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社会 - - 文章列表 - 普通

致林毓生先生的一封信 林毓生先生： 你好！ 近日读到你分别于六月六日及六月八日在《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就汪晖"抄袭"事件发表的谈话，心中有些疑惑，不吐不快。 你在谈话中说到"抄袭行为除了是一种失德的行为以外，它直接破坏了学术秩序。建立稳定、公平、合理的学术秩序，对于学术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在这种学术秩序之内，学者们才能自由地相互切磋、启迪、讨论。没有健康的学术交流，很难有学术的进展。而有成果的学术交流，只能建立在学者们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的疑惑也由此而来。自王彬彬的文章《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在《南方周末》重刊以来，关于汪晖究竟是否涉嫌抄袭之事，国内学界是有争论的。王文发表之后，钱理群、孙郁、赵京华等学者都发表过看法，但是，由于他们大多是在被媒体采访的情况下，就事论事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我以为可以暂且置之不论。问题是，此后，还有几篇很认真写就的与王文争辩的文字，如钟彪的《驳王彬彬的诬蔑：学术"私律"与莫须有》、舒炜的《"王彬彬式的搅拌"对学术的危害》、魏行的《媒体暴力与学术独立--关于一起媒体公共事件的备忘录》，这些文章与网络上的许多所谓"倒汪"和"挺汪"的意见和言论有所不同，是严谨的，是对相关材料作了认真研究的，是针对王文（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文章）有的放矢，提出了不同的具体材料和论据，逐条与王彬彬等人商榷的。本来，我以为这几篇文字出现之后，会有一个虽然激烈但是相当说理的辩论局面。但是，这样的局面延至今日并没有出现。我想这是很多原因造成的，其一是，这样一场对汪晖涉嫌"抄袭"的大批判（文革结束以来，这样的场面已经十分罕见），虽然始自《文艺研究》，但发动者和推动者实际上都不是学术刊物，而是大众媒体，对于开展一场具有相当学术性的辩论（诸如对《反抗绝望》一书各版本之间注释异同的繁琐比较），这样的平台显然有其局限性。为此，如何在学术和舆论之间做好沟通和平衡，已经成为当前如何究竟是非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难点。现在，由于你介入这个论辩，我以为有可能形成一个好的转机。为什么？因为你是学界公认的一位严肃的学者，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期盼你的介入是严肃的，公正的，无论对舆论，无论对学界，都会充分表达你的严肃和公正。不过，仔细读过你的相关谈话，以及这些谈话中的意见和结论之后，坦白说，我相当失望。因为，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你在《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上的言论完全没有提及对汪晖涉嫌"抄袭"还有不同意见，还有辩论，白纸黑字，还有钟、舒、魏诸人的文章，正是这一点使我产生很大的疑惑。我想，虽然你在谈话里最核心的一点意见，是提出清华大学应该组织调查委员会（如果清华大学不这样做，校长就应该下台），但读过你谈话的人，任谁都明白，其实你已经做出汪晖是抄袭者，甚至是个"抢夺"者的结论。这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结论。实际上，经过这几天各种纸媒和网络媒体的散播，你的说法已经对一位目前只是"涉嫌"的学者形成极大的伤害，甚至可能影响他的终生。我还想，以你多年在美国大学执教的经历，应该明白一个学者对自己的一位同行作出这样的指控，都负有什么法律和道义的责任。不过，我这样说并没有指责你的意思，我只想给你一个具体的建议：你能否写一篇文章，针对钟、舒、魏诸人的文章做一次认真的分析和辩驳，看经过这样的辩驳之后，你现有的对汪晖的评判和结论是否还能站得住，是否还能服众。 我想，鉴于汪晖涉嫌抄袭的争辩已经形成一个很大的事件，我的建议和要求并不过分。"建立稳定、公平、合理的学术秩序，对于学术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在这种学术秩序之内，学者们才能自由地相互切磋、启迪、讨论。没有健康的学术交流，很难有学术的进展。而有成果的学术交流，只能建立在学者们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这不仅是学术界里大家都赞成的，更是所有关心中国学术发展的人都赞成的。写一篇论辩文字可能要花费你一些时间，但是，想到不仅别的人，就是你自己，也应该担起相应的政治与法律的责任，写这样一篇文章不仅是值得的，也是必要的。 还有一点我想应当在这里提及，你的谈话有一点和近来媒体的言说不同，就是把关于汪晖是否涉嫌"抄袭"问题的辩论边界扩大了，即把汪晖的思想和学术的政治内涵、政治倾向也放了进来。这让我又想起另一件事，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亚洲协会的年会上，加拿大的邱慧芬教授相当出人意料地发表了一个题为《基本人权和西方民主》的对汪晖的学术研究和理论立场进行全面批评的发言（王彬彬的文章在《南方周末》发表，也是三月二十五日，与这个发言同时，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这个发言最近又发表于香港《开放》杂志，并特别申明"最初的英文发言稿，曾由我的启蒙老师林毓生先生过目，并给与宝贵意见，谨此致谢"。由此我不能不猜想，你对汪晖问题的关切，不只限于"抄袭"，而是有更大的想法，关系到当今中国和世界读书人都在思考和争论的很多大问题。如果我这猜想不差的话，我希望你也就此写出文章，更系统地在学理层面做出详细的阐述，把隐约中的论争表面化，尖锐化。如果有这样的文章开局，我相信定会形成一场意义重大的论争，还相信这论争绝不会仅限于你和汪晖之间，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大狗叫，小狗也叫，百家争鸣，这是何等令人向往的局面？先生何乐而不为？当然，这样做也有些具体的困难，例如，如何选择最合适的论争平台，就很麻烦。鉴于我们彼此都明白的一些原因，也鉴于中国的大学和学界问题丛生，种种学术腐败已经深入肺腑，为此，选择一个合适做这样活动的平台，并不容易。在这方面，如你赞成这个想法，还希望能提出更好的建议。 大概是九三年初夏（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我和汪晖趁去芝加哥参加一个会议之便，特意弯路到威斯康辛去看你，那时你正筹划写作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政治史，因此，见面之后，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特征和性质。我清楚地记得，由于自己是作文学批评的，对你和汪晖的热烈讨论完全外行，插不上嘴，就上楼，到客房睡觉去了；好像是夜里四点多钟，我被你和汪晖大声争辩的声音吵醒，下楼一看，你们二位竟然困意全无，越争越热闹，不禁十分钦佩，更为你的学术热情深深感动。蓦然回首，不觉近二十年的光阴悄然飘过，但一直没听到你的中国政治史出版的消息，也许至今还在写作中？另，听说你已经从威斯康辛大学退休，现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不知写作和研究是否如意？香港是个好地方，宜居，易读书，唯夏日酷热，还望注意身体，劳而逸，逸而劳，则于健康大有益。 顺颂 夏祺！ 李陀 2010年6月9日

《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全文发布 来源：新华网 2010年06月08日　　新华网北京6月8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日发表《 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全文如下：　　中国互联网状况　　（2010年6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　录　　前　言　　一、推进互联网发展与普及　　二、促进互联网广泛应用　　三、保障公民互联网言论自由　　四、管理互联网的基本原则与实践　　五、维护互联网安全　　六、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结束语　　前　言　　互联网是人类智慧的结晶，20世纪的重大科技发明，当代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互联网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生活和信息传播的变革。　　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互联网对于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加速社会服务信息化进程的不可替代作用，高度重视并积极促进互联网的发展与运用。中国政府把发展互联网作为推进国家信息化建设、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积极营造有利于互联网发展的政策、法规和市场环境；通过完善国家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国家重点信息网络工程、鼓励相关科技研发、大力培养信息技术人才、培育多元化信息通信服务市场主体等举措，不断推动中国互联网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信息消费需求。　　中国政府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和广泛应用。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与普及，人们的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方式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　　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互联网，关系国家经济繁荣和发展，关系国家安全与社会和谐，关系国家主权、尊严和人民根本利益。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是中国政府的基本互联网政策。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依法管理互联网，致力于营造健康和谐的互联网环境，构建更加可信、更加有用、更加有益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联网。　　中国政府将不断完善互联网发展与管理政策，使其更加符合互联网发展与管理的内在规律及客观需要。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十分注重借鉴各国发展与管理互联网的有益经验，并愿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促进世界互联网的繁荣发展。　　发表《 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旨在介绍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基本情况，说明中国政府关于互联网的基本政策以及对相关问题的基本观点，帮助公众和国际社会全面了解中国互联网发展与管理的真实状况。　　一、推进互联网发展与普及　　中国政府和人民以积极的姿态迎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科研人员和学者就在国外同行的帮助下，积极尝试利用互联网。在 1992年、1993年国际互联网年会等场合，中国计算机界的专家学者曾多次提出接入国际互联网的要求，并得到国际同行们的理解与支持。1994年4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会议期间，中国代表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最终就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达成一致意见。1994年4月20日，北京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接入国际互联网的64K专线开通，实现了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这标志着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　　中国把发展互联网作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大机遇。中国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规划互联网发展，明确互联网阶段性发展重点，推进社会信息化进程。 1993年，中国成立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负责领导国家公用经济信息通信网建设。1997年，制定《国家信息化“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将互联网列入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出通过大力发展互联网产业，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2002年，颁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信息化专项规划》，确定中国信息化发展的重点包括推行电子政务、振兴软件产业、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加快发展电子商务等。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路子。2005年11月，制定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2006-2020年）》，进一步明确了互联网发展的重点，提出围绕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围绕提高治国理政能力，推行电子政务；围绕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信息化等。200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构建下一代互联网，加快商业化应用。2007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大力发展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网络文化信息装备制造业。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的发展战略。2010年1月，国务院决定加快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促进信息和文化产业发展。在中国政府的积极推动及明确的政策引导下，中国互联网逐步走上全面、持续、快速发展之路。　　中国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互联网基础设施。1997年至2009年，全国共完成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4.3万亿元人民币，建成辐射全国的通信光缆网络，总长度达826.7万公里，其中长途光缆线路84万公里。到2009年底，中国基础电信企业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已达1.36亿个，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达866,367Gbps，拥有7条登陆海缆、20条陆缆，总容量超过1,600Gb。中国 99.3%的乡镇和91.5%的行政村接通了互联网，96.0%的乡镇接通了宽带。2009年1月，中国政府开始发放第三代移动通信（3G）牌照，目前 3G网络已基本覆盖全国。移动互联网正快速发展，互联网将惠及更广泛的人群。　　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促进了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截至2009年底，中国网民人数达到3.84亿，比1997年增长了618倍，年均增长3,195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8.9%，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境内网站达323万个，比1997年增长了2,152倍。中国拥有IPv4地址约2.3亿个，已成为世界第二大IPv4地址拥有国。中国使用宽带上网的网民达到3.46亿人，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达到2.33亿人。中国网民上网方式已从最初以拨号上网为主，发展到以宽带和手机上网为主。中国互联网发展与普及水平居发展中国家前列。　　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下一代互联网研发。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下一代互联网的研发，实施“新一代高可信网络”等一系列科技重大项目。2001年，中国第一个下一代互联网地区试验网（NFCNET）在北京建成。2003年，“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 ”（CNGI）正式启动，标志着中国进入下一代互联网的大规模研发和建设阶段，现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IPv6示范网络，试验网所用的中小容量IPv6路由器技术、真实IPv6源地址认证技术和下一代互联网过渡技术等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中国提出的有关域名国际化、IPv6源地址认证、IPv4-IPv6过渡技术等技术方案，获得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的认可，成为互联网国际标准、协议的组成部分。　　中国互联网发展、普及和应用存在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受经济发展、教育和社会整体信息化水平等因素的制约，中国互联网呈现东部发展快、西部发展慢，城市普及率高、乡村普及率低的特点。截至2009年底，东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40.0%，西部地区为21.5%；城市网民占网民总数的72.2%，农村网民占27.8%。弥合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中国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中国互联网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发展起来的，它顺应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要求，推进了改革开放的进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互联网在中国将更加普及，人们对互联网应用水平的要求将会更高。中国政府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努力在未来5年使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45%，使更多人从互联网受益。　　二、促进互联网广泛应用　　互联网推进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经济领域，互联网加速向传统产业渗透，产业边界日益交融，新型商务模式和服务经济加速兴起，衍生了新的业态。互联网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互联网也日益成为人们生活、工作、学习不可或缺的工具，正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着深刻影响。　　互联网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信息技术与产业，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过去16 年，中国信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超过26.6%，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不足1%增加到10%左右。互联网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利用互联网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带动了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的工业设计研发信息化、生产装备数字化、生产过程智能化和经营管理网络化水平迅速提高。互联网发展与运用还催生了一批新兴产业，工业咨询、软件服务、外包服务等工业服务业蓬勃兴起。信息技术在加快自主创新和节能降耗，推动减排治污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新型战略性产业。2008年，中国互联网产业规模达到6,500亿元人民币，其中互联网制造业销售规模接近 5,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60，占全球互联网制造业销售总额的1/10；软件运营服务市场规模达198.4亿元人民币，比2007 年增长了26%。　　中国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大型企业电子商务正在从网上信息发布、采购、销售等基础性应用向上下游企业间网上设计、制造、计划管理等全方位协同方向发展。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意识普遍提高，应用电子商务的中小企业数量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网上零售规模增长迅速，市场逐步规范。据调查，建立了电子商务系统的大型企业已超过50%，通过互联网寻找供应商的中小企业超过30%，通过互联网从事营销推广的中小企业达24%，中国网络购物用户已超过1亿人。2009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3.6万亿元人民币。电子商务专业化服务体系正在形成，数字认证、电子支付、物流配送等电子商务应用支撑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互联网促进了文化产业发展。网络游戏、网络动漫、网络音乐、网络影视等产业迅速崛起，大大增强了中国文化产业的总体实力。过去5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始终保持约30%的年均增长速度，2009年市场规模达到200多亿元人民币。2009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为258亿元人民币，同比2008年增长39.5%，居世界前列。中国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广播、网络电视等均呈快速发展态势。持续扩张的网络文化消费催生了一批新型产业，同时直接带动电信业务收入的增长。截至2010年3月，中国已有各种经营模式的上市互联网企业30多家，分别在美国、香港和中国内地上市。网络文化产业已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大力推动优秀民族文化的网络化传播，实施了一系列文化资源共享工程，全国在线数据库总量达到30多万个，初步构建起具有一定规模的文化信息资源库群，有效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互联网促进了政府信息公开。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全面启动“政府上网工程”。截至2009年底，中国已建立政府门户网站4.5万多个，75个中央和国家机关、32个省级政府、333个地级市政府和80%以上的县级政府都建立了电子政务网站，提供便于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各类在线服务。中国电子政务建设有效提高了各级政府工作效率和政务公开水平。2008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中央政府要求各级政府建立相应制度，针对公众关注的问题，及时作出解答。各级政府正不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通过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类媒体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向公众介绍相关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及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和社会突发事件等的处置进展。互联网在满足公众知情要求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　　互联网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工具。据抽样调查统计，2009年，中国约有 2.3亿人经常使用搜索引擎查询各类信息，约2.4亿人经常利用即时通信工具进行沟通交流，约4,600万人利用互联网学习和接受教育，约3,500万人利用互联网进行证券交易，约1,500万人通过互联网求职，约1,400万人通过互联网安排旅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丰富知识；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创业，实现自己的理想；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交流沟通，密切相互间的关系。在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西南地区旱灾等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中国网民充分利用互联网传递救灾信息，发起救助行动，表达同情关爱，充分展示了互联网不可替代的作用。互联网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中国政府鼓励发展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便利人们工作生活的互联网应用，努力构建结构合理、发展均衡的互联网应用格局，提高互联网整体发展和应用水平。中国政府将大力推动电子商务类、教育类网站发展，积极推进电子政务建设，支持发展网络广播、网络电视等新兴媒体，倡导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以满足人们多样化、多层次的信息消费需求。　　三、保障公民互联网言论自由　　互联网在中国新闻信息传播领域得到充分应用。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发展网络新闻传播事业，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新闻信息，同时依法保障公民在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互联网成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途径。自从互联网进入中国，人们就充分运用互联网传播新闻信息。中国的通讯社、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利用资源优势和品牌优势开展网络新闻传播，满足人们的新闻信息需求，已形成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国广播网等一批综合新闻信息服务网站，不仅扩大了权威新闻信息传播的广度，而且为传统媒体自身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一批著名的商业网站也成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渠道。据统计，80%以上的网民主要依靠互联网获取新闻信息。网络媒体的发展不仅提高了新闻传播的时效性、有效性，而且在报道重要新闻事件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充分满足了人们的信息需求。网络媒体直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已成为惯例。　　公民依法享有互联网上充分的言论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中国公民在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受法律保护，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在网上发表言论。网上交流活跃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一大特点，论坛帖文、博客文章数量之巨大，在世界各国都是难以想象的。中国的网站十分注重为网民提供发表言论的服务，约80%的网站提供电子公告服务。中国现有上百万个论坛，2.2亿个博客用户，据抽样统计，每天人们通过论坛、新闻评论、博客等渠道发表的言论达300多万条，超过66%的中国网民经常在网上发表言论，就各种话题进行讨论，充分表达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互联网新应用新服务为人们表达意见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博客、微博客、视频分享、社交网站等新兴网络服务在中国发展迅速，为中国公民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提供了更便捷的条件。网民踊跃参与网上信息传播、参与网上内容创造，大大丰富了互联网上信息内容。　　充分发挥互联网的监督作用。中国政府积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十分重视互联网的监督作用，对人们通过互联网反映的问题，要求各级政府及时调查解决，并向公众反馈处理结果。绝大多数政府网站都公布了电子邮箱、电话号码，以便于公众反映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近几年，一大批通过互联网反映出来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为便于公众举报贪污腐败等问题，中央纪检监察机构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开设了举报网站。中央纪委监察部举报网站、国家预防腐败局网站等开通后，为惩治和预防贪污腐败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抽样调查，超过60%的网民对政府发挥互联网的监督作用予以积极评价，认为这是中国社会民主与进步的体现。　　高度重视互联网上反映的社情民意。互联网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起了直接沟通的桥梁。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成为中国政府执政为民、改进工作的新渠道，互联网上的公众言论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领导人经常上网了解公众意愿，有时直接在网上与网民交流，讨论国家大事，回答网民的问题。各级政府出台重大政策前，通过互联网征求意见已成为普遍做法。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都通过互联网征求公众意见。近三年来，每年通过互联网征求到的建议多达几百万条，为完善政府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互联网为人们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和直接渠道，为政府了解人民意愿，满足人民需要，维护人民利益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维护公民依法享有的互联网上言论自由。　　四、管理互联网的基本原则与实践　　中国坚持依法管理、科学管理和有效管理互联网，努力完善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督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互联网管理体系。中国管理互联网的基本目标是，促进互联网的普遍、无障碍接入和持续健康发展，依法保障公民网上言论自由，规范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推动互联网积极有效应用，创造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公民权益，保障网络信息安全和国家安全。　　中国依法管理互联网。1994年以来，中国颁布了一系列与互联网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款适用于互联网管理。中国坚持审慎立法、科学立法，为互联网发展预留空间。相关法律法规涉及互联网基础资源管理、信息传播规范、信息安全保障等主要方面，对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政府管理部门及互联网用户等行为主体的责任与义务作出了规定。法律保障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同时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政府在互联网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有关部门根据法定职责，依法维护公民权益、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国家通信管理部门负责互联网行业管理，包括对中国境内互联网域名、IP地址等互联网基础资源的管理。依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国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国家新闻、出版、教育、卫生等部门依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对“从事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等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公安机关等国家执法部门负责互联网安全监督管理，依法查处打击各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　　积极倡导行业自律和公众监督。2001年5月，中国互联网协会成立，这是全国性互联网行业组织，其宗旨是服务于互联网行业发展、网民和政府的决策。该协会先后制定并发布了《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互联网站禁止传播淫秽色情等不良信息自律规范》、《抵制恶意软件自律公约》、《博客服务自律公约》、《反网络病毒自律公约》、《中国互联网行业版权自律宣言》等一系列自律规范，促进了互联网的健康发展。中国互联网协会为治理垃圾邮件作出了不懈努力，使中国的垃圾邮件占全球垃圾邮件的比例从2002年的23%下降到2009年的4.1%。为加强公众对互联网服务的监督，2004年以来，中国先后成立了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网络违法犯罪举报网站、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12390扫黄打非新闻出版版权联合举报中心等公众举报受理机构，并于2010年1月发布了《举报互联网和手机媒体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奖励办法》。中国政府将进一步支持互联网行业组织的工作，为行业组织发挥作用提供服务，并依法保障公众举报网上违法信息和行为的正当权利。　　主张合理运用技术手段遏制互联网上违法信息传播。根据互联网的特性，从有效管理互联网的实际需要出发，中国政府主张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发挥技术手段的防范作用，遏制违法信息对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和未成年人的危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严禁传播含有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煽动民族仇恨、破坏民族团结、宣扬邪教以及淫秽色情、暴力、恐怖及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等内容的信息。根据这些法律法规，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等应建立互联网安全管理制度，采取技术措施，阻止各类违法信息的传播。　　主张加强互联网法制和道德教育。全社会的法制和道德素养关系互联网环境建设。中国政府支持开展互联网法制和道德教育工作，鼓励各类媒体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积极推动把互联网法制和道德教育纳入中小学日常教学内容。中国政府十分重视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等在提高全民网络素养中的作用，鼓励相关组织开展有利于普及互联网知识和正确使用互联网的公益活动。　　确保未成年人上网安全。未成年人已成为中国网民的最大群体，截至2009年底，中国3.84亿网民中，未成年人约占1/3，互联网对未成年人成长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网络淫秽色情等违法和有害信息严重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突出问题。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依法保护未成年人上网安全，始终把保护未成年人放在维护互联网信息安全的优先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国家采取措施，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禁止任何组织、个人制作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淫秽、暴力、凶杀、恐怖、赌博等毒害未成年人的电子出版物以及网络信息等。国家鼓励研究开发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的网络工具，鼓励提供适合未成年人的网络产品和服务。保护未成年人上网安全，家庭、学校和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环境。中国政府将积极推进“母亲教育计划”，帮助家长引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互联网。　　积极保护数字知识产权。2000年以来，中国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制定了《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以及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的相关司法解释，为保护数字知识产权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查处互联网侵权盗版行为。针对反复侵权、群体性侵权以及大规模假冒、盗版等行为，政府有关部门联合开展了一系列管理行动。中国将继续探索互联网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努力实现保障公共利益和促进创新之间的平衡。　　依法保护公民网上隐私。保护互联网上的个人隐私关系到人们对互联网的安全感和信心。中国政府积极推动健全相关立法和互联网企业服务规范，不断完善公民网上个人隐私保护体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规定，非法截获、篡改、删除他人邮件或其他数据资料，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依据互联网行业自律规范，互联网服务提供者有责任保护用户隐私，在提供服务时应公布相关隐私保护承诺，提供侵害隐私举报受理渠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个人隐私。　　中国政府积极探索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有效管理互联网的途径和方法，已初步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互联网管理模式。互联网管理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国政府将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互联网管理。　　五、维护互联网安全　　维护互联网安全是互联网健康发展和有效运用的前提。当前，互联网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各国普遍关切的问题，中国也面临着严重的网络安全威胁。有效维护互联网安全是中国互联网管理的重要范畴，是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必然要求。中国政府认为，互联网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互联网属于中国主权管辖范围，中国的互联网主权应受到尊重和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享有使用互联网权利和自由的同时，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自觉维护互联网安全。　　依法维护互联网安全。为维护互联网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作出了相关规定，以促进中国互联网的健康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六条规定，“电信网络和信息的安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维护互联网信息的安全流动。互联网信息的自由流动与安全流动是相互依存的整体，应在保障互联网信息安全流动的前提下，实现互联网信息的自由流动。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维护互联网信息的安全流动，积极引导人们依法办网、文明上网、正确用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互联网等电信网络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上述法律法规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互联网信息安全的基本法律依据，所有中国公民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必须遵守。　　依法打击网络犯罪。近年来，中国的网络犯罪呈上升趋势，各种传统犯罪与网络犯罪结合的趋势日益明显，网络诈骗、网络盗窃等侵害他人财产的犯罪增长迅速，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入侵和攻击计算机与网络的犯罪日趋增多，利用互联网传播淫秽色情及从事赌博等犯罪活动仍然突出。据统计，1998年公安机关办理各类网络犯罪案件142起，2007年增长到2.9万起，2008年为3.5万起，2009年为4.8万起。为有效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中国法律规定，对利用互联网和针对互联网的犯罪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对不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予以行政处罚。　　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黑客攻击行为。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面临黑客攻击、网络病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威胁。中国是世界上黑客攻击的主要受害国之一。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中国被境外控制的计算机IP地址达100多万个；被黑客篡改的网站达4.2万个；被“飞客”蠕虫网络病毒感染的计算机每月达1,800万台，约占全球感染主机数量的30%。中国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网络黑客行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明确规定，对“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攻击计算机系统及通信网络，致使计算机系统及通信网络遭受损害”等破坏网络安全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二百八十六条对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对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等违法行为的刑事处罚作出了具体规定。　　各国国情和文化传统不同，对互联网安全的关切也有差异，应充分尊重各国对互联网安全的不同关切，在差异中求和谐，在交流中促发展，共同维护国际互联网安全。　　六、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各国互联网彼此相联，同时又分属不同主权范围，这决定了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必要性。中国主张，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互联网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承担维护全球互联网安全的责任，促进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分享互联网发展的机遇和成果。　　中国政府始终支持并积极开展互联网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派代表参加了历届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及与互联网相关的其他重要国际或区域性会议。中国高度重视在维护互联网安全方面的区域合作，2009年分别与东盟和上合组织成员国签订了《中国－东盟电信监管理事会关于网络安全问题的合作框架》和《上合组织成员国保障国际信息安全政府间合作协定》。在打击网络犯罪领域，中国公安机关参加了国际刑警组织亚洲及南太平洋地区信息技术犯罪工作组（The Interpol Asia-South Pacific Working Party on IT Crime）、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JLG）等国际合作，并先后与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香港等国家或地区举行双边或多边会谈，就打击网络犯罪进行磋商。2006年以来，中国公安机关共办理了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网络犯罪的协查函件500余件，涉及黑客攻击、儿童色情、网络诈骗等多种案件类型。中国积极推动建立互联网领域的双边对话交流机制，2007年以来先后与美国、英国举办了“中美互联网论坛”和“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为学习借鉴其他国家互联网发展与管理的有益经验，2000年以来中国政府先后组织数十个代表团，访问了亚洲、欧洲、北美、南美、非洲等40多个国家，将相关国家的成功经验应用到中国互联网发展与管理的实践之中。　　中国主张发挥联合国在国际互联网管理中的作用。中国支持建立一个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范围内经过民主程序产生的、权威的、公正的互联网国际管理机构。互联网基础资源关系到互联网的发展与安全。中国认为，各国都有参与国际互联网基础资源管理的平等权利，应在现有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多边的、透明的国际互联网基础资源分配体系，合理分配互联网基础资源，促进全球互联网均衡发展。　　各国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各国政府可建立双边交流机制，就互联网政策、互联网立法、互联网安全等问题交流观点、经验和做法，平等协商解决分歧。各国政府应支持互联网行业组织开展国际交流活动，鼓励互联网行业组织通过交流增进共识，共同解决互联网业界面临的问题。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科学和伦理问题，应鼓励各国专家学者开展学术交流，分享研究成果。面对日益突出的跨国网络犯罪问题，各国执法机构应加强共同防止和打击网络犯罪的侦查协作，建立多边或双边的合作机制。　　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互联网发展机遇。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始终依法开放中国互联网市场，欢迎各国企业依据《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进入中国互联网市场，分享中国互联网发展机遇。中国恪守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应履行的普遍性义务和具体承诺义务，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在华合法权益，并积极为在华外资企业依法开展与互联网相关的经营业务提供良好的服务。　　结束语　　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得益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得益于国际先进技术和经验。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科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促进互联网发展，鼓励运用新技术提供新服务，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多样化需求。　　中国互联网仍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中国政府将坚持依法管理互联网的基本原则，坚持立足本国国情，努力遵循互联网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以有效管理促进科学发展，为世界互联网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林毓生先生： 你好！ 近日读到你分别于六月六日及六月八日分别在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就汪晖"抄袭"事件发表的谈话，心中有些疑惑，不吐不快。 你在谈话中说到"抄袭行为除了是一种失德的行为以外，它直接破坏了学术秩序。建立稳定、公平、合理的学术秩序，对于学术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在这种学术秩序之内，学者们才能自由地相互切磋、启迪、讨论。没有健康的学术交流，很难有学术的进展。而有成果的学术交流，只能建立在学者们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的疑惑也由此而来。自王彬彬的文章《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在《南方周末》重刊以来，关于汪晖究竟是否涉嫌抄袭之事，国内学术界是有争论的。王文发表之后，钱理群、孙郁、赵京华等学者都发表过意见，但是，由于他们大多是就事论事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我以为可以把这些意见当作一种"表态"且置之不论。问题是，此后，还有几篇很认真写就的与王文争辩的文字，如钟彪的《驳王彬彬的诬蔑：学术"私律"与莫须有》、舒炜的《"王彬彬式的搅拌"对学术的危害》、魏行的《媒体暴力与学术独立--关于一起媒体公共事件的备忘录》，这些文章与网络上的许多所谓"倒汪"和"挺汪"的意见和言论不同，是严谨的，是针对王文（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文章）有的放矢，提出不同的具体材料和论据逐条与王彬彬等人商榷的。本来，我以为这几篇文字出现之后，会有一个虽然激烈但是说理的辩论局面。但是，这样的局面延至今日并没有出现。我想这是很多原因造成的，例如，这样一场对汪晖涉嫌"抄袭"的大批判，虽然始自《文艺研究》，但发动者和推动者实际上都不是学术刊物，而是大众媒体，这对展开这样一场具有相当学术性的辩论显然不是很合适的平台。可是，现在你介入了这个论辩，我觉得是一个转机。为什么？因为你是学界公认的一位严肃的学者，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期盼你的介入是严肃的，公正的。不过，仔细读过你的相关谈话，以及这些谈话中的意见和结论之后，坦白说，我相当失望。因为，你在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上的言论完全没有提及对汪晖涉嫌"抄袭"还有不同意见，还有辩论，白纸黑字，还有钟、舒、魏主人的文章，正是这一点使我产生很大的疑惑。我想，虽然你在谈话里最核心的一点，是提出清华大学应该组织调查委员会（如果清华大学不这样做，校长就应该下台），但读过你谈话的人，任谁都明白，其实你已经做出汪晖是抄袭者，甚至是个"抢夺"者的结论。这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结论，且不说你所期望的调查委员会是否会得以组织，也不说这个委员会如果组织起来会得出什么结论，就现在而言，你这个结论经过这几天各种纸媒和网络媒体的散播，实际上已经对一位目前只是"涉嫌"的学者形成极大的伤害，甚至可能影响他的终生。我还想，以你多年在美国大学执教的经历，应该明白一个学者对自己的同行作出这样的指控，都负着什么法律和道义的责任。不过，我这样说并没有指责你的意思，我只给你个具体的建议：你能否写一篇文章，针对钟、舒、魏诸人的文章做一次认真的分析和辩驳，看经过这样的辩驳之后，你现有的对汪晖的评判和结论是否还是站得住的，是服众的。 我想，鉴于汪晖涉嫌抄袭的是已经形成一个很大的事件，我的建议和要求并不过分。"建立稳定、公平、合理的学术秩序，对于学术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在这种学术秩序之内，学者们才能自由地相互切磋、启迪、讨论。没有健康的学术交流，很难有学术的进展。而有成果的学术交流，只能建立在学者们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这不仅是学术界里大家都赞成的，更是所有关心中国学术发展的人都赞成的。写一篇论辩文字可能要花费你一些时间，但是，想到不仅别人，就是你也应该担起相应的政治与法律的责任，写这样一篇文章还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 大概是九一年初夏（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我和汪晖趁去芝加哥参加一个会议之便，特意弯路到威斯康辛的你家去看你，期间你正筹划写作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政治史，因此，见面之后，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特征和性质。我还记得清楚，由于自己是作文学批评的，对你和汪晖的热烈讨论完全外行，插不上嘴，就上楼到客房睡觉去了；好像是夜里四点多钟，我被你和汪晖大声争辩的声音吵醒，下楼一看，你们二位竟然困意全无，越争越热闹，不禁十分敬佩。暮然回首，不觉近二十年的时间悄然流过，但一直没听到你的中国政治史出版的消息，也许至今还在写作中？另，听说你已经从威斯康辛大学退休，现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不知写作和研究是否如意？香港夏天酷热，还望注意身体，劳而逸，逸而劳，则于健康大有益。 顺颂 夏祺！ 李陀 

