动穆斯林人数的61.9％，可见在流动穆斯林群体中，主体是打工者。根据访谈，打工者主要的工作场所是拉面馆，个别也有在企业或其他行业的。再者，流动穆斯林中老板或个体户人数的增加较大。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老板或个体户多指拉面馆的老板，据化隆县住沪办同志介绍，该县在深圳有600家拉面馆，在上海有1千家。这些城市存在着这么多的拉面馆，故老板或个体户增加幅度较大。最后，教师的比例没有变化，或许因为做教师需要学历和经验，若有学历和经验无论在家乡还是外出到这几个城市都可以成为老师，区别只是报酬的多少。总之，流动穆斯林的职业大多数发生了变化，现在所从事的职业与家乡的职业不同了，发生了变化。然这种变化亦有规律可寻，即他们基本集中在饮食（主要在拉面）行业。无论是打工人人数或是老板人数的增加，还是从事农业养殖业人群的减少，都由于进入到了这四个城市的饮食行业（拉面行业）。 流动穆斯林为何会集中在这个领域？根据调查发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饮食和技能问题。穆斯林尤其西北穆斯林对于清真饮食要求非常严格，以至他们基本不去汉族人的饭店就餐，因为那里不清真，回民面馆、饭店几乎没有这类问题；此外，在拉面馆打工基本不存在技能问题，或者说技能问题较少，大部分穆斯林都会拉面、都会烧牛羊肉。其二，生活成本问题。四城市的拉面店一般都免费供应吃饭，有的免费一顿，有的二顿，这样一来，生活成本很低，能积畜的钱会更多。其三、宗教感情和生活情感问题。西北穆斯林有浓厚的宗教感情，对于功修非常认真，尤其到了斋月期间，都要封斋。在其他行业，功修和工作往往难以兼顾。从感情方面看，这里拉面馆的穆斯林多为同乡（同乡范围可大可小，大则为一省小则为一县一乡），彼此在一起工作易于变成朋友，在外遇到问题也易于获得同乡帮助。其四、这四个城市规模较大，商业空间也大，几百家甚至上千家拉面馆都可以同时营业，基本是家家盈利。所以，拉面馆成为流动穆斯林的一个重要的选择。以至在这些城市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拉面经济。这是由西部流动穆斯林支撑起来的经济，不仅养活了自己（仅这四城市的流动穆斯林就有四十多万），也方便了这些城市的市民生活。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建筑单位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以及农民工因从事危险工作而致死致残的问题常常见诸于报端，而西北流动穆斯林却没遇到过这类问题。这绝对不是侥幸。从主观方面看，流动穆斯林有相对固定的就业取向，从客观方面看，这些城市也有这么多回民餐饮业的存在，这样就使得这么庞大的流动队伍，在这么发达的城市，能够立足，能够安全地生活下去。若是没有这些拉面馆，外来穆斯林将流向何处？若是流动穆斯林兄弟辛苦一年，到了年底工资却被拖欠，社会将会出现何种状况？所以，笔者以为西北的拉面馆或拉面经济，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维系着西北流动穆斯林的生活和社会稳定。 四、流动穆斯林的收入状况 流动穆斯林职业发生了变化，其收入情况如何？以下是一个对比表，通过对比可知外出前后的变化：以前收入500元以下者为大多数，占54.9％，现在只占10.9％。这个比例数在下降，而500元以上者，几乎每一栏都有增加。具体为： 500-1000元的增加了80％, 1000-2000元的增加了近3倍，2000-3000元的增加了44％，3000-4000元的增加了2.5倍，4000－5000元的增加了3倍。5000元以上的以前几乎没有，现在也有19人。显然，流动穆斯林到了这些城市以后，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与甘肃、宁夏、青海那些以务农为业的农民（年收入2000元左右）相比，收入的提供更是相当大。因为，在四城市的流动穆斯林中，有90％以上的人年收入在6000元以上,有20％的人年收入在10000元以上，有5％的人在24000元以上，如此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流动穆斯林中，已经有一部分人（即年收入在2.4.万以上者），开始向上升流动，即由一般的打工者上升为社会中产阶层， 他们或是饮食店老板，或是从事贸易的商人等。换言之，他们通过几年的外出的奋斗，无论收入或职业都具备了中产阶层的一些特征，开始融入到这些城市的社会中去。五 流动穆斯林在外居住时间及联系网络 在流动穆斯林中，有近54％的人居住在外1－5年，少部分(10.28％)已经达到了6—10年之间。据说,自从2002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以后，家庭饲养牛羊受到限制，经济也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外出谋生者较多。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为何大部分西北穆斯林在外流动时间较长（基本常年在外），而从2002年左右外出的人数较多，上世纪90年代外出的较少。即在外1－5年的多，而6年以上的少。他们的住房，大约有67．9％是自己租房，14.6％的人是借住在他人租的房屋里。由于这四个城市的房价甚高，有能力购买房者极少，只占5％左右。在走访中还发现，流动穆斯林长期在外，逐渐形成了或本县或整个西北地区的联系网。这个联络网具有地缘、族缘、业缘等因素，即都是西北的穆斯林，又都是从事餐饮业。例如，南京有“西北联络组”，天津有“西北拉面馆协会”，上海、深圳也有类似的联络网。化隆县为了维护本县外出人员的利益，专门在上海、深圳设立了办事处等。联络组、协会完全是民间性质的，而驻深、沪办事处则有一定的政府色彩。而无论性质如何，都起着联系、协调西北流动穆斯林的作用。联系网彼此之间都有手机号、地址、人名，小联络网一般有50－60家饭店的联系方式，大的有几百家联系方式，一旦谁家出了问题，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一些纠纷问题，都可通过联系获得支援或帮助。在这些联络组或拉面协会内部都有自己的召集人，而召集人多为热心于公益事业的，有一定经济势力和人际关系的穆斯林。他们除了用电话联系之外，还有一种联系方法，即在每周五的主麻日，当穆斯林聚会时与同乡聚在一起交流有关事情，以获得帮助。笔者在上海时就遇到过这样的事，一位在拉面馆打工的穆斯林在沪归真了，家属要求送回老家安葬，从上海定专车回老家需费用2万元，拉面馆老板一时拿不出，就来清真寺请大家帮助。穆斯林兄弟闻讯纷纷解囊，有的十元、有的百元，大大减轻了当事人的负担。在深圳时也常听说他们彼此互助的事情：有位穆斯林在深圳开饭店，开张之初，经常有人白吃白喝，还要收保护费什么的，这些人一来就是几个，报警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都是小事，教育一下就完事。