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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愛做夢，做出版的人卻總想把夢變成真實，把作者的手稿排成鉛字，把知識變成有質感的書本，把書本編成叢書，精神轉成物質，學問形成體系。說起來，這其實仍然是一個夢想。一九八八年董秀玉來香港三聯，那時我叫她董大姐，有幸跟她做出版，一做也快三十年了。

解读鲁迅《祝福》：《祝福》描绘了一个所有的旧的伦理系统，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统统失效的世界。然而，小说中的"我"，一个"新党"，也并没有做好重建新的伦理的准备。... ... 祥林嫂的三个问题，是在一个既有的伦理秩序完全崩塌的世界里提出的。任何致力于重建或新建某种伦理秩序的人，大概都需要严肃面对这些问题，并作出自己的回答。

年轻的陈姓讲师在某大学教英国散文。在一个你我都知道的那种台北雨季的午后，他在眷属区的家门口拾起了一只鸟，一只「绿色的鸟，张着很长的羽翼。人拳大小的身体在急速地喘息着」（2：2）。[1]这只迷航了的候鸟──常简称为「迷鸟」，吹皱了一池死水，打破了绵绵愁雨下人们相对无言的沈闷，成为了好几个老师与他们家里的热力话题，一时之间，活化了人际交往。虽说每个人被这位不期而至的娇客所拨动的心弦并不同，好比，陈老师以鸟喜，赵公以己悲，但大约都是因这只神秘绿鸟的离散、失群、失路的命运而若有所感。赵公是陈老师的同事，一位年近六十的英国文学史老教授。而赵公的至交，动物学教授季公，因为他的病妻喜闻乐见这只绿鸟，于是他也以超乎专业本应有的兴趣，高度关切起这只鸟来。他查出了这只鸟的来历：「那是一种最近一个世纪来在寒冷的北国繁殖起来了的新禽，每年都要做几百万哩的旅渡」，但是，「这种只产于北地冰寒的候鸟，是绝不惯于像此地这样的气候的，牠之将萎枯以至于死，是定然罢」（2：17）。因为病榻上的季妻对这只鸟所表露的闻问热情，陈老师在他那对鸟寡情的夫人的一石二鸟「建议」下，把已经安置在一个「北欧风」笼子的鸟，当人情，送给了季公夫妇，而授受两方倒也因此萌发出一种相知相惜。通篇小说所描述的正是在这只绿鸟到来与神秘消失的这段期间，降临在这几个人家的希望、友情、康复、疯狂、死亡，以及绝望。应该是还不到三十的陈老师，就是这件离奇事件的叙述者。短短两三个月之间，他经历了季妻的死、赵公的死、他自己妻子的死，以及他复发的「哀莫大于心死」。这只鸟，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赵公笔直看到了隧道尽头的绝望，陈老师则先喜后悲，心随物转。因此，「绿鸟」所象征的，其实常是每个人自身状况的投射。小说里，唯有季公并没有以己悲或是以物喜地自我投射绝望或希望。季公反倒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体现者，于他，这就是一只非时非地从而终将非命的迷鸟而已。季公怜这只鸟，在别人哀啊喜啊的时候，是他，在尽己地照顾着这只鸟，但他对这只鸟并不曾充填比这个爱物之情更高的「象征主义」期望，尽管季公的命途不比其它人顺遂。季公面对绝望与希望，或简言之，对「未来」的态度，和其它二位是大不同的。赵公绝望，陈公浪漫，季公清醒。〈一绿色之候鸟〉发表于1964年10月的《现代文学》，在陈映真小说群中算是高度难解的一篇。它和四个月前在同一刊物上发表的〈凄惨的无言的嘴〉，在阅读感觉上，算是最接近的，都喜欢用典，且读来都有一种荒诞、阴惨、离奇、神秘与恍惚的感觉，而且犹有过之。[2]但有趣的是，我曾听好几个朋友说过他们蛮喜欢这篇小说。人们喜欢某篇小说，原因非常多而异，为何人们喜欢这一篇，我也实在不能妄断原因，但我愿意肯定的相关一点是：陈映真这篇小说，在当时能真正读懂的应属少之又少。一个作家的作品读者看不懂但还很喜欢，这要怪读者还是怪作者，或都不怪？我想，这一定不能怪读者，因为陈映真把他所想要说的思想内容，像一个不放心的藏宝者一样，一层又一层，一遍又一遍地，涂装上「现代主义」表层，以致于内容变成了在深处发着极淡极远的奥秘幽光。这个幽光和它的层层「保护色」共同形成了陈映真文学近似古典油画的一大瑰丽特色，但这个特色不是作者「为了美的缘故」刻意经营出来的，而是一个特定历史下的展现──如此的一个有着禁忌思想的作者，非得如此奥秘地展现它不可。因此，这一定也不能怪作者。而我的解读与评论将试着展现作者在特定时代背景中针对特定问题的想要表达但又不能直接表达的思想内容。这是一个不得不奥秘的寓言写作，而关于何以如此的分析则是在本文最后一节。如果本篇评论因而有了某种「索隐」风景，那也恰恰是陈映真的这篇小说所要求于评论工作的；评论者的职责正是求索文本在特殊语境下的隐晦所指，并舒展其意涵，使其在与作者与历史的三维关系之间达到一种「通」的效果。因此，我虽不敢宣称我对这篇小说的解读是唯一正解，但我相信这个「知人论世」的读法是比较能读通这篇小说的。因此，我认为最不可取的读法是一种「现代主义」的读法，以现代派所设定的感触理解这篇小说，将文本剥离于作者并与历史断脉，从而只能强调其文学表现形式的「象征主义」，以及小说内容所表面铺陈的虚无、死亡、欲望、希望、绝望......等「普遍人性要素」。这应是这篇小说问世以来最经常遭遇到的一种主流理解方式。而如果我们不甘于这样的「理解」，那首先得掌握这篇小说在作者早期创作历程中的位置性。我们都知道，陈映真在1966-67之间，陡然升高了他的现实主义的向外批判能量，推出了旗鼓粲然的〈最后的夏日〉以及〈唐倩的喜剧〉等小说，从而与60年代初的忧悒的、内省的，有高度寓言与忏悔录性质的写作之间，展现了明显的变异。于是，把1964年的〈一绿色之候鸟〉置放在这个脉络下，就不难看到它是一篇中间性质作品，而「中间」的特定意义在于它把「向外批判」包裹在一隐晦的寓言形式中。本文即是企图剖析这个寓言的政治与思想的批判性。我在前三节所要进行的分析即是把文本置放于台湾60年代的一般脉络中，讨论小说的三个主要人物，赵公、陈老师（他三十不到，我们还是别称他为公了），以及季公，以他们作为6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三种可能的主体状态，特别是关于他们面对「未来」的方式，而我将把讨论尽量限制在小说文本所充分支持的范围内。这样的解读方式，我认为要比现代派的去历史解读要有效得多，而且也是小说文本所充分支持的，我称这个解读为「一般性的」政治解读。但在阅读与书写的过程中，我始终又有一种并未真正读通的感觉。虽然文本并没有提供充分的线索让我得以据之深入，但我总是觉得「一绿色之候鸟」，不只是泛泛的「希望」，而必定有一个更「历史性」的所指。在最后一节，我将以极其稀薄的文本证据，进行一个「特定性的」政治解读，将「绿鸟」解读为「美式自由主义」......。但不管是哪一种解读，我们都将看到，相对于小说的表面主人公陈老师，低调的季公其实是这篇小说里最复杂难解，也最饶富讨论意义的核心角色，因为他承载了作者关于可能的「出路」的探索。掌握住「季公」的意义，对两种解读（一般性的与特定性的），都是核心的。1 死亡与绝望的呼唤：赵公年轻的陈老师说他自己是「漂泊了半生的人」（2：6），这或许有一点资浅讲师故作老成的夸张，但赵公则的的确确是个漂泊了大半生的人──名如其命「如舟」。单身老教授赵如舟，「十多年来，他都讲着朗格的老英文史。此外他差不多和一切文化人一样，搓搓牌；一本一本地读着单薄的武侠小说。另外还传说他是个好渔色的人......」(2：8)。但怎想到，这么一个混一天是一天的老教授，在他的青年时期，竟然还是个「热情家」哩，「翻译过普希金、萧伯纳和高斯华绥的作品」（2：8），而且像五四前后众多留学日本的热血青年一样，在祖国遭到危难时，毅然归国。赵公应也是那大时代男儿之一，「回到上海搞普希金的人道主义，搞萧伯纳的费边社」（2：22）。陈映真的小说人物诚然都是虚构的，但他们从来没有跳出过历史，不但没有，还都尽力缘历史而行。因此，这篇小说写于1964年，而小说里的赵公又「将近六十」，那么我们是可以推测赵公生于1905年左右。而赵公「回上海搞普希金的人道主义，搞萧伯纳的费边社」之时，应该是在1931、32年间，当是时，由于日寇相继发动九一八与一二八事变，很多留学日本的学子弃学归国，造成了所谓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回国热潮。这时的赵公二十六七岁，满怀淑世热情（虽然私德不称，遗弃了一个叫做节子的女人于日本），投入知识分子的改革运动。我们从「人道主义」与「费边社」来推测，年轻的赵公应该是一个也关心社会改革与社会正义的「自由主义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话说回来，彼时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似乎也少有只关心政治自由或是政治人权的那种自由主义。这样一个相对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49年左右来到台湾，在极右的、威权的、「道统的」国民党统治下，显然失去了任何言动的空间，从而只有过着一个虚无颓唐混吃等死的人生，拿着发黄的授课讲义误他人子弟，捧着单薄的武侠小说杀自家时间......。我们几乎可以确信，赵公的堕落的、虚无的人生的后头隐藏着对国民党的厌憎。小说后头，这个赵公得了老人痴呆，进了精神病院，死了，同仁清理他的宿舍时，「才发现他的卧室贴满了各色各样的裸体照片，大约都是西方的胴体，间或也有日本的。几张极好的字画便挂在这些散布的裸画之间，形成某种趣味」（2：24）。小说关于赵公的这几笔勾勒，隐藏著作者对六０年代国民党统治的批判，以及对它之下的知识分子精神与人格状态的悲叹。六０年代，国民党政权在美苏的冷战对抗大体制下，以及美国支持的两岸分断体制下，所进行的威权统治，以及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使得本来还怀抱着某种理想的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为之颓唐隳堕；「知识分子」不能有思想，「文化人」不能有异见，所余者，麻将、武侠、字画，与东西洋裸画也。赵公不但遗失了对未来的希望与对知识的热情，也一并丢却了主体所以立的文化根本，包括道德与审美。他将「几张极好的字画」混杂在裸画之间，不就是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的表征吗？对赵公及他同时代知识分子同侪的萎靡疲蔽，作者是哀矜的，但同时，也隐藏着自指之意。这个「自指性」是比较难察觉的，因为读者很容易被作者所误导，不免先入为主地以年轻的「陈老师」为陈映真的某种自况，而忽略了一种可能：衰老的、堕落的赵公反而更与作者当时对他的「左翼男性主体」的一种深刻的身心存在状况的不真实，与对堕落的颓废的引诱的忏悔自省，反而更有某种内在联系。[3]比起年轻的、应是本省籍的陈老师，赵公的悲哀还多了一个因两岸分断而来的与故土亲人的永离之痛。绿鸟让赵公落寞地想起了「多异山奇峰」的故乡，想起禽类「成群比翼地飞过一片野墓的情景」（2：8）。当年轻的陈老师仅仅是在长者跟前富文采状地，以「很遥远的、又很熟悉的声音」来描述绿鸟啼啭时，赵公却陷入了无边愁思，联想到泰尼逊诗句里的「call」，并体会为「死亡和绝望的呼唤」（2：10）。苦楚的赵公，抽着板烟，『「叭、叭」地把口水吐在地板上』，好似竭力「吐着他的苦楚」。他说：十几二十年来，我才真切的知道这个call，那硬是一种招唤哩！像在逐渐干涸的池塘的鱼们，虽还热烈地鼓着鳃，翕着口，却是一刻刻靠近死灭和腐朽！（2；10）心肠久已枯槁干瘪的他，在目睹了季公丧妻的嚎恸时，反瞥到自己的失情失德，而由衷地发出崇敬之言：「能那样的号泣，真是了不起......真了不起」（2：22）。对着年轻的陈老师，赵公的罪感与耻感竟然溃堤，倾泄而出他压抑平生的阴损往事：「我有过两个妻子，却全被我糟蹋了。一个是家里为我娶的，我从没理过伊，叫伊死死地守了一辈子活寡。一个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遗弃了的，一个叫做节子的女人。」我俯首不能语。「我当时还满脑子新思想，」他冷笑了起来：「回上海搞普希金的人道主义，搞萧伯纳的费边社。无耻！」「赵公！」我说。他霍然而起，说：「无耻啊！」便走了。（2：22）赵公是一心残志废的绝望之人，只看到罪与死，那么，他从绿鸟的啼啭声中，当然也只能听到「死亡和绝望的呼唤」。2 以物喜以己悲：陈老师年轻的陈老师在遇到绿鸟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除了因新婚之故还对性事稍存情热之外，对其他一切均了无意趣之人。他结婚，是因为「对出国绝了望，便索性结了婚」（2：1）。他教英散文，但「对英文是从来没有过什么真实的兴味的」（2：1）。然而，这个对英文从来就是索然的自白，也不能顶当真，因为这可能是把英文拿来当作去美国的敲门砖失效之后的事了──他申请移民美国被拒绝了。门开不了，敲门砖才成了累赘，婚姻于是成为绝望之后的无可如何之事。无论如何，陈老师，年纪轻轻，但对他的各种社会角色（包括为人师、为人夫），都只是勉强配合演出罢了。这是个不真实，或无法真实，的人生。就此而言，这个年轻的陈老师其实是为数甚伙的无法出国，只好窝在大学当助教或讲师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由于出国的希望已经在现实的墙上撞死，很多经验，包括性，都已不过尔尔地尝试过，这个大学里的小讲师泛着世故的、乏味的「后青春期」苦闷，好比笼中之老鸟。「未来」，则像是台北的雨季，蒙蒙、黏稠、无边。幸或不幸，在这个雨季中，陈老师遇见了让他投射出廉价的物喜己悲之情的绿鸟。这个陈老师看起来是有一点点作者的身影──但我怀疑这是陈映真对读者所开的一个玩笑，他要故布疑阵，请粗心的「索隐」读者入瓮，以为这个陈老师的「我」是作者的自况，但其实却正是作者所要批判的外部对象。这种「假的把自己包括近来」的作法，在陈映真的小说中应是不曾出现过的，例如，翌年发表的〈兀自照耀着的太阳〉里的主人公陈哲就不是「故布疑阵」，而真的是有很浓重的作者自指成分。陈映真何以如此做？我认为，是因为陈映真在这篇小说里所讨论的问题所批判的对象是高度敏感的，而他感到有必要做更多的掩护伪装。至于为何是「高度敏感」，那就和本文最后一节所作的「特殊性的」政治解读有密切关系了。回到此时的陈映真，他二十六、七岁，在台北的某中学教英文，因为工作和志向无关，他肯定也曾在台北的无边雨季中愁黯着......。天地之大，愁雨为笼，陈映真在四年前一篇小说〈祖父和伞〉里，也描写了一个不甘于无所作为但却近于心力皆乏的青年。在这种身心状态中，雨成为了让人动弹不得的重重黏丝。那篇小说最后，主人公虽力图振作，但仍以「唉唉，雨落着，雨落着呀......」终曲。相较于〈祖父和伞〉里的主人公是一左翼青年，多少有作者的灵魂自传的况味，〈一绿色之候鸟〉的「我」（即陈老师）则和作者当时的心志状态颇相径庭。我难以想象青年陈映真的人生目标是去美国，但陈老师的人生目标就是去美国，去不成，他就顺势一瘫，「索性结了婚」，乏味地「活着」，但心里仍漫漫地浮想着「出去」。于是，小说一开头就描述了正在准备教案的陈老师，对他正在准备的一篇Stevenson有关远足的文章「不耐得很」，乃至后来竟「憎厌得很」。（2：1-2）。现在上网容易，我2009年陈映真课的同学很快就把这篇名为Walking Tours的文章给抓下来了，不但有英文原文还有甚佳的无名翻译（如附件一）。