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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的时候，我曾经提出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四个可能趋势，即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从今天来看，这四个趋势有的要更为明显，有的若隐若现，但这四个趋势对中国未来走向会有根本性的影响。如果我们将中国转型社会中的精英问题放到这样一个基本的背景中去认识，也许可以把握得更为准确一些。

哈佛：100％供需 0％设奖 　　　　漫步哈佛校区，始建于1677年、重建于1766年、如今作为教室和讲座厅的哈佛堂，近300年的马萨诸塞学堂，200多年历史的新生宿舍霍里斯和斯托顿，上百年的用“哈佛砖”建筑的约翰斯通门，工业革命时期帕默天文台的馆所，泰坦尼克号遇难者遗赠的威德纳主图书馆，还有古老的教堂、纪念牌，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名字，记述着一段曾经的故事。 　　散步时我又看到哈佛的一组数据：哈佛学院建校时殖民政府年拨款400英镑，加上哈佛的捐赠，到独立战争时学院基金连同地产租金不足1700英镑；独立战争结束之后10年，哈佛大学的基金超过18.2万美元；至1800年达24.2万美元；1909年达2000万美元；1971年已超过10亿美元；今年哈佛管理公司管理的捐赠基金则在349亿美元左右；哈佛的校友捐款率达48％。　　“有界多口，外比内广”，是哈佛校园的特点，也适合哈佛的教育理念。哈佛是一个私立大学，也是一个非营利机构，它的学费非常高，但同时有一套发达的学费减免和经济资助制度。哈佛对学生的公开资助计划声称：100％满足必要资助需求，消除所有合格学生及其家庭的经济障碍。2004年，哈佛宣布家庭收入低于4万美元的学生一概免收学费；2006年这一标准提高到6万美元，并准备提高到8万美元。在此基础上，2007年哈佛开始加强对中到中上收入家庭的资助，标准是收入在6万美元至18万美元之间的学生学费负担不超过家庭收入的10％。这就是哈佛学费对家庭经济负担的“0～10％”标准。年收入18万以上的家庭，如有特殊情况，特别是供多个孩子读书，也有可能获得部分助学金。略须说明的是，2007年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线50223美元，18万美元标准属于7％的高收入阶层。目前，约一半学生获得因需而获的助学金，大约70％的哈佛学生获得学校资助，总额接近1亿美元。2004年全年，学校10％的经费用于助学金或学生资助，共2.63亿美元。　　除学费减免和助学金作为主要途径以外，学校还提供工作机会。有专门的学生工作办公室（不是做学生工作的办公室，而是为学生提供工作机会的办公室）和咨询导师帮助学生寻找适宜的工作，补贴学费。学校保证提供与学期相符的工作机会，而且大多对其学习生涯有所助益，比如家教、研究助理、帮实验室、图书馆、校园、办公室或者老师工作等，学校导游也是其中一种。　　第三种经济帮助途径是在校期间的无息贷款。不过，贷款被归为“自助”资金部分，各学校竞相宣布努力减少贷款比例的目标。普林斯顿在2001年成为了全美第一所“无贷款”学校，哈佛也正努力实现不需要贷款。学校工作的这些“成绩”和声明对我听起来颇有意思，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助学贷款属于“国家资助”，提供贷款是重要的工作成绩。比如我们的教育部2008年9月10下发的《认真做好2008年高校新生资助有关工作通知》明确指出：国家助学贷款“仍然是主要的资助措施之一”，“是维护党和政府形象、维护广大学生和家长切身利益的具体体现；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基本要求；是保证我国高等教育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维护高校乃至社会稳定大局的重要措施”，目前“各高校要主动与经办银行密切配合，切实做好国家助学贷款的申请和发放工作，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贷尽贷”。　　我觉得以上两种思路里至少有三点不同：第一，贷款属于“国家资助”还是“学生自助”？美国的大学认为，贷款实际是学生预支自己未来的资金，所以它属于“自助”部分。第二，贷款是教育机制的目标还是其消除的目标？对于美国的大学，既然贷款属于“学生自助”部分，教育有责任减少学生未来的经济负担，所以各大学以消除贷款作为自己工作值得自豪的成绩。第三，作为一种目标，是通过“不许”还是“不需”来达成？我们常常看到政策会采取“不许”、“严禁”、“务必”等强调再强调的方法来落实目标，而对于美国有助学贷款的学校而言，“零贷款”的目标却不是“减少”、“不再发放”的结果，而被表述为“新助学计划成功减少了贷款需求”，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思路里，一种不满意的现象也是理性的选择，所以既不是因为它存在就肯定它好，也不是改变人的理性否认它存在，而是通过发展条件使它不再有存在的必要。　　在2005～2006学年，学费、租房、食宿、保险及其他个人开支，一年约需44350美元，一个国外学生的中等助学计划，大致有26500美元助学金、2000美元工作收入与1650美元贷款。哈佛不断发展的趋势是助学金覆盖面与额度的大幅度增加，而贷款逐渐消除。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哈佛不设奖学金。它坚持“经济状况盲取”和“入学后因需而定的经济资助”两条原则，从而认为：录取的学生都具有卓越的优异性，在这样情况下，以评优为基础的奖学金将有失公平。不过，哈佛学生常能获得外界各种奖项，据校长介绍，去年他们共计获得一千万美元的各种奖励金，加强了他们自己在校的资金支持。“助需不奖优”，倒令人想起中国教育古训：“有教无类。”　　现任校长佛斯特在今年的毕业典礼上说：“我们必须谨记，不最广泛地把人才吸收进来，就不再是一个优秀的大学。高等教育在一个自由民主社会必须扮演‘机会发动机’的角色，美国高等教育的特质在于将广泛可及和识别卓越智慧结合起来。”“这是为什么哈佛过去的五年都在大力改进学费和资助制度的原因，它要真正让来自经济收入光谱不同层次家庭的孩子都上得起，同样重要的是，哈佛教育应被理解为对任何有才华学生的现实的可能性，不论他的经济条件。”　　在消除经济障碍、开放教育机会方面，普林斯顿、耶鲁、斯坦福、芝加哥等很多学校都有类似计划，有些比哈佛做得更早、更完善。这种机制与事业性教育机构又不同，它是学费和资助分明的——高昂学费，是教育产品的价值；大量资助，是公平教育机会的理念。前者是市场自由的规律，后者是保障自由延续的制度。对于从计划事业转向市场经济的体系而言，用“可分性”与“排他性”来管理教育有偏颇。教育的“公共”价值，除了经济学家的计算，还含有一种人类的理念：人，生而平等。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责任编辑：田瑛)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的主要创始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上周五在他的巴黎家中因病去世，享年一百岁。这个消息在今天下葬时才由他儿子对外公布。他被埋葬于巴黎东南部科多尔地区。见各大报刊讣告。

文章发表于2003年，主要数据关于1990年代。

海峡两岸若不能认真地对这段断裂的历史进行深刻反思，我们今日的症结将是难以解消的。而且不只对台湾的历史进行反思，还要对整个中国二百年来的近代史（以及整个东亚的近代史）进行反思。而对中国/台湾的历史进行反思的条件，也是作为反思的起点，则是必须重新站回旧唐山的土壤，回到那个东西碰撞新旧递嬗的年代，重新去连结出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当面对西方/美国时也不再自我否定地将自身视为异己，如此或许才会再有一个对中国真正坚实的新的憧憬的来临。

郑鸿生的《青春之歌》，其实并没有真如书名副标宣称的那样，去记录「台湾左翼青年」在七○年代的种种活动。在我阅读接触的范围内，两年前出版的郭纪舟的《七○年代台湾左翼运动》（海峡学术出版社），对於「台湾左翼青年」所思所为的关切，就远比郑鸿生来得广泛且深入。郑鸿生记录的，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群「左翼青年」。而且也只记录了他们非常非常短一段时期的活动。这一群人恰好一九七○到一九七三年间都活跃在台大校园，当然这几年也正是郑鸿生在台大念书的时间。《青春之歌》比较明确的内容，是郑鸿生自己的大学生活回忆录。书中明白以年轻时代的郑鸿生为叙述主体，写的也几乎都是年轻时代郑鸿生所接触到的人与事与校园文章，如此充满自我意识的回忆与怀旧，当然不适合拿来当作「台湾左翼青年」的集体或社会学式整理研究阅读。这样说却并不表示《青春之歌》不重要或不够重要。相反地，把《青春之歌》归类定位清楚后，我们才更能评估这样一本书的价值所在。明明是一个个人的大学生活回忆，《青春之歌》却绝不是一本琐碎、滥情的书。第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短短几年中，掀起了台湾战后第二波的校园行动主义。在此之前，有「二二八事件」前后的学生蜂起，不过那波热潮，到了「四六事件」、进入五○年代之后，就被严厉镇压、严格控管了。在此之后，到八○年代中期，有另一股最后推至「九○学运」的校园活力冒出来，是为第三波校园行动主义。第二波校园行动主义，由「保钓」开启其端，却轧然终止於七三年的逮捕行动与随后的「哲学系事件」。这短短三、四年间，发生了很多事，又因为校园外的社会依然极度压抑威权管制笼罩了一切，校园中的热火思想与活动，在静滞的背景对照下更显凸出，也就带著今日难以想像的冲击动能。郑鸿生的大学生涯，刚刚好落在这个时点上。而且他所交接的「左翼」师友们，又都是这波行动主义中的主要行动者。郑鸿生以局内人的身份近距离参与，然而在逮捕行动及「哲学系事件」中，他却阴错阳差地逃过了国家机器的反扑惩罚，替他在记忆、描述这段经历时，保留了较大的心理与情绪空间。历史条件使得郑鸿生的观察、记录，越是个人、越是能挖掘中那次校园行动主义的底蕴。郑鸿生青年时代的好友，也是《青春之歌》当中出现最多、事迹占了最大篇幅的钱永祥，替这本书写了一段既深刻又感人的〈跋〉，文章里钱永祥如此说：「……三十几年来，我对於自己成长的那些年头、那些人与事，不敢回首之外始终也有难舍的眷恋－－那是一群活得认真的朋友、一个自信不平凡的时代、一段丰富而狼狈的经历。」所以故事就在他们怎么样活，他们真正做出什么事倒还在其次，毕竟个中最具滋味的，不是那个时代真有什么不平凡真有什么了不起，而在於那么一群人认真地自己相信时代的不平凡。换句话说，这段经验如果有意义，也是在於那么一小群人，用那样独特的方式，建构了一个自己意识意念里的辉煌世界，他们不顾苦闷的威权管训、他们超脱了贫瘠的物质及思想补给限制，给自己的生活赋予了一组高超的、激越的价值内涵，是他们的想法、他们实践、活过这些想法的日常细节，真正杰出、表现杰出。然而从世俗现实的角度，这样一个丰富的想像价值世界，却带给他们狼狈的灾难。原本顺利的学业因而中断了。更狼狈的是想像中的高贵价值图像硬生被国家机器的威吓粉碎了。那是一种最可怕最深沈的屈辱。你被迫在原本看不起的国家威权前面承认错误承认失败，放弃那高贵的、超越的价值追求。这也就是为什么像钱永祥这样真正具有反思能力的当事人，会那么抗拒去回忆的主因。这也就是为什么其他局外人很难准确掌握到其间实存感受的主因。郑鸿生的《青春之歌》写出了生活、写出了自以为的不平凡，更重要的是，也写出了其间及其后的狼狈。郑鸿生的位置，使他没有掉入书写这段故事最可能掉进的双重陷阱里：他没有以现实面为标准去矮化那些其实只活在少数几个人心灵里的高贵理念；他也没有纯然封闭在高贵里念里，把这些人刻划成为英雄，或赋予他们改变历史、影响历史的角色。郑鸿生恰如其份地走在现实与理念中间的狭窄地带，让没有活过那段时期的人，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这些不曾真正改变过历史的人藉著思考与生活，给那个时代的台湾多增添了一项多元基因。他们不同於服膺党国意识型态的同时期的李大维、马英九、赵少康、冯沪祥们，他们创造了，或至少努力去创造过，自己的信仰与价值。这是台湾社会的宝贵资产，反过来看，这些认真活过的人，在往后的生命历程中，几乎都毫无例外地被边缘化了，而是那些没有创意地呼应党国宣传的人，成了这个社会的主流菁英，这样的筛选说明了台湾的问题，台湾的悲哀。《青春之歌》里写到一段奇特的经过。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警总动手抓人。本来是要同时逮捕黄道琳和钱永祥的。黄道琳被抓了，可是钱永祥却逃过了。「老钱（钱永祥）顿然想起，这天早上出门下山的路上，有人向他询问翠岭路九号的位置，而他家则是十九号。那是在新北投的一个山腰上，周遭还颇荒凉，没太多房舍，走到山脚则有一段路程。他也记得看到一辆吉普车就停在山腰，方位正可观察到他们那一片房舍的出入情况。由此他推断那个问路的人以及那辆吉普车应该就是来抓他的。……这天早上在翠岭路上问路的那个人终於找对了门号，也发现了他要的人刚巧和他错身而过，就火速下山企图拦下开往台北的公车抓人，但还是迟了一步让老钱懵然无觉地来到台大注了册。」不过这么神奇的巧合，却只替钱永祥多争取了半天的时间。下午钱永祥在孟祥柯的陪同下还是去了警总自行报到。这段故事，多么适合拿来作为这段校园行动主义具体而微的象徵。在那个年代，国家机器私了一个错误（自大傲慢的警总及国家机器必定会犯错的），意外地让一些应该被监管的学生获得了自由，只不过这自由如此短暂，最后他们还是只能被迫回到那个由威权管束搭盖起来的牢笼里。为什么自由那么难、那么短暂？郑鸿生记录下的钱永祥二月十七日那天的感触，说明得最清楚：「老钱……到西门町漫无目的地走著，……想著这不是革命的时代，没有革命组织可以投靠，没有媒体舆论可以求援，他望著西门町的茫茫人海，个人像沧海一粟般无助。」明明是无助的沧海一粟，他们却硬要认真自信地活出「一段如火年华」，他们的困境更凸显了他们不可磨灭不该磨灭的精神。

中国不应当走美国西方道路，中国的责任应当是维持国际体系的开放性，而不是帮助他国使得这个体系封闭化。开放性是中国精神，也是中国应当贡献给这个世界的。

《中国改革》意欲何为？！ 周 诚自去年１０月１７日我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再论我国农地征收的合理补偿》一文之后，已过去三个半月。在此期间，本人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观点与时俱进，又获得崭新成果——与去年１２月初提出了“全面产权观（论）”或“私公兼顾“论。此论与过去之论有重大区别。然而遗憾的是，《中国改革》杂志事先不征求本人意见，突然在今年第１期发表了我去年８月１２日发表在“价值中国”等网站上的一篇文章的摘要，更换篇名为《“涨价归农”还是“涨价归公”》，并发表了倾向性极为明显的按语，鼓动读者“讨论”。按语说：“一面是近四千万并且仍在不断增加的无地、无业、无社保的失地农民，一面是‘拿别人的地，发自己的财’的各级政府及相关利益集团。……本文的观点和主张与以往本刊曾发表过的专家观点有一定差异。……希望大家继续讨论。”这表明，少数人总是揪住老观点不放，这是缺乏辩证观念的表现，不符合“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我除了向该刊提出抗议等等之外，消除其不良影响的最有效途径便是公开发表我的最新观点。下面这篇文章，便是我的最新观点的简要表达。欢迎读者针对此文发表高见！。关于农地征收的“涨价归农（私）”论、“涨价归公”论与“私公兼顾”论的辨析中国人民大学 周 诚目前，在我国关于土地自然增值分配存在着两种观点——“涨价归农（私）”与“涨价归公”，针锋相对地处于两个极端；两者都具有片面性——既具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又都具有难以成立的一面。“涨价归农（私）”论是一种坚决维护失地农民利益的理论，这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但是它认定农民拥有取得全部土地自然增值收益权，即只看到失地农民应当享有农地开发权(注)，而根本忽视整个社会，其中包括其他农民也应当享有此项权利，那么，因整个社会经济繁荣而产生的土地自然增值的分配，便与整个社会无缘了，在耕农民则更无缘问津，这就显然大失公平合理。如果完全按照“涨价归农（私）”的观点进行农地自然增值的分配，则失地农民便可在一夜之间暴富，必然不利于农民安心务农，改善农地质量，而且也会使附近的在耕农民产生同样情绪。实际上，考察土地自然增值的归属，应当与其产生的根源相联系，应当顾及社会各个相关方面的利益，从而，单纯的“涨价归农（私）”论便是不能成立的。“涨价归公”论阐明了土地自然增值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而且“涨价”也并非由“成本”所决定，这些都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然而，“涨价归公”论仅仅看到土地的自然增值来源于社会经济发展，从而社会应当拥有整个农地开发权，而不顾失地农民拥有获得充分补偿的天然权利，即忽视农地所有者也应当分享农地开发权，使得失地农民受到不公平待遇，从而也是不可取的。