然后再来骚扰，饭店一时难以正常经营。自从有了联络网，一打电话大家都过来了，小混混见人多势众拔腿就溜，久而久之因无便宜可占，也就不来了。类似的事件其他城市也发生过，只是由于这些城市的治安较好，加之，穆斯林内部又团结互助，所以没发生什么大的治安性的事件或问题。当然，流动穆斯林成份复杂，人员素质有高低，彼此之间也会发生一些纠纷或摩擦，尤其是在一条不长的街道上同时开了几家拉面馆或饭店，彼此也往往会因经济利益发生一些纠纷。出现这类问题，有时由伊协、清真寺阿訇出面进行协调，也有时由拉面协会或联络组出面调解，一般都能够化解日常的一些纠纷。此外，这些协会、联络组也很注意自律。在天津曾出现过一些清真饭馆为了增加收入而买酒水，一些不法商人挂清真招牌但不经营清真餐饮的问题。对于买酒水问题，协会一经发现立即出面劝阻；为了防治假冒清真饭店，他们设计了一个清真标牌，除了有专门标志外，还将穆斯林经营者的照片放大印在上面，这样真假清真问题就一目了然。各个城市遇到的问题不同，处理的方法也就不同，但无论怎样，大家都感到需要有这样一个协会或网络。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类联系的网络或协会是西北流动穆斯林在外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保证，是解决社会纠纷或一些问题的重要力量，也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流动穆斯林才能安心地从事生产或经营活动。从这个方面看，这些民间性或带有民间色彩的组织是西北流动穆斯林能够在外进行正常经营和发展下去的一个重要依靠。此外，需要说明指出的是，在调查过程中，在四城市的调研过程中，没有发现甚至也没听到有关流动穆斯林与当地居民之间发生矛盾或冲突之类的事。询问当地阿訇和流动穆斯林，都是摇摇头，说明并没发生这样一类的事件。就其原因，笔者以为：一方面，外来的穆斯林在生活、经营方面能够尊重当地的法规、风俗，而拉面经营也与这里的饮食经营没有多少竞争（因为这些城市市场空间较大，管理也比较规范）；另一方面，在于这四个城市多为移民城市，经济发达，文化教育程度高，人们对于外来人群的移居及其较为独特的宗教生活习俗，能够以较为宽容的态度去理解、接受。所以，一直相安无事，和谐共处。 西北流动穆斯林由于在这四个城市经济收入较好，生意也能够有保证，除了少部分，即13.4％的人想回去外，大部分人处于或犹疑或等等再说的状态，当然也有27.4 ％的人愿意在这里长期住下去。 流动穆斯林每天几乎忙忙碌碌，但他们不是单纯的“经济人”，在他们经济的后面有联系网络，在网络后面有宗教文化。经济、网络、宗教，虽然各不相同，不在一个层次，但彼此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即浅层的流动穆斯林的拉面经济，中层的联系网络，以及深层的宗教的价值取向，是密切配合相互影响的。他们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三层结构，与文化学上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一一对应：拉面经济对应于或等同于器物文化、社会联系网络等同于组织制度文化，而伊斯兰教信仰就是精神文化。这三者或三层若是抽去其中的之一都难以理正确解流动穆斯林的生活、生产之特色，也正是这样三层一体之特点才形成了流动穆斯林独特的生活方式（也是独特之文化），以区别其他的城市流动人口；也正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才使得他们几乎能够赤手空拳打天下。试想，哪个城市没有自己独特得饮食产品？但哪一个地方能够凭借某种单一产品养活这么多流动的人群？哪个城市的民众能够以某一种产品走天下？只有西北回族的穆斯林，只有他们能够依靠拉面经济走天下。为什么？因为他们具有独特的生活、经营方式。换言之，因为他们在生活、生产经营方面具有的上述特点，发挥出了整体的社会功能，从而维系了也稳定了流动穆斯林的生活。 六、对策与建议 现代化飞速发展的结果，大大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同时，也使得大量农村劳力涌入城市。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涌入，一方面给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力，给农民带来了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给城市带来了许多压力，致使城市教育、服务、卫生、住房等设施越加不足。在涌入城市的人口中，流动穆斯林是其中一个较为独特的群体，他们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又来源于地理位置较远的西北农村。由于西北退耕还林还草的工程推行，以及东部沿海城市与西北城乡的经济、收入差距的悬殊，使得他们的流动到上述城市里，其最终是自然地融入到这些城市里还是返回原籍，目前尚难预料。只是一点较为清楚：他们在这些城市还将流动(逗留)相当长的时间。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有一清醒地认识，应该在公共设施、服务等方面有一个较为长期的计划或安排。这里具体建议如下： 一、目前，各地的拉面馆都已经存在，也有了一定的规模，对于这些清真餐饮或许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可是总体上看还是符合城市卫生、管理的规范。对于这类饮食饭店，若是小的，则给予一定的扶持和帮助；若是已经上规模的，则尽量不去干预，实行“无为而治”。市场有其自身的规律，只要这类餐饮业不违反当地政府的相关规定而合法经营，就应该让它们自己发展下去。此外，各个城市应该有一个清真网点设置计划，这样既便于开设新的餐饮点，又可避免因饭店过密而造成的恶性竞争。 二、西北穆斯林都是少数民族，提高他们及其子女的文化程度对于流动穆斯林和社会的发展都有相当的影响。政府职能部门，应对于成年人（流动穆斯林）定期举办科学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在城市谋生的能力；对于其子女，应在学习就读方面给予一定的扶持，或者说使其孩子们能够来这些城市读书。加强教育不仅关系到生产技能、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且也涉及流动穆斯林就业面的扩大和收入的提高。当然，对于他们自然地而又自愿地融入东南沿海城市也有一定帮助。因为，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看，这群人有相当一部分会地融入东部城市中去，他们不可能长期处于流动状态。