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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的创新能力在世界上处在什么位置？

私有化与国有化之争，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国进民退"、"国退民进"，不是国内事务，而是国际事务，是本国政府、人民和外国资本之间争夺本国经济主权、政治主权的斗争。

山东枣庄发生的土地流转大户跑路事件，却提醒我们要高度重视土地流转金融创新的风险结构，应依据有关政策法规，进一步厘清其中的法律关系和权利内涵，在以金融创新促进规模经营的同时，更加注重流转农户的权利与权益，真正做到效率与公平兼顾、公平促进效率。

在目前人们对土地流转信托项目盈利能力质疑不断的情况下，如何理解土地流转信托财产收益设计方案，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自2006年起，日本岛根县（相当于中国的省级单位）正在试验一种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在其行政首府松江市致力于把开源运动作为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自20世纪初北京大学在经济学门下开设产业组合课程以来，合作社思想传入中国已有百年历史。在这百年间，中国合作社发展历程跌宕起伏，各种思潮和实践模式相继涌现，有经验亦有教训。新世纪以来，中国开始致力于发展农民合作社以推动新农村建设，合作社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本文重点讨论美国、西班牙、韩国等国合作社发展经验，集中研究合作社促进政策中的金融部门作用和立法问题，并探讨其对中国合作社的体系建设和促进政策的启示。  美国的国家消费者合作银行  美国人有着强烈的合作社情怀，美国合作社的历史可追溯到1752年。那一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创立费城房屋火灾险互助会（Philadelphia Contributionship of the Insurance of Houses from Loss by Fire）。美国现有47000多家合作社，拥有1200多万社员。每年的10月对于美国合作社人而言很特殊，因为这个月是国家合作社月（Co-op Month）。每年的这个时候，合作社及其成员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发表演说和研究报告，以庆祝合作社对国民经济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  自1991年起，每年10月，美国国家消费者合作银行（NCB, National Consumer Cooperative Bank）都会发布一份排名报告《美国合作社100强》（Top Co-op 100），作为其年度报告的一部分，排名所考察的合作社涉及广泛的行业领域，如农业、金融、特许经营、五金木材、食品、娱乐、媒体以及能源交通等领域。根据最新的年度报告，2008财政年度中，美国合作社100强创造了2090亿美元的营业收入，平均在20亿美元左右，其中农业合作社占一半以上。100强以外则是大量的中小型合作社。  发布该排名报告的美国国家消费者合作银行是什么来历？为什么由它来承担这项工作。这将涉及到美国合作社发展历史上的一项重要事件。   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消费者合作银行法案"（National Consumer Cooperative Bank Act），并于当年8月20日生效。该法案特许成立一家国有的非营利性金融机构，作为推动合作社发展的政策工具，旨在满足合作社发展的金融需求，相当于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国家消费者合作银行就是该法案的产物。  根据该法案，国会批准了1840万美金的种子基金，经过近2年筹备，国家消费者合作银行于1980年正式成立。1981年政府推动进行私有化改革，但由2600多个成员组织拥有，从而保留了合作社性质。消费者合作银行下设三个独立的分支机构：国家合作社银行（NCB，National Cooperative Bank）、储蓄银行（FSB）和非营利组织 NCB Capital Impact，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和技术支持。   消费者合作银行并不是一家普通银行，而是合作社性质的金融机构。法案赋予国家消费者合作银行特殊使命："通过提供创新性的金融及相关服务，满足并支持美国的合作社及其成员的需要，特别是低收入社区。"  美国国家消费者合作银行的银行和金融服务，目标集中于两个方面：合作社扩张和社区经济社会发展。除了农业以外，所开展的项目涵盖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如住房、教育、医疗、文化、本地商业和社会服务等。消费者合作银行强调对社区发展的责任，尤其注重对中低收入社区的金融支持，30年来，为中低收入社区提供35亿美元的资金。   根据2008财政年度报告，在合作社扩张方面，合作银行主要做了这几方面工作。一是开办11家新食品合作社，并促使400家成员组织参与到食品合作社500强的建设中。二是从福特基金会为食品合作社500强项目筹集到95万美元的捐赠。三是在Shared Equity建立起领导地位，34家参与的合作社一共获得1800个席位。此外，在可再生能源、住房建设、医疗设施和病床、学校教学设备、简易住房等方面也进行很多项目。如与共同贷款公司（Municipal Mortgage & Equity, LLC）合作开展一项900万美元的可再生能源项目。2008年，国家消费者合作银行一共发放5.53亿美元与其使命相关的资金，用于中低收入社区、刺激经济增长和合作社的发展，具体情况见表2。    美国通过立法建立专门的金融机构，并且以此为支撑，建立推动城市和农村合作社发展的支持体系，实施其合作社与社区发展政策。很多发展中国家在采取农业发展和合作社促进政策时，也采取这种模式，如苏丹、尼日利亚、毛里求斯、国家都成立类似合作社发展银行的金融机构。在亚洲，印度于1962年通过"国家合作社发展公司法案"（National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Act），建立专门的金融机构推动合作社的发展。泰国1966年通过"农业与农业合作社银行法案"（Bank for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Act），建立农业与农业合作社银行（BAAC）为农户和农业合作社提供金融支持，至今仍是泰国支持农业和合作社发展的最重要金融机构。2006年，伊朗从马来西亚寻求帮助，希望建立合作社发展银行，促进伊朗国内合作社的发展。  西班牙蒙德拉贡合作集团的金融部门  西班牙蒙德拉贡合作集团是世界合作社运动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成功案例，目前是欧洲乃至世界最大的合作社集团之一。2008年资产总额335亿欧元，年营业收入达到178亿欧元，社员以及员工92773人，下辖100多家合作社，包括培训合作社和研发中心，并有蒙德拉贡大学，是巴斯克地区最大的企业，也是西班牙的第七大企业（2008年度报告，http://www.mondragon-corporation.com）。由于蒙德拉贡的卓越成就，合作社研究者将其经验总结为"蒙德拉贡经验"，其简要历史如下：   1941年，一个名叫唐·何塞·马丽亚·阿里兹曼蒂--阿里埃塔的传教士，来到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一个小镇蒙德拉贡，在他的带领下，创造了合作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1943年，在当地社区的支持下，创办了一所技术培训学校，第一批学员有20人。1947年，第一批学员毕业，其中11名边工作，边上夜校深造。1948年，"教育和文化同盟"成立，培训学校获得合法地位。   1952年，前述11名学生，在工程学院毕业。其中5人决定自立，实践"诸生产要素中劳动为首"的思想，组建乌尔格公司（以创始人名字的首字母组成），这是蒙德拉贡的奠基性企业。  1954年，他们买下一个小车间，开始生产。期间，根据有关合作组织的法规，以及在两位独立的法律专家的帮助下，用了两年的时间制定出一部合作社企业章程，相当于后来合作社集团的"宪法"，保证合作社在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   1956年，他们在蒙德拉贡建造一家新工厂。这被认为是蒙德拉贡合作集团的起点。随后合作社企业开始发展扩大，同时也出现其他合作企业。这些合作社之间的组织和联合问题日益显现。  1959年，乌尔格等合作组织正式组建联盟，并且成立二级合作组织--"人民储蓄银行"（后来的合作银行）。蒙德拉贡合作集团的基础结构基本完成。   到70年代末，蒙德拉贡集团已经拥有一套现代技术教育体系和以15000多名合作成员为劳动大军的70多家合作工厂，以及有93家分行和30万的存款账户。