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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生活的时代，主要是清初顺治、康熙年间。到他的晚年，开始进入"康乾盛世"。这时清统治渐趋稳定，人民却照样遭受着各种各样难以挣脱的苦难。所谓的康乾"盛世"，决不是老百姓的极乐世界和幸福天堂，人民不过是像鲁迅所说，生活在一个"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已

1812年的卫国战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和创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诚实的小偷》、《舅舅的梦》、《白痴》中的拿破仑叙事，探讨它对于作家本人不同寻常的意义，即在这些叙事背后隐藏着作者严肃认真的核心思想，在明显的笑话背后隐藏着神奇。

弗朗哥的法西斯主义，主张唯一的天主教、唯一的西班牙语（其实是卡斯蒂利亚语）、主张彻底消灭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大西班牙主义。所以等到弗朗哥一命呜呼，西班牙迎来了民主化，半岛上每一个角落的语言都立即复苏了。在巴斯克甚至出现了铁血的分离主义，大名鼎鼎的ETA数十年一日用炸弹和手枪，搅得西班牙狼狈不堪。法西斯主义招致了全面的报复

回想《今天》杂志，我不禁又想到了波德莱尔的名言。当《今天》以油印的大字报形式第一次出现时，谁会预料到它竟然能如此持久？从二十世纪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反而我觉得我们生活的现在是短暂的，临时的，瞬间即逝。《今天》杂志已经成为历史上的里程碑。

把末流当作本源的风气仿佛是宋代诗人里的流行性感冒。嫌孟浩然"无材料"的苏轼有这种倾向，把"古人好对偶用尽"的陆游更有这种倾向；不但西昆体害这个毛病，江西派也害这个毛病，而且反对江西派的"四灵"竟传染着同样的毛病。他们给这种习气的定义是："资书以为诗"

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现代主义者，莫言从一开始就没有对社会分析、道德批评、政治介入表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在莫言的世界中，现象的世界很少得到再现，而是被"形式-叙述"空间所吞没，并由一种无情的虚构逻辑转化为寓言性形象。

台湾原住民属南岛语系民族，迥异于中国大陆其他分属汉藏语系、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的诸民族。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对传统部落经济的吞噬，使得原住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经过明清人之手而传下来的李诗，常见失真之处。因为这一时期的文人每自负能诗，喜以己意改诗，而李白诗集已经作为商品在社会上流行，坊贾刊此贸利，常请一些文士操选政，或利用某一文士之名声作为选本的编者，于是李诗中具有个人特点的地方，常遭明清时期的一些选本擅自改窜

1944年华西大学教授孙次舟提出“屈原是文学弄臣”的主张，即被批驳，在回应文章中孙称闻一多以屈原与梅兰芳相比，当同意他的观点，闻一多感到他“拖人下水”，特意撰文

由于长久以来过于科学地理解真实，真实似乎只对早餐这类事物有意义，而对深夜月光下某个人叙述的死人复活故事，真实在翌日清晨对它的回避总是毫不犹豫。因此我们的文学只能在缺乏想象的茅屋里度日如年。在有人以要求新闻记者眼中的真实，来要求作家眼中的真实时，人们的广泛拥护也就理所当然了。而我们也因此无法期待文学会出现奇迹。

《全唐诗》卷38里面有这样一首诗，它的作者是初唐的王绩，标题叫《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这首诗后面我们又读到另外一首诗，标题叫做《答王无功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全唐诗》中为这首诗标的作者名，是朱仲晦，《全唐诗》也考不出他的生平来。他实际上就是朱熹。

