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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认为: 美联邦监督者和金融机构经营者在华尔街危机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联储为了挽救房产泡沫投入了太多资金；金融机构的新牟利策略隐藏了过度借贷；管理者们为了追寻短期利益，不惜创造和承担高风险；为了防范未来再次出现危机，必须大规模变革。人文与社会编辑小组译（http://humanities.cn）

汪晖按语：2013年10月16日，南京市长季建业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这里重新刊发于2005年撰写的长篇调查报告《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和2007年撰写的补充调查。这两个报告中涉及的通裕纺织集团公司的改制及其严重问题就是在季建业担任扬州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发生的，他也是文章中涉及但在正式发表时隐去姓名的当时的扬州市领导人之一。

崔之元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吴铭的访谈，崔之元提出“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思考未来的改革发展道路有重大的启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国资委支持中央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增持其所控股上市公司股份，支持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回购股份。这说明我国的国有资产是资本市场上的积极稳定力量。”

重庆的第三只手的运作的背后是有竞争机制和动力的。其兴起本身源自市场的第一只手和国家的第二只手的运作中的不足；它既挑战又借助其它两只手。在三只手并存的现实下，第三只手是要和第一、二只手竞争（以及配合）的。

改革三十年来中国国家在旧体制和市场化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一个比较独特的国家体制，它既是中国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奇迹”的能动主体，也是同时期凸现的社会和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它既可能凝固为一个僵化的体制，也可能是一个仍然在“转型”中的体制。本文先讨论此体制和发展与危机之间的关联，再讨论其在运作中所显示的一些特点，最后提出对进一步改革的设想。

對於如何解釋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優異成績，臺灣內部仍是眾說紛紜，且甚至成為藍綠派別性對立的一部份。

【3月21日】最近一些朋友和记者问我对"重庆实验"看法有无改变。​我看法不变，理由是我去年"重庆实验的三个理论视角：乔治、米德和葛兰西"​一文中如下一段话（再附上中文版，英文在"Modern China"）

以私有为目的的国企改革引发了很多激烈讨论，如“郎顾之争”等等。本站曾于2006年刊发汪文《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该文详细分析了江苏通裕集团公司改制中出现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问题。2009年7月通钢集团事件的爆发，继续说明在国企改制、国退民进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偶发的。本站特此编写国企改制专题，供进一步阅读讨论。－－人文与社会编辑小组

汪晖按语：这里重新发表这两个调查报告，也是提醒一个事实：腐败虽然直接体现为官员个人的品行和作风，但也离不开宏观的背景、甚至政策条件。在我们调查通裕改制问题时，工人们对于季建业的工作作风有许多批评，干部中对其作为也有很多议论。然而，2009年，季建业还是被提拔为南京市代市长，继而成为市委副书记、市长。这些问题说明：在反腐败的同时，深入地反思改革过程中的一些政策导向和干部政策与腐败现象的关系，对于当前和未来的改革都有重要的意义。

