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社会 - - 文章列表 - 全部

作者整理补充第三部分后的完整版。“前两部分更大程度上是针对台湾的朋友而写的，而不仅仅是与汪老师商榷。第三部分则是针对反服贸运动和区域经济整合的问题和汪老师做些商榷，这部份的讨论相对密切扣连汪老师的论文，但我还是多提了一些台湾读者可能会关心的问题。无论如何，抛砖引玉，尽管这篇笔记的思考必然很不周全，我仍然希望能为更广泛的讨论提供一些微薄的资源。”

从微信中得知，北京工友之家在村委会的压力下，已经断电断水，面临"逼迁"的困境，感到十分痛心。从2002年起，工友之家创办"同心实验学校"，举办打工春晚，服务劳动者，服务全社会。改革三十多年来，全国的农民工群体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做出的伟大贡献和承受的巨大牺牲有目共睹，但我们的公共领域却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北京工人之家的创建者孙恒、王德志、许多以及后来加入工人之家的同事们，多年来艰苦努力，用他们的创作表达农民工的命运和愿望，用他们的组织团结社会各界力量为农民工分忧解难，用公共视野吸引社会的关注，艰苦卓绝，奋斗不已，在繁华的都市背景下，为工人们的自我表达创造了一点空间，在层层叠叠的媒体世界中，传达了细微但坚定的声音。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在此重新刊登多年前写作的文章《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以表达对北京工人之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支持和声援。这篇文章是在为工人之家的作者吕途的著作《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所写的序言的基础上扩展而成。

汪晖

2016年12月26日

此次汪晖"被抄袭"事件提醒我们，大众传媒由于它自身的特性，本身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承担对学术界进行公正裁判的功能。在媒体拥权自重的情况下，它却很容易转化为打击异己的政治工具。《南方周末》作为一份在中国转型时期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媒体，当它自身的权力溢过"自律"的界限，就会产生政治上的腐败。对此，中国的学术界如何反思和反抗形形色色的媒体暴力，保障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将决定今后中国学术界思想的走向与发展。

此意见书正在征集联署。如您在阅读后愿意联署，可以直接联系<shiwuzhuquan@163.com>

从2010年3月中、下旬开始，围绕汪晖的早期著作《反抗绝望》一书，《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访谈。网络媒体上的激烈争论更是十分罕见。从四月开始，有人向国外翻译、评论和出版过汪晖著作的译者、评论者、刊物和出版社广泛寄送匿名信，一些与汪晖合作过的学者和学术机构也成为这些匿名信的目标。

本文是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 在国际社会发展联合会第15届研讨会上的演讲。文章主要提出了两点, 一是经济的繁荣在何种程度上会促进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极大地取决于各种社会政策, 包括教育设施、医疗、社会保险、社会工作的建设, 以及全社会和全世界不同人之间良好社会关系的培养; 二是社会发展中的关系必须得到经验的审查。文章对中国和印度在社会发展领域的经验进行了比较, 认为中国在1979年前在社会发展上取得远比印度更好的成绩, 但是这一优势并没有很好地保持下去, 不过, 近些年中国又开始重视社会发展, 这些分析对于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启发意义。文章内容如下。

半个世纪以来的信息通讯技术（ICT）革命，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中，促成了以创新驱动，经济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兴起，以及社会形态的相应变化。与这些变化有关 的理论问题十分重要。西方文化左派在批评自由主义主流解读的同时，其自身的解读实践也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同时面对资本主义自由派的攻击和西方文化左派的"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回应是把话语斗争深入到话语框架基本预设的分析。本文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对国内学界影响深广的西方文化左派，实际上分享了自由派的预设，并为后者的话语霸权提供了学术理据和舆论铺垫。因此有必要予以反思和清理。

改革三十年来中国国家在旧体制和市场化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一个比较独特的国家体制，它既是中国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奇迹”的能动主体，也是同时期凸现的社会和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它既可能凝固为一个僵化的体制，也可能是一个仍然在“转型”中的体制。本文先讨论此体制和发展与危机之间的关联，再讨论其在运作中所显示的一些特点，最后提出对进一步改革的设想。

