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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是10月10日，以前的10月10日，台灣的中華民國至少在形式上，尚能以民國的主角身分，在這一天大事慶祝「光輝的10月」這個日子。今年是辛亥百年，照理說台灣的中華民國更應大事慶祝及討論才是。但實際的情形又如何呢？

近日各站转载一篇文章，称农村婚丧仪式中的一些现象为1999年后出现，从城市传到乡村云云。此文另有叙述。

发言录音的记录稿，录音不全，提及广电局对穿越剧的批评，不过显然对此类型剧理解不够全面

2011年9月21日，凤凰网对话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王晓明。1993年6月，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的王晓明教授，在《上海文学》发表《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随之在全国引起一场持续三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时隔20年，王晓明重新探讨今日中国人精神危机与社会群体焦虑。今天，中国经济发展迅速，GDP不断增加，人们物质生活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富足，然而国人并不幸福，也并未在精神上得到满足。反而呈现出群体痛苦、压抑、迷茫、焦躁、极端，与此同时，社会也陷入诚信缺失、道德败坏、缺乏底线的危机。社会焦虑背后深层原因是什么？在王晓明看来，这不是新的问题，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埋下伏笔，只是当时被发展经济和增加物质财富的理想暂时掩盖。当摆脱贫困的焦虑摆脱，这种焦虑便开始显现。王晓明分析对现在对未来的不确定，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官场、大学与传媒风气日下对社会风气的破坏，都是社会焦虑产生的原因，当"社会上制度和人心两个层面，都不再发挥使社会成为有机体的作用，人与人之间只是利益的平衡"，社会焦虑相伴而来。如何从根本上摆脱社会群体焦虑？王晓明提出从制度和人心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政治改革要推进，但还应该找回社会的精神基础、精神认同。 对话嘉宾：王晓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人文精神大讨论"发起者。著有《刺丛里的求索》、《无法直面的人生》、《半张脸的神话》、《在思想与文学之间》、《近视与远望》等。对话主持：陈芳 袁训会 焦虑是因为社会普遍没有方向主持人：目前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经济发展迅速，但国人却日益表现出群体焦虑，无论是官员还是民众，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当下中国人的焦虑感来自哪里？因为什么而焦虑？王晓明：主要是对中国的现实和未来没有信心。不知道社会以后会怎么样，因此也就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怎么过日子。中国现在有非常多的人，程度不同地处在这种状态里，即便按照流行风气鼓励的那样，天天对自己说：管他呢，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他实际上还是心里不踏实，许多事情都不敢深想：这样的人一多，群体的焦虑就出现了。那些有钱有权的人，可以逃到外国去，实际上许多人已经将子女送出去了，但普通老百姓没办法，只能生活在这个不知道明天后天大后天会怎么样的中国的现实中。朝野上下，如此大面积地丧失对未来的确信，没有方向，不知道国家应该往哪里走，这种情况，辛亥以来好像是第一次吧。辛亥革命之后，曾有一段时间大家很失望，鲁迅说，民国以后我还是当奴隶，而且是奴隶的奴隶。但很快就有了各种新的思路--其中不少是辛亥革命以前就有了基础，到这时候发扬光大的：三民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等等。各路人马也都照着自己理想的方向奋斗。1927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1949年中共领导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也都能不同程度地聚成社会共识。1979年前后，政治民主、文化开放、经济发展、摆脱贫困...... 各种不同层面的要求汇聚到"改革"二字下面，形成新一轮社会共识。即便1989年之后，政治改革不行了，许多理想不能谈了，大家都转向经济发展、冰箱彩电汽车房子了，好歹也还算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尽管它是那么狭隘、靠不住。主持人：今天，我们在物质上实现了一定的富裕，人们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为什么老百姓却更加焦虑？王晓明：今天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跟二十年前相比确实有较大改善，当然，也同时丧失了很多别的东西--这个今天先不讲，但也正因为这样，原先被掩盖的事情就暴露出来了：1980年代，当那个包含许多层面的"改革"不断受挫、令人沮丧的时候，我们今天共同困惑的这个"不知道该往哪儿去"的问题，其实就已经形成了，只不过当时大家看不到。1989年以后被动地形成的那个全民都盯着物质生活看的局面，更把这个问题给盖住了。但今天，物质贫困的压力稍一缓解，那个大问题就露出来了。这不是新的问题，只是今天被大家普遍感觉到了而已。 巨大的贫富差距也是社会焦虑的重要原因主持人：中国这100年，一直在追求一个强国梦。今天，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富强，但普通国民并没有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而充分享受到国家崛起的成果和荣誉感，深层原因是什么？王晓明：这要稍微多说两句。首先，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人的理想是很大的，绝非只是国家的富强，在当时许多人的思想里，国家富强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更重要的，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文明的社会，而且这个文明的中国要发挥作用，让世界也变得文明起来。当时那种帝国主义列强肆意压迫弱小国家的局面，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能接受的，他们把这个看成是"野蛮世界"，希望以后强大了的中国，能推动整个世界，脱离这种"野蛮"状态。其次，他们当时讲的"富强"，也绝非只是指钱多。作为一个完整的目标，"富强"必定包括许多不能用GDP或者"经济总量"来代表的方面，比如科技创新力、国民素质、政治清明、社会凝聚力...... 照这样的标准来看，中国今天是不是已经"富强"了，我觉得不见得。我们现在能说的，只是GDP的总数值很高、钱很多。可在晚清时候，中国被列强欺负得一塌糊涂，那时的中国钱也不少，GDP也不低，至少比日本高许多啊！   再次，我们今天虽然钱是多了，但社会财富的分配太倾斜了，几乎各方面都是赢家通吃。这三点是互相关联，而且关联得很紧密的，今天社会之所以弄得如此赢家通吃，那种凡事都从物质功利着眼、将社会和国家目标缩小为只是GDP、"经济总量"的政治和思想风气，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主持人：不换寡而患不均，对普通人来说，最直接的感受是不平衡，不公平，这也可能是焦虑的重要原因。王晓明：对，中国的经济走到今天，不同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对社会人心的刺激，的确是越来越大于单个阶层的收入的今昔对比。这些年有许多不同的数据，汇总起来看，少数人占有这么大比例的财富，早的不说，至少1949年以来，现在是最严重的时候吧。这结果，就是几乎每个人--当然，那些挥金如土的新富人可以除外--都觉得自己的经济压力很大。尤其是人数众多的较低收入的群体，尽管其中许多人的收入也有提高，但这个提高的喜悦，远远赶不上他们发现那些有钱人捞得太多太多时的愤怒。中国的社会腐败是从官场蔓延出来的主持人：记得您曾说过，当人们把眼光转向现实社会之后，很自然地会引发对制度性因素的关注，比如政府的责任，宪政问题，产权问题和经济体制，您觉得这几个因素对社会群体焦虑有着怎样的影响？王晓明：当我们理解社会的时候，"制度"通常和"人心"相对而言。就中国来说，成文的制度固然重要，但各种"不成文法"往往更起作用。在许多时候，这两者之间差别很大，比如今天，如果单看宪法，许多条文都很好，没有问题，如果这些条文所规定的制度能够有效运作，许多严重的问题是不应该出现的。可这些问题就是出现了，这就说明，我们的现实其实是按照另外一些规则在运行的，写在纸上的多半是虚文，实际生活中碰到的那些不成文法，才是真正的制度所在。身为中国人，我们对这些都很清楚，即便一个小学生，他也明白，广播里的声音和黑板报上的文字，与班级里的实际情况是两回事。为什么在一套看上去还行的成文制度的框架里，实际上却形成了另一套在许多方面简直是与成文相反的不成文法？一旦如此深究"制度"，就必然要碰到人和"人心"的问题了......主持人：在您这里，人心是比较重要的概念。人心是怎么一步一步变坏？王晓明：对中国的"人心"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官场。秦以后，中国基本上都是中央集权，皇权也就因此具有道德象征的功能，朝廷里的风气，通常对整个社会人心有极大影响。今天也是一样，年轻人为了考公务员打破头，虽说对政府的民怨日多，一般人实际上还是将官场看得很重的，官场风气对社会风气的引领作用，实际上依然很大。官员不撒谎，社会有诚信。如果弄到一看见政府文告、官员说话，大家就本能地怀疑他没说实话，一定是在为了政绩、官位而掩盖事实、歪曲真相，那中国社会要建设诚信的风气，恐怕也就很难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中国的社会腐败，首先是从官场蔓延出来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教育。"青春年华"本身就是一种向善的力量，如果我们的学校教育搞得好，不是两眼向钱看，而是开阔学生的视野和胸襟，那就能帮助青年人在精神上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底子，即便社会上风气很坏，他踏上社会后难免受影响，但他心里也会有抵抗，至少能变得慢一点。