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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年前，美国“国父”之一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的前言中宣称“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每个人不可让渡的天赋权利”，从此，“追求幸福”（意指创造和拥有财富）的权利成为美国立国的伦理基础之一。这种对于“幸福”的表述曾经被认为是与中国人传统的儒家伦理观不同的，在儒家观念中，“幸福”的核心表述之一是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按照朱熹的注释，“均”指“各得其分”，即得到所应该得到的；“安”指“上下相安”，即上层和下层要互不侵犯对方所应得的“分”。这两种如此不同伦理表达如今却在“占领华尔街”的愤怒表达中合二为一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需要先看看促使人们走上街头去抗议华尔街的背景。“劫贫济富”的美联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非农领域失业率两年时间内从危机前的4.5%上升到2009年11月的10.2%，没有失业的人光景也不好过，29岁以下在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收入比景气时期下降了约12%。对于美国这样经济主要靠消费拉动的国家来说，这就意味着跟普通劳动者有关的几乎所有行业都陷入萧条，一片惨淡。而这时对国民经济负有责任的财政和金融系统在干什么呢？2008年华尔街巨型投行雷曼兄弟倒掉之后，高盛出身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立刻出台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援助之手伸向的是华尔街的金融家而非普罗大众。美联储则先后进行了两次“量化宽松”（QE）操作。2008年末开启的第一轮量化宽松，美联储买进由房地美、房利美和联邦住宅贷款银行发行的价值1000亿美元的债券及其担保的5000亿美元的资产支持证券，相当于投入超过6000亿美元的储蓄购买华尔街的不良资产为金融体系“排毒”。2010年4月开启的第二轮量化宽松，美联储计划购买6000亿美元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将之注入金融系统。而金融系统则将这些钱贷给了大公司，大公司把这些钱用来做什么了呢？变成了现金储备而非投资！经过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如此“救援”之后，华尔街虽历经危机打击，高管们的分红却并未减少，而普通劳动者们的日子反而雪上加霜。2011年9月，美国劳工部官方失业率数据为9.1%，但彭博社分析认为，官方失业率统计不包括因还不起房贷而失去固定住所的人群，也不包括原来就靠兼职生活的人群，因此彭博社认为，保守估计的整体失业数据是12%到15%。这样的数据背后绝非只是更多的人靠领救济金生活这么简单。据报道，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平均每个家庭负担的国家债务增加了35835美元。这意味着美联储通过购买国债来增加美元发行，实际上是以美国普通劳动者们背负更多的债务为代价的，因为在美国的“以国债为担保发行货币”机制下，国债发行的增加意味着未来为了支付利息就必须多加税，这就相当于普通劳动者背负了更多债务。而税收增加的预期也导致企业不敢扩张，从而导致新增就业岗位越来越少，去年美国18-29岁的年轻人只有55.3%被聘用。可见，美联储两轮量化宽松实际上起到的效果是“劫贫济富”：华尔街高管们依然鼓鼓囊囊的腰包与普通劳动者们预期税负的增加是同一过程的不同阶段。这不但侵犯了美国《独立宣言》中“追求幸福的权利”，同样违背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伦理精神。难怪此番“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标志性口号是“99% vs. 1%”。1%的人的利益的确与99%的人形成了尖锐对立，而这其实是“金融的逻辑”的必然结果。