细读上述统计数据也能看到这种趋势，即有一部分人，他们的年收入在2－3万元左右，有的在城市已经购买了住房，有了一份较为固定的工作。只要户籍问题能够解决，他们完全可以成为这里的一份子。 三、各地伊斯兰教协会应积极出面协调、解决流动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在调研中，发现有的城市的伊协会对于本地穆斯林问题关注较多，对于外来穆斯林则不甚关心，以为这是一个流动的人群，外来的人群，他们与原籍的伊协和清真寺关系较为紧密，而与这地的伊协、清真寺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不是他们需要服务、管理的人群。以至出了问题总是推托：诸如这类事应该找派出所，这类事应该找卫生、工商管理部门等等。当然，找主管部门是对的，也是管理科学化的一种体现，可是作为伊协是积极协助，帮助他们出主意，还是一推了事，实际是有很大的差别。伊协若是能够认同：只要是在我们这里发生的穆斯林的事，就是我们伊协该办的事。以这样的积极态度 去处理或协助处理一些矛盾或问题，很多矛盾是能够化解的，纵然有的问题一时无法解决，外来的穆斯林兄弟也是能够理解。应该说，以这样的态度去处理问题，伊协与流动穆斯林容易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至于流动穆斯林之间的联系网络，既然存在就有其合理的因素，伊协也可依靠它们（拉面协会等）去处理一些具体的问题，但这些联系网络等毕竟不是一个正式组织，与政府之间的沟通还得由伊协出面，而政府的一些政策、措施也还得由伊协去贯彻。所以，当流动穆斯林遇到的困难或问题时，各地伊协应以积极态度去处理，这些才利于化解各类矛盾，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 四、随着流动穆斯林的大量进入，各地清真寺、回民饮食、回民墓地等显得或总量不够或品种不足。过去政府设点时一是考虑当地风俗传统，一是考虑当地穆斯林的人数，而恰恰没考虑到流动穆斯林的因素，更没料到流动穆斯林在一个城市会长期存在下去。现在，问题凸显出来了。要解决这类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各级政府在城市规划时，应该考虑流动穆斯林的因素，应该逐渐地或扩大或新增这方面的设置；其次，在对原有城市进行改建时，可以利用一些或破产或撤迁的企业厂房、场地，以改建为清真寺或其他相关场所（深圳曾采用此办法解决清真寺不足问题）；最后，在回民小区周围，多增一些辅助性的设施（如小的店门等），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总之，无论是城市的长期规划，还是具体的局部的城市改建，都得考虑到流动穆斯林是一个长时期的存在的社会现象，都得在能否满足其宗教、生活的设置方面予以思考和安排，并具体加以贯彻，这样才能够真正解决流动穆斯林的问题，才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促进民族和谐。参考文献：[1]蔡昉主编.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M]（1990～1999）.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2]张开敏主编.上海人口迁移研究 [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3]邹兰春主编. 北京的流动人口[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6.[4]佟新著.人口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6]马戎、王晓丽等.新疆乌鲁木齐流动人口特点与就业状况[J].西北民族研究2005.3.

一、费孝通先生的富民主张 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先生辞世。26日《中国青年报》对费孝通先生逝世的悼词十分醒目：“费老走了，带着他一生志在富民的梦想；大师离去，满怀着对乡土中国的眷恋。”这样的评价是妥当的。富民，特别是让农民富裕起来，是费孝通先生一生的学术理想。26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我悼念费孝通先生的文章“：江苏人民的儿子，江苏人民的骄傲。”其中，我说：“他在江苏不仅坚持以实地研究为基础的‘求学之道’，还实践了他‘志在富民’的学术理想。他走遍了江苏大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理论观点与政策建议。” 在费孝通先生80岁生日那天，有人问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是什么，他说志在富民。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这是他对自己人生理想与治学态度的基本概括。他的富民主张来源于农村实地调查。青年时期他在广西瑶山和吴江开弦弓村比较系统的农村社会调查中，目睹了农民的贫穷与苦难生活，从而立下了改变社会使农民走出贫穷与苦难的志向。他说：“我从早年立志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可以说，一生的心思没有离开过农村和农民。推动我一生学术工作的主要动力，就是希望为农民富足、农村兴旺、中国强盛做点实事。” 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先生受命为恢复社会学教学与研究开始奔波。1980年代初期，他给我们上课与报告时，都说自己还有10年时间可以从事社会学研究工作，并且形象地说：“我口袋里只有10块钱了，不该零星地买些花生米，而要集中起来买一件心爱的东西才是。这件‘心爱的东西’，就是继续‘为中国农民能富起来做点事情’。”多年后，费老在一篇回顾文章中写道：“我在农村实地调查里从亲眼所见的事实产生了一种想法，即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吃饭穿衣的问题……当时的历史现实促使我发生了尽力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也为我后来一生‘志在富民’的追求扎下了根子。” 费孝通先生在实地调查中常对从事实际工作的地方领导同志讲：“你们搞志在富民的路子，我在写志在富民的路子。”为了总结农村干部群众创造的切实可行的富民办法，他跑遍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区，认真进行调查，精心概括富民的发展路子。