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社会 - - 文章列表 - 全部

民俗学在18世纪末开始在欧洲出现，是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运动结合的产物。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改变了欧洲的艺术、政治、社会生活和思想，而把两者结合起来的是赫尔德。威尔森概述了赫尔德的思想发展历程，阐述了民俗学在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性。

过去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中共文化和商品社会文化这三重压力造成了多数女性的家庭权利贫困。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主张女性要内外兼顾、工作家庭两不误。大部分女性除了必须在工作上努力与男性竞争外，在家庭里还要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尽管社会的半数成员是女性，而女性对社会和家庭的贡献可以说也超出男性，但女权主义等现代理论及相应的研究在中国一直未获得应有的重视，这更大程度上是社会文化观念的约束所致。

2011年5月，美军海豹突击队在巴基斯坦境内击毙世界最富盛名的恐怖主义头目奥萨玛•本•拉登。各国媒体纷纷猜测，基地组织将对西方国家发起大规模的报复行动。然而，本•拉登死后，最大的恐怖袭击不是发生在近来四处点燃战火的美英，而是发生在和平的北欧小国挪威。从事袭击的，不是来自中东的大胡子，而是自称血统纯正的本国人布雷维克。看着曾经漫步过的奥斯陆街道一片狼藉，我在愤怒悲伤的同时，也生发了几点思考。 种族主义向恐怖主义发展 布雷维克并非近年来人们脑中固化的恐怖分子形象--在沙漠戈壁中风餐露宿的苦行者，而是挪威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农场主。布雷维克自认属于金发碧眼的纯正欧洲人，与希特勒膜拜的雅利安人相当近似，但他崇拜的是丘吉尔而不是希特勒。鲜为人知的是，反法西斯领袖丘吉尔也是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对印度等殖民地的独立要求非常反感。 据媒体报道，在奥斯陆商学院读书期间，布雷维克意识到"民主斗争的方式已经不能取得成功"，这就是说，因为在欧洲，宽容接纳移民的多元文化主义，长期占据主流，所以在他看来，只要再过五十至七十年，欧洲大陆上像他一样纯正的欧洲人就将成为少数民族，因此他决定找一种"别的方式"来反对移民。 这种思路在欧美并非绝对的另类，与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逝世前的最后一部著作《我们是谁》中的说法没什么不同。亨廷顿担心，由于黑人、拉美裔、东亚裔和中东裔的少数族群生育率较高，若干年后，盎格鲁－撒克逊后裔美国人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沦为少数，英语可能被西班牙语取代。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亨廷顿出版名作《文明的冲突》之时，就有中国学者推测，亨廷顿是在王顾左右而言他，不愿因为触碰美国国内"政治正确"，被视为带有种族主义倾向，而毁掉晚年的学术生命，于是只能借全世界的文明冲突，来影射美国国内的族群矛盾。到了即将作古之时，他才终于吐出真言。 近十年前，我曾在北欧生活过一段时间。我的北欧朋友大多对外来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颇有微词。比如，丹麦朋友说土耳其移民不爱工作，却拿着丹麦政府的高额失业救济，整天喝啤酒无所事事；商店打折的东西，包括面包等生活必需品，往往被他们横扫一空。这些移民一方面把七大姑八大姨都想方设法带来丹麦，另一方面却不真正做丹麦人，还要回国安葬，理由是"不能葬在基督徒的土地上"。一位挪威退役的老将军则说，很多移民太爱扎堆，也很少和挪威本地人通婚，这样形成一个个封闭的社区，让不少挪威人觉得很不爽，像是自己的国家中出现了一个个殖民地一样。相对来说，他们比较喜欢工作努力的华人，但也希望华人能够更好融入本地社会，别总是搞唐人街之类的聚居区。这样，极端的反移民行动，可以看做冰山一角，背后则是相当比例的民众对移民的恶感。2010年，瑞典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突破得票5%的门槛，首次进入了议会，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这种情绪不限于北欧。2005年的巴黎骚乱和今年的伦敦骚乱，都与移民和本土居民的冲突有关。笔者在中东欧游学时，也发现捷克人对越南人和吉普赛人有恶感。因此，布雷维克不难找到"同志"。挪威记者里斯•格里尔•安达称，布雷维克试图建立一个与英国右翼集团"保卫英格兰联盟"有关的组织。"保卫英格兰联盟"承认，在2010年3月布雷维克曾参加了该联盟发起的游行示威活动。 然而，尽管近来欧洲政要屡屡发出"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失败"的感叹，并且对吉普赛人、北非难民等处置严厉，但要使欧洲还原到中世纪那种"纯净"的基督教、白种人世界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布雷维克曾经加入的挪威右翼政党前进党，在事件后忙不迭地与布雷维克"划清界限"。因此，像布雷维克这样的激进反移民分子，既然难以取得广泛支持，就有可能诉诸极端手段。 其实，种族主义与恐怖主义的结合并不乏先例。当种族主义者控制国家政权的时候--例如在美国内战前的南方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的南非--种族主义的压迫是日常政治的一部分。在种族主义者丢失政权，但还有相当势力的时候，往往采取恐怖手段，例如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3K党。这些恐怖分子甚至长期获得了公众舆论的理解乃至支持，风靡全美的小说《飘》和早期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中的3K党就是正面形象。 童话般北欧的另一面 布雷维克一个人的袭击能够造成76人死亡，这与号称童话国度的丹麦和被美国《新闻周刊》排在世界上最适宜居住国家前列的芬兰、挪威、瑞典、冰岛等北欧各国承平日久，疏于防范有关。 我在丹麦生活时，正值"9•11"事件一周年前后，和美国的戒备森严相比，哥本哈根可谓不设防的城市。路上几乎看不到持枪的警察，城市铁路系统也没有安检，甚至没有检票员。据说，铁路工作人员有2%的概率上车检票，对无票的人处以5倍的罚款。这样的措施，对于节约人力、方便旅客来讲确实可嘉，但从安全角度看，则是极为松懈的。 另一方面，当代北欧对维京人的历史叙述，包括各种博物馆、复原村落的旅游项目，往往突出维京人作为探险家的英勇开拓，有意无意淡化维京海盗残酷掠夺杀戮的一面。一些孩子难免从小对中世纪肆意施暴的祖先产生某种崇拜，乃至亦步亦趋。 此外，北欧较早废除了死刑，挪威最高的徒刑仅为21年，丹麦则仅有17年。一位在丹生活多年的华人朋友对此感到难以理解，他说，一个丹麦人如果真的是杀人狂，即使每次杀人都被立即逮捕并被判处最高徒刑，按照平均寿命，他可以在成年后杀人4次。缺乏死刑的震慑和对犯罪分子的肉体消灭、管束，也使北欧存在发生大规模杀人案件的隐患。 这次挪威公众对袭击的反应基本算是镇定，没有引起社会更大的恐慌和失序。但是，挪威政府和执政党的表现则令人失望。挪威政府在奥斯陆爆炸发生后，未能及时封闭城市的各个出口，导致布雷维克很快到达郊外的海岛继续行凶。挪威政府宣布戒严的区域只包括市区，没有包括周边海岛和乡村，甚至没有向奥斯陆以外地区发出加强戒备的信息，明显低估了恐怖分子继续在首都以外地区发动袭击的可能。而类似中国共青团组织的挪威执政党工党的青年营，在集会中明显缺乏安保措施。青少年团员们先是轻易上当，接着又惊慌失措，完全没有采取有组织的反抗做拼死一搏，而是像猎人枪口下的兔子一样在岛上逃命，甚至跳进水里，被追逐猎杀。 其实，如果在布雷维克集中起人群开枪之时，青少年们从不同方向一拥而上，是可能制服他的，至少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这使人们在震惊悲痛之余也怀疑，左翼政党培养的接班人，在生死一线间的关键时刻，都是如此无能吗？中国报刊曾经连篇累牍地哀叹中国孩子在应试教育重压下缺乏生存能力和应变能力云云，称赞外国孩子中小学课业负担轻，生活能力强。我在北欧生活时则多次听丹麦朋友抱怨，现在的孩子太难管，太缺乏组织纪律性。从遇袭青少年的反应看来，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集体协作应对突发事件的教育和安全教育，是非常必要的。临危不惧、有效保护自己的能力，不是放任型的教育方式能够培养出来的。 现代社会的脆弱性 以全球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因人口的密集居住和人们之间史无前例的密切往来，而让恐怖袭击比过去变得容易了。 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商品的流动自由远远超过人员往来的自由。"9•11"以后，各国的反恐措施主要是加强对人员的管控，例如美国驻各国的大使馆采集申请赴美签证人员的指纹。恐怖组织如果更充分地利用市场流通机制进行恐怖袭击，就更加让政府防不胜防。比如很多都市白领中午会叫外卖充饥，如果恐怖组织掌握了某公司员工叫外卖的规律，在预定的时间冒充送餐员，送上加入毒药或病菌的外卖食品，就可能引发食物中毒，甚至致人死命。很多人喜欢网上购物，如果恐怖分子冒充送货人员，在订购的衣物中涂抹毒物或病菌，也可能致人死伤。此外，如果知道某位恐怖袭击的对象有严重的过敏反应，在邮包或餐盒中加入致敏的花粉等物，也可以致人休克甚至死亡。一般安检是针对枪支、爆炸物和管制刀具的，被投毒的食品衣物一般难以被安检仪发现，甚至可以通过公司、政府的门禁，而恐怖嫌犯则难以抓获。例如，在"9•11"事件后美国的炭疽袭击中，含有炭疽菌株粉末的邮件，就多次被投递到收件人，造成死伤，而寄件人通过写假地址就轻易逃过追捕。 通过送餐或网络购物进行的恐怖袭击一旦得逞，容易引起巨大的公众恐慌，送餐服务、网络购物、邮包服务等产业可能一蹶不振，经济受损，失业增加，对恐怖势力所敌视的政府造成更严重的打击。 在很多国家，持枪是违法的，但恐怖分子仍可以用开设餐厅或娱乐场所为掩护，勾结犯罪集团，豢养打手，在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同时就餐时，突然拉下防盗门，堵塞各个出口，用剔骨刀、飞镖等凶器进行袭击，可能在警察赶到前就已经造成重大死伤。如果这样的恐怖袭击得手，将会严重动摇公众上街吃饭的意愿，可能会导致餐饮等服务业一蹶不振。在几乎所有国家，个人持有炸药也是违法的。但是，在这个资讯普及的时代，掌握炸药的制造方法又是相对容易的。布雷维克以自家农场配备农药为掩护自制炸药，取得了惊天动地的爆炸效果。 一些国家的工业设施管理混乱，恐怖分子可能通过行贿、偷盗等方式获得甲醇、亚硝酸盐等毒物，甚至获得小型号的放射源。如果恐怖分子将毒物裹入食品、药品中出售，将放射源制成荧光玩具出售，也能造成死伤，并制造公众恐慌。中毒事件一旦发生，迅速判断毒物，组织特效药物，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不能及时有效救治，公众的怒火往往会投向政府监管和援救不力，恐怖组织或许能实现损害政府地位的目标。 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中国，已经开始允许出租或出售无居民岛屿，由私人或公司进行开发。如果恐怖组织获得岛屿的使用权，就可能将其作为对船只，特别是远离主航道的观光游船进行海盗式恐怖袭击的平台。恐怖组织还可以在岛上故意破坏生态，危害航道安全。恐怖组织还可能借助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以及核泄漏、矿难等人为灾害为非作歹。 恐怖分子可能编造谣言，制造恐慌，乃至趁火打劫，甚至利用混乱，袭击从灾难现场逃难的人们和参与救援的队伍。布雷维克此次在岛上袭击得手，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身着警服，以救援为名集合岛上青少年，再突然开枪。纵火是一种古老的破坏方式，看似技术含量低，但防范成本很高，一旦发生，救援成本更高。恐怖组织既可能利用建筑防火的漏洞，纵火杀人毁物，又可利用森林草原干旱纵火。若因为防山林纵火，大量封锁人员进山路径，又会影响山区林区正常生产生活。 近年来，踩踏事件在各国时有发生，发生的国家不仅有柬埔寨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恐怖分子将来可能利用大型活动的组织不善，突然发难，制造人们的恐慌和踩踏。在经济困难时，恐怖组织也有可能哄抬物价，制造银行挤兑和商店抢购。 2012即将来临，恐怖分子还可能利用影视作品散布的末世情节，勾结邪教势力，教唆人们，反正世界要毁，不如恣意妄为。 总之，种族主义与恐怖主义的结合，对于居住密集、往来频繁的现代社会，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各国政府和社会对此应高度重视，加强防范。 

