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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先生对汪晖文章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有关中共历史的叙述与论说"上面，细读汪文就会发现，这一部分即文中的"作为政治范畴的人民战争"一节，只占全文的十分之一的篇幅。汪晖这一部分的论述，主要是对"人民战争"这一概念重新作出理论和政治的分析，为全文的阐释提供基本的概念框架。这就决定了汪晖对"人民战争"出现和形成的历史叙述必然是粗线条的，只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历史背景，汪晖的主旨并不在此，而在于通过对"人民战争"概念的重新解释，激活其内在包含的政治能量。

齐泽克说，庄子梦蝶的例子说明了一个拉康原理："只有在梦中， 我们才接近令人警醒之真，就是说，接近我们真实的欲望。"可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倒过来说，因为幻象支撑现实，故现实生活不过是一场梦。拉康的观点是与此相反的，在晚年他已经意识到，在象征化的过程中，"永远存在一个抵抗性的硬核和剩余，它不能被还原为一种普遍的幻觉之镜射（illusory mirroring）的游戏"。

本文是为《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日文本（简本）所写的序言，该书即将由岩波书店出版。

为了探索女工生命中无法逃避的这些社会暴力，在中国逐渐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背景之下，我踏上了寻找中国打工者主体的漫漫长路，并尝试在当代中国--它正迅速成为一个为全球生产，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世界工厂"--提出一种社会抗争的次文体