如果不摈弃这种理论，而仅仅是增加失地农民的补偿，则意味着失地农民所得到的补偿中便包含着社会对于他们的额外照顾甚至是恩赐，而并非失地农民本来所应得，从而从产权理论上来看便存在着明显的漏洞。由此可见，单纯的“涨价归公”论，也是站不住脚的。尤其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几个突出的实例，使得我们不得不进一步一分为二地看待“涨价归农（私）”论和“涨价归公”论，关注“私公兼顾”（地利私公共享）论、“全面开发权”论 实例之一：依据“涨价归公”的理论（英国的穆勒与美国的乔治），英国工党政府曾经于１９４７年—１９５３年实行土地开发权国有化，即政府通过征收土地开发捐（Ｄevelopment Charge）将土地增值全部收归国有。但是，此种举措未能长期坚持，除了执政党更迭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此种政策造成了地产市场萎缩而不得不放弃，即恢复“涨价归私”制。英国的此举表明，她看到了“涨价归私”制之弊，而企图通过“涨价归公”来兴利除弊，但“涨价归公”制的极端性——完全否定土地所有者的开发权，不能保障失地者的基本利益，从而使其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在实践中碰壁而归于失败。实例之二：在我国的现实经济生活中，过去长期对于失地农民实行低补偿政策的实践表明，“涨价归公”曾经是我国农地征收补偿中实际上遵循的不成文的政策原则。实行“涨价归公”制的出发点为维护公共利益，但实行“涨价归公”制也具有严重的副作用——据估算，大约有近半数的失地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存在明显的困难。有鉴于此，理论界一些人士极力呼吁实行“涨价归农（私）”制。实例之三：多年来，在美国的一些州，实行土地“开发权转移制”（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ＴＤＲs）。其要点是：在一个社区内，按照规划进行开发的土地所有者，必须从按照规划加以保留的土地所有者哪里购买足够“份额”的土地开发权，方可进行土地开发。此外，在美国的一些州，还实行土地“开发权购买制”（Ｐurchase of Development Rights, PDRs）。其做法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出资，付给一些拟保护的农地（以及一些空旷土地、自然资源等）所有者足够费用，将其开发权收购归政府所有，以便弥补土地所有者所损失的机会利益。由于政府受资金的限制，实行ＰＤＲs的明显少于实行ＴＤＲs的。美国的这种创新，非常值得重视。实行“涨价归公”制，完全否定原土地所有者的开发权，不能保障失地者的基本利益，只是保障了社会利益；在实行“涨价归私”制的条件下，则仅能保障失地者的利益而不能兼顾在耕农民和社会的利益。换言之，土地开发权完全归公与完全归私，是两个极端，各自有其片面性，在实践中都会碰到严重问题，而其症结为“分配不公”。我国一些人士为纠正“涨价归公”之弊而主张“涨价归农（私）”，无非是重走１９５４年以后英国的老路而已，在理论和政策上都并无任何创新。从而，汲取以上两者的优点而摒弃其弱点，便意味着应当实行“私公兼顾”（地利私公共享）制。美国的ＴＤＲs和ＰＤＲs，特别是前者，为我们创建“私公兼顾”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启示。在实行“私公兼顾”制条件下，每一块土地所者所平等地拥有的开发权不能实现时，便应当由获得开发权的土地所有者或国家给予补偿；换言之，因规划而获得开发权者，不应单独获得开发利益。概括而言，实行此种办法，由开发者或政府对于按规划应保留的农地所有者予以开发权补偿，可纠正土地开发收益完全“归公”或“归私”之弊。从土地开发权的角度进行进一步探索，可进一步提出“全面开发权”论或“全面产权观”，即兼顾原土所有者、相关土地所有者、国家三者的土地开发权的理论。原土地所有者拥有开发权，是不言而喻的；相关土地所有者，主要是指相邻土地所有者、基本农田的土地所有者，他们也天然地拥有土地开发权，不可漠然视之；而国家之所以也拥有土地开发权，则是由于，从根本上来说，土地开发性增值的最终来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认识，是承认土地与一般财产不同，它具有社会性，从而不得不顾及“涨价”归属的社会影响。在农地转非中贯彻“全面开发权”论意味着：优先充分补偿、安置失地农民，使其进入“小康”，无任何后顾之忧；剩余归公（归中央政府，避免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用于支持全国农村——其优先项目为对于在耕农民中的“相邻农民”、“基本农田农民”的开发权的适度补偿。归根结底，“私公兼顾”论、“全面开发权”论、“全面产权观”，是承认差别、调和矛盾、多方互利、和谐共富之论。 注：“开发权”是从英文 “ development rights”翻译过来的,其另译为“发展权”，笔者认为不妥。除了引文之外，笔者一律使用“开发权”。因为，英文“development”一词，主要具有中文的发展、开发、展开、发达等四个含义。按照惯例，中文的“发展”一词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等变化；而“开发”一词则是指对于资源的利用或进一步利用。显然，农地转变为非农用地，是指对于农地资源的进一步利用，从而应当使用“开发”一词方为确切。

在1978年至2008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7%，世界银行最近出版的《增长报告》因此将中国列为自二战以来13个保持经济增长率达到或超过7%至少25年的经济体之一。藉此，中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了12倍，至2008年达到了3400美元。在此期间，中国由一个计划型经济体转变为一个"混合经济体"，目前，私营部门的产值占到全国GDP的三分之二以上。那么，中国是如何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呢？ "华盛顿共识"的成功案例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经济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以非同寻常的手法打造各种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约书亚·雷默（Joshua Ramo）甚至将其称为"北京共识"。诚然，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由于中国领导层非同一般的务实态度，中国得以在一个复杂且持续变动着的世界中取得成功。中国的转型遵循了一种渐进的轨道，这使得它能够避免制度与组织上的崩溃，而这些问题烦扰了其他多数转型经济体。同样，中国的各种经济制度也缺乏明晰且标准的市场经济体特征，但是它们在渐进改革过程中展现出了适应能力。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可是，如果我们进行更为严肃的考察，就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些特征是否构成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抑或它们只是达至传统市场经济模式通常所需的过渡性步骤？中国的领导层采取了一种渐进的转型方式，这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伴随急剧转型而来的各种重大风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头30年中犯下了许多严重的错误--进行了许多宏大的社会工程试验，其中包括冒进的农业集体化、大跃进以及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背负着这种遗产，所以把急速全面转型到市场经济的做法视为一种高风险的举动，需要竭力避免。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把中国许多非常规的制度和组织形式理解为它在转型过程中面对异常政治经济情势时所作的反应。比如，一些人称许乡镇企业中的模糊产权，说它是对传统私有产权的一种挑战，可实际上它是1980年代政府对私营企业模棱两可态度的产物，这些态度有时甚至是纠结矛盾的。在1990年代私营企业合法化之后，乡镇企业就迅速消亡了。尽管还存在争议，中国国内舆论并不认为中国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组织与增长模式；一个证明是，"北京共识"在中国国内并未得到广泛接受。事实上，如果我们为中国所采取的改革和经济增长措施列一份清单，然后将这份清单与"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逐一进行对比，我们就会为这两份清单的相似之处所惊诧。在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的原始构建中，"华盛顿共识"包括以下十条政策建言：1.采取谨慎的财政政策，规避通货膨胀税。2.把政府支出从非生产性的再分配领域引导到有效的公共开支上来，如基础教育、医疗保障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3.改革税收体系，以拓宽税基并削减边际税率。4.金融自由化，最终目标是实现由市场决定利率。5.统一汇率，使其足以使非传统产品的出口保持足够的竞争力，以促成高速增长。6.迅速由关税替代贸易的数量壁垒。7.取消妨碍外国直接投资（FDI）进入的壁垒。8.国有企业私营化。9.取消阻碍企业进入或限制竞争的各种管制措施。10.确保财产所有权的安全。在过去30年中，中国几乎紧紧遵从了所有这些建议。在财政方面，中国政府小心翼翼地保持了大体平衡的预算，其负债从未超过其税收收入。通货膨胀率在大多数年份中都控制在个位数以内。在支出方面，纯粹的再分配始终保持在最低水平；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多数是生产性的。在2003年之前，"社会支出"在政府预算中所占比例一直在下降，近年来有所提升，但是其水平仍然很低。在税收方面，宏观税负--即税收与GDP的比值--从1978年的31%锐减至1993年的12%；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80年代的财政分权。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大大强化了政府的征税能力，而政府收入数额大致增加到GDP的25%。然而，这一高增长率开始受到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关注，要求降低税率的呼声不断，一个成功的案例是公司所得税从33%减少到25%，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也数次上调，另外，增值税也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允许使用自有资金的资本投资的抵扣。在国际方面，尽管中国始终遵循着自己的开放步伐，然而它采行的道路决定性地促成了贸易及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经济特区开启了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在1980年代中期，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成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而2001年加入WTO则使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自此以后，中国的贸易依赖度--即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率--一直维持在高于60%的水平上，在世界大型经济体中仅次于德国。在国内事务方面，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是私有化和取消管制。自1990年代中期开启私有化15年以来，中国多数的国有企业已经转移到私人手中或转变为上市公司，只有少数实力强大的国有企业仍然控制在政府手中。在私有化之前，物价控制就已经取消。到1990年代末，政府改革为企业进入市场扫清了许多障碍。尽管在很多领域（特别是在知识产权方面）对产权的保护还很薄弱，但中国在过去30年中还是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步。几次宪法修正案以及《物权法》的颁行已经确立了较为合理的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尽管它还不够完备。虽然情况远远未达到理想的境地，但是未来的方向已经牢牢确立，那就是，建立起更完善也更强大的产权保护。值得注意的是，如同威廉姆森所正确地强调的，"华盛顿共识"并不等同于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教义"，后者还鼓吹资本项目自由化、浮动汇率以及--最重要的--保证市场完全不受限制的运作，而这些是中国明确拒绝的。另一方面，中国也采纳了其他一些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视为经济增长之基础、从而频频开列的药方，其中，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以及强调基础教育是最显著的方面。中国唯一没有紧密遵从的处方就是利率的自由化；而且，尽管采取了大量取消管制的措施，国家仍然牢牢掌控着被称为"战略命脉"的领域如石油、电信及银行。政府相信，控制利率是其掌握金融领域的根本策略。然而，这样做尽管在过去可能是合适的，但现在却问题重重，我们在后面还要探讨这一问题。当下，根据以上证据，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定，中国经济的成功可以说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胜利，而"华盛顿共识"正是其核心政策建议。 中性政府 当我们进一步认真思考中国经济的成功时，我们要提出一个更深入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采纳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仍然声称马克思主义是其意识形态基石的时候？我认为，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于，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disinterested government）。我在这里所使用disinterested一词，是取其修辞学上的三种语义之一，即一个人在欣赏一个物体时是"超然的"或"不偏袒的"。因此，当我说到"中性政府"的时候，是指一个政府在面对不同社会与政治团体发生利益纠纷时保持一种中立立场；换句话说，这样一个政府不会总是为社会中某个社会群体或政治群体代言，当然也不会为某个群体所俘获。但这并非意味着这样一个政府是大公无私的；恰恰相反，它不但具有自身利益，而且有时还可能掠取社会。但这里的关键在于，其掠取行为是"不问身份的"（identity-blind），也就是说，它并不关心其掠取对象的社会与政治地位。结果，相比于那些始终代表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或政治群体利益的有偏向的政府，它更易于采取加强经济增长的政策。为了便于理解这一推断，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有偏向的政府总是采取各种政策照顾其结盟群体的利益，由此就会导致生产率与政府资源分配之间的错配，即其他具有更高生产率的群体没有得到政府类似的关照。相比而言，一个中性政府是自主的，可以免受社会及政治集团的掣肘，由此更能依据部门或群体的生产率来调配资源。就这一意义来说，一个中性政府推动经济增长。它之所以愿意促成经济增长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更高的经济增长能为其成员带来切实的收益（回报）；第二，更高的经济增长会让民众感到满足，更愿意承认政府的合法性。上述分析的一个必然推论就是，一个中性政府所采行的政策往往是具有选择性的，而且很可能拉大社会收入的差距。