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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中央在城市化的道路选择上，一直保持了较为清醒的头脑，采取了较为稳定的政策，取得了比较好的实践效果。不过，最近几年，地方政府在如何城市化的道路选择上，明显表现出激进情绪，这种激进情绪如果不受到控制，可能给中国现代化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笔者近年来一直反对目前学界与地方政府在城市化道路选择上的激进情绪，而主张一种稳健的城市化道路。遗憾的是，笔者的声音过于微弱，根本无力阻止地方政府的狂热情绪，因此再撰此文重申自己的观点。一、地方政府的实践最近一个月，在城市化的激进实践方面，笔者连续看到三个版本，一是众所周知的重庆市高调出台的农民转户进城政策，二是山东由诸城开始已在山东全省相当部分地区推开的撤村并居集中居住实践，三是2010年7月笔者在河南K镇调研发现的河南小城镇建设案例。1、重庆版本2010年8月1日开始，重庆市实施《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居民转户实施办法（试行）》，正式启动重庆市农民转户进城的改革，根据规划，重庆户改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2010年至2011年，将有条件的农民工及新生代登记为城镇居民，解决户籍历史遗留问题，新增城镇居民338万人；第二阶段是2012年到2020年，通过系统的制度设计，建立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卫生等保障机制，进一步放宽城镇入户条件，力争每年转移80万—90万人，新增城镇居民700万人，全市非农户籍人口比重提升至60%。重庆市长黄奇帆说，“届时，重庆主城区集聚城镇居民为1000万人，区县城集聚城镇居民600万人，小城镇集聚城镇居民300万人”。黄奇帆曾对新的制度打过形象比喻：城镇户口捆绑了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就业“五件衣服”，农村户口则捆绑了宅基地、林地、承包地“三件衣服”，因此，农民工进城落户，关键是要解决他们的社保体系。按经济学家郎咸平的说法，重庆户改可以称为“重庆模式”，“重庆模式”包括三步曲：第一，未来3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可以解决100万到200万人的居住问题；第二，陆续引进300万农民工进城并入户，让农民工放弃宅基地与耕农地，为公租房提供土地；第三，加强建设IT产业集群，从而解决农民工的工作问题。黄奇帆曾说：“重庆今年的工业产值将过万亿，未来将以20%—30%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工业总产值将达到4万亿”。[1]黄奇帆表示，在未来10年间，新增的3万亿工业产值可增加500万工业就业人群，同时可再带动500万服务行业人员就业。[2]据报道，“目前重庆可用建设用地仅9000多平方公里，基本已用完，今后几年，随着社会发展，需新增2000多平方公里土地。另一个现实却是，重庆近年来增加了大量的城市常住人员，但很多人依然保持农民身份，造成耕地闲置、宅基地抛弃、大量土地资源被浪费”。“对此，黄奇帆在一次会议上称，1000万农民进城落户，三、五年后会逐渐退出250余万亩宅基地。重庆为此将产生250余万亩地票（用地指标），大大缓解城市建设用地的紧张。黄奇帆透露，仅第一阶段让330多万农民转为市民，享受与市民同等同权，政府就需出资1000亿元，但在重庆市政府看来，这是值得的。按照一亩地票15万—20万的价格将产生超过3000亿的收益，这足够支付给转户农民的退地补偿，在一定程度抵偿户籍制度改革需政府投入的高额成本”。[3]以上引述简单地勾勒出重庆户改的思路与方略，笔者总结如下：1、农户进城，同时退出宅基地。(人文与社会wen.org.cn注：关于重庆户改，崔之元教授指出该点理解有误，可详见胡舒立访问黄奇帆文章《重庆“新经济政策”》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6/2195/p0)2、政府将宅基地等农村建设用地置换成为城市建设用地指标。3、重庆市政府用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做三件事，一是为农民造廉价公租房，二是用土地招商引资，三是用土地生财，为进城农民提供与市民同等的社会保障。4、重庆市政府希望：因为可以大量招商引资并创造就业机会，一般进城农民工就可以轻松找到就业机会；因为为农民提供了与城市市民同等的社会保障，进城农民就可以在城市获得体面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因为建有大量廉价公租房，进城农民中情况最不好者可以住进公租房，而不致于无房可住，从而可以避免因大量农民进城导致贫民窟的形成，及因此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5、从而，在不长的时间内，重庆市可以成功地将千万进城农民体面地城市化，从而使重庆的城市化率有极大提高，及创造中国城市化的奇迹。从以上总结来看，重庆模式看起来是相当地简单，就是希望通过让农民拿土地换户籍来创造城市化的奇迹。如此简单的办法就可以创造奇迹，就让人怀疑，因为这样简单不用付出代价甚至不担任何风险就可以创造奇迹的事情，重庆可以做，其他地方当然也可以做。这中间显然是有地方出了问题。问题出在三个方面，第一，“土地换户籍”后的土地仍然是农村土地，其中的农村建设用地可以通过复垦来获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国家土地政策规定，城市建设用地要“占补平衡”，“先补后占”，即地方政府必须先造出耕地，才能获得城市建设用地权利。进城农民将宅基地退出来，地方政府主持复垦为耕地，就造出了可以用于城市建设用地权利的耕地来。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规定“占补平衡”、“先补后占”，从而使地方政府可以获得建设用地指标，只是其中一个前提性条件，也就是，并非农民退出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就可以自动产生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而是有一个更大的限制性条件，即地方政府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是由国家每年定额分配的，每年国家下达的定额建设用地计划，地方政府不能超标使用，即使复垦耕地超过计划用地指标100倍也不行。因此，重庆要将复垦为耕地的农民退出宅基地面积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就需要向国家要求增加建设用地指标，重庆可以要，全国各个地方政府都可以要，则全国控制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计划就会落空。重庆当然可以借其是城乡统筹实验区或直辖市的名义来要求增加建设用地指标，但这里，重庆市已经有了特殊，别的省市政府无法也不能享受的特殊。正是因此，有人写道：重庆现在之所以发展迅速，很大程度上除了物流成本、发展成本低外，其实最大的优势在于国家给足了很大的开发空间，仅仅两江板块就是1200平方公里，西部其他一些大城市一年的拓展指标大约在20km2，10年才能达到200km2，重庆直辖的时候城市建成区面积200km2，现在翻了一翻多，达到500km2的样子，未来是1000km2，10年时间比其他西部地区的城市化的预期面积至少多几百km2。[4]但即使如此，300万乃至1000万农民进城所释放出来的宅基地复垦面积，也不可能因中央给重庆的特殊政策而被重庆市全部用于建设用地，因为重庆农村人均宅基地面积不低于200m2，1000万进城农民工的宅基地复垦面积超过300万亩，即超过2000km2。重庆费这么大的劲不过是为了获得大致1000km2的用地指标（注意，不是实际用地，实际用地还要向农民征收），那干脆国家给重庆特殊政策，允许重庆不用补充即可以占用1000km2的土地用于扩大城市建设，不就可以了吗？1000km2相当于大约130万亩，扣除其中荒地、林地和空闲地块，仅仅相当于100万亩耕地。中国有18亿亩耕地，少100万亩，而可以成就中国西部最大城市，作为国家西部大开发的特殊手笔，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第二，问题也许就在这里，即国家即使允许重庆可以额外地使用100万亩耕地作建设用地，重庆也未必就可以发展起来，因为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是与城市发展内在要求相统一的，正是城市经济发展才带来对土地的要求，而不是反过来，有了土地就一定可以发展经济。土地到处都有，但经济并不是到处都发展了。日本国土面积狭小，新加坡就更小，经济照样发展，而一些土地面积巨大的国家如印度、拉美国家，经济并未就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因此，真正构成重庆经济发展瓶颈的，是招商引资，是资本进来投资。而一提到招商引资，这便是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全国每个地方都在乱弹且已经弹破琴弦的老调了。重庆要招商引资，显然不能只是重庆的决心大，也不是重庆地理位置好，就可以招来商引来资的。资本的天性是获取剩余价值，没有利润，资本凭何会来？而决定资本利润高低的一是劳动力成本，二是土地成本，三是地方税费，合起来叫做投资环境。从土地成本上讲，工业用地的成本是比较低的，一般每亩土地价格在20万元左右，很多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而将土地价格零成本，以至有些企业仅为占地而佯作投资，比如著名品牌汇源果汁就在全国很多地方圈地。重庆以每亩10多万元地票价来获得用地指标，又要再征用规划区内的农民土地，这样积累下来，重庆市政府给到企业的用地，要么价格高昂，要么市政府贴钱。从劳动力成本来讲，重庆指望通过招商引资来安排进城农民工，以使进城农民工可以获得体面的生活，则这些企业必须支付进城农民更高的报酬，否则，进城农民在城市的生活就不可能体面，甚至生活不下去（原因见以下几节的进一步讨论），以及要为这些进城农民支付更多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金。因此，这些招商引资进来的企业要么不招聘进城农民而招聘外地农民工，要么就不得不承受过高的劳动力成本，从而无法在重庆坚持下去。当然，更可能是根本就不会来。从地方税费来讲，重庆市因为进城农民数量巨大，而不得不支付财政成本，重庆市的财政收入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全国绝大多数地方为了招商引资，都可能对企业减税，重庆却欲加税，因为财政缺钱。即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重庆市的投资环境都不大可能很好，招商引资的决心很大，实效却可能很小。有人说，重庆市可以通过土地生财，但正如前述，更多的建设用地只有与更大的经济发展相匹配，才可以创造出财富。当建设用地面积远远大于其经济容量时，建设用地的价格就起不来，重庆市政府指望通过卖地来获得无限的财政收入，当然是不可能的。当然，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重庆可以有特殊的使用更多建设用地的政策，不断地增加土地供给，从而使得重庆市的房地产价格持续下降，并因此使重庆劳动力的成本下降，这样来增加重庆市的招商引资吸引力。但即使如此，重庆也敌不过农民可以往返城乡所具有的农民工的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因为农民工在城市几乎不用花钱在住房上面。我们再退一步，即假设重庆因为可以有更多土地用于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并因此可以较其他地区更容易招商引资，从而可以有经济的更快发展，重庆市的这种更快发展也是建基于国家特殊土地政策的照顾上的，这样的以挤压其他地方政府，而不是以企业家的创新为手段的发展，显然不具有示范的意义。第三个问题是构成企业主要成本之一的工资成本状况。进城农民在城市生活花费要远高于农村，或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要远高于农村，企业若仍按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来支付，这些进城农民的状况就大不如以前在农村的生活水平，而若以较高的工资水平来支付，一方面企业支付不起，另一方面，其他地方的农民完全可以过来竞争这个岗位。