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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两会"，户口制度改革都是热点之一，今年也不例外，要求废除户籍制度的声音特别大。政府的表态也一年比一年"进步"："取消暂住证"、"暂住证改居住证"、"逐步开放城镇户口"等等，海内外媒体还是蛮高兴的。我反对没有人道、限制人自由流动的任何隔离，我更痛恨将国民分成三六九等的任何歧视。但，我认为把隔离和歧视的责任全部怪罪于户口制度，是本末倒置了。中华民族的户口制度历史悠久。氏族部落已统计部族人口，商朝就有人口登记制度，西周创人口登记办法，以后各朝代都有类似制度。民国有《户籍法》和《户口普查法》，推行国民身份证制度，且建立了各级户政机构。户口制度历来就是国家实施有效治理的基础性制度。新中国的户口制度始建于1953年，在创立之初(1953年)并不是一项歧视制度，但由于生活品严重短缺，为了保证紧缺生活品配给的有效性，在城镇户口(非农户口)上附加了和农村户口有差异的"福利"(如配给定量的粮食等)。随着生活必需品、公共品短缺的日益严重，纳入配给范围的东西越来越多，差异性越来越大，户口制度便演化成了权利差异制度；当非农就业岗位也成为紧缺的配给品附加于户口时,户口制度便成为了城乡二元隔离的屏障,充当了城乡隔离的罪魁祸首。改革开放后，我国在消除户口歧视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也有不小的退步。先说说进步的一面：上世纪80年代后期，粮食、肉、糖、布等生活品不再短缺，基本生活品的"双轨"价格逐步市场化，按照户口配给的各种票证就逐步失去了价值，自然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90年代后，城市户口附加的生活品配给取消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城乡居民因此可以有限"自由"流动了。紧随其后的是随着私营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体制外的非农就业岗位不再紧缺，传统的计划招工制度让位于"双轨"招工制度，城乡二元户口歧视的内涵也少了农民非农就业和城乡居民自主择业歧视。城乡居民跨地区大规模"自由"流动开始了。第三，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和外向型发展战略,各种资源和要素逐步开始向特大城市和沿海城市聚集，而内地小城镇(市)的公共资源开始逐步枯竭，因此，内地小城镇户口相对农村户口的含金量逐步递减，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内地小城镇(市)的户口几乎不值钱了。内地小城镇(市)户口不得不对外(包括农民)放开，连石家庄这样的省会城市也在六年前宣布放开户口，期待依靠市场的力量吸纳新的发展资源。总体上看，随着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和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的进一步落实，一般城镇(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背后的福利待遇会变得越来越小，传统意义上的城乡壁垒在中西部广大城乡将逐步消除。如果现在有中西部地区的城镇政府官员对外宣称将逐步对农民开放城镇户口，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但是，改革30年，户口制度改革也有倒退的一面：随着改革不断"深入"，一方面，全国统一的城市公共品配给制度逐步走向差异化,不同城市户口附加的福利的含金量从无差异变为有差异，从有差异变成大差异。户口制度有了新发展，户籍制度由过去的城乡二元壁垒扩大为大城市与小城市、小城市与小城市、大城市与大城市之间隔离的屏障了。假如你是上海人，因为工作需要来到北京居住，也是很难获得北京市民待遇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干部或国企正式职员等体制内人员的正常调动例外)，改革使传统的城乡二元中国变成了无数个"城堡"林立的中国。另一方面，体制内的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准公务员和国有企业的干部职工，相对于体制外的从业人员(与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无关了)，福利差异不是变小了，而是越来越大了。因此，户口歧视由过去的城乡二元歧视为主转变成体制内和体制外二元歧视为主了。即使是同一城市(如北京)的户口，公务员身份与非公务员身份之间、国有企业职工和私营企业职工之间的福利待遇也相差巨大，特别是退休待遇差别巨大。同一城市户口的人在同一国企从事同样的工作，"正式"职工和"非正式"职工的福利待遇也有天壤之别。中国现在的户口制度，不仅继承了传统的城乡隔离，还发展出了城市与城市的隔离、体制内和体制外隔离、退休"多轨制"隔离等等。讨论到这里，笔者要问一个问题：户口歧视的本质是什么？答案是：附加在户口背后或身份背后的公民福利差别--国民(公民)待遇歧视改革开放30年，户口制度有进有退。捆绑在户口上的公民福利，能够市场化的，在市场化中逐步消除了歧视；不能市场化和没有市场化的，在"改革"中强化了歧视。现在的户口制度与改革前的户口制度已经有了巨大差异了。可现在的人们依然不假思索地大批特批曾经的户口制度，不假思索地开出"消除城乡二元户口制度"或"开放户口"这样的"灵丹妙药"，让人啼笑皆非！人们把城乡隔离、城市与城市的隔离、体制内与体制外隔离、国企与私企隔离、行业与行业的隔离和退休"双轨制"等等所造成的歧视都归结为"全是户口制度惹的祸"，实在是冤枉了户口制度。行文至此，我们终于可以说出真相：户口制度是个冤大头，都是不公平、不统一、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和退休双轨制度惹的祸！

北大历史系演讲稿。“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来同各位分享并请教，一是因为这个题目我比较熟悉，其次是想引起大家反思一个迫切的问题：一个国际上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中心，竟然座落在外国，而不是自己的国家。当然接下来的问题应当是我们该怎么办，才能端正这个在我国漫长的国史中一个极其不正常甚至迹近荒谬的学术现象。”

从实际生育率谈计划生育。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又译尚.布希亚)，著名法国思想家，也是旗帜最为鲜明、著作最为晦涩的后现代"超级"理论家。（只改了标点和明显的西文拼写错误，未校对文字－－人文与社会）

