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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阿拉斯加州长哈蒙德的重庆缘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已故美国阿拉斯加州长哈蒙德（Jay Hammond）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美军飞行员曾驻扎在重庆。但他生长在纽约州，实在有些吃不消重庆炎热的火炉天气，故在二战结束后他做出了一个崭新的人生选择：到美国最凉快的阿拉斯加州去。在以渔民为主的阿拉斯加，空军飞行员出身的哈蒙德脱颖而出，三次当选州长，直至2006年病逝。他始终没有忘怀重庆，当1979年中美建交后，他是第一个来中国访问的美国州长，受到邓小平的亲自接见。这是哈蒙德个人人生经历的重庆缘，但我认为更意味深长的是哈蒙德在阿拉斯加州推行的政策的两个亮点和重庆当前的民生政策有不谋而合之处。 阿拉斯加州的经济政策的第一个亮点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应有社会分红”。1968年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普拉德霍湾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而阿拉斯加州宪法规定自然资源是公有的。1969年9月州政府从普拉德霍湾油田的开采权租赁中得到9亿美元的收入。这9亿美元相当于阿拉斯加从1959年建州后至1969年前各年州政府收入之总和。这笔巨大的公共财富使得阿拉斯加州政府可以进行很多社会经济项目。然而许多阿拉斯加人开始担心这笔石油矿产资源收入会很快被花完，今后的阿拉斯加人将不再能够得益于这笔公共财富。因此阿拉斯加州长哈蒙德1976年提出应当用这笔钱建立一个永久基金(Permanent Fund)，以造福于世世代代的阿拉斯加人。1980年阿拉斯加州议会通过了哈蒙德方案，即永久基金分红计划。具体地说，阿拉斯加州永久基金分红方案将每年及前四年平均下来的永久基金投资净收入的50％发放给每一个在阿拉斯加州居住满六个月的居民。1982年秋冬两季阿拉斯加州40多万居民每人收到了第一张价值1000美元的支票的社会分红。从1982年起至今，阿拉斯加州已经连续28年给每个公民发放社会分红，在道琼斯指数最高的2000年，每个阿拉斯加州公民收到了$1963.86的分红，永久基金市值284亿美元。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侵蚀永久基金本金的购买力，州议会随后又通过了法案将剩余50％的永久基金投资净收入优先用于补充基金本金以抗衡通货膨胀。在补充基金本金后，再剩余的净收入则存入基金的收入储备帐户以供议会立法批准其它用途。不谋而合，“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应有社会分红”的原则在重庆的民生政策中也得到体现。重庆市委的“民生十条”的第七条说：“发展6万户微型企业，新增30万就业岗位。重点支持大中专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农转非”人员、三峡库区移民、残疾人、城乡退役士兵、文化创意人员、信息技术人员等群体自主创业。市财政每年出资3亿元，按企业注册资本的30%-50%给予补助”。这就是说，重庆政府对微型企业进行免费不需归还的资本金补助，而在市财政每年出资3亿元中有1亿元是由重庆市国资委从国有资产的市场经营收益中提供，这是一种“间接社会分红”。因为重庆人口基数远远大于阿拉斯加州，像阿拉斯加州那样每个居民都直接得到社会分红对3200万重庆居民单个人意义不大，但用国资收益给微型企业资本金补助和“社会分红”的原理是一致的。 阿拉斯加州的经济政策的第二个亮点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使得政府有底气取消对企业和个人的州所得税，藏富于民”。这和重庆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使得政府有底气降低企业所得税又是不谋而合的。2000年开始，中央给西部12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是允许对工业企业只征15%的所得税，但目前只有重庆还在使用15%的税率，其他省市由于地方财政压力主动放弃了优惠，仍然在2008年1月1日前征收33%的企业所得税。因此，重庆的民营企业只须交较少的所得税，这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支持“藏富于民”的表现。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重庆2009年又出台一项“藏富于民”的重大措施：居民第一次买房贷款可以从地方个人所得税中抵扣。重庆的国资市场收益，成为了政府“第三财政”：重庆大学城和大剧院的投资，主要不是来自一般意义上的财政收入，而是国资的市场经营收益，否则大学城和大剧院的投资还是要来自企业和个人的税收。黄奇帆市长精辟指出： “我们重庆国资和财政的结合体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国资变成了财政的第三口袋，这个第三口袋使得重庆并不宽裕的财政可以腾出一部分钱来更多的用在民生。我们重庆是财政的51％用在民生。为什么重庆能够把那么多的钱用在民生?整个中国31个省份，只有一个省符合教育法，财政性的教育支出占GDP的4％，我们这几年年年在4％以上，只有重庆做到了，为什么这个穷地方教育能够支出4％呢?我们把国资赚的钱补了一块，如果国资不补，我肯定民生里就要少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重庆国资为重庆的财政更多的支撑民生发挥了战略的意义”。可以说，哈蒙德在阿拉斯加州推行的政策和重庆的民生政策的不谋而合之处使他的人生重庆缘升华，加深我们对重庆十大民生工程的重大意义的理解，也丰富了我们进一步做好改善民生的政策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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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通识教育的“ 共同核心课”和“助教制度”。

中日之间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讨论的对话至为重要，可是仅仅局限于中日之间的讨论也是不够的。此外，如是讨论还多数停留在政府的层面，还应该在地域、地区的层面上展开。

《环球时报》记者王文在伊朗访问期间做的笔记

重庆公租房的四大创新特色崔之元 重庆市民从2月12日起可以申请公租房，3月2日将开始首次摇号配租。这标志着重庆在全国率先推行的公租房和商品房的住房“双轨制”创新，已经从设想变成了现实。为了理解这一创新的意义，我们首先需要说明公租房和已有的两种保障性住房 -- 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 -- 的区别。廉租房是指政府以租金补贴或实物配租的方式，向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廉租房的分配形式以租金补贴为主，实物配租和租金减免为辅。经济适用住房是指已经列入国家计划，由城市政府组织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集资建房单位建造，以微利价向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住房。它是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商品住宅。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占全国住房的比重仅为5%，而重庆的公租房目标是要使30%至40%的居民住在其中, 这才称得上是“住房双轨制”，它不是只为少数特困民众，而是针对相当广大的“夹心层” -- 既得不到原来的保障性住房的覆盖，短期内也买不起商品房的人群，包括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等。黄奇帆市长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从今年起每年开建1000万平方米公共租赁住房，未来三至五年内全市建设总量将达4000万平方米，主要分布在主城区和6个区域性中心城市、2个卫星城等人口聚集度高、住房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按人均20平方米计算，4000万平方米可以解决200万人的住房问题，这就打破了过去保障性住房建设“零敲碎打”、不能从根本上“解渴”的困局”。 第二，重庆以公租房建设实现对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整合，不再单独新建廉租房。廉租房居民与公租房居民同住同一小区、同一品质的房屋，只是廉租房租金控制在公租房租金的10%。另一方面，公租房5年后可有条件地转化为经济适用房。这次公布的公租房管理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廉租房租金与公租房租金的差额由廉租房家庭户籍所在地政府承担。 第三，重庆公租房楼盘容积率约3.8，与周围商品房楼盘相当，公租房与商业楼盘布局在一起，共享配套和服务，从而有利于弥合社会分层的裂痕，避免西方一些国家的“贫民窟”。重庆的公租房项目布局在内外环线之间的21个大型聚居区中，与商品房楼盘按照1∶3配置，共同形成20万人口左右的城市生活大社区。 第四，重庆公租房建设坚持政府主导、产权公有的方向。依托市级土地储备机构先期储备土地的优势，公租房用地全部采用划拨方式供应，土地成本不计价，作为政府注入公租房系统的国有资产。其中主城的储备地拿出3万亩作为划拨地投入，至少相当于投入150亿元。同时每年商品房土地出让收益的5%用于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3年共计约30亿—40亿元。重庆公租房建设保证了200亿元的先期投入。2010年11月16日，财政部，发改委和建设部三部委联合发文，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重庆率先实验的公租房融资模式。但其他城市可否建成可称为“双轨制“的大规模公租房，还有待观察，因为重庆之所以领公租房建设之先，不是偶然的，而是和重庆在土地储备，国有资产运作上所形成的“重庆模式”密切相关。本专栏已经并将继续开展对“重庆模式”的探讨。

英国的劳动问题，往往被以移民问题给掩盖过去。目前英极右势力利用经济萧条的局势，找代罪羔羊。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多已逐渐发展出强烈的阶级意识。部分原因是他们成为华人社区里面的劳动底层，而那些比他们先来到英国的港人成为他们的雇主，因此，中国新移民没有形成鲜明的『华人』社会意识，而是鲜明的工人意识。

2007年，我们编辑过一套"《读书》十年文选"，其中一本标题是《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一本是《亚洲的病理》。在中国周边所处的地域以及在全世界范围内，如何重构世界图景与历史图景？在我看来，这就是"文化自觉"的意识。

美国《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于2009年10月1日中国60周年国庆之际，刊登了张维为教授的文章：“中国成功背后的八个理念”，并加了题注：“西方应该研究中国戏剧般崛起背后的理念”（The West would do well to study the ideas behind China’s dramatic rise）。以下是该文的中文译文和英文原文：

今年是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60年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包括前30年和后30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后30年是在前30年的基础上进行的，取得成就更大一些，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前30年和后30年也都走过曲折的道路，都有各自的失误。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总结，为作今后继续前进时，需要思考的宝贵财富。

2008年国庆到京山县沙岭湾村作为期半个月的调查，最难过的是发现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之严重，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我们调查的沙岭湾三组，总共只有30多户，最近20年却有10多例老年人的自杀。调查期间，全村有三例老年人死亡，全为自杀。

从陈元获奖感言专谈重庆看渝富模式崔之元本周四，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当选中央电视台2010年年度经济人物。他获奖的原因是带领国开行创建“开发性金融”。所谓“开发性金融”，是相对于原来不计成本的“政策性金融”而言的，它既要支持国家的重大政策，又要获得适度的市场盈利。而重庆，则是国开行“开发性金融”的最早试验场。因此，陈元的获奖感言专谈重庆，也就可以理解了。陈元说：“十年以前我到重庆谈工作，会见了重庆市的一个领导，重庆当时是刚建的直辖市，周围都是农村，城乡二元结构非常明显。但是呢，重庆市要建成一个中央的直辖市，成为西南地区经济的领先的城市。所以我就对他讲，如果你能够把重庆市从一个城乡差别非常大的农村地区为主的工业城市，把它转换成一个现代化的新兴城市，我就对全国的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城市化有了信心，因为重庆将是个带领和象征，它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启发。之后我们签了150亿贷款，很快，这是第一步起步，我们后续大的贷款陆续地投进去，重新迅速开始了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呢，重庆已经在祖国的西部成为经济最发达，基础设施建设得最好的城市之一了”。陈元这里说的“重庆市的一个领导”，就是时任副市长的黄奇帆。而国开行和重庆合作的最精彩案例，就是渝富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末，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重庆国有企业亏损严重。黄奇帆2001年由上海调来重庆，当时重庆1000多家国有企业欠工商银行157亿贷款。黄奇帆牵头组织重庆市国有渝富公司与工商银行协商，渝富公司以账面价值的20%一次性买下坏账。经过五六年的重组改造，重庆国资增值六倍，现在工商银行可能想同意渝富以20%买断坏账有点低，当时若要40%的账面价格更好。但不论工行还是渝富公司，都是中央或地方的国有企业，因此初始定价问题的敏感度没有那么强烈，当年的谈判并不困难。因此，重庆市国有企业能够迅速剥离坏账，能够重振旗鼓，实现市场竞争中的增值。 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后，国有化（哪怕被认为是暂时的）成为美国救市的主要措施。为什么？担任18年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的解释最有意思。他认为，美国复苏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很多银行的有毒资产不能从资产负债表中迅速剥离。原因在于，私人股东认为“有毒资产”的目前市场价格太低，不愿卖出，要求政府以模型价格购买，而政府认为正是由于模型价格出了问题才导致金融危机，所以不愿意用太高于市场价格来购买银行坏账。格林斯潘说，如果银行本身国有化或部分国有化了，“有毒资产”定价难题就可以被绕开了：这就像钱从一个人的左口袋转到右口袋，初始定价并不象私有那么重要。格林斯潘的解释有助于我们理解重庆渝富公司与工商银行得以迅速达成坏账定价的原因。但渝富公司成立时仅有10.2亿元注册资本金，是连20%的工行157亿元坏账价格也付不出的。正是国家开发银行向渝富公司提供了17亿元“开发性金融”贷款并担任渝富公司财务顾问，才使重庆国企通过渝富公司剥离歉工行坏账成为可能。正如陈元曾在另一个场合所说：“重庆‘渝富模式’是开发性金融与地方政府合作，成功化解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进行国有企业改造的典型案例”.