我和邓文正相交，至少已有二十多年。他称我为师兄，因为多年前我初抵美国时曾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国际关系委员会”读过一年书，但只读了一年就因兴趣不合而转学到哈佛改念思想史。所以我们勉强可以说是芝大政治系的先后同学。然而我的兴趣一向偏重近代——从历史到文学——而对西洋古典哲学一窍不通，但并不敬而远之，因为我认为了解近代文化必须追溯到古典传统，然后才有资格创新，所以对于古希腊的传统也一向十分尊重。然而除了看过几本英译的希腊悲剧外，对于古希腊的哲学经典，一本也没有读过。看完文正的这本书，我实在学到不少东西。   反观海峡三岸的华人学者和知识分子，对于西方这个伟大传统有深入研究的，实在是凤毛麟角，所以多年来我也一直鼓励文正写几本有关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书。我并没有指定任何文本，但文正毫不犹豫地就选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而接下去又要着手写亚氏的另一名著《政治学》，这一个选择本身就值得注意。   他为什么不选柏拉图？或先写和他当年在芝大研究的博士论文题目：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传统，特别是费格森（Adam Ferguson）。近年来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重新发现了西方自由主义，众说纷纭，但往往不求甚解，更不熟悉这个思想谱系的来龙去脉，所以我也一直鼓励文正重拾他的专业学问，写一本导引的书，也只有他这个“科班出身”的芝大博士才真有资格写。然而，文正还是选了亚里士多德，我猜原因之一就是这才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源头，甚至较柏拉图的《理想国》对于现代世界文明更有意义。即以中国而论，廿世纪的数代知识分子完全被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所蒙蔽，以为有了这个将来的理想愿景，就能激发爱国和革命的热情，结果呢？到了廿世纪末却彻底幻灭了。于是又一窝蜂卷进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浪潮之中，变成名利的“弄潮儿”。这个乌托邦传统如何追本潮源？我的老师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就直接把毛泽东的革命理想和卢骚（J. J. Rousseau）连在一起，而卢骚的政治思想的来源之一，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         当年在芝大任教过的、来自德国的名哲学家汉纳‧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深刻反思西方集权主义之余，处处不忘提醒古希腊的民主传统，认为这才是正道。她所谓的“公共性”成了西方民主最重要的元素，所谓“公共生活”（public life），或以拉丁文称之为 “vita activa”（原意是有劲的、有生命力的、积极投入的生活），正是她的政治理想。然而如何才有资格在“公共生活”的领域中扮演一个角色？在古希腊并非人人平等，奴隶和女人都不能参政，所以有资格的人只限于少数“贵族”阶层，正因为如此，所以作为“参政”的一员必须具备严格的“修身”之术，这就是古希腊所讲究的“伦理学”；没有好的修身伦理，即使是身为“贵族”也不见得合格。所以，“伦理学”必须作为“政治学”的先决条件，有了个人伦理之后，才能参与公共生活和政治。         这一个表面上看来浅显的道理，却被大部份的现代政客所忽略，甚至弃之不顾；政治早已成了名利和权术的“竞技场”，我想如果亚氏重返今世，定会摇头叹息不止。         亚里士多德非但是西方政治学的始祖之一，而且他在西方伦理学方面的贡献，更值得当代人（不论中西）借镜，虽然欧洲和美国各政治学家对亚氏的论点褒贬有加，讨论更是数世纪来绵绵不绝，但亚氏这两本经典的本身价值，却是早被公认不疑的。尤其是他的《伦理学》，更与中国儒家的传统─特别是“中庸之道”——有相通之处。       但相通并非相同，不能用中国“古已有之”的文化沙文主义来解释。所以文正才会苦口婆心、孜孜不倦，甚至不厌其烦地反复论证，用的是白话文的浅显文体，但对于这本经典的内容深意却以抽丝剥茧的方式，有条不紊地层层解释，引人入胜。即以学术方法而论，我认为这也是欧洲传统中所谓“文本细读”（explication du texte）的最佳典范，更是深得他的老师——芝大名教授克罗普西（Joseph Cropsey）——的“真传”。然而在目前的美国学界，这种方法几乎绝迹了，只剩下天马行空式的“借来理论”（在文学研究上大多借自法国）。仅此一项，文正的这本书就值得我们细读。         细读需要耐性，然而在这个倥偬繁忙的“后现代”社会，又有多少有人有这种耐心？连我自己都力不从心。但即使如此，我还是从文正书中得到不少心得，真是获益匪浅。前面谈过，我非政治学专家，更没有资格作详细评论，仅能把个人极主观也极不成熟的读后感约略写出来，庶几对得起文正多年来对我这个“师兄”的尊重，也趁机向他和各位专家请教。         文正在本书“导言”中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亚氏此书共十卷，论点节节推进，由“德善”、“智善”、到“公义”，为他的《政治学》打下深厚的基础。但我觉得全书最重要的却是后四卷有关个人道德探索的三大项：“自制”、“情谊”和“福乐”，这三者非但都属于“善”的范围，而亚氏也处处论到以理智为依归的“中庸”之道。但对我启发最大的是“情谊”和“福乐”。（我读到本书此处，本拟句句细嚼慢咽，却偏偏找不出足够的时间，以下所言，可能有失误）。前面的德善和智善两项，似乎都在为这个终极理想铺路。文正论到，亚氏所说的“情谊”乃“公义”的另一面，这就可能令现代的政客费解了，试问当今还有多少政客讲“情谊”？我和文正相交二十多年，觉得这个美德也是他个人立身处世的道德准绳，所以我一直视他为正人君子和“贵族”，但这两个称呼的背后却是一种人格的高“贵”，因此我常开玩笑说，他一辈子也作不了政客，发不了大财。         书中所论最得我心的是亚氏的“福乐”哲学。我甚至斗胆认为，此项在中国儒、道、佛三家的传统中都显得不足，而在当前社会尤被彻底曲解。甚么才是亚氏心目中的福乐？甚么才是“追求快乐”（所谓 “pursuit of happiness”此词，早已列入美国《独立宣言》之中），快乐或“福乐”这个观念绝非物质欲望，更不是个人的享受行为，它在当前的“消费文化”中早已被淹没了。在今日美国学界，也随处以“身体”（包括性别）为主轴，最多只谈到亚氏所谓的“愉悦”或“快慰”的一部份（英文应是　“pleasure”），但鲜有达到真正“福乐”的境界。但这个“福乐”理想又非一蹴可就，更非解放个性，是要经过一步一步的“修身”得来的。恰如我的好友和当年芝大同事余国藩教授在为本书所写的前言中所说：亚氏的这种“伦理”，和中国传统中所谓的“伦理”不尽相同，甚或大异其趣。古希腊文中的ethos一字指的是一个人的性格和道德操守，而中国传统中所说的伦理，却把个人的性格和气质与社会、国家，和民族连成一气，廿世纪以降，更成了所谓“公民教育”的题材。我认为连五四时期蔡元培先生所提的德育、智育，和美育三大伦理教育原则，都被忽略了，试问在当今物欲横流的世界，“美育”又何在？         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对文学和艺术有极大兴趣的人而言，“美育”才是切身要件，“智”和“情”的结合才是修身的出发点，所以我也在亚氏所说的“情谊”论中得到不少启发。“情谊”表现的一面就是友情，中西传统皆论之甚详。多年来我和文正皆是在中国“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模式中维持并珍惜我们的友情。       作为文正的多年老友（但在个性和学术兴趣上又和他截然不同），我只有不断地以“君子”的态度敦促和鼓励他继续写下去。这篇“后记”，只能算是我的“计谋”之一，聊博文正一笑。   二ΟΟ七‧八‧十一于九龙塘