1991年12月，在合作社成员大会上，Mondragon Group 更名为 Mondragon Corporacion Cooperativa，也就是今天的蒙德拉贡合作集团。   蒙德拉贡所在的巴斯克地区比较特殊，历来有独立倾向。因此在当时，西班牙中央政府不给巴斯克地区任何财政政策或税收政策支持当地发展，同时合作社也无法获得信贷支持，合作社工人也无法进入社会保障计划。因此，蒙德拉贡必须在各个方面自力更生。   蒙德拉贡合作集团的突出特点是在教育、工业和银行业方面取得长足发展，在早期发展中，银行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59年成立的人民储蓄银行，在蒙德拉贡集团的组织结构中，人民储蓄银行在联盟中的地位相当于二级支持性组织，对其他合作社提供技术、资金和管理。联盟成员之间联系的纽带是联盟合约，此外，人民储蓄银行还主要通过资金纽带对联盟成员施加影响。   人民储蓄银行建立之初，其宗旨就是为了解决合作社融资困难，解决合作社发展初期的困难。联盟的建立是以人民储蓄银行为基础的。联结合作组织的纽带是联盟合约，人民储蓄银行为合作组织提供信贷、信息等支持和服务，作为平等合约，合作组织要将会计报表、发展计划等信息反馈给人民储蓄银行，并将盈利放到银行储蓄。双方既有互相监督的关系，也有互相合作、互相支持的关系。基层合作组织除了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外，也将自己发展信息提供给对方。同时，由人民储蓄银行统一进行社会保障、社区发展等领域的工作，保证合作社能致力于提高专业化程度，提高竞争能力。  另外，联盟的作用还基于蒙德拉贡独特的发展哲学。蒙德拉贡集团认为在经济高涨期，如果不限制集团发展速度，势必造成规模扩张过快，在经济衰退期就很难应对。因此，他们通过发展计划比较严格地控制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他们采用建立新合作社的方式，将很多规模较大、经营范围较广的合作社，分解为小合作社，但与原合作社保持集团联盟的关系，早期合作联盟建议单个合作社人数不要超过500人。人民储蓄银行也承担这方面的计划和协调工作，通过研究决定新成立合作社所处的行业，并提供资金支持。   人民储蓄银行的地位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随着合作联盟规模的扩大和发展，以及社会保障等功能的剥离和独立，人民储蓄银行的二级支持性组织功能不如创立之初那样强大，许多专业性领域的支持功能转而交给其他专业合作组织。如教育和文化联合会，专门为基层合作组织提供教育支持，研发支持。工业部门也逐步发展壮大，成立工业委员会，人民储蓄银行变为与工业部门并列的第三部门，统一由集团委员会领导，金融部门不再置身于联盟的顶端。  蒙德拉贡经验表明，在合作社发展初期，集中力量组建相应的金融支持机构，有利于协调合作社体系中的组织问题。在中国也出现类似的案例，如浙江省瑞安农村合作协会，就起始于农村金融部门的改革。2005年，瑞安农信社资产60多个亿，改组后总股本2亿多。其中149万股金由11万多农户所拥有。瑞安市没有采取简单的清资退股的方式，因为这对于农民而言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而是在核实登记和自愿的基础上，将分散的股东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合并，最终形成3123个"集体股东"。2005年4月12日，瑞安市农村合作银行挂牌成立，从而在改革中保留农民合作的成分。  2005年6月16日，瑞安农村合作银行股东大会讨论一致通过《关于支持筹备成立瑞安农村合作协会的决议》，决定对于合作银行内部的小额股权进行集中托管，3123个集体股东的权利将由正在组建的农村合作协会统一行使。但具体的组织结构还在探索之中，尤其是如何将瑞安上百家合作社纳入到农村合作协会中。   2006年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积极探索建立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体系，努力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瑞安市看到合作银行改制中的思路与新农村建设结合的契机，形成了农村合作协会组织结构的思路。3月17日，在第十三届人大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瑞安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流通和科技推广体系，引导成立'三位一体'的瑞安农村合作协会，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的新型合作化道路"。2006年3月25日,以合作银行为主发起单位的瑞安农村合作协会正式成立, 农村合作银行的决议找到了现实落脚点。   瑞安农村合作协会成立后，将工作重点下沉，深入农村基层调研，了解农民合作社的需求，并制定工作方案，吸引全市上百家合作社陆续加入，事实上成为二级支持性组织，承担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盟的角色。农村合作银行以协会为平台，实现合作银行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的对接，在没有大幅增加运营成本的情况下，将组织触角尽可能地延伸到广大农村。   农协各部门都有一个挂靠单位，分别是农村合作银行（信用部）、供销合作社（流通部）、科技局（科技部）、农业局（产业部）、司法局（维权部）、团市委（志愿者总队）、市委党校（培训部），从上往下看，农村合作协会相当于"部门联席会议"，协会贯通了涉农政策与农户、基层合作社的联系，使之有可能在全局范围内重组涉农资源。    东亚综合农协下的金融部门  东亚的小农社会特点，使得东亚国家的合作社道路与欧美国家（法国等国家除外）区别很大，这就是东亚的综合农协模式。东亚国家在工业国家进程中，大都采用举国体制，因此得以建立其一套自上而下的强大的合作社体系，也由此具备拥有自己专属的金融部门的实力，如日本农业的中央金库、韩国的产业组合中央会。本文主要就韩国的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进行讨论。  韩国的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NACF）成立于1961年，根据《农业协同组合法》，农业银行与协同组合重组合并后成立该机构，旨在"提高农民的经济、社会、文化地位及加强农业的竞争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以及致力于国家经济的均衡发展"。   到2007年底，NACF资产总额2056亿美元，其中银行部门资产总额1677亿美元，保险部门资产总额268亿美元。NACF现拥有240万社员1187家农业合作社，在全国拥有5427个银行分支机构，雇员18995人。（NACF2008年度报告，http://www.nonghyup.com；NACF北京办事处提供的资料）   1961年合并的农业银行，其前身为金融组合联合会。1907年，日据时期的韩国首次出现当代协同组织，即光州地方金融组织。1933年，成立"金融组合联合会"。1956年根据《银行法》成立农业银行。1958年，成立"农业协同组合"。导致二者合并的原因是，在这种二元结构下，农协组织力量得不到壮大。同时，农业合作社难以得到金融支持，"当初农业银行成立的目的是以确立农业贷款制度而为农业发展献力，但实际上它把大部分资金用于直接向农民放贷，对农业协同组织则以经营条件不合格等准备状态不健全为理由拒绝给予积极的资金支援"（NACF网站，http://www.nonghyup.com）。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确保农业合作社的金融供给，韩国政府通过《农协法》,促成二者合并，成立NACF。  正因为如此，NACF具有双重机构属性，既是协同组合机构，又是银行机构。其经营理念"农民/顾客第一"，即与它的这种双重性质有关。作为协同组合的NACF主要经营农畜产品的流通、购买，培训农民，支援农业发展。   根据《银行法》，NACF的银行业务部门作为特例，被视为金融机构。NACF作为金融机构的两个特殊之处：一是经营共济保险业务（独有业务），除人身险、财产险外，还经营受政府委托的农产品灾害保险业务；二是经营政府政策性贷款。除了一般性政策贷款外，NACF是经营农业政策贷款的唯一机构，占贷款余额的13%左右。这两种特殊业务，使NACF成为韩国农业政策和合作社促进政策的实施机构。  需要注意的是，韩国、日本完成工业化进程后，农业人口降低到10%以内，因此，小农社会属性已经改变，小农变为大农。与之对应的庞大的综合农协体系，实际上是面临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问题，因此韩日两国的农协组织后期都致力于推动机构改革。  在工业化后期，农协体系中的金融部门成为最大且最主要的机构。2007年底，NACF在韩国金融机构中资产总额排名第4位，存款排名第2位，国际信用评级很高，穆迪（A1），标准普尔（A），世界排名第90位。会员组合的贷款仅占12%，并且几乎全部为政策贷款。从这方面来看，NACF也是一家具有很强竞争能力的商业性银行。