日本突然发生的这场9 级地震和随之而来的海啸，大概是继汶川地震之后最残酷的一次灾难。它发生在日本的东部，却影响着整个地球：它不仅挪移了日本和朝鲜半岛，也加快了地球的转动速度。地球的运转速度在加快，历史似乎也在提速。地震发生后的第九天，2011 年3 月20 日，法、英、美等六个国家把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维和决议变成了一场空袭。在最短的时间内，世界浓缩地推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尖锐的矛盾：人与自然、人类与资源、国家利益、强权政治与人类正义……正是在这个灾难性的瞬间，我们在关注自然的巨大能量如何瞬间摧毁家园的时刻，也看到了人类生存模式本身所面对的真实危机。 日本思想家竹内好的女儿、住在千叶县的裕子女士，给我发来报平安的邮件，同时告诉我，战后出生的她一直过着从容的生活，即使有什么不顺利乃至困窘，也从来没有意识到“生存”是一个问题。但是，这次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的放射性污染以及随之而来的能源紧张，却使她经历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生存危机。停电！停水！那些曾经如此自然地被人们所享用的资源，只有在今天，只有在这个灾难性的时刻，才被真正意识到，它们作为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裕子女士告诉我，千叶停电期间，她每天只能使用五个小时的电力。在其余的时刻，她必须接受停电的事实。千叶距离东京并不遥远，在东京的几位友人也纷纷通过邮件告诉我，他们都在准备适应这个新的生活节拍，练习在停电状态下生活和工作。我调动自己的想象力，去设想停电这个事实的后果。我知道它不仅仅意味着生产的损失，也跟我们每个个体的生存方式息息相关。对于依然习惯于依赖电力生活和工作的人们来说，停电的不便几乎与突然失去呼吸一样是无法想象的，因为电力的存在几乎从未被意识到。设想我们生活中的停电状态吧———电脑不能使用，对于我们这些早已失去了纸笔写作习惯的人而言，它所带来的焦虑将多么严重，而那些会因为停电而功亏一篑的科学实验，更无法承受电脑停机恒温箱断电的损失；电视、广播不能收看和收听，通讯受到严重影响，必要的信息将难以及时获取；电梯停运、照明停止，各种公共场所的营业将受到巨大的影响，以电力为能源的交通也将瘫痪…… 在最初的海啸画面带来的震撼定格之后，我开始思考这次灾难的核心问题。核泄漏与核辐射？日本平民在灾难面前显示的秩序感？一些日本人在面对灾难时的勇气和奉献精神？中国网民展开的如何对比中日民众素质的讨论？_救灾过程中日本政府和企业的瞒报问题？抑或中国网民在面对这场灾难时表现出的人道态度？…… 的确，这些在传媒上不断被谈论的热点都是不可忽视的，然而对我来说，最核心的问题却是不那么显眼甚至没有被正面意识的“东京停电”。 东京停电，意味着这个不夜城将使夜晚以它原初的形态呈现。一片黑暗中的东京是什么样子，我无法想象。这意味着习惯了夜生活的东京人将在夜晚不得不待在家里，意味着以此为业的那些行业将不得不停业，也意味着待在家里的东京人不得不另找途径打发他们已然习惯于依靠电力使用的时间。东京停电，意味着这个白天高速运转的城市不得不放慢它的节奏，人们必须习惯于骑自行车和走路，习惯于在上下班高峰时期更加耐心地排长队等候电车和地铁。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定格的行为模式，例如登上自动扶梯上下车站的楼梯、在空调中享受适度的温度，都将在电力使用被压低到最低限度的时候突然解体。至于停电给各行各业的正常生产带来的经济损失，那是无需赘言的。 对于日本乃至世界而言，东京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附着了太多的象征性意义，以至于它不堪重负。除去它作为日本的政治中心这一不言而喻的事实之外，东京还象征着很多意涵。东京是落后的东亚岛国跻身于世界列强的符号，在二战中遭受了东京大空袭之后，战败之后的日本人在一片废墟上依靠特定的国际国内条件建起了这个现代化的大都会，它代表着日本成为一个与其国土面积并不相称的经济大国；东京是日本人憧憬的现代生活方式的符号，它繁忙的生活节奏、时髦的消费模式、注重细节的享乐感觉，一直使日本全国的年轻人向往着在这个城市中自我实现从而不断“东漂”；东京也是东亚虚拟经济的中心，东京股市的跌涨起落影响着世界股市，据说银座四丁目的交叉路口还是世界上最贵的地皮；东京也是日本的现代思想、文化、科技中心，这里聚集着大批日本的精英，他们影响着日本社会的选择与思考，也打造着日本人的生活态度……东京停电，因此不可能是一件小事情。它远远严重于停电这个事实本身，它意味着这个符号将要面对尖锐的考验。 据说东京电力公司在宣布定时停电之后仍然迟迟不在东京核心区域实行，因此首都圈县市停电之后，都内核心地带二十三区仍然保持基本供电。或许我所设想的上述这一切在东京都内并不会真的发生，或许它即使部分地发生了也仅仅如同台风一样是一过性的不便。我没有兴趣向东京的友人确认这些事实，因为有一个更基本的事实是不必确认的：我相信日本人和世界上的人们，都会认为停电仅仅是对于生活常态的干扰，人们有足够的耐心坚持，等待着恢复常态生活。 听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已经在讨论用更安全的发电方式取代核发电，也听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都在各自检查自己的核电设施；人类可以找到各种方式继续制造与消耗能源，不仅东京，世界上的所有城市都不会因为这次巨大的创伤而改变它们的面貌———这一点，似乎也无疑义。 当地震和海啸夺走至少九千多条鲜活的生命（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还有一万多人下落不明的时候，人们关注的中心却不得不转移到福岛核电站的安危上面。一批勇敢的日本工程师坚守在核辐射的现场，为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不再重演，他们以献身的精神试图抑制事态的恶化。每天早上起床，我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调到国际频道，关注最新动态；从有限的信息当中，我看到福岛核电站已经挤满了整个日本大地震报道的前台，而地震和海啸还有那些灾民的安置，则暂时淡化为背景。等待着核污染警报的解除，等待着回归以往的生活常态。已有传媒和朋友在讨论日本的将来：这一切灾难过去之后，生活会回到从前的轨道，一切将重新开始。当然，也有一些人开始质疑核发电的合理性。 我依稀感觉到，似乎还缺少一些话题。地震的时候，我刚刚从台湾返回北京。在宝岛客座执教半年，台湾人的热情和生活的惬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台湾中产阶级的生活似乎比我们现代化，台湾社会也很好地保留了传统的社会形态。不过，在这两者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似乎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我所客居的大学招待所是一个极为摩登的建筑，本身就构成了大学中的一个景点。不过入住之后不久，我就感受到了这所建筑“现代化的不便”：房间通风不便因此必须依赖空调，厨房全部使用电器，微波炉与电磁炉是烹调的全部工具。好心的台湾友人为我搬来普通的电炉，劝我尽量减少接触电磁辐射的机会；至于洗衣，偌大的没有阳台的宿舍并没有提供晒衣台，用地下室的洗衣机洗衣之后只能在烘干机中烘干，或者在房间中利用空调或抽湿机吹干；大晴天想要晾晒被子，就只能厚着脸皮在宿舍内部天井的栏杆上晾晒，尽管油漆早已剥落的栏杆上贴着“注意油漆”的含蓄警示。在潮湿的北台湾，晾晒衣物比北京更重要，而这个宿舍却是禁止晾晒的。 我观察过一些台湾的建筑，那些传统民居显然仍然保留着暴露晒衣的习惯，有些人甚至会把衣物晾晒到电车轨道附近；但是那些现代化的高层公寓却很少提供这样的可能，人们缺少晾晒的条件，甚至连被子发潮都要送到干洗店烘干。 问题还不止于此。这种违反自然大量耗电的方式，似乎被一些台湾人认定为“文明”。记得有个大晴天我用晒衣架把自己的衣物晾在天井里去湿气，一向容忍我此类行为的管理员陪着小心跟我说，因为下午有一批外宾入住，在天井里晾晒有碍观瞻。姑且不论这个不提供阳台的宿舍是生活场所而且我晾晒的又仅仅是外衣；我觉得奇怪的是，人们为什么要坚持晾晒服有碍观瞻的价值判断？我不敢无端地推测这种“文明观”是否来自大量留美学人带回台湾的美国生活模式，也无从判断那些在铁道边晾衣服的百姓有朝一日住进现代化公寓是否也愿意“文明”；但是我可以判断的是，台湾人如此消耗电力，使他们不得不依赖持续的和大量的电力生产，而独特的地理地貌，使得缺少水利发电条件的台湾不得不也选择核发电。 和台湾的朋友一起到台湾岛南端的垦丁旅游时，我被美丽的海湾和明媚的阳光吸引，举起相机时却发现不远处那群煞风景的建筑实在破坏构图；台湾朋友告诉我，那是核电站。我看着电视中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报道，不知为何突然牵挂起了垦丁。 台湾社会早就存在抵制修水库和抵制核电站的社会运动。据说核发电在台湾的发电方式中占百分之十六。这些运动基本是把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作为对抗的目标，似乎并不涉及民众的生活方式本身；我也曾经结识了一些为了节约能源而试图改变生活方式的台湾人，从建筑师到艺术家，他们都试图利用最少的资源和最简捷的方式来解决生存的质量问题。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生活态度很难社会化。可以说在今天，自然的生活状态只能存在于贫困阶层，他们鲜少利用现代化的非自然生活工具，仅仅是由于贫穷。在连自然也在逐渐商品化的现代消费社会，有可能让生活回到曾经的那种不太方便却对环境有利的状态吗？只要看看传媒广告宣传商品的方式就可以明白，这是一个很难有肯定答案的问题。但是，假如我们如此接受非自然的“现代化生活”并赋予它以“文明”的正面价值，那么，什么样的生产才能满足我们不知餍足的生活需求？ 几年前在北京的一个会议上，我听到一位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年轻人说出他的感慨：当他从乡村进入北京的时候，看到北京街头闪烁的霓虹灯，不禁联想起乡村里黑暗的夜晚：“要是这些光亮能给乡亲们，那该多好！”至于那些耸立北京城区、消耗大量电力才能维持的摩登建筑，不是台湾大学里的摩登宿舍可以望其项背。在赞叹它巧夺天工的技术时，人们是否想到，维持其运作的大量电力来自何处？ 城市在大量地消耗电力，人们在不经意地用电。记得某年在北京曾经有过一个晚上作秀式的自动关闭电灯的活动，似乎它被转化为一个时髦的行为艺术，被转换为如何有趣地渡过这个夜晚的游戏。在常态生活里，能源问题、“绿色生活”尽管被大量谈论，却并未成为城市民众真正的焦虑，它仅仅是一个话题，一个无伤大雅的新的消费热点。 但是地震海啸发生了，核泄漏发生了，为了争夺能源与国际政治霸权而无视联合国决议的利比亚空袭发生了。正在加速的历史把一个紧迫的课题推到人类面前：过度消费能源的生活模式是否适合人类的可持续生存，这已经不是留给子孙后代的问题，它已经成为关乎当下的生存课题。如果人们关注日本的核发电背后是否还有核武器的阴影，那么，一个更紧迫的课题或许是，在这个日益保守化并且与真实存在的国际政治霸权保持着共谋关系的世界上，包括反对核武器在内的和平运动，必须与反思我们的生活方式相关。现代战争与资源掠夺的关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露骨，而现代发达国家的大众对于国际公平正义的问题，却显示了惊人的冷漠与自私。无论表面上的借口如何冠冕堂皇，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当发达国家需要保证有足够的资源供应大量消费的时候，选举政治就会通过国民的“民意”支持一场以民主为名的对外战争。美国社会已经一再重复了这个模式，这是有目共睹的。而美国社会内部反战势力的艰难困境，也正在于它必须不断与这种潜在的社会模式相抗衡。 或许有些已经形成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尤其是大众社会的消费模式。次贷危机造成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缩水”，却并未危及美国打造的高消费生活模式。拉动消费是社会发展的“硬道理”，对于后发达国家而言似乎这是一个无可逃避的宿命。但是，如何消费、消费什么，这却仍然是需要讨论和甄别的。什么是过度消费？什么是国民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消费？怎样的国民经济增长真正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一概而论地讨论消费已经无法应对今天的危机，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思路。如果节俭的生活仅仅被视为贫穷的代名词，那么，过度消费将势在必行。是否需要努力打造一种社会共识，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待消费与节俭的关系？ 在地震发生几天之后，埼玉县一位著名的在日韩人社会活动家转发给我一封来自韩国三十四个市民团体致日本社会的联合声明。这是一封慰问信，表示了韩国社会对日本地震海啸以及核泄漏中的日本平民最深切的关怀；同时，这也是一封警示信，它提醒日本社会，在巨大的灾难来临时，日本社会必须平等地对待它的所有成员，包括在日本的外国侨民。它呼吁道：现在正是超越国境与民族，把这个悲剧事件作为东亚的伤痛，使所有人一起奋起合作的时刻。不言而喻，这封信的背后不仅有着对于日本社会种族歧视和排外历史与现状的忧虑，更暗含着对于发生在大正时期的东京大地震时日本社会对在日朝鲜人残酷虐杀的历史记忆。同时，这封呼吁跨越国族联合的声明也正是韩国社会近年来累积的关于东亚讨论的直接成果。应该说，这是一封未雨绸缪的信，它的及时发出，显然与日本社会有识之士和在日韩国人近年来的不懈努力相关。正是在这个危机时刻，近年来批判日本社会歧视在日朝鲜人和韩国人的思想积累显示了它的功效。它向我们证实，社会共识的形成，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持续地积累基本的共识，在危机来临的时候才能做出最有效的决断。 这位在日韩人活动家以超乎常人的精力从事着舆论生产的工作。从他不断传来的信息中，可以看到有些日本人似乎对于这些在日韩国人的言论有非议，也有些日本人表示了无保留的支持。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可以确认部分灾区流传着诽谤在日外国人的谣言，它呼应着日本人排外的心理状态。但是目前，日本并未形成明目张胆的歧视和迫害外国人的社会风潮。尽管我们无法预料接下去的事态，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1923 年关东大地震的悲剧不可能重演，这不仅与今天的国际局势以及日本在东北亚的位置有关，日本社会中这些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更是不容忽视的。我从这封韩国市民团体的声明中，从这位在日韩人活动家的努力中，受到了极大的启示。有些努力和坚持，并不一定当即奏效，但是，它的公共积累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历史突然加速的时候，正是这些积累有可能提供正确的选择，制衡邪恶势力的时候。 东北亚一体化问题，在今天的危机时刻具有了新的含义———跨越国境与民族，不仅为了利益最大化，为了更人道的理想，也更是为了民众的生存本身。能源的开发与消耗，也不再仅仅是官方和企业的课题———对于每个中国人而言，这也是我们的“活法”问题。不能说能源充足就一定会有效避免冲突与流血的发生，但是能源的紧缺却必然会导致类似目前几个发达国家对于利比亚的所作所为，哪怕它打着正义的招牌。在日本东部地区依然限时供电的时刻，即使东京未必停电，对人类而言，“东京停电”依然是一个需要共享的标志性事件：需要重新定义“文明”的内涵，需要从我们的生活感觉开始追问，我们今天的生活模式，是否真的“文明”？我相信，如果这样的反思与追问不是少数人的课题，而是某种程度的社会共识，而这种社会共识又能够真实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模式，让我们以更少的消耗来打造更自然的生活；那么，它的累积或许才真的可以拯救我们的地球。而这种持续性的累积所需要的，却是比灾难时对恢复常态的信念更强大的理念。理念最真实的存在方式并非在于它的理论表述，而在于它介入现实的形态；换句话说，理念最真实的意涵，只有在它介入具体状况的时候才能确认。对于社会生活而言，最困难的改变就是对大众生活模式的改造。已然形成的现代消费模式，是与资本的欲望和操纵直接相关的，它打造的生活态度，必然以过度消费为底线。最困难的不在于改变道德姿态或者思想立场，而在于改变生活行为和生活感觉本身。试想，现代生活中那些潜移默化的过度消耗，不正是被罩上了“文明”、“成功”的光环，诱导着价值判断的共谋吗？ 祝愿日本的民众早日渡过危机，也祝愿近万名无辜死者牺牲的代价不会白白付出。日本的教训属于人类，我们并不在它的外部。

回應台社二十周年紀念特刊

几年前的时候，我曾经提出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四个可能趋势，即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从今天来看，这四个趋势有的要更为明显，有的若隐若现，但这四个趋势对中国未来走向会有根本性的影响。如果我们将中国转型社会中的精英问题放到这样一个基本的背景中去认识，也许可以把握得更为准确一些。

在传统的发展社会学中，学术传统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化理论，一个是以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理论。这两个学术传统构成了发展社会学的主要论题，同时也限制了发展社会学的视野。本文认为，中国、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为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议题，包括如何看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道路，如何看待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何看待发展过程中社会不平等的问题等。这些议题扩展着发展社会学的视野，也为建构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发展社会学应当面对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实践过程，形成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三足鼎立的发展理论新格局。

