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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清华“打的”进城，堵在半道是常事。后来按友人建议，改乘地铁，时间就好掌握了。北京的地铁，我还是八十年代初大学生胸前戴校徽那时候的印象。如今整个儿 鸟枪换炮，而且真便宜，两块钱，随便坐多远。站台够宽敞亮堂——不像纽约那地铁，高峰过后，暗地里耗子比人多，横冲直撞的——而且跟回到波士顿似的，好些 乘客把头埋在书报里，要不就“煲”手机、填字谜，气氛蛮homey。当然，没考虑周全的地方也有， 少数几个站，换车“贼”锻炼身体，跟着人流七拐八拐打地道战，足足走了一刻钟，有点和穿高跟鞋的女士们过不去。还有一样，英语报站名——我不否认，那是 “国际大都市”必不可少的一项硬指标——做到了女生字正腔圆，不知是社科院语言所还是谁的人工合成，能跟香港地铁的伦敦腔媲美；可是站名中的一个，让人听 了起鸡皮疙瘩：下一站，Renmin University。什么大学？ 记得从前的译法，叫People’s University， 人民（的）大学，全称中国人民大学。同“人民政府”“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医院”一个意思，名正言顺，一目了然。干吗要改呢？怕刺激了友邦人士， 引起贵宾误解，还是自己心虚？倘若以为中文“人民”的含义要比英文或别的国际语言丰富，翻译不了，也是说不通的。这两个字其实是洋人的老传统，亦即主权在 民的“民主”（democracy < 希腊语demokratia = 人民[掌]权）传统。人家西方民主国家，人民这个、人民那个的东西太多了。美国宪法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怎么说的？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我们人民……依照十八世纪的正字习惯，那“人民”还得大写呢。先贤向西方学习的先进思想，民主是其中一条。国家机关及公立机构冠以“人民”二字，乃是宣告 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武装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权威喉舌 “人民日报”，这些名称，“人民”一律译作People’s。从来没听说，“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一旦挨着大学，就会产生哪样特殊意味，叫英文或任何外语表达不成，必须放弃标准译法。 也可能，是中国人民大学这所公立学府变了。出入校门的，早已不是人民干部与“又红又专”“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积极分子。当家人放下身段，学了别处一些大学，滋养几个“高眉”（highbrow）精英，或者官场和市场的弄潮儿。这种人是连把“人民”挂嘴角上，装装样子都不愿意的。“人民”于是成了累赘，又不好意思对老外解释，便拿六个字母拼个音，刻上校徽，换了新名：renmin。 高考状元 以 前高考在七月，考场里汗流浃背；现在提前到六月初，好多了。但这一考三天，牵动全社会，有时候也折腾得够呛。比如新闻报道，这儿那儿封路，警力出动若干， 某市某区下令关闭网吧，免得影响孩子们考试。网吧，大概名声不好，家长不喜欢。可是仅仅因为高考就不让老百姓做生意，似乎法律上说不过去，最好还有旁的理 由，并给予合理补偿。 将 近发榜，大伙儿忙了起来。负责招生的老师早几天就走了，原来是去联系各省市自治区的状元同家长，做签约录取的工作。据说，这份荣誉一向是清华北大两家争， 近年来港大也插一杠子，搞面试，挺红火。几十位小状元的去向，就成了高考过后各地教育部门、重点中学和大众媒体共同关注宣传的一桩大事。 再 后来，小状元们便由家长陪伴，一批批应邀来实地体验了。我参加接待了两回，一块儿吃饭，聊聊法学院的专业跟事业选择，谈谈香港和美国的“重点”大学。我的 理解，状元如有选择港大而放弃清华的，多半是以为香港的教育比较国际化，因而将来出国深造，在香港申请可能更具优势。但这想法实际是错的。