“金融的逻辑”走向悖论历史上，金融是从贸易中产生的，本来是为真实的商品和劳动提供服务的。最早的银行都是贸易银行，与海上贸易密不可分。海上贸易兴起提出了一个问题：一船货远航而来的过程中代价高昂，因此船主不愿在没拿到钱的情况下先发货，因为他怕不能按时拿到钱；而买方也不愿在没有拿到货的情况下先付钱，因为他怕船跑掉。这样银行就应运而生了：以“信用”为担保为交易垫支，通过买卖双方让渡一部分预期收益获得收入。因此，金融游戏的真谛就是以时间获得金钱数字的增加。当这个真谛被现代科技所演绎，时间与数字的游戏就可以跟真实经济“脱钩”，这就是金融工程。金钱可以通过互相买卖与真实商品无关的合同而获得，可以通过套取不同国家的利息差别而获得，甚至干脆从汇率的快速涨跌中获得。据估计，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由金融工程制造出来的衍生金融物品高达400万亿美元以上，而美国的年GDP才不过14万亿美元。这套游戏的问题在于：数字可以通过金融工程不断制造，但货币发行却是需要真实经济依托的。当虚拟的数字只是被囚禁在虚拟交易的想象“笼子”里，那他对真实经济也没有太大危害，但是当真实经济预期变差，人们想把虚拟的钱变成真实货币购买物品，经济就会无力支撑，于是“金融塌方”就发生了，导致货币贬值和失业同时发生，这正是美国经历的景象。货币本身是真实商品的符号，只有能与真实商品进行交换的货币才是有价值的，因此货币需要种种产量有限而同时需求最广的真实商品作为“抵押物”，从黄金到石油到矿物、粮食等大宗商品都或多或少具有这种性质。然而数字游戏却是无限的，几乎不受限制地快速膨胀。当有限遇到无限，悖论由此产生。而当悖论爆发，悖论的制造者得到的却不是惩罚而是救助，悖论的受害者却被拷上了新的债务枷锁。这就为“占领华尔街”的烈火提供了煤油。“占领华尔街”走向何方？“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活动的发起和命名于2011年7月产生自Adbusters.org网站，该网站进行了两个月组织活动，于9月17日正式策动了“占领华尔街”行动。Adbusters实际上是个非营利组织，成立已超过20年。根据英文维基词条，该组织是一个“全球网络”，主要由艺术家、活动人士、作家、嬉皮士、学生等构成，鼓吹“反对消费主义”。此前该组织也曾策划过一些在西方有影响的活动如“无购物日”（ Buy Nothing Day）、“不看电视周”（ TV Turnoff Week）等。由于该运动由一家“文艺”网站发起，并且最初参加者大多是些看上去不谙世事的“文艺青年”，因此被广泛批评为“没有具体目标的街头行为艺术”。然而，10月5日，活动蔓延至数百个城市，包括工人、教师在内的多个行业工会也加入进来，“行为艺术”变成了真正的社会运动。目前，“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组织者已宣布将把活动坚持至少几个月，并且扩大到欧洲。“占领华尔街”将产生什么影响呢？虽然这个针对金融系统的运动并未提出金融上的解决方案，然而，其对“金融的逻辑”将产生的重大影响已迫在眉睫。“占领华尔街”的后果，可能将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清晰呈现。什么后果呢？前文说到“金融的逻辑”的悖论就是钱数的膨胀与货币的机制相矛盾，其结果是今年8月初的美国国债上限“破顶”危机。需要注意的是，8月2日美国国会的临时协议并非真正的解决方案，而是把解决方案出台时限延期到了今年12月23日，而把解决手段的实施推到了明年初。8月2日临时协议之后，美联储获得了4000亿美元国债购入额度，但美联储却没舍得用掉，这也是为明年初留的“后手”。为什么要留“后手”呢？这是因为，次贷危机可能在明年初再度爆发。由于一个标准的衍生金融合约一般是五年，所以2007年爆发次债危机时发生违约的金融资产，应该是在2002年签的，而2007年这些合同被美联储以QE1的方式买入，同时又陆续冻结了一部分。由此到2012年，又一个次贷合同到期高峰将到来，届时美联储很可能需要几千亿美元QE3操作空间来重复QE1的动作“稀释”到这些“有毒资产”。然而“占领华尔街”的发生却为潜在的QE3制造了变数：如果届时美联储强行QE3就是逆民意而动，必将激起更大的抗议浪潮；如果美联储摄于民意而不敢QE3，那么更严重的金融海啸将爆发。而以“占领伦敦金融城”等名义蔓延到欧洲的抗议，则又为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火上浇油：德法两国领导人最近表态称即将出炉的发行债券救援欧洲银行业的方案，实际上美国QE1的翻版，对此，抗议者们会怎么看呢？