之前，我们已经知道陈老师因为对出国绝了望，才使得原先有滋、有味、有黄金屋、有颜如玉的英文，如今成了一块啃之再三的鸡肋。但唯有读了这篇散文，我们才更了解何以陈老师会特别对这篇文章从「不耐」升级到「厌憎」，因为它是个十足惹人厌的「挑衅者」，在囚犯面前大侃沧海之阔轮舟之奇。这篇〈远足〉絮絮叨叨的就是「出游」，而且是「独自出游」。远足「必须单独前往，其精髓在于能够逍遥自在，随兴之所至，时停时走，或西或东，无所拘束」。而且不但「身旁切忌有喋喋之音」，而且也切忌「陷入思维之中」，因为这将使远足得不到它的最高价值：「难以言诠的安祥宁静」。因此，陈老师厌憎这篇英散文，并非因为内容让他反感，而是因为让他垂涎。子曰：「枨也欲，焉得刚？」；从人之所欲我们可以约略反窥其人。透过史蒂文森这篇文章，我们知道陈老师的欲望与人格状态：离开此地、无拘无束的自由、个体最大、他者是地狱，古今之人谁也别来烦我......。这里展现了一种在六０年代高压政治压迫下的一种非社会性的、去政治化的个人追求：生活在他乡。但这个追求对很多人而言，毕竟是个不可能的梦想，从而现实就如同附身之梦魇一般。由于嗜欲深重，凡所见所思所梦，皆是挑衅引诱。因此，梦想到他乡的反面，就是凡属身边皆可憎。这当然不免也包括陈老师的「亲密关系」。于活在不真实的陈老师的眼中，他太太就活生生的是个假人，伪装、做作、计谋。陈老师经常对他太太有尖锐的陌生感，觉得枕边人竟彷佛是一张白油油的面具之后的不知为谁。陈妻似乎也真是工于心计的女子，以学英文为幌子把先生搞到手，婚前假惺惺地疼小孩子爱小动物，但婚后却换了一副面具......。于陈老师，这样的一种婚姻、这样的一个家，也是一只鸟笼。「家」对陈老师而言，不就是和一个戴着面具、演着表情、工于诡计的女人，进行着谓之夫妻的绑缚关系吗？妻是画皮，家是牢笼。自觉好比笼中鸟的陈老师，买了一只「北欧风」（台湾所能想象的最文明最浪漫最梦境的他乡？）的鸟笼给绿鸟，但绿鸟不食不鸣。某夜，在妻的好似建议的命令下，陈老师把笼门打开，任其自由，而此时，陈老师想到「漂泊了半生」的自己，竟然「为之凄然起来了」。当夜，以己悲的陈老师辗转难眠，「不住地想着一只空了的鸟笼；想着野猫的侵害；想着妻的面具般的脸」（2：7）。翌日清早，绿鸟竟然安然绻在敞着门的笼子里。这竟然使陈老师「感到一种隐密的大喜悦」（2：7）。且陈妻也附和着他的喜悦。昨夜才「以己悲」的陈老师，顿然「以物喜」。他当下应是这么感受的：绿鸟要是狠心飞走了，留他一个人在笼中，那就真得让人更「为之凄然」呢，而这本来注定要漂泊的绿鸟，竟然不走了，它认家了，它不再漂泊了。这不就是大自然（或神秘界）对我这个一直想要离去、想要远足、想要自由、厌嫌此「家」的可怜人儿的大安慰吗？陈老师对远足之文的厌憎，和对绿色之鸟的喜悦，应是出于同一原因。因此，「一绿色之候鸟」对赵公、对陈老师都无法只是「一绿色之候鸟」，而是肩负了于鸟而言过于沉重的情感意义──不论是绝望或是希望，悲哀或是喜悦。赵公的悲哀犹可说是时也命也，民族分断，故乡难归，理想荡然，终将老死他乡。但年轻的陈老师却不把故乡当故乡，不曾片刻想要安身立命于此时此地，一心只想生活在远方来日。缺少了建立在具体的、历史的时空之上的「主体性」，那么，就也只能寄希望于他人外物或神秘启示，而既然不敬其在己，徒然慕其在鸟，那当然鲜有不再度绝望者。陈老师的心死，以及季妻与陈妻的相继身死，皆可说是因那盲目的希望陡然幻灭之故。曾经，出现过那么一个瑞物，或发生过那么一件好事，给濒临绝望的男男女女带来了一线光明、一丝希望，带来了暂时的春暖花开鸟鸣，让濒死之人坐起来，使近死之心复阳，但旋即肃煞死寂之风起，将人摔回绝望之境，以终。3 绝望与希望均属荒谬：季公死，众人皆谓青年陈映真的小说于之独多。这是不错的，这篇小说就是死而不后已，乃至死死死连三死；季妻在绿鸟的相伴下，初而病情好转，稍后，死了，没多久，赵公疯了，稍后，死了，接着──「一个月后妻也忽然死了」（2：24）。赵公死得突然，陈妻的死则让读者更是如中埋伏。但陈映真故作惊人之笔，除了美学原因之外，有何意义吗？有，首先，我认为意义在于作者表达了他在六０年代中期的一种异常的愤懑与绝望；这个岛屿的一切都令他觉得无望，那么不如「一切都该自此死灭罢！」（1：15）。[4]其次，「死灭」还包括了对下一代的绝望。在这个岛屿上，赵公本就无后，如今陈妻死了，让陈老师夫妻的「后」（「未来」？）也绝了。别忘了，陈老师自己是无望了，但他一直还有一个朦胧但强烈的想头，那就是，将「希望」寄托于自己的血胤──他当初决定结婚其实也是被未婚妻表现出好像喜欢小孩的样子给唬弄住了（2：4）。世人绝望时，总还有一个透过子孙来「存亡继绝」的「超越性」欲望，而陈映真把这条路也给封死了。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绿鸟所带来的希望破功了！陈妻本来是个自恋的画皮人，后来因为绿鸟的来临，以其为触媒，陈妻的自我有了重大改变，她「像小孩子一般」，对季妻日益的康健，「欢喜着、祝福着」。她说：「季太太好了，我们一定是好朋友。这样我在眷属区便不寂寞了」（2：19）。陈妻虽然改变了，但这个改变却是建立于一种外在奇迹、神奇象征（即绿鸟）之上，其基础也未免太单薄虚空了。因此，绿鸟一旦消失，这个环绕着它而成立的绿鸟俱乐部也就为之烟散了。这就是为何小说的结尾要来上那么一段季老与陈老师的关于「八日」的玄虚对话，季妻八天前死的，而那天正好也是绿鸟失踪之日。比这一串死亡还悲哀的是陈老师的「心死」，而「人谓之不死，奚益」（庄生语）！令人尤其悚然的是：人界的死亡凋蔽竟也有来自大自然界的「感应」。季妻绝命之刻，季家院子里的竹子开花了，「开得太茂盛了：褐褐的一大片......」（2：26）。竹子开花不寻常，一开就要成片的死，再也冒不出雨后春笋了。竹，别生笋了，人，也甭寄望下一代了。这是一个被诅咒的一方天地。而不知与竹子开花、季妻之死有无关系，绿鸟竟也突然间芳踪杳渺了。绿鸟无端搅动一池死水让鯆鱼们生机乍现，但又无情地留下成片的死亡。难道它是瑶池的死亡特使？李商隐有诗句：「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但这当然是无稽之言。在一片死亡寂灭之中，唯有季公和他的孩子得救。为何？这是小说的关键。并不是所有从大陆流亡过来的「文化人」，都废在赵公那样的一种绝望的生命状态中，至少季公就不是。陈老师所看到的季公，是个真诚、体贴、温文、庄重、羞怯，甚至动辄脸红的「穿着蓝长衫的瘦小的长者」（2：11-12）。季妻年纪小季公很多，是「下女收起来的」，不但他的儿子对此不能接受，且也不被这以道德伦理自矜的麻将武侠知识界所容，千夫所指下，被迫离开原教职，漂泊到而今这所大学。但季公因爱而勇，悠悠八卦之下，敬己爱人乐天。而他的夫人在生了一个男孩之后，就「奇异地病倒了」，孩子交给南部的娘家养，[5]让小孩能在一个没有歧视的环境下快乐长大。季公对花草植物、动物，与人，有由衷的感情，尤其对长年卧病的夫人更是如此，多年来无怨无悔地伺候下不了床的病妻，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还能种得满园花木扶疏翠竹离离。小说里，季夫人，还有她小儿子，都不曾开口说过话，[6]凡是上场说过话的人之中，唯一活得真实的是季公。一个自然科学家，一般说来，应该是比较没有教英国文学的赵公那般的「人文素养」，也应该不像赵公，有什么人道主义、费边主义或是其它比较明晰的政治意识型态。这些虽然未必，但作者指季公为一「动物学教授」，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季公之所以为季公，与时下知识分子的「人文素养」毫无关连，季公的质，来自一种野的纯真，所谓礼失而求诸野的野，所以他才能那样近乎原始的痛号哀哮。他有赵公所没有的超越省籍、阶级的爱人的能力──这是陈映真书写季公与季妻关系的用心所在，但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诚恳、自敬、自重的人格与文化本源，他能自爱，而后爱人。但这个本源来自哪里呢？小说没有明示；他不是基督徒（如〈万商帝君〉里的Rita），或就此而言，任何意义的宗教徒，他当然也不是一个有信念的社会主义者......。那么，如何理解季公之所以为季公呢？我认为这是关键所在，而我除了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范畴之外，别无蛛丝马迹可寻。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某些因子对季公提出支持，使他在荒芜的、残忍的、无助的、歧视的境遇中，仍能自重爱人，穷，不及于滥。季公为自己在此时此地保养了一方救赎的心园──他不酸腐、嫉恨、犬儒、绝望，从而对人保持温润如玉的光泽善意。那么，这个「蛛丝马迹」表现在哪里呢？我的「证据」很单薄，因此我也不期望实证论者的同意。我甚至没有证据，只有提问：陈映真为何非得要这位自然科学的教授「穿着蓝长衫」（2：11）呢？更清楚地问：陈映真为什么要让这篇小说的唯一正面人物，在上场之前穿上这个象征传统的蓝长衫呢？我只能说，我不认为陈映真是瞎诌乱写的，也不认为他用这个服饰象征作为讽刺。的确在当时，「爱传统」的蒋介石也穿蓝长衫，「恶传统」的李敖也在「反串」蓝长衫，但这都不是陈映真的所指。陈映真是正面陈述季公的内心与外衣。对季公，陈映真描述得很细，而这些描述又都是以建立一个自爱爱人的形象为依归。好比，季公的「温文而又体贴」的「京片子」，「使这个健康显然不佳的老教授顿时显得庄重起来」（2：11）。[7]又好比季公的家居，「客厅摆设很简单，却一点儿也不粗俗......井井有条，窗明几净的」，有一种让人安静的「说不清楚的氛围」，还有一幅草书......（2：12）。这个对居家的描述，难道不和堕落的、绝望的赵公的亵乱卧室，形成强烈对比吗？难道我们还需要作者画蛇添足地强调季公不打麻将、不看武侠吗？回头看赵公，他的最大的不幸，因此不在于两岸分断，甚至也不在国民党对思想的打压，而在他对自己的绝望，以及和这个绝望共构同栖的对自我、对生活的完全放纵。他荒废了他的半亩心园，以致于自甘于一个完全没有真实感的人生，因此，他得不到自爱爱人的救赎。赵公是很明白他自己的无救的，他知道自己的问题，但他毫无能为。因此，他特别能理解当季妻入殓时，季公的「单音阶的、绝望至极地的哀嚎」的意义。这个号泣，以及这个号泣后头的一种赤子仍存的人生状态，让赵公崇敬乃至羞愧。因此，季公是这篇表面近乎绝望的小说中，所密藏的救赎可能的唯一体现。季公并非没有苦痛，他被诅咒的婚姻，他爱妻的病笃，他小孩的被歧视，他和前妻生的儿子与他的陌路......，季公也有与人同悲共喜的人情之常，因此，他也欢欣于绿鸟的来临，以及它为病妻带来的快乐──凡此，都是季公和他人近似之处。但差别是，他从来不曾盲目地希望、盲目地寄托，一如陈老师所展现的状态。别忘记，是季老首先不以物喜，不乱投射希望地指出：「这种只产于北地冰寒的候鸟，是绝不惯于像此地这样的气候的，牠之将萎枯以至于死，是定然罢」（2：17）。也要看到，是季老不以己悲地向陈老师说明，他并不期望下一代要肖己。当一切都已绝望，只依稀尚存「有后」之念的陈老师，看着院子里玩耍的季氏小童，安慰或客套地对季公说他小孩像他，也像他母亲，季公则斩然地说：「不要像我，也不要像他母亲罢。一切的诅咒都由我们来受。加倍的诅咒，加倍的死都无不可。然而他却要不同。他要有新新的，活跃的生命！」（2：26）陈老师在他的空虚的人生中，陈妻在她的面具下，季妻在她的受诅咒的婚姻之下，都是发着这个时代的病，受着这个时代的苦的人，他（她）们都因这只绿鸟的神秘出现，感受到一种希望与悸动，因为他们都有一种莫名的追求与向往。希望是虚幻的。只有季公知道希望之瞬乎的，绿鸟是终将枯萎的。这些曾对绿鸟抱之以希望的，都将身死或是心死。唯独季老以其清醒的爱与敬，面对绿鸟福音的不可恃。季公要下一代不要走先人的老路，谁也不要像，要走出自己的路。绝望也是虚幻的。但季老这样子清醒地面对未来时，也还是觳觫于那象征死亡与寂静的竹花正在怒开着。酷似〈祖父和伞〉的「唉唉，雨落着，雨落着呀......」(1：83)结局，这篇〈一绿色之候鸟〉也以「──季家的竹花，也真开得太茂盛了：褐褐的一大片......」（2：26）收场。4 一个扣住历史与作者的大胆解读如果〈祖父和伞〉是一个政治寓言，而「雨」暗喻了白色恐怖的天地蒙蒙，[8]那么，〈一绿色之候鸟〉的竹花呢？仅抽象地象征死亡和寂灭吗？似乎不止。但我们的解释如果往前跨一步，如同〈祖父和伞〉，指出「竹花」暗喻了岛屿上的反动高压政治，那么困难就出现了。在〈祖父和伞〉里，霏霏淫雨对应的是一个意欲有所伸、有所为的左翼男性青年，这个对应关系说得通。那么，在〈一绿色之候鸟〉里，这个对应是什么呢？肃煞的镇压在这里似乎少了一个主体上的对应，难道只是对应一个想出国「远足」的陈老师？我努力看看这样说是否比较通。绿鸟，之于陈老师，不再只是关于他自己的被「国」与「家」所限制的想远足的「自由」的一个安慰讯息，而是某种超乎身家的社会集体性的「希望」现身于这个岛屿了。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的著名剧作《青鸟》，将一只传说中的青鸟比喻成一种救赎的「希望」。陈映真或许也想到过这个典故。小说里，赵公有一回就直接指谓这只「绿色的候鸟」为"blue bird"（2：11）。那么，我们不妨把这只blue bird所代表的希望予以政治化，从而以一政治寓言的感觉阅读这篇小说。在特定的政治寓言阅读中，「一绿色之候鸟」代表了六０年代某些知识分子反传统、追求现代自由民主的外显希望，以及打倒国民党的秘密欲望。因此，「陈老师」就不只是一个老想去美国、向往个人自由的年轻知识分子，也不那么只是一个西方意义下的「自由主义者」，而是在第三世界里，将「现代」对立于「传统」，以后者为必须全盘取消之物的「第三世界自由主义者」。「陈老师」是一个共名，其先导可溯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烈否定传统的现代启蒙者。而赵公以其五四末流、前费边自由主义者的敏感，当然不难体会年轻的陈老师的政治感觉，他在陈老师身上依稀看到自己的当年，从而不免惺惺相惜，在教师休息室里也就只有他还会降下身段招呼陈讲师。但赵公的心志旷废已久，也只把六０年代初的自由主义的言论运动看成一个聊供旁观的骚动而已，他自己早已都无所谓了，只能兀自耗费于麻将武侠。民初五四运动的启蒙大师是左右翼都有，但1949年后随国府撤退来台的五四、五四晚期或后五四人物，则因为明显原因，都是右翼，例如胡适与殷海光，用心所在是文化的现代化，而由于他们对欧美宪政的倾心，现代化的核心又落在政治的现代化。在他们的政治现代化改革议程中，「现代」和「传统」被概念化为对立两极，前者是光明之未来，而后者则积淀了专制政治与思想的千年糟粕、黑暗，与无知。它们像是各种陈痾固疾，盘绕扭结于民族有机体的文化基因中，一代代地传递下来。若要打破这个肮脏一如梅毒的遗传，必须要有一种对过去的决绝态度。这应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娜拉》，那么地为五四知识分子所推崇的原因，而关键或许并非在女性主义上头。而《群鬼》更是易卜生将批判矛头直接锁定于「传统」、「恶病」与「遗传」的一个作品，而恰恰《群鬼》就是陈老师在听说赵公的疯狂「与淋病有关」时，[9]所飘然入其脑际的意象。陈老师还跟着易卜生问：赵公在临死之前是否也会喊着「太阳！太阳！」呢？这些蛛丝马迹或许可能够支持我的判断：「陈老师」所代表的是六０年代反传统的自由主义群体。当然，这个判断有其前提：陈映真是一个思想型的作者，他用一个典，引一句诗，都是某种深思的结果，而非为了吊书袋。但我把「绿鸟」视为自由主义福音，把「陈老师」视为六０年代初台湾的西化自由主义者的共名，还有更为切近当时时代背景的原因。