富士康宣告了历史的终结，而且终结就发生在富士康的企业王国里。富士康象征着继社会主义阵营倒台而披挂上阵的新自由主义下跨国资本全球扩张的胜利。1974年富士康集团（鸿海集团）在台湾成立，1988年起开始在中国大陆投资，到目前为止，富士康在华南、华东、华北等地共创建了八大科技工业园区，在深圳、东莞、昆山、杭州、苏州、北京、天津、太原等地设有近50 家全资子公司，共有内地员工80 多万人，仅深圳便有工人42万。富士康连续七年稳居中国内地企业出口的首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专业制造商，在2009 年跃居为《财富》全球企业500 强的第109位。据说，在这个王国里有着全世界最先进的流水线机械设备，有着全世界华人最高明的管理方式，有着全世界人员最多最密集的轻工业生产厂区。城中之城，不是富士康的梦想而是郭台铭的实践之都。据说，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因为它有着最现代化的企业文化，车间井井有条，分工精密，管理严谨，分秒必争，对人与品质的要求一样高。据说，富士康总巿值达424亿港元，其员工收入，能达到中国大陆各城市的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以深圳为例，倘无加班，工人每月能收取当地最低工资900元人民币。"我们都想加班，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挣钱"，富士康的工人如是说。于是工人签署"自愿加班书"，放弃《劳动法》要求"工人每月加班不应超过法定的36小时"的保障，日以继夜麻木地、彷佛机器般，与室友同事见面不相识地工作，每月加班100小时，拿到1500至2000元的工资。"自杀对你们进富士康有影响吗？"学生问。"没有什么吧， 富士康工资高， 包吃包住， 挺好。"着急找工作的打工者从早上六点钟就过来排队。据说，富士康变成"赴死坑"后，每天依然有上千人要挤进去。可是同样的，富士康每天有上千人要离开，从希望到绝望只是一线之差。郭台铭语录如是道：成长，你的名字就叫痛苦。企业人生三部曲·人材→人才→人财执行力是什么?：速度+ 准度+ 精度关键：魔鬼都藏在细节里阿里山神木成其大，四千年前种子掉到土里就决定了！郭台铭自比神木 暗喻成功是注定郭台铭自比阿里山神木，暗喻富士康的傲人成就，早在四千年前种子掉到土里的一刻就决定了。郭氏还有一句语录：桌子的表面是我们所看到的颜色，如果想要知道里面的颜色，只有把桌子拆解才知道。语录的作用可大可小，如果我们今天就听从郭语录，那么富士康就必须被拆解开来，才能看清楚埋藏在这个王国里的究竟是一颗怎样的种子。为了保卫富士康王国的完整，为了让这一颗种子有生有灭，我们还是另觅他途。富士康的成功有秘密吗？有。因为像其他跨国企业一样，它们都在中国大地上找到了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最后一块乐土。世界工厂的用工模式已到尽头富士康王国的财富积累，依靠的正是八十多万名中国工人，他（她）们大部分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农民工，他们的工资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富士康通过现代的军事化管理方式，将每一个劳动主体碎片化、原子化，以一种宿舍劳动体制来完成对劳动力的廉价剥夺，这些劳动者们从此失去了过上正常生活的机会。当然，富士康只不过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一个缩影。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出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略：我们以"农民工"的身分为借口，以低于城市平均水平的工资水来支付他们的劳动报酬，使他们无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过着无根无助、家庭分离、父母无人照顾、孩子缺乏关爱的没有尊严的生活。我们的第一代农民工，在进退两难的半无产阶级化的路途中所产生出来的焦虑和痛苦，被宏大发展论述的轰鸣声所淹没。于是，他们回家，盖一栋房子，养儿育女，期望他们的下一代能走出农村。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从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再像他们的父母辈那样想过回家做农民，他们踏上的，是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当看不到打工可以让他们在城市安家生活的希望的时候，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富士康发生的悲剧，只不过让我们听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以生命发出的呐喊，警示着全社会共同反思这种以牺牲劳动者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富士康宣告了当代历史的第一次终结，农民工们的年轻生命将宣告这段历史的第二次终结。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年轻的工人用生命作出无声的反抗。农民工的存在是一种时代的罪过--罪恶和过失，我们呼唤一种更具有人性和尊严的社会发展模式。

互联网的全球治理存在很多严重问题，但互联网正是在全球合作与共同努力下才得以最终形成。争取未来互联网发展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中国任重而道远。

台湾房屋政策批判文章两篇﹐1993/8/29《联合报》    在社会进化史上，人类的生态适应与资源竞争, 曾表现在赤裸裸的掌握、利用与争夺环境中的关键性资源上。如此，能掌握此关键性资源的阶层，即能以此奴役缺乏此资源的人群。相反的，一个现代民主社会之所以 "文明"、"民主"，乃是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关键性自然资源不能成为开放争夺的对象；只有经由合作开发新资源与合理的分配，才能保证社会的进步与合谐；也只有在此平等的基础上，民主始有意义。    在台湾这样地狭人众的小岛上，空间便是这种关键性资源之一。由前总统蒋经国先生当政的晚期开始，自由、民主、开放成为台湾政局的新景象。此后，民主被利用为自由的、开放的争夺关键性资源 (生存空间) 的工具。旧国民党的势力逐渐被扫除的同时，财团介入政治。由财团、政客结合炒作土地，以官商勾结变更地目，建屋销售。建商与财团由土地与售屋获得的利润部分投资于政界的选举，部分再投资于土地炒作与建筑中。略具资产的中上经济阶层民众，也加入这一波房地产投资热，如此造成民国七十六年以来的屋价呈倍数节节上涨。这种由土地炒作所发展出的不正当的政商关系才形成不过五年，已彻底的改变了执政党由基层到中央的结构；由政府官员到民意代表, 处处皆充斥着这些财团的代言人。政府既然如此， "民意" 既然如此，所有的土地与房屋政策是否能解决问题便可想而知了。因此，在我们国民所得大幅提高的这数年之间, 一个  "新奴隶制社会" 隐然形成。    这个新奴隶制的基础是，许许多多受过良好教育的或是具有技能的年青夫妇，在他们生产力最佳的二十年中每天辛勤工作，以所得的三分之二奉献给财团，以求得一个生存空间。因此，这个新奴隶制让我们又回到原始社会；回到人与人野蛮的、赤裸裸的争夺与剥削的时代。有钱人剥削穷人，上一代剥削下一代。每天翻开报纸，夹在大幅房屋广告间的是，有人要求还其土地，有人要求公地放领，有人要求变更地目；在这些无止无休的抗争新闻中，穿插的是贩毒、抢劫、诈欺、勒索、雏妓等社会罪行新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听到因为土地房屋买卖造成的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为了购屋而全时间加入生产行列的父母无暇照顾孩子们﹐因此这社会到处充斥着不合格的、安全堪虑的托儿所、安亲班, 以及电动玩具店。 "爸爸回来吃晚饭" 只是都市中有钱人子女的期盼, 对于升斗小民的子女而言, 妈妈能不能回来做晚饭才是问题。这些都代表什么？如果一个年青人有良好教育背景也难逃沦为新奴隶的命运，如果夫妇辛勤工作不如他人有一个有钱的父亲，那么许多社会价值与家庭伦理皆将因此而崩溃。台湾目前社会的乱象，显示由于关键性资源成为开放争夺、垄断的对象，我们已由文明退入野蛮；而我们自豪的 "民主" 成就，只是虚幻的空中楼阁。    目前政府不知制止这种生存空间的争夺，反而鼓励及扩大这新奴隶制。对于都市薪水阶级提供各种贷款，以陷人入此奴隶生产行列。在农村，开放更多的农地以供争夺。农民笑呵呵的自财团得到大笔现金。背后冷酷的事实是：我们可预见将有更多的农村下一代被驱至都市，加入新奴隶的行列。现在可称幸运的是, 这种新奴隶制度只在开始形成的阶段, 而许多民众、学者与媒体已认识到金权政治与土地投机这样的社会毒瘤。如果我们要拯救我们的社会, 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勿沦为新奴隶制度下的牺牲品，我们必须立即纠正这个错误。 新奴隶制下的 "好爸爸"    我朋友的父亲陈先生最近把田卖了。他的儿子陈君﹐在这乡下地方自小就是有名的才子。虽然父母都不识几个字﹐陈君却自省中﹑国立大学一路读到美国。前年﹐陈君自美国某一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就职于研究机构。村中乡民们称羡不已﹐他们常问陈先生﹕ "你儿子美国博士﹐一个月至少赚十几万吧﹐你可以不用做田事了。" 陈先生笑呵呵的不置可否﹐但他心中明白﹐儿子一家人在台北还是租屋居住。据儿子说﹐在台北薪水阶级要买屋非常困难...。有一天﹐陈先生心一横﹐便把祖产田地卖了。当他以颤抖的手将卖地钱塞给儿子时﹐他说﹕「你是个好孩子﹐应该有自己的房子。」    我的一位姻亲刘先生﹐最近又入狱了。他自少染上吸毒恶习﹐30年来不但家产土地变卖一空﹐自己也在家的时间短﹐在狱中时日长。所幸太太贤慧﹐独力工作将家撑起。子女也还挣气﹐虽然没有一个读过大学﹐然而在缺乏父亲关爱﹑母亲忙于生计的情形下﹐都完成了专科学业﹐没有一个变坏。但是两年前刘先生出狱时﹐唯一的遗憾是﹕他那工作勤奋的好儿子﹐可能永远无法买一间房子。虽然他儿子说﹐他朋友中买得起房子的﹐还不都是靠父母出的钱﹐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刘先生咬着牙狠做了一笔﹔这次他亲自下海贩毒。在事发之前﹐正好赚了500多万够让儿子购屋。在狱中﹐他对前来探望的儿子说﹕"我一直没有做个好爸爸﹐你是个好孩子﹐应该有自己的房子﹐这是我应该为你做的......。"    在我们身边经常都有这样的事发生。我们这社会上﹐有许多像陈君及刘先生的子女那样脚踏实地努力上进的青年。如果他们努力的结果是难谋一栖身之处﹐或是在购屋后﹐由于付贷款成为财团的奴隶﹐那么现在千万的父母成天为孩子挑好学校﹐挑老师﹐送孩子去补习﹐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还要为子女置产才算是好父母？台湾的土地与房屋的问题已不只是无壳蜗牛的问题﹐也是社会整体的问题--我们是否要给年青人一些努力的目标﹐是否要让他们仍相信作好孩子有好结果﹐是否要让他们知道家庭伦理的真谛？           现行的土地与房屋买卖制度﹐是鼓励群众以购屋成为财团奴隶的制度。连带的﹐许多社会价值与家庭伦理也随之败坏。推出新的贷款方式﹐只是诱民购屋而成为财团奴隶的手段。释放农地而不限制土地投资的政策﹐更是将许多的农村下一代驱向都市﹐成为都市奴隶。这制度的推动者与拥护者﹐便是我们的政府及各级民意代表。现在他们所努力推动的遗产税﹑赠予税改革﹐他们全力封杀的土地税改革﹐都是为了使他们成为 "超级好爸爸"﹐使他们的子女能继续成为奴隶主﹐来以土地房屋继续控制奴役我们的下一代。因此改革绝不能寄望于这些人。如果要拯救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不能再沉默了﹐请大家以声音﹑行动与选票来表达我们的愤怒。 

这本书的内容是我﹐一个自称 "炎黄子孙" 的汉系中国人﹐对于 "炎黄子孙" 及相关英雄历史之反思性研究﹐以及对于 "弟兄民族" 此一称谓的新理解。这样的研究﹐其目的并非在知识上 "解构" 炎黄子孙历史及中华民族。相反的﹐我希望透过新的历史知识﹐一种基于反思性（reflexivity）及有反省力的历史新知﹐使得中国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对自身﹐以及对于他族﹑他国之人﹐有更深入的了解。我相信这样的历史新知﹐更能够促进 "炎黄子孙" 及其 "弟兄民族" 间的和谐与凝聚。人们常强调历史上的英雄祖先﹔五千年前的炎帝与黄帝﹐约四百年前来台的郑成功及其随从军民﹐以及在美国﹐三百多年前乘五月花号来到新英格兰的英雄祖先们。人们也争论这些英雄历史﹐譬如成吉思汗﹑箕子及亚伯拉罕﹐究竟是那一 "民族" 的英雄祖先﹐他们所建立的 "国" 地理空间包括那些地方。强调这些 "英雄祖先历史"﹐常使得一些人群落入社会边缘--因为他们不是英雄祖先（征服者）的后代﹐或竟为被征服者的后裔。坚持与争议这些 "英雄祖先历史"﹐以及此 "历史" 所支持的资源范畴与边界﹐也经常造成族群﹑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冲突。无论如何﹐这些被强调﹑争议的 "历史" 都起始于一些 "英雄祖先" 。然而另有一些起始于 "弟兄祖先" 的 "历史"﹐被人们忽略﹑埋没。因为相对于服膺 "英雄祖先历史" 之人群而言﹐主张这些 "历史" 的族群多半是居于边缘的弱势群体﹐因而在 "英雄" 成为 "历史" 叙事中的主角后﹐他们所宣称的 "历史" 被认为是传说﹑神话。当代历史学者﹐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学者﹐常批评单一﹑典范与线性的历史﹐强调历史有多元的声音。然而这样多元﹑多线的历史﹐经常仍是对 "过去" 的选择性建构﹐或为对 "过去" 的众声杂沓争鸣﹐而未见及 "历史" 与人类社会间巧妙的内在联系。更有甚者﹐批评单一的线性历史﹐解构某种体制与认同下的典范历史﹐如此﹐学者--在对自身的文化与学科偏见与相关优势权力毫无自觉的情况下--所提出的 "解构性知识" 常为对他者的侵犯与侮辱。无论如何﹐在各种权力主体以 "历史" 相互解构中﹐边缘的 "历史" 仍然静默。因为关键不在于谁的 "历史" 更正确﹑更全面﹑更多元﹐而是﹐只要 "历史" 仍是 "历史"﹐ "神话传说" 仍为 "神话传说"﹐我们便不可能认识自身与他者的 "历史"﹐也不可能认识为 "历史" 所塑造的社会情境。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我曾说明羌族的 "弟兄祖先故事" 为一种 "历史" ﹐一种在特定社会情境下的 "历史心性" 所产生之 "历史"﹔这是 "将陌生的化为熟悉" 。基于此﹐在这一本书中我重新认识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文献中各种 "英雄祖先历史"﹔我们原来所熟悉的历史知识﹐在此新知下可能反变得陌生。因而这本书的工作可说是 "将熟悉的化为陌生"。希望读者与我一同由了解当今羌族的 "弟兄祖先故事" 出发﹐由此我们重新思考三千余年来曾流传于中国及其周边的许多 "弟兄祖先故事"﹐包括《国语》中 "炎帝﹑黄帝为两弟兄" 之说。我们可以尝试了解传述这些 "历史" 的人群之生活情境﹐以及尝试了解诉说此 "历史" 人们所表达的期望与情感。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一同再思考我们所熟悉的 "英雄祖先历史"﹐特别是 "黄帝后裔" 或 "炎黄子孙" 之历史。将它们视为另一种 "历史心性" 的产物﹐尝试了解人们在何种情境中书写与诉说这些 "历史"﹐以及人们宣称此种 "历史" 时所流露的情感与意图。如此﹐在同一认知平面上思考 "历史" 与 "神话传说" ﹐我们才能对黄帝﹑太伯﹑箕子﹑檀君﹑九隆等英雄祖先之 "历史" 有反思性的认知﹐也能对许多 "神话传说" --特别是 "弟兄祖先故事" --有真正的体会与了解。相信如此的 "反思性知识"（reflexive knowledge）﹐可以让宣称自身为黄帝﹑炎帝﹑成吉思汗﹑箕子﹑太伯﹑三苗或蚩尤等 "英雄祖先" 后裔的族群﹐能认识自身此种历史记忆的深层意义及其历史过程﹐以及我们的先人在宣称或接受这些 "英雄祖先历史" 时的骄傲﹑期望﹐或卑曲与无奈。我们更应认识﹐"弟兄祖先故事" 事实上可能是一种更古老﹑更普遍的 "历史" （但显然不若男性中心主义古老）﹐曾广泛流行于华夏之域及其邻近各民族地区﹐以及世界其它各地。古代华夏曾称 "炎帝与黄帝为弟兄"﹐彝族说最早 "彝﹑汉﹑藏为三弟兄"﹐藏族有各族群起源于 "六弟兄" 之说﹐都是此种 "历史" 。我们也能由此体认﹐ "弟兄民族" 并非只是当代强调民族团结的口号﹐它是一种古老历史心性与记忆的遗存。在这些对彼此之 "历史" （与历史）的反思性体认﹑体会与体谅中﹐我们应更珍惜﹑反省并有思调整改进民族或国族内外的族群关系。中国人常以 "丰富的历史文献" 而自豪。我认为﹐值得自豪的不只是那些以汉文字书写的 "历史文献"﹐而更应是在各地人群长期交流﹑交锋下产生的﹑以各种媒介表述的 "历史记忆"﹐包括被视为 "民族神话传说" 的那些记忆。突破自身各种文化﹑学术与社会认同 "框架" （边缘）﹐发掘我们文化与社会生活中深藏的各种知识建构范式（如Pierre Bourdieu 所称的 "未被深思的思想范畴"）﹐我们或能了解这些丰富﹑多元记忆的内在含意﹐及其形成与变迁的社会情境。如此具反思与反省的 "历史" 新知﹐不但有助于中国各民族对彼此之了解与民族内外族群关系之改进﹐也将是中国历史记忆对世界的贡献。（北京﹕中华书局﹐2009﹔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6）  隐藏的景:《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简体版自序《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是我关于中国民族史系列研究中最新的一本著作。它与我过去的两本著作《华夏边缘》以及《羌在汉藏之间》﹐皆有密切关系与延续性。对《华夏边缘》来说﹐这本书可称是其续篇﹔本书更具理论与体系的说明﹐华夏与其边缘区域人群经由历史互动﹐而形成今日中华民族格局的过程。对《羌在汉藏之间》来说﹐本书是其反思篇﹔由羌族研究中认识到 "弟兄祖先历史心性" 之后﹐我重新理解有关黄帝﹑炎帝﹑蚩尤等英雄祖先历史﹐视之为一种与前者不同的 "英雄祖先历史心性" 产物﹐以此解释 "炎黄子孙" 与 "兄弟民族" 的深层历史意义。《羌在汉藏之间》是化陌生为熟悉﹐而本书则是化熟悉为陌生﹐经由此过程而使得反思性新知得以重生。因此﹐这本书是新的学术视野与现实关怀下的中国民族史著作﹐也是我所提倡的反思史学研究的一部分。反思不同于解构﹐反思性研究也不同于后现代研究。后现代研究因其所蕴含的现代主义观点而忽略历史的延续性﹐强调过去与现在间的断裂﹐因而也对政治社会现实常采批判与解构观点。至于解构之后如何再造社会现实﹐或如何促进国家﹑民族﹑阶级﹑性别与文化人群间的和谐相处﹐并不在其考虑之列。相反的﹐反思研究着重在历史变迁与相关历史记忆中了解当代情境﹔一方面解释当代情境的形成过程﹐一方面在与过去之比较中理解当代情境。反思性研究强调对外在的﹑边缘的﹑陌生的现象与体系﹐作深入的文本与表征分析以产生认知（化陌生为熟悉）﹐同时藉此认知﹐在同一套文本与表征分析逻辑下﹐对自身原有的知识体系作新的体认与了解（化熟悉为陌生）。此种新的反思知识能让人们对当代有不偏倚的了解﹐有助于人们认识自身与他者的历史处境﹐因此得以珍惜及有思改进现实﹐以促进各种社会人群之和谐相处。更重要的是﹐后现代研究解构近代以来所建立的历史（特别是民族史）。反思性研究则不争论历史事实﹔它从历史记忆角度尝试探索古今历史叙事与记忆中 "隐藏的景"﹐也就是尝试了解留下这些历史记忆者的情感﹑意图与相关社会情境。对我以及对读者而言﹐思考这些问题﹐也是一个走入我们文化心性中自身难以察觉的异域之旅。与炎黄子孙﹑兄弟民族相关的历史记忆便是很好的例子﹔这两个词﹐在近代新知下常被视为过气的民族团结话语﹐然而在本书中我将发掘其中 "隐藏的景"﹐赋予它们深刻的学术与现实意义﹐也由此体会那埋藏在我们文化深处的历史心性﹐与由此产生的历史叙事﹐以及人们叙说这些历史时的情感与意图。                                                                                                    （北京﹕中华书局﹐2009） 

