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社会 - - 文章列表 - 全部

谭中不但是"Chindia/中印大同"的象征符号，而且是有血有肉的中印文明结晶，很少看到像他的文章那样把中印文化有机地结合。他是有"现代玄奘"美称的已故学者谭云山长子及事业继承者，从他们的活动中可见谭氏父子两代毕生为增进中印友好与了解的孤军奋战。

 内容提示：中国和印度，一边是龙的后代，一边是崇拜大象的子民，都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国,又是邻国，发展过程中有相似的轨迹。因此不光外人会将这两国拿来做比较，中印相互之间，也会特别留意对方的发展。而今年4月，正逢中国和印度建交60周年，凤凰卫视拍摄小组，专程前往这个虽然近在咫尺，但好像我们从未真正了解的印度，去追访我们曾经一同走过的路。 凤凰卫视4月17日《皇牌大放送》节目：龙与象--中印建交60周年纪实，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各位晚上好，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过去三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力迅速增强，外国对中国人的看法，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中国人的自信心不断提高，对外部世界也有了新的看法。中国和印度，一边是龙的后代，一边是崇拜大象的子民，都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国，又是邻国，发展过程中有相似的轨迹。因此不光外人会将这两国拿来做比较，中印相互之间，也会特别留意对方的发展。更何况两国在1962年还在边界上打过不小的一仗，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使得中印总是对彼此心存防备。而去年6月以来，在印度和中国的媒体之间，又开始出现了一些针锋相对的报道，使得两国之间的紧张气氛，逐渐升温。而今年4月，正逢中国和印度建交60周年，凤凰卫视拍摄小组，专程前往这个虽然近在咫尺，但好像我们从未真正了解的印度，去追访我们曾经一同走过的路。印度孟买市民：我知道中国是一个像印度一样的伟大国度，中国注定将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印度加尔各答市民：不怎么了解，我们一般在学校里都学印度历史。像人口问题，第三世界国家地位，所以这些问题的确存在，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支持我的国家。印度加尔各答塔坝华人区李万城（印度华侨）：我们塔坝华人区，历史大概100年左右。我姓李，名万城，李万城，我是1953年出生的，我是第三代了，我的爷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期间来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印度，中国人，华侨很少，我爷爷是因为我爷爷的亲戚，我爷爷的表弟，他把我爷爷从国内申请过来的，因为除了我们客家人在那儿，广东梅州市，其实那个地点是山多田少，有力无处用。所以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要飘洋过海。谢钢（印度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时候，一大批中国移民涌入了印度。李万城：以前回到那个初期，到处都是沼泽，很多池塘，到处的环境也非常恶劣，不像现在，现在环境也很差，但是比以前好得多。谢钢：比方说在加尔各答，有将近6万中国移民居住在那里，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商人，他们多数经营类似皮革、开面馆、轻工业或者其他类似的小生意。李万城：制那个牛皮为主，黄牛皮。产品是做那皮靴、皮带、皮包为主，我们有些华人自己加工，自己做皮革制成品，自己出口，销往到欧洲、亚洲国家都有，甚至中国大陆都有。好像那个成革销往到中国香港、温州、海宁都有，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好像我是第三代了，都是祖传的生意。我在这里土生土长，在中国人方面我可以说是中国人，跟印度人在一起我就是印度人，因为我跟印度人的关系也非常好，我们好像是和睦相处，好像印度人方面有什么困难，我们都互相帮助，互相解决。谢钢：追溯历史，我们对彼此已经留下了一些印象，比如说玄奘、法显等佛教高僧前来印度或尼泊尔取经。所以，如果你提起这些，唐代的经典文献中的那些佛教高僧们，比如《西游记》，你可以感受到佛教从印度向四周传播开去，并在中国各地乃至整个东亚的人群中，都造就了许多和谐的景象。 两次鸦片战争 使两国之间的关系紧张谢钢：1842年和1856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使得两国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由于历史上的英帝国雇佣了许多锡克族佣兵，他们是在英国军队，或者其他西方军队中的印度士兵，这也在中国人之间，造成了很坏的印象。因为这些人也同样参与了，中国领导层所指的“百年屈辱”。王宏纬（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研究员）：印度在跟咱们建交之前，当然跟国民党有联系了，比如说驻新中国的第一人大使赖佳文，他原来就是驻国民党的大使，当然一转过来就是当现在的大使了。蒋介石和尼赫鲁过去也有交往的，蒋介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作为远东地区的盟军司令，他曾经访问过印度，而且呼吁英国给印度以独立和自由，尼赫鲁也访问过中国，在1938年访问过重庆，而且在那里主要和国民党方面接待，但是重庆也有共产党代表。谢钢：尼赫鲁本来还想去，访问中国共产党，1935年长征之后的总基地。 抗战时期 印度医疗队柯棣华到中国 象征中印友好程瑞声（前任中国驻印度大使）：当时在1939年曾经亲自到中国，当时抗战的时候是到重庆去访问，他而且准备要到延安去，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说要访问延安，延安欢迎他去。但是后来因为1939年世界大战爆发，他又回国了，因为印度国内的政治问题很多，需要处理，所以没能够去延安，但是他和毛泽东主席都有信件交换。我在印度当大使的时候，在印度的尼赫鲁博物馆里面，还看到毛泽东的亲笔书信。王宏纬：所以尼赫鲁回去之后，就派了一个医疗队到中国来，到延安地区，像柯棣华，很有名的中印友好的象征，柯棣华。程瑞声：当时朱德总司令，作为八路军总司令写信，给国大党尼赫鲁主席，请求他援助中国的抗战，我觉得他还是很积极的。在印度召开了一些群众大会，捐助就是捐钱啊，另外就派了一个医疗队过来，一共六个人，其中有一位就是柯棣华。谢钢：因为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都参与了当时在中国境内的抗日斗争，比如说柯棣华医生，当接到中国方面写给印度国大党的信后，印度方面派了包括他在内的好几名医生去中国，以便为那些在抗日战争中受伤的伤员提供医疗救助。 二次大战后 中印两国开始走向不同的发展方向何亮亮：在二次大战中，中印两国在反帝反殖民统治的过程中，曾经相互帮助。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陷入内战，印度却在这个时期取得了独立，这两个亚洲最大的国家，随着自身地位和国情的转变，开始走向不同的发展方向。印度加尔各答市民：当我想到甘地，我就会想起一个老人，弓着背，手里握着一根长棍带着眼镜。他向世界证明了非暴力的方法是可以成功的，各种运动像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非暴力反抗运动，这些运动最终引导着我们走向了独立。1932年1月4日，印度国大党领导人圣雄甘地，发起非暴力示威，要求英国结束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印度加尔各答市民：激进的民族主义的确存在，很多人为了我们的国家，而付出了鲜血。最终，非暴力的运动，把英国人赶出了我们的国家。1947年8月15日，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宣告独立。1948年1月30日，圣雄甘地遇刺身亡。何亮亮：印度的圣雄甘地，是毕业于伦敦大学的法律系高材生，曾经担任印度国大党领袖，他为印度的几千年文明充满自豪，对现代主义却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比方说他反对英语教学，认为农村是印度社会的主体，对城市化非常抵触。我们在访问的过程中发现，现在的印度人对甘地虽然褒贬不一，但是有一点却是高度一致的，就是没有甘地带领的民族主义运动，就不会有印度的独立。而尼赫鲁，作为甘地生前的挚友和甘地主义的继承者，他对印度未来发展的期望和规划，大大影响了与邻国中国之间的关系。谢钢：当时尼赫鲁的目光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上面，也就是说，他用来投入国防的预算是很少的。因此，当你回顾1947到1962年这段时间，印度的国防开支是非常低的，因为尼赫鲁当时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发展社会经济上。当时印度仍然很穷，甚至今天也是如此，而这也就意味着，他必须通过外交的手段，来与中国打交道。王宏纬：你比如说尼赫鲁在接近独立的时候，写了一本《印度的发现》，就表露出这样的迹象，他说印度将来是不可能做二等国家的，要做有声有色的大国。从非洲的沿岸一直到东南亚这些地区，整个这个地区，印度要作为政治、经济的核心，中心地区。他认为中国不行的，中国人正在陷入内战，只有印度人来干这件事情。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中国进入内战时期。谢钢：1947年之后，国大党当时立即就希望能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么谁将统治中国呢？要不就是共产党，要不就是国民党，不管谁赢得中国的中央地区进驻北京，它就是新德里与之打交道的对象。俞邃（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1950年4月，中国和印度建立外外交关系，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谢钢：从1949年12月到1950年4月之间，双方进行了将近3-4个月的切实磋商，非常严肃的磋商。第一，就是关于国民党的问题，共产党领导着新中国，他们对于国民党留在新德里和印度的那些资产是非常关注的。比如说国民党在新德里有一间办公室，那之前是“中华民国”在印度的大使馆，因此中国的外交人员首先提出的一个原则。第一个问题就是，所有这些民的资产，都应该被转交给共产党方面。那么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问题，又该如何处理呢？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们都提出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这就在他们中间引起了许多困扰。那么在联合国的这个问题上，尼赫鲁政府认为，应该让新中国成为联合国的代表。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西藏问题。当1949到1950年间，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中国解放军已经在为解放西藏进行准备，他们派了几支部队到四川、新疆和青海，也就是传统所称的“安多”地区，并最终解放了西藏。传统上，印度与西藏，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不管是在宗教，还是经济等其他方面。从地理上，中国人没有一条道路可以进入西藏，如果一个中国人想要去西藏，他会先到加尔各答，然后到卡林彭，通过乃堆拉山口，最后才抵达拉萨。也就是说，他要绕一个大圈，这就是传统的路线。换句话说，中国以前对于西藏的实际控制并不是那么明确。王宏纬：尼赫鲁觉得过去有英国的干涉以后，有半个世纪处于半独立状态，就名义上是中国的，但是中央政府实际上管不了，尼赫鲁要把它继承下来。王宏纬：实际上麦克马洪线不存在的，因为这个所谓的《西姆拉条约》，是1913年英国就为了向中国扩张向西藏方面扩张，就迫使袁世凯政府同意举行，中英把西藏政府代表加上三方面的会议，在印度的西姆拉召开的会议。西藏当时就希望扩大西藏的管辖范围，西藏的目的是这个，但是当时英国驻印度总督麦克马洪来主持这个会议，他在谈判过程中，就把印藏边界线塞进去了，本来这个谈判没有这个内容的。当时这个中国代表本来草签的，但是国内人民群众知道以后，非常强烈地反对，因为这是丧权辱国的事情怎么行？袁世凯政府即使在那么软弱的情况下，由于群众，国内舆论的压力，都不敢同意这件事情，就下令陈贻范不能正式签字，所以这个条约根本不存在的。你看1950年，我们进军西藏的时候，印度着急了，我们进军西藏，它认为这是它的势力范围，怎么办呢？尼赫鲁召开了一个高层会议，就是研究如何对付中国进军西藏这个问题。在会上同意大家讨论，经过讨论一致同意，一致通过一个决议，要派军队干涉。派军队干涉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做出这样的决议了，做出决议以后怎么办？要执行啊，然后找国防部研究，派军队啊，后来国防部长就告诉他，现在由于在巴基斯坦，印度向外扩张，跟巴基斯坦争克什米尔，正在打仗，他说现在印巴边境上的压力，我现在抽不出军队来，一定要我抽的话，我就能抽一个营。后来一想这个情报局长一想，一个营，他心想，你去十个营也是白送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尼赫鲁改变了对中国的措施、策略和做法。谢钢：尼赫鲁政府建议，并立刻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双方从外交上都正式地承认了对方，那么中国和印度是应该继续讨论边境的争论问题，并清楚地对两国边境进行划界，但这个动作并没有发生。1950年4月1日中印建交，印度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何亮亮：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中印边界问题，实际上是三段边界，我们来看一下地图。这是西段克什米尔东部的阿克塞钦地区，由中国实际控制大部分，中段的喀喇昆仑走廊地区、藏南地区。