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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主管部门一开始就能够让职工参与企业改制方案的制定，并让职工一并持有部分股权，那么全体职工一定会积极参与企业的改制，企业的主人翁意识将被再次激发起来，通钢集团或许早已溢在一派喜庆气氛中。

后进地区为了发展经济和现代化，无可避免必须向西方学习现代经济学，但学习绩效如何？

本文认为目前在改革理论和政策研讨中颇为流行的“循序渐进”概念并不能确切地说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因为各种体制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不可能改好了一个再改下一个,否则会出现体制“不协调成本”。文章提出了“平行推进”的概念,作为改革政策制定的基本思路,它可以说明为什么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某些体制的改革“超前”和“滞后”(瓶颈) ,都是无效率的。在所有领域(包括政治体制和社会政策)都同时积极推进改革,同时考虑各种体制之间在转轨过程当中(也就是在没有彻底完成改革之前) 的相互协调,应是体制改革的基本政策方法。

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已80高龄，仍勤于思考、笔耕不辍。他从软预算约束的角度分析了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他认为，软预算约束的扩散是导致危机的主要原因，而事后不充分追究责任人的救助机制又会强化软预算约束。无论是监管改革还是当前的救助都应该尽可能地着眼于减少软预算约束的副作用及其破坏性影响。

英文原文是“Disinterest”，也许中间政府更好一些？我最开始用“泛利性政府”，但可能给人感觉这个政府生来就代表大众利益，其实中性政府只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并非好与坏的道德判断。很多人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中性政府也有利益，同时中性政府只是一种务实的策略选择。

要講中國60年來的經濟變化，就需要先看看60年前到底中國是個什麼樣。

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努力开创国有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新局面

在信息化时代，在全新的经济理念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一如既往地安全呢？一部《反垄断法》，我们就折腾了十几年，即使现在通过了，在利益集团特别是境外利益集团的影响下，不过是一个“银样蜡枪头”，外面包裹一层银，好像很厉害，但其内部不过是些蜡，有什么用呢？

为什么中国屡次投资国际金融总是巨亏，而国际金融屡次投资中国总是巨赢？难道这只是贪官污吏、买办内鬼、垄断利益集团所致？

冰岛和拉脱维亚还能还得起债吗？债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吗？冰岛议会最近通过了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首个将外债放在国家偿付能力之后的协议。

2009年10月，在持续一周的时间里，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在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发表了共分五个部分的系列演讲，阐述了他对危机中的金融市场、政治体制和开放社会的思考与主张。在第五日的演讲“未来的路”中，他着重探讨了金融危机将如何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由中国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未来。

