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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学术界非常关注重庆，我想把重庆经验放在一个更长的时段、更广的视野里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3.0版本”。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非常多，归根到底就是社会跟个人的相对，因此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是相对的。资本主义强调个体和市场竞争，而社会主义强调互助团结。社会主义的内涵是什么，还需要继续讨论。实际上在苏联解体时，就有一篇评论文章讨论“社会主义今天的地位”。可见，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也不应该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所以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是极具挑战性的，也是十分复杂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实践方式肯定不同。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过去这些年走过了不同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叫做匮乏阶段；第二个阶段叫做温饱阶段；进入2002年以后，实际上中国步入了小康阶段。在不同阶段，社会主义的模式不应该是一样的，实际上也是不一样的。 　　在匮乏阶段，可以叫做社会主义1.0版本，由于历史的原因，人均收入很低，人们普遍贫穷。这一阶段，人均收入完全公平分配，每个人也能在很低的生活水平上生存，因为只要稍微有一点不公平，就有人可能活不下来。这一阶段，基本保证了中国社会的公平性，这是当时不得已的一种选择。 　　到了温饱阶段，中国不再实行平均分配，一方面要促进经济发展，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提高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吃不饱、穿不暖的人需要扶贫，因此，这个阶段要着力实现社会主义保障性的最大化。这个阶段可以叫做社会主义2.0版本。 　　进入小康社会以后，私人收入、消费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福利改善的关系就不是一个递增的关系了，而是递减的关系。当收入水平比较低的时候，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私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会改善整个社会的生存质量，但在这个阶段并不是这样。比如进入小康阶段以后，大量的攀比和竞争牺牲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所有人都活得很累。其实，这完全是诱导性消费使然。现在我们看中国的问题，中国在过去20年里盖的房子可能比全世界任何国家盖的房子都多，中国人均居住情况的改善可能比全世界任何国家都好，但是现在住房却变成最大的问题。这不是因为房子少了，而是攀比心理使人们看到邻居住300平米的房子，自己住50平米的房子心里就不踏实，当年大家都住50平米的房子，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还有养老、治安等问题，改革开放之前这些问题可以基本平均保障，大家感到安全，但是现在哪怕收入很高，人们也有不安全感。因此解决温饱问题，应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增加改善大多数人福利的投入，包括公共住房、公共卫生、生态保护、公共教育、基础设施、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当前这个阶段可以叫做社会主义3.0版本。 　　概括来讲，社会主义1.0版本主要是指匮乏阶段，计划经济模式决定了不搞物质刺激，只有精神刺激，比如先进生产者这样的精神刺激，成就是很大的，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中国从1953—1978年，GDP年均增长率是6.5%，即使放在今天来看，这也是一个相当高的增长率。同时，这个阶段解决了基本的人的安全问题。中国免于战乱，保证了人的吃穿住用，基本医疗、基础教育都得到了发展，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解放以后的变化是巨大的，我们看1950年的时候，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指数是一样的，比当时的巴西、美国低得多，但是到2007年的时候已经实现了快速发展。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讲，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发展这么快，其基础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前就奠定了的。 　　社会主义2.0版本的出现，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到了一定的阶段，人们的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人们有基本生存的条件了。那么，让经济更快、更稳的发展，消除贫困就成了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5亿，如果中国没有实施成功的扶贫攻坚战略的话，那全世界的贫困人口就要增加5亿了。 　　社会主义3.0版本的生成，就是面对中国进入小康阶段以后，人均收入足以维持小康生活水平，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混合所有制——市场+规划。这个阶段面临的问题是，衣食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住行问题还需要改善。住就是宜居的问题，行就是畅通的问题。私人的衣食住行问题解决以后，还要解决公共住行的问题。这样，我们就把重庆经验带进来。重庆更像中国的一个缩影，它跟天津、北京不一样，2008年的时候，重庆在所有指标中只有一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一点，其他的指标都比全国平均水平要低，所以重庆经验对中国的其他地区来说可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讲到重庆经验，大概是这么四个字“打黑唱红”。但是在我看来，可以概括为四点：三项制度和三项活动、五个重庆、两翼万元增收、国民共进。这四点正好构成了我说的社会主义3.0版本的要素，尤其是三项制度和三项活动还具有社会主义1.0版本中的一些因素。两翼农村万元增收是要解决贫困问题，缩小贫富差距的问题，这是带有社会主义2.0版本的描述。但是，五个重庆就是解决住行和公共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3.0版本的要素，这是要保证国有的和民有的都可以共进。我感觉重庆经验最重要的，就是把社会主义的未来和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联系起来，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这里面既有社会主义1.0版本的要素，也有社会主义2.0版本的要素，更重要的是其中也蕴涵实践社会主义3.0版本的要素。重庆正在实践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各个阶段的发展中都具有连续性。当然，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并不是重庆一个地方的问题，其实其他地方也在做，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到重庆来学习经验，这就使重庆模式的适应能力变得强大，这不仅是具体的政策，也不仅是具体的制度，而是整个体制制度允许自我学习，这是重庆模式真正的实质，重庆正在证明这一点。

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思考，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战前的日本可以被划为"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但是过去在东南亚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却推动了那里摆脱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使得受压迫的人们获得了解放。

保守与革命之争反映的是致命的自负：它希望由精英集团垄断政治，大众作为沉默的被代表者，由精英代理人代替他们参与政治。这种人为固化的二元格局只会继续固化政治危机，这种脆弱的精英寡头格局势必难以为继。根本而言，民主运动是抵抗这一僵化的利益同盟的唯一方式。

要講中國60年來的經濟變化，就需要先看看60年前到底中國是個什麼樣。

2012年7月初，一位职业媒体书评人的抄袭事件，引发了较大的关注。应当说，本来此事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新闻。事情奇妙之处在于，这媒体作者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将数十篇抄袭文章（包括书评、影评、球评甚至专栏），发往《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京华时报》、《晶报》、《深圳特区报》、《信息时报》、《新快报》、《中国图书商报》等一系列一二线媒体与所谓"中文核心期刊"。