藏南地区目前处于印度的实际控制之下，被规划成为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而把藏南地区与中国西藏其他地区，分隔开来的中印实际控制线，与历史上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重合。1949年没能得到解决的边界问题，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中印关系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上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达到鼎盛时期苏林德·裘德加（印度尼赫鲁大学社科院教授）：孟买是个商业中心，它同时也以自己的电影产业，宝莱坞而闻名于世。但是宝莱坞电影拍摄的是一种梦想，不是现实，它们并不真实地反映印度人的生活，而是反映了印度人所梦想过的一种生活。裴远颖（前任中国驻印度大使）：电影是看过，看的不多，就是大家都看到过的那些东西，拉兹之歌吧那个电影《流浪者》，给我的印象就是印度人能歌善舞。俞邃：而且那些歌曲啊，很长的时间，大家都会哼唱。其影响之大，可以说和当时苏联到中国的影片来讲，从那个风格上来讲可以媲美。程瑞声：所以这个是大概是上世纪50年代的叫做中印关系的鼎盛时期。俞邃：我记得很清楚，在建交之后，当时有传为美谈的，就是它的这个大使要拜会周总理，周总理说为什么一定要大使来拜会我呢？我也可以去看望他，所以周总理，当时去看望印度驻华大使，当时在国际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这是过去很罕见的，一个国家政府的总理去看望大使。程瑞声：毛泽东主席曾在1951年就曾经亲自到印度的大使馆去，出席印度的招待会，大概是国庆招待会，还发表了重要讲话，到现在恐怕也是很少有，目前国家主席还都是不去的，最多就是派副部长去。俞邃：尼赫鲁总理1954年来中国访问，我当时作为一个大学生，参加到机场去的欢迎队伍。周总理陪着尼赫鲁总理，从我们面前过，那种很亲切的、很诚挚的关系，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程瑞声：大概我们当时北京，可能有几十万人出来欢迎，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紧接着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4月份去回访了一次，也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有一次聚会就有上百万人参加，都很难想象那么大的规模。到处就是“中印人民是兄弟”，这样的呼声。程瑞声：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当时的中国刚刚解放，国际的观察是比较少。而印度呢，作为当时，已经不结盟的国家，它的国际来往比较多。所以在万隆会议上，尼赫鲁总理还是尽了很大的努力，把周恩来总理介绍给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而且周恩来总理发表一个著名的讲话的时候，尼赫鲁还亲自上台表示支持，说周恩来讲话是很有权威。所以应该说中印双方，在国际问题上合作是比较好的。何亮亮：中印两大国的人口，加在一起超过了23亿，占全世界人口的差不多40%，因此这两大国之间何平相处，不打仗不仅对两国的和平非常重要，对世界的和平也非常重要。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的时候，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得到了印方的赞同。一年之后，中印两国政府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式写入了双方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但这个原则却没能阻止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爆发。这令我们无法不去反思一个问题，在国际关系中，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平衡国家利益的需要和国际道德的标准呢？苏林德·裘德加：大概世界上任何一种宗教都能在印度找到，当然，最盛行的主要宗教，无疑是印度教，超过80%的印度人口信奉印度教。最大的一个少数宗教派别是穆斯林，大约占了13%-14%的人口，有些人说有15%的人口，还有一些更少的宗教派别，比如基督教大约只占2%。还有比如锡克教少于2%，还有佛教，在印度一些地区也是很重要的。谢钢（印度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尼赫鲁实际上是一位不可知论者，而不是彻底的无神论，他只是怀疑世界上是否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灵，一位上帝。印度是经常要举行选举的，你必须时刻与你赞同者进行对话，你必须与所有人时刻进行对话，那么作为政党的代表，你必须确保得到这些人的选票。而且同时作为国家总理，你也必须表现得有灵活性，哪怕他本人其实并不信教。谢钢：达赖喇嘛对于萨那的访问，以及他和印度总理的对话，这样一个沉重的组合，就在中南海激起了很大的反响。比如说，他们建好了一条道路，也就是喀喇昆仑高速公路，西边部分已经建好，通过阿克塞钦连接到拉萨。另外，中国共产党信奉独立自主的原则，所以他们就必须控制西藏，因此唯一的方法就是建设一条公路，以便将解放军部队投放到西藏，从而实质性地控制全藏。因此，在1954-1957年之间，他们致力于建设公路，到了1957年，这条路建好了。当阿克塞钦的道路建设完毕之后，尼赫鲁也开始感到紧张，并且开始执行他所谓的前进政策。王宏纬：前进政策，我又不是公开打你，你在那儿有岗哨，我在这儿也有岗哨。甚至我在你背后也建了岗哨，把你挤走。谢钢：这些都是用于军事用途的岗哨，分布在边界地区，他在东西两边建设了大约100多个这样的岗哨，而这又进一步引起了中国人的紧张。王宏纬：这是逼上梁山啊，因为印度不断地这样的蚕食，每天都在杀害我们的边防战士。边防战士据我了解，当时我有些熟人在部队上，火啊，气急啦，我们是干嘛这样窝囊，整天受人欺负，还不许开枪。他打我们，我们还不许开枪，这个战士们的不满情绪确实很大。1959年达赖喇嘛叛逃印度王宏纬：所以他这个达赖喇嘛跑到印度去，实际上印度是支持的，要不他在印度怎么会建立一个流亡政府呢？没有印度政府支持的话，他能干吗？谢钢：我想，导致1962年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西藏问题，是达赖逃亡印度导致的，在10月，战争终于爆发。在这之前不久，尼赫鲁在马德拉斯，当时还叫马德拉斯，如今改名为清奈，在那里发表了一个声明，说我们会摧毁中国，在那个地区的军事力量。王宏纬：这实际上美国的大报刊就讲了，尼赫鲁向中国宣战，这很明显的，命令已经下了，就是说印度军队随时可以向中国进攻的。所以当时世界轰动了，尼赫鲁向中国最后通牒，尼赫鲁向中国宣战。1962年10月中印边境冲突爆发谢钢：这很难说，首先，我们缺乏资料，来证明究竟是谁做错了，谁是首犯。穆什昆·杜贝（印度前任副外长）：这是国际管辖和建立国际关系的基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很多价值观，都在联合国宪章中有体现，我认为我们总是会需要国际秩序，一个法则，一个建立关系的方式。而这些恰恰提供了所需的基础，但问题就是当你处理一个复杂的问题时，就会有取舍，有艰难的谈判，而这些原则就可以作为一个向导，但仅仅凭借这些原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俞邃（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是，有矛盾的。常常我们这样讲，承认一个道理是一回事，根据这个道理来行为、来行动，常常有的时候有脱节的地方。程瑞声：我们在1962年的10月20号，就全面反击了，东线西线全出动了，就把印度打的是落花流水，把这个麦线以南，差不多的大部分的还是收回来了，现在叫藏南地区啊，那时候收回来了。但是当时我们的打仗的目的，不是为了争这块领土，而是为了要教训一下印度。谢钢：不过我觉得应当赞扬中国军方，他们的行动非常出色。重要的是，中国军方的目标是有限的，主要是为了清除尼赫鲁政府建立起来的那些哨卡、据点，这是他们的目的，所以当这个目前达到之后，他们就撤退了。程瑞声：打了仗之后呢，就把已经占领的统统地放弃了，而且退了十公里，还退了二十公里，那么印方当然，从此也不敢往前再推了。谢钢：实际从10月到11月是打仗的时间，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周恩来就宣布了停火。王宏纬：这次战争应该说是，当初打仗的时候，毛主席说的，有两大目的了，当时进行反击战这个两个目的了，一个是希望取得边境上的安宁，毛主席估计能争取30年的和平安宁，就算可以了。第二个就是希望把尼赫鲁吸引到谈判桌上，现在看来第一个目的达到了，基本上30年的和平。但是尼赫鲁来进行谈判，这个目的没有达到。谢钢：因为中国已经给印度上了一个课，因此是时候，显示出宽宏大量的一面了。那么1962年之后，第一，尼赫鲁在羞辱中下台了，因为他没能打赢一场战争。第二，到了1964，1965年的时候，他就因为健康恶化而去世了。第三，印度民众对于中国的态度变得更加敌对，因此没有进行边界谈判的可能。上世纪60年代中印两国关系陷入冰封时代何亮亮：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正处于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最重要的建设阶段，但又是艰难的时期。一边是苏联老大哥和中国的分歧日益明显，出现了中苏大论战，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国；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又席卷了整个中国，意识形范围内的斗争，一时间超越了一切。中印之间，和平虽然重新到来，但边界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两国关系也陷入了冰封时代。任嘉德（前任印度驻华大使）：我是在60到62，就是1960到1962年，我在香港，在香港大学学的中文，学了两年中文。因为从1959年，印度跟中国的关系已经不太好了，所以给外交官在中国的大学，比方说北大，给他们学中文，这样的机会很难。我首先到中国的是1965年，那个时候我在印度大使馆，我当了一等秘书。我呆了3年，从65到68年，当然你们都是很年轻，可能你们在书上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中国的情况是非常乱，因为有文化大革命。王宏纬：当时怎么说呢？战争以后，双方实际上开始进入了一个冷战时期，双方互不来往，印度大使，首先自己就主动回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等了他，我们还是希望继续有大使关系，还是有交流嘛，边境问题是边境问题，我们还是要发展其他的关系。后来等了一年，咱们看到印度大使不来了，说明他不愿意有大使级的外交关系了，我们的大使才回来。所以双方关系在冷战时期，关系就大大减少了，人员来往，经贸来往，都少了。谢钢：在50年代人们建立起来了这样一个印象，就是中印两国是亲密的朋友，但是怎么突然间就打起了仗？所有这些都为在公众层面提出反华的立场提供了前提，这在印度国会在1962年11月，所通过的决议中也有体现。在这个国会一致通过的决议中，印度明确地表示了，每一寸失去的土地都必须被收复回来，因为大家都已经有一种认知，那就是中国占领了我们的土地，因此这更像是在公众场合下的一种报复。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虽然赢得了那场战争，但是却失去了之后，很久一段时间里与印度的友谊。阿南·帕特瓦尔丹（印度纪录片《战争与和平》导演）：1962年与中国的战争，在边境上被中国人击败，这令很多印度人认为，我们必须要在军事上强大起来。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进行第一次核试阿南·帕特瓦尔丹：印度就更加觉得受到了威胁，我想，这大概是印度在1974年进行核试验的原因之一。1974年印度核试阿南·帕特瓦尔丹：印度在1974年，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而那之后印度政府宣布说，这次试验是为了和平利用核能，而不是来制造武器的。那时我才24岁，我给报纸的主编写信，因为我对我们所选择的，有核的这条道路感到害怕。但是我什么也做不了，除了做我唯一懂得的事情，就是把我所看到的拍成纪录片，所以我就开始到街头上去拍摄，拍摄那些人们疯狂庆祝的场面，庆祝我们成为超级强国，成为一个核武器的大国。不幸的是，这种场面在每一个制造出核武器的国家，或者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的国家中都能够见到，人们总是被误导认为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印度也没有什么不同，在许多地方，人们都在纷纷地庆祝。阿南·帕特瓦尔丹：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你首先制造了威胁，离你最近的邻居首先觉得受到了威胁，于是他们也纷纷做出反应，在几个星期内自然而然地，巴基斯坦也同样进行了一次核试验，这样双方的力量又彻底平衡了。人们这时才开始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一场反核运动就已经开展了。俞邃：印巴之间的矛盾历史悠久了，由于这个克什米尔的领土争端了，所以，这两个超级大国都利用了这个方面的问题，苏联跟印度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1965年8月初，第二次印巴战争，1971年3月，第三次印巴战争，印度与苏联签订了《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从苏联手中获得了坦克，装甲输送车和地对空导弹等武器装备。王宏纬：到1976年双方开始恢复了大使级关系。1976年中印恢复互派大使，1979年12月底苏联入侵阿富汗。谢钢：前外交部长黄华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在他的书中提到，他与英迪拉·甘地当时曾经在非洲会面，那是在多过参加的“不结盟运动”的亚非会议上。他见到英迪拉·甘地，并回忆说英迪拉·甘地，当时很认真地想要讨论关于拓展两国双边关系的问题，而令双方重新恢复接触的最大因素，就是苏联占领了阿富汗。印度对于苏联军队，前进到印度洋地区而感到非常忧虑，因此印度决定要向中国重新开放。而正好那时的中国，也对苏联入侵阿富汗一事感到担心，因此他们也决定向印度开放。