* 社会官能征这一概念译自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文中所提出的social neurosis。Neurosis一般译为神经官能症，也译作神经症，这一概念意指一种个体精神上的疾病，其根源在于个体在童年时期的精神冲突，并构成了欲望与抑制之间冲突的后果。神经症一词在现代被用来指称各种此类的症状，比如强迫性神经症，癔症以及恐惧症等等。但是在弗洛伊德那里，该概念的使用并非意在界定概念，而是用以寻求一系列疾病的精神起源机制。就此而言，弗洛伊德主要将神经症分类为：“现实型神经症——其病因是性的身体功能失常——以及精神神经症——其决定因素为精神冲突———之间”(拉普朗虚、彭大历斯，2000：289) 。本文参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康老师的意见，将“症”改议为“征”，以更易于面向社会学的日常行为分析，以及在中文语境下做出破除内外主客观、身心二元对立的进一步努力。在此特别致谢。同时感谢我的朋友储卉娟为本文的写作结构及思路所提出的有益意见。 素德·文卡特斯（Sudhir Wenkatesh），也即《黑帮老大的一天》（Gang Leader for a Day）一书的作者，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9年秋，素德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美国的城市贫困问题。正如斯蒂芬在本书前言里所说，刚入学不久，他被教授分派出去做一点与美国的城市贫困有关的调查研究。素德在南加州长大，从未到过芝加哥，因此也对当地一无所知。所以在第一次社会调查中，他就径直去了全美国治安状况最为糟糕的芝加哥黑人区，并马上被当地的武装贩毒黑帮扣留。幸运的是，社会学系的博士生素德并没有受到伤害，反倒以此离奇的方结识了当地贩毒黑帮的老大J.T.，并由此开启了一种古怪的、超过十年之久的友谊。借由这一友谊，素德顺利地进入芝加哥的贫民区，开始了自己的田野调查，并且最终由此而完成了博士论文。《黑帮老大的一天》一书即为素德在1989年至1996年读书期间在芝加哥黑人区的田野调查的笔记整理。在本书中，素德以自己的调查研究为线索，为我们描述了以J.T.为首的贩毒黑帮的组织结构与运营机制，黑帮、贫民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以及所有这一切与主流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且从一个内部人的视角，回答了一些有关城市贫困的典型问题，比如贫困陷阱的问题，贫困社区的暴力问题，以及居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互动问题等等。素德与罗伯特·泰勒区众人之间的互动所构  1社会学研究成的关系及其引发的问题乃是本书的核心结构。这种互动彰显了更为深刻的两层涵义：现代社会科学与贫困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美国主流社会及文化与黑人贫困文化之间的冲突。就此而言，本书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它指出了现代社会学研究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痼疾。一、隐秘的贫民区与素德的方法论困境华康德曾经指出，在美国社会学研究有关贫困（poverty）和贫民区（ghetto）的讨论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三种“不良倾向”。第一种是贫民区这一概念的稀释化，也就是在讨论中混淆并减弱了种族的基础性，以及此种基础的历史意义以及社会程度；第二种倾向，是从某种外部视角出发，将贫民区描述为一种失序的社会形态，无论在个体还是集体的层面上，都可以用“匮乏和不足”这样的负面词语来形容，而没有从其内部出发，讨论其内在机理与特别的社会功能形态；第三种，是从失组织（disorganization）的概念出发，倾向于将贫民区及其居民荒诞化（excoticize），“从外部与俯视的角度，强调贫民区生活里最为极端和非常态的方面。”这三种倾向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强大的“认识论屏障”（epistemological obstacle），使得针对美国贫困的讨论“致力于消除在常识感觉与社会科学的分析之间的，在有待阐明的争议性的复杂现实与大众所亟欲深信的东西之间的界限”（Wacquant, 1997: 342）。由此可以认为，尽管美国的贫民与贫民区研究有其深远的传统，但主流研究所叙述的内容不过是外部视角下的想象而已。此类传统的研究并没有获得来自内部视角的切实经验研究的支持，因此所提出来的有关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也基本都无关痛痒。这种现象并非只存在于华康德的论文发表之前。在本书中，素德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田野工作之后，也在相关的学术会议上提出了类似的质疑：“在座诸位似乎没有谁与花太多时间与穷人们呆在一起”（Sudhir, 2008: 176）。素德在本书中所做出的贡献，恰好与这三种“不良倾向”相对应。但是此类田野研究并非易事，原因之一在于，以黑人帮派及其赖以生存的贫民区社会结构为核心的贫民社会对外部世界有着极高的警惕性和不信任感。所以尽管美国社会学中有关贫困和贫困社区的研究连篇累牍，2社会学研究但是对于主流社会来说，贫困社区自身仍然是一个隐秘的世界。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中产阶级社区与贫困社区两个世界之间的巨大落差常常使得素德无所适从。这样的差别不仅体现在芝加哥的主流社会文化与罗伯特·泰勒区的地方亚文化上的不同，也体现在素德所屡屡碰到的现实问题：他被要求站队。素德选取的定性研究方法意味着他要不断地进入调查地点的日常生活，展开深度访谈以了解社会。在此，“站队”有两层意义。其一就是贫民区的人针对素德的提问。虽然素德自视为客观中立的社会科学家，但是在进入地方社区的时候，他必然会被当地居民视为某种权力的代表。在调查中，素德不断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是站在白人那边，还是站在黑人这边？你是站在警察那边，还是站在黑帮这边？你是跟着这位帮派老大，还是跟着那一位？这一类的问题并不只是素德在罗伯特·泰勒区的社会世界里的现实选择，而且正如素德在书中所反思的那样，这一类问题也提出了一个社会学研究的实质问题，即是否真正存在社会科学方法论里所说的客观中立？“站队”的第二层意义就是素德在调查中自我提问的问题。在书中，在面临着田野工作里学习当地文化和作为一个学生的双重世界的困扰时，他写道：“要阻止我所面对的艰难，社会学家的标准工具似乎力不从心，这让我愤怒不已。”（Sudhir, 2008: 176）素德所面对的艰难就是在他的田野调查中是否要坚持做一个客观中立的旁观者的问题。这一问题在课堂讨论中，或者在一般的调查中或许并不成为一个问题，但是素德在他那种极端性的田野工作中，却必须要直面这样的问题。当他见到当地居民被帮派成员殴打时，当他看到当地居民受到了严重伤害，而医院和警方都无动于衷时，以及当他见到地方官员和警察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时候，他都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是否要坚持做一个客观中立的旁观者？更具实质意义的问题在于，素德绝大多数的同学和教授们都没有遭遇到类似问题的困扰。今天的社会科学，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都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调查研究方法论，比如调查问卷的设计，量表的使用，文献研究的阅读，各种规模的调查问卷的发放填写，对统计学知识的要求，以及电脑以及专业的电脑软件的应用等等。3社会学研究借助于雇佣的调查人员，研究者甚至可以在与受访者完全隔离的情况下，完成一次完整的研究。此种类型的知识生产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在这样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学研究都可以心安理得，不受任何困扰地去讨论现实问题。约翰·奥尼尔将具有此类发展趋势的社会学研究称为“表面行当”（skin trade）（O’Neill, 1972：7）或者社会科学的医疗化（O’Neill, 1995: 28）。所谓表面行当并非意味着社会学不是一种专业化的学科，或者不是一门科学。相反，“它仅仅意味着，社会学必须要宣称一种科学的与专业的地位”（O’Neill, 1972：7），这恰恰是表面行当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约翰·奥尼尔以现代社会职业化的牙医为例来讨论所谓的“表面行当”。一名职业的牙医要求拥有各种配备，包括牙医诊所的装饰、接待员、护士、各种医疗器械、表格等等。只有借助所有上述这些配备，牙医才能够完为所谓的职业化行为，也即检查修复牙齿。牙医的原初实质性工作与那些表面功夫中的绝大部分都毫无关联，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只有借助于它们，牙医才能在一种“职业化—病人”的关联中“重构他的口腔工作”。在此意义上，口腔工作的地位对于一名牙医来说，反倒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了。社会学的科学化和职业化也有着同样的要求：“大量社会学的结构性功能…支持一种在科学家及其对象之间的净化仪式。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实质重要的是仅仅透过职业化的眼光来看待他的对象，并拒绝接触病人，贫困人口和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以防止其反诘自身。”（O’Neill, 1972: 7）以此方式，谈话中的各种复杂的关联互动，比如爱欲性共存关系就被化约成了访谈大纲或者态度量表，使得被研究者通过此类研究方法的过滤，成为了干干净净的实验室对象。社会学研究的结构越复杂，技术要求越高，实施成本也就越高，也就越来越成为只有富裕阶层才可以负担得起的职业。同时也就越来越使得社会学对真正的贫困、犯罪、种族等问题敬而远之。现代社会学的这种性质，是素德的田野工作所面临的方法论困境的根源所在，也是隐秘的贫民区得以可能的另外一种原因。素德选择了与他的同学和教授们不同的调查方法来展开自己的研究，而非只4社会学研究“坐在教室里讨论统计学”。他在走进贫民区，直面隐秘的现实生活的时候，遭遇到了他的同学同事们通过“正规的”社会学方法论可以轻易避免的问题。素德所面临的问题并非新近，乃是从胡塞尔等人开始的关于近代科学意义问题的讨论和韦伯关于科学与政治的讨论的延续。素德的困境来源于社会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这一困境部分来自于知识与价值两个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分离，是社会科学的先天性吊诡所在；而另外一方面，这一困境也由于社会学作为一种表面行当在学科科学化上的共谋而隐而不彰。这一共谋使得素德的同学以及世界上大部分的社会学家都可以体面地避开他所遭遇到的尴尬。与此同时，这一共谋也使得知识的生产机制成为一种垄断。这种垄断使得现象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常识性的理性与价值判断失去效力。所谓失去效力，并非仅只是现代社会以专业知识之名对于个体的健康、快乐、家庭乃至于性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在此专业领域的成长过程中，对于理性和非理性、健康和非健康以及主流社会和贫困社区、文明举止与暴力行径这样一些相互对应的二元对立性社会实体的生产过程。在后面的这种背景之下，“权力，真理以及生活…都是被编码进入各种种类的内在化信息，以将个体的健康、知识和劳动正常化。”（O’Neill, 1995:40）现代专业知识与国家治理之间由此形成了一种互相塑造的关系。这两种效力丧失表明了社会—心理空间上的诊所化以及社会控制的知识医疗化。由此，约翰·奥尼尔认为，“它们开启了权力关系的新的领域，我们将其称为疗治性国家”（O’Neill, 1995:41）。而此种分析领域，正有助于理解J.T.的黑帮及其赖以生存的黑人贫困社区。二、作为一种社会官能征的贫民区此种疗治性国家如何来看待隐秘的贫民区？如上所述，作为美国贫困典型的罗伯特·泰勒区，乃是一种被隐藏的社区。正如素德在书中所说，在他所进入的这个社会世界，与素德成长的家乡，即南加州中产阶级的郊区完全不同，也与素德所就读的大学所代表的芝加哥中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素德在这一社区中经历了一种他从未见过的社会形态。5社会学研究罗伯特·泰勒区第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各种资源极度匮乏，包括社会资源、经济资源以及权力资源。学校教育、商业活动、警察、医院、政府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等等这些构成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组织在该贫民区几乎全部缺席，并由此而构成了罗伯特·泰勒特有的“社区空间”，为毒品黑帮的兴起提供了客观环境。由于生存的需要和资源的匮乏，身体成为了最为常用的资源。为主流社会所严禁的来自于毒品的身体快感以及建基于其上的权力关系在其中无所不在。毒品的滥用使得黑帮在经济上得以可能，并甚至使得罗伯特·泰勒获得了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基本资源。暴力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成为黑帮乃至是整个贫民区的基本特征，而妇女们（甚至包括年轻男性）普遍以各种形式出卖自己的肉体。身体或性交成为了某种货币形式。有关现代社会里资源匮乏、暴力泛滥与权威主宰三者之间的关系，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有详细的讨论。在这一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与精神分析哲学结合在一起来分析现代社会的努力中，他指出，尽管在其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①背后隐含了匮乏（scarcity）这一基本的事实（fundamental fact），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将其上升为一种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他认为，匮乏在现代社会的分配，已经从最初的暴力原则变成了“权力的理性运用”。而这种理性的权力运用在其过程中与权威的主宰性运作相呼应，造成了现代社会中各种不同的现实原则。而后者又在各自的社会环境下，有着各异的对于个体冲动的控制，马尔库塞将其称为在基本的抑制之外的过剩抑制（surplus-repression），而与之相应的，“现实原则的盛行的历史形态”，就是表现原则（performance principle）(Mercuse,1966:35-38)，也即与正常的主流社会形态相符合的爱欲表现（erotic performance）(Marcuse, 1966:46)。罗伯特·泰勒从资源的匮乏到暴力的泛滥，正是由于权威主宰性运作的理性权力运用所导致的特殊的过剩抑制造成的。从J.T.以及其他人的经历可以看出，贫民区的人遵循主流的社会规范、经由教育的途径进入中产阶级的机会极少（尽管这几乎是唯一的途径）。也就是① 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弗洛伊德与1911年发表的《精神功能二原则论》，并与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一起，随后成为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概念。作为支配精神运作的两种原则之一，现实原则乃是对快乐原则的修正。现实原则作为一种调节的原则，使得个体不会直接追求满足，而是会根据现实条件迂回进行，并延迟对结果的追求。6社会学研究说，贫民区的居民极少可以获得主流的表现原则对于其身心的规训，并因此而获得资源。在马尔库塞的讨论体系中，作为现代社会规训重要环节的劳动（labor），也即工业社会中异化性的劳动，在罗伯特·泰勒区的居民中几乎不存在。而这一身心规训的缺乏，反过来又使得该社区在资源的配置的争夺上处于劣势。个体的心理问题与社区的政治问题在这里成了一种互相加强的关系。马尔库塞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建基于弗洛伊德对于个体官能征的思考。在弗洛伊德看来，暴力的可能性，也就是攻击性乃是文明发展的最大“障碍”。所谓文明，在弗洛伊德那里的含义是“一种服务于爱欲的过程。而这种爱欲的目的就是要将单独的个体、家庭、继而种族、人民和各国家都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一种人类的结合体”（Freud, 1985:313）。现代社会所强加给个体的牺牲，不仅包括对性的控制，还包括对个体攻击性的束缚。为了可以在一个具备互相攻击性的群体中生存，“文明人用其一部分的快乐的可能性交换来了一定的安全”（Freud, 1985: 306）。文明的进展因此得以可能，但这一进展是建筑在永恒的冲突之上的。而这一冲突同时又带来了个体性的神经官能征。在现代社会中，原初的父亲的功能已经逐渐从个体转移到其社会角色，进而融进了社会机构权威，并“教导儿子变得成熟，以及束约其社会的成员””Marcuse, 1966: 75）。所以最初的俄狄浦斯情结开始向个体—社会之间的冲突转变。在其俄狄浦斯的比喻中，弗洛伊德建立了“一种自我寻求其限制的辩证法。反律法主义式的情感（antinomian feelings）自动引发了补偿性的自我指责”，而这种指责，又反过来使得个体心理层面上的抑制（repression）得以可能（Rieff, 1959:226）。这种指责即为负罪感，与其相伴同生的是良知的感觉，也即感知罪恶的可能性：“良知，是我们对某些特殊欲望由排斥而产生的一种内在知觉。重点在于，这种排斥不必寻求任何理由，乃是‘不言自明的’。最明显的例子是罪恶意识，即对我们某些要满足特殊欲望的行为的内在厌恶”（Freud，1950：68）。在弗洛伊德那里，此类罪恶感是构成焦虑的重要因素，并与其社会特征一起，构成了神经官能征的实质特征。在禁忌与欲求的相持过程中，不可接触性成为了神经官能征的另外一个核心特征：“在塔布中，禁止接触乃是核心禁忌，也即神经官能征的核心；因此它有时被称为‘接触恐惧症’”(Freud，1950：27) 。社会因此变成了抑制性的社会，个体也因此而获得神经官能征。神经官能征乃是个体的自我保存利益与利比多的渴求之间冲7社会学研究突的产物。在这一冲突中，“自我获得胜利，但是其代价是严重的痛苦与放弃”（Freud, 1985: 309）。这一原初的抑制与个体欲望之间的冲突，构成了现代神经官能征的原型。承接弗洛伊德的思考，马尔库塞在其所讨论的工业社会中社会劳动的等级体系（hierarchical system）中表明了此种冲突转变在现代社会里的进展。这一等级系统“不仅将主宰（domination）理性化，而且‘‘内含着’反对主宰的反抗”（Marcuse, 1966: 90）。与这一体系不同的是，在罗伯特·泰勒这里，我们所见到的是个体—社会冲突的另外一种发展：地方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即在劳动等级体系之外的社会世界与该系统本身的冲突。罗伯特·泰勒在文化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与主流社会的格格不入。它是一个以守望相助为基本社会形态的情感性社会，这与以专业化分工的现代社会截然不同，素德在进入该社区之前并未有过此类经验。这一点使得罗伯特·泰勒与传统性社会有所接近，但是由于前一种从资源匮乏到暴力泛滥的特点，它显然并非是一个传统型的社区。但无论如何，在主流社会看来，罗伯特·泰勒的社会形态，正如华康德所总结的，是一个荒诞化的非常态社会。以J.T.为首的贩毒黑帮植根于当地的社会文化结构，与该社区处于一种共生互补的关系。黑帮为社区民众提供基本的治安，以及甚至是某些福利，而社区作为毒品的最大市场，也是黑帮赖以生存的基础。在等级化的劳动体系看来，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现实存在。贫民区以及黑人帮派无时无刻不在以暴力活动，非常态的生活和生存方式刺激着“主流社会”，提醒着自己的存在。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层次的暴力：J.T.或者黑帮在社区内的惩罚行为、帮派与帮派之间的战争以及作为整体的社区与主流社会的冲突。这三种暴力的共同特征在于展示性。J.T.通过展示其暴力来维持权威，帮派与社区则通过展示其暴力来获取或者维护自己利益。所以，主流社会在文化模式上的自我认同由于与贫民区的暴力展示而陷入了困境。但与此同时，在第一节中所讨论的知识生产机制开始将暴力化的贫民区的存在去意义化，并进而亟欲将其摧毁。所谓将其存在去意义化，是指在前述中的那些相互对应的二元对立性社会实体的生产过程中，对于贫困社区以及贩毒黑帮的概念化塑造。在此类包含着个体自我认同的社会存在塑造过程中，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正如阿尔杜塞所说，意识形态乃是一8社会学研究种“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力量….意识形态构成了社会，并在其中产生出现实影响。这些现实的影响乃是构成人的主体性的重要部分。于此，意识形态被认作是一种社会功能，为个体提供了嵌入社会机构与程式的社会与政治认同。这些社会机构与程式又反过来强化了特定的信仰系统”（转引自Moon，2006：265）。在此类塑造中，贫困社区以及贩毒黑帮成为了犯罪、罪恶、道德败坏等等负面词汇的代名词。主流社会为罗伯特·泰勒提供了现实原则，而罗伯特·泰勒使得主流社会对其充满了厌恶，焦虑异常。所谓亟欲将其摧毁，也即贫困社区及黑帮在知识谱系中的位置成功地唤起了主流社会的良知，也成为了主流社会寻求正义、平等乃至自由等等主流价值的正当理由。此种寻求，需要借助消灭贫穷和暴力，也即通过对贫困社区的改造来完成。而弗洛伊德所讨论的神经官能征的一个显著特征，也即“接触恐惧症”，在这里也堂而皇之地存在：位于罗伯特·泰勒区和中产阶级居住区之间的那一大片开阔地带就是其最好的符号性表达。那一片地带本来被规划为黑人住宅区，由于过于靠近中产阶级的居住区域，原本要建在此处的建筑被塞进了远离中产阶级的一侧，以使得主流社会避免与贫民区接触。另外，素德从进入芝加哥大学开始，就不断地接到官方正式的警告，要求不要与黑人贫民区接触，因为那里是罪恶之地，是危险的场所。这一类的警告，也是“接触恐惧症”的社会性体现。因此从精神分析哲学的传统来讨论现代社会中的贫民区，可以将失范的贫民区视为美国社会的官能征。在精神分析的哲学传统中，神经官能征从个体的身心角度表达了文化与权力结构与冲突。文明的进展是基于永恒的各种冲突之中才得以可能。这其中包括性的冲动、攻击性与规训，以及个体与文明社会之间的冲突。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发展出对于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现象的暴力和其它现代文明的负面部分的分析。而在马尔库塞的帮助之下，我们则可以将罗伯特·泰勒社区以及J.T.的黑帮视为此种分析的绝佳案例。它们都构成为美国主流文化不可或缺的实质性对立面。它们与主流文化或者“正常的”文化相伴同生，如影随形，一体两面。它充满活力，来势汹汹，不断地骚扰文明社会，使其痛痒难当，无法安心。在规训的现代文明社会世界中，由国家权力所强力背书的常规“工作流程”，“劳动纪律”以及官僚体制等规定了身体的行为举止，以及受控的快感，并同时提供了工作，健康，教育等等权利。罗伯特·泰勒和J.T.的黑帮不仅通过它们的存在自身，而且还通过其生存方式，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其9社会学研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该社区中暴力的泛滥，毒品的滥用以及毒品经济在该社区的经济支柱的地位。所以尽管主流社区理所当然地欲将其除之而后快，但正如我们在第一节中所讨论的疗治性国家的性质，也正如素德在本书中所展示的，这一计划实际上并不可能完成，而且其意义更多针对于主流文化自身。由此出发，我们认为，在现代疗治性国家中，最为重要的“接触恐惧症”正是由素德所遭遇的方法论困境所表达出来的：现代社会科学对于现实问题的“接触恐惧症”。这一接触恐惧症由一系列的方法论原则和研究体系所构成，同时，在第一节最后所讨论的知识垄断机制的社会与政治功能，是使得以罗伯·泰勒为代表的社会官能征成为可能的核心要素。三、一种社会官能征分析的可能性社会官能征这一概念并非旨在提出一种理解现代社会与主体性的二元论，而是希望可以藉此讨论在流行的话语体制背后存在的此种二元论的生长机制。在这一方面，已经有法兰克福学派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哲学结合在一起的传统。与此同时，在现代社会政治理论的传统中，约翰·奥尼尔承接从本雅明、萨特到阿伦特对于暴力以及文明的思考，则进一步将暴力置于日常生活以及文明化的背景之下，将个体性暴力、或者犯罪性暴力与机构性、战争性的暴力区分开来。在此区分之下，作为现代社会代表的美国的贫民区及其特征性的暴力活动就纳入了思考的范畴（O’Neill, 1972: 57）。在以技术理性为基础所建立的现代文明中，国家治理垄断了一切合法暴力的可能性，同时通过把日常生活中私人化的暴力归类为非理性，努力将其排除在自身的体系之外（Elias，1982）。但是以暴力为代表的种种负面现象，也即马尔库塞所说的现代文明的疾病与不满，包括战争、暴力、贫困等等，并不会随着文明的排斥而消失。正是在这里，社会官能征获得了其讨论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约翰·奥尼尔认为，在现代身体理论的传统中，居于核心位置的弗洛伊德并未提出一种生理修复技术（bio-prosthetics）以为文明提供新的动力。他希望可以从身体出发来重构社会和历史。这一工作的意义在于重返人类原初想象能力（拟人论），虽然这在表面上与当今社会科学的核心价值背道而驰，但是却有可能在今天这种10社会学研究疗治性的国家形态中，为社会科学重拾信心，并进而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人、自然以及社会机构之间那种复杂关系之中所存在的重大问题”（约翰·奥尼尔，1999：2）。就此而言，他认为福柯所讨论的性的身体并不足以代表身体意义的全部，他转而主张对一种交往身体（communicative body）的讨论：“交往身体被降格为性的身体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歪曲了那曾经统摄着自然、社会和人类身体的性别化的宇宙学，并使其从属于自然和人类家庭的工业化”（奥尼尔，1999：6）对于奥尼尔来说，交往身体既是“所有社会的道德基础，也是任何一种社会科学实践的道德基础”（奥尼尔，1999：8）。在重返拟人论的基础上，个体层面上的社会官能征可以获得其日常分析的空间。而这一领域尚未在社会学的日常分析传统中获得重视。个体层面上的社会神经官能症的意义特别集中在对于此类行为举止的社会学理解之上。除此之外，重返拟人论的社会学努力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社会学想象力，以及社会学自身在现代社会中的恰当位置。此种反思与重构，对于面向转型社会，思考中国问题的中国社会学来说，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参考文献：尚·拉普朗虚，尚-柏腾·彭大历斯，2000，《精神分析词典》，沈志中，王文基译，台北：行人出版社。素德·文卡斯特，2009，《黑帮老大的一天》，孙飞宇译，上海：世纪文景出版集团（即出）。约翰·奥尼尔，1999，《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张旭春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Brown, Norman O. 1985, Life Against Death: The Psychoanalytical Meaning of History.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Elias, N. 1982/1939,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 2: 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Freud, Sigmund 1950, Totem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5,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ivilization, Society and Relig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O’Neill, John 1972, Sociology As A Skin Trade.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95, The Poverty of Post Moder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Marcuse, Herbert 1966,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oston: Beacon Press.11社会学研究12Moon, Claire 2006, “Narrating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in South Africa.” Social & Legal Studies 15.Rieff, Philip 1959, Freud: The Mind of The Moralist.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Venkatesh, Sudhir 2008, Gang Leader for a Day: A Rogue Sociologist Takes to The Street.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Wacquant, Loïc J.D. 1997, “Three Pernicious Premises in the Study of the American Ghett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1（2） Events and Debates.作者单位：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与政治思想项目责任编辑：杨 可 

从"单位制" 的视角透视中国城市社会基层的组织制度和秩序的研究，一般被认为肇始于魏昂德的"新传统主义"模型。之后的讨论和工作主要围绕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展开：1) "新传统主义" 与历史是什么关系?2)"新传统主义" 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大?3)中国基层社会组织中的权力和权威关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梳理和分析表明：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辩证地同时关注结构与文化、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真正深入到单位组织的变革现场，以把握中国基层社会的基本秩序结构。

在改革过程中，反复出现肯定改革与否定改革的讨论，这些讨论也时时涉及如何估价社会主义时期与改革时期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无论如何评价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困境，中国的经验都是建立在这两个传统的地基之上的。与此同时，眼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长期积累的矛盾，也提示中国不能也不应简单地回复到过去的发展模式之中

编者按：文化馆是我国现有文化体系中基层的文化组织。从2006年起，通过北京朝阳区文化馆的介绍，我们参与了文化馆的部分活动，在北京、天津等地走访了多家文化馆，也采访了多位文化馆馆长。文化馆引起我们的极大兴趣，主要是想探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它作为一项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文化组织，对于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能承担什么样的功能；二是这一基层组织在大的社会变局中的起伏波折，在这一过程中的挫败和实践，如何提供以变应变、用变动的方式处理新问题的经验。我们根据走访所得，通过对话的形式，展现我们对这一问题尚未定型的思考。

［摘要］早在吐蕃时期，孔子的盛名就随着唐蕃之间的文化交流而远播西藏并得到藏民族的文化认同。在藏汉交界地带，孔子被看作道德圣贤，但在西藏腹地则被看作是无数算学与消灾仪式文献传承的创始者，被改造成“圣、神、王”三位一体的贡则楚吉杰布。进而，苯教把贡则楚吉杰布看作是其教主辛饶米沃且的徒弟和岳父、苯教的四大护法神之一；而藏传佛教则把贡则楚吉杰布看作是文殊菩萨的弟子或者化身。不管贡则楚吉杰布与孔子的本来形象相去多远，其根本是藏民族基于自身文化传统的需要，发挥自己民族思维，在汉藏文化交流过程中对孔子形象进行认同改造的结果。［中图分类号］G127.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003－（2009）01－033－09“不语怪力乱神”是汉文化传统中孔子形象的基本特点之一，但在藏族文化传统中，孔子的形象却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变化，他被看作是与占卜、禳灾、咒语、历算、工巧、仪式等神秘文化的创造者，并分别被苯教和藏传佛教吸收转化为教内重要神灵。孔子这种形象的变化，与汉文化传入吐蕃时期藏民族的崇拜信仰、思维方式和宗教需要密切相关，是处于特定文化发展水平的民族对外来文化接受和认同中所发生的必然现象。一在汉文化系统中，孔子用不同的称号来表示，如在儒家经典中，一般不言自明的“子曰”中的“子”即指孔子，这是孔子后学对孔子的敬称。这基本上为儒家传统所认同。而道家则称其为孔子。与之相同，在藏文化传统中，孔子也有其相应的表示文字。根据现存最早的藏文文献，即敦煌藏文写卷，在西藏传统文化中，“孔子”一般用“贡则”一词来表示。（一）孔子在藏文文献中的基本称谓能够证明“贡则”就是孔子的藏文文献，是敦煌文献中伯希和藏文写卷（P.tib）第987和第988号文献。根据法国藏学家石泰安的研究，这两种文献“实际上是同一部著作的两种抄本。这是一卷汉地儒教智慧格言集”，［1］这两部写卷的主要内容是具有强烈儒家伦理色彩的道德箴言，“都是先贤们以身所作出的表率”，而“贡则”是文中多次提到的先贤之一。特别是988号写卷中有一段内容是《论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中庸》“施诸已而不愿，亦勿篱于人”的藏文译文或编译文，并明确说这是“贡则”说的，同时在第987号写卷中，相同的内容却被说明是“贡策”说的。这两部文献说明，至少在11世纪中叶敦煌石窟封闭之前，已经有人使用藏文“贡策”或“贡则”来指称孔子了。此外，18世纪藏族学者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在其名著《土观宗派源流》中说：“儒家的导师是孔夫子或称孔子。藏人不能如汉语发音，遂讹称为公子。实际上指的是此人”。①（注：土观·罗桑却吉尼玛著：《土观宗教源流——善述一切宗教源流及教义晶镜史》，刘立千译，第202页；另外，在当今一些研究成果中，还有把孔子译为孔泽、孔策、贡则、贡孜等的现象。）可以看出，从古代以至于近代，藏文中把孔子一般记作“贡则”。（二）孔子在藏文化中的基本地位在藏文文献中，“贡则”除被单独使用外，更多的是和其他辞汇结合在一起，称为：“贡则楚吉杰布”或（贡则楚杰），后者是对前者的简称；“贡则楚吉布”；“贡则楚琼”；“贡则楚布琼 ”。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些与“贡则”相关的称谓并不一定指孔子本人，还可能包括与孔子存在某种关联意义的人。关于这一点，本文下面再作以解释。这里首先要揭示的是，这些称谓都普遍存在一个关键的藏文词汇：“楚”。这表明在藏文化中，“贡则”与“楚”之间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意义关联，了解“楚”的涵义，可以相应地了解孔子在藏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关于“楚”的涵义，藏学界已经有所讨论。著名的法国女藏学家麦克唐纳认为，在吐蕃社会早期西藏文化基本没有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前提下，“楚”所指涉的对象主要是现实社会统治者——赞普，其涵义“最初指全部的魔力，特别是指在天地之间往返活动的能力”。②（注：法国学者麦克唐纳著：《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耿升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关于这段文字，曾德明译作：“最初是指神奇的能力，尤其是指在天界和人间往来自如的特殊能力”，参见《西藏文化中的孔子形象》，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4卷第2期，第174页。）但在止贡赞普与罗昂决斗被杀之后的赞普丧失了这种魔力，但人神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因此而断绝，吐蕃王室仍然是神的意志在现实社会的代表，神通过他们表达意愿。与这种变化相适应，“楚”“再也不被看作是往返于天地之间的体力了，而是一种比普通人要高一些的思想和智能能力”，［2］这是“楚”的转化意义。石泰安接受了麦克唐纳的这一观点，并提出了另外的两种内涵，即神奇和智慧。同时他和李方桂都认为，“楚”一词相当于汉文的“圣”。③（注：李方桂、石泰安也主张把“楚”理解为“圣”，参见Fangkuei Li, "The Inscription of the Sion - Tibetan Treaty of 821-822", Toung Pao,44（1956），石泰安著：《古藏语中的一个语义群：创造和生殖、存在和变成，活着、养活和救活》，褚俊杰译，载王尧、王启龙主编的《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7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8页。）我们认为，“楚”一词和汉语中的“圣”都具有常人所不具备的智慧和能力的意义，两者存在着一定的意义相通性，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吐蕃原始信仰中，“楚”是“神圣”的结合体首先它是只有赞普才能够拥有的，因为赞普并不是人，而是神，是神在人间的代表，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的智慧和能力是天赋的，是与生惧来的，是一般人所不能拥有的，不可超越的。与吐蕃原始信仰所不同的是，汉文化在春秋时代就逐渐消解了“圣”这一词汇的宗教和神话意义，把“圣”还原到了人，而不是继续归之于“神”，无论是作为统治的尧舜禹还是作为人间精神导师的孔子，他们本质上都是人，而不是神，他们所拥有的“神圣”的智慧和能力，固然是普通人所不具备的，但并不意味着永远不可超越的，只要人通过对自我的努力修养，也可以“超凡入圣”，拥有这种能力和地位。因此，如果注意到这一点，我们仍然可以把“楚”一词看作是汉文中“圣”一词的藏文对应词汇。“楚”的最初意义，或者准确的是在与汉文化接触之前的基本意义，应该是对吐蕃统治者神话性集中表现的词汇，指的是吐蕃赞普作为人间的神所拥有的上天（恰神）所赋予的、普通人所不可剥夺的、不可能拥有的、不可能认识的、超越常人的神秘的智慧和力量。那么，作为吐蕃赞普专用词“楚”又如何与表示孔子的“贡则”联系起来呢？我们认为，这和松赞干布时期及其之后西藏社会与外界社会的文化交流相关，特别是吐蕃社会时期与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密切相关。史料和研究表明，吐蕃时期，唐王朝对西藏有着超越于其他周边国家的强大吸引力，如823年立于拉萨的唐蕃会盟碑记载：“神圣赞普鹘提悉勃野化身下界，来主人间，为大蕃国王……东方有国曰唐，东极大海，日之所出，与南方泥婆罗等诸国异教善德深，足与大蕃相匹敌。”［3］正因为如此，松赞干布及其后的赞普通过联姻和亲、使者交往等方式，加强对唐文化的学习。随着吐蕃政权与唐王朝交流的加强，与政治文化关系密切的汉文化人物，也获得了藏民族的普遍认同，特别是与本土赞普地位相应的政治人物，也被视为和赞普一样，具有特殊能力并与神紧密联系起来的人物。如在英藏藏文敦煌写卷中，唐玄宗被称作“具有上天所赋予的神奇能力的赞普李三郎”。同时，随着对汉文化的理解和吸收，孔子也作为汉文化的象征性人物获得了藏民族的认同，汉文化中的这一“圣人”也相应的获得了“楚”一词所具有的内涵。“贡则”与“楚”的多种结合，表明了西藏文化中，孔子是天神有着密切联系并具有一定特殊能力的形象。在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因为藏文化对孔子和汉文化的接受认同，作为孔子的藏文名称“贡则”也逐渐地被转化为一种神圣形象，它的意义也不仅仅指孔子这个人，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也可以指其他与汉文化关系密切的人。在完成于14世纪的著名藏文史书《拔协》中，“贡则”用来指唐朝皇帝李世民，他的全称是“贡则楚琼”。“楚”在藏语中是“小”的意思，按照我的理解，“贡则楚琼”的大致意思是“具有（与神相比）是小的神奇能力的孔子（一样的人）”。这里的意思基本上是“贡则楚吉布”是相通的，因为父亲是大的，儿子是小的，神是大的，人是小的，这是传统血缘社会的基本常识。用泛化的孙子来代表中国的皇帝，特别是唐太宗，应该与唐太宗推动汉文化在西藏传播的贡献密切相关。这种表述，一直延续到17世纪五世达赖喇嘛的《西藏王臣记》。而在16世纪的学者巴俄·祖拉陈瓦的《贤者喜宴》中介绍唐太宗的时候，所用的词汇就是“贡则楚杰”。这向我们表明，在藏文中即使出现了“贡则”这一词汇的时候，他并不一定就是指孔子本人，而有可能是指与孙子具有一定相似、相同性的人，当然，这种相似、相同性，并不能放在汉文化的视域去理解，而只能放在藏文化的视域下才能获得理解。不过，笔者坚信一点，即使在藏文文献中出现的“贡则”所指的并不是一个人，但一定是在汉文化系统下的人，这是他们相似、相同性的文化边界。二如上分析，在藏文化传统中，孔子与天神有着密切联系，也拥有特殊的神奇能力和崇高的文化地位。但问题在于，藏文化中的“贡则”是人还是神？对于这一点，藏文化的认识是存在分歧的，一般在靠近汉文化的地方，受汉文化影响比较深，对孔子的了解也相对深入，所以一般把孔子看作是先贤、圣人，而不是神；但在西藏腹地，则因为对汉文化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并受本土神话思维的影响，所以一般会把孔子看作是神。关于这一点，要以通过相应的文献表现出来。（一）敦煌出土文献中的孔子敦煌是汉藏两种文化影响都比较深的地方。从敦煌文献可以看出，其中的孔子比较接近汉文化。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敦煌文献（P.tib）第988号中，“贡则”和“贡则楚吉布”同时出现，都指孔子。此外，在敦煌藏文写卷I.O.742中也出现了“贡则楚吉布”，该写卷的内容主要与古卜有关，也是指孔子。前面说过，在藏文化中，“贡则”很少单独出现，而是与其他词汇结合在一起，便在敦煌文献中却出现了单独的“贡则”来表示孔子，这说明孔子在当地是为人们所熟悉的，他本身不需要过多的修饰说明就能为人们所理解。但“楚吉布”和“贡则”结合起来的“贡则楚吉布”也表明了吐蕃人对孔子的某种认同。如上所述，“楚”一词的出现表明了在当时藏族人的眼中，孔子具有神圣的特殊能力。但是只有对“楚”和“吉布”组成的“楚吉布”一词涵义的全面理解，才有可能理解当地人们心目中的孔子。关于如何理解“楚吉布”，藏学界一直存有不同的看法。麦克唐纳将“贡则楚吉布”理解为“具有神奇能力的孔子之子”；石泰安不同意这一看法，他认为，之所以用“楚吉布”——汉文意思为“具有神奇能力的小孩”来修饰孩子，则与“孔子项橐相问书”的内容相关。他认为，因为孔子虚心向项橐求教，所以被视为一个“具有神奇能力的小孩”。［4］显然，石泰安混淆了故事中孔子和项橐的角色，他的解释是很勉强的。我们认为，“楚吉布”的表面意思是“具有神奇特殊能力的小孩”，但在这里，应该看作是汉文“圣人”的对译。文献中所以用“楚吉布”来修饰孔子，与敦煌一带靠近汉文化地区的藏民族对“圣人”的意义理解相关。在他们看来，孔子是“圣”，他拥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神奇能力，所以应该用“楚”来修饰他，但孔子仍不是神，而是人。所以不能用“楚吉拉”来修饰，因为在藏文化中，“拉”是神的意思，“楚吉拉”的意思就是具有神奇能力的神，这一词汇，只能修饰在人间的神——赞普，而不能修饰其他人。但为什么用“楚吉布”来修饰孔子呢？我们认为，这应该与藏民族对汉文化中“天子”的接受相关。“天子”就是天的儿子，是天在人间的代表，在吐蕃社会，吐蕃赞普的尊号已经被人比作是汉文中的“天子”，认为赞普是“由上天所指定的”，“上天”这一短语是指高山，也指恰神，即赞普是由统治世界的神所指定的，是上天的儿子。孔子虽然也被看作是上天（神）的儿子，但他却是人，而不是神，而“布”在藏语中是小孩的意思，“楚吉布”则表达了“具有神奇能力的（神的）小孩”的意思，和汉文中的“圣人”、“天子”的意义是相通的，所以可以用这一词汇来修饰孔子。这一方面表达了藏文化对孔子的敬仰和认同；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当地藏文化对孔子是世俗圣人的理性认识。（二）宗教历史文献中的孔子但是，在西藏腹地，人们的信仰思维具有强烈的神话性，而且这种思维的特点是把相通的事物往往连贯在一起理解、命名。如赞普，既是神在人间的代表，又是政治上的代表，还是文化方面的代表；同时又是超越于一般人的存在者。而孔子一旦被当作文化象征接受过来，也就具备了这些特点。具体来说，西藏腹地藏文化观念中的孔子，其形象并不是圣人，而是圣、神、王三者的结合体。这里的圣，指的是孔子具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超强能力；这里的神，表明孔子具有神的特点；这里的王，表明孔子又具有帝王化的色彩。在这种意义上的词汇“贡则楚吉杰布”（或其简称“贡则楚杰”）是最突出的表现。另外在14世纪完成的《汉藏史集》中出现了“贡则益杰布”、“贡则拉益杰布”等词汇，也表明了这一点。［5］现以藏文文献中频繁出现的人物“贡则楚吉杰布”为重点来探讨西藏传统文化中的孔子形象。按照汉语的意译，“贡则楚吉杰布”的意思为“孔子”和“具有神奇的特殊能力的国王”的结合；而有的学者则将之译为“孔子神变王”。当代著名的藏族学者卡尔梅认为：“贡则楚吉杰布”的原型就是孔子。①（注：引自曾德明、林纯瑜：《西藏文化中的孔子形象》，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4卷第2期，第185页；原文参见Samten G.Karmay, "The Interview betwteen Phyva Keng-tse lan-med and Confucius", pp.6,171;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Hisitory and Doctrines of Bon", p.107.）我们不必一定认为这一人物一定指的是孔子本人，但毋庸怀疑的是这一人物与孔子的确发生了某种意义的关联。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在其《土观宗派源流》中比较集中地表达了西藏对这一人物的普遍看法，虽然他对这些看法持否定的态度。他说：藏人言公子神灵王，认为是灵异之王。又有些汉传历数禳解法中，制造了《公子现证修法》的仪轨。又有一类书中称工巧公子，认为他是一位善于工巧的能人，这些全是暗中摸索之语。［6］土观活佛的记述，表明了在他之前西藏文化关于孔子的基本认识，同时也说明了随着藏汉文化交流的加深，藏民族中已经有人对孔子有了更加明晰的认识，而对传统的看法开始质疑。另外，近代著名藏族学者工珠·云丹嘉措（1813～1899年）在其所著百科全书《知识宝库》中也表明，西藏文化中的“贡则楚吉杰布”就是孔子，他被视为“无数算学与消灾仪式文献的创造者”，［7］所有有关占卜、算命、工巧、仪式、禳灾的文化都与之相关。我们认为，“贡则楚吉杰布”与孔子密切相关，他是藏文化对孔子这一汉文化人物神秘化加工的艺术化人物。这一人物的产生与汉文化在唐代向吐蕃的传播有密切关系。唐代是汉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向西藏传播的一个高峰期。在这一时期，儒家文化大量进入西藏社会，并且为西藏本土文化所认同、吸收和改造。但是，输入西藏的汉文化，并不是主要表现为思想方面，而主要表现为与人们社会行为密切相关的礼仪、占卜、工巧文化，而唐文化对吐蕃文化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这一方面。关于这一点，可以通过文成公主人藏时所带去的文明体现出来，据藏史记载，文成公主人藏时带去汉地很多东西，其中有“金镶书橱，诸种金玉器具，诸种造食器皿、食谱，诸种花缎、锦、绫、罗与诸色衣料二万匹”；还有“四百有四种医方，百诊五观六行术，四部配剂术和书典三百六十卷，术数书三百卷”。大致都是工艺、历算等方面的著作和物品。文成公主本人也好“术数”、通风水，她设计了大昭寺等建筑，这些都是唐文明对西藏影响的主要方面。与此同时，孔子的名声也被带到了西藏，他是汉文明或儒家文明的创造者，也就是工巧、风水、占卜、历算的创造者，所以被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具有特殊神奇能力的文化象征人物。而与汉文化交流更加频繁的敦煌以及唐蕃交界地带，人们对孔子更加熟悉，孔子对这一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道德伦理方面，因此，他被看作圣人、先贤，而不是具有神秘色彩的占卜、禳灾人物。三虽然我们注意到在整个藏文化传统中，孔子主要表现为道德和神异两种不同形象的人物，但毫无疑问，作为神异人物的孔子形象“贡则楚吉杰布”是西藏文化中更为典型的形象。他不仅表明了藏文化对汉文化的吸收认同和理解接受能力，而且也表现了藏文化在吸收汉文化过程中所具有的民族思维特点，这就是在宗教文化需要的背景下，充分地展开民族特有的神话思维能力，对于孔子相关的传说进行艺术加工，从而创造出既与孔子本人相关、但又不完全同于汉文化中孔子形象的“贡则楚吉杰布”。（一）苯教文化对孔子的吸收和改造苯教是西藏的本土宗教，在汉文化输入吐蕃社会时期，它仍然是当时的强势文化，在社会思想中占据主流地位。而当孔子的种种传说随着汉文化的输人而逐渐为藏民族文化所了解的时候，苯教即已经开始运用自身的特点对这一汉文化的人物进行创造，这为西藏文化中孔子形象的形成奠定了一定文化基础。苯教文献中有大量与“贡则”或“贡则楚吉杰布”相关的记载。特别是在苯教教主辛饶米沃且具有强烈神秘色彩的传说文献中，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完全苯教化的孔子形象。根据这些文献记载，“贡则楚吉杰布”的前世是一位叫作塞秋当巴的国王，由于累积许多功德，往生后投生为王子。他出生在贾拉欧玛洲其中一个最殊胜、以魔幻布局的城中。因为“贡则楚吉杰布”有汉王室血统，并且出生时双手掌上即有三十个环状的“贡则幻变字母”，所以他的父亲给他取名为“汉族幻变之王孔泽”。“贡则楚吉杰布”具有观察他手上的幻变字母以预测未来的能力，并且擅长念诵咒语。为了宣扬苯教教法，“贡则楚吉杰布”远离家乡，云游各地，在旅途中向神童洽肯则岚眉虚心请教并深受启发，最后建造了一座雄伟的苯教寺庙。但是他却无法对抗鬼怪的蓄意破坏，幸赖苯教教主辛饶米沃且的协助，这座寺庙才得以保全，“贡则楚吉杰布”也因此成为辛饶米沃且的弟子。辛饶米沃且后来娶“贡则楚吉杰布”的女儿为妻，并生有一子，取名楚布琼，并且辛饶米沃且将360种占卜法悉数传授给楚布琼。通过种种刻意的描述，“贡则楚吉杰布”被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贡则楚吉杰布”在苯教传统中扮演重要角色，是苯教四位重要大师，或者是苯教教主辛饶米沃且的化身。在苯教文献中，对“贡则楚吉杰布”或其孙“贡则楚布琼”的描述都与占卜有关，他还被看作苯教所有仪式文献的创造者。我们认为，苯教中“贡则楚吉杰布”的原型就是孔子。在唐代汉文化输入吐蕃社会的过程中，最能为藏民族所接受和认同的不是别的，而是与占卜、风水、历算、攘灾相关的神秘文化。这些文化的根源，从根本上说，都是源于《周易》及其他儒家文化典籍，而孔子注重礼仪，“删定六经”，在汉文化中一向被看作是包括《周易》在内的儒家文化的创造者，藏民族自然也就把他看作是神秘文化的象征人物，而把相应的一些典籍也归之于他的名下。至于说“贡则楚吉杰布”双手掌心上与生俱来的幻变字母，笔者认为也和利用《周易》占卜的记忆方法有关。中国古代的占卜，为了便于记忆，常常用手上的指节表示五行、干支、八卦，在推算过程中按照规律掐算，藏族人看了觉得挺神奇，以为手上有神秘的幻变字母，所以将之附会于孔子。而孔子为苯教所认同和吸收，则一方面在于苯教文化和汉地占卜、攘灾文化的相似性；另一方面则在于佛苯斗争的需要。在佛教和苯教的斗争中，苯教为了争取信徒，扩大影响，把本不属于自己神话系统的人物吸收过来，或者做特殊的转化，将之视为同一的。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把汉文化中的老子和苯教教主辛饶米沃且等同起来，这首先来自于道教所编造而盛行于当时的“老子化胡”的传说。在这个传说中，老子被认为是释迦牟尼的老师，自然为苯教所接受认同。我们在苯教文献中看到，释迦牟尼也被看作是辛饶米沃且的弟子，苯教的四大法师之一。同时，汉文化中又有盛行的“孔子师老子”的故事，这样，把孔子吸收到苯教文化中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为什么苯教又把孔子演变为辛饶米沃且的岳父呢？如上指出，藏民族思维中自然地把作为汉文化创造者的孔子和推动者的唐太宗等同起来，如把唐太宗叫作“贡则楚琼”，而孔子的名字中也有了“楚吉杰布”（皇帝）的称号涵义。众所周知，唐太宗是松赞干布的岳父，这在汉藏文化中家喻户晓，既然孔子和唐太宗是等同的，而唐太宗又把女儿嫁给了松赞干布，所以苯教自然把这美丽的故事纳入孔子的神话之中，孔子变成了国王，变成了岳父。这样的影射，也自然能获得藏民族百姓的认同，甚至会获得统治阶层的支持。另外，苯教文献中有关“贡则楚吉杰布”在旅途中与童子洽肯则岚眉的对话，也极可能是脱胎于描绘孔子与项橐事迹的民间传说。（二）佛教文化对孔子的吸收和改造佛教经过前弘时期的传播，为其在西藏立足奠定了基础。到后弘时期，具有本土特色的藏传佛教逐渐形成，随后在西藏社会意识形态中一直处于主流统治地位。但是，藏传佛教的形成也不能不考虑其他文化系统因素对藏族社会的影响，对于已经被苯教所改造并为西藏社会所普遍认同的孔子，藏传佛教也对之进行佛教化的吸收和改造。与苯教一样，藏传佛教在形成过程中大量吸纳了汉地神秘文化的内容，把这一方面的内容称之为“算学”，并视为佛教的“五明”之一，同时也认为“贡则楚吉杰布”是这一方面的象征性人物。但与苯教所不同的是，藏传佛教认为汉族神秘文化的起源以及在西藏的传播，都是佛教感化的结果。根据16世纪的藏文著作《格言集锦——如意宝石》的说法，佛陀看到汉族喜好外道而无法理解佛陀教法，便指派了在佛教中象征智慧的文殊菩萨以世俗谛的五行算学降伏汉族子民。文殊菩萨在汉地五台山显现了很多奇迹，并给“贡则楚吉杰布”传授了五行算学。关于“贡则楚吉杰布”向文殊菩萨学习的内容，《格言集锦——如意宝石》说是五行算学的三十一续部以及三百六十种占卜法；五世达赖喇嘛说是年、月、日、时、生命力、身体、财富、运势、八卦、九宫等命理学概念；而五世达赖喇嘛的摄政桑结嘉措却说是称之为“解”的医疗方法和称作“道”的消灾仪式。但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西藏命理学的主要内容。关于五行算学传人西藏的情况，五世达赖喇嘛说是由文成公主首先带至西藏；而桑结嘉措认为，因为大悲圣者观音的悲心展现，早在西藏传说中的第一位国王聂赤赞普时期甚至更早，“贡则楚吉杰布”就来到西藏，并创作了各种仪式，他所创作的仪式经常与苯教仪式混淆。这种陈述清楚地传达了作者明显区分苯教与佛教传承的意图，并暗示苯教与佛教关于“贡则楚吉杰布”的记载实属不同传承。藏传佛教关于“贡则楚吉杰布”的种种说法，表明了他们对汉文化的认同，以及在佛教的立场上努力吸收和容纳汉文化的态度。从而以藏传佛教对汉族孔子的印象为基础，借由文殊菩萨和一位起源于高度发展文明中的圣人形象，创造了具有佛教色彩的“贡则楚吉杰布”，以确保他们所新创的、融人佛教理念的西藏命理学系统的威信。这个创造的过程，不仅呈现了藏民族独特的文化创造力，同时也揭示了藏传佛教徒企图吸收汉文化中的重要成份，以达传播佛法的目的和意图。到了近代，著名藏族学者工珠·云丹嘉措对关于西藏命理学的传统观点做了总结，在其名著《知识宝库》中说：“五行算学，或称为西藏命理学的来源是内地。在第一位内地皇帝罢忽刹替时，一位居住在海边的百姓献给皇帝一只金色乌龟。皇帝仔细检视金色乌龟之后，心中首次出现八卦的象征符号。他根据这些符号创造了与八卦、九宫和十二生肖相关的各种算法。在此基础上，转世的国王、大臣及学者们逐渐发展出五行算学。后来出现许多相关文献，尤其是孔夫子——他是文殊师利的化身，在西藏以贡则楚杰著称——他也是无数算学与消灾仪式文献传承的创始者。在西藏本地最初是由前、后二位公主带来汉族算学文献，开启相关传承”。工珠·云丹嘉措的记载表明了西藏古代传统文化对孔子的普遍共识，不管“贡则楚吉杰布”与汉文化中的孔子形象相去多远，其根本上都是基于藏民族根据自身文化传统的需要，对汉文化积极吸收、认同和改造的必然结果。［参考文献］［1］［4］［法国］石泰安．两卷敦煌藏文写本中的儒教格言［A］．耿升译．王尧、王启龙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1辑）［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269、272．［2］［法国］麦克唐纳．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M］．耿舁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196．［3］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43．［5］［法国］麦克唐纳．《汉藏史集》初释［A］．王尧、王启龙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4辑）［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86．［6］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土观宗教源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202．［7］曾德明、林纯瑜．西藏文化中的孔子形象［J］．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07，（2）：200．［收稿日期］2008－09－02［基金项目］本文为西藏民族学院2009年度青年项目“唐蕃时期儒家文化在西藏的传播”（项目批准号：09MYQ05）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1、魏冬（1977—），陕西合阳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从事道家教哲学和隋唐三教关系研究；2、益西群培（1951—），藏族，西藏拉萨人，主要从事藏汉翻译和藏语言研究。（1、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陕西 西安 710062；2、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西藏 拉萨 850000）