1960年，由流亡到台湾的自由主义者所筹办，而为岛内唯一自由主义言论阵地的《自由中国》杂志，因为踩到政治红线（即，组党与反对蒋介石连任）而被停刊。其后，这个阵地移转到《文星》杂志。1961年，《文星》在李敖的主导下成为了自由主义现代化的火炮阵，而攻击的台面目标虽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新）儒家，但国民党应是沛公。翌年在《文星》展开的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当然也不是一场纯粹思想层次上的论争；在李敖这边，很清楚的是以自由主义现代化姿态批判反动国民党政权的道统与老人政治；李敖于1963年出版了一时纸贵的《传统下的独白》。稍早，在国民党的授意下，孔孟学会成立，《孔孟学刊》也创刊了。1962年之后，一直到1965年被迫停刊，四十多期的《文星》，在殷海光等人的支持下，一时成为自由主义支持者（公开的或隐藏的），所热切注目的焦点与一时之希望，其关于人权、民主、法治、教育......诸多问题的针砭讨论，也对国民党的一言堂发生了一定的挑战作用，而带来了些许新鲜空气与生命气息；在五０年代的茫茫白色恐怖后，终于看到了一点绿意（绿竹、绿鸟）在人间了。这个时代背景却不得不让我们提出一个问题：1960年代上半叶，仅仅比李敖小两岁，但思想却又无比早熟的左翼青年陈映真，要如何理解《文星》现象，如何清理出他自己和李敖、殷海光等自由主义者的差异？对青年陈映真而言，这肯定很困难。在那个年代，殷李等人站出来反对国民党，因此，陈映真无法不把他们当成反国民党这条路上的「同行者」。但，陈映真却总又孤独地发现他和他们之间却又是很不同，可以在某一段道路上暂时同行，但绝非同志。如果说，陈映真的小说创作总是有的放矢，总是针对特定的时代背景与时代问题，以及总是这个有针对性的焦虑与求索的反映与结果，那么陈映真是否曾对六０年代初的这个自由主义现代派风云有所思考有所响应呢？有，我认为就是这篇《一绿色之候鸟》。以下是我的进一步说明。「据说那是一种最近一个世纪来在寒冷的北国繁殖起来的新禽，每年都要做几百万哩的旅渡」（2：17）──这是季老对绿鸟的判断陈述。但这个陈述很是怪异，一种像候鸟这般的高等物种，如何可以说是在「最近一个世纪来」「繁殖起来的」？而且还「每年都要做几百万哩的旅渡」？这更让人费解，什么鸟这么厉害，每天都不停地飞的话，一天也要飞上个上万哩，才能达到这个数（就当是三百六十五万哩好了）。陈映真的写作一般来说都颇精审，为何会透过一张专业、诚恳的季公之嘴，说出如此匪夷所思的「事实」呢？这让我不禁怀疑，陈映真这是把「反事实」明摆出来，让所谓「一绿色之候鸟」无法不成为一个象征，而且所象征的是上世纪（十九世纪）才出现的，来自北半球欧美的自由主义。美国全年无休地在全世界传播其「自由」（相对「共产」或「奴役」）福音，这才是「每年都要做个几百万哩的旅渡」嘛！陈映真和他在某些时候不得不同路的自由派之间的差异在哪儿？左右之分自是清楚易察。对于左翼青年陈映真，他的左翼理想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公义平等的、社会解放的、个性解放的世界，而阶级、反帝与人民，则是思想与运动所关注的核心。特就文学艺术而言，他反对现代主义文学、反对抽象表现主义，企图将文学与人间深刻联系起来，「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10]虽说这个反映不是机械的......。对这样的一个思想者，自由主义的眼界与关心，用最善意的话语说（也就是还不用揣度他们的阶级立场与利害意识），委实太局限了，胸怀中没有解放的目标，方法上没有整体的与历史的视野，只把目光近视地局限在岛屿上的「自由」、「人权」等范畴。[11]因此，青年陈映真和他当代的「自由派」朋友们的差异，除了有左右之分，还有大小之异。自由派的朋友们在六０年代初，就已经把「中国」切割于他们的视野之外了。而这并不是因为政治打压，而是因为对他们而言，共产中国本就是一个更专制更极权，其实更传统的古老亚细亚。对这些大多是外省人的自由派而言，某爱故乡，某有中夜难寐之怀思，但吾更爱真理，而真理者新兴美利坚也。反倒是对本省人、左翼青年陈映真而言，在岛屿上思考，必然意味在全中国思考，而「在中国思考」并不只有一个地理意义而已，而意味着要找出一条自尊自重，改革自己，但也不意味要变成他人的前途路径──而这应该是没有成法的。换句话说，不论是西方的现成自由主义，甚或是现成社会主义，都不是我们的现成的希望。我们不该把我们自己的复制得来的价值或期望，再复制到下一代，因为──「他要有新新的，活跃的生命！」。中国要走出他自己的路。但当陈映真的思维一旦进入到这个层次──而我坚信如此，他将面临一个关卡问题：如何理解、面对中国传统？这是一个于自由主义者所不必处理的问题，因为问题已经被他们便宜取消了。因此，陈映真与他们的区别除了「左右之分」、「大小之异」之外，还在「今古之辨」这个问题上。当然，陈映真如果是只自安于一种教条的左翼传统中，似乎也将不免和自由主义采同一面对传统的姿态，但我们却看到左翼思考者陈映真的彷徨，以及他在彷徨中所难免显现的踌躇失语或困惑难言。而如今看来，恰是这个彷徨态度，反而是陈映真和当代自由主义者之间的最核心差异，或可称之为「对传统的暧昧难决」。就像宗教作为传统的载体之一，于陈映真，不是一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就可取消的，陈映真对「中国传统」其实也是一样暧昧难决的。他不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他不孔曰孟曰，但这不代表他对中国历史以及中国人民大众的传统的自丑，也不代表他在「传统派」与「自由派」的战斗中，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缘故，一定是站在后者的，因为陈映真在「自由派」一心要在他乡生活，要成为他者的「希望」中，看到了绝望。反而，吊诡地，他有时反而在有文化本源的人们的身上，看到了任何未来的希望所不可或缺的基底：对主体的历史构成的自尊自重，以及一种强野之气。我想起了鲁迅的名言：「伪士当去，迷信可存」。而我也相信，陈映真对「传统」的态度，应当可以「火中取栗」来形容。而一袭蓝长衫的动物学教授「季老」，结合了清醒的现代理性与敦厚的传统文化的复杂形象，应让我们看到陈映真企图超越中西文化论战两造的尝试。这个时为台北强恕中学的27岁英文老师的陈映真「陈老师」，在写作这篇小说时，当然有心批判那个没有任何理想与希望，只知道压迫异己，拿传统为遮羞布，让大地生机为之萧瑟死寂的虚无主义国民党政权，但也许更有意于指出两个更深刻的道理：一、一种思想或是政治运动，如果失去了爱人的能力，那终将归于虚无，不管是人道主义、费边主义、自由主义，甚或社会主义，而爱人能不首先知道如何爱己吗？二、一个鲁迅早就指出的道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12]人必须要宝爱着敬己爱人的能力，头脑清醒地，不盲目依傍地，走出自己的路。在这个意义下，季公打破同一性逻辑，把「一绿色之候鸟」就视为「一绿色之候鸟」，不多，也不少，是一个解放的态度。因此，这篇小说有了一个复杂的缠绕：出入于象征主义。小说里凡是将「绿鸟」视为希望或福音「象征」的都将死灭。而季公给我们的教训则是：第三世界改革者必须先学会敬己爱人，而后才能超越那对远处的、外来的希望，或对「果陀」的无穷翻新之等待，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的炼狱翻腾。这个敬己爱人的能力，究竟源自何方，如何培养？对于这个大问题，这篇小说虽然没有讨论，但也依稀指出了一个基督教之外的方向，即是传统中国的文化资源。一个人如果不以过去为耻，那么过去中国文化里能让人敬己、爱人、乐天的资源是不缺乏的，就算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如季公，也能在这样的一种文化土壤中得到丰沛的力量。这个议题，以后很少出现于陈映真的小说（除了〈云〉以及〈归乡〉等少数重要例外），[13]但似乎更不曾出现于他的其它文类。陈映真对于深入讨论这个他已经意识到的问题似乎有一种深刻的困难与复杂的自制。对这一个思想现象，要如何解释，也许需要对陈映真进行更深刻的历史理解，本文就此打住。 附件一〈徒步旅行〉（Walking Tours）欲享徒步旅行之乐，唯有独自出游。倘若呼朋引伴，即便仅双人同行，徒步旅行也会名存实亡，成为另类活动，反倒更像郊游野餐。徒步旅行必须单独前往，其精髓在于能够逍遥自在，随兴之所至，时停时走，或西或东，无所拘束。务必保持自我节奏，切忌与竞步高手并肩疾走，也勿因与女子同行而故作莲步。此外，要开放胸怀，恣意感受，让眼目所极丰富思维；要如同风笛，随清风吹奏。黑滋利特曾说：「边走边谈实在不智。每回身处乡间，我都希望自己如同乡村一般悠闲沈静。」此话可谓一语重的，切中要旨。身旁切忌有喋喋之因，以免扰乱清晨冥想的幽静。人若陷入思维之中，便难以享受伴随户外剧烈活动而来的微熏之感，初而目眩神迷，脑筋迟钝，最终归于难以言诠的安祥宁静。作者：罗伯特‧刘易斯‧史蒂文森 (Robert Louis Stevenson)Walking ToursNow, to be properly enjoyed, a walking tour should be gone upon alone. If you go in a company, or even in pairs, it is no longer a walking tour in anything but name; it is something else, and more in the nature of a picnic. A walking tour should be gone upon alone because freedom is of the essence; because you should be able to stop and go on, and follow this way or that, as the freak takes you; and because you must have your own pace, and neither trot alongside a champion walker, nor mince in time with a girl. And then you must be open to all impressions and let your thoughts take colour from what you see. You should be as a pipe for any wind to play upon. "I cannot see the wit," says Hazlitt, "of walking and talking at the same time. When I am in the country, I wish to vegetate like the country," which is the gist of all that can be said upon the matter. There should be no cackle of voices at your elbow, to jar on the meditative silence of the morning. And so long as a man is reasoning he cannot surrender himself to that fine intoxication that comes of much motion in the open air, that begins in a sort of dazzle and sluggishness of the brain, and ends in a peace that passes comprehension. Robert Louis Stevenson译者：不详网络来源：http://english.ecominfozone.net/archives/997 上网日期2010/7/27＝＝＝＝＝＝＝＝＝＝＝＝＝＝＝＝＝＝＝＝＝＝＝＝赵刚：任教于东海大学社会系，最近的写作是〈从仰望圣城到复归民众：陈映真小说「云」里的知识分子学习之路〉，刊于《热风学术》（上海），第5辑，2010。* 本文作者于2010年7月2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口头发表本文，谢谢多位与会者的讨论，对论文的修改有一定帮助。[1]本文所使用的版本是《陈映真小说集》1-6，台北：洪范，2001。本文标记引述来源于引文之后；（2：2）表示第2集第2页。[2]我之前在书写〈凄惨的无言的嘴〉的评论时，已指出该小说有一种爱伦‧坡况味，而这篇似乎更是。我猜测此时的陈映真可能有一段嗜读坡的经验；而事实上坡在这篇小说中也真被提到了（2：12）。[3] 请参考赵刚〈颉颃于星空与大地之间：左翼青年陈映真对理想主义与性/两性问题的反思〉，《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78期，2010年6月，第47-114页。[4] 语出〈我的弟弟康雄〉，这应是康雄姊的独白，但也可能是作者自己硬行置入的一句愤懑之语。[5] 小说作「婆家」，按应为「娘家」之误。[6] 小说里，季妻一句话也没说过。这很不合常情。作者给的交待是：「季公说他的妻因病不便开口说话」。这个交待更不合常情。但这个不合常情，就小说效果而言反倒是好的，添加了因绿鸟的来临而烘托出的一种神秘感（陈老师就曾将季公夫妻和「爱伦‧坡」联想起来[2:12])，也让小说更集中地在三个主要人物上头前进。至于小说里小朋友没说过话，那倒是还算自然的。[7] 青年陈映真太坚持于他小说里的代名词统一性了，好比，女性第三人称一定是「伊」。但这个坚持，在这篇小说就有点过头了，连满口「京片子」的季公，在指谓他妻子时，也一直是「伊」如何如何的。[8] 请参考赵刚，〈颉颃于星空与大地之间：左翼青年陈映真对理想主义与性/两性问题的反思〉，《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0，第78期。[9] 按，陈映真这里的「淋病」稍欠审确；淋病不会入侵到神经系统，梅毒才会。[10] 语出陈映真同名文章〈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收于陈映真《陈映真文集》（薛毅编），北京：三联出版社，2009，第100-111页。[11] 或许我过度解读，但阅读永远不妨稍微大胆，小说刚开始，陈老师在雨中打开门，看到地上那只绿鸟「人拳大的身体在急速地喘息着」（2：3）。我怀疑，这里的「人拳」或许就是「人权」，不然，何不用肯定更顺口的「拳头」？如果绿鸟象征了《自由中国》停刊后，再度归来的自由主义希望，那么这个希望也只有「人权」那么大小而已。虽然让人拳大小般的候鸟受伤喘息也是不忍的，但显然陈映真所爱所思者，有所大于「人权」。他对自由主义者有物伤其类的同情，但并不曾因而背书「他们的」希望。[12] 鲁迅，〈希望〉，收于《野草》，《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78页。[13] 见赵刚，〈从仰望圣城到复归民众：陈映真小说「云」里的知识分子学习之路〉，2010，未发表手稿。 