一个棉花合作社的输入实践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沈建民 杨菲　　4月份，又是南疆棉花播种的季节，但马英并没有出现在自己组织的农户试验田中。　　马英是荷兰非政府组织Solidaridad的中国项目总监。在欧洲，Solidaridad是公平贸易最早的倡导者，他们在1988年同合作伙伴推出了全球第一个公平贸易标签。作为成功模式之一，Solidaridad在中南美洲组织最基层的零散农户进行生产，然后帮助农民把贴有公平贸易标签的产品出口到欧洲，使他们尽可能摆脱处于传统供应链最底层的压榨，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在咖啡和橡胶贸易中，Solidaridad已经成为商业市场中不可小视的参与者。在瑞士，印有荷兰语Oké标志的公平贸易香蕉，已经占到了该国市场份额的40%，甚至比食品巨头都乐公司还高。2007年底，进入中国之后不久，Solidaridad选择了在新疆组织棉农合作社，作为公平贸易模式输入的试点。　　和其他公益项目一样，说服被扶持的对象认同并加入进来，是棉花合作社启动的第一步。整个2008年，马英和他的两名同事的主要工作就是走访沙漠边缘的维族农户家和棉花地，口干舌燥地一遍又一遍解释合作社的好处。而在很多时候，马英在棉农眼中看到的，只是他们面对陌生而古怪的荷兰名字和这个皮肤被晒得和自己一样黑的汉人的惶惑。不过，就是在这样的眼神中，马英终于说服了第一批棉农准备加入进来，并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棉花可以卖到更好的价钱，而自己的孩子也将生平第一次有机会拿起书本。　　不过，事情的发展随后急转直下：以发动零散农户见长的Solidaridad，最终被这些最需要公平贸易的人所拒绝。历经一年半的尝试之后，这个从国外移植而来的合作社模式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三重需求　　选择新疆，是因为在Solidaridad看来，新疆的棉花种植市场几乎就是中南美洲的翻版。无论是环保、劳工保护还是公平贸易，这里都有很多隐藏在“底线”之下的巨大的改善要求。　　众所周知，新疆是全球最高产的棉花种植产地之一。不幸的是，这其中只有部分原因是依靠先进的种植技术，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滥用农药和化肥。棉花是一种极易吸引虫害的农作物，它仅占全球农作物总产量的4%，但消耗了全世界20%的农药用量。而在新疆的棉田，农药、除草剂、杀虫剂的用量还要高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用马英的话说，棉农基本上是“看见虫子就杀，不惜一切代价”。同时，棉花一亩地每年需要的水量大约是700-800吨，这让新疆这块本就干旱的土地不堪承受。　　作为最内陆的省份之一，新疆的用工环境也和沿海城市不可同日而语。据马英估算，在新疆有大约80万-100万人在第一线耕种棉花。其中，除了30%-40%为建设兵团，打工条件稍好之外，剩下的农户和民工的劳动条件都很难得到保障。通常情况下，雇主每个月只发给工人200元饭钱，剩下的工资要到收获后再付清。而当民工辛苦耕作一年后，有时还要面对雇主的工资拖欠。　　到新疆打工的人，往往是那些没有勇气去深圳等沿海城市打工的人，他们很多来自川、贵、青的山区，文化层次更低，缺乏为自己争取劳动条件的必要交流能力。曾经作为SA8000的验厂代表经常深入劳工一线的马英，在初次看到这些人的生存状态时仍感到震撼，其中有些人生活条件艰苦到孩子只能在棉花地里接生，而小孩长大之前，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棉花地里乱跑，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们还要和父母一起摘棉花。　　那些承租土地的小农户，也要面临同样的经济压力和风险。如果年景不好，价格下跌，有时候收获棉花换回的收入，还不够补足前期从土地承包人那里赊来的农资投入，遇到这种情况，一些人甚至选择弃田逃走。即便棉花收购价上涨，这些零散的小农户也未必能得到实际的好处。由于棉花在出售之前，需要将籽棉加工成皮棉，而他们没有轧花机，无法进行皮棉加工，因此最后得益的往往是那些从中压价的轧花厂。去年11月份，国家提高了棉花收购价格，但籽棉的价格却从去年的每斤6.8元，下降到今年的不到5元。　　对于Solidaridad倡导的公平贸易来说，新疆棉田就像是一张适合泼墨作画的上好白板。这也是Solidaridad对于棉花合作社一开始就投入冀望的原因。　　脆弱的合作社　　在国外，Solidaridad通过广告倡导良知消费，为那些公平贸易的农产品(12.42,0.03,0.24%)找到销路。但在中国，这种消费需求发育并不充分，因此，Solidaridad设计的模式是改变作物。在新疆的棉花项目中，马英选择的切入点是种植有机棉。他希望，通过有机棉的种植获得改善环境、劳工条件的空间。首先，有机棉种植不用化肥，少用农药，本身对环境的污染降低。而且，虽然每亩单产比一般棉花下降10%-15%，但有机棉市场价格高近40%。有了这样的利润增量，农户和雇主才有条件在不增加投入的基础上，响应Solidaridad提出的改善劳工条件、提高儿童生存保障和教育的要求。　　从2007年底开始，马英和他的同事们开始组织合作社进行尝试。他们为此设计了资源的支持系统。为了启动项目，他们不仅向中小农户承诺给予种植技术上的全程支持、市场信息的免费支持，而且帮助农户采购种子和农资，提供部分启动资金。只要农民愿意改种有机棉，Solidaridad的工作人员就会出现在田间地头。　　一些农户对此很感兴趣，但很快马英发现，当项目真的要启动时，他们又不愿“冒险”了。在一些贫困地区的县乡，政府长期担负着农业扶持和救济的责任，农民有着较大的依赖性。有机棉意味着一些先期投入，比如农资、种子、牛羊粪等，万一市场有风险，卖不出去怎么办？而在Solidaridad的模式下，他们只负责提供采购和销售信息，并不直接负责销路。为了解决这个担心，马英在Solidaridad倡导的模式之外作出了妥协，第二次登门时，他模仿中国农村传统合作社的方式，带上了一纸收购协议。但让他感到郁闷的，这仍然无法解除农户的依赖性。一个农民提出的问题很有代表性：今年看起来卖给你没问题，那明年你管不管？　　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之后，马英找到了南疆一个村的村支书，希望由他出面来组织农户。为了尽快建立第一个试点，Solidaridad提出可以为愿意尝试而没钱购买农资的农民提供小额的贷款。这个办法在最初看起来是奏效的，乡里对此也表示支持，项目启动终于看到了曙光。　　不过，就在马英回到北京为项目的下一步筹备资源和招兵买马时，他突然接到了村支书的电话，村支书告诉他，最后组织讨论的结果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他们还是担心项目会带来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尽管为未来的合作留了活话儿，但马英明白，今年的合作基本上是泡汤了。　　