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福利国家制度"既挽救了资本主义，也挽救了民主，这种双重功效反过来将这项制度固化为一种国家治理结构，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开支的制度化，养老、疾病、工伤、失业、最低生活保障这些福利项目放大了人们对政府的依赖，也为政治家们带来必需的政治支持，因此，在西方历史上，即使欧美最保守主义的政府也很难缩减社会保障开支，更别提"拆散福利国家"这种雄心壮志了。 在所有开支项目中，养老金的比例最大，平均占到三分之二以上，这一块开支又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增加。尽管如此，由于"福利国家制度"的双重功效，养老金还是被普遍视为政治上不可触碰的禁区，没有谁敢得罪手握大把选票的老人群体。 一百多年前，即将完成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列强们还在充分享受人口红利的发展优势，当时的老龄人口比例平均为8.7%，美国只有6.4%，英国略高：7.4%，法国最高12.7%，意大利9.6%，北欧国家中瑞典也非常高：12%。但总体而言，此时的西方世界还是一个年轻的世界。 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在损失了数千万成年生命之后，西方世界的老龄化速度看上去比较缓慢，1930年才只是10.5%，1960年才到了14.4%。1960年，大国中只有法国17.1%接近老龄社会，英国是15.9%，美国13.2%，还算年轻。 1990年，西方世界已经基本进入老龄社会时代，老龄人口比例平均为18.6%，北欧的老龄程度最高，在今天的欧债危机中扮演拯救者角色的德国20.3%、法国18.9，主权债务危机国家意大利20.6%、英国20.8%，我们的近邻日本17.3%，美国16.6%，这个顺序也基本对应各国的"福利国家程度"。 十年前，发达世界在统计意义上普遍进入老龄社会，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五分之一，预计2050年达到三分之一。发展中世界的老龄人口比例均值只有8%，2050年达到发达世界2000年的水平。 老龄化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的速度和规模都将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1982年第一届世界老龄人口大会的这个判断，在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体现更明显，又因为经济社会水平更低而更严重，很多没有财政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将没有太多时间建构1980年代在西方发达世界开始的国家协调机制。 2002年第二届世界老龄人口大会再次突出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老龄化现象：1998年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60岁以上）已经历史性地超过年轻人口（15岁以下），世界范围内则是2050年实现这个超越。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人口从高生殖率和高死亡率转向低生殖率和低死亡率。在没有发生国家解体、治理失灵、社会失序悲剧的地方，中层及以上人群越来越不想生孩子，而公共卫生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水平、医保体系的提升则降低了死亡率。 劳动人口与退休人口的供养比也反映了这一趋势。1950-2000年间，世界平均的供养比从12：1升到了9：1，2050年将升至4：1。而西方发达世界1980年即达到5：1，2000年为4.5：1，2040年为3：1。也就是说，上班的人负担越来越重了。 前文提到的国家协调机制，主要指的就是"福利国家制度"，具体而言就是养老保险。养老金在西方的引入，已有百余年历史，经历了一个从自愿到强制的过程。按照时间先后，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英国、爱尔兰相继引入自愿养老保险制度，这个时期我国清政府已在列强的入侵下风雨飘摇。强制养老保险最早出现在1889年的德国，领先其他西方国家二十多年，推行这一制度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于次年辞职下台，但这一制度却得到延续，1910 年就覆盖了53％的就业者。一战前的法国、荷兰、瑞典三国，二战前的比利时、英国、奥地利、挪威、意大利五国，二战后的瑞士、爱尔兰两国，相继推行强制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逐步扩大。1910年的均值只有20％，1935年达到56％，德国为均值超过50％做了突出贡献，到了1975 年，已达到93％。北欧四国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和比利时则达到了100％。 养老金占退休前工资的比例反映的是养老保障的水平，这在西方发达世界也是逐步提高的。1939年，这个比例平均只有15%，也就是说，如果你退休前每个月工资是100元，你的退休金每个月就是15元；1969年上涨到了平均51元；1980年上涨到了平均62元，英国、德国、加拿大低于这一水平，分别为47元、49元、49元。意大利、法国高于这个水平，分别为68、75元，瑞典最高83元。 自1913年至今，政府的养老金公共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比重也在逐渐攀升。一战后的1920年为1.2%，大萧条期间的1937年为1.9%，二战后的1960年为4.5%，保守主义占据支配地位的1980年还在继续上涨为8.4%，1990年为8.9%，1993年为9.6%。1993这一年，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高于平均水平分别为12.3%、12.4%、14.5%，英国、美国等国家低于平均水平，分别为7.3%、7.5%。这些国家的养老金开支压力越来越大。 2011年，世界发达国家的最大俱乐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研究表明，1990-2007这十八年当中，30个发达国家的养老金开支总量增加了15%，但是，这些国家的GDP却只增加了6.1-7%。养老金开支成为政府开支中最大的一笔，在政府总开支中的比重平均值为17%。意大利把GDP的七分之一花在这项开支上，奥地利、法国和希腊约为12%，德国、波兰、葡萄牙约为11%，上述国家的政府开支中约有25-30%花在养老金上。这七个国家也是OECD中最老的国家，即，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而2011年的最新财政风险指数，则将欧洲大国及几个小国尽数列入财政风险高危国家，按照危险程度从高到底排序，包括意大利、比利时、法国、瑞典、德国、匈牙利、丹麦、澳大利亚、英国、芬兰、希腊，以及非欧非亚的日本。也就是说，"笨猪四国"的规模还会继续扩大，不只爱尔兰加入，英国加入，还有更多的欧洲国家也正在主权债务失控的大门外排队等候。 因此，不厌其烦地回顾西方世界在处理老龄化问题上走过的道路，正是为了更好地找到下述问题的答案：欧洲的今天，是否就是中国的明天？我们还要继续走欧洲走过的老路吗？我们有没有可能避免走向这充满未知恐惧的失控世界？我们有没有可能在社会结构稳定固化之前，及时调整我们的政策重心和方向，建构一张可持续的老年"安全之网"？ 这些问题也正是老龄事业十二五规划的意义所在。发挥家庭的经济、社会功能，而不仅仅是政治功能，让老年人可以随子女迁移户口，实现居家养老，从而接续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养育-反哺家庭关系和慈爱-敬孝的伦理秩序，将更有可能发挥老年人的稳定与秩序功能，以更少的行政成本实现社会的自然和谐。 毫无疑问，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户口政策的调整，还需要鼓励居家养老、三代共居的住房政策，保障有效、充分的就业及合理、适当的家庭工资政策，以家庭而非个人为单位的所得税认证制度及相应的增退税制度，以及其他配套政策机制安排，这些也都更离不开社会治理的整体规划乃至顶层设计。 未来五年，大有可为。