提起琉球音乐，难免想起那种三线伴奏的特殊的悠扬舒缓的曲调，虽然喜悦从容，但却蕴含着深重的哀伤。这篇书评不涉及琉球的民乐，而是介绍琉球王府接待明代官员演奏的乐曲，并没有谈及当地民乐的发展，但可籍此看到一些琉球文化历史的特点。御座乐的消失，就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Humanities.cn

《幌馬車之歌》中的很多素材出現在侯孝賢導演的台灣經典電影《悲情城市》之中，侯孝賢曾回憶："押房難友們唱的《幌馬車之歌》要有空間聲，所以特別開拔到金瓜石礦廢置的福利站空屋去唱

在过去十多年中，围绕中国的变迁，中国的知识分子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公共舆论再度活跃起来。安吉拉·帕斯古齐（Angela Pascucci）的这本书收录了十一篇她在中国所做的采访，访谈对象的职业、立场、社会角色和观点各不相同，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呈现了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巨大的变迁、深刻的矛盾和各种未来的可能性。在当代西方有关中国的各种报道和分析中，这本书是独特的：经过实地的调查和采访，安吉拉最终选择了一种将倾听与分析综合起来的方式，一种通过呈现中国社会的内部视野向西方读者叙述中国的方式。

评汪晖近期出版的日文著作《世界历史中的中国：文革、琉球、西藏》（《世界史の中の中国――文革・琉球・チベット》，笔者：汪暉；译者：石井剛・羽根次郎；东京：青土社，2011年1月24日），柄谷行人于地震次日（3月12日）主持的长池讲义中讨论此书。 -- 作者是我最信赖的中国现代思想家。他是鲁迅研究者出身，在天安门事件时遭到镇压之后，涉足了其它更广泛的领域。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看来似乎走着一条更具鲁迅特色的道路。即他在通晓世界规模的知识状况的同时，还经常在中国这种特殊的文脉下思考问题。这是他比较独特的地方。 本书中也有这样两个观点。一个是从普遍角度来思考世界的状况，并将中国也放在其中。用作者的话来，现代世界的主要倾向是“去政治化”。也许用下面那样的话来说的话更容易理解一点。例如：自1990年之后，我们用“市场经济”这个词语来代替“资本主义”。这就忽视了资本的积累是基于资本与雇佣劳动的阶级关系这一事实，并将资本主义视为是自然与永久的。 在日本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生过这样的“去政治化”，其实中国也同样发生过。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名下急速展开，各地产生严重的阶级对立。但是这个问题被偷换成了民族主义、民族认同、或者人权问题等“政治”层面上来。这些看上去是政治问题，其实是去离政治的。 本书的另外一个观点是，从中国的特殊问题中提取普遍性的认识。为了理解现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由清朝扩大的册封体制，即朝贡关系。从由西方产生的主权国家这种观点来看的话，朝贡关系只是支配—从属的关系而已。但是朝贡关系在实际上以交易形式而表现，帝国根本不干涉其他国家的政治和文化。朝贡关系就是保障贸易和和平的国际体系。如果把它当做“帝国”的话，那么“帝国主义”则先承认对方为主权国家，又将其卷入资本主义经济当中，甚至在文化层面也进行同化。西方列强是以“将从属于‘帝国’的各个国家解放出来”为借口而进行对它们的支配。 要想从历史角度理解现在的西藏问题的话，对这种朝贡关系的理解是不可或缺的。不仅如此，对于包括周边国家在内的亚洲政治结构的理解也是必要的，例如，琉球王国原来向清朝和日本都进贡，但是日本依据近代原理来灭亡这王国，最终将其归为自己的领土。对于现在的冲绳基地问题，如果对上述的事情经过缺乏了解，就无法进行研究。当然，作者并不是在称赞清朝的政治体系，只是想从朝贡关系和儒学的传统中去寻找某些用以能够构建“跨体系社会”的原理的启发而已。 羽根次郎译