描述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基本运作状况，并指出为实体产业提供融资和咨询服务早已只占金融资本业务收益的微不足道部分，金融资本的主体工作是投机性交易。没有任何经验论据支持大多数金融创新具有社会价值。

本文根据2011年10月26日下午温铁军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通识教育大讲堂上课记录整理而成。

对山东枣庄市土地资本化试验的质疑

为了更好的解释[这次金融危机]，我引用了断层线这个比喻。在地质学中，由于地壳构造板块相互挤压和冲撞在地壳表面形成的断裂称为断层线。来自四面八方的巨大压力慢慢集聚，挤压着这些断层线。

最近，联合国发布了2011人类发展指数报告，提供了衡量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各项最新数据，从十个方面全面考察各国人民的福祉水平，让我们据此分析印度作为我们的参照系合不合格。

对于全球经济形势，我的基本观点是：当前世界表现出来的危机是在欧洲，未来世界重大的危机，可能来自于美国。

前段时间我读到一句话："不久以前经济增长被认为是一个好东西，同时也是经济理论与研究的一个共同话题，也是一个被形形色色的政客挂在嘴边的口号，但是这种局面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句话实际上并不是一句老话，它是1973年两位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写的。这告诉我们，反思GDP优先并不是新东西。

为何“邓小平年谱”没有记载1992年1月26日和1月28日两天邓小平的活动；重庆之行促使弗格森改变了他的"中美国"理论。

适用于大富阶层的"低税收、低约束、高激励"，也极大强化了他们的脱嵌冲动，没有谁不想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铁律"。政治后果，正如亚当·斯密所断言必须警惕的，他们手中的经济购买力总是倾向于转化成政治支配力，伤害普通大众。

从历史上看，不管是社会危机还是经济危机，最终必然转化成为政治危机。从欧美社会抗议的状况来看，经济危机已经开始政治化。然而，这也未必不是好事，因为危机最终必须通过政治方式来得以控制或解决。如果政府受制于方方面面的压力，无论是来自资本还是社会，那么政府会继续弱化，直到更大的危机发生。