然而，除非这些差距达到严重威胁其统治的程度，否则一个中性政府会对纠正这一问题无动于衷。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中就是中性的。其起点就是1970年代末期达成的"增长共识"。这一共识的起源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再延续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将不仅难以实现中国的强国梦，而且还可能危及其自身合法性。由于多次政治运动的破坏性后果，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红利已经消耗殆尽，合法性发生危机，政府需要消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增长共识因此形成。回溯起来，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政府有意采取了选择性的政策以促进改革和经济增长。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就是一个例证。在1970年代末，美国急切地需要将中国拉入自己的阵营以充当对抗苏联的缓冲器。中国迅速抓住了这一机遇。尽管在提出"开放"政策之初遭遇了一些来自内部的抵触，然而经济特区还是享受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引得国内其他地区羡妒不已。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要求中国采取一种不平衡的发展道路，这在激励东部沿海地区高速增长的同时相对忽视了内地；今天，中国近90%的出口来自于9个东部沿海省市。2001年中国加入WTO也是一项选择性的举措。入世之前，人们曾广泛认为中国如果加入WTO，农业、汽车制造业、银行业、电信以及零售业等领域必将经历痛苦的结构性调整。但是，在争论声中，中央政府却加速了与WTO成员国、特别是与美国的谈判步伐。尽管加入WTO产生了一些不利后果，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出口自此大幅度增加。在2001年至2007年期间，中国出口额以年均28.9%的速率递增，与此相比，之前10年的年均出口增幅只有14.5%。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另一个例证。在19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转型过程中，党不得不面对社会的急剧分化所带来的挑战。从1995年到2004年是私有化的高峰期，有将近5000万的国企职工下岗失业。这将党推至一个两难境地：支持私有化就要冒着失去工人阶级的风险，而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那是它的主要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如若放弃私有化，则市场经济转型的目标就可能落空。通过低调地继续推进私有化，同时尽其所能让下岗职工再就业，党巧妙地度过了这一难关。到2000年代中期，当国企私有化接近尾声时，多数下岗职工已经找到了新工作或被纳入了政府的福利计划。政府选择性政策中最受争议的可能要数城乡差距。中国的城镇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均收入的3.5倍，是世界上最大的。造成这种巨幅差距的原因很多，有一些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制度性障碍有关。然而，从效率的观点上看，这种巨大的差距却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可以接受的，因为城市比乡村有高得多的生产率。政府也一直试图纠正政府政策与不同群体生产率之间的不匹配。1985年～1994年间设立的双轨价格体制就是一个例证。在这一体制下，国有企业在完成其生产定额后有机会在市场中出售产品并购买原材料。这一体制大大有助于国企依据经济激励原则进行决策，然而市场价格与定价之间的巨大差距也为寻租行为创造了广阔空间。通过向其他企业和个人倒卖配额，控制着关键原材料配额的国企管理者及政府官员可以轻松致富。然而，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一个不经意的好处在于，它创造了只有从市场中才能获益的种种新要素。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就是这样的新要素。它们无法得到计划资源如银行信贷和关键原材料，而要依赖市场生存。至1990年代初期，尽管还要冒些风险，它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参与者，比如，乡镇企业在中国工业增长额及出口额中的比重都占到了40%。这些新情况使得政府放弃了价格双轨制，乡镇企业由此获得了与国企同等的待遇。即便双轨体制的受益人是体制内的成员，双轨制还是被取消了。政府对农村移民的政策则是另一个例证。直到最近，仍然存在各种妨碍着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壁垒，其中包括户口制度。在1990年代，农村移民往往被视为二等公民，他们被剥夺一些基本的权利如自由流动、工作场所安全、医疗保险甚至应得的工资。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到1990年代末，他们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需要大量的工人。由于政府压制农村移民的各种权利，同时他们的所得相对低于其为国民经济所作的贡献，结果是，城市居民获得了额外的好处。这一不平等待遇激起了广泛的草根维权运动以及知识分子的呼吁。政府察觉到了社会的不满，本届政府在执政伊始就开始迅速取消对农村移民的歧视政策。 为什么中国政府在改革时代是"中性的"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合法性问题。尽管中共是中国不可取代的政治力量，但民意的作用也不可罔顾。1976年的四五运动以来的历次民众运动和抗议表明，民众对社会不公和党的重大错误会作出反应。另外，1980年代的财政分权大大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权威，使其在推行地区性政策时更为小心谨慎。同时，经济崛起让中国成为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中国必须留意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合法性。党不强调基于程序的合法性，而是追求基于绩效的合法性，即通过不断改善民众福利而获取的合法性。然而，许多其他威权政体也尝试从经济增长中获取合法性，可是它们往往无法持久地掌权。中国之所以不同，还要归功于中国不存在极端的社会不平等，一个较为平等的社会结构是造就中国共产党 "中性"性质的社会基础。在那些存在极端社会不平等的社会中--比如一些威权政体国家，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政府与精英群体结盟。对于政府而言，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因为精英群体能够为其提供充足的资源，使之能够置民众的利益于不顾，而且足以镇压民众的任何挑战。然而，长期的歧视性政策最终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以及政权合法性的销蚀。相反，在一个平等社会中，政府如果要站到某些特定群体一边就会非常危险，因为其他群体可以联合起来阻遏政府--甚至可能把它拉下马来。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平等是指社会平等，即不存在排他性的、由社会习俗默认的社会分层。社会不平等的典型例子是印度的种姓制度。社会不平等是最深刻的不平等，远甚于政治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后两者要浅显得多，可以通过短期的措施得到矫正。比如，中国的城乡隔离是一种政治不平等，自2003年之后，短短几年间政府政策的改变就极大地弱化了这种不平等。20世纪的一系列革命使得中国社会变成一个大体平等的社会。辛亥革命终结了满清的统治，并建立了共和国，而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让中国社会进一步平等化。通过一场全面的土地改革，地主阶级被彻底消灭，土地分配均等化；另外，官僚资本被国有化。在1950年代早期，大陆和台湾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截然对立，但就社会结构和政府经济政策而言，两者却惊人地相似。与大陆上的共产党人一样，退到台湾的国民党人也进行了彻底（但平和）的土地改革；两岸政府都建立了国有企业，并且从农业中攫取剩余以期加速工业化进程。然而，当1956年大陆开始农村集体化和城市工商业改造的时候， 两岸开始走上不同的道路。从1956年至1978年，大陆走了长长一段弯路，而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国家从这一歧路上拉回到1950年代早期所确立的轨道上来。过去一百多年的中国不是一个典型的后发国家，其经历更像欧洲国家，特别是发生过血腥革命的法国、西班牙和俄国。革命所建立的平等的社会结构让中国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是"超常的"，因为中国本身就是"非常态的"。 未来的障碍与出路 可以预见，政府有选择的、效率优先的政策会导致收入不平等问题。中国的整体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7，而最富裕人群与最贫困人群之间的差距甚至还在加速拉开。更糟糕的是，某些层级政府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增长而不断侵犯民众的政治和经济权利，随心所欲的征地措施仅仅是一个例子。政府对民众权利的侵犯是群体事件的根源。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是谢淑丽（Susan Shirk）所称的"脆弱的巨人"（fragile giant）。但是迄今为止，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政府似乎还是能够将其选择性政策的不利后果控制在最小范围。首先，政府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无论哪个机构出面作调查，政府始终能获得70%甚至更高的支持率。这背后的原因在于，许多人在迅速跻身中产阶层，他们是现行体制的实际受益者；至少就目前情况而言，中产阶层还不是推动变革的动力，而是保持稳定的力量。第二，政府采取了各种专门的计划以迅速有效地平息民众不满的早期征兆。城市低保覆盖了3000多万低收入者，而下岗再就业中心则为下岗人员提供失业补助金并且进行再就业培训；还有一些计划（比如"西部大开发"）旨在降低地区间的不平等；而新农村建设则改善了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医疗保障以及教育状况。第三，作为对民众不满的反应，政府逐步开始更多地尊重民众所表达的利益诉求。调整对农村移民的政策仅是例证之一，其他一些例子还包括颁行《物权法》、加大征地补偿等等。最后，选择性政策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自我纠错效果。如果政府保持中性，就不会总是关照某些特定的群体，因而，就长远来看，至少在制度性障碍较弱的领域，利益分配能够做到大体的平衡。比如，单就城市内部和乡村内部而言，基尼系数都不算高，处于0.35～0.37之间，大体相当于韩国和日本的水平。然而，这些措施可能仅仅是治标而不治本的"镇痛剂"，不足以阻碍由制度性障碍和不完备市场所孕育的强势集团的产生。尽管私人企业界已经认识到结交政府是获取更多利润的捷径，然而，政府自身、官员的裙带关系网以及大型国企才是正在快速形成的强大且排他的利益群体。如果听任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中国就会失去它的"非常态性"，变成一个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两样的"正常国家"；由此，中性政府存在的政治基础也将失去。20世纪后20年的改革的一大成果是缩小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然而，过去几年，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大有回潮之势。据《中国改革》杂志2010年1、2期合刊发表的署名文章统计，至2009年6月，各级政府共建立了8 221个政府融资平台，占用贷款余额5.56万亿元，占2009年全部贷款的50%以上。2009年我国GDP的增速超过8%，而计算表明，政府经济刺激方案的贡献至少为3.25个百分点。相比发达国家，这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成就背后的故事，我们也许就不会那么乐观了。大量经济刺激投资由政府完成，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见效快；但它的坏处也不容忽视，时间越长，坏处将越明显。大量政府投资的直接后果压制民间投资，并可能产生大量银行坏账；在更深层次上，过度参与经济活动加剧了中国政府的生产型政府性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经济失衡成为各界讨论中国经济时的热门话题。失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存在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以及劳动者及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导致失衡的原因很多，其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多参与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例约为24%，而政府储蓄（主要是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为10%，即政府把42%的收入用于投资。相比之下，其他国家政府资本支出的比例很少有超过10%的。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无可厚非，甚至值得赞赏，但是，看着北京、上海的城市基础设施直逼世界一流城市、而其他城市也纷纷仿而效尤，人们不能不问一个问题：相对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否有些超前了？更何况，那种把好好的石砖铺就的人行道换成大理石人行道、修建永远亏本的磁悬浮列车、在市中心开辟巨型花园、在城市边缘建造人工湿地的事情还很多。如果把花在这些华而不实项目上的钱直接花到老百姓头上，国内消费不就可以提高一些吗？为了吸引投资，地方政府纷纷压低土地价格，给予投资者各种优惠，作为补偿，投资必须能够带来GDP和税收的高增长。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会青睐高资本密集度的投资，而排斥劳动力密集的投资。当前，结构调整被许多地方政府和学者片面地理解为产业升级，但现实情况是，相对于中国的发展阶段，我们的产业升级已经过度了。这里无意否定产业升级，但是，资本密集度提高的一个后果是牺牲就业增长，导致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的行为和商业公司相差无几，这不仅弱化了政府的公共职能，而且为利益集团乘虚而入打开了大门。既然经济和税收增长是第一位的，那么，资本就容易得到额外的照顾，政府和资本的结盟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大政府回潮和党在确立"三个代表"之后的转型有关。相比过去僵化的意识形态，"三个代表"是一个正确的转型；但是，"三个代表"颁布之后，"党政不分"进一步加剧却是值得警惕的。"党政不分"似乎达到了党对国家的控制，但是，过多地卷入政府的日常运作、特别是经济事务，却让党失去了自主性。另外，中国太大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模式是不适用的。