就优秀学生而 言，从香港的大学申请欧美一流大学，要比从内地有国际知名度的大学申请困难得多。道理很简单，西方大国的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历来十分重视中国，招收研 究生给中国大陆学生的名额，总是大大多于香港（和台湾）学生。港大、中文大学或香港科大再怎么努力，哪怕在《泰晤士报》排行榜上名列亚洲前茅，也改变不了 这一西方学界的“偏见”与地缘政治格局——除非停止实行“一国两制”，让香港的大学完全溶入内地体制，服务中国并代表中国。 状元好像女生居多，符合发达国家的潮流；不论“裸分”“加分”，都是值得录取培养的好苗苗。自从发榜，他们不知听了多少夸张的褒辞，照片传遍各大媒体。有的地方还现金奖励，商家则打产品代言的主意。但愿他们经受得起名利的诱惑，保持平常心；入学以后从零开始，莫背包袱。 高 考第一名，也就比第二名超出一分吧，多少是碰运气撞上的。举国上下，如此大张旗鼓地表彰少数考生的运气，不是好事，不太健康。但是，政府教育部门带着媒体 高调宣传，以现行体制即中学应试教育的策略观之，自有其特殊的社会功用。这些年来，应试教育屡遭诟病，几乎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然而却无力改革，为什么？ 因为，整个教育体制和监管部门皆已失去了信誉。以至于离开“裸分”一步，不论“奥数”加分还是校长推荐，在百姓眼里，一概有猫腻或不公之嫌。而高考，却是 支撑着庞大的应试教育产业链，包括寄生其中的商业性作弊服务的那一块基石。所谓状元，实为一弊病丛生的教育体制的名牌产品。传媒炒作、政府奖励、名校争 夺，无形中扶持且赋予合法性的，正是应试教育。 可见，改革教育的关键，在重拾信誉，即建设职业伦理。听说，也有个别省区不公布状元姓名，拒绝炒作。这是一种对考生和教育负责的伦理立场。哪一天全国都能如此，就有一点希望了。 中国第一考 都 说大学生负担重，忙。我问了几个学生，答：必修课虽多，但阅读跟作业的份量一般不大，考试亦容易对付。忙什么呢？课外社团活动呗。还有政府机关、法院与律 所的实习，各种资质考试，比如英语、电脑、驾照、公务员，毕业前再加上用人单位的面试笔试。他们也真是能考。没听说哪个考不过的。某日又来报喜，通过了司 法考试；那也是法学院学生必考的。 比 起高考见不得阳光的作弊丑闻，这号称“中国第一考”的司法考试，就坦率可爱得多了。腐败既是明码标价的权利，“公平交易”就不必隐藏。季节一到，便雨后春 笋似的冒出各色各样的报考培训班来，从“基础班”“冲刺班”到“猜题班”“包过班”，再到“出题老师”亲临辅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过，友人告诉，考 生也不是听任宰割的傻帽。几个人凑钱交学费，送一人进去，偷偷录音整理了，放在网上设置密码，供交不起或不愿交学费的广大网友付费下载——嘿嘿，还没当上 法律职业人士，先练会钻空子违法的道道。 您 如果觉得这个乱法叫“中国特色”，那可太不懂行了。作弊哪能是天朝的土产，民主大国兄弟邻邦例如印度，不也照样腐败？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中国第 一考”真正拿得出手的一盘“特色”，却是考生无须受过任何法律教育。换言之，考试内容虽然涵盖了十四部法律，报考资格却并无专业要求，只消出具本科或本科 以上学历证明即可（另据司法部规定，部分地区可放宽至专科）。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考试结果，正规的法学本科未必优于别的考生，状元也往往不是法律专业。 周 末上友人家“蹭饭”，沙发上拿起一张报纸，恰是满满一版关于上海“司考状元”的采访文章。那状元是学计算机技术专业的，谈到备考经验，她的心得颇说明问 题：“司法考试和法学素养关系不大，所以没有法律基础的人也不必紧张。复习司考，最重要的还是效率和技巧” （《文汇报》2010.6.25）。她自己的复习备考，“满打满算”不过三个月。九十天吃透两本教材，“《指南针攻略》和《考纲》”，就这样，一遍又一遍死记硬背消化法条，终于点了状元。 一方面，铆足了劲“普法”宣传法治，强调法律人职业化，审判员改名叫法官，给他披法袍买法槌，花钱培训拔高学历；另一方面，又降低职业门槛，开放执业资格考试，走了一条“民粹主义”的路。