银行与保险部门的资产占农协总资产的94.6%，农业资产的比例很低。  因此，自我定位为"土地和农民养育的韩国农协"的NACF，20世纪末以来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提出新世纪的工作方向，即提供安全放心的食品以及在粮食武器化时代保证粮食安全，"发展成为受农民与国民尊敬的新农协"。  国际经验对于中国的启示  本文所谈到的国际经验，可以归纳为彼此相关的以下两点。  一是银行与金融部门在合作社体系中发挥的拉动作用。以金融部门的先进性来带动居于基础地位的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效果非常明显，尤其在合作社发展初级阶段。其根源在于金融业的先进性，在现代经济中资源配置和要素重组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金融扶持机构应与合作金融相区分，合作金融是合作社体系的一部分，但前者性质上独立于合作社体系。尽管在实践中，金融扶持机构与合作社体系融为一体，但应看到金融扶持机构的超脱地位，从而看到在分散的合作社体系中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驱动机构的可能性。  二是合作社促进政策的立法确认与政策性银行的建立。以立法明确合作社发展银行的性质、使命与定位，并通过规定特殊金融机构的特种经营活动来将政策内涵具体化，保证政策的顺利实施。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立法活动，使合作社促进政策上升到法律高度。法律具有稳定性、长期性，此举将为合作社的长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与法律保护。合作社发展银行的实践模式，是立法活动与公共政策相结合的典范，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在中国，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成为各方共识。根据农业部的最近统计，截至2009年9月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21.16万家，发展势头非常迅猛，合作社已经成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也意味着农民专业合作社具备承接专门性发展政策的条件和能力。  2006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自2007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部法律解决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地位，农民合作获得法律认可。同时，这部法律因将信用合作排除在外被广为诟病。鉴于20世纪90年代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经验教训，在农村金融和信用合作领域采取审慎态度是有必要的。   银监会于2006年12月22日公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建立三类农村金融机构，以解决农村地区金融空白和竞争不充分的问题。在这份文件中，银监会承认农民资金互助的合法性，信用合作稍微开了一点口子，但至今不过批准了十几家资金互助社。  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实际上从政策文件角度承认农民信用合作社的合法性。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再次提出："抓紧出台对涉农贷款定向实行税收减免和费用补贴、政策性金融对农业中长期信贷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试点的具体办法。"   2009年2月，银监会、农业部联合发文《关于做好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服务工作的意见》，从五个方面细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问题。这五个方面包括将农民专业合作社全部纳入农村信用评定范围、加大信贷支持、创新金融产品、改进服务方式、鼓励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信用合作，在信用合作方面提出更具体的要求，初步具备可操作性。  这是中国合作社发展的现状，可以从以下两点看待中外差异。  第一，21万家合作社的突出特点是小和弱，公司领办型和发展较好的合作社实力较强，但是数量有限。中国的合作社体系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实力薄弱。中国的专业合作社模式，无法与欧美相比，也无法与今日之韩日、台湾地区相比。信用合作的发展严重滞后，这意味着通过体系内的信用合作，有可能会缓解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难的问题，但却难以形成体系内的先进力量，难以成为带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领军力量。因此，需要跳出合作社体系，来思考合作社促进政策中的金融作用。  第二，尽管中国的农村社会亦属于小农社会，但中国是一个地域大国，农村社会之复杂性、多样性、不平衡性，是其他东亚国家（如韩国、日本）所不能相提并论的。因此，在中国建立全国农协的成本非常高，同时目前也不具备现实条件，在必要性上，各方也尚且没有达成一致认识。但无可否认，建立合作社二级支持性组织是有必要的，合作社联盟建立的层级需要结合中国国情考虑。   基于对中国合作社体系现状的考察，中国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借鉴金融部门支持合作社发展的国际经验。  （一）有必要考虑立法建立促进合作社发展的政策性银行。农业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银行都把开展小额贷款业务、"为三农服务"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但成效甚微，主要是金融部门的商业性与农业的产业弱势无法匹配。我国目前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主要在农业发展农业银行，且集中在粮食与农产品收购方面，全局性的农业产业发展和合作社促进政策还没有提出。农业保险方面更是发展缓慢，依然是在"政府补贴、商业保险机构参与"的框架内打转难以突破。   因此，可以明确将农业产业发展政策和合作社促进政策作为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核心内容，整合现有的涉农金融业务，建立一家全国性的农民合作社发展银行，以其作为合作社促进政策的政策抓手。操作上可以改组一家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或者在农发行体制内增设该业务，或者银行剥离相关业务、共同出资组建。具体的实现形式可以另行，组建专门的政策性银行之必要性已经客观存在。   建立全国性的合作社发展银行，可以考虑借鉴美国等国家的经验，以立法或条例的形式确认其法律地位、企业性质和组织使命。同时，整合既有的农业政策、合作社政策以及信用合作社的政策或文件规定，在合作社发展银行的立法框架内，从而达到解决相关政策问题的目的。  （二）合作社发展应与县域农业经济发展相结合，因此有必要考虑建立县级农民合作社联盟组合。中国正在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县级将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组织单位。同时，农业产业化规划作为地方政府产业规划的组成部分，是地方政府的工作内容。目前，地方重视产业规划，轻视产品销售和手续服务，使得农民积极性不高。   通过建立农民合作社县级组织，既可以形成产业政策的组织实体，又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市场力量，从而增加农民收益，同时可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与全国的合作社促进政策相对接。这方面，可以考虑借鉴巴西工会的经验，将县级农民合作组织的建立纳入到公法体系，促使地方政府推动县级农民专业合作社二级组织的建立，保护农民利益。中国局部地区已经出现这方面的实践创新，如浙江瑞安的农村合作协会与河南兰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    今日中国之合作社实践，承继了中国合作社百年历史的风风雨雨，承载着特殊的中国国情，不能随意照搬任何一种国际模式或成功经验，也不应囿于欧美模式与东亚模式等各种模式之争，而应扬长避短，博采众家之长，在既有的政策和法律框架内，边改革边实践，探索自主制度创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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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市场传闻德国正在考虑要求欧元区政府帮助希腊提供价值200亿-250亿欧元（340亿美元）贷款和担保，德国也将提供20%的援助。