最终，指望依靠经济快速发展来解决进城农民的就业，结果却可能是农民就业没有解决，经济也发展不起来。从而，重庆市希望创造的中国城市化的奇迹成了进城农民退无处可退，进又无处可进的困局，重庆的城市化建设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这样的两难是概率极高的，试想，到现在还敢设想用10年时间将重庆市的工业产值由1万亿提高到4万元的计划，实在是不可思议。黄奇帆市长讲：“若无公租房，农民工进城将造成社会动荡”，其实有无公租房并不是什么重要问题，真正造成社会动荡的是进城农民长期无法获得可以在城市体面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工资收入。大量农民进城不再退得回去了，一旦有了经济的、金融的以及其他可能的危机，这些不能体面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数量极为庞大的进城农民正是适合烈火燃烧的干柴。2、山东诸城版本源起于山东诸城的拆村并居实践在性质上与重庆一样，即地方政府要的是农民的土地，而说的是要为农民提供与城市一样的生活与公共服务设施。结果，在很短时间内，诸城即将农村传统村庄拆得七零八落，十几个村合并到一个地方，每处居住人口达上万人，家家户户上楼，政府获得了节约出来的宅基地，将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地方政府即可以通过“先补后占”、“占补平衡”来换取城市建设用地。山东与重庆的不同之处大致有三，一是山东仍然是在农村范围里面重组，以此获得农民宅基地，重庆则是将农民从农村中彻底地不可逆地拉出来了。山东农村，农民仍然可以从事农业，重庆进城农民不只是无法从事农业了，而且根本就已经失去了农村这个田园家乡。这个意义上讲，重庆“户改”较山东“撤村并居”更为激进；二是重庆给进城农民“五件衣服”，但农民必须脱掉在农村穿的几件衣服。而山东并不给农民穿进城的衣服，也不脱农民在农村穿的衣服。但山东农民拆村并居以后，大规模聚居，农田离农民的住处变得相当遥远，而农业生产恰恰是一件需要随时随地照料的产业，农民因此在农作上远不如过去方便；三是重庆与山东经济发展水平有差距。重庆事实上仍然是一个落后的西部农村，而山东尤其是诸城地区，则是经济相当发达的沿海地区。正是诸城发达的经济产生了对土地的内生要求，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讲，诸城的拆村并居较重庆“户改”要有内在合理性。不过，山东历来是行政手段极强，追求政绩很猛的地方。诸城拆村改居的经验在很短的时间即在整个山东发酵，无论本地经济发展状况如何，也无论本地农村的主要产业是农业还是工业，山东几乎全省都通过“村改居”来做起了土地的文章。而这篇土地文章的背后，无非是国家土地政策中关于“占补平衡”，“先补后占”规定的在地化。因为开发新的耕地比较困难，将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然后以此耕地指标来要求国土资源局批准在城市规划区内征收农民耕地用作城市建设用地，这样就可以不减少中国的耕地总量。但这里同样有未解决的问题，一是国家土地政策中，不仅规定了“占补平衡”原则，而且用地计划是按年度下达的，每个年度的用地指标不能超过下达计划。重庆或许可以说是特殊的，因为重庆可以借用城乡统筹试验区的特殊政策和直辖市以及西部地区的特殊条件，来要求国家每年多批准建设用地计划，但未必山东也是特殊的？未必全国每个省市区都可以特殊？这样特殊下去，国家每年制定和下达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还有何意义？计划还进行得下去？因此，这些特殊要么是直接违反国家土地政策的，要么是地方政府盲目决策圈地。盲目决定圈地之一种，是将复垦出来的农村建设用地留作将来向国家要更多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理由，这些复垦出来的耕地成为地方手中战略性的土地储备，以为今后的城市发展与建设用地之扩大预作准备。这样看来，地方政府真是在替“古人”担忧。如果农民的确可以从拆村并居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则这样的政策也是可以忍受的，——虽然还是有点浪费，毕竟农民之前造的房子都是好好的，住起来蛮舒服，拆掉了，至少是浪费了能源与资源，不够低碳与环保，但管他呢，农民高兴就行。但如果农民住到一起，生产不方便了，生活也不方便了，各方面反而不如过去了，则这样拆村并居的问题就大了。即：1、诸城市拆村改居，10多个村拆并到一个居民点，农民因为离土地太远，进行农业生产不方便，且因为住到楼上，农具无处放，耕牛无处养，生活也不方便。2、拆村并居，节约出来大量的宅基地，将宅基地复垦成为耕地，这些复垦出来的耕地就可能置换成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但因为拆村并居规模太大，复垦出来的耕地太多，而使可以补充的复垦耕地数量远远超出了国家批准下来的城市建设占地计划，因此，复垦出来的宅基地只好储备在那里，留待来年再用。3、留待来年再用的复垦耕地的宅基地，是需要地方政府当年就拿出财力来拆村，及来补偿农民在新居民点建房开支的。地方政府财力不够，就可能要求开发商预支。开发商预支有风险。但不承担风险如何能有利益？4、整个过程中，农民生产生活不方便了；拆建浪费了大量资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空前扩大，负担空前加重；开发商因此也被迫预支风险投资。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换取国家土地政策源于“占补平衡”而允许地方政府将城市建设规划区内的耕地征收用作城市建设用地，进行工业区建设或搞商品房开发，以及建设城市基础设施。注意，直到这里，并没有涉及到城市建设规划区内的农地征收问题。所有的问题只涉及到国家为了保持18亿亩耕地红线，而要求所有的城市建设用地在占用耕地时，必须先复垦出相应的耕地出来作为补偿。而目前唯一比较容易复垦为耕地的是农村建设用地，尤其是农民的宅基地。因此，重庆市和山东省的一些地方政府，若通过“户改”，“村改居”，大动干戈，不惜花费巨额成本，包括拆掉本来建成不久仍然住得舒服的农舍，从而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5]不过是打着保护耕地资源的幌子：难道中国突然之间耕地不足已经到了必须让农民腾出自己的宅基地，并且一天都不能耽误，并且必须忍受农作的不便，忍受生活的不便，忍受将来可能不再能回来的不便，[6]并且必须将本来是好端端的还可以住上几十年的小楼拆掉浪费资源与环境的一步了吗？显然不是！因为在农村，到处都是农民将耕地抛荒在那里，且到处有可以改为耕地的荒坡水面，可以大幅度提高产量的中低产田，可以低成本开辟为梯田的荒山荒丘。即使是宅基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全国农村也有数以亿亩计的宅基地，比如在极多的地方，农民的宅基地，一户2、3亩，若国土局愿意出钱在这些的户均2、3亩宅基地的农村搞国土资源整治，则可以节省出来的农村建设用地足以供全国十多年的城市建设用地规划。[7]因此，本来“占补平衡”，“先补后占”这一保护耕地的国家土地政策，是一个好的政策，但到目前，在地方的实践中产生出来极大的问题，以致于很多地方政府通过大撤大建，通过浪费资源来机械执行这一政策。本来应该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和更长的时间内形成的平衡，却以极大的资源浪费来生硬地维持。村庄是农民生活于其中数百年的地方，不仅仅是农民住在其中，而且是农民社会关系、人情关系展开的地方，是农民意义世界展开的地方。就是说，村庄不仅是生产性的，而且是生活性的，是价值世界的，是宗教的，是农民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的空间。现在地方政府仅仅为了得到农民的宅基地以复垦换得城市建设用地的指标这点小事，而编出种种理由，破坏了农民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地方政府为了自己一个暂时的小利而破坏了所有农民的千年生活，这该是多么大的荒唐与罪恶！若进一步解析，这个地方政府也很奇怪，因为地方政府仍然是“公”，而地方政府的负责人则有公有私。当地方政府领导人为地方发展、为民众福祉而下判断作决策，则是公，若只是为了个人政绩，则半公半私。更为糟糕，其实也更为普遍的却是地方政府领导人如此规模地大拆大建，往往只是为了将农民的所有存量资源变为流量资源，从而可以让自己有机会从巨额的流量资源中获取“定额租”。流量资源越大，“定额租”的总租金越高。因此，地方政府领导人有着强烈的将过去的存量资源和未来的可用资源，都一起用在当下，用在自己可以收“定额租”的现在：一旦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各个地方政府强烈的不考虑后果也完全不理性的各种用政绩来掩饰却实际上是寻租的各种行为。他们将祖祖辈辈和子子孙孙的所有资源都无效地消耗在当下了。3、河南K镇案例在河南K镇则可以感受到另外一种城镇化路径的强烈震憾。最近5—6年时间，在地方政府的强力支持下面，K镇镇区面积由1km2发展到3km2，之前全镇只有三条街道，现在则已有21条街道。目前镇区已有接近6000户居民，按每户4人计算，可以住接近3万人，而K镇全镇人口只有3.5万。也就是说，目前镇区已经可以住下全镇所有人口。而K镇镇区仍在快速的扩张中，镇区商品房正在兴建，新的街道也已规划，正被人承包搞三通一平，然后将街两边的土地卖出建房。K镇并非中心镇，而只是县下面的一个比较大一点的乡镇，镇区的市场范围也只在本镇。不过，这几年K镇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周边几个乡镇农民来镇上买房居住，镇区至少已有数百户外镇农民来购房，当然，相对于近年建成的5000多套住房，外乡镇来住人口只是极少。K镇的开发模式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是统一规划，大约在2005年K镇就作了规划，二是以规划为基础，开街建设。政府没有财力开街，因为开一条街，据说至少要投入4、500万元，即要做到三通一平，然后将街两边的土地整理出来，卖给愿到街上建房的农民或开发商。通常一个4米宽16—20m深的土地，要8—10万元，农民买这块土地，在上面建一个两层的房子，一楼作营业用，二楼住人居家生活。这样，一条500m的新街就可以容纳200多户农民自建房，买地加上建筑成本，约要20万元。对于农民来讲，20万元是相当大的一笔投入，因此，开发商允许农民分期付款来购买地皮。几年以后，随着大量新街的开发，K镇镇区就出现了极多的数以千计的一楼营业二楼家居的临街门面房，这些门面房都是当街一个铝合金拉闸门。在小小K镇，几千家营业的临街门面房显然不可能都开门营业，因为没有消费者，因此，我们在K镇街上看到的是，虽然门面房众多，但3/4以上是不开门的，也当然是不营业无生意可做的，因此是空在那里的。临街门面房太多，K镇做生意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而临街门面房从生活角度来看，又相当不方便，且十分吵闹，因此，最近2—3年，K镇又开发起几个小区，建有单元房的楼盘。这样的小区内，住起来安静，且是按居家过日子的功能内安排单元房的结构，因此住起来也远较临街门面房舒适，因此而成为当前农民进镇的首选。一套单元房，120m2，约要15万元，农民一次性拿不出这么多钱不要紧，可以只付首付3、5万元，其余分期付款即可。K镇镇区扩张的过程，也是极多资源和财富投入进来的过程。开街要占地，一般征地，镇政府统一的价格是每亩1万元，后来修高速公路通过K镇，高速公路的征地费为每亩2万多元，因此，农民强烈要求提高征地费，征地费因此提高到了2.5万/亩。一条500米的街道，宽度在50—60m，则这个街道占地就要超过100亩，若按2.5万元一亩支付征地费，仅征地费即要250万元，而且建街道通常还要涉及拆迁。征地后，必须进行街道的硬化，要通水，通电，要安装路灯，所有下来，没有数百万元前期投资是不行的。因此，来K镇投资开街的人都是有钱人。只是有钱还不行，还必须与镇政府有关系，因为虽然投资巨大，回报也高，且基本上是稳赚不赔的。只是与政府有关系还不行，还必须与地方势力有关系，有些新街的开发就是由地方势力所投资的。地方势力在K镇又叫做“面上的人”，就是1980年代好勇斗狠积攒下“名气”，1990年代到城市赚取了不少灰色收入，到2000年以后农村资源开始涌流时，他们又回来投资获利的人物。地方势力因此也可以称为地方黑恶势力，因为所有人都怕这些人，但这些人又有名气在外，他们不用动用武力，更不用带一帮背着砍刀的小弟，就可以让一般农民心惊胆战。他们现在是开着高级小车，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的人，是体面的人，是地方势力，“黑恶”两字加上去，好象有点不符合他们当前形象了。