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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杜葉錫恩女士著，提供了一批香港長達半個世紀以來的珍貴資料。

兩岸共有在戰後的不同時期受到以美國高教體系為中心的文化殖民主義強烈挑戰的經驗。當新殖民主義「合作精英」成為社會、民眾崇拜諂迎的對象；成為知識、文化界爭相豔羨模仿的對象，甚至成為一個社會思想、學術、價值體系的權威，問題就會十分嚴重了。

“九一一”事件与珍珠港事件一样都是没有预警的突然袭击。两个事件凸现出情报工作的重要性。珍珠港事件前,美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情报收集系统。罗斯福总统曾抱怨送到他办公桌上的情报漫无头绪,不知所云。珍珠港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成立“战略服务处（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或简称OSS）”,负责整合美国的情报收集工作。1947年7月,OSS变成了CIA（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即大名鼎鼎的“中央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赞助了大量政论性刊物和文化刊物。这些刊物包括著名的《撞击》,《评论》,《新领袖》,《党人评论》,《肯友评论》,《哈德逊评论》,《塞万尼评论》,《诗歌》,《思想史杂志》,《转型》,《审查》,《代达罗斯》。直接注入经费是一种资助方式,另外中央情报局还让“文化自由大会”免费为各国知识精英订阅这些刊物,间接资助它们。　　既然叫“情报局”,其基本职能就应该是收集、整理、分析、评估各方情报。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的表现似乎差强人意。远的不说,它事先对洛克比空难、1993年的纽约世贸大厦爆炸案、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案、美军舰在亚丁港的爆炸案就毫不知情。这次“九一一”事件更被一些美国人称之为“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为什么中央情报局会表现得如此糟糕呢？英国刊物《国务新人》（New Statesman）的年轻女编辑桑德丝（Frances Stonor Saunders）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也许它在忙些别的事。　　那么中央情报局到底在忙些什么呢？众所周知,它曾经多次帮助推翻民选政府、扶持军人政权：希腊的新法西斯（1949年）、伊朗的极右王朝（1953年）、危地马拉的杀人政府（1954年）、黎巴嫩的长枪党（1959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军人政权（1965年）、智利的皮诺切特军人政权（1971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最近有材料揭露,正是中央情报局将曼德拉交给南非警察当局拘禁）……身后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影子。就连现在让美国人恨得牙痒痒的本•拉登也是中央情报局一手拉扯大的。如果要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的“战绩”一一列举,清单会很长。它的确够忙的。　　除此之外,中央情报局还在忙另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桑德丝对此也许比谁都清楚,因为她经过数年研究刚刚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以下简称《文化冷战》）。任何人看完此书大概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隐性“宣传部”。对此结论,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并不讳言,不过他情愿用个好听一点的词“文化部”。他说：“美国没有个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美国表面上反对搞宣传,实际上搞起宣传来比谁都更重视、更在行、更不择手段。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50年7月10日的指示对“宣传”做出了如下定义：“有组织地运用新闻、辩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种教义,以影响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为。”对外,宣传是心理战的一部分,而心理战的定义是“一 个国家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他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简而言之,宣传和心理战的目的是为了争夺人的心与脑,其重要性“与空军一样不可或缺”。　　美国搞宣传的最大特点是“看不见”。精通此道的心理战专家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说得很清楚,“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最好的宣传应该能“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乔治•坎南认为“必要的谎言（necessary lie）”和欺骗都是允许的。 　　《文化冷战》讲的是在1947至1967年间的故事,其场景设在美国和欧洲,主角是一个叫做“文化自由大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的组织。“文化自由大会”成立于1950年,在其鼎盛时期,它在35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包括“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雇有几十位全职工作人员,拥有自己的新闻社,出版20多种显赫刊物,经常举办艺术展览,组织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并为音乐家、艺术家颁奖。表面看来,“文化自由大会”是一个争取文化自由的组织；实际上它不过是个没有什么自由的傀儡；其幕后操纵者正是中央情报局。通过梳理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私人档案材料和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桑德丝以缜密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此书真正引人入胜的地方并不在于证明中央情报局的幕后角色,而在于它揭示了美式宣传机器特有的运作方式。　　中央情报局宣传的目的有二：一方面是反共,一方面是树立美国的正面形象。前一个目的比较好理解,毕竟当时是冷战时期。为什么树立美国正面形象也那么重要呢？原来,当时在欧洲人心目中,美国只是一个经济上的暴发户,完全没有文化底蕴。另外,美国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也在欧洲引起普遍反感。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光有钱、有坚船利炮是不够的,还得树立文明、正义的形象。在世界范围内宣扬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生活方式因此变成美国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在外国培养出一批以美国是非为是非的知识精英,再通过他们去影响本国的公共舆论和政策制定。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宣传重点是放在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身上的。一般人可能会认为,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其他地方一定也会把工作重点放在右翼人士身上。其实不然,中央情报局很会审时度势。