分析2011年6月芒克辩论会"21世纪是中国世纪吗？"基辛格、弗格森与李稻葵等人之间关于中、美大势的辩论

从1978年年底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连续32年平均每年以9.9%的速度增长。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增长这么长的时间，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取得这样的成果，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在1978年的时候，按照当时的美元计算，我国的人均收入是182美元，相当于世界上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那些非洲国家人均收入的1/3(他们当时的人均收入是500多美元)。经过32年的快速发展，我们的经济规模增加了20.5倍，人均收入在2010年达到4370美元，跨过了高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同时，我国成了"世界工厂"，最大的出口国，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些成就都是大家未曾意料到的，因为国外媒体、学界从八十年代开始就一直在预测中国经济什么时候崩溃。虽然到九十年代末，中国经济已经有了20年的快速增长，然而直到2001年还有一本在世界上非常畅销的书，叫《中国崩溃论》。那本书当时在国外的书店、飞机场的书摊都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但是从2001年到现在，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不仅未减，反而加快：在1978年到2000年，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是9.7%;而从2000年到2010年是10.5%。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提出的目标是经济20年翻两番。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7.2%。我当时认为那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因为经济学有一个叫"自然增长率理论"，用一个漂亮的数学模型和历史实证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后，或者遭受自然灾害的破坏以后的经济复苏可以达到7%或稍高一点持续增长几年，长期以每年超过7%的速度增长是不可能的。现在发现小平同志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的以7.2%的速度增长20年的目标不仅达到了，而且还超过了，不仅20年，现在已经持续了32年每年平均9.9%。虽然7.2%和9.9%差距看上去不大，但是32年累计下来，差距就很大了。如果每年以7.2%的增长速度，32年后我们的经济跟1978年比只增长了9.2倍，现在是每年9.9%，32年以后就是20.5倍。 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得这么快? 经济高速增长是在18世纪以后才出现的一个新的文明现象。原因在于18世纪出现了工业革命，导致技术的发明、创新、升级的速度不断加快，产业结构也不断从附加价值低的农业转变到附加值高的制造业、工业、服务业。 这样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成为人均收入提高的基础，也是让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最主要的驱动力。18世纪以前中国领先于全世界，可是一百年不到，中国就从世界上拥有最鼎盛文明的国家变成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原因并不是中国退步了，而是工业化国家进步太快。西方在工业革命以后，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而中国还停留在前现代社会的发展模式，要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经济才能翻一番，于是就落后了。 如果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那落后国家实际上是有一个优势的。优势是什么呢?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产业、技术都是全世界最前沿的，它的产业升级、技术创新都必须来自自己的发明。发明需要的投入非常大，而成功的概率却非常低。根据一些研究，在前沿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平均起来投入研发100项到最后只有5项技术能过关，可以去申请专利;而在申请专利的技术中，真正有商业价值的只有一项。当然这一项专利可以有全世界的市场，回报会很高，可是那99项都像打水漂，有去无回。而发展中国家现在采用的技术和产业与发达国家有差距，这个差距就是经济学上的后发优势。创新不见得是最新的发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善于利用后发优势，也就是采用在世界上现成的、成熟的但比自己好的技术来进行创新，创新的成本就会非常低。根据研究，一项技术只要超过10年，拿来用基本就不用付专利费了。使用这些技术，不仅成本低，而且风险小。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后发优势的话，创新的成本会比发达国家低得多，速度会快得多。 根据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总共有13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我国台湾、香港，还有其他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取得了至少每年7%的经济增长，持续了25年或更长的时间。而中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成为这13个经济体当中的一个的。我们改革开放后能够增长得这么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 改革开放以后，让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很快成为了"世界工厂"。比如像现在的计算机产业、手机产业等高科技产业，国内做的其实是劳动密集的加工区段，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比较优势，也就有竞争力;有竞争力就可以创造利润;有利润就可以搞投资;投资以后，资本就增加了，比较优势就变了--从劳动力极端密集逐渐地变成资本相对密集。在这个转变升级过程中，就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这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能够发展得那么快，而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取得快速发展的原因。 中国渐进的双轨制转型方式胜过"华盛顿共识" 中国从1979年开始进行改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也都从八十年代纷纷进行改革开放。但是到2000年的时候，回顾一下1960年到1980年，以及1980年到2000年这些国家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它们在后面的20年，也就是1980年到2000年经济增长的速度比1960年到1980年的增长速度还慢，不仅是平均增长速度慢，而且经济的波动更大、风险更大。