开街是政府的事情，征地由政府出面与村民谈，所有人都是一个价，比如1万元/亩。但有人认为自己的田地离镇区的中心近，而要高价，有人认为自己被拆的房子刚建不久，装修较好，而要高价，政府谈不下来。政府不好强征和强拆，地方势力出面在一个月淡风清的夜晚来到要高价农户家中，请对方给自己一个面子，并说他让政府加1000元如何之类的话。看到地方势力进门，要高价的农户早已心惊肉跳，哪里敢不给面子（他知道不给面子的可能后果，这方面的传闻多得是），因此皆大欢喜。地方政府当然也要给地方势力面子，更加要给地方势力好处。有地方势力与地方政府的默契配合，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是不难的事情。土地被征收，农民得到了补偿（虽然不够多），地方势力要有好处，开街的商人要有利润，地方政府可能会有回扣，这些都是在巨大资源投入到K镇镇区建设的过程中实现的，这种利益的实现又最终是以开街后地皮有人买，或建的单元房有人买为前提的。K镇不是大城市，也不是商业中心，也不是工业中心和交通中心，K镇快速扩展必须要有人跟进买房或买地皮建房。K镇是一个农业乡镇，人口规模并不大（也不小，全镇国土面积有近100km2），农民的主要收入来自务农收入加上务工收入。K镇是一个有着长期外出从事建筑业传统的乡镇，农民因外出务工而有一定的现金储蓄。K镇镇区开发，唯有农民到镇上买房，镇区开发才进行得下去，各方力量才可以从镇区开发中实现利益。恰恰外出务工的农村年轻人有着强烈的城市化冲动，年龄比较大的农民工，手中已有一定积蓄，他们正在考虑年龄大了外出务工已不适合，回乡创业又找不到门路，且自己的积蓄又少，办厂开发的资本不够。正好，镇上开新街有地皮，自己用十几年务工的积累买一块地皮建一个临街门面房做生意，是一个不错的返乡选择。因此，这些正考虑返乡的农民工成了第一批新街开发的入住者。年轻的农民工在外面见过世面，当然喜欢城市灯红酒绿的生活，但城市房价太高，买不起，镇上房价虽然高，若只付首付的话，还是可以想办法一试的。未婚年轻姑娘当然更是希望进城，她们找到一条进城的捷径，即她们要求与自己谈婚论嫁的男方至少在镇上买一套房子，否则免谈。这几年，K镇已经形成惯例，凡是没有在镇上买房子的男青年，根本就没有人上门提亲，若不想打一辈子光棍的话，年轻人就要想方设法在镇上买房。年轻人能想的办法有限，在镇上买房的任务因此落到父母身上，父母即使拿没有积蓄买房，借贷也要买。我们在K镇调查，进镇买房的主力就是新婚买房。K镇现在已经形成惯例，结婚必须在镇上买房，正如之前结婚男方必须自建一栋新房一样。有人买房，会推动更多的人买房。因为刚开始买房时，农民都嫌贵，一个地皮就要4、5万？太贵了。结果，到了现在一个地皮要上10万元了。早买得了好处，迟买吃了亏。刚开始单元房一平米700元，现在已涨到1000元了，一套单元房，120m2，涨了三、四万元，这三、四万元比农民这几年在外打工赚的所有收入还多！因此，有一种主导性的意见出来了，就是买地皮和买房是投资，是最划算的事情，因为房价还会涨，而生有儿子的家庭，虽然儿子才10岁多一点，但也早点买房，反正迟早要买的，迟了就更加被动，更加买不起了。买房的钱不够怎么办？借、贷都是办法，实在不行，先付首付，今后再通过打工定期付款。当然，也有早投资吃了亏的，比如返乡农民工指望建门面房来营业从而获得收入，结果是所有人建门面房，而根本无法营业，无生意可做。其中原理与传销一样。而且，村民都说镇政府有文件，凡是在村里建房都不允许，即使旧房子坏了要整修，镇政府也不允许，整修只能偷偷进行，发现了是要罚款的和制止的。这当然是不可能，镇政府怎么会发文件不让农民整修旧房子？但农民都这样传说，反映出一股强大的推动农民到镇上买房的力量。正是因此，K镇农村已有多年未建新房了。这样一来，K镇农村中，几乎所有积蓄的资源都变成了镇区的房子，且，不只是积蓄，而且农民的未来收入也预支进去了，因为大多数在镇上买房和建房的农户都有借贷，或只付了首付，今后若干年都还要定期还款。K镇的小城镇建设成功地将K镇所有的存量资源流动起来然后沉淀在了镇区的房子上，中间有各种力量从中获得了“定额租”。好处是农民终于进城了，城市化程度加深了（蔡昉的说法）。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则是，农民将所有积蓄与未来都消耗进去建设的镇上的这些混凝土建筑却不能为农民带来切实利益，而且带来了各种严重问题。择要来说有以下几点。耕作不便。住到镇上，离农田太远，就耕作不便。中国农村是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济，每户都有七、八上十块耕地，小块耕地上，虽然并不一定需要投入多少总劳动时间，但农业生产的最大特点是要在作物生长周期内持续地照看作物（比如灌溉、防虫、治病、除草、施肥等等）。离农田远则是无法及时照看作物，也无法有效管理作物的，当然也是耕作不便的。在可以想见的未来30年，中国小农经济还会持续，K镇农民也还离不开土地，因此，他们若全家住到镇上了，则K镇农民的农业耕作实际上就难以维持下去了。收入减少。更重要的是，农民收入来源中的重要一块是家庭种养业。比如自种蔬菜，养猪喂鸡，捞鱼摸虾，等等，正是利用农村房前屋后的空地可以进行这些家庭种养业，不仅可以解决家庭的肉蛋果菜的问题，而且可以有些小笔的经常性收入。也正是因为住在村中，不仅生活费用便宜，而且果蔬足够新鲜。而且，农民在闲暇之余，在房前屋后空地上的劳作也是一种乐趣，一种享受，与大自然的亲密相处和天天泡在钢筋水泥筑成的混凝土建筑中的感受是大不相同的。农民当然不可能住在镇上而开车回到村里种花弄草、养猪喂鸡和捞鱼摸虾。新城市剥削农村。正是因为住到镇上，农业生产不方便，生活不方便，K镇农民虽然在镇上买了房，真正住在镇上的却不多。农村的中老年人是农业的主力，他们都住在村里的旧房子中，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不是他们不愿意去镇上过日子，而是住到镇上后农业生产就无法进行，农业收入就没有了。年轻人也不住到镇上，因为年轻人都要外出务工。农村维持一个体面的家庭生活，正是依靠父母等年龄较大一辈的务农，再加上子女等年轻一辈的外出务工来维持的。且正是依靠这样两笔收入，才能在镇上买得起房或付得起首付。一般来讲，镇上的房子都是父母出钱买的，但产权是属于子女，由子女来住的。年轻子女外出务工，仅在春节回到镇上房子住几天，回来后，打扫好卫生，准备好享受镇上新生活，就要回到村里与父母一起过年。过了年再回镇上家中住几天，然后将所有设施都收拾起来，将门窗封好，外出打工，待到下一个春节到来，再重复前一动作。换句话说，花了极大代价买来的房子及内部的装修，却实际上并没有用。这是多么大的资源浪费。年轻人外出务工，或住到镇上，他们无法种田，也不种田。他们的土地由父母耕种，而由他们来收获，或由他们来获取收成。父母不仅要为子女在镇上购房花钱，而且子女在镇上居住、开销大，父母就只好从农业生产所获中补贴子女。这样就构成了我们说的“新的城市剥削农村”。镇上人为农民打工。K镇农民大量在镇上买了房子，但房子却无人住，K镇有数千家用于营业的门面，却只有极少数开门营业，且这些开门营业者也是生意惨淡。我们问一个门面很大的百货店主，一天营业额有多少，他说2、300元，且其中大头是烟酒。利润也就不会超过40元。K镇既不是商业中心，又不是工业重镇，所有人住到镇上，这就是城镇了？这种只有聚居在一起而没有城镇工商业内容的小城镇化，我称之为“农民式思维模式下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与河北万人大村，又有何区别？不同的是，河北万人大村是在其自然气候地理条件下形成的，与农业生产是可以配合起来的，而河南K镇，农民进镇了，却无法农作了。K镇生意尤其惨淡，而K镇农田较多，到了插种季节，年轻人外出务工，农村缺劳动力，很多农户家庭因此要请人插秧，K镇镇上开店做生意的进城人员就组织起插秧队，以利用播秧季节帮农民在农忙季节插秧来获取收入。按当地请人插秧的价格，帮人插一天秧可以有100元报酬，若农忙季节插15天秧，就可以有1500元收入。虽然插秧很累，但1500元的收入比自己在镇上开店做生意一个月的收入还要多，这也就难怪镇上居住的人会为种田农民打工了。没有发展前途。显然，K镇将来也不可能成为工业重镇，小城镇大工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乡镇工业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工业企业的发展，因为进入买方市场，竞争激烈，土生土长的工业企业根本就不可能长成，招商引资都进到设施齐全配套合理的工业园区，而不可能将工厂办到小镇上。K镇也没有希望成为区域性的商业中心，因为周边其他乡镇也在大力发展镇区，在向农民讲述到镇上买房投资保值的故事，也在利用年轻人婚嫁中女方的优势地位向男女父母提出剥削性的购房要求。如此一来，K镇这样的因为政府推动，因为农民虚假消费需求被调动所制造出来的“繁荣”，就注定只能是虚假“繁荣”，就只是一个消费性的小镇，是一个缺少经济基础，缺少基本收入条件作支撑的消费性小镇，因此也是不可持续的。这种“繁荣”的泡沫终究是要破的。那么，为什么地方政府会有积极性来推动小城镇建设？除了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认识上的农民式思维和理论误区以外，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在一、二任政府的手中就可以调动起极其巨大的资源，并建成极为庞大的政绩工程。而这些将农民祖祖辈辈的积蓄和子子孙孙的红利都消耗掉了的由存量资源变流量资源的过程中，就为各种力量从中谋取“定额租”提供了极大的空间。资源流量越大，可以获得租金越多。而至于由此引起的将来的困境，则是后人的事和后任的事，那个时候，自己早已洗净上岸了吧！二、讨论中国城市化必须明确的两个根本性前提讨论城市化，必须明确中国城市化的基本前提，因为城市化不是也不能只是人都住在城市，聚集在一起，还要讨论城市化的质量问题，讨论城市化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讨论城市化与中国人民生活质量提升之间的关系问题。城市化不只是城市化率的高低，而且要考虑城市化的质量，城市化也并非仅是户籍制度改革，而且要考虑就业与社会保障。总之，城市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而其中尤其需要统筹考虑的是中国经济结构与劳动力再生产的状况，这是讨论中国城市化必须要明确的两个根本性问题。1、中国经济结构及特征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中，一、二、三产业中，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显得太低，比如，美国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占GDP和就业人口总数的比重均超过70%，中国2008年的数据仅为40%和33%，也正是因此，国内学界和政策部门认为必须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只有第三产业发展起来了，社会就业才会提高，农民进城就不愁找不到工作，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就可以加快。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占中国GDP的比重连续下降，今后还会下降，目前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已经只有10%左右。如此之低的产值与如此之多的农业人口，是导致“三农”成为问题的一对基本矛盾。只有当农民大量转移出来，仅留下较少农民来分享越来越少的农业GDP时，农民经济收入才可能相对较好。不过，农业主要是生产与人们基本生活密切相关产品尤其是食品的产业，农业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产业，农产品消费构成了任何一个家庭最为基础的消费。从恩格尔系数即从食品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重来看，即使在发达国家，食品支出也要占到家庭支出的三成以上，一些发展中国家要占到五成，中国目前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7.9%，农村为43.7，即约占到农民家庭支出的四成。恩格尔系数只是部分地反映出农产品在居民消费中的重要性，因为一些家庭经济困难，食品在家庭支出中占较高比重时，这样的家庭往往正是消费不起基本富食品的家庭，是卡路里摄入往往不足因而营养不良的家庭。而在一些发达国家，虽然恩格尔系数较低却也未完全反映出农产品在家庭支出中的重要性，因为有些发达国家，农产品价格十分昂贵，一般家庭根本就不敢放开消费农产品，比如日本、韩国，这些国家通过减少农产品的消费来维持家庭支出的平衡。当然，这种减少并非是基本农产品，而往往是果蔬等鲜活食品，这些食品可能特别昂贵，而使一般城市家庭消费起来颇为吃力。中国当前农产品价格极其便宜，绝大多数国民都可以解决温饱问题。