顾彬先生的逻辑与《羊城晚报》的证据 &nbsp; --《羊城晚报》公布的所谓"汪袭网"之证据点评 &nbsp; 月光族 &nbsp; 8月29日《羊城晚报》在刊发王彬彬先生的大作后，9月3日周少明先生的文章《王彬彬式"私律"对学术的危害 --驳<再说〈兴起〉的剽袭问题>》在网上出现，对该文逐条予以批驳，证明王彬彬先生所有的证据涉嫌恶意捏造；9月5日，也就是昨天，《羊城晚报》再度刊发不负责任的"证据"，以语言暴力和诬陷著称的"汪袭网"终于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的主流"小报"。从号称近百个例子中精心挑选的这三个例证，不过再度证明了媒体对学术的无知与强暴。 试问，一家媒体对于自己刊发的涉嫌举报文章，其证据被严重质疑，是否应该给出解释?是否应该刊发不同意见（还是继续以造假来掩盖真相）？中国的媒体是否还有必要维护基本的程序公正和平衡原则？在缺乏必要的学术检验的前提下，大众传媒是否可以随意使用网络上的所谓"证据"？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一切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高唱普世价值的中国主流媒体站在全世界新闻工作最基本的伦理准则的反面，丧失了对事实本身的基本尊重。这种极度反常的现象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要发生？ 与网络证据配发的是顾彬先生的话，他要求汪晖先生出来认错的理由很奇怪："我认为，现在中国内外大报都谈汪晖的事，我们就应当相信，它们大部分并不是要进行攻击（汪晖），相反地，它们是要提出中国学术界的一些可能存在的问题来。"可见，顾彬先生完全不是基于自己的独立判断，而是被中国的媒体牵着鼻子走，媒体说汪晖错了，所以汪晖一定是错了。只能说，"洋鬼子"顾彬先生如果不是假装天真，就是太不懂中国了。以非法手段涉嫌构陷的媒体应该证明自己的构陷具有正当性吗？顾彬先生不过落入了媒体的自我循环论证之中，充当其棋子而已。事实的真相是所有媒体上公布的例证都是捏造的，从《南方周末》到《羊城晚报》，从主流大报到主流小报，其手段和行径也是一脉相承，中国的大众传媒置基本的事实和程序公正于不顾，继续不断制造事端，已经跌破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这才是值得反省的。请问顾彬先生，难道汪晖先生要对莫须有的罪名认错吗？顾彬先生的逻辑到底是基于一个学者的良知和逻辑，还是不良媒体的非法逻辑？ 在这个事件上，中国的学术界是有问题，但不是顾彬先生所说的问题。而是在这个赤裸裸的政治对学术进行迫害的过程中，中国的学术已经彻底丧失了自由。 &nbsp; &nbsp;&nbsp;现在回到事实本身。在王彬彬第三次进行构陷的罪行被彻底揭穿之后，不妨对《羊城晚报》再度征用网络暴力给出的所谓"证据"，做一点评论，以帮助大家明白事态的真相。 &nbsp; 例一 基本照抄、"换头" 发现者：coldstone 抄文：汪晖《反抗绝望》（2000.1）p.97： ......从个体性出发，鲁迅把人的独自性、差异性作为人的价值准则，不屑于为人类提供某种统一的生活意义和价值标准，从而把赋予何种意义和选择何种价值的任务交给每个人自己去解决，把启发个人承担这一任务的自觉性，唤起个人的主观性和自觉作为自己的文化哲学的根本任务。 原文：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p.107： ......和尼采不同，他们（按：指尼采之后的存在主义者）不屑于为人类提供某种统一的生活意义和价值标准，更加重视个人的差异。他们实际上是把赋予何种意义和选择何种价值的任务交给每个人自己去解决，而仅仅满足于启发个人承担这项任务的自觉性。 说明：汪著此处前后数页均无相关注释。已发现汪晖多次使用"换头术"，这里是把尼采以后的存在主义者的"头"换为鲁迅之"头"。 月光族评语： &nbsp;&nbsp;&nbsp;&nbsp; 首先，这两段话的文意并不相同。 汪晖之后紧接着的话是： 这一思想明显受到施蒂纳的唯一者和尼采价值重估学说的影响，个体人对意义和价值的选择意味着对现行的普遍人生准则的否定--在中国，首先是对儒学体系及其制度基础的否定。（在91年的版本中没有分段，在2000年的版本中是另起一行。） &nbsp;&nbsp;也就是说，徐主编的《存在主义哲学》里，强调的是尼采与尼采之后的存在主义者的不同；但是汪晖强调的是施蒂纳和尼采对鲁迅的影响，并不着眼于尼采与存在主义者的区别，也就是说汪晖并没有认同这个区分。在这个意义上，汪晖并没有抄袭徐书的观点，而是有自己的判断。所以，他根本不需要给出注脚。 &nbsp;第二，汪晖的《反抗绝望》有没有隐瞒其关于尼采、基尔凯郭尔（涉及第三个证据）的材料来源于徐崇温主编的这本《存在主义哲学》呢？没有隐瞒。徐书是八十年代关于存在主义的主要参考书目，当时的知识界对于存在主义观念的来源很多是依据此书，而此书采用"主编"形式，其实说明该书以资料介绍为主。作为年轻学子的汪晖在研究鲁迅的时候，把鲁迅的思想与各种不同的思想资源进行比较，以寻找鲁迅的独特性，是《反抗绝望》这部著作的主要研究方法。汪晖参考了徐书中的论述，但是因为这里的观点并不相同，所以没有用注脚，这并不难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抗绝望》一书其实在之前的篇幅里已经清楚地交代了其材料的来源（见下文）。所以，不能简单地凭着字句的相同就判断为"剽窃"，而是应该根据全文的脉络和上下文的语意来确定，这才是基本的实事求是的学术原则。 该书属于《反抗绝望》2000版的参考书目，虽然没有出现在最后的主要参考书目中，但是在第66页，也就是全书第一次开始涉及尼采、基尔凯郭尔和鲁迅的比较时，给出的第一个注脚就是： ①尼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转引自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84页。 继而在68页，有两个注脚涉及此书，分别是①、③，依然涉及的是鲁迅与尼采、基尔凯郭尔等的比较。也就是说，全书并没有隐瞒材料的来源，凡是涉及鲁迅与尼采、基尔凯郭尔的比较，其主要的参考资料来源于该书。其"剽窃"的指控完全不能成立。 &nbsp; 例二 原文照抄 发现者：coldstone 抄文：汪晖《反抗绝望》（2000.1）P.234：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内省的能力总是产生于比较有文化的阶层，产生于从顽固的和合法的专制秩序那里解放个性的时期；这时期，发生了个性的思想解放过程从盲从权威的思想准则和相应的感情与表现方式下解放出来的过程。在中国民族生活的这一阶段，在先觉的知识者中逐渐产生了新的特性，即对自己个性的道德状况及其内在世界发生思想上的兴趣，对感情的自我观察和自我分析发生爱好。 原文：（苏）波斯彼洛夫著，王忠琪等译：《文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266-267页： ......内省的能力是在不同民族社会的比较有文化的阶层里历史地产生的，而且显然是在它们发展的比较晚期阶段，通常称为"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这是从顽固的和合法的社会行帮那里解放个性的时期，这些行帮建立在盲从权威的关系的基础上，因而压抑了个人因素和个人主动性。在这基础上，发生了个性的思想解放过程从盲从权威的思维准则和相应的感情与表象方式下解放出来的过程。在民族生活的这一阶段，在社会先进的和智力发达的阶层的意识中，逐渐产生了新的特性，即对自己个性的道德状况及其内在世界发生思想上的兴趣，对感情的自我观察和自我分析发生爱好。 说明：汪著此处无任何注释。 &nbsp; 月光族评语： 这一例子非常无理。 翻开汪晖《反抗绝望》（2000版）第234页，第一行第一个注脚就是：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第266页。