该文发表于2008年4月28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

"反欧洲中心主义，是一张能走遍天下的通票。这是一个印度教授的看法。她在美国讲学，报酬丰厚；开讲之先，喜欢说，作为一个女人和印度人，她不得不屈居卑位。正是欧洲人，严格地说，是白肤色的欧洲男子，才是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的靶子。并非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有一个殖民主义的过去，一个像德国这样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把殖民地丢了，却总是为自己短暂的殖民活动赔不是。尽管这是事实，但德国也得赔不是。在当前的后殖民话语中，欧洲早先对帝国主义的批评之声，似乎全然被忘却了。不仅如此，今天的白肤色的欧洲男子，仍然被人视为他（老）祖父的思想的支持者。当然，今天他不再凭借武力来折磨欧洲之外的人了，现在据说是他的脑袋理解不了亚洲和非洲的文化，因为他的头脑被认为浸透了后殖民的思维方式。"

“贞节”在“后五四”时期仍是一个突出问题，这时传统社会的贞节观念受到五四新思潮的侵蚀，出现了若干松动的迹象。五四时期严峻的社会现实批判逐渐让位于“后五四”时期深入的历史追溯与理论探讨。潘光旦在这个学术、思想潮流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结合西方优生学、性心理学的视角与知识，阐释了传统贞节观背后蕴涵的重视子嗣的性道德观念；改造了传统禁欲的“守节”观念，使之与霭理士中庸克己的人文主义性道德观相一致。

如果仅仅单纯从方法论引进的层面上分析历史学 变革与社会理论结合之得失关系，而忽略了各种阐释方式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特殊问题 之间处于怎样的纠葛状态，就无法真正洞识中国社会史的发展轨迹和其需要选择的未来走向，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问：什么人？为什么在某一特殊的年代选取了这样一种设问历史的方式？