面对改革开放30 年， 我国农村家庭制度都发生了哪些变迁？ 为了阐释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对农村家庭变迁的不同阶段进行了划分，同时又结合各阶段的不同特点进行了分析。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农村家庭30 年的变迁主要因素有二：一是非农化；二是政府与农民的合力作用。

每年"两会"，户口制度改革都是热点之一，今年也不例外，要求废除户籍制度的声音特别大。政府的表态也一年比一年"进步"："取消暂住证"、"暂住证改居住证"、"逐步开放城镇户口"等等，海内外媒体还是蛮高兴的。我反对没有人道、限制人自由流动的任何隔离，我更痛恨将国民分成三六九等的任何歧视。但，我认为把隔离和歧视的责任全部怪罪于户口制度，是本末倒置了。中华民族的户口制度历史悠久。氏族部落已统计部族人口，商朝就有人口登记制度，西周创人口登记办法，以后各朝代都有类似制度。民国有《户籍法》和《户口普查法》，推行国民身份证制度，且建立了各级户政机构。户口制度历来就是国家实施有效治理的基础性制度。新中国的户口制度始建于1953年，在创立之初(1953年)并不是一项歧视制度，但由于生活品严重短缺，为了保证紧缺生活品配给的有效性，在城镇户口(非农户口)上附加了和农村户口有差异的"福利"(如配给定量的粮食等)。随着生活必需品、公共品短缺的日益严重，纳入配给范围的东西越来越多，差异性越来越大，户口制度便演化成了权利差异制度；当非农就业岗位也成为紧缺的配给品附加于户口时,户口制度便成为了城乡二元隔离的屏障,充当了城乡隔离的罪魁祸首。改革开放后，我国在消除户口歧视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也有不小的退步。先说说进步的一面：上世纪80年代后期，粮食、肉、糖、布等生活品不再短缺，基本生活品的"双轨"价格逐步市场化，按照户口配给的各种票证就逐步失去了价值，自然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90年代后，城市户口附加的生活品配给取消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城乡居民因此可以有限"自由"流动了。紧随其后的是随着私营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体制外的非农就业岗位不再紧缺，传统的计划招工制度让位于"双轨"招工制度，城乡二元户口歧视的内涵也少了农民非农就业和城乡居民自主择业歧视。城乡居民跨地区大规模"自由"流动开始了。第三，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和外向型发展战略,各种资源和要素逐步开始向特大城市和沿海城市聚集，而内地小城镇(市)的公共资源开始逐步枯竭，因此，内地小城镇户口相对农村户口的含金量逐步递减，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内地小城镇(市)的户口几乎不值钱了。内地小城镇(市)户口不得不对外(包括农民)放开，连石家庄这样的省会城市也在六年前宣布放开户口，期待依靠市场的力量吸纳新的发展资源。总体上看，随着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和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的进一步落实，一般城镇(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背后的福利待遇会变得越来越小，传统意义上的城乡壁垒在中西部广大城乡将逐步消除。如果现在有中西部地区的城镇政府官员对外宣称将逐步对农民开放城镇户口，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但是，改革30年，户口制度改革也有倒退的一面：随着改革不断"深入"，一方面，全国统一的城市公共品配给制度逐步走向差异化,不同城市户口附加的福利的含金量从无差异变为有差异，从有差异变成大差异。户口制度有了新发展，户籍制度由过去的城乡二元壁垒扩大为大城市与小城市、小城市与小城市、大城市与大城市之间隔离的屏障了。假如你是上海人，因为工作需要来到北京居住，也是很难获得北京市民待遇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干部或国企正式职员等体制内人员的正常调动例外)，改革使传统的城乡二元中国变成了无数个"城堡"林立的中国。另一方面，体制内的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准公务员和国有企业的干部职工，相对于体制外的从业人员(与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无关了)，福利差异不是变小了，而是越来越大了。因此，户口歧视由过去的城乡二元歧视为主转变成体制内和体制外二元歧视为主了。即使是同一城市(如北京)的户口，公务员身份与非公务员身份之间、国有企业职工和私营企业职工之间的福利待遇也相差巨大，特别是退休待遇差别巨大。同一城市户口的人在同一国企从事同样的工作，"正式"职工和"非正式"职工的福利待遇也有天壤之别。中国现在的户口制度，不仅继承了传统的城乡隔离，还发展出了城市与城市的隔离、体制内和体制外隔离、退休"多轨制"隔离等等。讨论到这里，笔者要问一个问题：户口歧视的本质是什么？答案是：附加在户口背后或身份背后的公民福利差别--国民(公民)待遇歧视改革开放30年，户口制度有进有退。捆绑在户口上的公民福利，能够市场化的，在市场化中逐步消除了歧视；不能市场化和没有市场化的，在"改革"中强化了歧视。现在的户口制度与改革前的户口制度已经有了巨大差异了。可现在的人们依然不假思索地大批特批曾经的户口制度，不假思索地开出"消除城乡二元户口制度"或"开放户口"这样的"灵丹妙药"，让人啼笑皆非！人们把城乡隔离、城市与城市的隔离、体制内与体制外隔离、国企与私企隔离、行业与行业的隔离和退休"双轨制"等等所造成的歧视都归结为"全是户口制度惹的祸"，实在是冤枉了户口制度。行文至此，我们终于可以说出真相：户口制度是个冤大头，都是不公平、不统一、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和退休双轨制度惹的祸！