公平的妥协　　一年多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这让马英不得不反思，Solidaridad的公平贸易模式在中国到底适不适用。马英并不认输，他认为，缺人是项目推进不利的关键。如果发动足够多的员工和志愿者，去说服足够多的农户，Solidaridad仍有机会组织起合作社。Solidaridad在中南美洲和印度等地的成功，与众多志愿者的参与有很大关系。而在中国，即便给不低的工资，也很少有人愿意到新疆的棉花里工作。不过，他也承认，任何一家NGO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这个想法眼下并不现实。　　经历过面向零散农户的失败之后，马英在思路上做了一些调整。2008年，他还在库尔勒和库车谈了两家大户，希望利用他们承担起合作社的角色来。　　这似乎不是Solidaridad关注公平贸易的本意，毕竟，这些大户并不是供应链中最需要帮助的人，而且，对他们的扶持，也不是Solidaridad的强项。但马英认为，毕竟通过他们，也可以间接地对环保、劳工和公平贸易作出一些改善，与Solidaridad的最终目的仍是一致的。在他与这两个大户的合作框架中，大户被要求对雇工“好一点”，比如增加冬天取暖，改善孩子的接生条件；付给雇工的月工资从200元增加到500元，达到最低工资水平；给识字比较多的民工每天放2个小时的假，让他们给民工的孩子们提供一些简单的教育。作为额外的回报，Solidaridad将在项目启动时，提供一些资金的补贴，定期到农场提供技术咨询，在农忙时则全天在场。　　尽管做出了妥协，但运气似乎仍不站在马英这一边。库尔勒的那家大户去年遭遇风灾，棉花基本上绝收。这直接导致今年最初规划的17000亩项目，现在只剩了5000亩。与此同时，棉价从去年开始的下跌，也让一些人在投入时更加谨慎。据估算，新疆今年的棉花种植面积减少了10%以上。　　不过，惨淡的现实仍能够支撑起马英的信心：与零散农户相比，大户敢于承受转换风险，只要算一下，觉得投入产出是有钱赚的，他们就不会有太多顾虑。而且，马英相信，中国农民的勤劳和活力是其它地方的人不能比的，既然Solidaridad在中美洲和印度这样悠闲的国家都能成功，公平贸易一定会有一个可期待的前景。“在新疆，连沙漠里都能种出棉花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今年年初在纽约大学教学期间，在朋友处看到阿里吉的新著《亚当·斯密在北京》，我便马上从亚马逊网上书店买来，并一口气读完,深深为阿里吉宏大而深邃的思想所折服。本来想通过黄平邀请他来参加今年11月份的北京论坛，但近日却收到黄平的手机短信，告知阿里吉已于前一日去世。一代大师随风而去，扼腕之余，聊以此文作为对大师的纪念。 　　 　　《亚当·斯密在北京》结构宏大，思想自成系统，对世界体系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在这篇小文里，我只讨论本期摘译的第十二章中所涉及的和中国的小农经济结构相关的一个思想。 　　 　　就我的阅读而言，阿里吉在本章的核心思想是，中国的崛起是中国重视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果。这个结论本身就惊世骇俗，因为普遍被接受的说法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之所以能够取得高速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采纳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而这个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有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无论是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持肯定态度的人（如林毅夫及其比较优势理论），还是对这个模式持否定态度的人（如秦晖及其更一般化的“低人权”说），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阿里吉否认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在当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里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不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而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高。他在文中给出了许多证据，无需我在这里赘述。我想讨论的，是阿里吉结论中所隐含的下面这个经济学悖论：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巨大，而资本相对稀缺，按照经济学原理，中国应该提高资本产出效率、而不是提高劳动力产出效率（如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因此，阿里吉的结论违背通常的经济原理。阿里吉本人没有在书中对这个悖论给出明确的解答，但是，根据他在多处所表达的思想，我们可以揣摩出他的一些思路。 　　 　　阿里吉在多处强调，中国和西欧在18世纪末“大分岔”时期的差别在于，西欧发生了工业革命，而东亚、特别是中国和日本发生的是“勤劳革命”。东亚的自然条件的共同特点是有限的土地资源和密集的人口，在这种条件下，两个国家都出现了以小农为主的经济结构。为什么人多地少就会出现小农呢？因为历史上的非农就业机会有限，小农会在土地上投入比大农更多的劳动力，从而他们的单位面积产量高于大农，而这有利于养活大量的人口。正是由于对土地的劳动投入更多，阿里吉才称中国和日本发生的是“勤劳革命”。 　　 　　然而，如果仅仅是勤劳，革命就无从发生。阿里吉的重点不是在强调“勤劳”，而是强调“勤劳”所引起的“革命”。这个革命就是东亚对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视，但这也正是我上面所说的经济学悖论之所在：既然勤劳就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还要提高人的素质？这明显不符合贝克尔关于人口的数量-质量消长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多了，人口的质量就会下降。解答这个悖论的钥匙，在于理解小农体系下不同的劳动分工格局。 　　 　　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劳动分工。但是，东亚小农体系下的劳动分工却不是很明显。