《鲁迅大全集》的编辑出版，是鲁迅著作编辑出版史上一件大事。《大全集》"编者说明"说这是"全面完整"的鲁迅著作，却与实际不符。

10月11日，中国作家莫言被授予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当晚，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教授，分析了莫言获奖的时代大背景。在首先指出"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是实至名归的事情"之后，张教授强调： "我总是觉得再有十年左右莫言就可以获奖，但现实是瑞典文学院比我们更具想象力和更大胆。这其实......是当下的历史情势的超常规的的选择，......瑞典文学院这一次做了超前的，而且最富前瞻性的选择，......这件事说明瑞典文学院是从大尺度，大历史、大空间看待自己的奖项，莫言的得奖其实是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带来的结果，中国文明已经不能被忽视。......中国只要发展的好，就会有更多的荣誉送来。这是必然的。" 著名学者、《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王小东先生，则用更为直白的话语道破了天机： "80年代我就看过莫言写的小说，说实话，我也没有觉得莫言的作品特别突出，只能说还行。但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其他很多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也未必就好到哪去。正因为如此，诺贝尔文学奖和和平奖一样，评奖时出于政治的考量很多。众所周知，像颁给前苏联作家就是冷战的需要。那么这次颁给莫言呢？我认为是傍大款的需要。" 当前，欧洲人成天找中国借钱来减缓财政危机，中国企业正在大举并购欧洲的老牌企业，中国的能源企业正在投资英国的核电站和葡萄牙的电网，中国的消费者正在支撑欧洲顶级奢侈品。在这个地球上，中国不是大款又是什么呢？欧洲不傍中国这个大款，又能去傍谁呢？ 笔者认同张颐武教授和王小东先生的判断。金钱上都傍中国了，语言以及文化方面也就不可避免了。这方面，精明的瑞典人并不迟钝。对于中国的经济实力的雄厚和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强劲，瑞典人应该有着切身的体会。早在2003年，中国就已取代日本成为瑞典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继2010年瑞典著名的汽车企业沃尔沃公司被中国的吉利汽车集团买下后，2011年，瑞典另一家老牌车企萨博公司也险些被中国企业纳入麾下。曾几何时，瑞典电信巨头、百年老企爱立信以及西门子、阿尔卡特朗讯等，一直位居全球顶级通信设备制造商行列。可是不知不觉间，中国的华为公司和中兴通讯公司异军突起，逐步蚕食了爱立信等企业的市场份额。2012年7月传来消息，华为公司2012年上半年的销售收入首次超过爱立信，荣登世界榜首。 2011年7月，瑞典教育大臣扬·比约克隆德公开表示："我希望看到瑞典成为第一个在所有中小学都教授汉语课的欧洲国家。"比约克隆德计划在10至15年之内，全国中小学都将开设汉语课作为第二外语。有瑞典人总结得好："今天让瑞典人学中文，是顺理成章的。就像瑞典人18世纪开始学习法语，之后开始学习德语和英语一样。" 今天，莫言能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当然首先依靠的是莫言自身的努力，不过除此之外，我们恐怕很难否认华为、中兴通讯、吉利汽车这样的中国企业无形之中所提供的巨大帮助。 莫言获奖，离不开中国的崛起。那么中国崛起、中国成为全球大款，又仰仗着谁呢？在此我要提一下诺奖之外的另一次评选。 2009年底，"中国工人"群体荣登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评选的亚军。尽管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排名首位，但是，全球有六成网民认为他"根本不配"，亚军"中国工人"成为大家心目中事实上的冠军。 《时代》总编辑理查德·斯坦格尔对此解释道："几乎每年，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发展都至关重要。没有中国工人，就没有中国8%的经济增长，世界经济也会处于最糟糕的境地。所以中国工人是观察中国对世界影响的一个角度，这种影响实在是无法估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之所以能够单枪匹马拯救全球经济，主要就是依靠了中国工人的贡献。"是中国工人撑起了中国的天空，因此不能只有外国媒体赞扬他们，中国应该牢记工人才是经济的支柱。没有他们，中国不能阔步前进；有了他们，世界才会感激中国。"澳大利亚《商业观察家》在《时代》评选"中国工人"为年度人物后做了这样的点评。 一个月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总统竞选提名演说中，曲折地表示了对中国及中国工人的羡慕。奥巴马指出，美国要重新恢复繁荣，就需要拥有像中国那样的工人、工程师和科学家大军。 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人却似乎没有"牢记"这一点：工人才是中国的"支柱"。那无数为奥巴马所艳羡的优秀白领蓝领、工人工程师，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不论是从舆论的角度看，还是从现实待遇的角度看。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付出与收入本来就不匹配，可是自去年以来，媒体上充斥着"劳动成本上升"的抱怨。像陈志武教授，竟然连区区劳动合同法都不容忍，而已故的被被南方周末封为宪政良心的蔡定剑先生，则认为确立最低工资标准是不应该的。 中国工人当选2009年《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的意义，要远大于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没有皮，何来毛？没有这些白领蓝领、工人工程师，华为、中兴通讯、吉利这样的企业就无法让瑞典人刮目相看，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间也可能要大幅推迟--如莫言自己过去所说的那样需要"百年以后"。因此，我们在祝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际，也不要忘记那些中国工人。  2012年十月十二日 

李白年表

李杜研究是不平衡的，长期形成杜强李弱的状况。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得到改观。由于李白一生的传奇性以及诗篇和相关原始资料的散佚，许多问题争论尚大

我要不是编高中教科书，就不会发现，我从郑骞先生那里学来的读法，居然与流行讲法大相径庭。我相信，类似郑先生，以及林庚、冯沅君两先生那样读《念奴娇》的一定还大有人在。我认为，这种讲法才是对的，流行了半世纪的解说应该受到挑战。

民歌是文学解放的力量

刘半农在他的《瓦釜集代自序》里说过，"一种语言传布区域的大小和它感动力的大小恰恰成了一个反比例，这是文艺上无可奈何的事。 "他认为文学家可以运用到的最高等、最真挚的语言是在母亲膝上学到的语言，也就是方言

两条主线索，一是关于历史、时代大背景的风云变幻；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鲁迅去世后不久，在家人朋友亦或学生同志撰写的回忆文章中，往往都会将他与魏晋文章以及风度并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