袁松：房头记忆如何可能？ ——大冶调查随笔 湖北省大冶市的沼山村属于鄂东南丘陵地区，该地区的村庄形成于元末战乱之后从江西到湖广的移民浪潮，各自然湾多为单姓聚居，湾子与湾子之间以田地相隔，同一宗族的不同支脉散布在附近不同的湾子里。在那里调查时，当地人强烈的村庄记忆与房头认同让人印象深刻，村庄政治与公共品供给都以此为中心而展开。举例来说，沼山村的刘通与杨文昌两个自然湾从明朝开始就世代不通婚，一直持续至今。这件事情最初的起因是刘姓的祖先通公当时的一个奴才姓杨，他后来从刘家离开搬到山里居住，繁衍出的子孙后代就是现在的杨文昌。这两个湾子一开始之所以不通婚，是因为不能乱了尊卑等级，后来渐渐地刘姓对杨姓就有了一种鄙夷的心态，认为他们是自己祖先的奴才生出的后代，而杨姓则对刘姓这种瞧不起人的心态异常气愤，坚决不与之往来。此后两个湾子在历史上又曾因山林地界和沟渠灌溉发生过一些纠纷，甚至发生械斗。民国时，杨姓一位读书人成了“区长”，这位出人头地的官员果然不负众望，他在任内让刘通湾的人受了许多虐待……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是，不到四十户人家的张伏四湾居然有两座正屋，相隔不过十几米远，一座的门廊处写着“伏四祖堂”，另一座则写着“伏三祖堂”。这个湾子的张姓有两个房头[1]，但这两个房头从不共用同一个正屋，而且连唱戏这样的集体活动也是分开的。这个事情的原因甚为久远，张伏四湾的一个村民说，300多年前他们的开基太公迁到这里时只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张伏四）妻子就亡故了，于是这位太公续弦娶了第二任妻子，妻子带来前夫所生的一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张伏三。也就是说，张伏三本来不姓张，改姓换来祖宗之后才叫张伏三。有趣的是，几百年后伏三与伏四的后人都说对方的祖先才是继子，自己的祖先才是正宗的张姓后代。当然，强烈的村庄记忆并不仅仅体现在中老年村民对村庄历史中一些掌故、传说的熟悉，更深层次的记忆还体现在以房头为基本组织单位的各种公共事务中繁琐的仪式，复杂的程序，古朴的用语，而且，村庄日常生活中的禁忌颇多，各种谚语特别是处理具体关系的歇后语、顺口溜非常完备；不仅如此，当地涉及民间信仰与习俗的集体活动很多，节日内容丰富。其中最为隆重的几种活动包括修族谱、接太公、唱戏、丧葬与祭祀。为什么在沼山村的各个自然湾中，农民的认同单位——房头会如此明显且不容置疑？为什么这个认同单位可以穿越数百年的历史延续至今？它的存在条件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仔细分析。 一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村民的房头意识产生于每年常规化的祭祀活动。同一房头的村民所祭拜的对象一致，顺序相同。开基祖生于故土，因而也埋葬在遥远的江西，山水迢迢，清明祭祀时难以顾及。而开基祖（也被称为始迁祖）迁居后在本地出生的第一代儿子，也就是各个房头的祖先，则埋在村后的祖坟山上。在每年的清明、七月半等祭祀的时节，子孙们都要从这个祖先开始祭拜，施以重礼。其它房头的祖先如果葬在附近，顺便祭拜一下，如果有一定距离，则可以不拜。而在本房头祖先之后的若干“太公”（爷爷以上即三代之外的祖先都称太公），由于人数众多且年代相隔久远，许多人的墓碑已模糊不可辨识，还有许多人的埋葬地点已难以记起，祭祀时难免有所忽略。当然，距离村民自身年代较近的祖先，记忆依然清晰，甚至音容笑貌仍能记起，在扫墓时也要去坟前一跪，以求心安。如此一来，在祭祀活动中，本房头的所有男丁都是首先去房头祖的墓前，然后又到最近四五代本房先祖的坟头跪拜。而房头意识、亲疏之感，也在生者与先祖的沟通中产生。至于这种祭祀的规则，一位村庄长老回答说：“哪里不是这样呢？没有第一个祖先就没有我们这里的这些后人。去祭拜一下（还记得的人）也不是为了什么，人死如灯灭，不求他保佑，就是觉得感情上好过一点。”为什么在祭祀活动中的后人看来，去祭拜本房的近祖心安理得，而其它房的先人则好像隔了距离呢？这里就涉及到人类普遍参与祭祀活动的一个根本问题：生者与死者阴阳两界沟通的实质是什么？其实阴阳两界是无所谓沟通的，人之所以能对一个死者的符号寄托情感，是在寻找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之同一性。过去的我与活着的死者曾经有过密切的互动，他/她的符号能够勾起现在的我对往昔生活的回忆，从而更好地定位自我，迈向未来的生活。简而言之，人们参与祭祀活动是为了在曾经与社会发生的互动中寻找自我的本体。在村庄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不同的房头就是几个不同的大家庭，他们居住在村庄的不同方位，房头之内互动更为频繁，[2]感情更加亲密。村民们之所以去祭拜本房的近祖，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与这些逝去不久的老人接触更多，情感积淀更深，而当这种自然产生的情感原则贯彻到祭祀活动中后就会强化同一房头的子孙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3]，加重彼此间的人情往来，这又会反过头来使得子孙的子孙们在祭祀活动中拜祭本房的祖先。如此循环往复，情感性的习惯在代际间的传接过程中慢慢变成大家默认的“规矩”，即使同一房头的后代们没有在村里集中居住也同样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反复操演。比如，在最典型的聚会场合红白喜事中，三服之内的亲房都有义务去帮主家干活，而且还要送礼；三服之外但同一个房头的亲人需要送礼，但不帮忙；不同房头的村民不用送礼，但会有一个长老被邀请；村中若有其他姓氏一般不用参加。在这样的场合中，族亲与姻亲是分开的，族亲是本湾子人，姻亲是外湾子人，外面的人是客人，送礼、吃饭、娱乐即可。而当远近亲疏的格局形成以后，送礼的内容、分量、方式也都成为一种公开表演，不再是个人之间的私事。[4]在丧礼等正式场合中，与主家关系不同的人穿戴的孝衣规格有所差异，站立、行走、坐下的位置各不相同，形成规整的秩序。类似的差序规则在相对封闭的定居型农业社区形成以后，会在各种不同的公共仪式及活动中操演，让参与到仪式活动中的个人受到规则的训练，而在沼山村，这种训练的最为显著的一个效果是强化人们对于房头的认同感。如前所述，尽管修谱、接太公、唱戏等活动的地理范围都超出了自然村，有的活动如修族谱跨越了省市，接太公与唱戏的开展范围是在同一个基层市场圈内分散居住的宗族，但是，所有这些活动最基本的承接单位与组织单位都是房头。同一宗族的不同支脉由于散居各湾，举办全宗族的活动时往往成本很高，因而频率较低。在涉及到全族的集体活动时，因为自然村内的各个房头有紧密的私人关系，于是各个湾子分配到的组织、联络、收款、运输等任务就落实给各个房头轮换承担，以便提高办事的效率，特别是从私人那里集资收款时，将公事转化为房头内部收款人与付款人之间的私事，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阻力。在这些公共事务[5]中，一些有公心、有能力、有魄力，性格正直刚毅的人物逐渐在实践中得到大家的认可，成为每个房头的房头长。[6]房头长的权威确立以后，本房头以内的纠纷、分家、移继、招赘等私人事务都会主动找上门来要他解决，当然，请他吃饭是少不了的，这是最起码的礼节，然而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其它的物质上的好处。