联合国《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下载地址：http://www.un.org/zh/development/hdr/2009/　　　　前　言　　概　述　　第一章 人员流动如何促进人类发展　　第二章 谁迁移到何处、何时、为何　　第三章 流动人员的境况　　第四章 对原住地和目的地的影响　　第五章 增进人类发展成果政策措施　　注　释　　读者指南　　《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概要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极不公平的。对于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搬离他们曾经生活的城镇、乡村可能是改善生活机会的最好(有时是唯一)的选择。人员流动对于提高收入、教育水平、个体和家庭的参与性，以及为孩子的将来提供美好的前景等方面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它的价值远不只这些，有权决定在哪里生活是人类自由的一个关键因素。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关于人口迁移的典型概况。水果采收工、护士、政治避难者、建筑工人、专家学者、计算机程序设计人员等近10亿人在国内以及海外流动。当人们开始迁移时，不管是在国内流动还是穿越边境线，他们也就开始了充满希望和不确定性的旅行。许多人迁移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更好的机会，希望把自己的才能与目的地的资源很好地结合起来，以使自己和常常伴随他们的家庭受益。如果他们迁移成功，那么迁出地和迁入地也同样受益。　　然而，由于流动人员的多样性以及各种法律法规，人员流动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复杂的问题之一。特别是正值全球经济衰退时期，这个问题显得尤为复杂。　　《跨越障碍：人员流动和发展》揭示出如何制定更好的人员流动政策，以促进人类发展。在分析流动对流动者本人、家庭以及迁出地、迁入地的大范围的影响之前，首先需要描绘人员流动的一些相关情况，即谁在迁移，到哪里，什么时候迁移，以及为什么要迁移。《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为政府部门提供了指导，即为了扩大人类的选择权和自由权，政府要减少对国内、国际间人员流动的限制。该报告主张采用切实可行的措施以改善流动人员的未来前景，这样反过来也会给迁入地和迁出地带来极大的好处。人员流动不仅对迁入地政府，而且也对迁出地政府以及其他部门，特别是私营部门、协会、非政府组织，甚至对迁移者本人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使人类发展与那些希望从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复杂的流动模式中寻求最佳方案的决策者的议程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题注]这篇文章是对西方的口头传统研究历史所做的最出色的述评之一。它以欧洲人在19世纪期间对民族之概括的寻觅活动为切入点，那也是语言学家和田野作业工作者通过对口头传承的搜集，寻求建立他们自己民族的“认同”的时期。从这里开始，朱姆沃尔特接着描述了“芬兰历史—地理学派”，他们试图通过对得自不同国家和不同语言的民间故事变体的追溯，找到它们的唯一的起源形式。她还讨论了其他一些专注于民间传承样式的学派，例如由Axel Olrik提出的“史诗法则”(epic laws)理论，以及由米尔曼·帕里、艾伯特·洛德和约翰·迈尔斯·弗里做了精细阐述的“口头程式理论”。这篇文章还涉及到其他一些理论，例如结构主义、心理分析、民族志诗学、表演理论等，对女权主义和对“本真性研究”(studies of authenticity)，也相应地作出了述评。在文章的接近结尾处那个图表，有特殊的重要性，并且十分实用，那里罗列了这些学派的大体范畴和这些派别所对应的特定方法论，以及他们各自对口头传统所做的设定，以及各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名字。总之，通过对相关学派的归类和对他们各自独特贡献的强调，这篇文章为西方的口头传统研究提供了极为简洁和精当的介绍。 ——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作者：罗斯玛丽·列维·朱姆沃尔特(Rosemary Levy Zumwalt) 译者：尹虎彬本文拟就口头传承的研究方法展开讨论，将该文冠以术语汇编(a glossary)是很恰当的。英文glossary的词根为gl?ssa，古希腊语指言语(tongue)或语言(1anguage)。《韦氏英语大词典》将glossary的词义界定为：“对书籍、作者、方言、科学或艺术给予解释的一整套语汇”，本文所努力要做的，就是从科学和艺术的角度，将研究口头传承的各种学说做一些术语上的梳理。我所关注的，主要是20世纪民俗学者，他们在研究口头传承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理论和方法。首先要讨论的是早期的理论假设，它们较重视文本自身——脱离了讲述者或演唱者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或民歌。早期的民俗学者很重视文本的起源和流布路线的重建(该文后面附有图表，其中包括20世纪“机械”的方法，还有芬兰历史—地理方法，年代—地域假设)。在讨论了早期这些由文本导引而探究其起源的方法之后，我将讨论文化学的方法，探讨其看待口头传承的三个视野：其一，口头传承是文化的反映或文化的创造(文化反映物)，其二，口头传承反映了文化的内容，也反映了人们的文化期待(文化与个人)，其三，强调口头传承如何满足了一定的文化需求（功能主义）。接着，本文要讨论文本的模式化：口头程式理论，它的目的是再现复杂的文本，发掘深层的叙事单元，这些叙事单元帮助讲述者记忆、再创作复杂的文本。形态学理论，它将重心移向特定样式的内部的模式化即民间故事、谜语、谚语的形态学上。本文还将讨论更为广阔的结构主义，以及它所关注的人类宇宙意识的方方面面，还要涉及隐藏的或深层结构——这种结构在口头传承中所体现的方式。从普泛的结构主义，我将转向象征的意义表述，这在象征的解释、结构主义的解释以及心理学的解释中都有研究。在近距离地考察这些理论之后，我还要讨论民族志诗学，它研究口头传承的艺术表演和表演理论，这一理论洞见了创造的过程，即民俗事项、表演者、听众。由表演理论我进入女权主义理论，该学说致力于研究口承文化的权利和性的问题。最后，我要讨论本真性(Authenticity)问题，它涉及到对口头传承所做的种种假设的检视以及内中的原因。18、19世纪“大理论”的方法在追述20世纪口头传承研究诸方法之前，让我们哪怕是简略地回眸一下18、19世纪的学者们，是他们开辟了口头传承起源问题研究的一个时代。关于起源问题有三个主要的学说：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化进化理论，太阳神话学说。它们的中心议题是口头传承起源于何时。浪漫主义是以这样的方式回答这一问题的：口头传承起源于我们，起源于我们的人民的心理意识，起源于我们祖辈的土地。赫德尔(Johann Gottfried Herder)是该运动的发起者[ii]，他将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与民间诗歌联系起来，他将诗歌称为“一个民族的档案馆” (Wilson28)[iii]。民间诗人是其“文化有机体的一员，他们是与民族精神最有机地交融在一起的”。德国的赫德尔认为，由于上层阶级已经放弃了他们的民族文化或事物，农民是民间诗歌、民族语言的保存者(Wilsort28—29)。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们，他们对追溯全世界的所有民族的口头传承的起源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对于自己的传统具有占有的欲望。1835年由隆洛特(Elias I?nnrot)编辑的《凯莱瓦拉》隶属于芬兰；1812—1815年由格林兄弟(Jacob Grimm，Wilhem Grimm)编辑出版的《儿童和家庭故事集》(Kinder-und Hausm?rchen)中的故事属于德意志；1845和1848年由阿斯比约思森(P．C．Asbjomsen)和穆(Jorgen More)出版的《挪威民间故事集》(Norske Huldre-eventyr og Folkesagen)属于挪威。按照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说法，我们的“草原、土地，养育了我们人民的血肉和精神，养育了我们的文学的民间精神(Volksgeist)”。在19世纪的文化进化论的学说中，对于起源问题的回答，涉及到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假设，即从原始到野蛮再到文明。野蛮时代，人们的生活由神话引导；在野蛮时代，人们由神话的痕迹移入民间故事；在文明时代，受过文明洗礼的人，已经失去了一切而仅留有口头传承的破碎的痕迹。他转向了农民和孩童，去研究过去时代的古雅离奇的残留物。因此，正当社会组织在进化的阶梯上螺旋式地向更高层次进化的同时，他们的口头传承则退化了；那就是说，当社会组织从简单到复杂时，口头传承则从繁复走向简单。[iv]对人类学家安德鲁·兰(Andrew lang)和爱德华B·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来说，文化进化学说，不仅解释了口头传承的起源，而且为划分风俗、信仰诸种族的习俗惯制，以及编写人类历史发展史提供了框架。兰在其两卷本的《神话、仪式和宗教》中提出了一种流行全世界的“原始知识”的基础和它在希腊神话和欧洲农民知识中的遗存这样一种思想。在《原始文化》中，泰勒从人类早期到欧洲农民的信仰和习俗惯制，从孩童的歌谣和游戏，去追寻口头传承遗留的踪迹。泰勒写到，“儿童民俗过去作为体育竞技和孩童的功课，再现了历史早期阶段，即人类童年似的部落阶段”(1—74)。这个广阔、宽泛的规律曾经是一剂万灵药，为口头传承以及人类学提供了一种基本原则。与文化进化论者直接对立的有太阳神话学者。他们认为农民讲述的民间故事，并非源于原始状态的遗存，而是辉煌发达的远古的回声。那时，人们用语言的形态进行交流，直到“语言疾病”破坏了人们的相互理解。自然是生命的核心。神话、诗歌时代的人们，用抒情诗的语言风格，去描绘太阳升沉的奇观，描绘太阳那穿过云层的光辉。麦克斯·缪勒(Max Muller)这位太阳 神话学说的核心人物，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将神话的起源追溯到阿利安人和它们的神秘的吠陀。缪勒认定，希腊的神祗宙斯就起源于吠陀天神特尤斯(Dyaus)，推而广之，希腊的万神殿就是吠陀万神殿的伪装形式。缪勒抬高了口头传承的起源，他解释了希腊神话的野蛮的成分。例如，希腊神话中的乱伦和同类相食的成分，乌刺诺斯(Uramus)娶了他的女儿盖亚(Gaea)，克罗诺斯(Cronus)吞食了他的姊妹—夫人盖亚(Gaea)生的孩子，对缪勒来说这些便是神圣的吠陀的一种伪装的翻版。这样的故事的确讲述了天与地的统一，乌刺诺斯便是天的形式，盖亚便是地，以及天空中运动的云朵，它是由克罗诺斯向前吞吐他的孩子来表示的。20世纪“机械的”方法论19世纪研究口头传承的学者，他们有一种冲绝一切的满腔抱负，但他们被20世纪初的那些更为理智的学者所战胜。“芬兰历史—地理方法”和“年代—地域假设”，其核心就是根据大量材料来证明故事的传播。民俗学者继承了前一种方法，人类学者继承了后一种方法：这两个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书面文本的有无。对于“芬兰历史—地理方法”的追随者来说，最早的记录文本，它的断代便标志着文本的书面研究的开始。人类学家如鲍亚士一直从事无文字社会的文化研究；因此，他们并不拥有那些民族的人们自己的书面文本。他们因此依靠地理传播的故事。这两个学派都认定，一个故事从中心点向四周的流布，就像水面上从抛掷卵石的地方，向四周不断扩大的波纹一样。一个故事，它在地理上的扩散越广阔，那么该故事便越古老；故事的原始形式可能就在它的传播中心。对这两种方法说，它们的立足点便建立在大量记载的形形色色的故事或文本上。阿尔奈(Antti Arne)这位芬兰人和汤普森(Stith Thompson)这位美国人，是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两个主要的推动者。为采集故事传承路线的具体材料，先是阿尔奈，后来是汤普森，他们认识到需要建立一个可供参考的工具。以便能够让学者们把引用的叙述作品标准化。这些作品是他们从许多不同的文学和文化资源中采集来的。阿尔奈和汤普森的《民间故事类型》和汤普森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就是这一思想的产物。在这种关注流布路线的方法中，作为口头传承的传播者和故事讲述者却无从提起。[v]假如说19世纪的学者们，会在叙事作品细节缺失之处进行润饰、修改的话，那么，20世纪初的那些学者们，会试图建立虚幻的故事的起源，为此，他们将缩小视野，只研究民间叙事的赤裸裸的骨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失去了讲述者以及讲述者传递故事的目的[vi]。文化的方法论文化的方法论填补了由芬兰历史—地理方法和年代—地域假设留下的社会沟壑。“文化反映物、文化与个人、功能主义”方法论，它所强调的是口头传承作为材料系统，其中熔铸了文化的意义，服务于社会成员的需要。鲍亚士(Franz Boas)在其西北印第安人的田野调查中，发现特林吉特印第安人、钦西安印第安人、夸扣特尔印第安人的口头传承，反映了他们的文化的细节，如亲属、狩猎、食物准备，还有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的细节。鲍亚士所研究的那些社会，在前20年内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加之他热衷于原初形态的文化(precontact culture)，他将口头传承作为这些文化的资料来源之一。鲍亚士在其著作《反映在神话中的夸扣特尔印第安人文化》中论及故事，认为它们“反映了生活的模式，人们的思想，或许还包含了叙事者感兴趣的一切。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的情况，会以故事这种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情况表现出他们的思想意识，并有可能摆脱欧洲人的观察者的偏见”(v)。与此同时，鲍亚士的这种方法与他的所谓的过去文化的历史重建相关联。当然，关注的焦点不一定放在过去。尽管目前的研究中很少使用这种方法，它对于口头传承的研究仍然是很重要的。文化反映论者持有一面文化的镜子，他们知道这面镜子里都有些什么内容。同时，文化与个人的方法论则强调了文化中所找不到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是表现在口头传承中的。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是这一学派的推动者之一，她是鲍亚士的学生，她依赖于这些由她的良师益友和其他人发展起来的思想。