2008：“巨变时代”的来临 对中国来讲，200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年份。对有些人而言，还可能是刻骨铭心的年份。年初冰雪灾害，然后是汶川大地震，随后迎来北京奥运会，还有两岸正式大三通等等。 从人类历史角度思考去年种种非常特殊的历史事件，我认为，历史学家会给予2008年一个非常特殊的评价——极不平凡的一个年度。在这一年里全球发生多起重大而罕见的事情，向我们透漏了这是一个“巨变时代”的来临。所谓“巨变”，是指人类社会结构与秩序出现剧烈变动。通常出现的是一种渐进式演化，而在“巨变时代”，我们过去认为理所当然或非常熟悉的历史坐标，很可能会在很短时内消逝；或是有些历史大趋势我们认为是无可逆转或势不可挡的，很可能就会出现转折。 站在2009年回顾2008年，对于未来人类发展的几个大趋势，我觉得会看得更清楚。这些趋势是在过去很长时间内存在的秩序与结构出现剧烈变动的一个关头，一个历史分水岭。 归纳起来，有四个或四重我们过去非常习惯或视为当然的历史趋势，这时同时出现转折。这种情况我认为不仅是百年不遇，可能是数百年都很少碰上的。这四重历史趋势，昨天我们觉得它们是“浩浩荡荡”，今天来看则是“摇摇欲坠”。 第一个是比较短的历史趋势。后冷战结束至今，由美国唯一超强所打造的国际新秩序（也被称作单极世界），很明显松动了。美国作为唯一超强的霸权地位面临各种力不从心的困窘。它只有20年时间，说它是一个趋势有点勉强，不过回头看，十几年前，主流观点一致认为这个结构很牢固，会维持很长时间。 第二重历史趋势，到今天为止也不过40年左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称之为“第三波民主化”。这一波民主化浪潮似乎也已走入一个退潮阶段。福山宣称的历史终结论，到今天来看，很明显完全破产了。这个趋势也仅仅持续40年。 第三重历史趋势，我称之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周期。先是战后重建，然后在一定的范围内建立一个比较自由的经济秩序。中间也发生一些波折，包括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特别是到了后冷战时期，前苏联以及其他很多过去没有被吸纳进入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国家和地区一一纳入了该体系。我认为，这个扩张周期至少是遭遇了一个瓶颈，也可能是到了走向颓势的转折点。这个周期大概就是60年。 第四重历史趋势，大概有将近300年，我认为也是最有意义的。根据不同角度来界定，这个时期可以拉长点或缩短点。这300年，是西方世界独占人类历史舞台、作为唯一主角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我认为从今天来看比较清楚，就要告一个段落，接下来非西方世界将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世界历史进入了这样一个新的阶段。 第一重历史转折：美国单极体系的衰落 在单极体系下，美国不断地试图扩张军事投射力量，试图支配所有地区安全结构与秩序，试图对它未来所有可能的潜在对手做严密的围堵防范。这让它在军事扩张上、军事联盟的扩张上，出现过度扩张(overreach)，达到一个临界点，就会出现各种反弹。北约东扩，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中东欧国家一个个纳进来，更准备在这些国家包括波兰、捷克部署反导防御体系。这逼近了俄罗斯忍让的极限，导致了俄罗斯在军事战略上全面性反击，正式与美国摊牌。有几个明显的例子，一个就是北京奥运会开幕那天，俄罗斯派军进入南奥塞梯地区，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第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的。另外一个就是普京把战略结盟延伸到美国的后院，与查韦斯签署军事合作协议。这也是后冷战以来俄罗斯的海军“彼得大帝”核动力巡洋导弹舰，第一次进入拉丁美洲水域，与委内瑞拉进行联合演习。 所有征兆里，第一届拉美跟加勒比海国家首脑会议可能是最具有意义的。这次会议在巴西举行，有36个国家参加。跟以往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最大的不同，是美国没有被邀请，古巴被邀请了。有人说这是向门罗主义发起挑战的起点，就是说拉美已经开始寻求挣脱美国对这个地区的独霸。这里是美国的后院，这更明显地说明美国单极体系的衰落过程。 包括美国自己的外交政策精英，2008年都不约而同在思想上有这种准备和调整。这里引用的代表性言论，均是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闭事件所引发的大范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东岸最重要的外交精英智囊机构“外交事务协会”总裁Richard Haass在《外交事务》上写文章，明确指出美国单极时期已经结束，21世纪的国际关系将是一个“无极”的秩序。当然，到底是一个无极还是多极值得商榷。今年上半年“外交事务协会”还组建一个课题小组，专门研究未来拉美与美国的关系。他们说美国在拉美的霸权结束了，美国必须重新调整在拉美的政策。《外交事务》是美国权威性的外交刊物，至少代表了美国的权威性观点。它对东北亚的战略评估也是一样的。 后冷战的单极体系为什么维持了不到20年？作为唯一超强的局面为什么无法持续下去？大概可以归纳成几点： 第一，美国的经济竞争力跟其他国家的差距在缩小，尤其是科技领先力和产业竞争力。美国过去15到20年的高生活水准以及每年3%～4%的增长率，很大一部分源于虚拟财富，也就是资产泡沫。它需要资产泡沫，向未来举债，和向国外借贷来支撑它的繁荣。从1985年开始，美国就由净债权国变为净债务国。 2007年外国机构与个人对美国的净债权总额已经超过美国的经济规模。美国私人部门的整体负债，也从1978年GDP的118%增加到2008年的 290%。美国联邦政府的负债总额在2007年底就已经达到GDP的65.5％。 经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联邦负债更是直线上升，2009年首季已达到11兆美金，而美国GDP大约是14.2兆。这个数字还不能反映美国国债真正的规模，根据美国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大卫·沃克尔（David Walker，曾担任美国财政部次长）的估计，将美国政府各种隐形负债（如对国民社会保险及退伍军人抚恤的支付义务）累加，2007年底，已高达52兆美金，接近2007年全球GDP54.3兆的规模。今天，它的三大赤字：国债、贸易赤字和私人借债赤字已经累积到了极限，难以为继。 其次，美国经济结构的长期失调，也导致美元霸权地位摇摇欲坠，这也是加速美国单极体系式微的一个重要机制。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滥用其铸币特权、涣散的金融监管与松弛的财政纪律，让美元币值信用成为威胁全球经济体系稳定的不定时炸弹。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风暴，更激发世界各国倡议建立新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来彻底打破美元的独占地位。例如，最近联合国大会成立“国际货币及金融体系改革委员会”，提出一系列相当激进的改革建议。这个委员会的专家小组主席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出任，他一向认为IMF在处理亚洲金融危机时严重失职，这才导致亚洲国家在过去十年间大量囤积外汇，加速了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斯蒂格利茨主张，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未必需要积极响应欧美所提IMF增资的要求，他们应该考虑在IMF架构外成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在此之前，他们可以先扩大区域性的货币基金，例如“清迈协议”所倡导建立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基金，或是由委内瑞拉等7个南美洲国家组成的“拉丁美洲外汇储备基金”(FLAR)，让这些区域性机制扮演短期融资与稳定区域金融的功能。这些大胆的提议现在纷纷出笼，因为许多国家都意识到，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负责任的全球经济管理者，必须建立一套新的机制来限制美国滥用其铸币特权。 第三，政治上，过去的十几年，甚至可以回溯到里根时代，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当道，让美国的软实力大幅消退，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导地位的道德基础受到严重的打击，更必须倚赖军事威慑力量。它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安全围堵，也使它陷入一种过度扩张。它的资源，它国内的政治支持的基础都不足以支撑这种无止境的全球范围内的围堵政策。 意识形态上来讲，它所主导的这种全球经济秩序所依赖的核心思想，有些学者称之为“华盛顿共识”。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核心思想也开始退潮，在世界各地都出现反全球化社会运动。最近几年，拉丁美洲的左翼势力明显兴起。看近一点，9·11事件和美国进军伊拉克发动战争加速了这种整体体系的颓势。在这个大背景下，“次贷危机”只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趋势在之前就已经显露出很清楚的征兆。所以《纽约时报》很有名的专栏作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说，美国在伊拉克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武器就藏在美国自己家里面，藏在华尔街。过去的金融创新，衍生性金融产品，它所累积的风险最后变成一个巨大的财富摧毁力量，对实体经济的摧毁力量比原子弹还可怕。 第二重历史转折：第三波民主化退潮 对第二层或第二重历史趋势的观察，我觉得可以从东亚，从我们自己的周遭环境来思考。先看东亚唯一的算是比较有长久实施民主经验的日本，三年换了三个首相。我觉得这不是个人领导问题，也不是派系政治问题，而是它的政治体系在应付日本当前所面对的经济危机或者结构转型障碍时，遇到了一种公共治理上的难题，所以每个首相的政治生命都很短。 2006年他信被军队推翻以来，泰国事实上就陷入严重两极对立的困境。2007年年底恢复选举，他信集团仍获得国会多数，反他信的泰国曼谷中产阶级没有办法接受选举结果，乃用社会运动方式，组织“黄衫军”用街头对抗方式，来瘫痪执政党。他信支持的政府倒台，他信集团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鼓动支持群众组织“红衫军”包围总理府，甚至逼使泰国政府临时取消东亚高峰会。这样的街头斗争恶性循环已经轮回好几次，到今天为止也还没有真正找到出路。 韩国的左右两个阵营的对立也越来越激化。它不仅表现在2008年初的美国牛肉进口事件，还表现在最近国会要批准的美韩自由贸易协议（FTA）。韩国内部的冲突无法在正常的民主轨道上获得解决。 再看北边的蒙古，上次国会选举也出现一次大规模的选举暴动。也有人说这可能跟境外势力有关，也可能是另外一场没有成功的颜色革命，当然这只是一个揣测，没有直接的证据。但说明他们内部的两个政治力量之间，都不遵守基本的民主游戏规则，对于民主程序事实上没有牢固的共识，而且政治上的竞争已经转化为政治上的斗争。 在整个东亚，菲律宾可能是实施民主最凄惨的社会。