费孝通先生说“：在生命最后的这段时间里，想做点人家希望我做的事情，也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也就是继续靠脑瓜子为富民事业想办法，出主意。”为此，费孝通先生长期关注农村的贫困问题，一生探索农民致富的道路，创造了“穷人社会学”。   二、费孝通先生的富民理论 费孝通先生一直致力于乡土中国的调查研究，毕生“行行重行行”，探索“认识中国从而改变中国”、如何使中国农民富裕起来的路径。费孝通先生的富民理论似可用他的十种观点概括。 1．农副相辅上世纪30年代，费孝通先生调查江苏吴江的农民生活，并在《江村经济》里提出：人多地少，以恢复农村副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他在调查中发现，此时的开弦弓村有农地2758.5亩，人口274户，正常年景，为了得到足够的食物，每户约需5.5亩地。而当时，村里90%的农户平均占有不到10亩土地，其中75%的户均只有0至4亩。新米上市后，单靠农业，为了维持生活，每年每个家庭要亏空131.6元，而需要向地主交付42%食物的佃农更惨。农民靠什么来维持生计呢？答案是蚕丝。生产蚕丝，可使一般农户收入约300元，除去生产费用可赢余250元。他发现，农副相辅可以给农民带来新的收入来源，有利于改善农民生活。 上世纪50年代，费孝通先生重访“江村”。他在《重访“江村”》中写道，许多老婆婆在岸上和他打招呼，拉着手不肯放。但很快，见面的热情被现实的问题打断了，老婆婆说：“好就是好，就是粮食……”他发现，1936年水稻平均亩产350斤，合作化后，1956年达到了559斤，农业增长60%，但从村干部那里得知，有人感觉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了。费孝通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判断：问题出在副业上。合作化后，由于区内分工和地区间的分工体系的破坏，整个桑蚕生产破坏了，根据当时的数据统计，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1956年，却不到20%。总的来说，农民的收入是下降了。 他指出：“我根据二访‘江村’收集的资料，以及解放后在云南搞过的几次内地农村调查的情况，提出了在人多地少的地区，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副业的意见。这一看法，与当时强调以粮为纲的政策不合。为了单一的发展粮食生产而把副业挤掉，不能不说是片面的。”[1]他在调查中发现，一个地区人多地少，不搞副业，农民是富裕不起来的[2]。费孝通先生曾经探讨了苏南农民历史上的农副相辅观。他指出：“在历史上，苏南农民另辟蹊径，他们很巧妙地把畜牧业、种植业和手工业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典型的是栽桑、养蚕和缫丝，这便是所谓的家庭副业。其实副业并不副，如果按照我在30年代的调查结果，农民的生活是吃用各半的话，那么副业满足了农民除吃粮之外的另一半生活需求，吃靠土地，用靠副业，男耕女织，农副相辅。……这种结构作为历史传统一直流传下来，成为当时最理想的经济结构，苏南这块地方也成了人们向往的‘天堂’。他们的命根子被掰成两半，一半是土地，另一半就是包括手工业在内的家庭副业。”[3]这表明，费孝通先生的农副相辅观不是客厅里的空论，而是来自实际生活的感悟与总结。 2.农工相辅上世纪3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农工相辅”的观点。在《江村经济》里，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乡土工业重建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农村传统的经济模式是“男耕女织，农工相辅”，农业和手工业密切结合，是一个人多地少的乡土中国的特点。手工业分散在家庭里，虽然使中国传统工业在技术上不易进步，但土地不足的农民，可以靠这些家庭工业获得的收入，维持小康生活。他回忆说，我30年代在江村调查时，还曾看到农户的收入是农工相辅，一半对一半。人多地少，要富起来，不能完全靠种庄稼，在粮食作物之外要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并从事农产品加工性的家庭手工业[4]。他从实际出发提升理论认识。在《江村经济》这本书里，他注意到中国农村里农业、家庭副业、乡村工业的关系。他指出“:我的姊姊用了她一生的岁月想从改进农村里的副业和工业，来帮助农民提高他们的生活。1938年我从伦敦回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云南省的内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使我进一步看到在一个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的国家里，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重点应当放在发展乡村工业上。我在Earthbound China（《乡土中国》）一书里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见解。1957年我重访江村，看到当时农业上有了发展，我感到高兴，但是为那种忽视副业和没有恢复乡村工业的情况而忧心忡忡。现在，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我当时的忧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5] 费孝通先生研究了社队工业取代传统副业的过程，他指出：“历史的经验表明，对苏南农民来说，只从土地上去讨生活是不足以维持生计的，要使生活富足起来，就得把握住另一半命根子。……因此，即使当时的政策把所谓‘七种八养九行当’的传统副业都列入禁区，农民还是顽强地寻找能开辟活跃的新的副业行当。于是在60年代末期的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苏南农民又创出了一条新路，他们纷纷起来举办社队工业，用搞工业的方式取得生活所必需的收入。因此，在农民的眼里，社队工业是开辟增加收入，满足生活需要的一个新的副业。它的作用与过去在家里饲养几头羊并无差别，至于手段和形式的不同是另一回事。……如果我们用以工业为手段的农村集体副业这一根本性质来观察社队工业，那么对于社队工业的种种特征也就很容易理解了。”[6]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应把乡镇工业分为两个层次，一层就是现在的村办工业，它仍然保持着草根工业的性质；另一层则是现在的乡办工业和镇办工业，它是从草根工业向现代工业过渡的工业[7]。