但2月20日，德国财长表示，没有具体救助希腊的计划。 这让绵延数月的希腊政府债务危机还将雾里看花——2月16日，欧洲曾开会，给希腊政府债务危机一个月时间周旋。 如果欧洲也不是那么善于遗忘的话，他们或许还曾记得，造成希腊这次可能动摇欧洲的债务危机，正是9年前高盛掀起的那场“影子业务”所赐。 它将不动用高盛资产负债表，仅以一张张合同形式存在的衍生品交易，互换这些希腊债务中获利。 这些本质上就是一份份“对赌合同”。在金融市场发生波动的时候，可能会给高盛集团带来超高的“意外收益”。但是也有可能给高盛带来超高的“意外损失”。 对于高盛来说，这笔新的国家生意似乎志在必得。但对于关系世界时局的公众来说，还有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对未来中国的选择具有意义。 欧洲影子帝国 2月18日，希腊财政部宣布克里斯特多罗（Petros Christodoulou）将取代帕帕尼科拉乌(Spyros Papanicolaou)成为新的希腊公共债务管理局局长。 这位新上任的“救火队员”迅速引起外界关注，原因是他过去的工作经历里有着一个显赫的名字——高盛。在1998年加入希腊国民银行之前，克里斯特多罗曾为瑞信、高盛以及JP摩根这些国际金融巨头效力。 希腊财政部宣布这次人事调动的时机也很耐人寻味，根据欧盟的要求，希腊政府需要在2月19日之前解释希腊政府和高盛集团之间曾经作出的货币互换交易。 在这场舆论漩涡中，任何一个和高盛沾上关系的欧洲财政官员都被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舆论的审查。2005年12月底接受任命担任意大利央行行长的德拉吉(Mario Draghi)，也因为曾经是高盛副总裁的身份而遭到了质疑。 相关报道见第3版 在希腊公债局换帅前一天，2月17日，意大利央行发言人不得不为德拉吉辩护，“德拉吉获高盛任命是在高盛与希腊达成互换协议之前，他和这些交易毫无关系。”但是高盛在这场债务风波中的身份已经掀起波澜。法国、意大利都加入到了希腊人的队伍里，把指责的枪口对准了高盛以及在他们国家身居要位的“高盛毕业生”。 英国的《每日电信报》甚至刊登文章，表示意大利人已经怀疑高盛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因为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央行行长德拉吉，前副财长托诺尼（Massimo Tononi.）都曾经是高盛的员工。 而这一次，正在崛起的中国，出现在高盛和希腊的视线里。 根据《金融时报》的消息，高盛集团首席运营官盖瑞·柯恩于去年11月和今年1月两次前往希腊会见希腊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和其他希腊高级官员，而他将代表希腊政府向中国政府和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推介大约250亿欧元的希腊债券，希望能依靠中国的资金为希腊解债务之急。 此前高盛曾建议中国银行入股希腊国民银行，并对中投公司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债务加减法：互换魔术 当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有席卷欧元区之势时，欧洲才猛然想起9年前高盛在希腊的那笔国家生意。 2001年，希腊加入欧元区之后不久，高盛和希腊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货币互换协议来帮助希腊掩盖其日益增长的赤字问题。 事实上，希腊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国家，意大利也是其中之一。 在2001年至2002年之间，高盛给希腊政府献出了“货币互换”的计策：高盛通过货币掉期交易，替希腊政府借到了数10亿美元。 这个消息并没有对外公布，这个款项也没有列入到希腊的主权债务表上。 从技术层面上说，高盛的这种做法并不违法。希腊政府采取了高盛的建议。但两者间的协议并没有向投资者公布。 根据彭博社对希腊债券发行公开说明书的审查，高盛在给希腊政府安排货币互换交易之后，为希腊政府承销了10次债券发行，但至少6次都未提及该互换事宜。欧盟金融监管机构对此表示一无所知，直到最近才有所了解。 希腊政府只是在2002年之前采用过互换的方法减少债务。就这样时间就静悄悄地过去了，直到最近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很快希腊政府和高盛当年的协议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影子业务 在做希腊的这笔国家生意时，这项业务也同样难以在高盛的报告中寻觅踪影。 “谁也无法估量这一块处于监管之外的‘影子业务’，会给高盛，以及其它华尔街的其它投行，带来多大的风险。”这些不动用高盛资产负债表，仅以一张张合同形式存在的衍生品交易，本质上就是一份份“对赌合同”。在金融市场发生波动的时候，可能会给高盛集团带来超高的“意外收益”。但是也有可能给高盛带来超高的“意外损失”。 “其实高盛以及其它投行最大的问题，还在那些非现金的衍生品交易合同上”，一位高盛内部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仅信用违约互换产品（CDS）一项产品，据衍生品交易游说机构ISBA统计，仅美国市场上CDS名义交易量就已经高达15..5万亿美元之巨。如果按实际交易仅占名义交量额1%估计，实际交易额也高达1550亿美元左右。 这一块“影子业务”所带来的潜在巨大风险或者巨大利润，带给高盛和华尔街大行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作为全球大行，高盛并非只主导了美国的市场。在远在欧洲的希腊，高盛也深深的卷入这场主权债务中。 直至现在，希腊债务危机带来的漩涡里，发现了高盛的影子。 等待中国？ 希腊债务危机已经引发欧洲列国复杂的政治较量。 拯救一个国家的支付危机本应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本轮经济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为45个深陷危机的国家提供了贷款。但在希腊一案，欧洲大陆国家却强力阻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插手。德国财政部长Wolfgang Schaeuble上周表示：“希腊显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问题。”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和鼎力支持欧盟的国家。希腊危机爆发以后，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arkel）俨然担起保护欧元免遭市场狙击的责任。 而欧盟中的非欧元成员国则更愿意看到IMF向希腊伸出援手。瑞典就是其中典型。瑞典财政部长Ander Borg 日前针锋相对地指出：“在希腊债务问题上谈IMF不应该被视作禁语。”瑞典至今没有加入欧元区。 让形势变得更加复杂的是法国政局。如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是法国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之一，被认为有希望在2012年竞选法国总统。他本人曾在200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挑战过萨科齐。“如由IMF出手救助希腊，将增加卡恩的政治资本。”路透社驻华盛顿记者Lesley Wroughton写道。 希腊债务危机也牵扯着美国总统的神经。据白宫新闻发言人吉布斯透露，2月16日，奥巴马总统在例行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财政部长盖特纳等人向他汇报了希腊支付危机的最新情况。 吉布斯表示十分支持欧洲对希腊展开救援。 但对于关系世界时局的公众来说，还有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 2月11日夜晚，雅典虽然仍有寒意，希腊总统帕普利亚斯亲自到中国驻希腊大使官邸做客，与中国朋友一起庆祝中国农历新年。他说，在现在这样一个需要平衡的社会里，他非常看重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重要作用。 在希腊债务危局还进行时，这似乎耐人寻味。希腊财政部曾经发表声明，否认试图向中国出售债券。但是，希腊财长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同时又表示将在今年2月将率团访问美国和亚洲，并在北京、上海和香港停留。