菲律宾现在的总统阿罗约，我相信各种对她的指控应该是证据确凿。她个人、家庭跟丈夫的贪腐，跟她过去在大选里面的做票问题，在任何一个正常民主国家里都会导致总统辞职或者被弹劾。菲律宾的反对运动结合部分国会议员在国会里面已经发动了4次弹劾。因为宪法规定每年只能最多提一次，一次失败以后要隔一年，2008年是第4次，但她每次都能很轻松地躲过这种弹劾。她如何躲过弹劾？很简单，就是用现金买通绝大多数国会议员，这种政治操弄已经让民主变成一场虚有其表的假戏。 根据我对于东亚国家公民对他自己政治体系的评价所做的一些调查，有些信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我们收集的指针非常多，这里只选择其中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指针加以说明。该课题叫Asian Barometer（网站是www.asianbarometer.org）。这个指针就是问受访的群众认为他们的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响应民众的需求。在我们所调查的国家中，一类是传统上被分类为民主的国家，也包括新兴民主国家：日本、韩国、蒙古、菲律宾、泰国、印尼。另一类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这些通常被认为不民主或者说民主不够充分的国家或地区。很有趣的对比是，在日本等这些民主国家，认为政府能够有效地响应民众需求的比例都很低。日本只有33％，韩国只有21％，台湾只有35％。这个调查是2006年做的。蒙古只有24.6％，菲律宾32.7％。泰国稍微高点，47％，调查是在上一次军事政变之前做的。如果来看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情况，马来西亚是56%，新加坡是66%。 这个对照让很多人惊讶——在能不能响应民众需求或需要方面，半威权体制评价要高于民主体制。我相信，拉美、东亚、中东欧等很多的新兴民主国家或地区，它们的整体表现让那里的很多民众感觉到他们的期望与实际有很大的落差。 我们也可以评论一下印度的民主实施经验。西方媒体总是给印度冠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这个头衔。印度每5年举行一次国会选举，每次选举覆盖七亿一千四百万的合格选民，这是全世界最多选民参与的选举，也是选务最为繁重而复杂的选举。不过，最大的民主并不意味着印度的民主可以造福最多的人民，实际的情况可能正好相反。 学术界对于印度民主一向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正面观点认为，印度民主虽有明显的菁英主义色彩，但基本上还是可以促使印度政治菁英重视中下层民众的需求。民主制度能够在一个像印度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贫瘠、贫富差距悬殊、族群关系复杂、宗教信仰冲突不断、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国家落地生根，诚属难能可贵。乐观的学者甚至认为，民主赋予印度政治制度上的竞争优势，印度的崛起最终可以迎头赶上中国大陆。 负面观点认为，选举只是为世袭政治菁英长期垄断政治资源披上合法外衣。印度民主空有其表，无法有效增进大多数民众福祉，大量印度百姓的人身安全与基本需求仍得不到保障，还须长年忍受贪污横行、效率极低的官僚体制。尽管印度这几年经济发展速度十分亮眼，但在减少城市贫困人口、解决农村土地分配严重不均、消除贱民阶级与妇女受到社会歧视、化解族群间暴力冲突、消弭黑社会对贫民窟宰制等问题上，进展十分缓慢。悲观的学者甚至认为，印度的劣质民主永远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民主将是限制印度崛起的一大障碍。 最近《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部金像奖名片，让从来没有去过印度的人，对孟买贫民窟实况大开眼界。不过，一般观众可能不知道，在孟买这个1400多万人的大城市中，60%左右的人至今还住在贫民窟。有一个叫达拉维的贫民窟紧靠着孟买金融中心，可能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居住着一百万人。这里人均居住面积不到3平米，没有正常的供水，平均1400多人使用一间厕所，苍蝇乱飞，老鼠横行，各种传染病频发，堪称人间炼狱。 孟买贫民窟里有很多民间志愿者组织，真心诚意为贫民服务，如办教育与提供医疗服务等，但真正在贫民窟里呼风唤雨的是黑社会老大，他们控制水电，掌握奴隶一般的童工与娼妓，他们长期包养警察，还与政客勾结，让孟买贫民窟成为一些政客的稳定票仓。孟买市政府过去10年推动的贫民窟改造计划像蜗牛爬行一样慢，还不如重庆市一个季的旧城危房改造进度。 最近总部设于华盛顿的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IFPRI)发布2008年全球饥饿指数报告。在全球88个中低收入国家中，刚果得分最高，为全球饥饿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印度排名第66位，北韩排名第53，中国大陆（不含港澳）位居15。也就是说印度面临的饥饿问题要比经常闹饥荒的北韩还要严重。“最大的民主国家”这顶帽子实在应该让印度政治菁英感到汗颜。 所以最近研究民主的学者开始担忧这样一个倾向。有一位很有名的学者Larry Diamond，美国刊物《民主》的共同主编，在2008年《外交事务》上发表一篇文章，被很多人引述。他说，经过多年的民主进展，现在全球进入民主萧条期或衰退期——在很多新兴民主国家，民主只是一个表象，各种劣质治理是很普遍的，他们的司法机构或军队滥权，或者说少数的寡头精英透过民主程序完成权力的独占，等等。我认为他所谈的民主退潮现象，不管是说民主体系本身可能不能稳定地维持住，或是说民主的门面勉强留下来，它的内容或内涵都已经被腐蚀或掏空。这种现象大概在很多第三世界民主国家都很普遍。 他的分析角度是纯粹从政治运作的角度出发。从新兴民主国家的危机根源来看，我认为一种病症普遍出现在很多新兴民主化国家——他们的宪法是没有根基的，是移植过来的，不是自己社会土壤或文化土壤中成长出来的。所以它的精英的民主信仰与法治基础是非常薄弱的。这些人并不真正相信这些东西，对他们而言民主不过是取得权力的必要手段。如果只要任何情况下能够躲过制裁或者愿意冒风险，政治精英经常可以违背民主程序。在竞争中，你不遵守游戏规则，我也不可能遵守，最后这个竞争就变成斗争。不同国家之间，邻国和邻国之间，不同地区和地区之间，经常会学习别的国家的这种恶质的竞争伎俩，变成一个传染性的东西。 如果它无限制地扩散，就会让选举变成一种社会里不断加深对弈矛盾的机制，而不是一个化解冲突的机制。这与原来民主理论想象的不太一样。选票替代子弹，这只是原来对和平竞赛的一种想象，但它的现况可能不全是这样。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的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过程不充分，官僚体系也缺乏治理能力和独立性，军队与司法也无法超越党派，所以它根本不具备一个法治国家的条件。最后一点，我想是政府能力跟不上网络时代信息传播跟社会动员的速度。这个也会让政府经常面对它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巨大落差的治理危机。挖得更深一点，像 Larry Diamond 所谈的这些现象，实际上还忽略掉了第三波民主所源于的历史大环境本身就存在着两重结构性困境。这两重结构性困境，实际上让第三波民主注定在很多国家都很难成为一个良好治理的政治体制。 第一个困境是，美国作为推动民主的唯一超强，却不能提供一个民主治理的好示范。特别是过去的20年，他的民主遭受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双重侵蚀。美国也干预很多其他国家的政治，有时是从人权民主角度，更多是从美国战略利益角度，也就是说扶持亲美派，打击反美派。亲美政权做票赢得选举，美国也会纵容它；反美力量即使符合民意而上台，美国也会制裁它。这样它就没有办法帮助这些国家的民主走上正轨——反美的暴力行动就是恐怖主义，亲美的就是“自由斗士”。很多中小型国家都面临这样一个困境，多党竞争反而给外来强权提供一种干预机会。国内竞争团体各自有后台老板，不愿意妥协，斗争更加剧烈，更加深化社会内部的分裂。 另一个困境也很重要，这是第三波民主与前两波最大的不同。第二波民主化，是由工人和农民反抗资产阶级压制，争取参政权，经过很长时间斗争取得的成果。第三波民主化看起来很平顺，很多国家旧的政治体制结构一瞬间可以被替代。在很多原来采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资产阶级不对民主化有任何抵制，甚至是十分欢迎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波民主化，对资产阶级是毫无威胁的，市场化与民主化结合成一个连体婴儿。彻底市场化、彻底自由化，让劳工群体不可能透过民主真正改变他们的不对等经济地位。 在这个层面上，进一步的经济全球化不断地在加速掏空国家的社会保障职能。虽然政府是民选的，但是选出来的政府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因为它受制于全球市场力量的强大节制。同时政府面对越来越多的两极分化、贫富分化，能够着力的地方也非常有限。这时社会冲突是很难避免的。在过去，民主社会主义是可能的，比如说战后头20年，资产阶级跟劳工至少在福利国家上达成了一种妥协。但现在这种妥协从资产阶级看来是一种奢侈，不需要。因为经济自由化给他前所未有的一种移动能力，一种在全世界到处自由移动的选择，一种制定基本社会游戏规则的特权。这样他根本无需跟国内其他团体做任何妥协，它甚至不需要长期呆在特定的一个国家。这是第三波民主化的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我觉得这也造成它一种必然的困境。 第三重历史转折：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已成强弩之末 在这个问题上，在今天这个时点上，这是一个阶段性震荡还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周期结束的先兆，还需进一步观察。不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框架可以引导我们做两种思考，一种思考是，我们至少可以说它的扩张动能，尤其是以一种自由经济秩序作为指导原则的动能，已经很清楚地在减弱。这个减弱第一个明显征兆就是2008年多哈回合谈判的触礁。过去美国和欧盟主导多边贸易自由化，这套游戏规则在制定过程中遭遇到强大的反对力量。这些反对力量实质上是质疑，全球化风险跟利益分配在很多国家内是不公平的，是完全不对等的。这说明了为什么在很多社会里形成了对全球化的阻力。这在当时还不是一个危机，也只是说脚步放慢，或者说必须做进一步调整。最极端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这波金融危机可能会引发一个类似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的大萧条。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在今天这个时点上还不能说是肯定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有这个可能性。 There’s no way like the American way这张图片(见上图)，是关于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街头一个景象的。这群人在排队领取饮水和免费的食物。他们都是失业人口。后面有一张很大的海报，在宣扬American dream或者美国生活方式，标题叫作“world’s highest standard of living”（全世界最高的生活水准）。