这么搞，是否自相矛盾？ 国家理性 此是章润兄组织研讨会点的题目。国家理性，过去英文著作里常借法语表达，以示文雅：raison d’etat。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大概是马基雅维里（1469~1527）开的先河，之后渐次形成意、法、德诸国的“霸术”或工具主义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传统，拿这术语做了一种说辞。不过，那一段历史我纯属外行，只能作为读者，谈谈感想——承志勇君热心帮助，找来时殷弘先生译的迈内克《马基雅维里主义》，翻阅一遍，颇受教益。 Raison d’etat， 时先生译作“国家理由”，《读书》今年四月号有篇文章提出商榷，认为从西方的社会历史语境来看，正确的译法应是“国家理性”。我想，“理性”、“理由”都 有道理，两者的差异，在视角不同。“理性”是个大词儿，抽象悦耳，可以让中文读者联想西方思想史和当下的意识形态宣传（例如普法）；但不如“理由”有劲， 直指马基雅维里式的工具主义。其实，译得灵活点也行，两个词换着用，互训互明，贴近读者的生活感受——让我扯开去说。 还是友人请客，到国家大剧院潜入“蛋壳”见世面，看了一场“主旋律”话剧《这是最后的斗争》。故事挺“尖锐”，剧名取自《国际歌》的副歌：c’est la lutte finale， 毫不回避“社会基本矛盾”。一高干家庭，老爷子不知受过什么刺激，常有幻觉，动辄回到革命战争年代，冲呀杀呀，要把名字刻在烈士墓上。家人遵循医生嘱咐， 在他面前绝对不可提及任何涉及党和政府、改革开放的事儿，例如老二喜欢发牢骚，嘀咕些讽刺干部作风的笑话段子，老爷子听见，准保犯病。可是除了老两口儿， 周围一帮人全在进步，上上下下，拼了命捞钱捞人。我边看边胡思乱想：有朝一日，会不会这伙硕鼠建成一国，“团结起来到明天”，他们依法腐败的那一万条“理 由”，不就是一门精深的“国家理性”？ 而 且，如果“理由”统让国家栋梁给占了，唤作“理性”，大写了又名法治，那么缺乏理性，不会理智，浑浑噩噩还守着传统道德、责任伦理的，不就是芸芸百姓了 么？于是乎，国家必然与公民对立，“理性”则理应属于“高眉”精英，而民众的愿望诉求，每一次挣扎，无非是说明“民粹”等于无知——这，便是当今法治意识 形态下通俗文艺和主流媒体的基本政治立场。 《斗》 剧却在这一点上出了格：不但描绘了精英栋梁的腐败勾当，而且推翻成见，把被剥夺的理性还给了替“理性们”打工，进城扛活的乡下人。是的，连上班吊儿郎当， 被国企老总（老三）炒了鱿鱼的那个农民工小伙儿，也晓得算计，运用理性编造理由。表面上对老板低声下气，暗地里却在给他的对头当“间谍”，查他挪用公款的 黑账。这个猥琐的灵魂，农村人的好品德丢个一干二净，看到老板贪污案发，企图潜逃美国，就趁机上门敲诈，甚而图谋老板父亲即革命老干部的房产；恨不得老爷 子老奶奶一伸腿送去八宝山，儿子女儿一总“双规”蹲大狱——好一名手狠心毒、玩得转法治的农民工！ 如此，《斗》剧虽是“主旋律”文艺，却一反春晚式的逗乐和插科打诨，回归了严肃的现实主义，让观众直面那标举“理性”的法治化的社会腐败。 也 许，这批判的现实主义，预示着一番新的气象，仿佛暴风雨到来前，一只迎着乌云低飞的燕子。至少，在理论上，它可以提醒我们：冷冰冰的工具主义理性，不必是 精英集团的专利；以农民工为符号的劳动阶级，也早已不是死抱传统道德、任人欺侮的一群。因为，在资本复辟的市场条件下，法治不光是“理性者”营造“国家理 性”的核心策略，同时也侵蚀着普通百姓，诱惑他们接受腐败的“理由”。可以说，唯有腐蚀了他们的道德意识或“伦理共同体”（civitas），将之改造成一个个庸庸碌碌、奉行“市民理性”（ragione civile）的小市民，名曰公民，腐败才可能做成合法权利，即“理性者”实行统治的特权。 现实主义文艺在现代中国，曾有辉煌的成就；其勃兴于晚清，才俊辈出，至上世纪下半叶，方见凋零。今天，当旧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控制策略以“理性”的面目再临九州，可否期待现实主义更新我们的文艺，进而，“让思想冲破牢笼”—— Pour que le voleur rende gorge, Pour tirer l’esprit du cachot.