* 社会官能征这一概念译自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文中所提出的social neurosis。Neurosis一般译为神经官能症，也译作神经症，这一概念意指一种个体精神上的疾病，其根源在于个体在童年时期的精神冲突，并构成了欲望与抑制之间冲突的后果。神经症一词在现代被用来指称各种此类的症状，比如强迫性神经症，癔症以及恐惧症等等。但是在弗洛伊德那里，该概念的使用并非意在界定概念，而是用以寻求一系列疾病的精神起源机制。就此而言，弗洛伊德主要将神经症分类为：“现实型神经症——其病因是性的身体功能失常——以及精神神经症——其决定因素为精神冲突———之间”(拉普朗虚、彭大历斯，2000：289) 。本文参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康老师的意见，将“症”改议为“征”，以更易于面向社会学的日常行为分析，以及在中文语境下做出破除内外主客观、身心二元对立的进一步努力。在此特别致谢。同时感谢我的朋友储卉娟为本文的写作结构及思路所提出的有益意见。 素德·文卡特斯（Sudhir Wenkatesh），也即《黑帮老大的一天》（Gang Leader for a Day）一书的作者，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9年秋，素德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美国的城市贫困问题。正如斯蒂芬在本书前言里所说，刚入学不久，他被教授分派出去做一点与美国的城市贫困有关的调查研究。素德在南加州长大，从未到过芝加哥，因此也对当地一无所知。所以在第一次社会调查中，他就径直去了全美国治安状况最为糟糕的芝加哥黑人区，并马上被当地的武装贩毒黑帮扣留。幸运的是，社会学系的博士生素德并没有受到伤害，反倒以此离奇的方结识了当地贩毒黑帮的老大J.T.，并由此开启了一种古怪的、超过十年之久的友谊。借由这一友谊，素德顺利地进入芝加哥的贫民区，开始了自己的田野调查，并且最终由此而完成了博士论文。《黑帮老大的一天》一书即为素德在1989年至1996年读书期间在芝加哥黑人区的田野调查的笔记整理。在本书中，素德以自己的调查研究为线索，为我们描述了以J.T.为首的贩毒黑帮的组织结构与运营机制，黑帮、贫民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以及所有这一切与主流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且从一个内部人的视角，回答了一些有关城市贫困的典型问题，比如贫困陷阱的问题，贫困社区的暴力问题，以及居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互动问题等等。素德与罗伯特·泰勒区众人之间的互动所构  1社会学研究成的关系及其引发的问题乃是本书的核心结构。这种互动彰显了更为深刻的两层涵义：现代社会科学与贫困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美国主流社会及文化与黑人贫困文化之间的冲突。就此而言，本书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它指出了现代社会学研究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痼疾。一、隐秘的贫民区与素德的方法论困境华康德曾经指出，在美国社会学研究有关贫困（poverty）和贫民区（ghetto）的讨论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三种“不良倾向”。第一种是贫民区这一概念的稀释化，也就是在讨论中混淆并减弱了种族的基础性，以及此种基础的历史意义以及社会程度；第二种倾向，是从某种外部视角出发，将贫民区描述为一种失序的社会形态，无论在个体还是集体的层面上，都可以用“匮乏和不足”这样的负面词语来形容，而没有从其内部出发，讨论其内在机理与特别的社会功能形态；第三种，是从失组织（disorganization）的概念出发，倾向于将贫民区及其居民荒诞化（excoticize），“从外部与俯视的角度，强调贫民区生活里最为极端和非常态的方面。”这三种倾向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强大的“认识论屏障”（epistemological obstacle），使得针对美国贫困的讨论“致力于消除在常识感觉与社会科学的分析之间的，在有待阐明的争议性的复杂现实与大众所亟欲深信的东西之间的界限”（Wacquant, 1997: 342）。由此可以认为，尽管美国的贫民与贫民区研究有其深远的传统，但主流研究所叙述的内容不过是外部视角下的想象而已。此类传统的研究并没有获得来自内部视角的切实经验研究的支持，因此所提出来的有关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也基本都无关痛痒。这种现象并非只存在于华康德的论文发表之前。在本书中，素德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田野工作之后，也在相关的学术会议上提出了类似的质疑：“在座诸位似乎没有谁与花太多时间与穷人们呆在一起”（Sudhir, 2008: 176）。素德在本书中所做出的贡献，恰好与这三种“不良倾向”相对应。但是此类田野研究并非易事，原因之一在于，以黑人帮派及其赖以生存的贫民区社会结构为核心的贫民社会对外部世界有着极高的警惕性和不信任感。所以尽管美国社会学中有关贫困和贫困社区的研究连篇累牍，2社会学研究但是对于主流社会来说，贫困社区自身仍然是一个隐秘的世界。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中产阶级社区与贫困社区两个世界之间的巨大落差常常使得素德无所适从。这样的差别不仅体现在芝加哥的主流社会文化与罗伯特·泰勒区的地方亚文化上的不同，也体现在素德所屡屡碰到的现实问题：他被要求站队。素德选取的定性研究方法意味着他要不断地进入调查地点的日常生活，展开深度访谈以了解社会。在此，“站队”有两层意义。其一就是贫民区的人针对素德的提问。虽然素德自视为客观中立的社会科学家，但是在进入地方社区的时候，他必然会被当地居民视为某种权力的代表。在调查中，素德不断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是站在白人那边，还是站在黑人这边？你是站在警察那边，还是站在黑帮这边？你是跟着这位帮派老大，还是跟着那一位？这一类的问题并不只是素德在罗伯特·泰勒区的社会世界里的现实选择，而且正如素德在书中所反思的那样，这一类问题也提出了一个社会学研究的实质问题，即是否真正存在社会科学方法论里所说的客观中立？“站队”的第二层意义就是素德在调查中自我提问的问题。在书中，在面临着田野工作里学习当地文化和作为一个学生的双重世界的困扰时，他写道：“要阻止我所面对的艰难，社会学家的标准工具似乎力不从心，这让我愤怒不已。”（Sudhir, 2008: 176）素德所面对的艰难就是在他的田野调查中是否要坚持做一个客观中立的旁观者的问题。这一问题在课堂讨论中，或者在一般的调查中或许并不成为一个问题，但是素德在他那种极端性的田野工作中，却必须要直面这样的问题。当他见到当地居民被帮派成员殴打时，当他看到当地居民受到了严重伤害，而医院和警方都无动于衷时，以及当他见到地方官员和警察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时候，他都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是否要坚持做一个客观中立的旁观者？更具实质意义的问题在于，素德绝大多数的同学和教授们都没有遭遇到类似问题的困扰。今天的社会科学，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都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调查研究方法论，比如调查问卷的设计，量表的使用，文献研究的阅读，各种规模的调查问卷的发放填写，对统计学知识的要求，以及电脑以及专业的电脑软件的应用等等。3社会学研究借助于雇佣的调查人员，研究者甚至可以在与受访者完全隔离的情况下，完成一次完整的研究。此种类型的知识生产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在这样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学研究都可以心安理得，不受任何困扰地去讨论现实问题。约翰·奥尼尔将具有此类发展趋势的社会学研究称为“表面行当”（skin trade）（O’Neill, 1972：7）或者社会科学的医疗化（O’Neill, 1995: 28）。所谓表面行当并非意味着社会学不是一种专业化的学科，或者不是一门科学。相反，“它仅仅意味着，社会学必须要宣称一种科学的与专业的地位”（O’Neill, 1972：7），这恰恰是表面行当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约翰·奥尼尔以现代社会职业化的牙医为例来讨论所谓的“表面行当”。一名职业的牙医要求拥有各种配备，包括牙医诊所的装饰、接待员、护士、各种医疗器械、表格等等。只有借助所有上述这些配备，牙医才能够完为所谓的职业化行为，也即检查修复牙齿。牙医的原初实质性工作与那些表面功夫中的绝大部分都毫无关联，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只有借助于它们，牙医才能在一种“职业化—病人”的关联中“重构他的口腔工作”。在此意义上，口腔工作的地位对于一名牙医来说，反倒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了。社会学的科学化和职业化也有着同样的要求：“大量社会学的结构性功能…支持一种在科学家及其对象之间的净化仪式。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实质重要的是仅仅透过职业化的眼光来看待他的对象，并拒绝接触病人，贫困人口和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以防止其反诘自身。”（O’Neill, 1972: 7）以此方式，谈话中的各种复杂的关联互动，比如爱欲性共存关系就被化约成了访谈大纲或者态度量表，使得被研究者通过此类研究方法的过滤，成为了干干净净的实验室对象。社会学研究的结构越复杂，技术要求越高，实施成本也就越高，也就越来越成为只有富裕阶层才可以负担得起的职业。同时也就越来越使得社会学对真正的贫困、犯罪、种族等问题敬而远之。现代社会学的这种性质，是素德的田野工作所面临的方法论困境的根源所在，也是隐秘的贫民区得以可能的另外一种原因。素德选择了与他的同学和教授们不同的调查方法来展开自己的研究，而非只4社会学研究“坐在教室里讨论统计学”。他在走进贫民区，直面隐秘的现实生活的时候，遭遇到了他的同学同事们通过“正规的”社会学方法论可以轻易避免的问题。素德所面临的问题并非新近，乃是从胡塞尔等人开始的关于近代科学意义问题的讨论和韦伯关于科学与政治的讨论的延续。素德的困境来源于社会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这一困境部分来自于知识与价值两个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分离，是社会科学的先天性吊诡所在；而另外一方面，这一困境也由于社会学作为一种表面行当在学科科学化上的共谋而隐而不彰。这一共谋使得素德的同学以及世界上大部分的社会学家都可以体面地避开他所遭遇到的尴尬。与此同时，这一共谋也使得知识的生产机制成为一种垄断。这种垄断使得现象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常识性的理性与价值判断失去效力。所谓失去效力，并非仅只是现代社会以专业知识之名对于个体的健康、快乐、家庭乃至于性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在此专业领域的成长过程中，对于理性和非理性、健康和非健康以及主流社会和贫困社区、文明举止与暴力行径这样一些相互对应的二元对立性社会实体的生产过程。在后面的这种背景之下，“权力，真理以及生活…都是被编码进入各种种类的内在化信息，以将个体的健康、知识和劳动正常化。”（O’Neill, 1995:40）现代专业知识与国家治理之间由此形成了一种互相塑造的关系。这两种效力丧失表明了社会—心理空间上的诊所化以及社会控制的知识医疗化。由此，约翰·奥尼尔认为，“它们开启了权力关系的新的领域，我们将其称为疗治性国家”（O’Neill, 1995:41）。而此种分析领域，正有助于理解J.T.的黑帮及其赖以生存的黑人贫困社区。二、作为一种社会官能征的贫民区此种疗治性国家如何来看待隐秘的贫民区？如上所述，作为美国贫困典型的罗伯特·泰勒区，乃是一种被隐藏的社区。正如素德在书中所说，在他所进入的这个社会世界，与素德成长的家乡，即南加州中产阶级的郊区完全不同，也与素德所就读的大学所代表的芝加哥中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素德在这一社区中经历了一种他从未见过的社会形态。5社会学研究罗伯特·泰勒区第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各种资源极度匮乏，包括社会资源、经济资源以及权力资源。学校教育、商业活动、警察、医院、政府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等等这些构成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组织在该贫民区几乎全部缺席，并由此而构成了罗伯特·泰勒特有的“社区空间”，为毒品黑帮的兴起提供了客观环境。由于生存的需要和资源的匮乏，身体成为了最为常用的资源。为主流社会所严禁的来自于毒品的身体快感以及建基于其上的权力关系在其中无所不在。毒品的滥用使得黑帮在经济上得以可能，并甚至使得罗伯特·泰勒获得了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基本资源。暴力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成为黑帮乃至是整个贫民区的基本特征，而妇女们（甚至包括年轻男性）普遍以各种形式出卖自己的肉体。身体或性交成为了某种货币形式。有关现代社会里资源匮乏、暴力泛滥与权威主宰三者之间的关系，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有详细的讨论。在这一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与精神分析哲学结合在一起来分析现代社会的努力中，他指出，尽管在其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①背后隐含了匮乏（scarcity）这一基本的事实（fundamental fact），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将其上升为一种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他认为，匮乏在现代社会的分配，已经从最初的暴力原则变成了“权力的理性运用”。而这种理性的权力运用在其过程中与权威的主宰性运作相呼应，造成了现代社会中各种不同的现实原则。而后者又在各自的社会环境下，有着各异的对于个体冲动的控制，马尔库塞将其称为在基本的抑制之外的过剩抑制（surplus-repression），而与之相应的，“现实原则的盛行的历史形态”，就是表现原则（performance principle）(Mercuse,1966:35-38)，也即与正常的主流社会形态相符合的爱欲表现（erotic performance）(Marcuse, 1966:46)。罗伯特·泰勒从资源的匮乏到暴力的泛滥，正是由于权威主宰性运作的理性权力运用所导致的特殊的过剩抑制造成的。从J.T.以及其他人的经历可以看出，贫民区的人遵循主流的社会规范、经由教育的途径进入中产阶级的机会极少（尽管这几乎是唯一的途径）。也就是① 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弗洛伊德与1911年发表的《精神功能二原则论》，并与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一起，随后成为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概念。作为支配精神运作的两种原则之一，现实原则乃是对快乐原则的修正。现实原则作为一种调节的原则，使得个体不会直接追求满足，而是会根据现实条件迂回进行，并延迟对结果的追求。6社会学研究说，贫民区的居民极少可以获得主流的表现原则对于其身心的规训，并因此而获得资源。在马尔库塞的讨论体系中，作为现代社会规训重要环节的劳动（labor），也即工业社会中异化性的劳动，在罗伯特·泰勒区的居民中几乎不存在。而这一身心规训的缺乏，反过来又使得该社区在资源的配置的争夺上处于劣势。个体的心理问题与社区的政治问题在这里成了一种互相加强的关系。马尔库塞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建基于弗洛伊德对于个体官能征的思考。在弗洛伊德看来，暴力的可能性，也就是攻击性乃是文明发展的最大“障碍”。所谓文明，在弗洛伊德那里的含义是“一种服务于爱欲的过程。而这种爱欲的目的就是要将单独的个体、家庭、继而种族、人民和各国家都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一种人类的结合体”（Freud, 1985:313）。现代社会所强加给个体的牺牲，不仅包括对性的控制，还包括对个体攻击性的束缚。为了可以在一个具备互相攻击性的群体中生存，“文明人用其一部分的快乐的可能性交换来了一定的安全”（Freud, 1985: 306）。文明的进展因此得以可能，但这一进展是建筑在永恒的冲突之上的。而这一冲突同时又带来了个体性的神经官能征。在现代社会中，原初的父亲的功能已经逐渐从个体转移到其社会角色，进而融进了社会机构权威，并“教导儿子变得成熟，以及束约其社会的成员””Marcuse, 1966: 75）。所以最初的俄狄浦斯情结开始向个体—社会之间的冲突转变。在其俄狄浦斯的比喻中，弗洛伊德建立了“一种自我寻求其限制的辩证法。反律法主义式的情感（antinomian feelings）自动引发了补偿性的自我指责”，而这种指责，又反过来使得个体心理层面上的抑制（repression）得以可能（Rieff, 1959:226）。这种指责即为负罪感，与其相伴同生的是良知的感觉，也即感知罪恶的可能性：“良知，是我们对某些特殊欲望由排斥而产生的一种内在知觉。重点在于，这种排斥不必寻求任何理由，乃是‘不言自明的’。最明显的例子是罪恶意识，即对我们某些要满足特殊欲望的行为的内在厌恶”（Freud，1950：68）。在弗洛伊德那里，此类罪恶感是构成焦虑的重要因素，并与其社会特征一起，构成了神经官能征的实质特征。在禁忌与欲求的相持过程中，不可接触性成为了神经官能征的另外一个核心特征：“在塔布中，禁止接触乃是核心禁忌，也即神经官能征的核心；因此它有时被称为‘接触恐惧症’”(Freud，1950：27) 。社会因此变成了抑制性的社会，个体也因此而获得神经官能征。神经官能征乃是个体的自我保存利益与利比多的渴求之间冲7社会学研究突的产物。在这一冲突中，“自我获得胜利，但是其代价是严重的痛苦与放弃”（Freud, 1985: 309）。这一原初的抑制与个体欲望之间的冲突，构成了现代神经官能征的原型。承接弗洛伊德的思考，马尔库塞在其所讨论的工业社会中社会劳动的等级体系（hierarchical system）中表明了此种冲突转变在现代社会里的进展。这一等级系统“不仅将主宰（domination）理性化，而且‘‘内含着’反对主宰的反抗”（Marcuse, 1966: 90）。与这一体系不同的是，在罗伯特·泰勒这里，我们所见到的是个体—社会冲突的另外一种发展：地方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即在劳动等级体系之外的社会世界与该系统本身的冲突。罗伯特·泰勒在文化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与主流社会的格格不入。它是一个以守望相助为基本社会形态的情感性社会，这与以专业化分工的现代社会截然不同，素德在进入该社区之前并未有过此类经验。这一点使得罗伯特·泰勒与传统性社会有所接近，但是由于前一种从资源匮乏到暴力泛滥的特点，它显然并非是一个传统型的社区。但无论如何，在主流社会看来，罗伯特·泰勒的社会形态，正如华康德所总结的，是一个荒诞化的非常态社会。以J.T.为首的贩毒黑帮植根于当地的社会文化结构，与该社区处于一种共生互补的关系。黑帮为社区民众提供基本的治安，以及甚至是某些福利，而社区作为毒品的最大市场，也是黑帮赖以生存的基础。在等级化的劳动体系看来，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现实存在。贫民区以及黑人帮派无时无刻不在以暴力活动，非常态的生活和生存方式刺激着“主流社会”，提醒着自己的存在。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层次的暴力：J.T.或者黑帮在社区内的惩罚行为、帮派与帮派之间的战争以及作为整体的社区与主流社会的冲突。这三种暴力的共同特征在于展示性。J.T.通过展示其暴力来维持权威，帮派与社区则通过展示其暴力来获取或者维护自己利益。所以，主流社会在文化模式上的自我认同由于与贫民区的暴力展示而陷入了困境。但与此同时，在第一节中所讨论的知识生产机制开始将暴力化的贫民区的存在去意义化，并进而亟欲将其摧毁。所谓将其存在去意义化，是指在前述中的那些相互对应的二元对立性社会实体的生产过程中，对于贫困社区以及贩毒黑帮的概念化塑造。在此类包含着个体自我认同的社会存在塑造过程中，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正如阿尔杜塞所说，意识形态乃是一8社会学研究种“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力量….意识形态构成了社会，并在其中产生出现实影响。这些现实的影响乃是构成人的主体性的重要部分。于此，意识形态被认作是一种社会功能，为个体提供了嵌入社会机构与程式的社会与政治认同。这些社会机构与程式又反过来强化了特定的信仰系统”（转引自Moon，2006：265）。在此类塑造中，贫困社区以及贩毒黑帮成为了犯罪、罪恶、道德败坏等等负面词汇的代名词。主流社会为罗伯特·泰勒提供了现实原则，而罗伯特·泰勒使得主流社会对其充满了厌恶，焦虑异常。所谓亟欲将其摧毁，也即贫困社区及黑帮在知识谱系中的位置成功地唤起了主流社会的良知，也成为了主流社会寻求正义、平等乃至自由等等主流价值的正当理由。此种寻求，需要借助消灭贫穷和暴力，也即通过对贫困社区的改造来完成。而弗洛伊德所讨论的神经官能征的一个显著特征，也即“接触恐惧症”，在这里也堂而皇之地存在：位于罗伯特·泰勒区和中产阶级居住区之间的那一大片开阔地带就是其最好的符号性表达。那一片地带本来被规划为黑人住宅区，由于过于靠近中产阶级的居住区域，原本要建在此处的建筑被塞进了远离中产阶级的一侧，以使得主流社会避免与贫民区接触。另外，素德从进入芝加哥大学开始，就不断地接到官方正式的警告，要求不要与黑人贫民区接触，因为那里是罪恶之地，是危险的场所。这一类的警告，也是“接触恐惧症”的社会性体现。因此从精神分析哲学的传统来讨论现代社会中的贫民区，可以将失范的贫民区视为美国社会的官能征。在精神分析的哲学传统中，神经官能征从个体的身心角度表达了文化与权力结构与冲突。文明的进展是基于永恒的各种冲突之中才得以可能。这其中包括性的冲动、攻击性与规训，以及个体与文明社会之间的冲突。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发展出对于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现象的暴力和其它现代文明的负面部分的分析。而在马尔库塞的帮助之下，我们则可以将罗伯特·泰勒社区以及J.T.的黑帮视为此种分析的绝佳案例。它们都构成为美国主流文化不可或缺的实质性对立面。它们与主流文化或者“正常的”文化相伴同生，如影随形，一体两面。它充满活力，来势汹汹，不断地骚扰文明社会，使其痛痒难当，无法安心。在规训的现代文明社会世界中，由国家权力所强力背书的常规“工作流程”，“劳动纪律”以及官僚体制等规定了身体的行为举止，以及受控的快感，并同时提供了工作，健康，教育等等权利。罗伯特·泰勒和J.T.的黑帮不仅通过它们的存在自身，而且还通过其生存方式，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其9社会学研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该社区中暴力的泛滥，毒品的滥用以及毒品经济在该社区的经济支柱的地位。所以尽管主流社区理所当然地欲将其除之而后快，但正如我们在第一节中所讨论的疗治性国家的性质，也正如素德在本书中所展示的，这一计划实际上并不可能完成，而且其意义更多针对于主流文化自身。由此出发，我们认为，在现代疗治性国家中，最为重要的“接触恐惧症”正是由素德所遭遇的方法论困境所表达出来的：现代社会科学对于现实问题的“接触恐惧症”。这一接触恐惧症由一系列的方法论原则和研究体系所构成，同时，在第一节最后所讨论的知识垄断机制的社会与政治功能，是使得以罗伯·泰勒为代表的社会官能征成为可能的核心要素。三、一种社会官能征分析的可能性社会官能征这一概念并非旨在提出一种理解现代社会与主体性的二元论，而是希望可以藉此讨论在流行的话语体制背后存在的此种二元论的生长机制。在这一方面，已经有法兰克福学派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哲学结合在一起的传统。与此同时，在现代社会政治理论的传统中，约翰·奥尼尔承接从本雅明、萨特到阿伦特对于暴力以及文明的思考，则进一步将暴力置于日常生活以及文明化的背景之下，将个体性暴力、或者犯罪性暴力与机构性、战争性的暴力区分开来。在此区分之下，作为现代社会代表的美国的贫民区及其特征性的暴力活动就纳入了思考的范畴（O’Neill, 1972: 57）。在以技术理性为基础所建立的现代文明中，国家治理垄断了一切合法暴力的可能性，同时通过把日常生活中私人化的暴力归类为非理性，努力将其排除在自身的体系之外（Elias，1982）。但是以暴力为代表的种种负面现象，也即马尔库塞所说的现代文明的疾病与不满，包括战争、暴力、贫困等等，并不会随着文明的排斥而消失。正是在这里，社会官能征获得了其讨论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约翰·奥尼尔认为，在现代身体理论的传统中，居于核心位置的弗洛伊德并未提出一种生理修复技术（bio-prosthetics）以为文明提供新的动力。他希望可以从身体出发来重构社会和历史。这一工作的意义在于重返人类原初想象能力（拟人论），虽然这在表面上与当今社会科学的核心价值背道而驰，但是却有可能在今天这种10社会学研究疗治性的国家形态中，为社会科学重拾信心，并进而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人、自然以及社会机构之间那种复杂关系之中所存在的重大问题”（约翰·奥尼尔，1999：2）。就此而言，他认为福柯所讨论的性的身体并不足以代表身体意义的全部，他转而主张对一种交往身体（communicative body）的讨论：“交往身体被降格为性的身体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歪曲了那曾经统摄着自然、社会和人类身体的性别化的宇宙学，并使其从属于自然和人类家庭的工业化”（奥尼尔，1999：6）对于奥尼尔来说，交往身体既是“所有社会的道德基础，也是任何一种社会科学实践的道德基础”（奥尼尔，1999：8）。在重返拟人论的基础上，个体层面上的社会官能征可以获得其日常分析的空间。而这一领域尚未在社会学的日常分析传统中获得重视。个体层面上的社会神经官能症的意义特别集中在对于此类行为举止的社会学理解之上。除此之外，重返拟人论的社会学努力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社会学想象力，以及社会学自身在现代社会中的恰当位置。此种反思与重构，对于面向转型社会，思考中国问题的中国社会学来说，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参考文献：尚·拉普朗虚，尚-柏腾·彭大历斯，2000，《精神分析词典》，沈志中，王文基译，台北：行人出版社。素德·文卡斯特，2009，《黑帮老大的一天》，孙飞宇译，上海：世纪文景出版集团（即出）。约翰·奥尼尔，1999，《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张旭春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Brown, Norman O. 1985, Life Against Death: The Psychoanalytical Meaning of History.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Elias, N. 1982/1939,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 2: 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Freud, Sigmund 1950, Totem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5,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ivilization, Society and Relig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O’Neill, John 1972, Sociology As A Skin Trade.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95, The Poverty of Post Moder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Marcuse, Herbert 1966,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oston: Beacon Press.11社会学研究12Moon, Claire 2006, “Narrating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in South Africa.” Social & Legal Studies 15.Rieff, Philip 1959, Freud: The Mind of The Moralist.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Venkatesh, Sudhir 2008, Gang Leader for a Day: A Rogue Sociologist Takes to The Street.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Wacquant, Loïc J.D. 1997, “Three Pernicious Premises in the Study of the American Ghett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1（2） Events and Debates.作者单位：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与政治思想项目责任编辑：杨 可 