于是当时黄华就建议英迪拉·甘地，两国应该举行一次会晤，甘地立即接受了这个建议。1981年时任中国外长黄华访问印度王宏纬：黄华外长访问印度以后，双方开始同意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这是有史以来印度政府第一次同意，跟中国进行边界问题谈判。 1988年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1998年印度核试2003年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王宏纬：从1981年开始，当然实际上毫无实际成就。谢钢：在1980年，邓小平会见了一些印度记者，他当时就表示，两国的边境问题就目前来讲，可以暂且先放在一边，留给子孙后代去解决。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不够，他同时还表示，中国和印度应该团结在一起，共同创建一个属于亚洲的世纪。印度与中国的相似之处何亮亮：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印度与我们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比方说地广人多，存在巨大的市场潜力，劳动力资源也非常丰富，再比方说我们都为各自几千年的文明而深深自豪。有浓厚的家庭观念，也都有喜欢存钱习惯。而在过去的30年中，这两个国家分别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尽管发展模式有所不同，但却在不同的领域都取得了让全球瞩目的成就。比方说8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就颁布了辅助电脑软件发展的政策，结果在1991年到2002年中的关键11年之间，印度软件业的年均增长率达45%。2004年这一数字达到了50%，印度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软件超级大国”。而在印度人仰望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印度也在以一种让中国人惊叹的方式迅速崛起。西塔拉姆·亚秋里（印共马政治局委员）：那时在1987年我陪同印共马的总书记，那个时候邓小平已经退下来了，他给我们安排了一顿午宴，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邓小平。在1989，1991，1992，1995，1998，2001年我都到过中国，所以大约每3年我就会去一次中国。中国的变化程度是动人心弦的，因为我经常去北京，所以我对老北京非常熟悉。但是每次去我都会认不出来，因为变化得实在太太大了，盖起了许多新建筑物。只有一个地方没有改变，那就是天安门广场和它周围的景观，除此以外的北京在飞速地变化。我记得在1987年的时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指着一张中国地图为我们讲解，他说，我们的改革开放先从南部开始，然后到东部，然后到北部，然后到中部再到西部。到2020年，我们就可以完成整个中国的改革，从2020年到2050年，整个国家就会发展成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会得到实现。我想如果你回首往事，令人惊讶的是，整个中国的改革进程，的确是按照这个计划进行的。每10年发展一个地区，我想这是人类的一个巨大成功。阿洛克·克里瓦尔（软件公司创始人兼执行总裁）：在2001年，我们的一个投资商邀请我们到中国来，并且在移动通讯的平台上，来运作我们之前在印度，所创建的网络竞赛模式。我们的反应是这太令人兴奋了，中国有非常可观的手机用户，而且国内国民生产总值也比印度市场高出很多。所以我们在上海开设了办公地点，很有趣的是，为了开设办事处，我们真的从孟买调了整整一飞机的人来到上海。中国和印度有很多相似和不同的地方，相似的地方就是中国消费者，和印度消费者的思维模式基本一致。最首要的就是人口特性，他们都是所谓的“30岁以下的国家”，一个拥有着巨大小于30岁的市场的国家，是非常难找的，所以这两个国家都有这个特点。第二点就是两国的国内国民生产总值还处于增长阶段，所以很多消费者喜欢免费物品，他们喜欢花上一些时间，从而赢得一些免费的东西，而在西方市场中时间对于他们而言比物品更有价值，所以这个概念就很难推销出去。第三点，所有在印度营业的品牌，在中国都有相同的运作，所以在那些跨国公司像汽车和金融业，他们的品牌所面对的挑战是一样的，那就是如何来熏陶消费者。所以这个问题在两个市场当中，都同样存在，很令人惊叹的是，我经常在做比较，北京就是德里，全都和政治有关的。甚至连它们的天气都是干冷清爽的，有一点雾气。孟买则毫无疑问是上海，是一个港口城市，很喧嚷，它有媒体，有娱乐，有一种做成大事的态度。我在1998年成立了这家公司，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些古怪和陌生的行动，我来自一个孟买南部的轻工业家庭。我想在1998年，印度内部发生了很多事情互联网突然到来，然后出现了一个叫做互联网连线的东西，由于劳工问题的腐败状况，那时我在我父亲的工厂里，觉得非常地沮丧。作为一个在年轻印度的年轻人，和很多人一起被束缚在一间工厂里面，这个状况令我非常沮丧。具体地说，我从前在印度总是看到很多的宣传广告，而这些广告的经营上大多都是国外的那些，大型跨国五百强企业。如果我可以这样叫它，我的聪明点子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已经做好的竞赛资料放在一起，做成一个网络版，叫做“竞赛赢家”。这就是这个网站的功能和原创思想，寻找那些已经做好了的宣传推广素材，然后把它们转移到互联网上，所以要得到注意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竞赛赢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保证。我们说，我们会去做任何传统广告业做不了的事，我们会创建一个量身打造的游戏，那就是互动，如果他们在一个竞赛上花上三到五分钟的时间，那么假设有两万人，每人花上两至三分钟，这样你就会有一个六万分钟互动时间的基本价值主张送到你面前。那么，老板先生，现在请你告诉我，如果要在凤凰卫视上，买六万分钟要花多少钱？迪内什·辛杜加（印度辛杜加出口公司创立人）：我用5千块钱开了第一家工厂，买了四十台缝纫机，我雇了50个人，那就是印度制衣业的全面展开。我在1971年时加入了我两个兄弟的行列，开始了这家公司，生活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快节奏的，非常忙碌的。我花了一辈子时间，从18岁到现在将近59岁，一直都在这个生意里。我从1979年开始，那时有两千台机器，截至至今，我有三万两千台机器，我从6间工厂，三千雇员开始，而今天我有将近五万人左右的直接下属雇员在这个公司工作。我们为名牌作高价值的时装。如果我比较中国和印度的生意，你会发现中国的零售商是，在制作许多初级的，像黄油和面包一样常见的品牌。如果他们想要做一些特别的东西，有很多增值的东西的话，用我的话说就是做蛋糕，那就得是印度了，这就是我们可以盈利的地方。除此以外，印度在产量上，一直都是非常的灵活，我记得中国曾经拒绝任何少于一万件的订单，那正好就是印度的。这个产业成长的时候，我们甚至很乐意做只有500件的订单，这就是小公司在这个产业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印度如果要把一个生意拿来和中国比较，那就很小了。因为整个产业在印度，主要是以个体户形式出现的，这些都是小型的，家族式经营的公司。我完全不可能和中国竞争，因为他们的规则是完全不同的，你们的政府给工厂补贴很多钱，这在印度是没有的。 2010年印度第4次试射“烈火3”型导弹 中印戒心再度提高何亮亮：今年2月关于印度的一则报道，引起中国人的极大关注，印度成功地试射了一枚射程超过3000公里，可携带核弹头的“烈火-3”弹道导弹。“烈火-3”是印度自行研发的，射程为3500公里的中程地对地弹道导弹，能够携带重达1.5吨的核弹头，其火箭发动机技术水平，大约相当于中国60年代开始研制，70年代研发成功的“东风4号”导弹，由于“烈火-3”型导弹，可以覆盖包括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的中国大部分地区。而又有媒体报道说，印度一位高官指这次试射是“针对印度北方头号敌人”，这使得中印之间的相互戒心再度提高，龙象之争似乎是愈演愈烈。互利互惠，和平共处固然是所有人的愿望，但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却时不时跳出来，引发一些新的纷争和误解。60年的岁月就这样在吵吵闹闹中飞逝而去，直到今天，中国龙和印度象，也还在艰难的互相靠近，尝试寻找一个远离战火的未来。谢钢：在2006年7月，青藏铁路通车了，现在这条铁路已经从格尔木，扩展到了拉萨，又将从拉萨延伸到日喀则，还有报道说它可能会延伸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到了2038年，还有另外的三条铁路将会建成，其中一条连接成都和拉萨，另一条从昆明到拉萨，还有一条则通往兰州。但是如果我们比较印度这方面，我们没有在喜马拉雅地区建造多少战略性的铁路或者公路。因此在印度就有一种看法，就是中国已经提高了它的军事后勤能力，而印度必须对此作出相应的动作。2009年3月26日印度军方担心中国在2017年之前发动战争印度斯坦报2010年3月27日印度第4次成功试射“烈火3”型导弹谢钢：印度成功地进行了“烈火-3”型弹道导弹的试验，它具有3000到3500公里的作战半径。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它可以打到北京，大连或者上海，那么中国的“东风21”或者“东风3”、“东风4”型导弹，这些早就具备了打到印度境内任何一个目标的能力。不管是战略目标，还是电子通讯目标，印度国防部的公关年度报告，曾经指出有几个印度城市是中国导弹，所指向的目标。战争一旦爆发，中国将使用核弹头，或者常规弹头来打击这些目标。苏杰生（印度驻华大使）：如果您问我，印度人民是否担心国家安全问题？是的，他们会担心，而且这些担心是完全合理的。谢钢：如果我是一位军方的官员，是陆军，海军或者空军的参谋长，我肯定会针对最坏的情况而做好的准备。所以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单纯地从军事角度上来看，双方都为核战争做好了准备，尽管双方官员都无疑会否认这一点。显而易见，这些不可能针对缅甸的，因为它是一个无核武器国家，这也不可能针对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它们没有一个拥有核武器。另外，印度也支持了《曼谷条约》，也就是在东南亚地区，保持一个无核地带，因此这样的部署显然也不是针对东南亚国家。这样一来，所有的推测都指向中国，这就意味着印度已经准备好了，与中国进入紧张状态。2009年4月1日印度演习报告震惊中国中国日报2009年9月16日媒体向中国宣战今日印度报穆什昆·杜贝：中印关系是我们的外交政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我们的安定，我们的繁荣以及我们在世界中的定位都和它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国内存在着对中印关系的不同看法，也是自然而然的。我相信我们的关系，完全不是那种需要惋惜的类型，我们进行得很好，这在我们的贸易进展中，有着充分的体现。自2000年起，我们的贸易额接近了3亿到4亿美元，而在短短10年内现在我们的贸易额达到了500亿美元。苏杰生：首先，我认为去年我们双方的关系由于某些媒体报道，而出现了一些动荡，这不仅包括印度媒体也包括了中国媒体。谢钢：比如说《环球日报》，它发表了一篇文章，称印度对于中国的快速崛起非常嫉妒，同时其提醒读者们不要忘记发生在1962年的那场战争。那么《环球时报》是相对自由的，比起《人民日报》来说，它具有更多的自主权。但不管怎么样，它无疑仍然受到中宣部的归管，因此不管它报道的是什么，这都经过了官方的认可，而它的这种宣传，也显然对读者们造成了影响。苏杰生：所以有时候媒体报道，不能够准且地和全面地反映事件的真相，没有，去年我们没有在边界上突然增兵。谢钢：重要的是，在1993年，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称为《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战争排除在解决边境争议的各种手段之外，这在1993年的协定中，是明文写出的就是两国不能为了解决边境纠纷，而引发战争。1996年12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新德里，进一步达成《关于在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谢钢：在去年6月的叶卡捷琳堡会议上，胡锦涛主席提议在中印两国之间设立一条电话热线。如果有问题，任何问题，包括核问题或者常规问题，在边境地区发生的话，他们只需要拿起电话，就可以讨论这些问题。将大事化小因此，这条热线的设立，能够有效地降低双方在边境上发生冲突的风险。2010年1月1日印度将在2020年超越中国印度时报任嘉德：我不相信这一点，因为我根本不相信是中国跟印度要竞争。中国有他们自己的长处，也有他们自己的短处，印度也是这样。所以比较起来我看都是很多西方人很喜欢这样写，而且在印度也有很多人这样写。不过2020年印度可以超过中国，这个我根本不相信。谢钢：与此同时，我们对中国也有一个正面的印象，那就是中国人勤劳刻苦，在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尽管有媒体的影响，但是不管怎样，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少数的精英层，这些人可能只占双方人口的1%而已，他们对彼此有清楚的认知。而另外99%的人则对于对方没有什么了解。任嘉德：去告知公众一切有关取舍问题的协议，在双方都满意的，最后方案出来之前，两国在边境地区都应该维持和平与安定，而且双方都应该意识到两国关系在很多其他领域里，都可以有进步这些是历史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有耐性。西塔拉姆·亚秋里：在解决边境问题的同时，两国的经济关系也将继续改善，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如今，世界的未来，越来越依赖高科技资讯技术，中国在硬体发展方面有极大的优势，而印度在软件开发方面十分有优势。现在，如果有中国的硬体加上印度的软件，这就是未来。如果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要实现这一构想，中国和印度就必须建立一个更紧密、更强大的联系。画外音：中国和印度还会再打一场仗吗？穆什昆·杜贝：不会的，我认为不会在这个时代发生。