这一点很重要，一是基本营养是身体健康和国民素质的基础；二是正是廉价农产品，使进城务工的农民可以廉价生活在城市，而廉价劳动力又构成了中国外向型经济成功的重要基础。当然，廉价农产品也使中国城市贫困人口可以有较为充足的富食品，可以消费得起鲜活农产品；三是农民往往营养良好。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多数，这些生活在农村的人口，虽然都是人均耕地面积极少的小农，但这些小农因为有土地，就可以自己生产粮食、果蔬、肉蛋鱼虾，他们可以自己种菜园，自己养猪喂鸡，这些农作的成果是几乎不需要资金投入的，是自己利用劳动之余暇换来的，大多数是自给自足的，因此，农民的富食品尤其是蔬菜是新鲜的，是充足的，是只要自己勤劳一点，就供给充分并可以到处送人（比如送给在城市生活子女）消费的。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农村小块土地上耕作的往往是年龄大的中老年人，耕作也是他们的人生兴趣，是闲暇度过方式，是有趣的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老有所有”，有力有处使。构成中国GDP最大比重的是第二产业，其中外向型的“中国制造”又是其中最大一块。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制造”因其廉价而可以占有世界市场。不过，“中国制造”也正是凭借廉价优势才占有了世界市场。“中国制造”的重要特点是其技术含量低、产品低端，是组装产业甚至只是“代工”企业，因此是高度竞争性的产业。因其低端高竞争，而使“中国制造”既无法获得垄断利润，也无法实现高附加值，且“中国制造”必须廉价才能在消费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位置。恰恰中国劳动力廉价，且土地制度有优势，而使中国可以生产出几乎是世界上最廉价的消费品。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不多，高科技的因此也是高附加值产业不多。“中国制造”的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低技术、高竞争的未端制造加工组装行业，因此只能是低利润的。中国要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的战略产业，但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且需要国家正确的产业导向与支持，需要中国社会足够的耐心。在“中国制造”仍未成功变身“中国创造”前，中国第二产业即使创造出巨额的GDP，却往往不能带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其中的关键是“中国制造”无法承担起工人高的工资和社会保障，第二产业的就业者因此无法为第三产业提供消费能力。反过来，正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为“中国制造”占据世界市场提供了前提。当中国经济结构在世界经济结构中所处位置未变时，中国能利用“人口红利”来实现“中国制造”占据世界市场，就应该是一个极大的成绩。当然我们不满足于“中国制造”，而要“中国创造”，但“中国创造”是未来的理想，是现在奋斗的目标，而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实则是“中国制造”，我们的一切考虑必须从现实出发。“中国制造”之所以可以成功，是因为中国廉价劳动力。我们不会因为失去了“中国制造”就自然变身“中国创造”了，或者说我们不会因为劳动力价值升起来，“中国制造”被“印度制造”、“越南制造”代替了，“中国创造”就成功了，而只能在细心维护“中国制造”的基础上，耐心培育“中国创造”。（当然，有点悲观，因为宝贵的资源不是往“中国创造”那里去了，而是用于投机性的房市、股市上去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30年，“中国制造”仍然需要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来维持其在世界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并为中国换回升级到“中国创造”的资源。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是否出现了“刘易断拐点”，及“人口红利”是否已经吃完，并非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我们的制度设计要有两个方法的内容，一是如何继续保持“中国制造”的优势，二是如何将“中国制造”所获资源用于发展“中国创造”。以上两点，都意谓着中国不应该将经济发展的重心置于消费性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上，更不能置于投机性的房市和股市上。保持“中国制造”优势的关键是中国能否继续提供大量源源不断的优质廉价劳动力，而发展“中国创造”的关键是在遏止投机性产业过份膨胀。在“中国制造”不能为劳动力提供高工资和高保障，不能为国家提供高税收时，消费性的第三产业就发展不起来，服务业的高就业就没有前提。城市就业机会因此不多，大量农民进城的结果可能就是大量失业。2、农民如何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我们再来看“中国制造”的廉价劳动力是如何来的。按马克思主义原理，劳动力的价格与谷物价格关系极大，因为劳动力再生产必须要能保证基本卡路里的摄入。中国农产品是全世界最廉价的，因此中国劳动力廉价。中国的贫困线水平低于世界水平，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农产品价格也许是世界最低的，温饱问题的解决在中国不是难事。有一次在农村调查，一个农民讲，现在随便打一天工，用打工收入来买米，可够自己吃一个月。这是实情。中国农产品价格低，并不只表现在粮食价格低上，而且果蔬价格也很低。因此，在中国要解决温饱问题，只需要比较低的工资即可。中国农村劳动力价格廉价，当然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众多有关，这是从劳动力供需角度来讲的。中国劳动力廉价还与劳动力的生产方式有关。具体来讲，当前在沿海外向型企业工作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农民劳动力再生产的主要场所是农村，农村消费比较低，且有相当一部分自给自足经济。同时，农民家庭中，年龄比较大外出务工已经无优势的中老年人，可以在家从事小农经营，种10亩地，一年有1万元收入并不难。年轻人外出务工，有多少收入都不要紧，收入多就可以积蓄下来办大事，收入少，有父母在家务农的收入，温饱问题很好解决。正是通过代际分工，一家两代人同时务农和务工，因此同时有两笔收入来源，而使农民家庭可以温饱有余，生活得有点体面。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结婚生子，孩子就寄养到农村父母家中，农村的生活费用低，支出少，两笔收入合起来却不少，每年年终，总是收入多于支出，每年都有节余，这样在经济上就不感到捉襟见肘，就会因为有余钱而心里踏实，就可以用作人生大的规划。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不再年轻，在城市务工，工作越来越不好找，工作环境越来越恶劣，工资越来越低，开始年老的农民工就回到家乡。他们有家可回。年龄越大，在外越是没有归宿感，思乡念土之情越重，农村的家乡是永恒的归属。正是因为有农村这个最终的归属，在城市努力劳动和节俭生活才显得出意义。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夸大农民的城市梦。当农民有足够收入时，他们当然可以做城市梦，但若他们没有足够的收入，年龄又逐渐老去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做城市梦吗？城市梦碎，家乡难回，这才是进城农民的真正悲剧。无论如何，尤其是那些无法在城市体面生活的进城农民，家乡的农村不仅是他生活上的归属，而且更是他们精神上的归属。反过来讲，正是农民可以在城乡之间流动，可以有城市和农村的两笔收入，可以为进城之后却不能获得足够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即可以返回家的制度安排，而使进城农民工的劳动力可以继续廉价，从而可以为“中国制造”继续提供强有力的支撑。[8]我们可以设想，农民全家进城了的情况。在农民工资收入并不增加的情况下，全家进城的农民工家庭，首先是开支大幅度增加，因为城市的消费远高于农村消费，这应是常识；其次是失去了务农收入，因为五、六十岁的父母已经无法再种田了。而五、六十岁的父母在城市找工作也会十分困难。即使是诸如捡破烂的机会，也因为全家进城农民太多，要靠换破烂来补贴家用的老年人太多，而无破烂可捡。即使国家免费送房子住恐怕仍然困难。这个时候，要让进城农民全家仍可以保持最低限度的体面生活，就必须较大幅度地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但在中国经济结构未升级，“中国制造”还要依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情况下，无论是农民工工资的提高还是为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而增税，“中国制造”的竞争力都会降低，由“中国制造”来推动“中国创造”的资源转移能力因此减弱（倒是危机感会加强）。若不能大幅度提高全家不可逆进城农民家庭的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则进城农民的生活质量就会降低，甚至不久之后即不得不进入到贫民窟的生活中去。贫民窟当然不是编造出来的谎话，而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大国城市化的产物。所有人都知道，无根的、无法治理的城市贫民窟的生活质量是远不及有根的有序的有熟人关系的村庄生活的。或者说，对于当前经济处境下的中国城市化，可能的选择有二，一是农民不可逆的进城从而在较短时期内获得较高的城市化率，其结果是因为大量进城农民在城市失败后不再有维持体面生活的条件，而因此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二是农民可逆的进城，即当农民进城失败，他们即返回农村家乡过依旧的生活，城市没有大规模的贫民窟，同时城市化率比较低。以上两种选择源自政策设计，若政策设计为农民不可逆的进城，政府甚至为了提高城市化率（或甚至只是为了要农民的宅基地这样等而下之的目的，如重庆正在进行的“户改”），则大规模城市贫民窟几乎是必然产生出来。若政策继续强调农民土地承包权的稳定，强调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强调土地只能有限度地流转，则即使中国城市化率提高不快，城市却不大会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因为如果农民进城失败，他们不能在城市维持基本的生活，农民还可以选择返回家乡的农村。而从农民的角度来讲，前一种政策设计，使农民失却了选择权，他们在城市失败了，就只能忍受因此的所有痛苦。后一种政策设计将选择权交给农民，即农民进城失败，他们还可以选择返乡，当然他们也可以继续留在城市碰运气。留城还是返回家乡的决定权在进城农民自己。从基础人权的角度看，后一种政策设计显然对农民有利。其实不止是对农民有利，而且因为农民可以选择，从而使一旦出现危机形势，农民就可以成为缓冲危机的稳定力量。且因为农民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农民家庭可以同时获得务工和务农的两笔收入，而使“中国制造”可以继续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中国经济在“中国创造”可以支撑发展之前，仍然可以保持活力。以上两个问题才是讨论中国城市化的根本性前提，是最为关键基础并决定中国未来发展大格局的问题。糟糕的是，当前学界及政策部门讨论城市化时，却将主要注意力投放到土地、房地产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表面问题上去了。3、土地与房地产这些表面问题当前国内学界与政策部门往往将一些很表面的问题当作根本来讨论，最典型的就是重庆市的“户改”和山东省诸城市的“村改居”。这种讨论不理解土地非农用的价值来自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的需要，没有经济社会的发展，土地的价值也就是其农用价值。正是因为国家限制土地非农用，才使得非农用土地具有超额的级差价值。