本节（《第五节 鲁迅小说的技巧类型》）中，涉及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的注脚达6个之多，也就是说，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是本节汪晖主要的参考文献。而涉及被举报的《文学原理》P266页的注脚就有2个之多，分别在汪著的第233页和234页。这个另起一段的文字里为什么没有注脚？原因很简单，任何一位愿意去读原文的人都可以知道，汪晖已经在前两个注脚中交代了此处的工作是要比较鲁迅小说的感伤激情与18世纪西欧感伤主义的不同，而感伤性的概念已经通过汪著234页的注脚说明了： 感伤性要求这种评价的主体本身不只是具有比较高水平的精神修养，而且还要求他具有可称之为"感情的内省这种思想上和心理上的能力"。① （①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第266页。） 所以，很清楚，汪晖在之后的文稿中讨论中国的内省概念的时候，他的来源是上一段的交代，非常规范和清楚。波文讨论的是文艺复兴，而汪晖这里讨论的是中国，自然不用再做注脚。 例三 原文照抄、篡改 发现者：gamala 抄文：《汪晖自选集》第327页： 然而，易卜生的这一教义并不能用古典人文主义或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加以理解，它来自存在主义的理论先驱基尔凯郭尔关于"孤独个体"的思想，而后者的真正的涵义是指一种孤独的非理性的主观心理体验，这种体验是与超验性相联系的个人在自己的存在中领会和意识到的。实际上，基尔凯郭尔所说的那种孤独的非理性的主观心理体验，也就是后来的存在主义者所表明的"存在"概念。"孤独个人"的思想表现的对群众的否定也即基尔凯郭尔的"公众的概念就是非真理"的命题，它强调的是人只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与自身发生关系时，人才能成为一个"自我"。胡适、鲁迅显然忽视了"孤立的人"的命题中包含的非理性内容，而对之作了理性主义的理解。 原文：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7页： 因此，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孤独个体"，其真正的涵义是指一种孤独的非理性的主观心理体验，这种体验是与超验性相联系的个人在自己的存在中领会和意识到的。实际上，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那种孤独的非理性的主观心理体验，也就是后来的存在主义者所明确表述的"存在"概念。他认为，只有个人才能亲自在有限的内心中去无限地进行体验，只有个人才能在体验中领会和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其他物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因此只有个人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其他物只是存在着。克尔凯郭尔强调指出，当人没有领会和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没有与自身发生关系时，人就还不是一个"自我"...... 说明：汪著此处前一部分系原文照抄，只是把"克尔凯郭尔"改成了"基尔凯郭尔"；后一部分只是把原文中的否定表达篡改为肯定表达。前后数页均无相关注释。 月光族评语： &nbsp; &nbsp;此例的问题同例一。 &nbsp;&nbsp;&nbsp;需要先补齐原文之前被省略的部分： &nbsp; &nbsp;"五四"启蒙思想的特点就在于：一方面，它必须为中国的社会变革提供理想主义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五四"人物对引导20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现代体系的敏感与认同，必然使得这一启蒙思想呈现出不同于18世纪西方启蒙主义哲学的精神特点：他们必须把尼采等非理性主义者的名字同启蒙原则融为一体。 &nbsp;&nbsp; 这种"融合"在对待"传统"的否定性"态度"的前提下是可能的。例如，胡适和鲁迅曾一再引用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的那句名言即"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用以否定传统的偏见，宣传个性解放的思想。然而，易卜生的这一教义并不能用古典人文主义或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加以理解，它来自存在主义的理论先驱基尔凯郭尔关于"孤独个体"的思想，...... &nbsp; &nbsp;&nbsp; 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汪晖的观点是什么。汪晖要论证的是："五四"的启蒙思想是要融合尼采的"非理性"到中国的"理性主义"之中，因为启蒙必须为中国的改革提供理性主义的思想体系。这种融合在否定传统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易卜生给鲁迅、胡适提供了这样的思想，但易卜生已经不属于西方古典的理性主义启蒙传统，而是属于存在主义的非理性传统，其思想来源于基尔凯郭尔。出现与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中关于克尔凯郭尔部分相似的话语，是汪晖对克尔凯郭尔观点的综合，以体现基尔凯郭尔最基本的观点，用以比较鲁迅、胡适，所以这段话的最后的结论正是："胡适、鲁迅显然忽视了'孤立的人'的命题中包含的非理性内容，而对之作了理性主义的理解"。汪晖并没有把基尔凯郭尔的观点说成是自己的观点，他对基尔凯郭尔的观点是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进行概括的，也就是说是在学术共同体公共知识的范围内进行的。汪晖自己的立论不存在任何的剽窃。 《羊城晚报》给的罪名"篡改"，一方面表明，罪证的提供者也明白这两段话是不同的，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其逻辑上的矛盾，既然观点不同，自然就不是"剽窃"。相同，是剽窃；不相同，是篡改；这样简单的无理审判，不是对学术的无知和蔑视，又是什么？ 最后，引用一段刚刚在《明报月刊》上发表的文章《论学术「不规范」与「剽窃」》（作者同俊子）： "比如：假设我在一大段介绍历史背景的文字开始处用了这样的语言：'人们普遍认为'，或者'正如某某指出的'，然后我基本照抄了一个人的话来描述我认为在有关学术界看来的常识（比如中国洋务运动经历了从一开始只想学'夷技'到后来不得不认识到也要学精神、观念和制度的过程），到最后我没有给出这段话的注解。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不规范的，是脱注，我要么应该用原话加引号再注释，或者用自己的话陈述（最好也指出来源，虽然并不一定要求）。但是这不规范代表我是在把这个观点据为己有，想把别人的思想表达为我的原创思想吗？显然不是。除了一开始我就指明这是已有观点，我既不把它当作核心观点，也不指望我的论文的假定读者--特别是导师们--会认为这是个新认识。" &nbsp;我觉得同先生的文章已经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不再重复。 至于例二，显然属于同先生所说的：指控者有责任完全举例。否则，就是涉嫌诬陷。 最后的感言： 汪晖事件发酵已达半年，其对中国学术生态的伤害已经短时期难以弥补；大众传媒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有意无意地充当学术诽谤和政治迫害的工具，对中国大众传媒本身公信力的伤害也是毁灭性的。 如何反思和检讨这样的现象与问题，值得每一位有良知的学者和媒体人深思。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2010年9月6日&nbsp;