在房头长那里，他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名声以及从中获得的自我实现感，而房头也因房头长们的自发追求而整合起来，形成了凝固了自我意识。 二在村庄社会中，地方文化的延续并不依赖成文的法令，不依靠人们对于各种明定规则的有意识遵守，而是靠身体自幼接受的习惯性训练。奥克肖特曾经区分过两种道德类型，一种是“对道德标准的反思应用”，另一种是“感情和行为的习惯”。[7]在前一种循规生活方式中，不仅规范或理想是反思的结果，而且这些规范和理想在具体情境中的应用，也同样属于反思行为；而对于后一种来说，此处的行为几乎等于没有反思，在一种生活情境中，不存在对选择的权衡，有的只不过是遵循自幼熏陶的行为方式。习惯行为和规范行为之间的分界线，取决于是否有意识地应用了规则，实际上，大部分的人类行为都可以用习惯来加以描述。也即是说，规范潜藏在身体的习惯中，人们在具体的实践中下意识地加以应用，当习惯改变时，人们也是在无意识的从众与模仿过程中改变的，他们不会去深究习惯背后掩藏的规则，去反思它的价值，然后再进行选择。保罗·康纳顿极具启发性地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记忆做了一个基本类型的划分，他把记忆（动词）分为个人记忆、认知记忆与身体记忆。[8]个人记忆是指生活史中的事件、经历，认知记忆是指一种过去获取的知识，如数学公式，逻辑真值等，身体记忆是人们具有的再现某种操演的能力，就像骑自行车、游泳一样。康纳顿非常看重身体记忆的作用，正是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使得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记忆的知识通过不断的仪式性操演来传承和维持。尽管行动理论的传统观点认为，文化通过提供行动指向的终极目的和价值来塑造行动，然而在具体的历史与生活情境里，文化更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工具箱，人们依据它来决定采取行动的策略与规则。沼山地区的房头认同之所以能够保持强烈的记忆，首先是因为村庄中单姓聚集的居住形态和早期生长史中形成的地方文化给村民们提供了一个以房头为单位的寻求生活意义与共同价值的集体行动路径，村庄社区的公共规则也以房头为核心向外展开。在年复一年的村庄生活中，以房头为单位的仪式性活动反复举行，它不断在实践中将各种象征符号与文化规则进行身体刻写，进而延续了房头认同。概述之，房头认同的传承和延续有两个核心要件，一是提供意义和行动路径的文化经验保持稳定，二是仪式活动的持续。意义/符号系统的稳定性与一致性能够激发仪式活动的继续举行，而仪式活动的保持能够反过来强化意义/符号系统在特定场域内的一致与稳定，延续人们对仪式性活动的行动路径特别是组织单位的认同。仪式是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可以使参与者在特定的符号系统面前体会到具有强烈的意义与感情，从而把共同的价值赋予操演者的生活。仪式（特别是丧礼和祭祀）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度的程式化，它刻意讲求形式、严格遵守成规，几乎会到呆板的程度，任何对仪式的变通都要经过非常正式的商议才能通过。正是严格的程式化使其正式、庄重、严肃，同时也使它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对过去的重复。仪式的目的往往是为了纪念，无论是纪念某事还是某人，其操演过程中的符号叙事都是为了表达和重申对过往者载附之精神的弘扬。人们通过参加若干场仪式，模仿他人的语言、神态、举止、姿势、观察前辈的组织方式、事务流程，体会具体情境中的感受和联想，便可以在不经意间完成村庄记忆的传递，而不需要下意识地强迫自己进行理解、背诵和练习。但是，如果仪式的意义指向已不明确，或者说人们只能够守住仪式的古老形式却对其符号的理解难以达成一致的时候，记忆的功能就要大打折扣，甚至连仪式的结构本身也会被慢慢改变。举例来说，沼山村的丧礼中有一种叫做“做斋”的仪式，在仪式举行的过程中子孙们要跟着道士在老人的遗体前转圈，亲友们围在一旁观看，意思是在黄泉路上送老人一程。现在我们往往只能看到道士们围在一起转圈，子孙及亲友们都不参与，连在一旁看热闹的人都没有，因为大家觉得“看多了，没意思”。而且，人们举行做斋仪式的动力因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举行做斋时尾随其后的子孙越多，队伍越长，表示老人越能够走得顺畅，它象征和表达的是一种“慎终追远、子孙绵延”的价值追求，现在尽管当地人仍有较强的生育冲动，但很少有人能够说清楚做斋是为了什么，村民们举行这个仪式时更多地只是为了争个面子：“别人有钱做我为什么不做呢，我家又不差，不能（因此）被别人看扁了啊！”[9]关于做斋仪式的知识以前是靠代际间的口述传承，尤其是通过准专业的兼职道士们的师传并向周围的农民传播，但经过革命年代的洗礼之后，有关这些仪式的内容在话语层面上都被指斥为封建迷信，特别是经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年轻一代，他们从学校老师和语文、思想品德及历史课本那里接受的观念都把宗族视为腐朽势力，把那些与神秘主义相关的，涉及死后世界的仪式看做不科学、不文明的行为。这些因素都使得村中仪式的意义指向逐渐被遗忘，而形式化的细节也有被简化的趋势。同时，如果村庄文化经验中仪式活动的行动路径因为替代物的出现而发生更改，则仪式参与者对行动单位的习得与传承也会渐渐失落。比如正文中讲到的熊文湾最近接太公的例子，领头的熊自皇老人充分利用市场，事先向商店赊购所需物品，省去了各房头的收钱事宜，事后他再用同宗族其它湾子的礼金来冲平账目。请客吃饭的方式同样做了变通，由于湾子小，精英人物在外打工，没有更多的时间回村应对，熊自皇老人舍弃了以往由各房头轮换，集中买菜、借餐具桌椅、吃饭的习惯，而是用了一种按户承包的办法，每户人家安排两桌客人，自己做饭自己招待。他这样做省去了很多麻烦，但却无意间把房头的行动单位抹煞了，而且把全湾公共的客人分配给每个家庭，成了私人的客人。笔者还在周边的其它村听闻了这样的情况，即由村中的一位在外经商发财的富户将钱垫出，然后将整个招待的事务包给镇上专业的厨师，由他带人、带菜、带工具、带桌椅过来，一揽子包干。在这些例子中让仪式活动细节中的行动路径发生变化的诱因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与交通的便利，作为替代性行动路径的市场机制越来越深入，以及随着打工经济的深入和村庄的贫富分层而使得村庄精英常年外出谋生，在村时间受到极大限制。最后，表达地方文化的仪式性活动需要足够的行动者作为支撑，抽象地说，一定的文化结构需要一定的社会形态与之对应，如果村庄的社会结构经常性地发生变动，则与特定文化粘连在一起的仪式活动就难以举行。比如在沼山村的深山里有一个简张湾，这个湾子在户口本上的统计显示有近300人，但实际上常年在村里生活的只有不到50人，因为这个湾子距离集镇太远（步行一个来回需要约3个小时），而且山路崎岖，运输不便，90年代的打工潮兴起以前，村民们基本上自给自足，与外界的生产交换不多，但在这之后村民们打工的收入多了起来，日常生活的需求依赖集镇的程度大为增加。特别是小孩读书的问题，以前沼山村的小孩多的时候，小学和中学都建在村里，此后随着学生越来越少，学校都集中到了镇里，简张湾的孩子念书就更加辛苦，尤其是遇到下雨天情况更加糟糕。湾里老人说，十多年前，这里的年轻人等到孩子要上幼儿园的年纪，就到镇上租房住，或者直接买房。现在，这个湾子陆陆续续搬走了将近三分之二的人家，我们在湾子里看到，尽管大部分的房子都是老房子，虽然没拆，但门前都是人头高的荒草。