在战后欧洲,它真正下功夫的对象是有幻灭感、挫折感的非共左翼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一度加入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如法国作家马尔罗（André　Malraux）,法国社会理论家阿隆（Raymond Aron）,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库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意大利作家斯隆（Ignazio Silone）,英国诗人、批评家史班德（Stephen Spender）,美国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美国作家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美国政论家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等。中央情报局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由于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合流,欧洲的右派们在战后声名狼藉,与他们合作搞宣传效果只会适得其反。与共产主义抗衡,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让那些从共产主义阵营脱队出来的知名人士现身说法。用与中央情报局过从密切的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的话来说,这些人是“抵御极权主义的最佳屏障”。在国外,中央情报局主要依靠当地的知识精英,这样做有利于掩盖美国的黑手,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地的假象。　　中央情报局的宣传手法十分灵活。这里仅举几个例子。《动物农庄》是反共电影的代表作,而这部片子实际上是由中央情报局导演和资助的。1950年,乔治•奥威尔死后不久,中央情报局就派人到英国与其遗孀商谈将《动物农庄》改编为电影的问题。获得电影权后,中央情报局找到愿意为它当幌子的制片人,并通过间接方式把钱打入制片人的账户,于是才有了这部在当时最具规模的动画片（共动用80位卡通画家,设置750个场景,绘制30万幅彩图）。中央情报局不仅出钱,也直接干预剧本改编。据美国心理战争署（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1952年1月23日的备忘录说,原作的结尾传达不出明确反共的信息。为了激起观众强烈的反共情绪,电影对结局做了重大改编,代表腐败资本主义的农场主不见了,只留下面目可憎的代表共产主义的“猪”。　　同样的事发生在对奥威尔另一部小说《一九八四）的改编上。原著本来表达的是对一切专制政府的厌恶,既包括左翼专制,也包括右翼专制。但这并不是中央情报局所需要的。中央情报局要的仅是对共产主义的丑化。尽管奥威尔曾明确表示不允许对《一九八四》做任何改动,由美国政府出资制作的电影《一九八四》还是对原著动了不少手脚,尤其是结尾部分,完全违背了作者的原意。电影《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于1956年同时上市,为了扩大影响,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安排在主要报刊上发表评论和社论,并分发了大量电影票的折扣券。　　中央情报局最具创意的宣传运作恐怕是对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的推销。也许有人会问,完全没有实际意义的抽象艺术怎么可以用来做反共武器呢？我们千万不可小瞧中央情报局的想像力。正是因为抽象艺术没有实际意义,它恰好可以用来对抗共产主义。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事后解释道：“这是一种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毫无关系的艺术形式……莫斯科当时对任何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都大加鞭笞,因此我们认为他们反对的东西一定值得我们的大力支持。”当然,由中央情报局出面推销抽象艺术不太合适,但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力的博物馆很多。美国的博物馆和艺术收藏馆大多是私人性质的,其中收藏当代艺术和先锋艺术最负盛名的当属设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Modern Art）”,它因此变成了中央情报局的首选。中央情报局选用“现代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个不能公开说明的理由：该馆负责人中有不少与中央情报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准备周全,“抽象表现主义展”十分轰动,并在艺术界形成了一个强劲的新流派。事后,有些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不无得意地说,“中央情报局是50年代美国最好的艺术评论家”；“我们是抽象表现主义运动的真正缔造者”。　　由于经费充足,中央情报局搞起宣传来几乎无孔不入。用它自己的话来说,“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为了渗透这些领域,中央情报局很善于借用在这些领域通行的一些运作方式,包括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位置等。　　大运作全力以赴,小把戏也是中央情报局的擅长。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依然十分严重,遭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进步力量的强烈批评。为了洗刷美国的劣迹,中央情报局特意安排了一些黑人艺术家赴欧洲巡回表演。更令人叫绝的是,它买通好莱坞的一些导演,在电影中将黑人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刻意拔高,试图给观众造成美国黑人很幸福的假象。　　在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刊物上,并不是完全舆论一律。对美国不关痛痒的小骂、小调侃时不时会出现一些,这样才能显现出其“超然”的立场。但把关人绝对不允许违背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曝光。例如麦克唐纳1958年为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撞击》（Encounter）杂志写了一篇题为《美国,美国》的文章,其中批评了美国的庸俗的大众文化、粗鄙的物质享受主义。这样的文章显然与美国宣扬的所谓“美国价值观”相抵触。尽管麦克唐纳与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过从密切,他的文章还是遭到了封杀。　　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很多,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法弗德基金会”；中国学者熟悉的“亚洲基金会”当时也属于这一类。但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账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上面提到中央情报局搞宣传的经费充裕,那么到底充裕到什么程度呢？一位它的工作人员是这样形容的,“我们根本就花不完,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没有人来查账,真是不可思议”。可以这么说,中央情报局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它取之不尽的银行存款。　　当然,中央情报局不会傻到公开拿钱出来赞助其重点宣传对象,一切资金运作都是秘密的。它有时会找一些个人、公司或其他机构,请他们将钱以自己的名义捐给中央情报局的赞助对象,或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这些机构和个人在中央情报局的术语中叫做“安静的管道（quiet channels）”。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很多,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法弗德基金会（Farfield Foundation）”；中国学者熟悉的“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当时也属于这一类。　　但幌子基金会也有缺点,它们很难做得太大,否则会太引人注目。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民间大基金会洗钱。基金会不像公司必须对股东定期交代账目,隐蔽性较高。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劳的民间基金会还真不少,有些甚至找上门去为中央情报局服务。“凯普伦基金会（Kaplan Foundation）”便是一个例子。