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当前的治理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社会日益多样的利益诉求。集中全力促进GDP增长的努力还在导致对民众经济及政治权利的侵害，这不可避免地会激起民众的抗拒。此外，由于收入的增加，民众的需求也不再仅仅停留在经济收益上，仅凭经济增长这一剂"药方"就想吸收或平抑社会不满将愈益困难。所有这些都表明，无论是从社会整体出发，还是从党的自身建设出发，明确进行某种形式的政治转型是必要的。政治转型并不一定要求实现多党竞争性民主，但更多的民众参与是必由之路。公民社会的成长为这个转型铺就了一条道路，其中，互联网的发展功不可没，它不仅是民众分享信息的平台，而且也是向政府表达政治意愿的场所。同时，草根持续呼吁也是促使政府尊重民众权利的动力之一。如果党想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增强社会的稳定性，除了更充分地推进民主之外别无他途。强大的特权阶层的出现，会妨碍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在社会内部的公平分配，随之而来的，是以经济增长换取合法性的努力付之东流。为此，党需要将自己置身于社会利益争斗之外，全力保证中国的大政方略不出现偏差，而将利益的调和让给社会自己去做，特别是为普通民众公开挑战特权阶层提供一个具有制度性保障的平台。事实上，这样做也会减轻党控制官僚体系的繁重任务，因为民众的监督可以部分替代这项任务。尽管在民主社会中利益集团政治经常会产生不利影响，然而，业已被多数国家的实践证明的是，一个公开且具有包容性的政治过程是实现不同群体间利益平衡的最好方式。事实上，平衡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绝对是一个中性政府所必须做到的。只要恰当的制度能够发挥作用，抑制强势利益群体的力量，那么，一个民主的政府依然可以是中性的。（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本文是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 在国际社会发展联合会第15届研讨会上的演讲。文章主要提出了两点, 一是经济的繁荣在何种程度上会促进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极大地取决于各种社会政策, 包括教育设施、医疗、社会保险、社会工作的建设, 以及全社会和全世界不同人之间良好社会关系的培养; 二是社会发展中的关系必须得到经验的审查。文章对中国和印度在社会发展领域的经验进行了比较, 认为中国在1979年前在社会发展上取得远比印度更好的成绩, 但是这一优势并没有很好地保持下去, 不过, 近些年中国又开始重视社会发展, 这些分析对于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启发意义。文章内容如下。

提要：关于产权制度的讨论大多是在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框架中进行的。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基本命题是，即："产权是一束权利"。产权界定了产权所有者对资产使用、资产带来的收入、资产转移诸方面的控制权。产权为人们的经济行为提供了相应的激励机制，从而保证了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效率。与经济学的思路不同，本文从社会学制度学派的解释逻辑出发，提出"关系产权"的概念，以此来强调"产权是一束关系"这一中心命题，为解释产权在中国转型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和有关的经济现象提供一个不同的分析角度。这一思路的基本观点是，一个组织的产权结构和形式是该组织与其他组织建立长期稳定关系、适应其所处环境的结果。因此，产权结构和形式并不是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反映了企业的独立性；恰恰相反，产权反映了一个组织与其环境即其他组织、制度环境，或者组织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稳定的交往关联。本文讨论了关系产权的概念、理论思路和实证意义，并从这一思路出发，重新解释了"模糊产权"在中国乡镇企业发展中的意义。--         经济活动是由追求自身利益的人们或经济组织所进行的；而一个经济组织的所有权或产权界定了从事这些经济活动的人们或组织的利益所在，从而影响了他们可能选择的经济活动。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不难理解，产权制度对人们或组织的经济行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若依此观之，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即是一个重新界定所有权归属、变更产权制度的过程。近年来，产权作为一个中心经济制度得到了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工作者的极大关注，但关于产权制度的讨论大多是在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框架中进行的。①「参见盛洪主编，2003，《现代制度经济学》（下卷）中收集的一组文章。」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基本命题是："产权是一束权利"，即产权界定了产权所有者对资产使用、资产带来的收入、资产转移诸方面的控制权，为人们的经济行为提供了相应的激励机制，从而保证了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效率。这是经济学理论有关产权讨论的出发点。     与经济学的思路不同，在本文中，我提出"关系产权"的概念，用以强调"产权是一束关系"这一中心命题。这一思路的基本观点是，一个组织的产权结构和形式是该组织与其他组织建立长期稳定关系、适应其所处环境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产权结构和形式并不是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反映了企业的独立性；恰恰相反，产权是一束关系，反映了一个组织与其环境-即其他组织、制度环境，或者组织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稳定的交往关联。从这个角度来看，关系产权是一个组织应对所处环境的适应机制。本文从社会学制度学派的理论逻辑出发，为解释产权在中国转型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和有关的经济现象提供一个不同的分析角度。     为此，我们需要首先回顾一下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和它所面临的困难；尔后，集中讨论本文的主题关系产权的概念、理论思路、分析角度以及实证意义；最后，我们应用这一思路来重新解释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现象。我希望这篇文章有助于回答一些更为广泛的问题：如，在中国社会发生大规模变迁的今天，产权对组织行为产生了哪些影响？它是怎样发生作用的？         一、"产权是一束权利"：一个经济学命题及其面临的困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学派研究工作的推动下，产权经济学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和奥地利学派的早期研究中脱颖而出，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经济学产权理论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主要着眼点是市场制度下，特别是不完备市场（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条件下，私有企业之间产权的分配问题（Hart，1995）。这一学术思潮的出现与同时期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历史背景不谋而合，恰逢其时地为这些转型经济的研究和讨论提供了话语框架和思路。     在关于产权的经济学和法学研究领域中，最具影响的一个理论思路是把产权看作是一束权利（a bundle of rights）。在经济学理论中，产权指人们对于资产的剩余控制权，即在合约规定的他人使用权或法律明确限定的权利之外，所有者对其资产的使用和转手的全部权利（Hart，1995）。于此，德莫塞茨提出，产权具有"排他性"（exclusivity ）和"可转移性"（alienability）的特性（Demsetz ，1988）。具体而言，产权有三个组成部分：（1）资产使用的剩余决定权，即产权所有者对其资产有着除合同规定的他人租用的权利之外的全部决定权；（2）资产所得收入的支配权，即产权所有者对其资产所得的收入有着全部支配权；（3）资产的转移权，即产权所有者有将其资产转让给其他人的决定权。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经济学的这一基本思路概括为"权利产权"及其相应的激励机制。     不难看出，权利产权的理论思路强调产权的排他性、独立性，以及相应的组织间明确分离的边界。这个理论思路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里著名的科斯定理，即：所有权的明晰界定可以促使人们通过市场机制来有效率地分配风险和激励。用科斯（Coase ，1960）提出的一个例子来说，在"环境污染"的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 ）条件下，只要将污染方和受害方的产权界定明确，双方就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谈判并找到解决方案，从而达到资源的有效率分配。     换言之，产权的明晰化可以导致外部效应内在化，减少交易成本，且有助于克服组织内部的投机行为。在这个意义上，产权是保证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经济制度。     虽然产权在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产权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并没有长足发展。道理很简单：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私有制的产权制度一直占据支配地位，并随之发展起了一整套相应的经济制度。在这个背景下，产权的概念长期以来仅仅是经济理论的一个前提假设，而不是一个研究关注的课题，没有进入研究者的分析视野。即便是近年来西方产权经济学所关注的热门课题，大多也是作为合约双方的私有制企业之间、或私有制企业和公共社区组织之间，在资源交换或共同生产情形下如何分配所有权的问题（参见Anderson &Mc2Chesney，2003；Barzel，1989；Demsetz ，1988；Hart，1995）。     应该说，正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的这个大背景下，产权问题才真正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科尔奈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短缺"现象时，最早提出了产权问题。     他指出，企业的公有制造成软预算约束的困境，对国有企业提供了扭曲的激励，导致了低效率的资源分配和经济行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期望国有企业会像私有企业那样行为，或者会出自本能地如受市场支配的行动者那样行事"（Kornai，1990：58）。他还认为，在转型经济中，私有制是抵制政治权力干涉的有力措施。我们可以看到，科尔奈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批评是从我们上面提及的经济学框架出发的，即他正是沿着把产权作为保证所有者自主决策的一束权利和相应的激励机制这一思路，推论公有制导致了资源分配和使用的低效率。    这个思路影响了经济学家有关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看法和政策建议（参见Lee，1991）。     魏昂德批评了科尔奈关于私有制可以促进企业效率竞争的观点，强调地方政府在当地集体企业运行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他提出了"政府即厂商"的说法，认为地方政府仿佛扮演一个企业集团总部的角色，把地方企业作为它的子公司，积极地参与指导它们的运行和发展。     他指出，中国政府近年来关于政府财政的改革使得基层政府的财政激励尤为强烈。"与级别高的上级政府相比，级别低下的基层政府可以对它们的资产实施更为有效的控制"（Walder，1995：270）。这就是说，行政层次越接近基层，基层政府的目标和利益与地方企业越一致，而地方政府的监督职能和控制职能也同时大大增强。由于地方政府的垄断地位，它们可以对这些企业提供其他所有者无法提供的优势条件，极大地促进了当地企业的发展（参见Oi，1992；Oi &Walder，1999）。     虽然魏昂德提出了与科尔奈不同的观点，但是他关于产权的基本认识还是停留在科尔奈的框架之中。他认为，在中国行政体制中，由于基层所有制的归属界定比较明晰，所以地方政府有着相应的激励以对其所属地域内的企业加以监督。换言之，由于这些产权界定的明晰化，新的激励机制促使这些基层政府像私有企业的主人一样去行为，从而导致高效率的资源分配与使用。     "产权是一束权利"以及相应的激励机制这一思路的确可以成功地解释中国转型经济中的一些现象，例如国营企业的大面积、长时期亏损与产权制度以及相应的激励机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这一思路在实际生活中也面临着许多难以回避的困难。在日常运行中，一个企业组织的产权常常受到极大的限制，且在许多方面含糊不清；有时甚至处于瘫痪状况，不能有效地运行。正像德莫塞茨（Demsetz ，1988）所说的，在许多情形下，一个企业的产权是"残缺"（truncated ）的。在中国的转型经济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在政治权力机构和企业之间，或者在企业之间，有着长期稳定的关系；这些关系体现了这些组织间的相互利益和承诺，并且是建筑在这些企业组织的产权权利被弱化的条件之上的。     例如，地方政府热心地参与地方企业的战略计划；但政府的积极干预恰恰弱化了企业的产权：首先，政府干预企业有关劳动力使用和投资机会的决策，这意味着对于许多企业甚至私有企业来说，它们对资产使用的"决策权"是不完全的。其次，企业常常向地方政府支付超过正常税收外的各种摊派费用，为地方政府所宠爱的项目捐赠投资，这就意味着企业对资产所得收入的支配权也被削弱了。最后，地方政府积极参与企业间的兼并和转让，并常常强加有关就业、资产流动等许多限制条件。因此，企业的"资产转让权"也受到了严重限制。换言之，经济学意义上产权的三个基本权利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被弱化、扭曲，导致了"产权残缺"现象。不仅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集体企业到私有企业的大规模转制浪潮，对魏昂德关于基层政府扮演集团公司总部角色的理论说法也打上了醒目的问号。     其实，我们在更为广泛的经济背景下也可以观察到上面描述的产权"残缺"的情形。例如，市场经济中的股份公司是将收入支配权和资产使用决定权在股东们和管理层之间分离的一个典型例子。从广义上说，企业在建立战略结盟和吸引外来资本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出让它们的"排他性"决策权利。在企业内部也是如此。经济学家青木观察到：在日本企业中，在信息加工和决策环节与决策执行环节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别。前一环节从来没有只局限于经理层，而生产线上的工人也参与了很大程度上的集体决策（Aoki，1994：13）。换言之，这些组织的内部运作，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产权者或经理层的决策权。