这是大萧条时代留下的最具讽刺意味的一张图片。70多年后，全球经济会不会再度陷入这样的谷底？ 目前全球遭遇的经济危机，到底是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暂时的一个脚步上的减缓，还是真正进入一个结构剧烈震荡的阶段？我觉得两个可能性都存在。我觉得思考当前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所遭遇到的危机，可以参考乔万尼·阿瑞吉的经典性著作《漫长的20世纪》。阿瑞吉的累积周期理论从历史的角度，也从马克思的分析架构里，演绎归纳出一种历史分期。他把以美国为核心的周期，相对于之前以意大利城邦及西班牙、荷兰、英国为核心的三个历史周期，每一个周期大概都是一百年或者是一百年多一点，而且周期似乎有缩短的景象。这四个周期都有类似的特征，通常都是经过一定的物质资本扩张时期，然后进入金融资本扩张的转换过程。尤其核心国家，其经济结构表现非常清楚。后面的推动力量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资本要求自由，最自由的资本就是金融资本，因为所有的工业资本会固定在一个特定的生产过程上，不容易被随时随地变现。 另外一个就是利润逐渐下滑的必然趋势。因为这两个趋势，物质资本扩张的初期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增长动力和累积速度。越来越多的市场变成商品竞争市场，它的利润就会不断下降。过去累积的资本要寻求新的出路，就会进入金融资本扩张时期。资本主义扩张最终都会由于金融危机爆发而出现整个累积周期的断裂。这是前三个周期都出现过的历史循环现象。 可以这样讲，我们现在进入了阿瑞吉所讲的资本扩张时期。是不是已经走到这个周期的尾端，这可以做进一步的思考。不过可以看出，这个转化从物质扩张到资本扩张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的。这从核心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来看尤其如此。表现在金融国际化方面，最早开始出现的就是以石油美元为基础的回流，这种回流过程以跨国金融机构开始进行所谓主权国家的借贷，这是第一期的金融国际化的过程。它后来导致80年代的外债危机和90年代初期的外债危机。不过这个动能还是非常强，尤其华尔街对美国财政部的影响力，然后是财政部对IMF的影响力。美国从90年代开始全面推动金融全球化，要求每一个国家开放资本市场，然后让跨国资本以及各种金融创新工具无止境地加以扩充。虚拟经济的增长达到一种难以想象的规模和速度，在这个过程中资产泡沫也不断膨胀。 2008年全球外贸交易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大概是3.9兆（万亿）。这里有将近2/3都是衍生性交易，也就是说都是高杠杆投机套利的，或者说把外汇交易转换成一种赌博工具。2007年全球全年贸易总量不过30兆多一点，而每天的交易量就有3.9兆。一年大概有200个交易日，也就是说一年将近有 700多兆的外汇交易量，虚拟经济的交易总量是实体经济交易总量的20几倍。过去7年平均起来，每年全球金融商品交易总量，也是全球GDP的35倍到50 倍之间。 这几年最流行的一种衍生商品CDS（信贷违约掉期）是导致美国最大的保险集团AIG倒闭的地雷。现在虽然信贷违约掉期市场已经从2007年的高峰开始萎缩，但仍旧很大。它的部位有多大呢？2008年年底还有54兆或是54万亿美金那么多，单这一项衍生型金融商品就等于全球GDP总和。这些合约大多在2009与2010年将陆续到期，如果出现大量违约，美联储就会没有足够的“子弹”来解决这个问题，除非大量印钞。 去年9月美联储一口气向AIG集团注资750亿美金，让AIG不倒闭。今年3月又提供300亿美金的紧急融资。因为AIG是信贷违约掉期市场上最大的发行者，如果AIG倒了，它所有的交易对手（包括花旗、高盛、摩根土丹利等）都会出现倒闭风险。2008年9月14日，就是美联储跟美国财政部出面救 AIG的时候。他们向国会山美国两党政治领袖做了一个汇报，说明为什么必须动用750亿美金救AIG。 他们告诉美国国会议员，如果明天纽约股市开市时还不救AIG，那么就不会有“美国经济”。这话等于是世界末日警告。很难想象这是来自美国财政部长跟美联储主席之口。在这个金融高度扩张、虚拟经济快速膨胀的时期，全球大多数主要投行的避险基金，他们的杠杆都是高达35倍到50倍。现在就是一个去杠杆化的过程。去杠杆化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巨大的金融摧毁力量？就是因为它的高杠杆。所以难怪最近克鲁格曼又写了一篇文章，说最近20年的美国经济就趋于变成一种“老鼠会”经济。 我前面所讲的三重历史趋势转折，其实都有中国直接或间接的因素。虽然它不是唯一的因素，甚至也不见得是关键性因素，但仍然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一是中国崛起本身就是在削弱美国独霸的战略格局，为亟欲摆脱美国战略围堵或政治支配的国家找到战略依托。所以不管是普京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还是委内瑞拉查韦斯21世纪社会主义路线，后面都有中国崛起的因素，当然还包括巴西主导的拉美与加勒比海峰会。 二是中国崛起带动能源与原料出口国经济地位上升，再加上中国所展现的有别于典型自由市场的特殊发展模式，让准备寻求其他发展模式或政治模式的国家，不管在物质条件或意识形态空间上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这在拉美表现得更清楚。 第三点就是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全球经济体系内工业生产能力和制造业的劳动供给急剧扩张，加速了马克思和阿瑞吉所说的投资报酬递减的过程，推动西方国家经济体系从物质扩张往金融资本扩张的阶段加速移转，但快速的移转也造成了这波金融危机，整个20年的虚拟经济膨胀和资产泡沫增长。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崛起在过去特别是过去的20年，对全球商品尤其是工业产品带来通货紧缩的效果，或至少是压低物价的效果，中美间贸易的基本失衡反而诱导美国产生一种错觉，包括格林斯潘这样的人，以为美国真的出现了“新经济”，美国真的有一个生产力奇迹般的持续高增长的新经济，然后美国可以享受低利率、低通膨这样一种长期繁荣。这是中国崛起带来的一种潜在作用，这作用让他们有这种错觉，让它敢用历史上最低的实质利率去支撑这个资产泡沫，最后让这个泡沫累积到一个几乎失控的地步，而且在破灭过程中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这个过程没有任何阴谋在里面，也不是事前能预料的，它是属于不因人的意志移转所形成的一种后果。 第四重历史转折：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 最后谈论第四层。我们现正进入一个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时代。西方国家独占世界或人类历史舞台的时期结束了。这个观察其实也不仅仅是我有这样的判断，不少美国以及美国以外的公共知识分子都看到了。 2008年有两本书提出这个大课题。美国《新闻周刊》总编辑Fareed Zakaria 2008年出的一本书叫做Post American World。他认为当前的转折是过去五百年来人类历史第三个重要的结构性转移。第一个是西方世界的崛起，第二个是美国的崛起，第三个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 新加坡李光耀管理学院院长吉斯霍尔·马哈布班尼的《新亚半球的兴起》也试图描绘这样一个趋势——几个世纪以来亚洲人，中国、印度、穆斯林跟很多其他民族都是世界历史里的配角或甚至旁观者（这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实际上是被支配者），今天他们已经准备作为主导历史的共同的主人，共同掌舵人。 去年11月华盛顿和今年4月伦敦的两次G20高峰会，也是划时代的历史大事，正好印证了我们所讲的这个新时代的开端。 首先我们看华府的G20峰会。不用说20年前，也不用说10年前，5年前都无法想象这个画面会出现——美国为了解决金融危机，邀集全世界重要工业国家的领袖会商对策。华府峰会主角都是非西方世界的领袖。这会议形式意味着西方国家承认这些非西方世界重要国家在全球事务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且准备跟他们分享这个决策权。当然在这个阶段，西方国家更多是想让这些非西方国家多承担，来帮助西方国家解决所面临的金融危机。 如果说华府峰会只是一个临时性集会，而且是一场形式重于实质的政治大秀，那么伦敦峰会的召开，意义就显得不同。首先，伦敦高峰会确认了G20的地位，成为最重要的、定期性的全球议题协商机制，它的功能马上取代了富国俱乐部G8过去的角色。伦敦G20会议最值得注意的成果，就是激活了国际货币基金（IMF）的改革计划。这个改革计划真正有重要的内容，不再只是大幅增加可贷资金规模，而是针对IMF的宗旨与任务、决策机制、经济治理哲学，以及最高层人事进行改革。 伦敦峰会前夕，美国与欧洲担心金砖四国试图在IMF架构外另起炉灶，更担心他们不愿意参与IMF的增资计划，所以实时推出改革计划。欧美承诺在 2011年1月前重新安排IMF投票权，让金砖四国取得更大份额。虽然目前仍不确定美国是否愿意放弃它的否决权（让投票权降低到15％以下），不过至少会让四国投票权比例总和也超过15％，这样双方都有权否决对方的提案。美国也私底下说服欧洲准备放弃对于IMF高层人事的独占权，打破世界银行总裁一向由美国指定、IMF总裁一向由欧洲人出任的惯例。现在西媒已经开始评论，一个可能性很高的妥协方案是：下一届世界银行总裁将由中国人出任，下一届IMF总裁将由印度或巴西人出任。这在过去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我们思考这个大转型过程，需要一个更宽广的视野，需要更长的历史坐标。麦迪逊的《世界千年经济史》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美国在后冷战的 20年里，曾经短暂地维持了单一超强地位。这个短暂的历史结构，是人类历史的一种例外，而不是一个常态。麦迪逊的长程历史观告诉我们，如果把历史的尺度拉长为一千年，西方国家独占人类历史舞台可能也是一千年里一个特殊的而不是一个常态的时期。世界经济的这个结构会出现一个明显的重组，而且这个重组的脚步在过去50年内是在加速进行。可能30年或40年后会出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面貌，出现全球生产力的重新分配或者财富的重新分配，这也必然带来一种权力结构或者意识形态场域的多元化格局。这就是今天可以预见到的。麦迪逊对2030年全世界GDP比重有一个预测，按照购买力等值计算，美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逐渐降到17.7％，中国将上升到18.4％，印度将占10%，西欧将下降到13％。对全世界人类来讲，这个可能是更公平一点的经济资源配置的结构，也更接近人类千年历史的常态。 这几年一些西方学者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且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世界经济结构出现这样一个深刻变化，那它对全球秩序会带来怎样的意涵？可能出现怎样的秩序与权力结构变化？过去，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对于全球事务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秩序与规则来进行管理，大多是一种西方中心的思考。如果西方中心的这种观点正逐渐被淘汰或被迫调整，接下来可能是一个怎样的世界？