从"单位制" 的视角透视中国城市社会基层的组织制度和秩序的研究，一般被认为肇始于魏昂德的"新传统主义"模型。之后的讨论和工作主要围绕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展开：1) "新传统主义" 与历史是什么关系?2)"新传统主义" 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大?3)中国基层社会组织中的权力和权威关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梳理和分析表明：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辩证地同时关注结构与文化、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真正深入到单位组织的变革现场，以把握中国基层社会的基本秩序结构。

自1948年以来，BBC每年举办里斯讲座，谈当代问题

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近年来在明显拉大，基尼系数已经到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临界水平。如何分析中国的社会分层现状与社会流动机制，如何改善中国社会目前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趋势，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已成为社会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收入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区域差异、行业职业群体之间的差异、族群差异。政府统计资料和学者社会调查中所反映出来的存在于不同族群间的收入差距，如果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和统计分析，族群收入差距反映的主要是区域差异和职业，但是事实上也存在只与族群身份直接相关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方面的差距，这与我国的民族政策相关联。

题记：此“对话”辑与 “Whither Chinese Reforms? Dialogues among Western and Chinese Scholars, II” (Modern China, v. 35, no. 4, July 2009) 同时发表。

群众的担忧（无论理性或非理性的）需要真切的理解，动辄套上排外民粹的标签是无补于事，也会阻碍理性交流，但伴随汹涌民情而生的蝗虫论，却必须尽最大力量声讨。

在日本，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组织——山岸会。说它奇特，首先是因为许多日本人都说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有人说它是宗教团体，有人说它是共产主义村庄，有人则说它是一种生活共同体，更有人对它谈虎色变。

迪拜一直作为连接印度、中亚、欧洲、阿拉伯半岛和北美的枢纽。它的奇迹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合作。迪拜的全球化政策实际上既在招揽世界前来迪拜，同时也让迪拜成为通向中亚和南美的门户。对东亚来说，尤其是对中国、韩国和日本，和迪拜的联系成为了一种贸易渠道，强化了海湾和东亚的互动，更进一步来看，将中亚加入联动

2008年9月27日～10月12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贺雪峰、董磊明两位教授组织近40人的调研队伍进驻京山农村，在两镇十村蹲点调研半月。本文为此次集体调研的成果之一，调查得到了冶方研究基金“中国民间宗教研究与农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研究”项目的支持。杨华、王会、狄金华参加了九房村的调查。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在集体调研、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得到贺雪峰教授、陈柏峰师兄的启发，谨致谢意。本文所涉及的人名均做了技术化处理。

城市化繁荣了城市，挤压了农村。原来低矮的房子变成了高楼大厦，农民的土地变成了国有企业和市政用地。而土地征用产生的大量问题留给了乡村两级组织。作为城乡结合部的典型代表，北京市高碑店乡通过发展富民、保障安民、文化育民、管理塑民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城市化进程中解决“城乡结合部困境”指明了政策调整的方向。

社会资本是从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中获得的， 它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因此，“社会资本可被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涉取或动员的资源”。

国家人口和计生委主任李斌最近撰文称，我国人口的再生产类型已经实现了从"两高一低模式"（"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三低模式"（"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未来五年每年新增老龄人口接近800万，第一个老龄化高峰已经到来，而我国传统的家庭生产、婚姻、生育和养老等功能都有所弱化。 据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之前国内外经济学家普遍认可的人口红利期结束时间提前了九年：从2020年提前到了2011年。如是，则我们可能已经错过了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时机，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乃至三五十年，中国财政的养老金财政支出压力将大大增加。 目前的欧洲危机从转向"三低模式"开始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今天的财政危机是从人口再生产模式向"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开始的。一方面，"三低模式"当然意味着社会安全程度更高，公共卫生水平更好，人民生活更有质量；另一方面，人均寿命大幅提高，生育率持续下降，低死亡与低出生叠加在一起，导致低增长甚至负增长。 养老、医疗、（鼓励父母们多生孩子的）正向生育补贴和教育补贴、失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开支的扩张，正是实现"三低模式"的财政后果。为了避免损失选票，西欧、中南欧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们普遍选择"高福利、低税收"的财政政策，国家财政体系的赤字运行获得了持续的动力，公债比重随着老龄化程度提高而加重。 1980年，西方发达世界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实现了向"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在西方步入老龄社会的第一个十年，1980-1990年十年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公债均值增长了14%，达到60.4%。第二个十年，到1997年，OECD国家公债均值升至71%。此后十年，到2007年，OECD国家公债均值升至75%，其中日本、挪威、意大利、希腊、比利时均超过75%，整个欧元区均值为74%，美国73%。随后发生的事情，大家都比较清楚了。 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来看，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成为压垮美国和欧洲赤字财政体系的直接原因。美国一直没有从经济衰退中复苏，而欧洲之所以成为此次危机代价最为沉重的牺牲品，也是因为其内伤实在不轻。 而日本公债多为内债而非外债，北欧国家则奉行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德国实为当今欧洲经济的动力引擎，尽管它们的公债比重也不低，但均没有出现美欧如此严重的财政债务危机和社会骚乱。 根据OECD 2011年9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我们可以将人口老龄化与欧洲财政危机关联在一起。经济放缓甚至停滞、失业率高企与"三低模式"相结合，持续拉高公债比重。根据这份报告，34个经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有两个原因，一是低生育率，一是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2005-2010年间，34个国家中已经有29个属于"三低模式"，平均生育率只有1.69，即每个女性平均只生育1.69个孩子。只有以色列、墨西哥、爱尔兰、土耳其和美国的女性生育率处在临界点2.1或之上。所谓临界点，是指每个女性至少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逐步扭转"三低模式"，渐渐走出老龄社会。 西方公债危机的历史教训 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都是西方国家的休养生息期：1920-1929年是黄金十年；1945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间，则堪称黄金三十年。这两个时期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为3.9%。两个黄金年代经济繁荣，作为政治补偿，民主体制向农民、工人、穷人、女性、黑人等持续提供各种经济补贴，其结果是社会开支逐年递增，财政体系长期赤字运行。 实际上，早有学者指出，公债与民主在西方世界始终相伴而生。1870年，几个主要西方国家处于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变的关键时期，当时这些国家公债占GDP的比重就已达到47.9%，其中财政高危国有两个：英属澳大利亚最严重为100.1%，意大利92%。此外，美国为43.9%，英国为40.2%。此时日本最健康，仅有0.6%。 1913年，西方世界公债比重已接近60%的危险值，达59.2%。西班牙、澳大利亚、法国都超过了66%，英国较好30.4%，美国最健康2.5%。1920年，各国公债比重均值上升至66.3%，大国中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均超过100%，分别为122.4%、132%、136.8%。1937年各国公债比重均值又飙至78.1%，英国为188.1%，澳大利亚153%，法国137.2%。和平终于没有维持多久，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残暴的自相残杀在西方世界拉开序幕。 从1870至1996年之间，美国在西方世界都是个特殊的例外，其财政状况相对而言最为健康。直到1997年婴儿潮一代开始大规模进入退休年龄，美国才步入公债危险地带，为61.5%。 扭转"三低模式"的困难 虽然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三低模式"带来的严重问题，但悲剧的是，34个经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率一直在逐次下降。从1975年算起，以每五年为一个阶段，从1975-80年的2.26这个恰当水平，下降到1985-90年的1.91、1995-2000年的1.68。经过二十年的老龄化折磨，这些国家也在想尽办法刺激生育，包括维持势必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颇受保守主义者批评的单身母亲政策。 然而，回头之路相当漫长，这34个国家的平均生育率在2005-2010年间才只增加到1.69，四十年后，预计只能增加到1.8，距离人口生育的最佳替代水平（2.1）还是很远。 与之相比，中国是在1995-2000年之间跌破最佳替代水平，为1.8。2005-2010年间继续下降至1.77。未来十年内会略有上升，2015-2020年间预计将升至1.84。此后五年只上升0.01，达到1.85；再往后的三十年，生育率将停止增长。 西方国家上述历史数据和未来趋势分析，对我们思考今天中国的问题颇有启发。我们可以发现，"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的确意味着我国改善民生、改良社会的成就和速度绝不逊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同时，从"两高一低"模式向"三低模式"的转变，意味着人口红利期极有可能提前结束。留给我们做出适当调整的时间已经不多。 因此，我们现在需要反思我们的一系列财政、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税收政策、生育政策、养老政策、适当调整退休年龄及其他福利政策。我们需要尽快做出决策、采取实际行动，扩展中国家庭传统的生产、生育和养老功能，为我们这个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口大国和文明古国设计一个可持续的福利制度，让我们的老一辈、我们这代人、我们的下一代都能够拥有相对舒适的退休生活、稳定乐观的心理预期和达观从容的生存态度。