在《祖尼印第安人神话学》(1935)中，她综合研究了朴布罗印第安人的文化，这一传统文化表现在叙事文化中，但是，在朴布罗印第安人的现实生活中已不复存在。例如，故事里的人，他们进屋子时，要爬上梯子到房顶，再由洞开的屋顶缘梯而下。依本尼迪克特所见，这是一种早期时代的“文化滞后”。(i：xv)她讨论“文化滞后”时，使用的方法与鲍亚土的无甚区别，不外是沿袭了他的通过叙事文本进行历史重建的思想，但是，她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故事的书面阅读上。她论述了故事的形成是由心理需求来完成的，这些心理需求包括成就感，与不健全的社会组织建立起情感上的认同，允许被压抑情感、愿望的释放。对于本尼迪克特和其他人如杜波依斯(Cora Du Bois)和阿伯兰·卡迪纳(Abram Kardiner)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故事不再是文化的精神气质的反映，以及社会成员形成理想个性的手段方式。正如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论述的那样“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是一种几近一贯的思想与行为模式”(46)。而口头传承便是文化的一种手段，它反映了这种模式化的过程。功能主义方法强调的是口头传承如何对社会有益。马林诺夫斯基曾在新几内亚海岸特洛布里恩德群岛的民众中进行田野调查(1915—16，1917—18)。他利用这些材料突出强调了“神话如何具有稳定习俗的规范力量，认可行为模式、赋予某一制度以尊严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Argonauts328)。简言之，神话的作用是给予信仰以社会学上的特许状。特洛布里恩德群岛的土著人，他们利用神话故事的背诵，来为他们的仪式和信仰提供合法性依据。口头传承把他们与过去的时代连接起来——的确，叙事被称为libogwo，即“老故事” (198)——而且保证未来的生命的不朽。因此，根据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的方法论，口头传承对于人们来说，有它实在的工作要做：它从根本上加强了人们的世界观和现实感；在一个不安全的世界里给他们以安全感。巴斯科姆(William R．Baseom)扩大了马氏的方法论，对于民俗的功能做了细心的研究。在承认民俗的娱乐作用的同时，巴斯科姆认识到民俗的下列四种作用：口头传承通过创造一个奇异的世界提供了一个现实的避难所；正如马氏所论述过的，民俗证实了文化，强化了传统；民俗“在无文字社会里，具体地而不是包罗万象地教育了民众”；(“Four functions”293)民俗培育了社会的一致性，这主要凭借一些社会暗示、教喻，暗示性的东西支持大家都接受的行为模式，排斥越轨行为模式。文本的模式口头传承研究中的模式的方法，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文本自身。阿克塞尔·奥利克(Axel Olrik)描述了一些规则或法则的轮廓，他坚持认为，这些法则适用于所有的样式，他将这些所有的样式统称为“萨迦”(Sage，它包括神话、歌、英雄叙事、地方传说)。其中的所谓“史诗的法则”如下：开篇法则和结尾法则：“萨迦的开头是由平静移向高潮，在结尾的事件中，主人公常常要有一个大灾难，由此萨迦进入尾声，从高潮转入平静。”重复法则：“有一种强化的重复和简单的重复，但是，有一点很重要，没有重复，那么，萨迦便不可能最充分地完成它的形式”。(133)一个场面两个人物的法则：同一时间出现的人物只能有两个。(134)对照的法则：萨迦通常是两极化的，这种最基本的对立是史诗创作的一个主要的规则：长和幼，大和小，人和妖魔，好和坏。(135)奥利克指出，这些史诗法则限制了故事讲述者：我们将这些规律称为“法则”，因为它们限制了口头文学创作的自由，其创作方式与我们的书面文学有极大的不同，前者更为僵硬。(131)在口头程式理论中，米尔曼·帕里(Millman Parry)和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B．Lord)将文本的模式化看作一种主要的记忆手段。他们两人研究南斯拉夫史诗歌手长达数年之久。30年代两人共同进行调查，50至60年代由洛德单独进行调查。通过这些田野工作，他们得以像洛德所说的那样：“那些歌手，他们是在丰富的、非书面的歌的传承之中，从事创作活动的；他们是在不借助读和写的条件下，学习和演练其艺术的。我们要研究的是，上述情形是如何决定他们的歌的形式的。”(Singer of Tales39)帕里和洛德指出，传统的史诗歌手，包括曾经演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荷马，都是使用口头程式的词语，以便支持其回忆、表演长篇、细腻的叙事的。通过对史诗的表演和文本的研究，帕里和洛德认定，有一些诗行或半行诗是程式化的，因为“这些诗行遵循着基本的韵律模式和句法模式，而且，其中至少有一个词在诗行中占据相同的位置”。 (Lord，“Yugoslav”47)帕里将这个程式概念界定为：“在相同的格律条件下，为表达一个具体的核心意义而惯用的一组词”。(“Making”272)洛德还发展了主题的概念(重复出现的叙事模式，如宴会、集会)和故事形式的概念(隐含在整个史诗中的故事类型)，他因此而创建了一种适用于所有层次的史诗诗行的多样形式(Multi-form)理论。奥利克用史诗的法则来强调故事讲述者面对的种种约束，而洛德强调了传统与创造性活动之间艺术创作的张力：“上述情形其实并不是一种对立，即传统的保存者与创造性的艺术家之间的对立冲突；而是在不断的再创造中对传统的保存。其理想的境界便是对一个真实的故事的较好的、真实的重新讲述。”(Singer of Tales 29)[vii]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在其《口头创作理论》中指出，多种多样的理论及其应用，从帕里和洛德富有影响的工作中健康地发展起来。(111)关于希腊和南斯拉夫史诗这样一些原来的重点领域，不断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出现，与此同时，在原有的领域中又分蘖出“一百多种不同的语言领域，古英语、古法语、西班牙传统、中古德语、非洲语言、突厥语言、汉语、日本语、爱尔兰语、俄语、美国本土以及其他许多的语言”。(xiii)[viii]理论和应用的多样化的结果之一，便是形成了更为灵活柔软的程式概念和其他传统结构的概念。像不同传统的多样性之类的概念，它们不仅得到学者们重视，而且还使得他们能够更加好地理解口头传统诗人的艺术策略及其作用。[ix]神话—仪式理论认为，仪式为文本的模式化提供了模式。洛德·拉格兰(Lord Raglan)在其论文《传统的英雄》和著作《英雄：一项关于传统、神话、戏剧的研究》中指出，他在文学、神话学和宗教人物如奥底普斯、罗穆路斯、狄俄尼索斯、摩西、以利亚和亚瑟[x]等生活故事中，发现了22个事件，这些事件涉及人物生活中从幼年、结婚、称王为政，一直到他失宠为止 (“Hero”145)。例如，在传统上，英雄出身于皇家贵族，当然，关于他的孕育的确切细节常常是模糊和不同寻常的；这种暧昧一般会导致一次暗杀的企图，孩子从此暗杀中逃脱，出生时他的灵魂便脱逸，由养父母抚育。拉格兰认为这种叙事图示是基于“存在于某个仪式角色的职能中的仪式的插曲。”(150)对于拉格兰而言，英雄的模式，它起源于神话学上的叙述，反过来这种叙述又是建立在英雄生命的仪式的高度：“诞生、结婚、取得王冠，死亡。历史人物的一生的故事也被模塑以便适合于这个顺序。正如拉格兰写到的，一位英雄模式化的生涯是人们所熟知的，它来自于赞美或者是真实的信仰，即相信英雄的一生必须符合一种类型，在有关真实的历史的故事中，加进了一些神话式的情节片断。”(157)普洛普(Vladimir Propp)以及形态学理论，将文本模式化的学术热点，又一次引导到民间故事的内部结构中。在其《民间故事形态学》[xi]中，普洛普将组成民间故事的单元或功能界定为“角色的行为”，这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比如，禁止、违犯、侦察、欺骗、同谋、邪恶、缺乏；这些单元的焦点集中于“行为过程的意义”(21—65)。他认定，在民间故事中功能的数量限于31个，而且诸功能的顺序一般是相同的，当然，在个别的故事中有些可能会丢失。对于普洛普来说，故事的事件并非关键，角色的名称和特性可能改变，甚至角色的数量也可能变化很大。他写到“诸多角色的诸多功能，它们在故事中是作为稳定的、持续的成分起作用的，其各自独立表现在诸功能是如何并且是由谁来完成的。”结构主义、象征主义和解释学的理论在结构主义学说中，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认为，口头传承反映出人类意识的潜在的或深层的结构。与普罗普不同，列维—斯特劳斯不是专注于单一的样式，即某一社会的民间故事；而是将文化的所有方面，从亲属称谓到神话学的叙事，统统看作是人类意识的潜藏的、普泛因素。他将syntagmatic和paradigmatic[xii]作出了区别，前者为表层结构，是普洛普关心的，后者为深层结构，是他本人所关心的。利用数字计算机作为类比，列维—斯特劳斯阐述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可以用二元对立的术语来说明：昼／夜，黑暗/光明，男人／女人，左／右，上／下，以此类推。这些感觉知觉，按照一定的结构，被埋进深层的、认知的层次；文化的诸方面提供了系统的手段，用来调节或沟通对立双方。在论文《阿斯迪瓦尔的故事》中，列维—斯特劳斯按照四个层次或顺序，来分析次姆申印第安人的叙事：地理的，技术—经济的，社会学的和宇宙的，这些提供了编年史的描述。同样按照四个范畴，他还研究了schemes(先验图示)，他说这四个范畴是“同时存在的，相互之间重叠的”(17)。通过复杂的分析，列维—斯特劳斯接近了一种“世界统一”的先验图示，他向读者保证，这种先验图示能够产生“信息结构”(21)。象征的解释学理论，对于形态的形式主义学说，以及结构主义理论的赤裸裸的唯理智论，是排斥的。按照格尔茨(Clifford Geerts)的话说，该学说“从土著的视点”出发，强调其文化的意义系统的重要性。表现的文化包含口头传承、艺术、节日、仪式、音乐、游戏。在这种文化里，人们讲述的故事是关于他们自己，也是为了他们自己。对于口头传承的研究者的挑战，就是要在复杂的象征的地层中发现一些东西。格尔茨声明，该学说将不可能允许学者涉猎广阔的跨文化的时尚，而是要求附着于一种特殊的文化之内(深描)。意义的历境在某一个文化的场景中被现场化了。列维—斯特劳斯学说的世界性，被文化主位研究(emic)即土著的思想范畴所代替。[xiii]为避免两种理论的对立、冲突，费尔德(Steven Feld)将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的方法论结构起来(Sound 225)。他运用这两种方法对神话《一个成为穆尼鸟的男孩》进行综合分析：“总而言之，故事的结构主义分析，将一些片断编织为一种顺序，包括了挑衅、调解、隐喻。从结构上阐述就是，社会的观念(sentment)，由鸟(birds)来转换，用声音(Sound)以隐喻的形式表达出来。通过成为一只鸟这一调解，这些形式在神话学的意义上完成了。然后，通过由哭到歌，由歌到哭的转换，这些形式又在文化上被激活了。这两种转换都涉及到表演者成为一只鸟的规定。”(42—43)费尔德还吸收了语言交际民族志，它主要研究涉及语言的社会运用的一些文化规则。他的研究表明，人们并非一定要在结构主义及其普泛导向和解释学方法论及其文化上的具体观照之间作出选择；人们可以结合这两种方法对于神话、歌和情感进行深层的、敏锐的解析。精神分析法在精神分析学说中，口头传承是作为无意识的欲望的象征性的投射。或者，像弗洛伊德所说是“投向外部世界的心理学”(引自Dundes“Earth-Diver”273)这种投射可能是直接的，比如当渴望被转换成其他表现形式时，也许它可能是种颠倒的投射，它涉及到如邓迪斯所解释的“一种转换”(《民俗的精神分析学研究》29)。在这种更为复杂的投射中，一种个人的欲望或感情被归因于另一个人，这个人“是那些情感的对象”(《格林故事的精神分析学研究》60)因此，在《无手少女》(阿尔奈·汤普森241—241；故事类型706)里，正是那位女儿渴望等到她的父亲；但是，由于投射的颠倒，这被解释为父亲想娶他的女儿(60—62)。正如邓迪斯强调的，口头传承提供了“表达个人渴望的一种社会约束力的手段”。社会规范本身也常常要求伪装的幽默，因为人们“不便直说的时候可以开个玩笑”(“Ways”44)。在《爆笑：病态幽默系列和老套话研究》中，邓迪斯写了这种伪装：“非常关键之处在于，笑话的意义并不是明白清晰的。如果人们在讲笑话时，知道他们在进行何种内容的交流，那么关于笑话的作用就会失去，这种作用是禁止表达一些带有禁忌的观念和话题。哪里有渴望，哪里就有表达这种渴望的一些笑话。”(vii)。因此，笑话系列以及其他形式的口头传承使人们有可能表达一整套受压抑的情感和退化的戏语。(例子请见Dundes，Adrahams)。民族志诗学理论民族志诗学方法论主要关注点为，以忠实于艺术表演的方式来记录和翻译诗歌。(14)特德劳克(Dennis Tedlock)在其《发现中心》里谈到翻译祖尼印第安人民间故事时的挑战和困难，该故事被称之为telapnaawe，即“故事”，Chimiky’ana’Kowa，即“开端”(xvi)。特德劳克受过语言学训练，他说自己起先丢掉过翻译，他评论到：“我把这种工作大体上看作是对粗糙的田野调查所做的翻译的润色修改，但我不喜欢那种平辅直叙的散文形式，这种形式常用于描述记录这种叙事(xviii)。埃德蒙森(Munro Edmonson)曾将《劝言书：危地马拉基切玛雅的波波乌》全部译为对句，特德劳克受其影响，认定祖尼的民间叙事是诗，而不是散文。他阐述到：“书面散文不适合于再现口头叙事，其原因是散文弥漫于整个段落，一气呵成，而没有停顿：其中没有间歇。为解决此问题，我将祖尼民间叙事拆成诗行：那些较短的停顿，在这里用换行来表示，平均停顿的时间3／4秒，几乎从未超过半秒；较长的停顿用诗节的停顿来表示，停顿时间大约2／3秒。”(xix)对特德劳克来说，诗的语言本身并不能反映叙事的意义。一次翻译必须试图囊括活形态的表演。因此，他“将诗和戏剧的特色两项结合起来”(xix)。他还发明并设计了一些表示语言传递时的语言强弱，高低，应付处理音质以及传递速度的各种方法。他用斜体标志并不属于一般叙事的一些小插曲，如“有时候，表演者清嗓子，叹口气，忍不住笑出来，转过脸说一些题外话，或打手势” (xxiv—xxv)。他用这种方式，针对表演的成分，创造了一种富于感觉的诗的翻译，向口头传承的叙事中注入了生气。表演理论表演理论将视点转移到富于活力的创作过程，关注表演者和观念(参见本卷鲍曼和布雷德文)。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在《作为表演的语言艺术》中对此进行详细说明：“‘表演’这个术语曾经被用来描述一种双重的感觉、艺术行为、正在进行的民俗事项、和艺术事件、表演的情境，涉及到表演者、艺术形式、观众、现场。”(4)与前述的解释学方法论、语言交际民族志相联系起来看，表演理论对于资料有一种新的导向，这种资料具有一种万花筒一般的曲解作用。对文本自身的详尽研究——无论是形态学的，还是结构主义的，或是心理分析的——都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于口头传承的交流作用的详尽研究。对此，鲍曼阐述如下：“ 表演是一种语言使用模式，一种说话的方式。表演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概念，它的含义是这样的：我们不必再从富于艺术的文本开始，认定相对独立的形式上的基础，然后重新把它放到实际运用时的情境中，以便于在交流传通的意义上界定语言艺术。表演已经成为基本的构成要素，它支配着作为口头传承的语言艺术”。