那些搬到镇上的人平日里在外打工或者做些小生意，他们散居各处，会聚极少。老人们在谈起他们的子女时都一个劲地叹气，说他们都忘了本，言下之意是她们身上的传统到儿女们那里留下的越来越少了。不断有人迁出的效果是村庄空壳化，村庄记忆失去了群体压力形成的传承氛围与身体的载体，而不断迁出的人如果是插入到陌生的地域而非集体搬迁，则这些迁出者就需要面对新的符号，新的规则，新的行动路径。在各种迁出者杂居的社区，他们各自的记忆没有强烈的一致性，而要等他们通过人情交换等总体性社会制度延伸关系网络直至形成地缘性共同体，产生信任与规则，又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就在这样一段时间内，又不断有人迁入与迁出，如此一来，不断变动的社会结构就难以孕育一种文化模式并进而通过仪式活动形成社会记忆。阳云云在安徽长丰调查时感觉到那里的农民对村庄的历史较为陌生，在谈及具体事件时缺乏线性的时间框架，而是一种模糊的周期性的概念。[10]她认为这与当地的历史中每隔十几年就要发生一次的大水灾使得那里每隔若干年就要发生一次规模较大的移民不无关系。我曾经调查过的湖南汉寿县的松村，那是一个多姓杂处，居住分散的聚落，村中没有异常明确的规范与禁忌，缺少公共的仪式活动，村民们对集体时代的社会主义新传统有较深的记忆，但却无法讲述更为久远的历史。松村属于洞庭湖周边的平原地区，五百多年前是一片沼泽，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有人迁居当地围湖造田，此后的几百年内又因为修建长江大堤湖水渐退而不断有来自外省的移民。也就是说，这些村庄的社会结构在历史上一直处于开放状态，直到建国之后才趋于固化。斯威德勒说，“在稳定的时期，文化经验与社会的结构化环境相互加强，而在不稳定时期则会随着新生的意识形态建立新的风格或行动策略。”[11]斯威德勒所说的稳定时期是指社会结构处于一种长期连续的日常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特定的社会结构能够使从中产生的文化经验保持生命力。然而现实情况是，村庄的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在历史中会以多种模式互相交叠，而简单同构的模式只不过是其中有限的个案——它只能在长期保持稳定的状态下出现，这种稳定使人们可以在社会与文化的罅隙处作出调整，使之继续严密，而在变动的社会中，两者之间的不连续性却是一种常态。 三社会/集体记忆不同于个体记忆的地方在于，社会的寿命比任何一个个人的寿命都长，研究记忆的社会构成，就是要研究使共同记忆成为可能的传承行为。而当我们思考农民认同-行动单位的村庄记忆时，同时也是在反思其认同单位的忘却机理。在目前的沼山地区，传统仪式中的许多环节及其蕴含的意义开始被淡化、被遗忘，举行仪式的动力因也发生了变化，但仪式中行动者的组织路径却依旧保持，并且被视为“理所当然”，前述例中的变通情况，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并不为其他自然村所效仿。然而即便如此，这些刚刚出现的变化却是集体记忆脱落和断裂的信号。人类是通过生产和运用符号以形成社会的高级动物，尽管客观世界纷繁无序，但人们却会在头脑中构筑普遍秩序的概念，并在现实互动中通过种种象征符号的运用赋予精神世界以秩序的实在性：上至神仙菩萨龙王土地老祖宗，下至帝王将相宗族房头大家庭，不同的体系在概念世界里俨然有序，而个人则需要则这个有序的概念世界里寻找自身的定位，获得本体性的存在，进而更加地强烈认同属于自己的层级，并赋予这个层级单位的象征符号以真挚的情感，并使他的“精神气质”与“世界观”[12]受到这些符号的潜在影响。文化作为一张无所不在的意义之网，是一个有序的象征体系，嵌入其中的人们依据它来解释经验并指导自身的行为，社会互动依它而发生；相对而言，社会结构是行为的形式，是实际上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互动的模式本身。尽管具体社区的文化从根本上说是被其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但是自从稳定的文化传统形成的那一刻起，它就会在无形之中对社会结构产生强大的影响。诚然，各地农村因为“传统”[13]的断裂程度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农民认同单位，但是为什么不同地区在现代性的不断冲击下与自身传统断裂的程度不同，速率不一？不同区域的农村对于自身传统的记忆能力是否有质的差别？换句话说，是否所有地区的农村都一定会朝着这种原子化的方向解体？是村庄社会结构的原子化导致了文化传统被荡涤还是传统被荡涤而促发了村庄的原子化？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开掘。 [1] 简略地说，房头是本自然村中的同族成员按照开基祖的不同嫡子而分出的根脉，如刘通湾的开基祖“通公”于明洪武年间从江西德安县唐溪乡南田村迁居至此，生下四个儿子，从此以后村里的刘姓成员便分成四个房头，而村民们从小就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房头。[2] 这样的格局在现在的一些小湾子中仍然可以看得出来。陈执生湾的一位老人说，我们湾里各个房头插花住的情况是土改后才出现的。[3] 访谈对象刘汉民说：“小孩子从小就跟着父母参加一些房头的活动（一般是赶人情），在五六岁的时候就会开始问父母为什么我们总是跟这几家走得近，父母会简单地告诉他跟我们最亲的人是哪些哪些。孩子们从小就会选择跟自己同房头的小孩玩耍，甚至有些人家附近没有同龄的小孩，他们也宁愿跑到住得较远的同房头的亲戚家玩耍而不是选择和邻居家的小孩玩耍。[4] 比如刘通湾的两户堂兄弟之间长期不和，但碰到其中一家的老人过世，另一家仍然要送重礼，“他们私人之间不和是私人的事，但这个礼却非送不可，（因为）大家都看着，你不送，让子孙后代都来学？”[5] 还包括建正屋、修牌楼，安排红白喜事等等。[6] 关于房头长的自然产生与卸任，前文已有交待，此不赘述。[7] 参见M. Oakeshott, Rationalism in Politics(London, 1962), pp61-69. 转引自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8]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9] 按照杨华的说法，“做斋”的宗教性动因变成了社会性动因。[10] 比如问访谈对象他/她是哪一年外出打工的，答案不是具体日期，而是在哪次大水跟哪次大水之间。[11] 约翰·霍尔等：《文化：社会学的视野》，第345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12] 借用格尔茨的术语。“精神气质(ethos)”涉及道德、美学与价值性的因素，如道德风格、审美格调及情绪特质等，“世界观(world view)”涉及认知方面，是对纯粹现实中的事物存在方式的描画，是自然、社会和自身的概念。[13] 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传统”这个模糊的概念很容易掩盖问题的复杂性，中国农村不同地区的村庄形态、文化传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巨大的差异，与国家政权的历史互动也存在着质性的差别，而这些正是中国乡村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海外人类学最大的不同。