可现在，非常糟糕，大学里的风气几乎和社会上一样，也开口闭口就是钱......第三是传媒。我们今天许多传媒的不成器，有体制束缚和官场风气污染的原因，也有市场化和商业化方面的原因：广告大客户影响甚至操控媒体的力量，现在是越来越大了。如果官场、学校和传媒，都在往这样的方向上去影响社会，中国的"人心"当然要出问题了。主持人：人心变坏与市场经济有没有关系，市场经济一定会导致道德的滑坡吗？王晓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有市场，几千来年，人类一直有很大一部分生活是跟市场有关的，但并不因此就一定人心败坏。资本主义兴起以后，情况有所不同，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市场，通常范围比较小，许多市场行为，也不都是为了资本增值，能稳定地维持生计，就可以了。但资本主义不同，它是要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它的逻辑是一切都应该拿来为资本增值服务，它更大力推广那种"经济应该永远不断增长"的迷信...... 一旦这些东西扩散到全世界，被大家广泛接受，无论是不是民选政府，都将"发展经济"列为第一目标，无论当老师还是当医生，都觉得人活着就是要多挣钱，那就确实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心，让人越来越短视和狭隘。但即便如此，如果政府、学校、传媒、宗教等等，能从不同的方面制衡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那社会和人心还是能保持大体平衡，不会全变成名利场。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市场的逻辑在中国太肆无忌惮了，官场、学校、传媒，都不同程度地按照这个市场的逻辑来运转。我有时甚至觉得，从实质上看，一些官场或准官场的市场化，是比其他地方更彻底的。如果官员之间、师生之间、传媒人和受众之间，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利益交换，几乎没有别的约束，就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独大，"人心"怎么可能会好？主持人：孙立平教授针对中国当下情况，提出过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您怎么看社会溃败论，您觉得当下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什么？王晓明：辛亥革命之前，有人曾经用这么两个词形容中国未来可能的状况：一个是"瓦解"，中国被掰成几块，但每一块本身大体还完整，还能提起来；另外一个叫"鱼烂"，这是更糟了，腐烂的鱼是提不起来的，提任何一块，整条都会散掉。当时许多人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鱼烂。孙先生讲的"溃败"，我觉得跟"鱼烂"的意思差不多，是指在制度和人心两个层面，都不再存在所谓"有机体"，实际上都是一盘散沙，除了短暂的利益平衡，没有别的关系能将大家联起来。人与人、群体与群体、阶层与阶层......没有共同的追求，没有认同感，没有共同关心的问题，甚至不觉得有共同的利益！到这一步，真是问题大了。 变革寄希望于政治制度改革与重振人心主持人：社会群体焦虑加剧，民众试图去改变，或改良或激进，但都遭到非常强大的阻力。阻力来自哪里？您曾讲过中国现在有一个新的阶级在快速崛起，掌握着特别多的经济资源，同时又染指政治和文化资源，这股力量对人们的焦虑和社会的破坏是怎么样的？王晓明：怎样描述和分析这个新的阶级，是今天中国社会科学的一大课题。有人用"官家资产阶级"之类的概念，意思是官僚与新资本家的混合，这大体不错，但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一部分文化人--通常都有教授头衔--也参与其中，分一杯羹。所谓赢家通吃，主要就是这个三合一的新阶级在通吃。你说的抵制社会改革的阻力，主要也是来自这个新阶级。主持人：怎么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焦虑并重塑人心？王晓明：晚清时许多人也讨论过类似的问题。那时的中国危机深重，而危机的最主要的症状，就是"人心"坏了，消极放弃的情绪非常浓厚，可是，要改变中国，又只能从人入手，这似乎是一个悖论。怎么打破这个悖论？当时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家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方案，身体力行，今天回过头去看，你不能不佩服，就是靠了那些人的前仆后继，硬是打破了这个悖论，推翻满清、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 为中国开出一个新局面！虽然此后的历史依然坎坷，新局面毕竟是开出来了。从某个角度看，今天似乎又遇到了当年那样的难题：如何打破"有什么用啊？""搞不好了！"的消极气氛，振奋人心，重启制度和整个社会的真正改革？和那时候一样，今天也有许多可选的方案，应该从各方面一齐努力。身为大学教师，我觉得学校教育特别重要，别的不说，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是在中学和大学--小学更不必说--念过书的，学校课堂上的气氛、课本和黑板上的内容，都是对人有长远影响的。如今社会的上上下下，对学校教育的评价越来越低，学校里的人，也都怨声载道。可是，光这么抱怨，意思不大，如何在现有的政治条件下，在一间一间的教室里，一节课一节地教好课，一个一个学生地认真对待？这才是我们这些当教师的人，应该特别下力气去做的。当然应该持续地批评那些大的问题，但同时，也得一步一步实地去做，比如，当严厉指斥学校的"官本位"的时候，我们就该从自己开始，在走廊里遇见校长院长了，不要再像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那样，毕恭毕敬地称官衔："某校长"、"某院长"...... 这当然只是细节，但是，只有能落实为无数细节上的改进，总体的进步才能站稳。主持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30多年来的合法性就来源于高速的经济增长，每当社会焦虑加剧时，就拼命增长，并以维稳为重，但结果是越维稳越不稳，焦虑不断出现。您怎么看中国这种发展逻辑？政府应该怎么改变？王晓明：你说得对，这些年不断膨胀的社会大厦，确实是靠经济增长这一根大柱子维持着的，不是说完全没有别的支柱，但都很细，有的更差不多完全断了。这确实危险，因为经济不可能一直这么增长下去，更何况目前这种高能耗、高材耗、因此必然高污染的增长方式，社会和生态的成本都太高，后患很大。至于高压式的"维稳"，更只能有一时之效，如果以为这样就能长治久安，那是笑话了。从一些政策看，你会觉得中国现在没有什么真正的"发展"逻辑，实际上起作用的，好像是一种拖延和回避的逻辑：总是绕开难题，把其实已经很严重了的问题，尽可能往后推。这实际上还是短视，而短视是一定要付代价的，就好像生病一样，必须要治，拖延只会更麻烦。要说官场的风气坏，这种只图眼前--实质是个人或少数人的--安稳、置国家和社会的隐患、深患于不顾的心思，正是其中之一大端。因此，首先要改变的，是这一种不负责任的拖延苟安之心，这一条改了，才可能真正从大处和长远着眼，探索适合国情的长远之计。主持人：台湾通过宪政民主的方式来实现，您觉得这种路径对大陆有没有借鉴意义？王晓明：其实这也是晚清和辛亥前后多次争论过的一个老问题。当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原因之一，就是觉得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宋教仁他们指望的议会斗争、宪政民主的道路走不通。后来改走革命党-党军-党国这一条路，从效果上看，确实有效，中国翻天覆地。可是，革命胜利以后，革命党如何避免腐败堕落，成为反革命党，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今天之所以重提宪政民主，主要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目前来看，中国在这个事情上大概还要走一段艰难摸索的路，没有什么现成的方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什么方案，政治改革必须要向前推进。当然，这里的"政治"，不只是说，要发展或创造一个民主的、能有效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制度，还包括要建设一个可以给社会充当稳固的精神基础的、丰富的、有反思的公共价值认同。制度与人心，从来就是互相作用的，一头做不好，另外一头不可能做好。比方说，如果没有大批有理想、有责任心、肯苦干的官员，就是订出了再好的方案，也没有用。因此，制度改革和人心进步，必须齐头并进、互相促进，才能在比较深的社会层面上，扎实地推进政治进步。现在说起来都觉得问题一大堆，但我们也要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其一，改革和进步都是被逼出来的，形势比人强，现在社会普遍焦虑，觉得问题已经摆在那里，拖延不过去，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精神能量，其积极的一面不可小看。其二，这30年间，社会在经济以外的一些方面，也有不小的进步，比如互联网，和由此造成的新的公共舆论。有人说围观改变中国，如果不把这个改变理解得太窄，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其三，现在的年轻人，多在社会经济和物质生活持续改善的环境中长大，昔日那种因为物质匮乏、政治斗争激烈而造成的人心之恶，在他们身上比较少，他们可能冷漠一点，软弱一些，但心肠应该比较良善，至少我年轻时常见的那种主动挖一个坑、陷害别人的事情，大概一般不会做。也许我这是不了解情况的乱说，我的意思是，在一些方面，年轻人比我们这一代人强。因此，我觉得对未来应该有信心。至少那种"有什么用啊？"的消极情绪，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有效，我们自己其实是无从判断的，那要以后的人才能定。鲁迅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不能一定要有人给你打了保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尽管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只要认为应该做，就去做。甚至不妨反过来说：只要做了，就一定有用，哪怕眼下一时看不到。 2010年9月30日根据陈芳的录音整理稿改定