收入这本书中的三篇文章，虽然处理的对象不同，但在我看来背后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关怀，用汪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提出一种不同于民族主义知识框架下的中国观"，一种新的阐释现代中国的理论框架。

2006―2007年期间，我们在天津、上海、南京、深圳四城市，对流动穆斯林进行了问卷调查。所以选择这四个城市，主要因为它们经济较为发达，其CTP和城市居民收入在全国位列前茅，加之，文化、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已成为西部穆斯林流动的主要地区。 本文拟以四城市为考察点，在问卷（在四城市一共发问卷1000份，收回问卷875份左右，有效问卷占回收总问卷的87.5％）和走访的基础上，探讨流动穆斯林的人口特征和就业状况，为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和谐提供有益参考。一、流动穆斯林的民族和人口来源 在四个城市中，外来的流动的穆斯林平均为10万人以上，除深圳（深圳是外来移民城市，改革开放前只有一户穆斯林，现在穆斯林人口10万以上）外，其余三城市外来的穆斯林人数皆数倍于本地穆斯林人数，以上海为例，这里原有穆斯林人口6万左右，现在穆斯林人口近16万，增加的部分显然都是外来的。中国有十个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都是穆斯林，而流动的穆斯林主要来源于哪些民族？主要是回族89.6，占89.8％；其次是维吾尔族，占4.8％；而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一共占3.9％。可见，在流动穆斯林中最主要的少数民族是回族。 这么多回族源于何处？从其户籍看，大部分来源于西北，而西南的较少。若按流动人数多少及所占比例进行排序，为：甘肃 (占54.9％)、青海（占17.2％）、新疆（占4.8％）、宁夏(4.4％)、河南（占2.0％）、陕西（占0.1％）。依据上表的统计，甘肃、青海、新疆、宁夏的穆斯林占整个流动穆斯林的81.3％,其余省份仅占2％以下。二、流动穆斯林的自然构成 从年龄层面看，30岁以下的占66.5％、45岁以下的占25.7％，两项相加，流动穆斯林人群中，青壮年占92.2％。 从文化程度上看，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7.31％、初中文化的占34.11％、高中的文化的为9.93％、大学文化的为7.59％。两表结合起来，可知在流动穆斯林中，青壮年占92.2％，即外出流动的几乎都是青壮年。从文化程度看，在外出的穆斯林中，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占绝大部分，为81.42％。这样的文化水准限制了他们就业面，同时，也限制了他们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就大部分人而言是这样，但现实生活中也有特例，如个别老板，他们文化程度不高可收入却很高）。 在外的流动穆斯林中，有83.11％的为男性，16.89％的为女性；而53.60％为已婚，44 30％是未婚。这两组数字告诉我们，在外的流动人口中，大多数是已婚的男性，而少部分是女性（约占17％）。根据我们的走访情况发现，小拉面馆的女性多为老板娘，其余都是男性；大拉面馆或西北风味饭店，除老板娘外，也有几位女性服务员。在拉面馆工作的流动穆斯林，男女比例是4：1左右，这与上面的统计数字基本相符。此外，拉面馆或西北穆斯林饭店，除老板外，一般服务员都是单身。 为何不带妻子出来谋生？大部分回答：一是经济压力。由于这四城市房租较高，目前的工作收入是难以维系这方面的开支。二是家里走不开。在老家，田地、老人、小孩等都需要照顾，无法分身。三是女性工作不好找。女性本来就业面就窄，外来女性流动穆斯林更加如此，除了到大清真饭店作服务员外，几乎没有什么职业可寻。因为，她们几乎没有技能，加之教规又多，诸如不能穿短袖衣服，不能穿短裙，有的甚至要带盖头。作为生活习俗本无不妥，可这些习俗常常与饭店的统一着装产生矛盾，面对这样的矛盾，若是饭店不让步，她们只有选择在家。三、流动穆斯林的谋生方式 流动穆斯林职业发生了变化：一、打工者，以前为28.3％、现在为61.9％，现在较之以前增加了2倍以上。二、从事农业或养殖业的，以前为37.7％、现在为1.1％，减少了98.9％，下降幅度确实惊人。三、小生意者或个体户，以前为18.6％、现在为25.1％，增加了69％以上；老板以前为0.5％、现在为 2.7％，增加了7倍以上。四、唯一没有变化或变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职业是教师，以前为1.9％、现在2.2％,只增加了2人。 首先，变化较大的是农业或养殖业。原来有312人从事这类职业，现在只有9人。说明外出以后绝大部分穆斯林都改行了，或者说，以前的农业养殖业技艺现在已经无法成为在外谋生手段。其次，打工人群的变化。现在打工者是以前的两倍，而又占流动穆斯林人数的61.9％，可见在流动穆斯林群体中，主体是打工者。根据访谈，打工者主要的工作场所是拉面馆，个别也有在企业或其他行业的。再者，流动穆斯林中老板或个体户人数的增加较大。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老板或个体户多指拉面馆的老板，据化隆县住沪办同志介绍，该县在深圳有600家拉面馆，在上海有1千家。这些城市存在着这么多的拉面馆，故老板或个体户增加幅度较大。最后，教师的比例没有变化，或许因为做教师需要学历和经验，若有学历和经验无论在家乡还是外出到这几个城市都可以成为老师，区别只是报酬的多少。总之，流动穆斯林的职业大多数发生了变化，现在所从事的职业与家乡的职业不同了，发生了变化。然这种变化亦有规律可寻，即他们基本集中在饮食（主要在拉面）行业。无论是打工人人数或是老板人数的增加，还是从事农业养殖业人群的减少，都由于进入到了这四个城市的饮食行业（拉面行业）。 流动穆斯林为何会集中在这个领域？根据调查发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饮食和技能问题。穆斯林尤其西北穆斯林对于清真饮食要求非常严格，以至他们基本不去汉族人的饭店就餐，因为那里不清真，回民面馆、饭店几乎没有这类问题；此外，在拉面馆打工基本不存在技能问题，或者说技能问题较少，大部分穆斯林都会拉面、都会烧牛羊肉。其二，生活成本问题。四城市的拉面店一般都免费供应吃饭，有的免费一顿，有的二顿，这样一来，生活成本很低，能积畜的钱会更多。其三、宗教感情和生活情感问题。西北穆斯林有浓厚的宗教感情，对于功修非常认真，尤其到了斋月期间，都要封斋。在其他行业，功修和工作往往难以兼顾。从感情方面看，这里拉面馆的穆斯林多为同乡（同乡范围可大可小，大则为一省小则为一县一乡），彼此在一起工作易于变成朋友，在外遇到问题也易于获得同乡帮助。其四、这四个城市规模较大，商业空间也大，几百家甚至上千家拉面馆都可以同时营业，基本是家家盈利。所以，拉面馆成为流动穆斯林的一个重要的选择。以至在这些城市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拉面经济。这是由西部流动穆斯林支撑起来的经济，不仅养活了自己（仅这四城市的流动穆斯林就有四十多万），也方便了这些城市的市民生活。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建筑单位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以及农民工因从事危险工作而致死致残的问题常常见诸于报端，而西北流动穆斯林却没遇到过这类问题。这绝对不是侥幸。从主观方面看，流动穆斯林有相对固定的就业取向，从客观方面看，这些城市也有这么多回民餐饮业的存在，这样就使得这么庞大的流动队伍，在这么发达的城市，能够立足，能够安全地生活下去。若是没有这些拉面馆，外来穆斯林将流向何处？若是流动穆斯林兄弟辛苦一年，到了年底工资却被拖欠，社会将会出现何种状况？所以，笔者以为西北的拉面馆或拉面经济，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维系着西北流动穆斯林的生活和社会稳定。 四、流动穆斯林的收入状况 流动穆斯林职业发生了变化，其收入情况如何？以下是一个对比表，通过对比可知外出前后的变化：以前收入500元以下者为大多数，占54.9％，现在只占10.9％。这个比例数在下降，而500元以上者，几乎每一栏都有增加。具体为： 500-1000元的增加了80％, 1000-2000元的增加了近3倍，2000-3000元的增加了44％，3000-4000元的增加了2.5倍，4000－5000元的增加了3倍。5000元以上的以前几乎没有，现在也有19人。显然，流动穆斯林到了这些城市以后，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与甘肃、宁夏、青海那些以务农为业的农民（年收入2000元左右）相比，收入的提供更是相当大。因为，在四城市的流动穆斯林中，有90％以上的人年收入在6000元以上,有20％的人年收入在10000元以上，有5％的人在24000元以上，如此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流动穆斯林中，已经有一部分人（即年收入在2.4.万以上者），开始向上升流动，即由一般的打工者上升为社会中产阶层， 他们或是饮食店老板，或是从事贸易的商人等。换言之，他们通过几年的外出的奋斗，无论收入或职业都具备了中产阶层的一些特征，开始融入到这些城市的社会中去。五 流动穆斯林在外居住时间及联系网络 在流动穆斯林中，有近54％的人居住在外1－5年，少部分(10.28％)已经达到了6—10年之间。据说,自从2002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以后，家庭饲养牛羊受到限制，经济也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外出谋生者较多。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为何大部分西北穆斯林在外流动时间较长（基本常年在外），而从2002年左右外出的人数较多，上世纪90年代外出的较少。即在外1－5年的多，而6年以上的少。他们的住房，大约有67．9％是自己租房，14.6％的人是借住在他人租的房屋里。由于这四个城市的房价甚高，有能力购买房者极少，只占5％左右。在走访中还发现，流动穆斯林长期在外，逐渐形成了或本县或整个西北地区的联系网。这个联络网具有地缘、族缘、业缘等因素，即都是西北的穆斯林，又都是从事餐饮业。例如，南京有“西北联络组”，天津有“西北拉面馆协会”，上海、深圳也有类似的联络网。化隆县为了维护本县外出人员的利益，专门在上海、深圳设立了办事处等。联络组、协会完全是民间性质的，而驻深、沪办事处则有一定的政府色彩。而无论性质如何，都起着联系、协调西北流动穆斯林的作用。联系网彼此之间都有手机号、地址、人名，小联络网一般有50－60家饭店的联系方式，大的有几百家联系方式，一旦谁家出了问题，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一些纠纷问题，都可通过联系获得支援或帮助。在这些联络组或拉面协会内部都有自己的召集人，而召集人多为热心于公益事业的，有一定经济势力和人际关系的穆斯林。他们除了用电话联系之外，还有一种联系方法，即在每周五的主麻日，当穆斯林聚会时与同乡聚在一起交流有关事情，以获得帮助。笔者在上海时就遇到过这样的事，一位在拉面馆打工的穆斯林在沪归真了，家属要求送回老家安葬，从上海定专车回老家需费用2万元，拉面馆老板一时拿不出，就来清真寺请大家帮助。穆斯林兄弟闻讯纷纷解囊，有的十元、有的百元，大大减轻了当事人的负担。在深圳时也常听说他们彼此互助的事情：有位穆斯林在深圳开饭店，开张之初，经常有人白吃白喝，还要收保护费什么的，这些人一来就是几个，报警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都是小事，教育一下就完事。然后再来骚扰，饭店一时难以正常经营。自从有了联络网，一打电话大家都过来了，小混混见人多势众拔腿就溜，久而久之因无便宜可占，也就不来了。类似的事件其他城市也发生过，只是由于这些城市的治安较好，加之，穆斯林内部又团结互助，所以没发生什么大的治安性的事件或问题。当然，流动穆斯林成份复杂，人员素质有高低，彼此之间也会发生一些纠纷或摩擦，尤其是在一条不长的街道上同时开了几家拉面馆或饭店，彼此也往往会因经济利益发生一些纠纷。出现这类问题，有时由伊协、清真寺阿訇出面进行协调，也有时由拉面协会或联络组出面调解，一般都能够化解日常的一些纠纷。此外，这些协会、联络组也很注意自律。在天津曾出现过一些清真饭馆为了增加收入而买酒水，一些不法商人挂清真招牌但不经营清真餐饮的问题。对于买酒水问题，协会一经发现立即出面劝阻；为了防治假冒清真饭店，他们设计了一个清真标牌，除了有专门标志外，还将穆斯林经营者的照片放大印在上面，这样真假清真问题就一目了然。各个城市遇到的问题不同，处理的方法也就不同，但无论怎样，大家都感到需要有这样一个协会或网络。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类联系的网络或协会是西北流动穆斯林在外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保证，是解决社会纠纷或一些问题的重要力量，也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流动穆斯林才能安心地从事生产或经营活动。从这个方面看，这些民间性或带有民间色彩的组织是西北流动穆斯林能够在外进行正常经营和发展下去的一个重要依靠。此外，需要说明指出的是，在调查过程中，在四城市的调研过程中，没有发现甚至也没听到有关流动穆斯林与当地居民之间发生矛盾或冲突之类的事。询问当地阿訇和流动穆斯林，都是摇摇头，说明并没发生这样一类的事件。就其原因，笔者以为：一方面，外来的穆斯林在生活、经营方面能够尊重当地的法规、风俗，而拉面经营也与这里的饮食经营没有多少竞争（因为这些城市市场空间较大，管理也比较规范）；另一方面，在于这四个城市多为移民城市，经济发达，文化教育程度高，人们对于外来人群的移居及其较为独特的宗教生活习俗，能够以较为宽容的态度去理解、接受。所以，一直相安无事，和谐共处。 西北流动穆斯林由于在这四个城市经济收入较好，生意也能够有保证，除了少部分，即13.4％的人想回去外，大部分人处于或犹疑或等等再说的状态，当然也有27.4 ％的人愿意在这里长期住下去。 流动穆斯林每天几乎忙忙碌碌，但他们不是单纯的“经济人”，在他们经济的后面有联系网络，在网络后面有宗教文化。经济、网络、宗教，虽然各不相同，不在一个层次，但彼此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即浅层的流动穆斯林的拉面经济，中层的联系网络，以及深层的宗教的价值取向，是密切配合相互影响的。他们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三层结构，与文化学上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一一对应：拉面经济对应于或等同于器物文化、社会联系网络等同于组织制度文化，而伊斯兰教信仰就是精神文化。这三者或三层若是抽去其中的之一都难以理正确解流动穆斯林的生活、生产之特色，也正是这样三层一体之特点才形成了流动穆斯林独特的生活方式（也是独特之文化），以区别其他的城市流动人口；也正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才使得他们几乎能够赤手空拳打天下。试想，哪个城市没有自己独特得饮食产品？但哪一个地方能够凭借某种单一产品养活这么多流动的人群？哪个城市的民众能够以某一种产品走天下？只有西北回族的穆斯林，只有他们能够依靠拉面经济走天下。为什么？因为他们具有独特的生活、经营方式。换言之，因为他们在生活、生产经营方面具有的上述特点，发挥出了整体的社会功能，从而维系了也稳定了流动穆斯林的生活。 六、对策与建议 现代化飞速发展的结果，大大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同时，也使得大量农村劳力涌入城市。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涌入，一方面给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力，给农民带来了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给城市带来了许多压力，致使城市教育、服务、卫生、住房等设施越加不足。在涌入城市的人口中，流动穆斯林是其中一个较为独特的群体，他们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又来源于地理位置较远的西北农村。由于西北退耕还林还草的工程推行，以及东部沿海城市与西北城乡的经济、收入差距的悬殊，使得他们的流动到上述城市里，其最终是自然地融入到这些城市里还是返回原籍，目前尚难预料。只是一点较为清楚：他们在这些城市还将流动(逗留)相当长的时间。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有一清醒地认识，应该在公共设施、服务等方面有一个较为长期的计划或安排。这里具体建议如下： 一、目前，各地的拉面馆都已经存在，也有了一定的规模，对于这些清真餐饮或许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可是总体上看还是符合城市卫生、管理的规范。对于这类饮食饭店，若是小的，则给予一定的扶持和帮助；若是已经上规模的，则尽量不去干预，实行“无为而治”。市场有其自身的规律，只要这类餐饮业不违反当地政府的相关规定而合法经营，就应该让它们自己发展下去。此外，各个城市应该有一个清真网点设置计划，这样既便于开设新的餐饮点，又可避免因饭店过密而造成的恶性竞争。 二、西北穆斯林都是少数民族，提高他们及其子女的文化程度对于流动穆斯林和社会的发展都有相当的影响。政府职能部门，应对于成年人（流动穆斯林）定期举办科学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在城市谋生的能力；对于其子女，应在学习就读方面给予一定的扶持，或者说使其孩子们能够来这些城市读书。加强教育不仅关系到生产技能、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且也涉及流动穆斯林就业面的扩大和收入的提高。当然，对于他们自然地而又自愿地融入东南沿海城市也有一定帮助。因为，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看，这群人有相当一部分会地融入东部城市中去，他们不可能长期处于流动状态。细读上述统计数据也能看到这种趋势，即有一部分人，他们的年收入在2－3万元左右，有的在城市已经购买了住房，有了一份较为固定的工作。只要户籍问题能够解决，他们完全可以成为这里的一份子。 三、各地伊斯兰教协会应积极出面协调、解决流动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在调研中，发现有的城市的伊协会对于本地穆斯林问题关注较多，对于外来穆斯林则不甚关心，以为这是一个流动的人群，外来的人群，他们与原籍的伊协和清真寺关系较为紧密，而与这地的伊协、清真寺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不是他们需要服务、管理的人群。以至出了问题总是推托：诸如这类事应该找派出所，这类事应该找卫生、工商管理部门等等。当然，找主管部门是对的，也是管理科学化的一种体现，可是作为伊协是积极协助，帮助他们出主意，还是一推了事，实际是有很大的差别。伊协若是能够认同：只要是在我们这里发生的穆斯林的事，就是我们伊协该办的事。以这样的积极态度 去处理或协助处理一些矛盾或问题，很多矛盾是能够化解的，纵然有的问题一时无法解决，外来的穆斯林兄弟也是能够理解。应该说，以这样的态度去处理问题，伊协与流动穆斯林容易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至于流动穆斯林之间的联系网络，既然存在就有其合理的因素，伊协也可依靠它们（拉面协会等）去处理一些具体的问题，但这些联系网络等毕竟不是一个正式组织，与政府之间的沟通还得由伊协出面，而政府的一些政策、措施也还得由伊协去贯彻。所以，当流动穆斯林遇到的困难或问题时，各地伊协应以积极态度去处理，这些才利于化解各类矛盾，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 四、随着流动穆斯林的大量进入，各地清真寺、回民饮食、回民墓地等显得或总量不够或品种不足。过去政府设点时一是考虑当地风俗传统，一是考虑当地穆斯林的人数，而恰恰没考虑到流动穆斯林的因素，更没料到流动穆斯林在一个城市会长期存在下去。现在，问题凸显出来了。要解决这类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各级政府在城市规划时，应该考虑流动穆斯林的因素，应该逐渐地或扩大或新增这方面的设置；其次，在对原有城市进行改建时，可以利用一些或破产或撤迁的企业厂房、场地，以改建为清真寺或其他相关场所（深圳曾采用此办法解决清真寺不足问题）；最后，在回民小区周围，多增一些辅助性的设施（如小的店门等），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总之，无论是城市的长期规划，还是具体的局部的城市改建，都得考虑到流动穆斯林是一个长时期的存在的社会现象，都得在能否满足其宗教、生活的设置方面予以思考和安排，并具体加以贯彻，这样才能够真正解决流动穆斯林的问题，才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促进民族和谐。参考文献：[1]蔡昉主编.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M]（1990～1999）.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2]张开敏主编.上海人口迁移研究 [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3]邹兰春主编. 北京的流动人口[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6.[4]佟新著.人口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6]马戎、王晓丽等.新疆乌鲁木齐流动人口特点与就业状况[J].西北民族研究2005.3.