一个小农家庭就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单位，就像当代企业一样，它要预测未来的市场行情，制定作物生产计划，理解生产的全过程以及影响生产的外在因素、特别是气候，规划劳动力投入，然后掌握在市场上出售产品的时机。不仅如此，它还是一个完整的消费单位，在生产技术低下、产量不高的情况下，它必须谨慎地计划一年的消费，保证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家人不至于挨饿。在经济学上，这叫做多任务问题。要解决这样的多任务问题，需要极丰厚的人力资本积累。这里的人力资本不一定是教育，更多的是从中学得到的经验。直到很晚近的时候，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农会打算盘，并对气候和作物的生长周期了如指掌，并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当然，能够识字更好，所以中国人重教育、重知识。 　　 　　不仅如此，小农经济在面对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无剥夺的积累”。这是阿里吉从吉莉安.哈特《去全球化》（Disabling Globalization）一书中借用的观点。在这本书里，哈特比较了南非和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她发现，在南非，大量没有土地的黑人离乡背井，当他们变成产业工人的时候，由于没有了土地的保障，要保证他们的生计，工厂就必须支付较高的工资；在中国，由于农民拥有土地，他们对工资的要求就较低，因此中国工业化的成本比较低。南非的工业化是一个黑人遭受剥夺条件下的资本积累过程，而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无剥夺的资本积累过程。 　　 　　由此，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思考中国的小农经济。直到今天，小农经济还是通常被认为是中国落后的标志，那些被认为是落后的思想，往往被冠以“小农意识”。阿里吉的理论提醒我们，这种观点如果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片面的。小农经济是回应中国紧张的人地关系的自然结果。它看似落后的生产关系，却孕育了中国社会对知识的重视，当中国融入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之后，这个趋势的优势显现出来，成为促成中国经济赶超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无剥夺的积累使得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没有像发达国家早期以及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那样残酷。中国的城市没有大规模的贫民窟，这当然和政府的整治有关，但是，小农经济对农民的保护也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东亚各国都没有太多的贫民窟。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安土重迁，不会轻易放弃他们在乡村所拥有的社会网络，不会随意地把自己撂到陌生的城市中去。无剥夺的积累让乡村人口比较缓慢地释放到城市中去，避免了移民到达城市之后的贫困化。 　　 　　当然，阿里吉观点的理论推演成分大于经验论证，要证实他的观点，还需要比较严格的经验数据支持。阿里吉的贡献，在于让我们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小农经济及其当代意义。伟大的思想家之所以伟大，往往不是因为他们解决了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提出了问题。阿里吉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认识中国的大门，我们的任务是跨入门槛，并试图打开更多的大门。 　　 　　 　　 　　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 　　 　　1937年出生于意大利。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任教于美国。2009年6月19日逝世。 　　 　　主要著作有《罗得西亚政治经济》（1967）、《全球危机的动力》（合著，1981）、《半边缘的发展：20世纪南欧政治》（主编，1958）、《反体系运动》（合著，1989）等。 　　 　　1994年出版了《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根源》，着力研究风云起伏的20世纪；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1999年，阿里吉邀集一批来自各方面的学者，分四个层面透视近10余年的种种动荡，由此产生了一部力作《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中译本由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 　　 　　世界体系理论在近二三十年来风行一时。这一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批判。20世纪中叶以来，英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和历史学家，试图对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历史做出系统的分析。与此同时，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进一步提出“长时段”和“总体历史”等概念，力图全方位地理解现代世界的历史。“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三大卷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引发了现代历史研究的深刻震荡。美国历史学家沃勒斯坦1974年推出《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标志着世界体系理论的正式成型。 　　 　　作为世界体系理论研究的新一代领军人物，乔万尼.阿里吉延续沃勒斯坦的各项主题，把精力主要集中于近两百年的历史演变。 　　 　　乔万尼.阿里吉2007年出版《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复活斯密的“自然增长”发展理论，并以此揭示中国近三十年的崛起。

