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经济 - - 文章列表 - 全部

如果政府主管部门一开始就能够让职工参与企业改制方案的制定，并让职工一并持有部分股权，那么全体职工一定会积极参与企业的改制，企业的主人翁意识将被再次激发起来，通钢集团或许早已溢在一派喜庆气氛中。

2010年8月报道，有谀文风格，不过提供了一些数字。2009秋拍市场上，以1.69亿元天价成交的吴彬的古画《十八应真图卷》，其估价为2000万元-3000万元。虽然尤伦斯夫妇并没有向外透露当时他们购买这件藏品所花费的资金，但他们在委托保利进行拍卖时，大多数藏品都是以接近当时的买进价格作为底价的。而且记者还发现，此件书画作品1992年在纽约的拍卖成交价为62万美元(如果按当时的汇率计算，成交价不超过600万元人民币)。由此可见大胆地估计，《十八应真图卷》至少让尤伦斯夫妇获得了超过亿元的收益。

在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和新熊彼特派构成两派。马克思主义中，又有曼德尔、调节学派、SSA学派的理论。本文检讨了SSA学派和调节学派的理论，对以佩蕾丝为代表的新熊彼特派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比较，探讨了建立一种新综合的可能性。

2012年5月18日，铁道部网站已发布《铁道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实施意见（铁政法〔2012〕97号）》--人文与社会

随着一个国家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人口的数量将自动减少，因此虽然过去50年中国人口翻番，但是未来50年中国人口不会再度成倍增长，中国不需要转基因生物来解决人口的吃饭问题。

　今年年初在纽约大学教学期间，在朋友处看到阿里吉的新著《亚当·斯密在北京》，我便马上从亚马逊网上书店买来，并一口气读完,深深为阿里吉宏大而深邃的思想所折服。本来想通过黄平邀请他来参加今年11月份的北京论坛，但近日却收到黄平的手机短信，告知阿里吉已于前一日去世。一代大师随风而去，扼腕之余，聊以此文作为对大师的纪念。 　　 　　《亚当·斯密在北京》结构宏大，思想自成系统，对世界体系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在这篇小文里，我只讨论本期摘译的第十二章中所涉及的和中国的小农经济结构相关的一个思想。 　　 　　就我的阅读而言，阿里吉在本章的核心思想是，中国的崛起是中国重视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果。这个结论本身就惊世骇俗，因为普遍被接受的说法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之所以能够取得高速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采纳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而这个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有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无论是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持肯定态度的人（如林毅夫及其比较优势理论），还是对这个模式持否定态度的人（如秦晖及其更一般化的“低人权”说），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阿里吉否认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在当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里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不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而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高。他在文中给出了许多证据，无需我在这里赘述。我想讨论的，是阿里吉结论中所隐含的下面这个经济学悖论：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巨大，而资本相对稀缺，按照经济学原理，中国应该提高资本产出效率、而不是提高劳动力产出效率（如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因此，阿里吉的结论违背通常的经济原理。阿里吉本人没有在书中对这个悖论给出明确的解答，但是，根据他在多处所表达的思想，我们可以揣摩出他的一些思路。 　　 　　阿里吉在多处强调，中国和西欧在18世纪末“大分岔”时期的差别在于，西欧发生了工业革命，而东亚、特别是中国和日本发生的是“勤劳革命”。东亚的自然条件的共同特点是有限的土地资源和密集的人口，在这种条件下，两个国家都出现了以小农为主的经济结构。为什么人多地少就会出现小农呢？因为历史上的非农就业机会有限，小农会在土地上投入比大农更多的劳动力，从而他们的单位面积产量高于大农，而这有利于养活大量的人口。正是由于对土地的劳动投入更多，阿里吉才称中国和日本发生的是“勤劳革命”。 　　 　　然而，如果仅仅是勤劳，革命就无从发生。阿里吉的重点不是在强调“勤劳”，而是强调“勤劳”所引起的“革命”。这个革命就是东亚对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视，但这也正是我上面所说的经济学悖论之所在：既然勤劳就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还要提高人的素质？这明显不符合贝克尔关于人口的数量-质量消长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多了，人口的质量就会下降。解答这个悖论的钥匙，在于理解小农体系下不同的劳动分工格局。 　　 　　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劳动分工。但是，东亚小农体系下的劳动分工却不是很明显。一个小农家庭就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单位，就像当代企业一样，它要预测未来的市场行情，制定作物生产计划，理解生产的全过程以及影响生产的外在因素、特别是气候，规划劳动力投入，然后掌握在市场上出售产品的时机。不仅如此，它还是一个完整的消费单位，在生产技术低下、产量不高的情况下，它必须谨慎地计划一年的消费，保证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家人不至于挨饿。在经济学上，这叫做多任务问题。要解决这样的多任务问题，需要极丰厚的人力资本积累。这里的人力资本不一定是教育，更多的是从中学得到的经验。直到很晚近的时候，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农会打算盘，并对气候和作物的生长周期了如指掌，并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当然，能够识字更好，所以中国人重教育、重知识。 　　 　　不仅如此，小农经济在面对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无剥夺的积累”。这是阿里吉从吉莉安.哈特《去全球化》（Disabling Globalization）一书中借用的观点。在这本书里，哈特比较了南非和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她发现，在南非，大量没有土地的黑人离乡背井，当他们变成产业工人的时候，由于没有了土地的保障，要保证他们的生计，工厂就必须支付较高的工资；在中国，由于农民拥有土地，他们对工资的要求就较低，因此中国工业化的成本比较低。南非的工业化是一个黑人遭受剥夺条件下的资本积累过程，而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无剥夺的资本积累过程。 　　 　　由此，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思考中国的小农经济。直到今天，小农经济还是通常被认为是中国落后的标志，那些被认为是落后的思想，往往被冠以“小农意识”。阿里吉的理论提醒我们，这种观点如果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片面的。小农经济是回应中国紧张的人地关系的自然结果。它看似落后的生产关系，却孕育了中国社会对知识的重视，当中国融入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之后，这个趋势的优势显现出来，成为促成中国经济赶超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无剥夺的积累使得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没有像发达国家早期以及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那样残酷。中国的城市没有大规模的贫民窟，这当然和政府的整治有关，但是，小农经济对农民的保护也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东亚各国都没有太多的贫民窟。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安土重迁，不会轻易放弃他们在乡村所拥有的社会网络，不会随意地把自己撂到陌生的城市中去。无剥夺的积累让乡村人口比较缓慢地释放到城市中去，避免了移民到达城市之后的贫困化。 　　 　　当然，阿里吉观点的理论推演成分大于经验论证，要证实他的观点，还需要比较严格的经验数据支持。阿里吉的贡献，在于让我们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小农经济及其当代意义。伟大的思想家之所以伟大，往往不是因为他们解决了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提出了问题。阿里吉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认识中国的大门，我们的任务是跨入门槛，并试图打开更多的大门。 　　 　　 　　 　　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 　　 　　1937年出生于意大利。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任教于美国。2009年6月19日逝世。 　　 　　主要著作有《罗得西亚政治经济》（1967）、《全球危机的动力》（合著，1981）、《半边缘的发展：20世纪南欧政治》（主编，1958）、《反体系运动》（合著，1989）等。 　　 　　1994年出版了《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根源》，着力研究风云起伏的20世纪；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1999年，阿里吉邀集一批来自各方面的学者，分四个层面透视近10余年的种种动荡，由此产生了一部力作《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中译本由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 　　 　　世界体系理论在近二三十年来风行一时。这一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批判。20世纪中叶以来，英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和历史学家，试图对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历史做出系统的分析。与此同时，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进一步提出“长时段”和“总体历史”等概念，力图全方位地理解现代世界的历史。“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三大卷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引发了现代历史研究的深刻震荡。美国历史学家沃勒斯坦1974年推出《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标志着世界体系理论的正式成型。 　　 　　作为世界体系理论研究的新一代领军人物，乔万尼.阿里吉延续沃勒斯坦的各项主题，把精力主要集中于近两百年的历史演变。 　　 　　乔万尼.阿里吉2007年出版《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复活斯密的“自然增长”发展理论，并以此揭示中国近三十年的崛起。

英文原文是“Disinterest”，也许中间政府更好一些？我最开始用“泛利性政府”，但可能给人感觉这个政府生来就代表大众利益，其实中性政府只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并非好与坏的道德判断。很多人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中性政府也有利益，同时中性政府只是一种务实的策略选择。