在西方文献中, “现代性”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现代主义”、“现代化”等词都是一些歧义颇多的概念,这些词在词义上有时不仅互不相同甚至还完全相反,常常令人困惑不已,不知所从。本文以西方有关文献中的资料为基础,对这些概念的涵义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和辨析,试图厘清人们的分歧所在,为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这些文献提供某些帮助。

法学院的毕业生去做“村官”，这是近两年里的新鲜事，令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而喜少忧多。

在通识教育科引发的讨论中，不同的政治立场或互相批判，或吊诡地相互支持，构成了极为复杂的论述，也印证了教育改革其实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目标和理念统一的、可依单一计划安排的过程，而是各种相关的持分者在执行时结合多元纷杂的目标 /理念和细节的运作程序所衍生的具体效果（effect），或Foucault和Bennett所指的去中心（decentred）的权力操作和管治。

袁松：房头记忆如何可能？ ——大冶调查随笔 湖北省大冶市的沼山村属于鄂东南丘陵地区，该地区的村庄形成于元末战乱之后从江西到湖广的移民浪潮，各自然湾多为单姓聚居，湾子与湾子之间以田地相隔，同一宗族的不同支脉散布在附近不同的湾子里。在那里调查时，当地人强烈的村庄记忆与房头认同让人印象深刻，村庄政治与公共品供给都以此为中心而展开。举例来说，沼山村的刘通与杨文昌两个自然湾从明朝开始就世代不通婚，一直持续至今。这件事情最初的起因是刘姓的祖先通公当时的一个奴才姓杨，他后来从刘家离开搬到山里居住，繁衍出的子孙后代就是现在的杨文昌。这两个湾子一开始之所以不通婚，是因为不能乱了尊卑等级，后来渐渐地刘姓对杨姓就有了一种鄙夷的心态，认为他们是自己祖先的奴才生出的后代，而杨姓则对刘姓这种瞧不起人的心态异常气愤，坚决不与之往来。此后两个湾子在历史上又曾因山林地界和沟渠灌溉发生过一些纠纷，甚至发生械斗。民国时，杨姓一位读书人成了“区长”，这位出人头地的官员果然不负众望，他在任内让刘通湾的人受了许多虐待……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是，不到四十户人家的张伏四湾居然有两座正屋，相隔不过十几米远，一座的门廊处写着“伏四祖堂”，另一座则写着“伏三祖堂”。这个湾子的张姓有两个房头[1]，但这两个房头从不共用同一个正屋，而且连唱戏这样的集体活动也是分开的。这个事情的原因甚为久远，张伏四湾的一个村民说，300多年前他们的开基太公迁到这里时只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张伏四）妻子就亡故了，于是这位太公续弦娶了第二任妻子，妻子带来前夫所生的一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张伏三。也就是说，张伏三本来不姓张，改姓换来祖宗之后才叫张伏三。有趣的是，几百年后伏三与伏四的后人都说对方的祖先才是继子，自己的祖先才是正宗的张姓后代。当然，强烈的村庄记忆并不仅仅体现在中老年村民对村庄历史中一些掌故、传说的熟悉，更深层次的记忆还体现在以房头为基本组织单位的各种公共事务中繁琐的仪式，复杂的程序，古朴的用语，而且，村庄日常生活中的禁忌颇多，各种谚语特别是处理具体关系的歇后语、顺口溜非常完备；不仅如此，当地涉及民间信仰与习俗的集体活动很多，节日内容丰富。其中最为隆重的几种活动包括修族谱、接太公、唱戏、丧葬与祭祀。为什么在沼山村的各个自然湾中，农民的认同单位——房头会如此明显且不容置疑？为什么这个认同单位可以穿越数百年的历史延续至今？它的存在条件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仔细分析。 一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村民的房头意识产生于每年常规化的祭祀活动。同一房头的村民所祭拜的对象一致，顺序相同。开基祖生于故土，因而也埋葬在遥远的江西，山水迢迢，清明祭祀时难以顾及。而开基祖（也被称为始迁祖）迁居后在本地出生的第一代儿子，也就是各个房头的祖先，则埋在村后的祖坟山上。在每年的清明、七月半等祭祀的时节，子孙们都要从这个祖先开始祭拜，施以重礼。其它房头的祖先如果葬在附近，顺便祭拜一下，如果有一定距离，则可以不拜。而在本房头祖先之后的若干“太公”（爷爷以上即三代之外的祖先都称太公），由于人数众多且年代相隔久远，许多人的墓碑已模糊不可辨识，还有许多人的埋葬地点已难以记起，祭祀时难免有所忽略。当然，距离村民自身年代较近的祖先，记忆依然清晰，甚至音容笑貌仍能记起，在扫墓时也要去坟前一跪，以求心安。如此一来，在祭祀活动中，本房头的所有男丁都是首先去房头祖的墓前，然后又到最近四五代本房先祖的坟头跪拜。而房头意识、亲疏之感，也在生者与先祖的沟通中产生。至于这种祭祀的规则，一位村庄长老回答说：“哪里不是这样呢？没有第一个祖先就没有我们这里的这些后人。去祭拜一下（还记得的人）也不是为了什么，人死如灯灭，不求他保佑，就是觉得感情上好过一点。”为什么在祭祀活动中的后人看来，去祭拜本房的近祖心安理得，而其它房的先人则好像隔了距离呢？这里就涉及到人类普遍参与祭祀活动的一个根本问题：生者与死者阴阳两界沟通的实质是什么？其实阴阳两界是无所谓沟通的，人之所以能对一个死者的符号寄托情感，是在寻找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之同一性。过去的我与活着的死者曾经有过密切的互动，他/她的符号能够勾起现在的我对往昔生活的回忆，从而更好地定位自我，迈向未来的生活。简而言之，人们参与祭祀活动是为了在曾经与社会发生的互动中寻找自我的本体。在村庄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不同的房头就是几个不同的大家庭，他们居住在村庄的不同方位，房头之内互动更为频繁，[2]感情更加亲密。村民们之所以去祭拜本房的近祖，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与这些逝去不久的老人接触更多，情感积淀更深，而当这种自然产生的情感原则贯彻到祭祀活动中后就会强化同一房头的子孙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3]，加重彼此间的人情往来，这又会反过头来使得子孙的子孙们在祭祀活动中拜祭本房的祖先。如此循环往复，情感性的习惯在代际间的传接过程中慢慢变成大家默认的“规矩”，即使同一房头的后代们没有在村里集中居住也同样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反复操演。比如，在最典型的聚会场合红白喜事中，三服之内的亲房都有义务去帮主家干活，而且还要送礼；三服之外但同一个房头的亲人需要送礼，但不帮忙；不同房头的村民不用送礼，但会有一个长老被邀请；村中若有其他姓氏一般不用参加。在这样的场合中，族亲与姻亲是分开的，族亲是本湾子人，姻亲是外湾子人，外面的人是客人，送礼、吃饭、娱乐即可。而当远近亲疏的格局形成以后，送礼的内容、分量、方式也都成为一种公开表演，不再是个人之间的私事。[4]在丧礼等正式场合中，与主家关系不同的人穿戴的孝衣规格有所差异，站立、行走、坐下的位置各不相同，形成规整的秩序。类似的差序规则在相对封闭的定居型农业社区形成以后，会在各种不同的公共仪式及活动中操演，让参与到仪式活动中的个人受到规则的训练，而在沼山村，这种训练的最为显著的一个效果是强化人们对于房头的认同感。如前所述，尽管修谱、接太公、唱戏等活动的地理范围都超出了自然村，有的活动如修族谱跨越了省市，接太公与唱戏的开展范围是在同一个基层市场圈内分散居住的宗族，但是，所有这些活动最基本的承接单位与组织单位都是房头。同一宗族的不同支脉由于散居各湾，举办全宗族的活动时往往成本很高，因而频率较低。在涉及到全族的集体活动时，因为自然村内的各个房头有紧密的私人关系，于是各个湾子分配到的组织、联络、收款、运输等任务就落实给各个房头轮换承担，以便提高办事的效率，特别是从私人那里集资收款时，将公事转化为房头内部收款人与付款人之间的私事，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阻力。在这些公共事务[5]中，一些有公心、有能力、有魄力，性格正直刚毅的人物逐渐在实践中得到大家的认可，成为每个房头的房头长。[6]房头长的权威确立以后，本房头以内的纠纷、分家、移继、招赘等私人事务都会主动找上门来要他解决，当然，请他吃饭是少不了的，这是最起码的礼节，然而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其它的物质上的好处。在房头长那里，他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名声以及从中获得的自我实现感，而房头也因房头长们的自发追求而整合起来，形成了凝固了自我意识。 二在村庄社会中，地方文化的延续并不依赖成文的法令，不依靠人们对于各种明定规则的有意识遵守，而是靠身体自幼接受的习惯性训练。奥克肖特曾经区分过两种道德类型，一种是“对道德标准的反思应用”，另一种是“感情和行为的习惯”。[7]在前一种循规生活方式中，不仅规范或理想是反思的结果，而且这些规范和理想在具体情境中的应用，也同样属于反思行为；而对于后一种来说，此处的行为几乎等于没有反思，在一种生活情境中，不存在对选择的权衡，有的只不过是遵循自幼熏陶的行为方式。习惯行为和规范行为之间的分界线，取决于是否有意识地应用了规则，实际上，大部分的人类行为都可以用习惯来加以描述。也即是说，规范潜藏在身体的习惯中，人们在具体的实践中下意识地加以应用，当习惯改变时，人们也是在无意识的从众与模仿过程中改变的，他们不会去深究习惯背后掩藏的规则，去反思它的价值，然后再进行选择。保罗·康纳顿极具启发性地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记忆做了一个基本类型的划分，他把记忆（动词）分为个人记忆、认知记忆与身体记忆。[8]个人记忆是指生活史中的事件、经历，认知记忆是指一种过去获取的知识，如数学公式，逻辑真值等，身体记忆是人们具有的再现某种操演的能力，就像骑自行车、游泳一样。康纳顿非常看重身体记忆的作用，正是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使得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记忆的知识通过不断的仪式性操演来传承和维持。尽管行动理论的传统观点认为，文化通过提供行动指向的终极目的和价值来塑造行动，然而在具体的历史与生活情境里，文化更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工具箱，人们依据它来决定采取行动的策略与规则。沼山地区的房头认同之所以能够保持强烈的记忆，首先是因为村庄中单姓聚集的居住形态和早期生长史中形成的地方文化给村民们提供了一个以房头为单位的寻求生活意义与共同价值的集体行动路径，村庄社区的公共规则也以房头为核心向外展开。在年复一年的村庄生活中，以房头为单位的仪式性活动反复举行，它不断在实践中将各种象征符号与文化规则进行身体刻写，进而延续了房头认同。概述之，房头认同的传承和延续有两个核心要件，一是提供意义和行动路径的文化经验保持稳定，二是仪式活动的持续。意义/符号系统的稳定性与一致性能够激发仪式活动的继续举行，而仪式活动的保持能够反过来强化意义/符号系统在特定场域内的一致与稳定，延续人们对仪式性活动的行动路径特别是组织单位的认同。仪式是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可以使参与者在特定的符号系统面前体会到具有强烈的意义与感情，从而把共同的价值赋予操演者的生活。仪式（特别是丧礼和祭祀）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度的程式化，它刻意讲求形式、严格遵守成规，几乎会到呆板的程度，任何对仪式的变通都要经过非常正式的商议才能通过。