被困在不健全的制度下，一个国家怎么可能脱贫呢？经济学家Paul Romer提出全新见解：“特区城市”（或译“特别市”），由多国联合政府管理的、城市规模的管理区域。(关塔那摩湾会变成下一个香港么？)

十年前，当高盛(Goldman Sachs)还是一家私有合伙制公司时，它拥有65亿美元的资本，220位合伙人的大部分资金在他们退休之前都被锁定在公司中，因此他们对自己的金饭碗照看得很好。该银行的交易与资本投资部门——拿合伙人的资金冒最大风险的部门——与其以酬金为基础的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部门旗鼓相当。在其1999年首次公开发行(IPO)前的两年内，交易业务所贡献的收入占到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在IPO中将股票出售给外部投资者（养老金与共同基金持有其大约80%的股权）之后，高盛逐渐增大了风险胃口。其固定收益与外汇交易部门已经成为主要部门，在2006年和2007年贡献了三分之二的收入（今年前三季度贡献了78%）。在去年的危机中，美国政府清楚表明，自己是高盛与其它大型投行的后盾。高盛从财政部获得了100亿美元的注资（已偿还），并发行了210亿美元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担保的债券。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家金融控股公司，其监管者和最后贷款人都是美联储(Fed)。如果说当股权由外部投资者持有时，高盛比合伙制时期更加冒险，那么如今政府既已含蓄地承认它“规模太大以至于不能倒闭”，我们又能有什么指望呢？高盛有了更大的动机拿别人的钱去冒险。这就是我上周认识到的问题：华尔街最强大的经纪商拥有与最单调的商业银行同样的特权。高盛今年可能会支付230亿美元奖金的事实不仅会令民众感到不安，而且这一措施产生的激励效应也有所偏离。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两件事。第一，高盛在获得政府和美联储援助的同时，想以传统华尔街投行的身份进行运营——它拥有自己的对冲基金与私人股本基金。第二，它有每年留出一半收入用于奖金发放的传统。关于第一点，高盛现在的身份在我看来站不住脚。受美联储监管，可能会比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监管要好，但只是将它视作另一家银行，拥有与零售银行及信用卡公司相同的特权与义务，几乎说不通。这不是指责高盛鲁莽或对自己的运营方式漠不关心。高盛是在危机中表现最好的投行，经营方式也没有给人以自恃无恐的感觉，就好像它一定会得到政府纾困。它的资本金充足，手头拥有1700亿美元的现金和流动资产，以防不备之需。高盛也不只是对冲基金巨擘。它纯粹的自营活动贡献了总收入的大约10%。尽管债券和股票做市活动是一种资金密集且有时风险很高的活动，但如今已成为它的主要业务，服务对象是企业和投资者。不过与贴现窗口所面向的银行相比，高盛的业务还是有所不同。贴现窗口指的是美联储允许受其监管的银行在紧急关头用证券换取现金的一种工具。直到最近，没有一个人会认为高盛有资格得到与它们一样的地位。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上周说得好。“确保银行业服务的持续性，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这种银行业的公共事业特质……与银行从事的一些风险较大的活动——如自营交易——性质大不相同”。对于高盛而言，一个可能性是，将属于第二个类目的业务分拆出去：即用资金冒险的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投资业务。这样一来，剩下的做市活动和投行业务就能够成为一流的金融公用事业。 即使到那时，美联储也不应该像对待零售银行一样来对待它。零售银行拥有存款担保，而且如金所言，“过于重要以至于不能倒闭”。高盛的构架和监管必须达到这样一种效果，即在未来任何一场金融危机中，它都可以倒闭，不会造成任何危害。这将部分缓解公众对于华尔街投行得到纳税人纾困的无可非议的愤怒，但第二点呢？如何处理华尔街投行授予其高级雇员的丰厚薪酬？投行业的奖金问题不在于薪酬的绝对规模（尽管股东应该问问他们自己，这些雇员是否真的值这么多），而是这些奖金所带来的激励效应。高盛董事总经理的薪酬结构可能是最像合伙人的薪酬结构之一。大约三分之二的奖金由在4年后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构成，而且其资深的合伙人在退休之前必须持有75%甚至90%的股票。这就是高盛在危机中的表现优于其它投行的原因之一，但它仍然可以从过去汲取经验。重新采用将董事总经理所有（或90%）奖金锁定、直至其退休的制度，将会使他们变得更加谨慎。如果纳税人不仅能够意识到，高盛的奖金只是股权合伙制的另一种形式，而且能够明确在未来任何一场危机中，高盛都可以破产，公众蓄势待发的愤懑之情可能会有所减弱。或者，高盛可以继续保持其原有的赚钱部门和新得到的官方身份，继续承担更多金融风险，并努力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让人们相信，它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进行运营的公用事业机构。这或许很难做到。译者/董琴