国家人口和计生委主任李斌最近撰文称，我国人口的再生产类型已经实现了从"两高一低模式"（"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三低模式"（"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未来五年每年新增老龄人口接近800万，第一个老龄化高峰已经到来，而我国传统的家庭生产、婚姻、生育和养老等功能都有所弱化。 据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之前国内外经济学家普遍认可的人口红利期结束时间提前了九年：从2020年提前到了2011年。如是，则我们可能已经错过了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时机，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乃至三五十年，中国财政的养老金财政支出压力将大大增加。 目前的欧洲危机从转向"三低模式"开始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今天的财政危机是从人口再生产模式向"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开始的。一方面，"三低模式"当然意味着社会安全程度更高，公共卫生水平更好，人民生活更有质量；另一方面，人均寿命大幅提高，生育率持续下降，低死亡与低出生叠加在一起，导致低增长甚至负增长。 养老、医疗、（鼓励父母们多生孩子的）正向生育补贴和教育补贴、失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开支的扩张，正是实现"三低模式"的财政后果。为了避免损失选票，西欧、中南欧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们普遍选择"高福利、低税收"的财政政策，国家财政体系的赤字运行获得了持续的动力，公债比重随着老龄化程度提高而加重。 1980年，西方发达世界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实现了向"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在西方步入老龄社会的第一个十年，1980-1990年十年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公债均值增长了14%，达到60.4%。第二个十年，到1997年，OECD国家公债均值升至71%。此后十年，到2007年，OECD国家公债均值升至75%，其中日本、挪威、意大利、希腊、比利时均超过75%，整个欧元区均值为74%，美国73%。随后发生的事情，大家都比较清楚了。 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来看，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成为压垮美国和欧洲赤字财政体系的直接原因。美国一直没有从经济衰退中复苏，而欧洲之所以成为此次危机代价最为沉重的牺牲品，也是因为其内伤实在不轻。 而日本公债多为内债而非外债，北欧国家则奉行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德国实为当今欧洲经济的动力引擎，尽管它们的公债比重也不低，但均没有出现美欧如此严重的财政债务危机和社会骚乱。 根据OECD 2011年9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我们可以将人口老龄化与欧洲财政危机关联在一起。经济放缓甚至停滞、失业率高企与"三低模式"相结合，持续拉高公债比重。根据这份报告，34个经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有两个原因，一是低生育率，一是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2005-2010年间，34个国家中已经有29个属于"三低模式"，平均生育率只有1.69，即每个女性平均只生育1.69个孩子。只有以色列、墨西哥、爱尔兰、土耳其和美国的女性生育率处在临界点2.1或之上。所谓临界点，是指每个女性至少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逐步扭转"三低模式"，渐渐走出老龄社会。 西方公债危机的历史教训 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都是西方国家的休养生息期：1920-1929年是黄金十年；1945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间，则堪称黄金三十年。这两个时期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为3.9%。两个黄金年代经济繁荣，作为政治补偿，民主体制向农民、工人、穷人、女性、黑人等持续提供各种经济补贴，其结果是社会开支逐年递增，财政体系长期赤字运行。 实际上，早有学者指出，公债与民主在西方世界始终相伴而生。1870年，几个主要西方国家处于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变的关键时期，当时这些国家公债占GDP的比重就已达到47.9%，其中财政高危国有两个：英属澳大利亚最严重为100.1%，意大利92%。此外，美国为43.9%，英国为40.2%。此时日本最健康，仅有0.6%。 1913年，西方世界公债比重已接近60%的危险值，达59.2%。西班牙、澳大利亚、法国都超过了66%，英国较好30.4%，美国最健康2.5%。1920年，各国公债比重均值上升至66.3%，大国中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均超过100%，分别为122.4%、132%、136.8%。1937年各国公债比重均值又飙至78.1%，英国为188.1%，澳大利亚153%，法国137.2%。和平终于没有维持多久，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残暴的自相残杀在西方世界拉开序幕。 从1870至1996年之间，美国在西方世界都是个特殊的例外，其财政状况相对而言最为健康。直到1997年婴儿潮一代开始大规模进入退休年龄，美国才步入公债危险地带，为61.5%。 扭转"三低模式"的困难 虽然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三低模式"带来的严重问题，但悲剧的是，34个经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率一直在逐次下降。从1975年算起，以每五年为一个阶段，从1975-80年的2.26这个恰当水平，下降到1985-90年的1.91、1995-2000年的1.68。经过二十年的老龄化折磨，这些国家也在想尽办法刺激生育，包括维持势必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颇受保守主义者批评的单身母亲政策。 然而，回头之路相当漫长，这34个国家的平均生育率在2005-2010年间才只增加到1.69，四十年后，预计只能增加到1.8，距离人口生育的最佳替代水平（2.1）还是很远。 与之相比，中国是在1995-2000年之间跌破最佳替代水平，为1.8。2005-2010年间继续下降至1.77。未来十年内会略有上升，2015-2020年间预计将升至1.84。此后五年只上升0.01，达到1.85；再往后的三十年，生育率将停止增长。 西方国家上述历史数据和未来趋势分析，对我们思考今天中国的问题颇有启发。我们可以发现，"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的确意味着我国改善民生、改良社会的成就和速度绝不逊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同时，从"两高一低"模式向"三低模式"的转变，意味着人口红利期极有可能提前结束。留给我们做出适当调整的时间已经不多。 因此，我们现在需要反思我们的一系列财政、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税收政策、生育政策、养老政策、适当调整退休年龄及其他福利政策。我们需要尽快做出决策、采取实际行动，扩展中国家庭传统的生产、生育和养老功能，为我们这个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口大国和文明古国设计一个可持续的福利制度，让我们的老一辈、我们这代人、我们的下一代都能够拥有相对舒适的退休生活、稳定乐观的心理预期和达观从容的生存态度。