社区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结构、社会网络的重要环节，因此它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构建和谐社区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和具体落实。本文是根据作者最近5年多来对云南、内蒙、贵州、陕西、河北、广西、江西、四川等地的实地调查而写成的。   中国社区治理的经济决定论困境   当前，关于社区的统一定义仍难一致。本文所讲的社区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它与行政系统划分的社区有所不同，它不是一个行政的简单的划分。作为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它具有以下几个必要的条件：   第一是“认同感”(identity)。就是说人们之间互相是把对方看作是有基本了解和信任的人，彼此是把对方当作“我们中的一员”看待的。   第二是“安全感”(security)。人们在社区里就进入到一个基本的安全系统，这系统是由社区组织自己提供的。社区虽然没有政府的行政甚至治安的安全系统，但是它有另外一种安全系统，比如说有互助的系统、亲情的系统，等等。   第三是“凝聚力”(solidarity）。大家在遇到任何形式的灾害、挑战或风险的时候，互相之间都有照应和协作，哪怕平时似乎互不往来或往来不多。   从这三个条件可以看出，社区是人们经过实践逐渐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组织形式，是一个有着公共联系的整体，而个人只是社区中的一员。公共性是社区—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公共性概念的完整内涵是在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获得的，是在反思现代性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的。   马克思认为，人是类的存在物，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之中，孤立的个人是不存在的。“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们不可能单纯自足于个体性的私人生活，而必须要由私人生活走向公共生活，走向“类”生活。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领域并不真正体现普遍主义的伦理，个人主义与普遍主义的矛盾是资本主义所无法解决的。所以，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消灭私有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确立共产主义制度，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个人主义与普遍主义的矛盾才能真正消解，公共性才能完全实现。    认同感、安全感和凝聚力作为整体的社区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所体现的整体属性，具有公共的性质，也就是公共性，它构成了社区的必要条件。   然而，流行的现代性起源叙事，包括古典社会学家的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兴起是一个由社区向社会转型的过程，从而不同程度地把社区与社会对立起来，把社区看成是传统的、落后的，把社会看成是现代的、进步的。在古典社会学看来，以价值、伦理、规范、宗教等为基础的社区的瓦解存在着某种必然性，是走向以契约、工具理性精神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必然代价。对于这个过程，马克思称之为“异化”，韦伯称之为理性化所导致的“铁笼子”，涂尔干称之为“失范”，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并提出社会整合的艰巨任务，主张未来的社会应该以某种共同价值为基础才能形成新的共同体。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导致的金钱拜物教给现代社会公共性设置了巨大的难题，现代社会要维系就必须破除资本的逻辑，而这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才能实现。   随着20世纪50年代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于社会现代化的理论，而是特指冷战开始后以帕森斯以及罗斯托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所提出的关于社会如何走向现代化的主张和言说，其以西方特别是美国模式为基本“理想类型”，用静态的、二元的、进化的分析框架来看待各个社会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兴起，经典社会学中所包含的对现代社会批判的张力出于西方在冷战环境下抵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需要而被磨灭。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把社会发展问题还原为经济增长的单一视角，并对这种单线论的社区—社会发展模式进行完善。不仅如此，随着城市化的浪潮，“现代化理论”在主张社区—社会二元对立的框架中又加入城乡对立的内容。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郊区化和大都市区化的发展显示了城市化的多维特征、复杂性以及乡村的互动性和融合，社区－社会理论中的城乡对立也就随之消解。不过，社区—社会二元对立的消解似乎并没有自动动摇作为主流的现代性叙事，相反，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推进，发展主义的结构调整方案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一度风靡全球。对现代性进行系统反思则是亚洲风暴和拉美金融危机之后的事情。   中国的社区治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注重的乡村社区的治理，从最初的扶贫到农村现代化建设，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认识的复杂过程。不管是“整村推进”的扶贫项目还是非政府组织的“区域发展”项目，都付出了很大努力，在某些地方使某些个人有了较大的物质收益，但从总体上说它们在乡村层面的实践都还谈不上成功，乡村治理的效果也并不理想。   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乡村治理思路在一段时间里基本上仍然属于发展主义范畴，主要强调经济维度的乡村发展，而忽视公共性维度的乡村建设。在具体的做法上，我们过去通常仅仅把乡村看作一个地理意义上和经济意义上的单元或区域，往往通过加大经济、物质方面的投入来加强乡村的治理，强调的是修桥修路、通电通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而没有把乡村看作是一个社区，忽视了其认同感、安全感以及凝聚力等要素的激发与整合。    乡村社会（“传统社区”）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被视为“落后的代表”并置于现代社会的对立面，主要在于其理论基础是西方中心论的单一的现代性起源叙事。然而，在一个长时段的视域里，关于社区—社会二元的区分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化约论缺陷。现代性的起源被化约为一个单一叙事（现代化的起源），而城市化则被化约为从乡到城的绝对的社会重组过程（现代化），基本上把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变迁的整体关系给化约掉了。对于现代社会的兴起，基本上类似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处理，只侧重市场经济的一面，而很少提及整体社会变迁的一面。对于乡村社区生产关系的整体改变，只关注到人们从农业转移到工商业和从乡村转移到都市这个面向，而在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中，则存在或明或暗的单线进化论、经济决定论的倾向。在单线进化论的视域中，现代社会只有在与落后的传统决裂后才能实现现代化，跨入文明社会。而在发展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视域中，只要经济上去了，自然就会带来精神文化的发展，出现所谓的“涓滴效应”；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优化配置资源的同时会自然地逐步实现社会均衡。   这种单线进化论和经济决定论看不到，社会之维系不论古今仍然取决于人类在一个地方、地区和更广阔地域共同生存的基本需求，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理性的和情感的、制度的和文化的、个人的和群体的。正是由于这种理论的缺失，在实践中重城市轻乡村；对维系社区公共性存在的传统资源不予重视，甚至不加分析地加以拒斥、批判，比较重法制而相对轻道德；比较注重物质的维度，而相对忽略精神的维度。   所以，要构建和谐社区，必须首先在理论和认识上超越单一的现代性叙事，超越“乡村—城市”、“传统—现代”、“社区—社会”、“伦理社会—法治社会”的二元对立，从具体社会历史的维度出发重建社区—社会关系、城乡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伦理与法治的关系。   传统与现代本来并不是截然对立的。马克思曾经指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历史是连续的，文化传统已经渗透到我们的衣食住行。现代性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传统，而是对传统进行重写、重构（这才是马克思所说的与传统决裂的真正意义），传统必须在反思现代性之中以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实现再生。“反思现代性的标志是去传统化。但这不意味着传统信仰和实践从社会中消失。在一些情形下，甚至还表明它们的再现”（尼德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     超越社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强调传统资源对于社区公共性的维系的重要作用，并不是要简单回到（事实上也不可能回到）传统社区。传统意义上的社区是土地和有血缘关系的人口紧密结合的一个地理上的聚合体，这在当今社会基本上已不复存在，即使有个别的人和社团来组织类似的社区，那也是特例。从滕尼斯以来，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已经发生变化，从一种血缘关系上的“社会类型”转向“地域社会”。今天，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社区的地域限制日趋打破，而获得新的表现，即具有一定联系的跨地域的新型“社会组织”或“社会网络”。   另外，在客观上也应该承认，由于市场化的冲击以及在公共资源（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缺乏或被破坏的环境中，社区本身也面临着解体和瓦解的可能性。事实上，全球很多地方的社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衰落。因此，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能不能回到传统意义上的社区，而是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激发传统资源以保障更多的社区公共性，为那些从传统社区流转出来的人群积聚的地方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的需求，从而建设新时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区。   “中国道路”与社区重建   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它与旧式的以物（商品、资本等）为本的发展观具有本质的区别。如果发展不是以人为本的，而是以物为本的，那么很可能，在片面追求人均GDP、人均收入的过程中，高楼大厦和高速公路的确是多了，但是人们并没有得到更高程度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一个社区与另一个社区之间、同一个社区内部，都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区域差距、贫富差距、经济—社会差距和城乡差距；生态、伦理、信任就都要么不被重视要么日益恶化。   所谓“以人为本”：首先，不只是以个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而且更是以人民整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因为人从一开始就是群居的动物；其次，不只是以人的眼前利益为目标，而且更是以人类整体的长远利益为目标，因为从一开始，人类就是世代相传、生生不息的；再次，不只是以人的经济利益为目标，而且更是以人的社会生活质量—精神生活品质为目标。因为人从一开始就既是经济动物更是社会动物和精神动物；最后，不只是以人自己的利益为目标，而且更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目标，因为从一开始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社会整体为目标，而不是简单地还原为个体，而是将个人与社会整体联系起来，把社会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各种维度和需要都纳入总体视野，而不只是考虑经济与技术意义上的增长。   所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也要求我们超越西方现代性理论特别是西方的发展主义关于社区与社会、城市与乡村、文明与野蛮、过去与未来、西方与东方等二元对立。   而我们原来讲的现代化基本是指工业化，而工业化又基本是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在西方近代历史上，工业化是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等共同构建起来的一整套从制度到观念的东西，即所谓的“现代性”。但是，现代性绝不只是一个人口意义上的城市化或技术意义上的工业化过程，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它同时也是通过对内建立雇主与雇员、劳动与资本、生产与管理等，对外开展侵略、扩张、殖民、移民，并把对内对外这两个过程都从文化意识形态上加以合法化来完成的。   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现代化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它是第一次以如此大的规模和如此有组织的方式使人远离自然，甚至破坏自然，与自然对立。它把人组织到非自然的环境下，不仅远离自然，而且是把大自然作为掠夺的对象，把大自然，包括森林、矿藏、木材、淡水一直到整个自然的一切生物和动物，作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作为征服、战胜的对象，甚至是破坏和消灭的对象。所以，即使撇开资本主义对内剥削、对外侵略的维度，只讲技术意义上的工业化本身，对中国（也包括印度等后发的人口大国）也是很大的挑战，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多资源来征服，来挥霍。   从文化—意识形态上看，这个把世界日益现代化的过程，是与我们如何认识世界密切相关的。欧洲工业革命以来（甚至启蒙以来）最基本的认识模式就是主观/客观、人/自然、文明/愚昧、传统/现代等二元叙述（包括近年来很流行的市场/政府、社会/国家这类二元对立的认识模式）。这成了我们今天的思维定势或基本框架，其所要处理的是如何使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如何从乡村走向城市，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它构成了社会学最基本的叙述框架。但是，这个叙述，实际上主要是以英国17～19世纪的局部经验为主要依据的，而这个经验所概括出来的东西后来竟然演变成了具有普遍主义（所谓的“普世性”）特征的理论。似乎一切社会和地区，不论其自然、地理、文化、历史有什么区别，都必须这么做。借用马克思的话，这样来概括英国的局部经验，给了英国过多的荣誉，其实也给了英国过多的侮辱。   比如，中国的整个历史语境就与英国差得很远。中国由于“错过了历史机遇”以及高度的资源制约等原因，不仅不可能重复英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甚至（更重要地）它也不只是英国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因为英国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实际上是17世纪以后才逐步形成的。而中国的形成比它要早得多。因此，“中国问题”其实不只是一个现代英国意义上的现代性问题（如怎样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当然，现代性问题在英国也不只是工业化城市化一个维度，它至少包括工业化、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等几个基本维度，但即使如此，也仍然不足以把“中国问题”说清楚。   因为，我们说的“中国”：首先，她当然是一个民族国家并因此也有自己的独立、主权、领域完整并还在积极进行着自己的国家建设（民主、法治、管理、审计、税收、全民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国防、生态等建设）；其次，她还是更广大的一片土地，是一块就像欧洲一样的大陆，它是一个大陆型的经济体，在这里多种经济形态长期并存；再次，她还拥有一整套古老的（且不同于西方的）文明形态，这个文明里面包括很多种直到现在还活着的文化，包括由多个民族、多种文化组成的集合体；最后，她还是一个活着的历史，不论其有多少波折、变形和转折，她不是在博物馆里的死去了的历史，而是还在滋生、发展并正走向新生的大历史过程。   所以，“中国”不仅在时间上远比现代英国早得多，在内涵上也比英国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丰富得多，外延上也比“英国”广阔得多。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于，长期不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看不到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为现代化的模式为唯一的（并被认为是“普世的”模式）模式，我们几乎总是用英国和西欧17～19世纪形成的概念、理论、范式或模型来解释中国的实践，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总会不断地遇到矛盾；当我们遇到矛盾的时候，又总是认为一定是我们自己的实践错了。我们很少会去怀疑这些概念、理论、范式或模型本身是不是有问题或有局限。我们很少会想，用这些概念、理论、范式或模型来分析中国可能会有什么错。而这些概念、理论、范式或模型，其实是从局部的、很小很特殊的经验里面出来的，但是我们总是不断改变现实来适应这些理论，甚至不惜削足适履。我们很少想过，中国这样一个综合体是不是一定要用英国式的现代化这种方式来组织？这种组织方式再“成功”，也就是在很有限的人群和有限的地域里搞了三百来年，但是，人类社会有文字的历史已经几千年，各种文明形态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模式走下来，有的是消失了，但是有的（包括“中国”）还在生生不息地变化着，发展着，延续了几千年甚至更长。它们的历史要悠久得多，覆盖的地域要广得多，涉及的人群要多得多，它能够提供的解释也应该丰富得多。这也才符合任何科学最基本假设：一种东西当其所覆盖的地域、所跨越的时间和所涉及的对象都更大的时候，它所包含的普遍性也一定更大。   这样来看，当我们套用外来的理论、概念来讲在中国发生的变化和延续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问题不是出在经验、实践上，而是出在这些理论、概念上。今天，我们应该再次回到当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划时代著作里所提出的尖锐问题：对中国的现状、对自己的历史知之甚少，对马列主义也只是片言只语，于是就只剩下故纸堆里零星捡来的少得可怜的希腊和外国故事。   再进一步说，问题倒并不在于西方的理论、概念是否错了，而是滋生这些理论、概念的经验基础离中国的实践差得太远，而中国这个十几亿人从事的伟大实践本身是完全可以产生出新的概念、新的理论、新的范式或新的阐释框架的。   今天，“中国道路”（或者“中国经验”）这个伟大实践是完全能够产生出新理论、新范式、新框架的。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落实到具体地方，也是如何重建社区的问题。这里的“重建”，不是复旧或复古（事实上也不可能复旧或复古），而是在新的发展格局（包括市场化和信息化格局）下，如何实现公平、合理利用各种（包括潜在的）公共社会资源，从而使社区发展成为可持续的、以人为本的，从长远说是又城乡一体化的。   社区重建包括社区整体的认同、安全、凝聚，而不只是经济指标的增长，也不只是社区内个人的教育水平、寿命、权利等的改善。后者实际上是属于社会事业、社会工作层面的，这些东西对于社区建设当然也很重要。但我们说的社会或者社区，指的是一群个人何以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这里的关键在于规范性和制度性的因素，没有这些因素，一群人只是地缘意义上凑在一起，彼此既无认同也无安全，更谈不上凝聚。   从总体上说，中国人多地少、资源紧张的基本国情，和今天中国所处的世界环境，都决定了中国再也不可能重复西方早期的城市化道路，而只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通过社区重建等消解、缓和中国的城乡差距，最终实现社会和谐。   公共社会资源与中国西部的和谐发展   在中国广大西部农村地区，无论是全球化市场化，还是“接轨”、“转制”，似乎都更困难。相比东部地区，中部和西部不但缺乏地理优势和人才优势，而且在两种公共资源上存在着劣势。一个是自然资源短缺，如淡水、森林、耕地等，在整个中西部都特别缺乏。   另一个是财政资源短缺，整个中西部县乡两级财政多年来处于困难状态。在这两种公共资源都缺乏的状况下，如果简单用人均GDP，人均收入等等来衡量，这些地方基本上就没什么发展机遇了，甚至简直就“不适合人类生存”。   本文认为，自然资源和财政资源的缺乏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是毋庸置疑的，也是短期内难以彻底改变的。但是，还有一个类型的公共资源没有受到我们足够的注意，它就是公共的社会资源。它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甚至在过去一些年来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公共社会资源可以缓解西部经济资源的短缺   公共资源是构建社区公共性、公共领域的载体和基础。构建和谐社区，必须充分重视和发挥公共资源的作用。本文所谓“公共资源”，是指以实物形式或非实物形式存在的、不能在消费群体之间进行分割的、由群体共享的那部分资源。   公共资源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公共自然资源”，包括土地、河流、山脉等；第二类是可以形成直接投入和计算的“公共经济资源”，包括财力、物力和劳力；第三类是基于个人组成的群体在进行集体行动时的“公共社会资源”，包括（1）道德、伦理、信任、互助、合作、理解等规范型资源，也包括（2）规范、规则、组织等制度型资源。   国外在公共资源方面的研究由来已久，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所谓“公共资源的悲剧”理论。哈定（Hardin）从亚里士多德关于“越是多数人的资源就越少受到珍惜”（《政治学》卷二第三章）出发，认为“每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有限的社会体系中，却都无限制地追逐其个人的最大利益”，从而必然导致公共资源的悲剧发生。   哈定1968年建构了关于“公共资源悲剧”的模型，展示了公共资源被瓜分、滥用的结构性因素。在哈定的模型基础上，人们又进一步用“囚徒困境”的模型来说明个人的行为动机和悖论性后果，即在设定的任何一种情况下，个人都不会尊重并积极有效地使用公共资源。最后，在“公共资源的逻辑”中，论述了为什么从两个极端（要么是“列维坦式”的解决方案，要么是将公共资源“全盘私有化”的方案）来研究公共资源的出路，在逻辑上陷入二元对立（参见奥斯托姆《治理公共资源》）。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另外的可能。安东尼·吉登斯在他的结构化理论中，区分“分配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并提出在任何一种结构体系中，人作为积极能动的主体，都有力量改变资源的组织形式。在《第三条道路》中，他批评传统的福利政策是一种消极的福利政策，只注重社区经济资源，而忽视公共的社会资源。   中国学术界对公共资源的研究大都相对较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推动。总体而言，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社会的重大公共资源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有重经济资源轻非经济资源、重有形资源轻无形资源、重政府的公共资源轻社会的公共资源、重资源的经济效益轻资源的社会效益的倾向。“非典”使学界开始反思由公共资源、共同价值所支撑的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无疑，无论是公共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还是公共的社会资源，对于构建和谐社区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公共”在这里包括物理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也包括制度、文化的认同。地方社区的衰落不仅以普遍的破败为标志，而且还以安全的公共空间——街道、广场、公园以及其他使人们感到安全的地方——的消失为标志。从根本上说，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实际上只为社区公共性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但并不直接意味着公共产品的提供和公共性的形成。   公共的社会资源是一种基础性资源，具有非私人性、非商品性、非物质性、非经济性特点。这部分资源对于改善社会变迁的质量具有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与社会的发展水平、稳定程度和公正性质密切相关。用好了还可以激活公共自然资源、公共经济资源，推动各类型资源的重组和有机整合，使之成为公益性的；用得不好，会对公共自然资源、公共经济资源起抑制作用，导致资源浪费，降低社会效益、损害公共利益，从而成为公害性的。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既要充分发挥公共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的作用，也要充分重视直接关系到社会和谐的公共的社会资源的作用。只有坚持统筹兼顾这三类资源，优势互补，因地制宜，才能真正走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道路。   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西北老少边穷地区，都还存在着多少年多少代积攒下来的一套又一套的道德、价值（规范型资源），以及在这套规范道德价值秩序背后磨合出来的一套又一套的制度方式和组织模式（组织型资源）。如果我们不是只从个体的和经济的层面（如人均GDP、人均收入）上想问题，而是看到西部仍然存在着规范和组织， 在有些地方它们还很厚重。这些公共的社会资源有些写在纸上，有些没写在纸上，它们包括两部分，一是无形的，大家都公认或默认的游戏规则、价值规范（如尊老，如人死后大家都要去悼念）。二是有形的，村规民约，制度，或制度化的社会资源（至于这个制度性资源是家族制度，还是党团组织建在基层的制度，可以暂且不论）。正是这些公共的社会资源把人们组织起来、凝聚起来，使得互相之间的公共生活能够延续下去。但是这种社会资源被我们长期忽略。一谈到增长和发展、谈到脱贫和致富的时候，基本没包括这些规范型和组织型的资源在里面。我们衡量一个村一个乡发展不发展，一个县一个地区发展不发展，很少考虑这些公共资源，于是就很容易把西部定义为很落后，“不适宜人类生存”。一旦我们把规范和组织这两种资源纳入我们的视野，在很大程度上，西部比我们想象的要富有得多，充实得多，有文化得多，这里的人们有思想、有智慧、有情趣、有艺术，因此也有机遇，有特色，有优势。   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并把这些可见可不见的东西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重新组织起来、激活起来、沟联起来，变成当地发展当中的一个有机部分，那么自然资源的短缺和财政资源的短缺，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够被缓解。    首先，广大西部农村社区（包括西部的乡镇），自然的可利用资源（水、土等）稀缺，经济和财政能力低下，如何组织和利用公共社会资源，是确保西部农村社区发展、稳定与公正的关键因素，也是西部在今后10至20年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创新点和生长点。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毕竟人不仅是自然动物和经济动物，因此更重要的是它们不但弥补了自然和经济资源的短缺，在更大程度上其实是它们使社会生活成为可能，它们是社区能够延续、生活能够再组织、人们能够再生产的基础。   再次，如果跳出微观的角度，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对于中西部来讲，不是要不要学苏南和长江三角洲，更不是要不要学大上海、追大北京。实际的问题是：每一个地方有没有自然的、生态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特色。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特色重新激活起来、组织起来，它们就能形成区域优势。   最后，这个优势也包括利用好非常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比如，资金确实很少，但却会把它用好。所谓用好，还不只是没有被贪污和浪费，也包括有没有公平、合理、有效地使用有限的经济资源：“公平”，至少是大家都有权利用这些有限的资源；“合理”，是把这些非常有限的资源用在了最需要的地方；“有效”，用了以后是有助于当地的发展，如那点有限的资金也滚动起来了。    激活公共社会资源的西部经验   现在西部的发展存在着两个互相依存的现象，一是大量公共资源来自外部投入，包括中央政府投入，各种资源之间不能相互协调，导致资源浪费；二是地方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本来不足，而公共社会资源又往往被看作落后现象而不被重视。    实地调查发现，当面对集体行动困境的时候，缺乏高科技素质和技能的农民往往能够运用固有的文化和组织资源，订立规则、自我组织，甚至自行融资，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社区发展问题，但是这种无形资源常常只有在其他力量不存在或非常缺乏情况下才显露出来和发挥作用。这类无形资源与其他有形资源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有两个负面效果：一是某些地方官员和有势力者可利用这种不平衡进行寻租，夸大资源使用成本以获得额外资助，导致其他有形资源的实际效益常常大打折扣；二是这种不平衡会破坏社会组织和个人间应有的相互依赖和互惠关系，导致非正式组织无法与正式组织沟通，难于使自己在资源利用和社区组织中发挥应有作用。   实地调查发现，社区公共产品提供不但与传统有关，也与经济组织形式有关。改革开放以后，许多乡村地区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多于“统”，于是出现家庭原子化，使公共资源萎缩，难以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难以形成真正社区。对内蒙古乌审旗和呼伦贝尔市图贵嘎查的调查表明，自牧民草场承包以后，草场纷纷实行围栏分割，传统的走场因为草场有明确分割难以实行，放牧空间（因林业、矿业挤压，公务人员占有）被压缩，而畜群因为没有数量限定而日渐增多，于是普遍出现草场过牧化现象，草地退化。由于草场紧张，牧民为了保证牲畜存活，不得不购买草场，草场因此进入市场而成为生产资料，外来投资者进入草原攫取利益，这不但影响了牧民生计，无论是草场修建围栏，还是因为走场空间缩小所带来的饲草成本提高，都增加了家庭投入；也影响了牧民的生活方式（有些牧民因此放弃畜牧业，而从事农业）；更影响了草原环境，使草地数量和质量都退化，和草场关系密切的地下水资源难以分割且缺乏公共管理，面临着地下水位下降的威胁。而且，由于缺乏对草场的公共管理和协调，社区团结削弱，牧民之间、牧民与居民、牧民与外来者之间的竞争和矛盾日益加剧。   河北省香河市碾头镇行仁庄的案例则从正面表明，由于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存在统合的制度设计，社区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得到有效保障，公共空间得以扩展。行仁庄一方面将口粮田按人头分配到农户，以农户为基本单位实行自主经营；另一方面，将剩余土地作为集体经济资源实行统一经营，这有点类似于传统的公田、族田，并保留集体村办企业的集体经营形式，对水利、电力、机械作为集体公共服务资产也继续实行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和统一服务。这种制度设计既体现农户的自主经营权利，进一步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能量，又保留集体经济的骨干部分，形成农户经济与村集体经济并存、农户自主经营与村集体协调管理并重、以及农户经济、私营经济增长与社区公共财政壮大的功能平衡和利益共生局面。同时，这种制度设计打造了村级行政组织管理体制和社区公共产品提供机制，走出一条不发达村庄社区公共管理与公共产品发展的道路。    从对行仁庄的调查还可以得出两点有益启示。第一，小农经济不能自发产生社区公共物品，需要有超越农户经济之上的结构性或制度性社区组织和机制。公共产品提供必须由集体或公益性组织来提供物质保障。第二，“集体经济一定无效率”的论断是没有根据的。行仁庄集体经济和公共财政投资的灌溉价格与周边村庄相比一直是最低的，村民十分满意村集体经济提供的这项公共产品服务。相比之下，周边实行灌溉资源的私人投资与经营模式的村庄，由于私人供水的牟利性质以及村级行政系统调控能力缺乏，其所提供的灌溉通常质量较差、价格较高，由此引发的村民不满和纠纷频频发生，甚至出现村民自发破坏灌溉设施的事件。相反，没有统合层面的草场承包，不但增加了单个家庭生产的成本、降低了效率，而且破坏了草场环境，加剧了社会矛盾，致使社会效益降低。    调查表明，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多种公共社会资源，也存在着多种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还存在着多种资源整合的方式，关键在于如何激活它们。就公共的社会资源来说，首先包括文化、价值观念，如贵州九溪村老协会赖以存在的尊老传统、钱会赖以存在的诚信传统。其次，也包括制度性因素，如在行仁庄发挥着重大作用的乡规民约等制度性因素。   另外，重建社区不但要进行制度创新，也要有组织创新。调查发现，凡是在乡村社区中存在自组织并发挥积极作用的，都能够有效地激发公共资源，整合经济资源和自然资源。陕西洛川的农民医疗合作社试点说明，只有组织创新没有制度、机制、政策的创新，乡村社区公共资源的提供和整合将会受到很大限制。陕西洛川农民医疗合作社作为一个农民自组织，其成立对于争取更多公共产品、提高对外界的协商能力、监督公共产品的质量，发挥了重大作用。    就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来说，既有政府，也有企业，也有社会自组织。传统公共政策将公共服务的提供完全视为政府的职能，而新的实践和政策研究已经将许多地方性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交由从集体行动中获益的社会团体来提供，或者由社区本身来提供。从广西靖西、四川嘉陵区、陕西白水和内蒙翁牛特旗实行的社区主导发展项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社区主导的发展模式比单纯的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更能够发挥社区的积极作用，提高村民的责任意识，完善公共资源的管理。   虽然如此，在当代中国，政府在公共资源的使用、协调和公共服务的提供、监督上仍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当前，中央及时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推行新农村建设的方针，而工业反哺农业不是价格和收入补贴，新农村建设也不仅仅是修路架桥、村庄整治，而是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突破口是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提供的机制和制度，并由此建立起新的公共性。这实际上意味着对以前的公共财政制度的变革，也就是说，这不但要有制度创新，更要有组织创新、观念创新，必须同时推进基层政府部门和相关的职能部门的改革。   另外，我们也应看到，地方政府的一些部门也可能在无意中浪费或滥用公共资源，即使没有浪费和滥用，仅有的财政资源也不能涵盖所有公共服务，特别是在偏远贫困地区。因此，如何结合乡村社区的实际特点，发挥社区自组织和企业组织的积极作用，充分调动社区成员的人力、智力、财力，弥补政府公共资源的不足，对于乡村社区公共资源提供和公共服务提供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也要注意到，在贫困的山区乡村，由于市场提供的服务较少，通过政府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来激发、促进当地的社会资源往往具有重要意义。在社区主导型发展项目的调查中发现，固然项目操作模式是社区主导、注重社区参与，但是，项目办等各级政府和村支两委在协调、推进、监督上的作用仍是不可或缺的。   概而言之，经济资源是社区发展的基础，制度、规范是社区发展的公共空间形成、公共产品提供的关键，文化是社区认同形成的纽带，组织则是发动社区参与、增强社区行动能力的保障。 社区建设必须从各个层面进行，必须充分发挥、整合各种公共资源在社区发展中的作用，使各种公共资源可以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形成各类公共资源的一体化机制，以总体性的社会力量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社区层面打下坚实的基础。   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和谐社区   近代以来，以乡村为本位的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贸易，转变为以城市为中心的近代工业的生产和贸易，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开始逆转，国家与乡村的关系也开始逆转，传统的城乡互通格局受到破坏。新中国成立，由于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封锁并被侵略的危险，不得不优先发展重工业，强调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化，并实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客观上导致农村的从属地位一个时期以来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央根据我国生产力和城市化发展水平提高的必然要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经济社会全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了切实解决三农问题、推进新农村建设，提出城乡一体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战略。   首先，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力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选择。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共十六大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步伐的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逐步由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2006年全国城镇人口57706万，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43.9％，城镇化水平比2002年提高4.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2006年东、中、西部城镇化水平分别为54.6％、40.4％和35.7％。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水平和经济发展的成就为我们推行城乡一体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决定了我们在当前这个阶段能够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战略。   其次，实行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推进新农村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三农问题虽然问题本身出于“农”，但解决之道却在“农”之外。必须改变以往的城乡二元对立格局，坚持城乡统筹发展，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带动乡村，以乡村促进城市，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涵盖几亿农民，否则，占人口多数的农民没有实现小康，全面小康就是一句空话。推进城乡一体化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富裕的根本途径。     再次，推进城乡一体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威胁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没有广大农村的发展，全面拉动内需的方针就难以落实。城乡一体化的协调发展是和人联系在一起的。人作为能动的行动主体，作为劳动者和公民，他们有权利、有机会、有尊严。有些发展蓝图听起来好像是超前的、接轨的，实际上有可能是为了一个两个三个而牺牲七个八个九个。   这样一个城市等于在荒漠上建立一个海市蜃楼，它随时都可能被城外和城郊的亿万的无地者、无业者、无家者的非组织的大规模自发行为（不必是由组织的政治行为）毁掉。因此，无论是行政意义上或者建筑意义上的城乡合理布局，包括城市里的人本身机会、权利等等的合理布局，实际上对所有社会群体都是有益无害的。    最后，推进城乡一体化是巩固工农联盟的客观要求。工农联盟是中国革命获得成功的巩固基石，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城乡矛盾必然导致工农矛盾，从而威胁着工农联盟，削弱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基础。只有推进城乡一体化，建立新的城乡关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的利益，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切实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   本文完全同意林毅夫等关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在农村之外”的判断；同时，本文认为，在农村之外对三农问题的解决还必须回到农村之中，即时实施反哺；本文进而认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实际上应该着力在城乡之间，通过大力发展县镇所在地的经济社会文化事业来实现城乡一体化。   要形成并推进城乡一体化格局：   首先，在发展模式上要反思城市本身的发展模式，创建一个能够融合乡村、以城带乡（而不是挤压乡村）的发展模式。而过去的城镇发展的模式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政府部门制定一套非常复杂又比较奇怪的现代化指标，比如绿地要多少，楼要有多高，路要有多宽，这一切都是外在指标。所有这些外在的指标并没有妥善处理弱势群体问题、下岗失业问题、外来人口居无定所、业无保障等问题。     其次，推进城乡一体化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量力而行，绝不是简单的大城市化、消灭农民，而是要实现城乡的互通、融合，改变城乡二元的分离、对立。发展中国家一些大城市满大街都可见无家可归的人，中国的情况与之非常不同，原因就在于中国农民有一小块土地，从而保证中国的农民没有从无地，到无业，再到无家，最后无望（Landless、jobless、homeless、hopeless）。中国的三农问题虽然还很严重，但从过去30～60年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一直在追求并实现着比较有序而合理的流动。    再次，推进城乡一体化要求解放思想，对城市和乡村观念有一种更新的理解。我们不应该将“城市”理解为“大都市”（metropolitan），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叫城镇化而不用“城市化”的道理。中国的一个镇是一个人口相对集中、聚集的，非农业的，至少不是以农业为主的区域。我们通过发展镇（和县域）来实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乡一体化的协调发展，那将是一个城乡勾连的关系、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分离的关系，更不是对立的关系。   最后，推进城乡一体化，在政策层面上要立足城乡全局，坚持平等基础上的区别对待、统筹考虑、削减城乡差异。（1）要着力推进城乡发展规划一体化，把农村和城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一制定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明确分区功能定位，使城乡互相促进。（2）要着力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公共财政要向农村倾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力度，特别要增加对农村道路、水、电、通信和垃圾处理设施等方面的建设投入，实现城乡共建、城乡联网、城乡共享。（3）要着力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加大公共财政向农村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转移支付，尤其要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投入力度，努力为农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4）要着力推进城乡劳动力就业一体化，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5）要着力推进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建立有利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共管理体系，改变一些地方政府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市民、轻农民的做法，充分发挥政府和社区组织在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建立相关制度方面的作用。   城乡协调、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很遥远的理念。从客观上说，如果只是一味优先发展大城市，优先发展某几个行业，优先发展沿海，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各种意义上的差距，包括城乡差距、行业差距、部门差距、贫富差距被拉开，对亿万农民，对城市里的亿万居民，对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稳定与和谐，都是不利的。   当然，城乡一体化并不意味着城市与农村的发展水平完全一样，也不意味着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就再没有差距，而是在地缘和社会网络上城乡逐渐融合。具体地说，城乡一体化意味着城市与农村在发展过程中不是剥夺与被剥夺的关系，而是在资源和财富上可以共享、互通有无、互相促进，在功能上互补，在社会网络上互相融合，在文化上有相互认同。   城乡一体化，就是要城乡统筹，必须破除非此即彼的思维，不能陷于要么只能是传统意义上的务农，要么就是全部涌进大城市的二难困境。而统筹就是形成一个序列，在中间地带有大量的可能性和发展空间。     城乡一体化的协调发展格局，还应该有一些软性的指标，如认同感、安全感、凝聚力，也包括生态环境、服务设施、权益保障，等等。换句话，城乡一体化更应该关注社区重建，其目标就是：“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结论：走出“文明的火山”   社区发展是现代性叙事中首先提出来的问题，正是在发展主义的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化和大都市化）整体制度设计和结构框架中，社区才成为问题并日渐衰落。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发展、要不要城镇化，而在于：所谓的“发展”是在什么话语和模式下展开的？它的代价是什么？即使是按照“投入—产出”、“成本—效益”来计算，也需要问一问：哪些东西（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等）没有被纳入计算？哪些人（妇女、老人等）没有获得机会？贫富悬殊、地区差异、环境污染等，究竟是通过发展主义设计的梯度推进或阶段进展就能顺理成章得到解决的“自然过程”或“技术过程”，还是包含了更深刻的结构性难题和认知性难题？这些难题是否真的可以通过“良性博弈”或总是按照“帕累托最优”去加以解决或缓解？   社区—社会的健康发展、城乡的和谐发展必须超越发展主义关于“传统—现代”、“农业—工业”、“乡村—都市”、“国家—社会”、“政府—市场”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假设。但是超越二元论，绝不是说不要现代而要回到传统，不要都市生活而要固守乡村，不要市场而继续由政府大包大揽……恰恰相反，既然是超越，就是要破除那“要么……，要么……”的非此即彼格式，并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把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展现出来并阐释清楚。   几百年来，现代社会的确在发展生产力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物质产品获得极大的丰富，然而共同体、公共性在工业化、现代化的洪流冲击下崩溃、解体、衰落，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增强。从统计数据看来，甚至在现代化与人类的幸福与满足之间实际存在的却是“成反比”的关系（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   所以，今天，“我们怀念共同体是因为我们怀念安全感，安全感是幸福生活的至关重要的品质，但是我们栖息的这个世界，几乎不可能提供这种安全感，甚至更不原意做出许诺。”然而，“在这个迅速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都是相互依赖的，因而没有人能够独自掌握自己的命运。存在着每个个体都要面对但又不能独自对付与解决的任务。无论把我们分裂开来并促使我们相互疏远的是什么东西，划定界线并设置障碍，使得对这些任务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起来。我们都需要获得对这些条件——这些条件下，我们与生活的挑战进行斗争——的控制权，但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控制权只能以集体的方式才能获得。”（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    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灾难社会”，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只有一个用相互的、共同的关心编织起来的共同体、社区—社会才能真正缓解风险，给人类幸福的港湾，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价值和意义。   在这方面，中国1919年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1978年以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的确已经走出不同于西方三五百年来的道路。以30年来的发展为例，10多亿人，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以接近2位数增长，期间3亿多人脱贫，3亿多人就地或异地实现非农化，全国从短缺—温饱进入到小康，并且没有出现大的内部动乱（内战、饥荒，），也没有对外殖民、移民、侵略，这是整个现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只要我们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走下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加强并完善社区建设，解决好城乡一体化发展，走出一条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道路，并从理论上把它阐释清楚、论述明白，使我们自己认之理所当然、别人视之肃然起敬，中国就一定会继续对于人类有更大贡献。   （陈志刚对本文也有贡献） 

○林业是绿色银行，只要不出现巨大灾害，每年都会不断地自然增长，是全球资本过剩下最好的避险投资领域。因此，利用资本过剩和产业过剩，急于找到投资客体和避险机会的有利条件来推进现在正在进行的第三次林权改革，仍以形成交易市场、引进外部资本作为改革内容，就有可能因这种宏观条件的改变而成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加之林业发展可吸纳大量劳动力，具有新时期各种矛盾加剧下维护稳定大局的正外部性。    ○此次集体林区改革是发生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越是经济危机的时候稳定就越重要。中国在稳定耕地到户的同时，能够以山地和林业资产落实到村社和农民家庭的农村财产关系的稳定来替代危机发生时政府临时性应对政策，是历经危机却仍然没有陷入其他发展中国家困境的根本原因之一。  中国进入新世纪之后，正在推动新一轮以"均山制"为本质特征的集体林区林权改革，一方面确实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改革者多年梦寐以求的山权、林权交易的市场化和外部过剩的资金进入山区促进资源资本化;另一方面，30年改革中曾经出现过的乱砍滥伐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林区产业化开发中"速生丰产林"大规模种植单一树种、过量使用化肥农药等罔顾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问题，也在南方林区随处可见。  如果把20世纪80年代初期伴随家庭承包制的同时集体林区推进的"均山到户"作为第一次林改;把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推进"四荒拍卖"形成了有规模的"大户林"作为第二次林改;把新世纪正在开展的新一轮分山到户作为第三次林改;那么农村改革30年来先后三次林改，走的却是从均分到集中、再到均分的循环。  解读中国的林改问题，既需要回顾集体林区30年改革的经验过程，也需要理解林区之于农区的不同，主要在于林区自然资源与人口的关系之紧张程度低于农区，因此林地对于林农，相对而言也就不如农地对于农民的那种生存依赖关系强烈。而且，林改的"分-合-分"循环与外部财政金融等宏观经济制度环境的变化演进高度相关。  第一次林改---1979-1991年的林业"三定"时期"均山到户"为何导致乱砍滥伐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广大农村中推广并广泛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8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将"分田到户"翻版到集体林区形成"均山到户"的林业"三定"，即稳定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1984年，"林业三定"集体林权改革在全国正式启动。1984年底，95%的集体林场完成了山权和林权的划定工作。  "均山到户"之后，曾经引起集体林区农户对森林资源的乱砍滥伐。政府主管部门指出："有些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滥砍、偷盗和引发森林火灾等情况，违背了改革的初衷"，导致集体林区蓄积量在300万立方米的林业重点市由20世纪50年代的158个减到不足100个，能提供商品材的县由297个减到172个。我国第三次森林资源清查(1984-1988年)结果也显示，南方集体林区活立木总蓄积量减少18558.68万立方米，森林蓄积量减少15942.46万立方米。  其他农村地区也出现类似情况，如河北省赞皇县一带实行了农业包产到户，因对林业政策缺乏宣传，农民怕今后政策有变，以致先下手捞现货，砍了一些树。"于是，集体林权改革被迫紧急'刹车'"。  为什么集体林区"均山制"改革与农村地区"均田制"几乎同时进行，但却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对此，政府部门认为主要是管理问题。理论界认为，主要原因是农民对产权制度缺乏稳定预期，或者说产权不够清晰而产生的结果。  笔者认为，这套适用于农业"业态"的政策被复制到南方集体林区后却出现了乱砍滥伐现象，这就需要理解林区"业态"：林地难以短期获益，对于林农并不具有农地对于农民的那种生存依赖关系。林农大多数还可以依靠山区的自有耕地维持生存需求，因此对林地更多的表现为理性需求---当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而被过度提取剩余的林农陡然被赋予山权林权之后，短期内的理性行为必然是将非个人资产个人化，利用政策所突然赋予的收益获取权尽快占有前期非个人投资所形成的自然资源收益。可见，在"均山制"实行之初就出现的林农大面积砍伐山林，也只是宏观制度变迁的背景下微观经济主体的一种理性行为。  第二次林改---1992-1998年的大拍卖与股份合作制试验利益主要由资本相对丰富的大户获得  虽然，在第一次林改完成之后的1988年，福建三明上报国务院批复的林改试验区设计方案中刻意强调了产权清晰化，试图大力推进山权、林权、活立木的市场化交易，其目的在于通过建立林区产权市场来促进资源向资本的转化。但是，这种试图依靠制度变革在山区林区内部生成资本的试验，却在那个资本仍然极度稀缺的年代显得步履维艰。最终，集体林区几乎所有理想化的改革试验，不得不让位于在财政上早已捉襟见肘的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以低价出让林区资源为条件吸引外部投资;遂有了"四荒拍卖"带来的以"大户林""干部林"为代表的林区资源相对集中。由此，也就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1990年代中后期，大多数集体林区完成了第二次林改---从分到合的过程。  1984年，福建三明开始进行集体林区改革试点，93个改革试点按照"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折股经营，经营承包的原则"，选择集体山林折股经营，山林联系面积、联系产量的"双联"计酬承包管护方法，实现了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成立了村林业股东大会或村林业合作社委员会或林业股份公司。  三明试点1988年得到国务院批复列入国家级农村改革试验区序列，但被湖南、山西、陕西等集体林区在1993年之后效仿期间发生变异---大部分贫困但仍有集体林地的农村基层实际上搞的是"大户承包"和"干部承包"。这种变异的原因：  除了当时中央地方两级税收占GDP之比大幅度下降政府支出困难外，更为主要的宏观约束是1988-1989年发生滞涨危机之后各地政府财政普遍赤字，各地银行普遍贷差。此时，资金的绝对稀缺性相对于地方的投资饥渴而言显得格外严重。  随之，1993年就在山西、陕西等连地方政府也陷入极端贫困无以自拔的黄土高原地区出现了价格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四荒拍卖。接着，1995年8月，原国家体改委和林业部联合下发《林业经济体制改革总体纲要》将推进林权市场化以政策的形式固定下来。《纲要》明确指出要以多种方式有偿流转宜林"四荒地使用权"，要"开辟人工林活立木市场，允许通过招标、拍卖、租赁、抵押、委托经营等形式，使森林资产变现"。林权市场化运作趋势明显，由最初的"四荒"资源拍卖、中幼林及成熟林转让、发展到林地使用权流转等。  允许土地收益权和林业产权交易流转后，林农限于自身投资能力和缺乏融资渠道，大都"一卖了事"地将自有林地转给当地投资能力较高的大户经营。由此形成"大户林"、"大款林"---以相对低廉的先期成本集中大量林地资源，成为第二次林改时期的普遍现象。  鉴于当时中国处于产业资本扩张时期、资本对其他生产力要素的整合能力提高，因此，第二次林改导致山区资源向大户相对集中形成经济规模，目标是试图通过林地资源的相对集中吸引外部资金进入，可实现当地资源向资本转化。第二次林改之后的事实也说明，利益主要由资本禀赋相对丰富的大户或大款获得，而资源所有者则参与社会分工获取要素社会平均收益。  而由此产生的制度变革负外部性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会矛盾增加和林业困境恶化。社会矛盾增加：从当时的资本仍然极度稀缺的宏观经济背景来看，这种通过大户来整合林区资源以期实现林农收入提高和促进集体林区发展的努力显得事与愿违。其根源在于无论这些林地的产权形式发生何种变化，这种集中资源的改革还是让部分老百姓靠山吃山的权力被剥夺，甚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和群体性冲突。  同期林业困境恶化：一方面是我国需要为大量进口木材及其他林产品支付其他国家"林价"，另一方面集体林区出现大量林地抛荒。20世纪90年代中期分税制改革后，林业税费进一步提高。在林业生产经营中，国家法定税收和部门收费已高达木材销售价格的51%以上，此外还有各级地方政府及各级林业部门对林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层层收费。林业税费越高，收购价越低，高税费最终还是转嫁到营林生产者身上。  由于缺乏投资和激励机制，1994-1998年和1999-2003年集体林生产力水平分别相当于国有林生产力水平的38.36%和40.65%，都低于改革初期的44.50%。1993-2004年，我国原木进口量从1981年的187.1万立方米增加到2004年的2624.4万立方米，增长13.03倍。原木、锯材、胶合板和单板的进口额从1981年的3.67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46.86亿美元，增长11.76倍。  1984年实行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级承包的改革，在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人员数量最庞大的农村基层政府的同时并没有形成与之配套的地方财政来源。地方政府为维持庞大的开支，只得继续追加对小农剩余的提取，使得小农自身无力进行对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到1994年财政分级承包进一步演化为分税制后，各级政府都将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责任留在地方，其后果自然是农民负担进一步加重。  第三次林改---2003年至今---再次实行"均山制"吸引大量过剩资金进入  进入新世纪，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中国城市经济已经表现出典型的金融过剩特征;而大多数没有条件进入工业化的农村地区则仍然处于大多数传统部门都遭遇的"金融排拒"和流动性不足。过剩资本越来越强烈地生发出占有可变现资源以获取资本化制度收益的冲动。于是，第三次林改上演了"枯木逢春"的活剧。  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决定》颁布后，促进了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林业各项改革。紧接着的3个"1号文件"都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定为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福建省三明市再次启动了以"明晰所有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4年，江西省开展了以"明晰产权，减轻税费，放活经营，规范流转"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加快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促进林业健康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建议："稳步推进集体林权改革"。  林业是绿色银行，只要不出现巨大灾害，每年都会不断地自然增长，是全球资本过剩下最好的避险投资领域。因此，利用资本过剩和产业过剩，急于找到投资客体和避险机会的有利条件来推进现在正在进行的第三次林权改革，仍以形成交易市场、引进外部资本作为改革内容，就有可能因这种宏观条件的改变而成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加之林业发展可吸纳大量劳动力，具有新时期各种矛盾加剧下维护稳定大局的正外部性。  2009年颁布的"一号"文件要求全面完成林权发证到户，同步推进林权山权交易和其他配套改革。这意味着国家把25亿亩的山地和林地的经营权回归到农民和村社手中。如同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通过相关政策将农地产权和农地经营权还权于民所带来的农村经济大发展一样，此次"一号"文件所确定的还山权于民也势必会带来山区经济的巨大发展。根据国资委研究中心的计算，每年我国有1.89亿劳动力处于失业或隐形失业的状态。劳动力过剩是长期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集体林区林业生产过程从采种、育苗到采伐、运输、加工、林下种植等，均可吸纳大量劳动力，是适合我国经济发展和维护稳定大局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由于外部宏观经济的变化，新一轮林改或将成为有效制度安排已初见端倪。首先，吸引了大量过剩的国内外资金进入林业。如2007年福建三明对林业形成19.3亿元的投资，其中利用台资和区外资本16亿元，占了涉林项目的一半以上;浙江丽水人民银行2008年发放林权抵押贷款2.8亿，并针对不同林农的资金需求设计了不同类型的贷款机制。其次，新的规模主体逐步形成。林农根据当地林业特点，形成了家庭合作林场、股份合作制林场、"公司+农户+基地"合作型林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等多样化组织。  三次林改的回顾与总结改革要有大环境的支持  第一次林改搬用了农业的大包干之后，林农上山伐林，既非"均山"之过，亦非均山之后"产权不清晰"之过，实乃在资金要素极度稀缺条件下宏观制度变迁无法顾及林业这种微观产业的业态特征，林区全面照搬耕地的分户经营，导致长期贫困的林农作为经济主体而采取了适应其短期增收现金需求、符合理性的行为。  改革开放的30年，我国经历了产业资本逐渐形成、壮大，并向金融资本升级的过程，也经历了中央和地方的反复博弈、中央既对地方放权让利也将各种负担交由地方自行承担的过程。  资本稀缺性在不同时期程度不同，总会在其追逐高利本性的内在机制作用下从农村净流出，流向获利能力较高的行业和部门。虽然第二轮集体林区的改革采用了市场化的运作方式，通过林业资源的相对集中形成规模化效应以引进外部资本，但资本在这一时期仍然属于极度稀缺要素，不具备短期流动性高收益性的林业，不论通过何种方式集中资源都无法对外部资本形成吸引力。  回顾前两次林改，整个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都严重亏空，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金融机构严重贷差，无论城乡都处于资本极度稀缺的阶段。所谓林改教训，无外乎是对于林区生产关系的内部调整因没有产生增量的可能而失败。这并非地方主管部门主观判断或决策失误，实乃外部宏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内部微观调整导致制度成本增加。  而正在进行的第三次林改则是在外部宏观经济条件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如果南方集体林区能够借第三次林改真正把"均山制"再实现一次，在林区百姓都平等得到山权林权的时候，利用资本过剩和产业过剩的宏观经济条件，做好与国家新农村建设战略相关的林区建设，防止出现环境污染、盲目求大等问题，就有可能在宏观经济环境和中央政策导向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达到此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目的。  尤其是此次集体林区改革是发生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越是经济危机的时候稳定就越重要。中国在稳定耕地到户的同时，能够以山地和林业资产落实到村社和农民家庭的农村财产关系的稳定来替代危机发生时政府临时性应对政策，是历经危机却仍然没有陷入其他发展中国家困境的根本原因之一。