[xiv]鲍曼找到了关于表演的七把钥匙：特殊规则(如古体式的表达，故事讲述中的古体式的语言富有艺术性，实例请见托尔金(Toelken)《漂亮的语言》)，描述性语言，平行式结构，特殊的超语言学的特征(如传递形式，声调)，特殊的程式，诉诸传统，放弃表演(16-22)。在《故事讲述家、圣徒、恶棍：印度教师承传授中的民间叙事》中，纳拉扬(Kirin Narayan)把表演理论用活了。通过她的语言，她给我们活灵活现的展现了她的研究对象，印度教的苦行者斯瓦米基和他的故事。在意译中，纳拉扬抓住了一种感觉，那就是斯瓦米基自己对他的故事的评语：“颠三倒四的语言”，它的创作使用了坎纳达语，印地语、梵语、马拉地人语，还有一些英语词汇：“我把磁带转换成书面英语的译文时，我曾试图抓住我所感受到的斯瓦米基丰富多样的语言运用，但是，我只是将英语本身分离出来了。英语词汇都是用星号区别出来的──例如，“Photo*”，“Precession*”，“income tax*”，等等。斯瓦米基时常试着说英语，此时他总是很滑稽地说出一些错误的词。例如，他曾得过一次严重的关节炎，我听到他告诉人们，“我自己是很快乐啦，可是这身体受了罪了。怎么办呢，它是一把老骨头了。它有年头了”(20)。纳拉扬描述故事讲述的背景，她不仅告诉读者谁人在场，而且还把观众编织到斯瓦米基的故事里头。她在括号里加进了说明，指出斯瓦米基向着在场的人们进行的表演[‘你可能听过这个故事’，斯瓦米基抬眼瞥了一眼站在她的座椅前的野牛](22)。还有纳拉扬和别人对斯瓦米基故事的反应的描述[看着这只凝视其主子的怪模样的野牛，纳拉扬大笑。斯瓦米基也咧嘴笑笑，继续讲述](32)。纳拉扬还描述了斯瓦米基讲故事时向观众打的手势：“[斯瓦米基把脑袋转向一边，然后又直挺起颈项，拿出一介壮士准备赴汤蹈火的架势](50)；”[斯瓦米基在座椅上正襟危坐，装作庄重的抖动眼睑，屈曲双臂，肘部弯曲，先向上，后向下](34)。女权主义的理论对于口头传承来讲，女权主义理论带来了人们在不同领域的对诸多问题的探讨，如阶层、种族、族群性、权力以及性的社会存在(参见本卷)。在《缺席的性，无声的冲突》文章里，考迪什(Debora Kodish)认为“女权主义研究的一个目的”是解构“男性王国”，另一个目的是重建“关注妇女经验模式”(44)。谢辽莫维奇(Susan Slyomovics)提供了这种妇女经验的模式，在《仪式的冤情：女性语言?》她写了Zar，一种流行于中东、非洲的祓除妖魔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中妇女是被男性神占有的： 她叫着附在自己身上的魂灵，她说自己被囚禁，她的四周是高墙。在接下来的例子中，她只提到风，自由，清新的风，在埃及农民的小屋taga，风透过小小的缝隙吹到她里面的监狱： 他们囚禁了我拿走了钥匙 风从小小的缝隙吹来 谁来关心我 谁来关心我 这是我在呼喊，我喊，我在喊 这是我在呼喊，我喊，我在喊 到时候了，已经很长时间了，欢迎 我是一病人。(56)谢辽莫维奇总结说，祓除妖魔仪式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此仪式语言的语调的方式，以及通过仪式的表演，实际上形成了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参见Hollis，Pershing，和Yiung)本真性(Authenticity)关于本真性的研究叙述了一些有关口头传承，更具体些说是有关传统的概念的一些假定。这种本真性批评，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概念，牢固地融入口头传承研究的各种方法论之中，它是后现代，是反省理论的一部分。本迪克斯(Regina Bendix)探讨了浪漫主义，它形成真确的民众这样一个概念，在探讨此问题时他提到“一个针对田野的反省的编史工作”(104)。关注的焦点是从这样一个优越点出发，被投放到搜集者——学者一边，他们致力于口承文化的记录、研究和理论总结，因而界定、创造这种传统。传统本身成了一个有争议的术语。这取代了那种为某种材料做些脚注的做法，这种材料被想象为整体的在代际之间完整地传递的东西。请看汉德勒(Richard Handler)和林纳金(Jocelyn Linnekin)的阐述：“我们不能用拘囿的、 先天赋予的、核心的这样的词来界定传统。勿宁说，传统涉及到一种解释的过程，这种过程体现了持续性和非持续性。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当使用该词语的人不能将它从西方的共同观念的含义中剥离出来的话，那么传统这个词便失去效验了。在西方共同观念里有一种假设，认为有一种不变的核心观念和习俗，从遥远的过去传递给了我们。”(273)作为一种后现代理论，这种本真性批评，对于过去研究口头传承的一些核心方法论中长期坚持的一些范畴提出了挑战。这是一篇关于口头传承批评方法的历史概览。本文上溯波澜壮阔的浪漫主义运动，中经芬兰历史—地理学方法的涓涓细流，下及本真性批评的反思。在形形色色的理论之间，隐含着一个带根本性的纽结，它涉及哲学上的思考(谁是民众?语言的本质是什么?何谓传统?)它与权力和控制相联系(人类族群的文明与野蛮的分野是由何人来裁定的？)作为一种专业术语汇编，本文就口头传承研究这一领域，在它流派纷呈之中，博采各家之言。这也算是一种回应吧。该文后面的附表，可谓采四海之风、纳百家之言，我是否要用它来结束本文呢?也许这是唯一的能够作为本文结束语的尾注。因为，历史只能给予那些努力地、有时是恣意地去梳理过去的人们呈现其延续性。当然，在这些林林总总、形形色色、彼此迥异的方法论中，仍存在一种和谐的音调。人们一直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在“传统的”这个标签下，世代口传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什么是大家公认的形式。也许我越出了原著者弗里的最初意图，我觉得他关于话语权力的概念，能统辖许多(虽然不能说全部)上述的学术流派，弗里认为话语权力是一种“特别的意义模式，只有依靠授予权力的表演的事件，以及授予权力的传统的对象，这种话语权力才是可能的。(Singer，Xiv)感谢约翰·迈尔斯·弗里对本文提出的中肯的意见。(原文载于约翰·迈尔斯·弗里编：《口头传统教程》，纽约：现代语言协会，1998年，第75页—94页。Foley，John Miles ed．Teaching Oral Traditions，New York：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1998，Pp．75—94)参考书目：Aarne，Antti，and Sdith Thompson．The Types of the Folktale：A Classification and Bilbiography．Folklore Fellows Communications 184．Helsinki：Suomalainen Tiedeakatemia，Academia Scientiarum Fennica， 1973．Bloomington：Indiana UP，1987．Abrahams，Roger D．，and Alan Dundes．“Riddles．”Dorson，Folklore and Folklife 129—43．Alexander，Ronelle，“South Slavic Traditions．” Foley，Teaching 273—79．Bascom，William R．“Four Functions Of Folklore．”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67(1954)：333—49． Rpt，in Dundes，Study 279—98．Bauman，Richard．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Prospect Heights：Waveland，1977．Bamnan，Richard and Donald Braid．“The Ethnography of Performance in the Study of Oral Traditions．” Foley，Teaching 106—22．Bender，Mark．“Oral Performance and Orally Related Literature in China．”Foley，Teaching 250—57．Bendix．Regina．“Diverging Paths in the Scientific Search for Authenticity．”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29(1992)：103—32．Benedict，Ruth．Patterns of Culture．Boston：Houghton，1934．——．Zuni Mythology．Columbia Contributions to Anthropology．21．2 vols．New York：Columbia UP，1935．Boas，Franz．Kwakiutl Culture As Reflected in Mythology．Memoirs of the Amer．Folklore Soc．28．New York：Stechert，1935．Bradbury，Nancy Mason．“Traditional Referentiality：The Aesthetic Power Of Oral Traditional Structures．”Foley，Teaching 136—145．Burns，Thomas A．“Folkloristics：A Conception of Theory．”Oring，Folk Groups 1—20．Cosentino，Donald J．“African Oral Narrative Traditions．”Foley，Teaching 174—188．Dorson，Richard Mercer．“The Eclipse of Solar Mythology．”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68(1955)：393—416．Rpt in Dundes，Study 57—83．——，ed．Folklore and Folklife：An Introduction．Chicago：U of Chicago P，1972．DuBois，Thomas．“Ethnopoetics。”Foley，Teaching 123—35．Dundes，Alan．Cracking Jokes：Studies of Sick Humor Cycles and Stereotypes．Berkeley：Ten Speed，1987．——．“The Devolutionary Premise in Folklore Theory．”Journal of the Folklore lnstitute 6(1969)：5-19．——．“Earth-Diver：Creation of the Mythopoeic Male．”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4(1962)：1032-50．Rpt．in Dundees，Sacred Narrative 270—94．——．“The Hero Pattern and the Life of Jesus．”Interpreting Folklore．Ed．Dundes．Bloomington：In-diana UP，1980．223—61．——．“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Friendship as a Structural Frame. in African Folktales．”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Oral Tradition， Ed．P．Maranda and E．Maranda．Philadelphia：U of Pennsylvania P，1971．171—85．——．“On the Structure of the Proverb．”Proverbium 25(1975)：961—73．——．“Oral Literature.”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Essays on Scope and method of the Science of man．Ed．James Clifton．Boston：Houghton，1968．117—29．——．“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Folklore．”Annals of Scholarship 3．3(1985)：1—42．——．“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Grimms’Tal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The Maiden without Hands(AT 706)．” Germanic Review 62(1987)：50—65．Rpt．in Folklore Matters．Ed．Dundes．Knoxville：U of Tennessee P，1989．112—50——．ed．Sacred Narrative：Readings in the Theory of Myth．Berkeley：U of California P，1984——．ed．The Study of Folklore．Englewood Cliffs：Prentice．1965．——．“Ways of Studying Folklore．”Our Living Traditions：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Folklore．Ed. T．P．Coffin．new York：Basic，1968．37—46Dundes, A1an， and Roger Abrahams．“On Elephantasy and Elephanticide：The Effect of Time and Place．”Psychoanalytic review 56(1969)：225—41．Rpt．in Dundes，Cracking 41—54．Dundes，Alan，and Robert Georges．“Toward a Structural Definition of the Riddle．”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76(1963)：111—18．Edmonson，Munro S．The Book of Counsel：The Popol Vuh of Quiche Maya of Guatemala．Berkeley：U of Ca1ifrornia Extension Center for Media and lndependent Learningg，1989．Feld，Steven．Sound and Sentiment：Birds，Weeping，Poetics，and Song in Kaluli Expression．Philadelphia：U of Pennsylvania P，1982．Foley，John Miles．Immanent Art：From Structure to Meaning in Traditional Oral Epic．Bloomington：Indiana UP，1991——．