在农村的代际之间存在着残酷的"代际剥削"。正在奔向老年的中年人知道自己的命运，他们似乎甘心情愿地向着这个命运奔去。

京沪女性的自杀问题在民国非常严重，两性自杀死亡率相近；两地不同年龄段的女性的自杀已遂和未遂事件中女青年所占的比例最高；诱因多是家庭矛盾或情感纠纷。

藏族社会普遍的有关洁净的两个基本原则--宗教的神圣和内外有别。洁净观念在历史上是重视内部清洁，街道污秽的原因，现在也造成藏族农民拒斥大棚蔬菜种植，仍有被认为永久性污秽群体的存在，如天葬师、铁匠、屠宰户。1904年赴任拉萨的驻藏大臣有泰日记中写道："（正月）初十日喉痛未愈，因食白粥。在屋内未敢出院中，时有气味盖天。旱且街道污秽所致。

中国的崛起不应当只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应当是一个文明国家的崛起。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不能只是商品，也应当有文化。附：东民《与萧武兄商榷》

杨荣文，新加坡前外交部长，现为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访问学者

在多数国人眼中（大概是受到西方主流媒体的影响），伊朗一直是被作为一个"不正常国家"来看待的。要比较清晰地了解和认识伊朗，可能首先要做的就是抛弃这种先入为主的判断。

中国在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之后，进入了以国内资源资本化为实质的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在这30年中，出现了3次周期性宏观经济波动，并相应地发生了财税体制的3次重大变迁及土地的3次大规模征占。本文以土地资源资本化的机制、主体及增量收益分配状况的变化为线索，分析了三者的相关关系；描述了产业资本及金融资本在这个资本化过程中形成并高速扩张的趋势；并考察了这个过程中的增值收益分配及成本分摊状况。

济州岛，距离朝鲜半岛主岛50英里，一直以来被称作这个星球上最具田园风光之地。这座706平方英里的原始火山岛上有三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定的世界自然遗产。然而济州岛的历史却与田园牧歌相去甚远。在1948年，也就是韩战爆发之前的两年，济州岛上的岛民就为朝鲜半岛被划分为南北两部分而发动了一场武装起义。在美军占领下的本岛南韩政府很快就镇压了这场济州岛武装起义。当时，南韩的警察与武装军队屠杀济州岛岛民并且摧毁当地村庄。韩国历史学专家约翰•梅里尔（John•Merrill）估算那次屠杀的死亡人数可能超过30000人，这一数字大约占济州岛人口的15%。几十年后，一个政府委员会对济州岛起义事件进行调查。在2005年，韩国总统卢武铉为当时本岛政府的暴行致歉并且将济州岛命名为"世界和平之岛"。今天，济州岛再一次面临美韩联军的暴力威胁：在济州岛最美丽的海岸上，建一处海军基地。四年多来，济州岛岛民以及和平爱好者们冒着生命危险，长期坚持抵抗海军基地。世界也面临着和平威胁。最近，韩国首尔的《中央日报》将济州岛形容为"国防线的先锋"--战线距离中国只有300英里。在这滩浑水里，济州岛海军基地还将组织约20艘美韩战舰--包括潜艇、飞行器运输舰以及驱逐舰，其中的一些军舰将会被用来配合"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对于美国来讲，建造济州岛海军基地的意图在于加强针对中国的武力--并且为军事冲突预先设置可掌控的军事基地。世界最不想要的事情就是中美进入战争边缘。现在发生在济州岛的抗议活动被认为是反抗在亚洲发生一场潜在却极富毁灭性的大战的关键一搏，同时这些抗议活动也旨在于反抗那个把世界引向更加动荡的根深蒂固的体制结构。毫无疑问，中国认为这个海军基地威胁到了他的国家安全。至少，这个海军基地将会引起一系列反抗并且引发中韩之间的军备竞赛，美国也会无可避免地卷入。如果不能阻止这样一个危险且具有毁灭性的规划，那么将会引起一系列影响远远超出亚洲范围的后果。我们简直不用想就知道，如果得知中国要在美国海岸线建造军事基地，华盛顿政府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济州岛的这座新的海军基地所在的江亭村（Gangjeong），是一座以务农和捕鱼为生的村落，现在这个小村庄不得不成为保卫和平的战场。江亭村（Gangjeong）的和平保卫战作为一个由民众发起的草根运动，已经远远超出济州岛军事化所引发的话题。人权，环保以及言论自由的情况同样岌岌可危。尽管地处偏远，江亭村（Gangjeong）对于相信全球社会公正的人们来说仍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场。韩国在一月份的时候开始建造军事基地，但是持续的抗议使得这项工程不得不在6月份中止下来。一位目击者报告说这座小村庄里的村民们的非暴力抗议活动已经导致一些逮捕事件的发生，一些电影制作人，博客作家，牧师神职人员，社会活动家--尤其是社会性的网站负责人以及这次运动的领导人被锁定。就在上个月，防暴警察冲入了一个非暴力集会并且逮捕了三十多位活动参与者，包括江亭村（Gangjeong)的村长--他是韩国的和平组织中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被逮捕的还有一名天主教的牧师。基本的民主理念也遭到亵渎，在2007年这个海军基地建设的授权表决会上，87个人的选择决定了这整个村庄1900个村民以及岛屿上5000个岛民的命运，据报道其中一些选民还涉嫌受贿。岛民被告知此军事基地还将兼饰游艇观光中心，确实这也是停泊在该岛码头的船舶获取商业利益的唯一途径。但是这种论调很难让人置信，除非是因为同时在另一个海滨已经开始了一个大规模港口扩建工程，并且在2012年夏天即将竣工。还要有人宣布这个新的港口将会拥有巡航班轮。江亭村(Gangjeong)的村民完全了解如果他们和平的呼声不被重视的后果，也就是：南韩以及外国军事人员、先进武器装备的介入将会使得已经承受了许多痛苦的小岛卷入整个世界的纷争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未来超级大国间冲突的种子正被播种在一个生态保护区和和平之岛上。作者诺姆•乔姆斯基最近的一本书是：《9•11，是否还有另一种选择？》，他是剑桥麻省理工大学语言学以及哲学的荣誉退休教授。2011年10月7日，星期五，发表于《新评论》(New Analysis)的"说出真相"(Truthout)栏目，观察者网翻译。译者：郭世嘉 张敏 余果英文：The Threat of Warships on an "Island of World Peace"Friday 7 October 2011by: Noam Chomsky, Truthout | News Analysis Song Kang-ho, an activist opposing a naval base under construction, near the construction site, in Gangjeong village on Jeju Island, South Korea, August 2, 2011.Jeju Island, 50 miles southeast of South Korea's mainland, has been called the most idyllic place on the planet. The pristine, 706-square-mile volcanic island comprises three UNESCO World Natural Heritage sites.Jeju's history, however, is far from idyllic. In 1948, two years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the islanders staged an uprising to protest, among other issues, the divis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into North and South. The mainland government, then under U.S. military occupation, cracked down on the Jeju insurgents. South Korean police and military forces massacred islanders and destroyed villages. Korea historian John Merrill estimates that the death toll may have exceeded 30,000, about 15 percent of the island's population.Decades later, a government commission investigated the Jeju uprising. In 2005, Roh Moo-hyun, then South Korea's president, apologized for the atrocities and designated Jeju as an "Island of World Peace."Today Jeju Island is once again threatened by joint U.S.-South Korean militarization and viol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val base on what many consider to be Jeju's most beautiful coastline.For more than four years, island residents and peace activists have engaged in determined resistance to the base, risking their lives and freedom.The stakes are high for the world as well. Recently the Korean JoongAng Daily, in Seoul, described the island as "the spearhead of the country's defense line" - a line recklessly located 300 miles from China.In these troubled waters, the Jeju base would host up to 20 American and South Korean warships, including submarines, aircraft carriers and destroyers, several of which would be fitted with the Aegis ballistic-missile defense system.For the United States, the base's purpose is to project force toward China - and to provide a forward operating installation in the event of a military conflict. The last thing the world needs is brinksma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The protest now taking place on Jeju counts as a critical struggle against a potentially devastating war in Asia, and against the deeply roote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that are driving the world toward ever more conflict.Not surprisingly, China sees the base as a threat to its national security. At the very least, the base is likely to trigger confrontation and an arms race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China, with the U.S. almost inevitably involved.Failure to prevent this dangerous, destructive project may well have consequences reaching far beyond Asia.We need not speculate how the Washington would react were China to establish a base near the U.S. coast.The new base on Jeju is located in Gangjeong, a farming and fishing village that has reluctantly become the site of an epic battle for peace.The resistance is a grassroots movement that goes well beyond the issue of the island's militarization. Human rights, the environment and free speech are also at stake. Though small and remote, Gangjeong is an important battleground for all who believe in social justice worldwide.South Korea started construction of the base in January but protests halted the work in June.An eyewitness reports that the villagers' nonviolent resistance has led to arrests targeting filmmakers, bloggers, clerics, activists on social-network websites - and most notably, the leaders of the movement.Last month, riot police broke up a nonviolent rally and arrested more than three dozen activists, including the mayor of Gangjeong; the leader of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peace groups in Korea; and a Catholic priest.Basic democratic ideals are also under threat. In the 2007 vote to authoriz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val base, 87 people, some of whom reportedly were bribed, decided the fate of an entire village of 1,900 and an island of more than a half-million people.Islanders were told that the military base would double as a tourism hub for cruise ships - indeed, that it would be the only means for such ships to dock at the island, yielding commercial benefits. The claim is hardly credible, if only because at the same time, on a different shore, a massive port expansion project has been underway and could be completed by summer 2012. It has already been announced that this new port will host cruise liners.Gangjeong villagers know full well what their future holds if their cry for peace is not heeded: an influx of South Korean and foreign military personnel, advanced armaments, and a world of suffering delivered to a small island that has already endured enough. The irony is that the seeds for future superpower conflict are being sown on an ecological preserve and island of peace.(Noam Chomsky's most recent book is '9-11: Was There an Alternative?' Chomsky is emeritus professor of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Cambridge, Mass.