黄宇和的《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虽然全程批判帝国主义，但1998年出版后好评如潮。然而，英国资深史家盖尔伯及年轻学者骆菲尔，分别在2004年及2011年出版有关鸦片战争的专著，竟然若隐若晦地高呼中国该打

《小津安二郎周游》
作者:(日本)田中真澄 译者:周以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摊开12月29日的一份上海都市报，相信有心的读者还是不免莫名惊讶。在头版"全城点赞、热点促销"、"6小时免单优惠"的大幅广告簇拥中，仅有三条新闻导读局促地挤在一起：第一条是"'习大大'排队买包子"、第二条是"劳教制度正式废止"、这第三条竟是"杨奎松批汪晖新作"。谁是杨奎松？谁是汪晖？为什么在头版二分之一都不到的非广告内容中，要给这条"新闻"一个大字导读？

摆在读者面前的《康德三大批判合集》是康德三大批判三个单行本(《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的改版,它与三个单行本同时继续在市场发行,"合集"与三个单行本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康德三大批判这一浩瀚的百万字的系统翻译工程是我与邓晓芒教授历时七年通力合作完成的。&nbsp;&nbsp;&nbsp;&nbsp; &nbsp;康德三大批判新译此次改版或再版，不禁使我浮想联翩......。我与三大批判的电脑初译稿提供者邓晓芒教授相识至今已是30年了。邓晓芒是我与陈修斋先生合招的第二届硕士研究生，他的硕士论文《论康德人类学的核心--判断力批判》（1982年4月）是在我指导下进行的。毕业留校数年后，他才回到西方哲学教研室，起初他在陈先生的唯理论与经验论课题组，但是他的兴趣主要在德国古典哲学方面，后来就一直与我在一起从事教学与研究了。他天赋甚高、哲学悟性好。对于惜才如命的我，甘当人梯就在圈内传为佳话了。我的由衷的愿望是想通过教学与研究的共同实践为德国古典哲学培养出一个优秀人才来。几乎同时，他协助完成我在而立之年、初到珞珈山时写的40万字的教材的整理，最终成果为《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我为邓晓芒的著作《思辨的张力》作了序，并竭力将他和他的著作推到学术前台。他在该书后记中这样写道："在写作期间，我几乎每星期都要和负责本课题的杨祖陶先生交换看法，讨论写作进展，深化观点，获得了许多极为宝贵的意见和启发。本书初稿完成后，杨先生又不辞辛劳，带病将本书稿从头至尾仔细阅读了三遍，除提出大量的整体修改意见外，还就其中某些章节、段落、用语及某些观点与作者反复切磋，并对照德文原版对许多引文的译法仔细推敲。可以说，本书能有目前这个样子，完全是杨先生与我共同努力的结果。当此书定稿之际，老一辈学者的深厚学识和长者风范，对后进者的一片拳拳之意，对学术事业的真诚与厚望，都历历如在眼前，此时作者的心情，是无法用'感谢'二字来形容的。"&nbsp;&nbsp;&nbsp;&nbsp; &nbsp;我与邓晓芒教授合作撰写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一书是这样开始的。他不止一次主动提出协助我将"毕生用力最多，研究最深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讲稿整理出版，未置可否"。在"我的一再鼓励下，才答应了我的请求"。但"不是一般地整理讲课稿。而是合作撰写一部研究专著"（见《指要》后记）。&nbsp;&nbsp;&nbsp;&nbsp; &nbsp;说起我开设研究型《纯粹理性批判》选修课的情景，令我难以忘记的是，当时还是讲师的黄见德教授对我支持与鼓励，并渴望我能将《纯粹理性批判》的讲授内容整理出版，以便作为学习此书的引导。对他的建议，我也未尝没有动心过，甚至暗中想到它可以命名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他花了很多时间与精力，根据我的讲授提纲、他自己几次听课的笔记和当时的硕士生冯俊教授的笔记，整理出了一个约20余万字的、体现我集中讲授康德这部名著的主体部分的初稿，虽然就其已经讲到的部分而言，已达到相当的深度与新度，我并没有想就此出版。但这个初稿对于我后来与邓晓芒通力合作完成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的问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过渡环节，其全部内容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纳入到了《指要》之中。在此我要向黄见德教授表示谢意。在多次讲课、酝酿写书的过程中，我想起1945我在西南联大第一次买到郑昕先生的《康德学述》时的欣喜，以及听郑先生讲康德时起初如在云雾中的感觉。于是，一种新的想法突然呈现出来：如果说我国的读者和学术界当前在这方面还有什么新的、迫切的需要的话，那就应该是一本逐章逐节解读《纯粹理性批判》的书。