在1978年至2008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7%，世界银行最近出版的《增长报告》因此将中国列为自二战以来13个保持经济增长率达到或超过7%至少25年的经济体之一。藉此，中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了12倍，至2008年达到了3400美元。在此期间，中国由一个计划型经济体转变为一个"混合经济体"，目前，私营部门的产值占到全国GDP的三分之二以上。那么，中国是如何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呢？&nbsp;"华盛顿共识"的成功案例&nbsp;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经济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以非同寻常的手法打造各种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约书亚·雷默（Joshua Ramo）甚至将其称为"北京共识"。诚然，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由于中国领导层非同一般的务实态度，中国得以在一个复杂且持续变动着的世界中取得成功。中国的转型遵循了一种渐进的轨道，这使得它能够避免制度与组织上的崩溃，而这些问题烦扰了其他多数转型经济体。同样，中国的各种经济制度也缺乏明晰且标准的市场经济体特征，但是它们在渐进改革过程中展现出了适应能力。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可是，如果我们进行更为严肃的考察，就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些特征是否构成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抑或它们只是达至传统市场经济模式通常所需的过渡性步骤？中国的领导层采取了一种渐进的转型方式，这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伴随急剧转型而来的各种重大风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头30年中犯下了许多严重的错误--进行了许多宏大的社会工程试验，其中包括冒进的农业集体化、大跃进以及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背负着这种遗产，所以把急速全面转型到市场经济的做法视为一种高风险的举动，需要竭力避免。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把中国许多非常规的制度和组织形式理解为它在转型过程中面对异常政治经济情势时所作的反应。比如，一些人称许乡镇企业中的模糊产权，说它是对传统私有产权的一种挑战，可实际上它是1980年代政府对私营企业模棱两可态度的产物，这些态度有时甚至是纠结矛盾的。在1990年代私营企业合法化之后，乡镇企业就迅速消亡了。尽管还存在争议，中国国内舆论并不认为中国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组织与增长模式；一个证明是，"北京共识"在中国国内并未得到广泛接受。事实上，如果我们为中国所采取的改革和经济增长措施列一份清单，然后将这份清单与"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逐一进行对比，我们就会为这两份清单的相似之处所惊诧。在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的原始构建中，"华盛顿共识"包括以下十条政策建言：1.采取谨慎的财政政策，规避通货膨胀税。2.把政府支出从非生产性的再分配领域引导到有效的公共开支上来，如基础教育、医疗保障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3.改革税收体系，以拓宽税基并削减边际税率。4.金融自由化，最终目标是实现由市场决定利率。5.统一汇率，使其足以使非传统产品的出口保持足够的竞争力，以促成高速增长。6.迅速由关税替代贸易的数量壁垒。7.取消妨碍外国直接投资（FDI）进入的壁垒。8.国有企业私营化。9.取消阻碍企业进入或限制竞争的各种管制措施。10.确保财产所有权的安全。在过去30年中，中国几乎紧紧遵从了所有这些建议。在财政方面，中国政府小心翼翼地保持了大体平衡的预算，其负债从未超过其税收收入。通货膨胀率在大多数年份中都控制在个位数以内。在支出方面，纯粹的再分配始终保持在最低水平；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多数是生产性的。在2003年之前，"社会支出"在政府预算中所占比例一直在下降，近年来有所提升，但是其水平仍然很低。在税收方面，宏观税负--即税收与GDP的比值--从1978年的31%锐减至1993年的12%；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80年代的财政分权。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大大强化了政府的征税能力，而政府收入数额大致增加到GDP的25%。然而，这一高增长率开始受到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关注，要求降低税率的呼声不断，一个成功的案例是公司所得税从33%减少到25%，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也数次上调，另外，增值税也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允许使用自有资金的资本投资的抵扣。在国际方面，尽管中国始终遵循着自己的开放步伐，然而它采行的道路决定性地促成了贸易及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经济特区开启了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在1980年代中期，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成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而2001年加入WTO则使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自此以后，中国的贸易依赖度--即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率--一直维持在高于60%的水平上，在世界大型经济体中仅次于德国。在国内事务方面，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是私有化和取消管制。自1990年代中期开启私有化15年以来，中国多数的国有企业已经转移到私人手中或转变为上市公司，只有少数实力强大的国有企业仍然控制在政府手中。在私有化之前，物价控制就已经取消。到1990年代末，政府改革为企业进入市场扫清了许多障碍。尽管在很多领域（特别是在知识产权方面）对产权的保护还很薄弱，但中国在过去30年中还是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步。几次宪法修正案以及《物权法》的颁行已经确立了较为合理的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尽管它还不够完备。虽然情况远远未达到理想的境地，但是未来的方向已经牢牢确立，那就是，建立起更完善也更强大的产权保护。值得注意的是，如同威廉姆森所正确地强调的，"华盛顿共识"并不等同于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教义"，后者还鼓吹资本项目自由化、浮动汇率以及--最重要的--保证市场完全不受限制的运作，而这些是中国明确拒绝的。另一方面，中国也采纳了其他一些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视为经济增长之基础、从而频频开列的药方，其中，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以及强调基础教育是最显著的方面。中国唯一没有紧密遵从的处方就是利率的自由化；而且，尽管采取了大量取消管制的措施，国家仍然牢牢掌控着被称为"战略命脉"的领域如石油、电信及银行。政府相信，控制利率是其掌握金融领域的根本策略。然而，这样做尽管在过去可能是合适的，但现在却问题重重，我们在后面还要探讨这一问题。当下，根据以上证据，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定，中国经济的成功可以说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胜利，而"华盛顿共识"正是其核心政策建议。&nbsp;中性政府&nbsp;当我们进一步认真思考中国经济的成功时，我们要提出一个更深入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采纳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仍然声称马克思主义是其意识形态基石的时候？我认为，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于，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disinterested government）。我在这里所使用disinterested一词，是取其修辞学上的三种语义之一，即一个人在欣赏一个物体时是"超然的"或"不偏袒的"。因此，当我说到"中性政府"的时候，是指一个政府在面对不同社会与政治团体发生利益纠纷时保持一种中立立场；换句话说，这样一个政府不会总是为社会中某个社会群体或政治群体代言，当然也不会为某个群体所俘获。