一、方法现在交在读者手上的第三版，主要对原书的理论部分做了增订。特别是，下篇的第四节（《从康德到列宁》）、第五节（作为"中国方法"的《大同书》）中，原来只是略略提到的许多论点，现在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如同对待马克思和列宁一样，康德、黑格尔、康有为的著作，今天已被当作了十分古旧的知识，人们怀疑它们与现实究竟有何关系、还能派上何等用场。实际上，这种怀疑，是从这些著作诞生伊始就存在着的。例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非但一直被批评为"文字粗拙晦涩、令人无法了解"，文德尔班甚至这样说过："能了解精神现象学的那一代人早已死绝了"。在实用主义的时代，像一切不能直接变成钱的东西一样，人们普遍地怀疑"理论"的价值、"理论"的用处，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年的左文襄公曾经感慨说："今之农者，亦如今之学者，欲速见小，自误以误人。吾三十以后，读书渐多，阅世渐深，知区区之存于心中，自以为是者，仅足以仿当今无足指数之人，而于古之狂狷尚未逮也。" 这些话若换成今天通俗的说法就是：所谓实用主义学风，便是"小农经济"在思想、学术领域中的反映。它的表现，也就是左宗棠所说的"欲速见小，自误误人"，更进一步说，它使得我们的发展没有坚实的基础、长远的眼光和持续的内在动力，更使得我们日渐丧失了"理论"这个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马克思曾经这样说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说到那个时代的德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了活人！" --实际上，马克思所说的，也就是我们的时代和我们当下的处境：今天，不仅肆虐全球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使我们受苦，而且，旧的生产方式、旧的发展方式同样也深深地束缚着我们、使我们受苦。马克思的时代，其实离我们并不那么遥远，而上述那些被判为"古旧"的知识、那些"古之狂狷"者--康德、马克思、康有为，他们的写作所针对的，实际上也便是我们的现实，他们能够告诉我们的，比当下的时尚宣传所能给予我们的，要多得多。今天的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正是康德第一个指出，英国人率先发明的"战争国债"和战争金融制度，乃是现代欧洲思想错误的结果、是西方思维最大的失误；而黑格尔则认为：推动现代西方世界发展的两个真正动力，无非是战争与财富；尼采更一针见血地断言："债务关系"，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正是马克思指出：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一切旧的经济学实际上都已经死亡了，因此，从今往后，我们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学；而列宁认为：金融垄断和跨国公司的垄断是20世纪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康有为则第一个提出了"大同"、"小康"之辩，他说：未来的"大同社会"，必定是以劳动者为主体，以科技、思想和知识创新为动力的社会，必然是"劳动社会"和"创新型社会"。这些被判为古旧的知识、这些晦涩的理论，恰恰是今天我们认识、改造现存世界的最有力武器。本书第一版面世不久，就有学者希望我谈谈"理论叙述"与现实、历史叙述的关系问题。因为在一些读者看来，本书的"上篇"以历史和现实的叙述为主体，而"下篇"则似乎更为侧重于"理论"。而对这个问题，其实再也没有人比马克思阐述得更好了。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他便深刻地谈到了究竟应该怎样对待"理论"这个问题。马克思谈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谈到了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理论狂人"，他这样说：在黑格尔那里，理论"是现实事物的造物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自己则是把理论当作"材料"--或者更直率地说，就是"生产资料"。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索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与一切"空头理论家"不同，马克思乃是一个在欧洲各地流亡、没有"绿卡"的"知识民工"，正如建筑工人的劳动离不开建筑材料一样，知识劳动也离不开特定的"材料"，马克思反对将理论神秘化、反对理论的垄断、反对"现实世界是理论和思维的产物"那种装神弄鬼、颠三倒四的说法，而是平实地将理论视为"知识民工"劳动所必须的"材料"；但是，我们同时还要记住：马克思更反对"束书不观"的玄想、更鄙弃那种离开理论、离开知识材料，直接"从客观现实"出发的幼稚的"唯物主义"思想贫困。在马克思那里，作为知识工作"材料"的"理论"，不过是物质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或者说：物质的世界凝结为知识的材料；物质世界的运动，则造成了这些材料不同的发展形式、造成了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正如只有通过树的"年轮"才能去了解一棵大树成长的轨迹一样，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而这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即我们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正如大树的年轮一样，理论是物质世界的一种存在形式，所谓理论，只不过是以抽象的形式存在着的物质世界。凝练的理论，则如短刀出鞘，是开启物质世界运动的钥匙。因此，为了探索中国道路，我们必须全面地批判和继承既有的人类思想遗产，必须像马克思那样，将这些理论遗产，理解为特定的"物质形式"，将理论打造成建筑未来新世界大厦的"材料"，锻造为通向未来道路的铺路石。或者说--必须像当年的毛泽东那样，将哲学和理论，锻造为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二、破题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在19世纪走向衰败和落伍？长期战乱分裂的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领先世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在世界学术界，它被称为"李约瑟之谜" 。而本书的基本目标之一，便是以上述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去回应这一课题。许多杰出的学者已在破解这个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如麦迪逊（Angus Ma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以及伊懋可（Mark Elvin）关于"高度平衡陷阱"的重要论断（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按照麦迪逊的统计：中国经济在公元一千年里一直保持持续增长，并在1820年左右达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 ；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却一直是依靠不断增加劳动力投入而维持的，而1500年之后，西方的增长则主要是依靠技术、生产方式的创新来实现的。如果说西方1500年之后的增长，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话，那么观察同时期的中国，却会发现：经济增长伴随的乃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口很少的西方却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并最后超越了中国。麦迪逊和伊懋可的论断，就"李约瑟之谜"给出了一个典范性的解释模式，但是，他们的解释也遭到了两个方面的有力挑战。一个挑战就来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的增长方式受资本积累这个基本目标的制约，这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排斥人类劳动的弊端。同时，西方在1500年之后的飞跃增长不仅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也是近乎无偿占有当时还很廉价的世界资源的结果，这包括无偿占有美洲、印度的农产品、以及世界绝大部分矿产品，西方的增长带有掠夺自然的特性，并与残暴的殖民主义统治相联系。因此，从排斥人类劳动以及掠夺自然、殖民地统治这两个方面来看，西方19世纪的增长方式也是不能持续的。而第二个挑战则是伴随着1950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开辟、特别是19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持续起飞而产生的，这个学派把新中国的发展，以及1970年代以来的东亚经济"奇迹"，解释为东亚具有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的结果，是这些优质劳动力通过建立合作型社会、创新西方单一竞争型模式的结果，他们认为：这条以农业为基础，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互相协调、促进发展的道路，既接续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推崇的"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之路"（斯密认为这条道路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所中断），更是对人类现代发展方式的创新。