这样的书也许有几分类似于郑昕先生寄希望于后学为康德这部巨著所作的"长编"吧。为了坚持我提出来的《指要》的撰写方针--既要指要，又要解惑，最后达到读懂《纯粹理性批判》全书的目的的宗旨，我进行了十分艰苦的工作，问题主要集中在我未讲到的部分。经过对合作者提供的初稿作的两遍修改，《指要》才由我最终敲定定稿。对于这次合作邓晓芒曾经这样写道："我感到杨先生的思想中，的确有些很'硬'的东西，是先生数十年用全部生命和心血凝聚而成的，它像一个范型，使我的无拘无束的思辨受到规范和'训练'。（见"指要"后记）&nbsp;&nbsp;&nbsp;&nbsp; &nbsp;我是一个十分低调、执着、干实事的人，是能够与同辈、晚辈同工作、共事业的。我遵循的是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尽我所能、合作双赢的共事原则。这集中体现在我与邓晓芒合作翻译的康德三大批判的新译中。&nbsp;&nbsp;&nbsp;&nbsp; &nbsp;1998年11月，学校决定在全国率先推行博士生导师退休制度，我与江天骥、萧萐父、刘纲纪教授同时首批退休。可以说，退休对我来说不会改变什么。但是，具体做什么，好像总是有一些偶然因素引发的。在我还没有想到退休之事时，人民出版社张伟珍同志1997年1月20日给我本人的一封手写书信，似乎对我退休后的学术工作作了"小长征"式的安排。这个小长征分两步走。&nbsp;&nbsp;&nbsp;&nbsp; &nbsp;第一步是我应约承担的"西方学术文化读本" （"康德读本》"）， 我自然地找到邓晓芒一起搞。这时邓晓芒已经掌握了电脑技术，我们的工作流程是：邓晓芒电脑初译2-3万字样稿--杨祖陶手工逐一校核、改正--邓晓芒在电脑上订正，下一部分初译稿又来了。经过20个回合，如此周而复始。后来读本更名为《康德三大批判精粹》，杨祖陶写了近3万字的导言与导语。署名为杨祖陶、邓晓芒编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nbsp;&nbsp;&nbsp;&nbsp; &nbsp;第二步是将康德三大批判的选集--40万字的《精粹》扩大到人们所熟知的100万字的三大批判全集--《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三个单行本。必须指出，《精粹》所包含的40多万字的译文原封不动地纳入了上述的三个中译本中，关于这一点，细心的学者早就觉察到了。而且我们的合作翻译采取的仍然是一环扣一环的流水作业的三步曲的方式。这种分段进行的流水作业的三部曲的工作方式，对于特别巨大的、两人合作的经典名著的翻译工程，既能保证工作进度，又能保证翻译质量。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三大批判的选集（精粹）与三大批判全集（三个单行本或合集）的署名方式不同，后者是邓晓芒译、杨祖陶校。这完全是我作出的安排，是我本着一贯地扶持后学的为人为学的品格主动这样做的。&nbsp;&nbsp;&nbsp;&nbsp; &nbsp;这一"小长征"的两步走，一走就是七年！走出了100余万字的三大批判巨大新译工程。它的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都是经过我精心的思索、审视与修正的，我的精神支柱就是我所坚持的四个负责--对康德，对学术，对读者，也是对译者负责，其实最根本的是对我自己负责！正如合作者邓晓芒教授2007年4月17日去北京参加教育部颁奖大会前，他高兴地来我家说的："这一套书是杨老师一句一句校出来的，要管几十年"。&nbsp;&nbsp;&nbsp;&nbsp; &nbsp;我为合作翻译的"三大批判"的持续良好而非常可观的社会效应、为其有利于学人研读康德哲学和推动学术界对康德哲学的研究而感到欣慰和心中无比的踏实。康德三大批判新译在经受学界的反复考量后，第一个5年合同期已经结束。伴随着"三大批判"翻译进入耄耋之年的我，心中没有任何奢望，只求一种心情的宁静。&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 &nbsp;杨祖陶&nbsp;&nbsp;&nbsp; &nbsp;2009-12-31&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 &nbsp;&nbsp;作者附注: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后记",也可以称为一个"补记".按照"三方合同",我是第一著作权人.对于<三大批判合集>的问世也该有点表示,但我没有机会,由另一作者作了"序".当我得到早已于2009.9月出版的<合集>,才根据现代人不可少的"契约意识",提出要补一点文字,有幸得到应允.大批的<合集>已进入发行渠道,只能在库存的书后粘上一个字数严格的"后记".由于是事后"贴"在书后的,又为"后记"多了一种说法. 这是我提供给出版社的"后记"的原稿, 2010-04-05

