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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下载地址：http://www.un.org/zh/development/hdr/2009/　　　　前　言　　概　述　　第一章 人员流动如何促进人类发展　　第二章 谁迁移到何处、何时、为何　　第三章 流动人员的境况　　第四章 对原住地和目的地的影响　　第五章 增进人类发展成果政策措施　　注　释　　读者指南　　《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概要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极不公平的。对于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搬离他们曾经生活的城镇、乡村可能是改善生活机会的最好(有时是唯一)的选择。人员流动对于提高收入、教育水平、个体和家庭的参与性，以及为孩子的将来提供美好的前景等方面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它的价值远不只这些，有权决定在哪里生活是人类自由的一个关键因素。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关于人口迁移的典型概况。水果采收工、护士、政治避难者、建筑工人、专家学者、计算机程序设计人员等近10亿人在国内以及海外流动。当人们开始迁移时，不管是在国内流动还是穿越边境线，他们也就开始了充满希望和不确定性的旅行。许多人迁移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更好的机会，希望把自己的才能与目的地的资源很好地结合起来，以使自己和常常伴随他们的家庭受益。如果他们迁移成功，那么迁出地和迁入地也同样受益。　　然而，由于流动人员的多样性以及各种法律法规，人员流动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复杂的问题之一。特别是正值全球经济衰退时期，这个问题显得尤为复杂。　　《跨越障碍：人员流动和发展》揭示出如何制定更好的人员流动政策，以促进人类发展。在分析流动对流动者本人、家庭以及迁出地、迁入地的大范围的影响之前，首先需要描绘人员流动的一些相关情况，即谁在迁移，到哪里，什么时候迁移，以及为什么要迁移。《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为政府部门提供了指导，即为了扩大人类的选择权和自由权，政府要减少对国内、国际间人员流动的限制。该报告主张采用切实可行的措施以改善流动人员的未来前景，这样反过来也会给迁入地和迁出地带来极大的好处。人员流动不仅对迁入地政府，而且也对迁出地政府以及其他部门，特别是私营部门、协会、非政府组织，甚至对迁移者本人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使人类发展与那些希望从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复杂的流动模式中寻求最佳方案的决策者的议程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批评了城市研究中的韦伯模式，通过对城市制度的细致研究表明在一个中华帝国晚期第一等级的城市中心中，存在着重要的社会力量，并力图尽可能全面展示这些力量与城市核心功能之间相互影响的面貌。－－HC

最近的一个采访。这个译本是略特翻译的，由他在本站论坛登出。鉴于网上流传的另一个译本完全语无伦次，为正视听，特地将此文在文章阅读这个栏目重新发表。在此发表时由本站编辑小组做了一定的缩减。

盛宁教授于1996年写的鲍德里亚介绍。

文章谈及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提出另外一个角度：海外华人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观察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然后对“现代中国”的概念做了分析，举出海外公共知识分子在不同阶段的四个“现代中国”概念。－－人文与社会::Humanities.cn

本文试图从分析目标管理责任制入手，探讨当代中国基层政权的运作特征及重大变化。

1998年之前，互联网的根一直是美国政府直接控制，2009年9月初步进入全球共同治理时代。但其治理仍然有很多问题，美国政府仍然有很多特权。一定意义上，互联网的"天皇"--根，仍然处于美国的实质且有效控制之下。

本文从农田水利上访行为中农民的国家观念角度切入，发现在农民针对农田水利问题的上访中体现得更多的是一种"求援"国家的行为而很少具有"抗争性"，而农民在农田水利问题上的国家观念正是农民采取这种"求援"于国家的上访行为的心理文化机制，从而进一步阐明了农民上访行为中的非政治化特征。

很多情况下，包工头自己也是一个工资和利润被拖欠的对象。在现代包工体制下，管理责任下放到包工头一级的做法将建筑工人推入了一种被遮蔽的劳资关系中。一方面，传统的社会关系，为劳资关系盖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工人的反抗；另一方面，遮蔽了的劳资关系像一剂慢性毒药，在资本贪婪的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不断腐蚀并破坏传统的社会信任体系。