结束语和第一章全文，第一章从基层干部的角度谈农民上访的一些具体案例。作者评语：“在我处理上访案件的过程中，有些感受可能是一直处于上级机关的人无法体会到的。对于基层干部，尤其是乡村干部来说，处理上访问题真是多方受气，难上加难。上级领导都会从维护群众利益角度上，给上访群众讲些‘官话’，让群众高兴，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往往不实用。在批评乡镇干部时，却可以直言其素质差、工作水平低等等。但是，如果准许基层干部质问上级领导的话，基层干部就会问：上级领导敢对群众提出的具体问题，直接明确表态，错了由他负责？上级机关让基层处理群众反映问题时，能为基层创造多少条件？领导除了会说‘我不管你怎么办，必须把问题给解决了’之类的话外，敢不敢说一句‘有什么困难我去协调处理’的话？基层干部在处理信访中的难处，真是一言难尽。”

2011年2月9日至13日，世界社会论坛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这也正是埃及社会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我们也就此与出身埃及的著名理论家和社会运动的组织者萨米尔·阿明和其他埃及知识分子进行了多次交谈和讨论。这里发表的文字是根据与阿明先生的两次谈话记录整理而成。（人文与社会：《环球时报》刊登了缩写版，此为完整版）

在改革过程中，反复出现肯定改革与否定改革的讨论，这些讨论也时时涉及如何估价社会主义时期与改革时期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无论如何评价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困境，中国的经验都是建立在这两个传统的地基之上的。与此同时，眼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长期积累的矛盾，也提示中国不能也不应简单地回复到过去的发展模式之中

由于"新穷人"常常拥有较高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水平，他们对于世界的想象与消费社会的运动密切相关。新产业工人的身份地位能否产生类似于19-20世纪工人阶级的政治自觉，至今仍然是一个争论中的问题，但广本汽车公司的罢工、富士康工人的自杀，还有许许多多新工人阶级的斗争显露着这个群体在改变自己命运的斗争中正在探索着自己的身份定位和政治诉求。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人文与社会系列讲座，第一讲 （2014年3月19日）

龚忠武，台湾老保钓，哈佛历史系博士。这篇文章是本周人文与社会台湾系列论文之一。

介绍1954年的民族识别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五年后的1954年夏天，一个由大约50位社会科学家和共产党干部组成的小组向全国民族成分最多样化的云南省进发，旨在确认省内百余个少数群体中哪些将成为官方认定的"少数民族"。在这项被称为"民族识别"的工作当中，由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家联合组成的考察队创造了一幅人口学的蓝图，后来被中国政府用以指导"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构建。