“胡”与“羌”，蒙古与藏族，中原与西域，一个巨大的民族十字路口在祁连山交错——边界的模糊，暗示着地带的游牧性。只知商旅、不懂驻牧、隔断羌胡的河西走廊，是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遮蔽。筑城，通商，采矿，工业，农夫挤走骑士，阏氏盛妆已是不可再追的梦。匈奴古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藩息”，一语成谶？

在这样一篇文章中讨论理论问题是不合时宜的，这里，我只能拿出一个简单的结论：秀明属于绝对意义上的贫穷者，属于他出生的那片土地上的大多数。他一无所有，但他是那片土地的守望者。在入学30年后的今天，我们都已"各归其位"，过上了衣食无忧的"体面生活"，但"人生而无不在枷锁中"，谁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放飞的自由鸟"？我无法回答。

李白凭藉模仿和改写来收编前作，将其编入一个它们共同从属的文字结构的网络之中。这一网络具有自我衍生与自我再生产的机制和潜力，既可能导致重复模仿，也可能产生像李白回应《黄鹤楼》诗这样的精彩系列。自李白以下，诗人对此做出了各自的回应，包括他们自诩的“江山含变态，一上一回新”和“缺席写作”的方式。从他们的回应中，我们读到了不同的答案，也可以看到中国诗歌古典主义范式的基本属性，它的所为与不为，潜力与极致。具体来说，我们不仅借此反省即景诗的范式及其前提与内涵，还重温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问题，包括模仿与创造、因循与竞争、经验与虚构，以及文字书写与物质文化，诗歌与题咏对象之间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在类似布满了裂隙社会语境之中，90年代的中国都市悄然涌动着一种浓重的怀旧情调。而作为当下中国重要的文化现实之一，与其说，这是一种思潮或潜流，是对急剧推进的现代化、商业化进程的抗拒，不如说，它更多地作为一种时尚；与其说，它是来自精英知识分子的书写，不如说，它更多是一脉不无优雅的市声；怀旧的表象至为"恰当"地成为一种魅人的商品包装，成为一种流行文化。

类似《巨流河》的回忆录近年在海峡两岸并不少见，比齐先生的经历更传奇者也大有人在，但何以这本书如此受到瞩目？

成都市指挥街8号院，96岁高龄的作家马识途已在此居住数十年。这个临近闹市的老旧小区，是四川省人大老干部的宿舍，素来平和安宁。

本文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入手，考察他对崔颢的《黄鹤楼》诗所做的不同回应，并将前后相关的一系列诗作串联起来加以解读，由此探讨唐代题写名胜的诗歌实践、与之相关的批评话语及其核心议题。李白凭藉模仿和改写来收编前作，将其编入一个它们共同从属的文字结构的网络之中。我们不仅借此反省即景诗的范式及其前提与内涵，还重温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问题，包括模仿与创造、因循与竞争、经验与虚构，以及文字书写与物质文化，诗歌与题咏对象之间的关系。{本文分为上下篇刊载--wen.org.cn}

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奖得主王安忆与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奖得主陈映真，二十年前在美国的一场历史性聚会。由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聘请台湾、中国大陆、香港、美国杰出文学评审进行的「世界华文文学奖」，2003年选出第二届得奖人：小说家陈映真先生（《忠孝公园》）。联副特刊登王安忆这篇新作，向陈映真致贺，也期望年轻的作家能向戮力前行的前辈致敬。