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乡镇企业的农工相辅、以工补农和以工支农问题。他认为：“乡镇工业始终是以繁荣农村经济为目标，充分利用最基层的集体经济力量和丰富的劳力资源，从农村的‘草根’上举办起来的。这种‘草根工业’，不仅没有损害农业和剥夺农民，相反地倒促成了工农相辅和城乡协作。就江苏全省而言，自从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用乡镇企业的盈余担负如水利等农用基本建设的经费远远超过同期国家投资的总额，这是直接的以工补农。在苏南乡镇企业发达的乡村，其他如开办学校、修桥铺路、烈军属、五保户补贴等的公共事业和社会福利的开支都不必摊到农户而由村办企业支出，甚至一些基层组织的部分财政经费也由村办企业付偿。如果没有村办企业，这些费用还得在农业收入中扣除，这是间接的以工支农。”[8]这种从实际中概括出来的理论观点，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3.工业下乡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了“工业下乡”的观点。1981年,他在三访江村时指出,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都集中在少数都市里,而应当尽可能地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我称之为‘工业下乡’”[9]。工业下乡同样可以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的比重,但是在人口分布上却不致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这个意义上,为具体实现工农结合,或消除工农差距的社会开辟了道路。费孝通先生当年在苏南实地调查中发现，正在异军突起的乡、村（当时称公社、生产队）所办的工业，所以都称作“社队工业”。集镇是社办工厂集中的地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出来当工人，集镇的人口也就多起来了，集镇上新的建筑一座座盖了起来，农民的收入也增加了[10]。 费孝通先生曾经解释过工业下乡和科技下乡的社会历史原因。他指出，人多地少只是一股内在的动力，农工相辅的实现还需要外在因素的触发。社队工业兴起的外在因素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的社会条件。大城市里动刀动枪地打派仗，干部、知识青年下放插队这两件使城里人或许到现在还要做恶梦的事情，从另一面来看，却成了农村小型工业兴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那时的办厂条件多数是大中城市主动送下来的。相比之下，农村的局面要比城市稳定。于是城市里不能生产，就转移到乡下去。那么，由谁来牵线转移？从吴江的实际情况来看，主要是那些家在农村的退休工人以及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干部，尽管目的各不相同，但他们实际上却成了城乡经济的中介人。社队工业就是在社会需要在于社会生产，农村局势相对稳定，而且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有了中介人作联系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的[11]。 费孝通先生指出，我国农村当前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本质上是一个工业化的过程，把工厂办到农村里去的另一面就是乡村的城市化，也可以说城市扩散到乡村里去。这可能是我国工业化的一个特点。我们不走把农民集中到城市里去发展工业的路子，而是让农民把工业引进乡村来脱贫致富。在边区发展的研究中，我们觉得城市对乡村的扩散作用更为突出，也更为重要，甚至可以说，这些原来经济很不发达的边区的现代工业基本上是靠外边的力量兴办起来的。……由大中企业提供信息、技术和部分设备，乡村提供土地、劳动力和部分资金，合作办中小型乡镇企业，成了一条双方有利的出路[12]。 我曾陪同费孝通先生考察过江苏扬中地区的乡镇企业,老人家对“散点式的规模经济”十分有兴趣。乡镇企业把工业犹如撒沙般地扩散到乡间,直至进入农户的家庭,使在整个乡镇范围内的居民都得到实27惠。对此,他概括为一句话“:要使千家万户富起来。” 4.科技下乡费孝通先生指出，乡镇工业的发展，从总体上看，都经历了由初创、发展到逐渐成熟的三个阶段。各个乡基本上都是由一二个、二三个第一代企业起家，一个老根抽出许多嫩枝，形成一批第二代企业。以后嫩枝再发，又爆出一批第三代企业。第一代乡镇企业，绝大多数是50年代末集中了农村社员和集镇居民的家庭手工业而建立起来的。设备陈旧，工艺简单，产品粗糙，利润极少甚至亏损。这一代乡镇工业在潜伏发展期与大中城市的联结是偶发性的，并且是以生产经验为基础而不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那时乡镇企业的特点是，人们能懂得什么技术，企业就生产什么；这些人能搞到什么工业原料，提供什么信息，企业就上马什么。这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被迫的盲目发展。 回顾历史，情况十分清楚。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会之后，等待着这新的一代企业的是城市企业与乡镇企业以及乡镇企业本身之间的企业竞争和产品竞争，这是一个更为严峻的考验。生存还是淘汰，关键在于乡镇企业的热心人与能人能否顺利地转化为各种专业人才，去克服企业在资金、原料、设备、技术、经营管理、产品的推销等一道道难关。这一代企业的确向现代水平跨了一步，城市人才下乡传播的工业技术已经开花结果。可是，乡镇企业一旦成长起来，就形成了对城市在人才、技术、原料、产品销售等方面的更大依托。正如费孝通先生看到的那样，在这个时期，乡镇工业突破了行政区划和地理位置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来同城市大工业发生联系，开始走上了进行多种形式的有机结合的轨道，并由不稳定趋向稳定，由松散趋向紧密。在各种结合中，技术联结、技术合作的内容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显然，我国城乡之间还存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巨大差别，经济活动的内在要求驱使着科学技术及科技人才由高水平向低水平即城市向乡村流动。