但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账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据透露,在1963至1966年间,美国向164家基金会共拨发700笔10000美金以上的款项（当时这是很大的数目）,其中至少有108笔完全或部分来自中央情报局。在这些基金会所有对国际活动的赞助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中央情报局。　　除了设立“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和“文化自由大会”在30多个国家的分支机构外,中央情报局赞助了大量政论性刊物和文化刊物。这些刊物包括著名的《撞击》,《评论》（Commentary）,《新领袖》（New leader）,《党人评论》（Partisan Review）,《肯友评论》（Kenyou Review）,《哈德逊评论》（Hudson Review）,《塞万尼评论》（Sewanee Review）,《诗歌》（Poetry）,《思想史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转型》（Transition）,《审查》（Censorship）,《代达罗斯》（Daedalus,是美国科学与艺术院的机关刊物）。直接注入经费是一种资助方式,另外中央情报局还让“文化自由大会”免费为各国知识精英订阅这些刊物,间接资助它们。　　资助书籍出版是中央情报局的另一项大运作,因为在它看来,“书籍是最重要的战略性宣传工具”。据不完全统计,中央情报局在50、60年代至少参与了一千本书的出版。如吉拉斯的《新阶级》和巴斯特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都是中央情报局的推销重点。不光出书,中央情报局还请人在各类刊物上撰写书评,推销其出版物。　　资助书籍出版是中央情报局的另一项大运作,因为在它看来,“书籍是最重要的战略性宣传工具”。据不完全统计,中央情报局在50、60年代至少参与了1000本书的出版。如吉拉斯的《新阶级》和巴斯特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都是中央情报局的推销重点（“significant books”）。其他的书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涉及中国的至少有现任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麦克法（Roderick MacFarquhar）编辑的《百花齐放》（The Hundred Flowers）。不光出书,中央情报局还请人在各类刊物上撰写书评,推销其出版物。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外人根本不知道其中的黑幕。　　《文化冷战》列举了长长一串接受过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人的名单,读起来有点像20世纪西方文化名人录,仅中国读者熟悉的人就包括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理论家马尔罗,克里斯托,罗素,柏林,阿伦特,屈林夫妇,席尔斯；社会学家贝尔；诗人艾略特,奥登,洛威尔；小说家库斯特勒,奥威尔,玛丽•麦卡锡；画家罗思柯,波洛克等。　　一般的书索引部分是最没意思的。《文化冷战》则不同,其索引部分最让人开眼：它列举了长长一串接受过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人的名单,读起来有点像20世纪西方文化名人录,仅中国读者熟悉的人就包括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理论家马尔罗（Andre Malraux）,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罗素（Bertrand Russell）,柏林（Isiah Berlin）,阿伦特（Hannah Arendt）,屈林夫妇（Lionel Trilling和Diana Trilling）,席尔斯（Edward Shils）；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诗人艾略特（T.S.Eliot）,奥登（W.H.Auden）,洛威尔（Robert Lowell）；小说家库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奥威尔（George Orwell）,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画家罗思柯（Mark Rothko）,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等。　　在这些人中,有些的确不知道自己被中央情报局利用,当有人送来头等舱机票,被邀请去度假胜地开会,他们乐得去享受一下。有的则清清楚楚地知道资金来源,如小施莱辛格,柏林,阿隆,阿尔罗,席尔斯,贝尔,胡克,屈林夫妇。还有些人声称自己不知道,但知情人认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独立”的形象假装不知道而已。　　这里值得一提的有两位小说家。一位是《正午的黑暗》的作者库斯特勒。这位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年轻时曾参加共产党,为共产国际的宣传部门工作。后来他变成了激烈的反共分子。1948年,他到美国转了一大圈,在那里与中央情报局挂上了钩,正是听了他的建议后,中央情报局把宣传的重点放到了“非共左翼知识分子”身上。他对英国政府的谍报部门IRD（The 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得到的回报是,《正午的黑暗》出版后,IRD秘密买下五万本送人,使他大捞了一笔稿酬。　　另一位是《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的作者奥威尔。在小说中,他表现出对监视一切行为的“大兄弟”和告密者的强烈憎恨,但他自己却两方面的癖好都有。奥威尔有个习惯,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一个蓝皮四开笔记本,记录可疑的人和事。到1949年,笔记本中已包括了125个人的材料。奥威尔怀疑这些人有的显现了“同性恋倾向”,有的“好像是黑种”,有的大概是“英国犹太人”。如果仅仅是自己记着玩玩也就罢了,而奥威尔却在冷战高潮的1949年主动跑到英国谍报部门IRD举报了35个“共党同路人”,使这些人的名誉和生活受到严重打击。奥威尔曾在《动物农庄》的序言中堂而皇之地引用伏尔泰的话说,“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会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但他临死前的作为却好像是说,“我不赞成你的观点,所以我有权向有关当局检举你”。不过言行不一的“ 自由主义者”又岂止奥威尔一人。　　《文化冷战》虽然长达500多页,但内容引人入胜,拿起来就希望一口气读完。如果说它有什么缺点的话,大概可以指出两点。一是它只涵盖了1947至1967年,这也许是由于有关以后年代的文件美国政府还没有解密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中央情报局洗手不干了。最近美国《混合语》（Lingua Franca）杂志揭露,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学术界的渗透。以笔者熟悉的政治学界为例,就有不少人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Joseph S.Nye,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政治学会会长Robert Jervis,以及我在耶鲁大学政治系的同事Bradford Westefield。他们本人也不否认。《文化冷战》的另一个缺点是它没有涉及中央情报局在亚洲的宣传活动。中央情报局岂有放过亚洲（特别是中国）知识界的道理。也许桑德丝本人对亚洲知识界的背景不了解,所以没有能力涉及。但愿有一天有人能弥补这个缺憾。　　不过《文化冷战》的最大贡献是它用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央情报局的手伸得很长,几乎无所不在。又是颠覆,又是宣传,也许还有其他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中央情报局实在是太忙了,因此在本职的情报工作方面出些纰漏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只是这次世贸双塔叫人撞没了,五角大楼被撞成了四角大楼,麻烦惹得实在太大了。以后中央情报局会吸取教训变得安分守己一点吗？等着瞧吧！　　2001年9月29日于香港吐露湾作者 王绍光 1990年获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