访谈

中篇，1983年发表

读《剑桥战争史》——杀人艺术的“主导传统”和“成功秘密”李零 　　古人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下》），但近五百年来，天下所行者却不过是“以力服人”的“霸道”。我记得，好像是上一世纪初，有哪位欧洲哲人说过，我们还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因为近半个世纪，在“恐怖的和平”下（真正的恐怖还是来自大国），已经好久没有世界大战了，这是太大的意外。现在，当“新帝国主义”论借全球化的西风重新崛起时，我们不应忘记，这五百年来，世界一直都是笼罩在西方军事传统的影响之下，战争仍威胁着整个人类。　　一、没人把《孙子兵法》当回事　　记得很多年前，在一次书刊发行会上，有位我很尊敬的著名学者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好，就是好，它不但能救中国，还能救全世界。为了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他老人家举例说，比如西方人，他们就不懂什么叫“兵不厌诈”，海湾战争就是靠《孙子兵法》才打了胜仗。这样的说法，咱们这边有，台湾那边也有（我在台湾的书店里见过这类书），而且有人说了，这可是人家美国报纸讲的。但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信。这就像过去大家说的拿破仑读《孙子兵法》，悔不当初（此说是30年代出自李浴日口，类似故事还有威廉二世读《孙子》），我很怀疑，它是咱们中国人捕风捉影、自欺欺人的把戏。我相信的倒是，人家读《孙子兵法》，顶多就是看着玩。在汉学译本中，《孙子》地位高，仅次于《老子》、《易经》，当然很重要，但人家有人家的传统，轮到动粗，他们玩的是另一套。比如，我想向读者推荐一本书：《剑桥战争史》（Geoffrey Parker,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arfa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中文译本：〔美〕杰弗里·帕克等《剑桥战争史》，傅锦川、李军、李安琴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它就是讲西方靠什么打仗。整个一卷书，从头到尾讲下来，不但不谈《孙子兵法》（只在第9页夸了一句，说孙子早就预言了后来由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提出的主张），就连中国都没有几句话。我记得，许倬云先生说过，他出国之前以为，世界之大，只有中国；出国之后才知道，世界之大，没有中国。这种“没有中国”的感觉，对我们来说，简直不可想象，但在各种“剑桥史”中（除去专讲中国史的书），却比比皆是。这是很好的教育。　　最近，插图本的历史书可谓大行于世，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好几本。读这类书，大家都说，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但我想提醒读者，这些“剑桥史”，它们的共同点是很能反映西方观点，特别是英语世界的看法。它们是很有势力的看法，但也是很有偏见的看法。虽然我并不同意，而且是坚决不同意，西方学术就是国际学术，特别是拿西方汉学当国际学术。我认为，研究中国，只能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中国学者的研究，加西方汉学的研究，加“亚汉学”的沟通介绍，勉强可叫“国际学术”。但我的很多西方同行，他们还是天经地义地认为，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普遍原则，那就是西方的原则。而且，在这个所谓“普遍原则”下，对这个“原则”是必要补充，他们还有纯属个人，千姿百态，只有白马黑马没有马的自由意见，真可谓“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比如前不久，山东画报出版社寄我一本他们出版的《剑桥插图考古史》（郭小林、王晓泰译，2000年），它说，“本书在根据‘西方的经验’说明这门学科的时候，有过分的西方中心论之嫌。我们并不想对此加以辩解，因为考古学并不是由非西方人创立的”（前言005页）。虽然，因为考古发现的遍地开花，它对世界各地都得说上几句。但它是说话人的历史，不是被说内容的历史；是考古学的历史而不是考古发现的历史。从记录主体活动的角度看，它理所当然要把这部历史看作西方的历史，或者主要是西方的历史。他们对世界上的国家，向分三六九等，着墨多少，尺度宽严，都有固定想法。讲苏联，绝少不了恶评；讲亚洲，日本肯定在中国之上。它就是这种“普遍原则”的体现。只有明白这一点，你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引为自豪的考古发现，到他们笔下却几乎等于零。在这本书里，关于中国考古，它唯一提到的是，中国还有个西安，西安还有个秦俑坑（302－303页），即西方旅游者来中国的必到之处。另外，在年表中，它还提到1921年发现北京猿人，1953年发现半坡遗址。几句话而已。　　和《剑桥考古学史》相比，《剑桥战争史》对“普遍原则”讲得更突出，线条也更为明快。本来这些历史，它们统统都是世界史，然而它们都只标“剑桥”，不标“世界”，作者讲得很清楚。世界史总得讲世界吧，但作者觉得，要讲战争，那我们是胜利者，这个历史当然是我们的历史。他们讲起话来真是坦诚相见，什么酸文假醋都没有，干脆就是拿西方战争史当世界战争史，一点都不脸红。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不仅对了解西方战争史有用，而且也有助于理解，现在之所谓“国际学术”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就像拿北京话当普通话，它可不是各地方言的拼凑，也不是投票选举的结果，皇帝在哪儿，哪儿就是普通话。　　现在讲中国的军事传统，我们当然可以关起门来讲，说我们有《孙子兵法》，老子天下第一。但我的看法有点不同。我相信，真正的西方文化，他们内心的想法，其实是根本就没把中国当回事。就是讲客气话，肯定也是点缀（在很多场合下，还是保护）。而且，我完全同意，他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也确实很有理由。因为他们在各方面都比我们先进，也比我们眼界宽广，更了解天下大势。要讲世界，他们比我们有发言权。　　知人知面不知心，知心最难。学习西方文化，首先，我们得了解其心理特点，不是个人心理，而是文化心理。研究心理，军事是个入手处。作者说，“西方的历史，无论是本国的还是海外的，都是以强硬的、野心勃勃的大国们为争夺控制权而展开的竞争为中心，在竞争中，残忍者、革新者和果断者取代了自满者、模仿者和优柔寡断者”（590页），他们的特点是居高临下、恃强凌弱、吃硬不吃软，不相信眼泪和感化（战时的日本人也是如此）：如果你没有足以与之抗衡的“高”与“强”，即“彼可取而代之”的一整套制度和观念（我们确实没有），他们当然会问：我们的东西为什么不是最好的？而且你有什么理由加以拒绝？这就像在没有新鲜空气和干净水源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拒绝呼吸和饮水。他们的道理确实是“硬道理”。　　在近百年的文化争论中，我们不是自大就是气短，原因就在，我们不懂他们的“硬道理”有多“硬”；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还老想和人家较劲；刚学一两招，就想把对方放倒，不知道人家这500年的功夫是怎么来的。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　　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意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鲁迅《忽然想到》（十至十一），收入《华盖集》）。　　二、站在“八国联军”一面，还是站在“义和团”一面？　　此书作者共七人，两位是英国人（包括在英国受教育然后到美国教书的主编），五位是美国人（其中一位还当过空军，有上校军衔）。我向一位西方学者介绍此书，他的第一反应是,“这是本19世纪的书吧”？我说不是，这是1995年海湾战争后出的书。但我觉得，他的反应并没有错。因为当我们跨入21世纪，世界确实是倒退，已经退回了19世纪。很多政治家的言论已经把它讲得很清楚，就像科幻影片的说法，是back to the future（返回将来）。　　记得2000年，有不少人约我写稿，庆千年之禧，作世纪展望。我说，庆祝什么，展望什么，你看看1900年，就知道2000年了。因为在这个世纪之交，我们仿佛又回到了100年前。前不久，打开电视，香港城市大学的校长张信刚先生，他出现在屏幕上。在世纪大讲堂，他说，现在的世界，还是由“八国联军”主宰，除奥匈帝国不在，换了加拿大。这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我们的文化界，“自由派”也好，“新左派”也好，他们面红耳赤吵什么，问题还是，你是站在八国联军一面，还是站在义和团一面，好像别无选择：　　“美国欺人太甚，你跟它硬也不行，软也不是，反正说什么，他也要打你，跟丫拼了”。　　“世界这么乱，没人管怎么行，咱们得谢谢美国”，　　“你不支持美国，就是支持独裁领袖、流氓国家、恐怖分子，就是和全人类作对，和自由民主作对”　　……　　这些都是世纪性的争论。　　其实，在过去一百年里，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早就有先定之数：列强世界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既没有机会先抢，也没有力量后抢，只能自己抢自己，苦苦挣扎于世界之林。现在的中国，和一百年前相比，地位是提高了（无论怎么评价，这也是拜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之赐）。但水涨船高，在世界的整体格局中，在西方的心理框架下，我们和两次“公理战胜”后，地位还是差不多。两次世界大战是什么？是“八国联军”的窝里斗，先抢者和后抢者斗。德国是后抢类的国家，始终处于“四战之地”，结局最惨，两次都是战败国；英、法扼其左，俄国阻其右，都想引祸水于对方，但彼此都倒了霉，两次大战，也是损失惨重；奥匈帝国也是后抢类的国家，为德国帮凶，一次大战后，迅即土崩瓦解；意大利和日本也是后抢类的国家，二次大战跟德国跑，也没什么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真正捞到好处的，只有美国。一次大战，打出一个“法”（法西斯主义），打出一个“共”（共产主义），引起二次大战反“法”，冷战时期反“共”。但反来反去，亲缘关系没有变，基本结构没有变，在美、英、法的眼里，德、意、日还是他们的人，俄国也是旗鼓相当的对手。我们徒有“战胜国”的虚名，既不是最贫弱的国家，也不是“八国联军”圈里人，一直扒在车帮上，无论怎么变，地位都不能同日本相比。因为日本是他们圈里人，而中国不是（就连汉学研究的地位都是由此而定，过去我不明白，现在看得很清楚）。二次大战期间，所有强国都是以邻为壑，珍珠港事件之前，它们对中国都是见死不救，孔祥熙游说德国，宋美龄游说美国，都是洒泪而还，为什么？除移祸苏联，还有个理由，就是日本在亚洲最有领导资格。现在轮到反“恐”，没有反完的“共”都纳之于“恐”，叫“后冷战时期”，对西方来说，是打完大敌打小敌，又转回去了。所以，我们的世界反而更像1900年，即八国联军到北京教训我们的样子。有个西方学者跟我说真心话，现在这个世界，屈指可数的流氓国家，你们是难逃其外；本世纪还保留吃人习俗，你们是独一无二（他们已写出“中国吃人史”）。在他们眼中，我们还是义和团。　　三、为什么不谈中国？　　《剑桥战争史》是一部详于今而略于古，专讲西方之不暇，遑论其他地区的战争史。它在中国出版，作者兼编者，美国的帕克教授为它写了一篇中文版序言。　　这个序言很有意思。他说：　　由我策划和编辑的《剑桥战争史》，现将与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读者见面，这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但是，我担心有些读者在看了书中的内容基本限于涉及西方的战争之后会感到失望。坦率地说，他们一定会认为，战争的中国模式在重要性和令人感兴趣方面并不亚于西方。　　然后，他提到两本书，一本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的书（Western Way of War,1989，原书未见），一本是鲁威仪（Mark Edward Lewis）的书（Sanctioned Violence,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前书是介绍“西方战争方式”，后书是介绍“中国战争方式”（作者是汉学家）。这是他做比较研究的基础。　　作者向中国致敬，主要是说希腊和中国进行过类似的“军事革命”。比如：希腊有重装步兵，中国也有；希腊有色诺芬，中国有孙子〔零案：作者说，与《孙子》“齐名”，还有《墨子》的城守各篇（序言2页），西方重技术，看重这些篇，但在中国，没人这么说〕；希腊有民选将军，中国也有精通军事技术的专门指挥家；中国有秦始皇的“中央帝国”，马其顿有亚力山大的希腊化（2－3页）。此外，书中还特别提到，中国和西方一样，都很重视操练和操典（4页图注和595页）。这是用熟悉的东西讲不熟悉的东西，就和古谣谚说骆驼是“马肿背”一样，只是最表面的比较。　　最后他说，然而，为什么这部书只谈西方，不讲中国，也不讲世界其他地方呢？他有三条理由：　　第一条，“对各个历史时期所有社会——无论阿兹台克人和莫卧儿人，还是中国和欧洲——都予以同样关注的‘战争史’，其广泛多异的内容是一单卷本的书无法包容的”（3页），这是说“一卷装不下”。　　第二条，“在让西方的勇士和军界名流们分享关注和荣誉的同时，仅仅对非洲、亚洲和美洲的军事和海军传统轻描淡写地说上几句好话，那将是不可原谅的歪曲”，这是说“几句说不清”（3页）。　　这些不是主要理由。　　他关键的理由，我看还是第三条，即归根结底，还是“谁也打不过西方”。　　他把话说得很清楚：　　不管是进步还是灾难，战争的西方模式已经主导了整个世界。在19、20世纪，包括中国在内，以悠久文化称著〔零案：应是“著称”之误？〕的几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抵抗西方的武装，而像日本那样的少数国家，通过谨慎的模仿和适应，取得了通常的成功。到20世纪最后十年，无论是向好的还是坏的方面发展，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已经融入西方社会的战争艺术，使所有的竞争者都相形见绌。这种主导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加上其成功的秘密，看来是值得认真地考察和分析的（3-4页）。　　因为作者不讲中国军事史，这里，我想举几本中国出版的书，供大家比较：　　（1）军事科学院编的17卷本《中国军事通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　　（2）王兆春《中国科学技术史》军事技术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　　（3）蓝永蔚、黄朴民《中国军事史》（插图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另外，我想顺便提到的是，上述作者之一，蓝永蔚先生，也是《中国春秋时期的步兵》一书（中华书局，1980年）的作者，最近在《中华读书报》2001年11月14日第一版上写过一篇文章，叫《在旗影征尘中追寻》，是介绍上面的第三本书。蓝先生说，《剑桥战争史》大讲希腊、罗马步兵，不提中国春秋战国的步兵，对它最好的回应，就是写出中国自己的战争史，我很钦佩。但我觉得，西方学者不讲中国就不讲好了。他们的战争史，即作为“主导传统”和“成功秘密”的西方战争方式，还是值得认真研究。　　四、什么是“西方战争方式”？　　下来的“引介”是“西方战争方式”。这段最重要。　　“西方战争方式”是什么？作者总结了五条：　　（一）重武器和技术（2－3页）。　　作者承认，历史上，西方比起它交战过的东方，在技术上并不占优势，“直到17世纪早期火枪齐射技术和战场火炮的出现为止，整个亚洲的马上箭手和他们使用的弯弓一直被证明要比任何西式武器的威力都大得多”，“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先进技术都源自西方，许多重要的革新，如马镫和火炮都是来自东方的对手”，但他还是强调说，“除了少数的例外，亚洲的马上弓箭手并不直接对西方构成威胁，就算能够，这种威胁也不持久”，“事实上，历史证明，自从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战争以来，很少有哪个时期，西方所召聚的部队在战斗潜能上不优于它近处的对手们”，如希腊打败波斯、罗马打败阿提拉，都是例证。作者这么讲，是在暗示，2,500年前，西方就比东方强。这类欧洲虚荣和自我吹嘘，书中很多，我们不必在意，因为这样的说法，我们也很多。重要的是，近500年来，特别是近200年来，西方的优势确实无可置疑。他们看重武器胜于人力（这是其近代趋势，未必是古老传统），善于吸收其他文明的军事发明，这确实是一大特点。比如火药和指南针是我们发明（后者有争议，或说是各自独立发明，但作者说是1200年由中国传入），但13－14世纪传入欧洲后，他们后来居上，比我们强得多。16世纪以来，西方船坚炮利，所向无敌，总是以少胜多，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二）重纪律和训练（3－5页）。　　作者说，西方军队总是以少胜多，不像中国总是用大量军队围攻（见594页），原因是纪律严明〔零案：不一定吧？中国历史上，匈奴只有汉一郡人口，满族军队只有八万人，他们以少胜多，都是靠突然袭击〕。他说，“应该再次予以强调，作战中最具决定性的优势在于弥补数量劣势的能力。因为历史上不管是保护欧洲免于外来侵略（如公元前479年在普拉蒂亚，955年在拉茨菲尔德，1683年在维也纳），还是征服阿兹台克、印加和莫卧儿帝国，西方军队在数量上向来都处于劣势，期间差距至少是一倍到两倍，而且常常更为悬殊。若非因为严明的军纪和先进的技术，这些奇迹绝不可能发生。同样，若非因为强于对手的军纪，甚至是公元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大帝也几乎无法用他的6万名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的联军去摧毁波斯帝国的军队，因为在敌人的部队中可能招纳了更多的希腊士兵（他们拥有与亚历山大部队同样的作战装备）”，重视操练，也是他们的一大特点。现代军队为什么还练正步走，就是保留这种传统。原书为了说明操练的重要，特意附了一张照片（4页），画面上是一个不堪劳累，昏倒在地的英国士兵〔零案：米哈伊尔大公观法国阅兵，说“很好，只是他们还在呼吸”，参看福柯《规训与惩罚》〕。图注说，“只有两大文明发明了步兵操练：中国和欧洲，第一次是公元前5世纪在北中国和希腊，第二次是在16世纪末。此期代表人物戚继光和荷兰共和国拿骚的莫利斯都明确主张恢复传统作法”。我怀疑，步兵操练主要是为了营兵布阵（现在防暴警察还练这个），凡有两军对垒，列阵对抗的地方，都该有这套东西，不一定只有两个国家。现代西方军队厉害，我觉得不在操典，而在广义的纪律和训练，即法制和管理的完善。　　（三）重侵略和杀戮（5－9页）。　　此书非常强调西方战争方式和希腊、罗马的继承关系，和我们一样爱引经据典。比如讲希腊，它是以色诺芬（Xenophon，前430－前355或前354年）为“战略理论的开端”；讲罗马，则推重埃利亚（Aelianus）的《战术》（约作于106年）和维吉提乌斯（Flavius Vegetius Renatus）的《关于军事问题》（约作于383年，有中译本，即韦格蒂乌斯《兵法简述》, 袁坚译，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但实际上，希腊、罗马的兵书多已散亡，留下来的主要是讲战史的书，如希罗多德的《希腊波斯战争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远征记》和恺撒的《高卢战记》，略相当于中国的《左传》、《国语》或《兵春秋》、《读史兵略》一类作品，偶尔涉及军事制度和实用战术，多琐碎而铺陈。