刊发在《上海国资》的这个版本系摘要刊发，全版刊于《社会观察》2011年第4-5期，连接见正文内

费孝通的理论，虽然和"五四"以来对婚姻的浪漫主义想象格格不入，却符合儒家对婚姻功能的理解："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

2005年鲍曼的《工作、消费、新穷人》出版，令人意外地把"贫困"、"工作"、"穷人"这些传统而老迈的概念，重新放置在关于消费社会和符号经济的前沿讨论中。2010年此书中文简体出版。历经5年"理论旅行"方才登陆的这个中译本，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和理论学界，却显示了一些更为特殊的意义。

自由贸易与放松金融监管正在将阿拉伯世界重新带入到一个泥潭。资源依附、经济压迫与剥削、宗族战争、宗教极端主义、分裂正在这个地区蔓延。将"阿拉伯之春"与"迪拜奇迹"的破灭作为连续的政治历史事件来审视，应当能为理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第三世界国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提供一种途径。同时也能够为进一步讨论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全球政治给出一个批判的视角。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封建”，而北方土改的主要革命对象也相应地锁定为乡村中的“封建”代表——地主阶级。然而，1946年中共决心“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斗争后，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一种尴尬境地：在“民主”的革命旗帜下，群众运动的烈火也烧向了自己的乡村政权基础。共产党控制下的乡村地区，一些基层干部平素作风不好，乃至为非作歹，早已被群众视为“新封建”。而在执行土改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区乡干部滥用职权，占好地、好房窑，“窃夺果实，与民争利”，从而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因此，土改中不少地方出现了“先斗干部后斗地主”的呼声，乃至发生打干部的情况。