《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发布以后，引起了更多对外资收购的关注和忧虑，这篇文章在《报告》发表数月后出炉，并不提供数据和资料，只是为外资收购辩护。题目有点艰涩，看完文章才明白：作者不仅认为外资收购中出现的问题应该由中国企业自己反省，中国目前给外资的优惠并不为过，认为国有企业才是垄断者，而且提出“中华民族”有“征服征服者”的“文化能力”来为继续坚持外资收购路线辩护。作者显然预期外资将“入主中原”，但是他毫不担心，他认为既然在历史上中华民族能够用灿烂文化 “反征服征服者”，那么外资企业也迟早会被征服、整合成为中国企业和财富的一部分。这个逻辑当然不正确，也不符合二十世纪的历史，更不符合经济史。作者是一个世界历史和现代历史的硕士生，提出这样的观点，缺乏学者应有的专业精神，后来学子应当以之为鉴。――人文与社会::Humanities.cn编辑小组

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通常区域性金融危机是与货币资金的过度聚散密切相关，而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大爆发并产生巨大破坏力，必然与国际货币的过度投放、全球流动性严重过剩有关。这又最终根源于国际储备货币，主要是美元的全球持有与其投放属地管控之间存在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加剧以至最终爆发。

在大多数讨论香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研究中，关注点一般放在初始市场收入的分配上。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仅仅把研究停留在初始市场收入分配上是不够的。

从1978年开始到1990年代中期，可以说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

前段时间我读到一句话："不久以前经济增长被认为是一个好东西，同时也是经济理论与研究的一个共同话题，也是一个被形形色色的政客挂在嘴边的口号，但是这种局面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句话实际上并不是一句老话，它是1973年两位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写的。这告诉我们，反思GDP优先并不是新东西。

中国曾是世界上大豆生产量最高的国家，占据世界大豆产量的约90%。自国际资本于二十世纪初介入以后，源于中国的大豆一步步成为跨国粮食大鳄的赚钱工具。大豆的生产已移至美国、巴西、阿根廷，甚至印度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比中国生产更多的大豆；而世界大豆出口量的60%都涌向中国市场，且进口的大豆都是转基因大豆。

在1990年代短暂地经历了“市场社会”的梦魇之后，中国已出现了蓬勃的反向运动，并正在催生一个“社会市场”。在社会市场里，市场仍然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但政府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对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分享市场运作的成果，让社会各阶层分担市场运作的成本，从而把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伦理关系之中。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显示，中国政府既有政治意愿也有财政能力来充当社会市场的助产士，虽然无论在意愿还是能力上，两者都有待加强。今天中国社会还存在大量严重的问题，但社会政策的最终出现具有历史转折点的意义。