一、费孝通先生的富民主张 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先生辞世。26日《中国青年报》对费孝通先生逝世的悼词十分醒目：“费老走了，带着他一生志在富民的梦想；大师离去，满怀着对乡土中国的眷恋。”这样的评价是妥当的。富民，特别是让农民富裕起来，是费孝通先生一生的学术理想。26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我悼念费孝通先生的文章“：江苏人民的儿子，江苏人民的骄傲。”其中，我说：“他在江苏不仅坚持以实地研究为基础的‘求学之道’，还实践了他‘志在富民’的学术理想。他走遍了江苏大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理论观点与政策建议。” 在费孝通先生80岁生日那天，有人问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是什么，他说志在富民。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这是他对自己人生理想与治学态度的基本概括。他的富民主张来源于农村实地调查。青年时期他在广西瑶山和吴江开弦弓村比较系统的农村社会调查中，目睹了农民的贫穷与苦难生活，从而立下了改变社会使农民走出贫穷与苦难的志向。他说：“我从早年立志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可以说，一生的心思没有离开过农村和农民。推动我一生学术工作的主要动力，就是希望为农民富足、农村兴旺、中国强盛做点实事。” 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先生受命为恢复社会学教学与研究开始奔波。1980年代初期，他给我们上课与报告时，都说自己还有10年时间可以从事社会学研究工作，并且形象地说：“我口袋里只有10块钱了，不该零星地买些花生米，而要集中起来买一件心爱的东西才是。这件‘心爱的东西’，就是继续‘为中国农民能富起来做点事情’。”多年后，费老在一篇回顾文章中写道：“我在农村实地调查里从亲眼所见的事实产生了一种想法，即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吃饭穿衣的问题……当时的历史现实促使我发生了尽力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也为我后来一生‘志在富民’的追求扎下了根子。” 费孝通先生在实地调查中常对从事实际工作的地方领导同志讲：“你们搞志在富民的路子，我在写志在富民的路子。”为了总结农村干部群众创造的切实可行的富民办法，他跑遍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区，认真进行调查，精心概括富民的发展路子。费孝通先生说“：在生命最后的这段时间里，想做点人家希望我做的事情，也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也就是继续靠脑瓜子为富民事业想办法，出主意。”为此，费孝通先生长期关注农村的贫困问题，一生探索农民致富的道路，创造了“穷人社会学”。   二、费孝通先生的富民理论 费孝通先生一直致力于乡土中国的调查研究，毕生“行行重行行”，探索“认识中国从而改变中国”、如何使中国农民富裕起来的路径。费孝通先生的富民理论似可用他的十种观点概括。 1．农副相辅上世纪30年代，费孝通先生调查江苏吴江的农民生活，并在《江村经济》里提出：人多地少，以恢复农村副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他在调查中发现，此时的开弦弓村有农地2758.5亩，人口274户，正常年景，为了得到足够的食物，每户约需5.5亩地。而当时，村里90%的农户平均占有不到10亩土地，其中75%的户均只有0至4亩。新米上市后，单靠农业，为了维持生活，每年每个家庭要亏空131.6元，而需要向地主交付42%食物的佃农更惨。农民靠什么来维持生计呢？答案是蚕丝。生产蚕丝，可使一般农户收入约300元，除去生产费用可赢余250元。他发现，农副相辅可以给农民带来新的收入来源，有利于改善农民生活。 上世纪50年代，费孝通先生重访“江村”。他在《重访“江村”》中写道，许多老婆婆在岸上和他打招呼，拉着手不肯放。但很快，见面的热情被现实的问题打断了，老婆婆说：“好就是好，就是粮食……”他发现，1936年水稻平均亩产350斤，合作化后，1956年达到了559斤，农业增长60%，但从村干部那里得知，有人感觉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了。费孝通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判断：问题出在副业上。合作化后，由于区内分工和地区间的分工体系的破坏，整个桑蚕生产破坏了，根据当时的数据统计，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1956年，却不到20%。总的来说，农民的收入是下降了。 他指出：“我根据二访‘江村’收集的资料，以及解放后在云南搞过的几次内地农村调查的情况，提出了在人多地少的地区，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副业的意见。这一看法，与当时强调以粮为纲的政策不合。为了单一的发展粮食生产而把副业挤掉，不能不说是片面的。”[1]他在调查中发现，一个地区人多地少，不搞副业，农民是富裕不起来的[2]。费孝通先生曾经探讨了苏南农民历史上的农副相辅观。他指出：“在历史上，苏南农民另辟蹊径，他们很巧妙地把畜牧业、种植业和手工业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典型的是栽桑、养蚕和缫丝，这便是所谓的家庭副业。其实副业并不副，如果按照我在30年代的调查结果，农民的生活是吃用各半的话，那么副业满足了农民除吃粮之外的另一半生活需求，吃靠土地，用靠副业，男耕女织，农副相辅。……这种结构作为历史传统一直流传下来，成为当时最理想的经济结构，苏南这块地方也成了人们向往的‘天堂’。他们的命根子被掰成两半，一半是土地，另一半就是包括手工业在内的家庭副业。”[3]这表明，费孝通先生的农副相辅观不是客厅里的空论，而是来自实际生活的感悟与总结。 2.农工相辅上世纪3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农工相辅”的观点。在《江村经济》里，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乡土工业重建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农村传统的经济模式是“男耕女织，农工相辅”，农业和手工业密切结合，是一个人多地少的乡土中国的特点。手工业分散在家庭里，虽然使中国传统工业在技术上不易进步，但土地不足的农民，可以靠这些家庭工业获得的收入，维持小康生活。他回忆说，我30年代在江村调查时，还曾看到农户的收入是农工相辅，一半对一半。人多地少，要富起来，不能完全靠种庄稼，在粮食作物之外要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并从事农产品加工性的家庭手工业[4]。他从实际出发提升理论认识。在《江村经济》这本书里，他注意到中国农村里农业、家庭副业、乡村工业的关系。他指出“:我的姊姊用了她一生的岁月想从改进农村里的副业和工业，来帮助农民提高他们的生活。1938年我从伦敦回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云南省的内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使我进一步看到在一个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的国家里，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重点应当放在发展乡村工业上。我在Earthbound China（《乡土中国》）一书里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见解。1957年我重访江村，看到当时农业上有了发展，我感到高兴，但是为那种忽视副业和没有恢复乡村工业的情况而忧心忡忡。现在，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我当时的忧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5] 费孝通先生研究了社队工业取代传统副业的过程，他指出：“历史的经验表明，对苏南农民来说，只从土地上去讨生活是不足以维持生计的，要使生活富足起来，就得把握住另一半命根子。……因此，即使当时的政策把所谓‘七种八养九行当’的传统副业都列入禁区，农民还是顽强地寻找能开辟活跃的新的副业行当。于是在60年代末期的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苏南农民又创出了一条新路，他们纷纷起来举办社队工业，用搞工业的方式取得生活所必需的收入。因此，在农民的眼里，社队工业是开辟增加收入，满足生活需要的一个新的副业。它的作用与过去在家里饲养几头羊并无差别，至于手段和形式的不同是另一回事。……如果我们用以工业为手段的农村集体副业这一根本性质来观察社队工业，那么对于社队工业的种种特征也就很容易理解了。”[6]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应把乡镇工业分为两个层次，一层就是现在的村办工业，它仍然保持着草根工业的性质；另一层则是现在的乡办工业和镇办工业，它是从草根工业向现代工业过渡的工业[7]。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乡镇企业的农工相辅、以工补农和以工支农问题。他认为：“乡镇工业始终是以繁荣农村经济为目标，充分利用最基层的集体经济力量和丰富的劳力资源，从农村的‘草根’上举办起来的。这种‘草根工业’，不仅没有损害农业和剥夺农民，相反地倒促成了工农相辅和城乡协作。就江苏全省而言，自从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用乡镇企业的盈余担负如水利等农用基本建设的经费远远超过同期国家投资的总额，这是直接的以工补农。在苏南乡镇企业发达的乡村，其他如开办学校、修桥铺路、烈军属、五保户补贴等的公共事业和社会福利的开支都不必摊到农户而由村办企业支出，甚至一些基层组织的部分财政经费也由村办企业付偿。如果没有村办企业，这些费用还得在农业收入中扣除，这是间接的以工支农。”[8]这种从实际中概括出来的理论观点，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3.工业下乡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了“工业下乡”的观点。1981年,他在三访江村时指出,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都集中在少数都市里,而应当尽可能地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我称之为‘工业下乡’”[9]。工业下乡同样可以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的比重,但是在人口分布上却不致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这个意义上,为具体实现工农结合,或消除工农差距的社会开辟了道路。费孝通先生当年在苏南实地调查中发现，正在异军突起的乡、村（当时称公社、生产队）所办的工业，所以都称作“社队工业”。集镇是社办工厂集中的地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出来当工人，集镇的人口也就多起来了，集镇上新的建筑一座座盖了起来，农民的收入也增加了[10]。 费孝通先生曾经解释过工业下乡和科技下乡的社会历史原因。他指出，人多地少只是一股内在的动力，农工相辅的实现还需要外在因素的触发。社队工业兴起的外在因素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的社会条件。大城市里动刀动枪地打派仗，干部、知识青年下放插队这两件使城里人或许到现在还要做恶梦的事情，从另一面来看，却成了农村小型工业兴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那时的办厂条件多数是大中城市主动送下来的。相比之下，农村的局面要比城市稳定。于是城市里不能生产，就转移到乡下去。那么，由谁来牵线转移？从吴江的实际情况来看，主要是那些家在农村的退休工人以及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干部，尽管目的各不相同，但他们实际上却成了城乡经济的中介人。社队工业就是在社会需要在于社会生产，农村局势相对稳定，而且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有了中介人作联系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的[11]。 费孝通先生指出，我国农村当前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本质上是一个工业化的过程，把工厂办到农村里去的另一面就是乡村的城市化，也可以说城市扩散到乡村里去。这可能是我国工业化的一个特点。我们不走把农民集中到城市里去发展工业的路子，而是让农民把工业引进乡村来脱贫致富。在边区发展的研究中，我们觉得城市对乡村的扩散作用更为突出，也更为重要，甚至可以说，这些原来经济很不发达的边区的现代工业基本上是靠外边的力量兴办起来的。……由大中企业提供信息、技术和部分设备，乡村提供土地、劳动力和部分资金，合作办中小型乡镇企业，成了一条双方有利的出路[12]。 我曾陪同费孝通先生考察过江苏扬中地区的乡镇企业,老人家对“散点式的规模经济”十分有兴趣。乡镇企业把工业犹如撒沙般地扩散到乡间,直至进入农户的家庭,使在整个乡镇范围内的居民都得到实27惠。对此,他概括为一句话“:要使千家万户富起来。” 4.科技下乡费孝通先生指出，乡镇工业的发展，从总体上看，都经历了由初创、发展到逐渐成熟的三个阶段。各个乡基本上都是由一二个、二三个第一代企业起家，一个老根抽出许多嫩枝，形成一批第二代企业。以后嫩枝再发，又爆出一批第三代企业。第一代乡镇企业，绝大多数是50年代末集中了农村社员和集镇居民的家庭手工业而建立起来的。设备陈旧，工艺简单，产品粗糙，利润极少甚至亏损。这一代乡镇工业在潜伏发展期与大中城市的联结是偶发性的，并且是以生产经验为基础而不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那时乡镇企业的特点是，人们能懂得什么技术，企业就生产什么；这些人能搞到什么工业原料，提供什么信息，企业就上马什么。这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被迫的盲目发展。 回顾历史，情况十分清楚。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会之后，等待着这新的一代企业的是城市企业与乡镇企业以及乡镇企业本身之间的企业竞争和产品竞争，这是一个更为严峻的考验。生存还是淘汰，关键在于乡镇企业的热心人与能人能否顺利地转化为各种专业人才，去克服企业在资金、原料、设备、技术、经营管理、产品的推销等一道道难关。这一代企业的确向现代水平跨了一步，城市人才下乡传播的工业技术已经开花结果。可是，乡镇企业一旦成长起来，就形成了对城市在人才、技术、原料、产品销售等方面的更大依托。正如费孝通先生看到的那样，在这个时期，乡镇工业突破了行政区划和地理位置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来同城市大工业发生联系，开始走上了进行多种形式的有机结合的轨道，并由不稳定趋向稳定，由松散趋向紧密。在各种结合中，技术联结、技术合作的内容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显然，我国城乡之间还存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巨大差别，经济活动的内在要求驱使着科学技术及科技人才由高水平向低水平即城市向乡村流动。这种与工业经济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科学技术流向，滋养了农村的一大批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年轻人，从而农村里迅速成长起了大量的工业技术人才。科学技术下乡是由两股人才的流动带来的。一股是城市技术人才向农村的流动。这里面又有短期流动和长期流入两种形式。长期流入即从城市引进技术人员，短期流动即是以聘请顾问、兼职、短期支援、签订技术合同等方式出现的人才向农村的流动。有一些乡镇企业发展得较早的乡，骨干企业已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即成熟期，这一阶段，乡镇企业已经具备了资金、技术、人才、设备、信息、市场的条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和经济技术实力，有了较强的竞争能力[13]。当年，我也调查过一些“星期日工程师”，他们为乡镇企业发展解决技术工人的就地培训与指导问题。 费孝通先生研究了内蒙地区的科技推广，探究科技下乡的具体形式与内容。他指出，当前的问题是怎样把这些已经找到的发展手段大力地运用起来发挥效力，关键是怎样使这些已经行之有效的科学知识能传递到广大群众手上，变成千家万户的生产力。这里包括着两个问题：一是怎样形成一个扩散知识的社会组织，二是怎样建立起一个扩散知识的队伍。这个科技村为科技知识的传播建立起一个五层结构的塔形梯队组织，最高层是负责全村科学普及推广工作的科学技术委员会；其次是受过农民业余技术学校培训的有文化知识的农民技术员；第四层是示范户，是些能在群众中起模范带头作用的农户，其中选出若干重点示范户作为第三层；基层称科技户，包括所有愿意接受科技知识的农户[14]。这样分类是深入与正确的。 5.草根工业费孝通先生把他这次看到的中国农民创办的工业，形象地叫做“草根工业”。他说：“农民搞副业的一个特点是一哄而起，遍地开花。在初期短短几年里，苏南的社队工业也到处蔓延，落地生根，历经艰险而不衰。社队工业的这种强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应性，不能不使人联想到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草根深深地扎在泥土之中，一有条件它就发芽，就蓬蓬勃勃地生长。这种社队工业，可以称作草根工业。”[15]这既指出了农民办工业的创造性，也说明了农民办工业的顽强与生命力。 关于草根工业向现代化工业的转变，费孝通先生指出，草根工业就不能像以往的家庭副业那样，长期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它必须不断改变分配、人事、管理等各种制度和技术素质，以适应工业经济的规律，否则在急速的市场涨落和激烈的企业竞争中，就有被淘汰的危险。从切身经验中认识和掌握现代化工业运转的规律性，并按照规模经济的要求改造自己，这就使得一部分乡镇工业在草根工业的基础上上升了一步，开始脱离副业性质，朝着现代化工业的目标发展[16]。 费孝通先生还颇有兴味地探讨了草根工业和农民生活的关系。他指出：“即工业与农民生活的关系越密切，发展的动力就越足，发展的速度也就越快。所以乡一层的工业一上升，农民就觉得它离自己的生活远了一点，于是就把积极性投入到仍然作为草根工业的村一层的工业上去。就这样，一批草根工业离了‘土’，又一批草根工业长了出来。”[17]如果从草根工业的不足来看，我认为，一是分散，二是技术含量低。就近务工，方便了农民，但缺乏配套设施与技术人才，约束了企业的成长。 关于草根工业的重要性，费孝通先生指出：“农业负担的减轻，耕作技术的改革，服务体系的建立，都需要雄厚的经济物质基础。这一力量在现在的农业里是不具备的。所以农业由小农经济向规模经济过渡，必须有一外来的触发和支撑的力量。我以为这一力量就来自草根工业。实际上，现在苏南农村不发生大批农民外流，农业还能继持高产，是得力于基层草根工业的支持。”[18] 费孝通先生还探讨了草根工业与草根资源的关系。他指出，草根资源的开发为发展草根工业提供了条件。但是如果不跟着资源的生长区发展加工工业，资源的开发也就无法继续下去。民权的葡萄生产给我们一个正面的生动例证。第一步是开发草根资源；第二步是发展草根工业[19]。利用草根资源，有利于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并提高产品化程度，增加收入与就业机会。 6.致富模式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大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他们千方百计地去开辟种种生财之道，农民常称它为“找活路”。费孝通先生指出，各地农民处境不同，条件有别，所找到的活路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发展模式。费孝通先生通过苏南调查总结了四条经验：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才不兴[20]。实际上，这就是“苏南模式”。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了“苏南模式”的概念，主张因地制宜地发展乡村工业，总结了发展个体私营的“温州模式”、引进外资“三来一补”的“珠江模式”、发展农民庭园经济的“民权模式”等等。 费孝通教授还提出了其它一些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他到淮阴、盐城、徐州等地区都做过调查,十分关心苏北的发展。1986年,他在苏北地区的一次调查就达20多天。他指出,苏北乡镇工业发展得迟,个体专业户发展得快,因此很想搞清楚专业户对发展乡镇工业所起的作用。他在淮阴总结了“耿车模式”,认为这是一条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采取简单加工的方式来发展家庭工副业的路子。他还对“耿车模式”的创新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要有现代技术；二是能人多一些；三是建设商品市场；四是对外开放。显然,这些建议都是正确的,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在河南民权县庭院经济发展中发现两条“龙”:一是果农专业以农户为单位种葡萄,乡镇企业榨汁发酵,县里的国营酒厂最终制成果酒;另一条龙是纺织品抽纱,一根针,一根线,不用油,不用电,老人小孩都能干。初成品分散在千家万户,县工艺品厂集中收去修整、漂白、包装出口。这种利用千家万户的劳动力,让他们不出院不出村就能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的路子,他称之为“民权模式”。徐州的农民组成建筑队,到外地承包工程挣回的钱,成了苏北农村工业化的启动资金。林县也有“10万大军出太行”。这种专业性劳务输出的富民路子,费孝通先生也把它看作是一种模式。福清县由侨胞投资兴办各种企业,甚至成为开发工业小区的发展方式，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出了一条新路。费孝通先生称之为“侨乡模式”。 7.发展小城镇1983年，费孝通先生根据吴江调查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他说，小城镇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要做活人口这盘棋，需要做好两个棋眼：一是发展内地的小城镇这种人口蓄水池，一是疏散人口到地广人稀的边区开发那里丰富的资源。 费孝通先生发现，苏南小城镇的复苏和繁荣，是小型工业特别是社队工业带动的结果。他指出：“我们应当提倡‘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要求大中城市的工业帮助、促进农村社队工业的发展。”他形象地指出，资本主义是“大鱼吃小鱼”，而我们社会主义却是“大鱼帮小鱼”，说得更完整些是个“大小相辅相促”的模式。 “小城镇”这种社会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能缺少的联系。我们把这样的社会实体用一个普通的名字加以概括，称之为“小城镇”[21]。工业发展不同于农业，它必须要有一个集中的地方。社队工业找到了正在衰落的小城镇。在吴江县可以看到，凡是公社集镇都是社队工厂最集中的地方[22]。他指出，社队工业的发展使一部分农民转化为工人，县办和镇办工业的发展也招收了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这就是说现在已经有不少农民到小城镇里来了。据调查，这五六年来，小城镇的实际聚居人口与户口在册的人口相比，普遍29增加了1/3。因此，人口普查所得的小城镇人口数与实际情形差得很远。这些农民工到了镇上与镇上工人一样干活，甚至那些条件最差、最累、最重的活往往是由他们来承担，他们实际上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新成员[23]。 减少农民才能致富农民。农民进入小城镇，转移成本低，转移能力强，因而是农民转移首先选择就地转移进入当地小城镇。这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也增添了生气。 8.离土不离乡费孝通先生指出，离土不离乡、离乡不背井这两种方式应该作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具体途径来进行研究。现在所谓离土不离乡、遍地开花的社队小工业就是植根于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地少人多，农工相辅是社队工业发展的内因[24]。费孝通先生首先关注的农民流动形式是就地转移。 随着乡镇工业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了一条出路。这意味着在苏南地区，农村劳力总数的1/3以上，已脱离了农业劳动。这一方面使农村的人口压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另一方面使这部分农民开始以新的劳动手段与工业生产的对象相结合。于是，在江苏农村形成了一支具有独特性质的劳动队伍。各地对这支劳动队伍有许多称呼，例如农民工、务工社员、亦工亦农人员等等。叫法虽然不同，但意义却相同，那就是农工相兼。因此，兼业就是这批劳动者具有的独特性质。这就要求剩余劳力转向工业的时候，应当保持他们在适当时间内能从事农业的弹性，以保证农业的稳定。因此，兼业是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 之后费孝通先生观察到，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到这些小城镇上来工作，这就导致小城镇人口数量上的增加和结构上的变化。这些兼业者，绝大多数仍住宿在农村，每天在镇村之间作钟摆式的流动。县城和集镇就是以这种形式，控制农村剩余劳力向大中城市的盲目流动。从乡镇、县属镇到县城，各个层次的小城镇都在起着层层截流聚居人口的作用，从而减轻了大中城市的人口压力。如下两种人口流向，开创了在流动中改变人口不合理分布的新路：一部分劳动人口从农村向小城镇聚居，被称为“离土不离乡”；一部分劳动人口有组织地定期从本乡外出，被称为“离乡不背井”[25]。 费孝通先生关于离土不离乡的思想有个拓展的过程。他指出，我们在小城镇研究中，曾经提出“离土不离乡”的概念，这是根据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提出来的。现在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我们认为农民“乡”、“土”都可能离。前提有两个，一是农业规模经营，二是社会保险制度。我在苏南进行了规模农业的研究，一般认为，一个农村劳力如果有产前、产中和产后的社会化服务，又能利用机械耕种，经营10-20亩土地，收入就可以等于务工的劳力收入。另一方面，土地对于农民长期起着社会保险的作用，在新的社会保险体系建立之前，农民轻易不肯放弃土地[26]。进入新世纪以来，离土又离乡成为更重要的一种农民转移方式。既扩大了大中城市的劳动力资源，又扩大了农民就业与增收的空间，形成了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新的风景线。 9.边区开发1984年以后，费孝通先生走出江苏，并分两路穿梭进行：一路是走沿海各省，一路是走边区。沿海的一路从浙江、福建、广州到香港，可以说是从江苏向南延伸的。边区这一路从内蒙古西走宁夏和甘肃，1991年又走进大西南的山区。在考察西北和西南地区后，他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及《关于建立攀西开发区，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开发大西南的设想》等旨在加速开发边区经济的建议。 费孝通先生主张，边区开发不能只搞大工业。他指出“：只搞大工业，老百姓是富不起来的。内蒙古的包头是个例子，我们做什么事都要先想到让老百姓富起来。……如果工业净搞大工业，搞单打一，这个地方就不会富，盐场搞了很久了，几百年了，可老百姓很苦，穷人不少。必须要大小配合。我们需要搞大的，但光有大的没有小的，结果地方资源是出去了，从中央拨回来的钱只够养活政府里的工作人员，至多建立几个漂亮的大楼，老百姓分不到多少。这就是我们西北地区的毛病。”[27]他探讨了工业规模结构与城乡居民致富的关系，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扩大就业机会。他认为，边区开发应“全国一盘棋”。他指出：“我在开发边区这个课题里开始着重做了农牧结合和城乡结合这两个题目，进而产生了‘全国一盘棋’的观点。”他认为，“开发边区必须走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道路。如果占有国土1/3的草原能充分利用，成为全国人民肉食供应基地，就可以减少对粮食的需求，而使农业地区的土地能从粮食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向培植经济作物转移。从宏观上去看，这是一项提高国民生产力的大战略。”他说，必须逐步改变让牲畜自己在草地上找草吃，人跟着牲畜移动的原始性游牧方式，而把牲畜固定在一定的地方，由人去找适合费孝通先生的富民主张及其理论探索牲畜生长的饲料来喂它们。简单说是由放牧改变成饲育。他指出：“我在赤峰的巴彦他拉看到过去因开垦而破坏的草场已开辟成牧草生产基地，每年提供大量牧草给其他地方去饲养牲畜。又在黑塔子听到‘退农还牧’的计划。他们打算建立奶牛基地，把原来开垦成的农田改种牲畜的饲料，做到一头母牛有‘一亩青贮、一亩草料’。我在这里得到了‘发展为牧业服务的农业’的概念。用来说明‘农牧结合’的具体内容。”[28]这种小中见大的思考方法，很有启发性。 费孝通先生四访贵州、五上瑶山、六访河南、七访山东、八访甘肃等，东奔西走，几乎踏遍了中国大地。在他93岁高龄时，他第八次来到了定西县。看到当地农民的生活比上次来时好多了，不再以土豆为日常生活的主食时，他说：“我可以不再来了！”[29]他这种“百姓情怀”十分令人感动！ 从1992年开始，费孝通先生开始对中部传统农业地区的发展进行调查研究。他想找出一条使中部地区的农民尽快富起来的路子。于是他到苏北、山东、湖北、湖南，到河北、河南等地调查后，主张政府组织、帮助、鼓励农民积极种粮油麻，养猪羊鱼虾，发展农民所熟悉的家庭农副业生产。在这个基础上企业与农户结合，实行工农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经营方式，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农民口袋里有了钱，就会走上办工业的道路。他说，这是一条“从农业里长出工业”的道路。在推进中西部大开发的今天，费孝通先生重视“工农贸一体化”的观点，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0.浦东开发1990年，浦东开发提到了研究日程上，费孝通先生先后在南京、苏州、南通、上海、杭州等地进行调查，就浦东开发和如何确定上海地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主张，从全国经济格局上、从更高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层次上来考虑浦东开发。他指出“:如果上海浦东仍像深圳那样吸引外资,以建设工厂为主,哪怕是包括兴建一些高技术的产业,它的扩散能力和辐射能力都将受到很大限制,并可能在市场、产业结构等方面与江浙,甚至沿江城市发生矛盾。即便上海能起到窗口的作用,也无法起到龙头的作用。上海应该更上一层楼,在更高层次上成为全国的贸易、金融、信息、运输、科技的中心。”使上海成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带工农业商品的总调度室或总服务站，成为一个具有广阔腹地的大陆香港[30]。根据这个构想，费孝通先生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浦东开发、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建议。 设想的开发长江三角洲与浦东开发区是怎么样的关系呢？费孝通先生指出，两者原是一回事，不但没有矛盾，而且彼此衔接，相互补充。如果中央只给浦东优惠条件，则会给江浙带来一些不利；如果浦东能与江浙同步开发，则能使中国这块心脏地区很快富裕起来。实际上上海与江浙在经济上的依存关系发展到今天，已经谁也离不开谁了。因此，普遍希望中央能把长江三角洲作为整体来考虑进行，深化改革，并给予有利于扩大开放的政策[31]。 这表明，他对中华民族振兴有高度责任感，他寻找中华民族振兴新的增长极，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已经成为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区的龙头。其中有费先生的一份心血与智慧！ 我曾多次跟随费孝通先生在江苏吴江、无锡、扬中等地调查,受到许多教益。学习与弘扬先生从事重视实地调查的“求学之道”、“志在富民”与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准则与人生奋斗的目标。   注释 [1][2][5][9]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133页，第162页，第120页，第128页。 [3][6][7][8][11][13][14][15][16][17][18][20][21][24][25]费孝通：《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第85页，第90页，第114-115页，第166-167页，第265-270页，第449-450页，第86页，第87-88页，第93页，第100页，第135页，第150页，第165页，201-205页。 [4][19][22][23]费孝通：《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第522-523页，第25页，第32页。 [10][29《]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乡恋”》，〔北京〕《中国合作经济》2008年第9期。 [12]费孝通：《谈谈〈城乡协调发展〉》，《行行重行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85-586页。 [26]费孝通：《全国一盘棋》，《行行重行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4页。 [27]费孝通：《阿拉善之行》，《行行重行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6页。 [28]费孝通：《四年思路回顾》，《行行重行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52-556页。 [30][31]费孝通：《行行重行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94页，第425-427页。