正是严格的程式化使其正式、庄重、严肃，同时也使它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对过去的重复。仪式的目的往往是为了纪念，无论是纪念某事还是某人，其操演过程中的符号叙事都是为了表达和重申对过往者载附之精神的弘扬。人们通过参加若干场仪式，模仿他人的语言、神态、举止、姿势、观察前辈的组织方式、事务流程，体会具体情境中的感受和联想，便可以在不经意间完成村庄记忆的传递，而不需要下意识地强迫自己进行理解、背诵和练习。但是，如果仪式的意义指向已不明确，或者说人们只能够守住仪式的古老形式却对其符号的理解难以达成一致的时候，记忆的功能就要大打折扣，甚至连仪式的结构本身也会被慢慢改变。举例来说，沼山村的丧礼中有一种叫做“做斋”的仪式，在仪式举行的过程中子孙们要跟着道士在老人的遗体前转圈，亲友们围在一旁观看，意思是在黄泉路上送老人一程。现在我们往往只能看到道士们围在一起转圈，子孙及亲友们都不参与，连在一旁看热闹的人都没有，因为大家觉得“看多了，没意思”。而且，人们举行做斋仪式的动力因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举行做斋时尾随其后的子孙越多，队伍越长，表示老人越能够走得顺畅，它象征和表达的是一种“慎终追远、子孙绵延”的价值追求，现在尽管当地人仍有较强的生育冲动，但很少有人能够说清楚做斋是为了什么，村民们举行这个仪式时更多地只是为了争个面子：“别人有钱做我为什么不做呢，我家又不差，不能（因此）被别人看扁了啊！”[9]关于做斋仪式的知识以前是靠代际间的口述传承，尤其是通过准专业的兼职道士们的师传并向周围的农民传播，但经过革命年代的洗礼之后，有关这些仪式的内容在话语层面上都被指斥为封建迷信，特别是经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年轻一代，他们从学校老师和语文、思想品德及历史课本那里接受的观念都把宗族视为腐朽势力，把那些与神秘主义相关的，涉及死后世界的仪式看做不科学、不文明的行为。这些因素都使得村中仪式的意义指向逐渐被遗忘，而形式化的细节也有被简化的趋势。同时，如果村庄文化经验中仪式活动的行动路径因为替代物的出现而发生更改，则仪式参与者对行动单位的习得与传承也会渐渐失落。比如正文中讲到的熊文湾最近接太公的例子，领头的熊自皇老人充分利用市场，事先向商店赊购所需物品，省去了各房头的收钱事宜，事后他再用同宗族其它湾子的礼金来冲平账目。请客吃饭的方式同样做了变通，由于湾子小，精英人物在外打工，没有更多的时间回村应对，熊自皇老人舍弃了以往由各房头轮换，集中买菜、借餐具桌椅、吃饭的习惯，而是用了一种按户承包的办法，每户人家安排两桌客人，自己做饭自己招待。他这样做省去了很多麻烦，但却无意间把房头的行动单位抹煞了，而且把全湾公共的客人分配给每个家庭，成了私人的客人。笔者还在周边的其它村听闻了这样的情况，即由村中的一位在外经商发财的富户将钱垫出，然后将整个招待的事务包给镇上专业的厨师，由他带人、带菜、带工具、带桌椅过来，一揽子包干。在这些例子中让仪式活动细节中的行动路径发生变化的诱因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与交通的便利，作为替代性行动路径的市场机制越来越深入，以及随着打工经济的深入和村庄的贫富分层而使得村庄精英常年外出谋生，在村时间受到极大限制。最后，表达地方文化的仪式性活动需要足够的行动者作为支撑，抽象地说，一定的文化结构需要一定的社会形态与之对应，如果村庄的社会结构经常性地发生变动，则与特定文化粘连在一起的仪式活动就难以举行。比如在沼山村的深山里有一个简张湾，这个湾子在户口本上的统计显示有近300人，但实际上常年在村里生活的只有不到50人，因为这个湾子距离集镇太远（步行一个来回需要约3个小时），而且山路崎岖，运输不便，90年代的打工潮兴起以前，村民们基本上自给自足，与外界的生产交换不多，但在这之后村民们打工的收入多了起来，日常生活的需求依赖集镇的程度大为增加。特别是小孩读书的问题，以前沼山村的小孩多的时候，小学和中学都建在村里，此后随着学生越来越少，学校都集中到了镇里，简张湾的孩子念书就更加辛苦，尤其是遇到下雨天情况更加糟糕。湾里老人说，十多年前，这里的年轻人等到孩子要上幼儿园的年纪，就到镇上租房住，或者直接买房。现在，这个湾子陆陆续续搬走了将近三分之二的人家，我们在湾子里看到，尽管大部分的房子都是老房子，虽然没拆，但门前都是人头高的荒草。那些搬到镇上的人平日里在外打工或者做些小生意，他们散居各处，会聚极少。老人们在谈起他们的子女时都一个劲地叹气，说他们都忘了本，言下之意是她们身上的传统到儿女们那里留下的越来越少了。不断有人迁出的效果是村庄空壳化，村庄记忆失去了群体压力形成的传承氛围与身体的载体，而不断迁出的人如果是插入到陌生的地域而非集体搬迁，则这些迁出者就需要面对新的符号，新的规则，新的行动路径。在各种迁出者杂居的社区，他们各自的记忆没有强烈的一致性，而要等他们通过人情交换等总体性社会制度延伸关系网络直至形成地缘性共同体，产生信任与规则，又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就在这样一段时间内，又不断有人迁入与迁出，如此一来，不断变动的社会结构就难以孕育一种文化模式并进而通过仪式活动形成社会记忆。阳云云在安徽长丰调查时感觉到那里的农民对村庄的历史较为陌生，在谈及具体事件时缺乏线性的时间框架，而是一种模糊的周期性的概念。[10]她认为这与当地的历史中每隔十几年就要发生一次的大水灾使得那里每隔若干年就要发生一次规模较大的移民不无关系。我曾经调查过的湖南汉寿县的松村，那是一个多姓杂处，居住分散的聚落，村中没有异常明确的规范与禁忌，缺少公共的仪式活动，村民们对集体时代的社会主义新传统有较深的记忆，但却无法讲述更为久远的历史。松村属于洞庭湖周边的平原地区，五百多年前是一片沼泽，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有人迁居当地围湖造田，此后的几百年内又因为修建长江大堤湖水渐退而不断有来自外省的移民。也就是说，这些村庄的社会结构在历史上一直处于开放状态，直到建国之后才趋于固化。斯威德勒说，“在稳定的时期，文化经验与社会的结构化环境相互加强，而在不稳定时期则会随着新生的意识形态建立新的风格或行动策略。”[11]斯威德勒所说的稳定时期是指社会结构处于一种长期连续的日常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特定的社会结构能够使从中产生的文化经验保持生命力。然而现实情况是，村庄的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在历史中会以多种模式互相交叠，而简单同构的模式只不过是其中有限的个案——它只能在长期保持稳定的状态下出现，这种稳定使人们可以在社会与文化的罅隙处作出调整，使之继续严密，而在变动的社会中，两者之间的不连续性却是一种常态。 三社会/集体记忆不同于个体记忆的地方在于，社会的寿命比任何一个个人的寿命都长，研究记忆的社会构成，就是要研究使共同记忆成为可能的传承行为。而当我们思考农民认同-行动单位的村庄记忆时，同时也是在反思其认同单位的忘却机理。在目前的沼山地区，传统仪式中的许多环节及其蕴含的意义开始被淡化、被遗忘，举行仪式的动力因也发生了变化，但仪式中行动者的组织路径却依旧保持，并且被视为“理所当然”，前述例中的变通情况，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并不为其他自然村所效仿。然而即便如此，这些刚刚出现的变化却是集体记忆脱落和断裂的信号。人类是通过生产和运用符号以形成社会的高级动物，尽管客观世界纷繁无序，但人们却会在头脑中构筑普遍秩序的概念，并在现实互动中通过种种象征符号的运用赋予精神世界以秩序的实在性：上至神仙菩萨龙王土地老祖宗，下至帝王将相宗族房头大家庭，不同的体系在概念世界里俨然有序，而个人则需要则这个有序的概念世界里寻找自身的定位，获得本体性的存在，进而更加地强烈认同属于自己的层级，并赋予这个层级单位的象征符号以真挚的情感，并使他的“精神气质”与“世界观”[12]受到这些符号的潜在影响。文化作为一张无所不在的意义之网，是一个有序的象征体系，嵌入其中的人们依据它来解释经验并指导自身的行为，社会互动依它而发生；相对而言，社会结构是行为的形式，是实际上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互动的模式本身。尽管具体社区的文化从根本上说是被其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但是自从稳定的文化传统形成的那一刻起，它就会在无形之中对社会结构产生强大的影响。诚然，各地农村因为“传统”[13]的断裂程度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农民认同单位，但是为什么不同地区在现代性的不断冲击下与自身传统断裂的程度不同，速率不一？不同区域的农村对于自身传统的记忆能力是否有质的差别？换句话说，是否所有地区的农村都一定会朝着这种原子化的方向解体？是村庄社会结构的原子化导致了文化传统被荡涤还是传统被荡涤而促发了村庄的原子化？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开掘。 [1] 简略地说，房头是本自然村中的同族成员按照开基祖的不同嫡子而分出的根脉，如刘通湾的开基祖“通公”于明洪武年间从江西德安县唐溪乡南田村迁居至此，生下四个儿子，从此以后村里的刘姓成员便分成四个房头，而村民们从小就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房头。[2] 这样的格局在现在的一些小湾子中仍然可以看得出来。陈执生湾的一位老人说，我们湾里各个房头插花住的情况是土改后才出现的。[3] 访谈对象刘汉民说：“小孩子从小就跟着父母参加一些房头的活动（一般是赶人情），在五六岁的时候就会开始问父母为什么我们总是跟这几家走得近，父母会简单地告诉他跟我们最亲的人是哪些哪些。孩子们从小就会选择跟自己同房头的小孩玩耍，甚至有些人家附近没有同龄的小孩，他们也宁愿跑到住得较远的同房头的亲戚家玩耍而不是选择和邻居家的小孩玩耍。[4] 比如刘通湾的两户堂兄弟之间长期不和，但碰到其中一家的老人过世，另一家仍然要送重礼，“他们私人之间不和是私人的事，但这个礼却非送不可，（因为）大家都看着，你不送，让子孙后代都来学？”[5] 还包括建正屋、修牌楼，安排红白喜事等等。[6] 关于房头长的自然产生与卸任，前文已有交待，此不赘述。[7] 参见M. Oakeshott, Rationalism in Politics(London, 1962), pp61-69. 转引自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8]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9] 按照杨华的说法，“做斋”的宗教性动因变成了社会性动因。[10] 比如问访谈对象他/她是哪一年外出打工的，答案不是具体日期，而是在哪次大水跟哪次大水之间。[11] 约翰·霍尔等：《文化：社会学的视野》，第345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12] 借用格尔茨的术语。“精神气质(ethos)”涉及道德、美学与价值性的因素，如道德风格、审美格调及情绪特质等，“世界观(world view)”涉及认知方面，是对纯粹现实中的事物存在方式的描画，是自然、社会和自身的概念。[13] 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传统”这个模糊的概念很容易掩盖问题的复杂性，中国农村不同地区的村庄形态、文化传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巨大的差异，与国家政权的历史互动也存在着质性的差别，而这些正是中国乡村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海外人类学最大的不同。