这是詹明信给齐泽克(Zizek)的新书《视差之见》(The Parallax View)所做的书评。我们特别获得了詹明信教授和《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的允许，在此转载，特此表示感谢。齐泽克的新书题目来自他2004年为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的《跨越性批判：康德和马克思》(Transcritique: On Kant and Marx)所写的同题书评，柄谷所提出的”视差“概念是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藉此概念展开对于资本主义的现实性反思与反抗。齐泽克的新书内容庞杂：黑格尔、马克思、康德，各种轶闻琐思，卡夫卡，通俗惊悚小说作者斯蒂芬·金，瓦格纳，莫扎特，电视人物的玩笑，粗俗的语言，哲学史，好莱坞电影，当代事件，拉康一些罕为人知的观点的分析，对一些当代哲学家比如德里达的批评，比较神学，认知哲学和神经科学的最新进展，等等等等。虽然《视差之见》声称要勾勒齐泽克的整个思想体系，詹明信认为这样华彩的蒙太奇式的系列话题根本没有能够表现一个明确的主题，齐泽克的书甚至总是有点会把更重要的概念简单化。行文中詹明信幽默揶揄，用了不少齐泽克好用的词语概念，他的书评标题“最初印象”也是齐泽克用来改写黑格尔的逻辑三步曲的一个概念。--人文与社会