在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建设，集约与节约用地尤为重要。我们必须健全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坚决守住耕地红线，综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使有限的土地资源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一、当前我国土地管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开展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试点，在明晰产权关系、确定流转条件、规范流转形式、合理分配收益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也要看到，我国在土地资源利用和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耕地逐年减少，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任务艰巨。2001年至2010年共减少耕地1.59亿亩。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3亩，1/3省市人均不足1亩，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人均0.8亩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特别是农民修建房屋相互攀比，"一户多宅"现象普遍，加上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和耕地抛荒等因素，目前我国耕地每年以近700万亩的速度锐减。 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卖地"，各种"圈地运动"不断升级。从客观上看，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必然带来建设用地的急剧增长。据统计，1990年至201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了2.5万平方公里以上，约占耕地减少总量的20%。从主观上看，在经营性用地实行"招拍挂"后，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增长，形成"土地财政"，这就刺激了地方政府"卖地"积极性。特别是有的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尽力满足对方的占地需求，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 土地质量下降，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未得到根本扭转。我国的水土流失十分严重，目前每年以1万平方公里的速度递增。全国荒漠化面积达262.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3%，遍及13个省区市，近4亿人口受到影响。我国还是世界上公认的少水国家，淡水资源仅占世界的8%，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目前，每年因缺水造成粮食减产1000亿公斤左右，约8000万农村人口和4000多万头牲畜饮水困难。此外，城市三废（废气、废水、废渣）和农药、化肥、农膜、生活垃圾等污染源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土地质量下降。 征地拆迁矛盾突出，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问题。目前征地一般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强制办法，而供地采取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有偿出让形式，这一"双轨制"的存在，使矛盾、纠纷增多，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极端行为和群体性事件。据统计，目前征地拆迁的矛盾纠纷，占上访案件总数的33.1%。在征地过程中，暗箱操作、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屡见不鲜。2010年，全国发生违法用地案件达5.3万起，涉及土地面积41.8万亩，其中占用耕地16.4万亩。 土地监管存在漏洞，现行土地管理体制机制有待完善。现行的"条块结合"的土地管理体制，使土地管理部门很难对本地区土地违法违规行为实施监管。这是一些地方城市建设过度扩张、项目不合理占地的重要原因。此外，《宪法》、《土地管理法》规定征地是因"公共利益"需要，但未对"公共利益"做出明确界定，其解释权掌握在实施征地的各级政府手里，以至于房地产开发、工业园区、各类楼堂馆所都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来征地。 二、强化土地管理的目标和要求 上述情况表明，实现土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采取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强化土地资源集中统一管理，有效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完善监管机制。当前，要特别注重处理好四个关系。 处理好保护耕地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土地稀缺始终是根本性约束因素。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必须具备保护耕地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功能。既要保证农业发展特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又要考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日益增加的用地需要，形成节约用地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局面。 处理好保护耕地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关系。解决13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任何时候都是头等大事。同时，我国已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森林保有量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以上，2050年森林覆盖率稳定在26%以上。这就需要处理好保护耕地和退耕还林、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坚持当前用地和长远考虑相结合，不以透支子孙后代的土地资源来求发展，保持土地资源的代际公平和永续利用，在不突破耕地红线前提下，加大生态功能的土地复垦力度，不断拓展国土绿色空间。 处理好城镇化建设与保护居民合法土地权益的关系。我国已进入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关键时期，2011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已达51%，今后还将快速发展，城镇建设用地势必持续增加。但推进城镇化建设也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不能超越现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哄而上，不能脱离实际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更不能以牺牲居民合法土地权益和社会稳定为代价。 处理好土地管理制度建设与加强日常监督落实的关系。我国统筹城乡土地管理的基本法规和政策体系已经建立，《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了土地用途管制、耕地保护、征地补偿等基本制度。要从根本上解决建设用地猛增和征地拆迁矛盾增多的问题，必须大力加强土地监管的权威性，健全奖惩机制，对未批先用、少批多用、违规建筑等非法占地行为，必须采取依法没收、拆除等强制措施，不能以"补办手续"而过关。 三、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的建议 一要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重点做好基本农田划定和农村集体土地登记等基础性工作，同时加快建设国家标准的永久性基本农田。健全耕地保护补偿长效机制，对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农民进行直接补贴，提高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稳步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农民住宅要先行安排空闲地，加快旧村和"空心村"改造，鼓励农民向中心村、小城镇聚集。改革完善宅基地审批制度，坚决执行一户一宅政策，严禁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强化耕地保护责任制，建立和完善耕地保护数据库，健全国家、省、市、县四级数据库网络传输系统，把保护耕地责任落实到乡镇、村组、农户、地块，做到分工明确、齐抓共管。 二要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不断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严格执行《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各级政府要制定和重新审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控制各类建设用地指标，降低经济增长对土地资源的过度消耗。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划定城镇建设用地"红线"，限制城镇建设过度扩张，走集约化城镇发展道路。加强土地整治和复垦开发，对全国各类存量复垦土地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充分利用闲置土地，积极复垦旧城区、空闲地、废弃地等。实施差别化的土地利用政策，针对不同产业土地配置效率和不同区域主体功能的差异，明确不同产业用地的先后次序，优先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等集约化程度高的产业用地，严格限制高耗能、高耗地、高污染产业用地。 三要积极引导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稳步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是规模经营的前提。农村土地流转必须始终坚持"姓农"，绝不能以流转为名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务必做到土地流转不流失。必须坚持把农民利益放在首位，农村土地流转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确保农民享有土地流转自主权、流转方式选择权和价格收益谈判权等合法权益。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新机制，培育和发展各种类型的土地流转服务中介组织，健全评估制度，规范流转手续，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土地流转市场。地方政府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土地流转长远规划，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配套政策，加强土地流转过程的规范管理，积极做好土地流转矛盾纠纷调解工作，防止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 四要弱化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土地增值收益公平惠及各方。遏制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将土地收入由原来地方政府自行支配的预算外收入，全部或部分纳入中央统一掌管的预算内国税收入，从根本上弱化地方政府与土地的利益关系。改革和完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进一步加强土地增值税收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土地税收在抑制土地投机、规范房地产市场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土地取得和保有成本，逐步把原来一次性收取70年或50年的土地出让金，改为缴纳浮动的土地使用年税制。规范征地程序，明确界定"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的不同实施办法，公益性征地要严格依照论证、协商、听证、裁决、审批等程序确定，绝大多数居民不同意征地拆迁的不能强征强迁；经营性用地要严格按照市场运行机制操作，让当事人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权。完善征地补偿机制，积极探索各种补偿方式，按照"先安置、后拆迁"的原则，对被征地拆迁的居民进行妥善安置，解决好他们的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问题，确保其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基本生活长期有保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五 要加强监督检查，完善土地管理配套措施和体制机制。尽早对《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进行相应修改，突出全面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严格界定"公共利益"征收土地的适用范围，坚决制止滥用征地权。同时加强保护耕地、节约用地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忧患意识和保护耕地、节约用地的自觉性。加强全国土地监管信息体系建设，综合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建立健全土地监管网络信息系统，完善举报奖励机制，对土地状况进行动态监测和全方位管理。加强地方政府土地管理能力建设，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建立健全节约用地的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实行最严格的惩处措施，对违规建高尔夫球场和高级别墅的要严肃查处。大力加强执法监督检查，有关土地管理法规必须严格执行，不得以任何理由变通。建立健全土地和耕地定期检查、动态巡查、不定期抽查责任制，及时发现问题，对重大违法违纪违规行为，要严肃追究党纪政纪和法律责任。（作者单位：中央政策研究室）