怎样才能保证中国经济改革成为广泛参与的改革？平等的参与权、表达权、讨论权，乃至投票权的前提是什么？

跟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完全靠市场和私有化来解决，会带来巨大灾难。重庆此时提出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问题，正当其时 重庆日报：过去许多年里，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甚嚣尘上，认为只要将财产权交给私人，将决策权交给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私人业主，将政府干预减至最低程度，市场就会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无尽的财富，“下溢效应”最终会让所有人受益。果真如此吗？ 王绍光：卡尔·波兰尼说，“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20世纪末，在“华盛顿共识”蔓延的同时，穷国与富国、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致使贫富差距最大的拉丁美洲国家纷纷向左转。到21世纪初，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变得更明显。 香港《信报》创办人林行止先生自称写了30多年政经评论，在2007年10月16日的专栏里，他开始对于自己“年轻时是盲目的自由市场信徒……一切讲求经济效益，认为企业的唯一功能在替股东牟取最大利润”反省。 2008年4月28日，他又发表专栏文章，重申“对过去理直气壮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颇生悔意”，因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诈性活动，而一些本以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则经不起现实考验”。 重庆日报：林行止转向不久，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从美国蔓延至全世界，作为资本主义象征的大型企业一个接一个破产倒闭。 王绍光：是的。经济危机发生以后，迫不得已，冰岛、爱尔兰、澳大利亚、日本、英国、美国等政府纷纷出手将银行、保险公司、汽车业国有化。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文章也惊呼：“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了”！ 虽然世界经济危机也拖累了中国经济，但现在全世界都承认，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将维持正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之一。 重庆日报：在这种强烈的反差对比之下，重新审视中国坚守的方向和走过的道路，意义非同寻常。如何评价中国在过去30年中的社会主义实践？ 王绍光：在过去30年中，中国不可避免地走过弯路。尤其是在1990年代，中国有意无意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下溢理论”。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下，为了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速，牺牲公平、就业、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这时，决策者开始认真反思邓小平的警告：“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2002年底召开的十六大，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2005年底，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未来中国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到十七大，标准提法已变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从2002年起，中国政府还开始致力于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包括免费九年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等），其进展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大大充实了邓小平有关“共同富裕”的理念。 这几年，重庆把很多新自由主义的僵化思维———比如私有跟公有一定是矛盾的，计划跟市场是矛盾的———给打破了。重庆的国资在过去这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重庆经济总量中占的份额也是越来越高，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还有，重庆把地价的升值握在政府手里，地价的升值没让少数地产商全部拿走，这是重庆房价较低的原因。 重庆日报：现在重庆提出要分好蛋糕，缩小三大差距。这是否也可以看做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 王绍光：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中国还有其它地方也做了很多探索，但层级要低一些，比如像华西村，或者一些县级市、地级市等。重庆是在省一级里比较好的一个例子。重庆的探索，放在整个国家层面来看都很有价值。 在新自由主义影响最严重的时候，许多跟民生相关的东西都交给市场了，包括教育、医疗等等。众所周知，医疗、教育跟人的发展有巨大关系。一个小孩子长大，能不能得到全面发展，跟他能否得到良好的教育有巨大关系。如果完全让家长的购买力来决定，穷人的孩子永远也不可能改变命运。跟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完全靠市场和私有化来解决，会带来巨大灾难。重庆提出解决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问题，可谓正当其时。 群体之间的平等应该比个人之间的平等更受关注。群体往往被内部成员和旁观者视为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认同感。认同感一旦成形，群体之间的差别很可能变成它们相互冲突的根源 重庆日报：我们讨论分蛋糕和做蛋糕，实质上是讨论公平和效率的问题。那么，当下的中国社会是否公平？ 王绍光：回顾战后60年，在头30年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民族解放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连西方国家也在民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对其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造，引入社会主义因素。后30年，风向陡转，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全世界大行其道的是新自由主义。30年过后，人们才发现，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十分不平等了。 这种不平等表现在国与国之间和国家内部。以中国为例，改革初期，不管是城市内部还是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差异都不大。而到本世纪初，农村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35，城市的基尼系数也超过了0.3。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其它转型国家相比，中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速度实在有点太快。在131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中国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排在第90位。 重庆日报：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不平等程度有所扩大不一定是坏事，反而有利于调动人们的能动性和积极性。 王绍光：改革初期曾对“平均主义”进行过批判，后来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着眼于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因此，改革导致收入和其它方面的差距扩大，在所难免。问题是在纠正“平均主义”倾向方面中国是否走过了头？ 重庆日报：要研究不平等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平等。那么，究竟什么是平等？ 王绍光：自从18世纪末法国革命以来，平等一直是世界上很多人追求的理想之一。“平等”看似一个简单的概念，实际上，不同人所说的“平等”意思可能千差万别、甚至完全不同。平等是个复杂的多面体，如果只从一个角度去观察它，难免失真。 谈平等，首先涉及到平等的主体问题。平等的主体既可是单个的人，也可以是人的群体。在理想的情况下，如果社会的同质性和信息的可获取性很高，平等的主体应该是单个的人。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群体之间的平等也许比个人之间的平等更受关注。这是因为，群体往往被内部成员和旁观者视为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认同感。认同感一旦成形，群体之间的差别很可能变成它们相互冲突的根源。例如，在卢旺达，比利时殖民者曾对胡图族与图西族分而治之，并故意造成两族之间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对中国整体而言，最重要的群体差别恐怕是地区差别、民族差别、城乡差别、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差别、性别差别以及阶级阶层差别。 收入分配，在现阶段可以实行罗尔斯原则，即能平等分配则尽量平等分配；如果某种不平等分配对最底层民众更为有利，也可以接受这种不平等。在这方面，重庆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重庆日报：关于平等的主体，并没有太大分歧。分析和评估平等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什么东西的平等”。 王绍光：平等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尊严的平等，人应该享受同样的关怀和尊严。 二，机会的平等。机会平等要求所有的社会地位对所有人开放，反对任何基于种族、民族、性别、出身地、宗教信仰的歧视，信奉什么人得到什么地位应看他们的能耐和努力程度。与僵硬的身份等级制相比，机会平等思想的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即使消除了限制机会平等的所有法律障碍，结果方面不平等也不会消失。1960年代民权运动以后的美国如此，1990年代消除种族隔离后的南非亦如此。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比欧洲国家大，也就是说，美国机会的分布比欧洲国家更平等，但与此同时，美国又比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更不平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一般所说的“机会平等”只是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家庭背景和自然禀赋方面的差异使孩童并不是处在同样的起跑线上开始人生的道路；他们从父母那里继承和自己积累的人力资本（教育和训练）、文化资本（品味与谈吐）和社会资本（关系网络的宽度、厚度和密度）又会影响自己追逐人生目标的历程。 在过去几十年里，学者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实质机会平等理论。这些理论都有一个大前提，即在某些关键领域，结果必须平等，只有这些领域的结果平等了，人们在机会上才真正平等。 三，收入的平等。绝大多数关于不平等的研究都聚焦在货币收入的分配上。认为钱越多，预算许可的范围越宽，人们的自由度越大。现在网民谈的都是“让工资飞”。这种言论存在有两方面的缺陷。一方面，它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税前收入上，忽略了税收的影响。另一方面，多数对收入分配的研究没有考虑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支出对最终分配的影响。财政转移支付包括诸如退休金、失业救济金、伤残救济金等种种收益。 仅仅盯在工资上是不够的，应该让公共消费飞起来。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仅仅靠提高私人的收入和私人的消费水平，不利于改善社会的福利。在这个阶段，政府应该拿出钱来，投入到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等领域，促进公共消费增长。公共消费起来了，老百姓花钱的地方少了，钱包自然就会鼓起来。 此外，理论界还有资产的平等、权利的平等、资源的平等、福利的平等、能力的平等、参与的平等，等等。 重庆日报：在讨论平等分配的准则时，政治理论家们往往针锋相对。对政策制订者来说，如何把握这些准则？ 王绍光：政策制订者没有必要拘泥一家之言，相反应该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博采各家之精华。 我认为，在基本权利的领域，应实行绝对平等原则。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管是男是女、出生在乡下还是城里、居住在东部还是西部，他们都应享受同样的权利、履行同样的义务。 此外，政府有责任保障每位公民形成基本能力和得到基本保障。基本能力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基本保健，一是九年义务教育。没有基本保健，孩子可能夭折，活下来也缺乏必要的体能和体力；没有基础教育，在日益依赖知识的今天就等于丧失了市场竞争能力。基本保障包括失业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为最底层的民众提供最起码的经济安全。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04年的各国经济安全状况的评估，中国排在四级中的最低一级。提高普通民众的经济安全感是政府的当务之急。 在现阶段，中国可以实行罗尔斯原则，即能平等分配则尽量平等分配；如果某种不平等分配对最底层民众更为有利，也可以接受这种不平等。罗尔斯没有明确说“最底层”有多大范围。我认为，这个范围不能过窄或过宽，以底层20%为准。 在这方面，重庆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譬如，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公租房建设、微型企业扶持政策，都是采用了“罗尔斯原则”，更关注于最底层民众的利益。 我国目前的再分配机制问题很多。无论是救济性再分配、补偿性再分配、还是保险性再分配，着眼点都放在城镇居民身上，基本上忽略了农村居民。为了实现长治久安，中国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再分配机制，为大多数人提供收入保障，使之不会因失业、患病、年迈而陷入贫困。 王绍光简介 王绍光，1954年生于武汉，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 记者 周季钢 龙在宇    