  主持人 魏建国: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大趋势》一书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和夫人。      大家都知道，约翰·奈斯比特先生是埃森哲评选的全球50位管理大师之一，他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趋势》，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风靡世界的两本书之一。大家知道，一本书是《大趋势》，一本书是《第三次浪潮》。《大趋势》一书目前已在全球共销售了1400多万册，印成了14种文字。最近，奈斯比特先生又以《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一书再次进入我们大家的视野。《中国大趋势》站在全球的高度，精辟地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的理念，并由此总结出中国发展的大趋势，那就是中国目前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新的政治体制。他的新型的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个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而已。奈斯比特相信，中国模式最终会将影响到整个世界。 今天，让我们近距离地聆听奈斯比特先生的演讲，感受他博大精深和新颖独到的理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奈斯比特先生给我们演讲。 2010-09-21 09:02:05 约翰·奈斯比特: 非常感谢，感谢您非常出色的介绍。《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这本书，是我夫人和我共同起草的，多丽丝是天津奈斯比特中国研究所的主任，她在欧洲也是非常出色的作家，不知道刚才为什么没有介绍她，魏秘书长刚才只介绍了一半，所以我介绍一下多丽丝，我们两个是共同的起草人。 2010-09-21 09:05:23 约翰·奈斯比特: 我想告诉大家更多的故事，这样你们可以更加了解今天的演讲人是什么样的人。从我的口音当中大家能听出来，我是美国人，但是过去11年我都没有在美国，我在中国呆着。多丽丝是2000年的时候跟我结婚的，她是奥地利人，我们结婚以后，在过去的10年当中，共同在中国访问。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67年，然后我不断地到中国访问。结婚以后我们决定，世界上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中国，所以我们决定要在中国进行研究，我们的研究所是4年前成立的，是在天津成立的。我们去年出版《中国大趋势》这本书之前的项目，就是天津的中国研究所。 2010-09-21 09:06:08 约翰·奈斯比特: 我非常熟悉政府和商务界的人士，在肯尼迪政府当中我是副部长，我在白宫也曾经任职。多丽丝是来自于出版界、写作界，我们过去十年当中共同研究中国。 你要不要再说两句？现在另一半开始说话了。 2010-09-21 09:08:04 多丽丝·奈斯比特: 早上好。今天我们很荣幸，谢谢。我们非常高兴一起来。亚洲使我和约翰走到了一起，1995年的时候，我当时是德国德语出版社的社长，是在奥地利。约翰希望在奥地利出版一本关于亚洲的书，我们的出版社非常希望能够成为那本书的德语版的出版商，所以当他在奥地利进行演讲的时候，他是主旨发言，我一直在追他，因为我希望能够出版他下一本书。所以大家也能够想象，我们后来确实是出版了他那本书。我们当时合作的那本书是《亚洲大趋势》，那本书非常成功，这就是我们商业关系的开始。之后，我们的商业关系成为了非常好的个人关系，2000年我们两个就结婚了。 2010-09-21 09:08:44 约翰·奈斯比特: 我也想说几句。我向你们报告，很多出版社和作家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最后这样好。 2010-09-21 09:09:56 多丽丝·奈斯比特: 我们对于PPT并不是很熟悉，因为我们本身并不喜欢这个软件。 2010-09-21 09:13:15 约翰·奈斯比特: 我想说的是关于全球化的影响，我们庆祝一个新的杂志的诞生，就是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即将出版的《全球化》，我们非常期待着这本杂志的出版。很多的情况之下，我们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全球化的问题，在绝大多数的场合是合适的，因为全球化中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几乎全部全球化的影响都是经济性的，有人说，全球化会轻视他们的文化或者政治，但是全球最大的趋势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要有一个经济体。另外一个趋势，就是对于多样性的尊重，对于我们文化特点的尊重。我们在经济上越融合，就越关切我们的身份，我们个人的身份、国家的特点、民族的特点，由于经济上的互相联系而受到威胁。现在我们对于这种互相联系的反映也是非常普遍的，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母语，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所以，我们有一个表面上的文化全球化。比如说电视或者电影等等，这还是非常表面化的，并不是刻骨铭心的全球化。所以，全球化在今天来说，更大的趋势就是经济全球化，和我们对于各自文化特点的尊重。 2010-09-21 09:13:33 约翰·奈斯比特: 文化的交流是对于我们经济不断互相联系的一种反映，当然毋庸置疑的是，两个国家正在受着世界上最多的关注，这就是美国和中国。中国和美国不仅是跨一个大洋，而且有不同的历史根源，所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得到的研究成果是什么样的呢？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我们一直在关注中国，用我们的思维方式，用我们的是非观，来判断中国。我们希望做什么事情，希望我们做的事情中国也跟着一起做，这是西方世界看中国的一种方式。渐渐地，西方必须要放弃这种方式，因为他必须接受一点，中国是有不同历史传统的，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有不同的行为方式。 2010-09-21 09:18:09 多丽丝·奈斯比特: 西方世界不能认为哪个国家更好，哪个国家更坏，我们必须接受两个国家是不同的，中国用一种方式行事，而西方世界用另外一种方式行事。 2010-09-21 09:19:21 约翰·奈斯比特: 比如说中国和美国都同意，在政治上，政府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政府是依靠人民的政府。江泽民主席非常喜欢引用林肯的话，政府是来自于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美国和中国都有各自的民主方式，也就是让人民参与的民主方式，政府是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1996年的时候，我个人和江主席进行过会晤，那个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虽然有翻译，但是江主席还是说的英文。江主席当时背诵了林肯的讲话，最后讲到政府是来自于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于人民，我们如何实现这一点，如何应对人民的意愿，方法是不同的，没有对错。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2010-09-21 09:19:40 多丽丝·奈斯比特: 作为一个欧洲人，我们一直自称欧洲或者希腊创造了民主，美国自称他们是“现代民主之父”。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民主真正意味着什么，民主源于希腊词汇，是两个词加在一起的，即人民和执政。所以民主的意思，正是意味着人民执政的意思。人民如何获得权力，并没有在这个词的定义当中显示出来。在这个世纪，我们并不认为人民执政只有一种方式，有很多方式能够实现人民执政，或者有几种方式能够把国家权力赋予人民。    在我们做研究的这两年期间，也就是我们做《中国大趋势》这本书两年期间，我们访问了28个人，他们在密切地跟踪追究形势发展、中国管理形势的变化。对我们来说，有一点非常清楚，在中国的体系和制度当中发生这种变化，约翰在写《大趋势》的时候，不仅密切地关注中国的变化，也关注美国的变化。所以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在中国，我们正在见证着一个崭新的经济社会体制的诞生。当然，它目前还不是特别成熟和发达，但是正在发展过程当中。 2010-09-21 09:20:09 多丽丝·奈斯比特: 所以，当我们当初在想如何表述这一点的时候，大家可能知道，有各种不同的表述，比如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不同的定义，但是所有这些描述和定义都不能让我们满意。所以，我们的初衷就是要找到一种很好的、起码能使我们自己满意的一种表述，使它能够准确地反映出在中国发生的这种变化和趋势。 2010-09-21 09:21:33 多丽丝·奈斯比特: 我们可以做一下对比，在西方，我们是代议制的民主，也就是议会民主制。（图）大家看到，这是一种横向的图表，美国人民是在这种横向的制度下行使权力的。在美国，每隔两到四年，其他国家是每隔四到六年，人民就有权进行选举，选出他们认为能够代表他们的人。简而言之，我们有政党A站起来说，我们要为国家和人民做这些；B政党说，不，政党A说的是错的，我们要做这些，而我们要做的这些对国家和人民是有利的。所以我们的人民就可以在政党A和政党B之间进行选择。当然，这两个政党之间要进行非常激烈的竞争，因为要赢得选举，一个政党就要证明另外一个政党是错误的，能力是比不上他们的。这就是西方的议会制民主和代议制民主基本的运行模式。 2010-09-21 09:22:04 约翰·奈斯比特: 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着代议制民主的全球性的危机，这种具体的民主形式，也就是议会民主制正在经历一种全球的危机。在过去的几年里，大家可能在媒体上不断地读到关于美国、印度、日本和欧洲的议会都不能正常运转，不能执行自己的职责，比如说美国、欧洲的议会基本上瘫痪了。所以，代议制民主很显然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它已经“过时”了。但是，没有太多的人直接把这一点说出来。 2010-09-21 09:23:04 约翰·奈斯比特: 大家应该记得，代议制民主是200多年以前出现的。代议制民主出现的时候，人民之间的联系还不像如今这样密切，所以你希望有一个人能多议会去代表你发表意见，他可能骑马去议会，然后骑马很长时间回来告诉你议会发生了什么争论。现在我们经历了信息的革命，信息的传播渠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信息革命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在每个时刻都知道这个世界上发生着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和政治家们所掌握到的信息是一样的，所以，在所有的国家，我们已经不再需要这种代表了。这种代议制民主已经“过时”了，是因为它现在已经不再起作用、行不通了。所以这些议会制民主国家要重新设计他们的民主制度，使得人民有更多的参与，来改善它的民主进程。 2010-09-21 09:23:25 多丽丝·奈斯比特: 大概二十年或者三十年以前，你是不是在《大趋势》这本书里也提到了这一点？ 2010-09-21 09:24:01 约翰·奈斯比特: 是的，谢谢你提醒我。三十年以前，在《大趋势》这本书里，我就预测到这种议会制民主必将走向死亡，就是因为信息革命给我们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2010-09-21 09:24:23 多丽丝·奈斯比特: 我们比较了两种制度，把美国的议会制民主或者说西方的民主比作是一个美丽的建筑，但是这个建筑有些陈旧了，需要重新粉刷、装修、装饰；中国正在形成的这种制度，是一个正在建设之中的大厦，有时候建一所新房子比翻修一幢旧房子要更容易。在我们的研究当中，我们主要关注中国的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研究了中国模式，也研究了西方模式，记了笔记，还做了一些图表。大家可以看到，（图）上面是一个大的方框，这个方框代表了领导集体，还有一个方框代表人民。我们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说是人民执政或者人民掌权，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体系下，领导人并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的，他们也不是每隔几年就进行竞争的。所以我们自上而下地关注了中国所发生的变化，这是一种不同的方式，领导的决策实际上是根据人民的一些建议，所以中国的体制结构是纵向的，人民的意愿和领导集体的指示当中有很多的交集和互动，这种情况有时候很像是西方的议会。我们可以看到，政协和人大现在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愿意倾听人民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我们认为，当中国的体制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人民政协制度也会进一步成熟，也会在人民和领导集体之间的互动当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2010-09-21 09:27:58 多丽丝·奈斯比特: 多丽丝刚才说中国的体制正在日益成熟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在1949、1950、1951年这三年的时候，政协实际上是当时中国的立法机构，是行使了人大的职责的。现在各省都有政协，上周中国的领导层宣布，这些写博客的人可以直接在网上通过博客向中央建言献策，这是个好主意。但是，这种制度必须要成熟。无论如何，在一开始的时候，这种想法的提出就是同中国的自下而上的民主的操作方式是非常合适的，通过这种做法，领导就可以越来越多地倾听人民的想法。 2010-09-21 09:29:50 多丽丝·奈斯比特: 这张图上我们没有表现出来的还有一点，就是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当领导和人民两种力量碰撞的时候，这种可持续性就会面临危险，有时候一方要妥协，或者另一方妥协，一定要达到这两种力量之间一种微妙的平衡，才能使这种模式维持下去。 2010-09-21 09:30:22 约翰·奈斯比特: 现在我们再回头说说全球化背景下的这两个国家。我们知道，现在出现了两个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就是美国和中国。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有时候并不像表面上看来的那么激动人心，我们应该仔细地考虑一下。 2010-09-21 09:32:47 约翰·奈斯比特: 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很快，GDP的总值应该是5万亿，美国是15万亿。中国已经超过了日本。如果我们看看全世界发生的情况，美国是遥遥领先的，是15万亿。然后是日本、德国和中国。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超过了德国、超过了日本，现在成为了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第二和第一之间的差距仍然非常大，一个是5万亿和15万亿。    还有另外一个误解，美国人均GDP是46000，而中国的人均GDP是3600。我们现在谈的就是总体的情况，无论如何这两个数字还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中国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答案是不会很久的将来。西方夸大中国威胁的时候，就说中国在未来的三四年，甚至今年圣诞节的时候，就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我们知道，5万亿到15万亿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的，美国还会领先的，而且中国继续前进发展的同时，美国也会继续发展，所以我们觉得中国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才能达到现在美国经济总量的水平。所以我认为，中国不会在很近的将来赶上美国。 2010-09-21 09:33:05 多丽丝·奈斯比特: 刚才约翰说了，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出了问题，但是这一点经常被忽视，所以我们特意在这张表里写到，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有几百年的历史。美国的历史大概是300年。300年以来都是按照这种模式运作的。 2010-09-21 09:35:18 约翰·奈斯比特: 当然，在中国这边我们缺少了一个数字，是5000多年。我们知道，中国有5000多年的历史。美国这边是普遍性的思维，中国是现实主义的思维。美国的普遍性思维，就意味着有普世的价值观，有全球适用的行事的方法，“在全世界有唯一正确最好的做事情的方法，尤其是世界上有一个唯一正确的行使民主的方法”，这是美国和欧洲人的想法。而中国的现实主义思维确认为，“等一等，别说得那么快，那就是中国人要自己决定什么是对中国最合适的，最好的”。美国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是对美国最好的，可以不同，但是这两种方式都是对这两个国家最有利的。 2010-09-21 09:37:27 多丽丝·奈斯比特: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西方事事都按照中国的思维来做，但是西方要尊重中国的思维方法和意见。 2010-09-21 09:38:33 约翰·奈斯比特: 中国的崛起并没有带来任何的真空，也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在西方逐渐衰落的过程当中，中国日益崛起，所以这是一个共同的进程。所以西方衰落的程度和中国崛起的程度基本上是大体相当的，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西方的衰落是由于哪些原因造成的呢？因为大部分的西方媒体，并不注重西方的衰落，而这种衰落正在持续之中。大部分的西方媒体关注的是亚洲和中国的崛起，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西方为什么衰落？西方的代议制民主面临着全球危机，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在瘫痪，选举驱动政治思维，这就意味着他们比较注重短期的利益，A政党必须证明B政党是错误的，所以大家考虑的是个人利益，而不是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或者长远的利益。 2010-09-21 09:39:47 多丽丝·奈斯比特: 当然，大家知道，西方有的时候对中国还有一些批评的意见。我们要说的是，什么支持了中国的崛起。对我们来说，一个主要的因素，在过去三十年当中促进中国不断发展的原因就是它有非常务实的政治思维，因为领导人不需要应对短期的政治选举，所以可以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同时，他们也不会关注短期的利益，就像在一个公司一样，有的时候，公司会追求股东的短期利益，由于他们要向股东负责，所以要更加关注短期利益，他们关注的就是在我任职期间有什么样的政绩，很多西方政治家考虑的是我怎么样能够再次当选。