19世纪以前，他们一直缺乏战略研究。作者说，西方战争方式和希腊、罗马的传统有“惊人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在哪里，主要就是，它在海外作战，是以“彻底击败和摧毁”为原则，肆意屠杀，毫无怜悯之心，一切为了“赢得敌人无条件投降”。作者补充说，“宗教和意识形态上的限制很少能干扰西方对战争的讨论和实践”，“从柏拉图时的大学直到现在的军事学院——宗教的和世俗的——通常都没有严格的新闻监察机构”。这和很多落后国家完全相反，它们打仗是为获取奴隶而不是彻底消灭敌人，杀人太少，很多都是“礼仪性战争”（如美洲、东南亚及西伯利亚的土著居民），所以，当他们“面对欧洲人用来对付他们的陌生的‘毁灭战术’，只能是惊慌失措”。作者对西方炮舰所至，胜得比想象还容易，杀人都杀得不好意思，一直是津津乐道。它所强调的其实是“暴力无限”和“彻底征服”。西方战争方式残酷，这是有传统的，它对内实行民主制度，政通人和，歌舞升平，但对外却草菅人命，极端残暴，希腊、罗马如此，现代西方也如此。很多肮脏战争都是由国民支持，按民主进行。他们的国民，死个人就惊天动地；别人死多少，毫不在乎。本来，要说残酷，哪个国家都一样，我国有京观积尸、长平坑卒，但把杀人如麻当优点，还是令人奇怪。过去，我读英国战略家哈特对《孙子兵法》的评价（Samuel B. Griffith, Sun Tzu, The Art of War, Londo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Foreword by B. H. Liddell Hart），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对孙子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那么欣赏，认为他比克劳塞维茨讲得好，两千年前胜于两千年后。后来比较他们的书，我才发现，他们对战争过程的理解不一样。孙子讲战争的逐步升级和降级，一般是先礼后兵，他是把“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理想态，伐谋不服才伐交，伐交不服才野战，野战不服才攻城，轮到攻城，反而可能发生逆转，进入谈判和媾和。而克劳塞维茨，他虽讲“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对过程有类似理解。但他可不讲先礼后兵。他是以最大限度使用暴力为理想态，退而求其次，才使用比较缓和的手段，打服了才讲客气。哈特说，《孙子》虽于18世纪，即拿破仑战争的前夕，就早已传入欧洲，但声音太小，几乎听不到，如果欧洲的军事家能听听他的劝告，两次大战也许就不会打，打了也不至那么惨，看来就是针对这一特点〔零案：在两次大战里，克劳塞维茨的话也没人听，真正的武人都视之为纸上谈兵，读他书的反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苏联的军人〕。　（四）重回应挑战的能力（9－14页）。　　这一条主要是讲“钱”，即怎样花大价钱，买高科技，遥遥领先于对手。《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今天的“国之大事”是“在商与戎”。贸易和战争有不解之缘，“贸易没有战争不可能维持，战争没有贸易也无力进行”（15页引科恩语）。历史上，匈奴人、阿拉伯人和蒙古人，他们是世界贸易的开拓者，也是最野蛮的征服者，他们是西方侵略者的老前辈。前两年，苏芳淑（Jenny F. So）教授和爱玛·邦克（ Emma C. Bunker）教授编过一本草原青铜器的展览图录，叫Traders and Raiders（贸易者和劫掠者），这个名称对北欧海盗和后来崛起的西方都很合适。作者强调，“谁来支付战争”是根本问题。他认为，“花钱买人力”（现代方式）比“省钱费人力”（传统方式）要值得多，对高科技作高投入，从眼下看是费钱，从长远看是省钱，如美国花几百万美元搞“曼哈顿工程”，好像很贵，但1945年，两颗原子弹换来日本投降，很划算。至于钱从哪里来，他以为税收不如借贷。他说，战时如何组织长期信贷和把短期信贷变为长期信贷，是西方成功的秘诀。这主要是讲战争经济学。作者说，模仿西方战争方式，别的好学，这条最难，他们能保持“独一无二”的应变能力，关键是会搞钱。　　（五）重扩张和支配（14－15页）。　　和上面讲的“重侵略”有关，作者强调，“西方一直擅长于把军队投放到远方战场”（597页），他们总是爱到别的国家打仗和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他说，“因为侵略——‘武力掠夺’——在‘西方的崛起’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在过去2,500年中的绝大部分时期，不是更为丰富的资源，或更崇高的道德价值观，也不是无可匹敌的军事天才或直到19世纪才出现的发达的经济结构，不是这一切，而是陆海军的绝对军事优势为西方的扩张奠定了根基。这种军事优势意味着西方很少为成功的侵略付出过痛苦的代价。来自亚非国家的军队很少能成功地开进欧洲本土，但也有许多的例外——薛西斯、汉尼拔、阿提拉、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但他们都只获得了短暂的成功。没有一个敌人能从整体上摧毁他的对手。相反，西方军队虽在数量上居劣势，却能击败波斯人和迦太基人的入侵并进而灭绝他们的国家，甚至伊斯兰的军队也从未成功地以西方方式在欧洲分割他们的‘势力范围’，然而，另一方面，时光的流逝、军事力量的重新平衡关键性地促进了西方的扩张”。1650年，他们已控制美洲、西伯利亚和附属撒哈拉的沿海地区，还有菲律宾，并航行于七大海域。1800年，控制世界陆地的35%。1914年，更达85%。即使殖民体系崩溃后，西方军队也还在干预全球事务，维持其霸权地位。对此，作者是津津乐道的。　　总之，西方战争方式，重实力是它的主要特征。　　五、叙事结构：作者笔下的西方战争史　　作者笔下的西方战争史有2,500年，其中近500年占四分之三的篇幅，前2,000年只占四分之一的篇幅，前面是从后面追上去的。其结构安排值得注意。　　欧洲历史有“老三段”：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是一段，蛮族入侵后的中世纪欧洲是一段，近代的世界扩张是一段。作者也是这样写。但希腊、罗马，与其说是欧洲文明，不如说是地中海文明（和北非、西亚有关），它和中古欧洲，还有近代欧洲，根本不是一回事，前后有连续，但断裂比中国历史大。前几年，美国汉学界有“解构永恒中国”说。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我们说的“中国历史”太笼统，因为真正的“中国人”只是说中国话（或汉语）的人群（这个定义太荒唐，暂时不必讨论），若以现代版图为据，把不同历史时期、居住范围不同的“中国人”混为一谈，势必造成混乱。这一说法，对我们的习惯有解毒作用，但本身也是“毒”。因为欧洲从来都是小国林立，至今还是四分五裂，书不同文，车不同轨，所谓“西方”者，才真是一大混沌。如果我们也较真儿，更该解构的倒是“永恒西方”或“永恒欧洲”。在这本书里，作者总是倒果为因（倒溯多成谶言，自古就是如此），自觉不自觉地以现在为起点，把他们的优越性上钩下联，说成一条线，好像从娘胎里就比别人优越。他们的娘胎是希腊、罗马，步兵、侵略和残忍，是叙述的主线。这类说法，是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19世纪的发明，很多说法都是“皇帝的新衣”。西方历史学的毛病，根子就在这里。　　作者的章节安排是：　　（一）第一部分，叫“密集型步兵时代”，主要是讲希腊、罗马的步兵方阵，特别是重装步兵的阵法。作者强调，早期作战，主要靠步兵，不靠骑兵。当时人认为，只有懦夫才骑马（24-26页和29页）。步兵是亦兵亦农的公民，骑兵是蛮族雇佣兵。交战讲究的是在两国交界的平坦地区（《左传》叫“疆埸”）速战速决（23页），双方禁止使用诡计和暗器（29页），和《左传》的“皆陈曰战”差不多。重装步兵的衰落，是因为出现外族人和低贱者当兵。我国也有“野人”当兵的历史转变和蛮夷当兵的悠久传统。希腊、罗马的步兵（infantry）是来自拉丁语的infans，本义是“儿童”，我国叫“徒卒”。《孙子》有“视卒如婴儿”的说法；重装步兵（hoplite），来自希腊语的hoplon，本义是“甲”、“盾”，我国叫“带甲”。这只是古代兵种之一，希腊、罗马还有车兵和骑兵。中国早期，商周和春秋战国，兵种组合是车、步组合，术语叫“乘法”。当时戎狄也使用战车和步兵（见师同鼎铭文和《左传》昭公元年的“毁车以为行”）。战国晚期和秦汉，匈奴入侵，是用骑兵作战，因为和他们作战，我们也开始重视骑兵（如赵武灵王和汉武帝），兵种组合是车、步、骑组合，特别是步、骑组合，南方还有水师。车兵和骑兵，数量没有步兵多，但地位比步兵高。这是我国。其情况与希腊、罗马不尽相同，但不会悬殊太大。此书的问题是，它是有意突出步兵和水师，不讲车兵，骑兵也说得很少。这种讲法，不是全貌。我怀疑，它是从现代军制追溯，故意夸大步兵和水师，贬低车兵和骑兵。车兵衰落较早，骑兵兴起稍晚，二次大战后，骑兵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坦克、装甲运兵车和卡车取代，转赠给警察。例如本书提到的亚德里安堡之役（378年）就是哥特骑兵重创罗马步兵的著名战例，作者推崇的罗马兵书，维吉提乌斯的《关于军事问题》，也是强调步、骑混合。他们的情况与中国类似。作者把步兵传统拉成一条线，写得非常生硬。　　（二）第二部分，叫“石堡时代”，主要是讲中世纪。作者强调，即使中世纪，步兵也是主要兵种，骑兵不是（他是从两者的数量比例讲）。他说，骑士的作用，是文学的渲染和夸大（140－144、148－151、163－164页）。这一段，因为有蛮族入侵（如匈奴人、日尔曼人、凯尔特人、斯拉夫人）和海盗入侵（维京人），特别喜欢筑城堡（fort）。修碉堡、筑要塞是中世纪传统。欧洲的城堡和中国的城不一样，多是堡垒性质的小城，类似我们的障塞（如汉居延、敦煌、张掖、酒泉的障塞）。大工程，5世纪有哈德良长城和安东宁长城（在英格兰），8世纪有丹威克土垒、查理曼运河和奥法堤。它们也是因山为势，堑河为堤，和中国的长城有相似性，但没有我们那么长。当时攻城，主要靠围，不靠攻。真正攻城是流行于“火药革命”后（14－15世纪）。因为有火炮出现，防守技术也相应改变，开始把原来的城堡改为棱堡。巴黎的军事博物馆就有很多棱堡模型。这一部分，也是采取突出重点的写法。问题是，作者强调的主要是古典传统的延续，而不是蛮族的贡献（很多蛮族都骑马，维京人也是以船载马进行抄掠），以及它在蛮族影响下的变形（骑兵变骑士，和步兵类型的古代战士形成对比），所以，还是继续贬低骑兵。其实，步兵取代骑兵，重新成为主要兵种，是16世纪的事，在此之前，还是起很大作用。不然，他们的情况就很怪诞，跟亚洲这边接不上，对“骑兵革命”在世界军事史上的意义也是抹杀。筑城是防骑兵，火药是助围城，这才是顺理成章的写法。　　（三）第三部分，叫“枪炮和帆船的时代”，主要是讲16－18世纪的近代欧洲，即我们说的“船坚炮利”。“枪炮”（guns）是从古代的远程武器弩（crossbow）和抛石器（ballista或catapult，此书译为“弩炮”，它是“火炮”的前身）发展而来。枪，是火药和弩的结合（中国叫“铳”）；炮，是火药和抛石器的结合（中国的“炮”，本来就是指抛石器，加上火药的抛石器还是叫“炮”）。我国有弩和抛石器，西方也有，但他们没有火药。14世纪，经蒙古人和阿拉伯人介绍，他们有了火药，然后才有了“枪炮”。“帆船”（sails），西方也有，但原来没有指南针，船是船，炮是炮。指南针和炮舰都是中国的发明。1200年，指南针传入欧洲。1320年，火炮传入欧洲。然后他们才有炮舰（1350年）。他们把“炮”和“舰”结合起来，发展很快，不但增加了活动范围（和马在陆地上起过的作用一样），而且可以远距离杀伤，让对手够不着，像阮小二把李逵骗到水里打，把对方气得不行。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最近的阿富汗战争，又重演了这一幕。17－18世纪是欧洲革命的时代，他们对内是争取自由，对外是野蛮征服。征服靠什么，就是靠“船坚炮利”。此书讲西方的征服，主要是讲对美洲的征服，一是西班牙对中南美的征服（在这一部分），二是美国对北美的征服（在下一部分），其他只在第十章讲了一点，即英国对印度、北美的征服。西班牙征服美洲，他们的对手没见过马，也没见过铁刃兵器（虽然美洲有三个地区制造青铜器），更不知枪炮为何物。他们的对手是名副其实的“手无寸铁”。西班牙人是凭这三大法宝，外加天花等疾病（起了生物武器的功能），取得“丰功伟绩”。他们把当地土著几乎杀光，移非洲奴隶填美洲，是历史上最大的种族灭绝战争，除了“罪恶滔天”，没有其他词可以形容。二次大战后，德国人向犹太人忏悔，但这三百多年里，A字打头的所有各洲，他们的冤魂孽鬼，却得不到抚慰和道歉（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教科书事件”）。这是西方历史不能进化的原因。　　（四）第四部分，叫“机械化战争的时代”，主要是讲19－20世纪欧美列强间的战争。　　（1）19世纪，主要是讲拿破仑战争（1803－1815年），以及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普奥战争（1866年）和普法战争（1870－1871年）。当时的参战国也是后来两次大战的参战国。它是后来两次大战的演习（法、德、俄是主要对手）。　　（2）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讲两次世界大战。1900年，八国联军占北京，这件事对中国很重要，但此书不讲。它讲的都是大国间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9年），是英、法、俄、美与德、奥、土争霸，德国和俄国最倒霉，造成法西斯与共产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是美、英、法为一方，德、意、日为一方，苏联为一方的“战国时代。当时各国都是合纵连横，你拉我，我拉你，互相转移灾祸，苏联和美、英、法并没有两样（和帝国主义打交道，不能不采取帝国主义立场）。此书对苏联有政治偏见。讲一次大战，还是说列宁是德国间谍，布列斯特和约是帮德国忙。讲二次大战，也是把很多必讲的东西，故意略去不提。讲战功，没有苏联。讲死人和损失，也没有苏联。更不用说中国。就像美国电视台转播的奥运会，光显美国了，最多的篇幅都是花在夸对日海战和原子弹。两次大战后，英国衰落，美国是大英帝国的继续。它躲在地球背面，缺乏反殖民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洗礼，有很多偏见。　　（3）20世纪下半叶，即1990年以前，是所谓“冷战时期”。它是一个让帝国主义倍感屈辱和右翼政客技痒难忍的时代（特别是对“美丽的帝国主义”）。法国一挫于奠边府（1954年），二挫于阿尔及利亚（1962年）。美国一挫于朝鲜（1950－1953年），二挫于越南（1965－1973年）。60－70年代，凡是有社会良知的人，全都谴责美国，包括美国人自己，让他们丢了脸，他们难过归难过，错是不会认，心里想的光是洗刷耻辱。这个时期，战争已远离欧洲，像西方的很多礼物（动乱、贫穷），被转送给亚、非、拉美。它们主要是发生在落后地区，特别是远东和中东（还有北非）。很多都是“代理人战争”。这两个地区，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是世界古老文明的继承者，推行现代化阻力最大，当然是他们的眼中钉。最后，此书是讲海湾战争（1991年），此役已属后冷战时期。作为幸福结尾，美国打了翻身仗。 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也是旧的一页，反恐加反共，成为新时期的特征。　　作者说，现在大国之间不打仗，但其他国家不一样，“主权国家间的常规战争还是没有停止”（600页），我们不但没有摆脱核威胁，还面临生化武器和恐怖袭击的危险。在未来的战争中，西方要避免大国间的战争，关键在于化解国际危机；而对付小国间的战争，则靠两条，一是得到民意支持，二是得到金钱保障，想打也能打。西方民主曾无数次支持西方的战争。他不希望美国重蹈入侵越南和索马里的覆辙，即“因公众对伤亡的抵触态度而变成严重的妥协”（604页）。　　民主为什么会支持战争，就像美国电影Stag Party中所演，投票是为了杀人，这的确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六、我也拉个时间表　　这本书，后面有个年表，可以勾勒世界战争史的轮廓。作为补充和概括，这里，我也拉个时间表：　　（一）石器时代（约3000000前－6000年前）。　　和最原始的战争有关，主要是火和弓箭的发明，全世界普遍。这是狩猎业的贡献。　　（二）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公元前4000年－公元4世纪）。　　最重要的军事发明是：　　（1）驯化马和马车。马和马科动物起源于北美，但10000－8000年前在美洲消失。旧大陆最早的马是中亚的普氏（普尔热瓦尔斯基）马。马和马车的起源，是在欧亚草原。据学者考证，最早的驯化马是公元前4千纪出现于乌克兰，最早的马车是公元前2千纪发现于南乌拉尔山以东。希腊和中国都是这一发明的受惠者。中国是公元前13世纪（商晚期）才引进驯化马和马车。研究马和马车，人们常常忽略牛和牛车。其实牛的驯化在马之前。我国文献是以“服牛”、“乘马”并称，军事制度也是马车、牛车并用。马是用于驾战车，牛是用于拉辎重车。商代的军事长官叫“马”，两周时期叫“司马”，可见“马”对军事很重要。这是畜牧业的贡献，但农业也有所参与（如车马器的制造）。　　（2）筑城术和金属兵器（白刃，冷兵器）。约公元前8千纪，西亚已有最早的城墙（耶利哥城）。约公元前4千纪，西亚已有冶金术。中国的城，是在龙山文化时期（公元前26－前21世纪）遍地开花；冶金术更早，约出现于公元前5千纪的前半叶，并在公元前21世纪获得大面积推广。攻城术和守城术是古代最复杂的军事技术。这是农业的贡献。　　（3）步兵和车兵、骑兵的混同作战（此外还有水师）。它们当中，车兵出现稍早，骑兵出现稍晚。早期是步、车混同（约公元前13－前3世纪），晚期是步、骑混同（公元前3世纪以后）。阵法是步兵作战的主要方式，但也涉及车兵和骑兵。这是农业的贡献，但畜牧业也有所贡献（车兵和骑兵与之有关）。　　（4）兵法。公元前400年－公元400年左右，中国和希腊罗马出现兵法。中国成就最突出（《司马法》、《六韬》、《孙子兵法》、《吴子》、《尉缭子》），希腊、罗马缺乏战略性研究。　　（三）世界性的“蛮族入侵”（公元4－6世纪）。　　在西方征服世界之前，“蛮族”对沟通世界（主要是旧大陆的北半）贡献最大，贸易是如此，军事是如此，宗教和文化的传播也是如此。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欧亚草原和它连接中亚、西亚、北非的走廊上（我在《中国方术续考》前言中曾提到这条干旱带），并由此侵扰欧亚大陆。马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3世纪中－4世纪中，马镫在中国北方出现（鲜卑族的发明，出土于辽宁朝阳）；6－7世纪，马镫传入欧洲，是这一时期的重大发明。历史上的“蛮族”，很多都是“骑马民族”，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因为缺乏文字记录，很多历史之谜还藏在欧亚草原之中，特别是年代较早的部分。古代狩猎、畜牧和农耕，是生态分布的差异，中间有很多过渡层次，所谓“骑马民族”实为游牧民族、狩猎民族、半耕半牧和半猎半牧民族的混称。这里说的“蛮族入侵”，只是其中年代较晚、规模较大者，其实以前也有（如西周就是在公元前770年被西北蛮族攻灭），以后也有（如满清灭亡明朝）。欧洲和亚洲，两边都有大规模的“蛮族入侵”，而且历史上有互动关系。如汉征匈奴，迫使匈奴西迁，就是引起欧洲民族大迁徙和“蛮族入侵”的背景。公元4－6世纪，中国的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是我们的“蛮族入侵”。