摘要：实践历史的视角是否缺乏前瞻性？这是此辑评论者们提出的问题。本文论证，从实践角度来看，改革中的地方政府，在一个分权并允许创新与竞争的制度下，而同时又是中央集权的干部审核-委任和以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制度之下，乃是推动改革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而他们"招商引资"的成功"秘诀"主要是农民的廉价劳动力，凭借无顾劳动法规和福利以及环境保护来压低其价格的劳动力。这个体系既是改革的经济发展的根源，也是其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根源。以上的分析所提倡的是改进公共服务和福利，既赖以缓解社会不公，也赖以扩大国内市场。但除非真正改变当前的干部激励制度，中央打出的从汲取-管制型政府转型到服务型政府的理想只可能是空谈。－－ 在我们三次的系列讨论中，对话双方既反映了当今中国思想界的基本分歧也有意识地试图超越那样的分歧。分歧是一方强调改革三十年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一方则强调其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甚或"奇迹"。它们来自一定的历史背景：在毛泽东时代占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改革时代则快速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现代化主义（发展主义）。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讨论试图跨越以上的分歧、探寻其间的共识以及区别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历史实际。我们突出了一个基本研究进路，所纳入大多数的文章倾向用实践（历史）视野来替代意识形态化论证；同时，也突出了对其一个基本批评，评论者虽然基本赞同如此的研究，但同时，也多有意无意地质疑实践的研究，认为其容易陷入纯回顾性，缺乏前瞻性，容易变成简单对实然的描述和解释，甚或是辩护，缺乏应然的视野。本文将集中讨论这个问题，故命名《从实践历史来探寻改革》。[1] 首先，在我看来，从实践历史角度回顾改革三十年的经验，一个关键要点是左右双方所强调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奇迹其实来自同一根源，即改革中所形成的特殊的国家体制。我曾撰写短文，突出《改革中的国家体制：经济奇迹和社会危机的同一根源》。[2] 这里不妨先再次转述这个论点，作为进入上述回顾与前瞻问题的讨论的出发点。 改革中的国家体制：作为经济发展奇迹的能动主体和动力 摆开意识形态而正视改革实践，国家体制显然在改革经济发展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根据资本主义理论的建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动力是私营企业家们的创业。在中国旧计划经济体制下，私人创业基本被完全扼杀。从潜在企业家们的视角来说，在那样的制度环境下，创业的"成本"高得简直无可能克服。一个党-国集权制度可以在短时间内动用大规模的资源，可以做到一般资本主义经济所不可能达到的创业"效率"，尤其是中央直接创办的战略性大企业，但它不可能发动资本主义型的可持续的创业动力。在那样的经济体制现实下，基本上唯有国家才具有创业的可能。要激发潜在企业家们创业，一个可能是解散旧体制，完全转向市场机制。前苏联和东欧采用"休克治疗"办法来创造新制度环境，试图全盘移植资本主义的模式和动力，正是出于这样的逻辑和动机。但是，它们的经验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制度，不可一蹴而就；苏东的休克治疗在短期内只可能导致经济衰退。中国没有采用苏东的方法，而是用计划和市场的"双轨"进路，"摸着石头过河"来逐步市场化，结果在旧体制的基础上，通过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比较具体地体现于1980年代的"分灶吃饭"、"财政包干"，而1994年的"分税制"则是在分权现实上扩大中央的税收和功能），以地方政府为能动主体，结合市场刺激而形成了改革经济的主要动力。正因为是借用旧体制，才有可能首先在基层的旧大队、公社的基础上，发动了上世纪80年代蓬勃的"乡镇企业"。与上级的政府机关不同，作为集体单位，大队和公社既拥有资源的管理权，又拥有其所有权，因此能够在中央的号召下更灵活地创业。其后，伴随投资规模的扩大，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上升到县、市、省级政府，以它们为"招商引资"的能动主体，配合"经济特区"等措施，大规模引进国内外资本，借此推动了进一步的快速经济发展。 今天回顾，我们可以断言推动中国改革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既不简单是计划经济下的"国家"，也不简单是市场经济下的企业，而是两者的结合，亦即我这里之所谓"改革中的国家体制"。在维持党-国旧有体制的客观环境之下，其实唯有政府本身才可能快速克服体制性的障碍而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创业；体制外的可能创业者则仍然面对重重关卡。同时，正是改革中形成的体制把旧制度下政府庞大管制权力的弱点变成市场化经济发展的优点：正因为旧体制所特有的国家威权，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能够高效率地动用旧体制所掌握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本"（尤其是能干的集体和国家干部）和土地（因此才会有大规模"征地"的现象），以及资本、劳动力和原材料。同时，正因为国家是个"威权"政府，才有可能在现有劳动法规之外，使用不必遵守劳动法规、也不必为之提供福利的廉价劳动力--即2.5亿"非正规经济"中的"农民工"和"下岗工人"。[3] 威权性地压低劳动成本，甚至省略基本安全措施、使用每日工作时间超出八小时半倍到一倍的、不附带福利成本的、不允许组织工会的劳动力，全是在这样的"改革的国家体制"下实行的。由此在追求全球资本的竞争下，提供了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利用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之所谓"比较优势"，[4] 在短期间内使中国成为世界外资投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和"右派"的市场主义的解释不同，改革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绝对不简单来自市场化的动力。正是经过旧体制的分权，结合新的市场化，激发了全国各地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推动了他们之间的竞争，并且建立、形成了以扩增GDP为主要审核"政绩"的制度。中国经济之与一般资本主义不同，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在其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如果要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描述的话，那么地方政府所起的作用应该是其核心内容之一。 面对这样的经验现实，有的西方经济学学者采用了来自美国的"联邦主义"（federalism）范畴，借此来突出中国改革中地方政府所起的关键作用。他们首先颇费口舌地为其美国读者说明 "联邦主义"用于中国和在西方的不同：它不附带美国联邦主义对权利、宪法、民主等的关心，并且不是一个完全的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因此乃是"中国式的联邦主义"（"Chinese federalism"）。经过这番解释之后，方才能够说明"中国式的联邦主义"概念的实质性内容，即在一统国家内地方政府经济分权以及竞争的现实。如此绕个大圈子来说明中国改革的特色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也展示了西方在经济学话语中占据绝对霸权的事实。[5] 但是，对于习惯以中央和省、市来区分电视频道的中国读者来说，美国式的"联邦主义"概念其实只会引起对美国政治经济实际的误解（比如，由联邦政府以及加州、纽约、华盛顿等州、市来主办电视频道可以说完全不可思议；同时，由中央的组织部来委任各州州长也同样不可思议），并使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更难掌握。我们也许可以倒过来想象，西方学者们如果必须绕大圈子采用中国古代的"封建"范畴来说明西方中世纪的"feudalism"，会意味一个什么样的语境和效果。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更直接，更具说服力地把改革中的分权体制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方分权传统连接起来说明。[6] 当然，改革在其上附加了新的市场化。无论如何，地方政府所起的关键作用今天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对中国改革的一种共识。[7] 作为社会（和环境）危机的同一根源 经济奇迹的来源也就是今天的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来源；两者其实乃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在"招商引资"和"征地"等改革经济发展所采用的方法下，只可能形成官员 + 企业家的 "官商勾结"的新"利益集团"。同时，在 "非正规"地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下，也只可能形成尖锐的贫富不均和社会矛盾。加上原有的城乡间的差别，便是今天"社会危机"的主要内容。根据世界银行的基尼系数指标，在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从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之一转化为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8] 和"左派"的批评不同，现今的社会危机并不简单来自市场化或资本主义。今天的社会不公平、不平等并不简单是资方对劳方的剥削，也不简单是外来资本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剥削。它附带着中国国家（一个与帝国主义时期的中国十分不同的国家）的强力推动。不遵循国家劳动法规、不允许农民工组织自发的工会等政策乃是国家的抉择，不是资本或外国的单边行为。它们当然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在帝国主义入侵之下所形成的"买办"机制。今天的国家是主权高度发达的、追求自己的经济发展的国家，何况它确实通过这个改革体制而做到了举世瞩目的GDP增长，提高了大多数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虽然也同时导致了对农民工的不公平待遇以及庞大的城乡差别。 环境污染也不简单地是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结果，让它把工业对环境的破坏从西方发达国家转移到了中国。当然，这是事情的重要的一面；中国确实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工厂"，接纳了大规模的能源消耗以及环境污染。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国家体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责任。我们既要直面全球化下的客观历史背景，也要直面国家抉择的作用和责任。正是靠分权和市场化激发的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以及其围绕GDP的政绩审核制度，促使地方官员把招商引资作为第一优先目标。这样，相互竞争引进资本。一方面提供廉价土地、劳动力、原材料、财政优惠等等条件，同时，为了提高本地的竞争力，着重把稀缺资源配置于优先发展基础建设（道路、铁道、供能等方面），而环境保护则只可能是次要的考虑，不可能获得其需要的资源。[9] 结果是环保部门变成多唱高调而缺乏实质性措施的部门，大大加剧了环境污染。[10] 也就是说，改革的地方国家体制在推动了"奇迹"性的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环境，两者乃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偏重GDP发展和相对忽略环境保护其实是"招商引资"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提高全球资本投资者的回报率的一个重要结构性组成部分，是吸引外来投资的秘诀之一。其道理和廉价劳动力是一样的。 同时，外资和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形成一个要维护这种机制的利益集团。正如众多的民众抗争运动的调查报告表明，各地环保抗争运动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首先遇到政-资方的联合压制和打击。它们不可能简单通过各地的环保部门和法院而获得公正处理，因为那些部门在经费和人事上都受地方政府的管辖。唯有通过组织动员、网络联系、媒体曝光等而形成了一定的声势之后，才有可能突破地方上官商勾结的第一层的"捂盖子"回应，进入到第二层的 "摆平"矛盾回应。那样，抗议者才有可能通过妥协得到部分满足。[11] 所以，左右双方之把问题形容为资本对劳动、西方对中国、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市场主义对计划经济的非此即彼绝对对立，都是片面的。事实是，改革及其过程中所形成的体制既非简单的资本主义，也非简单的旧计划经济体制，而是两者结合之后的产物。它以发展主义式的地方政府为主体和动力。它是市场化、企业化了的地方政府，是一种地方-国家 + 企业的结合体、外资 + 中国政府的结合体，它不能简单地用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来理解。 改革的国家体制在实际运作中的一些特点 这个"改革的国家体制"在实践之中已经形成一个比较特殊的体系，具有自己的特色。上面已经突出了实际运作中的地方政府的经济角色。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国家体制的另一面，即集权的中央政府的角色。 正如强世功的论文指出，对中国宪政的理解绝对不能限于其成文宪法。即便是在西方的传统之中，也有两种很不一样的传统：以成文宪法为主的美国传统和以不成文宪法为主的英国传统。中国的成文宪法其实只是相应现代西方话语霸权的现实而拟就的文本，如果简单地像许多现有宪政研究那样，用美国政府组织模式来理解，把中国和美国的国家成文宪法等同起来，或简单地根据美国模式而强调中国宪政各方面的不足，便会完全误解中国国家体制的性质。首先，中国国家体制不能脱离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现实以及其所包含的"不成文宪法"来理解。正如强文指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固然是个分权的体系，而各级政府在官僚体制内的关系则是垂直集权的状态，但共产党则与两者都不同。它首先是个高度集权的组织，充分体现于其干部任命和纪律检查的制度。但是，它同时具有一定的分权传统，其来源是毛泽东在"十大关系"中打出的"两个积极性"原则：要求统一集权，但同时也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动地方积极性。这是毛泽东批评苏联集中的官僚制度的一个要点。在他看来，中国革命的"群众路线"才真正体现了共产党党章中的"民主集中"原则的精神：在运作之中，要求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要求上级广泛与下级"商量办事"。邓小平用"分权让利"来推动改革，正来自那样的传统。这是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问题的一个好思路，也说明我们为什么不能简单引用美国"联邦主义"来理解中国的改革体制。 Pierre Landry 的新作使用了一个矛盾结合体概念--分权的威权体制(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来描述改革中的中国的国家体制。他指出，从财政角度来看，中国是世界上分权度最高的国家--2002年地方政府的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将近70%。[12] 这是一个悖论的事实，因为一般威权国家的财政要比民主国家集中，后者的地方政府支出在1972-2000年中平均只达到全财政支出的约六分之一，前者则贴近四分之一，但改革期间中国地方政府的支出比例则明显比两者都高，1958到2002年间平均达到一半以上（55%）。[13] 从一般的理论预期来看，如此的分权应会严重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功能，导致其分裂甚或崩溃。但是，中国不同，在大规模的改革中，包括干部更新、提高其教育和技术水平以及"地改市"和"市管县"等制度改革，仍然维持了其高度一统的体制。 Landry 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由共产党的干部任命制度。它通过各级组织部门有效地控制了干部的选拔和提升。正是这个干部任命制度奠定了改革中高度奏效的政治经济体系。因此，Landry采用了一双相悖的形容词，分权和威权，用两者的矛盾结合来形容改革的中国国家体制。[14] 它既是一个分权的体制，也仍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它是两者微妙结合的体制，也是政府和共产党微妙结合的体制，缺一不可理解。如此的理解符合强世功所分析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实际运作中的成文与不成文宪法的结构。它也是对中国国家体制的实际运作比较贴切的描述和分析。 此外，在我看来，中国中央政府在改革中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其表达和实践间的背离。[15] 一方面，为了促进快速的经济发展，不惜撇开国家劳动法规而利用农民工等极其廉价的劳动力来吸引全球资本，而另一方面，它也打出社会公正、和谐社会，甚至于社会主义的理念。一方面，它不惜不顾环境污染来吸引外资，推动工业发展，但同时又设立了许多环保机构，制定了不少环保法规。它既提倡发展主义，并设置了以扩增GDP为本的地方官员审核制度，同时也提倡社会公正、环境保护等理想。 这样的背离是地方政府运作中普遍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一个重要来源。正是中央的矛盾言行，导致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类似行动。一方面，在涉及比较"软"的指标的时候，地方上下级政府显示了一种 "共谋现象"，大家心照不宣地摆样子来满足中央对那方面的要求。同时，一致比较集中地追求大家知道是真正关键的扩增GDP的发展主义"硬道理"。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县、乡/镇、村级政权机构可以串通了把一个比较软的指标的中央拨款（如"退耕还林"）用来满足更"硬"更重要的指标的需要（比如基础建设，用来招商引资、扩增GDP）。 周雪光用组织理论来解释地方政府上下层间的"共谋现象"，说明它的来源是制度化了的组织环境，是中央政策与地方实际之间的距离、是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县、镇、村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所具有的共同利益所促使的对付中央的行为。[16] 他的分析毋庸说有一定的说服力，并且很好地与现有西方组织理论对上话，既不限于其视野，又同时把中国经验用西方学者所能理解的概念来解释。但我们也可以从中央政府在表达和实践上的矛盾性来理解周雪光关心的"共谋现象"：地方政府官员都知道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是共产党执行的干部审核制度的关键标准，而环保、卫生、和谐等则是相对软的道理，因此，才会有多层地方政府在表面上满足中央的软要求，显示了一种"共谋现象"。在资源稀缺的现实下，地方政府权衡轻重，会作出优先照顾硬道理的"理性"抉择。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地方政府和中央同样区分"硬"和"软"的道理，其实也是一种"共谋现象"。 王汉生、王一鸽新近的研究则从特定制度环境所促成的"实践逻辑"[17]角度来解释地方政府行为。在改革期间设立的"目标责任管理制"下，各级行政和业务机构通过"责任书"把中央设定的目标一级一级地传达、贯彻下去。所设目标固然包含社会公正、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等，但在制度化了的量化管理机制下，真正刚性的任务乃是易于量化的"招商引资"和GDP增长目标。因此，在现存制度和管理机制下，自然形成了经济发展乃是"重中之重"的实践逻辑。[18] 这是对当今国家体制实际运作的贴切描述与分析。 这个逻辑的另一方面是，为了经济发展的硬道理而优先要求稳定、避免"生事"，尽量"摆平"矛盾，因此导致地方上对民众抗议事件的压制和隐瞒或迫不得已的妥协。上面已经提到环保方面的例子。最近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对许多学校因建筑不达标而轻易塌毁的民众抗议的一些措施更是众所周知的例子。 此外，改革的国家体制更显示了政府部门牟利化的特点。政府各部门的利益追求，和因这种追求而出现的部门间的矛盾，也是旧体制和新市场经济结合的另一面。从我自己关于离婚法实践的研究中举一例来说，南方R县的民政部门近十几年来竟然拒绝继续处理、登记夫妻双方同意的离婚，其原因是不愿意为十分有限的收费（8元的登记手续费）而冒被卷入登记过程中临时可能出现的当事人间的矛盾的麻烦，为此把简单的离婚登记也全部推向当地法院，因此引起了部门间的矛盾和上访。[19] 这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它可以说明部门主义的现象。它是在市场化了的新体制要求地方政府创收的大环境下形成的。而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把官员腐败也视作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牟利化现象的一个方面。譬如，新近的研究展示，中央为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项拨款，多被一层一层的地方政府部门或个人克扣、挤占，以致真正交付给基层的只是所拨款项的一半甚或更少，乡镇市场建设补助资金如此，卫生院建设补助资金、学校危房改造的国债基金等等也如此。这是个半公开的普遍现象。[20] 在现阶段的改革中的地方政府体制下，人们普遍认为与官员打交道，没有礼物和其个人或部门利益便什么事都不可能办成。 如此这般的现象尚待系统的研究和梳理， 但我们也许可以初步提出这样一个概念：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特殊国家体制既可能是一种过渡性的体制，也可能会是长期凝固的体制。从正面来说，它推进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发展"奇迹"；从反面来说，它导致了社会和环境的危机，并在许多方面具有既是旧体制的也是新牟利化的制度性劣质。在原有的官僚化倾向--繁琐的程序、形式主义、臃肿和低效率、官官相护等等--之上，消除了过去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及其钳制作用，更加上了部门和官员的谋利意识，其弊端可能更甚于过去的官僚主义。如果不进一步改革，很可能会凝固成一种新的僵化体制。那样的话，只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更污染的环境，触发更多、更大规模的民众抗议。 进一步改革？ 当务之急是，怎样来进一步改革这样的现存国家体制？以上的分析说明，我们如果简单地从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出发，继续陷于"民主主义"对"威权主义"、宪政对集权、或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争论，只可能脱离中国实际而在意识形态分歧之中打滚。脱离了运作中的实际，便没有可能点出真正的问题，也更没有可能提出具体可行的改革实施方案。如此的争论，完全局限于应然理想，最终只可能越谈越僵，最终变成互不理会的分别自说自话。对实践历史的回顾则虽然可能忽视应然，但也完全可以变成有实际根据和针对性的改革思考。[21] 今天政府已经打出要从汲取型、管制型政府转化为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理念，它意味着由政府来（再次）负起公共物品的主要责任，为广大农村人民, 以及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和下岗工人，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它也意味着国家体制根本性转型的可能。 有的市场主义者从原则上、理论上反对如此的政府角色，认为它只可能导致更庞大的政府以及计划经济时期那样的官僚化；同时，他们认为，由私营企业提供服务--教育、医疗、卫生、福利--会有更高的经济效率。这其实完全是一种原教旨市场主义，源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并不符合任何西方国家的实践实际。西方先进国家其实全都是市场主义和福利国家结合的产物。即便是哈耶克那样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家都承认，公共用品和一般消费品不同，必须由公共的国家来提供，不可能完全依赖追求自家利润最大化的私家公司来提供。[22] 毛泽东时代中国充满过度意识形态化的例子，今天绝对不应犯过度依赖美国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错误。 当前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危机其实已经再度证明了原教旨市场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不足。事实是，中国在改革中借助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今天已经受到严重的挫折。作为手段，过去的发展无可厚非，它给予中国经济大规模的外来投资和技术转移，也给二亿多中国农民带来了农业之外的工业、打工收入。但是今天，更关键的是要提高广大中国人民的消费水平，扩大中国国内的市场，借此来推动更具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 这里需要的一个关键概念是利用社会改革来推进经济发展。低收入者是消费占可支配收入最大比例的人群；提高他们的收入，要比提高（中国有限的）"中产阶层"收入具有更快、更多的扩大消费效应。面对经济萧条和海外需求的萎缩，这是刺激进一步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它也是美国奥巴马总统新政下对经济大萧条所提倡的主要药方之一。换言之，缓解当前的严重分配不公和社会危机可以扩大"内需"并促进经济发展。 至于福利，其逻辑同样。由政府来提供、组织免费教育和合作医疗，会立刻影响中下和低收入人群的消费。他们对教育与（疾病和失业的）风险特别敏感，因此会更重视储蓄，借以为自己提供保障。如果由国家来承担这样的社会保障，一旦在民间建立了这方面的安全感，便会刺激消费、扩大国内市场。中国政府最近几年其实已经开始采纳这种逻辑，连贯出台了一系列如此的措施，包括取消农业税、确立九年义务教育、给予农村六十老人生活补贴、组建覆盖大部分民众的合作医疗制度等等。其他方面的福利和卫生及环保则尚有待进一步的推进。 与此同时，也许可以借鉴我在第一辑中所突出的中国持续不断的"集权的简约治理"--在高度集中的皇权下依赖来自社区的半正式官员的简约治理--实践传统，[23] 适当考虑结合政府的威权功能和社区的参与和监督，再加以市场的竞争和激励机制。在公共物品提供上，可以利用旧体制的威权特点来带动新型的公共服务，适当纳入私营企业来激发创新性，利用竞争（包括地方间的竞争）来提高效率，考虑部分采用公私合营的半企业性的服务，由政府来领导、发动，地方社区来配合和监督，私营企业来参与。过去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简单非此即彼二元对立，使人们认为市场经济必定建立在完全私有的产权制度上，是错误的。这里应该清楚区别所有制和市场机制，因为市场机制并不排除公有制度。 在合作医疗方面，根据第二辑纳入的王绍光的研究，经过多年的摸索，看来将会以国家投资和领导，地方和集体配合，人民交费型来推动。[24] 这样的多元参与的公共物品提供不同于管制型政府是，后者是由上而下的单向机制，权力在上，人民没有选择余地，而多元的社会服务则不同，地方之间可以有竞争，社区可以参与并拥有监督权利，人民可以有购买与否的选择权利。因此，应该不会像管制型政府那样几乎必然陷入官僚主义化泥沼。它也不同于牟利型的政府，应该不会陷入改革前三十年所凸现的只为金钱提供服务的弊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的极端全能管制型一面应该被抛弃，但其有效的公共服务一面则应适当继承，用来建立一种"第三条道路"。[25] 扩大公共服务甚至可以看作改善国家体制的机遇。 根据以上的讨论，中央政府的政策抉择显然非常关键。鉴于过去30年的实践经验，最关键的步骤也许是地方官员审核的制度。如果能够把优质福利、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真正变成"硬"道理，采纳具有长远视野的审核制度来替代现在仍然主要以经济发展为标准的政绩机制，应该不仅能够推动市场发展，也能促进国家体制本身的转化。毋庸说，目标是从旧管制型国家体制转化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体制。 从实践历史的角度来考虑，正因为当前的中国既来自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历史背景，也来自改革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历史背景，今后的中国追寻的该是两者的结合和超越，而不是非此即彼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二元对立的抉择。崔之元极具挑战性地打出了"自由社会主义"的设想，其中一个关键建议是把大量仍然存在的国有资产纳入市场环境现实来考虑，既不限于纯粹反市场的计划经济视野，也不限于纯粹私有化的资本主义视野，强调的是利用这些来自计划经济的国有资产在市场经济中的增值来支付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甚或收入的重新分配，由此来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6] 这是一个具有一定历史渊源和理论深度的"另类"设想。它也和强世功论文的观点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因为我们可以把强文解读为提倡既纳入中国成文宪法的自由民主主义观点，也纳入中国不成文宪法（或"根本法"）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党章观点，由此来超越当前非此即彼的狭窄观点，由此来理解和探寻符合实践历史的宪法改革。譬如，我们也许可以想象某种一党民主制，其中的人民代表大会不仅具有立法的权力，更具有财政预算和罢免领导者权力，甚或对国有资产的监督和管理权力。 应该说明，我个人对崔之元的"自由社会主义"和强世功的"成文与不成文宪法"的理解是它们所包含的理想不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和稀泥的那种含含糊糊的妥协，而是在承认两者都是必要的、缺一不可的前提下的超越性综合。讲究"收益"与增值的国有资产，以及其用来作为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甚或收入重新分配的设想，正体现了这样的超越和综合。自由民主主义的成文宪法与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党章的并存与结合同样。至于具体如何综合并在实践中操作，则尚有待于实用性的试验，据此尔后逐步提炼其中的理论性逻辑。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60年中，有一个前后一贯的优质体制性特点可以用来推进如此方向的进一步改革。正如Sebastian Heilmann在第二辑的讨论中指出，和一般的民主制度国家不同，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经常先在地方上"试点"，然后由中央决策，"以点带面"推广。民主制度下的国家，则必须在采用某一政策之前，预测其可能后果，凭此而后采用，但中国的集中和分级的政权则允许试点型的试验，在看到某地某级实际结果之后，方才采用、推广某一政策。[27] 王绍光在同一辑中则进一步指出，从改革30年对农村医疗政策的摸索和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在试点的进路之外，更显示了吸纳基层创新的"学习"能力，以及在实践之中逐步适应实际需要的能力。[28] 这种实用性的决策方法和进路，完全可以灵活使用于进一步的国家体制改革。新近报道和讨论较多的 "重庆经验"--用市场化了的公有资产的增值来投资于公共建设，并带动私家资本的参与，再用进一步的增值来再建设--便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样的一种尝试。[29] 对近期的改革来说，从管制型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是已经被充分明确的前瞻性理念和道德价值，所缺的只是对其促进经济发展的认识和付之于实践的决心。对长期的改革来说，完全可以采用现有基于实践的试验-适应决策方法来探寻结合市场经济和社会服务、兼顾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理念的道路。以上是从实践历史视野得出的一些实用性改革的尝试性思路。 我们第一轮的讨论最后突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两大模式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选择？具体什么内容？我们第二和第三轮的讨论，以及我这里的总结性评论，也许可以视作一个提出初步的答案的尝试。 [1] 我对"实践"的理解包含三种交搭而又不同的含义：一是相对"理论"而言的实践，主要指行动；一是相对"表达"而言的实践，主要指实际运作；一是相对"制度"而言的实践，主要指其运作过程。而"实践历史"则更包含实践与其相对的三方面在历史中的相互影响。更详细的讨论见黄宗智《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2] 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四期。 [3] 黄宗智：《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 [4] Justin Lin (林毅夫)，Cai Fang（蔡昉）and Zhou Li（李周）.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rev. ed.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996] . [5] Montinola, Gabriella, Yingyi Qian and Barry R. Weingast.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8 (October 1995): 50-81. 亦见Qian Yingyi and Barry R. Weingast.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 11, no. 4 (fall，1997): 83-92. [6] 例见Susan L.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7] 在钱颖一等的著作之外，例见David Li. "Changing Incentives of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 88, no. 2 (1998): 393-397. [8] 中国的"基尼系数"（量度收入不平均系数，以零点为完全平均，100为完全不平均）已从1982年的0.30退落到2002年的0.45（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后者在当年世界131国家中，排名于第90的低下位置。见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Foundation. China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China Country Office. 2005：第13页。 [9] 最近这方面的研究颇多，例见张恒龙、陈宪:《财政竞争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以中国的招商引资竞争为例〉，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6期。2006; 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 载《管理世界》2007年第3期。[10] 张玉林：《中国的环境战争与农村社会--以山西省为中心》，待刊；Elizabeth C. Economy. The River Runs Black: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to China's Future.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 [11] 关于环保运动的调查报告相当多，例见张玉林:《中国农村环境恶化与冲突加剧的动力机制--从三起"群体性事件"看"政经一体化"》，载《洪范评论》第9辑，2007年。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黄家亮 ：《通过集团诉讼的环境维权：多重困境与行动逻辑--基于华南P县一起环境诉讼案件的分析》，载《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2008年。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石发勇：《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以一个街区环保运动个案为例》载《学海》，2005年第3期。 [12] Pierre F. Landr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s Control of Local Elites in the Post-Mao Era, pp. 3-5. New York: Cambir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3] 同上，p. 6。 [14] 尤见第2、第4章。 [15] 表达与实践的区分是我《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2001， 2006）的中心论点。 [16] 周学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 》，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1-21页。 [17] "实践逻辑"毋庸说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用词。孙立平是国内阐释布迪厄理论的领军者，例见其发表于《对话（一）》的文章：《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载《开放时代》2008，第1期， 57-72页。 [18] 王汉生、王一鸽：《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 61-92页。 [19] 黄宗智、巫若枝 ：《取证程序的改革：离婚法的合理与不合理实践》，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1期，3-13页。 [20] 例见解兵、任生德、张俊飚：《新农村建设中的新型违纪与腐败及其治理》，载《经济研究》2008，第4期：111-118。 [21] 这里的话题主要是经济和社会。我个人对法律实践历史和民事立法改革的关联有比较详细的讨论。见《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22] Friedrich A.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第六章。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8 [1980]. [23] 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办正式基层行政》，载《中国乡村研究》第5辑，2007年, 1-23页。[24] 王绍光：《学习与适应：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111-133页。 英文版见"Adapting by Learning: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ural Healthcare Financing," Modern China, v. 35 no. 4 (July 2009)。[25] 例见杨团：《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改革的第三条道路》，载（武汉社科院）《学习与实践》2006，第5期。 [26] 崔之元："Liberal Socialism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A Petty Bourgeoisie Manifesto" in TianyuCao (ed.), "China's Model for Modern Development", Routlege, 2005。亦见樊纲、高明华《国有资产形态转化与监管体制〉载《开放导报》2005，第2期。 [27] Sebastian Heilmann. "Policy Experimentation in China's Economic Ris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 43, no. 1 (March 2008): 1-26. 中文版见《中国经济腾飞中的分级制政策试验》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五期，31-51页。另见同一作者："From Local Experiments to National Policy: The Origi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Policy Process," The China Journal, no. 59 (Jan. 2008): 1-30； 亦见其 "Maximum Tinkering Under Uncertainty: Unorthodox Lessons from China," Modern China, v. 35, no. 4 (July 2009). [28] 王绍光，同上。虽然，正如Heilmann指出，不能对其由下而上的机制估计过高，因为政策选择的最终权力是集中于中央的。（见Heilmann, "Maximum Tinkering Under Uncertainty: Unorthodox Lessons from China," Modern China, v. 35, no. 4 (July 2009)；中文版见《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 [29] 崔之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丰富经济学含义》载www.humanities.cn, Nov. 27, 2008; 《"重庆经验"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载www.tecn.cn, Dec. 13, 2008。－－原载地址：http://www.lishiyushehui.cn/modules/topic/detail.php?topic_id=286