在中国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中国可以进行战略性规划，为国家利益进行战略性的长期规划，长期的项目，机场、超高速公路，在西方，这些项目是受阻的，因为这对个人的既得利益有损。如果损害个人利益，由选举驱动的政治家就会放弃这样的项目。在中国，考虑到长期的利益，考虑到长期的规划，所以可以避免短期利益的一些不良规划。 2010-09-21 09:40:18 多丽丝·奈斯比特: 就像约翰刚才说的一样，由于西方的衰落，更加凸显了中国的崛起。中国有非常乐观的、非常美好的未来，但是在前进的道路当中，会有一些障碍，会阻碍中等收入国家的实现。大家都知道，现在有着很大的城乡差距，我们的研究当中非常关注中国的农村，我们现实地考察了一些农村地方，来看看不同的城市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农民工问题，来应对中国城乡差距的挑战。而且，腐败问题也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障碍。贪婪不只是在中国的问题，在西方也有贪婪的问题，一定的情况下，腐败和贪婪会导致中国很多人民利益的损失。    我们和很多年轻人进行了交流，中国人的思维也在改造，这一代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非常贫苦的经历，没有新中国建立时的经历，他们把现在的幸福想当然，他们只知现在有什么样的东西，他们需要有更多的进展，他们需要在其他的国家能够拥有的东西，比如他们希望政治有更多的透明度，有更多的个人参与。中国的政治家不显露出私人的一面，他们作为人的需求和担忧，是有这样需求的，就会导致一些问题。还有污染、能源、水的问题，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2010-09-21 09:41:48 多丽丝·奈斯比特: 我们在欧洲和一些欧洲的律师进行交流，中国的法律实际上是符合西方标准的，但是对于法律的实行却是滞后的。在一些地区，一些情况下，法律实施的滞后性更加严重。还有人口的老龄化，也是中国领导层正在考虑的问题，他们已经考虑要采取哪些措施来面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2010-09-21 09:44:37 约翰·奈斯比特: 我总结一下，然后进行互动的环节。中国新社会、新经济体系建立的八大支柱，这八大支柱是支撑着中国过去的三十年的快速的经济发展，和中国各方面的发展。在我们的书当中提到了中国新经济体系，我们提到了八个支柱、八个原则、八个体系，这八个因素对于中国快速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能以如此高的速度发展。    刚才我夫人给了我一张小条，她经常在我耳朵旁边说两句。她说我们现在可以提问，或者先跟大家说一下八大支柱，然后进行提问环节。我们现在非常民主，有多少人支持现在开始互动的环节，然后再解释这八大支柱？有多少人想现在开始提问？有多少人现在想听我们的八大支柱？（听众举手） 很多人希望我们继续讲八大支柱。 2010-09-21 09:46:04 多丽丝·奈斯比特: 就像在西方民主社会一样，我们的参与投票率并不很高，这是代议制民主当中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 2010-09-21 09:46:59 约翰·奈斯比特: 在一些国家当中，要求你进行投票，对我们并不是好的办法，在美国，总统选举投票率是低于50%的。在过去的四、五届总统选举当中，投票率都低于50%，而政府的支持率，在很多代议制民主国家都是非常低的。在美国，四十年代的时候，支持率只有20%。在欧洲，政府支持率也是非常低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到代议制民主的衰亡。    现在我们讲一下中国新社会经济体系的八大支柱，第一大支柱就是解放思想。当邓小平执政以后，这是在78年的时候，他说我们必须从僵化的思维转向解放思想，他说我们必须要做到这一点，政府不能自己进行改革，必须要有人民的支持和人民的参与。解放思想是一个过程，是慢慢发展的过程。但是，这种解放思想的想法，也就是从僵化思维到解放思想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 2010-09-21 09:47:16 多丽丝·奈斯比特: 第二大支柱，我们刚才谈到了中国纵向民主的时候已经谈到了这一点，就是中国“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中国的纵向民主是建立在“自上而下”的执政和“自下而上”的参政的相互作用之上，这样能够使中国的体系保持一种平衡。 第三大支柱，就是要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当邓小平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人民给予了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框架，他们从农业开始，在西方国家，任何一种框架都被看作一种限制，而另一种看框架的方法，就是这个框架给你一种保护，在体育当中，体育运动的规则是一种框架，在框架之内大家可以自己行事。中国的框架是不断地变化的。随着体系的不断成长而不断地调整。 2010-09-21 09:53:22 约翰·奈斯比特: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中国建立了一些经济特区，这个框架就是经济特区，有一些经济发展的特权。但是在这个框架之内，各个企业家可以作出自己的贡献，来抓住机会，更好地利用机遇。所以，要规划这样的森林，然后让树木在森林的框架之内自由成长。    第四个支柱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是非常好的中国谚语，我们非常喜欢。我们把个人生活和这个谚语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也就是我们做自己事业的时候，也摸着石头过河。      在中国的发展框架来说，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实验室，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实验。如果这个不可行的话，就放弃这种方式。所以，中国人民不断地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摸着石头过河，如果这个石头不行的话，就换另一个石头，目标就是要过河。所以，摸着石头过河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于个人和国家发展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2010-09-21 09:53:47 多丽丝·奈斯比特: 刚才说到西方民主就像一个房子需要维修，在西方体系当中，没有一个政党可以忍受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美国正在进行医疗体制改革，他们从来不会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加州实验一下这个模式，在另一个州实验一下另一个模式，他们从来不会这样做，因为政党政治的原因，所以中国在这方面确实是西方的榜样。 2010-09-21 09:54:18 约翰·奈斯比特: 第五个支柱就是艺术和学术的发展。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抓住了解放思想的机会，引领着解放思想的行动。我认为，没有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参与，不可能有任何新的成功的社会可以被建立起来。在中国，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真正抓住了机会。在78年的时候，有一些展览是被禁止的，在北京、上海都是这样。但是，艺术家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当中，成为了世界上非常著名的艺术家，他们在伦敦、巴黎都用高价出售自己的艺术品。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发展，实际上是大家往往会忽略的地方，但是对于中国三十年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2010-09-21 09:54:38 约翰·奈斯比特: 第六大支柱就是融入世界。非常清楚的一点，中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希望能够融入世界。实际上，1978年的时候，邓小平去日本访问，我们回顾那段历史是非常有趣的，他去日本是想向邻国发出一种信号，因为日本之前是中国的敌人，他想发出一个信号，中国是一个新的国家。他为什么选择日本呢？因为在二战以后，日本是一个奇迹，他希望到日本看看，日本在二战以后做了什么事情，中国可以效仿。中国不断发展过程当中，希望能够融入世界。经过了15年的努力，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2004年的时候，中国也希望承办2004年的奥运会，但是失败了，中国又一次竞选，最后成功举办了2008年的奥运会。而且我们看到，很多中国的留学生都去国外留学，数量不断地扩大，而且世界各国的留学生也不断地到中国来留学。所以中国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在经济的层面上，都希望融入世界。 2010-09-21 09:57:40 多丽丝·奈斯比特: 第七大支柱就是自由和公平。不管任何一个国家作出什么样的努力，我们都不能否认，不公平是自然的规律，我们的相貌、财富和智商，都是天生的，这是一种不公平。为了实现公平，每个国家都希望采取措施，一方面支持人才，因为这些人才可以给我们带来创新，可以推动祖国的发展，他们是领军人物。而在另一方面，要支持那些需要支持的人。这种社会保护网有一些滥用和错用的问题，对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不帮助，对于不需要帮助的人给予太多的帮助。但是，对于自由和公平的向往和追求，在中国、在西方，都是一个目标。 2010-09-21 09:58:08 多丽丝·奈斯比特: 当中国宣布要在奥运会上取得最多金牌的时候，大部分国家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中国最终证明了他实现了这个目标。欧盟宣布2010年欧洲将会成为最具有活力的、最创新的、最含有知识含量的经济体。但是，最终发生，什么事情呢？2010年，欧洲遇到了问题，法国遇到了问题。大家可以看看，中国以往历次五年规划，中国都超额完成了目标，我们认为中国是有能力实现它的目标，有能力为它的人民创造一个良好的自由的环境，使它的国家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 2010-09-21 09:58:46 约翰·奈斯比特: 我们刚才谈到了不同的政府、不同的民主制度，多丽丝跟我的想法非常简单，在这个国家政府应该相信人民，人民也应该相信政府，这应该是大家为之努力的目标。这对于我们世界上所有人来说是为之奋斗的目标。讲中国故事这一部分我们跳过了，当然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展开讨论，但是约翰跟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不是相互指责和批评。   非常感谢。 2010-09-21 10:02:13 主持人 魏建国: 谢谢奈斯比特夫妇，感谢你们所做的非常精彩的发言。我想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建议我们首先茶歇，然后我们再展开互动。 2010-09-21 10:02:43 主持人 魏建国: 现在进行第二阶段的活动，主要是进行互动。奈斯比特先生今天特别高兴，还有多丽丝·奈斯比特女士。多丽丝·奈斯比特是长期关注全球社会经济和政治趋势的一位女士，也是奈斯比特中国研究所的负责人。她不仅是《中国大趋势——新社会八大支柱》的作者之一，也是《中国模式》的作者之一。她还有一本新书，叫《我的中国》，这本书将于今年的4月出版。她目前在南开大学、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担任教授职务。多丽丝·奈斯比特教授在出版界有非常出色的经历，她曾经任奥地利司格农出版社社长，这期间，她通过与国际上知名作者的合作，提高了整个奥地利司格农出版社在世界的声誉。此外，她在德国、瑞士大力拓展德语市场，将司格农出版社打造成为出版界业内德语市场精英。 除此之外，多丽丝·奈斯比特还将其他的国际作家引入世界市场，其中有世界知名书籍《第15条纪律》的作者比特·舜杰，还有《危机经济学》作者唐· 塔普斯科特的一些著作，她还获得了整个制片人华特大卫电视机构片的大奖。在39岁的时候，多丽丝·奈斯比特就进入了出版界的工作。大家还不知道，多丽丝·奈斯比特女士在维也纳也受到表演艺术学院的时尚和戏剧的好评。她与奥地利最有名的两位苏西·尼古拉提和托拉·韦斯利合作，做了很多有关艺术和表演方面的著作。目前，他们两位在维也纳、奥地利和中国天津常住，刚才约翰·奈斯比特说我没有介绍他的夫人，我在互动之前赶快利用这一段时间介绍一下他的夫人。 2010-09-21 10:03:04 主持人 魏建国: 刚才奈斯比特跟我说要介绍一下赵启正先生，赵启正是我的老板，因为赵启正先生是最早的上海第一任浦东开发区的主任，后来担任上海市的副市长，最后又到了北京担任国家新闻办主任，又到了我们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同时他也是全国政协两会期间的政协新闻发言人。这次我刚刚在七天之前跟赵启正、李肇星到日本去，是9月3号，我们正在搞中日的高层会谈，因为赵启正管过这一段，我想在座的新闻媒体的朋友，大家都认识。我再一次完成奈斯比特交给我的任务。谢谢。 2010-09-21 10:31:40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我有两个问题，但是我会把两个问题合并成一个。您在做对中国未来发展趋势做预测的时候，您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是什么？我知道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理解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也非常高兴您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非常乐观，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在很快迎头赶上，所以对于中国所谓的中产阶级陷阱，您是如何看的？ 2010-09-21 10:34:36 约翰·奈斯比特: 关于我们的研究方法，大部分新闻从业者，采访人持续跟踪，我们的方法是自下而上，我们认为在地方上、在基层上发生的事情，在任何国家都是这样，如果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就能够反映出这个国家整体所发生的变化。在美国，我们跟踪所有50个州的小城镇、村庄，把我们得到的信息综合在一起，我们认为任何事情、任何变化开始的起源。在中国也是这样，我们关注所有的省“自下而上”，我们关注地方基层发生的事情，各地方、基层所进行新的项目和新的政策。我们关注的不是中国如何集中，而是中国如何具有多样性。外国人看中国总是千篇一论，中国社会是存在巨大的多样性的，人才智力和天才的中心，项目的项目，并不是发源于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而是来自于中国各地，所以我们关注基层、关注底层，当然我们也关注领导人的行踪和动向。我们最关注的还是全国范围内或者基层层面上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基层的经验和体验，多年以来我们在中国广泛的旅行，在中国经验的基础是中国的人民，中国人民的活力和他们的激情给我们留给下面深刻的印象。中国人民才是我们关注的主要对象。 2010-09-21 10:36:17 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 请问奈斯比特先生和魏建国先生，最近有一个新的报道，5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和中国有足够多的价值观使他们在未来的多年里进行合作，您对这一观点有何看法？ 2010-09-21 10:37:38 约翰·奈斯比特: 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观是生存，这是我们两国共同持有的价值观。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当然我们有时价值观不尽相同，我们也有一些短暂的想法或者有差异的想法，大家都想实现愿望、实现梦想的机遇，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幸福生活。我们作为人类，我们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就是要生存，继续生活。 2010-09-21 10:38:10 魏建国: 这是个好问题。如果目前这个比例是精确的话，我估计以后中美两国在价值上更加接近的，这个比例会逐渐上升。我个人认为，因为我在国外呆了20多年，随着我们中国跟国外，特别是当前中国的外交政策被国外理解和公共外交的实施，这个比例会越来越上升。如果有一定比例差异的话，也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好多事情不可能取得一致，中国是一直主张多极化，有些问题看法和有些问题的观点不同，这是很自然的，会通过我们互相的沟通、对话和了解逐渐的加深，这一点是加深，尤其是民间互相的了解加深比什么都重要。 2010-09-21 10:38:28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很多人认为历史迟早要终结，尤其是看了电影《2012》以后大家更坚信这个想法，对于未来世界来说主要的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因素是什么，是核武器，是自然灾害还是其他别的东西？谢谢。 2010-09-21 10:39:22 约翰·奈斯比特: 世界末日或者历史的终结，这一说法已经影响了大家好几百年，对于世界末日或者历史终结说法的讨论永远没有终结。我认为这纯粹是胡说八道，电影也是胡说八道。这些世界末日的理论为什么能够吸引人们，为什么人们会相信有世界末日呢？ 2010-09-21 10:40:21 多丽丝·奈斯比特: 自从历史记录以来大家就在讨论世界末日，在媒体上大家看到的只是坏消息。如果大家报道史密斯夫妇100岁生日，昨天刚刚被庆祝过，这条新闻的价值和吸引度远远不如史密斯夫妇昨天被谋杀了。我想新闻报道应该更多地鼓励乐观主义，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公司，还是国家，如果是悲观的，能够取得多大的成绩呢？所以，只有乐观主义的这方面我们从不犹豫，我们对中国充满乐观，如果中国不解决它的城乡差别问题，如果不解决水资源的问题，当然水资源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会有更大的问题，当然这些都是现实存在的。但是我们应该更多的考虑在这种现实存在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做什么避免最坏情况的发生。在世界末日之前让我们继续吃喝玩乐，享受生活。 2010-09-21 10:40:39 记者: 刚才您提到增加中国中西部考察的机会，去观察追踪中国农村地区的发展，您在考察中有什么体会？您认为中国农村现在的发展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现在是处在城市化巨大的进程中，关于这个模式有很多争论，比如说有人说吸引更多的人到类似于北京、天津、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有人说，这样的模式可能资源承载不了，希望在中国的更广大的地区去发展小的城镇或者是一些新的农村，您认为哪种模式更适合中国？