这种与工业经济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科学技术流向，滋养了农村的一大批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年轻人，从而农村里迅速成长起了大量的工业技术人才。科学技术下乡是由两股人才的流动带来的。一股是城市技术人才向农村的流动。这里面又有短期流动和长期流入两种形式。长期流入即从城市引进技术人员，短期流动即是以聘请顾问、兼职、短期支援、签订技术合同等方式出现的人才向农村的流动。有一些乡镇企业发展得较早的乡，骨干企业已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即成熟期，这一阶段，乡镇企业已经具备了资金、技术、人才、设备、信息、市场的条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和经济技术实力，有了较强的竞争能力[13]。当年，我也调查过一些“星期日工程师”，他们为乡镇企业发展解决技术工人的就地培训与指导问题。 费孝通先生研究了内蒙地区的科技推广，探究科技下乡的具体形式与内容。他指出，当前的问题是怎样把这些已经找到的发展手段大力地运用起来发挥效力，关键是怎样使这些已经行之有效的科学知识能传递到广大群众手上，变成千家万户的生产力。这里包括着两个问题：一是怎样形成一个扩散知识的社会组织，二是怎样建立起一个扩散知识的队伍。这个科技村为科技知识的传播建立起一个五层结构的塔形梯队组织，最高层是负责全村科学普及推广工作的科学技术委员会；其次是受过农民业余技术学校培训的有文化知识的农民技术员；第四层是示范户，是些能在群众中起模范带头作用的农户，其中选出若干重点示范户作为第三层；基层称科技户，包括所有愿意接受科技知识的农户[14]。这样分类是深入与正确的。 5.草根工业费孝通先生把他这次看到的中国农民创办的工业，形象地叫做“草根工业”。他说：“农民搞副业的一个特点是一哄而起，遍地开花。在初期短短几年里，苏南的社队工业也到处蔓延，落地生根，历经艰险而不衰。社队工业的这种强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应性，不能不使人联想到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草根深深地扎在泥土之中，一有条件它就发芽，就蓬蓬勃勃地生长。这种社队工业，可以称作草根工业。”[15]这既指出了农民办工业的创造性，也说明了农民办工业的顽强与生命力。 关于草根工业向现代化工业的转变，费孝通先生指出，草根工业就不能像以往的家庭副业那样，长期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它必须不断改变分配、人事、管理等各种制度和技术素质，以适应工业经济的规律，否则在急速的市场涨落和激烈的企业竞争中，就有被淘汰的危险。从切身经验中认识和掌握现代化工业运转的规律性，并按照规模经济的要求改造自己，这就使得一部分乡镇工业在草根工业的基础上上升了一步，开始脱离副业性质，朝着现代化工业的目标发展[16]。 费孝通先生还颇有兴味地探讨了草根工业和农民生活的关系。他指出：“即工业与农民生活的关系越密切，发展的动力就越足，发展的速度也就越快。所以乡一层的工业一上升，农民就觉得它离自己的生活远了一点，于是就把积极性投入到仍然作为草根工业的村一层的工业上去。就这样，一批草根工业离了‘土’，又一批草根工业长了出来。”[17]如果从草根工业的不足来看，我认为，一是分散，二是技术含量低。就近务工，方便了农民，但缺乏配套设施与技术人才，约束了企业的成长。 关于草根工业的重要性，费孝通先生指出：“农业负担的减轻，耕作技术的改革，服务体系的建立，都需要雄厚的经济物质基础。这一力量在现在的农业里是不具备的。所以农业由小农经济向规模经济过渡，必须有一外来的触发和支撑的力量。我以为这一力量就来自草根工业。实际上，现在苏南农村不发生大批农民外流，农业还能继持高产，是得力于基层草根工业的支持。”[18] 费孝通先生还探讨了草根工业与草根资源的关系。他指出，草根资源的开发为发展草根工业提供了条件。但是如果不跟着资源的生长区发展加工工业，资源的开发也就无法继续下去。民权的葡萄生产给我们一个正面的生动例证。第一步是开发草根资源；第二步是发展草根工业[19]。利用草根资源，有利于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并提高产品化程度，增加收入与就业机会。 6.致富模式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大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他们千方百计地去开辟种种生财之道，农民常称它为“找活路”。费孝通先生指出，各地农民处境不同，条件有别，所找到的活路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发展模式。费孝通先生通过苏南调查总结了四条经验：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才不兴[20]。实际上，这就是“苏南模式”。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了“苏南模式”的概念，主张因地制宜地发展乡村工业，总结了发展个体私营的“温州模式”、引进外资“三来一补”的“珠江模式”、发展农民庭园经济的“民权模式”等等。 费孝通教授还提出了其它一些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他到淮阴、盐城、徐州等地区都做过调查,十分关心苏北的发展。1986年,他在苏北地区的一次调查就达20多天。他指出,苏北乡镇工业发展得迟,个体专业户发展得快,因此很想搞清楚专业户对发展乡镇工业所起的作用。他在淮阴总结了“耿车模式”,认为这是一条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采取简单加工的方式来发展家庭工副业的路子。他还对“耿车模式”的创新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要有现代技术；二是能人多一些；三是建设商品市场；四是对外开放。显然,这些建议都是正确的,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在河南民权县庭院经济发展中发现两条“龙”:一是果农专业以农户为单位种葡萄,乡镇企业榨汁发酵,县里的国营酒厂最终制成果酒;另一条龙是纺织品抽纱,一根针,一根线,不用油,不用电,老人小孩都能干。初成品分散在千家万户,县工艺品厂集中收去修整、漂白、包装出口。这种利用千家万户的劳动力,让他们不出院不出村就能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的路子,他称之为“民权模式”。徐州的农民组成建筑队,到外地承包工程挣回的钱,成了苏北农村工业化的启动资金。林县也有“10万大军出太行”。这种专业性劳务输出的富民路子,费孝通先生也把它看作是一种模式。