Oral-Formulaic Theory and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New York: Carland 1992. Updated version at ．——．The Singer of Tales in Performance．Bloomington：Indiana UP，1995——．ed．Teaching Oral Tradition．New York：MLA．——．The Theory of Oral Composition：History and Methodology．Bloomington：Indiana UP，1992．——．Traditional Oral Epic：The Odyssey，Beowulf，and the Serbo-Croation Return Song．Berkeley：U of California P，1993．Fox，Jennifer．“The Creator Gods：Romantic Nationalism and the Engenderment of Women in Folklore．”Hollis，Pershing，and Young 29—40．Geertz，Clifford．“Thick Description：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Ceertz，lnterpretation 3—30．Gossen，Gary H．“Chamula Genres of Verbal Behavior．”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84(1971)：145—68。Rpt．in Bauman．Verbal Art 81—115．Handler，Richard，and Jocelyn Linnekin．“Tradition，Genuine or Spurious．”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97(1984)：273-90．Herrera-Sobek，Maria．“Mexican American Oral Traditions．”Foley，Teaching 216—24．Hollis，Susan Tower，Linda Pershing，and M．Jane Young，eds．Feminist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Folklore．Urbana：U of Illinois P，1993．Hymes，Dell．“In Vain I Tried to Tell You”：Essays in Native American Ethnopoetics．Philadelphia：U of Pennsylvania P，1981．Kodish，Debora．“Absent Gender，Silent Encounter．”Hollis，Pershing，and Young 41—50．Lang，Andrew．Myth，Ritual，and Religion．1887．2 vols．New York：AMS，1968．Levi-Strauss，Claude．“The Story of Asdiwal．”The Structural Study of Myth and Totemism．Ed．Edmund leach．London：Tavistock，1967．1—47．Lord，Albert Bates．Epic Singers and Oral Tradition．Ithaca：Cornell UP，1991．——．The Singer of Tales．Harvard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24．1960．Cambridge：Harvard UP，1981．New York：Atheneum，1968 et seq．——．The Singer Resumes the Tale．Ithace：Cornell UP，1995．——．“Yugoslav Epic Folk Poetry．”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Folk Music Council 3(1951)：57-61．Rpt．in Dundes，Study 265—68．Malinowski，Bronislaw．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fic. 1922．New York：Dutton，1961．Martin，Richard P．“Homers Iliad and Odyssey．”Foley，Teaching 339—50．McDowell，John H．“Native American Traditions(South)．”Foley，Teaching 162—73．Narayan，Kirin．Storytellers，Saints，and Scoundrels：Folk Narrative in Hindu Relgious Tradition．Philadelphia：U of Pennsylvania P，1989．OKeefe，Katherine O Brien．“The Performing Body on the Oral-Literature Continuum：Old English Poetry．”Foley，Teaching 46—58．0lrik，Axel．“Epic Laws of Folk Narrative．”Zeitchrift fur deutsches Altertum 51(1909)：1—12．Rpt．in Dundes，Study 129—41．Olsen，Alexandra H．“Beowulf．”Poley，Teaching 351—58．Oring，Elliott，ed．Folk Croups and Folkore Genres：A Reader．Longan：Utah State UP，1989．Parry，Milman．The Making of Homeric Verse：The Collected Papers of Milman Parry．Ed．Adam Parry. 1971．New York：Oxford Up，1987.Propp，Vladimir．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1928．Austin：U of Texas P，1968．Quinn，Shelley Fenno．“Oral and Vocal Traditions of Japan．”Foley，Teaching 258—65．Raglan, Fitzroy Richard Somerset．The Hero：A Study in Tradition，Myth，and Drama. New York：Vintage，1956．——．“The Hero of Tradition．”Folklore 45 *1934)：212—31．Rpt．in Dundes，Study 142—57．Slyomovics，Susan．“Ritual Grievance：The Language of Woman?” Women and Performance：A Journal of Feminist Theory 5(1990)：53—60．Taylor，Archer． The Black Ox． Folklore Fellows Communications 70．Helsinki：Suomalainen Tiedeakatemia，1927．Tedlock，Dennis，Trans．Finding the Center：Narrative Poetry of Zuni lndians．Lincoln：U of Nebraska P，1978．Thompson，Stith．Motif-Index of Folk-Literature：A Classification of Narrative Elements in Folktales，Ballads，Myths，Fables，Mediaeval Romances，Exempla，Fabliaux，Jestbooks，and Local Legends．6 vols．rev．ed．Bloomington，Indiana UP，1989．——．“The Star Husband Tale．”Dundes，Study 416—74．Toelken，Barre．“Native American Traditions(North)．”Foley，Teaching 151—61．——．“The‘Pretty Language’of Yellowman：Genre，Mode，and Texture in Navaho Coyote Narratives．”Genre 2(1969)：211—35．Tyler，Lee Edgar．“Annotated Bibliography to 1985．”Oral Tradition 3(1988)：191—228．Tyler，Lee Edgar，Juris Dilevko，and John Miles Foley．“Annotated Bibliography(1983)．”Oral Tradition 1(1986)：767—808．Tylor，Edward B．Primitive Culture．1871．Vol．1．London：Murray，1929．Vitz，Evelyn Birge．“Old French Literature．”Foley，Teaching 373—81．Weigle，Marta．“Womens Expressive Forms．”Foley，Teaching 298—307．Wilson，William A．“Herder，Folklore，and Romantic Nationalism．”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6(1973)：818—35．Rpt．in Oring，Folk Groups 21—37．Zemke，John，“General Hispanic Traditions．”Foley，Teaching 202—15．Zumwalt，Rosemary Levy．American Folklore Scholarship：A Dialogue of Dissent．Bloomington：Indiana UP，1988．——．“The Complexity of Children's Folklore．”Children's Folklore：A Source Book．Ed．Brian Sutton-Smith，Jay Mechling，Thomas W．Johnson，and Felicia R．McMahon．New York：Garland，1995．23—47．(尹虎彬译)注释：关于民俗和口头传承理论方法的其它的概览性文章，请参见邓迪斯(Dundes)：“Ways”和“Oral Literature”，伯恩(T．Burns)。[ii]赫德尔(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德国文学评论家、历史家及信义神学家。他在德国18世纪文学复兴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对“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的兴起和浪漫主义文学也产生过影响。译者注。[iii]运用女权主义解释赫德尔与浪漫主义运动的文章，请见福克斯(J．Fox)。关于民俗、民间诗歌理论假设的批评文章，请见本迪克斯(Bendix)。[iv]参见邓迪斯：“Devolutionary Premise"。运用文化进化论来研究儿童故事的例子请参见朱姆沃尔特(Zumwalt)：“complexity”。[v]如何运用“母题索引”认定一个具体故事中的母题，并确定其可能的起源，以及如何运用“民间故事类型”去认定一个故事，可以参见邓迪斯：“Waya”38—41。[vi]关于芬兰历史—地理方法和年代—区域假设的历史发展，请参见朱姆沃尔特： “Scholarship”PP．107—111。有关运用芬兰历史—地理方法的例子，请参见泰勒(A．Taylor)；汤普森 (Thompsn)：“Star Husband Tale"。[vii]关于故事的表演，表演与口头程式理论的关系问题，可以参见弗里(Foley)“Singer”中的精审论述。还可以参见洛德(Lord)“Epic Singer”和“Singer resumes”。[viii]参阅本卷布拉德伯里(Bradbury)论传统的相关参考文献，马丁(Mutin)论荷马的《奥德赛》《伊利亚特》，奥尔森(Olsen)论《贝奥武夫》，奥基夫(O'Keeffe)论古英语诗歌，泽姆科 (Zemke)论西班牙传承，赫贝拉—索贝克(Herrera-Sobek)论墨西哥裔美国人传承，托尔金 (Toelken)论美国土著民间传承(北美)，迈克道尔(Mc Dowell)论土著美国人传承(南美)，亚力山大(A1exander)论南斯拉夫传统，科森提诺(Cosentino)论非洲传统，维茨(Vitz)论古法语文学，奎因(Quinn)论日本民间传承，以及本德(Bender)论中国民间传承。[ix]关于口头程式理论的历史与方法，见弗里《口头创作理论》，相关参考书目请见弗里《口头程式理论》 (OraL-Formulaic Theory)，最近的资料刊登在《口头传承》杂志上(Tyler，Dilevko，Foley，L，Tyler)从网址www．missouri．edu/—csottime可以查到所有的参考书目，有关该理论的晚近的发展，特别是与艺术问题有关的情况，请参见弗里(Foley)：Traditional Oral Epic，lmmanent Art，and Singer。[x]拉格兰(Raglan)关于英雄一生的模式化研究，没有包括耶稣，而邓迪斯却这样做了 (“Hero pattern”)。关于神话仪式理论，见邓迪斯：“Study”，Pp．142—44和“Hero Pattern”，Pp．229—40，朱姆沃尔特(Zumwalt)：Scholarship，Pp．25—30。奥底普斯(Oedipus)希腊传说中底比斯国王。罗穆路斯(Romulus)罗马神话中罗马城的奠基者、名祖和第一代国王。狄俄尼索斯 (Dionysu)希腊神话中的谷神。摩西(Moses)希伯来民族的创始者，伟大的先知及犹太教信仰的代表。以利亚(Elijgh)，公元前8世纪希伯来人的先知。亚瑟(Arthur)传说中的人物以不列颠人的国王或军事将领出现于文学作品中。译者注。[xi] 《故事形态学》最初以俄文出版于1928年。1958年翻译成英文，1968年再版。普洛普的研究范围限于俄罗斯神奇故事。这些故事包括在阿尔奈—汤普森故事类型300—748(阿尔奈—汤普森88—254，“神奇故事”)。其他学者将形态学方法扩展到口头传承的其他样式中，依据形态学的结构，对他们进行重新界定：参见亚伯拉罕(Abrahams)和邓迪斯(Dundes)；邓迪斯和乔治(Georges)；邓迪斯(Dundes)：“On Structure”和“Making”。[xii] Paradigm，范例。按雅各布森的说法，隐喻是指系统、范例，在于对类似的认识，列维—斯特劳斯由此联想到鸟类社会与人类社会相似，说这是隐喻关系，鸟是隐喻的人。一种成功的范例，应该使其能够说明更广阔的现象，能更精确地说明一些我们已经知道的现象。译者注。[xiii]可以参见戈森(Gossen)对土著民俗样式分类所做的精到的分析。[xiv]海莫斯(Dell Hymes)对这一方法论贡献巨大，参见他的“In Vain”，可以进一步参考杜·伯伊斯(Du Bois)在本卷论述民族诗学的文章。