改定稿（2010年4月）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说服你相信，大众的民主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能的。

这学期的政治学研究课是和石田教授还有几名日本的研究生共同进行，主要探讨的是日本的政党政治以及统治构造问题。前期讨论民主与政党政治，用的是先后在庆应、东大毕业学习现在北海道大学任教的吉田彻老师写的《两党制批判论--另一个民主主义》。这本书读后感想颇多，既有需要批评探讨的地方，也有许多发人深省之处。&nbsp;这些日子正好赶上日本政局乱象丛生，被有的媒体称为"战国时代"的重现。石田教授本人也在课上多有自嘲的说"现在恐怕不是两党制的到来的问题了，而是面临着原子化政党格局形成的问题了。"石田教授本人还是偏向于民主党的新政，希望日本能通过实现政权更替完善自己的民主制度。但现实让他也颇有些失望，他课上跟我们讲，当初积极推动政治改革的也是北海道大学的教授、现在日本政治学会会长的山口二郎（还有两位是原东大校长，现在日本政治学界领袖佐佐木毅、和学界中坚饭尾润）就说，现在的政权更替是以最令人失望的形式出现的。而恰恰在课上读的这本书，就是直接针对日本目前要形成的所谓两党制而写的。在书中，作者指出，小选区制与两党制只是英美两国在各自的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结构与组织原理，并不是通过人为的"政治工学"制造出来的。贸然在日本要想实现两党制必然会付出巨大代价，也必定不可能获得成功。现实是，两大党制在西方也并不被认为是一种好的民主制度。书中强调，在两大党制下整个社会被割裂成两大集团，加大了共同体内部的对立，同时忽视了众多的不属于两大集团的边缘群体，由此出现了大量的无党派层，现在日本几乎达到50%，他们的利益也几乎完全无法被上层政治吸纳。更主要的是小选区制更是人为的制造多数、制造民意。就像这次日本大选，民主党以47%的选票赢得了74%的席位，用流行的话来讲，这是典型的"被代表、被民主"。而要知道，47%并不是所有选民众的47%，投票率只有百分之六十多，而这还是在政权更替的大风潮中的投票率。而在各主要发达国家中一般的投票率也就是在40%至60%之间。而两大党的最大问题在于，两党尖锐对立，通过选举之后又是胜者通吃，因此会全面的更改前任政权的政策，典型的就是80年代里根、撒切尔获胜后一改福利国家面貌全面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后患。而整个国家也就在两大势力交替中左右摇摆，广大国民也就被这些政治势力玩于手掌之中，因此无党派层才会越来越多。而在冷战之中，各政党间还可以通过宣传各自的意识形态来获取选民支持。但冷战结束的今天，宣传意识形态已经无法赢得选民了。那么各政党本应该通过宣传各自的政策主张来赢得选举，但现实是各国的政党并不是通过政策来赢得选民，更多是靠"实现政权更替"这样的口号，靠推出人气高的候选人来争取选民，也就是政治的"剧场化"、即所谓的"剧场政治"。这种当代民主制的堕落，包括日本，在欧美都多多少少出现了这种情况，也被许多西方学者指出，比如RichardS. Katz、PeterMair、MarkBlyth，他们指出，现代西方政党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议员，政治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利益集团，他们不再是国民的代表，而是为了保住地位、利益，表面相互斗争暗地相互串通的一个特殊群体。政治已经不是韦伯所说的作为职业而出现的了而是仅仅作为一份工作。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剧场政治"的现象呢？在课上大家进行了讨论。我主要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从思考政治的思维、思想或是说从政治哲学看这个问题也许更为明显。剧场政治正是"市场政治"这种政治观的必然结果。什么是市场政治呢，那就是熊彼特曾经提出的看待现代民主的一个视角，简单地说，民主就是选举，而选举就是像是在市场中一样，由选民来想选择企业、商品那样选择政党，选择政治家，西方民主就这样与市场经济成为一个完美组合，而这种观点也广为接受，包括许多中国的学者也经常引用。但毕竟熊彼特还是一位经济学者，我不得不说，用经济的方法看政治，那就必然会将政治矮小化，甚至给政治带来巨大隐患。当然我并不否认这个视角作为一个简单的模型的意义，但关键是一旦，这样一个模型被大众所潜移默化的接受，被政治家当成是民主的实质，那会给现实政治带来巨大影响。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我列举了几条原因，说明了政治不能用市场的视角来看。第一， 从价值规范意义上讲，"市场政治"把在自由民主主义下的国民与政治家之间的"本人--代理人"关系矮小化，政治家与国民的关系变为了"商家与顾客"的关系。这样一来，国民作为国家主人的主体地位丧失，成为了被动选择的消费者，完全丧失了创制政策的主动性，而政治家、政党（在市场中的企业）则成为政治这个市场的主体。这就直接导致政治家、政党的政治责任心下降，必然形成政治家、政党为主的封闭的利益集团。第二， 政党如果成了企业，也就是政党的企业化，这必然导致本来就已经存在的政党的自我利益（选举获胜、党内政治家的利益、政党与社会利益集团的勾结等）与国家利益、国民利益之间矛盾的进一步升级。政党也就会更堂而皇之的不顾国民利益或假借国民利益而谋取一党之私利。第三， 现实中选民的选择也绝对不是市场中的商品选择。其一，无论是什么多党制，选择的范围也是有限的，而且是非常有限的，市场中什么时候会出现过只有个位数或两位数的商品可供选择的现象？