但这并非意味着这样一个政府是大公无私的；恰恰相反，它不但具有自身利益，而且有时还可能掠取社会。但这里的关键在于，其掠取行为是"不问身份的"（identity-blind），也就是说，它并不关心其掠取对象的社会与政治地位。结果，相比于那些始终代表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或政治群体利益的有偏向的政府，它更易于采取加强经济增长的政策。为了便于理解这一推断，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有偏向的政府总是采取各种政策照顾其结盟群体的利益，由此就会导致生产率与政府资源分配之间的错配，即其他具有更高生产率的群体没有得到政府类似的关照。相比而言，一个中性政府是自主的，可以免受社会及政治集团的掣肘，由此更能依据部门或群体的生产率来调配资源。就这一意义来说，一个中性政府推动经济增长。它之所以愿意促成经济增长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更高的经济增长能为其成员带来切实的收益（回报）；第二，更高的经济增长会让民众感到满足，更愿意承认政府的合法性。上述分析的一个必然推论就是，一个中性政府所采行的政策往往是具有选择性的，而且很可能拉大社会收入的差距。然而，除非这些差距达到严重威胁其统治的程度，否则一个中性政府会对纠正这一问题无动于衷。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中就是中性的。其起点就是1970年代末期达成的"增长共识"。这一共识的起源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再延续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将不仅难以实现中国的强国梦，而且还可能危及其自身合法性。由于多次政治运动的破坏性后果，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红利已经消耗殆尽，合法性发生危机，政府需要消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增长共识因此形成。回溯起来，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政府有意采取了选择性的政策以促进改革和经济增长。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就是一个例证。在1970年代末，美国急切地需要将中国拉入自己的阵营以充当对抗苏联的缓冲器。中国迅速抓住了这一机遇。尽管在提出"开放"政策之初遭遇了一些来自内部的抵触，然而经济特区还是享受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引得国内其他地区羡妒不已。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要求中国采取一种不平衡的发展道路，这在激励东部沿海地区高速增长的同时相对忽视了内地；今天，中国近90%的出口来自于9个东部沿海省市。2001年中国加入WTO也是一项选择性的举措。入世之前，人们曾广泛认为中国如果加入WTO，农业、汽车制造业、银行业、电信以及零售业等领域必将经历痛苦的结构性调整。但是，在争论声中，中央政府却加速了与WTO成员国、特别是与美国的谈判步伐。尽管加入WTO产生了一些不利后果，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出口自此大幅度增加。在2001年至2007年期间，中国出口额以年均28.9%的速率递增，与此相比，之前10年的年均出口增幅只有14.5%。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另一个例证。在19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转型过程中，党不得不面对社会的急剧分化所带来的挑战。从1995年到2004年是私有化的高峰期，有将近5000万的国企职工下岗失业。这将党推至一个两难境地：支持私有化就要冒着失去工人阶级的风险，而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那是它的主要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如若放弃私有化，则市场经济转型的目标就可能落空。通过低调地继续推进私有化，同时尽其所能让下岗职工再就业，党巧妙地度过了这一难关。到2000年代中期，当国企私有化接近尾声时，多数下岗职工已经找到了新工作或被纳入了政府的福利计划。政府选择性政策中最受争议的可能要数城乡差距。中国的城镇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均收入的3.5倍，是世界上最大的。造成这种巨幅差距的原因很多，有一些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制度性障碍有关。然而，从效率的观点上看，这种巨大的差距却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可以接受的，因为城市比乡村有高得多的生产率。政府也一直试图纠正政府政策与不同群体生产率之间的不匹配。1985年～1994年间设立的双轨价格体制就是一个例证。在这一体制下，国有企业在完成其生产定额后有机会在市场中出售产品并购买原材料。这一体制大大有助于国企依据经济激励原则进行决策，然而市场价格与定价之间的巨大差距也为寻租行为创造了广阔空间。通过向其他企业和个人倒卖配额，控制着关键原材料配额的国企管理者及政府官员可以轻松致富。然而，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一个不经意的好处在于，它创造了只有从市场中才能获益的种种新要素。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就是这样的新要素。它们无法得到计划资源如银行信贷和关键原材料，而要依赖市场生存。至1990年代初期，尽管还要冒些风险，它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参与者，比如，乡镇企业在中国工业增长额及出口额中的比重都占到了40%。这些新情况使得政府放弃了价格双轨制，乡镇企业由此获得了与国企同等的待遇。即便双轨体制的受益人是体制内的成员，双轨制还是被取消了。政府对农村移民的政策则是另一个例证。直到最近，仍然存在各种妨碍着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壁垒，其中包括户口制度。在1990年代，农村移民往往被视为二等公民，他们被剥夺一些基本的权利如自由流动、工作场所安全、医疗保险甚至应得的工资。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到1990年代末，他们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需要大量的工人。由于政府压制农村移民的各种权利，同时他们的所得相对低于其为国民经济所作的贡献，结果是，城市居民获得了额外的好处。这一不平等待遇激起了广泛的草根维权运动以及知识分子的呼吁。政府察觉到了社会的不满，本届政府在执政伊始就开始迅速取消对农村移民的歧视政策。&nbsp;为什么中国政府在改革时代是"中性的"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合法性问题。尽管中共是中国不可取代的政治力量，但民意的作用也不可罔顾。1976年的四五运动以来的历次民众运动和抗议表明，民众对社会不公和党的重大错误会作出反应。另外，1980年代的财政分权大大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权威，使其在推行地区性政策时更为小心谨慎。同时，经济崛起让中国成为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中国必须留意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合法性。党不强调基于程序的合法性，而是追求基于绩效的合法性，即通过不断改善民众福利而获取的合法性。然而，许多其他威权政体也尝试从经济增长中获取合法性，可是它们往往无法持久地掌权。中国之所以不同，还要归功于中国不存在极端的社会不平等，一个较为平等的社会结构是造就中国共产党 "中性"性质的社会基础。在那些存在极端社会不平等的社会中--比如一些威权政体国家，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政府与精英群体结盟。对于政府而言，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因为精英群体能够为其提供充足的资源，使之能够置民众的利益于不顾，而且足以镇压民众的任何挑战。然而，长期的歧视性政策最终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以及政权合法性的销蚀。相反，在一个平等社会中，政府如果要站到某些特定群体一边就会非常危险，因为其他群体可以联合起来阻遏政府--甚至可能把它拉下马来。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平等是指社会平等，即不存在排他性的、由社会习俗默认的社会分层。社会不平等的典型例子是印度的种姓制度。社会不平等是最深刻的不平等，远甚于政治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后两者要浅显得多，可以通过短期的措施得到矫正。比如，中国的城乡隔离是一种政治不平等，自2003年之后，短短几年间政府政策的改变就极大地弱化了这种不平等。20世纪的一系列革命使得中国社会变成一个大体平等的社会。辛亥革命终结了满清的统治，并建立了共和国，而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让中国社会进一步平等化。通过一场全面的土地改革，地主阶级被彻底消灭，土地分配均等化；另外，官僚资本被国有化。在1950年代早期，大陆和台湾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截然对立，但就社会结构和政府经济政策而言，两者却惊人地相似。