台师大一门英语通识教育课程的设计。

你怎么会意识到南部？是因为过年时你怎么都是先塞南下后塞北上？是因为你在拥挤的台北捷运上突然忆起南方的衰老？是因为你不得不到南部一趟结果发现那里真像外国？还是因为你不爽阿扁而又是南部人讲不听把他再次送进总统府兴风作浪？

对有些人来说，恐怖主义袭击是他们的金矿……“红十字会试图将9/11捐款挪作他用。会长辞职了，她的继任者公开致歉”等等，文中列举了利用911获取利益的各种蝇营狗苟方式，其中不乏诈骗贪污 （英文）

当西方支持的暴君被赶走，政局长远地变化了。但革命到底能传播多远？With western-backed despots being turfed out politics has changed for ever. So just how far can the revolution spread?

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发了仿行立宪的上谕，确立预备立宪为基本国策，从改革官制入手，以立基础。这是一个震动中外的异常之举，宣布了国家由此进入预备立宪，即由封建专制制度向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过渡的新时期，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开始近代化。次日朝廷派定载泽等编纂官制，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直隶总督袁世凯是其中之一，并命庆亲王、首席军机大臣奕匡和大学士孙家鼐、军机大臣瞿鸿机总司核定。官制改革揭开了清廷预备立宪的第一幕。近年一些论著在谈及此次改革时，往往把袁世凯当作统治集团中改革派的代表；而把御史赵炳麟与瞿鸿机视为反对派的典型人物。笔者以为这种划分不太妥当，故略述浅见。某些论著作上述划分的根据，主要是因为在1906年的中央官制改革中袁世凯极力主张设立责任内阁，赵炳麟与瞿鸿机则加以反对。设立责任内阁诚然是预备立宪的一个关键问题，但设立什么样的责任内阁，何时设立，却关系到立宪层次的高下乃至真假，关系到晚清的政局。因此，要评判他们的是非曲直，就不能不对袁世凯设计的责任内阁及其意图作具体深入的分析，看一看赵炳麟、瞿鸿机反对的目的何在，有无道理。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要依靠各级政权的决策部署和贯彻执行，清廷决定首先改革官制，未尝不是抓住了重要的一环。当时的中央机构完全是封建主义的，无法适应预备立宪的要求，确有进行改革的必要。问题在于是否按照资产阶级立宪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在此次中央官制改革中，袁世凯的确特别活跃，尤其热衷于设立责任内阁。1906年8月下旬奉诏入京讨论实行立宪大计时，他即向慈禧面奏，必须先设责任内阁。参与官制改革之后，他马上控制了编制馆，一切改革官制的说帖均需经其阅定，然后向厘定官制大臣提出，并在编制馆中安插了许多亲信，负责起草修改方案，贯彻他的意图。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订，袁世凯等拿出了一个全面改革官制的初步方案，除对原有的各部院提出精简合并外，还增设了一些新的机构，最重要的有责任内阁、资政院、行政裁判院，集贤院、大珲院、审计院等。依据内阁官制，内阁政务大臣由总理大臣1人、左右副大臣各1人，各部尚书11人组成，“均辅弼君上，代负责任”，“凡用人、行政一切重要事宜”，由总理大臣“奉旨施行”，并有“督饬纠查”行政官员之权；皇帝发布谕旨，内阁各大臣“皆有署名之责，其机密紧急事件，由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署名”，关涉法律及行政全体者，与各部尚书联衔署名，专涉一部者，与该部尚书共同署名(见《内阁官制清单》，载《改定官制原奏全录》)。成立责任内阁无疑比过去不负政治责任的军机处是前进了。但是，如此之内阁是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立宪国家的责任内阁呢?显然不是。第一，从形式上看，君主立宪国家的总理大臣只有1人，这一方案则增设了两名副大臣，认为“维新伊始，机务尤繁，不可无分任之人为之参赞，必援立宪各国首辅一人之例，尚非其时”(《阁部院官制节略》，载《改定官制原奏全录》)。第二，从内容来看，一般君主立宪国家的责任内阁均对国会负责，国会是资产阶级民主在政权组织形式上的主要体现。尽管袁世凯认为目前条件不成熟，国会一时难于成立，然而作为一个全面的预备立宪的改革方案，也应将国会的性质、权限以及与责任内阁的关系等等明确规定下来，以便向着这个目标迈进，体现立宪的基本精神。可是，他不提国会，只讲资政院；而资政院又是由原政务处改设的，总裁、副总裁由皇帝从王公大臣中特旨简派，议员也不由民主选举产生，而从王公世爵勋裔中钦选，从京宫中会推，从各省和八旗士绅中保荐，根本不是国民代议机构。它没有什么职权，只不过是政府的“采取舆论之地”，议决对内阁毫无约束力量。袁世凯等关于设立资政院的说明，更将其用心暴露无遗，其中写道；“国民义务以纳税为一大宗，现在财政艰难，举行新政何一不资民力，若无疏通舆论之地，则抗粮闹捐之风何自而绝?营业税，所得税等法必不能行”。“近日民智渐开，收回路矿之公电，告讦督抚之公呈纷纷不绝，若听其漫无归宿，致人人有建言之权，时阅数年，政府将应接不暇。惟专设一舆论总汇之地，非经由资政院者不得上闻，……通国之欲言于政府者，移而归诸资政院，化散为整，化嚣为静，又限制该院只有建言之权，而无强政府施行之权，使资政院当舆论之冲，政府得安行其政策，而民气疏达，亦不致横决难收，保全甚大”(同上书，《资政院节略》)。说穿了，其意图有二，一是藉资政院增加捐税，二是让资政院分谤，绝无扩大民权之意。不仅如此，他连唯——能够纠劾行政的都察院也主张取消。任何立法监督机关都不要，还谈什么预备立宪?不过是加强专制而已；第三，依照袁世凯设计的方案，将来势必造成由昔日皇帝专制变为内阁专制的局面。因为方案规定内阁特别是总理大臣、副大臣代替皇帝负责任，这就意味使皇帝处于无权的地位，皇帝发布谕旨，须经内阁副署，反过来，不经内阁副署，谕旨便不发生效力。这样在名义上是内阁“辅弼君上”，“承旨施行”，实际却将皇帝的用人、行政大权转归内阁之手。为了掩饰问题的实质，消除慈禧疑虑，袁世凯等特在《资政院节略》中对内阁权限过重加以解释说：“言官交章弹奏，多以政府权重为词，不知东西各国内阁只总理大臣一人，从无专权之事，因有议院持其后，舆论所是者，政府不得尽非之，舆论所非者，政府不得尽是之。…安有前明阁臣自作威福之事乎!”此乃地地道道的欺人之谈。立宪国家的总理大臣之所以“从无专权之事”，并非由于畏惧“舆论”之故，而是由于国会具有立法权和监督权，使内阁不能专权。内阁如不执行国会通过的议案，或胡作非为，国会便对之进行弹劾，掀起倒阁风潮，迫使内阁辞职。袁世凯等却把国会的立法和监督作用故意歪曲为“舆论”，就是企图使人相信，不设具有立法权和监督权的国会，只成立供政府“采择舆论”的资政院，内阁也不会专权。这种偷梁换柱的说法当然是欺骗不了稍具立宪常识的人们的。袁世凯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设立责任内阁?立宪派的刘厚生作了如下分析：他想“拥护庆王做国务总理大臣，自己做副总理大臣”；“如此，则一切用人之权，都操在庆王之手，说穿了，就是在世凯之手”，“另有一个不可告人的隐衷”是，“他见那拉氏年过七十，气体渐衰，深恐那拉氏忽然死了，他所出卖的光绪一旦恢复政权，东窗案发，他的首级难保。他想必须早早预备办法，必须身在北京方能预先布置，方能临机对付”，“假如他到北京，做了副总理大臣之后，他更可以控制宫廷，唯所欲为”(刘厚生《张謇侍记》第135—136页，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版)。刘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新官制草案拟出后，袁世凯即让其联姻不久的户部尚书张首熙具疏密保奕匡为总理，袁为副总理，就是十个明证。那么，假若按照袁世凯设计的方案改组中央机构，并且按照他的意愿由他和奕助缉阁，中国是否就能顺利推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回答是否定的。众所周知，袁世凯惯于搞政治投机，戊戌变法时出卖过维新志士，1901年清廷下诏变法，他奏陈的一套全是洋务派的主张；立宪思潮兴起后，他的投机面目再次得到充分表露。1904年，立宪派首领张謇致其一函，以日本之伊藤博文、坂垣退助相期，请其出面赞助立宪。他知道气候不到，怕冒风险，答以“尚须缓以俟时”(张謇《年谱》第12页，载《张季子九录》“专录”卷七)，加以敷衍。1905年立宪思潮高涨，张謇又从个人的安危荣辱下说词，函其倡导立宪，“执牛耳一呼”，建立“不朽盛业”，直到这时，袁世凯方看清立宪潮流不可阻挡，再不表明态度，就将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要消灭声势日渐强大的革命运动，也只有实行立宪一途，同时为了执立宪之牛耳，趋会时势，博取美名，夺取更大权力，他才决定联合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奏实行立宪政体，后又单独奏派王公大臣出国考察各国宪法。所以，从一开始，袁世凯的赞成立宪就不是真诚的，而是在立宪派推动下，在时势潮流驱迫下的应变和投机行为。时隔两个多月，即同年9月，载泽等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遭遇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轰击后，他又变得反复无常，非但不再象其他大臣那样积极，反而成了立宪的主要阻挠者。载泽抵达英国伦敦时，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曾问阻挠立，宪者为谁，载泽即答称；“小阻盛宣怀，大阻袁世凯。”袁于奏对时谓“可有立宪之实，不可有立宪之名”(《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837页，上海古籍出版杜1986年版)。他的奏陈一度大大动摇了慈禧的决心，以致出洋考察政治大臣行期迟迟准定。张謇说他此时“觇候风色不决”，实非妄言。而到了1906年7月出洋考察政治大臣归来同声奏请立宪后，他对立宪又表现得空前热心积极。8月下旬奉命进京讨论是否实行宪政，他极表赞成，对人扬言，“官可以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力相争”(陶湘《齐野东语》，见陈旭麓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第 28—29页)。“有欲梗其议”者，他就大扣其政治帽子，呼叫：“有敢阻立宪者，即是吴越(樾)”，“即是革命党!”经其恐吓，“于是无敢言者”(孙宝碹《忘山庐日记》下，第914页)。袁世凯不仅是个政治投机分子，而且野心勃勃。他自1901年11月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身兼八大要职，势力迅速膨胀。迨至1905年训练完北洋六镇新军，成为北洋军事政治集团的总头目，益发炙手可热。同时在此期间不断利用巨额公款贿买奕匡，与之结成死党。奕匡以卖官鬻爵、贪赃枉法著称于世，“不问政事，专事货贿”(魏元旷《尤宣佥载》第4页)，倚袁为左右手，遇有要事，必然咨商，完全成为袁的傀儡。袁则以奕匡为奥援，拼命扩张势力，排斥异己，干预朝政。奕匡、袁世凯集团是清政府内部最大的实权派，也是腐朽势力的代表，他们朋比为好，纯粹为了一己私利。既然袁世凯是个政治投机分子，与奕动结党营私，他们对立宪的态度及主张必然取决于是否对已有利，思想深处绝不会真正拥护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企望他们推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这也就是他们在制定官制改革方案时力主设立责任内阁，舍弃成立国会的原因之一。改革官制既是关系到要不要预备立宪，如何预备立宪的重大问题，实际上也是一次政治权力的再分配，牵涉到所有官员和集团的切身利害，自然会引起不同的反响。