西方国家是比较忧虑的，他们担心混乱与冲突，或从他们角度来说，一种文明的倒退。我认为这种忧虑本身还是西方中心思想下的一种反射，Steven Weber和他的学生2007年在美国《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上的文章《一个没有西方的世界》就代表这样一种思维。这篇文章忧虑非西方世界会根据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另外建构一套国际交往规则，把西方国家的国际规则摆在一边。他的忧虑是非常深刻的。 如果跳脱西方中心思维来理解非西方世界崛起的意义，它首先意味着传统的南半球与北半球的贸易关系或分工体系会出现根本变化。南方国家长期以来受制于一种不公平的交换。这样一种不对等国际交换体系会出现根本改变。因为中国和印度以及很多新兴国家加入这个工业化的过程，工业产品价格会更趋于合理化，相反农业矿产资源生产国家会得到一种比较合理的回报，也因此财富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一个剧烈的重新分配，当然也包括权力结构。 更重要的是思维或意识形态的变化。我们过去非常习惯一种一元的现代性观点或者说一元的现代性坐标。我认为将来可能会普遍接受多元现代性观点，就是说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走不同的发展路径。他们可能会循着不同的道路或模式走向现代化，没有单一的现代化道路，也没有共同的终点。这样一种思维坐标，将是未来的一个特征。 还有因为中国和印度崛起，他们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及他们对地球资源的潜在需求，让很多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都已看清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物质文明是没有办法在全球范围复制的，尤其是美国消费主义，是不能复制的。复制的话，我们就需要6个地球，而不是一个地球来维持这一个物质文明。后进国家没有选择，被迫找寻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和一种社会发展模式，来解决公正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我认为中国崛起是加速多元格局的重要力量。其重要的意义还不在于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而在于它的发展模式怎样被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不是一个固定模式，而是一个演进的、不断修正的模式。但它毕竟已经产生出一种具有自己特征，以及有别于西方的一种理念导向。这种发展模式所受到的重视，以及不断被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加以重新的理解和认识，会加速一元现代性架构的危机。在全球意识形态场域里，将来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种讨论，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并不是唯一可参考的架构，也不能简单地以形式化的指针来评价文明的先进与落后。在这个多元格局里，没有先验的普世价值，任何制度和价值都必须在不同的土壤、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经过实践来检验，才能获得特定时空下的正当性，没有国家和地区仅仅因为披上代议民主的外衣就自动取得政治文明的优越地位。谁都不应该有这种优越感。 西方代议制民主，必须要在更根本层面上响应民众的基本需求，也就是说人的安全保障、人的发展的保障、社会公正，以及维护民族与国家生存发展的机会。在这些最基本的国家职能上满足公民的期待，才可能具有正当性。如果代议民主体制在这些重要职能上满足民众需求，才可以与中国模式相提并论，或进行竞争，否则，并不能产生先天的优越性。 不同体制有自身的弱点，也有自身的长处，只能说各有其特性与特色。很有趣的是，《纽约时报》很有名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写了一本新书，叫做《世界又挤又热又平》，其中一个章节的标题非常有趣，叫“做一天中国”。不能每天做中国，但可以做一天中国。为什么做一天呢？他的比喻怎么来的呢？他跟最大的工业集团之一通用电气的总裁伊梅尔特讨论美国未来的能源政策。伊梅尔特谈了一套构想，美国应该在能源税制、资助替代性能源科研、制定汽车工业新的排放标准等各方面立即做全盘性调整，美国才能充分摆脱对进口石油依赖，能够节能减排，能开发新的绿色产业，同时彻底改变美国人浪费能源的习惯。他说美国下一任总统一定要做。 托马斯·弗里德曼说，你讲的我完全同意，不过在我们的政治体制里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我们的利益团体政治本身。既得利益集团很容易透过游说来否决你建议的立法。他说，我们也许在一个情况下可以做到。什么情况？当一天中国。当然他把中国的体制也想得太简单，其实没那么单纯。不过我们可以假定他想象的情况——某一天政治局开会，一口气发布中央1号、2号、3号、4号、5号文件，把所有你要的法律一次性颁布，第二天又回到美国，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话背后的政治学理论意涵在哪？就是说中国这个体制有它各种不合理的地方，但可能追求在实现“社会最佳结果”上，相对于美国多党制的利益集团、多元政治体制，有它的优越性。这个话我觉得是半开玩笑半认真，但说明了一部分的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 针对中国政治模式的特殊性，我最近提出一个新诠释。它正当性的基础在哪里？它对第三世界国家值得参考的价值是什么？西方模式基本上强调“民治”，就是人民治理、人民统治。这个概念借用了林肯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是说一个理想体制应同时具备这三要素。of the people ，“民有”这东西很抽象，不易具体化。顶多是对外要独立自主，对内则能同时具备“民治”与“民享”，那也就能够达到“民有”了。重点是怎么来设法实现“民治”和“民享”。但西方体制把“民治”摆在首位，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保障人民参政权利，只要有定期选举，有选举权，有多党竞争选举，在他们的假设里，民享是必然的结果，甚至你不必问是否有民享。因为只要有民治程序，就自然会得到民享，民治就决定了民享。这是西方主流政治思想的假设。 我觉得中国的体制更多的是建立在实质上是否会实现“民享”，或者用胡锦涛的话就是“为民”，为民所想，为民所用。诉求重点在于结果，在于 output，而不在参政，不在公民是否有机会参与决策过程。西方国家，也有些是在程序上具备民治的制度安排，在实质结果上也接近民享的理想，比如北欧。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多半情况是形式上模仿“民治”程序，“民享”常常是落空的。在特定历史条件形成的，比如中国政治体制是一党执政与多党协商，是刻意排斥西方民治程序的，但相对来讲可能有更大机会实现民享。这也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这是我对中国政治模式的一个重新理解。我判断在下个10到20年里，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场域里面，中国的政治模式会变成受到很大关注的一种话题，一个辩论焦点。 最后我谈的是，我们过去所习惯的全球化过程，会不会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或者说全世界各种反全球化运动，而开始出现退潮。我觉得其实倒也未必。应该说，第三世界国家也因为这样一个新的时代，这样一个网络科技发达的时代，不管是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或者是他们彼此间所能发展出的一种更深刻的合作与交流机会，他们之间绝对可能进行一种更全面的全球化。但这个全球化跟前面20年不太一样，它最大特征就是deAmericanization(去美国化)，就是逐渐摆脱和降低美国的主导与影响。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会逐渐被扬弃。或者至少说，经过美国这次经济危机，他们的社会发展模式的弊病与风险可能被看得更清楚，他们的物质文明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也会被看得更清楚，更不用讲它所产生的社会不公正、社会分化、贫富差距以及对环境的巨大威胁。作为一个创造财富跟繁荣模式，美国模式有其不可持续性。 欧洲也会松口气，因为原来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在过去20年里是在巨大压力下被迫做调整的，是处在以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美式资本主义的压力下的。现在这个压力会减轻很多。有人说美元霸权短时间不可取代，我看未必。美元币值的信用危机会来得非常快，可以在短短几个月内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征兆在我看来已经开始出现了。最近中国跟韩国的换汇协议，短期内解决韩国的外汇不足问题，但它带来新的交易模式，以后某些韩国企业跟中国企业交易，在局部范围内可能是用韩元计价或者说人民币计价，而不直接用美元。日本跟韩国也进行换汇协议，也意味着他们会用双边货币作为某一些贸易活动的计价基础。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有深远意义的变化。我最近也注意到香港正慎重思考港元是应该与美元挂钩，还是跟人民币挂钩，以及它跟内地的贸易是应该用美元计价还是用人民币计价。人民币虽然不会全面的国际化，但是局部的国际化已经开始。这对美元霸权长远来看会产生一种撼动力量，尤其这一波美国为了解救其金融危机，大量无限制的发国债，它的债信危机可能也会慢慢浮现上来。 “去美国化”的全球化另外一个特征是，它的例外主义应该不被接受，不被承认。过去美国制定游戏规则，但它自己却保留选择性不遵守的自由。这包括美国滥用铸币权，可以累积大量的贸易赤字，但不需要做任何严厉的宏观机制调整。在“去美国化”的过程里，我认为更公正的全球秩序比较可能出现。虽然不一定会出现，但出现的机会会更大一点，也让第三世界国家有机会追求一个更公平、可持续性更强的发展模式。 我也不希望美国一蹶不振，希望奥巴马政府对于美国过去20年或30年的结构性问题进行一个比较大的矫正。我也不是很乐观，因为一个人很难改变一个大的历史结构。最近他所任命的财政班底还是华尔街的核心精英集团，大部分都是与美国克林顿时期的财长鲁宾关系非常密切的人士，所以未必带来很好的预期。 不过我们也可以说今天的全球秩序里充满着荒谬，充满着不公正，人类历史不应该长期保持这种状态。我随便举个例子，全世界今年大约有10亿人处在饥饿和极度缺乏营养的状态。发达国家对于这些问题的援助金额非常有限，远小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几个月所需的军费。全世界资源的配置，所有过去主导事务的基本框架的确是以西方世界利益为核心的，只照顾地球上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我们期待有一个全面性的调整。也许当一个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时候，这样一个可能性越来越近。 作者系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特聘研究员，蒋经国基金执行长。