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连续32年的快速增长，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反而慢了，而且危机不断、危机的频率更高呢?这实际上是跟它们推行所谓"华盛顿共识"有关。 "华盛顿共识"推行的结果事与愿违，因为"华盛顿共识"只看到经济中普遍存在的扭曲，而没有看到扭曲的根源是什么。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我国经济中那么多的计划干预、那么多的扭曲，都是为了保护那些在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体系里面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如果把那些靠扭曲来实现的保护、补贴一下子都取消掉的话，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就要全部倒闭。可是那些企业雇佣了很多工人，如果让它们全部倒闭的话，就会出现大量的失业，社会和政治就不稳定，没有稳定当然不能发展。绝大多数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一方面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社会经济后果，同时，也认为这些产业是先进的、国家现代化所需要的产业，因此绝大多数的政治家和人民不愿意让它们倒闭。所以，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这些国家又引进了很多其他更为隐蔽的保护和补贴，这些措施所花的钱在很多情况下比原来花的更多。 中国为什么既避免了像苏联、东欧那样崩溃，又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国采取了渐进的双轨制的转型方式。对于原来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重工业部门，知道它们没有自生能力，需要保护补贴，承认这个现实，继续给它们必要的保护和补贴，同时引进一些提高生产积极性的利润留成、包干制、股份制，只要他们经营的好，他们的收入就可以高一些。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另外，在具有比较优势、原来受抑制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实行开放的政策，鼓励民营经济、三资经济进入。这些新的部门由于符合比较优势，所以发展得非常快，于是资本积累就非常快。资本积累以后，比较优势得到提高，许多在五六十年代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变得有自生能力，可以与其他国家的产业竞争了。同时，改革后的快速发展给国家创造了很多资源，可以用来补贴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使整个经济平稳地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转型。(林毅夫) 中国的快速增长还能够维持多久?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快速增长还能够维持多久，还有多大的潜力?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就要看技术的差距，也就是后发优势还有多大。技术差距本身表示我国相对落后，但是这也是一个资源。这个差距怎么衡量呢?一个好的衡量指标就是人均收入水平，尤其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衡量的人均收入水平。因为人均收入水平代表劳动生产力的水平，劳动生产力反映的就是技术和资本的使用量。目前最新的可以做跨国历史研究的是2008年麦迪森教授的数据。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当年美国的21%，日本在1951年、我国台湾地区在1975年、韩国1977年也都是美国的21%。 日本从1951年到1971年20年的时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9.2%;台湾从1975年到1995年20年的时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8.3%;韩国从1977年到1997年20年的时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7.6%。他们的发展都是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同样采用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模式。如果日本可以维持20年以9.2%的速度增长，台湾地区可以维持8.3%的速度，韩国可以维持7.6%的速度，我国在2008年以后，也应该有再维持20年平均每年8%的经济增长率的潜力。也就是说，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不断地根据科学发展观提高我们的产业、技术水平，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发挥后发优势，再维持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经过20年的快速增长，日本从人均收入为美国的21%变成1971年为美国的65.6%，我国台湾地区从1975年的21%，到1995年就变成美国的54.2%，韩国到1997年时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计算也达到美国的50%。也就是说，如果我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维持每年8%的增长速度，到203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应该至少可以达到美国的50%，因为我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4倍多。如果到2030年人均收入是美国的一半，那我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就是美国的两倍，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如果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可能低一点，到2030年我国经济的总体规模至少跟美国相当。 到2030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发展会怎么样呢?和代表最先进国家的美国相比，我们还可以继续运用后发优势维持较高速的经济增长。当然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一半，就相当于现在韩国和美国的差距，那时很多行业会已经达到世界先进的水平了，到时候我国需要多一点自主研发，这是一个从引进到自主研发的转型。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是可以看好的。 (本文根据林毅夫在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2012年第1期主题讲坛上的讲座内容整理。林毅夫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主要著作有《中国奇迹》、《经济发展与转型》、《中国经济专题》和《新结构经济学》等)