2009年10月12日上午，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美国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与奥利弗·威廉姆森一起获得这一殊荣。他们俩得奖的原因是因为对治理有杰出的学术贡献，奥斯特罗姆的贡献在于公共事物的自主治理，威廉姆森的贡献在于企业的治理结构。

近年来，国家开发银行按照国家发展战略和宏观调控要求，注重加强风险控制，依靠自身的市场业绩和市场活力，积极支持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等领域的国家重点项目建设，主动用市场的方法实现政府发展目标，逐步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开发性金融之路。 开发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的深化和发展 开发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的深化和发展，通过建设制度、建设市场实现政府的发展目标，可以解决很多过去政策性金融想解决而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需要开发性金融机构来实现政府的发展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美国房贷协会等，都是国际知名的开发性金融机构。这些机构在本国或区域性经济社会发展中承担着重要职能，与传统政策性银行不同，他们的业务面很宽，相当多的领域可以自主去做，而且大方向是完成政府的发展目标。 开行经历了一个从政策性银行到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过程。开行成立初期的几年，由于受传统的融资体制和运行方式的影响，积累了一定风险。后来开行开始在贯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的前提下，按市场要求、银行框架运作，在打通基础设施融资瓶颈的基础上，把握国家发展的需要，并开始向社会瓶颈领域扩展，通过开发性金融促进国家发展战略的实现，做了很多支持社会发展的项目，如中小企业、再就业、文教卫生包括非典期间的一些贷款。这些都是开行主动根据国家发展需要做的。 开行作为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发挥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桥梁作用。一方面支持重点项目，像煤电油运等瓶颈行业，同时又建设市场，人们的信用意识增强了，认识到开行的资金源头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最终是要还的。虽然开发性金融机构是国家的，但是也要按市场规则办事。过去几年，开行在市场建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也取得了成效。这种建设市场的办法不仅可以用在大型项目上，还可以用在社会瓶颈等广泛的领域，加速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运转效率，使整个市场建设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拉动点。 开发性金融的主要特征 开发性金融是适应制度落后和市场失灵，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增强经济竞争力而出现的一种金融形式，在国际上已有百余年历史。开发性金融通常为政府所拥有，赋权经营，具有国家信用，用建设制度和建设市场的方法实现政府的发展目标。开发性金融的特征是只要有市场缺损、法人等制度缺损，又有前景光明的投融资领域，能够进行制度建设、以整合体制资源取得效益的，就是开发性金融的领域。 从世界性的发展趋势来看，开发性金融一般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政策性金融初级阶段，作为政府财政的延伸，不强调自身业绩，以财政性手段弥补市场失灵。第二阶段是制度建设阶段。开发性金融以国家信用参与经济运行，注重自身业绩，推动市场建设和制度建设。第三阶段是显现战略的开发性金融的作用。 开发性金融在中国有广阔的领域和空间，这是由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特点决定的。目前，开行正向着第二阶段充分展开并向第三阶段一些目标迈进。 当前经济社会建设需要开发性金融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金融发展相脱节，融资体制发展落后，市场建设发展落后，使得经济社会得不到统筹发展所必需的融资支持。具体说，既有能源交通等物质瓶颈，又有融资体制瓶颈，使“三农”、中小企业、西部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县域经济等领域，得不到信贷融资的足够支持。而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制度和市场建设落后。因此，加强制度和市场建设，弥补体制落后和市场失灵，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制度和市场需要建设，但不能依靠自发形成，而要主动地进行建设，需要政府、开发性金融和企业共同推进。开发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以市场业绩为支撑，以建设市场来实现政府的发展目标，通过“铺路”、“搭桥”，带动社会资金、带动其他金融机构，使得可持续的协调发展成为可能，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尤其是在国家的重点领域以及很多传统落后领域，开发性金融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西方国家形成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经历了盲目、漫长的演进，付出了极高的成本和代价，中国不能再走自发演进的老路。中国可以而且必须发挥后发优势，通过自觉主动地建设制度和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制度和市场建设中，开发性金融可以发挥政府与市场间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近年来，开行注重发挥融资优势和政府的组织协调优势，特别强调跟地方政府合作加强市场建设，通过组织增信，把政府的力量化为市场的力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市场建设中，很重要的就是用市场的方式，建设信用平台，政府在其中通过协调组织增信规范约束平台企业，把过去分散的资源、机构整合成一个整体，以建设健康的财政和健全的金融为目的，促进健康协调统筹发展，从而实现市场建设、消除风险，促进市场的稳定和金融资产的安全。 宏观调控中显现开发性金融的积极作用 这次宏观调控是对银行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和风险控制能力的一次实实在在的检验。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政策以来，开行切实承担起国家赋予的宏观调控职责，对融资总量、结构、项目进行调控，使开发性金融的融资调控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结构调整上，开行通过逐个项目的融资推进市场建设，缓解煤电油运等经济社会领域的瓶颈制约，促进了国家整体投资的发展；在宏观调控中，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贷款重点向煤电油运等行业倾斜，防止国家和地方重点建设项目资金链断裂。 在总量控制上，1998至2003年主要是配合和扩大投资拉动，扩大对“两基一支”项目的贷款规模；2003年下半年以来，严格控制贷款规模，主动开展固定资产贷款项目清理工作，集中保证国家和地方重点项目建设。开行通过管理资产的方式，把一些能源、交通等行业的优质资产出售给商业银行，一方面引导商业银行支持煤电油运，另一方面腾出规模支持结构调整的新项目，以发挥建设市场的先锋作用。 开行运用债券筹资优势，引导社会资金投向。把主权级信用转化为市场筹资能力，将储蓄资金和社会分散资金转化为长期集中大额资金，并发挥资金导向作用对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和区域，提供集中、大额和长期的融资支持。开行在宏观调控中通过建设市场、建设制度，从深层次把调节作用与市场建设结合起来，有效控制和防范了地方财政风险和基本建设规模盲目扩张。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家不想干了，不想干了之后他会做什么呢？午夜梦回，他们开始思考人生。他们认为自己忙了十几年，对不起家庭，对不起老婆，所以就到了广州丽柏广场买了一只价值几万元的名表送给老婆，所以中国的奢侈品销售逆市上涨了。 当你回家炒一盘青椒肉丝的时候，你有注意到这盘菜的价格是由谁控制的吗？昨日，郎咸平应某公司邀请来广州开讲，言语看似轻松、活泼但却发人深省。郎咸平说，一盘简单的青椒肉丝，价格都已经被华尔街控制。 首先，炒菜用的油。郎咸平说，2000年的时候，美国孟山都公司从中国农科院的生物研究所赠送的大豆中，提炼出“多产基因”和“抗病毒基因”，生产出转基因大豆。然后在全世界101个国家申请了64项专利，又把这个大豆卖回中国。当时，他们的大豆比国内便宜百分之十几，出油量却多六分之一。 在全线击退中国大豆后，美国农业部宣布，调低大豆产量。随后，华尔街金融资本进入期货交易市场，将大豆期货价格拉高至4400元一吨。而中国的油脂公司在均价4300元一吨的时候，进口了800多万吨大豆。没想到的是，华尔街很快狂抛大豆，价格一下子跌到2000元，导致中国70%的油脂公司宣布破产。欧美的四大粮商趁机进入中国，用低价收购了油脂公司。因此到今天，中国85%-90%的粮油都是外资控股的。像我们日常吃的金龙鱼和鲁花，全部是外资的。 接下来看猪肉价。2004年，华尔街资本高盛进入中国，首先参股了雨润集团(为中国大型冷冻肉生产商)，2006年又收购双汇集团，2008年以3亿美元价格收购了湖南、福建几十个养猪场。郎咸平表示，高盛是中国少数甚至是唯一一个控制了养猪产业上中下三游产业链的企业，所以成本最低。 最后是青椒。郎咸平说，最新数据显示，全中国50%蔬菜种子是孟山都公司控制的，所以青椒也难免。 由此可知，不论是粮油、猪肉还是蔬菜，价格都是由华尔街及其同路人控制的。“如果炒一个青椒肉丝的价格都是华尔街控制的，你可以想像，石油、天然气、铁矿石、有色金属等价格，当然也都是华尔街控制的。” 郎咸平提醒，中国招商引资不应该什么都签，什么都卖。他说，像中国的水也是受制于法国威立雅集团，导致威立雅集团逼迫中国政府涨价30%。“最近法国威立雅集团各处收购中国公交系统，我要全面打击它，否则又要涨价。”郎咸平这一句话，换来全场热烈掌声。