人类学的蒙古探索--乌﹒额﹒宝力格教授访谈录：后来我为什么要学人类学呢？80 年代初，中国有这样一个大的氛围：北京、上海的文化，政治的发展、争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边疆的民族关系。内蒙古是边疆民族地区，我们学校是蒙、汉生各一半，大学生当中也存在民族关系问题。在大学里，汉族学生认为自己是优越的，但蒙古学生不服输。蒙古人跟其他中国的少数民族有点不一样，我们很少具有自卑感，因为我们有一种历史感嘛。

从2010年3月中、下旬开始，围绕汪晖的早期著作《反抗绝望》一书，《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访谈。网络媒体上的激烈争论更是十分罕见。从四月开始，有人向国外翻译、评论和出版过汪晖著作的译者、评论者、刊物和出版社广泛寄送匿名信，一些与汪晖合作过的学者和学术机构也成为这些匿名信的目标。

中日之间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讨论的对话至为重要，可是仅仅局限于中日之间的讨论也是不够的。此外，如是讨论还多数停留在政府的层面，还应该在地域、地区的层面上展开。

讲话记录稿，经崔教授校订，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内容。附《激发社会主义经济的想象力》。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长期关注重庆发展，他提出的“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的重庆经验引起了政经界和学术界的多方关注。近日，崔之元接受记者专访，对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国资委主任崔坚在重庆大学演讲中“第三种力量”的提法大加赞赏，认为重庆的做法兼顾效率和公平，具有普及参考价值。　　记者：您对崔坚提出“第三种力量”的说法如何评价？　　崔之元：这种说法很生动 对于理解国有企业在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之外的独特作用颇有启发。　　可以以渝富公司为例说明“第三种力量”。渝富公司成立5年来，已累计为企业处理不良债务、不良资产近300亿元，为企业搬迁、破产等提供周转资金200多亿元，参与推动了重庆银行、重庆农商行、西南证券（600369）等一大批国有集团的重组。渝富公司显然是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并且是市场经营的高手，但它和一般的市场主体不同，它是执行政府意志的，但又不是通过一般的行政手段去执行。　　记者：在经济学上，对崔坚提出的观点有没有理论支持？或是这属于中国式创造？　　崔之元：在经济学上，崔坚的观点有理论支持。增加国有净资本从而带动社会资本，也就是崔坚说的“利益输送”，恰好是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的基本思想。他是凯恩斯的学生，也是现在世界各国使用的GDP核算法的两个发明人之一。　　米德的一个最深刻思想就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和国债。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　　我们可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中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增加工作努力。但人们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做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贡献。　　可以说，“重庆经验”正在以比香港更大的规模和维度进行着“自由社会主义”的试验。重庆的“国资增值”，由于从财政局“断奶”并提供“第三财政”不仅没有“与民争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例如，当全国多数城市购房的契税是3％至5％时，重庆购房的契税一直保持在1．5％。又如，中央给西部12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之一是允许他们对企业只征15％的所得税，但目前只有重庆还在使用15％的税率，其他省市由于地方财政压力主动放弃了优惠，仍然在2008年1月1日前征收33％的企业所得税。因此，重庆的民营企业只需交较少的所得税，这是“藏富于民”的又一表现。　　在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中，重庆又出台一项“藏富于民”的重大措施：居民第一次买房贷款可以从地方个人所得税中抵扣。这一政策的争议较大 一些舆论担心这是有利于富人买房的措施。但今年第一季度重庆区县居民在主城购房比例高达42．5％说明这还是“藏富于普通老百姓”的政策，真正的富人买房是根本不用银行贷款的。可以说“国资增值”给了政府减税从而“藏富于民”的 “底气”。　　记者：“国企担当第三种力量”这种理论或者试验，在当下中国有没有普及价值？　　崔之元：这种理论或者试验，在当下中国有普及价值或至少是参考价值。我国许多地方由于地方国资没有增值，财政压力很大。例如，2009年11月，兰州市在暂停收取路桥费半个多月后，宣布再次征收路桥费18年，这引起老百姓的很大不满。重庆把城市规划和土地储备较好结合起来，把基础设施的BOT模式变成了BT模式，取消了主城区的路桥收费，这是“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的另一体现。　　记者：学术界目前对国企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有颇多争论，按照崔坚的理论，国企的这种角色是否可以被替代？民营经济是否也可以代替国企起到一些作用？在这种理论下，民企活力是否会被抑制？　　崔之元：当前社会上一些人担心的“国进民退”是没有根据的。我认为国资增值可以普遍降低税率， 藏富于民，“国进民也进”才是世界大趋势。　　美国阿拉斯加州消取了州个人所得税，因为它的石油公有，收益很高，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英国政府已经于2007年正式运行“儿童信托基金”，当年9月1日那天及以后出生的儿童建立一个“资本账户”。一次性发给每人250英镑，七年以后再发一次，到18岁就可以自由支配了。英国国有资产太少，现在不能每个人都发．但他们设想慢慢过渡到全民。　　重庆虽然没有分配到人，但用国资收益盖学校、剧院的意义是一样的，是间接的社会分红，减少了老百姓的负担。　　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九大商业银行已经不同程度国有化。甚至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支持国有化，而他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和重庆国企的渝富模式能够联系起来：国有化才能够使美国银行迅速剥离坏账。格林斯潘认为，当前美国经济复苏缓慢的主要原因是银行坏账（所谓“有毒资产”）剥离太慢，因此银行不愿进行新投资，别人也不敢和银行做交易。而剥离太慢的原因则是“有毒资产”定价难题：现在的私人股东认为“有毒资产”的目前市场价格太低，不愿卖出，而政府不愿用高于市场价格来购买银行坏账。格林斯潘说，如果银行本身国有化了，“有毒资产”定价难题就可以被绕开：这像钱从一个人的左口袋转到右口袋，初始定价并不那么重要。如果我们从2004年重庆渝富公司收购中国工商银行在重庆120家国有企业资产的坏账来看，可以说格林斯潘解释了渝富公司成功的原因。因为当时渝富公司用20％的账面价格向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坏账，现在时过境迁，工行可能想当时若要40％的账面价格更好，但因为渝富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都是国有企业，当时坏账的初始定价并不那么重要，关键要赶紧剥离坏账，重整旗鼓。　　记者：有观点认为，经营土地获利来支持国企发展的模式没有持续动力？　　崔之元：由于国资全面增值，国资在工业、金融和基础设施上形成了“四三三”结构，加之城市规划和土地储备相结合，重庆市政府并不依赖短期“土地财政”。　　黄奇帆说：必须严控土地出让价格，降低商品房成本，“经济适用房土地出让价不超过房价的1／6，中低档商品房不超过房价的1／5，而高级商品房地价不超过房价的1／3”。目前重庆主城平均房价低于同类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这恰恰说明重庆突破了“短期土地财政”，这是值得全国关注的重大“藏富于民”政策。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重庆国资正是探索在初次分配上形成“第三种力量”同时促进效率和公平。