本书所说的“一个场景”，当然会聚焦于“江南”区域，但我所理解的“江南”不是一般人印象中已形成固定模板，有明确地理界线的“江南”实体，更象是一个文人和帝王各怀心事，独自想象中的“江南”意象。

精神创伤决不能用消除记忆的方式去疗治，而是必须对过去的事实与历史全貌进行充分的语言化，并对这种语言化的记忆展开深入反思，明确其原因所在。只有在查明责任所在，并且令责任者承担了责任之后，才能得到不会令同样事态再次发生的确信。小说这一文艺形式在人类近代社会中，难道不正担当了如此的职责么？因此，我要对《海边的卡夫卡》进行批判。

中国作为一个地域大国和经济强国显然已经不再缺乏在世界任何地方说话的权利，但由于我们长期缺乏与西方主流话语互动、对话的机会和机制，致使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用相同的语言、以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和西方人对话，进而充分地参与和介入到世界主流话语的互动和运作之中，更没有办法积极地影响和引导这些话语的变化和发展，以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

杨奎松先生对汪晖文章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有关中共历史的叙述与论说"上面，细读汪文就会发现，这一部分即文中的"作为政治范畴的人民战争"一节，只占全文的十分之一的篇幅。汪晖这一部分的论述，主要是对"人民战争"这一概念重新作出理论和政治的分析，为全文的阐释提供基本的概念框架。这就决定了汪晖对"人民战争"出现和形成的历史叙述必然是粗线条的，只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历史背景，汪晖的主旨并不在此，而在于通过对"人民战争"概念的重新解释，激活其内在包含的政治能量。

齐泽克说，庄子梦蝶的例子说明了一个拉康原理："只有在梦中， 我们才接近令人警醒之真，就是说，接近我们真实的欲望。"可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倒过来说，因为幻象支撑现实，故现实生活不过是一场梦。拉康的观点是与此相反的，在晚年他已经意识到，在象征化的过程中，"永远存在一个抵抗性的硬核和剩余，它不能被还原为一种普遍的幻觉之镜射（illusory mirroring）的游戏"。

本文是为《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日文本（简本）所写的序言，该书即将由岩波书店出版。

为了探索女工生命中无法逃避的这些社会暴力，在中国逐渐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背景之下，我踏上了寻找中国打工者主体的漫漫长路，并尝试在当代中国--它正迅速成为一个为全球生产，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世界工厂"--提出一种社会抗争的次文体