与排斥劳动和就业、依靠自然资源的大规模耗散、通过掠夺殖民地谋增长的方式不同，前者是被称为"勤劳革命"，后者被称为"工业革命"。因此，当代西方学者倾向于从劳动力的"质"而非"量"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在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他们认为："与普遍的看法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资的主要吸引力并不是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而主要是这些劳动力在健康、教育和自我管理能力上的高素质"，而且，这种质的优越性与中国长期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分不开、与以农业和民生为本的发展方式分不开。如萨米尔•阿明认为：在中国，农民与土地的直接结合使中国能够创造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必然与只能用贫民窟和失业来解决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逻辑完全不同。三、探求而本书的基本探索之一，就是对"李约瑟之谜"提出进一步的、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地缘政治性的。自公元十世纪以降，在中国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联络东洋、西洋和南洋的贸易和金融流动体系，其中，以恰克图为核心、贯通"内陆欧亚"的北方贸易体系，以及以琉球为核心、联系西洋、东洋和南洋的海洋贸易体系，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两个重要枢纽。16世纪中后期以降，随着美洲白银的输入和帝国主义军事扩张的加剧，随着世界地缘政治态势的大变动，最终导致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和货币流动体系于19世纪走向瓦解。而中国的衰落，首先是上述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变动的结果。第二个解释是金融性的，它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尽管在十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进入"近世"，但自宋、元、明、清到中华民国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由于长期实行经济、社会的放任主义，中国都没有自己的自主货币，宋代经济已经依赖南洋、西洋舶来的白银，而明隆庆之后，从美洲大量进口白银和银元，更成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与货币短缺矛盾的基本国策，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美洲白银供给，这成为阻碍中国长期发展、实现革命性发展的重要瓶颈。魏源早就深刻指出："人知中国之银出漏外洋，而不知自昔中国之银大半来于外洋"，"而近数百年间，粮钱改银以后，白金充布天下，谓非闽、粤番舶之来，何自而得之？""银之出于开采者十之三四，而来自番舶者十之六七"，"银来番舶数千年，今复为番舶收去"，"中国争用西洋之银钱，昂于内地之银值，则中国银币行之数百年，亦必因时而变"。因此，魏源倡仪：中国欲求富强，必先从国家自铸货币，驱逐西方银元始 。而近代中国改革的先驱者康有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就是《钱币疏》，其中即提出中国四百年均没有国家主权货币，指出货币供给依赖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实、失用"，乃是"旷世之大弊"，康有为更首倡"废两改元"，即废除银两，改行国家铸造、发行的银元为主权货币 。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目标之一，也便是"货币革命"，但是，直到1935年，中国国民政府才力图废除白银和银元而发行国家货币--法币，但是，法币的发行由于没有当时中国经济的主体--农业经济的支撑，也难以深入中国的广大农村，故不得不以外币为"准备金"，法币发行，既与英镑汇率挂钩，又以美国的"银本位制"为基础，这种在列强之间"左右逢源"的币制设计，却因独将日本排除在外，竟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借口。法币发行，终至1940年代严重的通货膨胀而陷入崩溃。因此，与1500年以降的西方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缺乏国家财政组织、金融战略的支持，这是它陷入发展困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第三方面的解释就是政治上的，具体说就是"国家组织能力"上的。宋代以降，经济和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国家组织能力的持续下降这个矛盾现象，是我们观察历史得出的第三个基本结论。中国政治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宋代以降之所以出现了国家组织能力下降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下降，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自那个时候起，就已经不再能够担负起一个逐步近代化的国家的治理之责，即他们既没有管理经济、财政、税收、司法、军事和金融的具体能力，也不再能够担负起组织人民、教育人民的责任。华而不实、日益腐化的士大夫阶级，已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发展的阻碍力量，而中国基层治理，早已经落在了横征暴敛的胥吏手中，即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其实已经出现了管理者、治理者"缺位"的危机。被列宁称为"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中，率先提出了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危机这个重要课题。面对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强大的外敌入侵压力等多重难局，宋王朝暴露出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缺乏经济能力，而是整体上丧失了政治能力。王安石指出：宋王朝没有政治。这就是说，国家没有真正的治理者。儒家文化的根本缺陷，在于其目标是培养"圣贤"和文人，而非日益近代化的国家治理者，儒家学说作为政治学是不合格的，因此，在这种思想文化体系中培养出来的官员，作为"治理者"也都是不合格的。王安石的文章开篇即痛陈中国"没有人才"，而他所谓的人才，并不是指文人，而是指治理者，并不是指儒家意义上的"圣贤"，而是指政治家--即治国理政的人才。他认为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只能是口吐莲花的文人和独善其身的"贤达"，而不是治理者，这就是他所谓：从造就治理者的角度看，儒家学说之于人才的"教、养、取、任"，皆不得法，甚至可以说是一塌糊涂。王安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为他提出了培养、选拔、约束和监督治理者的一整套办法，即他力图将治理者从"文人"和"圣贤"中剥离出来，造成一个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他的这一举措可以被称之为"政治的理性化"。王安石希望造就一支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以此加强宋的国家能力，然而，在与庞大的士大夫阶级的对抗中，他失败了。象中国此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一样，王安石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改革无一例外地不能触动中国基层，尤其不能触动长期把持中国基层税收、司法、财政和军事的基本力量--胥吏阶级。胥吏是从唐代的"役法"中演变而来的，按照役法，基层的事务是由人民轮流担任的，国家并不发给俸给，而唐中期以降，基层事务已由专任的事务员来把持，他们的收入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办事获得的"好处费"，而这种把持基层的事务员，也就是胥吏。实际上，国家治理者的缺位，其造成的最为深刻的弊端，尚不在困扰着王安石的"上层"，而在基层政治的瓦解、或者在于胥吏之害，它导致的结果就是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南宋的改革家叶适说："何谓'胥吏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蹙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薄书期会，一切惟胥吏是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出。