“全国上卫星的电视台有六七十个，几大方言有一个台，对某一个方言区的人来说，只是几十分之一，这不会对普通话的普及推广造成阻碍。方言的使用，不应该只局限在私人场合。”2009年2月23日，重庆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官网上公开通报了6位执法部门干部和中小学校领导，原因是他们在“天天630”节目录制中未使用普通话。　　重庆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姚瑶告诉《北京科技报》，2008年，他们加大了对公务员在公共场合使用普通话的监管力度，开通了群众监控电话，并聘请了专门的监管人员。经过一年的监督调查，这是首次进行的公开通报。 6位被曝光人员违反了2000年10月颁布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9条规定：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和影视话剧演员、教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普通话水平，应当分别达到国家规定的等级标准。公务员在公共场合需要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此外，方言的使用只在执行公务，戏曲影视的艺术表现，教学出版与研究，以及国家级、省级广播电台批准等确需使用的情况下才允许使用。　　姚瑶说：“2008年以前，重庆市对于违反此规定的人员，都通过发函形式进行警告，由单位内部进行处理。不同的行业与机构，都有各自的处罚规定。例如在重庆新世界百货商场，工作人员在与顾客交流中未使用普通话，将会从工资中扣罚100元。”　　事实上，规范并推广普通话，不仅仅是重庆一省的决心。北京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每年都会对公务员、教师，以及播音主持人进行普通话测评。“2008年未通过评测的公务员人数占总数的1%，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报名参加语言培训班，或是私下纠正自己的发音问题。”该工作人员表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仅是一项规劝性的法律，目的是大力推广普通话，因此并没有严格的惩罚性条款，通常以警告的方式与单位负责人取得联系，在内部进行批评教育。　　不放松对普通话的监管，在很多专家看来至关重要。一位多年从事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者告诉《北京科技报》：“上世纪50年代，一个地方县委书记在进行汇报讲话时，经常会配有随从翻译，甚至还出现各省领导自带方言翻译的现象。这种借助第三方的沟通方式，让很多人觉得繁琐，也浪费了不少时间。”因此，从1956年开始，国家规定并大力提倡普通话。普通话的定义，可以具体拆解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然而，推广工作并非平步青云。截至2000年，根据全国普通话推广的调查显示，会讲普通话的人数仅为53.6%，另外接近一半的人仍然无从开口。这些人大多来自农村，以及少数民族地区。比如，在客家语地区，会说普通话的人数为46.36%；晋语地区会说普通话的人数也只有43.61%。　　在这位学者看来，于公共场合大力推广普通话，绝非强人所难，而是势在必行。“如果人们没有一个通用的语言，就会闹出各种笑话，阻碍正常交流。我听说过一位陕西人在北京乘坐公交汽车时，用10元钱买票。司机询问他具体的下车位置，他用陕西话说了句：‘建国门’，司机一头雾水地问：‘见过没？’此外，在小品创作中，也不乏一些基于语言不通的尴尬笑料：一位出售高压锅的女售货员在接待一位男顾客时发生了争吵。男顾客在检查高压锅的胶皮圈时用了地方话说：‘皮箍怎么样？’女售货员立刻生气的驳斥他：‘你想什么呢，跟屁股有什么关系！’”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作为推荐性的法律，对公务员、教师以及播音主持等具有传播导向的行业人员进行了公共场合的语言限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信息交流错误所带来的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和谐交流。”这位学者表示，在公共场合使用普通话并不与方言的使用形成冲突，方言仍可以在家庭环境，以及私人聚会等场合使用。　　不过，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的丁崇明教授却颇为担心。“凡事必有两面性，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势必会冲击到地方方言，没有那样完美的楚汉分界，二者已然进入因果对立关系。”丁崇明说，地方方言不光是一种语言符号，同样是当地人自我情感的一种表达方式。方言自身带有的地域亲和力，会迅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目前，99%的电视频道都播放普通话，很多年轻人都不会说家乡话了。据调查显示，在浙江中部的金华地区，6到14岁的孩子中，52.03%的孩子完全不会金华方言，能用金华方言进行较好交流的人仅占22.65%。普通话的普及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相反，方言在这种大环境中开始出现‘同化于普通话’，并逐渐消亡的状态。”　　“以我的家乡云南昆明为例，老昆明的词汇正在大批死亡，被普通话取代。五六十年代的许多常用方言词汇，从七十年代起开始迅速消失。比如，香皂用昆明话说是‘胰子’，小凳子则说‘马杌’，这些词汇已经死亡了。与此同时，鲜活多样的语言也开始变得单一枯燥。比如，昆明人在形容黄颜色时，会运用各种词汇表达。当一种黄色让人感觉不适时，称‘黄耐耐’；当一种黄色令人感觉舒服时，说‘黄生生’。此外还有‘黄爽爽’，‘黄窝窝’，‘黄焦焦’等，都有不同的语境。而普通话中，却只有‘黄颜色’一种表达方式。”根据丁崇明所参与的调查显示，在445个昆明方言单音词汇中，已经有82个不为新昆明人使用。“全球一体化正在势不可挡地蔓延，与之相应的‘语言一体化’亦在所难免，很多有价值的语言和方言都面临淘汰出局的困境。”丁崇明告诉记者，目前虽然有很多国际组织为了维护各国的利益和尊严，在国际会议中保留了语言的多样，但同样举步维艰。例如，欧盟把所在的27个成员国家的语言都作为欧盟组织的官方语言，相应的翻译人数已经超过2700人。“过重的翻译负担，和激增的人力成本，让欧盟也不得不开始寻找通用语言，来避免过度的消耗。”既然普通话的推行，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那么对于那些继续生存的方言来说，又当如何自处呢？丁崇明告诉《北京科技报》，国家可以考虑开设方言频道，发挥公共传播平台的力量。“全国上卫星的电视台有六七十个，几大方言有一个台，对某一个方言区的人来说，只是几十分之一，这不会对普通话的普及推广造成阻碍。方言的使用，不应该只局限在私人场合。一档新闻调查的电视节目中，被采访对象如果使用本地方言，不但看上去更加原生态，而且还增加了时效性，节目的可信度。与此同时，方言频道的建立，还会帮助很多年轻人在各种交际环境中进行语码转换，推进现代人的语言能力。”

过去二十年以来一个相当盛行的观点是，自由市场与民主的结合能够给第三世界带来改变，能够扫除与欠发达俱来的种族仇恨及宗教狂热。在这本书中，耶鲁大学法学教授蔡美儿通过她敏锐的观察与实地研究，出人意料地告诉我们，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接受了自由市场民主之后，实际上却成了种族暴力的牺牲品。

石剑峰：您是作家，但在过去一二十年，您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推动、参与各类社会运动，甚至街头政治。在您看来，影响1949年以来台湾社会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什么？蓝博洲：我目前还是统一联盟副主席，因为太多社会事务，影响了写作，但我的本职工作还是写作。这几年我参与的最重要社会运动是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历史的调查和平反。内战的悲剧、1950年朝鲜战争及其冷战格局，这些背景，决定了台湾1950年代后的发展，以及长期与大陆分离。"台独"派要搞分离，但结果肯定是没完没了的纠缠，包括战争危险，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我相信中国人有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方面，如果大陆了解岛内的历史、百姓的感受，也能比较好地做两岸对话的工作。大陆对台湾不了解，经常做错一些事情，特别是经常会找错联系人，怎么对台湾做统战工作？比如文学上余光中，然后被"台独"派利用。其实台湾在日据时期就开始有民主运动，只是中间被"白色恐怖"割断了，但也绵延不绝反对国民党独裁，只是后来被民进党接收。在日据时代，台湾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就已经有现代民主的观念。1895-1915年是二十年武装抗日，后来终归都不可能成功，殖民地台湾的有识之士开始用现代意义的社会运动反抗日本，也就是所谓文化斗争、议会斗争和工人运动，这也是民主运动，只是对抗的对象不同而已。这个时期有民主、民族运动。1928年，台湾共产党成立，因为台湾是日本殖民地，所以在组织上属于日本共产党支部，也属于第三国际，但实质上的关系和日共没有太多关系，反而和大陆的共产党关系更为密切。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对台湾殖民地相对宽松的政策转变为全面压制，这个黑暗期一直持续到《开罗宣言》，台湾反抗日本殖民运动就走向了光复运动，台湾知道战后它会回到祖国。1945年，台湾回归中国，但紧接着就是"二二八"。"二二八"让一部分台湾人的民族认同产生扭曲，有些人开始对国民党及其代表的中国有一种反感的情绪。但还有部分人从对国民党白色祖国的失望中，发现还有一个红色祖国，很多重要的知识精英和学生在那个时候参加了地下党。到了1949年，国民党就开始抓人了，一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重新支持蒋介石以后，他才敢全面肃清。而之前蒋介石只敢杀外省人。"白色恐怖"跟未来的两岸统一是有关的。今天的"台独派"，也只有这个东西，在历史解释上跟统派作斗争。"白色恐怖"指的是1949年到1954年那个时期，也是在那个时期所谓"中华民国"与美国签订协防条约，这也是两岸长期分离的历史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就岛内来讲，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把台湾日据时期以来的现代意义思想观念运动，统统消灭。蒋介石一来，台湾成为一片荒土。1949年后只要是留在中国大陆的作家学者，他们的书不能读，台湾以前的东西，也不能读。所以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人，除了那些所谓反动的材料和教条，很少有东西读。到了白先勇、陈映真一代，他们开始反叛。他们英文比较好，开始读西方的东西，同时他们也慢慢理解现代主义有问题，所以后来有了所谓乡土文学的论战。他们的反省影响了我们这一代，写作要关心历史和社会，要了解这块土地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对这段历史，民进党和"台独"派一直在制造一个说法，就是国民党外来政权对台湾本省人的迫害。这是似是而非，国民党对人民的迫害不只有台湾人，做历史研究你就会知道，国民党对所谓外省人的迫害更为严酷。石：但不少人会把"白色恐怖"与"二二八"混淆起来。蓝博洲： "二二八"是政府与民众的对立，真刀真枪地干，和"白色恐怖"是不一样的，但很多人包括民进党故意混淆了二者。"二二八"被大批的国民党军队镇压下去之后，台湾的政治气氛顿时为一片白色恐怖所笼罩。那些为特务利用，参加"治安维持队"的学生，首先遭到被屠杀的厄运。但光复初期台湾学运在经历了"二二八"后不得不暂时在校园里潜伏下来了，到了1949年春天，以台大和师范学院学生为主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把光复以来的台湾学运推到高峰。但紧接着，"白色恐怖"就来了，"白色恐怖"是思想上的反动和肃清，许多人什么都没做就被国民党杀了。民进党为了"台独"，片面解释历史，脱离历史，这样只能把台湾老百姓带上死路一条。事实上，"二二八"之前的台湾社会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始于1920年代，基本上，它是台湾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环。1921年10月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其主要成员便是学生。以1922年2月爆发的台北师范学校第一次骚扰事件为开端，日据下的台湾学潮从此正式开始。"九一八"后，因为社会空间的压缩，学运也暂时中止。而在这个时期，台湾人民的抗日民族革命运动通过1930年的雾社事件而联系了原住民的抗日运动，并得到中国大陆人民的支持，它不再只是台湾一地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而是纳入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部分。石：除了"白色恐怖"，1949年以来的台湾社会运动，大陆比较关注的还有台湾的社会民主运动。蓝博洲:1949年是白色恐怖，之后是1970年代的"保钓运动"。地上是"保钓运动"，地下也有很多小的政治组织反对国民党，比如成功大学学生串联，后来都关起来有判死刑。"保钓运动"从海外到岛内，都有参与。再之后是"乡土文学"论战，是对"保钓运动"的延续。"乡土文学"论战影响了一批年轻知识分子，他们从西化转向认同本土、乡土。但"乡土文学"论战果实后来被国民党瓦解，被民进党利用。民进党人并没有参与"乡土文学"论战，因为这是要坐牢杀头的，后来他们把"乡土"扭转为狭隘的地域性排他性本土。再后来就是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这其实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国民党在台湾第一次公开审判政治犯。公开审判的结果是制造了一群政治明星包括陈水扁等，紧接着就成为民进党的夺权运动，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运动。"美丽岛"也成为民进党后来执政的道德基础，他们把台湾民主运动的功劳都归于这些"台独"派名下。石：在台湾社会民主化运动进程中，自由派知识分子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蓝博洲:我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要是学者教授，他们站台面的比较多，主要工作是声明联署，但做一线政治斗争的工作都是基层人士。举个例子，龙应台《野火集》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国民党开明派看到社会已经这样，他们通过媒体支持这个论调。《野火集》里面的问题，大家早就都谈过了，没有新的东西，更没有什么新的思想，但她就变成了名家，成为华人世界的代言人。殷海光他们的影响基本在知识界，他们当然也遭到国民党迫害，但同时别忘了他们也反共。我年轻时候也读他们的书，但影响不大。年轻时候受到李敖影响很大，给我一种勇气敢于反抗专制，但再后来呢？他也没有武器了，只有反抗而已。反抗的对象呢？他自己都不知道。台湾社会的结构是什么？由哪些人组成台湾社会？他的所谓不公平是如何组成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当时并没有提供答案，他们拿的是西方标准，并不一定对社会现实有用。所以我后来更推崇陈映真，因为他对台湾社会有分析。石：在台湾民主化以后，台湾的社会运动是不是也随之衰弱了？蓝博洲:这是在所难免的。台湾在1990年代以前的各类蓬勃兴起的社会运动基本上都是民主化运动，但后来各个阵线运动都被民进党收割了，转为民进党政治资源。1986年民进党成立，1987年解严，一直到陈水扁当选，台湾民间的民主社会运动被收编。既然成为民进党的工具，那么传统的社会运动萎缩就不可避免。而且像陈映真、南方朔等人，基本上就是知识分子，不参与社会政治，所以在地方上并没有所谓代言人，自然而然噤声。只剩下零星个别的年轻的团体，我们老运动员也不能浇冷水，叫我们免费演讲可以，但没有那个劲，不像我们以前搞社会运动有一个很清楚的针对性。劳工运动都还有，但在两岸政治和全球资本的现实下，难以运作。比如你对郭台铭搞劳工运动，那他就把工厂迁到大陆去，这就马上又成为一个两岸议题。"台独"派就会马上吵起来，说大陆收买台湾资本家。所以台湾的独特性在于，目前的任何社会运动经常会归结到"统独"问题，这是最主要的矛盾。"统独"矛盾不解决，很多朝野问题没办法解决。这个时候你就会清楚看台湾问题。那些民间社会运动组织和个人被收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不具有政治自主性，那么在国民党和民进党之外，是否还有第三方力量呢？这个第三方力量就是左翼传统。台湾大多数劳动阶级的声音和政治诉求团体，最后把政治诉求都寄托在民进党的民粹主义上。为什么这样？台湾左翼传统完全断绝了，也就是白色恐怖时期，统统消灭，左翼彻底薄弱，只有陈映真他们维持了一点传统，这样的声音在台湾太弱小。只有这样的声音大了，才有真正的反对力量，因为两党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只是一个要"台独"，一个要"独台"而已。而且在台湾的左翼运动中，内部也有分歧，有些人只谈左不谈"独统"，像我们是既讲左又谈统，所以我们被说成北京的官府派，这是认识上不同。一般人甚至大陆的学者，对台湾民主有一种不实际的期待和幻想。那个选举就是金钱游戏。有一个财团支持我，我一定当选"立委"，但我也一定要为财团服务。陈水扁参选，谁来支持他？长荣集团。支持你干嘛？政治为经济服务。但你坚持搞"台独"，而长荣要做两岸航运，那肯定把你给抛弃。长荣一定是"台独"吗？不见得。-- 蓝博洲先生1960年出生，苗栗客家人，在辅仁大学就读时，曾通过杨逵、陈映真等人触及社会思潮，原本想从事小说创作的他，在搜罗资料时读到"二二八"的相关文字，引发他寻访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他以小说进入台湾文坛，但这二十多年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台湾历史写作，致力于揭露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采访与写作。他耗费大量时间，亲身探访1950年代白色恐怖历史事件亲历者，从堆积如山、庞杂冗繁的资料中整理人物的命运线索，一步一脚印地建构起那些被历史遗漏的片段，接连发表了《沉尸、流亡、二二八》、《幌马车之歌》、《日据时期台湾的学生运动，1913-1945年》、《白色恐怖》、《寻访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作家身影》等报告文学作品。通过历史写作，用历史真相反驳"台独"派的历史合法性。写作之外同时拍摄相关的受难者电视纪录片的制作。在调查写作的同时，蓝博洲还参与各种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甚至曾参选苗栗"立委"。 