我和邓文正相交，至少已有二十多年。他称我为师兄，因为多年前我初抵美国时曾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国际关系委员会”读过一年书，但只读了一年就因兴趣不合而转学到哈佛改念思想史。所以我们勉强可以说是芝大政治系的先后同学。然而我的兴趣一向偏重近代——从历史到文学——而对西洋古典哲学一窍不通，但并不敬而远之，因为我认为了解近代文化必须追溯到古典传统，然后才有资格创新，所以对于古希腊的传统也一向十分尊重。然而除了看过几本英译的希腊悲剧外，对于古希腊的哲学经典，一本也没有读过。看完文正的这本书，我实在学到不少东西。   反观海峡三岸的华人学者和知识分子，对于西方这个伟大传统有深入研究的，实在是凤毛麟角，所以多年来我也一直鼓励文正写几本有关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书。我并没有指定任何文本，但文正毫不犹豫地就选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而接下去又要着手写亚氏的另一名著《政治学》，这一个选择本身就值得注意。   他为什么不选柏拉图？或先写和他当年在芝大研究的博士论文题目：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传统，特别是费格森（Adam Ferguson）。近年来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重新发现了西方自由主义，众说纷纭，但往往不求甚解，更不熟悉这个思想谱系的来龙去脉，所以我也一直鼓励文正重拾他的专业学问，写一本导引的书，也只有他这个“科班出身”的芝大博士才真有资格写。然而，文正还是选了亚里士多德，我猜原因之一就是这才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源头，甚至较柏拉图的《理想国》对于现代世界文明更有意义。即以中国而论，廿世纪的数代知识分子完全被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所蒙蔽，以为有了这个将来的理想愿景，就能激发爱国和革命的热情，结果呢？到了廿世纪末却彻底幻灭了。于是又一窝蜂卷进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浪潮之中，变成名利的“弄潮儿”。这个乌托邦传统如何追本潮源？我的老师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就直接把毛泽东的革命理想和卢骚（J. J. Rousseau）连在一起，而卢骚的政治思想的来源之一，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         当年在芝大任教过的、来自德国的名哲学家汉纳‧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深刻反思西方集权主义之余，处处不忘提醒古希腊的民主传统，认为这才是正道。她所谓的“公共性”成了西方民主最重要的元素，所谓“公共生活”（public life），或以拉丁文称之为 “vita activa”（原意是有劲的、有生命力的、积极投入的生活），正是她的政治理想。然而如何才有资格在“公共生活”的领域中扮演一个角色？在古希腊并非人人平等，奴隶和女人都不能参政，所以有资格的人只限于少数“贵族”阶层，正因为如此，所以作为“参政”的一员必须具备严格的“修身”之术，这就是古希腊所讲究的“伦理学”；没有好的修身伦理，即使是身为“贵族”也不见得合格。所以，“伦理学”必须作为“政治学”的先决条件，有了个人伦理之后，才能参与公共生活和政治。         这一个表面上看来浅显的道理，却被大部份的现代政客所忽略，甚至弃之不顾；政治早已成了名利和权术的“竞技场”，我想如果亚氏重返今世，定会摇头叹息不止。         亚里士多德非但是西方政治学的始祖之一，而且他在西方伦理学方面的贡献，更值得当代人（不论中西）借镜，虽然欧洲和美国各政治学家对亚氏的论点褒贬有加，讨论更是数世纪来绵绵不绝，但亚氏这两本经典的本身价值，却是早被公认不疑的。尤其是他的《伦理学》，更与中国儒家的传统─特别是“中庸之道”——有相通之处。       但相通并非相同，不能用中国“古已有之”的文化沙文主义来解释。所以文正才会苦口婆心、孜孜不倦，甚至不厌其烦地反复论证，用的是白话文的浅显文体，但对于这本经典的内容深意却以抽丝剥茧的方式，有条不紊地层层解释，引人入胜。即以学术方法而论，我认为这也是欧洲传统中所谓“文本细读”（explication du texte）的最佳典范，更是深得他的老师——芝大名教授克罗普西（Joseph Cropsey）——的“真传”。然而在目前的美国学界，这种方法几乎绝迹了，只剩下天马行空式的“借来理论”（在文学研究上大多借自法国）。仅此一项，文正的这本书就值得我们细读。         细读需要耐性，然而在这个倥偬繁忙的“后现代”社会，又有多少有人有这种耐心？连我自己都力不从心。但即使如此，我还是从文正书中得到不少心得，真是获益匪浅。前面谈过，我非政治学专家，更没有资格作详细评论，仅能把个人极主观也极不成熟的读后感约略写出来，庶几对得起文正多年来对我这个“师兄”的尊重，也趁机向他和各位专家请教。         文正在本书“导言”中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亚氏此书共十卷，论点节节推进，由“德善”、“智善”、到“公义”，为他的《政治学》打下深厚的基础。但我觉得全书最重要的却是后四卷有关个人道德探索的三大项：“自制”、“情谊”和“福乐”，这三者非但都属于“善”的范围，而亚氏也处处论到以理智为依归的“中庸”之道。但对我启发最大的是“情谊”和“福乐”。（我读到本书此处，本拟句句细嚼慢咽，却偏偏找不出足够的时间，以下所言，可能有失误）。前面的德善和智善两项，似乎都在为这个终极理想铺路。文正论到，亚氏所说的“情谊”乃“公义”的另一面，这就可能令现代的政客费解了，试问当今还有多少政客讲“情谊”？我和文正相交二十多年，觉得这个美德也是他个人立身处世的道德准绳，所以我一直视他为正人君子和“贵族”，但这两个称呼的背后却是一种人格的高“贵”，因此我常开玩笑说，他一辈子也作不了政客，发不了大财。         书中所论最得我心的是亚氏的“福乐”哲学。我甚至斗胆认为，此项在中国儒、道、佛三家的传统中都显得不足，而在当前社会尤被彻底曲解。甚么才是亚氏心目中的福乐？甚么才是“追求快乐”（所谓 “pursuit of happiness”此词，早已列入美国《独立宣言》之中），快乐或“福乐”这个观念绝非物质欲望，更不是个人的享受行为，它在当前的“消费文化”中早已被淹没了。在今日美国学界，也随处以“身体”（包括性别）为主轴，最多只谈到亚氏所谓的“愉悦”或“快慰”的一部份（英文应是　“pleasure”），但鲜有达到真正“福乐”的境界。但这个“福乐”理想又非一蹴可就，更非解放个性，是要经过一步一步的“修身”得来的。恰如我的好友和当年芝大同事余国藩教授在为本书所写的前言中所说：亚氏的这种“伦理”，和中国传统中所谓的“伦理”不尽相同，甚或大异其趣。古希腊文中的ethos一字指的是一个人的性格和道德操守，而中国传统中所说的伦理，却把个人的性格和气质与社会、国家，和民族连成一气，廿世纪以降，更成了所谓“公民教育”的题材。我认为连五四时期蔡元培先生所提的德育、智育，和美育三大伦理教育原则，都被忽略了，试问在当今物欲横流的世界，“美育”又何在？         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对文学和艺术有极大兴趣的人而言，“美育”才是切身要件，“智”和“情”的结合才是修身的出发点，所以我也在亚氏所说的“情谊”论中得到不少启发。“情谊”表现的一面就是友情，中西传统皆论之甚详。多年来我和文正皆是在中国“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模式中维持并珍惜我们的友情。       作为文正的多年老友（但在个性和学术兴趣上又和他截然不同），我只有不断地以“君子”的态度敦促和鼓励他继续写下去。这篇“后记”，只能算是我的“计谋”之一，聊博文正一笑。   二ΟΟ七‧八‧十一于九龙塘