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我们要理解叶适上面这些话，其实只要读读《水浒传》--甚至是只需认清其中宋公明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就足够了。研究中国政治史，我们竟然发现，宋代其实主要有两种干部：一部分是王安石所谓无能、无为的"三门干部"，一部分就是叶适所谓胥吏式的"江湖老大式干部"，前者的代表是朱熹，后者的代表就是宋江。或曰：雅者朱子，俗者宋江，前者无为，后者胡为，而且又正是前者的无为，造就了后者的胡为。宋江者，郓城县押司也，负责案卷的起草和管理，是个公职人员，属于叶适所说的"公人世界"里面的人物。这个人"刀笔精通，吏道纯熟"，"自小为吏，结识英雄辈"。不过，宋江这级干部，在宋代是没有国家正式工资的，虽然经过王安石、苏辙等人的呼吁 ，朝廷六部里的胥吏（即叶适所谓"最为骄横者"）算是有了工资，但地方州县还是基本没有，--这不是因为财政困难发不出去，而是由于胥吏所担任的工作牵扯千家万户、人命关天，搞钱是根本不困难的。王安石批评士大夫出身的官员没有真本事，如此才放任了胥吏，而他的政治对立面司马光，则把批判矛头主要对准了胥吏，司马光以为胥吏"以啖民为生"，此所谓"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能使之然也，大半尽于吏家也"，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最为腐败、骄横而激发民怨、民变者，即是基层的事务员。如宋江这种人，由于没有正常收入，又没有升迁的希望，当然要通过包揽诉讼大发横财，他那个"及时雨"的称号，也就是靠着"仗义疏财"获得的，而宋江尽管并不是柴进那种天皇贵胄，可他倒是比柴大官人还出手大方，宋江钱从何来呢？--比如他给晁盖通风报信，让晁盖赶紧逃跑，后者马上就让刘唐拿一百两黄金酬谢他，可见，宋江已经到了不必索贿，而是有人感激涕零给他送黄金、称他为"及时雨"的地步，这个人代表了胥吏阶级的最高境界。而宋江这种人成为国家行政的基石，掌握了真正的"事权"，这说明宋代的无政府状态达到了什么程度、国家能力下降到何等程度。叶适说：如果士大夫出身的官员不能干事，不愿干事、不会干事，那就不能从根本上避免胥吏胡作非为、什么事都敢干了，在这个意义上，恰恰正是"平日袖手看文件"的朱熹，造就了官场上黑白通吃的"江湖老大"宋公明。而既然没有一套培养、选拔、监督和约束管理者的办法，于是官员的进退自然没有什么切实标准可依，那么官员要升迁，除了奔走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既然儒家培养士大夫的标准如此脱离治国理政之实际，那么标准越多、条文越细，就越不能执行，唯一的结果是行政变成了文牍，变成了以开会落实开会，以文件落实文件。实际上，是连起草文件的事，又都交给了胥吏。官员忙于奔走，更把基层的实际事务交给地方上的能人"胥吏"去操办，这样官员等于浮在上面，于是一切都成为表面文章，胥吏成为操持地方的黑社会势力，而国家没有了他们却竟然无法在基层办事。--宋代对外不能抗击辽金，对内不能制止社会陷入无政府的江湖状态，即使它经济和商业搞得即使再好，也难以避免亡国的命运，我们所谓"弱宋"，也就是指其国家能力的衰弱。对于王安石改革的失败，叶适更曾有别开生面的总结，他在《民事》篇中这样说：即使王安石成功将士大夫阶级改造成有富国强兵真本事的"边才"和"吏才"，即使他能解决宋王朝国家能力下降的问题，但王安石的办法，却不能应对和解决宋王朝内部此起彼伏的社会问题，王安石的方案足以"强国"，但却不足以"安民"。因为王安石所谓的有富国强兵能力的"人才"，与士大夫阶级一样，同是精英阶级，区别只在于前者是有能力的精英，而后者乃是袖手空谈的精英，而在脱离基层老百姓这一点上，他们则是相同的。叶适以为：王安石理想中的"专家型人才"乃是"干大事"的，而基层社会和普遍百姓面对的却是日常小事。而今天我们不也常说："老百姓的事无小事"、"百姓的事情大如天"吗？实际上，确如叶适当年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老百姓的事"却主要便是"小事"、"细事"和"碎事"，对老百姓来说，"富国强兵"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却是娃娃上学、老人看病、家长里短，乃至谁比谁多拿了五十文大钱这种"分配不公"；而以专家决策为主体的科层制度，在制定规划、举全民之力"办大事"方面具有优越性，但它所针对的，却并非邻里打架酿成的"群体事件"，更容易忽略"五十文大钱的差别"造成的基层"分配不公"，忽视恰是这种小小的"不公"，乃是酿成"社会戾气上升"之根源。重读叶适的文章，我们不禁要感喟：以精英、专家为主体的"民主决策"之"先天不足"，实际也便在于此，即在于处理"细事"、"小事"、"碎事"方面的捉襟见肘。而当年的叶适，只是把希望寄托在空虚飘渺的"三代之治"上，他以为"三代之治官非官"，即那时的"官"，只不过是立足于井田制上的基层民众召集人和跑腿者，充其量不过是个基层群众领袖而已，其作用就在调解和解决基层社会共同体中的小事和碎事；而后世的官员，最优秀者是有治国理政本事的专家，其余则为袖手清谈的混混，等而下之则是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贵族与豪族，指望他们深入基层，为老百姓解决"细事"，那是不可能的，所谓"古者君与民为一体，后世君与民为二本"，叶适的这句话，道出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的死结。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三皇五帝到国民党，中国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理论与实际脱节、政治与基层民众脱节、经济活动与国家财政金融脱节，而历代统治者想出来的办法，竟是主张放弃基层，并放手让土豪劣绅、黑社会和非正式的"包税人"控制和鱼肉基层。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更把放弃基层看作中国政治的最好传统，即他认为：基层靠那些土豪劣绅和黑社会去"自治"："可以举修齐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则有乡校和乡学，言赈济则有义田和义庄。言积谷备荒则有社仓的储蓄。言防盗缉奸则有保甲的连坐。乃至堤防沟洫，道路河川，无不由乡社的群力从事于修筑和疏浚" 。而蒋介石的上述梦话，掩盖了所谓"役法"，实则早于唐末便已彻底崩溃的事实，而所谓胥吏，亦自那时起，由组织基层人民从事公益事业的事务员，变成了鱼肉基层和乡里的赢利阶级，他的上述说法，简直是把长期由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把持的中国基层说得如同天堂一般，但恰暴露出国民党政权脱离民众、无力组织和动员基层的痼疾。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层，在基层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血肉联系，把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掠夺的剩余夺取，一方面用于改善广大基层群众的民生，一部分有组织地用于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从而一举结束了国将不国的"江湖"局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基层建设是我们的立国之基，与基层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执政之本，基层是中国政治的最大舞台，我们不去占领，土豪劣绅黑社会和会道门势力就会去占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理论与实际结合、政治与民众结合、国家财政金融制度与生产发展及改善民生结合--这便是中国共产党扭转"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胜利之道，是人间正道。中国历代变法之所以均不能成功，究其根本原因，就在居于治理者地位的士大夫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对立的；宋代的宰相文彦博，曾一语道尽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在回答宋神宗关于"新法虽使士大夫稍不悦，然与百姓有何不便"的质询时，文彦博断然对宋神宗说道："殿下为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提及这一节，连梁启超也不禁感慨："吾请正告天下后世读史者曰：荆公当时之新法，无一事焉非以利民，亦无一事焉非不利于士大夫；彼士大夫之利害与人民相冲突者也。"他更愤然指斥文彦博的上述名句："是豺狼言也，稍有人心者何忍出诸口" ；然而，两千多年来，中国所有的王朝实质上无不是如此。只不过到了国民党统治后期，却连士大夫阶级也被通货膨胀搞得一贫如洗，只好去吃"嗟来之食"--美国人的救济粮了。于是他们方才第一次同情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并逐步在这场革命中发现了"大我"。中国历史数千年，何以都不能解决国家组织能力问题？这里的要害就在于，无论是儒家的士大夫精英政治，还是法家积极有为的官僚政治，均不能面对中国政治改造的核心：即如何从根本上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而自皇帝到基层，层层复杂的国家机构，如果不靠人民积极的有所作为，也就不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而几千年来，人民逃避压迫剥削，其实质也就是逃避政治、逃避组织，其消极的方式是逃避赋役、消极怠工，而积极的抵抗便是造反起义、落草为寇。