日本企业中的终身雇佣制意味着，公司主人放弃了产权人通常所拥有的有关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使用的一些权利（如，解雇、辞退）。此外，大公司与其合作伙伴之间的利益分配因经济环境、市场状况而不断调整（Dore，1983），这也反映了传统意义上的资产使用决定权在实际生活中的妥协和扭曲；而政府对市场结构、市场进入和竞争手段的管制也意味着对企业使用资本的权利的限制。     简言之，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和许多研究成果都表明：产权在实际生活中许多方面的运行都与经济学的"权利产权"理论模式相去甚远。虽然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产权明晰化有助于效率经济；但在实际生活中，产权常常是模糊的，象征性的，而且可能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不断地被重新界定（参见张静，2004；张小军，2004）。①「一种观点认为，产权的模糊性是对外人而言，对当事人来说，产权则可能是明晰的。     但是，这个说法不能满足经济学理论中提出的基本法律标准。产权明晰的一个基本标准是，在发生争议时它必须能够在法庭上得到确认（verifiable in the court ）；而对"外人"而言的模糊性意味着它无法在法庭上得到确认，这正是产权模糊性的要害之处。」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产权理论只是告诉我们，产权模糊的这些情形是不合理的、低效率的，最终会被更具竞争力的明晰产权所替代。然而，对上述那些十分重要、有趣、需要关注和解释的经济现象，产权理论却视而不见，无法提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甚至索性排除在其分析视野之外。中国经济学家们在研究转型经济的这些现象时做了有益的探索，并提出了各种解释（参见盛洪主编，2003；汪丁丁，1996；张维迎，1995；周其仁，2002）。下面，我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一个不同的分析思路，并尝试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         二、"产权是一束关系"：一个社会学的思路          让我们以一个实际生活的例子为起点提出需要分析解释的问题。在一次调查研究时，我访谈了一个广告公司的总经理。②「文中所举例子除了说明出处的之外，均取自在2000年前后作者与李强、蔡禾教授合作研究组织间合同关系时收集的实际资料。在陈述这些材料时，我略去真实地点和身份，以便为采访对象匿名。」这个公司是他创立的，有五位独立投资人合伙入股参与。     从这位总经理的角度来看，这五位合伙人中，每个人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有的提供资金，有的提供重要的业务信息，有的则是总经理信任的朋友，提供可以信赖的建议。在访谈时，总经理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位合伙人要求这个广告公司为他自己的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项目，并事先谈妥了这个项目的费用。但是，在项目完成后，这位合伙人却迟迟没有支付事先规定的费用。总经理几次委婉地提醒这位合伙人，但是他都充耳不闻。这位总经理这样告诉我：     "最后我意识到，他实际上一开始就没有打算给这个项目付款。当然，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向他索取欠款；但是，我不想因此影响了我们的关系。他（这位合伙人）位处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里，外人很难进入。他常常把重要的客户介绍给我们公司。我可不愿为了这笔款项而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个欠款违约事件看起来确凿无误，但仔细想来又有许多模糊之处。例如，这位合伙人既是合同一方又是这个公司的所有人之一。在这里，有关收入支配权归属的界定并不是明白无疑的。按照经济学的逻辑，一种解决办法是，这个广告公司把这位合伙人的股份购回，那么广告公司和这位合伙人的关系就从模糊的产权关系转变为明晰的公司间业务往来关系，而广告公司就可以通过正式合同和法律来解决和避免这类问题了。但这位总经理显然没有接受经济学的这个逻辑。他知道，这种产权明晰化意味着将这位合伙人推出圈外，结果是他将不再把商业机会介绍给自己的公司，从而给公司的长远利益造成更大损失。在这个故事里，产权的模糊性有着代价和益处。它的代价是因此引起的资源分配的低效率和激励不足；它的益处也很明显，即维持这一关系而为公司带来的资源和商业机会是难以替代的。在这位总经理看来，这一关系带来的益处无疑大于由此引起的低效率的代价损失。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产权作为一个"关系性"的分析概念（a relation2al concept），以便对上述现象加以解释。因此，我提出"关系产权"这个概念，以概括"产权是一束关系"这样一个命题，即一个企业组织的产权结构反映了这个组织与组织内外环境之间长期稳定的各种纽带关系。这个命题的基本出发点与"产权是一束权利"的经济学思路不同。"关系产权"的思路不着眼于组织的边界和排他性权利，而是强调组织与环境之间建立在稳定基础上的相互关联、相互融合、相互依赖；产权的结构被用来维系和稳定一个组织与它们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关系产权"思路的另外一个意义是强调，我们应该从企业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认识产权所扮演的角色。例如，一个国有企业和一个私有企业，在其产权上可能都有着明确的界定；但是，从关系产权的角度来看，它们与制度环境却有着十分不同的关联。     一个国有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为国家完全所有，这一产权结构蕴涵了这个企业与政府机构以及相应制度环境的独特关系；而一个私有企业所有权则意味着它面对着与国有企业十分不同的制度环境。同样地，一个股份制公司的产权结构则体现了它与持股人及其股票市场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没有关系"也正是一种关系。如，当我们观察到一个个体户与其他企业或政治权力机构没有任何产权关联状况时，这也恰恰反映了它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     当然，我们在提出"关系产权"这一概念的同时，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建立在产权之上的利益关系与其他基础之上的利益关系有着什么样的不同，以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概念来描述概括这一现象？我们知道，在组织研究的文献中已经有了许多关于组织间关系的概念。例如，企业在即时市场上与消费者发生的短暂买卖关系，企业间双边的正式合同关系，企业间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关系，企业与制度环境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等等。那么，关系产权的独特性是什么？     首先，关系产权的概念是建立在与以往不同的解释逻辑之上的。我们是从制度意义上来界定关系产权的。权利产权的经济学思路强调经济人的主体性、独立性，着眼于产权权利对人们的激励作用。而社会学的思路引导我们注意企业对其所处环境、特别是非经济环境的依赖，强调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的制约。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经济学家看来是"产权残缺"的现象，在我们看来恰恰表现出了企业适应环境的战略选择。在微观层次上，我们可以把关系产权的结构形式看作是企业适应其特定环境的战略对策的结果。例如，一些企业用产权的模糊性（收入支配权，资产使用的决定权）来换取地方政府的保护和获得稳定的资源来源。以关系产权的思路来看，这些情形可以被解释为企业通过在产权上某种形式的妥协、分享或出让等策略，以便建构一个稳定有利的发展环境。从宏观层次上，我们把关系产权的形成看作是制度环境对企业的组织制度加以制约的结果。既然关系产权体现了组织对环境的适应机制，那么它的结构和形式必然取决于环境的宏观条件。于此，我们可从两个方面予以讨论。其一，一个经济体系中信息、资源、机会的分布状况影响了关系产权的形式。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所有生产要素都通过市场价格加以分配，所以，独立的产权结构即是最佳的应对形式。     这是关系产权的一个特例。而当一个企业所需资源需要通过非市场的途径获得时，它的产权结构和组织行为不可避免地被相应的社会制度所渗透、所制约。这是组织社会学中制度学派的一个基本思想。其二，已有的制度设施也影响了产权在实际生活中的运行。例如，在法律设施代价昂贵而社会调节机制活跃的社会中（如许多亚洲社会），人们通常使用非正式的调节机制而不是正式法律手段来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产权结构和运行也随之反映了这些社会调节机制和过程。简言之，宏观制度设施提供了限制条件和相应的激励；而在微观层次上，企业在已有的宏观约束条件下则会采取相应的对策。关系产权是在这两者的相互作用下演变而成的。     其次，本文提出的关系产权的概念得益于近年来有关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Bian，1997；Granovetter ，1985；Lin ，2001）。但是，我们强调产权基础上的关系在制度层面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这与社会关系网络理论中的关系概念有着重要的区别。我们可以借助费孝通关于"差序格局"的观点来说明这一重要区别。费孝通指出，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其他所有的个人和群体都按照与这个中心的社会距离而产生亲疏远近关系。在这个格局中，人们的血缘关系或亲情关系（如家庭）成为最为亲密稳固的社会关系（费孝通，1998）。    关系产权所关注并强调的恰恰是企业组织通过产权的融合而建立一种类似于亲情关系的"圈子"。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产权基础上的关系看作是一种极端的强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产权基础上的关系与通常社会关系网络研究意义上的关系有着以下不同的特点：     第一，持续性。近年来，社会科学文献中讨论的社会关系网络，通常是指两个或几个独立活动者之间建立的经济关系或社会关系。在许多情形下，它们为了达到某种目标而设立；但在这些具体目标完成后，虽然可能仍然维持，但不再活跃。如此，企业间合同关系亦随着合同的完成而告结束；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因地因时而有着或紧密或松散的变化。     与这些情形相反，关系产权具有从相互独立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转变为"自家人"关系的质的变化。因此，它蕴涵着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不能任意改变，不因为某一项交易的完成或失败而结束。例如，一个人在租用一个公寓时，他与这个公寓的关系是临时性的，没有超过租约之外的承诺。但是，一旦他拥有了这个公寓，在这个产权上建立的关系就是稳定持续的、无时不在的、不可任意割舍的。     第二，双边性或多边性。社会关系网络研究强调行动者的策略行为，通过建立关系网络来达到某种目标。在这个模式中，某一方行动者是主动方，而这个关系的存在、其强度和稳定性随着他的行动而变化。     但是，产权基础上的关系是双边或多边的，不是某一方可以任意改变的。因此，相对于其他的关系来说，产权基础上的关系不仅是更为稳定的，而且是更为对称的，必须在双方的互动中加以解释。例如，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明确承认或默许，乡镇企业的产权转制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三，社会关系网络理论中的关系无论是工具性的，还是情感性的，或二者兼而有之，都局限在网络关系中的成员；而产权基础上的关系则建筑在更为广泛的制度保障（法律认定）、或者共享认知（社会承认）的基础之上。同样地，一个企业的所有者（全部所有者或部分所有者）对这个企业的认同和承诺也具有类似的特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不同家族、不同部落、甚至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联姻"也近似于这里所说的关系产权。正是因为通常意义上的社会网络关系的短暂性和非稳定性，才产生了关系产权存在的必要性。关系产权的这种稳定特性，一方面是由于法律制度的维系，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组织）作为所有者的认知和承诺。     关系产权这一概念虽然是在本文中首次使用，但是这一思路在以前许多学者的研究工作中已经有不同形式的表达。例如，张静（2003）在关于农村土地纠纷处理情形的研究中指出，土地使用权的界定并不是建立在稳定的法律制度之上，而是常常随着政治权力和利益集团的参与而不断变化，产权归属表现出极大的弹性。折晓叶和陈婴婴（2004）的研究，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分析了近年来乡镇企业产权转型的机制，特别是经营者与社会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描述了一幅产权（资本）在各种力量相互作用下不断演变、变动不居的图画。在英文文献中，迈耶和陆（Meyer &Lu ，2004）也注意到中国企业组织边界有着多重性和不确定性，在讨价还价过程中不断地重新界定。倪志伟（Nee ，1992：4）提出了企业混合型产权在中国转型经济过程中的意义。他认为，在中国经济中，政治权力和市场机制的并存意味着相互竞争的资源分配机制；它们对企业行为产生了相互矛盾的压力要求，提高了交易成本。在倪志伟看来，混合型产权的企业"是试图克服在微弱的市场结构和不完全的市场转型情况下产生的问题的一种制度安排"（参见Chang &Wang ，1994；Weitzman &Xu ，1994）。但是，倪志伟把混合型产权看作是一个过渡性形式，认为它最终会转变为明晰的产权制度。     在关于匈牙利的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一项研究中，社会学家斯达科（Stark，1996）注意到"在后社会主义阶段，日常行为方式和活动，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可以成为资产、资源、可信的承诺和协调活动的基础"的情形，并提出"重新组合的资产"的观点来解释这些现象。     斯达科强调，所谓"重新组合的资产"是企业组织针对环境不确定性、多重的和重新组合的资产是组织自身保护和投资组合的管理形式。在这里，人们针对组织环境的不确定性而分散他们的资产，重新定义和组合他们的资源。他们试图通过这些做法来保持通过不同逻辑或不同的测量标准所得到的资源。（Stark，1996：997）     上面这些观点，尤其是斯达科的想法，与本文提出的"产权是一束关系"的思路有许多相同之处。斯达科的思路强调资产重新组合是行动者获取资源的战略对策，但在我看来，关系产权的概念及这里隐含的关系是建筑在稳定的制度结构上的，而不是像斯达科所说的仅仅是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策略；这些关系是长期稳定的，而不是像倪志伟所说的仅仅是转型经济中的一种过渡形式。关系产权的概念特别强调这些产权关系产生的稳定的制度基础，是组织社会学中制度主义理论思路的一个延伸和应用。在此基础上，我希望从一个内在一致的理论逻辑，对下面一系列表面上看起来互不关联的产权现象做出解释。     1、产权的交融性。在一些情形下，企业通过出让部分产权来换取与其他组织的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例如，不同公司间的合资项目意味着这些公司产权在某一项目上互为融合，为在技术、产品或资源等方面的合作关系提供基础。