福清县由侨胞投资兴办各种企业,甚至成为开发工业小区的发展方式，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出了一条新路。费孝通先生称之为“侨乡模式”。 7.发展小城镇1983年，费孝通先生根据吴江调查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他说，小城镇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要做活人口这盘棋，需要做好两个棋眼：一是发展内地的小城镇这种人口蓄水池，一是疏散人口到地广人稀的边区开发那里丰富的资源。 费孝通先生发现，苏南小城镇的复苏和繁荣，是小型工业特别是社队工业带动的结果。他指出：“我们应当提倡‘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要求大中城市的工业帮助、促进农村社队工业的发展。”他形象地指出，资本主义是“大鱼吃小鱼”，而我们社会主义却是“大鱼帮小鱼”，说得更完整些是个“大小相辅相促”的模式。 “小城镇”这种社会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能缺少的联系。我们把这样的社会实体用一个普通的名字加以概括，称之为“小城镇”[21]。工业发展不同于农业，它必须要有一个集中的地方。社队工业找到了正在衰落的小城镇。在吴江县可以看到，凡是公社集镇都是社队工厂最集中的地方[22]。他指出，社队工业的发展使一部分农民转化为工人，县办和镇办工业的发展也招收了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这就是说现在已经有不少农民到小城镇里来了。据调查，这五六年来，小城镇的实际聚居人口与户口在册的人口相比，普遍29增加了1/3。因此，人口普查所得的小城镇人口数与实际情形差得很远。这些农民工到了镇上与镇上工人一样干活，甚至那些条件最差、最累、最重的活往往是由他们来承担，他们实际上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新成员[23]。 减少农民才能致富农民。农民进入小城镇，转移成本低，转移能力强，因而是农民转移首先选择就地转移进入当地小城镇。这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也增添了生气。 8.离土不离乡费孝通先生指出，离土不离乡、离乡不背井这两种方式应该作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具体途径来进行研究。现在所谓离土不离乡、遍地开花的社队小工业就是植根于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地少人多，农工相辅是社队工业发展的内因[24]。费孝通先生首先关注的农民流动形式是就地转移。 随着乡镇工业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了一条出路。这意味着在苏南地区，农村劳力总数的1/3以上，已脱离了农业劳动。这一方面使农村的人口压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另一方面使这部分农民开始以新的劳动手段与工业生产的对象相结合。于是，在江苏农村形成了一支具有独特性质的劳动队伍。各地对这支劳动队伍有许多称呼，例如农民工、务工社员、亦工亦农人员等等。叫法虽然不同，但意义却相同，那就是农工相兼。因此，兼业就是这批劳动者具有的独特性质。这就要求剩余劳力转向工业的时候，应当保持他们在适当时间内能从事农业的弹性，以保证农业的稳定。因此，兼业是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 之后费孝通先生观察到，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到这些小城镇上来工作，这就导致小城镇人口数量上的增加和结构上的变化。这些兼业者，绝大多数仍住宿在农村，每天在镇村之间作钟摆式的流动。县城和集镇就是以这种形式，控制农村剩余劳力向大中城市的盲目流动。从乡镇、县属镇到县城，各个层次的小城镇都在起着层层截流聚居人口的作用，从而减轻了大中城市的人口压力。如下两种人口流向，开创了在流动中改变人口不合理分布的新路：一部分劳动人口从农村向小城镇聚居，被称为“离土不离乡”；一部分劳动人口有组织地定期从本乡外出，被称为“离乡不背井”[25]。 费孝通先生关于离土不离乡的思想有个拓展的过程。他指出，我们在小城镇研究中，曾经提出“离土不离乡”的概念，这是根据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提出来的。现在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我们认为农民“乡”、“土”都可能离。前提有两个，一是农业规模经营，二是社会保险制度。我在苏南进行了规模农业的研究，一般认为，一个农村劳力如果有产前、产中和产后的社会化服务，又能利用机械耕种，经营10-20亩土地，收入就可以等于务工的劳力收入。另一方面，土地对于农民长期起着社会保险的作用，在新的社会保险体系建立之前，农民轻易不肯放弃土地[26]。进入新世纪以来，离土又离乡成为更重要的一种农民转移方式。既扩大了大中城市的劳动力资源，又扩大了农民就业与增收的空间，形成了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新的风景线。 9.边区开发1984年以后，费孝通先生走出江苏，并分两路穿梭进行：一路是走沿海各省，一路是走边区。沿海的一路从浙江、福建、广州到香港，可以说是从江苏向南延伸的。边区这一路从内蒙古西走宁夏和甘肃，1991年又走进大西南的山区。在考察西北和西南地区后，他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及《关于建立攀西开发区，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开发大西南的设想》等旨在加速开发边区经济的建议。 费孝通先生主张，边区开发不能只搞大工业。他指出“：只搞大工业，老百姓是富不起来的。内蒙古的包头是个例子，我们做什么事都要先想到让老百姓富起来。……如果工业净搞大工业，搞单打一，这个地方就不会富，盐场搞了很久了，几百年了，可老百姓很苦，穷人不少。必须要大小配合。我们需要搞大的，但光有大的没有小的，结果地方资源是出去了，从中央拨回来的钱只够养活政府里的工作人员，至多建立几个漂亮的大楼，老百姓分不到多少。这就是我们西北地区的毛病。”[27]他探讨了工业规模结构与城乡居民致富的关系，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扩大就业机会。他认为，边区开发应“全国一盘棋”。