其二，选择的对象是组合构成的，不是单一对象。比如有的选民可能认同自民党的经济政策，但倾向于民主党的外交政策，喜欢公明党的环境政策，支持社民党、共产党的劳工政策，但选举只能选某个党或某个（些）候选人，你叫他怎么选？而各政党，就像上次日本大选中，各政党为了表现自己的政策力，都打出了厚厚的政权公约，别说选民没时间看，就是看了也会由于上面的原因几乎无法选择。而经过选举上台的政党（其实只是获得投票选民的30%-40%左右的支持）却认为自己获得民意支持，而要完全按照自己的政权公约施政，可一旦开始却发现许多政策并不令国民所接受，因为这个民意完全是通过选举人为制造出来的。为什么每个政权上台时支持率显得很高，而好景不长几乎过不了半年就骤降，原因就在于此。西方的选民对于"被代表"已经显得很疲劳了。第四， 选举不是市场，民主也不是市场的原因还在于刚才提到的投票率问题。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消费者，他的生活是靠另外一些消费者的行为所决定所改变的呢？没去投票的50%左右的选民，他们的生活为什么要让另外50%人的投票所决定呢？而经过选举的政党，为什么就能堂堂正正认为自己是受到国民的委托而施政的呢？并且由于前面所讲述的原因，其政策主张必然无法满足选民的要求，因此选民也就逐渐远离政治，不相信任何政党了。据日本几大媒体调查，日本选民对政治的不信任度高达70%--80%之间，这也其实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第五， 这种市场的视角，完全忽视了政党在选举中的能动作用，简单的认为选举的结果是选民意志的体现。而现实中的政党，或通过与支持团体、利益集团的交涉勾结直接控制大量选民，或是通过利益诱导收买大量选民，或是通过媒体宣传、鼓动"引导、吸引"大量选民，而选民为了行使自己的权利的快感又不得不在有限的选择中，在受到大量"干扰"的过程中作出艰难的抉择。而在市场中恐怕除了广告还很少有能如此控制消费者的商家吧。第六， 最后，政策也绝对不是商品。买了东西不好可以不要，政策可以么？政策绝对不是一改就完事那么简单。一项政策一旦实施，它的影响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影响的人群又是国民全体。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商品呢？政策，尤其是那些被组合在一起成为政权公约的政策是那么轻松就能够选择的么？正因为以上的原因，在现实中选民不可能通过选举来选择政策，政治家也没有真正想过把选举搞成那么高尚的政策选择集会，而摆在政治家面前的能够吸引选民的方法则只剩一个现实的选择，那就是"剧场化"。通过煽动性的口号，通过明星式的包装，商业式的运作，热热闹闹的搞一场选举祭，然后实现上台执政的目的。我最后讲，现在西方民主或是具体说日本民主制度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怎么改革选举制度，设计什么政党体制的问题，而是从事政治的人，政治家们的政治精神、政治哲学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被佐佐木毅教授提出，不管他的观点如何，问题意识我认为是十分准确的。在这种"市场政治"观指导下，必然形成"剧场政治"，国民必然对政治高度不信，政党的支持率也必然会越来越低，而一些心急如焚的政客们也就必然会离党另立山头，一些地方政客也必然会趁乱出来组建政党欲演出一段"乱世出英雄"的好戏。政治的乱象也绝对无法收拾。另外我还稍微涉及到了英国将要举行的大选，这次大选的特点就是"脱两党制化"明显，这也给追求两党制的日本一大打击。但我并不看好英国的选举，现在英国选民对于保守、工党两党失望情绪较高，但小选区制必然有利于大党，如果仍然是两大党中的一党执政，国民对于现有制度的不满必然爆发，如果自由民主党上台，它本身又没有执政经验，能够带领英国走出一条新路的可能性极低，这样国民的过高期望必然又会变成失望。最后得出哪个政党都没有希望的结论，国民的政治不信任感必然更加膨胀。那么到底怎么摆脱现在这种"剧场政治"的困境呢？大家也还是比较赞同书中提到的一种选择既"熟议民主"。也就是政权机关与民众就具体的每项政策通过充分的讨论，协商，最大限度的照顾到社会的每个群体，实现政治本应有的政治统合功能。这不禁让我联想到国内的"网络问政"等形式，这就是探索新型民主道路的一个有益尝试，不是搞什么热热闹闹的选举（当然选举本身仍有其代表选择的意义），而是通过日常的国家立法、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共同协商法律、政策的制定，推动国家的发展。这也是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今后面临的课题，但很遗憾习惯于选举的这些国家，网络更多的用于如何为选举服务而不是如何沟通政权机关和民众，这也是今后需要改进的地方。就在我们讨论的这些日子中，国内网络上又流传着一些关于民主的议论，其中有些让人看了真的觉得十分幼稚好笑。当然了镜中花、水中月怎么都是美的，可是现在却不是 "只缘身在此山中"了，在山中的人最清楚问题在什么地方，而且已经是烦恼的要命了。我想作为担负中国命运的一代人，应带更加冷静、更加理性、更加深刻全面的认识中国，认识外国、认识西方。中国的路只能自己走，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如果把人家的残次品、废品捡回来自己再用，那中国人是不是也太惨点儿了？参考文献吉田徹　『二大政党制批判論--もうひとつのデモクラシー』光文社新書　2009佐々木毅　『政治の精神』　岩波新書　2009中国人民大学日语系硕士研究生何鹏举2010年4月26日于京都&nbsp;