产权经济学理论从效率角度对这种现象给出了一个解释（Hart，1995）。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在这种合资形式搭起的统制治理框架中，其诸种决策权的实施方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随地不断演变，因此并没有权利产权意义上的独立性和明晰性。在这里，产权的交融性隐含着模糊性。     2、产权的弱化和妥协。在中国转型经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一种普遍现象，即企业通过在产权上（资产使用决策权、收入支配权、转手决定权）非正式的弱化、妥协来换取其他组织的认同和合作。我们上面谈到的那位广告公司总经理与其合伙人的关系即是如此，更为常见的是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非正式交换关系。从权利产权的角度来看，这种弱化和妥协是"产权残缺"的例证；但从关系产权角度来看，它们意味着企业与其环境要素建立起一个稳定合作的关系。举例来说，众所周知的一个现象是私有企业交纳的正式税费通常很低，但与此同时，它们向地方政府交纳了税费外的其他费用。据报道，在有些地区这些费用高达正式税率的两倍以上（人民日报，2003.4.10）。我们不难推测，私有企业的低税率可能反映了这样的情形，即地方政府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以便换取这些企业对地方政府的项目提供正当纳税外的援助。在这个意义上，"相互承诺"的做法使得权利产权基础上的组织间边界变得模糊不清了。     3、象征性产权。在许多情形下，一个组织可能会与其他组织建立起象征性产权关系，即其他组织有着名义上的产权参与，但是它们并不参与实际的决策过程。张小军（2004：129）在研究福建阳村地权历史资料时，注意到土地产权的名义规定与实际运用中的差异，提出了象征地权的概念，即产权的实际运行取决于其所处社会观念和文化制度，如"地权可能通过政治权力的强迫或社会观念的改变而改变"。张小军强调象征地权"在实践中不能充分存在和履行"的困境。但我在这里着眼于产权象征意义对企业适应环境的正面作用。例如，在改革初期，许多私有公司"戴红帽子"-冠以集体企业之名，或者挂靠在某个政府机构之下。     这些政府机构可能不在企业运作中发生实质性作用，但产权结构中所表现的关系纽带有着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建立了企业与环境的一种特殊关系，为组织存在和运作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4、隐性产权。中国转型经济中另外一种重要现象是，一些企业组织的产权为当事人心照不宣地熟知和认同；但是，这种产权归属从来没有被公开表述过，也无法在法庭上得到确认。我把这种产权称为"隐性产权"。例如，许多私有企业或合伙企业起初是建立在家庭关系之上的（血缘关系，亲属关系）。这些关系的一个特点是它们的产权是建立在当事人的共识之上。当出现争议时，会有某种机制（例如家庭内部的决策结构）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这种关系具有类似产权的稳定持续的特点。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改革初期的一个现象，如一些国有企业的厂长常常把生产业务转手介绍到他的亲戚或朋友办的私有企业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位负责人不是这个私有企业的正式所有者之一，以避免假公济私的嫌疑。但是，这种"隐性产权"（即有关他在这家私有企业中产权地位的共识），为他和这一私有企业的持续关系提供了可信赖的承诺。这种关系不是短暂的、工具性的社会网络关系，而是建筑在有关产权的"隐含的"但同时又是共享的认同之上的。这种关系的功能，可以类比于上述的家庭血缘关系保证了家庭成员在家庭企业中有关产权的分享制度。     上述情形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企业以对其权利产权的妥协，来换取与重要资源持有者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纽带，从而建构一个稳定有利的生存环境。在这个意义上，关系产权的概念更为恰当地概括了产权制度的这一特点，并明确了关系产权是对组织环境的一种适应机制。         三、关系产权与企业行为          任何理论都是对现实生活的简化和在一个特定角度上的"猜想"。因此，一个有解释能力的理论应该是有边界条件的和可以证伪的。具体说来，一个理论必须能够对现实生活的有关现象有着独特的分析角度。如果一个理论思路所引发的实证意义与其他理论的实证意义没有什么区别，即意味着我们无从验证这个理论是否有独特贡献，那么它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而且，这个理论推论出的实证意义应该具有可操作性，在研究中是可加以检验的。一个无法证伪的理论是一个同义反复的逻辑循环，没有解释力度。因此，理论的任务是双重的：一方面，它要阐明其解释逻辑以及相应的前提假设；另一方面，它应该提供可操作的实证意义。循此，我们在以下的讨论中，主要着眼于理论解释的第二个方面，即讨论关系产权思路的理论命题和相应的实证意义。具体说来，我们关心的是：关系产权作为企业应对环境的适应机制是怎样影响组织行为的，它有哪些独特的实证意义？     我们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关系产权这一概念，所以我们首先提出测量关系产权的以下维度：（1）关系产权的广度，即参与产权结构的人或组织数目；（2）稳定性，即产权结构的持续时间和变动频率；（3）集中程度，即在参与产权的人或组织中，决策权的集中程度；（4）明晰程度，即产权的正式结构与实际运行之间（在资产使用的决策权，收入的支配权，资产转手的自主权诸方面）的差别。我们从获取资源的途径、企业的身份、制度环境三个方面来讨论关系产权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         （一）关系产权作为获取资源的触觉和渠道     我们以上讨论中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关系产权是一个企业为获取资源而伸向不同领域方位的触角和稳定可靠的渠道。在我看来，产权基础上建立的长期稳定的关系，接近于威廉姆森有关交易成本思路上讨论的"垂直兼并"情形。威廉姆森认为，企业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可能会兼并那些产品上游或下游的企业，从而将外在化的组织间关系转变为组织内部的关系（Williamson，1971）。     我们上面说过，关系产权可以理解为企业为了建立获取资源、机会或政治保护的稳定渠道所采取的战略对策。由于组织环境中许多的关键组织（如大公司、政府部门、民间组织）无法通过"垂直兼并"内在化，所以，一个企业通过参股、象征性归属、产权的部分出让等等方式，与这些组织建立近似于血缘纽带的"圈内关系"。因此，我们可以把关系产权看做威廉姆森意义上的一种制度性表现方式。     关系产权在中国转型经济过程中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经济改革中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然经济"起点是不同的。     我们面临的是企业间迥然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从中央所属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直到私人或家庭基础上的个体摊位）。一个企业所面对的挑战不仅是通过效率生产取得市场竞争优势，更为重要的是要得到生存所必需的资源和商机。这些资源可能不是通过价格来配置的，这些商机可能也不是出现在市场上的。在这个背景下，一个企业与重要资源的持有者或地方政治权力之间，藉此关系产权可以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即组织通过出让产权、弱化产权、融合产权等做法来将关键资源的渠道纳入自己的"圈内归属"，从而为企业获得资源和政治保护提供渠道。而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企业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圈内"或"圈外"的亲疏关系，为所有者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利益联合提供了一个稳定基础。因此，在那些产权不明晰、残缺或弱化的领域，可以预测，在企业和主要资源提供者之间，通常有着长期稳定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产权明晰度和长期稳定的组织间的关系之间有着一个互为替代的关系。由此，我们提出以下的实证假设：    实证假设1：在组织间产权模糊的领域中，我们更有可能发现相应的长期稳定的组织间关系。     产权是组织获取资源的触觉和渠道，因此，产权结构与一个领域或行业的资源分布状况以及资源分配机制息息相关。如果不同领域或行业间资源分布的状况不同，那么，这些领域或行业中的企业关系产权的分布特点也应该是不同的。我们可以从市场化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市场化程度越高，意味着一个公司越有条件通过市场机制来获取生产要素资源或推销产品。在充分竞争市场的条件下，正如新古典经济学所示，生产者无须任何非经济性关系就可以达到资源的有效率分配。因此，市场化程度与关系产权的显著性有着互为替代的关系，如下面的实证假设所示。    实证假设2：市场化程度与关系产权的广度（利益涉及者数目）成反比，与产权集中程度成正比。     实证假设2背后的逻辑是：在市场化很高的条件下，资源流通为市场机制所支配，那么企业就没有必要通过关系产权来作为获取资源的途径。因此，关系产权的广度就会受到相应的限制，而企业自主决策权就会相应地提高，并反映在产权集中的程度上。但我认为，市场化并不总是一个随着时间和经济发展而不断上升的过程，而是经济活动与制度环境以及其他替代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正如经济学分析中注意到的"寻租"行为一样，在一定条件下，关系产权的机制可以帮助企业比市场竞争更为有效地获取资源。这意味着，这类行为和关系有可能长期存在下去。     经济学的市场理论假设生产要素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加以重新组合。例如，高科技企业为了技术创新，需要雇用相应人力资本（如技术人员）。在充分信息、完全竞争的理想市场条件下，企业主可以通过价格机制配置各种资源（如雇用技术人员），并用具体合同规定来约束雇员的行为。但在实际生活中，许多资源的归属和使用无法清楚交割，而制定和执行合同的交易成本和信息的不对称性常常导致这些市场手段失灵。在这些情形下，关系产权可以为不同资产拥有者之间的长期稳定合作提供基础。由此，我们可以提出另一实证假设，即：    实证假设3：当资源或生产要素无法明确分割归属时，我们更有可能观察到将各方利益捆绑在一起的关系产权。     例如，在高科技行业，当技术资源与人力资源无法分割时，我们会观察到雇员共同参股的关系产权形式。在农村的合作项目中，我们也常常观察到共同所有的"集体性"形式。周其仁（2002）从这个角度讨论了企业中人力资本和乡镇企业中农民企业家的作用。他强调了人力资本的独立性和与持有者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相应的产权形式。有趣的是，我们在国际关系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例子。对有争议的区域，有倡议和施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做法，这恰似用"关系主权"来替代传统的独立主权，以便解决或绕过陷于后者框架中难以摆脱的困难。         （二）关系产权作为一个组织的身份和承诺的有效信号     我们的第二个命题是：一定的关系产权决定了相应的制度逻辑，而这些制度逻辑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一个组织与其他组织的交往方式或者内部运行的方式，从而限制了企业相应的行为。这种制度逻辑使得产权基础上的关系具有"圈内归属"的稳定性，为组织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身份（identity）和可信的承诺，成为该组织与其他组织或环境建立各种关系的基础。     我们首先考察关系产权在组织间相互关系上的意义。试想一个地方企业和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地方政府可以扮演一个庇护者的角色，也可以扮演一个协调者角色，或者可以扮演一个攫取者的角色。甚至在同一地区、同一类型的企业之间，政府的亲疏远近关系也是分明有序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都可以观察到这些截然不同的角色。那么，什么机制决定了政府在这些角色之间的选择呢？在这里，关系产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界定出了一个"圈内"的"亲情关系"，这是其他社会关系所不能替代的。     我们可以用一组两个行为者之间的博弈来说明这一点（见图1）。赫希利弗（Hirshleifer，1982）说明，在这个简单的2×2的博弈中，x 和y 的受益不同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博弈，从协调，到竞争，到生态学上常见的弱肉强食的博弈。而这些受益取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对对方可能扮演的角色的期待。我们可以把一个地方政府看作博弈一方，把一个它所管辖境内的企业看作是博弈的另一方。而关系产权恰恰在这里为对方的身份、承诺和在相互作用中可能采取的策略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甚至还直接规范了组织间的关系和互动模式。     这些信息有助于双方找到相互沟通的平衡点（focal point ），提高协调的受益程度，从而改变了两方博弈的性质以及约束双方行为的有关规则。     例如，在"囚徒困境"博弈中，双方之间没有沟通，或者说没有明确可信的有关对方身份和承诺的信号。这种情形只能导致两败俱伤的纳什均衡。但是，一旦双方知道对方的身份和可能采取的策略，双方之间的互动就可能转化为一个双方均获益的"协调博弈"（coordinationgame）。再如，在"胆小鬼博弈"（the game of chicken ）中，毫无信息交流的双方可能会各自采取冒险逞强的策略，导致两败俱伤。但如果双方知道相互的身份和秉性，那么，他们就可以采取相应的对策，促成一个双方都可以获益的结局。因此，这些可信的信号规范了双方可能采取的策略，导致了不同的博弈和结局。         藉此思路，我们可以解释不同企业间关系的差异性。如前述，我们强调了在转型经济中，市场和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是企业面对的最大困难。试想一下，两个远隔百里甚至千里的企业要达成销售或共同开发的协议，它们需要有关对方的身份和信用的信息。而关系产权在这里扮演了可靠信号的角色，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稳定可信的有制度保障的身份。也就是说，当两个素不相识的企业在洽谈业务时，企业的产权结构和形式为它们了解对方承诺的可信性提供了重要信息。在我们的访谈中，许多推销员都提到，他们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所采取的对策是不同的。一位推销员这样说：我们和私有企业打交道很简单。他所要的和公司所要的东西是一样的。你可以马上和他谈生意。如果你的对方是国有企业的，你需要了解到他自己要什么。否则，就不可能达成协议。这些例子说明，企业产权类型成为人们进行市场交易时使用的一个重要识别标准，有利于人们选择企业间互动的基本模式和策略。     有许多研究指出，私有企业试图与地方政府建立亲近关系以便得到保护和优惠政策（Wank，1999）。的确，私有企业可能通过贿赂政府官员来与国有企业竞争，并得到有利于自己企业的资源，以在短期内比国有企业更具有竞争优势。但从"关系产权"的思路来看，关系产权是政府在不同企业间采取倾斜政策的基础。虽然私有企业与某些政府官员之间可能有着密切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因人而异，因而是脆弱的。