与大陆上的共产党人一样，退到台湾的国民党人也进行了彻底（但平和）的土地改革；两岸政府都建立了国有企业，并且从农业中攫取剩余以期加速工业化进程。然而，当1956年大陆开始农村集体化和城市工商业改造的时候， 两岸开始走上不同的道路。从1956年至1978年，大陆走了长长一段弯路，而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国家从这一歧路上拉回到1950年代早期所确立的轨道上来。过去一百多年的中国不是一个典型的后发国家，其经历更像欧洲国家，特别是发生过血腥革命的法国、西班牙和俄国。革命所建立的平等的社会结构让中国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是"超常的"，因为中国本身就是"非常态的"。&nbsp;未来的障碍与出路&nbsp;可以预见，政府有选择的、效率优先的政策会导致收入不平等问题。中国的整体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7，而最富裕人群与最贫困人群之间的差距甚至还在加速拉开。更糟糕的是，某些层级政府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增长而不断侵犯民众的政治和经济权利，随心所欲的征地措施仅仅是一个例子。政府对民众权利的侵犯是群体事件的根源。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是谢淑丽（Susan Shirk）所称的"脆弱的巨人"（fragile giant）。但是迄今为止，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政府似乎还是能够将其选择性政策的不利后果控制在最小范围。首先，政府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无论哪个机构出面作调查，政府始终能获得70%甚至更高的支持率。这背后的原因在于，许多人在迅速跻身中产阶层，他们是现行体制的实际受益者；至少就目前情况而言，中产阶层还不是推动变革的动力，而是保持稳定的力量。第二，政府采取了各种专门的计划以迅速有效地平息民众不满的早期征兆。城市低保覆盖了3000多万低收入者，而下岗再就业中心则为下岗人员提供失业补助金并且进行再就业培训；还有一些计划（比如"西部大开发"）旨在降低地区间的不平等；而新农村建设则改善了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医疗保障以及教育状况。第三，作为对民众不满的反应，政府逐步开始更多地尊重民众所表达的利益诉求。调整对农村移民的政策仅是例证之一，其他一些例子还包括颁行《物权法》、加大征地补偿等等。最后，选择性政策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自我纠错效果。如果政府保持中性，就不会总是关照某些特定的群体，因而，就长远来看，至少在制度性障碍较弱的领域，利益分配能够做到大体的平衡。比如，单就城市内部和乡村内部而言，基尼系数都不算高，处于0.35～0.37之间，大体相当于韩国和日本的水平。然而，这些措施可能仅仅是治标而不治本的"镇痛剂"，不足以阻碍由制度性障碍和不完备市场所孕育的强势集团的产生。尽管私人企业界已经认识到结交政府是获取更多利润的捷径，然而，政府自身、官员的裙带关系网以及大型国企才是正在快速形成的强大且排他的利益群体。如果听任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中国就会失去它的"非常态性"，变成一个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两样的"正常国家"；由此，中性政府存在的政治基础也将失去。20世纪后20年的改革的一大成果是缩小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然而，过去几年，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大有回潮之势。据《中国改革》杂志2010年1、2期合刊发表的署名文章统计，至2009年6月，各级政府共建立了8 221个政府融资平台，占用贷款余额5.56万亿元，占2009年全部贷款的50%以上。2009年我国GDP的增速超过8%，而计算表明，政府经济刺激方案的贡献至少为3.25个百分点。相比发达国家，这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成就背后的故事，我们也许就不会那么乐观了。大量经济刺激投资由政府完成，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见效快；但它的坏处也不容忽视，时间越长，坏处将越明显。大量政府投资的直接后果压制民间投资，并可能产生大量银行坏账；在更深层次上，过度参与经济活动加剧了中国政府的生产型政府性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经济失衡成为各界讨论中国经济时的热门话题。失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存在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以及劳动者及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导致失衡的原因很多，其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多参与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例约为24%，而政府储蓄（主要是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为10%，即政府把42%的收入用于投资。相比之下，其他国家政府资本支出的比例很少有超过10%的。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无可厚非，甚至值得赞赏，但是，看着北京、上海的城市基础设施直逼世界一流城市、而其他城市也纷纷仿而效尤，人们不能不问一个问题：相对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否有些超前了？更何况，那种把好好的石砖铺就的人行道换成大理石人行道、修建永远亏本的磁悬浮列车、在市中心开辟巨型花园、在城市边缘建造人工湿地的事情还很多。如果把花在这些华而不实项目上的钱直接花到老百姓头上，国内消费不就可以提高一些吗？为了吸引投资，地方政府纷纷压低土地价格，给予投资者各种优惠，作为补偿，投资必须能够带来GDP和税收的高增长。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会青睐高资本密集度的投资，而排斥劳动力密集的投资。当前，结构调整被许多地方政府和学者片面地理解为产业升级，但现实情况是，相对于中国的发展阶段，我们的产业升级已经过度了。这里无意否定产业升级，但是，资本密集度提高的一个后果是牺牲就业增长，导致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的行为和商业公司相差无几，这不仅弱化了政府的公共职能，而且为利益集团乘虚而入打开了大门。既然经济和税收增长是第一位的，那么，资本就容易得到额外的照顾，政府和资本的结盟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大政府回潮和党在确立"三个代表"之后的转型有关。相比过去僵化的意识形态，"三个代表"是一个正确的转型；但是，"三个代表"颁布之后，"党政不分"进一步加剧却是值得警惕的。"党政不分"似乎达到了党对国家的控制，但是，过多地卷入政府的日常运作、特别是经济事务，却让党失去了自主性。另外，中国太大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模式是不适用的。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当前的治理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社会日益多样的利益诉求。集中全力促进GDP增长的努力还在导致对民众经济及政治权利的侵害，这不可避免地会激起民众的抗拒。此外，由于收入的增加，民众的需求也不再仅仅停留在经济收益上，仅凭经济增长这一剂"药方"就想吸收或平抑社会不满将愈益困难。所有这些都表明，无论是从社会整体出发，还是从党的自身建设出发，明确进行某种形式的政治转型是必要的。政治转型并不一定要求实现多党竞争性民主，但更多的民众参与是必由之路。公民社会的成长为这个转型铺就了一条道路，其中，互联网的发展功不可没，它不仅是民众分享信息的平台，而且也是向政府表达政治意愿的场所。同时，草根持续呼吁也是促使政府尊重民众权利的动力之一。如果党想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增强社会的稳定性，除了更充分地推进民主之外别无他途。强大的特权阶层的出现，会妨碍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在社会内部的公平分配，随之而来的，是以经济增长换取合法性的努力付之东流。为此，党需要将自己置身于社会利益争斗之外，全力保证中国的大政方略不出现偏差，而将利益的调和让给社会自己去做，特别是为普通民众公开挑战特权阶层提供一个具有制度性保障的平台。事实上，这样做也会减轻党控制官僚体系的繁重任务，因为民众的监督可以部分替代这项任务。尽管在民主社会中利益集团政治经常会产生不利影响，然而，业已被多数国家的实践证明的是，一个公开且具有包容性的政治过程是实现不同群体间利益平衡的最好方式。事实上，平衡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绝对是一个中性政府所必须做到的。只要恰当的制度能够发挥作用，抑制强势利益群体的力量，那么，一个民主的政府依然可以是中性的。（作者单位:&nbsp;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nbsp;&nbsp;&nbsp;