谢谢。 2010-09-21 10:41:18 多丽丝·奈斯比特: 先回答第二个问题，您说到解决方案不只是把人吸引到大城市，而是要建一些小的城市，如果看一些数据的话，美国和欧洲有很多的小城市，小城市的数量比中国小城市的数量多得多。刚才说到中国的历史和西方的历史是不同的，就流动性来说，在过去的1000年来说中国的人口流动性不强，而欧洲某一个人会把儿子送到一个国家，然后他忽然想起来就建一个教堂，围绕这个教堂又新建一个城市，在欧洲有一些特别多的小城市，而不是全是大城市，欧洲美国只有一些数量有限的大城市。城乡差别来说，这个问题也是由于中国的结构不一样导致的，在西方，比如在欧洲，土地的所有权是在人民手里的，如果需要在某一个城市进行开发的话，要建一个工业园或者建一个高科技园区或者建一个大的购物中心，农民是直接把土地卖给工厂所有人或者是开发商的，所以这个财富是直接流到人民的手中。   中国的土地不是私有的，我们研究了这种模型，怎么样用不同的方式来重新分配城市化的财富，农民在出让他们土地的时候可以得到更多的补偿。比如他们现在得到1000块钱，农村的村委会可能是1万，开发商可能是10万或者100万，在这个分配当中我们需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模式，由于腐败或者是非常坏的开发商的影响，农民的损失更大，我们必须要强调一点就是要改革财产所有权的思维方式。我们认为在中国现在很多人都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就是产权的问题。 2010-09-21 10:42:02 伊利集团副总裁 陈福泉: 刚看到您讲八大支柱，讲到摸着石头过河，说明你对中国非常了解，但是现在也有一种说法叫做“群众已经过河了，但是领导在那儿摸石头”。在我们深圳提到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您对这个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建议，您认为对改革最终会是什么样的形式，将达到什么样的模式？谢谢。 2010-09-21 10:44:34 约翰·奈斯比特: 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法制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多丽丝刚才说的那样，中国的法制还是有很大的滞后，所以我们必须要让法制真正成为法制，在中国的发展当中，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中国的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更多的透明度，政府的透明度、企业更多的透明度，很多方的透明度，这样会解决腐败的问题。美国可能不是所有事情最好的榜样，但是有一个方面我们做得很好，就是透明度。和其他的国家相比，美国的腐败程度非常的小，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非常透明的，如果你想真正的隐藏某一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法制，因为透明度，可能有很多的机会能让你隐藏任何事情，因为有透明度、有法制，很多的事情就会水到渠成。由于现在一些问题的存在，就是因为透明度和法制的缺失。 2010-09-21 10:46:05 新浪财经: 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一直为世界各国所关注，尤其是中美之间的汇率，美国最近一段时间也抓紧对于人民币升值的施压，并且已经联合欧盟一块儿施压，不知道您对于说“中国是汇率的操纵国”这样的评价是怎么样的评论？您认不认为人民币应该向美国希望得那样一次性、大幅度的升值？您觉得这个幅度的量到底应该是多少？您觉得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于平衡中美之间的贸易方面有怎样的作用，在多大层面上会有影响？谢谢。 2010-09-21 10:47:02 约翰·奈斯比特: 关于汇率和人民币的低估问题，90%是政治化，10%是跟经济相关的，因为美国11月份要举行国会选举，由于这样的选举所以政治的因素占在上风，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反对中国的汇率制度的声音并不那么大。美国让中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帮助美国解决它自己的问题，使人民币升值，这样中国的出口的成本就更多，美国的出口就可以更多。我的建议是中国不是一个慈善机构，中国不是来帮助美国解决美国出口问题的国家，中国是一个经济体，它必须要为中国的利益来作出决定。为推动中国在今后几十年的发展来作出它自己的经济决定，而不是要帮助美国来解决它自己的经济问题。 2010-09-21 10:47:44 多丽丝·奈斯比特: 大家看欧洲的话，德国在对华出口方面做得非常好，不断的增加对华出口，虽然汇率是一个因素，但是对华出口是非常好的。所以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替罪羊，如果我们谈论一下汽车工业的话，现在在北京的汽车已经太多了，但是更多的汽车可以卖到中国的西部，中国的消费者可以自己作出决定是买美国车、日本车还是德国车，产品越具竞争力，销量会越好，这是整个游戏的规则。 2010-09-21 10:48:08 听众: 非常感谢您和我们今天交流，我是北京的一个投资公司。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您知道，第二位的位置是非常敏感的，日本30年前就占了这个位置，而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比如汇率的调整方面，您能不能给中国提一些建议，因为中国现在处在非常敏感的地位。 2010-09-21 10:48:33 约翰·奈斯比特: 中国的经济和美国的经济经常和日本相比，在1993年的时候，《亚洲大趋势》这本书说到日本将会超过美国。说索尼会超过美国，但是日本正在不断的衰退，在这个地区的重要性和世界的重要性正在下降，为什么？因为日本现在处在一种僵局，它的经济微观管理方面处于一个僵局，日本面临的问题不是说让日本的经济自己管理经济，虽然是过去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微观管理上有非常大的问题。在日本很多的大公司的微观管理非常差，失业非常高，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日本都深受其苦。从政治角度和文化角度看，日本不能够帮助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够让经济的自由的发展，自由的管理，它必须要进行集中的管理。这对于日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继续要为日本的经济做微观的管理。 2010-09-21 10:49:31 中新社: 关于中美未来爆发冲突有可能在哪些领域，会达到什么规模，这种冲突会对中美之间的发展是有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呢？第二个问题，美国对华的高科技出口会不会有一些实质性的举措？谢谢。 2010-09-21 10:54:21 约翰·奈斯比特: 我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回答您的问题。我认为您的问题最后一部分，美国一直在抱怨，说人民币的汇率太低，但是美国又拒绝向中国出卖一些高科技的产品，比如说电脑等等，也拒绝美国的公司在中国出售这样的产品。我认为美国至少应该取消这样的高科技的军事产品的出口限制，不然的话，自由贸易意味着什么呢？什么叫做自由贸易呢？因为中国不断的提及这方面的问题，而美国只是说，请你们把你们人民币稍微升值一点，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出口问题，但是并没有作出实质性的措施。 2010-09-21 10:54:44 多丽丝·奈斯比特: 当然西方批评中国对于它国有企业的支持，使国有企业在国际竞争当中更有优势，这对于其他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大企业，由于他们没有政府的支持，所以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我认为，西方经济如果越来越趋弱，他们对于中国强大的抵触情绪可能会越来越大，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中国是一个西方产品的巨大市场，同时在政治上西方又必须要反对中国，我认为这是一个两难境地。 2010-09-21 10:55:40 约翰·奈斯比特: 如果中国成为最大的替罪羊的话，欧洲的一些政治的问题都可以归罪于中国，这样欧洲和美国他们的问题越多，中国越来越成功的话，中国就会越来越多的成为替罪羊，美国和欧洲会不断地说这是中国的错误和中国的原因，我们必须要防止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也会出现。 2010-09-21 10:56:09 中新社: 奈斯比特先生，您刚才说了中国大概在20年的时间内会赶上美国，您能跟我们说一些细节吗？您为什么相信中国在20年之内会赶上美国？您说的是一种趋势还是只是一种可能性？ 2010-09-21 10:59:25 约翰·奈斯比特: 两者都有，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在过去30年所取得的成就，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经济在过去的30年里像中国的经济发展得这么好，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任何因素或者任何的方面能够阻止中国在未来20年的发展。但是即使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10%，当然不太可能，7%或者8%是可能的。在未来的23或24年中，中国的经济总量才会达到15万亿，再过23年，美国的15万亿又会变成20万亿，所以20年可能是一个乐观的说法。但同时在经济的各个方面、社会的各个方面，中国将会有机会超过美国。 在中国发生非常有趣的现象之一就是创新，每个公司、每个国家都说我们要创新，每个公司也说我们要创新，但是这个国家的人和这个公司的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和公司，但是中国人民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从模仿、抄袭向创新转变，这是中国目前所设立的目标。这是同创新有关的。比亚迪公司的王总说，对我们来说，同通用汽车、同福特或者其他汽车公司在以汽油为燃料的汽车研发方面是无法竞争的，因为他们已经在这方面从业有100多年了，但是对于电动汽车或者清洁能源的汽车我们都处在同样的起跑线上，我们可以再延伸一点、拓展一点。 中国的政策现在就是，我们不会同西方或者西方公司在一些他们有优势的、有非常历史悠久生产经验的领域进行竞争，我们要在一些新的领域同他们进行竞争，比如说纳米技术、电动汽车、生物技术、机器人、信息科技，在这些方面我们将会同西方竞争，因为我们处在同样的起跑线上。所以当中国经济的总量日渐增大，并赶上美国的时候，在总量赶上美国之前，在某些具体的行业和具体的领域，中国有可能首先取得领先地位。我认为这些会很快发生，不需要等到20年。 2010-09-21 10:59:46 听众: 首先感谢您提到《全球化》这本杂志，同时也要感谢您说30年之前就开始撰写有关全球化的著作，30年以后，中国现在成了世界舞台的中心，我认为全球化将会继续下去，但是谈到全球化的时候，我们还注意到其他的一些趋势，可能不是大趋势，这些趋势就是，一些大的政策决策权仍然是在国家手中，我想借此机会请问约翰·奈斯比特先生，您能不能给我们谈一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我知道一周以前您刚刚与他见了面，并畅谈了两个小时，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2010-09-21 11:03:13 约翰·奈斯比特: 刚才这位先生的英语说得很好。几周以前我们到中国来，然后去俄国，参加了一次会议，在莫斯科以北的一个城市，坐车要5个小时，在那里有一个会议，会议是梅德韦杰夫先生发起，和当地城市共同举办的。在这个论坛期间，我夫人和我参加了一个同梅德韦杰夫总统的小范围的见面会谈，我们谈了两个小时，总共有16个人在场，6位俄罗人和10位外国人，包括我和我夫人。梅德韦杰夫跟普京非常不一样，梅德韦杰夫在进入政坛之前是在大学任职的，是大学校长，他是个有着浓重知识分子气息的人。普京是非常大众的，更大众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同梅德韦杰夫的见面是非常有趣的。大部分的教授和所谓的俄国研究专家问了问题，梅德韦杰夫也回答了这些问题，我夫人多丽丝一会儿会亲自跟大家讲她的经历。多丽丝·奈斯比特问了一个问题之后，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我们当时不知道，实际上在这个小组会谈之外还有一个听会室，这个听会室里坐了很多人，像我们现在这个屋子这么大，有几百个人在听我们的讨论。我们出去之后，所有这些记者见到多丽丝都非常兴奋，要问问她到底问了总统什么问题，可能现在大家的胃口也被吊起来了。 2010-09-21 11:04:34 多丽丝·奈斯比特: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一位先生成功把这样的学术问题变成他夫人的个人故事。男女很显然是不同的，除了长相上的不同以外，因为女性通常有更多的感觉和情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16人的小组当中，每个人都想提出一些非常机智聪明的问题，在这方面我无法同他们竞争。我想问一个我最想问的问题，但现实是我们现在关注的是中国，俄国媒体关注的是中国和俄罗斯有什么不同，在那三个月之前，中国和俄国在莫斯科附近建立一个高科技研发中心，我不记得那个地方的名字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来到了这个论坛讨论高科技，在那之后，同学生们还进行了讨论，在同学生们进行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非常清楚地感觉到他们觉得这个中心不会运转的很好，会有很多的人际关系存在，会有很多的腐败政治等等，我们不会从中受益。我们把这个情况同中国学生座谈的情景作了比较，我们同中国学生座谈的时候，当然他们也有批评的声音，但是大部分的中国学生是非常乐观的，他们不想永久地呆在欧洲或者美国，他们想在中国创业。所以在俄国年轻人的情绪就是没有希望。所以我对梅德韦杰夫的问题是非常简单的，我问他你如何点燃俄罗斯年轻人心中的希望之火，如何让俄罗斯年轻人能够相信他们的未来在俄国。 2010-09-21 11:07:30 约翰·奈斯比特: 梅德韦杰夫对这个问题感到非常吃惊，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因为现在俄国人普遍感到没希望，尤其是年轻人当中。每个人在想方设法离开俄国，因为觉得俄国没有希望。所以多丽丝提的问题是一语重的，切中要害。 2010-09-21 11:08:26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非常荣幸有机会聆听奈斯比特先生和夫人的演讲，我是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研究人员，我有一个问题，今年9月份奥巴马政府发表了国家出口计划宣言，计划在2015年，美国的出口要增长一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GDP国家，您认为这个计划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您的观点是什么？谢谢。 2010-09-21 11:09:37 约翰·奈斯比特: 我的回答可能是零，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正像我夫人说得那样，所有欧盟的部长们在2000年就提出了目标，说2010年欧盟要成为一个最富有活力的经济体或者最创新的经济体，但是他们说是说，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因为他们并没有进行必要的改革来激发公司和企业家的积极性，因为政府可能觉得他们提出这个计划之后，每个人都会积极的响应，但是既然提出这个目标和计划就要给人民实施这个计划的工具，激发他们的积极性，提出这个目标以后每个人都在面面相觑，互相问我们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因为要实现这个目标靠的是公司和企业家，如果政府不进行必要的改革，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如果美国要增加出口，增加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是最好的方法，但是这样做的障碍依然存在，我不知道他们如何才能使这个出口量翻番，我想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2010-09-21 11:12:45 听众: 我非常敬佩你，我在天津南开大学上学的时候就非常崇拜您，我还在美国工作学习了14年，我的问题是很明显美国的中期选举正在临近，您觉得中国的政府和中国的企业家、商界如何能够更好地和美国的同仁们相处，如何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谢谢。 2010-09-21 11:13:38 约翰·奈斯比特: 如果有人问我一个相反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才能让美国更好地了解中国，我将会说，你必须到中国去。西方有很多人，尤其在美国有很多人对中国有很强烈的意见，有很强的不满，但是他们从来没到过中国。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观点却很肯定，他们觉得对中国的观点全是正确的，所以我想我的这个答案是对于双方都适应的，对于美国人来说如果想了解中国，要到中国去，学中国的语言，了解那里的状况。对中国来说如果想了解美国，就到美国学习他们的语言，了解美国的生活，了解美国发生的情况，必须要深入实地，才会有真切的感受。对中国来说，到中国来也不要只到北京，到其他的地方去，到成都和其他内地一些城市，全国各地的城市，尤其是西部的一些城市，到内地去，这样才能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 2010-09-21 11:14:00 主持人 魏建国: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次提问环节到此结束，我们再次感谢奈斯比特先生和夫人的精彩演讲，也感谢各位参会的朋友们和在座的各位媒体。我宣布今天经济每月谈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次经济每月谈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谢谢大家参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将于2008年8月1日生效，与此同时，中国外汇储备由于美元贬值大量缩水，在美投资公司濒临破产，就在7月，国内外财经界广泛关注的凯雷徐工并购案历时三年之久，终告结束，并购告吹。《2004年中国美容产业年度发展报告》显示，国有企业大宝以26%的市场份额位居中国护肤品市场前列。在这样的背景下，2007年2月27日，国有控股企业大宝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进行整体转让，挂牌价格为23亿元，转让标的则包括北京三露厂持有的83.42%的国有股和北京大宝化妆品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持有的16.58%的股份。7月31日，强生公司宣布已经完成对大宝的收购。