在一个长时期里，产权基础上的关系在整体上应该是更为稳定的，例如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十分稳定亲密的关系。由此，我们提出实证假设4，即：    实证假设4：产权基础上的关系具有超越其他社会关系网络的稳定性。     约束组织行为的制度逻辑体现在一组相互关联的组织特征之上，包括组织间相互关系和组织内部的运作方式。经济学家青木（Aoki，1994）在讨论日本企业特点时提出了这一观点。     他的研究说明，在日本企业中，终身雇佣制、信息分享系统、工作设计诸方面都密切相联；经理们通常把雇员利益放在股东利益之前给予优先考虑。这表明，在这些企业的产权结构中，雇员是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经济学家泰勒和威根斯（Taylor &Wiggins，1997）的研究指出，日本企业与美国企业之间在原料采购方式上有着明显的不同，表现出在采购、验收、合同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组织特性上的差异。这个观察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不同产权体制中有着制约企业行为的稳定的制度逻辑，其内在的运作过程导致并强化了路径依赖。     因此，产权结构为企业内外的各种关系提供了一个持续一贯的框架，并由此提供了一个身份，一个可信的信号和承诺。于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推出实证假设5：     实证假设5：组织在处理组织内外关系时，有着与其产权结构制度逻辑相统一的行为方式；因此，不同产权结构的组织有着系统的行为差别。     我们以上的讨论有两个意义。第一，制度逻辑的一贯性对一个组织在建立各种内外关系时可能做法的自由度有了一定的限制。这一点与其他的解释逻辑有着很大的区别。例如，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解释逻辑认为，在某项经济交易中，企业会采取那些达到最低交易成本的策略。"重新组合"产权的逻辑则提出，企业会演化出产权结构的各种形式来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我们提出的制度逻辑的一贯性意味着，一个组织不仅受到市场效率机制的制约，同时内在制度逻辑也约束着它的行为。一个国有企业如果按照私有企业那样去运作就会遇到许多的困难和质疑，反之亦然。     第二，如果一个企业的产权结构发生变化，那么，企业与外部环境关系，以及制约企业行为的制度逻辑也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预期，企业会有着相应的不同行为表现。在这里，"产权是一束权利"的思路把这些变化归结于产权基础上激励机制的作用，而我们则强调这些产权基础上的制度逻辑的约束。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认识国有企业改革的困难。一个制度的诸多环节都是相互关联、互为制约的。局部的改革措施可能因为与组织内在的制度逻辑相悖而无法进行下去。而关系产权恰恰是制度逻辑的中心。在我们的访谈中，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总经理谈到了这样一段经历。他所在的公司试图对内部结构进行改革，但人事管理制度受到各种制度条件和社会期待的约束，改革的阻力重重。但是，这个公司中的一个分厂被一个私有企业租用，这个分厂中的人事制度随着发生了重大变化。私有企业主任命的经理层建立并实施了一整套有关违反规章制度的惩罚措施，并严格执行，且为工人们广泛接受。这位总经理说道"在我们这里：（国有企业），我们根本不可能采取这些措施。"人们对不同产权类型组织的内部管理方式有着明显的不同期待。例如，《人民日报》（1999.4.19）报道，221个国有企业采取了旨在管理事务透明化、建立民主监督的所谓的"阳光工程"。这些政策与公共所有制的制度逻辑是一致的，很容易得到合法性。但是，我们同时看到，人们对私有企业内部严格的甚至可能是严酷的管理方式，尽管时有微辞，但并没有引起大的社会舆论反应。这些例子说明，一定的制度逻辑决定了其相应的激励机制，从而制约了组织内部运作的方式和社会承认的基础。     我们可以看出，制度逻辑使得组织中的各个方面密切关联，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一个企业中的实质性变革，意味着制度逻辑的变化，即对新的制度逻辑的采纳。而产权的变化正是这些改革措施的标志。         （三）关系产权与制度环境的同构性     我们的第三个命题是：关系产权界定了一个组织和其他组织之间，特别是和制度环境之间的稳定关系。这个命题是前两个命题的逻辑延伸。关系产权和结构为企业行为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一个明确的身份和一个相应的制度逻辑。可以想象，组织的关系产权因为它们所处环境的千变万化而每每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将之划分为几个大的"产权体制"类型（property rights regime）。我们使用产权体制这个概念来概括在这个体制中的企业都面临着类似的政府管制、类似的社会期待；这些制度环境对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这也意味着，不同的关系产权把企业引入不同的制度环境中，从而诱发了不同的企业行为模式。     社会科学研究者很早就注意到了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对策和组织间资源交换的重要影响，如组织与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是80年代以来组织社会学研究的主题之一（Brinton &Nee，1998；Scott ，2003）。经济学家（McCallum，1995）在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中发现，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往来活动中，即使在类似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在加拿大境内的不同区域间的贸易额超过加拿大与同样经济条件的美国各州间的贸易额20倍。也就是说，美加两国之间的边界是制约经济往来的重要制度环境因素。     在中国的转型社会中，国家的管制机制是塑造和维系不同产权体制并决定其演变存亡的最为重要的力量。举例来说，长期以来，国家政策限制了国有企业在人力资源上的决策权（如，人才流动，员工雇用或解聘），但对私有企业在这个领域中行为的约束力极小。与此相反，政府对私有企业得到金融资源的途径却有着严格的限制，但对国有企业则采取了更为有利、灵活的政策。因此，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受到了十分不同的政府管制政策，面临着不同的制度环境。一个国有企业的经理这样说道：     国有企业对财务管理很严格。比如我们卖产品，一定要给对方发票。本来不开发票，这个钱（现钱）就归我们厂得到。但国有单位经常查账，出了事谁负责？私人就不管，你不要发票正好。我们生产的机器很多私人单位买，用现金，不要发票，但要求价格降下来，我们不敢这样做。如果是私人企业就没有问题了。     制度环境不仅指法律和政府管制方面的制度设施，而且包括约束企业行为的文化观念和社会期待。埃利克森（Ellickson ，1991）关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农场主和放牧主之间解决产权纠纷的研究表明，产权边界之间的划定并不总是为效率原则所驱使，它还受到文化观念和社会期待的制约。这些文化观念和期待是制度逻辑的一个有机部分，它们为组织间关系提供了一个基础（Karsten ，1998；张小军，2004）。一些企业面临相同的管制环境，其行为缘系相同的社会期待、观念和规则而十分接近。而在同一个产权体制内的企业，通常有着类似的经历，使得它们间产生共享的期待和信任。一个私有企业的总经理这样观察道：     我和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都打交道。和私人企业打交道要简单得多，而且一旦达成协议，你不用担心执行问题。但是，和国有企业打交道很困难。费尽你的脑力。你需要给他"润滑"才能达成协议。    但是，同一个逻辑却使得另一个国有企业的经理有着相反的看法：     说老实话，如果两方都是公家，因为是国营部门，沟通起来比较容易。他可能会比较客气地跟你说，你欠了我多少钱，什么时间还？但如果是私有企业，那很可能撕破脸。    国营部门的对方也知道我们有历史问题，也能理解，所以他还是会高兴地与你握握手，坐下来吃个饭。     从制度环境对组织影响的趋同性角度看，在同一制度环境中，相同的制度压力导致组织间产生趋同性行为。但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之间，企业因对不同制度压力的反应而表现出系统的不同行为。这意味着，一个企业更可能与同一类型产权的企业建立合同关系，因为类似的期待和行为方式可以大大减少交易成本。因此，我们提出实证假设6：     实证假设6：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位处同一产权体制的组织之间比位处不同产权体制的组织间更容易发生经济交往关系。     针对这一想法，我们对在2000年收集的有关企业间合同的资料进行了分析，见表1.①「有关这一资料的详细说明，见Zhou，Zhao，Li &Cai （2003）。」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的具体假设是，同一产权类型的企业之间比不同类型企业之间有着更多的合同关系。我们使用了一系列对数方程的统计模式来测算企业间的合同关系。表1说明，似独立（quasi2independence）的模式与我们观察到的资料非常吻合。这些分析结果可以表述如下：     （1）在观察到的资料中，同一产权类型的企业间较之不同类型企业间有着更为频繁的交往，也就是说，一个企业更愿意与自己同一产权类型的企业交往。这一发现在统计意义上有显著性，与实证假设6是一致的。在同一产权类型中，外资企业和私有企业有着最高的交往频率，其次为国有企业间的交往频率。     （2）除了同一产权类型的企业之间合同关系以外，不同产权类型企业之间的合同关系往来没有显著区别。也就是说，一个企业在其他不同产权类型的企业之间的选择是没有显著差异的，并不因为这些企业的产权类型而有所偏爱。例如，一个国有企业在选择它的合作伙伴时，在私有企业、集体企业、混合制企业、或者外资企业之间没有显著差别，但是更可能选择国有企业。     如果企业位处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它们会面临不同的政府管制压力；因此，它们在行为方式上应该有不同的特点。从这个思路出发，可以推论，这些不同的反应应该表现在它们之间合同的形式特点上。例如，90年代以来，一系列的政府法令和法律要求建立企业间合同的规范化、正式化。但是，这种制度压力因不同的产权关系而异。如果这一思路成立，我们应能观察到不同产权类型的企业间的合同形式和特点有着不同的特点。例如，受到政府管制的企业更可能采纳"正式"合同的形式，而远离政府管制的企业更可能采纳非正式的合同形式。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对企业间合同关系的特点做了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          这个分析的主要发现是：（1）私有企业之间的合同关系通常是采取非正式形式的；（2）即便是国有企业或者外资企业，它们在与私有企业建立合同关系时也趋于采取非正式形式；（3）私有企业之外的其他产权类型的企业之间在建立合同关系时，趋于建立正式的合同关系。换言之，我们看到了两种明显不同的合同模式：一种是有私有企业参与的合同关系。即凡是有私有企业参与的合同关系不管其中一方还是双方都是私有企业，它们都趋于采纳非正式的合同关系。第二种是其他产权类型的企业间合同关系，这些合同趋于采纳正式形式。这些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制度环境间的企业行为有着系统的差异。我们据此推测，产权体制在这里扮演了重要角色。①「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差异并不总是按照"官方"分类的所有制类型的边界而产生的。我们发现，有些不同产权类型的企业有着相似的行为。于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尽管这些产权类型在官方的分类系统中属于不同的类别，但它们面临的制度环境是相同的，从而导致其行为的类似性。因此，在实际运作中的产权类型与官方分类的类型并不完全一致。这个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分析。」    我们在这一节的开始提出，一个有分析力度的理论应该有它独特的解释逻辑和实证意义。     那么，上述讨论的关系产权的实证意义是否有着独特的角度和思路呢？我们在讨论关系产权理论思路时的对比参照框架主要是经济学的权利产权理论，所以不妨与权利产权的解释逻辑加以对比。不难看出，以上的讨论涉及到了组织之间关系以及产权结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与此相反，权利产权理论强调组织的独立性、排他性；因此，它对以上提出的组织与不同环境条件之间的关系的实证意义没有任何考虑。关系产权的思路引导我们去关注企业与其环境条件（资源和制度环境的分布状况）的关系，并指出，不同的关系产权结构会导致不同的适应能力。这一思路及实证意义与权利产权理论有着明显的不同。         四、乡镇企业的重新解释："关系产权"理论的一个应用          现在，我们将这个思路应用来重新思考中国乡镇企业的产权问题。     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前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大家都注意到，许多乡镇企业虽然属于乡镇政府或村集体所有，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却为一个或几个个人（或家庭）所支配（周其仁，2002；折晓叶、陈婴婴，2004）。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这些企业的运行和资源使用有着实际的和具有合法基础的参与干涉权力，从而极大削弱了这些企业的决策权。     为什么乡镇企业在产权不明晰的条件下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在这里，我简要考察两种解释思路。第一种解释强调地方政府的重要作用。魏昂德（Walder，1995）认为，由于政府改革的措施，在基层政府的层面，政府扮演了产权所有者的角色，对当地企业加以管理。因此，实际上产权有着很大的明晰度，为提高"监督"效益提供了激励。第二种观点认为，在转型经济中，政府作用举足轻重，致使私有企业使用"模糊策略"来得到政治权力的庇护。倪志伟（Nee ，1992）认为，在政治权力和市场机制并存的转型经济中，混合型产权的企业具有优势，因为它们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伯恩海姆和温斯顿（Bernheim &Winston，1998）的研究表明，在不完全性合同的条件下，在合同规定方面的模糊策略常常是有道理的。如果认识到产权作为信号和身份的角色，那么就不难推断，企业会从策略上利用产权的这些象征性意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两种观点对解释上述的模糊产权现象的不同方面有着一定的道理。许多研究注意到了地方政府在推动和保护乡镇企业方面的作用。私有企业利用"集体企业"的招牌（戴红帽子）保护自身利益的例子也俯拾皆是。在改革初期私有企业受到歧视时这种现象尤为盛行。换言之，这些情形在中国的转型经济中都存在，因此这两种解释逻辑在这个课题上是互补的。     但是，这两种逻辑在解释这个现象时也碰到难以自圆其说的困难。魏昂德的理论模式隐含地假设，地方政府是一个统一的、理性的行动者，有着连贯一致的目标。但是，组织研究的大量文献已经清楚表明，不同的政府机构有着多重的、常常是相互矛盾冲突的目标；而且，这些目标常常与当地企业的目标大相径庭。即便我们假设这些地方官员关心当地经济发展，他们追求的目标常常是短期政绩，并有可能是以企业的长期发展为代价的。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这些政府官员只是短期地逗留在他们现在的官位上，追求短期的政绩以便向上升迁是他们最为强烈的激励。