国家不应该进入市场盈利--这个基本认识前提在西方现代经济和政治思想中根深蒂固。本文将论证，它深深影响了人们对中国改革时期发展经验的理解，把其重要的动力解释为其严重的不足。它也排除了关于国营公司如何能够为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新思考。文章从一些关于中国政府（中央以及地方）在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基本事实的总结出发，回顾中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它们的理解，然后论证政府以及其属下的国营公司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英刊《社会主义评论》于2009年4月发表了对哈维题为《探索资本的逻辑》的访谈录，谈到了目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以及可能解决的途径，还谈到他组织的《资本论》在线阅读小组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这本着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如何来衡量集体农业的好坏？因果关系的问题更是棘手：是集体化本身制约了中国的农业发展，抑或是营运集体农业的方式存在问题？另外，是否集体农业被解散并不是因为本身不好，而是由于其它各种各样的原因？

《21世纪》：最近，克鲁格曼、鲁比尼等人提出中国经济有硬着陆风险。克鲁格曼近日在《纽约时报》的文章说，中国目前的情况与以往的经济危机发生前夕非常相似，中国经济濒临崩溃。"末日博士"鲁比尼在2011年6月的文章中也指出，中国大陆经济恐怕会在两年后"硬着陆"。如何认识中国经济的硬着陆风险及其对中国中长期发展的影响？ 崔之元：目前对于这个问题的最好分析，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在最近出版的《黯然失色：在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阴影下生活（Eclipse：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一书。作者在该书中预测，即使中国在2012年到2013年间遭遇了经济衰退，她也可以恢复增长的动力，在2020年前后在世界经济中取得了主导地位： 根据萨勃拉曼尼亚的测算，到2020年中国的贸易和GDP总量将增长为美国的1.5倍，并保持着世界最大的资金提供者的地位，美国依旧是其最大的提供对象。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而美元却光彩渐失。 萨勃拉曼尼亚建立了衡量经济主导能力的三个主要决定因素，即资源和财富（以国民生产总值GDP为衡量指标）、贸易（出口商品与进口商品之总和）和外部金融关系（是债务人还是债权人），而对一个国家做出的有关这三个决定因素的衡量，是以这个国家占世界的总量的多少来表示的：一个国家所占的份额越大，其它国家，包括其竞争对手的份额就越小。 萨勃拉曼尼亚还对1900年以来影响储备货币地位的决定因素进行了一种全新的分析，认为上述三个方面的规模，即GDP、贸易和对外资本净输出的规模，是储备货币地位的根本决定因素。这些变量能够解释在过去的110年间，主要货币的储备货币地位出现变化的70%的原因。也就是说，货币主导的决定因素与经济主导的决定因素很相似。基于这一分析框架，他预测了到2030年时的世界经济和货币的主导，认为随着人民币开始与美元竞争储备货币地位，中国在经济上的主导同样也会延伸到货币领域。储备货币不仅仅是由收入决定，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是贸易和外部金融关系，后者将影响储备货币对外部经济体的吸引力。 萨勃拉曼尼亚分析了在中国经济遭遇衰退（即假定中国经济在2012-2013年"硬着陆"）和没有遭遇衰退这两种情况下，位列全球前三甲的强国的经济主导指数（从1870年到2030年）：图一为中国遭遇衰退的全球前三甲对比图，图二为中国未遭遇衰退的全球前三甲对比图。 以下为图一：（竖轴："指数"；图中标注的文字：UK：英国；France：法国；Germany：德国；US：美国；Russia：俄罗斯；Japan：日本；India 印度）   以下为图2：   从这两个图可以看出，即使中国经济在2012-2013年遭遇衰退，到2020年中国的GDP，贸易，和对外净资本输出在世界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将超过美国。而如果中国经济在2012-2013年实现了"软着陆"，中国经济主导指数超过美国的程度将更高。 萨勃拉曼尼亚在全书的开头设想了2021年2月的一天的情景，美国总统跑去距离白宫不远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签署一份与该组织的中国籍总裁商讨达成的救助贷款一揽子协议，这一协议类似于最近希腊的救助借款协议。中国主导的IMF开出的条件是美国从西太平洋撤军。1956年12月13日，英国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从苏伊士运河地区撤出了她的部队。当时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对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说："英国在苏伊士运河的行动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帝国的最后的一搏。......也许美国在200年之后会了解我们的感受。"根据萨勃拉曼尼亚的设想，美国将提前重演英国在苏伊士运河的命运。 《21世纪》：曾写有《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弗朗西斯•福山这样评论《黯然失色》，认为此书对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主导经济力量的情境不仅进行了生动的想象，而且提供了颇为合理的论证，有力突出了美国政府采取协调行动的必要性。看来这本书的分析的确值得重视。福山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上的文章也指出，现在的美国奉行的是"否决政治"(vetocracy)，当这种体制遇上被意识形态化了的两个政党（其中一个政党甚至把堵住税收漏洞视作增税，因而不可接受）时，就会导致政治瘫痪。福山认为必须通过广泛的基层动员来推动美国的政治改革，减少动用"否决票"的机会和简化决策程序。他在今年出版的《政治秩序诸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以相当的篇幅分析中国政权的历史发展，并认为未来一段时期哪种制度会运行得更好--是高质量的威权制度，还是一个陷入僵局的、瘫痪的、有许多制约与平衡的民主制度，这是个有待讨论的问题。相对于二十年前对"历史的终结"的看法，福山的思想变化似乎在"与时俱进"。我们自己是否也需要重新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   崔之元：福山的思想的确有重要的很有意思的转变。不过也要指出，他对美国"否决政治"的反思和对中国所谓"威权制度"的有效性的认识，只是从防止互相制肘、提高行政效率的角度来说的。另一位美国作家，《世界是平的》以及《世界又热又平又挤》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也有类似的观点。弗里德曼在《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中调整了此前在《世界是平的》中的看法，认为中国领导人的政治魄力很重要，如果需要的话，中国领导人可以改革规章制度、标准，改善基础设施，以维护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的利益。这些议题若换在西方国家讨论和执行，恐怕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他因而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仅仅一天）--在这一天里，我们可以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以及一切有利于建立清洁能源系统的标准。一旦上级颁布命令，我们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难以迅速作出重大决策）。" 福山、弗里德曼这些西方观察家认识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其行政效率等方面优势，这是进步。但他们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独特性，缺乏深刻的认识，没有深刻理解中国的政党体制。 中国的政党体制并不是一党制而是多党合作制，不是西方所理解的一党专制。即使就一党制而言，在世界政治学范围内缺乏对全球一党制的比较研究。不同国家的一党制形成的历史原因、机制，特别是政党与群众的关系是很不一样的。 从历史来看，政党与群众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近代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不能申请入党，只能被邀请（By Invitation）入党。直到现在，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仍然不能申请入党。一般民众能申请入党的历史性开端，是1891年俾斯麦将德国社会民主党合法化。在此之后，所有人都可以申请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众所周知，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倍倍尔领导创立的社会主义政党，她的建立和发展都得到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与指导。今天的欧美政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也很不同，例如，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只是在选举时临时注册党员，不需要申请，不需要缴纳党费，也没有长期的、固定的党员身份，实际上并没有组织化的群众基础；而欧洲国家如德国、法国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均有党证，并需要交党费。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是开放的，党员来自社会各阶层，因而有群众基础。 因此，社会主义政党的基本特点是开放的、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有群众基础的政党，并且坚持群众路线，对人民的呼声与诉求有本能的回应，有对"为人民服务"的本能诉求。这也是同其他类型政党的关键不同，因此对应的政治体制会有所不同，福山、弗里德曼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是个例外，他对政党体制有着极为深刻的研究。他在《转变参与》中深刻地分析了选票政治的弊端。在他看来，1848年普选权的建立实际上是保守措施，选票可以分散、转移、转化很多社会矛盾，对国家统治更有利。有一幅画非常形象，画的是"有了选票就可以不扔石块"。然而，"选票会使那些直接的、强烈的、'刺眼'的政治行为失去合法性，而这些行为实际上却行之有效并符合人们心愿"，造成带来政治推诿与行政低效。更重要的是，普选权建立后，选举制度从公开投票转变为秘密投票，以避免弱势选民被收买或被强权挟持，而这意味着普选的建立以"损失公开表达公共精神及参与热情的机会"为代价。沿用赫希曼的另一套术语，这意味着政治上极大地强化了退出机制，极大地弱化了呼吁机制，这一弊端也为当时的主流进步人物如斯图亚特·穆勒所诟病。 赫希曼的《退出、呼吁与忠诚》一书尤其重视呼吁机制。在竞争与市场中，退出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措施，是竞争抑制垄断的有效手段。