英刊《社会主义评论》于2009年4月发表了对哈维题为《探索资本的逻辑》的访谈录，谈到了目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以及可能解决的途径，还谈到他组织的《资本论》在线阅读小组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这本着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哈维不仅仅是一位地理学家，更是一位社会理论大家。其学术工作的主要特征，就是以恢复和延伸"社会阶级"和"马克思主义"，作为严肃认真地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工具。日前，他就城市变迁的意义、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能出路、马克思主义对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意义等问题，接受文汇报采访。

本文聚焦于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对国内外中国经济史学界有关斯密型动力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批评与讨论，对阿里吉与加州学派有关斯密分工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所做的解读提出强烈质疑，并通过阅读斯密、马克思的原典，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斯密，即强调"社会分工"的斯密，并引入吴承明"没有（社会）分工的市场"概念，主张将两者（即真假斯密）结合起来，用历史的眼光对明清以来中国小农经济的演变做出重新解释，进而为中国乡村经济的未来发展提供一条不同于主流认识的新思路。

迄今为止，有关明清以来中国农村经济演变的型式问题，依然是海内外中国经济史学界争论不休的焦点。十多年前曾被黄宗智痛加针砭的“商品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化”这一被规范信念和理论框架，至少在中国国内的经济史学界依然占据主流地位。与此同时，还增加了一条新的规范信念，这就是“市场等于而且仅仅等于专业化和分工”。

三季度非国有经济主要宏观指标降幅收窄，出现程度不等的回升，但外需空间改善有限，新一轮外部压力接踵而至。投资增幅收窄需要继续关注。非公经济有进有退是商业上的理性选择。中共十五大报告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是：竞争性领域国资"加强重点"和实力国企"加快发展"。是否让"民营企业"、"民营资本"成为政策性主流词汇，政府要通观历史，慎重选择。"通钢事件"应有交代。