袁世凯设计了那样一个抛弃民主，企图使内阁专政的改革方案，又企图与奕动出而组阁，操纵国柄，无疑也会遭致一些官员的反对。反对设立责任内阁的官员，约而言之，可分两类，一类为封建顽固守旧派，一类为赞成立宪的改革派。御史刘汝冀，王步瀛、张瑞荫，-翰林院侍读柯劭态，吏部主事胡思敬，皆认为设立责任内阁会造成君主大权旁落、权臣窃弄政柄的恶果，坚决予以反对。翰林院侍读周克宽全面否定，官制改革，主张保留旧制(见《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21、423、427、429、430、410、433，419 页)。内阁中书王宝田等说：立宪“有大谬者四端，可虑者六弊，不可不防者四患”，“限制君权，只能使国家“速其祸”；改革官制是“用夷变夏，乱国法而害人心”，设立内阁，实为大臣“藉以自便其私也”，“实阴以夺朝廷之权也”（同上书，第152—157页)。内阁学士文海也指斥立宪有“削夺君主之权”，设立内阁有“败坏国家”等六大错，要求立即裁撤编制馆，饬令袁世凯速回本任。这些人不仅坚决反对改革官制，并反对立宪，是十足的封建顽固守旧派。御史蔡金台、石长信、王诚羲、史履晋却是一致反对立即设立责任内阁，而赵炳麟特别突出。赵炳麟，广西全州人，1895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06年补授御史。他于拜命御史的隔日上折指出：君主立宪国的君主“所以巩固其权力者，在有下议院以监督其行政诸臣，而军政、财政议院不承认，政府无从逞其强权，虽有枭雄不敢上凌君而下虐民者，群策群力有以制之”。今“民智未开，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则无以为行政之监督，一切大权皆授诸二三大臣之手。内而各部，外而各省，皆二三大臣之党羽布置要区”。“行之日久，内外皆知有二三大臣，不知有天子”，此乃 “大臣专制政体”，“流弊必至凌君”。“故今日而言立宪必自地方自治始，使地方议会组织完密，逐渐而组织下议院，一面就内外官制因名核实，各定办事之权限，无事过为纷更也”(同上书，第123—125页)。他觉得此折阐述得还不够充分，四天后又上折剖析了奕、袁所拟内阁官制的危害，说；内阁官制取法日本，但比日本内阁权力更大。“夫各国政府权力之重，原过于君主，故名之曰责任政府”。“然各国政党虽纷，而其君臣上下固相安于无事，君主虽不负责任，而常定于一尊，未闻其有跋扈之臣，致起萧墙之祸者，则以其有议院为之监督也”。“我国教育未兴，率有私党无公党，原无政界思想，只以富贵相求，富贵所在，即声气所通，故在朝只有私党之营，在野绝无政党之固，上下议院不克成立者以此，责任政府不能仿行者亦以此。若贸然行之，不揣其本，而齐其末，遽立此无监督之责任政府，恐患气之乘不在敌国外忧，而在邦域之内也”。西方各国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鼎立，“而国以安”；从内阁官制方案看，总理大臣非特代替君主有行政全权，实际兼操了立法和司法大权，此等威势权力是古今中外所无的。“若据此推行，恐大权久假不归，君上将拥虚位，议院无期成立，下民莫敢谁何，颠覆之忧，将在眉睫”。最后提出；无论原内阁与军机处合并与否，“应暂仍旧制，以为承旨传宣之地位，不作总挈行政之枢机。一俟上下议院成立之日，乃为责任政府设置之时”。“无论如何，必使上下议院与责任政府同时设立，以免偏重”。如此，则“政柄之倒持，权臣之专国，可自此而息”(同上书，第438—443页)。赵启霖评论说，此折“敷陈透彻，缅缅万言，两宫动色嘉纳，一时都下传诵殆遍，君遂以名谏官闻天下”(赵启霖《滑园集》第4卷18页)。慈禧最终否定了责任内阁，仍然保留军机处，赵炳麟的奏陈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尽管赵炳麟坚决反对建立责任内阁，然而他并不属于阻挠政治改革的顽固守旧派。这是因为：首先，他与前述的王宝田、文海等人有原则区别。王宝田、文海等反对设立责任内阁是为了抵制立宪，而赵炳麟则是积极主张实行立宪的。早在1902年8月，他在进呈御览曲《防乱论》中就明确提出了这一政治主张：“麟以为欲固国本，必达下情，欲达下情，必行宪法。考泰西宪法等差，曰君主宪法，若英若意是也，曰民主宪法，若法若美是也，曰联邦宪法，若德若澳是也。其法皆君民互相保护、互相限制之公义。昔人云，泰西以法立国，其国祚多延至于余年，盖恃此耳。民主、联邦宪法，断不可行于中国。惟君主宪法，其君执一切主权，其民有一切公例，参酌行之，有利无害。今律例既奉旨参用西法矣，倘令出使诸臣译各君主国宪法，下督抚部院详细考求，稽之于古，准之于今，与斯民订保护限制之公约，将见明谕朝下，民心夕协。宪法既行，一切用舍举废兵刑财赋皆秉公约，君以民为心，民以君为心，安有革命之说摇惑众志哉！”(赵炳麟《文存》第l卷36—39页)在所有官员中，赵炳麟是义和团运动后仅次于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铎而明确建议朝廷实行立宪的第二人。其次，他不是因为责任内阁制度不好而加以反对，而是认为不到时候，不同意立即设立。他强调立宪的根本精神在国会，只有待国会成立时才能设立责任内阁。他认为，惟有先成立国会，后设责任内阁，至少是二者同时成立，国会才会尽可能地摆脱行政强权干预，制定出一部民主程度较高的宪法，才能够实施立法和监督权，将内阁约束在民主政治的轨道以内，顺利实行立宪。否则，内阁就会利用代替君主负责任和本身的职权颁布压抑民主的宪法，对国会进行种种限制，”甚至藉口人民文明程度不足，无限期拖延国会成立，厉行独裁专制。再次，赵炳麟斗争的直接矛头是针对袁世凯的政治野心。对此，他说得非常明白；当是时，直隶总督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与皇上有隙，虑太后一旦升遐，必祸生不测，欲以立宪为名，先设内阁，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己居阁位，君同赘疣，不徒免祸，且可暗移神器。(赵炳麟《津院奏事录》第1卷18页)正因看透了袁的用心，他才尖锐地予以揭露，阐明内阁与国会的关系，宁愿在国会成立之前仍让改革皇帝光绪执掌国家大政，也不让袁的野心实现。因此，他是一个主张以正确方法推进预备立宪的改革派。他反对立即设立责任内阁，是改革派内部筹划预备立宪不同方法的分歧，就其同袁世凯的争论看，则是真假立宪的斗争。这里附带说明一下，军机大臣瞿鸿机在责任内阁问题上与赵炳麟取同一立场，目的类似，而更侧重于同奕匡、袁世凯集团的斗争。瞿鸿机过去当然是个封建官僚，但在1904至1905年期间，经过江浙立宪派汤寿潜、张美翊、陈黻宸等的说服动员，他的思想有明显转变，不仅采纳立宪派的进言，同意派人出洋考察政治，而且“自请亲赴欧美考察政治”，并向慈禧、光绪“造膝密陈”，积极促成了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他又是积极主张宣布预备立宪的决策者之一。所以他反对立即设立责任内阁并不说明他不赞成改革，而是另有原因。他“持躬清刻”，“锐于任事”，颇负清望，亦受慈禧信赖，对于奕勖的昏庸贪婪、袁世凯的植势跋扈，及其二人的结党营私深恶痛绝，时刻想裁抑袁的权力，议事常与奕匡争持，与奕、袁交恶已非一日。袁初曾着意拉拢瞿，均为瞿婉辞。改革官制时瞿为总司核定大臣之一，隐操可否之权，袁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特密请瞿先示意旨，并有意推瞿为内阁副大臣，与奕匡共同组阁。瞿不愿与奕、袁同流合污，同时预料组阁以后一己之力难与相抗，朝政必为之把持，心中并不同意。但其城府甚深，表面不置可否，而暗中向慈禧进言，卒使军机处保留，“世凯大失望，益衔鸿机”(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4卷8页，1938年版)。瞿、袁的分歧表象上是要不要立即设立责任内阁，而其真意所在乃是“斗法”，故亦不应将瞿鸿机划归反对改革的顽固守旧派。1906年官制改革以后至1909年1月2日袁世凯被开缺之前，赵炳麟与袁世凯仍有几次交锋。事实进一步证明，他们之间的分歧绝不是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而是真假立宪的斗争。1907年，在“丁未政潮”中奕匡、袁世凯利用诬陷和指使侍读学土恽毓鼎参劫手段，将政敌瞿鸿机和粤督岑春煊赶出政治舞台。赵炳政洞烛其奸，7月7日上《请销党见疏》，以“消党祸而延国运”，要求朝廷将康熙皇帝禁绝朋党的上谕饬令“各部院及直隶总督书之匾额，竖于衙署，俾触目警心，预防流弊”(赵炳麟《谏院奏事录》第3卷7—11页)，打击所向直指奕袁集团。在赵炳麟等官员的参劾下，袁世凯内不自安，7月25日上折奏请赶紧预备立宪，并陈述政见十条，再次强调必须早建责任内阁，认为“立宪关键，此其先务”，并设资政院，“为采纳舆论之地”(《直隶总督袁世凯密陈管见十条清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珠批档)，以掩盖其内阁专政的诡谋。赵炳麟知其故技重演，也于8月11日上折，针锋相对地提出，“组织内阁，宜明定责任制度，确立监督机关，以杜专权流弊”。具体意见有五：1．“政权，兵权不可混台”，内阁总理大臣、副大臣不得兼任海陆军及参谋本部之职。2．资玫院应实有议院性质，在国会未成立之前，凡资政院通过的议案，“政府不得拒绝”，如政府违法失政，遭资政院弹劾，“必付行政裁判官评议，其重大者，政府不得居其位”，资政院必须先内阁而建。3．同时设立审计院和行政裁判院，监督财政和行政，“以制行政之专横”。4．整顿都察院，“以备君上之耳目’，国会成立前不得裁撤。5．定内阁大臣任期年限，皆三年为一任，良者再任，不得连三任”。实行以上五条，方能维持秩序而无患气之乘”(《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11—513页)。不久，都御史陆宝忠等奏请将都察院改为下议院。对这种以官员代替议员的荒唐至极的建议，袁世凯竟欣然支持。赵炳麟得悉，认为此举“大失立宪精义”，立即上疏加以驳斥。赵炳麟始终认为，袁世凯只要内阁，不要国会和以都察院冒充下议院的主张，抽掉了立宪的主要精神；国会——民主，搞的绝不是真正的预备立宪，而是内阁专权。赵炳麟对袁世凯的为人及其在预备立宪问题上所玩弄的花招认识深刻，入木三分，揭露击中要害。的确，袁在预备立宪后除了处心积虑地想成立责任内阁以达其操揽朝政的私欲外，政治上毫无建树，对民权反而极尽摧抑之能事。1907年9月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后，他完全不顾江浙人民的强烈愿望，竭力压制收回路权的运动，1908年各省人民进行国会请愿时，他阳为赞成，而阴阻都察院代奏，并怂恿张之洞 “举发康梁乱政秘谋”(《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51页)，挑唆慈禧解散了立宪团体政闻社。对此，立宪派是心明眼亮的。1909年1月袁世凯的党羽广造袁被开缺系“因首倡立宪获咎”(《时报》1909年1月5日)，是“实行排汉也，反对立宪也”(赵炳麟《诔院奏事录》第5卷13页)的谣言，蛊惑人心。立宪派立即义正辞严地予以坚决回击，指出：袁世凯当初赞成立宪，设立责任内阁纯然出于卑污的个人动机；入军机以后，从未“建一谋，行一政，促立宪之进步”(《时报》1909年1月5日一6日)，且用事实阐明“其所深恶痛绝，除之惟恐不力者，则在民权”“假文明之面具，而行其野蛮之手段”(《大公报》1909年1 月8日)，嫉视热心立宪的人士，“认为大仇巨敌”，袁实“非真正主张立宪者”(《时报》1909年1月14日)。同时告诫人们：若此等人果能盘踞政界耶，则内阁不知为何等责任，国会不知有何等权力，名为立宪，实则较之专制尤为惨酷”。清末政府的政治改革就是实行预备立宪，因此，毫无疑问，衡量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属于改革派或反对派，也只能以其对预备立宪的态度为标准。然而，历史现象极其错综复杂，历史人物活动的动机与立场各种各样，所以要对各个官员的政治倾向做出正确的评忙，绝不能单纯局限于其对立完的表面态度。不然，势必混淆问题的性质，得出不当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