日本记者俱乐部作为日本各大媒体获取消息的常规正式渠道。相当多的研究认为它是日本保守政治势力控制舆论的制度工具。但是，尽管国际国内批判不断，任何关于记者俱乐部的改革举措都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针对这一矛盾，本文提出，记者俱乐部制度并不只是反映日本政治单方面对舆论的控制，而是反映了保守政治势力与主流媒体之间的契约同盟关系

到高校任教五年了，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性问题有了初步认识，归纳如下。

难以启齿的事实是，在12月16日遭到侵害的这名年轻女性，比许多其他强奸受害者都要幸运。她属于极少数得到些微司法公正的女性之一。她被送进医院治疗，她的陈述被记录在案，数日之内全部六名强奸嫌疑犯悉数被捕，而且现在就以故意杀人罪被起诉。如此之高的效率在印度可说是闻所未闻。

2007年，我们编辑过一套"《读书》十年文选"，其中一本标题是《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一本是《亚洲的病理》。在中国周边所处的地域以及在全世界范围内，如何重构世界图景与历史图景？在我看来，这就是"文化自觉"的意识。

亚洲问题不仅是亚洲的问题，而且是"世界历史"的问题。对"亚洲历史"的再思考既是对19世纪欧洲"世界历史"的重构，也是突破21世纪"新帝国"秩序及其逻辑的尝试。

[原刊按语摘要]2006年9月28日，文化人类学席明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举办）邀请汪晖做了题为“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的讲座。讲座及对话全文录音整理，包括主持人的开场白、主讲人讲座及开放式讨论三大部分。

从机会平等、分配的正义和结果的平等、能力的平等、多样性的平等、国际主义的平等这五个平等为取向，对人民政协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形成一种综合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政治体制。我认为这就是人民自我管理和直接参政的社会主义民主。

由于"新穷人"常常拥有较高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水平，他们对于世界的想象与消费社会的运动密切相关。新产业工人的身份地位能否产生类似于19-20世纪工人阶级的政治自觉，至今仍然是一个争论中的问题，但广本汽车公司的罢工、富士康工人的自杀，还有许许多多新工人阶级的斗争显露着这个群体在改变自己命运的斗争中正在探索着自己的身份定位和政治诉求。

"新工人"与"新穷人"同是资本主义经济从工业经济向金融资本、从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过渡中的产物，共同构成了"穷人"概念的两面：前者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后者则是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伴生物。新工人群体在政治领域的沉默状态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迪拜一直作为连接印度、中亚、欧洲、阿拉伯半岛和北美的枢纽。它的奇迹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合作。迪拜的全球化政策实际上既在招揽世界前来迪拜，同时也让迪拜成为通向中亚和南美的门户。对东亚来说，尤其是对中国、韩国和日本，和迪拜的联系成为了一种贸易渠道，强化了海湾和东亚的互动，更进一步来看，将中亚加入联动