  2007年5月11日http://sandiego.indymedia.org网站刊登了《贫民区星球》一书的作者迈克戴维斯题为《城市贫民区》的文章。作者在联合国《贫民区的挑战》报告的基础上，论述了发展中国家日益扩大的城市贫民区产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认为发展中国家当前种族、部族和宗教冲突加剧的原因是：城市贫民区中大量的非正式就业者特别是年轻人和经济繁荣完全失去联系，生存状况极为恶劣。作者还认为富国和富人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对穷国和穷人有政治承诺，而是在系统地抛弃后者。文章内容如下：  首先我想谈谈《贫民区的挑战》这本书，该书三年前由联合国人居署出版。联合国人居署是联合国研究城市和城市社会问题的机构。也许你会不相信，在《贫民区的挑战》问世之前，对于全球的城市贫民问题或者说贫民居住问题，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甚至有人也许还认为，研究这一问题毫无意义。 《贫民区的挑战》所做的研究意义非凡，我认为这项研究与由联合国国际气象组织（WMO）及联合国环境署（UNEP）共同组成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做的研究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项研究是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它使我们看问题有了新的高度，它警告我们人类，我们正处在一个极其严峻的关头，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给现有的政治体制及经济体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该书的出版，使我们第一次有机会了解整个世界范围内人们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很久以来，有些人一直不愿直面贫民问题，不愿意直接使用“贫民区”这个词。但是，联合国在这一问题上相当坦诚。它明确指出，根据贫民区定义，贫民区是指规模小到10或15户，大到十万户的人类居住区，这些居住区缺少一些比如供水、卫生或能源的基础设施，房屋是达不到标准的或者是简易的临时房屋。这里的居民，有些没有房屋所有权，有些即便是拥有所有权，却不是全部产权，他们无权出售他们的房屋，也不能用这些房屋作贷款抵押。另外，贫民区还有一个共同点，我们称之为“环境脏、乱、差”。 联合国指出，根据贫民区的定义标准，至少有10亿人口居住在贫民区。如果按照保守些的标准，据估计，全球大约有20亿人口属于贫困人口。这一保守标准是极低的标准，每日不到2美元——路边咖啡店一杯咖啡的价钱，通常适用于那些最穷的国家。 联合国的研究人员还发现，另有大约10亿人口（即城市贫民的大多数），相当于世界总贫困人口的一半，虽然居住在城市，但与国民经济没有什么正式的联系。这些人主要是青年。他们虽然也生活在城市中，但是，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经济，我们为之劳动创造并享受消费的这个世界经济，与这些人相隔遥远。 这些人来到城市，主要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获取了在城市生存的一席之地。他们做小买卖，做苦力，当保姆或从事其他家政服务，或者由于生活所迫沦为罪犯。也许，联合国在这项突破性的研究中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提醒我们，从现在这一刻起，所有新的一代，那些比我年轻很多的新一代，将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非同寻常的事件：人类人口数将达到颠峰，然后保持一段平稳，继而，大约到2050年或2060年时，出现人口下降。那些能亲眼目睹这一过程的人们，的确应该说是非常幸运。因为，他们还能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以及他们孩子的有生之年，见证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彻底改变人类生存条件的这一过程。 联合国已经预言，所有新增人口都将涌入城市。全球范围内，农村已经停止增长，事实上，正在开始萎缩。新增的20—30亿人口都将生活在城市，其中的95％将在南半球，即所谓的不发达地区，或称为第三世界。也就是说，这些人的大多数将生活在第三世界城市的贫民区，多数人也许只能靠做杂工谋生。但是请注意我这里的用词，我说的是“也许”，因为，这还是个未知数，是个问号。因为，目前尚无人知道超大型城市的承受极限是多少。 联合国的研究人员并不避讳谈城市贫民产生的原因以及世界城市贫民的历史。在他们看来，决定性的转折点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经济自由化、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化农业的竞争，导致了南半球农村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恰恰是与此同时，南半球大多数国家及其他不发达国家的政府停止了对城市新的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的投资。也还是在这同一期间，整个非洲和拉美的许多国家、地区，全面停止了对一些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投资，比如，停止了对公共健康保障体系以及住房保障体系的投资。 就这样，正当农民被迫涌向城市，城市由于所谓的推动力量呈爆炸性增长时，各国的政府却丧失了为这些城市新增人口创造最起码的物质硬环境和社会软环境的能力以及政治愿望。 使这种情况雪上加霜的是中国的城市工业化革命。中国的城市工业化革命是世界最大规模的一次，仅在十年期间，其所增城市人口就比整个19世纪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所有各国新增城市人口的总和还多。中国人所创造的这种奇迹使其他国家失去了采取同样发展模式的机会。并且，令人吃惊的是，在第三世界一些传统大型工业城市中，实际上出现了非工业化现象。比如，在印度的孟买，巴西的圣保罗，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南非最大的城市约翰内斯堡，我们所看到的是制造业劳动力减少了20％—30％。 联合国的这份报告还说，在这个“华盛顿共识”年代（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政府解决城市人口民生问题的能力严重削弱，也就是说，政府应对贫困这一根本问题的能力严重不足。 世界上大多数城市居民从来未能选举他们自己的政府。确实，近二十年来令人欣慰的一件事就是，世界各地正在兴起一场运动，赋予市民权利，选举原来由任命产生（如在墨西哥市）的市长及市级其他领导成员。但问题是，以上所说的这种世界范围的基层民主，其时代背景是，这些基层政府正在丧失切实实施巨大社会变革的能力。 我曾坐在图书馆长达约六个月，阅读了数以千计的著作和文章。我想了解，那些住房专家、地区经济发展专家、第三世界城市公共卫生与健康专家都得出了什么结论，达成了哪些共识。 我很容易地就发现，结论有两条。这两条结论彻底粉碎了——很抱歉，我不得不这么说——世界银行和许多大型国际非政府组织对第三世界城市发展前景目前还持有的乐观幻想。 世界银行或多数非政府组织很可能会说，城市贫困人口具有超凡的创造力。想当初，他们除了几件衣服外，几乎一无所有，他们来到城里，在这里，他们发现了无人使用，或是已经被遗弃了的土地。然后就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搭建简陋住房，得以栖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简易住房逐渐换成了正式房屋，并且他们对房屋的占有也得到了些许承认。之后，这些满载希望的贫民区逐渐发展成为完善的社区。这里的人们是城市里真正的英雄，他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白手起家建设自己的城市家园。 世界银行及多数非政府组织还说，这些贫民还促进了城市社区发展，因为他们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营造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他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发现了城里尚没有的商品和服务，于是他们就提供这些商品和服务。他们不拿工资，在国家的个人收入统计和纳税统计中也没有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确实在那里辛勤地劳动着，顽强地生存着，他们正在建造新的生存空间。虽然这是非正式经济，但是，这些贫穷的外来移民是都市世界的无名英雄，他们自己创造了就业机会，也同时为整个社会创造了财富。 我刚才讲到的是世界银行、许多经济学家和许多非政府组织所持有的乐观观点。并且不能否认，这种观点肯定有其正确的成分。在20世纪70年代和 80年代，人们的确创造了那样的奇迹。比如，在距离墨西哥西北部城市提华纳中心16英里处，你可以看到一片片温馨舒适的住宅区。那里曾经是棚户区，现在那里的人们已经成为有稳定收入的中产阶层。 那样美好的一切的确曾经发生过。但问题是，在许多地方，那样的奇迹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 如果你去读住房专家的文章，你会发现，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他们就声称，所有的人都有了稳定的住所，再没有人居无定所了，如今人们只有遭遇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时，才会暂时在临时住所中栖身。 实际上，如今人们也很难再像以前那样轻而易举地占有土地，或者是找到没有房主的空房子栖身了。如今惟一留给外来贫困移民的地方，都是些人们通常认为没有什么商品价值，不好出售的地方，不是陡峭的山坡，便是危险的洪涝多灾区，要不就是有毒废弃物或垃圾场附近的地方。那些居无定所的贫民目前的处境更为困难，他们居住的环境愈发险恶，在自然灾害中丧生或受重伤的人数逐年上升，而这样的结果决非仅是自然灾害所造成的。 当今，即便是可供贫民们临时栖身的陋室也都是物有其主了，城市周边每一寸不起眼的土地早已都被人买了去。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卡拉奇周边的土地是公有的，但每一寸都被各个政治集团控制着。 对于南半球的穷人和由于非工业化而失业的前产业工人来讲，做小房东成为他们现在主要的谋生手段之———穷人剥削穷人。也许一些教科书会说，如此，便提供了大量的住房。然而，事实上却是住房成本的增加。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要用于购买土地，租住房屋，而这笔钱放在20—30年前则可留作他用。 因此我们的第一个结论便是：可以无偿使用的土地基本都消失了。 从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的做法来看，他们似乎认为，非正式经济具有无限弹性，农民进城后便可自己创造就业机会。但事实上，这种经济只具备极小的就业空间。它多少有些像达尔文的关于森林或热带丛林里物种竞争的著名比喻。他说各个物种就仿佛是一个个的木楔，总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奋力推进，以求拓展各自的生存空间，结果是越挤越紧，各自的空间都越来越小。贫困城市的情形也是如此。 情况往往是，在所有人的劳动边际回报值还未达到零时，总会有人出来干涉劳动力市场，而且，这种干涉通常是以某种政治势力的形式，以种族排斥或种族—宗教排斥为基础。所以在有些社区只有摩门教徒才能生活，……城市的生存空间被人为地划分了。 我认为这是世界各地民族冲突的主要原因。发生这些冲突不仅仅是由于不理性的宗教信仰，也不仅仅是由于人们具有为一些芝麻小事便会互相争斗的性情。生存的物质条件变得恶劣，竞争更加激烈，这些才是深层原因。宗教隔离，种族认同或种族排斥，这些都只不过是些调控手段。 由此我们得出第二个结论，即非正式经济并不能满足新增城市人口对就业不断增长的要求，相反，这种经济还产生了对抗反应，其形式常常有城市暴力、城市种族排斥等等。 这样一来，这两大安全阀就都已逼近了安全极限，从根本上出现了问题。而这两大安全阀正是那些国际金融机构、乐观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当地政府所依赖的。穷人们有赖于这些条件来保护自己，寻求就业，营造家园。 那么，超出极限又会怎样？ 不幸的是，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超出极限的例子。在我的书中，我举了金沙萨的例子。金沙萨是一个至少有700万人口的城市，以多变的文化、人民自组织闻名。当一切都瘫痪时，这个城市里的妇女挑起了管理城市的重任。她们在街道上种植玉米，把那些从农村老家带来的技能又派上了用场。 但是，这座城市最终还是衰退到它的极限，再没有剩下什么东西可以维持人们的生存了。 金沙萨市那些无力养活家中所有孩子的家庭，只好将孩子丢在大街上。金沙萨有数千名抛弃自己孩子的“恶”母亲。 那么，金沙萨满街都是5——6岁弃童的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家庭的破裂，而社会是由家庭组成的。金沙萨已经超出极限。在不远的将来，其他城市的命运又如何呢？这正是联合国报告《贫民区的挑战》让我们思考的问题。 同时，这份报告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这个世界果真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吗，就像一些大国所代表的竞争那样？也许，最本质的情况与世界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有关，在这个世界经济中，城市中越来越多的青年被边缘化，已经没有任何机会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我年轻的时候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地亚哥度过的，回想那时的我们是那么地理想主义……冷战的形式是各种思想观念的竞争，这些观念都保证每个人都有机会在一定程度上融入现代化世界。然而，这种局面随着冷战一同消失了。 在这份联合国的报告中，不再有良方，不再有平民百姓的理想王国，他们也不再有未来。这里我指的是从政治话语层面上来看的。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现在无人承诺这些了。 眼看着非洲数千万人死于艾滋病，我们这些发达国家的人们却无动于衷；也许将来同样多的人死于禽流感时，我们也会听之任之，毫不动容。 富国已经做好了隔离带，我们已经登上了救生艇，把穷人们丢在身后，我们向水中的人们挥手告别，不过，他们可不愿就此消失，他们还在奋力挣扎…… 我认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其实是那些贫民们为了自救，而做出的种种尝试和努力，这一探索的过程触目惊心。这些贫民在不同的地方生存着，他们的生存条件极其恶劣。他们中有贫民区的居民，有遭遗弃的穷人，还有一些16—17岁的青少年，他们住在大都市的那些被人遗忘了的贫民区里。这些人正在为使自己融入城市，为了心中对未来的某种憧憬而艰难奋争着。 这是现代性的某种前卫激进尝试吗？或者，恰恰相反，是在废除现代性呢？它是被排斥者虚无主义地对处在中心国家的富人和城市象征所发起的进攻吗？还是一种为了创建一种将把所有的人包括在内的公民体制而进行的一场全新的探索？ 这种探索，形式各异，但它的出现，是人民反抗的开始。如果没有这些反抗，没有这些矛盾，我们也许还会全然无视这一群体的存在。张晓歌 译