"新工人"与"新穷人"同是资本主义经济从工业经济向金融资本、从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过渡中的产物，共同构成了"穷人"概念的两面：前者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后者则是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伴生物。新工人群体在政治领域的沉默状态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我辈狂歌凋以悴，荒唐爱国空虚泪。 当时乌发斗潮流，此际银鬖伤鬼魅。 ──张大春《钓鱼台行 七古》 四月九日、十日两天，老保钓人在世新大学举办了一场保卫钓鱼台四十周年大会，许多长年旅居国外的学者回台赴会，筹备委员会广发英雄帖，邀请社运人士和诸多相关议题研究者、运动者与会，希望不同世代之间的连结能带出对话的空间。1969年，二战后交由美国「讬管」的冲绳群岛在美日决议回归日本统治后，1970年起，钓鱼台问题在各地华人学生之间掀起大量讨论；隔年一月起，保钓游行从留美台湾学生开始野火燎原，三月，五百位旅美学人上书蒋介石。四月十日的华盛顿保钓大游行有近两千五百名学生参与，为保钓示威的最高潮，也因这一天美国国务院回应之傲慢、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官邸人员彻底不对话，使得学生们开始质疑过去认知美国作为「国际正义捍卫者」的固有信念是否谬误，对中华民国政府也不再信任。这个觉醒可说是保钓运动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保钓留给今日台湾社会的具体贡献。 筹备委员会召集人林孝信回想那一天，认为是保钓运动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保钓里左统、右统及「第三条路」的分裂点。「四月十日是关键，但路线之间的歧异到九月三日才亮出来。国民党的表现太差，大家开始找不同的出路，忠心于国民党的走向右统，不同想法的有些走向左统，我们（第三条路）觉得关心要在台湾，社会主义要与民众站在一起，当然先帮助台湾的受迫害者。」林孝信说，「五月四日，保钓团体办了五四纪念会，大家想对含混的历史通盘了解，因为教科书里说蒋总统以德报怨、日本对中国心存感激，那为什么现在日本又来欺负我们？社会教育我们美国是世界灯塔、中国的最好盟邦，那为什么美国偏袒日本？」 从这样的历史一路梳理下来，这些当年的知识菁英走进图书馆翻遍所有相关资料，连结了五四的思想启蒙、连结了抗日传统、连结了五零年代台湾共产党地下组织，这次相当规模的青年自觉，扮演了学运中承先启后的历史角色。1972年美国将琉球群岛与钓鱼台列屿正式「复归」日本，周恩来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亦决议搁置钓鱼台争议、中日关系正常化，保钓之声于是随着这样的挫败沉寂了。至90年代，多次台、中船只及飞机在钓鱼台周围活动遭日本海上保安厅阻挠引发的争议又让钓鱼台问题浮上台面，现下的保钓运动已经与当年的氛围不同，然而此一主题竟然已经延续了四十年，此时，我们该如何看待与谈论保钓？ 从中国认同到本土化的台湾社会 保钓运动是历经国民党二十多年白色恐怖统治、社会逐渐噤声后，首次发生的学生运动，周恩来称其为「海外的五四运动」。如同五四，它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并因参与者思想觉醒后各自的理念，带来左右路线之争。回到当年的时代脉络，爱国的这个「国」毫无疑问的指称「中国」。四十年后本土化认同已经占了至少半数人口比例，因而当我听见老保钓人以非常绝对的中国人认同强调其统派政治态度时，就因自己的台湾人认同而直觉产生不可避免的违和感――而这或许也正是台湾多数年轻人不可能进入保钓论述、进而关心保钓运动之因。当年「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的民族主义色彩，如今更因为右派多较强调民族主义，无论是大中国主义或本土的福佬沙文主义（这种血统论的法西斯概念都没有任何说服力），而使原本民族主义的讨论氛围不再如当年。另一方面，左派固有理想色彩，却又在近二十年中国极速右转下，左统已经面临社会主义不再的僵局。 当年参与台大学生保钓运动、并有相关着作《青春之歌：追忆19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的作家郑鸿生谈起这个僵局里很重要的认同问题，「到了今天大家可以分出统独、左右、蓝绿，但那时没有统独，我们认为自己是战后台湾新生的一代，绝大多数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跟呼吸空气一样自然。包括后来变成台独的，一开始也都没有怀疑自己是中国人。我们那时的历史传承没有断掉，保钓到今天为止仍继续维持这个历史传承。南方朔说保钓是外省人的，但我不同意，当时在台大加入保钓的，除了侨生，最多就是本地生，就是台湾人。」郑鸿生认为台独是因后续国民党扭曲打压而声势壮大，但如今台湾社会的变化，现实上已经无法由简单无争议的「我们都是中国人」认同概念出发。面对两岸之间悬而未决的关系，虽说显然绝大多数保钓人士仍倾向统派，却也必须在现况的社会氛围里找到对谈基础，正如郑村棋在大会中回应一位与会者「必须要统一，统一之后继续监督中国政府」之说的重话：「各位现在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上街头。至于统一，我为什么要先把一个资产阶级抬到我头上，然后再去反他？」 回到保钓当年的社会情况，在台大校园里发生的保钓运动与海外相比，有不同的发展。当时在台湾的大学生同样受六零年代国际上学生运动风潮、反越战和抗议民歌的启发，身处台湾的他们更切身感受威权政府的压迫，钓运因而成为后来串连争取言论自由、民主参与行动的滥觞。