无论是在中东、希腊、西班牙还是英国，抗议者的形象都已经走上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央，但占领华尔街以后，接下去我们该干什么？

区域和区域化是不一样的。区域是相对自然的、稳定的地区，而区域化是一个能动的过程。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推动区域化的进程。亚洲概念从来就不是一种自我规定，而是这一区域与其他区域互动的结果；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不是对于亚洲中心主义的确认，而是破除那种自我中心的、排他主义的和扩张主义的支配逻辑。

本期图志继续思考今天的世界为什么越来越不安全，从财政收入、中央政府债务、社会贫富分化、未成年人贫富分化、未成年人综合生活质量等方面，观察富有国家的社会问题缘由。壹、财政收入首先来看世界各国政府财政收入的GDP比重（图1），这个比重通常被视为国家从社会当中汲取资源的能力，简称为汲取能力或税收能力。这个数值越大，说明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越大。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税收数据不包括罚款、罚没、绝大部分社会保障捐税，属于狭义的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企业流转税）。根据2011年初的最新数据，世界各国政府的平均比重为15.97%。中国（9.93%）与美国（8.46%）相当，按地区划分，OECD国家最高，欧盟国家都比较高。刚刚发生变态杀人案的挪威为28.2%，发生大规模社会骚乱的英国为28.46%。今年以后，挪威人会想，纳税人交了这么多税钱，却可能是在为那位杀人狂住豪华舒适监狱买单，这种人道主义不就是在鼓励草菅人命吗？废除死刑以后，一条人命也许就只是一年半的刑期就能换来，这种尊重杀人犯人权的政治态度，难道不是对被害人人权的最大侮辱和伤害吗？今年以后，英国人也会想，纳税人交了那么多税钱，难道是让你没有温饱之虞地上街捣乱吗？英国人还不仅仅是想想，英国政府已经在考虑取消参加骚乱者的社会福利，包括保障房的居住资格。图1&nbsp;世界各国狭义税收的&nbsp;GDP比重Source: http://chartsbin.com/view/1010贰、政府债务图2为世界各国政府债务的GDP比重。这里的政府债务是指中央政府所欠的债，又称公共债务、全国性债务或主权债务，包括内债和外债。中央政府欠债越少，整个国家的财政、经济就越健康。即便地方政府有欠债问题，也有解决之道。如果中央与地方同时欠债，欠很多债，财政债务危机就可能堕入万劫不复之地。该图表明，当今世界上财政健康的国家并不多，大国中俄罗斯（10.88%）、澳大利亚（17.63）、中国（18.6%）最健康，其他金砖国家的情况并不乐观：南非（30.14%）、巴西（68.9%）、印度（74.21%）。除澳大利亚以外，OECD国家都债难深重，美国：84.26%，英国：68.49%，挪威54.26%，被寄予拯救欧洲债务危机的德国（73.51%）、法国（78.1%）情况更糟。图2&nbsp;世界各国政府债务的GDP比重&nbsp;Source: http://chartsbin.com/view/2108&nbsp;叁、美国的30个主要债权人图3说的是美国的主要债权人，共30个。截止2011年5月，美国的欠债总额为45140亿美元。美国的大债主有中国（11598亿）、中国台湾（1534亿）、中国香港（1219亿）、日本（9124亿）、英国（3456亿）、巴西（2114亿）、俄罗斯（1152亿）、瑞士（1082亿）、加拿大（907亿）、卢森堡（680亿）、德国（612亿）、泰国（598亿）、新加坡（574亿）、印度（410亿）、土耳其（393亿）、爱尔兰（335亿）、韩国（325亿）、比利时（314亿）、波兰（279亿）、墨西哥（277亿）、意大利（254亿）、荷兰（237亿）、法国（236亿）、 菲律宾（236亿）、挪威（210亿）、瑞典（209亿）、哥伦比亚（199亿）、以色列（190亿）、埃及（129亿）、马来西亚（127亿）、澳大利亚（123亿）。这真是个欠债的比借钱的更牛气的时代，靠这样的方式，美利坚世界帝国还能支撑多久？美国和欧洲正在泥潭里一脚深、一脚浅地挣扎，谁能救得了谁？分析一下这些债权人与美国的关系及其主权安全状况，肯定很有意思。图3&nbsp;美国欠谁钱&nbsp;Source: http://chartsbin.com/view/549&nbsp;肆、美国的大债主图4&nbsp;给出了美国的30个主要债权人。不管算不算上香港特区、台湾省，中国都是美国的第一大债主。&nbsp;伍、贫富分化图5显示了世界各国的贫富分化程度，即家庭财富的社会分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基尼系数。贫富分化是每个国家都必须直面的难题。在整个美洲，只有加拿大稍好0.321，其他国家都比较严重，美国（0.45）的贫富分化程度比中国（0.415）严重。中国的情况在金砖国家中位列第二，仅次于印度0.368，俄罗斯0.422，巴西0.567，南非0.65。英国在整个欧洲的OECD国家中，再次成为显著的例外，即基尼系数很高，在西欧国家中是最高的0.34。在经济衰退时期，高福利难以为继，引发财政债务危机，进而带来保守主义政府上台，削减社会福利，又引发社会民众不满，背后的总根源是贫富分化。图5&nbsp;世界各国的贫富分化程度Source: http://chartsbin.com/view/559&nbsp;陆、未成年人贫富分化图6显示的是27个OECD国家儿童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平等度，比较了在减税、福利补贴等之后，18岁以下（0-17岁），所得处于50%中位数儿童与10%的最穷儿童之间的差距。平均值是0.459，爱尔兰、德国、斯洛伐克、英国、比利时、波兰、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葡萄牙、希腊都处在平均线以下，可以看到笨猪六国（英、西、葡、希、意、爱尔兰）儿童物质生活条件的两极分化都比较严重，这也许可以视为今天英国社会骚乱的社会基础。图6 27个OECD国家的儿童物质生活条件不平等度Source: www.unicef.org/irc, The Children Left Behind: A League Table of Inequality in Child Well-being in the World's Rich Counties.&nbsp;柒、未成年人教育失衡图7表明，27个OECD国家的未成年教育不公平度平均值为15.2，这是个主观问卷调查：询问家中下述教育资源的多少：一张桌子、一个安静的学习场所、一台电脑、教育软件、互联网、计算器、词典、学校教科书。处于平均值以下的有11个：葡萄牙、爱尔兰、挪威、波兰、德国、美国、比利时、匈牙利、英国、希腊、斯洛伐克。挪威、英国均呈现出很大的教育不公平现象。图7 27个OECD国家的儿童教育资源差异&nbsp;Source: www.unicef.org/irc, The Children Left Behind: A League Table of Inequality in Child Well-being in the World's Rich Counties.捌、未成年人生活质量分化图8综合了物质条件、教育资源和健康状况三个因素，给出了OECD国家的未成年人生活质量的两极分化程度。得分越高，越平等。丹麦、芬兰、荷兰、瑞士最平等，希腊、意大利、美国最不平等，英国也非常不平等。图8 OECD国家儿童生活质量两极分化程度Source: www.unicef.org/irc, The Children Left Behind: A League Table of Inequality in Child Well-being in the World's Rich Counties.&nbsp;玖、未成年人的综合生活质量分化图9&nbsp;是OECD国家的未成年人综合生活质量两极分化程度，包括六个维度，物质条件、健康与安全、教育资源、家庭与伙伴关系、行为与风险、主观幸福感。英国、美国在五个维度中都处在最差的水平。该研究发现，儿童福祉与人均GDP没有明显关系，比如，捷克的儿童福祉得分高于更富裕的国家：法国、奥地利、美国和英国。图9 OECD国家的未成年人福祉Source: www.unicef.org/irc, An overview of child well-being in rich countries.本期图志发现，原本在人们眼中是个绅士国家的英国和理想样板的美国，却在很多社会指标上表现很差。这种名实不符的现象很值得大家深思，也为我们看待英国、美国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更多实在依据。观念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存在如此之大的差异，提醒我们凡事不要想当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平常心丢不得。