正是因为经济发展要求有更多土地非农用，而国家限制土地非农用，就使非农用的土地表现出超额价值，也才会出现表现在建设用地上的普遍的“土地拜物教”。如果国家不限制土地的非农用，因为土地使用的不可逆性，和农产品所具有的超出一般商品的战略性基础性及由此带有准公共品性质的特点，而使国家在土地使用上采取相对严厉的政策。在中国耕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然限制耕地的非农使用，但因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确需要占用土地，国家也就不可能在土地政策上严厉到不能占用任何耕地的地步。因此，国家的土地政策上大致是在这样一个控制范围内，即希望非农用土地可以附载一个较高的价值，这个较高的价值远超过土地的农用价值。因为建设用地分为农村和城市两大块，且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因此，土地非农用的附加价值要求就不会一样。大致来说，在土地非农用上，可以保护耕地，又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足够活力，即是其政策的空间所在。中国当前执行严格耕地保护政策，必须保留18亿亩耕地的红线，但中国并非没有任何拿出（比如2000万亩）耕地作为非农建设用地的空间，中国还有大约2亿亩可以复垦的农民的宅基地。既不浪费土地又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润滑作用的土地非农使用，使非农使用的土地有一个合理的级差收益。我们假定，国家每年拿出500万亩建设土地使用计划，从而可以在目前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的需求下，创造出每亩土地100万元的级差收益（这些不考虑土地的位置和地区差异），则如果国家每年拿出1000万亩建设用地计划，每亩土地的级差收益肯定达不到100万元，而可能只有70万元，甚至因为土地供过于求，而低于50万元。而若国家采取更为严厉的控制土地非农使用的政策，每年只拿出250万亩建设用地计划，则在旺盛的土地需求下面，每亩土地的级差收益可能突破150万元。因此，我们不能用国家严厉控制土地非农使用情况下所产生出来的建设用地级差收益，来推算全国土地可以创造出来的价值。土地非农使用价值，只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旺盛需求，与可以用于建设的土地的现有量的供需关系，创造出建设用地的价格，而因为可以用于建设的土地总量并不是国土面积，而是国家每年批准的建设用地面积。国家批准用于建设的土地越少，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的需求越大，则非农使用土地的价格越高，土地非农使用价值较农用价值越远。若国家不限制土地的非农使用，在中国国土面积极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非农使用土地只占整个国土面积极小的部分，大量圈占土地，可能导致土地非农使用的价值低于土地的农用价值：土地太多了，经济社会发展所要求的土地有限，因此，出现了土地仅以略高于甚至等于土地农用价值进行交易情况，这种情况下的土地级差价值主要与土地所位处置有关，而与土地性质关系不大。现在有人用国家从紧的土地非农使用政策下面产生出来的土地非农使用价格来计算全国土地若非农使用，说中国有如此之多的土地，该是多么巨大财富，这种计算方法显然是本末倒置的。与土地相关的是房地产，房地产本来是为居民提供住处的，当前中国经济却以特定时期供求关系（甚至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供求关系，因为其中有大量的投机）制造出来的高房价（远高于房屋的实际成本）来推高对中国经济总量的计算。更严重的是，本来房地产只是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物品，今天却被当作发展经济的有效措施。这也是本末倒置的。总结以上所说，即，中国城市化的核心不是土地不够用，也不是没有房子住，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位置，劳动力在中国经济里面是否可以获得足以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的工资收入，和国家是否可以从中国经济中收取足够税款，不仅为整个国家的运转提供基本公共品，而且为中国人民提供比较好的社会保障。经济发展来自于投资，而今天的中国，未富先老，到处充斥的是关于土地和房地产投机的信息。土地和房地产本来是要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化就实在是危险大矣。三、中国经济发展路线图以下极为简单地拉个线条。1、“中国制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而其中的核心又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的天下无敌。“中国制造”是集中在产业末端的装配行业，高竞争低利润。同时，因为高竞争低利润，而无法支付起工人高工资，无法承担土地高地租，无法承受国家高税收。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沿海制造业的发展，充分利用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中国的特区优惠政策，及中国充分的大量的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而使中国制造的产品很快就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位置，并在不长时间即将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中国从全球化中因此获益。当然，代价也很大。比如环境高污染，资源高消耗，国家低税收，工人尤其是农民工低工资，以至于农民工在沿海打工20年，仍然无法获得在城市的体面生活。但中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至少可以通过中国制造的产品出口从全球化中获益。中国经济因此快速发展，以至于目前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显然不能总是停留在“世界工厂”的阶段，中国必须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战略性产业，从而获取高端利润。2、“中国创造”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产业的发展要有一个过程，且要有国家的政策支持和企业的正确决策。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下面，在国家经济总量所拥有的战略支持力下面，在13亿中国人5000年文明的智慧下面，以及在中国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已有相当规模的企业的决心下面，经过若干年发展，中国经济结构将成功实现转型，中国产业中，高端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因此具有高利润的产业会越来越多，并逐步由“中国创造”替代“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因为具有高获利能力，而可以支付比较高的劳动报酬和可以缴纳比较高的税收，进而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3、“中国制造”变“中国创造”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正在上升，土地成本也在上升，从而使“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可能被“印度制造”、“越南制造”所替代。在“中国创造”还不能成为中国经济支柱的时候，“中国制造”既是中国劳动力的主要就业领域，又是中国从世界市场上获取资源的重要甚至主要渠道。因此，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了，劳动力、土地的价格都要上涨，另一方面，劳动力、土地价格上涨的幅度又不能太大，不能将“中国制造”的优势很快就涨没了。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套制度来保证，在“中国创造”崛起之前，继续保持“中国制造”从全球化中的获利能力。这套制度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加快“中国创造”的崛起，另一方面是继续保持“中国制造”的优势。正是“中国制造”可以继续保持优势的时间，为“中国创造”的崛起提供了必要的时空条件和资源条件。4、如何保持“中国制造”的优势从目前中国的制度安排中，“中国制造”仍然有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巨大的优势，主要有三点：一是中国农业的成功，使中国谷物价格相对低且稳定，这就使中国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较低。而中国农业的成功恰在于中国式小农经济制度。二是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包括征地制度，使中国可以做到孙中山先生所说“地尽其利，地利共享”。而一些土地私有化国家土地利益分配中普遍存在的“反公地悲剧”，导致未富先衰。三是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使农民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往返，从而可以有效防范和应对各种危机，而且可以充分利用中国特色的“半农半工”的家庭劳动力再生产制度，极大地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只要中国仍然可以保持住以上三种制度安排，“中国制造”就还可以继续保持住优势，从而继续为“中国创造”的崛起提供时间。5、忧虑不过，目前国内学界、政策部门，而尤其是地方政府，都正在破坏“中国制造”所需要的以上三项制度安排，而急于做土地文章，急于做房地产的文章。其表面说项是加快推进城市化，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等等，如前述三地的实践，他们并未想到（或想到了但故意视而不见）这一些做法并没有创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而只是通过投机制造出大量垃圾GDP，且尤其有害的是，这种做法不仅使“中国制造”的优势不再，而且使进城农民的处境堪忧。在“中国创造”仍未崛起的情况下，“中国制造”却又优势不在，进城农民退回农村又无可能，则，那个时候，中国所有附着在土地和房产上的泡沫就都要破灭，而因为失去农民可以返乡这一城乡二元结构所特别具备的缓冲器的调节，各种社会矛盾就可能在更大规模上爆发。6、小结中央应旗帜鲜明地制止当前各地推进的激进城市化举措。应当采取稳健从而更加安全的城市化战略。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太快了容易翻车。在一片喧嚣声中，保守也许是最大的智慧。

在目前人们对土地流转信托项目盈利能力质疑不断的情况下，如何理解土地流转信托财产收益设计方案，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世界铁路发展史始于1822年5月23日的英国，这一天从斯托克顿至达灵顿的铁路动工兴建，1825年9月27日建成通车。建设这条铁路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沿线的教友派信徒，这说明该铁路本身是地区利益的产物--这正是英国社会"地区为中心"性质的写照。这条铁路出现后，英国多个地方提出铁路修建计划，而金融资本也参与到了铁路融资当中，从资金到管理都以近代的方式代替了传统的地区关系网为中心的运作方式。

半工半农阶层与"中农"阶层的形成和互补，构成了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阶层基础。通过这两个阶层的流动性与互补性，并且最终以"中农"阶层为载体，中国农村的发展就找到了最有利的支持力量。

这是我的新书《金融超限战》的序言，该书将在二月中下旬有东方出版社出版。该书详细的披露了这次国际金融海啸真正背后的黑手的阴谋的操作手法.