郑鸿生回忆当时，「在那之前校园多谈文艺、个人修养和爱情，这个是政权可以容许的，因为这样这些人就不会造反；一旦大学生开始去关心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人民，这就比较麻烦。之前是管得很严的，保钓带来这么大的影响，是很重要的。」在他的观察，保钓带来的省思有二，一是重新认识「我是谁？」这个大命题，二是开始质疑政府及当时被认为最进步最崇高的美国，由这两件事出发，进一步放下自己的中产阶级位置，去关怀自身所处的土地与文化，因而1972年底引发民族主义论战，后续文坛又发生乡土文学论战，都从当时的启发开始。这样的探寻，也开启学生对身处于第三世界位置的认知，而又与社会主义连结。1973年二月当局逮捕台大一批师生，1974年夏天又爆发台大哲学系事件，都是国民党政府对这连串行动的肃清。「在那两三年事件是一直在发生，没有『到此为止』、『结束』的感觉，那两三年也就不能好好读书。最重要的影响当然是开拓了我的视野。」郑鸿生微笑着说。 第三条路与青年观点 在历史重建中回归自身文化价值，开始关怀原生土地，是钓运中最重要也最与当代社会连结的部分，即是从当时隐藏在左右之争里的「第三条路」出发的这一群人，部分投入民主运动，部分投入文化继续经营其社会关怀理念，成为《夏潮》杂志作者群，八零年代陈映真创办的《人间》杂志亦延续了此一精神，并深刻影响了那一代如火如荼的社运、学运。四十周年大会筹备会召集人林孝信本身就是第三条路的代表性人物，在那两年烽火燎原的海外保钓运动后，他因黑名单而长年滞留美国，在芝加哥成立「台湾民主运动支援会」，接济赴海外的台湾民主运动、社会运动人士，虽身处异乡，却未曾与台湾社会断裂。他在大会的安排上，其实已刻意加重「连结当代台湾」的议程份量，第二天几乎皆是中生代、新生代社会运动者及观察者的发言，「比较可惜的是这些人第一天几乎都没来，没有听到老保钓人的想法。」他说。在连结的意义上是否成功，或许仍有待老保钓人从后起者的言论里如何去回应，而以不同议题遍地开花、却仍困难重重的当代社运环境又是否能认同保钓议题。 一位参与筹备的青年成员认为保钓议题在当代的困境除了已经过太久时间之外，更大的问题是其中的父权思想。我同样在会议中感受到这样的成分，「这个岛属于中国」这样从民族主义出发的「占有」核心概念本身就有些父权色彩，而长者的家父长之姿更不可避免的具有指导意味，年轻人本就倾向反抗上一代，又如何召唤已在反抗的年轻人去认同？「民族主义是七零年代无法和现在扣连的所在。世代理解历史的条件不同、进入历史的起点不同、史观不同，叙述的主体也不同。」这位青年成员说，「而保钓的未来性或许在于统合两岸的情感、文化上。当然，共议出来的也可能会改变。」 保钓议题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再分出左右，这却或许正具体而微的展现了国际政治上左右之争里，左派部分人士也执起民族大旗激化国族对立。从这位青年成员的言谈中，我才找到较贴近自己价值观的观点，「简单的说：把钓鱼台要回来干嘛？这个议题素朴到可以跟民族主义做结合，然而国际社群的想像更符合这个时代。象征性的占领，反而是对土地的不尊重，我们对土地要有新的论述。」他说，「我自己会觉得，保钓的意义在于搁置了钓鱼台的开发……我们该谈的是如何分享资源、认识彼此需求。」而郑村棋在会议中也提及：「如果开发乱挖，根本不左派。」 这样的想像在国际上总是不乏为资源发动战争的现实条件下看来，或许更乌托邦，然而所谓理想主义，不正有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成分？在环境问题益加严峻的今日，再以钓鱼台资源多么丰沛为保钓理由，无法使关心永续发展的青年世代认同，而绝对的左右之分，在新生代的我们看来也皆有其盲点。如果不检讨开发之弊、寻求较适当的资源利用方式，连现下原住民异议者反对财团进驻、反对政府建设的抗争也会丧失许多说服力，回归人类看待土地的态度本身，是这四十年岁月中长出的另一种回溯，回溯到更古早的历史之前，省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落红不是无情物 第一天会议的论坛中，南方朔提及他认为九零年代后的社运已和保钓无关，其困境反而被民进党主导发展，也因历史的断裂而进入「无思想地带」，由自己本地的经验发展；钱永祥则提出许多检讨：「文革和学运给我们左派向往，在爱国主义和第三世界反帝反美两方面，冲突点却未被讨论。这两个传统如何在台湾乃至中国拥有力量？我们要的只是以民族主义解决钓鱼台问题吗？」对于世代之间的差异，他说：「我们失之于空疏，你们失之于零碎。」 事实上，两天在保钓议题下深度的相关谈论，许多学人对东亚与全球国际局势的观察都在在展现这群老保钓并未与当代社会脱节，综观而论，保钓重建历史和随之产生的论述确实打破了封闭年代里的厚墙，进而影响今日。「年轻一代被后现代主义影响了……但现在的发展确实有潜在受到保钓的影响。当时声音在1972年后消下去，但四十年后还有人会从欧美赶回来参加，就说明了力量仍在。」林孝信说，「保钓是高度理想主义的，台湾社会对保钓很苛责，肯定太少。刘大任说『保钓是所有运动里最纯洁的』，现在，台湾社会包括社运界理想主义色彩都弱了，甚至社运界有人把运动当垫脚石，保钓当时没有，黑名单里，没有人说要国赔什么的……我希望能重现这种精神。」他认为如今仍应坚持保钓，直接相关的原因是台湾渔民的权益、丰富的资源以及钓鱼台靠近台湾本岛而重要的国防考量。 或许正如郑鸿生所言，保钓留下的三项资产：青年运动的理想性格、历史社会的重新认识以及第三世界的觉醒场域，是与当代台湾社会连结的最大可能所在。拍摄电影、校园展览、争取写入公民教育，或者将林森公园命名为钓鱼台公园，都是这场大会中老保钓人思考提出的具体连结方式，又或许能由钱永祥的话思考保钓运动的另一个可能性：「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两天纪念完以后，不要再回顾，而开始针对华人世界的民主正义问题好好谈一谈？那么老保钓就没有白活了。」