费孝通教授在社会学恢复和重建初期提出要建立一个学科必须要有“五脏六腑”。所谓“五脏”是指学会、研究所、图书馆、教学机构和刊物；“六腑”是指社会学系要开设社会学概论、社会调查方法、社会心理学、经济社会学、比较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理论等六门基本课程。

《自杀与美好生活》吴飞著：导言‘现代文明的一道伤口’

与其他方式组建的合作社相比，村集体推动成立的合作社是与村庄治理产生联系的平台。透过合作社的发展，农村的组织建设与经济发展将结合起来，可以逐步探索实现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有机统一的机制。

《万名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报告》依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从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在该中心办理户籍和就业证明信的所有留学人员的数据完成，共11045条记录。大多数留学回国人员具有国外硕士学位，约占76%，有国外博士和学士学位人员各11%左右。大约一半留学回国人员为留学一年的硕士研究生。

中国农村社会的衰变始于清末，百余年过去了，这一趋势并未得到遏止。今日的衰败是否出现了新的特征呢？20世纪30年代，"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曾试图运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那么，今天是否还存在儒学"下乡"的可能？

2010年普查数据的公布再次证明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超低生育水平的时代。中国20世纪90年代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以来，每两年更新数据的联合国人口预测就不断地调整中国未来人口峰值数据，从16亿下调15亿，再调至2011年版的不到14亿。

“合作社企业筑造更美好世界”，只有实现人的主体地位，这个美好世界才是我们创造的，而不是被给予的，这才是幸福的本源。

潘毅博士的《中国制造: 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一书通过对深圳经济特区一家电子厂年轻女工生活的民族志考察,深入探讨了全球化对于中国农民工日常生活的意义。

关键不是别人怎么看我们，而是我们怎么看世界。究竟三个世界的理论是不是科学、是不是在学理上足够精细，是另外一回事，它至少提供了一个对世界的新的想象。即世界不是完全外在的实体，不会稳定地、自动地迈向历史的必然，而是要把世界想象成为一个要主动争取的对象，相信自己能在世界里扮演重要的角色。