按：当前中国陷入了高通货膨胀、贫富严重分化、社会对立、矛盾激化的危险状态。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源与经济发展方向和路线的失误有关。反思中国近10年来经济方针及政策的重大错误，盖有： 　　一、不顾一切地发展私营经济，不惜代价地实行私有化，不仅极大地损害了普通劳动者们的利益，扩大了收入分配上的差距，而且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被侵吞，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 益。为了将中国的国有银行私有化，借口“在银行股份化改造中引进战略投资者”，以惊人的低价将中国大型银行的股权“卖”给外国金融机构，使中国人民的财产至少损失1万亿元。 　　实行权贵私有化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攻坚”，不顾原国有企业职工的反对以“卖”为名将国有企业低价送给私人，以致引发了以2009年通化钢铁公司上万职工抗争为标志的群众性反抗 事件；为了发展私营企业，以“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为借口，极力向没有长期经营能力的私营企业输送贷款，为此而阻挠为防止通货膨胀所必需的信贷紧缩，造成并加剧了通货膨胀； 把使房地产商和少数投机倒卖城市住宅者暴富作为政策目标，借口增加私人所有的住宅，竭尽全力地扩大各种以私人住宅为抵押的银行信贷，造成了城市住宅售价的暴涨和空前的房地产泡沫 。 　　二、不切实际地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率，过度扩张名义总需求，一再造成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使中国再次面临停滞膨胀的威胁。这种倾向明显地表现在2003年以后。中国每年潜在产量 的增长率没有超过10％。 　　在 2002年以后，为了达到年平均超过10％的经济增长，过度增大货币供应量，刺激经济在短期中过快增长，以致2007出现了过热期都罕见的14％的过高增 长，使中国的实际产出由低于潜 在产出变为显着高于潜在产出，导致 2008年出现了显着的通货膨胀。由于不愿将过高的经济增长率真正降到长期可持续的水平，2008年为制止通货膨胀所作的紧缩中途夭折，很快就借口“抵御 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而转向肆无忌惮地扩张总需求，将2009年银行信贷余额的增长率提高到在高通货膨胀期也少见的30 ％的水平，以致过快增长的货币存量导致20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显着高于潜在产出的增长，使中国的实际产出重新变为显着高于潜在产出，造成了2011年 的严重而且很难下降的通货膨胀。 这种追求过高经济增长率的过度扩张总需求政策，正在将中国一步步拉向1987年之后的10年中国所陷入的那种类似停滞膨胀的困境之中。 　　三、承袭了30年来将一切融资行为都信贷化的错误倾向，拒绝通过以金融手段统筹运营国有资产来对整个经济进行调节，不注重发展依据私人和法人信用的票据贴现以真正满足工商业实 体的融资需求，而是尽可能膨胀信贷，单纯依靠增加银行贷款来扩大宏观总需求，支撑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融资需求。 　　其结果是一方面造成了带根本性的流动性过剩，导致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许多资产市场甚至一般产品的交易中都出现了惊人的泡沫，售价暴涨暴跌，极大地增加了整个经济的不稳定 ，直至造成了通货膨胀；形成惊人泡沫的城市住宅售价窒息了真正出于居住动机的居民居住需求，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和人民福利的损失； 　　另一方面，信贷交易的劣根性使无论如何膨胀的信贷规模都无法减轻穷人借款的利息负担，反而由于信贷融资的恶性扩展而形成了强大的高利贷利益集团，正在将整个中国经济导向窒息 产业发展的高利贷经济，而高利贷经济正是人类社会制度中最无耻、最黑暗的制度之一。 　　四、听信西方骗人的“自由贸易”谎言，荒唐地追求实行“贸易自由化”，拒不实行坚决保护本国产业的贸易保护政策，不仅错误地坚持履行加入WTO时所作的损害中国长远利益的各种承 诺，而且被诱骗在“贸易自由化”的自残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还要与产业竞争力远远强于中国的日本、韩国搞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式的“自由贸易区”。 　　这种“贸易自由化”的努力表面上换得了短期内对外贸易和贸易顺差的高增长，却付出了支出巨额的出口退税、长期保持人民币对美元低汇率等等招致中国人民受外国巨大剥削的昂贵代 价，还导致西方以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为借口用贸易制裁相威胁，使中国最终必须以开放国内市场、增加进口的方式降低贸易顺差，从而最终实现了“贸易自由化”所要求的放弃对国内产业 的保护。 　　这一整个被西方人以“贸易自由化”来摆布的过程，导致中国最近十年有高速的经济增长而无实质性的产业升级。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可以靠高关税保护奠定家庭小汽车生产的基础并以 本国产品占据了国内家用电器市场，而最近10年的贸易政策却使中国的民用产品升级换代全面停滞，以致每年进口液晶平板400亿美元，进口芯片1200亿美元，进口芯片金额超过进口的石油、 铁矿石等任何矿产的金额！ 　　这样下去，不但中国将永远停留于低工资的不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也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五、继续近30年来实行的优待外资挤垮中国民族产业的错误政策，纵容甚至鼓励外资抢占中国的投资机会，扼杀中国的民族产业。为了讨外国政府和外资企业欢心，连中国政府的采购都 不敢对中国的自主创新产品实行优惠，外资企业在中国成了中国政府法律法规不敢管的特权太上皇。 　　在这样的纵容下，外资企业已经在中国国内的许多产业中占据优势，中国的市场成了像美国的通用汽车这样濒于破产的外资企业最后的赚钱天堂。特别是中国国内的新兴技术密集产业， 如家用小汽车、手机和计算机行业的生产，都被外资企业所主导，外资企业产品、外资品牌在这些产业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外资企业占据中国的高附加值产业，导致中国民族产业没有足够的投资机会，在国内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不足，大量资金通过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外流，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极其荒 唐的国内外资金对流：中国一方面每年净流入近2千亿美元的私人资本，另一方面，每年又通过政府外汇储备的增加流出约4千亿美元；流入的外资年平均利润率10％以上，流到国外的中国外汇储备年增值（利息率）等不到5％，而且还往往面临血本无归的危 险。过多的外汇储备造成了基础货币过多、货币存量过大而造成金融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并迫使中国的货币当局不断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将准备率提高到惊人的高度，彻底扭曲 了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 　　六、放弃必要的实物性和产业性经济计划，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结构扭曲。由于拒绝制订和实行有约束力的整体产业发展计划并以金融手段统筹运营国有资产来保障执行计划的资金。 　　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极度扭曲，个别年份净出口和住宅建筑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15％以上（住宅投资完成额加净出口占GDP的比重，2008年为13.6％，2009年为11.3％），为美国这 个百分比的3倍；同时，中国的军事工业落后导致的军事装备落后的状况仍未有根本的改观；中国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仍然徘徊在很低的水平上，少数达到先进水平的研发成果也很难转化为 企业化的生产。 　　中国自主的装备制造业还需要在生产和研发上投入大量资金；大多数民族产业和企业离世界先进水平都还有很大差距，需要给予大量的投入和大力的扶植；为进一步发展为真正的高收入 国家，需要进行巨额的投资来发展产业以替代当前巨额进口的各种高技术产品，所有这些又都要求在这些方面投入巨大的生产能力。 　　不将中国的生产能力投入到这些真正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的方面，而逼迫它们为外国人生产将来可能没有什么真正的回报的出口产品、造被当成金融资产倒卖而不供人居住的住宅，这是最 大的资源配置扭曲，而这样的资源配置扭曲，根源在于拒绝制订和实行有约束力的整体产业发展计划并以金融手段统筹运营国有资产来保障执行计划的资金。 　　在中国三十年经济开放过程中，形形色色和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层面上，以不同的手段，在攫取着改革的成果，危害着民众的利益，孕育着社会动荡，侵蚀着政权的基础。而 其中，得利最巨大、手段最隐蔽、勾结最紧密、持续最长久的莫过于中国的涉外金融利益集团。 　　目前中国所有被毙、被抓、被双规的贪官，其金额和罪责加起来，恐怕都难以与这一利益集团相比拟。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大和长远利益的驱动下，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长期经营、盘 根错结、相互提携、内外呼应、朝野相随、利益均沾，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危害国家安全，影响中国政局，在国际上有能量呼风唤雨的一股重大势力。

重庆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杨庆育谈农村人口市民化：转户居民的宅基地、承包地、林地等农村"3件衣服"可继续保留。农村居民转户后，在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大保障上实现一步到位，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真正穿上城市"5件衣服"。

市场并不是一个主要在经济体内运作的制度,它主要在经济体之外运作。

融危机使中国产业结构的缺陷暴露无遗：过度依赖于国外市场，过度依赖于投资与房地产业。调整产业结构不仅需要正确的政策，更需要正确的时机，现在急不得。如何围绕“人性”与“绿色”使短期应对与长期产业升级配套，是对中国智慧的大考。

兰考六年来的试验证明：农民资金互助合作做为新生事物，其发展显示了一个新生事物必须经历的过程特点——个体行动者的试验探索阶段，到基层干部群众愿意搞的实践阶段，然后才是政府相关部门的扶持、推广阶段。——何慧丽