《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导言

关于亚洲或东亚论述与价值的问题，我可以明确表示我的立场，我不认为我们在认识论上激进到可以创造出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范畴，我认为我们是在西方化及现代的认识论框架内成长的，确切地说，是在作为后西方化现象的现代性之中成长起来的。　　◎ 特约采访 张仲民 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　　中国现在的民族主义，毋宁是来自民间的、对全球化的一种反思性或防卫性的反应，而不是由政府主导的。这意味着民族主义有点像《科学怪人》里的人造怪物，即使权力机关要想完全控制它，往往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已经丧失了进步和解放的功能，与此同时，由于没有国家在背后的全力支持，它也变得不那么具有危险性了，大众民族主义仅仅是一种表现或表达方式而已。　　印度正在成为中国的重要参照系。最新的例证是，自10月24日始，一个被一些学者誉为“自泰戈尔访华以来最重要的中印思想交流活动”在上海、杭州展开，预计持续两个月。这一系列名为“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的活动之所以重要，在于主办方连续邀请了八位重要的印度裔学者到访中国，以公开演讲和座谈的方式，与中国知识界展开对话。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应该是这八位印度裔学者中最为中国所熟悉的。这位汉学家出版于1988年的成名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曾获1989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他的《从民族中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也已被译成了中文。此外他还出版了《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与东亚的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全球性与区域性》等多本中国研究的专著。　　杜赞奇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莱佛士(Raffles)人文教授，并任人文和社会学研究主任，同时也是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此次访谈是在11月22日杜赞奇教授复旦大学演讲后进行的，之后杜赞奇教授又用英文进行了书面补充。最后，他也对中译文进行了审订。　　中国民族主义是对全球化的防卫性反应　　张仲民：你那本《从民族中拯救历史》的中译本(译者误译为《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在中国的影响很大。其实该书中文翻译存在很多问题，没有多少读者能够真正读懂它，很多书评者、引用者都是在借题发挥，而且并不太关注你在书中对中国、印度近代民族主义的比较。很多读者好像都认为这本书是一个以后现代主义立场来解构中国民族国家的著作。　　杜赞奇：《从民族中拯救历史》对汉学和历史研究的影响，不如我的第一本得奖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影响大，但它对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影响比较大。实际上，这本书是我用最短的时间写的一本书。有趣的是，一些我后来的专著，像《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和东亚的现代》，则是经过了比较精深的研究，是绞尽脑汁的作品，但它们的影响却不像《从民族中拯救历史》那么大。所以我对此有点莫名其妙，或许一个新鲜、大胆但却强硬的理念，比一个精心打造的创意，有较为持久的吸引力吧。　　读者误读该书为后现代主义，其咎可能在我。但现在我有机会可以在这里更详细地陈述我的立场。坦诚说，在后现代主义魔力和一个较历史的、深思熟虑的立场召唤之间，我被撕裂了。我想去表示的是，而且我眼下已有了更清楚的判断：其一，后现代的立场不是非历史的，但它暗示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决非仅存在一个解释、一个叙述或一个真相；其二，循此理路可知，民族主义并非只出现在近代中国，在前近代中国(如蒙元、满清前期)，也许就存在一些关于民族认同的表达，但它们没有呈现出那种宰制性或霸权性的趋势；其三，只有在近代，民族主义始变得具有宰制性或霸权性，以及制度化，即便仍然存在一些经常是被压制的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如地方主义和普世主义。正是根据这种模式的理据，对民族主义，我们才可以既有一个后现代的观察，也有一个历史的视角。关注历史中的霸权或宰制现象，在我本人的学术研究中，其重要性与时俱增。　　简言之，我当下对《从民族中拯救历史》的看法为：该书系当时我正在激烈反对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的结果(包括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中国民族主义，因其时我恰与之邂逅)。我现在认为，在中国同其他世界各地，民族主义依然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一度忽视了它曾经有过的进步功能，像其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但我亦坚持，民族主义所具有的解放与进步因素正渐渐消失，它愈来愈自我膨胀和浮夸。　　张仲民：你目前正在从事的研究是什么？你为何想要解构民族历史书写？　　杜赞奇：目前从事的是关于中国信仰文化的研究，跟之前的研究关联不算很大。中国有一个很长的修史传统，职是之故，不管在何种政治体制之下，中国总会采纳某种历史书写的形式，因为一个民族总是需要一种关于集体的过去的观念。然而，民族史是独特的，在于其所关尤大，有关产生一个民族主体的记述，而此民族主体乃是某固定领土的主宰，世界上各个类似主体的一个竞争者。由于存在于这样一个互相竞胜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中，民族史模式取向的历史书写不可避免。我认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族主义历史书写，虽然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但较之反帝国主义取径，其呈现出一种更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书写样态，表现出一种效法德国和日本的动员型民族主义书写方式，而非追随英国的自由民族主义书写模式。　　张仲民：近几年来，你不断来中国，对于当下中国的发展特别是中国民众的某些民族主义表现，联系到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你有什么看法？你曾经说过：“20世纪早期的中国，其特征是它作为一个弱国家，但却有强大的国家主义论述。”你是否认为随着中国崛起，目前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再一次凸显了出来，甚至比以前更加强大，换言之，你如何看待这样一个现象：中国成为一个经济上的强国之后，它似乎拥有了更加强大的民族国家论述，很多国外学者对此都表示了忧虑，你的意见呢？　　杜赞奇：我觉得中国民族主义的最近发展，既非常有趣，某种程度上，也令人担忧。