不过，"竞争也不一定抑制垄断，反而因为摆脱爱找麻烦的消费者让垄断更舒服"，在政治上，某些选民改入他党（退出），让大党可以"屏蔽"很多呼声，因而更舒服，实际上不利于大党的进步。 考虑到这一点，并加上忠诚因素，会发现呼吁往往更重要。呼吁的强度因忠诚度而不同，也因政党政治表现和问题严重性而不同，但可以增加政党与群众之间长期性的实践互动（不仅仅表现在选举期间），往往会取得比简单退出更好的效果。呼吁与忠诚可以构建政治与社会的互动机制，是协商民主或慎议民主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社会主义政党因其群众路线，在实践中与人民联系紧密，有可能建立更有效的呼吁机制，因而协商民主在社会主义国家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呼吁机制，可能是社会主义民主优越性的重要实现机制。 也正由于此，对社会主义政党而言，最大的危险是偏离群众路线，对人民的呼吁不能有效回应，失去其群众基础，也就失去执政之基。 可以拿重庆和广东作为例子，来看政党与群众的关系。重庆干部"大下访"、与群众"三进三同"等方面的实践，以及广东的干部驻村调研扶贫，也许还可以从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1891～1937年）的不同于"支配权"（domination）的"领导权"（hegemony）理论来加以阐释。 在墨索里尼的监狱中渡过漫长岁月的葛兰西写下了著名的《狱中札记》。借用恩格斯的话，葛兰西说："共产党在目前是唯一可以严肃地同原始基督教时期的教会相比拟的机构。"他同意他的意大利知识界的对手克罗齐所说的"文艺复兴仍然是精英圈子内的贵族运动，而宗教改革则深入了普通人民"，但他批评克罗齐，因为克罗齐不理解"实践哲学及其广泛的群众运动过去和现在都真正代表一种与宗教改革相类似的历史过程，而自由主义则不然，它只是再生着局限于狭隘知识分子集团的文艺复兴"。葛兰西要求意大利共产党进行"第二次宗教改革"以赢得民心。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重庆和广东通过干部"大下访"，驻村调研，与农民群众"三进三同"所要做的。 重庆干部的 "大下访"、"结穷亲"活动和广东干部的驻村调研制度，使人想起法国哲学家巴丢（Alain Badiou）所说的"圣保罗的群众路线"。在引用了圣保罗的话"虽然我独立于所有人，我使自己成为所有人的奴隶。对犹太人来说，我变成了犹太人；对法律治下的人来说，我变成了法律治下的人"之后，巴丢说道："这不是圣保罗的机会主义文本，而是被中国共产党人称之为'群众路线'的极致发挥--为人民服务。" 要理解前面引述的恩格斯和葛兰西的说法"共产党在目前是唯一可以严肃地同原始基督教时期的教会相比拟的机构"，英国基督教学者查斯特顿（G. K. Chesterton，1874～1936年）的如下一段话可做参考：   当基督在一个象征时刻建立他的伟大社会时，他既没有选择智慧过人的保罗也没有选择神秘的约翰作为这个社会的基石，而是选择了普普通通甚至有些胆小的彼得......所有的帝国和王国都失败了，因为它们为强人所建立并依赖于强人。只有历史上的基督教会，是建立于弱者基础上的，因此它是不可摧毁的。因为没有链条比它最弱的环节更强。         《21世纪》：看来今天与历史真还有深刻的关联。多年以来常见的一个说法是，中国现在还没有完成现代化的进程，还处于前现代阶段，因而首先的任务是补现代化的课，还远远不到反思现代发展进程带来的弊病的时候。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崔之元：如果按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界定，特别是美国著名诗人查尔斯·奥尔森的看法，1949年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之后人民解放军进军北京，标志着世界进入"后现代"阶段，同样中国在那个时候就进入"后现代"了。 汤因比在1954年出版的《历史研究》第8卷里说，"后现代"作为一个时代，起始于1871年的普法战争。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认为，当西方国家产生了一个在数量上足够大也足够有能力的资产阶级的时候，西方就变成"现代"了。但他进一步指出，普法战争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文明已经没有在数量上，也更没有在能力上产生一个足够的资产阶级，因此西方就进入"后现代"了。汤因比强调，"后现代"的两个标志是：（1）西方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2）非西方知识分子开始了解西方现代性的秘密并"以夷制夷"。汤因比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李鸿章，但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是受到"普法战争"的启示，从德国引入克虏伯大炮装备他的淮军开始的。更不用说，"普法战争"直接导致了"巴黎公社"，最终影响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把中国带入"解放全人类"的"普遍历史"的组织的建立。 汤因比的"后现代"定义非常有趣，是历史学上第一个"后现代"定义。英语文学中的"后现代"定义，则最早出现在美国著名诗人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的作品中。奥尔森可能也受到汤因比影响。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查尔斯·奥尔森1949年在第一时间听说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重要会议，然后就进军北京，他说这就是"后现代"的开始。他在解放军渡过长江攻克南京前夕完成了他自称的"反荒原"（《荒原》是艾略特的现代主义诗歌代表作）的"后现代--中国革命"诗歌《翠鸟》（ Kingfisher）。查尔斯·奥尔森认为，西柏坡会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北京标志着"后现代"的开始--这会令很多人莫明奇妙，但如果了解前面提到的汤因比对"后现代"的定义及他所说的"后现代"的两个标志，查尔斯·奥尔森的"西柏坡后现代论"就不难理解了。查尔斯·奥尔森是罗斯福新政的积极参与者和罗斯福第4次竞选总统的外事负责人，也是波兰驻联合国大使兰格（"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早提出者）的密友，由此更容易理解他用诗歌形式表达西柏坡会议的世界历史意义的衷曲。 奥尔森的《翠鸟》（赵毅衡译）以吴哥窟翠鸟传说和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石头之谜开始，穿插毛泽东的讲话"曙光就在前头，我们应当努力"。他在1949年的"西柏坡后现代"论不是一种文字游戏，而是和他的实质关怀密切联系的。对奥尔森来说，"后现代"意味着"后西方"，他在和另一诗人罗伯特·科里(Robert Creeley)的通信中，明确地用了"后现代或后西方"的表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北京，建立新中国，是20世纪"非西方世界"对"多元现代性"的最重要探索，奥尔森说"西柏坡"是"后现代"的起源顺理成章。 《21世纪》：汤因比和奥尔森所说的"后现代"是否也是"多元现代"中的一种？ 崔之元："现代"、"后现代"和"多元现代性"之争，是和一个更深层的哲学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哲学问题就是"普遍"、"特殊"和"无限"的关系。我认为对这个哲学问题的最好研究仍然是黑格尔。他说，普遍必须寓于特殊之中，但任何"特殊"都无法穷尽"普遍"的"无限丰富的可能内涵"。例如，"民主"这个普遍性的理念必须寓于"美国的民主"或"中国的民主"的特殊之中，但任何"特殊"的民主都不能穷尽"民主"这一普遍理念的"无限丰富的可能内涵"。又如，市场经济的普遍理念寓于各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实践中，但任何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穷尽人类不断试验、无限创新的可能性。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英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等，都属于"市场经济"普遍理念的特殊表现。 我觉得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过程非常有说服力地展示了"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联合国人权宣言的文本是如何起草的呢？罗斯福总统的夫人艾琳诺·罗斯福是起草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唯一的副主席是一位叫张彭春的中国人，张彭春曾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教务长。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格林顿（Mary Ann Glendon）在她的研究中提到了这一信息。格林顿是在2007-2009年间担任美国驻梵蒂冈大使，她同时是世界范围反对使用避孕套运动的领袖，现兼任"梵蒂冈社会科学院"院长。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有清政府的庚子赔款，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多要部分，资助中国学生留美，并建立留美预备学校，相当于一个中学。但是在1921年的时候，当时中国政府把这个中学提升为大学，第一任教务长就是张彭春。他那时候刚刚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师从著名的美国哲学家杜威。他的哥哥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现在很少有人提到他的弟弟张彭春。我两年前通过格林顿教授的英文书知道张彭春后，又去查了一些资料，了解到他也是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的艺术和政治顾问，梅兰芳1940年代访问美国，当时是非常轰动的文化事件，就是张彭春安排并陪他一起来的。联合国第一次旧金山会议的时候，张彭春是中国国民政府的代表团团长，后来被罗斯福夫人推荐为 "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 唯一的副主任。 最有意思的是张彭春在人权宣言起草中的贡献。张彭春认为，初稿中的"人被赋予理性"的表述，太受西方的"上帝"和"自然法"观念的影响，他建议加上"仁"，因为"仁"字里有"二""人"，反映一种"Two Man Mindedness"( 对他人的关心)，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最终文本部分采纳了张彭春的观点，把"理性和良心"（"reason"和 "conscience"）并列为人的基本特征。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精彩，生动地说明了特殊性、普遍性和无限性的关系。还值得一提的是，除张彭春之外，"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过程中的另一个精神领袖，是黎巴嫩哲学家马利克（Charles Malik），他曾先后求学于怀特海和海德格尔,博士论文题目是"怀特海和海德格尔时间观的比较研究"，他也是阿拉伯世界在联合国反对以色列建国的主将。 亲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法国思想家阿隆曾写过《普遍历史的黎明》一文。在21世纪开端，我们可能正经历"普遍历史从黎明走向中午"。但如果"西柏坡后现代"和联合国人权宣言起草的故事有所启发的话，"普遍历史"不仅不排斥多样性，而且需要多样性来发挥自身无限的创造力。本报记者 吴铭 北京报道