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问题成堆，投机盛行，房价居高不下而且步步高升，搞得政府头焦额烂，百姓叫苦连天。各个方面对此提出了种种对策，理论界就此问题发表的文章多如牛毛。然而，房地产市场依然如烈马难驯。本文地浅议“斧底抽薪”之策，以就教于专家和广大读者。一、关闭土地二级市场，遏制土地投机实际上，房地产市场问题的症结在于房地产投机盛行，而房地产投机从根本上来说是土地投机。从而，如果将土地使用权的交易完全控制在政府手中，禁止任何人对土地使用权进行倒买倒卖，堵塞土地投机和暴利之源，就很可能会从根本上割除房地产市场中的毒瘤。本人提出的“关闭土地二级市场”的设想的基本内容如下：第一、国家继续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形式向开发商出让一定年期的土地使用权，以便使土地使用权价格能够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保障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第二、土地使用权的获得者——房地产开发商，无权进行转让；如果放弃土地开发，便应当将其交还给政府，退还已交纳的土地出让金。当然，也可作适当变通：土地使用权的获得者，在经过土地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可将土地使用权按照原价过户给其他房地产开发商；如果因行情变化而地价上调，则受让者应当将地价的新增部分交付给政府而不是原开发商。第三、房地产开发商出售房产时，只能将土地使用权按原价过户给房产购买者而绝对不准私自涨价而从中谋利。显然，在此种情况下，征收土地增值税就没有必要了。本来，征收土地增值税是为了抑制土地投机，平抑房地产价格，但是由于阻力过大、困难重重而迟迟未能认真落实。而关闭土地二级市场，却可从根本上消除土地投机，可谓事半功倍。关闭土地二级市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能办到，但是在城市土地国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应当是能够办到而且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有人认为，土地二级市场是不可能关闭的，即使关闭了公开的土地二级市场，也关闭不了黑市。笔者认为，我国的土地市场本来就是比较特殊的——与一般的资本主义土地市场是有很大区别的，其关键在于政府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而且，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是单件、公开、备案进行的，是不可能被秘密转让（即“黑市转让”）的，否则是不可能获得合法产权证书的。而且，如果切实执行“将土地使用权按原价过户给房产主”的政策设想，则开发商即使企图按“黑市价格”将土地使用权过户给房产主，也是不可能被接受的——正常的购房者通常不可能掏自己掏腰包去填少数“黑市开发商”的腰包。房地产专家孙宏志先生提出了另外的主张。其要点是：分别设立土地开发权和土地使用权，前者针对房地产开发商，后者针对房产主。对于开发商，政府只是出让土地开发权，而不与70年的土地使用权挂钩。从而，开发商向消费者出售房屋的价格中，将不再包括土地使用费。这样，开发商就无法继续垄断和倒卖70年土地使用权以攫取暴利。开发商如果转让土地开发权，其增的加收入将通过征收土地增值税加以调节。至于土地使用权，则是面向房产主设立的，在获得房屋产权证的同时获得土地使用权证。土地使用费既可采取批租制，也可以采用年租制，但后者在理顺和降低房地产价格方面具有明显优越性。笔者认为，分别设立土地开发权和土地使用权并，的确是创新之见。不过，需要防止的是土地开发权本身也会被炒得高不可攀。这样，指望通过征收增值税而加以抑制，会不会因投鼠忌器而重蹈目前的覆辙呢？笔者对此提出的修正意见是：土地开发权不得转让；拟放弃土地开发者，只能按原价退还给政府。至于对于房产主改行年租制以减轻其负担，当然是无可置疑的。笔者曾经多次发表文章鼓吹适度地推行年租制，特别是为减轻普通住宅消费者的经济负担，尤其应当采用年租制。二、实行房产成本公示制，增加房价透明度房地产价格之所以居高不下，除了土地的投机性转手倒卖所致以外，还由于房屋是“非规格化商品”，其成本的差别性、隐蔽性、模糊性很强，除了业内人士外，一般消费者很难判断其价格的虚实。从而，应当强制性地实行“房产成本公示制”。由房地产管理局进行监督并进行详尽公示，以利于在市场运行中客观地限制高额利润边界。此时，房产的购买者，可参照公示的成本而出价，避免盲目性。而且，对于已经公示的房产成本，还要由市人大表、市政协代表等组成的“房价监督委员会”之类的组织，进行不定期抽检，并将结果公诸于众。简言之，对于房价，要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检测与监控，使其由“暗处”转向“明处”。房屋成本一直是个“敏感的热门话题”。“敏感”是因为房地产业的兴衰会影响其他相关产业；其“热门”是因为近几年我国大中城市房价普遍大幅度上涨——尽管国家不断出台宏观调控政策，对一路蹿升的房价起到了一定抑制作用，但距离购房者的期望依然遥远。关于房屋成本能否测算、能否公布，一直是大有争议的。有些人一直宣扬“房屋成本不可知”论，即“房屋成本神秘”论，鼓吹房屋成本测算“工作量非常巨大”“缺乏可操作性”等等。实际上，无论房屋的建造程序多么繁多而复杂，总是可分解为相对独立的部分而分别求出成本。例如，在《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谢光飞采访北京合作建房者代表于凌罡的报道中，后者提供的估算数据是：2006年北京市楼面实际平均成本大约为5990元（其中土地出让金903元、拆迁成本1970元、市政成本250元、楼面建安成本1556元、节能设备成本300元、企业管理成本250元、利息成本350元、税费成本400元），但配套销售收入至少占10%，从而实际楼面成本不到5390元。