将后毛泽东时代的民族主义同毛时代的民族主义比较，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毛时期，民族主义非常活跃，但经常要服从于多民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及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反帝目标。在后毛时期，民族主义有几个主要变化：首先它不再受制于一个更高的反帝同盟或超越民族疆界的共产主义理想。这看起来有点像退回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民族奔竞论，但还是出现了一些重要发展的。即便政府在策略上可能会鼓励某些民族主义形式，可处于新自由主义当道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卷入全球资本主义，同贸易伙伴甚至是竞争对手互相依靠，进行和平交流。故此，中国现在的民族主义，毋宁是来自民间的、对全球化的一种反思性或防卫性的反应，而不是由政府主导的。这意味着民族主义有点像《科学怪人》里的人造怪物，即使权力机关要想完全控制它，往往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已经丧失了进步和解放的功能，与此同时，由于没有国家在背后的全力支持，它也变得不那么具有危险性了，大众民族主义仅仅是一种表现或表达方式而已。　　期待中国出现平和的市民社会　　张仲民：当有很多人在为“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喝彩时，却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为这种发展道路的排他性及垄断性表示了隐忧，您怎么看？　　杜赞奇：中国的发展道路有效推动了经济增长，但它是一系列历史发展的结果———另外的国家很难去重复它。比如，政权跟执政党的关系，以及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土地改革，还有毛时期就确立的教育体系、健康保障与人民观念的改变。这些变化中的一些方面，对发展资本主义是有用的，但其他许多方面则让人担忧。　　张仲民：在今天的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常常成为讨论的热点，在一套有力的民族国家论述引导下，社会力量被压制、弱化，或至少要被吸纳入国家的系统内才能运行，现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所谓“国进民退”的现象，作为历史学家，你如何看待这种中国的这种现象？印度能提供什么经验？　　杜赞奇：从一个历史学家的立场看，目前的“国进民退”趋势是值得深思的，在于它呈现了全球资本主义曾经有过的危机。一旦国内的私人与民营经济变成领头羊之时，就是这种现象衰落之时。当下，全球经济的衰退强化了中国国内的社会分层，富裕和掌权的精英阶层毋宁愿意选择依靠经济活动中国家的领导，只有当中国的都市企业主义(entrepreneurialism )重塑辉煌的时候，将会出现一个生气勃勃与平和的市民社会。在今天的印度，中产阶级正在发挥他们的角色，第一次，他们能强化市民社会的体制与管理机构，以至于他们可以对政府有很大制约力，能强迫印度政府改变某些政策或立场。当然，根据查特吉(编者按：Partha Chatterjee，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印度庶民研究———底层研究的代表思想家)的观点，这种市民社会对穷人不利，可我并不完全认同他的意见，尽管我们应该对他的观点深长思之。　　自我东方化更多是心理补偿　　张仲民：近20年来，日、韩、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的一些学者，一直在推动“东亚论述”或者“亚洲论述”，认为东亚或者亚洲，可以在西方的体系之外，提供一套独特的价值和知识方式。对于这种努力，你如何看待？这些学者的工作同印度“庶民研究”诸学者的工作有没有相通之处？　　杜赞奇：关于亚洲或东亚论述与价值的问题，我可以明确表示我的立场，我不认为我们在认识论上激进到可以创造出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范畴，我认为我们是在西方化及现代的认识论框架内成长的，确切地说，是在作为后西方化现象的现代性之中成长起来的。非西方世界对现代价值和体制做出了很多贡献。但非西方世界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还没有学会去拒绝那些发源于西北欧的概念、叙述、理论和典范，这些范畴经常反映了那些地区的现实，如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我试图去阐述世俗主义在西方和中国的不同情况那样。　　我们需要用更为合适的理论、概念去盘点和反躬自省我们所处的环境，如果有足以改变我们对于科学解释和真实诠释的概念工具，那么我们将会获得认识论上的差异，但到目前为止，此种情形并没有发生。　　至于庶民研究社群，他们是重要的，因为他们试图打破某些西方认识论框架，诸如进步、现代性这样的价值和判断标准。当然，他们研究的这些庶民运动并不追求一个现代的未来，尽管这些运动确实以正义为诉求。但与此同时，庶民研究群的理论家却试图使自己对现代性的批判，尽量接近一种更加激进的对非正义的马克思主义或从马克思主义核心范畴出发的批判。当然，马克思主义也属于进步观念中具有解放色彩的认识论，所以我不认为他们能完全摆脱自己遭遇的认识论困境。　　饶是如此，他们对现代性的批评，以及他们对非现代作为通向解放的另一可能路径的探索，仍然是重要的。就我所知，许多庶民研究者业已不再坚持早年极端批判现代性立场，都已经去开发新的研究议题了，但我的判断或许有误。很多庶民研究者是我的朋友，我也曾部分地受到相同智识力量的感染，不过，我对中国的研究兴趣也促使我探寻别的思考方向。　　张仲民：最后，还想询问一下你对于东方主义与自我东方主义化的看法。盘点近代以来中国学者最喜欢引用的几个外国人名字--如莱布尼茨、伏尔泰、李约瑟、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汤因比等人，包括近年来《白银资本》、《大分流》等著作在中国学术界的流行，一些中国学者往往以其来说明中国文化、制度或某个科技成就的悠久与伟大，或者中国经济曾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就可明白中国人多么需要和依赖外国人的肯定来扬眉吐气。在此意义上是否可说，在中国问题上，最主张、最切实践履东方主义的，或者说最自我东方主义化的，恰恰是中国人自己？　　杜赞奇：自我东方主义化现象在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一个20世纪的问题，它需要在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全球语境中得到理解。渴求现代性的民族或民族精英，为实现启蒙大众、使国家更有竞争力的目标，他们生产了这些自我东方主义化表象，两个追求不可分割，但这种努力的代价是巨大的，在中国尤其如此，自我东方主义化不仅导致了对传统的攻击，还导致对普通农民社会生活的谴责，因过去的农民世代都无法看出现代性的益处。　　同时，自我东方主义化有两面性：其负面性已经被像刘禾这样的学者讨论过了；另一方面，则是能够比较给人以宽慰的自我东方主义化，如你提到的中国人感兴趣的名字莱布尼茨、李约瑟等等。虽然我已经意识到前者的代价，但我相信在追寻现代化时，它有一个促成改革与进步的功能。至于后者，我认为它更多是一种心理补偿，而非在为一种精神上的民族自大背书。我应该强调，在殖民地时期，甚至在今天，透过这种自我东方主义化，印度中产阶级从中获得良多慰藉，但如果该倾向不被更多的改革举措中和，它会很容易化为一个民族主义借口，潜伏于阶级对立和国内问题之中伺机而起。