《新丝绸之路：阿拉伯世界如何重新发现中国》一书节选

2月10日，在经历了许多天的跌宕起伏之后，希腊内阁通过了总额为33亿欧元的新财政紧缩措施。当地时间13日凌晨时分，希腊议会终于以199票赞成、74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该项措施。 根据该协议，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向希腊提供1300亿欧元的新救援贷款。作为条件，希腊政府要做到将私营部门的最低工资标准降低22%、年内减少32亿欧元政府开支并在2015年之前裁减15万名公务员等。 在议会表决时，组成联合政府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新民主党（New Democracy）共有43名议员对议案投了反对票，这些议员随后被开除出各自的议会党团。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认为，那些不能担当"历史责任"的成员应当离开内阁。"一场混乱的拖延将使我国陷入绝境，将造成不能控制的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 帕潘德里欧希望希腊保留还债能力，并且留在欧元区。但他有一个难题，自己的45人内阁是由三个长期争执的不同党派成员组成，又缺少职业政客和专业人员，如其中规模最小的人民东正教阵线（LAOS）领袖卡拉扎菲利斯是个前健美先生和电视台老板。就连卡氏也指出帕潘德里欧应当起用更多的专业人员任职内阁。 随着四月份换届选举的临近，希腊国内各党的支持率发生了很大变化。两年前选票最多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率降至8%。反对紧缩措施的左翼党派支持率正在上升。萨马拉斯领导的新民主党支持率目前最高。令人担忧的是，一些极端民粹主义党派的支持率也在上升，如金色黎明党，以袭击移民闻名，得到了3%的支持率。 "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相信希腊将贯彻新的紧缩措施，因为希腊还在沿用之前的一些措施，例如国有财产私有化以及职业自由化。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两年多来，希腊承诺的每一项紧缩和改革措施都没有落到实处。往往在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前，希腊议会都忙着通过紧缩措施。而一旦贷款到手，立刻天下太平，紧缩措施落实问题就乏人问津了。 由于政府通过财政紧缩将影响民众的福利，希腊警察和示威者在首都雅典的街头爆发了冲突，大约10万名示威者走上首都雅典街头。根据希腊媒体12日发布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目前48%的希腊人宁愿国家违约也不愿接受痛苦的紧缩措施，38%的希腊人支持实施紧缩措施。 希腊是否要继续留在欧元区？德拉克马的阴影逐渐笼罩着这个国家。 希腊媒体本周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70%的希腊民众希望该国留在欧元区之内。然而继续采取紧缩措施的前景并不乐观。希腊已连续四年经济衰退，失业率达到22%，48%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2011年11万余间商家倒闭。希腊的债务已经达到GDP的160%。 在欧元区内部，把希腊驱逐出欧元区的话题不再是禁忌。而此次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第二轮救援贷款条件问题上寸步不让的强硬态度应该令希腊明白：它的机会不多了。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希腊央行行长普罗沃普洛斯表示，假如希腊重新使用德拉克马，这将是一场灾难，他警告称，此举将意味着该国货币将贬值60%-70%。 德拉克马不仅代表了迅速的贫穷，也象征着退到过去。对于很多希腊人来说，离开欧元区意味着在欧洲被孤立，这种处境将使他们更加不知所措。（编译 桃桃）

当讨论国有企业问题的时候，许多人经常不言自明地假设私有企业被他们的所有者很好地控制着，而不讨论私有企业的代理问题。如果我们将理想化的私营经济部门与现实中的国有企业作比较，毫不惊讶，前者会优于后者。但现实世界中，并没有清晰、系统的证据表明国有企业是经济的负担。私有化不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出路。

本文以佛教对生产的观念为线索，考察了中国佛教在经济方面的表现，说明了中国佛教对生产的态度所发生的从不掘地到不作即不食的转变，旨在从经济的角度揭示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和过程。

门宦和海乙制以家庭和社区为基础但又超越家庭和社区，形成穆斯林－清真寺－拱北和道堂－门宦，或穆斯林－稍麻寺－教坊－海乙寺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门宦和海乙制比单一教坊制有更广阔的社会、经济关系网络和更强的资源整合机制。

意大利不同宗教的“经营管理”：每年春天都需要做广告，需要与大众沟通，需要发动争取纳税人的宣传，因此，神职人员和世俗大众都会定期意识到宗教竞争的存在。

中国曾是世界上大豆生产量最高的国家，占据世界大豆产量的约90%。自国际资本于二十世纪初介入以后，源于中国的大豆一步步成为跨国粮食大鳄的赚钱工具。大豆的生产已移至美国、巴西、阿根廷，甚至印度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比中国生产更多的大豆；而世界大豆出口量的60%都涌向中国市场，且进口的大豆都是转基因大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