铁路有很多问题，铁道部有很多弊端，确实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但"改革"两个字写起来容易，可如何改革，如何对症吃药，吃什么药治哪些病，做起来却很不简单了。政企合一机构的改革应当"对症吃药"铁路需要看病吃药，甚至动手术。但如果"治疗方案"只能治好比较小的少数几个问题，但同时会造成更多更大更棘手的许多问题，那么虽然这个"治疗方案"也是叫"改革"，但肯定不应该用这个"治疗方案"。就说铁路鼻祖英国，每任首相都拿出一大堆改革方案，铁路系统从私有改国有、国有改私有、私有再部分国有化，大改了三回了，可情况一点也没让英国人满意。经济学研究指出，"免费搭便车"效应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消费公共物品，从而享受到隐形社会福利的消费者，会隐瞒或从低申报自己从公共产品消费中获得的真实收益，使得公共产品供给要么入不敷出、负债累累；要么资金不足、实际供给水平远远低于最优水平。铁道部显然是又一个典型受害者。中国铁道部的高负债，本质上是铁道部作为中国政府的一部分，提供"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廉价运输服务"这一公共产品，是对中国人发放的巨额社会福利的成本。而目前的情况是，不但中央财政不愿意再为这些福利成本买单；享受了巨额社会福利的国人，也大多数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识到自己享受了铁道部提供的福利。铁路改企，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还是仅仅把若干老问题变成更严重更棘手的新问题？政企合一的机构，通常不外乎两大痼疾，腐败和效率低下。美国也有许多政企合一机构，例如"田纳西流域开发署"（TVA），已经迎来了它的八十岁寿辰，可没见有任何美国媒体对它喊打喊杀。就效率而言，中国铁路运输效率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因此可以说不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中国铁路以占世界铁路6%的营业里程完成了世界铁路25%的工作量。从衡量铁路运输效率的主要指标看，中国铁路有四个"世界第一"，分别是旅客周转量世界第一、货物发送量世界第一、换算周转量世界第一、运输密度世界第一。在不进行论万亿的大规模投资，仅在现有的中国铁路系统基础上，这样的运营效率已不存在靠市场化、企业化、私营化就能提升的空间了，实际上英国铁路私营化后几大主要指标的数据变化表明，铁路私有化后效率反而降低了。再说说靠改企来消除政企合一机构的腐败这一问题。我国在长途汽车公司、城市公交公司实际上已经这样折腾过一轮了：长途汽车、城市公交改企之后，要么不顾公共利益、价格暴涨，要么问政府索讨比以前多得多的财政补贴，要么负担公共福利不堪重负而破产；把长途汽车、公交车私营化，低价卖给私人，幻想一市场化、私有化就灵，情况反而更糟糕。结果又不得不以高的多的价钱买回来，重新国有化、由政府经营。折腾过程中，造成了人民利益严重受损、资源严重浪费，发生了更多权力寻租和腐败行为。政企分开、改企业、市场化的改革方案，连公交车这点问题都解决不了，真是会是中国铁路的对症良方吗？结果是会消除铁路上的腐败或是增加更多腐败呢？退一步说，就算通过企业化、市场化来消除寻租和腐败，是对症良方，但从改革历史角度看，交通部有严重的失败前科，说明它根本是拿着良方良药都没治好病，是个能力差劲的庸医。这次也应该换一个执行者，而不是让交通部这个有前科的，去负责操刀铁路改革。如今交通部吞并铁道部，轮回折腾的历史会重演吗？能让人放心吗？从近期的热议来看，显然多数人并不能放心。政府职能改革不能搞成单纯甩包袱建设服务型政府，确实必须要注重政府的有限性，应该从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领域逐步退出，如果可以由社会公共组织来承担、由市场自行调节，那么政府就应当把这部分职能转移出去。但是，建设服务型政府、进行政府有限性改革，政府从部分职权领域中退出，是为了政府能更好的集中精力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换句话说，"退出"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是说一切了之，不管市场、企业、社区、社会公共组织能不能承担，是不是会比政府管得更好，是不是做好了承接职能转移的准备，就一股脑儿切了不管了。如果某一领域的事实证明，市场、企业、社区、社会公共组织，不但不能把这个领域管得比政府更好，甚至还变得更糟糕了，那么即便政府管得也并不完美，政府也必须得重新进入这个领域去提供公共服务。建设服务型政府不能不强调政府的无私性--政府不能仅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而必须考虑到国家和人民的普遍利益、发展利益和长远利益。从低价火车票的提供，到更隐性的货运补贴，乃至配合和支持国家战略格局安排的需要，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往往复杂、棘手、困难，也很难单纯以经济利益去算计。这正是铁路系统"核算不严格、不科学、不标准"的主要成因。如果为了解决资金缺口问题，为了核算严格、科学、标准，却需要抛开提供公共服务的宗旨；如果这些政府应该管的，却不愿管、不去管，那么这种"误把手段当目的"，正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应该克服的对象。过去的铁路，是低收入者和较高收入者都可能买不到票，但大部分人终归是买到票的，尽管挤一点。铁路改企，不再提供"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廉价运输服务"这一公共产品，这真的是解决问题吗？铁路真的是可以靠企业化、市场化就能解决问题的领域吗？这好比把"拥挤的不收费道路"变为"不拥挤的收费道路"，可以让较高收入者获得畅通这一额外福利。但穷人呢？恐怕连多付钱的较高收入者也并不会满意。政府如果单纯甩包袱，一次丢下、以后不管，别的组织或是没能力承接，或管的更不如政府，于是一块领域就变成或空白、或混乱了，最终让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效益受损了。这显然不叫"建设服务型政府"。原铁道部的社会福利功能该由谁承担？原铁道部通过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客运和货运价格，向全社会提供了巨额社会福利。不仅仅是坐火车出行的人得到了补助，因为铁路客运价格压低了其他交通工具的价格，所有使用其他方式出行的人，也都从中得到了隐含的社会福利。全社会所有不与世隔绝的人，都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从较为低廉的物流成本中获益。我们知道，美国有些地方把救火队私营化了，于是当不缴防火费的某家人家着火时，救火队就会在旁边看着，在户主补交防火费之前，绝不动手救火。但铁道部能拒绝给特定人群提供廉价运输服务吗？例如说，凡是赞成取消铁道部的大学生，就拒绝提供服务，不卖给他春运车票；或者就算买了车票，也要把他从人海中挑出来强行退票，这样做可能吗？做不到，也不可能去做。因此从公共性来说，铁道部提供的廉价运输服务，具有特别大的共有资源属性，也理应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容忍。原铁道部提供的廉价运输服务，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甚至低于成本。而且还不断的增加这种公益性社会福利的供给，但增加这些社会福利供给的成本，并没有由财政税收直接承担，而是转变为了铁道部的负债。从物价指数增长和收入增长来看，中国铁路客运票价，实际仅为1995年的30%。从运营效率和公允成本来说，中国铁路客运票价，普客至少应上涨400%才合理，动车和高铁也应上涨150%才合理。若从完全市场价格来看，则中国铁路客运票价，普客至少应上涨550%才合理，动车和高铁也将上涨150%。中国铁路货运价格，虽然这些年来有小幅上调，但也跟不上物价指数增长的成本上涨速度，更不用说与完全市场价格的距离了，至少也需上涨250%才合理。由于原铁道部提供的服务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社会福利，所以极大数量的以市场价格定价肯定买不起或不舍得买车票的穷人，也能享受铁路运输服务。而且还迫使其他运输方式也向乘客让利，因此其额外社会福利也是巨大的。从社会福利的价值来看，笔者认为仅近20年的累计价值，就相当于3.4万亿人民币，其中客运1.3万亿、货运1.1万亿、额外福利约1万亿。具体数值见仁见智，但一定是以万亿为单位的很大数目。即便不计算额外福利，直接福利2.4万亿，也接近铁道部负债总额了（铁道部负债约2.6万亿，但其多为商业贷款，应撇去利滚利影响。）铁道部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一部分，社会福利开支也是中央财政的一部分，因此理论上来说铁道部根本没道理负债高企，全国人民享受了社会福利，也应该负担福利的成本，就好像被直接用于消除贫困、救助穷人一样。铁路改企，这不等于铁道部历年来需要对国人的福利供给，就凭空消失了。更不等于未来的分出来的政企两部分，就不需要为此头痛了。隶属大交通部管辖的小铁路局，显然既无此职权也无此财力去承担。而改组为企业的中国铁路总公司，既然是承担原铁道部的企业职能，当然更不应该负担这样的社会福利功能。是的，拆分铁道部的方案提出，国家继续支持铁路建设发展，加快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和运价改革，建立健全规范的公益性线路和运输补贴机制。但这跟没说有什么区别？公益性线路和运输补贴机制，谁来决断、谁来出钱？如果是中央财政，那不拆铁道部不也一样应该提供吗？铁道部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一部分，社会福利开支也是中央财政的一部分，如果是中央财政早就开始提供公益性补贴，铁道部一分钱负债也不会出现。全天下也没有只能对企业以财政拨款提供巨额补贴，反倒不能对兄弟部委提供财政拨款的道理吧。但财政第一不愿意提供（预算案里根本没有这样巨大的一笔钱），第二也确实拿不出这每年几千亿的巨额社会福利补贴成本。那么谁来负责？总得有个单位来负责筹集那么大一笔钱吧。财政部不负责，也没有别的人能负责，所以这"建立健全规范的公益性线路和运输补贴机制"当然要被怀疑是一句空话。实际只剩下这句"加快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和运价改革"，也就是干脆谁也不负责这块社会福利了，改成市场化价格了。这是否意味着，"廉价运输服务"这一公共物品，这块社会福利整个切掉，以后不继续提供了？ 

我看不出职业经济学家有什么用。他们声称自己了解贸易和金融、了解市场和信贷，可是我很难看明白他们昂贵的建议和深奥的辩论有什么实际效益。比如，他们实在应该就创造就业的问题向我们提供亟需的答案，可是他们到哪里去了？新的工作岗位应当如何创造、由谁创造、在什么条件下创造？西班牙等国家已经被40%的青年失业率压垮了，对于这种灾难，经济学家们给出了什么务实的解决方案？    据我所知，对这个噩梦唯一的回应，是鼓励创业者建立新公司。热衷理论却疏于实践的学者们发表了晦涩的经济学论文、艰深的公式或枯燥的讲话，但勇敢的创业者们不能依靠这些东西，与此相反，他们需要的是巧妙的发明和有力的执行。大多数经济学课本中几乎不提创业者，即使提也往往抓不住重点，这个事实说明了多数“乏味的科学家”脱离现实，对市场真实的运行并不熟悉。在最近一次创业者峰会上我和英国商业大臣文斯•凯布尔(Vince Cable)共同参与了一个讨论环节。凯布尔在从政之前曾是全职经济学家。他在发言时反复强调的一个事实错得十分明显，简直令人汗颜：他说，英国90%的天使投资发生在苏格兰，暗示英格兰人应该学学苏格兰人的能力。不像这位大臣和为他写稿子的人，我从事天使投资行业，因此我知道这个错误有多愚蠢。这样的人在领导着我们，而且协助他的研究者如此业余，实在让我绝望。或者以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侃侃而谈的诺贝尔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例。他总是作出的消极的预测，热衷于抨击共和党，这意味着他无法给我们实际经营企业的人提供任何有用的建议。现代最危险的经济学家无疑是摇旗呐喊让美国经济坠下悬崖的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毫无疑问，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政策制定者、金融家、创业者应该更好地倾听他们的预测和观点。可是对于信贷危机，哪里有过广为人知的预测？又有多少人准确地预测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大量优秀的经济学家们从几乎毁掉西方世界的银行那里得到可观的薪水，难道这些天才们谁都没有警告过自己的主子？正相反，他们还创造出了助长愚蠢行为的有瑕疵的模型。大多数出色的企业管理者完全无视经济学家们炮制出的大量统计数据，他们知道要紧的不是市场的总体表现如何，而是自己的客户是否满意，是否能赚到足够的利润。经济学这门学科更不寻常的一面是比例惊人的从业者是由政府雇佣的。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发表看法而谋生，却并没有参与到支撑资本主义的引擎——私有企业的领域之中。这意味着他们以一种扭曲的视角观察商业实际是如何运作的。还是给我一些会制作实体物品的匠人们吧，就像在我的餐馆中与我共事的面包师和大厨们一样。他们可能会缺乏我们在媒体上读到、听到的那些经济评论员某些巧舌如簧的言辞，但他们的实际技能为社会提供的价值却要远远大于克鲁格曼等人支撑的那门伪科学。正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说过的：“如果经济学家能让世人把他们看作平凡而又胜任其职的人，就像牙医的地位一样，该有多好啊。”世界上的经济学家们最该做的是每个人都开一家自己的公司。那样他们才能在最前沿亲身体验资本主义的挑战。那些无法迈出这勇敢的一步的人，或许可以去搞哲学，教教我们大家如何过上更道德的生活。我确信那比他们现在做的事更有用。作者经营着私募股权公司Risk Capital Partners，并但任英国皇家艺术协会(Royal Society of Arts)会长。译者/王柯伦