香港工业化的开始，是综合中国革命的后果；国际资本主义贸易及内部结构性改变的结果，而不是香港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这最明显地表现于香港不用通过资本原始累积而直接开始工业化

危机分析人士将银行业和金融市场的灾难作为自己的起点，这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他们没能将话题引向深入。从财政部长鲍尔森到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往下，他们都认为可以将这场危机简单地当做金融业的问题来解释。同时，他们声称深层次的实体经济还是强固的，所谓的经济基础还是完好的。这种观点最能误导人。导致眼下危机的根源在于1973年，尤其是2000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活力的下降。

假设更糟糕的情况发生，中国领导人做出错误的选择，为了私人利益废除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或者加入全球化的金融化，比方说人民币自由浮动，不再由中国政府而是由市场控制，银行也私有化了并完全向外国银行开放--结果将会是灾难性。

《困局经济学》的前言和第一章。1998年，迈克尔·赫勒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反公地悲剧：从马克思到市场转型中的产权》一文，正式从学术的视角和高度提出了“反公地悲剧”的理论模型。他认为，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之前创造的“公地悲剧”虽然很好地说明了公共资源被过度利用的恶果——哈丁在《公共悲剧》中写道：“在一个信奉任意享用公有资源的社会，人人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毁灭是其必然的命运。任意享用公有资源会带来毁灭。”但哈丁却忽视了资源未被充分利用（或称“使用不足”）的可能性，而这所导致的资源浪费、效率低下、收益减少的情况更是严重。于是，便发生了“反公地悲剧”。

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是一直以来的主流观点。但崔之元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并非完全对立，可以找到共融之点，这不仅有中国在改革开放探索的成就可以证明，更有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支撑。他也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忽略经济民主化。

无论是在中东、希腊、西班牙还是英国，抗议者的形象都已经走上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央，但占领华尔街以后，接下去我们该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