1997年，中国的行政区划有两个重大变化。一是香港回归，成为我国的特别行政区；二是由于三峡建设，把重庆从四川划出来，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市人口3300多万，以人口数量而言，也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直辖市。至今，重庆仍然还有70%-80%的农村人口，基本上可以视为中国的一个缩影，重庆经验可以作为全国发展的一面镜子。2007年，国务院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两个试验区意义很大，是国家级的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而重庆是一个省的概念，农村的范围要比成都大很多，因此重庆的城乡统筹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可以更全面反映中国国情。所以正在进行中的重庆经验意义重大。 最近几个月，我在《重庆日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香港《亚洲周刊》等媒体上做了些初步探讨，我称之为“正在进行中的重庆经验”，可以初步概括为两个方面。 重庆经验的第一个方面是 “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现在流行的观点认为，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一个增加了，另一个必然减少。最近的山西小煤窑国有化改制，争论很激烈，大家担心“国进民退”，“国进”就意味着“民退”，或者“民进”就必须“国退”。最近媒体上关于“国进民退”的舆论很多，对其他省市我调查研究不够，暂时不宜发表结论。但我认为，至少对重庆而言，有一个独特经验，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国进民也进”。 重庆经验的第二个方面是“地票交易促城乡统筹发展”。2008年12月5日，重庆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土地交易所，进行地票交易，这是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试验。按照温家宝总理的要求，这个试验封闭进行，不做过多的社会宣传，主要在于防止其他地方盲目乱上乱学，而是希望等到经验成熟、成功总结后再推广。 下面分别讨论重庆经验的这两个方面。 一、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 重庆的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具体是如何体现的呢？ 从2002年到2008年6月底，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从1700亿增长到7000亿，增加了4倍，实际上到2009年，已经突破了8000亿元。这在全国范围内非常罕见。2004年发生“郎顾之争”风波时，正是国退民进的高峰，各地区的国有资产基本都在下降。2002年至2008年间，全国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产值增长率是3.7%，而重庆的增长率是19%。 然而，重庆的国资增长并没有象人们所担心的那样与民争利，或者挤出民间投资，恰恰相反，重庆的民营企业实际上以比国有企业更快的速度增长。在西部十二省市中，重庆的国有和民营企业都是最发达的。 重庆经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丰富内涵。 2000年时，中央对西部大开发有一条优惠政策，允许西部12省市对所有工业企业，凡是符合西部大开发产业条例的，只征15%的所得税。这是一个普遍意义的税率，并不特指某个经济开发区，在全国的经济开发区中，都有大量的优惠政策，甚至有零税率。在2008年1月1日以前，工业企业的所得税率全国统一是33%，之后降低为25%。西部其他省份也执行了15%的优惠税率，但省两三年后，他们发现，由于税率太低，税收收入大幅减少，使得政府不能完成必要的社会职能。因此，很多省份主动放弃了优惠政策，继续执行33%的企业所得税率。而只有重庆将此优惠政策坚持至今，一直使用15%的税率。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优惠期是到2012年，重庆现在希望会同其他西部省份，呼吁将这条优惠政策延续下去，但其他省份对此积极性不高，主要是由于地方财政压力。 那么以15%作为工业企业普适所得税率的意义何在呢？大家知道，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是10%，如果所得税率是33%，那么企业最终所得只是6.7%，银行存款利率可达5%左右，所以搞工业企业实际上比银行存款稍微好一点，但需要承担风险。重庆将所得税率降为15%，使得工业企业有了相对较大的盈利空间，使收益大大超过银行存款，从而重庆的投资吸引力增大。 这里引出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为什么重庆政府敢于长期坚持15%工业企业所得税率，而其他省份不能长期坚持使用这种优惠政策呢？原因就是上文提到的，重庆政府的国有资产增值了4倍，使得政府的财政能力底气很足，不依赖于对企业（主要指民营企业）的高税收。对此，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提出了一个概念，他认为重庆由于国资增值，形成了第三财政收入。按照通俗的叫法，第一财政收入是一般性的税收，我国最主要的税种是17%的增值税，当然也包括所得税等。第二财政指的是基金收入，比如能源建设基金。第三财政收入指的是国资在市场竞争中的增值。国资增值使政府有能力普遍地降低税率，民营企业和老百姓可以缴纳较少的所得税，投资有利可图，这是“藏富于民”的主要机制。 “藏富于民”的另一个表现是重庆市居民第一次买房时，贷款可以抵扣地方所得税。去年底媒体报道很热，一开始存在争议，有报道说财政部要叫停，实际上并没有叫停。因为它抵扣的只是地方分成部分，并没有损失中央税收，这是地方政府权限内的事情。 有人担心这是不是帮助富人的一个政策。但从统计数据来看，并不是帮助富人，而是藏富于普通老百姓。2009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重庆主城区买房的人当中，42.5%购房者来自重庆四十郊区县，即农村地区。富人买房一般不需要贷款，因此总体效果还是藏富于平民的。 更重要的一点，按中央对教育事业的总体规划，经过“十一五”和“十二五”后，教育投资要占到GDP的4%，全国其他各省市基本都没有达到这个比例，而重庆市的教育投资已经达到。 还有一种形式，我称之为间接藏富于民的形式。重庆市很多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投入，都是来自重庆八大国投国资经营所产生的利润，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财政收入，既不是第一财政，也不是第二财政，比如刚建成不久的重庆大剧院。试想，如果用一般财政收入修建大剧院，还是要从企业和个人中征收，而用国资增值来支持的话，实际上就等于减轻了老百姓和企业的税收负担。其他包括重庆大学城的建设，主要投资也来自于重庆八大国有投资集团，特别是重庆地产集团，占到百分之七八十，而一般财政拨款的比例较小，仅占不到5%。 更说明问题的是，重庆藏富于民的重要措施是突破短期“土地财政”。现在老百姓怨声载道，认为房价太高，普通百姓根本买不起。其中一个批评是认为地方政府搞土地财政，搞天价地王，使地价高得不可思议，以地生财，形成土地财政。重庆市恰恰突破了短期土地财政，这是藏富于民的关键。 过去几年中，重庆市国资增值四倍得到了社会的关注，但很多总结并不到位，认为重庆的国资增值也是靠土地财政。而我认为重庆市恰恰突破了土地财政，重庆市国有资本在市场竞争中的全面增值，与土地规划、土地储备有机结合起来，使得重庆市政府并不依赖于短期的土地财政，并不依赖于在某个项目中一定要产生地王。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说，必须严格控制国有土地出让价格，降低商品房成本，藏富于民。具体做法是，经济适用房土地出让价不超过房价的六分之一，中低档商品房地价不超过房价的五分之一，高级商品房地价不得高于房价的三分之一，即严格限制地价不能超过房价的三分之一。因此目前，重庆的房价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城市。降低商品房房价，不搞短期土地财政，是通过国资增值，使得重庆市政府有底气、有能力实现藏富于民的重要方面，在关于重庆国资增值的其他解释中经常忽视这一点。 二、地票交易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2008年12月5日，重庆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土地交易所，意义重大。理解重庆土地交易所的重要意义，要从我国两个基本国策开始。一是我国要加快城乡统筹，特别是加快中国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二是从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必须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突破。就是说，我国的粮食不能主要依赖于进口，要有自给自足的能力，所以要保证耕地不少于18亿亩。显然，这两个基本国策之间存在冲突和紧张的关系，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不占用耕地如何可能呢？ 2005年10月11 日，国土资源部发布了 “关于规范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减少相挂钩试点工作的意见”，这是近年来我国解决加快城市化和保护耕地之间矛盾最重要的政策。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试点，是指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若干拟复垦为耕地的农村建设用地地块（即拆旧地块）和拟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即建新地块）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以下简称项目区），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复垦，最终实现项目区内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用地布局更合理的土地整理工作。 增减挂钩的核心在于，在增加城市建设用地的同时，要把农村建设用地数量减下来。农村建设用地减下来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农民的宅基地，二是乡镇企业等废弃的厂房，将这些农村建设用地复耕为耕地，就可以减少建设用地数量，增加耕地数量。在这个基本的政策目标约束下，中央允许地方进行自主的政策改革试验。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保障国家18亿亩耕地不减少的战略性措施。但具体如何实现挂钩，各地政策很不一样。和全国其他一些地区相比，重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试验比较有特色。 在说明重庆的改革试验前，我先举两个其他地方的例子。 全国各地比较流行的的一个做法是“请农民上楼”。我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80~100平方米，而农村人均建设用地在200~250平方米。农民住进楼房之后，将腾出来的宅基地复耕为农田，就减少了农村建设用地。如果未来有1亿农民进城，就可将2500万亩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请农民上楼”实际上阻力很大，因为这打破了农民的传统生活习惯，农民感到很难适应。汶川地震后，都江堰在重建工作中提出了一个口号：“把抗震救灾与增减挂钩试点工作相结合的试点”。这是赈灾救济与增加挂钩相结合的一种模式。农村房屋已经在地震中全部毁坏，政府就说服村委会和农民，灾后重建直接新建楼房，让农民免费居住，因此不动用任何救灾款。但这并不是政府提供的福利，农民“上楼”后，就节约了农村建设用地指标，增加了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这种指标贡献是免费获得住房的基础。 天津是国土资源部增减挂钩第一批试点地区之一，天津的主要做法是“宅基地换房示范小城镇”。这里涉及到周转指标，周转指标只是空转指标，要求“总量控制，封闭运行，定期考核，到期归还”。宅基地换房示范小城镇项目开工后，实际上先用了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但这个指标并不是国土资源部给天津市新增的指标，只是临时性的周转指标，在建设期间或建成后，必须复耕农村宅基地或乡镇企业厂房，归还周转指标，这叫做“拆旧建新项目区”。 重庆的做法与天津有以下两点不同。 第一，重庆模式是“先补后占”，因此无需使用周转指标。“先占后补”容易出现不补，或者补的耕地质量很差等问题。重庆以“先补后占”替代其他地方“先占后补”的用地模式，“先造地后用地”，先把农村建设用地转化成耕地之后，并通过验收之后，才在城市新增建设用地，这样对耕地的保护力度更大、保护效果更好。 第二，重庆土地交易所的地票交易，有利于城市反哺农村。天津的宅基地换房示范小城镇，是在天津的郊区，离城郊很远的地方不能进入项目区。而重庆的土地复耕，需要经过三分之二的村民同意，复耕之后释放的指标属于村集体和村民，他们把该指标拿到重庆土地交易所进行交易。因此，严格说来，土地交易所并不是进行的并不是土地交易，而是地票交易，是土地利用指标的交易。 从2008年12月5日，已经进行了五次拍卖，地票交易价格每亩在10万左右，远远高于一般的征地补偿。黄奇帆副市长说，如果重庆一年有1万亩农村闲置建设用地复垦后取得地票进行交易，以目前每亩交易价格10万元左右计，每年将有10亿元从城市流向农村。 在城市化进程中，往往是近郊农村才能更多的享受到土地增值的收益，而偏远农村的农民则难以享受到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土地增值。地票交易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能够远距离、大范围的转换，大幅度提升偏远地区的农村土地价值，实现了城市反哺农村、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发展。 以上是重庆经验的两个方面。现在回到一个更基础、解释性的问题：重庆国资为什么能增值？ 三、重庆国资为什么能增值？ 一般认为，国有企业代理问题严重，难以搞好，国资如何能实现增值呢？我初步总结重庆的国资增值得益于以下三个基本机制： 第一个机制，重庆市成立的市级国有企业渝富公司，是重庆市国资经营和重组的“啜木鸟”。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20世纪90年代末，重庆国有企业同样亏损严重，但渝富公司进行的重组和改造非常成功，实现了重组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增值。 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国有化规模非常大。为什么的国有化成为美国救市的主要措施？我认为，担任18年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的解释最有意思。美国很多银行的有毒资产不能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不能剥离的原因在于，私人股东认为“有毒资产”的目前市场价格太低，不愿卖出，要求政府以模型价格购买，而政府认为正是由于模型价格出了问题才导致金融危机，所以不愿意用太高于市场价格来购买银行坏账。格林斯潘说，如果银行本身国有化或部分国有化了，“有毒资产”定价难题就可以被绕开了：这就像钱从一个人的左口袋转到右口袋，初始定价并不象私有那么重要。 通过格林斯潘对有毒资产（可以简单理解为坏账）定价问题的解释，可以理解渝富公司接手坏账，并成功重组与改造国有企业的原因。 黄奇帆副市长2002年底由上海浦东调往重庆，当时重庆1000多家国有企业，欠工商银行157亿贷款。2004年，黄奇帆牵头组织渝富公司与工商银行协商，重庆市属国有企业渝富公司以账面价值的20%一次性买下坏账，渝富公司接手重庆国有企业的坏账。经过五六年后，重庆国资增值四倍，工行可能想20%或许有点低，当时若要40%的账面价格更好。但不论工行还是重庆渝富公司，都是中央或地方的国有企业，因此初始定价问题的敏感度没有那么强烈，当年的谈判并没有那么困难。因此，重庆市国有企业能够迅速剥离坏账，能够重振旗鼓，实现市场竞争中的增值。 第二个机制是重庆市八大国投（“八朵金花”）在市场经济中的成功运作。重庆市不搞土地财政，不搞地王，比较成功地把土地规划和土地储备有机结合起来，把BOT（建设、运营、转让）变为BT （建设、转让）。重庆为什么要做这种转变呢？重庆是一个桥都，全市有40多座桥。BT模式取消运营阶段，政府一两年内就可以全部买下来，这样也加速了建设企业的资金流转，政府也能够获得土地增值收益。 现实中，政府经常拿不到土地增值收益，而被少数开发商拿了大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项目换土地，政府要开发一个项目，请开发商投资，并把土地转让开发商，这样土地增值的收益全部归了开发商。好一点的是期价方式，政府和开发商达成一个协议，项目建成之后，地价肯定要上升，政府与开发商之间要有一个分成。这比”项目换土地”方式要好，但政府拿到的比例还是少。更好一点的方式用政府的土地储备抵押贷款来建，这样政府能够代表人民更多地获得土地增值的收益。重庆市政府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基础设施建好后，周边土地将升值，政府有可能会获得土地增值收益，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关键是要把规划和土地储备有机结合起来。这是一门大学问，涉及到制度与政策创新的潜在可能性与实现机制。这里涉及到一个具体的操作工具是五大注资。五大注资分别是：第一是，国债注入，中央分给重庆的国债不再分给40个区县；第二规费注入；第三是土地储备收益权注入；第四是存量资产注入，将过去几十年形成的上百亿元存量资产，比如路桥、隧道、水厂等等，划拨给各有关投资集团，成为投资集团的固定资产；第五是税收返还。 BOT变BT的关键是土地储备收益权注入，主要是注入八大国投中的地产集团。基本思路是土地储备收益权注入地产集团形成资本金，不靠政府行政命令，不靠政府财政担保，而是通过政策增加国有企业的资本金，加大它们到金融市场的融资能力，从而形成五大注资带动社会资本，进行周边地块的滚动开发，这是重庆经验值得其他省市关注的重要方面。 重庆坚持国资经营与政府行为脱钩，保证国资经营不靠政府行政命令，不靠政府财政担保，主要是通过“三个不”和“三平衡”原则，建立了极为严格的风险控制体系，形成严密的防火墙。“三个不”是指“市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把为八大集团提供担保放到首位”、“八大投资集团之间不得相互提供担保”、“八大集团自己的专项资金也不能用于担保”。“三平衡”是指“长期资产与负债之间的平衡”，即重庆市国资委要求八大投资集团保持约50％的长期资产负债比率；“现金流入与流出之间的平衡”、“投入产出之间的平衡”。 2009年的刺激计划中，重庆市把这种思路用于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今年刺激计划引起舆论对中国信贷激增的担心，怕政府担保使得坏账大增。据江苏银监局统计，江苏大型银行对各级政府融资平台发放的贷款中，57.27%靠财政还款，49.13%由地方政府出具财政承诺函。这里重庆经验又值得关注。重庆从国家2009年1~5月5万亿元新增贷款的“盘子”里拿到了1500亿元。重庆市不用政府财政担保，而是通过政策增加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资本金，提高它们向银行的融资能力。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讲得很到位，“中小企业资本金不足，是贷款难的要害所在，一般的做法是请政府官员出面要求银行支持，但这是人治，我们要讲法治。还有一个常见的说法是中小企业贷款，不看“三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看“三表”（电表，水表、报关单表）。这都是在某些场合下的说辞，讲到底还是要解决中小企业的资本金问题”。 重庆正在准备出台解决“微型企业”（ “大学生”、“残疾人”和“下岗职工”的创业）的资本金问题的重大政策：如果原始创业者投入的资本金是10万元，政府就给予10万元的税赋补助；如果投入的资本金是100万元，就给予100万元的税赋补助；上限为500万元。同时，重庆采取措施发展6种非银行信贷业务，包括担保公司、小额贷款、私募股权基金（PE）、信托、风险投资和金融租赁。今年1到4月底，重庆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增长了80多亿元，在全国增长率是比较高的。即便如此，政府财政与扶持政策仍然是严格隔离的。 第三个机制是接下私营企业“自身掏空”的烂摊子，例如重组“西南证券”，“三峡银行”上市。例如，西南证券是西部最大的一家证券公司，原来是一家民营公司，但是它已经完全被内部人掏空了。当时西南证券已经被证监会停牌了，重庆市政府认为，重庆市好不容易有一家上市的证券公司，如果退出资本市场，对重庆的长远发展不利。重庆市政府主动接手西南证券，注资并上市。西南证券上市是2009年上半年最成功的上市事件，通过重庆市国资委注资已经被民营企业老板自己搞垮的企业，并重组上市，参与重组的国资和民营资本都实现了增值。 这一点很重要，也是很多人讨论“国进民退”关系时没有注意的问题。为什么不容易注意到？主要是大家感到难以理解，国有企业容易搞垮是因为国有企业不是自己的，存在委托代理问题，为什么私有企业的老板在一定条件下也会搞垮自己的企业? 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2001年与斯蒂格利茨同时获得诺贝经济学奖的阿克洛夫，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他与新增长理论的创始人保罗·罗默提出所有者掠夺的一般模型：在一定条件下，所有者也会掠夺本企业的总资产。 其实原因很简单，在企业资产的会计恒等式中，“总资产=所有者权益+负债=净资产+负债”，因此企业总资产中只有一部分是所有者权益，另一部分是负债，包括贷款、债券等。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定义是有限责任制，投资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这样大股东即便占有60%的股份，出现亏损他会承担60%的损失，但如果他能够将企业资产转移到自己另外的公司，只要转移部分大于他所投入的净资产部分，那么他就有动机把自己的企业搞垮。这在实际生活中非常普遍。例如2004年的“郎顾之争”，中国证监会判定，顾雏军永远不能进入资本市场。顾雏军通过收购在广东的科龙电冰箱，成为大股东，通过制冷剂关联交易，将科龙的资产转移到以其父亲名义注册的天津格林格尔工厂，从而将自己是大股东的科龙搞垮，自己损失了60%的股份。但他所转移的资产仍然大于他损失的部分，因此，他仍有很强的动机去这样做。 并不是所有的企业老板都这样做，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国资委是被迫接手破产的民营企业。美国的救市，可以说是国家不得不接手被私营企业自己搞垮的烂摊子。 四、如何理解重庆经验的普遍意义 很多人强调，重庆经验有它自身特定的前提条件，其他地区不可能学习。重庆国资委的确有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一些条件。中央国资委也不具备。中央国资委不管金融业国企，比如建行、工行等，只管140多家工业企业。但重庆国资委既管人，又管事，又管金融。人事方面，除了国资委主任需要经过市里组织部门的批准外，国资委下属或控股企业的总经理等人事任命，国资委即可任命，不需要组织部批准，只需要提交组织部备案。一个原因在于，组织部门的考查周期较长，跟不上市场条件的变化。这在其他地区很难做到。第二是有着极为丰富的管理经验的黄奇帆，2002年从上海调到重庆，他是重庆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最主要的策划者。第三，2008年初，薄熙来调往重庆任市委书记，同时是政治局委员，他在政治大方向给重庆改革进行了把关。但核心问题是什么是学？如何理解重庆经验前提条件的意义呢？学不是照搬。 但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理解重庆经验的普遍意义，我把它称之为“制度与政策创新的潜在可能性与实现机制”。社会主义优越性如何具体落实到实践中去？这不是一句空话，重庆经验都是在既定制度下形成和发展的。例如，土地公有制并不一定能保证土地增值一定归公，项目换土地不能做到，期价也不能完全做到，必须做好土地规划和土地储备才能做到。但这的确是在土地公有制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的。印度、巴西没有公有土地，所以印度、巴西不可能想象像中国那样快速发展。 孙中山的“涨价归公理论”是基于土地国有化。孙中山在美国学医时认识了亨利·乔治的朋友，他准备拜访亨利·乔治。亨利·乔治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土地改革理论的最重要的一个人，我们现在讨论的物业税，在西方称为财产税，就是根据亨利·乔治的理论兴起的。结果亨利·乔治在竞选纽约市市长时，突然心脏病爆发，二人没有见面。但孙中山对亨利·乔治极为认同，他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是基于亨利·乔治的理论。 现在的征地过程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对农民的补偿是低的，对农民的权利认识也是不足的。中国人民大学周诚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涨价归公”还是“涨价归农” ？根据“涨价归公”理论（英国的穆勒与美国的亨利·乔治），英国工党政府曾经于１９４７年—１９５３年实行土地开发权国有化，即政府通过征收土地开发捐（Development Charge）将土地增值全部收归国有。但是，此种举措未能长期坚持，不得不恢复“涨价归私”制，根本的原因是此种政策造成了地产市场萎缩而不得不放弃。英国经验表明，极端的“涨价归公”——完全否定土地所有者的开发权，不能保障失地者的基本利益，从而使其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在实践中碰壁而归于失败。 在我国的现实经济生活中，过去长期对于失地农民实行低补偿政策的实践表明，“涨价归公”曾经是我国农地征收补偿中实际上遵循的不成文的政策原则。实行“涨价归公”制的出发点为维护公共利益，但实行“涨价归公”制也具有严重的副作用——据估算，大约有近半数的失地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存在明显的困难。有鉴于此，部分学者极力呼吁实行“涨价归农”制。 从亨利·乔治定理比较容易理解这个问题。目前，对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很低，但经过“招、拍、挂”之后，可能实现了数十倍的土地增值。很多人认为，这是对农民的剥夺，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不论是根据孙中山，还是亨利·乔治，或者斯蒂格利茨都认为，土地增值不是私人导致的，而是社会集聚效应产生的，主要的涨价确实要归公。因为城市土地开发要经过四通一平，由生地变为熟地，这并不是通过农民的努力，而是通过政府、社会投资、企业和个人加在一起形成的集聚效应实现的土地增值，所以，涨价要归公，而不是归农或归私。 但现在农民得到的补偿确实比较低，那么补偿机制的基础应该是什么？现在一般的理解，补偿被认为是对农民的救济，是一种福利。这里，我们忽视了一个概念：开发权。农民土地被国家征收开发后，实际上剥夺了农民自己开发土地的权力，补偿是针对这种开发权的补偿，因此，这种补偿不是救济农民，而是对农民基本权力的认可，即农民本身有开发土地的权力，这是亨利乔治思想的来源。 开发权是什么呢？美国一些州实行土地“开发权转移制”（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ＴＤＲs）：在一个社区内，按照规划进行开发的土地所有者，必须从按照规划加以保留的土地所有者那里购买足够“份额”的土地开发权，方可进行土地开发。农民将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时，实际上把开发权转让出去了，如果不复垦，农民本身就会有一个开发权。而现在的补偿是根据青苗费为基础的，这完全忽略了农民自身也可以进行工业化、城市化开发的权力。我认为，重庆地票交易所是“开发权转移制”的创新，兼顾了“涨价归公”和“涨价归农”。这种开发权的市场价值，要通过土地交易所的拍卖来发现和实现，因此拍卖地票的价格实际上农民所放弃的土地开发权的价格。西方也没有出现土地开发权的交易所，只有在某些地方如美国的一些州，有一些局部的交易。因此，重庆的土地交易所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也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 关于重庆经验的思考，对我启发最大的是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他是现代GDP、GNP核算方法两个发明者之一。米德的重要著作《效率、公平与产权》，核心观点是认为公有资产的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米德是第一个提出来，整个西方经济学没有在国资、国债、税收三者之间建立经济学模型的人。企业除了债务以外，还有自有资本。而作为一个国家，只有国债，而公有资产很少，这是他认为西方国家最不正常的一个现象。比如，美国有大量国债，只有少量的国有资本。如果中国不买美国国债，而是美国人自己买，那么美国的利率要比现在高很多，而利率高容易挤出私人投资，不利于全民创业。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 我们可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中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增加工作努力。但人们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做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贡献，而重庆经验探索与创造了制度与政策创新的实现机制，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内涵。