公元5－6世纪，西方的“蛮族入侵”是他们的“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只不过后来，我们是南方把北方“汉化”，他们是北方把南方“蛮化”。基督教、佛教的传播，就是在“野蛮化”和“胡化”的背景下进行。但他们的“化”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是宗教统一国家，一教多国；我们是国家统一宗教，一国多教。两者正好相反。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产生，阿拉伯马出现。他们的征服，范围也很广，不但占据了北非、西亚、南欧等最古老文明的发祥地，还控制了分割欧亚的重要通道。9世纪（唐晚期），中国发明火药，12世纪（北宋末），中国发明指南针。13、14世纪崛起的蒙古帝国，是匈奴帝国的继起者。他们把中国的发明传给了阿拉伯世界，也传给了西方。这是早期世界市场形成的背景。要讲军事史，谁也绕不开“蛮族入侵”。　　（四）西方支配世界的500年（16－20世纪）。　　（1）16-18世纪，是西方征服世界的历史。　　美洲。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1519年，科特斯征服阿兹台克帝国。1532年皮萨罗征服印加帝国。16－18世纪，英、法殖民北美，西、葡殖民中南美。他们把数以千万计的印第安人杀光，并把数以千万计的黑奴从非洲运来。　　非洲。1484年，葡萄牙人已勘察非洲海岸。1652年，荷兰人出现于南非。1884年，列强开始瓜分非洲。1920年，非洲完成殖民化。　　北亚。1552－1649年，俄国征服西伯利亚。　　大洋洲。1616年，荷兰人到达澳大利亚。1688年，英国人到达澳大利亚。1770年，英国宣布对澳大利亚拥有主权。　　（2）19世纪，是欧洲的战国时代。　　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出现了两本战略性的兵法著作：一本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战争论》（Vom Kriege，有中译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写于1830年，印于1831年；一本是若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本书译为“约米尼”）的《兵法概论》（Precis de l'art de la guerre，有中译本，刘聪、袁坚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写于1837年，印于1840年。　　这两本书的背景，一是贵族传统大破坏，二是思辩哲学大活跃。如克劳塞维茨在耶拿之役（1806年）被俘，领教过拿破仑的厉害（他不守贵族战法），而且学过康德哲学，能洞见战争现象的隐微。若米尼，本来是拿破仑的部下，也参加过耶拿之役。这和中国兵法产生的情况很相似。中国兵法的产生是在战国时代，当时也是贵族制度大崩溃，礼坏乐崩，诸子蜂起，所以有“兵不厌诈”和一大批兵法产生。　　当时，欧洲仍在继续其侵略和征服。其中最重要的征服就是对印度和中国的征服。　　印度。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发现印度。1757－1849年，英国征服印度。　　中国。1840－1900年，列强瓜分中国。但中国并未彻底灭亡，它是最后一个“负隅顽抗”的国家。　　马克思谴责了西方对印度和中国的征服。　　（3）20世纪，前半段是两次世界大战，后半段是冷战时期。　　这是武器大发明的时代，也是杀人如麻的时代。如第一次大战，发明飞机、坦克、潜水艇、毒气；第二次大战，发明火箭、雷达、直升机、原子弹，因此产生许多新兵种。两次世界大战，列强重新瓜分世界，还制造了三大敌人：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现在则流行恐怖主义。　　21世纪，我们还是刚刚进入，阿富汗战争还未结束，以巴冲突也未停止，世界仍无宁日。我怀疑，重量级比赛结束后，次重量级选手上场，将是更大危险（如果大国不能控制其局面），比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还危险。东亚、南亚和中东都是存在隐患的地区，我们的邻居也不安生。　　七、几点感想　　（一）历史研究可以现代化（任何历史观察都是从现在回溯过去，这是不得已），但历史本身不能现代化。现代化对历史文化的破坏绝不亚于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上述战争史，对历史有很大破坏，问题不在知识，而在心理，即其以今例古，推己及人，凭500年傲视5,000年，把西方当历史的“终结”。这种看法很狂妄，它不仅对西方以外的历史是歪曲，对他们自己的历史也是歪曲。它讲西方战争方式优越，主要是根据近500年的历史。可问题是，这种优越性，无论从技术、组织、人力、物力哪一方面讲，500年前还不存在。如果不讲其他国家，如中国、匈奴、阿拉伯、蒙古，它自己的历史也没法讲。古人云“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色如土”（《相冢书》），很多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它们都是“揭老底战斗队”。这些历史可以解构他们的优越性，对他们的写法是解毒剂。　　（二）近500年的西方，的确有很大优越性。它的优越是建立在技术优越之上，技术优越是靠大笔的钱堆起来的，而钱是从其他国家抢来的。战争的根源在大国，在大国的榜样和诱惑力，而不在小国落后，奋起直追抄近道，使了什么邪招。古人说“春秋无义战”，这500年来，除被压迫者的反抗，没什么可歌可泣，大部分历史都罪恶深重。西方的武功，不仅征服美洲、亚洲、非洲是罪恶，两次大战是血泪成河，就连近50年的所作所为，其实也乏善可陈。这50年来，他们一直是和自己的影子作殊死搏斗，并且总是以为打败了这些影子（后者的一切，从武器装备到军事训练，没有一样不是来自西方大国）。作者说，这一切都是西方付出的“昂贵的代价”（这里的“代价”一词和我们常说的“交学费”差不多），也承认“这一黑暗面已引起了严厉的谴责”（590－591页），比如很多文学作品和电影都谴责了战争的罪恶。是啊，在这个是非混乱的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反对战争，保护环境和挽救历史文化遗产，更能作为我们共同认可的价值标准呢？但有意思的是，他笔锋一转，说这些批评非但没有“阻碍”西方的侵略，反而“净化或认可了”这种侵略，“出于为每一次进攻行动辩护的需要而引发的仔细认真的宣传战，使公众舆论沸腾并增加了对战争行动的支持”（591－593页）。他说，西方“对财力、技术、折中主义和训练的强调，赋予西方战争独一无二的复元力和致命性”（596页）。对侵略性，完全是当优点讲。他说，这500年来，西方的两次世界大战虽过于残酷，总比预想要更为长久，但打别人，却短暂而廉价。对西方的侵略性，他们是无愧无悔，绝不认错，死不服输。过去，我们老把这种精神当日本的特点，其实不然，这是帝国主义的通病。　　（三）有人说，今天的战争很文明，是外科手术，它杀死的是社会毒瘤、人类病灶，不但自己不死，而且所有好人也不死，死的全是坏蛋，军队变成医院，杀人的都是大夫，这是典型的“成人童话”。作者说，19世纪和20世纪初，70%至80%的伤亡是军人；1945年以后，死人最多反而是平民（598页说），这就是很好的证明。战争是有组织的杀人，既包括军队，也包括平民。古人强调“兵刑合一”，是从合法性的角度讲。他要杀人，而且是杀很多人，最好是把战争说成刑罚，军队说成警察。如《司马法·仁本》有句名言，叫“人故杀人，杀之可也”（曹操《孙子略解序》引），意思是说，人如果故意杀人，则把他（或她）杀掉是可以的，就是讲这种合法性。刘邦约法三章的“杀人者死”，还有布什口头禅的“bring somebody to justice”（以及“非敌即友”、“死活都要”），也是类似表达。它们都无法改变战争的残酷性。即使今天，兵法也还是“杀人艺术”，军人也还是职业杀手。在杀人（包括杀害平民，如广岛和越南）这一点上，它们和恐怖分子并没有区别。西方“杀人艺术”的“主导传统”，就在于这500年的战争有一种始终不变的传统（要照作者说，就是2500年的传统），一种西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传统。它不仅打出了西方自己的秩序，也打出了西方支配着的世界秩序（美国咳嗽一声都是九级地震）。其“成功秘诀”也在于，发展到今天，西方已经把战争馈赠给其他地区，武装最好的军人已经几乎不死，要死都是落后国家的军人和它们的平民。　　（四）战争，是谁也躲不开的大问题（和古代世界一样，贸易和战争是最大的“国际主义”）。同这样的问题相比，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小问题。当年，第二国际分裂，第三国际产生，是因为战争；俄国革命后，苏联无法摆脱帝国主义政策，是因为战争；最后，苏联被军备竞赛拖垮，也还是拗不过这条大腿。从战争史的角度看问题，我们最容易看出，“强国即国际”的观点是怎样流行开来；也最容易理解，什么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即“过分的、不合理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本来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一次大战前）欧洲列强谋求国家统一，反对地方分裂的思想。沙文主义，也是拿破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国家的反动思想。现在，却被当作顽抗“现代化”的恶谥移赠给落后国家。他们只反小国沙文主义，不反大国沙文主义，这本身就是霸道。美国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高于联合国，也高于国际舆论），需要或听话，虽独裁也可支持（如巴蒂斯塔和塔利班）；不需要或不听话，虽合法也可颠覆或暗杀，蒋介石、李承晚、吴庭艳都碰到过这类麻烦），这难道就不是民族主义或沙文主义了吗？况且，如果说小国沙文主义反动，那也是都从大国沙文主义学来的。“强国梦”的根源在于“强国”（“勒紧裤腰带，也要有条打狗棍”），“民族主义”的根源也在于“国际”（international的问题当然管着national的问题）。西方国家向落后国家输出他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送去了贫穷和污染，动乱和战争，“乞丐和龙王比宝”，是落后国家的悲剧。　　（五）同西方战争方式的“五大优点”相比，中国的战争方式，有优点也有缺点，两者互为依存：　　（1）战争史不等于兵法史，它包括军事技术史（武器史）、军事制度史（军制史）和军事指挥史（兵法史）。古代讲技术和制度的书，属于“军法”（治军之法）。“兵法”（用兵之法）源于“军法”，又超越“军法”，当然是很了不起的东西。但古之名将，长于治军而多无兵法。兵法往往是“事后诸葛亮”，由败军之将总结教训，军事评论家从旁议论，然后笔之于书。他们对提升人们对战争现象的认识，从整体上理解战争和政治的关系，战略和战术的关系，非常重要，但不能脱离军事技术和军事制度，变成智力游戏。西方传统，军事就是军事，不受其他牵制，容易把战争变成脱缰野马，这和兵法不发达有关，但兵法不发达的结果是，他们比较务实，重视整军经武，不玩花拳绣腿。中国兵法发达，讲究先计后战，灵活多变，但容易产生忽略实力的倾向。我看足球世界杯有一种体会，就是“技不如力”：如果你要凭技巧取胜，就得“技高”不止“一筹”，而是很多“筹”；即使高出很多“筹”，也禁不住反复使用（顶多一两次）。我们一味强调“四两拨千斤”，其实有弊病。　　（2）中国御兵，向有“程李将兵”的不同，“程”是程不识，是靠制度治军；“李”是李广，是靠个人魅力和榜样带兵。它们代表了管理学上的两种类型。我们中国并不是一个只有君主权威，没有法制规定的国家。相反，早在战国秦汉，我们就有多如牛毛的法律（当时叫“法若凝脂”），军法的规定也很多。制度也比西方划一和整齐。但中国军队受文官政府节制，不同于贵族制度下由武士制度和武士道德支持的军队。它有规定，但不常设，制度漏洞大，时紧时松，上下统御，经常脱节，君不知将，将不知兵，一遇袭击，极易崩溃。特别是承平之际，更是腐败不堪，往往长于内战，而劣于外战。比如甲午海战前，日军在朝鲜看到清军，就是一团混乱，让他们非常惊讶。　　（3）中国重内部兼并，不重外部扩张，内部兼并也更倚重制度和教化的力量，认为“取其地而不能夺其民”（《商君书·徕民》）是很笨的统治方法（并不像作者所说，是为了获取奴隶或举行仪式才打仗）。早在西周时代，它就提倡“兴灭继绝”，“柔远能迩”，反对种族灭绝和强迫改变信仰，最后发展为“五族共和”。民国的“五族共和”是从元朝和清朝继承下来的，对外，讲究的是“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只取经，不传教，比西方的侵略性和暴力倾向小。这在政治上是很大优点，但限制了它的对外扩张。中国也有领土扩张，但主要是为了羁縻和控御可能入侵的蛮族，很多是被动扩张，不是出于贸易和传教的需要。这是它与匈奴、蒙古、阿拉伯，还有西方式的侵略，都不太一样的地方。清朝用“广修庙”代替“高筑墙”，和欧洲中世纪相像，似有违于中国的传统，但这是因为，它是以外族入主中国，凭借此法，可以控制满蒙回藏，达到征服汉族的目的。古代世界，农业民族和骑马民族是共生关系，农业民族是苹果，苹果熟了，骑马民族就来摘。“抢”是重要的经济手段。西方比以往的抢家都更为强大，他们摘到的苹果是地球，个儿最大。　　（4）作者强调，金钱是技术的来源。但我们却往往忽视技术革新的财力支持和贸易冲动，很多重要发明被人家拿去，反而超过我们。作者说，要重视武器，重视技术，就要肯花钱，这条最难学。为什么，就是我们没有家底，除了自己抢自己（自力更生），没有别的办法。苏联的经验证明，乞丐和龙王比宝，只能自己垮台。我们在“别人把自己搞垮”和“自己把自己搞垮”之间，很难选择（看看列宁、托洛茨基怎样反对“一国取胜”论，就可知道这种处境的微妙）。　　（5）中国重安内胜于攘外，对世界的野心，肯定不如西方。西方是亚洲各古老帝国之后更大的帝国，也是匈奴、阿拉伯、蒙古等世界征服者后更大的世界征服者。中国对世界没有支配性，这不是中国的缺点。　　（六）此书所讲西方战争方式，其实只是战争类型中的一种，即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对外侵略扩张。中国战争方式有很多种，一种是和北方民族，如匈奴、蒙古等世界上最剽悍强大的武装力量作战（南方也有，但不如北方突出），一种是和经久不息的农民武装、流寇和地方割据势力作战。这两方面的经验都是历时两千年以上，规模之大，罕有其匹。如战国中期以来，各国皆能聚十几、二十万之众连年攻战，死伤总和在百万以上，而欧洲，直到18世纪，还很少有10万以上的军队参战（见594页）。中国的战略文化是形成于公元前400年左右，而西方是形成于19世纪，水平也绝不在一个档次上。本来，我们和希腊、罗马一样，也是看重阵法、垒法和筑城，由此发展为一种“墙文化”。阵法是肉墙（“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但堤可防水，水可决堤，内忧外患的纷至沓来，还是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流动性和突袭性。即使近代，中国对西方也学得很厉害：1900－1927年，我们是以日为师；1927－1937年，我们是以俄为师和以德为师；1937－1949年，我们是以美为师；1949－1966年，我们是以俄为师。每个时期都留下了历史痕迹。　　（七）此书只讲优势战争（“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不讲劣势战争（“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但中国战争史却包含很多劣势战争的经验。如小国对大国，游牧对农耕，流寇对官军。他们讲究的是“利则进，不利则止，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史记·匈奴列传》）；“亟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好像苍蝇、蚊子那样，一闭眼睛就叮，一睁眼睛就飞，流动性大，突袭性也大。中国的统治者对付久了，也把他们的战法纳入传统。双方是相互学习。即使正规战法，从战国时代起，也是“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同样讲究“兵不厌诈”。中国的恐怖战术和反恐战术也很有传统。如司马迁笔下的“六大刺客”，就是古代的恐怖分子（《史记·刺客列传》），常出现于汉画像石。其中曹刿是有名的军事家，上博楚简有他的兵法。《吴子·励士》说，“一夫投命，千夫足惧”，如果能使“五万之众为一死贼”，便没有人能抵挡。汉唐法律禁“持质”（劫持人质），规定对持质者要果断出击，无须顾虑人质，行动迟缓者将受严厉惩处，也是属于打击恐怖分子。有人说恐怖主义，中国古代没有，只有伤害平民，才叫恐怖主义，这是虚伪的道德定义。历史上的恐怖主义，从来都是从军事成本考虑，特别是弱者，更是如此。当代恐怖主义伤害平民，和美国轰炸广岛，想法并没有两样。上个世纪，恐怖活动主要是暗杀政要。就是现在，美国也并不讳言暗杀，说起来还理直气壮（看看美国电影Sniper吧）。本世纪，暗杀政要，困难增大，恐怖分子袭击平民，是抓美国制度的弱点：怕死人（死美国人，越南战争就是因为这个压力而结束），这是战术考虑，不是道德考虑。它和暗杀政要并没有实质区别。我理解，任何不对称战争，弱方作困兽斗，都会倾向于这类做法。兵法在本质上是“诈”。“诈”是非常手段，“恐怖”也是非常手段。从军事学的角度看，它是一切不对称战争都可能使用的手段。弱者可能使用比较多，但强者也不是不用。　　（八）战争最需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但是非也最暧昧不明，必须经过历史沉淀回头看，才能看清楚。它的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撰写，但读者却往往立场相反，特别是在文学作品中。文学的正义恰恰就在同情弱者，特别是那些知其不可而为之，弱小而失败的抗争者。在文学家的笔下，这些失败者常比胜利者更能长驻人心。他们的批评虽流于道德谴责，而无助于事实的改变。但假如没有抗争，假如没有对抗争的同情，我真不知道，这个世界将会变成怎样，我们的文明该多么野蛮和荒凉。正像中国读者常为“数奇”的李将军打抱不平，听三国，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西人之于罗宾汉的故事也是一样。罗宾汉者，可能只是虚构，但它却代表了人类的同情。故事读者总是说：　　我们永远站在罗宾汉一边。　　2002年4月20日写于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原文草稿是为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教授定期举办的学术沙龙准备的演讲稿。　　 【附记一】　　《环球时报》2002年4月26日载于非文《三个著名的有关美国的错误说法》刚好澄清了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海湾战争是靠《孙子兵法》打胜仗”的谣言。作者有机会与多位美国军方人士接触，经他核实，所谓“参加海湾战争的美国大兵人手一册《孙子兵法》”，其实是“绝无此事”。因为在美国军队中，实际情况是：　　第一，没有打仗带书的做法，上级也不会下这样的命令，更不会人手一册地分发。　　第二，许多当兵的根本就不爱看书，连美国的书都不爱看，怎么会去看中国古人写的书。第三，《孙子兵法》再好，上了战场才去读，也已经晚了。　　作者补充说，跟他介绍情况的美国防部官员告诉他，“《孙子兵法》博大精深，是许多国家高级军官爱读的一部经典之作，一些国家的军事院校还开设了《孙子兵法》课程，上过高等院校的美国军官大多应当读过，但普通士兵是不会读的”。　　【附记二】　　50年代，“愤怒的青年”愤怒什么，我还记得。那是因为，他们生活的世界完全是被二次大战的风云人物所统治，让他们绝望。现在，这些“英雄”已相继谢世，可我们还是没有走出这个“英雄时代”。