国内外学术界对该领域给予了一定地关注和探讨，但是由于相关文献的缺佚和第一手资料的零散性导致了目前的研究明显不足，可以说该领域仍存在许多学术空白点。

看到书名--《马克思的生态学》，我们不禁要问：马克思与生态学有什么关系？作为启蒙运动后裔的马克思，他所信仰的进步观和科学世界图景难道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吗？马克思的未来世界难道不是以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为基础的吗？用恩格斯的名言来说就是，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在我们的"常识"看来，在马克思所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必然要以对自然的奴役为前提。因此，自然在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完全是一个被动的客体。 但是本书作者福斯特却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想谱系。 福斯特的全名是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组织与环境》和《每月评论》的主编，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福斯特早期的研究对象是保罗·斯威奇（Paul Sweezy）和保罗·巴兰（Paul Baran）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就决定了其学术进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歧异，我们会在后面的论述中细细辨明。 福斯特在书中指出，除了我们所熟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外，马克思还发展了唯物主义自然观，这种自然观来源于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不能提出一种真正的自然主义，因为他将外在自然视为理念的外化，人类与自然是分裂的；而费尔巴哈认为人的存在乃是基于自然，自然就寓于人的感性体验中，也正是在这种直接性的感性体验中，自然与人类是统一的。马克思通过费尔巴哈认识到，自然与人类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因此自然只有置于（人类）历史中才能得到理解，人类的欲望和思维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得到了转化的同时，自然也经历了种种变迁，这变迁的过程就是"自然史"。 这里我们要搞清楚，自然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存在，并非当我们去"回归自然"时，我们才处身于自然之中。我们一直就在自然之中。在马克思那里，自然与历史这一对子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处于辨证的关系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认识到，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是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所以当人在进行再生产的时候，也就"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第82页）。 自然史与人类史相辅相成。 以上所述的就是马克思生态学的哲学基础。正是在自然与历史的相互牵连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生态危机就不单纯是自然环境问题，它与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构型为一种辩证的总体性，当务之急便是对这种总体性进行考察。这里福斯特引入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对生态问题进行总体性的分析。 福斯特从《资本论》中拈出了他的核心概念：新陈代谢断裂（metabolic rift）--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对农业化学家李比希土壤退化理论的发展。这里所谓的新陈代谢不是我们生物体内物质和能量的转变过程，而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然而，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城乡差别，这种新陈代谢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缝。这种断裂的现实表征就是生态危机，其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土地的"剥削"。 马克思比较了小土地私有制和大土地私有制，前者对应的是前资本主义的小农社会，后者对应的则是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和工业社会，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过程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第172页）。这种浪费不仅会耗费自然即土地的自然力，同时也会损害人类的自然力。劳动本来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是为了满足人发展的需要。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在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的逻辑中，劳动破坏了让土地肥力得以持久的自然条件，从而最终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这不仅造成了劳动异化，而且也导致了土地或自然异化。 这与马克思所接受的达尔文进化论背道而驰。 马克思通过达尔文的进化论认识到，人与其它物种一样，同样来自自然，并不是什么"万物的灵长"。这里福斯特特别指出，《物种起源》第一版中并没有"进化论"和"适者生存"的概念。这种具有目的论意味的概念无疑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福斯特却将达尔文与这种具有沙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区别开来，从而也让马克思与其划清界限。在马克思看来，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打击"（第220页）--拒绝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马克思认识到，不光人要发展，要进步，自然也需要得到发展，要与时俱进。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不仅人作为劳动力被异化了，土地作为自然力也遭到了异化。于是，为了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问题，即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进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必然要被超越，我们必须走向生产者（自由人）的联合体。只有在这种联合体中，社会的物质发展才能和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因此，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史与人类史是统一的，由此形成了历史的和自然的总体性，这意味着，马克思的生态学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经济学，其生态批判最终就落实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从这个意义上，福斯特认为，真正继承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是列宁、考茨基、布哈林、卢森堡、莫里斯和考德威尔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诸如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更像是韦伯主义者。正是基于此，福斯特与法兰克福学派在生态学上的分歧也彰显出来，前者的进路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旨在揭示生态危机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后者进路却是文化批判，旨在揭示生态危机背后的工具理性和征服自然的思想观念。 于是，按照福斯特的看法，我们就不可能在维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去进行生态保护--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对气候危机只能采取零敲碎打和算计式的策略，如碳配额、碳交易和碳关税等措施，《京都议定书》的几近破产就是明证。真正的解决之道只能是后资本主义的环保观，这就是马克思的生态学。 但海德格尔早在冷战之前就认识到：苏联与美国，一个共产主义，一个资本主义，但"这两个国家在形而上学上是相同的"，因为它们在形态和精神上，都为技术的"命运"所笼罩，处于沉沦之中。不论我们是处于后工业时代，意识形态终结的时候还是信息时代，技术无疑当下最为重要的中介，规定着我们的存在方式。也因此，即便二者在生产方式上存在根本性差异，共产主义的苏联却未必比资本主义的美国更加环保。 关于苏联，福斯特辩解说，斯大林偏离了列宁的生态思想，所以才会造成自然异化。但这种说辞与关于"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所进行的辩解--苏东集团偏离了马克思思想，所以乌托邦才变成了异托邦--可谓"异曲同工"，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怎样才能在利用技术的同时，不为技术所挟持，怎样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解，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或许是更为切近的问题。于是，为了解决生态问题，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外，我们可能还需要引入一种技术批判。 《马克思的生态学》，[美]福斯特著，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24元。 （责任编辑：夏永红）