1　　Partha Chtterjee 出生于 1947 年，于 1967 年在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取得政治学的学士学位后，前往美国罗雀斯特（Rochester）大学攻读政治学研究所，1970 取得硕士，1971 年取得博士学位。留校任教一年后，于 1972 年回国执教，自 1973 年起任职加尔各答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s, Calcutta）至今，1979 年升任为教授，1997 年起任该中心主任。此外，他曾在牛津大学、纽约 New School、荷兰 Leiden 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客座访问教授。　　出身政治学，而影响力渗入其它领域，从国际性文化研究及后殖民论述的学术领域来看， Partha Chatterjee 是亚洲最为重要的学者之一，其影响力在印度、亚洲及英语世界无人可以取代。Chatterjee教授的重要性可以由几个部份来分别说明。他的成名作国族主义份子的思想与殖民世界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A Derivative Discourse? （伦敦：Zed Books；印度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美国米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3）被视为研究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理论的经典作；无论在英语世界、第三世界，乃至于台湾学界，该书对于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之间在具体历史过程中复杂纠结关系的处理，提供了民族主义研究的新观点，迫使研究者不能再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相对自主的力量，而必须与在地的历史传统、殖民史，以及阶级、性别结构等相结合才能有解释力。　　借用葛兰西的理论与方法，放在印度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脉络中来讨论，作者不仅画出不同种民族主义的思考模态（从甘地到 Nehru）在当时战局中形成的不同位置，同时也指出这些立场如何在独立建国后持续发挥效应。该书被视为法农 (Fanon) 之后少有的来自于第三　　世界，而又由批判性思考来面对第三世界民族主义问题，从而经过扎实研究而形成的理论论述，因此 Chatterjee 快速的成为立足第三世界后殖民研究的大家。国族及其片段︰殖民与后殖民历史 The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Histories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3）一书，进一步深化上一本书的理论讨论，透过历史的分析，厘清国族与其它社会力量的接合点，特别是对照殖民时期与后殖民阶段的连续与断裂。这本以历史为操　　作场域的著作被评为民族主义理论的突破──突破以往以race-nation-ethnicity 为主要思考轴线的限制，一方面将民族主义碎片化来掌握它散布在诸多场域的力量，另一方面则辩证的将碎片化、看似与民族主义无关的社会力与其相连结，而这也正是民族主义动员力量之所在。这两本书的出现使得 Chatterjee 在学界建立起无可取代的地位。　　除此之外，Chatterjee 尚有诸多以印度社会及政治为分析对象的专书，他的在地性也使其被印度广大的知识界认定为当代最被尊敬的学者／知识分子。这些著作大都介入在地公共议题的讨论或是知识圈之辩论，包括：　　⊙武装，结盟与稳定 (Arms, Alliances and Stability: TheDevelopment of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德里：麦克米伦，1975）　　⊙ (与 S. Kaviraj, S. Dattagupta and S.K. Chaube 共着），政治理论的国家／现况 The State of Political Theory （加尔各答︰印度研究，1978）　　⊙（与 Asok Sen and Saugata Mukherjee 共着），1920 至 1947年班格尔地区农业结构的三个研究 (Three Studies of theAgrarian Structure of Bengal 1860-1947) （加尔各答︰牛津大学　　出版社，1981）　　⊙ 1920 至 1947 年班格尔地区的土地问题 (Bengal 1920-1947:The Land Question) （加尔各答：K. P. Banchi，1984）　　⊙西班格尔的当代史︰政治评论文集 (The Present History ofWest Bengal: Essays in Political Criticism) （印度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一个可能的印度︰政治评论文集 (A Possible India: Essays inPolitical Criticism) （印度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另外，他编着了几本重要专着，包括：　　⊙（与 Gyanendra Pandey 合编），(Subaltern Studies VII) （印度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2）　　⊙权力的文本︰规讯在殖民时期班格尔地区的浮现 (Texts ofPower: Emerging Disciplines in Colonial Bengal) （美国米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5）　　⊙印度的国家与政治 (State and Politics in India) （印度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　　⊙自由的代价︰印度民族国家的五十年 (Wages of Freedom: FiftyYears of the Indian Nation-States) （印度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　　⊙（与 Gautman Bhadra 合编），Nimnabarger itihas [TheHistory of the Subaltern Classes] （加尔各答：Anada，1999）　　从以上的著作及编着显示，与 Stuart Hall 相类似，ParthaChatterjee 无法取代的重要性在于其集体研究的表现，特别是他从七０年代起参与的「下层人民研究群」（ Subaltern Studies Group），是极少在国际批判学界被注意到的学术群体，不仅在历史学上开出以下层人民为主体的研究方向，而且在理论深度上不断挑战西方既有的理论体系及思辩方式。至目前为止，国际性文化研究除了柏明罕学派外，大概还没有其它团体足以与「下层人民研究群」分庭抗礼。值得一提的是，该团体在八０年代中期崛起后，许多成员陆续离开印度至英语第一世界学界中求发展，而 Chatterjee 固守阵地，成为当代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　　2　　受国科会邀请以讲座教授身分来台讲学，Chatterjee 教授的三场演讲环绕着他企图发展的新概念──「政治社会」──来捕捉许多国家在独立建国之后的后殖民时期所浮现之新的民主抗争空间与形式。他的核心论点是，既有的国家 v.s. 公民社会分析架构并不足以描绘　　与解释第三世界地区的下层人民，是如何在实际的社会关系中创造非主流政治的民主空间。这些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体，也不是公民社会的主体，她／他们的存在甚至被认定为非法的，或是要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清除的，也因此基本上被排除在正轨的政治参与过程之外，最多不　　过成为社会菁英动员的对象，在权力分配完成后，继续被统治；但是在许多状况中，为了生存而必须与这两造（国家及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公民社会、或是公共领域）周旋。在这个周旋过程中，他们的目的不在夺取国家机器，也不在于取得公民社会的领导权，因而开启了这　　个中介于两者之间的暂时性空间，称为政治社会。这些来自下层人民的抗争其实是后殖民时期主要的政治活动，只是国家菁英不以 " 政治 " 来对待他们，也正因为如此，Chatterjee 企图创造新的理论概念来点出这个新政治空间的重要性。　　六月二日在第一场以工作坊形式进行的演讲──「社群在东方」（Community in the East），Chatterjee 以加尔各答地区铁道附近存在五０年之久的违建户为例，挑战西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辩论的贫乏，而且同时指出非西方的民族主义菁英如何与翻转的东方主义共谋，本质化西方（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忽视传统）与东方（精神文明、社群团结、尊重传统），完全复制原有西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辩论框架。而这些论述都无法解释这些（所谓违法的）居民团体，如何能够以社群的形式出现，动员公民社会的非官方组织与国家所属的社会福利部门来取得生存的权力。　　第二场「民主与国家暴力：一个死亡的政治交涉」（Democracyand the Violence of the State: A Political Negotiation ofDeath）承续上一篇文章，以一个九０年代在地小宗教教派领袖之 "　　死 " 为分析焦点，探究现代性中的国家暴力。这个宗教团体的信众认为他们的领导人是在灵修，只是肉身暂时停止作用，随时会醒来，而社会菁英及媒体以现代化工程代言人自居，以迷信与非理性来指责，迫使国家以卫生为由来介入，最后以五千警力强行抓走还在 " 灵　　修 " 的教主，造成大规模暴动。事后信众以现代语汇来指控国家的威权主义与反民主，剥夺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与公民权。Chatterjee的细密解剖呈现的分析策略并非将宗教当作迷信看待、以道德问题来处理，而是透过事件看到宗教实践如何与其它的政治、社会力量对立　　、结盟、交涉，如何在政治社会的场域中操作，进而他观察到印度社会不同的作用者（国家、媒体、菁英、信徒），在政治社会中的互动所展现的性质。　　第三场「论后殖民民主中的公民与政治社会」（On Civil and Political Society in Postcolonial Democracies）把分析对象摆在十九世纪末，青年诗人泰歌尔与名作家那槟（Nabinchandra Sen）之间的论辩，针对是否该为现代主义派作家班罄（ BankimchandraChattopadhyay）之死举行（西式）追悼会一事，所呈现的殖民现代性之多重矛盾如何延续、转化至后殖民情境，来总结政治社会的理论性质。他指出三点：（1 ）在殖民时期，最为重要之转变社会的场域　　在公民社会，在后殖民时期则是在政治社会；（2）在殖民时期，现代性是框架社会转变论辩的主要问题，而在后殖民时期的政治社会中，主要的是民主问题；（3）在近期资本全球化的时代中，我们看到了一组正在出现的对立：即，现代性 v.s. 民主，亦即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对立。　　Chatterjee 的讨论很能够引发台湾民主经验的讨论。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不断浮现的是台北市十四、十五号公园、和公娼抗争，同性恋 AG 事件、宋七力、妈祖、地震后的灾区、镇暴部队等等，由于这三场演讲直接关乎台湾当前社群主义及公共领域的争辩、社区总体　　营造运动、新兴的社群（外劳、网络、同志、性工作者等）、新兴宗教、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等等议题的讨论，因此，我们请来相关的研究者来对话。我们以为第三世界的共同经验是需要经过比较，进一步被理论化，而不是一再对争议的现象只作道德化的争辩与粗暴的处理。　　Chatterjee 对于公民社会的质疑也再度勾起八０年代末、九０年代初台湾知识圈有关民间社会 v.s. 人民民主的辩论；而或许Chatterjee 所画出的政治社会空间正是人民民主操作的场域吧！　　与以往英文学术演讲不同的是，主办单位不仅将讲稿事前译成中文，还请口译人员现场翻译，使更多的听众可以尽可能的跨越语言障碍；更重要的是在各场次均安排了本地的学者，在会前详读讲稿之后，以对在地历史经验的思考与研究来响应讲者对于印度的讨论，目的在　　开始进行初步的第三世界／亚洲内部之比较与对话，期盼在未来能够形成更为贴切的理论解释。　　(2000.5.20)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由精英阶层主导的国家，而精英大都又是形形色色举足轻重的集团首脑或国家机构中核心职位的占据者，尤其是那些巨型商业集团的领导者。他们既受价值理念的驱动，又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传统的行为模式，更要为他们所代表的、其自身利益又融入其中的集团利益而打拼。在实践的层面上，美国的行为或政策制定多为各利益集团之间、压力集团与官僚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所操控。我们将此称之为集团政治。精英主导和集团政治的影响深刻地体现在美国国内的宪政法律结构和政治经济制度中，并构成了美国行为的实践过程与内容。　　一、阶级分层:对美国社会的纵向考量　　托马斯·戴伊曾断言，在一切社会里，无论它是原始的还是发达的、集权制的抑或民主制的、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都只有一小部分人在行使大权，不论这些权力是否假借“人民”的名义行使，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此判断对长久以来被“阶级平等”神话所笼罩的美国而言也不例外。表面上看，美国人生活在一个像伍德罗·威尔逊所描述的“没有阶级区别、没有地位差异”的平等社会中。而实际上，在民主制度和宪法框架之下，美国一直都是一个阶级分层或分割严重的国家，其阶级界限和社会地位之差异在美国确实存在，而且始终存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全国资产的1/3，前1/10的富裕家族拥有4/5的社会财富;与此同时，大部分美国成年人都不拥有具有市场价值的财产。尽管人们普遍相信这个时代的美国商业“大亨们”大都是从贫贱的环境中发家致富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大亨们的财富积累主要是由早期富有者的亲属及后人完成的。经济学家威廉·米勒及其弟子的研究揭示了如下事实，即变成商业头面人物的穷孩子“在美国历史书里比在美国历史里更显眼”。在20世纪的美国，只有1%的人口属于上层阶级;1%~2%的人口属于次上层阶级，其成员拥有的财富与上层阶级不相上下，但由于其暴发户的身份，他们在社会威望上较前者略逊一筹;9%~10%的人口属于上中层，他们大多是中等财富规模的商人和专业人员中的少数佼佼者;28%~36%的人口属于次中层，其成员主要包括小业主、农场主、职员和技术工人;33%~35%的人口属于上下层，其构成以半熟练工人、职工和农业劳工为主;最后17%~25%的人口属于下下层，由非熟练工人、失业人员和所谓的“流氓无产者”等人群组成。　　以社会成分多元化和民主制度之发达而闻名于世的美国，其社会制度的本质却是典型的精英政治。恰如沙特施奈德在《半主权的人民》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多元天堂的缺陷在于天国的合唱带有浓厚的上等阶层的音调。很可能有90%的人民进不了这个集团系统。”社会学家米尔斯撰写的《权力精英》，是有关美国精英统治最知名的学术著作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曾名噪一时，至今影响犹存。米尔斯在书中指出，美国的多元政治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政府机构和整个社会中，权力最终的行使受到严格控制，只有极少数精英操纵着美国政策的方向。不但如此，权力精英们还主宰了美国社会的主要等级制度和组织结构，他们支配着商业大公司、操纵整台国家机器并拥有凌驾于一般社会之上的种种特权。在米尔斯看来，美国的权力精英阶层由三类人构成：在经济的顶层，是商业界的大富豪和位居他们之下的大公司高级行政长官;在政治的顶层，是政治领袖和各个决策机构的负责人;在军事机构的顶层，是围绕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军方高层周围的、身兼军职和政治家双重身份的人士。这些由商界、政界和军界高层构成的精英们，共同组成了美国的权力精英统治。　　在如今的美国，社会层次远未消失，树立在各阶级之间的城墙也没有坍塌的迹象。时至今日，身处社会顶层的精英依旧风光无限，享受着那些仍只是极少数人之间的游戏。目前美国大约有七千多个重要职位，并被六千人左右所掌控，其中有人身兼数职。这些重要职位囊括了国会议员、州长、将军、内阁部长及联邦机构负责人、法官和检察官、大学校长、大型商业机构负责人、基金会领导人、传媒精英、工会领袖、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领导人等，构成了国家权力的大脑和心脏。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美国人，在今天尽管可以得到并享受比他们前辈人更多的权利和物质财富，但对他们而言，权势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地位等绝不比早年时期更容易获取。美国作为一个始终在精英阶层统治下的等级社会，它的阶级性在现代社会中变得更加隐蔽，主流意识形态已经把人们的阶级意识大为淡化。诚如爱德华·佩森所言，“阶级仍然是重要的，但也是……不易察觉的”;这种情况在美国“历来如此，今天也不例外”。　　在美国，精英阶层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特殊亚文化群体。在这个默契的小圈子里，精英们按照某种秘不外宣的“潜规则”博弈。罗赛蒂特别强调，理解 “华盛顿政治社团”的亚文化群是理解复杂的美国对外政策政治学的关键之一。所谓华盛顿政治社团，是指“成千上万与政府有关的人，尤其是那些处在权力顶峰、与政治休戚相关的人们”，这些人是美国精英阶层的核心人物和真正代表。每年一度的私人俱乐部春季豪华饮宴是美国最上层社会人际关系的一个侧面写照，它不但是“华盛顿高层人士的礼仪活动”，也是这个国家“阔佬、权贵和名流们的私人聚会”。届时，600名美国最显赫、最知名的人物会在希尔顿饭店大厅会聚一堂。工业巨头、金融家、出版商和新闻界巨子、外交界的名人、最高法院的长者、国会中的煽动者和鼓动家、现政府的高级官员以及好莱坞的明星们摩肩接踵、谈笑风生。自本杰明·哈里森总统开始，每位美国总统在其任职期间，都会参加至少一次这样的聚会。“华盛顿政治社团”的成员极为重视彼此之间的社交关系网络，并信奉实用主义原则。在这个圈子里，私人关系往往超过党派和意识形态的界限。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斗士在国会的辩论中争执得面红耳赤，但“他们却在周末一起打网球或是在国会休息室一起调笑”。“华盛顿政治社团”对美国最高权力的运行影响如此重大，以至于对该社团所知甚少、往来不密切的政治领导人，如卡特及其工作班底，在行使其权力时经常寸步难行，而深谙其游戏规则的人，像里根与其工作班子，便可实行更为便利和成功的统治。　　在精英阶层之下，人数众多的美国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分属于不同地区或产业集团。由于人数众多、领域各异、分布广泛，导致了他们的某种程度的软弱性和易受影响性，他们最终很难达成集体行动，来影响国家政策以确保自己的利益。米尔斯认为，美国社会的最底层是广大的、漠不关心政治的大众社会，他们在政治上是一盘散沙、毫无作为;中间阶层则呈现出政治多元性，由一股飘浮不定的、相互僵持制约的力量构成。总体来说，这两大阶层对美国政治几乎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主流媒体的大肆渲染下，美国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由“积极进取”、“蒸蒸日上”的中产阶级或称“白领”阶层之利益所主导的国家。然而，事实却具有相当的讽刺意味。米尔斯在其另一部力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指出，由于社会形态迥异、物质利益矛盾、意识形态不一，美国白领阶层的成员之间没有形成共同政治行动的同质基础。即便他们之间确实存在某些共同的利益，这些利益也不可能将他们凝聚为一个整体。他们是一群政治上默默无闻之辈。美国两大政党在制定其政治纲领时，从不直接过多考虑这一阶层的利益。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巴尼·弗兰克的话印证了米尔斯的论点，他说“，有时我认为这里没有代表的惟一一批人就是中产阶级”。　　在阶级和等级观念方面，美国是一个具有保守传统的国家。大多数人只知道美国社会是主张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洛克式自由主义社会，但却忽略或有意回避了它的另一面，即它同时也深深植根于主张权威、等级和精英主义的柏克式保守主义。在美国的上层社会中，这种等级观念上的保守主义尤为明显。克里斯托指出，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并非民众主义者，他们竭力实现的目标是让美国政体免遭多数暴政的侵害;两院制议会、三权分立和宪法本身都带有避免民众暴政的意图。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施特劳斯就是一个彻底的精英主义者，他极力推崇由少数人统治的等级制度，其理想中的政治方案是在自由民主制中确立贵族统治，而这也正是当年汉密尔顿一心向往的美国政治蓝图。在施特劳斯眼中，民主的实质取决于由谁来形成人民的意志。他经常引用色诺芬的如下观点：最好的政权是假扮成民主的贵族统治。正如德鲁里总结的那样，保守主义者理想中的社会是“基于较高等级和较低等级之间的相互服务和彼此忠诚”的社会。　　精英阶层的成员有时并不避讳他们的等级观念和优越感。被比尔德尊为美国“新制度巨灵”的汉密尔顿就公开推崇贵族政治。他曾直言不讳地说“：尽管人们时常引用并信奉‘人民的呼声是上帝的呼声’这一格言，但事实上这并不是真理。人民总是扰攘不安的，他们很少判断或做出正确决定。因而，应该使少数富人阶级在政治上享受永久的特权地位，他们可以阻止多数阶级的骚动。”在美国精英阶层的眼中，所谓民众倾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可以被创造、被调动并可假以利用的情绪。凯南指出“：如果我们要消极无为，将自己知道的埋在心里，说‘我们自己的看法不掺和进来，我们恰恰只是做人民告诉我们去做的事情’，那么我们确实将是我们国家的非常糟糕的代表。”又如亨廷顿所讲，在美国“权威寓于许多机构之中，每一机构皆可标榜其来自于民，从而为自己的权威辩护”，然而， “主权在民之说同主权在神之说一样含混不清，人民之声和上帝之声一样，也可呼之即来。”　　在国家事务的操作层面，精英阶层的行为则代表着美国的“国家行为”。相对于国内事务，精英阶层在对外事务上主导美国行为的印记更为明显。美国公众通常不愿理会那些含意还不够明确的政策，对需要长期谈判的复杂外交难题表现得很缺乏耐心或漠不关心。同公众相比，美国精英人士显然对国际社会这一与其商业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抱有更大的热情并投入更多的关注。长期以来，民意测验的结果都证明，广大美国公众对国际事务所知甚少。如此一来，精英阶层对美国的对外行为便拥有了更多的独立决策空间。这里特别需要补充的是，由于具有共同的社会经济背景、相似的社交阅历和职业上的相互影响，因而美国精英阶层的联合有着同质的心理和社会基础。进而，在涉及国家基本制度、价值理念、国际秩序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时，他们通常具有高度的共识。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拥有共识，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不存在分歧或冲突。确实，不同精英所代表或控制的集团之间的矛盾甚至会显示出不可调和性。然而，这类分歧或冲突往往是在既定制度下的利益争夺，也源于对实现共同目标之途径的理解差异。　　二、利益集团与党派政治:对美国社会的横向考量　　对美国社会的纵向考察使我们看到美国是一个由上层精英主导的国家。从横向看，我们很容易发现美国社会内部充斥着大量利益相互重叠或竞争的利益集团。概括地说，居于历史核心位置的社会集团有两大类，即以赢利为目标的商业集团或商人集团、由公共权力运用者组成的官僚集团或政治集团。尽管两大类集团存在一定的交叉，但从社会政治制度上看，大体上还是以两种模式存在：一类是官僚集团控制商人集团，另一类是商人集团控制官僚集团。现代社会运动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便是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按此分类，美国便是一个典型的商人集团控制官僚集团的国度。精英在此随之被区分为商业精英和官僚精英。这样一来，两大集团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两大集团内部各“子集团”之间的共谋与竞争，也就转换成了商业精英与官僚精英之间的关系，以及商业精英内部为争取、影响或控制官僚精英的博弈。这一切构成了具有典型意义的、美国式的集团政治或党派政治。表面上看，美国的党派政治力求使公平、秩序和自由各得其所，但实际上美国社会政治体制得以运转的动力和润滑剂均来自这些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其间的斗争和妥协决定了美国政策的方向和力度。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如此重要，以至于“集团理论”发展成为了一套成熟的政治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正是将政治过程的一切方面都归结于利益集团作用的结果。关于政治从根本上说是集团过程的思想，至今在美国从未受到实质性的挑战。　　集团博弈与党派政治在美国由来已久。托克维尔称，美国是“世界上最便于组党结社和把这一强大行动手段用于多种多样目的的国家”。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麦迪逊谈到，党争就是“一些公民，……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永久的和集体(的)利益”。他认为党争不可避免，因为它基于利益分歧“,造成党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中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债权人和债务人也有同样的区别。土地占有者集团、制造业集团、商人集团、金融业集团和许多较小的集团，在文明国家里必然会形成。”它们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受到不同情感和见解的支配”。而管理这些“各种各样、又互不相容的利益集团”，并且“把党派精神和党争带入政府的必要的和日常的活动中去”，在麦迪逊看来，这正是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美国政治》一书的作者维尔亦指出，美国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政治纵横交错、相互交融，形成一种不断变化的立法和行政机构格局;这一格局的演变趋势是，政党和利益集团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利益集团与政府机构本身合为一体。　　自建国以来，美国一直表现为商人集团和官僚集团主导和互动的国家。在其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商人集团有效地控制着政府所代表的官僚集团。独立战争源于北美商人集团的壮大。当时的北美商人需要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做后盾，出面保护他们的财产利益，帮助他们与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竞争。以脱离英帝国实现自治为政治目标的独立战争之爆发，其核心原因正是北美商人集团对于一个可以有效执行其意志、对其财产实施歧视性保护的权威官僚机构的强烈需求。 1787年制定的联邦宪法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它将国家权力交付到一个代表商业利益的统一的联邦政府手中。南北战争的政治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战争和制宪运动的延续，其结果意味着生产性最强的美国东北部工商业集团的财产利益在政治上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国家或其官僚集团一方面通过议会制定的法律及政府推行的以关税保护和国民银行为核心的贸易、金融政策，对工商业集团给予制度上的特别支持;另一方面，美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和调整以及军事力量的建立，都是以保护和扩大商人集团财产利益为核心目标的。在国家力量的庇佑和支持下，美国商人建立了自己的工商业体系，并开始投入到对世界资源的争夺之中，而这一过程与美国国家实力和政府权力的迅速扩张是同步进行的。　　在经历了商人集团控制官僚集团的漫长历史之后，尽管官僚集团的影响力从罗斯福推行“新政”以来已经得到大幅度提升，两大集团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商人集团在相当意义上仍然占据优势，美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仍继续扮演着商人集团保护人的角色。在当今美国，性质不同的利益集团虽然数目巨大，但真正能够决定美国国家政策的力量，仍旧集中于那些最有钱的、同时也是在政治决策过程中最有影响力的商业利益集团。奥尔森指出，在美国社会中，商业界拥有的利益游说团体数目最多。由于美国的商业利益通常集中于垄断性集团或企业之手，因此商业集团一般能够自动且直接地组织起来，并达成强化其共同利益的集体行动。面对其他利益集团组织松散这一事实，商人集团的组织程度之高显得格外突出，以至于“在华盛顿设有办事机构的众多集团组织中，它们所代表的利益没有一个比美国产业界更充分、更综合、更有效”。在美国，许多人对商业组织在美国民主中的力量之强大感到惊讶;由社会少数人组成的商界组织在美国政治中行使着巨大权力，这使得热衷于民主的人士困惑不解。美国的政策大多是商业集团内部不同的派别相互斗争、妥协，以及它们与官僚政府之间博弈的产物。商业集团影响公共政策以求最大限度地谋求自身特殊利益的途径，主要有六个渠道。其一是所谓的“旋转门”机制，即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穿梭交叉为利益集团牟利的机制。其二是选举。尽管几乎所有大型组织都宣称自己是非政治的，但几乎所有利益集团都党同伐异，力求通过政治捐款来推出能够照顾自身利益的政治家。其三是积极介入政府管制形成过程。美国联邦独立机构和各个内阁部门必须在《联邦文档》公布拟议的各项规章条例，并在它们正式出台之前欢迎所有回应。而利益集团具有迅速接近规章制订过程并做出反应的能力。其四是游说，即利益集团直接向国会议员或政府官员陈述其立场和观点以影响决策。其五是诉讼。当利益集团发现正常的政治渠道不畅通时，它们便会借助法庭或法官判决来影响公共政策。其六是劝说，即利用媒体、信件与宣传材料以及面对面交谈等，在选举期间影响选民，在其他时间促使选民与他们的代表保持联系。企业在这方面享有特殊的有利条件，因为其所有者和经营者拥有利用宣传机器的金钱。　　商业利益集团通过其成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简称PAC)，直接影响和干预美国的政治选举过程。PAC是完全合法的利益集团组织，它通过控制竞选捐助和直接游说来向国会中有权势的议员施加压力，以保护自身的利益。美国政治中流行一句俗语“：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一黄金规律导致PAC成为美国当今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商业集团通过PAC选择政治捐款的对象，并以此来支持或反对某位政治候选人。据统计，如今美国57%以上的政治捐款是由180 个PAC所提供的，其中近1/3的捐款来自规模最大的33个PAC。那些对选举起决定作用的PAC大多从属于商业集团。政治候选人争相谋取大型商业PAC 的支持，因为这些PAC的影响很大，其他PAC一般惟其马首是瞻，一旦得到它们的支持，候选人就容易获得同类PAC源源不断的捐助。对PAC经费的依赖使当选议员在国会的立法中通常把大的商业集团之利益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并经常根据这些集团的意愿来投票。对此，一位美国国会议员感叹道“：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简单事实，当大量金钱流入政治角逐场所时，大量的义务也就承担下来了。”一位愤世嫉俗的说客也无可奈何地断言“：企图让这个政治制度清除金钱的罪恶，就像制定一个让十几岁的孩子不得考虑性问题的法律一样……你需要的不是法律而是脑白质切除术。”　　通过政治竞选者对大型商业PAC的“朝觐”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商业集团控制官僚集团的一个缩影。美国各地的国会竞选者成群结队地来到华盛顿寻求PAC的捐款，这种朝觐仪式已经成为国会竞选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工商业PAC的政治战略家巴迪说“：差不多每一个(政治候选)人都要来到这里。”住宅承建商全国协会政治事务副主席贝克特也感慨道“：要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离开华府是很难的。”到华盛顿朝觐PAC的政治候选人不但人数逐年增加，而且其朝觐的时间也越来越提前。通常大选日刚过，着眼于未来两年竞选而进行的朝觐便开始了，随后这支队伍会“首尾相接地到来”。大型PAC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候选人的政治前途，也决定着现任议员或官员的政治命运。从大型PAC负责人不时透出的居高临下和不屑一顾的口吻中，我们可以听出美国官商关系的端倪。在PAC的办公室里，政治候选人和一个急于申请工作者面对潜在雇主时的紧张心情大致相同，因为那些可望成为国会议员的人若有上佳表现，将可能引起整个 PAC圈子对他竞选活动的兴趣;而一次糟糕的亮相则很容易把他挡在PAC金库的门外。他们必须努力“使PAC在为他们花钱时确信，他们是能战斗到最后胜利的人”。在一次对PAC的成功“朝觐”之后，政治候选人还必须动用各种手段，努力争取PAC圈子对他的竞选进程投以持续的关注。正如美国政府一位咨询专家所说，向PAC筹集捐款对政治竞选者而言，差不多已变为“一项不间断的公关工作了”。　　影响巨大的游说公司主要是设在华盛顿和纽约的二三十家“超级”律师事务所。随着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日益提高，社会对规章制度的需求也急剧增长，通晓相应规章制度及其形成过程者愈发显得重要。这些扮演游说公司角色的律师事务所不仅在法庭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国会和联邦机构中，无一例外地都是巨型公司 (如通用汽车公司、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杜邦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委托人的代言者。此外，成为超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是美国律师界的最高追求。这些高级合伙人普遍认为，担任公职是他们的义务。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艾奇逊、万斯乃至前总统尼克松均来自这些超级事务所。与此同时，许多超级事务所的创办人或合伙人就曾是政府高官或国会议员。担任过杜鲁门总统顾问的克拉克·克利福德在白宫任职五年后，在华盛顿建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他的第一批大委托人包括菲利普石油公司、加利福尼亚石油公司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等。甚至在杜鲁门离任后，他的生意仍然十分红火，原因之一在于他的密友斯图尔特·塞明顿还在担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生产军用飞机的大厂家麦道公司自然也成了他的委托人。由公职人员摇身一变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或说客，业已成为美国众多的政府官员、议员和政府与国会助理离任后的生财之路。在20世纪90年代，公职人员贩卖政治资本就已成为美国“最兴旺的一门行业”。近些年来，他们穿梭“旋转门”的频率急剧加快。从国会通往游说公司云集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K街的道路上人头攒动，这些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前公职人员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淘金热”。在相当意义上，国会俨然成为一个讨价还价的政治市场。在那里，议员们对各种利益集团的直接压力、利益集团施加给联邦政府各部门进而由后者反馈给国会的间接压力进行评估和调和，以便在立法层面上进行取舍，达成妥协。美国联邦政府和各级政府也为利益集团进行多重博弈提供了政治活动平台。　　官商勾结的最具戏剧性的场所，就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那个著名的、同时也是无形的“旋转门”。华府权贵们可能昨天还是受人民委托、保护国家利益的议员和政府官员，今天摇身一变就成为某个大公司的代言者。有些人甚至不等转过这道门就公然身兼两任———既是民意代表，又接受商业私家委托。大体而言 “，旋转门”机制可以被归为两类。第一类是由产业或民间部门进入政府的“旋转门”，这主要是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商业利益集团游说者进入联邦政府并担任要职。由于其特殊背景，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政策与管制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偏袒特定的商业利益集团。第二类是由政府进入私人部门的“旋转门”。其中又有两种情况：一为公职人员跳入薪俸丰厚的私人部门，并在新职位上利用以前的行政工作经验或政治影响为私人雇主在联邦政府采购和管制中求得收益，从而使受雇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二为政府与说客之间的“旋转门”，即离任的国会议员或行政部门高官效力于游说公司，他们运用在公共部门任职期间搭建的关系网和影响力为游说公司客户争取利益。概言之，商业利益集团重金收买公职人员、公职人员贩卖其政治影响，这两点构成了政治和金钱交易之渊薮的“旋转门”的基本特征。在当今美国，司空见惯且运转良好的“旋转门”机制为商人集团借助公共权力牟取利益的行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在这层外衣之下，利益集团凭借游说、收买或控制政府的手段来实现一己之私的现象或存在，深深植根于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被称作除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美国“第四权力中心”。　　美国经济学家们对政府管制和立法过程等进行了深入讨论，深入系统地把制度与政策形成之过程纳入了所谓“新政治经济学”分析。产生于美国经济学界的“寻租”理论和“俘虏”理论，正是对这一议题的理论总结。安妮·克鲁格最早使用了“寻租”这一概念。她分析了商业集团与政府之间出现“寻租”活动或形成租金的动力和过程。随后，塔洛克、托里森为这一理论提供了系统性的解释和概括。布坎南、本森等学者对寻租理论在美国的适用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就美国的经验样本得出如下结论：现代议会制民主政体由投票联盟支配，这类联盟往往受惠于大的工商业利益集团。如此一来，议会的多数就会向他们的客户集团提供歧视性的保护和优待，这种现象在美国被称为“投桃报李”(log rolling);“投桃报李”行为极大地助长了政治性再分配和“寻租”活动的兴起。斯蒂格勒等学者提出的“俘虏”理论和与之相关的产业组织理论，与寻租理论对政府与利益集团之关系的看法如出一辙。这一理论将政府看作利益集团的俘虏，认为多数管制政策是政府为满足利益集团的要求而制定的。政治代理人(政府)常常为迎合被代理人(产业集团)的要求，建立管制市场并限制市场准入机会，以此帮助被代理人排挤其竞争对手。在斯蒂格勒看来，没有什么政治领袖会与 “对所有人不偏不倚”的战略联姻。在实践中，他们始终奉行对不同产业或利益集团的歧视性政策。少量规模大、组织完备的产业集团在形成公共政策中起到主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美国政治决策过程。　　经济学家对美国贸易政策形成过程所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很有说服力，并极大地提升了对利益集团和党派政治的理论研究水准。早在20世纪50年代，戈登·塔洛克就明确提出了关税是利益集团游说之结果的观点。根据鲍德温的总结，分析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和贸易保护形成的政治过程———“内生贸易理论” ———的文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建立在经济学自利方法之上，即选民、利益集团和政策制定者都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二是强调选民和官员对社会福利的关心。相应地，经济学家提出了两大类贸易保护模型。第一类主要包括当权政府模型和政党竞争模型，其中，当权政府模型又包括需求方模型、供给方模型、市场竞争模型。在政治需求模型中，游说集团恳求政府以获得对自己有利的贸易政策。在政治供给模型中，政府利用手中的政策制定权去迎合不同利益集团以求获得最大的支持。这样一来，关税税率的选择可以看作一个最优化问题的解，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权衡从工业利益集团中获得的政治支持和由于消费者的不满而失去的选票。在政党竞争模型中，两个政党为上台执政而提出特定的贸易保护政策以寻求最大的政治支持。随后，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又提出了“保护待售模型” (protection for sale)。在政府和利益集团都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的假定下，该具有集大成性质的模型从贸易政策的需求方(利益集团)和供给方(政府)分析了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并且成为当今内生贸易理论的基础模型。第二类模型主要是一部分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提出来的，他们对经济学家的“自利”假定不满，提出了略有差别的模型。考虑到这些模型同样采用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即从行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出发，故从广义上讲，它们也可以看作内生贸易模型。总而言之，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逻辑，恰如戴斯勒所概括的那样：纵观大部分美国历史，那些特殊的商业利益集团的确起到了主导作用，贸易政策过于倾向这些商业利益集团的利益。　　当然，对美国政策施加影响的不仅仅是商业集团，还包括那些非商业集团。其中，以种族划分的利益集团占据着一个十分独特的位置。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就曾撰写长文，讲述了一个由美国犹太人组成的强大利益集团如何威胁利诱美国政府和控制舆论以制订偏袒以色列之对外政策的故事。另外，在某些人看来，美国存在着一个游离于政府和企业界两大势力之外、超乎集团与党派狭隘利益之上、以谋求公正无私和提高公共道德为目标的第三力量，即由大学、基金会、传媒精英及研究机构等组成的所谓“权势集团”。这些权势集团能够在追逐权力的政府和追逐利润的企业界之间起平衡作用。无疑，这些都是事实。但我们在此想表明的是，在美国的各种利益集团中，非商业集团通常处于次要位置或居于从属地位，无论它们多么有影响力，其影响力的主要源泉恐怕还是源自它们与商业集团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存在和活力往往是以为商业集团的赢利提供服务为前提的。　　三、以保护商业利益为根本的制度框架　　在利益集团和党派政治影响下，尽管受到基督教传统的熏陶，但美国的国家行为不可避免地要遵循商业原则行事。无论是统治精英还是各商业集团，其利益在具体层面上虽千差万别，但在大方向上却别无二致。他们在下述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建立一种以保护财产利益为目的，强调“有序自由”的宪政体制和政治、法律、经济制度。　　想要理解美国，似乎很难绕开那部带有传奇色彩的美国宪法。1787年出台的联邦宪法一直被美国人沿用至今，由此建立的美国宪政结构在随后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变化甚微。联邦宪法是一部令美国人引以为荣的、代表着“自由、平等和民主精神”的政治经典文献。事实上，这部美国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世俗圣经”一直充当着精英阶层私有财产的“守御神”。　　在订立之初，宪法更多体现的是那些为财产权利寻求保护的商业精英阶层的利益，其制度的歧视性或非中性比较明显，即它保障和拓展了动产持有者的利益，同时忽略了对不动产持有者的利益直接补偿。虽说具有非中性，但总体而言，无论是对动产持有者还是不动产持有者来说，宪法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代表不同利益的议员们之所以能达成妥协，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利益大体是一致的，由于他们对于主要问题的意见都是相当接近的。对此比尔德的评论具有经典意义：在各州批准宪法的会议上拥护宪法的领袖们，他们所代表的经济利益与费城制宪会议成员所代表的经济利益几乎完全相同;这些宪法的制定者和批准者们利用宪法为个人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牟取经济收入的同时，也把新政府建立在稳固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之上。他们争执不休和相互扯皮的，多是些涉及新政府机构的细枝末节问题。在麦迪逊留下的制宪会议的辩论笔记中，我们不难领略到这一点。　　制宪会议代表着那个时代少数最富有的美国人的利益。在宪法的制定过程中，没有一个会议成员的切身经济利益可以代表小农或技工阶级。在制宪会议的元勋中，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明显倾向于富人产权和贵族政治，坚决反对财产和政治权利的平均趋势。汉密尔顿的主要追随者是东北部的富商集团，他们被杰斐逊贬斥为“一伙人数不多，但财大气粗的党徒”。但是，这位与汉密尔顿在政见上势不两立的民主共和党领袖也同样认为，政治权利必须取决于财产的多寡。在绝大多数州中，只有那些拥有大量土地和动产的人们才享有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机会。那些“头戴假发、彼此默契的绅士们在秘密会议中操纵美国的一切事务”。在联邦宪法之下成立的中央政府为有产者的各利益集团所垄断，成为制定并执行对其有利的歧视性产权制度的权力和服务机构。　　在当时，联邦宪法首先是一份以抬高私有产权为目的的文件，尤其是投资在动产方面的权利，将会得到宪法的严密保护。财产权作为自由的保障，在宪法中应享有特殊而牢固的地位，这是制宪会议成员的共识。诚如汉密尔顿所言，宪法的神圣职责就是“对自由与财产的进一步保证”。制宪者们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进行了两个维度的诠释：一方面，私人财产先于政府存在，因此不能被政府任意掠夺和侵犯;在宪法赋予国会和联邦政府的权力中，没有一项是允许直接侵犯或限制财产权利的。另一方面，宪法授权下的中央政府随时准备“纠正由于民主而引起的困扰这个国家的罪恶”，并设法保护少数阶层的既得财产免受多数大众的干涉和危害。虽然一些欧洲国家的宪法性文献也表达了私有财产之神圣不可侵犯系由自然法则决定的理念，但惟有在美国，这一假说真正成为宪法的理论依据和大法官的判案准则，并在美国历史中的许多著名案例判决中得到贯彻。　　除了确立财产权利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外，宪法还将制定产权规则和实施产权保护的权力集中授权给国会和联邦政府。在对权力进行根本性重组后，中央的力量得到显著加强，各州的势力则予以大幅度的削弱。从邦联自治到联邦政府的转变，对工商业、海外贸易和货币领域的影响最大。几乎所有重要的财政、金融和商务方面的权力都从各州转移到国会和联邦政府手中。宪法明确授予联邦(同时限制了各州)的重要权力有：征税、战争、招募并维持常备军队、管理国内外贸易、铸造货币、保护工业、募集公债、开拓西部土地和颁发专利权等。对企业具有重大意义的条款是，禁止各州通过破坏契约义务的任何法律。　　在以上权力的保证下，工商业、贸易和信贷活动规则的确定性得到了加强：公债可以获得充分的清偿，国家信誉得以建立，国内的安定可以得到维护，同外国的贸易往来可获得安全保障，统一的货币可以降低商业成本，工商业可以得到扶植，企业的创新活动可得以保护，西部的投资事业可以获得保障。各自为政的邦联被宪法维系成为统一的国家后，市场规模的扩大将产生规模经济。集中的中央财政可以提供更为充足的公共产品，如统一的关税、资本市场、更强大的军事防御和扩张能力，以及跨州的公共运输工程等。而在公共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商人阶层将享受最多的收益份额。可以说，商业精英阶层的利益和目标几乎都融入新宪法中了;不但如此，他们还掌握着对整部宪法的解释权。宪法为美国建立了自己的重商主义体制，从而为与那些在当时同样奉行重商主义的欧洲国家展开更为有效的竞争铺平了道路。历经二百余年，美国宪法致力于保障商业和财产利益的性质并没有多少变化。宪法框架下的美国法律体系和司法实践同样遵循着财产和商业利益至上的原则。那些由总统精心挑选的、参议院批准的、为统治精英阶层效力的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先前大多是来自上流社会的富有律师。他们无论在思想意识上还是在实践操作中，几乎都不可能在贫富阶层之间保持真正的中立。1893年，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戴维·布鲁沃在写给纽约法院协会的信中曾公开承认这一点。他写到：“社会财富由少数人掌握，这是恒久的法律。”　　美国的政治传统同样具有鲜明的商业色彩和阶级歧视性。霍夫施塔特指出，人们通常以为，美国政治中包含有一系列特殊商业利益之间的冲突，例如土地资本与金融或工业资本之间的冲突、新老企业之间的冲突、大小资本之间的冲突，而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则未显出多少迹象，而实际上这种幻象掩盖了美国政治的本质。他进而揭示，美国政治上层的视界“通常仅局限于财产和企业的天地之中”;无论在具体问题上其成员的分歧有多大，但从大的政治传统来看，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个人处置私有财产和用其投资的权利、机会的价值、个人利益和自主、在宽松的法律限度内向有限的社会秩序的自然演化等，都是他们政治思想意识中的核心信仰或主要原则。在美国，从事政治的任务就是要维护这些传统，并不时对其加以扶持，对偶尔出现的弊端随时予以制止。政治传统的统一体超越了各种暂时的和局部的利益冲突，在霍夫施塔特看来，这正是理解和分析美国历史和行为的主要线索之一。换言之，在美国，具体的政治目标可能为适应不同时代和不同利益而发生变化，但其政治的核心理念，即保护商业利益并把利益集团竞争限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则万变不离其宗。正如津恩所评论的那样，美国政府的行为是伪装中立以维持国家秩序，它实际上只为富有阶层的利益服务;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平息和调解上层社会的争执、抑制社会底层的反叛，以此保持现行政治制度的长期稳定。　　高度统一的政治传统之特点有效地体现在美国的政党政治中。从属不同政党的政界决策人物对各种具体议题会各持己见，有时甚至尖锐对立，但他们在总的思想框架下又保持了相当的一致性，因而在竞选结束后他们仍然可以彼此合作。建国之初，以杰斐逊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党和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相互攻击、势不两立。然而，杰斐逊执掌国家后实际推行的政策，与当年汉密尔顿力主保护工商业和其利益集团的主张仅有微不足道的差别。霍夫施塔特看到，若用实践来检验美国两党各自的政治思想，则这些思想反映的“一致之处极多”，其体现在政策中的差异和分歧甚小，以致“根本找不出什么重大的争论问题”。美国两党所达成的主要默契在于，无论哪一党获胜，国家政策在倾向商业利益的原则和任何与之相关的重要内容方面都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动。1844年，民主党总统克利夫兰亲自向资本家保证“：我在位期间，政府实施的所有政策都不会对任何工商业利益造成损害。……行政管理权力从一个政党转移至另一个政党手中，并不意味着目前这种状况会受到任何严重干扰。”今天美国的两党政治完美地秉承了这一政治传统，其两大政党是“无明显阶级区别”的政党，它们的政治信仰在本质上都是致力于维护美国既有制度和有产阶级的既得利益。两党的上层精英人士在主要观念上几乎没有区别，并且职位越高，其区别越小，代表的是同一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只是在策略上，共和党更加立场明确地强调自己代表大企业家、金融家及投资者的利益，而民主党则喜欢把自己装扮成普通人、弱势集团和少数族群的代言人。　　表面上看，美国是一个“小政府”社会，其经济活动完全遵循自由市场的原则运转。然而事实却和人们通常的理解大相径庭。无论在其迅速崛起的历史中，还是在经济高度繁荣的今天，美国的政府一直通过它的权力和非中性手段，为精英阶级或各大利益集团做出重大贡献。扎卡利亚指出，19世纪80年代和90 年代，美国现代政府体制的形成导致联邦政府权力的进一步加强。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之迫切与国会寻求最高权力企图的崩溃，赋予了联邦政府更为集权、更少政治性且更具有理性的结构。19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已然可以绕开或迫使国会同意美国对外利益的扩张。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政府通过各种管制规章和政策，以及各种直接干预的方式，对社会经济起着更为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美国强大的自由经济制度与其同样强大的政府管制之间看似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其实并不然。管制与自由市场之间并非总是紧张的对立关系，有时情况刚好相反。在美国，强有力的政府管制正为其自由有序的市场经济提供了一种规范、保障和促进作用。奥尔森说明了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经济的繁荣程度，论证了国家兴衰盛败取决于政府对权力运用的效率。他还提出了所谓“扩大与强化市场型政府”的概念，强调了没有政府就没有产权、没有产权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分工与交换这一支配现代经济增长的经济学逻辑。拒斥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不只是奥尔森。其前辈弗兰克·奈特对“经济自由”亦做出了类似的评论：“古典思想家们似乎忘记了，经济自由是使用经济权力的自由，其内涵涉及从奴隶制到依仗对经济权力加以分配而奴役他人的诸多方面。……他们没有注意到，用权力获得更多权力的自由，涉及不平等的一种积累趋势。”　　关于“大政府”或者奥尔森所言的“强化市场型政府”与美国资本及资本界的关系实质，哈特和奈格里曾写下一段言辞刻薄、却又不乏深意的评论，我们借用它来结束这一部分“：当资本全球化的拥护者们叫喊着反对大政府时，他们不仅虚伪而且忘恩负义。倘若资本没有控制过大政府并使之为其专门的利益效力数世纪，它会怎样呢?而今倘若大政府没有大到足以发挥左右整个全球民众生杀大权的话，那么帝国的资本又会如何呢?倘若没有一个大政府能够印制钱币来生产与再生产一个保证资本主义权力和财富的全球秩序，资本又会怎样?抑或没有了争取生产性民众的合作的通讯网络呢?每天早晨，当全世界的资本家及其代表醒过来之后，他们不应去读《华尔街时报》上反对大政府的骂词，而应该跪下来称颂它!”　　本文节选自作者《美国行为的根源》(即出)一书的第三部分。限于篇幅,发表时删去了原文中的注释。欲阅读者,请与编辑部联系索取。编者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美国行为的根源》一书的其他章节阅读： 基于利益最大化的美国行为 美国行为的信仰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