这是赵毅衡最近的一篇书评，谈法国汉学家Jean-François Billeter（中文名：毕来德）的书作，书名为 Contre François Jullien，《 反对佛朗索瓦·于连》。于连也叫朱利安，哲学兼汉学家，现任教于巴黎第七大学，当代思潮研究中心(Centre de la pensée contemporaine)主任、葛兰言研究中心(Centre Marcel-Granet)主任。高等师范学院毕业(1972-1977)，曾于北京和上海大学(1975-1977)留学、资历丰厚，著作等身，是在西方普及中国哲学的重要角色。 毕来德的书中提出了对于连把中国哲学思想作为优越于西方的本质他者的批评。赵对于两者争论的主要观点是“于连把中国哲学非政治化，毕莱德把中国哲学政治化，恐怕都是基于普世化的西方原则。毕莱德的立足点是现代自由主义立场，这是近现代欧洲的产物，很难说是希腊思想。但是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思想究竟是特殊的还是普世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两者兼有。问题在于：一再向中国人重复，说中国文化曾经是今日依然是如此绝妙，可以治疗西方患上的的要命疾病，这种说法对中国人没有好处。这种说法对伏尔泰时代的欧洲有用，可能对于连的欧洲也有用，只是对于中国无益。”原载《新左翼评论》第44期 New Left Review 44, March-April 2007，中英文。最近增加中文稿，为赵毅衡本人译稿。

提起琉球音乐，难免想起那种三线伴奏的特殊的悠扬舒缓的曲调，虽然喜悦从容，但却蕴含着深重的哀伤。这篇书评不涉及琉球的民乐，而是介绍琉球王府接待明代官员演奏的乐曲，并没有谈及当地民乐的发展，但可籍此看到一些琉球文化历史的特点。御座乐的消失，就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Humanities.cn