一﹑中共十五大说"国企在竞争性领域退出"？2009年12月14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在"七学者纵论中国民营经济60年﹕挑战与未来"时﹐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说﹕党的"十五大"即确定了国企尤其是央企要在竞争性行业退出﹐而目前是进一步进入。[1]但在十五大文件中，并没有这个观点。往下报道中﹐人民大学何伟教授还补充说﹕党 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对国有经济有一个明确定位﹐即﹕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 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企业。这一定位明确了国有经济的覆盖面﹐同时也为民营经济发展开拓了空间。[2]但何伟教授偏偏把这个重要《决定》中关于竞争性领域有实力的国企可以加快发展的话删除了。之前﹐据2009年9月23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先生就说过﹕中共十五大已经明确提出﹐国有企业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里面发展﹐在竞争性领域内应有序地退出。[3]2009年10月16日《经济观察报》康怡也曾报道﹕中 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国企改革《决定》﹐"明确指出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哪些领域进﹐哪些领域退﹖《决定》给出了 具体的答案﹕要加强三种行业和两类产业﹕国家安全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支柱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产业。同时﹐ 《决定》还指出﹕'其它行业和领域﹐鼓励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当时﹐业界将此普遍理解为国家所要控制的只是三种行业和两类产业﹐此 外都要放开﹐国有企业要从竞争性行业退出。"[4]这个说法和记者的报道中，关于国企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内容，也都是违反事实的杜撰。当时﹐对这些篡改中央文件观点的说法或报道﹐我在2009年11月2日《中华工商时报》发表的〈2009年三季度非国有经济发展报告〉中曾引经据典地予以澄清﹕十 五大报告提出的明明是"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它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 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在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的决定中﹐更为具体地提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 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其它行业和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集中力量﹐加强重点﹐ 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竞争性领域中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要吸引多方投资加快发展"。[5]但是﹐约一个月之后﹐老调重弹﹐只是操琴人换了 ﹐可谓是澄而不清﹐挡不住﹐几位老先生乐此不疲﹐为了按自己特殊的价值取向去发展"民营经济"﹐千方百计去利用中共中央的文件﹐连实事求是的学风和政治道 德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不惜杜撰。而两家主流财经媒体也在"新闻自由"的旗帜下﹐推波助澜﹐以假乱真﹐撞坏了国际通行的"社会责任﹑真实准确﹑客观公正﹑ 廉洁诚实﹑遵守法制﹑作风正派"的新闻道德守则。[6] 大家都不"克己复礼"﹐"礼崩乐坏"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有的经济学人尚未得陇﹐已 在望蜀﹐不仅要求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还早就要求国企从垄断行业退出。例如﹐2007年9月﹐北京大学海归副校长海闻在一个会议上﹐就以美国所有行业都 是"民营的"为参照系说﹕"进一步讲﹐石油行业是不是应该由国有的集团来经营﹖我们现在进入世贸组织以后﹐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就是我们的产业结构 里面到底还应该保留多少国有企业﹖"[7] 我们不妨反问一句﹐"你直着说呢﹖"清华大学的海归经济学人陈志武和李稻葵倒是直言不讳﹐要今天的大国企"民营化"﹐或实行"撒切尔式的私有化"。[8] 不过﹐这些经济学人都说的是个人主张﹐没有"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虽然拿着中国重点国立大学的职位和钱﹐却贯彻了"华盛顿共识"要求全面私有化的美国 "中央精神"。二﹑中共十五大"没有划分公有﹑非公有"﹖更出人意料的是﹐ 新年伊始﹐吴敬琏高级研究员在〈仇富浪潮从本质上利于腐败分子 - 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几点看法〉中说﹕"十五大其实没有划分公有﹑非公有﹐因为要寻找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形式。在十五大前的讨论中﹐发展研究中心提出 的建议是要发展社会保障基金持股的公司制﹐我们认为这是最好的公有制形式。你说这个是公有还是私有﹖说不清楚。"[9]其实﹐中共中央在十五大报告第五部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中明确指出﹕第一﹐"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10]第二﹐"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11]在 这两段话里﹐不仅所有制构成的不同因素之间区分了"公有"﹑"非公有"和"私营"﹐而且在判断股份制公司性质上﹐也提出"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 握在谁手中"的标准。吴敬琏研究员何以论证"十五大其实没有划分公有﹑非公有"的呢﹖我们看不到任何论据。"横空出世"乎﹖为了什么﹖为了让"超越"于公﹑私和社﹑资分歧之上的"民营经济"横行无忌﹖这是不是像鲁迅说的﹐用手向上提自己的耳朵﹐就可以离开地面﹖或者﹐是又一件冒充"皇帝新衣"的旧衣服﹖其 实﹐只要不是搞文字游戏﹐十五大报告"没有划分公有﹑非公有"是无从谈起的。多年以来﹐有些人抬出一个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实行"国退民进"民营化改革时的常 用词"民营经济"﹐[12] 就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解构了产权的"公﹑私"之分﹐以及改革的"姓社姓资"之分﹐偷梁换柱﹐把邓小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能搞两极分化的思想抛到太平洋里 去了。这确实太低估13亿中国老百姓和中共中央的认知水平了。就是国外一心一意劝说中国搞资本主义的华人也不领情。例如﹐在清华大学兼职的胡祖六在《华尔 街日报》撰文﹐标题直言〈让中国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13] 吴敬琏研究员非常器重的另一清华大学兼职者陈志武也坦率可爱﹐撰文曰〈中国改革路径的再思考 - 私有化和宪政民主不能回避〉。[14] 其实﹐翻遍中外历史﹐有哪朝哪代主张公﹑私不分呢﹖就是"经济学家向往"的"欧美模式"中，公﹑私界限也清清楚楚。另外﹐中央十五大报告准备期间 ﹐洪虎同志领导的国家体改委课题组为十五大报告写作组完成的所有制问题研究报告中（包括国有经济布局和发展"混合经济"等内容）﹐就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 他还为此动笔写了核心内容﹐并写了信﹐受到政治局常委的重视。作为这份报告的执笔人之一﹐我对此记忆犹新。2009年11月5日﹐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表示﹐"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本经济是基础和主体"。[15] 这是否就是不分公﹑私说法在政策领域内的一种链接呢﹐是否就是以上杜撰中央政策行为背后的政治诉求之实现呢﹖改 革开放30余年﹐几位著名公众人物在媒体上接二连三地随意歪曲中共中央重要文件精神﹐杜撰中央的观点﹐而且主要又是经济学家﹐个别享受"国家领导人待遇" 者还成了领军人物。主流媒体不核实就予以发表﹐至今没有人像澄清"国进民退"炒作那样起来说话﹐听之任之﹐谬种流传﹐政府内部也是异见突起﹐这意味着什么 ﹐"你们看着办"﹗如果不办﹐所有制"优化"向何方﹐就真的不是"说不清楚"了。因为政策全拧成"打右灯向右拐"﹐一目了然了。别忘记了﹐有的经济学家早 已成为了主张"宪政"的"政治改革"主流人物﹐[16] 党和政府内意识形态取向多元化也早就公开化了。也别忘记了﹐诺大一个中国欲稳定﹐需中央 路线正确﹐拥有高度权威﹐统一意志﹐统一步伐﹐政令要出中南海﹐全党的基本政策不能被某些特权人物﹑"意见领袖"们拧成破碎的天津麻花﹐面目全非﹐并在大 众媒体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展览示众﹕嘿嘿﹐看老子天下第一﹐指鹿为马﹑乾坤颠倒﹑太阿倒执﹐谁人能奈何得了俺﹗欲"挟天子以令诸侯"乎﹖这种混乱局面意味着什么﹐为哪几股势力心中窃喜﹑翘首以盼﹖"中国人都知道"。真不明白﹐上网问问刚刚破土而出的曹操﹑《大秦王朝》的赵高和"苏联掘墓人"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历史罕见新鲜事儿。三﹑"民本经济是基础和主体"了吗﹖2009 年10月国家发改委领导指出﹐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目前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GDP的60％左右﹐[17] 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的70％以上。[18] 这些话传递的信息是﹕中国的产出和就业构成中﹐非公有制经济都已经成为了"基础和主体"。但其中关于GDP构成的资料﹐与2005年7月原国家发改委主任 马凯指出的﹐目前﹐三分之一的GDP是由非公有制经济提供的﹐[19] 难以衔接。因为﹐五年左右﹐GDP中非公有制经济突飞猛进地增加近30个百分点﹐这不太可能。2006年12月﹐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主持的一 课题组正式发表的参考性预测数据也显示﹐"十一五"末期的2010年﹐GDP中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私营﹑外资和港﹑澳﹑台资）可能达到44.7％﹐其 它55.3％为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和集体经济）。"十二五"末期的2015年﹐非公有制经济可能达到50.8％﹐公有制经济为49.2％。[20]经了解﹐知道国家发改委这个资料也许不是引自国家统计局的文件。接踵而至的老问题是﹕至今非公有制经济底数仍出自多门﹐互相矛盾﹐如何制定"优化"政策﹐以及制定哪里是个头的量化标准或目标﹖另 外﹐《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资料公报(第一号)》显示﹐在二﹑三次产业的实收资本构成中﹐2008年国有﹑集体资本比重是36.4％﹐国内个人﹑港澳台 和外商资本比重合计是38.5％。另外﹐新出现的"法人资本"比重为25.6％。[21] 这与《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资料公报（第一号）》的统计口径和数据有明显差别。[22] 两相比较﹐在表面印象上﹐在二﹑三产业的实收资本构成中﹐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关系逆转了﹐私有资本开始占压倒优势﹕2004年公﹑私资本是56％比 44％﹔[23] 2008年能够看出来的公﹑私资本是36.4％比38.5％﹐两者关系逆转了。但其余25.6％的法人资本的终极所有者是谁﹐第二次经济普查《公报》没有 进一步说清。对此的疑问是﹕第一﹐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中25.6％"法人资本"为何不按终极所有者分解﹔分解后全部实收资本的公﹑私构成如何﹖第二﹐为何第二次普查公报不能像第一次普查公报那样﹐发布十分简单﹑细致﹑清晰的产业实收资本构成表呢﹖但疑问归疑问﹐顺势看去﹐如果综合以上来自官方的部分数据﹐大家就看到﹕- GDP构成中非公有制经济占"60％左右"﹐疑似据"基础和主导"地位﹐因为这个数据与原先马凯公布的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矛盾太大，难以衔接、调和，让人无所适从。- 城镇就业构成中非公有制经济占"70％以上"﹐据"基础和主导"地位（其实全部非农产业就业构成也是这样）。- 二﹑三产业实收资本中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超过公有经济﹐疑似据"基础和主导"地位。不过﹐这是以出现了模糊不清的"法人资本"为前提的非结论性判断。当然﹐如果国家统计局在发布第二次经济普查公报时﹐能够顺便说一下第一产业中包括土地在内的集体资本和个人资本的资料﹐那么﹐由于集体土地的巨大价值﹐可能在社会总资本中公有资本还是超过私有资本的。综上所述﹐虽然存在模糊性﹐两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的二﹑三产业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的关系变化﹐毕竟已在提醒人们﹕小心哟﹐在中国最现代的产业部门和城镇中﹐私有资本在快速增长﹐生产性财富在少数人手中快速集中﹐份额已经不小。而在农村﹐也出现土地快速向少数人和外资手中集中的现象。[24]四﹑萨缪尔森﹕"收入方面最大的不公平来源于财产收入的差别"[25]中国的统计数据已经显示﹐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加强了﹐越来越多的城镇人口和农民工在非公有制单位就业﹐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产生了私有单位工会组建和发挥作用最难﹑普通职工工资最低﹑社会保障制度最难落实的普遍现象﹐严重妨碍了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怎 么看这种现象﹖从生产关系层面分析﹐马克思的观点直截了当﹐源于工人一无所有和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换个角度﹐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去看﹕亚 当‧斯密和戴维‧李嘉图也都承认﹐财产权赋予某些人不劳而获的权利。私人工厂中存在利润与工资的冲突。在政府﹑军队帮助下﹐资本家是分配中经常的胜利者﹐ 工人零散或有组织的反抗则经常惨败﹐领袖锒铛入狱。[26] 保罗‧萨缪尔森提示﹐劳动收入"不公平的根源是什么﹖答案首先应该在劳动报酬方面寻找"。但"收入方面最大的不公平来源于财产收入的差别"[27]按 照经济学中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认识路径﹐我们首先链接2009年10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实施情 况的报告。因为﹐它用最新的权威数据显示﹐在集中体现个人资本权利的中国私营企业（"民营经济"）中﹐劳动报酬和收入分配是如何决定的（主流财经媒体几乎 没有报导这份重要报告的详细内容）。- 工会力量孱弱。"基层工会组建任务仍然艰巨。一是非公有制企业工会组建难问题依然存在。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数量多﹐工会组建率和职工入会率不足50％。部分 企业经营者对建立工会不支持﹑不配合甚至抵触。二是农民工入会积极性不高。目前我国有农民工二亿多人﹐加入工会的不到三分之一。三是劳务派遣工的工会组织 不落实。"- 维权机制脆弱。"基层工会维权难仍较突出。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干部同时也是企业的雇员﹐在职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为保住自己的'饭碗'﹐常常表现无奈。 企业工会干部大多是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有的则是企业经营者的近亲属﹐这种情况造成工会干部很难真正代表职工维护权益。工会干部维护职工权益时容易遭到 打击报复。有的企业避开或者违反工会法中有关保护工会干部的规定﹐找借口解雇敢于维权的工会干部﹐或者虽然不解雇﹐但用其它手段使工会干部无法再在本企业 继续工作。由于缺乏对工会干部自身权益的有效保障﹐使得他们不敢维权﹐造成工会凝聚力﹑影响力不强。"其次﹐我们链接这种状况下最新的中国私营企业职工劳动报酬和其它劳动权益的信息﹕2009年10月27日﹐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08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7071元﹐只相当于现行劳动工资统计制度平均工资的58.4％。[28]另外﹐上述人大报告还显示﹕私 营单位"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现象时有发生。侵权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企业侵害职工劳动经济权益问题比较严重。不少非公有制企业经营者不与职工平 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或劳动合同﹐不按时发放工资﹑不支付加班费﹑不缴或少缴社会保险费等侵害职工劳动经济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更值得重视的是﹐欠薪逃匿事 件呈增多趋势。以广东为例﹐2006年发生企业欠薪逃匿事件669起﹐2007年786起。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大幅上升至1985起﹐涉及职 工20.6万人﹐欠薪总额达六亿多元。二是职工参保率仍然较低。当前﹐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依然偏窄﹐城乡发展不平衡。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截至 2007年底﹐我国城镇基本养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参保率分别为77％﹑63％﹑78％﹑77％﹑60％。较之城镇职工﹐农民工的 参保率更低。三是劳动安全卫生保障不到位。2005年以来﹐职业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截至2008年﹐累计报告职业病70多万例﹐集中分布在中小企业﹐其 中尘肺病占78.8％。因职业病危害纠纷引发的劳动争议和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一些农民工家庭因职业病致贫﹑返贫。劳动者身染职业病后﹐维权遇到许多困 难。"[29]人大报告还称﹐"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近两年劳动争议案件大量增加﹐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为职工维权提供了有力的 法律武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实施大大降低了职工的维权成本﹐加上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劳动争议案件激增。另一方面从劳动争议案件的内容和处理结果看 ﹐主要以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及福利﹑经济补偿金赔偿金违约金等三类诉求为主﹐占劳动争议案件总数的79.21％﹐职工胜诉率较高﹐如2008年﹐职工胜诉 与部分胜诉的案件合计占85.29％﹐今年上半年仍占84.71％。这表明﹐职工合法权益受侵害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30]综上所述﹐在生产 关系层面﹐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强资弱劳是一种客观存在﹐并决定了收入不公平﹐首先是劳动报酬不公平的存在。在私人资本下就业人员越来越多﹐这种不公平的覆盖 范围就会相应的扩大。不仅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就是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这种逻辑关系也是存在的。正是这种逻辑关系的存在﹐表明了如果在优化所有制结构的政策日程中﹐编造种种充满破绽的理由和谎言去追求"最大化"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不能解决目前已经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的。思 考题和提示﹕可有官员因解决私有制下职工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而"被明星"的﹖如果政府连拿出当年罗斯福平衡劳资关系的魄力﹑手段来都不行﹐问题就真的难解 决了。而且﹐后果可能更重一些。因为﹐今天中国没有罗斯福那样依靠世界大战来解决产能过剩﹑失业和提高工人工资福利的机会。气全憋在国内这个球体里了﹗五﹑结束语30 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主要依靠非公有制经济和缺乏规制的自由市场不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即使建立了比较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差距明显缩小了﹐ 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仍然会非常突出。1970年代以来至今﹐七国集团在自由化中收入分配状况下行就证明了这后一点。[31] 这个意思﹐邓小平也多次说过。所以﹐建议有关部门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要排除干扰﹐认真研究和解决一下所有制构成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中国已开始制定"十二五"规划﹐这里给负责制定规划的部门提一个建议﹕要依据宪法﹐认真贯彻十七大报告关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精神﹐在"十二五"时期正确处理好发展公有制经济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保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要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反对"西化"和"僵化"﹐不折腾。[32]还 要反对"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减少制定政策的盲目性。政府要组织力量在量化层面研究国民经济中多种经济成分合理构成问题。政府要学习美国经验﹐研究建立 全国基尼系数分析数据库﹑分析评价体系和定期发布制度。要进一步研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与财富分配﹑收入分配中"马太效应"的关系﹐以及财富分配基尼系数和 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的相互影响关系。要科学地平衡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促进效率与提高全社会财富∕收入公平性的关系﹐避免两极分化﹐建设和谐社会。现 在，中央强调要加快解决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性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理应包括在初次分配领域防止生产性财富在少数人手中高度集中的问题。因为，这个问 题解决不好，收入分配问题也难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和社会矛盾会进一步发展。在具有全球视角、阅历丰富的邓小平的看来，马克思关于所有制决定收入分配的观点 也没有过时。所以，他强调改革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防止两极分化。而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并购重组中，竞争性领域实行的总方针应该是中共中央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说的"优胜劣汰"。2009年山西煤矿重组在这方面已经取得初步的成功和经验。那种杜撰的"十五大确定竞争领域国企退出"论，只会不断 地引发无谓的争论和炒作，由此引起的思想混乱和社会混乱，将可能使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并购重组的主要领域--竞争性领域成为一块飞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止 步不前。私营经济等最终也会因此受损。最后一点话﹐"领导"﹑知识界和新闻界要严格自律。统一战线内部也要讲原则。一位老改革还说了﹐该管事儿的部门不要"猫不逮耗子"。[1] 徐以升﹕〈七学者纵论中国民营经济60年﹕挑战与未来〉﹐《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2月14日。[2] 徐以升﹕〈七学者纵论中国民营经济60年﹕挑战与未来〉﹐《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2月14日。[3]〈工商联主席：部分行业已现国进民退将付出沉重代价〉﹐《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9月23日。[4] 康怡﹕〈国资委酝酿竞争领域央企退出机制〉﹐《经济观察报》2009年10月16日。[5] 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901﹑1039﹑1040页。[6] 雷跃捷﹕《新闻理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第204~206页。[7] 周勇刚﹕〈彻底打破石油垄断正当时〉﹐《中华工商时报》2007年9月6日。[8] 李稻葵﹕〈后危机时代要重点解决国进民退问题〉﹐和讯视频2009年9月10日（http://news.hexun.com/2009-09-10/121037394.html）﹔陈志武﹕〈中国改革路径的再思考 - 私有化和宪政民主不能回避〉﹐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9年9月24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57474）。[9] 人民日报社主办﹕《人民论坛》2010年1期﹐人民网2010年1月15日（http:// paper.people.com.cn/rmlt/html/2010-01/01/content_421645.htm）。[10] 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选编（下）》第900页。[11] 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选编（下）》第901页。[12] 牛林豪﹕〈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张九洲《中国经济史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469~508页。[13]《香港传真》No. 2008~92。[14]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9年9月24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 NewsID =157474）。[15]〈经济刺激周年﹐意见领袖展望宏观政策未来〉﹐《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1月6日。[16] 牧川﹕〈狼狈为奸 - 宪政民主学者与主流经济学家〉﹐大风网站2009年12月6日（strongwind. com. hk/article.aspx?id=12564）。[17] 如果设定"60％左右"中已包含外资和港﹑澳﹑台资的产出份额﹐再减去第一产业内11％左右的农村集体经济产出份额﹐以及其它产业中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2％左右的份额﹐国有经济比重可能就在27％以下了。[18]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民族振兴的壮丽诗篇﹐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国家发改委网站2009年9月16日（http://zhangping.ndrc.gov.cn/zyjh/t20090916_302431.htm）。[19]〈发改委主任马凯﹕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新攻坚阶段〉﹐《经济参考报》2005年7月14日。[20] 中国生产力学会主编:《2005~2006﹕中国生产力发展研究报告（上）》﹐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12月﹐第88页。[21]《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资料公报（第一号）》﹐国家统计局网站2009年12月25日（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091225_402610155.htm）。[22] 2005年12月6日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资料公报（第一号）》中﹐2004年二﹑三次产业的实收资本构成中﹐国有资本比重是 48.1％﹐集体资本比重是7.9％﹐其总和为56％﹔国内个人资本比重是28％﹐港澳台资本比重是7.3％﹐外商资本比重是8.7％﹐其总和为44％。[23]《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资料公报（第一号）》﹐国家统计局网站2005年12月6日（http://www.stats.gov.cn/zgjjpc/cgfb/t20051206_402294807.htm）。[24] 2008年10月8日中宣部和新华社联办刊物《半月谈》宣称﹕"中国农业的'资本时代'正在到来。国际资本和国内工商资本进入农业﹐这是国内外共同的市场 规律﹐不可阻挡"。2009年7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陈锡文在《中国改革报》发文指出﹐"当前很多地方推行农业规模经营的方式是引进大资本圈地﹐农 民转变为打工者﹐其实是替换了农业主体"。[25]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得豪斯﹕《经济学》（17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1月﹐第315页。[26] 夏小林﹕《为谁作嫁﹖- 经济学﹑市场和改革》﹐（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10月﹐第6~11页。[27]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得豪斯﹕《经济学》（17版）﹐第314页。[28] 方芳﹕〈国家统计局改革平均工资统计﹐私营企业纳入其中〉﹐中国经济网2009年10月27日（http://www.ce.cn/macro/more/200910/27/t20091027_20284484.shtml）。[29] 报告也指出﹐有些国有企业进行改制时忽视职工的民主权利。近年来﹐有些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不依法经过民主程序﹐改制方案不公开﹐职工安置方案不经职工代 表大会审议通过﹐个别国有企业甚至取消工会组织﹐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职工利益受损﹐引起广大职工群众的不满﹐引发职工群众集体上访事件。许多国有企业的集 体合同缺乏针对性﹑实效性﹐尚未形成科学﹑合理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高管层与普通职工之间劳动报酬相差过于悬殊。但是﹐在这些问题存在的同时﹐国有企 业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仍然远远高于私营企业。[30]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黄镇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国人大网2009年10月30日（http://www.npc.gov.cn/npc/zfjc/ghfzfj ... 10/30/content_1524883.htm）。[31] 夏小林﹕《为谁作嫁﹖- 经济学﹑市场和改革》第305~334页。[3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研究员在〈建国60周年感言〉（《香港传真》No.2009~47）中提出﹐"现在﹐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大大超过建国初 期。并且﹐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的公降私升的趋势﹐已影响到公有制为主体的临界点。所有制结构改革的任务﹐可以说已经基本完成。今后的任务﹐应该是巩固和 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要强化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方向﹐并且正确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值得政策部门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本文对重庆的"第三只手"模式与东欧社会主义晚期的各种"第三条道路"理论进行了比较。