如果上面这些基本估计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应该对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之间目标的统一性和稳定性提出质疑。从地方企业的角度来看，这是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一场博弈，而政府一方的行为常常是难以预料、反复多变、没有有效约束的。因此，需要某种制度性约束机制来稳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有关"模糊策略"的观点也有类似困难。如果地方官员趋于短期利益，有着多重不同甚至互为冲突的目标，则需要我们解释：为什么私有企业可在如此长时间里，在一个重复博弈中，成功地装扮为集体企业，玩地方政府于股掌之中？一个私有企业怎样重复不断地发出"集体企业"或"公有企业"的可信的信号？常见的解释是，这些企业通过贿赂和收买地方官员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这种"特殊性"（particularistic ）关系是脆弱、短暂的，难以解释乡镇企业的长时间、大面积的成功发展。换言之，我们上面描述的这种模糊策略难以成为可信赖、持续有效的信号。     以上这两种观点都建筑在政府和乡镇企业两方在相互作用中有着某种更为稳定的机制的假设上。但是，这种稳定机制是什么呢？在上面讨论的关系产权的基础上，我提出一个不同的解释。我的解释与其他观点在引证实证资料上没有不同，根本区别是对这些实证材料背后的因果机制有着不同的解释。我的基本立论是，以往的讨论没有注意到将两者捆绑在一起的"隐性产权"立足于没有明确宣布、但却为大家所共识的产权基础之上。而这正是关系产权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从权利产权的观点来看，地方政府或者是产权所有者，有着排他性权力（监督机制），或者是被排除在这些权利之外的一个圈外人（在模糊策略博弈中的攫取者）。     两者必居其一。但是，这两个角色与实际生活的观察都相去甚远。而关系产权的思路强调地方政府和厂家的共同参与的关系。从双方的行为来看，这些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政府行为，的确反映了地方政府作为"部分产权拥有者"的角色。例如，政府官员参与企业的战略决策（产品类型，重要原材料的获取）；他们对企业收入的一定部分有着支配权；这些企业的转让权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得到政府官员的明确的或私下的认可才能实现。简言之，在企业的实际运行中，私有企业主或集体所有的企业，在不同程度上，向地方政府出让或放弃部分产权从而换取一种长期、稳定的组织间关系。在这个隐性产权背后，产权的边界不断地随着双方的力量对比和讨价还价而变化。     我们强调了关系产权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关系产权是一成不变的。关系产权是组织应对环境的适应机制，因此它随着环境条件、资源分布状况的变化而演变。但是，这种演变必须从关系双方的互动和制度环境的作用中寻找答案。在这里，企业和政府双方共同参与产权诸方面的决策，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利益和力量的变化而不断地讨价还价，其关系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刘世定，1999；折晓叶、陈婴婴，2004）。这种演变，并不像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关系那样可以随时启动或搁置不用，而是在关系双方不断讨价还价的过程中逐渐发生的。例如，90年代乡镇企业从集体所有制到私有制的大规模转制过程，一方面，反映了企业环境中资源分配机制的市场化发展，导致了企业对地方政府依赖性的削弱；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利益也有了相应的变化，政府职能的加强使它们可以通过税收、土地租赁等手段满足其财政需要。从关系产权角度看，这个转制过程是双方互动的结果，是企业和当地政府随着环境变化和各自利益变化而相应调整产权结构的结果；并不是一个质的突变过程，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为市场的结果。     产权作为一个"关系性"概念，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研究文献中长期注意到的"庇护主义"和"地方法团主义"（Lin ，1995；Oi，1992）的微观基础。这些理论模式强调了地方政府对当地企业组织的偏爱和保护主义做法。这些现象是大家所公认的，但是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却值得进一步推敲。首先，在地方政府管辖的领地中，为什么有些企业得到保护，而其他企业没有得到？如果说这些保护来自贿赂或私下关系，那么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关系会如此稳定，而其他企业（包括外来企业）却无法通过复制同样的策略来得到当地政府如此一般的青睐？从关系产权角度来看，这种"庇护关系"是建立在类似于血缘关系的"圈内归属"之上的。正如血缘关系具有超越短期功利诱惑的能力一样，产权基础上的关系亦具有超越其他功利性的稳定性，而这正是地方政府和所辖区域内企业之间关系的一个均衡点。         五、结束语          在西方市场社会的历史上，人们对影响组织间关系的机制的认识，经历了从充分竞争市场、到不完全竞争市场、到人们面临不确定性和不对称信息的各种应对机制的不同理论模式。     企业组织间合同关系的治理形式也相应地经历了古典合同法、新古典合同法、关系合同法的演变过程（Macneil ，1978；Williamson，1985）。我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中关于产权的概念也应该有一个相应的变化，即从"权利产权"的思路转变为"关系产权"的思路。权利产权和关系产权这两个思路，反映了有关制度环境和企业行为的两个大相径庭的前提假设。     权利产权的思路是新古典经济学描述中的充分市场的逻辑结果。在这一模式中，企业被看作充分竞争市场上的独立个体行动者。在这一市场上，各个厂商都是匿名的；它们相互独立地采取行动，无须特定身份，可以互为替代。如果像科斯定理那样假设交易成本为零，那么产权明晰化有助于经济人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讨价还价，从而达到有效率的资源分配。值得指出的是，权利产权理论通常采用的参考框架是没有任何产权的自然经济。例如，在一块没有任何产权归属的"公地"上，人们出于私利会过度放牧，导致资源枯竭，对长远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在这个前提下，经济学家强调产权归属明晰化的效率意义。但在转型经济社会中，企业嵌入在各种制度基础上，而且非市场机制的交换活动普遍存在，企业需要在各种非市场的关系纽带中寻找生存空间。在这些条件下，建立在产权上的身份和关系纽带，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适应性优势。本文提出了"关系产权"思路，试图对转型经济中出现的一些经济现象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澄清这些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提出有关的实证意义，以便促进进一步的研究探索。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组织间边界模糊和企业产权模糊不清、持续演变和被重新界定的大量实例，而权利产权理论只能告诉我们，这些情形是"低效率"的，"非最佳的"，但它对这些情形为什么存在，而且为什么有时候表现出适应优势这些问题的解释常常令人失望。关系产权理论的分析角度对这些现象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解释。我们观察到，当资源的获得常常比组织内部的效率生产更为重要时，当地方政府的作用无法用其他机制所替代或抗衡时，产权结构就会随着演变以适应这些环境条件。在中国转型经济中，产权基础上的关系和策略性模糊为某些企业和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建立了稳定密切的关系，制造出了一个相对稳定有利的制度环境。不仅如此，这些制度上的纽带同时造成了组织间边界的模糊性，为不同组织、不同领域、不同所有制类型之间的资源动员和资源转移提供了有利的渠道。关系产权的理论模式将研究分析的注意力从企业的独立性转向组织间的相互依赖，从"排他性"转向互联性，从组织间边界的明晰界定转向策略性模糊，从资源分配的效率转向组织应对环境的优势。这一思路的中心观点是：产权的结构形式取决于现实社会中信息、资源、机会、风险的分布状况和分配机制；而产权基础上建立的关系正是应对或突破这些环境条件约束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对一些经济现象提出十分不同的重新认识。例如，从权利产权的角度看，私有企业的兴起和发展来源于它有着明确的产权界定和相应的激励机制，以达到效率生产。但是，从关系产权的角度来看，私有企业的成功可能是因为它在一定的结构条件下所建立的独特关系纽带有着动员资源的优势，相比之下，其内部生产活动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边燕杰、丘海雄（2001）发现私有企业的"社会资本"多于国有企业，正与这一推测相吻合。     本文提出关系产权这一概念和现象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类现象有着一成不变的价值判断。一方面，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产权的不明晰会导致资源分配的低效率和激励不足；但另一方面，正如我们上面所说，产权的这些特点也有其优势。这个情形类似于经济学家利本斯坦（Lieberstein ，1966）提出的X-效率的概念。利本斯坦在分析日本企业制度时提出，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日本的企业制度（终身雇佣制，分工不明确，等等）在资源分配上有着效率损失；但是，这一制度可能在组织内部的运作中产生其他的效率。他把经济学理论框架所无法分析的新的效率称为X-效率（X2efficiency）。关系产权也有着类似情形。与权利产权相比，关系产权有可能导致或伴随着资源分配的低效率；产权的出让或弱化会削弱人们或组织的激励强度。但是，关系产权同时在获取资源、机会、信息诸方面又可能增强了企业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     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我们要特别指出：关系具有双重性。任何一种关系，在建立两个事物、组织或个人之间的关联的同时又导致了它们在已有关系之外的封闭性。任何一种关系，在延伸一个行动者在某一方向的触觉的同时又限制了他在其他方向上的触觉。在这个意义上，一种关系同时也是一种约束。这个命题适用于我们所观察到的所有社会关系。因此，建立在产权结构之上的关系具有双重性：它们对于一个企业组织同时具有保护性和干涉性，推动作用和限制作用。我们可以从地方政府和当地企业的关系这一点上说明这一命题。地方政府可以一方面保护当地企业，但同时可能因追求其他的目标而损害这些企业的利益。因此，这些企业常常需要抵制地方政府的许多"关心"和"参与"。从另一个角度看，地方官员可能以掠夺者的身份出现，对私有企业攫取资源。但随着相互承诺的制度安排，他们也可能转化成为这些私有企业的庇护者，为其发展提供便利（Findlay ，Watson &Wu ，1994）。在这里，产权的形式和结构成为这些不同关系之间选择的重要基础。     我在前述讨论中提出，关系产权的理论思路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许多从权利产权角度难以解释的经济现象。但是，关系产权的思路不是要替代或否定"产权是一束权利"的思路。在我看来，这两个命题有着明确不同的解释逻辑，并在许多问题上有着不同的实证意义，但同时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这两个理论逻辑对解释经济现象和组织行为可能有着各自的分析力度。学术上的不同思路和解释逻辑，为我们认识解释经济现象提供了不同的角度，有助于知识在研究和争辩中不断积累、丰富、修正。         参考文献：     边燕杰、丘海雄，2001，《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刘世定，1996，《占有制度的三个维度及占有认定机制》，潘乃谷、马戎主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嵌入性与关系合同》《社会学研究》第4期。     盛洪主编，2003，《现代制度经济学》（上、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汪丁丁，1996，《产权博弈》，《经济研究》第10期。     张静，2003，《土地使用规则的不确定：一个解释框架》，《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张维迎，1995，《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理论分析和政策含义》，《经济研究》第4期。     张小军，2004，《象征地权与文化经济》，《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折晓叶、陈婴婴，2004，《资本怎样运作》，《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周其仁，2002，《产权与制度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Anderson，Terry L.&Fred S.McChesney 2003，Property Rights：Cooperation ，Conflict，and Law.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oki，Masahiko 1994，"TheJapanese FirmasaSystemofAttributes：ASurveyandResearchAgenda."     In The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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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山西，这是一个和我们颇有缘份的地方。在课题组中，有一个是山西人；有一个曾在山西插队6年，当过生产队长；有两个曾于1983年前后在山西做过户包小流域（千家万户治理千沟万壑）和区域发展重点的调研。

根据1930年代左翼作家叶紫作品改编的电视剧《星火》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后，创造了收视率的高峰。一部1930年代中国农村题材的作品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2006年底，《星火》总编剧韩毓海先生就中国现代史和农民革命，叶紫的创作以及“三农”等问题，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杨凯的访谈，以下是访谈主要内容。

这才发现费力鹏（有时写作费立鹏）是个加拿大医生。本站论坛提供一份他整理的pdf幻灯：《中国自杀状况及其对策》，可咨下载参看。
四则札记分别为：无言的游魂，自杀－－唯一的哲学问题，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为生民立命”是否可能。请翻页阅读。

城市化繁荣了城市，挤压了农村。原来低矮的房子变成了高楼大厦，农民的土地变成了国有企业和市政用地。而土地征用产生的大量问题留给了乡村两级组织。作为城乡结合部的典型代表，北京市高碑店乡通过发展富民、保障安民、文化育民、管理塑民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城市化进程中解决“城乡结合部困境”指明了政策调整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