提到英国城市曼彻斯特，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可能首先想到“曼联”---曼彻斯特足球联队。但对我这个60后来说，曼彻斯特带来的第一联想却是：这个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恩格斯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地方。但最近，我觉得关于重庆和曼彻斯特的两个故事特别引人入胜。 第一个故事：来自曼彻斯特的英国人立德乐第一个驾驶轮船通过三峡抵达重庆，促成了重庆的正式开埠。1859年，19岁的立德乐来到香港，先在一家德国洋行当茶叶检验员。第二年，他只身到上海，参加清政府抵抗太平天国起义的上海保卫战。1861年，他又加入洋枪队，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天国。他装扮成商人，先后到江苏、浙江等省刺探太平军情报。太平天国失败后，清王朝授予立德乐三品官衔。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特别规定：“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旅居，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之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上驶后再行议办。”&nbsp;这意味着能否驾轮驶抵重庆，已成为英国进入西南的关键。1898年，立德乐夫妇卖掉首饰与在上海的房产，订造轮船“利川”号，从上海开到宜昌，并终于在同年3月9日清晨驶抵重庆。重庆的门户从此打开了。邓小平20年后也正是从重庆朝天门码头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的。2006年，重庆市人民政府为200位重庆历史名人在朝天门塑像纪念，其中12名外国人中，来自曼彻斯特的英国人立德乐排座首席。 第二个故事：2010年3月10日重庆机电集团与英国精密技术集团（Precision Technologies Group Ltd，以下简称PTG)签订收购协议，重庆机电集团在香港上市的控股子公司重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2000万英镑现金收购PTG下属的6间公司全部股本。本次收购后，重庆机电将拥有三个百年品牌（霍洛伊德、宾斯巴瑞、克劳福德-斯维夫特），获得螺杆机床、各种型线的螺杆加工、磨齿机、大型机床（包括大型卧式车床、轧辊磨床、深孔镗床、摩擦焊接机等）等4类主要产品的开发、设计及制造的国际先进技术，同时，可以获得国际领先的五轴联动技术。 重庆机电集团董事长谢华骏透露，在最终签订协议之前，他与英国公司的每一个高管都进行了单独谈话，目的是力求稳住一个高技术的企业，通过其在国际上领先的研发和制造能力，与国内的制造业形成互补，而不是单纯的看中几项专利，不排除今后使其在伦敦上市的可能。 有趣的是，重庆市国资委---重庆机电集团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主任崔坚到曼彻斯特参加签约仪式期间，特别启用了PTG公司多年不用的职工食堂，宴请了全体职工。英国职工颇感惊奇，因为他们从没有和老板在一起吃饭过。恩格斯如果再生，可能会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加写一个崭新的篇章。

我国的自杀率在过去20多年出现了一个明显下降的趋势。原因：农村自杀率的下降，尤其是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农村女性的大规模迁移规避了三种既往的自杀风险，即农村女性既往的从属地位、既往的家庭纠纷、既往的自杀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