随着人们对移民或新移民术语的广泛使用，关于华侨和华人的问题争议少了很多，"移民"这一概念某种意义上取代了之前华侨和华人的概念。

通过集团诉讼的环境维权在国内学术界还是一个少有涉猎的领域。本文以华南P县的一起大规模环境诉讼案件为案例，“展示”并分析了在当前中国基层社会这一特定“场域”中，通过集团诉讼这种方式进行环境维权所面临的多重困境和农民的行动逻辑。文章立足于通过叙事的方式来建立对当下“通过法律的环境维权”的场景化认识。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了这种行动面临的四个主要困境，即集体行动的“搭便车困境”，农民维权的“合法性困境”，司法诉讼的“体制性困境”，法律逻辑下的“环境权困境”。面临四重困境，在推进“通过法律的环境维权”时，农民的行动中蕴涵着特殊的行动逻辑，这主要包括特殊的动力机制和特殊的行动策略。特殊的动力机制包括：村民们因基本生存面临威胁而不得不进行的生存抗争，诉讼精英的使命感和道德勇气，诉讼精英生存危机下不得不将斗争进行到底。特殊的行动策略包括：始终控制在法律范围内的行动；选择性激励；诉苦、弱者的武器、“问题化”、“挟中央以抗地方”等动员策略；引入媒体、专业环境诉讼帮助NGO、环保支持网络等外力以搅动地方利益格局，等等。

最近的一个采访。这个译本是略特翻译的，由他在本站论坛登出。鉴于网上流传的另一个译本完全语无伦次，为正视听，特地将此文在文章阅读这个栏目重新发表。在此发表时由本站编辑小组做了一定的缩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