巴扎与清真寺在空间上的浑然一体，是伊朗社会两大重要保守集团联姻的写照。清真寺常常在巴扎拥有地产，不少巴扎商人从清真寺租店铺

2011年2月9日至13日，世界社会论坛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这也正是埃及社会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我们也就此与出身埃及的著名理论家和社会运动的组织者萨米尔·阿明和其他埃及知识分子进行了多次交谈和讨论。这里发表的文字是根据与阿明先生的两次谈话记录整理而成。（人文与社会：《环球时报》刊登了缩写版，此为完整版）

萨米尔·阿明（萨米尔·阿明 埃及著名经济学家，第三世界论坛主席） 迈克·哈特（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主任，《帝国》合作者之一） 保罗·卡恩（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律与人文"教授，耶鲁国际人权研究中心主任） "9·11"过去十年，后"9·11"时代，这个世界更不太平。曼哈顿双子楼倒塌之后，接连垮掉的还有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至今在消耗美国。战争之外，美国负债直线上升，金融危机令美国经济雪上加霜；美国之外，他的重要盟友欧洲多国面临着更多经济难题和社会问题，债务、移民、就业甚至社会安全，都折磨着政客们的生命。阿富汗和伊拉克康复的如此缓慢，而它们的邻国正在酝酿变革，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多国政权更迭。对于西方世界，这是失落的十年，但对于中国、印度、巴西等国正在悄悄的改变着世界格局和经济版图，他们在将来是西方的盟友还是竞争对手？面对后"9·11"十年的世界乱局，早报记者分别专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主任迈克•哈特和耶鲁国际人权研究中心主任保罗•卡恩三人，一起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由于他们各自不同的政治、学术立场，面对共同问题，他们都给出了迥异的解答。 东方早报："9•11"已经过去10年，在你看来，10年前的这场悲剧从哪些方面改变了美国和世界？"9•11"是否也可被视为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萨米尔·阿明：回答这个重要问题，我们首先要去看看美国在过去这些年的敌对目标有哪些，这些目标又是如何被笼统归结为"恐怖主义"。美国一系列军事行动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武力统治这个星球。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只有通过武力，他们才能保证并维持美国及其盟友欧洲、日本等国家的经济统治地位，并主导世界经济秩序。没有武力恫吓，他们就没办法压制某些新兴国家的崛起--比如中国，他们自己也没能力不依赖其他经济体独立发展经济，这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争没有关系。对于新兴经济体，美国只希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适当的位置，至少能有效控制他们，成为他们经济发展的傀儡。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控制这个星球上的资源供应国。要想这么做，除了武力别无他法。 问题随之而来，恐怖主义是什么？恐怖主义是他们树立的敌对战略目标。因为恐怖主义给了他们以保护的名义，持续对其他地区进行武装干涉和军事干预。事实证明，对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华盛顿的态度经常是暧昧不清的。别忘了，他们曾经支持过塔利班以对抗苏联，他们曾经称塔利班是自由战士；别忘了，他们曾经（或者现在还支持）支持中国新疆的分离分子，华盛顿也称他们是自由战士；别忘了，他们支持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美国人也称他们是自由战士。在很多方面，美国从来都持双重标准。他们常常一方面支持宗教极端主义者的武力暴行，另外一方面又以保护安全名义进行武装干涉并从中得利。利比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9•11"的到来，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这是一个绝佳的理由入侵阿富汗，然后是伊拉克。还记得吗？为了给入侵伊拉克一个理由，美国人甚至说伊拉克政府支持恐怖主义。那是弥天大谎。就算到了现在，美国政府还在世界各地寻找恐怖主义的蛛丝马迹，然后利用他们。没人知道"9•11"到底是怎么会事情，对此事依然疑点重重。我不是说，"9•11"可能是个虚构的故事，我想说的是，布什先生很乐意得到"9•11"这份大礼。你看看他在得知"9•11"后的那张脸，我们都能从他脸上读出这么句话："哦！终于来了！"我知道华盛顿那些人需要"9•11"。仅过一天9月12日，他就悲痛宣布要用军事力量保卫美国，打击躲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敌人--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他甚至公然宣布："我才不管什么国际法！没什么地方我不能攻击。"等等。所以，"9•11"对当时的美国政客来说就是个好消息，这是个称霸世界的好机会。这就是我的坦率回答。   迈克·哈特："9•11"恐怖袭击毫无疑问是一个历史性转折，整个世界从很多方面都在那一天改变。但"一切都已改变"的喧嚣声又被证明，这又是错觉。这次恐怖袭击，后来被布什政府和美国内部的右翼势力所利用，以达到他们称霸全球和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目标。10年过去，这一野心被证明彻底失败了。我们再次面对复杂、令人抓狂的世界秩序，世界秩序又回到了"9•11"之前。我常希望布什式的军事信条和美国全球霸权梦想都能彻底完蛋。但事实上没有人真能说："彻底完蛋！"你们应该记得，在许多恐怖电影中，当你认为怪兽马上就要彻底完蛋的时候，总有另一只魔爪从坟墓里伸出再次让你恐惧揪心不已。 布什主义和美国单边主义（这也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另外一种名称）10年前就已经死了。布什主义和美国单边主义的破产，不是因为美国换了一个更加仁慈和品德高尚的领导人，而是因为美国没有能力再那么"单干"了。美国已经不再具有称霸世界的军事势力、经济能力、文化和政治力量了。现实是，美国的那种政治妄想早已经失败。尽管如此，这也没能阻止布什政府力图复兴美国霸权，为此美国在之后几年中像打了鸡血似的制造了一系列可怕场面和灾难。 今天，在经历了过去几年一系列军事和经济失败后，大家都该清楚（包括美国人），美国的单边主义是一个可怕的幽灵怪兽，它消灭的不仅是其他国家人的生命，也包括我们美国人自己。但是我又怀疑，经历了"9•11"后的10年，美国政治体制内的这种破坏性力量是否真的减少了。让我们希望，那些信仰单边主义的人能改邪归正。让死亡埋葬死亡。   保罗·卡恩：过去十年，美国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包括政治决策，但是最重要最深刻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安全感的消失，洋溢在美国社会中的乐观主义--对个人和家庭未来的乐观--也没了。冷战结束之后有一段时期内，整个西方世界有一种巨大的情绪，认为他们取得了20世纪最漫长的战争的胜利，在西方普世价值为基础的全球秩序下，未来经济必将不断扩张。但"9•11"后，美国人才发现，他们的后院和国土在安全上有巨大弱点，整个社会充满无休止的冲突和个人风险。没有地方是安全的，没有一个时刻是可以松懈的，也没有人知道冲突何时终结，那就意味着我们再也无法回到那个乐观主义的转折年代。 毫无疑问，"9•11"是历史性转折。"9•11"之后，安全问题戏剧性地成为美国头等大事。美国利益受到挑战的风险不再是一种想象。暴力危险来自个体行动者，常常是那些松散的跨国网络组织。这让人不断想象那些冲突场景，恐怖主义的嗡嗡声针对的是世界范围内每一个个体。   东方早报：经历后"9·11"十年，世界并不因此更加安全，是否如此？ 萨米尔·阿明：事实是，世界更不太平了，比"9·11"之前更加危险。因为这些年，美国人以反恐的名义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战争和武装干涉。 保罗·卡恩：经历后"9·11"十年，世界并不安全。我认为不能孤立看待"9·11"之后的伊拉克战争，它的背景是伊朗问题，因为对美国来说，伊朗迟早是个威胁。阿富汗的未来，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还很难看清模样。但更重要的是，发生在阿富汗的暴力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全世界很多人和组织想象。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个人的暴力行为，其危害性可能甚于有组织暴力，比如在挪威发生的惨剧。  东方早报：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后"9•11"的十年也是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衰落的十年？谁又能重建世界秩序？中国、印度、巴西还是俄罗斯？ 萨米尔·阿明：对于这个问题，我只想谈谈新兴国家在未来世界秩序中该怎么办。在技术领域，像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新兴国家，只要它们愿意，就完全能不受西方控制、独立研发出自己的技术。这是新兴国家的目标之一，它们的另一个目标是和发达国家平等地获得资源，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要用军事力量保护资源、阻止中国从苏丹和利比亚获得石油的原因。总之，这将是一连串漫长的战斗，新兴国家必须结成政治联盟、共同和西方较量、向西方的军事控制说不，这样才能够赢得胜利。这是一场政治的战争，我认为由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参与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明白这一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金融为基础的全球体系进行重组；这个体系目前是由美元主宰。我们还要抑制现有的国际军事体系，这同样是一场漫长的战斗。我们或许可以建立区域化的体系，比如上海合作组织就可能在亚洲建立这样的体系。新兴国家要保持警惕、不能抱有幻想，如果它们认为自己能加入美国、欧洲和日本组成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抗其他国家，他们就会犯下巨大的错误。新兴国家的唯一出路是加强和其他南半球弱小国家之间的合作，从而减少帝国主义三巨头对于他们的控制。从政治层面看，这一点是最为根本的。 迈克·哈特：我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的另一位作者，意大利学者）在《帝国》一书的基本假设是，早在10年前，不仅是美国还是欧洲民族国家，他们都已经没有能力去主导新的全球秩序了。我们说，帝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进入了历史的坟墓。今天，每个人都很清楚，也就是如你所说，美国和欧洲民族国家无论是他们联合起来还是各自为政，都不经不能有效主宰全球秩序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国家能对全球秩序发号施令，还是有国家能拿着警棍对其他国家说三道四。而中国，它当然也不会统治世界，俄罗斯、巴西或者印度都不会。 我们的观点是，如果将来还会产生新的全球秩序，它也不再是由某个民族国家来主导--就像以前的帝国主义。相反，我们认为新兴力量的组成将是多变的，不对称的。民族国家当然还是重要的，但为了维持现有的全球秩序和保证资本主义利润，它们不得不与其它新兴力量合作，包括跨国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跨国公司、傀儡国家、媒体、非政府组织等。我也把它称之为新的帝国形式。这种帝国模式，这种权力网络正在形成中。 保罗·卡恩：在全球秩序由谁来主导这个问题上，我不认为西方在衰弱，而其他地方在崛起。要说西方在衰弱，这还言之过早。政治和经济的改变看上去比以往更加迅速，那些一向稳定的地区也开始动荡，但这不是发生在欧洲的故事，而是中东。我们去看看拉美，过去几年那里发生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东方早报：如果回顾过去十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全球霸权一度因为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达到鼎盛，之后因为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和金融危机，又迅速衰落？但这是真相吗？ 萨米尔·阿明：美国的经济衰退是不争的事实，但这轮衰退不是1、2年前开始的，而是从30、40年前就开始了。尽管如此，到现在还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美国成为霸主，无论是德国还是整个欧洲都不行，因为美国的霸权不仅仅是经济的霸权，还有军事的霸权。美国仍然是我所谓的"联合帝国主义三巨头"--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领袖。 迈克·哈特：正如我之前说的，后"9•11"时代美国霸权的扩张，在我看来是一种幻象，美国霸权作为帝国主义势力的一种表现形式，事实上在后"9•11"时代一直在衰弱，这才是真相。但吊诡的是，美国尤其是美国霸权的衰弱才意味着美国的重新崛起。这看上去有些矛盾，但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国家的衰弱和崛起。很明显的是，美国没有能力再次充当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角色，他的军事，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都没能力去这么做。它甚至在国内事务上，很多方面都无能为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是在衰弱。但是，美国全球霸权的衰弱恰恰为美国社会的再次繁荣创造了环境，军事预算可能削减，更多钱可能会用于美国国内问题上，美国社会中的军国主义文化也可能会削弱。美国全球霸权梦失落了，美国社会平等的政治环境倒可能由此催生。但这一切谁都不能保证。 保罗·卡恩：你说的都对。帝国总是断言他们能超越他们的极限，但最后总会收缩。走得太远总会产生太多政治和经济问题，这就是美国在过去十年碰到的麻烦。这需要公正分析。美国至今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贯穿美国历史的就是，美国从来都有强烈意愿去使用他的力量。   东方早报：过去十年，除了"9•11"，这个世界还经历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欧洲的移民问题、金融危机、中东民主革命、西欧各国的街头暴乱等等。这些事件之间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吗？ 萨米尔•阿明：它们之间当然有联系，但也并非是前因后果关系。这个世界处于危机之中，但这并非始于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这是一个体系性的危机，它潜伏已久--资本、垄断资本都是危机的基因，而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则加深、加重的危机。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于，一次又一次的泡沫，而资本的原始积累或者掠夺又需要泡沫。2008年金融危机的起因是房产泡沫，再之前是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往前推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资本主义体系没办法丢掉经济泡沫的梦魇，而最大受害者永远是普通人。经济危机是资本运作所产生的问题累积爆发，而要克服危机，唯一方式就是加紧对其他国家的控制。 资本主义的第一次系统性危机是1873年的经济危机，持续时间长达7年。经过那次危机，资本和生产资料更加集中，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走向了垄断资本主义。市场和原料生产更加全球化，结果也就是工业化国家对殖民地的争夺。那次危机后来被克服了吗？从长时间段看，在那次危机之后，全世界经历了几十年的混乱、战争和革命，直接导致了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催生了俄国革命；但这并没有结束，紧接着是1929年的大萧条，随后就是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结果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在我看来，从长时间段看，这些历史大事件都是小事，都在为1873年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做注脚。这些事件都是对危机的回应。在那个时候，资本主义的危机不能由什么G7、G20、G30来解决，而是在力量平衡的改变中得到回应，无论在国际层面上、还是在各国社会关系的层面上，都是如此。我们现在正在重走这段历史，这轮危机开始于1971年，几乎刚好是一个世纪之后，资本做出的回应也基本相同：加强垄断、推行全球化、发展金融。这么做的结果就是金融危机以及对全球的军事控制。在这次阿拉伯革命之前就已经有革命了，但我不把它们称作"革命"，因为它们不是俄国或者中国发生过的那种革命，我把它们称作"革命性的进步"，仅此而已。这个过程始于15年前的拉丁美洲，始于巴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它也蔓延到了亚洲，蔓延到了你们的邻国尼泊尔。然后它又蔓延到了一些阿拉伯国家。当然了，这一场场革命在各个国家都是不同的。埃及的进步性比较大一些，因为埃及人有意识地要求自由、社会民主、社会正义、收入再分配、民族独立。在其他国家，这些诉求就不那么清楚了。不幸的是，在利比亚，这个过程不是革命性的进步，只是武装叛乱，无论是卡扎菲还是叛军都只是武装力量。目前上台的新政权在武力上不占优势，没有北约的轰炸，就不可能获胜。美国在利比亚的目标不是石油，因为它已经掌握了大量石油，它的目标是建立军事基地。美国想把目前位于德国斯图加特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非洲，非盟拒绝了这个要求，这就是为什么非盟对的黎波里的政府不予承认的原因。不要忘了，那个新政府的过渡委员会主席穆斯塔法•阿卜杜勒•加里尔，就是当年判处保加利亚护士死刑的那位法官。他可不是什么民主派，他是个罪犯，卡扎菲还在2007年任命他做了司法部长，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待到今年2月，他是看到大势已去才离开卡扎菲的。 迈克•哈特：许多人都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带来了整个世界根本性改变，就像"9•11"一样，但这些都是错觉。资本主义再次危机，那是为什么？只是因为资本主义总是处于危机之中。一次次，一些人更富一些人更穷。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很多人天真的认为，政府可能会放弃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专向某种形式的凯恩斯主义，或者至少会对银行和金融机构加强监管。很明显的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了这场经济灾难，可是如今新自由主义依然主导着美国政治和经济，它带来的毒害更甚以往。如今在北美和欧洲，最流行的口号是削减社会福利项目和政府开支，以此削减国家债务。从这个方面看，金融危机并没有改变西方社会，只是使西方社会一次次加深矛盾和灾难。 过去十年，或者说后"9•11"时代，改变世界的并不是"9•11"本身或者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是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抵抗运动的兴起。比如，过去十年，在拉美，社会运动已经成为社会改革和鼓舞人心的社会资源，这种社会运动可以是和政府的改革对话，也可以是反对它。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突尼斯，埃及，叙利亚的社会起义，美国本土威斯康星的社会抗议，以及发生在希腊、西班牙和英国的社会暴乱，这些都为我们提出了新的政治命题。这些社会运动中，很多都打着这样的口号"我们不要为你们的危机埋单"，他们挑战的不只是新自由主义，也对民主社会提出了新要求。如果你真想知道哪一种全球秩序是可能的，先去看听听这些社会运动发出的声音。他们为未来的全球秩序提出了某种可能和暗示。   保罗•卡恩：从深层次看，我并不认为它们之间有何直接联系。房产泡沫和银行危机能怪罪于"9•11"吗？同样地，欧洲的移民问题并不是因为"9•11"。早在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兴起之前，欧洲就已经面临严重的种族主义问题。而从表面看，这些事件之间似乎有一些联系。今天的政治决策处理的是一个又一个危机。在很多人看来，许多事情已经失控。这使得许多人希望回到过去，似乎这是最简单的答案。 我认为，在"9•11"后为了应对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阿拉伯世界的那些独裁政权因此获得喘息的机会，他们的统治也因此延长了好几年。一方面，美国和其他国家对这些政权予以了一定支持，另外一方面极端主义者对这些国家社会安全的威胁远甚于西方国家，所以那里的人民希望政府的保护。但现在发生了变化，那里的人民最终要求政府满足他们的各种权益，所以变革的渴望不可避免。   东方早报：在后"9•11"时代，美国和欧洲最大的挑战来自哪里？伊斯兰极端主义？债务问题？移民还是其他？ 萨米尔•阿明：现在，西方列强除了军事干预之外，已经想不出什么应对挑战的办法了。他们已经没有了经济上的对策，拿债务问题来说，他们无法甩掉债务、减少债务，因为债务对于垄断金融资本也是有用的。当垄断利润和超额利润无法投入经济发展，它们就必然会投入债务之中。说希望减少负债什么的全是谎话，他们已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美国应该停止军事干预。我们必须动员美国国内的进步民主势力以达到这个目的，这一点十分重要。欧洲现在是美国的盟友，欧洲的民众必须明白美国是不能支持的。中国则应该有个清晰的策略，要和南半球的人民和国家结成联盟，不管对方是印度、巴西这样的新兴国家，还是暂时弱小、但前景光明的国家。 保罗•卡恩：所有这些都是。我们面对的不再是简单某一个问题，也没办法回答哪一个挑战更大。当然，西方目前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使得国内政策提高到国家安全同等重要位置。但所有这些都是不可预知的。一起严重的恐怖袭击可能马上就转移了我们的焦点。   东方早报：你个人生活有没有因为"9•11"而发生改变？ 萨米尔·阿明：我的私人生活没怎么受影响。我一直是支持社会主义、支持亚非人民解放的活跃分子，始终是如此。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呢？那些人对于宗教的理解都是最反动的，他们的运动不是宗教运动，他们组成的是反动的政党，躲在宗教背后，操控宗教。在埃及有两个对立阵营，一个是进步民主阵营，其中包括年轻人、社会主义政党、民主政党和商贸联合会。另外一个就是反动的阵营，包括支持穆巴拉克的反动资产阶级政党，以及穆斯林兄弟会。 保罗·卡恩：最大的影响是在机场。然后也影响了我的学术生涯，我的好几本著作就是关于暴力（如《神圣的暴力》）和罪恶（《走出伊甸园》）。 