2010年4月24日，位于重庆涪陵白涛镇的“816核工程遗址”对国内游客开放。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洞体，在地面以下有20多层楼高，可抵抗100万吨TNT当量氢弹的空中爆炸。工程始建于1966年，主要生产原子弹的核心材料钚239，18年后的1984年因国际格局的变化而停建。“816”，是建设该工程的核工业部的一个厂的名字，更是一代“三线”建设者的生命符号。不久前，我有幸和816厂更名前的最后一位厂长安启洪一起参观了堪称“人间奇迹”的“816核工程遗址”。这位清华大学化学系核燃料专业的毕业生，从基层做起，歷任中國核工業816廠車間技術員、工程師、分廠副廠長、總廠廠長助理、總廠副廠長、黨委書記、總廠廠長。“军转民”后的816厂1990年改名为中国核工业建峰化工总厂。2001年12月4日，建峰化工总厂从中国核工业集团移交重庆市属地管理，成为重庆地方国企。2004年，重庆市国资委将建峰化工总厂与重庆化医集团重组整合，安启洪以其杰出的管理能力出任重组后的重庆化医集团董事长。他继续发扬816厂的献身精神，为重庆国企的改革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2007年被重庆市民选为“重慶直轄十年建設功臣”，并于2008年当选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我注意到，他现在用的公务车的尾号是“816”。但是，建峰化工为广大国人（特别是股民）所知，可能并不是因为它的前身核工业“816厂”，而是因为2005年12月16日它成功入主重庆亏损上市公司“民丰农化”，实现借壳上市，成为全国第一家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ST公司。更有特色的是，建峰化工入主“民丰农化”是将资产重组和股权分置改革结合起来，创造了股民所说的“重组+送股+承诺业绩”的组合对价方案。具体来说，对价方案由三部分组成：（1）建峰化工以盈利能力较强的优质化肥资产和民丰农化原有的整体资产进行置换；（2）非流通股股东按10股送1.5股比例支付股票对价；（3）大股东建峰总厂对资产重组后的上市公司业绩做出承诺，若未达到承诺水平，建峰总厂将向流通股股东每10股追2股。这是一个一对流通股股民非常优惠的对价方案，在2005年12月16日的股东大会上得到了94%的流通股股东的赞成。为什么国有大股东建峰总厂愿意向流通股普通股东做出较大让利？关键是建峰总厂把“重组”（这里即资产置换）和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结合了起来，重组做大了蛋糕，对价分好了蛋糕。这是黄奇帆市长“世界是可以重组的”的名言的又一印证。2009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相关业务指引，规定凡以重大资产重组作为股改对价的上市公司，其股改方案应有“重组+送股+承诺业绩”的安排，这可以说是我国股市上的“重庆模式”。

从危旧房改造看“重庆模式”崔之元 近来，海内外对“重庆模式”越来越关注，也有不少争议。“重庆模式”究竟是什么？本文认为，从薄熙来同志主政重庆后干的第一件大事-----主城区危旧房改造-----可以清晰地看出“重庆模式”的基本内容。2008年04月 8日，薄熙来到渝中区、南岸区调研，先后考察了化龙桥片区拆迁建设情况、十八梯危旧房改造，解放碑CBD规划、南岸茶园新区及南坪城市中心规划建设。薄熙来说，“市内有的地方一边是高楼大厦，一边是危旧险房，反差很大，当领导的不能无动于衷，这有个对老百姓的感情问题”。因此，要用3年时间，打一场危旧房改造的攻坚战，“危旧房改造一定要让利于民，保证迁建房的面积比原来大，质量比原来好，户型设计要方便、适用”。他还说，“危旧房改造不仅是民生工程，也是环境工程、经济发展工程，是“一箭三雕”，一举多得，运作好了，能扩大城市发展空间，提升城市形象，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和生产要素的进入，对重庆未来的良性发展大有益处”。三年后的今天，重庆主城区已经拆迁危旧房1218万平方米，原住民户均居住面积增长50%以上，共涉及约14.95万户，44.85万人。考察危旧房后的三个月后，在2008年7月20日召开的重庆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上，薄熙来首次提出建设“五个重庆”的战略目标，其中“宜居重庆”名列第一。可以说，2008年开始的危旧房改造和2010年开始的公租房建设，是“宜居重庆”建设的两大关键工程。为什么薄熙来以危旧房改造为“重庆新政”的突破口？这可能不是偶然的。据2001年5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长时率先在全国提出了“经营城市”的理念。他说，“国企是国有资产，城市本身也是国有资产。政府挣钱，不仅可以通过征收企业的税收，也可以通过经营城市使财政增收”，“ 大连市区有200多万人，而在过去的七八年间，其中100万人住进了新房，有45万人自己没有花钱，完全靠政府运作乔迁新居，住房面积还平均增加了40%。这45万人的房子，投资成本就是120多亿元，如果以90年代初期我市的财力来比量，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是因为近年来大连城市整体增值了，才有可能组织开发公司来盖房，政府把土地效益让利给百姓去盖房，开发公司也少赚点，好事就做成了”。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不是通过政府一般意义上的财政支出，而是通过“经营城市”，“把土地效益让利给百姓”，才使大连的城市更新得以完成。重庆的危旧房改造在“经营城市”的机制上更进了一步。在一般意义上的财政不宽裕的情况下，重庆巧妙运用“信托”这个最灵活的金融工具来“把土地效益让利给百姓”。具体做法是，重庆信托联手三峡银行，以银行理财产品与信托相结合的方式，为重庆市主城区危旧房改造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由三峡银行发行年预期收益率为7.2%的18个月理财计划，所募集的60亿资金交付给重庆信托设立单一资金信托，用于对重庆市投融资平台地产集团和园林集团增资，完成拆迁改造后的土地增值收益中的一部分，由财政局拨给渝富公司用于溢价回购信托股权。这样一来，不仅完成了危旧房改造，而且老百姓从“银信结合”的理财计划中得到了远高于银行存款的收益。从危旧房改造的案例，我们不难归纳出“重庆模式”的基本内容：以改革创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手段（信托将财产所有权和收益权分离，突破了罗马法“一物一权”原则，中国在“大陆法系”内引入信托本身是一大创新），来实现民生导向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从陈元获奖感言专谈重庆看渝富模式崔之元本周四，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当选中央电视台2010年年度经济人物。他获奖的原因是带领国开行创建“开发性金融”。所谓“开发性金融”，是相对于原来不计成本的“政策性金融”而言的，它既要支持国家的重大政策，又要获得适度的市场盈利。而重庆，则是国开行“开发性金融”的最早试验场。因此，陈元的获奖感言专谈重庆，也就可以理解了。陈元说：“十年以前我到重庆谈工作，会见了重庆市的一个领导，重庆当时是刚建的直辖市，周围都是农村，城乡二元结构非常明显。但是呢，重庆市要建成一个中央的直辖市，成为西南地区经济的领先的城市。所以我就对他讲，如果你能够把重庆市从一个城乡差别非常大的农村地区为主的工业城市，把它转换成一个现代化的新兴城市，我就对全国的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城市化有了信心，因为重庆将是个带领和象征，它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启发。之后我们签了150亿贷款，很快，这是第一步起步，我们后续大的贷款陆续地投进去，重新迅速开始了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呢，重庆已经在祖国的西部成为经济最发达，基础设施建设得最好的城市之一了”。陈元这里说的“重庆市的一个领导”，就是时任副市长的黄奇帆。而国开行和重庆合作的最精彩案例，就是渝富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末，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重庆国有企业亏损严重。黄奇帆2001年由上海调来重庆，当时重庆1000多家国有企业欠工商银行157亿贷款。黄奇帆牵头组织重庆市国有渝富公司与工商银行协商，渝富公司以账面价值的20%一次性买下坏账。经过五六年的重组改造，重庆国资增值六倍，现在工商银行可能想同意渝富以20%买断坏账有点低，当时若要40%的账面价格更好。但不论工行还是渝富公司，都是中央或地方的国有企业，因此初始定价问题的敏感度没有那么强烈，当年的谈判并不困难。因此，重庆市国有企业能够迅速剥离坏账，能够重振旗鼓，实现市场竞争中的增值。 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后，国有化（哪怕被认为是暂时的）成为美国救市的主要措施。为什么？担任18年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的解释最有意思。他认为，美国复苏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很多银行的有毒资产不能从资产负债表中迅速剥离。原因在于，私人股东认为“有毒资产”的目前市场价格太低，不愿卖出，要求政府以模型价格购买，而政府认为正是由于模型价格出了问题才导致金融危机，所以不愿意用太高于市场价格来购买银行坏账。格林斯潘说，如果银行本身国有化或部分国有化了，“有毒资产”定价难题就可以被绕开了：这就像钱从一个人的左口袋转到右口袋，初始定价并不象私有那么重要。格林斯潘的解释有助于我们理解重庆渝富公司与工商银行得以迅速达成坏账定价的原因。但渝富公司成立时仅有10.2亿元注册资本金，是连20%的工行157亿元坏账价格也付不出的。正是国家开发银行向渝富公司提供了17亿元“开发性金融”贷款并担任渝富公司财务顾问，才使重庆国企通过渝富公司剥离歉工行坏账成为可能。正如陈元曾在另一个场合所说：“重庆‘渝富模式’是开发性金融与地方政府合作，成功化解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进行国有企业改造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