2005年1月29日凌晨一点五十五分，张政烺先生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九十三岁。他的墓地选在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那里有很多名人作伴，王国维在其北，邹衡在其南。每年清明，桃红柳绿，我们会去祭扫。他的墓碑，就像他的为人，朴实无华，上面写着他的人生信条：“真诚求实是为人为学之本。”

能为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这部古典名著写序对我是项殊荣。这本书讨论欧洲文明从前工业化时代转型到工业化社会的历史巨变，以及伴随而来的思想、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政策的转变。当时欧洲文明所经历的转变，今日看来就如同当代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转变一样，以至于波兰尼这本书几乎就像是在评论当代议题。

1997年，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 出版。她也写了钱学森的传记，The Thread of the Silkworm。 2004年，张纯如自杀。她的母亲张盈盈用6年写成英文回忆录，2012年译成中文《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此为该书中译本节选及序言前言

北美独立真的是在英国重压之下活不下去的反抗之举吗？卡根和弗格森都说 " No "。在《危险的国家》中，卡根用很大篇幅描绘了北美独立之前的英法七年战争，他指出，英国很大程度上是被北美殖民者们"拖入"与法国的战争的，原因是殖民地的大财主们一直想借助英国的军队来打垮法国人，以进占富饶的俄亥俄河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