一这几年来，媒体的维权政治在操作技术上越来越成熟，一个又一个暴力拆迁导致悲剧结果的事情被推进了公众的视野。面对媒体上完全是一边倒的批评，各地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一级的基层政府几乎没有做过多少反驳，以沉默承认了他们自己理亏，而这样的事情往往都以引起政府高层注意、地方政府被责令改正的结果告终。同样的事情反复上演，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在公众中形成了一种"凡是拆迁都是强拆，凡是强拆都应该反对"的印象。在这种背景下，宜黄基层干部"宜黄慧昌"能够在宜黄市委书记、市长双双遭到撤职的情况下，还能挺身而出，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媒体上对宜黄市的做法的批评，所需要承认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这样的做法也是应该得到尊重的。但他的回应不但未能引起媒体上对拆迁的更广泛讨论，只是招来了一轮比之前更猛烈的批评。最让人惊讶的是，作为最大的官方媒体的新华社不仅没有支持基层干部的这种积极性，反而在众多媒体中率先发难，几乎是以最严厉的口吻批判了"宜黄慧昌"的"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的说法。面对种种压力，原本打算在网上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讨论此事的"宜黄慧昌"最终不得不在网上发出"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原定与网友交流的计划不得不取消，而"宜黄慧昌"也就此销声匿迹，再未在网上出现。按照常理，新华社、《人民日报》既然是官方媒体，当然就应该承担起解释政策、为政府的做法做出解释、在遭遇批评的时候进行辩论的责任。即使这些官方媒体不能或不愿承担这样的责任，也应当充当能够进行理性交流和辩论的平台，为"宜黄慧昌"这样的干部提供一个为自己的做法做出解释的媒介平台。因为很显然，在当时的情形下，宜黄政府官方的任何解释都不会得到媒体的信任和谅解，而作为个体的基层干部更是不可能有机会在大众媒体上得到多少发言机会，即使有也往往会被曲解。但是在媒体上对宜黄政府进行完全一面倒的批判的时候，官方媒体却并没有发挥这样的功能，"宜黄慧昌"只好通过"财新网"这样的市场化媒体来发声。这到底是官方媒体的悲哀，还是"宜黄慧昌"们的悲哀？作为一个市场化程度非常高、而且一向被当做舆论领袖的媒体，财新网对"宜黄慧昌"的稿件的处理手法是完全可以预料的：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本来完全是在心平气和地解释他们做事的逻辑的宜黄慧昌的文章被编辑处理过后，本来只是全文的一个逻辑推论环节的"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的句子被拎出来，作为全文导读，而"宜黄慧昌"能在如此困难的处境下挺身而出辩论的勇气完全被忽略了，洋洋洒洒的长文中别的部分也都不存在了，剩下的进入公众视野的就只剩下了这一句话。换句话说，本来是愿意心平气和的讨论问题的"宜黄慧昌"在被财新网编辑加工后，完全变成了一个批判的靶子。这些年一直很流行一个口号，"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会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但在这件事中，我们没有看到那些天天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人来践行他们的理念。"宜黄慧昌"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销声匿迹后，没见一个人出来捍卫"宜黄慧昌"的"发言的权利"，反倒是有更多的人"奋起千钧棒"，继续"痛打落水狗"，还在继续批判"宜黄慧昌"的"荒谬言论"。 二如果哪怕是以最快的速度阅读了"宜黄慧昌"的文章的人，都不难发现，"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这个句子实在不是该文的核心所在，也并非全无道理。读过此文，至少应该承认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并不是所有的拆迁都是强拆，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也有他们的难处。毫无疑问，宜黄事件中，遭遇拆迁问题的肯定不止钟家这一家，还有很多家农民的房子也被拆掉了，但他们并没有都像钟家这样以非常暴烈的形式反抗。正如已经有人指出的，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中，始终没有出现钟家的邻居、也就是与钟家一样面临拆迁问题的人的态度，他们是怎样看待钟家的做法的？如果钟家的反抗获得了成功，宜黄政府放弃拆迁，对他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媒体的回应。在近年来关于类似的暴力拆迁和暴力反拆迁的报道中，始终被媒体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最基本的事实是，对于大多数城郊或城中村农民来说，拆迁是他们期盼已久的事情。所有买过房的人大概都知道，在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这样的城市周边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收入水平之高，不仅远高于内地普通农民，而且要比一般市民家庭都要高。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可能会因为拆迁或土地被征用，而获得了足够一个普通白领辛辛苦苦工作至少十年的补偿，或者是得到多套补偿性住宅，只要有地铁或城市发展规划覆盖到该地区，这些房子马上会增值数倍，这些农民已经成了当今中国城市里最大的寄生食利阶层。正如贺雪峰在《地权的逻辑》一书中指出的，在远离城市的内地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土地的正常交易价格大约只有每亩两三千块钱，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一万元。而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土地一旦被政府征用，获得的赔偿至少可以达到每亩五万元。即使其中有相当部分的差价被政府拿走，但农民拿到的仍然相当可观。因为，这样一笔钱，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内地农民家庭全家人辛苦几十年都不一定能够得到的现金。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并不是反对拆迁，之所以出现反抗，往往是因为他们未能与政府就补偿标准达成一致。而在多数出现类似宜黄事件这样的事件中，事情的起因往往都是因为农民的要求超过了政府能给出的价格太多。当然，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与政府出让土地获得的报酬相比，城郊农民得到的补偿确实并不能算很多。而且，在今天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被政府拿走的钱当中，又有一部分被各级政府官员以各种形式和名目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但正如贺雪峰指出的，同样不能忽视的是，近10年来，正是因为大量的土地转让收入的存在，才让基层政府有钱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修桥铺路，增加社会保障投入，改善民生。而在10年前，不健忘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实行分税制后，基层政府曾陷入破产边缘，不要说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连按时发放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工资都做不到。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政府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无法扩张，城郊的土地也无法在短期内迅速升值。实际上，这也是"宜黄慧昌"之所以说"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的理由。在他看来，正是因为拆迁，基层政府才有能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改造，而这是这些年来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都可以切身感受到的，也是每时每刻都在享受着的拆迁的红利。这1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之所以能以远远高于1978年以来的前20年的速度进行，也是因为拆迁。但遗憾的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宜黄慧昌"未能继续发言，而他的文章中提出的这些观点也未能得到认真的对待，讨论就更不用说了。从这个角度说，拆迁实际上确实如"宜黄慧昌"所言，不仅使政府和农民从中获利，而且有更多的人都从中获利了，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出现钉子户这样的现象，为什么暴力拆迁和暴力反拆迁的事情会时有发生？ 三其实原因不难理解，因为中国的拆迁没有规范、固定的补偿标准，即使是征用的同一片土地上的不同人家，补偿的标准也完全不同。政府在确定补偿标准的时候，会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比如说，在被征用土地上住人与否、房子的新旧和大小、家庭人口的多少等等，都在考虑范围之内。住人的家庭得到的补偿标准比没有住人的高，房子新而且大的比房子旧而且小的高，家里人多的比人少的高，如此等等。比如说，在一片土地被征用的时候，如果一家人只有夫妻两人和一个孩子，而另一家人除了夫妻之外，上面有两个老人，下面有两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严格按照法律程序操作，当然是按照既定标准操作，无需考虑其它情况。但中国的基层政府往往认为，虽然被征用的土地面积是一样的，但毕竟两家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可能会对人多的这家一点照顾，多给一些补偿。应该说，政府考虑到这些因素，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想尽可能多地照顾到农民的现实情况，给部分人以照顾。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普通的中国农民也能够理解并接受这种照顾。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少的一家通情达理，就会接受这个结果；但如果这家人的"权利意识"特别强，就可能会强调，被征用的土地面积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们得到的补偿比我们的多？就可能会反抗拆迁。因为政府的拆迁补偿没有统一的标准，就给了农民争取和谈判的空间。所以，只要哪里一听到有拆迁的消息，农民就马上翻新房子、娶媳妇生孩子增加人口。因为他们都知道，只要这一次与政府的博弈能成功，就可能彻底改变家庭的生活水平和命运。当然，不能否认的是，也因为没有统一的补偿标准，政府"自由裁量"的空间也就比较大，当然也就可能出现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的情况，从而引起农民对拆迁的反感甚至反抗。面对钉子户，实际上基层政府多数情况下首先想到的当然不会是以强制的方式达成目标，而是会与钉子户沟通，尽可能劝说，劝说不成，再进入谈判阶段，做一定的让步，以换取钉子户的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多数钉子户可能会在部分实现自己的要求后同意搬迁，毕竟他们得到的补偿已经比他们的邻居高了。而极少数钉子户则可能会意识到，原来政府并不是他们之前想象的那么强大，也会妥协，所以他们的预期可能会改变，提高自己的要价。而当政府发现对方的要价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接受的范围的时候，态度就可能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改变，突然强硬起来。到这时候，钉子户的选择有两个，要么调整策略，见好就收，要么继续与政府对抗，不肯妥协。如果是后一种，博弈就会演变成僵局，政府就可能采取强制措施，极端情况下，就会出现钉子户自焚、暴力对抗的情形。所以，拆迁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出在拆迁补偿标准的不确定上。因为没有固定而统一的标准，政府制定标准的弹性空间比较大，最后造成的结果是，拆迁成了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一场博弈。在这个博弈过程中，正如贺雪峰指出的，能够比较好的既保护农民利益、又能实现政府的目标的，往往是那些土地集体化程度比较高、村干部又比较积极的村庄。而且，由于有村民委员会和村干部在政府与农民之间协调，即使出现矛盾，也能够以比较理性的方式解决，不致走向极端化的对抗。但由于近些年来的政策越来越趋向于给予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村集体的权利越来越小，村级组织和村干部越来越难发挥作用，最终往往是单家独户的农民面对政府。在这样的利益博弈中，多数农民当然是比较谨慎的，只有少数人敢于铤而走险，把自己的要求坚持到底。而在现实中，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越是敢于冒险的农民越是有可能得到比其他人更高的补偿标准。从客观效果上讲，这种做法无异于鼓励农民与政府对抗。 四媒体越来越多的介入，让这个博弈变得更加复杂。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与支持，一般的农民毕竟还是知道，他们只不过是单枪匹马，政府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力量上完全不对称，所以还不太敢做出过于极端的事情。但媒体介入后，过于片面地强调农民反抗拆迁的正义性，社会舆论一般也都受媒体影响，会同情和支持农民的做法。这样，农民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胆气就更壮了。而基层政府面对媒体干预，一般的反应也都是尽快解决问题，尽可能地缩小影响，以免影响政府和当地官员的形象，或被更高一级的政府甚至中央高层看到，陷入被动。所以，基层政府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很容易慌乱，做出很错误的事情，即使有些正常反应也会在媒体上被反映为颟顸不讲理的举措。宜黄事件中，记者在网上通过手机发微博现场直播，而钟家的人作为当事人也开通微博，随时公布情况，全国媒体集体跟进，舆论对当地政府一片指责之声，使地方政府完全陷入被动。政府一旦陷入这种状态，就会缩手缩脚，对事件的处理会变得更加缺乏智慧，使矛盾升级，对抗程度也更加激烈。2007年出现的重庆"最牛钉子户"就是如此，在媒体的狂轰滥炸之下，政府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而钉子户的做法则越来越极端，到后期甚至带有一定程度的表演性质，比如将煤气灶搬进药拆迁的房子，就是在全国媒体的关注之下的一种姿态宣示，以此来向政府施加压力。但实际上，被媒体塑造为反拆迁英雄的"最牛钉子户"早就搬出了那套房子，不在那里生活了，她留着这套房子，就是在等拆迁，获取高额补偿。毫无疑问，舆论监督当然是需要的。正是因为媒体介入的可能性的存在，才使政府不致的做法能有一定程度上的克制，不会过快地极端化，采取强制措施。但需要强调的是，媒体即使介入，也应当有分寸，以中立的立场客观地反映矛盾两方面的情况和诉求，沟通双方的立场，探索解决矛盾的可能性和具体的办法，并监督其实施，最终促成问题的解决。而现在的情况是，媒体只要一介入，就完全站在了反拆迁的一边，媒体上发表出来的评论也都是千篇一律地声讨和谴责政府的。从道义上说，媒体这样做无可厚非，但在客观上，将政府完全放在非正义的立场上，这就等于鼓励钉子户继续和政府对抗，从而使矛盾走向激化，合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结果往往是，虽然政府也付出了一定代价，拆迁户的诉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但代价可能也是很高的，比如宜黄事件中钟家死了人，这是无论多少补偿都换不回来的。唯一的赢家就是媒体，通过支持拆迁户的立场和诉求，使媒体站在了一个道义制高点上，成了社会公众眼里的"良知"，获得更大的社会影响力。而对媒体来说，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就意味着更多的广告收入。在现代社会中，媒体本身也是商业机构，不可能毫无利益诉求。但这种诉求应当以合理的方式获得，而不能采用非常规的方式。在类似反拆迁这样的事件中，媒体完全一边倒，而且是全国媒体集体介入，就有可能让更多的人在面临拆迁时选择以极端的方式与政府博弈，客观上的效应几乎是教唆拆迁户自杀。在宜黄事件后，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暴力反拆迁的事例，虽然尚无确切证据证明这些拆迁户是受到了媒体宣传的影响，但多多少少肯定是有的。所以，媒体也应当有适度反思，不能老是一副"永远正确"、纯情无辜的姿态。尤其是，碰到类似事件的时候应当充分了解情况，不要误导公众。当然，面对这样严重的公关危机时，如何应对和处理，也是考验基层政府和干部的智慧的。11月2日发生在黑龙江密山县的自焚事件，实际上政府已经与拆迁户达成协议了，当事人也已经不需要自焚了，治安人员是为了防止当事人发生意外，想让他丢掉打火机，当事人自己不小心把自己烧着了的，完全不能怪当地政府。但在媒体报道的时候，竟然是拆迁户看到政府的工作人员就直接自焚了。而当地政府预料到拆迁户有可能会出现意外情况，去时邀请了各方面的人员参与，不仅带了消防人员，还特意找了媒体一同前往。所以，媒体虽然在事件一发生就开始爆炒，但到当天下午，就开始逐渐有澄清事实的消息出来，所以没有进一步扩大。而宜黄政府则处理失当，未能挽回公众形象，重建公众对他们的信任，最终导致了一个双输局面。 5贺雪峰以详实的乡土调查资料证实，在"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中国农村，农户地权的扩大，就意味着集体权利的缩小，导致的结果就是无法进行有效的协商，所以涉及到集体利益的时候往往就无法达成对所有人都有利的结果。假如说一个村子有100户人家，农田灌溉需要分摊成本，但是有一家人不愿意出钱，这件事情就做不成，最后的结果可能无法灌溉，大家一起减产。这样，等于一个农户一票否决了对其它99家有利的事情。当然，可能会有人认为，如果只有一家人不愿意出钱，为什么其他人家不能替他分担这一点钱？当然可以，但问题是，今年是99家分担一家，明年可能是90家分担10家，以后逐年递增，搭便车的人会越来越多。 拆迁的情况与此类似。即使100家人需要拆迁，如果只有1家反对，拆迁就可能拆不了。如果说钉子户的反拆迁行动成功，其它99家的利益就会遭受损失，这个损失又由谁来赔呢？农户地权较弱而村庄集体的权利较强时，村庄内部可以协调解决，以免大多数人的利益受损。而在近些年来农户地权加强而集体权利越来越弱的情况下，村庄集体对单个农户的干预能力也就越来越弱了，基本上无法改变农户的决定。尤其是在碰到钉子户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基层政府都会让村庄集体组织出面协调，但真正演变成暴力反抗或者自杀式反抗的，往往都是村庄组织协调失败的结果。在一个利益共同体里面，赋予个体过大的权利，而集体的权利越来越小，最终使个体利益诉求能够否决集体利益，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但现在中国恰恰就是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应当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权利分配机制，使各方合理的利益诉求都能尽可能满足。这就要求，最起码的是应当给集体保留一定的干预个体利益诉求的权利，比如说，当单个农户的利益诉求已经危及集体利益的时候，应当给集体保留一些以合理的形式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不能完全废除集体，让国家与农户直接博弈。比如说，在拆迁的时候，如果涉及到100户人家，就可以在这100户人家里面进行投票表决，给予每个家庭平等的投票权，让他们自己决定，只要达到一定比例，符合集体利益，就可以强制反对的人搬迁。当然，如果采用这种形式，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单个家庭的利益，表决时不应采取简单多数的形式，而应当以绝对多数的同意为最终决定的先决条件。如果是城市里的发展规划遭遇集体的反对，也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类似的民主表决。这种方式既可以保证城市发展，又能够保证集体的利益，也能够满足拆迁户合理的利益诉求。所以说，拆迁过程中也不是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在单个拆迁户的利益诉求超过了合理范围，损害到了集体利益的时候，就应当采取强制措施。当然，这样做需要先打破一个这些年来一直很流行的观念，即个体利益高于一切，集体利益不能成为压制个体利益的理由。在面对类似拆迁这样涉及集体利益的公共事务时，涉及到的人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每个人的利益诉求就不仅关系到个人，也关系到共同体中的其他人的合理利益诉求的实现，应当适用"少数服从多数，个体服从集体"的原则。

中国的崛起不应当只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应当是一个文明国家的崛起。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不能只是商品，也应当有文化。附：东民《与萧武兄商榷》

英国的劳动问题，往往被以移民问题给掩盖过去。目前英极右势力利用经济萧条的局势，找代罪羔羊。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多已逐渐发展出强烈的阶级意识。部分原因是他们成为华人社区里面的劳动底层，而那些比他们先来到英国的港人成为他们的雇主，因此，中国新移民没有形成鲜明的『华人』社会意识，而是鲜明的工人意识。

在笔者看来，对社会学这门学科来说，所谓增强学科意识，除了参与、观察变革社会的实践之外，就是要提倡阅读经典研究大家，舍此别无他途。

王彬彬文章（见《南方周末》2010年3月25日）依次列举汪晖《反抗绝望》一共19条文字，指责前7条是所谓"文理不通"，后面12条是所谓"剽袭"。但事实是，这些指责都是以王彬彬的方式搅拌出来的。王彬彬文章的缕列方式不给出汪晖原文的注释号位置和具体注释，是有意给读者造成错觉。王彬彬文章的严重性在于其目的根本无意作严肃的学术讨论，而是以他自己随心所欲定义的"剽袭"概念来进行人身攻击。我以为，这种王彬彬式的搅拌学风对中国学术危害极大，因为这样以人身攻击为目的的指控，几乎可以把任何学者的任何写作都定义为剽窃。

中国是一部天书，也是一部巨著。

要講中國60年來的經濟變化，就需要先看看60年前到底中國是個什麼樣。

本文以联合国犯罪受害调查和公安部的立案不实调查为依据，对我国1978年以来犯罪的实际发案情况进行了估测。考虑到有许多犯罪案件发生后受害人没有报案以及立案不实顽症的客观存在，我国的犯罪问题实际上比以立案数为标准的统计值所反映的情况要严重得多。2004年全国犯罪发案数、犯罪率分别达到约2548万起、1800起／10万人，分别比同年犯罪立案数统计值（471.8万起）和犯罪率统计值（363起／10万人）高4倍。不过，我国的犯罪率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