本文以佛教对生产的观念为线索，考察了中国佛教在经济方面的表现，说明了中国佛教对生产的态度所发生的从不掘地到不作即不食的转变，旨在从经济的角度揭示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和过程。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哈罗德·詹姆斯分析欧债危机历史根源：这场席卷欧洲的危机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爆发的一系列银行业危机，以及随后宽松的银行信贷浪潮。信贷繁荣抬高了资金借入国的成本与工资，导致这些国家竞争力退化

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组合创新的时代。十九世纪，轮子、滑轮、皮带和齿轮等标准化生产的机械部件被不断组合和重新组合，形成新的产品。二十世纪，这些构件是内燃机、电力、电子元件和微电子芯片。时至今日，用来创新的构件已经变成了软件，如为大多数网站提供基本构件的LAMP（Linux操作系统、Apache网络服务器、MySQL数据库和Python编程语言。一旦应用软件被开发出来，亚马逊、谷歌、微软和其他公司提供的云计算模式就会将数据中心的固定成本转变为提供数据服务的可变成本，从而降低门槛，加快创新步伐。 就像十九世纪的机械产品创新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变化一样，二十一世纪早期仍在不断发展的计算和通讯技术创新对世界经济与文化会有深远的影响。例如，现在，即使是最小的公司也能购置15年前只有大公司才能拥有的通讯和计算基础架构。如果说二十世纪晚期是跨国公司的时代，那么二十一世纪早期便属于微跨国公司--全球化运作的小公司。 如今硅谷的很多公司，充分利用了网上的各种免费资源，如电子邮件、聊天工具、社交网络、维基百科、互联网协议语音技术和云计算，来为自己提供通讯和计算方面的基础架构。它们利用世界各地不同的知识、技能和薪资水平来取得比较优势。他们能够利用标准的构件展开全球协作，开发软件、应用程序和网络服务。创新通常是由国际贸易驱动的，而现在知识和技能的交易比任何时候都容易。 微跨国公司多半籍籍无名，其中大部分要么倒闭，要么被大公司所吞并，但也有一些，比如Skype公司（爱沙尼亚）和流行手机游戏"愤怒的小鸟"的开发者Rovio公司（芬兰），已经家喻户晓。这些公司使用的软件构件，也来自世界各地：Linux始于芬兰，Apache源自美国，MySQL诞生在瑞典，Python则是荷兰的贡献。 使虚拟世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技术进展，正在以同样的方式改变物理世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制作便宜的机器人元件成为可能，这意味着使用机器人技术来提供服务将会变得更加便宜。只需要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自动行驶的汽车就将进入中产阶级家庭，从而给交通运输和居住形态带来一场革命。此外，廉价机器人技术对医学也会产生巨大影响。许多常规操作可以由机器人完成，从而缩小创口，减少误差。这项创新所面临的技术挑战并不是问题，真正的障碍来自于文化、法律和监管等方面。 坏消息是，科学技术赋予我们的巨大力量，也可以被用于邪恶的目的。恐怖主义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催生微跨国公司和机器人技术的信息技术进展，将来仍会是一个隐患，甚至越来越大。即使没有明显的威胁，我们日常倚仗的系统极为复杂，有一天或许会崩溃，从而带来不便，甚至是灾难。 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将持续下去。在过去的三百年间，科学技术极大地改善了发达经济体的人们的生活质量。现在，轮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了。（南渝霜华 编译）