他指出：“我在开发边区这个课题里开始着重做了农牧结合和城乡结合这两个题目，进而产生了‘全国一盘棋’的观点。”他认为，“开发边区必须走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道路。如果占有国土1/3的草原能充分利用，成为全国人民肉食供应基地，就可以减少对粮食的需求，而使农业地区的土地能从粮食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向培植经济作物转移。从宏观上去看，这是一项提高国民生产力的大战略。”他说，必须逐步改变让牲畜自己在草地上找草吃，人跟着牲畜移动的原始性游牧方式，而把牲畜固定在一定的地方，由人去找适合费孝通先生的富民主张及其理论探索牲畜生长的饲料来喂它们。简单说是由放牧改变成饲育。他指出：“我在赤峰的巴彦他拉看到过去因开垦而破坏的草场已开辟成牧草生产基地，每年提供大量牧草给其他地方去饲养牲畜。又在黑塔子听到‘退农还牧’的计划。他们打算建立奶牛基地，把原来开垦成的农田改种牲畜的饲料，做到一头母牛有‘一亩青贮、一亩草料’。我在这里得到了‘发展为牧业服务的农业’的概念。用来说明‘农牧结合’的具体内容。”[28]这种小中见大的思考方法，很有启发性。 费孝通先生四访贵州、五上瑶山、六访河南、七访山东、八访甘肃等，东奔西走，几乎踏遍了中国大地。在他93岁高龄时，他第八次来到了定西县。看到当地农民的生活比上次来时好多了，不再以土豆为日常生活的主食时，他说：“我可以不再来了！”[29]他这种“百姓情怀”十分令人感动！ 从1992年开始，费孝通先生开始对中部传统农业地区的发展进行调查研究。他想找出一条使中部地区的农民尽快富起来的路子。于是他到苏北、山东、湖北、湖南，到河北、河南等地调查后，主张政府组织、帮助、鼓励农民积极种粮油麻，养猪羊鱼虾，发展农民所熟悉的家庭农副业生产。在这个基础上企业与农户结合，实行工农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经营方式，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农民口袋里有了钱，就会走上办工业的道路。他说，这是一条“从农业里长出工业”的道路。在推进中西部大开发的今天，费孝通先生重视“工农贸一体化”的观点，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0.浦东开发1990年，浦东开发提到了研究日程上，费孝通先生先后在南京、苏州、南通、上海、杭州等地进行调查，就浦东开发和如何确定上海地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主张，从全国经济格局上、从更高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层次上来考虑浦东开发。他指出“:如果上海浦东仍像深圳那样吸引外资,以建设工厂为主,哪怕是包括兴建一些高技术的产业,它的扩散能力和辐射能力都将受到很大限制,并可能在市场、产业结构等方面与江浙,甚至沿江城市发生矛盾。即便上海能起到窗口的作用,也无法起到龙头的作用。上海应该更上一层楼,在更高层次上成为全国的贸易、金融、信息、运输、科技的中心。”使上海成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带工农业商品的总调度室或总服务站，成为一个具有广阔腹地的大陆香港[30]。根据这个构想，费孝通先生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浦东开发、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建议。 设想的开发长江三角洲与浦东开发区是怎么样的关系呢？费孝通先生指出，两者原是一回事，不但没有矛盾，而且彼此衔接，相互补充。如果中央只给浦东优惠条件，则会给江浙带来一些不利；如果浦东能与江浙同步开发，则能使中国这块心脏地区很快富裕起来。实际上上海与江浙在经济上的依存关系发展到今天，已经谁也离不开谁了。因此，普遍希望中央能把长江三角洲作为整体来考虑进行，深化改革，并给予有利于扩大开放的政策[31]。 这表明，他对中华民族振兴有高度责任感，他寻找中华民族振兴新的增长极，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已经成为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区的龙头。其中有费先生的一份心血与智慧！ 我曾多次跟随费孝通先生在江苏吴江、无锡、扬中等地调查,受到许多教益。学习与弘扬先生从事重视实地调查的“求学之道”、“志在富民”与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准则与人生奋斗的目标。   注释 [1][2][5][9]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133页，第162页，第120页，第128页。 [3][6][7][8][11][13][14][15][16][17][18][20][21][24][25]费孝通：《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第85页，第90页，第114-115页，第166-167页，第265-270页，第449-450页，第86页，第87-88页，第93页，第100页，第135页，第150页，第165页，201-205页。 [4][19][22][23]费孝通：《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第522-523页，第25页，第32页。 [10][29《]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乡恋”》，〔北京〕《中国合作经济》2008年第9期。 [12]费孝通：《谈谈〈城乡协调发展〉》，《行行重行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85-586页。 [26]费孝通：《全国一盘棋》，《行行重行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4页。 [27]费孝通：《阿拉善之行》，《行行重行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6页。 [28]费孝通：《四年思路回顾》，《行行重行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52-556页。 [30][31]费孝通：《行行重行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94页，第425-4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