中国的社会形态不应简单套用“中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美国模式”来理解，也不应等同于“无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模式。中国的社会实际与两大模式的关键差别在于其小资产阶级。“旧”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和工商个体户，今天仍然占据中国社会从业人员的一半以上。至于“新”的小资产阶级，亦即“白领阶层”/“中产阶级”，在经济收入上确实远高于“旧”小资产阶级，但他们只占中国社会的较小比例。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中，低收入的旧小资产阶级，加上低收入的工人阶级，明显占绝大多数；也就是说，从经济收入来考虑，中国的社会结构明显仍然是金字塔型，而不是橄榄型，并且将比较长时期如此，绝对不应混淆于美国模式。但如果从政治意义上来考虑，中国社会则确实具有相当庞大的“中间阶层”。

梁振英于2012年3月25日当选香港特首。他34岁当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秘书长，42岁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45岁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 2011年11月9日表示参选特首，此文系去年作，简述从政经历，回应对他的批评

藏族社会普遍的有关洁净的两个基本原则--宗教的神圣和内外有别。洁净观念在历史上是重视内部清洁，街道污秽的原因，现在也造成藏族农民拒斥大棚蔬菜种植，仍有被认为永久性污秽群体的存在，如天葬师、铁匠、屠宰户。1904年赴任拉萨的驻藏大臣有泰日记中写道："（正月）初十日喉痛未愈，因食白粥。在屋内未敢出院中，时有气味盖天。旱且街道污秽所致。

本文以联合国犯罪受害调查和公安部的立案不实调查为依据，对我国1978年以来犯罪的实际发案情况进行了估测。考虑到有许多犯罪案件发生后受害人没有报案以及立案不实顽症的客观存在，我国的犯罪问题实际上比以立案数为标准的统计值所反映的情况要严重得多。2004年全国犯罪发案数、犯罪率分别达到约2548万起、1800起／10万人，分别比同年犯罪立案数统计值（471.8万起）和犯罪率统计值（363起／10万人）高4倍。不过，我国的犯罪率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盛宁教授于1996年写的鲍德里亚介绍。

乌有之乡针对《亚洲周刊》江迅文章的声明。

从1978年开始到1990年代中期，可以说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

本文讨论了社会学家默顿所提出"中层理论"的基本原则对史学研究的启示及其运用限度; 其次重点考察了西方中国学研究中应用"中层理论"的成败得失; 再次则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如何从中国自身传统资源中发掘"中层理论"的若干要素以避免盲目移植西方理论的问题。

迪斯尼在华代工血汗工厂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