铁路有很多问题，铁道部有很多弊端，确实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但"改革"两个字写起来容易，可如何改革，如何对症吃药，吃什么药治哪些病，做起来却很不简单了。政企合一机构的改革应当"对症吃药"铁路需要看病吃药，甚至动手术。但如果"治疗方案"只能治好比较小的少数几个问题，但同时会造成更多更大更棘手的许多问题，那么虽然这个"治疗方案"也是叫"改革"，但肯定不应该用这个"治疗方案"。就说铁路鼻祖英国，每任首相都拿出一大堆改革方案，铁路系统从私有改国有、国有改私有、私有再部分国有化，大改了三回了，可情况一点也没让英国人满意。经济学研究指出，"免费搭便车"效应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消费公共物品，从而享受到隐形社会福利的消费者，会隐瞒或从低申报自己从公共产品消费中获得的真实收益，使得公共产品供给要么入不敷出、负债累累；要么资金不足、实际供给水平远远低于最优水平。铁道部显然是又一个典型受害者。中国铁道部的高负债，本质上是铁道部作为中国政府的一部分，提供"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廉价运输服务"这一公共产品，是对中国人发放的巨额社会福利的成本。而目前的情况是，不但中央财政不愿意再为这些福利成本买单；享受了巨额社会福利的国人，也大多数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识到自己享受了铁道部提供的福利。铁路改企，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还是仅仅把若干老问题变成更严重更棘手的新问题？政企合一的机构，通常不外乎两大痼疾，腐败和效率低下。美国也有许多政企合一机构，例如"田纳西流域开发署"（TVA），已经迎来了它的八十岁寿辰，可没见有任何美国媒体对它喊打喊杀。就效率而言，中国铁路运输效率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因此可以说不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中国铁路以占世界铁路6%的营业里程完成了世界铁路25%的工作量。从衡量铁路运输效率的主要指标看，中国铁路有四个"世界第一"，分别是旅客周转量世界第一、货物发送量世界第一、换算周转量世界第一、运输密度世界第一。在不进行论万亿的大规模投资，仅在现有的中国铁路系统基础上，这样的运营效率已不存在靠市场化、企业化、私营化就能提升的空间了，实际上英国铁路私营化后几大主要指标的数据变化表明，铁路私有化后效率反而降低了。再说说靠改企来消除政企合一机构的腐败这一问题。我国在长途汽车公司、城市公交公司实际上已经这样折腾过一轮了：长途汽车、城市公交改企之后，要么不顾公共利益、价格暴涨，要么问政府索讨比以前多得多的财政补贴，要么负担公共福利不堪重负而破产；把长途汽车、公交车私营化，低价卖给私人，幻想一市场化、私有化就灵，情况反而更糟糕。结果又不得不以高的多的价钱买回来，重新国有化、由政府经营。折腾过程中，造成了人民利益严重受损、资源严重浪费，发生了更多权力寻租和腐败行为。政企分开、改企业、市场化的改革方案，连公交车这点问题都解决不了，真是会是中国铁路的对症良方吗？结果是会消除铁路上的腐败或是增加更多腐败呢？退一步说，就算通过企业化、市场化来消除寻租和腐败，是对症良方，但从改革历史角度看，交通部有严重的失败前科，说明它根本是拿着良方良药都没治好病，是个能力差劲的庸医。这次也应该换一个执行者，而不是让交通部这个有前科的，去负责操刀铁路改革。如今交通部吞并铁道部，轮回折腾的历史会重演吗？能让人放心吗？从近期的热议来看，显然多数人并不能放心。政府职能改革不能搞成单纯甩包袱建设服务型政府，确实必须要注重政府的有限性，应该从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领域逐步退出，如果可以由社会公共组织来承担、由市场自行调节，那么政府就应当把这部分职能转移出去。但是，建设服务型政府、进行政府有限性改革，政府从部分职权领域中退出，是为了政府能更好的集中精力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换句话说，"退出"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是说一切了之，不管市场、企业、社区、社会公共组织能不能承担，是不是会比政府管得更好，是不是做好了承接职能转移的准备，就一股脑儿切了不管了。如果某一领域的事实证明，市场、企业、社区、社会公共组织，不但不能把这个领域管得比政府更好，甚至还变得更糟糕了，那么即便政府管得也并不完美，政府也必须得重新进入这个领域去提供公共服务。建设服务型政府不能不强调政府的无私性--政府不能仅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而必须考虑到国家和人民的普遍利益、发展利益和长远利益。从低价火车票的提供，到更隐性的货运补贴，乃至配合和支持国家战略格局安排的需要，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往往复杂、棘手、困难，也很难单纯以经济利益去算计。这正是铁路系统"核算不严格、不科学、不标准"的主要成因。如果为了解决资金缺口问题，为了核算严格、科学、标准，却需要抛开提供公共服务的宗旨；如果这些政府应该管的，却不愿管、不去管，那么这种"误把手段当目的"，正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应该克服的对象。过去的铁路，是低收入者和较高收入者都可能买不到票，但大部分人终归是买到票的，尽管挤一点。铁路改企，不再提供"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廉价运输服务"这一公共产品，这真的是解决问题吗？铁路真的是可以靠企业化、市场化就能解决问题的领域吗？这好比把"拥挤的不收费道路"变为"不拥挤的收费道路"，可以让较高收入者获得畅通这一额外福利。但穷人呢？恐怕连多付钱的较高收入者也并不会满意。政府如果单纯甩包袱，一次丢下、以后不管，别的组织或是没能力承接，或管的更不如政府，于是一块领域就变成或空白、或混乱了，最终让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效益受损了。这显然不叫"建设服务型政府"。原铁道部的社会福利功能该由谁承担？原铁道部通过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客运和货运价格，向全社会提供了巨额社会福利。不仅仅是坐火车出行的人得到了补助，因为铁路客运价格压低了其他交通工具的价格，所有使用其他方式出行的人，也都从中得到了隐含的社会福利。全社会所有不与世隔绝的人，都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从较为低廉的物流成本中获益。我们知道，美国有些地方把救火队私营化了，于是当不缴防火费的某家人家着火时，救火队就会在旁边看着，在户主补交防火费之前，绝不动手救火。但铁道部能拒绝给特定人群提供廉价运输服务吗？例如说，凡是赞成取消铁道部的大学生，就拒绝提供服务，不卖给他春运车票；或者就算买了车票，也要把他从人海中挑出来强行退票，这样做可能吗？做不到，也不可能去做。因此从公共性来说，铁道部提供的廉价运输服务，具有特别大的共有资源属性，也理应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容忍。原铁道部提供的廉价运输服务，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甚至低于成本。而且还不断的增加这种公益性社会福利的供给，但增加这些社会福利供给的成本，并没有由财政税收直接承担，而是转变为了铁道部的负债。从物价指数增长和收入增长来看，中国铁路客运票价，实际仅为1995年的30%。从运营效率和公允成本来说，中国铁路客运票价，普客至少应上涨400%才合理，动车和高铁也应上涨150%才合理。若从完全市场价格来看，则中国铁路客运票价，普客至少应上涨550%才合理，动车和高铁也将上涨150%。中国铁路货运价格，虽然这些年来有小幅上调，但也跟不上物价指数增长的成本上涨速度，更不用说与完全市场价格的距离了，至少也需上涨250%才合理。由于原铁道部提供的服务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社会福利，所以极大数量的以市场价格定价肯定买不起或不舍得买车票的穷人，也能享受铁路运输服务。而且还迫使其他运输方式也向乘客让利，因此其额外社会福利也是巨大的。从社会福利的价值来看，笔者认为仅近20年的累计价值，就相当于3.4万亿人民币，其中客运1.3万亿、货运1.1万亿、额外福利约1万亿。具体数值见仁见智，但一定是以万亿为单位的很大数目。即便不计算额外福利，直接福利2.4万亿，也接近铁道部负债总额了（铁道部负债约2.6万亿，但其多为商业贷款，应撇去利滚利影响。）铁道部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一部分，社会福利开支也是中央财政的一部分，因此理论上来说铁道部根本没道理负债高企，全国人民享受了社会福利，也应该负担福利的成本，就好像被直接用于消除贫困、救助穷人一样。铁路改企，这不等于铁道部历年来需要对国人的福利供给，就凭空消失了。更不等于未来的分出来的政企两部分，就不需要为此头痛了。隶属大交通部管辖的小铁路局，显然既无此职权也无此财力去承担。而改组为企业的中国铁路总公司，既然是承担原铁道部的企业职能，当然更不应该负担这样的社会福利功能。是的，拆分铁道部的方案提出，国家继续支持铁路建设发展，加快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和运价改革，建立健全规范的公益性线路和运输补贴机制。但这跟没说有什么区别？公益性线路和运输补贴机制，谁来决断、谁来出钱？如果是中央财政，那不拆铁道部不也一样应该提供吗？铁道部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一部分，社会福利开支也是中央财政的一部分，如果是中央财政早就开始提供公益性补贴，铁道部一分钱负债也不会出现。全天下也没有只能对企业以财政拨款提供巨额补贴，反倒不能对兄弟部委提供财政拨款的道理吧。但财政第一不愿意提供（预算案里根本没有这样巨大的一笔钱），第二也确实拿不出这每年几千亿的巨额社会福利补贴成本。那么谁来负责？总得有个单位来负责筹集那么大一笔钱吧。财政部不负责，也没有别的人能负责，所以这"建立健全规范的公益性线路和运输补贴机制"当然要被怀疑是一句空话。实际只剩下这句"加快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和运价改革"，也就是干脆谁也不负责这块社会福利了，改成市场化价格了。这是否意味着，"廉价运输服务"这一公共物品，这块社会福利整个切掉，以后不继续提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