中国改革日益显示出系统性，不同领域改革的互动也越来越明显。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而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改革在多领域互动的一个主要动因在于全社会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它同时推进着民生事业的发展和社会公众的公共参与。社会公正诉求兴起目前中国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公正追求的普遍支持，以及社会公正成为改革事业的一个核心目标，正在改变中国改革事业的地形，包括整体性改革的地形。对于十年前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在打破"铁饭碗"、"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1990年代后期，当时的社会思想对社会公正诉求还存在严重分歧，不少人认为在中国的现代化还没有到一定程度或者还没基本完成，不能拿社会公正或者环保这类的话题来批评和反思中国的发展进程，否则会阻碍改革和发展。沧海横流，风从草偃，现在氛围、人心或者言辞都有了变化。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追求社会平等和群众参与是社会主义意识的两个关键内容。对社会公正诉求的普遍认同，对基层民意的日益重视，以及基层民意在政策决策和日常事务中的声音越来越响，这些都显示目前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意识进入了近二十年来的上升周期。俄新社3月9日的报道称，"西方希望中国多些社会主义"，认为中国政府重视收入合理分配问题这一政策得到不少外国投资者和观察家的支持，因为它将有助于提高中等阶层的购买力，帮助中国进一步拯救世界，西方和东方都希望中国制定更具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这一观察有其道理，世界也并非一成不变。社会公正诉求的兴起必然会带来系统性变化，包括政府作用、网络民意、土地财政、国企角色等方面，而且这些变化与社会公正诉求比较低沉的时期的潮流有很大的不同。社会公正诉求逐渐获得较普遍的社会认可的同时，随公正诉求兴起而来的各种变化则聚集了诸多争议（此次两会上大多重要争论都与此有关），这是中国改革进入自我调整时期的标志性表现。理解这些变化及争议，都需要联系社会公正诉求兴起这一基础性变化。从2003年以来对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以及三农问题等民生难题的关注和讨论，到近两年直接提出社会分配不合理这一根本性问题，意味着社会公正诉求从一般表现向基本成因的拓进。与此相应的最为直接、也是最为重要的变化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重构，在关系民生的热点领域更多的是发挥政府的作用来追求社会公正。目前政府与市场关系变化的轨迹，既不是完全否定市场的作用，也不是进一步压缩政府作用的空间，而是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政府的作用的确也在不断加大，而且政府调动的公共资源随着民生投入的增加而大幅增加。也就是说，目前在民生领域达成社会公正的努力，主要并不是通过市场自动调节的方式进行的。此前最有影响的思路是市场发展通过"涓滴效应"会实现社会平衡，不需政府介入，但需要一些时间。然而，民众对于"新三座大山"之类的难题的强烈反应，意味着社会已经对这样的承诺失去耐心，甚至基于所见的分化不断的现实，已经不相信这一承诺在可见的未来会有自动实现的一天。毕竟，人们在希望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的同时，还要求相对的平等和公正。政府之手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出场，来平衡和对冲市场发展所带来的优胜劣汰的自然趋势。 国企的改革箭在弦上 社会保障支出和民生事业的摊子越来越大，意味着政府需要聚集更多的资源。政府投入民生事业的资源从何而来，这是目前问题的焦点所在。一般来说，主要渠道包括税收、举债、国有资本的经营性收入、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以及各种存量资产等等。目前舆论主要的争论点在于垄断国企和土地财政。如果根据对土地财政和国企的强烈批评，土地财政和国企营收对政府支出的贡献大幅削减，则税收和政府举债得有大幅提升。但增税同样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毕竟这会大大降低中小企业的活力，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令其雪上加霜；至于地方债务问题，目前已经引起不少忧虑。而卖空存量资产，恐怕也不可持续。 这是不少地方政府日益依赖土地财政的基本背景。但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不断推高房价也没有太大空间，至少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政府已经面临调控房价的强大社会压力。无论是大建公租房，还是建廉租房，还是经济适用房，政府不得不为解决社会民生问题而做出妥协，从土地财政中切出一块投入民众的基本居住保障领域。国土资源部在两会期间出台规定，要求各地确保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保障性住房、棚户改造和自住性中小套型商品房建房用地，不低于住房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的70％，即是明显的信号。 在土地财政因为千夫所指而不得不逐渐向民生住房倾斜的情况下，如果税收和政府债务没有大幅增加，国企必然会成为今后各级政府"开发"的重点。近年来中大型国企的大发展已经包含了这样的信息。而且晚近对国企的批评风起云涌，也在推动国企更多地为国家投入民生领域做出贡献。 目前对国企的批评有不同的重点。一种是彻底否定国企存在的合理性，这类批评的吸引力已经大大减弱，一个基本原因就是政府投入社会事业的资金来源必然会越来越倚重国企，而且大中型国企改制因为风险巨大已经没有什么空间。另一种是批评垄断国企员工收入与社会一般人群收入的严重失衡。再一种是批评垄断国企没有尽到对国家应负的责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近日犀利地指出，现在很多垄断行业的国字头企业，"动不动就以长子自居，我很反感，你要是长子你就要管家，你不能占尽政治优势、资源优势、市场竞争优势，但又不担风险不管家里的穷人。"无论批评垄断国企收入高，还是不对国家做贡献，都有助于推动近年来崔之元等学者所呼吁的国有企业的社会分红。而且，对政府拿国企分红来投入民生领域、填补"土地财政"逐渐转型留下的空白而言，这些批评和压力事实上对政府施政是有利的。 可以预期，国企的改革已经箭在弦上，不过方向并不是改制，而是国企通过增加对国家的分红而真正成为"共和国长子"，真正体现公共资产的公共性，真正让公共资源的营收使用社会化。在这个意义上，"重庆模式"已经先行一步，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范本，其中的关键在于，由于近年来重庆的国资运营全面增值，国资在工业、金融和基础设施上形成了"四三三"结构，加上城市规划和土地储备相结合，重庆市政府有条件并不依赖短期"土地财政"。根据重庆市长黄奇帆的介绍，重庆严控土地出让价格，降低商品房成本，"经济适用房土地出让价不超过房价的1╱6，中低档商品房不超过房价的1╱5，而高级商品房地价不超过房价的1╱3"。目前重庆主城平均房价低于同类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而且投入资源大建公租房，这些都显示，重庆突破"短期土地财政"的努力已有成效。 公共政策辩论的繁荣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公正诉求的全面兴起不仅推动经济领域的变革和调整，也是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一大表现，并带动了公共政策辩论的繁荣。 网络时代到来之后，民意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崛起，国家领导人和各地领导人与网友直接交流、通达民情，已经成为常态。以往，普通民众的声音在日常决策及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表达在技术上有难度，毕竟一般媒体的表达是有一定门槛的；要在没有网络的条件促成普通公众的表达，也容易被认为是乌合之众的喧哗（比如所谓"大民主"）。普通公众在网络平台上找到了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之后，在市场时代倾向于优胜劣汰的大环境下，中心主题自然有关社会分化，社会公正诉求于是成为近年来网络民意崛起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表达之一，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并成为国家政策的一个核心出发点。网络民意的崛起与公正诉求的兴起存在共生关系。 但是怎样实现社会公正，普通民众与其他社会群体、普通群众之间意见分歧经常很大。这种分歧一方面带来了政府的变化，政府既要重视民意，但是究竟听谁的、听了以后如何有主见，成为新的课题；另一方面，政府因为在民生问题上的核心责任，面临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政府如何看这些压力，如何处理这些压力，是目前建构新的官民关系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