国家人口和计生委主任李斌最近撰文称，我国人口的再生产类型已经实现了从"两高一低模式"（"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三低模式"（"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未来五年每年新增老龄人口接近800万，第一个老龄化高峰已经到来，而我国传统的家庭生产、婚姻、生育和养老等功能都有所弱化。 据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之前国内外经济学家普遍认可的人口红利期结束时间提前了九年：从2020年提前到了2011年。如是，则我们可能已经错过了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时机，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乃至三五十年，中国财政的养老金财政支出压力将大大增加。 目前的欧洲危机从转向"三低模式"开始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今天的财政危机是从人口再生产模式向"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开始的。一方面，"三低模式"当然意味着社会安全程度更高，公共卫生水平更好，人民生活更有质量；另一方面，人均寿命大幅提高，生育率持续下降，低死亡与低出生叠加在一起，导致低增长甚至负增长。 养老、医疗、（鼓励父母们多生孩子的）正向生育补贴和教育补贴、失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开支的扩张，正是实现"三低模式"的财政后果。为了避免损失选票，西欧、中南欧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们普遍选择"高福利、低税收"的财政政策，国家财政体系的赤字运行获得了持续的动力，公债比重随着老龄化程度提高而加重。 1980年，西方发达世界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实现了向"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在西方步入老龄社会的第一个十年，1980-1990年十年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公债均值增长了14%，达到60.4%。第二个十年，到1997年，OECD国家公债均值升至71%。此后十年，到2007年，OECD国家公债均值升至75%，其中日本、挪威、意大利、希腊、比利时均超过75%，整个欧元区均值为74%，美国73%。随后发生的事情，大家都比较清楚了。 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来看，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成为压垮美国和欧洲赤字财政体系的直接原因。美国一直没有从经济衰退中复苏，而欧洲之所以成为此次危机代价最为沉重的牺牲品，也是因为其内伤实在不轻。 而日本公债多为内债而非外债，北欧国家则奉行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德国实为当今欧洲经济的动力引擎，尽管它们的公债比重也不低，但均没有出现美欧如此严重的财政债务危机和社会骚乱。 根据OECD 2011年9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我们可以将人口老龄化与欧洲财政危机关联在一起。经济放缓甚至停滞、失业率高企与"三低模式"相结合，持续拉高公债比重。根据这份报告，34个经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有两个原因，一是低生育率，一是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2005-2010年间，34个国家中已经有29个属于"三低模式"，平均生育率只有1.69，即每个女性平均只生育1.69个孩子。只有以色列、墨西哥、爱尔兰、土耳其和美国的女性生育率处在临界点2.1或之上。所谓临界点，是指每个女性至少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逐步扭转"三低模式"，渐渐走出老龄社会。 西方公债危机的历史教训 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都是西方国家的休养生息期：1920-1929年是黄金十年；1945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间，则堪称黄金三十年。这两个时期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为3.9%。两个黄金年代经济繁荣，作为政治补偿，民主体制向农民、工人、穷人、女性、黑人等持续提供各种经济补贴，其结果是社会开支逐年递增，财政体系长期赤字运行。 实际上，早有学者指出，公债与民主在西方世界始终相伴而生。1870年，几个主要西方国家处于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变的关键时期，当时这些国家公债占GDP的比重就已达到47.9%，其中财政高危国有两个：英属澳大利亚最严重为100.1%，意大利92%。此外，美国为43.9%，英国为40.2%。此时日本最健康，仅有0.6%。 1913年，西方世界公债比重已接近60%的危险值，达59.2%。西班牙、澳大利亚、法国都超过了66%，英国较好30.4%，美国最健康2.5%。1920年，各国公债比重均值上升至66.3%，大国中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均超过100%，分别为122.4%、132%、136.8%。1937年各国公债比重均值又飙至78.1%，英国为188.1%，澳大利亚153%，法国137.2%。和平终于没有维持多久，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残暴的自相残杀在西方世界拉开序幕。 从1870至1996年之间，美国在西方世界都是个特殊的例外，其财政状况相对而言最为健康。直到1997年婴儿潮一代开始大规模进入退休年龄，美国才步入公债危险地带，为61.5%。 扭转"三低模式"的困难 虽然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三低模式"带来的严重问题，但悲剧的是，34个经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率一直在逐次下降。从1975年算起，以每五年为一个阶段，从1975-80年的2.26这个恰当水平，下降到1985-90年的1.91、1995-2000年的1.68。经过二十年的老龄化折磨，这些国家也在想尽办法刺激生育，包括维持势必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颇受保守主义者批评的单身母亲政策。 然而，回头之路相当漫长，这34个国家的平均生育率在2005-2010年间才只增加到1.69，四十年后，预计只能增加到1.8，距离人口生育的最佳替代水平（2.1）还是很远。 与之相比，中国是在1995-2000年之间跌破最佳替代水平，为1.8。2005-2010年间继续下降至1.77。未来十年内会略有上升，2015-2020年间预计将升至1.84。此后五年只上升0.01，达到1.85；再往后的三十年，生育率将停止增长。 西方国家上述历史数据和未来趋势分析，对我们思考今天中国的问题颇有启发。我们可以发现，"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的确意味着我国改善民生、改良社会的成就和速度绝不逊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同时，从"两高一低"模式向"三低模式"的转变，意味着人口红利期极有可能提前结束。留给我们做出适当调整的时间已经不多。 因此，我们现在需要反思我们的一系列财政、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税收政策、生育政策、养老政策、适当调整退休年龄及其他福利政策。我们需要尽快做出决策、采取实际行动，扩展中国家庭传统的生产、生育和养老功能，为我们这个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口大国和文明古国设计一个可持续的福利制度，让我们的老一辈、我们这代人、我们的下一代都能够拥有相对舒适的退休生活、稳定乐观的心理预期和达观从容的生存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