温州早在好几年前就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为什么几年下来并没有取得什么实绩？我们不能天真地以为名之曰"改革"就一定会成功。事实上，商界不少缺乏诚信之辈已经瞄上温州金融改革的"商机"，一手炮制"收购美国特拉华州大西洋银行"假新闻的温州商人林春平就自述，此举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日后参与温州金融改革。

山东枣庄发生的土地流转大户跑路事件，却提醒我们要高度重视土地流转金融创新的风险结构，应依据有关政策法规，进一步厘清其中的法律关系和权利内涵，在以金融创新促进规模经营的同时，更加注重流转农户的权利与权益，真正做到效率与公平兼顾、公平促进效率。

这位作者认为，重庆的创新思维既汲取沿海经验，又回避风险，成为中国抗击金融危机的新路径。文章的重点是内销，但举的例子多为外资企业以及港台企业在中国的内销，提到外资企业外销内销比例的时候用“不少”出口，“都做内销”。－－人文与社会

自2006年起，日本岛根县（相当于中国的省级单位）正在试验一种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在其行政首府松江市致力于把开源运动作为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一个棉花合作社的输入实践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沈建民 杨菲　　4月份，又是南疆棉花播种的季节，但马英并没有出现在自己组织的农户试验田中。　　马英是荷兰非政府组织Solidaridad的中国项目总监。在欧洲，Solidaridad是公平贸易最早的倡导者，他们在1988年同合作伙伴推出了全球第一个公平贸易标签。作为成功模式之一，Solidaridad在中南美洲组织最基层的零散农户进行生产，然后帮助农民把贴有公平贸易标签的产品出口到欧洲，使他们尽可能摆脱处于传统供应链最底层的压榨，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在咖啡和橡胶贸易中，Solidaridad已经成为商业市场中不可小视的参与者。在瑞士，印有荷兰语Oké标志的公平贸易香蕉，已经占到了该国市场份额的40%，甚至比食品巨头都乐公司还高。2007年底，进入中国之后不久，Solidaridad选择了在新疆组织棉农合作社，作为公平贸易模式输入的试点。　　和其他公益项目一样，说服被扶持的对象认同并加入进来，是棉花合作社启动的第一步。整个2008年，马英和他的两名同事的主要工作就是走访沙漠边缘的维族农户家和棉花地，口干舌燥地一遍又一遍解释合作社的好处。而在很多时候，马英在棉农眼中看到的，只是他们面对陌生而古怪的荷兰名字和这个皮肤被晒得和自己一样黑的汉人的惶惑。不过，就是在这样的眼神中，马英终于说服了第一批棉农准备加入进来，并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棉花可以卖到更好的价钱，而自己的孩子也将生平第一次有机会拿起书本。　　不过，事情的发展随后急转直下：以发动零散农户见长的Solidaridad，最终被这些最需要公平贸易的人所拒绝。历经一年半的尝试之后，这个从国外移植而来的合作社模式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三重需求　　选择新疆，是因为在Solidaridad看来，新疆的棉花种植市场几乎就是中南美洲的翻版。无论是环保、劳工保护还是公平贸易，这里都有很多隐藏在“底线”之下的巨大的改善要求。　　众所周知，新疆是全球最高产的棉花种植产地之一。不幸的是，这其中只有部分原因是依靠先进的种植技术，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滥用农药和化肥。棉花是一种极易吸引虫害的农作物，它仅占全球农作物总产量的4%，但消耗了全世界20%的农药用量。而在新疆的棉田，农药、除草剂、杀虫剂的用量还要高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用马英的话说，棉农基本上是“看见虫子就杀，不惜一切代价”。同时，棉花一亩地每年需要的水量大约是700-800吨，这让新疆这块本就干旱的土地不堪承受。　　作为最内陆的省份之一，新疆的用工环境也和沿海城市不可同日而语。据马英估算，在新疆有大约80万-100万人在第一线耕种棉花。其中，除了30%-40%为建设兵团，打工条件稍好之外，剩下的农户和民工的劳动条件都很难得到保障。通常情况下，雇主每个月只发给工人200元饭钱，剩下的工资要到收获后再付清。而当民工辛苦耕作一年后，有时还要面对雇主的工资拖欠。　　到新疆打工的人，往往是那些没有勇气去深圳等沿海城市打工的人，他们很多来自川、贵、青的山区，文化层次更低，缺乏为自己争取劳动条件的必要交流能力。曾经作为SA8000的验厂代表经常深入劳工一线的马英，在初次看到这些人的生存状态时仍感到震撼，其中有些人生活条件艰苦到孩子只能在棉花地里接生，而小孩长大之前，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棉花地里乱跑，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们还要和父母一起摘棉花。　　那些承租土地的小农户，也要面临同样的经济压力和风险。如果年景不好，价格下跌，有时候收获棉花换回的收入，还不够补足前期从土地承包人那里赊来的农资投入，遇到这种情况，一些人甚至选择弃田逃走。即便棉花收购价上涨，这些零散的小农户也未必能得到实际的好处。由于棉花在出售之前，需要将籽棉加工成皮棉，而他们没有轧花机，无法进行皮棉加工，因此最后得益的往往是那些从中压价的轧花厂。去年11月份，国家提高了棉花收购价格，但籽棉的价格却从去年的每斤6.8元，下降到今年的不到5元。　　对于Solidaridad倡导的公平贸易来说，新疆棉田就像是一张适合泼墨作画的上好白板。这也是Solidaridad对于棉花合作社一开始就投入冀望的原因。　　脆弱的合作社　　在国外，Solidaridad通过广告倡导良知消费，为那些公平贸易的农产品(12.42,0.03,0.24%)找到销路。但在中国，这种消费需求发育并不充分，因此，Solidaridad设计的模式是改变作物。在新疆的棉花项目中，马英选择的切入点是种植有机棉。他希望，通过有机棉的种植获得改善环境、劳工条件的空间。首先，有机棉种植不用化肥，少用农药，本身对环境的污染降低。而且，虽然每亩单产比一般棉花下降10%-15%，但有机棉市场价格高近40%。有了这样的利润增量，农户和雇主才有条件在不增加投入的基础上，响应Solidaridad提出的改善劳工条件、提高儿童生存保障和教育的要求。　　从2007年底开始，马英和他的同事们开始组织合作社进行尝试。他们为此设计了资源的支持系统。为了启动项目，他们不仅向中小农户承诺给予种植技术上的全程支持、市场信息的免费支持，而且帮助农户采购种子和农资，提供部分启动资金。只要农民愿意改种有机棉，Solidaridad的工作人员就会出现在田间地头。　　一些农户对此很感兴趣，但很快马英发现，当项目真的要启动时，他们又不愿“冒险”了。在一些贫困地区的县乡，政府长期担负着农业扶持和救济的责任，农民有着较大的依赖性。有机棉意味着一些先期投入，比如农资、种子、牛羊粪等，万一市场有风险，卖不出去怎么办？而在Solidaridad的模式下，他们只负责提供采购和销售信息，并不直接负责销路。为了解决这个担心，马英在Solidaridad倡导的模式之外作出了妥协，第二次登门时，他模仿中国农村传统合作社的方式，带上了一纸收购协议。但让他感到郁闷的，这仍然无法解除农户的依赖性。一个农民提出的问题很有代表性：今年看起来卖给你没问题，那明年你管不管？　　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之后，马英找到了南疆一个村的村支书，希望由他出面来组织农户。为了尽快建立第一个试点，Solidaridad提出可以为愿意尝试而没钱购买农资的农民提供小额的贷款。这个办法在最初看起来是奏效的，乡里对此也表示支持，项目启动终于看到了曙光。　　不过，就在马英回到北京为项目的下一步筹备资源和招兵买马时，他突然接到了村支书的电话，村支书告诉他，最后组织讨论的结果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他们还是担心项目会带来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尽管为未来的合作留了活话儿，但马英明白，今年的合作基本上是泡汤了。　　公平的妥协　　一年多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这让马英不得不反思，Solidaridad的公平贸易模式在中国到底适不适用。马英并不认输，他认为，缺人是项目推进不利的关键。如果发动足够多的员工和志愿者，去说服足够多的农户，Solidaridad仍有机会组织起合作社。Solidaridad在中南美洲和印度等地的成功，与众多志愿者的参与有很大关系。而在中国，即便给不低的工资，也很少有人愿意到新疆的棉花里工作。不过，他也承认，任何一家NGO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这个想法眼下并不现实。　　经历过面向零散农户的失败之后，马英在思路上做了一些调整。2008年，他还在库尔勒和库车谈了两家大户，希望利用他们承担起合作社的角色来。　　这似乎不是Solidaridad关注公平贸易的本意，毕竟，这些大户并不是供应链中最需要帮助的人，而且，对他们的扶持，也不是Solidaridad的强项。但马英认为，毕竟通过他们，也可以间接地对环保、劳工和公平贸易作出一些改善，与Solidaridad的最终目的仍是一致的。在他与这两个大户的合作框架中，大户被要求对雇工“好一点”，比如增加冬天取暖，改善孩子的接生条件；付给雇工的月工资从200元增加到500元，达到最低工资水平；给识字比较多的民工每天放2个小时的假，让他们给民工的孩子们提供一些简单的教育。作为额外的回报，Solidaridad将在项目启动时，提供一些资金的补贴，定期到农场提供技术咨询，在农忙时则全天在场。　　尽管做出了妥协，但运气似乎仍不站在马英这一边。库尔勒的那家大户去年遭遇风灾，棉花基本上绝收。这直接导致今年最初规划的17000亩项目，现在只剩了5000亩。与此同时，棉价从去年开始的下跌，也让一些人在投入时更加谨慎。据估算，新疆今年的棉花种植面积减少了10%以上。　　不过，惨淡的现实仍能够支撑起马英的信心：与零散农户相比，大户敢于承受转换风险，只要算一下，觉得投入产出是有钱赚的，他们就不会有太多顾虑。而且，马英相信，中国农民的勤劳和活力是其它地方的人不能比的，既然Solidaridad在中美洲和印度这样悠闲的国家都能成功，公平贸易一定会有一个可期待的前景。“在新疆，连沙漠里都能种出棉花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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