而实际平均售价为8792元，超出前者63%。这一数据表明，一旦实行房产成本公示制，使购房者心中有数，则开发商抬高房价，就难以如愿了。②又如，阮奇等报道的上海某房产的相关数据如下：①建筑面积5.1万元/㎡，其中商铺7000㎡，住宅44000㎡。②成本:动迁成本：2.5亿元，楼面价4900元/㎡；建安成本2000元/㎡；配套费用1500元/㎡(组成：规费：300元/㎡、设计、环境费：100元/㎡、管理费用：200元/㎡、广告费用100元/㎡、资金成本600元/㎡、小区配套100元/㎡、不可预见费用 100元/㎡)；总成本=(4900/㎡+2000元/㎡+ 1500元/㎡)×5.1万元/㎡=4.284亿元；②售价与销售收入：商铺售价3万元/㎡；住宅售价1.5万元/㎡；销售收入=7000㎡×3万元/㎡+44000㎡×1.5万元/㎡=8.7亿元；③毛利：8.7亿元—4.284亿元=4.416亿元。④成本利润率：4.416亿元/4.284亿元=103%。③有的人玩概念游戏，说什么“建筑成本”可以公布而“建设成本”无法公布，原因是建设成本包括了所有建设项目运营的成本，一个项目一个模式，无法固定，只有等整个项目完工后，开发商才能核算出来。但是，为什么房子还未动工，开发商就能够开始定价预售了呢？！2006年广东省“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朱列玉提出了控制房地产行业暴利的三条建议：公开房屋成本、实行购房指导价和最高限价，可是这些建议都被广东省建设厅一一“否决”，理由是，对商品住房成本进行公开，容易造成对企业商业秘密的侵犯和对公平竞争环境的影响。实际上，开发商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商业秘密论”只不过是高房价的“遮羞布”，——开发商拿地、融资的“灰色投入”无法计在明账上。于是，开发商和一些政府官员虽然身份不同却又“异口同声”也就不足为奇了。④由此可见，房屋成本问题，对于一些人（含开发商、官员、学者）的经济良知和市场认知，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和检测。开发商作为商人，力图掩盖真实成本以求高额利润是很自然的，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却是不符合价值规律和市场运行机制的；某些官员偏向开发商这一事实表明，两者利益的“过度重迭”（“超正常重迭”），当然是不正常而应当加以纠正的；至于某些学者的随波逐流，则是上述两种心态的折射。应当指出，在市场经济中，任何行业、任何人，都只能遵循、服从价值规律和市场运行机制，在这种“循规蹈矩”的平等竞争中，谋取最大限度的利益，而不是依靠垄断、庇护，通过对于消费者的蒙蔽等等以攫取非分之利。否则便会损害消费者（购房者）的正当利益，妨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从而进一步损害国民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庄严使命在于，忠实于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责无旁贷地从最基本的理论层面上提出躯邪扶正、兴利除弊的见解,以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鼓吹由国家垄断土地二级市场呢？回答这一问题并无困难：国家垄断土地二级市场，只是为了限制了土地开发商通过对土地使用权的投机活动而攫取非份之利，保护广大市场参与者的正当利益。这是在市场经济中，“有形之手”的无可旁贷的职责。而且，如前所述，此举也只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采取，从而属于特例。三、彻底开放房产市场，解决住宅紧缺难题在关闭土地二级市场，实行房产成本公示制的基础上，即可彻底开放房产市场并取消经济适用房、中低面积低价房、机关自建房、廉租房等等，但不限制消费者自建这意味着，在关闭土地使用权二级市场的基础上，尽可能活跃房屋的兴建、买卖、租赁、抵押等等活动，使得房产市场尽可能接近普通商品市场。政府、单位可通过补贴、贷款（低息或无息）等形式扶助贫困家庭购房、租房，而不必花费财力、人力去直接兴建、管理住房。换言之，在市场经济中，解决住房问题的正常的途径应当是尽可能依靠市场、匡正市场，尽可能兴其利而除其弊，而不是绕过市场而代之以种种行政干预，后者肯定是既吃力而又难以讨好的。而且，由于政府全面控制土地二级市场，开发商很难再进行土地投机活动，那么国内外资金拼命涌入房屋市场的潮流，便可自然而然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遏制，可谓费省而效宏。结束语以上所述的“斧底抽薪”之策的要点为，在关闭土地二级市场的条件下，澈底开放房产市场，从而使得房产的价格在较大的程度上脱离土地垄断价格（由于区位不同而影响房价，从而不可能完全脱离），在较大的程度上接近生产价格。在此条件下，投机的余地便大大缩小，从而对于房价进行人为的种种限制便基本上是多余的了。①本文的初稿题为《“釜底抽薪”：解决房地产问题的一种思路》，摘要发表于2007年5月11日《中国经济时报》第5版。②2007年5月16日《中国经济时报》第15版。③阮奇 李雁争：《房产成本清单曝光：回报率近100%》，2006年09月27日《 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④赵宝堃：《房屋成本"不能见人"还是"见不得人"?》，2006年9月26日《新华每日电讯》第3版。2008年7月15日

没有谁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更适合评论经济。迄今为止，亚裔经济学家中惟一获奖的是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但他住在剑桥。作为一名金融监管的实践者与学者，我将借鉴诺贝尔奖理论，对当前亚洲经济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