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惟有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者方才深刻地了解到：学问与实际脱节、政治与民众脱节、国家财政金融制度与生产和民生脱节，这便是中国社会组织能力持续衰弱之根本原因，从而，方才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作为一切行动之指南，更专心致志、全心全意致力于改造基层，从基层入手教育人民、组织人民和发动群众。在"为有牺牲多壮志"的革命斗争年代，在筚路蓝缕、一穷二白的共和国大厦破土动工的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物质资源、黄金美钞去激励和动员人民和劳苦大众，之所以能够"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者，就在于共产党人能够使得中国人民心悦诚服地觉悟和相信："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就在于共产党人有办法启发人民觉悟和相信：每个中国人自己就是革命的主体，每一个老百姓都是新中国的新主人。讽刺的是，在当今精英们"民主"、"宪政"的高调里，"人民"往往在"民粹"的释义里成了反义词，在他们鼓吹、设计的"市民社会"中，底层劳动大众和人民政府，则成了贬义词。既然漠视人民，那又何谈民主？即使确有文化大革命时代群众专制、群氓哄起，即使确有现时代"公德沦丧"的悲哀，但倘若睁了眼睛看，任何不持偏见者，都不能不承认：在中国的普通百姓身上，始终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忍辱负重、勤劳善良的中国劳苦大众，在面对地震、洪水的奋勇救灾中，表现出的同甘共苦的毅力、救苦救难的情怀，感天动地、气壮山河。历史反复证明，也只有他们才能在实践中去不断发现、发明新的民主形式。法制即是民主，这是个基本的误解。因为民主的标志，乃是人民成为法律的制定者和社会的主人。而当天下大事、国家大事成为少数精英、专家和治理者的私事，当"为人民公天下"成为官面文章，实则却是回到"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封建主义老路，那么，即使干部再辛苦、再操劳、再敬业，人民群众依然还是会困惑不满、依然还是会怨声载道，而这就是由于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被消弱，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被消弱，遂使民众不再心悦诚服地相信：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遂使民众不再相信：五星红旗上的每一片光彩、人民政府的每一个成就与失误，对每一个中国人而言，皆是人人有份的。甚而是相反--遇事皆把好处留给自己，而把一切问题推给国家、留给政府。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生命线。这句话的核心就是指：必须深入基层、组织和教育基层人民，全心全意地密切联系基层群众，而绝不是"全心全意地密切联系精英"，更不是以"市场放任"的名义，把关乎千家万户、生老病死的基层事务，"承包"给各类赢利性组织、"赢利型经纪"。中国共产党90年奋斗的历程表明：凡把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路线问题的讨论放在基层，凡是思想路线在普通劳动者中普及、展开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会成功、就会兴旺发达，相反，凡思想政治路线与基层脱节的时候，我们的事业一定会遇到挫折乃至失败。凡以为思想教育、组织工作的核心在于"密切联系精英"，而以为"民可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们便又回到了传统政治失败的圈套之中，无论今天还是过去，正反两个方面，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历代的问题是：皇帝久居深宫，治理依赖精英，于是统治者听到的，都是精英的声音，而精英们最不希望的事情，也就是老百姓知道国家大事。共产党发明了种种方式：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分析最高领导的政策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至于成千上万大字报、连篇累牍互联网，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媒体创举，而文艺作品，亦无不以最基层、草根的普通百姓、工农兵中之先进人物为主角，以他们喜闻乐见、全心接受仿效为鹄的。凡此诸端，无不在于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从而才极大增加国家组织能力，增强十几亿人戮力同心建设新中国。而其中的要害之一，更在于绕过精英、官僚，彻底摧毁把持基层事务、敲诈勒索的各类黑社会组织，而使得政策可以直达基层。当今之时，如果听了某些不学无术者们的宣传，则中国似乎已经国将不国，除非改制换人、卷旗缴枪，让某些"高等华人"上台，心无挂碍的跟着美国走，最好能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但如果肯听老百姓的声音，那么其中头几条便是：当今精英祸国、律师谋财、"赢利型经纪"黑白通吃，面对着为富不仁者，某些干部官员竟不作为乃至沆瀣一气，而相当一部分媒体、小报记者却专打便宜拳。当此世变之亟，政治工作到底该抓哪头，究竟应该联系谁、打击谁，以谁为宣传对象、服务对象，应该以谁为主角，这就取决于共产党的屁股是否真正坐在最基层的老百姓那一边，这就取决于共产党是实行"三进三同"（即干部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还是在沙龙里与精英们闭门思过、云山雾罩地开学术思想讨论会。变民风易，变仕风难，变仕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文风难。文风变，气象新也。自王安石、张居正、王阳明以来，历代改革家之所以推崇"尚质省文、反薄归厚"的文风，之所以把"改造文风"当作政治改革的要务，这就是由于文风败坏，乃是治理者脱离现实、脱离实际之作风败坏的集中表现。魏源曾这样批判中国士大夫作风和文风之败坏：工骚墨之士，以农桑为俗务；而不知俗学之病人更甚于俗吏。托玄虚之理，以政务为粗才，而不知腐儒之无用更甚于异端......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使其口心性，躬礼仪，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万民，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什么叫做王道？所谓王道，也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政治与民众相结合，国家财政金融与生产和民生相结合。王者，往也，政者，正也。解民于倒悬，方才能民心所向，与民同心，斯即为大同。中国共产党人何以能够改造旧中国和旧文明呢？这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纪律严明的战斗队、宣传队和工作队。有了这样一支队伍，中国社会组织能力的长期瓦解，才得到了制止，中国人民方才焕发出改天换地的能力，中华文明的腐败病根才得到了医治，中国传统方才在革命中得到了更新。这是历史的结论。相反，如果现代中国最强大的组织力量--中国共产党不能克服"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病症，中国社会的组织能力就将会被再次瓦解，中国历史就将可能再次陷入悲剧性的循环之中去。而这同样绝非是危言耸听。古人云：人情耽于逸乐。当无事之时，觉眼前无可复虑，耳目口体之欲日盛，而德慧术智消亡。遇不如意事，见不如意人，读蹈厉奋发书，斯可验平素之道力。愿为饮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肠肥脑满之达官，而任事以勇猛精进者，呜呼，此所以舍命不渝，而能视死如归也！当今之世，果天下无事之时乎？当今之士，果饮冰茹蘖之臣哉？索诸八荒，任事以勇猛精进者，安在！愿以此卷，与读者诸君共思之。  2011年8月11日，于北京。

2011年11月1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文化论坛活动"哲学与政治"邀请汪晖教授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加布里尔及托马斯·迈尔等德国政治理论家在该党总部对话，德国第14届联邦议院议长沃尔夫冈·蒂尔泽主持。汪晖教授发表了以《代表性的断裂》为基础扩展而成的报告，加布里尔随后有长篇回应，阐述了他对全球包括德国政治变革的思考。

我的著作并非拒绝承认自由主义的价值。《自由主义的反历史》采用的方法论是：研究对象不是抽象的自由思想，而是自由主义，即具体的自由运动 和自由社会。

《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导言

自由主义民主在中产阶级衰落后还能维持吗？历史的未来在于左翼是否提供建设性新方案。（1月6日更新，感谢观察者网提供中译文，译者：朱新伟）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穷兵黩武、债台高筑的美国越来越像古罗马帝国，欧洲也深陷史无前例的主权债务财政危机，我国人口的再生产则实现了从"两高一低"模式向"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身处时局巨变之中的我们，是时候根据我们的人口模式转变和将来可能出现的财政压力，从长计议一种"家庭友好型"社会治理了。

费孝通的理论，虽然和"五四"以来对婚姻的浪漫主义想象格格不入，却符合儒家对婚姻功能的理解："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