《幌馬車之歌》中的很多素材出現在侯孝賢導演的台灣經典電影《悲情城市》之中，侯孝賢曾回憶："押房難友們唱的《幌馬車之歌》要有空間聲，所以特別開拔到金瓜石礦廢置的福利站空屋去唱

在过去十多年中，围绕中国的变迁，中国的知识分子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公共舆论再度活跃起来。安吉拉·帕斯古齐（Angela Pascucci）的这本书收录了十一篇她在中国所做的采访，访谈对象的职业、立场、社会角色和观点各不相同，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呈现了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巨大的变迁、深刻的矛盾和各种未来的可能性。在当代西方有关中国的各种报道和分析中，这本书是独特的：经过实地的调查和采访，安吉拉最终选择了一种将倾听与分析综合起来的方式，一种通过呈现中国社会的内部视野向西方读者叙述中国的方式。

评汪晖近期出版的日文著作《世界历史中的中国：文革、琉球、西藏》（《世界史の中の中国――文革・琉球・チベット》，笔者：汪暉；译者：石井剛・羽根次郎；东京：青土社，2011年1月24日），柄谷行人于地震次日（3月12日）主持的长池讲义中讨论此书。 -- 作者是我最信赖的中国现代思想家。他是鲁迅研究者出身，在天安门事件时遭到镇压之后，涉足了其它更广泛的领域。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看来似乎走着一条更具鲁迅特色的道路。即他在通晓世界规模的知识状况的同时，还经常在中国这种特殊的文脉下思考问题。这是他比较独特的地方。 本书中也有这样两个观点。一个是从普遍角度来思考世界的状况，并将中国也放在其中。用作者的话来，现代世界的主要倾向是“去政治化”。也许用下面那样的话来说的话更容易理解一点。例如：自1990年之后，我们用“市场经济”这个词语来代替“资本主义”。这就忽视了资本的积累是基于资本与雇佣劳动的阶级关系这一事实，并将资本主义视为是自然与永久的。 在日本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生过这样的“去政治化”，其实中国也同样发生过。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名下急速展开，各地产生严重的阶级对立。但是这个问题被偷换成了民族主义、民族认同、或者人权问题等“政治”层面上来。这些看上去是政治问题，其实是去离政治的。 本书的另外一个观点是，从中国的特殊问题中提取普遍性的认识。为了理解现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由清朝扩大的册封体制，即朝贡关系。从由西方产生的主权国家这种观点来看的话，朝贡关系只是支配—从属的关系而已。但是朝贡关系在实际上以交易形式而表现，帝国根本不干涉其他国家的政治和文化。朝贡关系就是保障贸易和和平的国际体系。如果把它当做“帝国”的话，那么“帝国主义”则先承认对方为主权国家，又将其卷入资本主义经济当中，甚至在文化层面也进行同化。西方列强是以“将从属于‘帝国’的各个国家解放出来”为借口而进行对它们的支配。 要想从历史角度理解现在的西藏问题的话，对这种朝贡关系的理解是不可或缺的。不仅如此，对于包括周边国家在内的亚洲政治结构的理解也是必要的，例如，琉球王国原来向清朝和日本都进贡，但是日本依据近代原理来灭亡这王国，最终将其归为自己的领土。对于现在的冲绳基地问题，如果对上述的事情经过缺乏了解，就无法进行研究。当然，作者并不是在称赞清朝的政治体系，只是想从朝贡关系和儒学的传统中去寻找某些用以能够构建“跨体系社会”的原理的启发而已。 羽根次郎译

黄宇和的《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虽然全程批判帝国主义，但1998年出版后好评如潮。然而，英国资深史家盖尔伯及年轻学者骆菲尔，分别在2004年及2011年出版有关鸦片战争的专著，竟然若隐若晦地高呼中国该打

《小津安二郎周游》
作者:(日本)田中真澄 译者:周以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摊开12月29日的一份上海都市报，相信有心的读者还是不免莫名惊讶。在头版"全城点赞、热点促销"、"6小时免单优惠"的大幅广告簇拥中，仅有三条新闻导读局促地挤在一起：第一条是"'习大大'排队买包子"、第二条是"劳教制度正式废止"、这第三条竟是"杨奎松批汪晖新作"。谁是杨奎松？谁是汪晖？为什么在头版二分之一都不到的非广告内容中，要给这条"新闻"一个大字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