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问题成堆，投机盛行，房价居高不下而且步步高升，搞得政府头焦额烂，百姓叫苦连天。各个方面对此提出了种种对策，理论界就此问题发表的文章多如牛毛。然而，房地产市场依然如烈马难驯。本文地浅议“斧底抽薪”之策，以就教于专家和广大读者。一、关闭土地二级市场，遏制土地投机实际上，房地产市场问题的症结在于房地产投机盛行，而房地产投机从根本上来说是土地投机。从而，如果将土地使用权的交易完全控制在政府手中，禁止任何人对土地使用权进行倒买倒卖，堵塞土地投机和暴利之源，就很可能会从根本上割除房地产市场中的毒瘤。本人提出的“关闭土地二级市场”的设想的基本内容如下：第一、国家继续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形式向开发商出让一定年期的土地使用权，以便使土地使用权价格能够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保障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第二、土地使用权的获得者——房地产开发商，无权进行转让；如果放弃土地开发，便应当将其交还给政府，退还已交纳的土地出让金。当然，也可作适当变通：土地使用权的获得者，在经过土地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可将土地使用权按照原价过户给其他房地产开发商；如果因行情变化而地价上调，则受让者应当将地价的新增部分交付给政府而不是原开发商。第三、房地产开发商出售房产时，只能将土地使用权按原价过户给房产购买者而绝对不准私自涨价而从中谋利。显然，在此种情况下，征收土地增值税就没有必要了。本来，征收土地增值税是为了抑制土地投机，平抑房地产价格，但是由于阻力过大、困难重重而迟迟未能认真落实。而关闭土地二级市场，却可从根本上消除土地投机，可谓事半功倍。关闭土地二级市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能办到，但是在城市土地国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应当是能够办到而且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有人认为，土地二级市场是不可能关闭的，即使关闭了公开的土地二级市场，也关闭不了黑市。笔者认为，我国的土地市场本来就是比较特殊的——与一般的资本主义土地市场是有很大区别的，其关键在于政府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而且，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是单件、公开、备案进行的，是不可能被秘密转让（即“黑市转让”）的，否则是不可能获得合法产权证书的。而且，如果切实执行“将土地使用权按原价过户给房产主”的政策设想，则开发商即使企图按“黑市价格”将土地使用权过户给房产主，也是不可能被接受的——正常的购房者通常不可能掏自己掏腰包去填少数“黑市开发商”的腰包。房地产专家孙宏志先生提出了另外的主张。其要点是：分别设立土地开发权和土地使用权，前者针对房地产开发商，后者针对房产主。对于开发商，政府只是出让土地开发权，而不与70年的土地使用权挂钩。从而，开发商向消费者出售房屋的价格中，将不再包括土地使用费。这样，开发商就无法继续垄断和倒卖70年土地使用权以攫取暴利。开发商如果转让土地开发权，其增的加收入将通过征收土地增值税加以调节。至于土地使用权，则是面向房产主设立的，在获得房屋产权证的同时获得土地使用权证。土地使用费既可采取批租制，也可以采用年租制，但后者在理顺和降低房地产价格方面具有明显优越性。笔者认为，分别设立土地开发权和土地使用权并，的确是创新之见。不过，需要防止的是土地开发权本身也会被炒得高不可攀。这样，指望通过征收增值税而加以抑制，会不会因投鼠忌器而重蹈目前的覆辙呢？笔者对此提出的修正意见是：土地开发权不得转让；拟放弃土地开发者，只能按原价退还给政府。至于对于房产主改行年租制以减轻其负担，当然是无可置疑的。笔者曾经多次发表文章鼓吹适度地推行年租制，特别是为减轻普通住宅消费者的经济负担，尤其应当采用年租制。二、实行房产成本公示制，增加房价透明度房地产价格之所以居高不下，除了土地的投机性转手倒卖所致以外，还由于房屋是“非规格化商品”，其成本的差别性、隐蔽性、模糊性很强，除了业内人士外，一般消费者很难判断其价格的虚实。从而，应当强制性地实行“房产成本公示制”。由房地产管理局进行监督并进行详尽公示，以利于在市场运行中客观地限制高额利润边界。此时，房产的购买者，可参照公示的成本而出价，避免盲目性。而且，对于已经公示的房产成本，还要由市人大表、市政协代表等组成的“房价监督委员会”之类的组织，进行不定期抽检，并将结果公诸于众。简言之，对于房价，要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检测与监控，使其由“暗处”转向“明处”。房屋成本一直是个“敏感的热门话题”。“敏感”是因为房地产业的兴衰会影响其他相关产业；其“热门”是因为近几年我国大中城市房价普遍大幅度上涨——尽管国家不断出台宏观调控政策，对一路蹿升的房价起到了一定抑制作用，但距离购房者的期望依然遥远。关于房屋成本能否测算、能否公布，一直是大有争议的。有些人一直宣扬“房屋成本不可知”论，即“房屋成本神秘”论，鼓吹房屋成本测算“工作量非常巨大”“缺乏可操作性”等等。实际上，无论房屋的建造程序多么繁多而复杂，总是可分解为相对独立的部分而分别求出成本。例如，在《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谢光飞采访北京合作建房者代表于凌罡的报道中，后者提供的估算数据是：2006年北京市楼面实际平均成本大约为5990元（其中土地出让金903元、拆迁成本1970元、市政成本250元、楼面建安成本1556元、节能设备成本300元、企业管理成本250元、利息成本350元、税费成本400元），但配套销售收入至少占10%，从而实际楼面成本不到5390元。而实际平均售价为8792元，超出前者63%。这一数据表明，一旦实行房产成本公示制，使购房者心中有数，则开发商抬高房价，就难以如愿了。②又如，阮奇等报道的上海某房产的相关数据如下：①建筑面积5.1万元/㎡，其中商铺7000㎡，住宅44000㎡。②成本:动迁成本：2.5亿元，楼面价4900元/㎡；建安成本2000元/㎡；配套费用1500元/㎡(组成：规费：300元/㎡、设计、环境费：100元/㎡、管理费用：200元/㎡、广告费用100元/㎡、资金成本600元/㎡、小区配套100元/㎡、不可预见费用 100元/㎡)；总成本=(4900/㎡+2000元/㎡+ 1500元/㎡)×5.1万元/㎡=4.284亿元；②售价与销售收入：商铺售价3万元/㎡；住宅售价1.5万元/㎡；销售收入=7000㎡×3万元/㎡+44000㎡×1.5万元/㎡=8.7亿元；③毛利：8.7亿元—4.284亿元=4.416亿元。④成本利润率：4.416亿元/4.284亿元=103%。③有的人玩概念游戏，说什么“建筑成本”可以公布而“建设成本”无法公布，原因是建设成本包括了所有建设项目运营的成本，一个项目一个模式，无法固定，只有等整个项目完工后，开发商才能核算出来。但是，为什么房子还未动工，开发商就能够开始定价预售了呢？！2006年广东省“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朱列玉提出了控制房地产行业暴利的三条建议：公开房屋成本、实行购房指导价和最高限价，可是这些建议都被广东省建设厅一一“否决”，理由是，对商品住房成本进行公开，容易造成对企业商业秘密的侵犯和对公平竞争环境的影响。实际上，开发商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商业秘密论”只不过是高房价的“遮羞布”，——开发商拿地、融资的“灰色投入”无法计在明账上。于是，开发商和一些政府官员虽然身份不同却又“异口同声”也就不足为奇了。④由此可见，房屋成本问题，对于一些人（含开发商、官员、学者）的经济良知和市场认知，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和检测。开发商作为商人，力图掩盖真实成本以求高额利润是很自然的，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却是不符合价值规律和市场运行机制的；某些官员偏向开发商这一事实表明，两者利益的“过度重迭”（“超正常重迭”），当然是不正常而应当加以纠正的；至于某些学者的随波逐流，则是上述两种心态的折射。应当指出，在市场经济中，任何行业、任何人，都只能遵循、服从价值规律和市场运行机制，在这种“循规蹈矩”的平等竞争中，谋取最大限度的利益，而不是依靠垄断、庇护，通过对于消费者的蒙蔽等等以攫取非分之利。否则便会损害消费者（购房者）的正当利益，妨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从而进一步损害国民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庄严使命在于，忠实于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责无旁贷地从最基本的理论层面上提出躯邪扶正、兴利除弊的见解,以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鼓吹由国家垄断土地二级市场呢？回答这一问题并无困难：国家垄断土地二级市场，只是为了限制了土地开发商通过对土地使用权的投机活动而攫取非份之利，保护广大市场参与者的正当利益。这是在市场经济中，“有形之手”的无可旁贷的职责。而且，如前所述，此举也只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采取，从而属于特例。三、彻底开放房产市场，解决住宅紧缺难题在关闭土地二级市场，实行房产成本公示制的基础上，即可彻底开放房产市场并取消经济适用房、中低面积低价房、机关自建房、廉租房等等，但不限制消费者自建这意味着，在关闭土地使用权二级市场的基础上，尽可能活跃房屋的兴建、买卖、租赁、抵押等等活动，使得房产市场尽可能接近普通商品市场。政府、单位可通过补贴、贷款（低息或无息）等形式扶助贫困家庭购房、租房，而不必花费财力、人力去直接兴建、管理住房。换言之，在市场经济中，解决住房问题的正常的途径应当是尽可能依靠市场、匡正市场，尽可能兴其利而除其弊，而不是绕过市场而代之以种种行政干预，后者肯定是既吃力而又难以讨好的。而且，由于政府全面控制土地二级市场，开发商很难再进行土地投机活动，那么国内外资金拼命涌入房屋市场的潮流，便可自然而然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遏制，可谓费省而效宏。结束语以上所述的“斧底抽薪”之策的要点为，在关闭土地二级市场的条件下，澈底开放房产市场，从而使得房产的价格在较大的程度上脱离土地垄断价格（由于区位不同而影响房价，从而不可能完全脱离），在较大的程度上接近生产价格。在此条件下，投机的余地便大大缩小，从而对于房价进行人为的种种限制便基本上是多余的了。①本文的初稿题为《“釜底抽薪”：解决房地产问题的一种思路》，摘要发表于2007年5月11日《中国经济时报》第5版。②2007年5月16日《中国经济时报》第15版。③阮奇 李雁争：《房产成本清单曝光：回报率近100%》，2006年09月27日《 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④赵宝堃：《房屋成本"不能见人"还是"见不得人"?》，2006年9月26日《新华每日电讯》第3版。2008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