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史中，张承志无疑极鲜明地扮演了属于自己的角色。

进化论在清末民初的迅速传播，表明生命科学已蓄势待发，大有取代宗教和文学之势，一跃成为对生命的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学科。当现代生命科学越来越依赖于生物模仿的技术时，文学写实主义也相应地获得广泛的合法性，为我们确立生命的具象和意义。文学写实主义因此成为一种广义的生物模仿技术，与科学主义一脉相承。

平江路已经是古城中最后的保存着原样的街区，也已经是最后的仅存的能够印证我们关于古城记忆的街区了。

编者按我们知道，近代以来，在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中国曾经以日为师；我们也知道，在现代汉语里面，有很多的日语"外来词"。但很多人不知道，很多所谓借自日语的"外来词"，实际上是近代以来汉语里出现的"新词"。这些"新词"，随着日本为了吸收西洋文明而有系统地引进中文书刊和辞书，进入日语。后来又被中国留日学生原封不动地带回中国。我相信，陈力卫教授这篇文章会给大家很多启发，让我们去深入思考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文化交流。【一】中日同形词为什么那么多？不管是日本人学汉语,还是中国人学日语,都会发现两国之间有很多词词形相同,而且意思也一样。这种现象是怎么形成的呢?从历史上来看,大家知道,中国有着光辉灿烂古代文明,在其影响下,周围的朝鲜半岛、日本及越南都接受了汉字、汉语，形成了一个我们常说的汉字文化圈。17世纪以前,一直是中华文明向其它周边国家扩散,是这一文化圈的文明的主要发源地。所以,近代以前,是日语从中文里大量借用了汉语词而已。诸如"料理、写真、丈夫"等词现在虽然已与中文词义相去甚远,但仍可以解释为词义演变的结果。而近代以后,一般则认为是中文从日语里吸收了大量的新词,诸如"象征、科学、美学、美术、哲学"等。这类词因为在时间上距离我们现在并不远,所以词形和词义中日文完全一致。通过这样的一来一往相互借用便在各自的语言里形成了所谓的中日同形词。对于这一现象，从两千多年的中日交流史上来看,当然是近代以前日文吸收汉语的成份要多得多。早在奈良至平安初期(8-9世纪)，日本盛行汉诗汉文，《日本书纪》《怀风藻》《凌云集》都是用中文写成的作品，特别是平安初期鲜有用日文写的作品，连日本文学史上也不得不称之为"国风黑暗时代"。这反过来说就是全面接受中国文化的时期,汉语的词汇也必然成为日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17世纪以后，在欧州又出现了另一个"近代文明",它也开始向这个汉字文化圈渗透,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们留下了许多中文著作以介绍西方的天文地理等。进入19世纪后,中国首先被西洋列强打开门户,各种西方知识开始在中国传播。另一方面,日本也早在18世纪就以"兰学"(荷兰学)的形式开始汲取西洋文明。进入19世纪后,日本看到邻国中国在鸦片战争(1840)的失败,倍感危机,又在美国的"黑船袭来"的状况下,不得不积极主动地收集有关西洋的情报。这时候,用中文写成的西学新书和英华字典之类便成了加快西洋理解的一个便捷的手段。于是,一直到明治十年(1878)左右,通过有系统地、大量引进中文的书刊和辞书等，确立了一条经由中国吸收西洋文明的渠道。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还有日本独自直接从西洋导入近代文明的步骤,即努力创造新词来对应新概念。这种双管齐下积极而又主动地"拿来"西方文明,使之迅速地加入到近代国家的行列中去。随后,便是我们知道的甲午战争后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和韩国开始以日本为榜样,派遣大量的留学生去日本学习,他们把日语中使用的这些新词又原封不动地带回本国,加以普及和使用,形成了汉字文化圈中的知识共有。将以上日语与中文的关系,从词汇的交流史上来看可以整理归纳成以下四种情况:1.近代以前进入日语的中文词2.近代以后日本经由中国渠道来接受西洋知识3.日本直接吸收西洋的知识4.新词向中国及亚洲各国的扩散前两种情况可以视为由中文进入日语的汉语词,如果仅限于近代的话,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详论第一种情况；3则可以看做是日本的创造和改造的新词;而4正是人们爱议论的话题:近代的中国是如何接受这些来自日本的新词、新概念的。我们下面就此分别道来。【二】由中文进入日语的新词前面说过,通过中文的书籍和英华字典来汲取西方知识是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捷径之一,这是因为日本知识分子一般都通汉文,而当时能直接读懂英文的人又少,魏源的《海国图志》、传教士等用中文写成的介绍西方文化历史地理知识的书籍便成了他们的必读之作。于是乎，从这些书籍中了解西方，并且将书中用来表现新概念的汉语词汇直接就可以用于日语中了。西学新书在日本的传播，据其影响作用和时代大致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是从16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初期，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以利马窦为首，来到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们留下的著作。其内容广涉宗教、天文、地理、算数等各个方面，主要的代表作有《几何原本》《职方外纪》《天主実义》等等。像"地球、几何、对数、显微镜"等词多是伴随着这些著作传入日语中的。第二期是从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的1807年到19世纪末为止，该时期的西学新书较之第一期内容更为广泛，甚至出现了特定领域的专业书。如从《博物新编》(1855)中可找出下列我们认为具有近代特征的词汇：气压　差异　流动　牵引　汽车　电气　蒸气　机器　轨道　幻影　货物　电机　航海　隧道　工程第三期则是清廷于1862年设立同文馆等翻译机构以后，该时期虽说年代上与第2期有重合，但由于是在清廷主导下有计划进行的、由外国人和中国人共同进行的翻译事业，故在性质上与前二期大不相同。著名的译书有《万国公法》《格物入门》《三角数理》《化学鉴原》《地学浅释》等，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制造局所译的书籍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这一事实也反映出该时期的中文新词曾系统地流入到日本。如《地学浅释》(1871)卷一中我们可找出以下词汇来：地球　地质　沉积　火山灰　深海　重力　消化　石质　斜度　时代　流动 "沉积、石质、斜度、火山灰"等地学术语自不必言，像"时代、流动"等一般用语也已相当多见了。日本对这些书籍都进行了翻刻,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注释、加日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由此可见，西学新书在日本的利用不仅是通过中国渠道吸收西洋知识的一条途径,而且给日语语汇里灌输了近代概念的新鲜血液。19世纪的英华字典更能为我们展示当时的英汉对译以及近代新词的形成情况，而且在中国出版而后传到日本的英华字典也为数不少。其中与日本近代新词的形成关系深远的有5种,我们在这里按年代可以举出其英汉对译的新词来∶①马礼逊(R.Morrison):A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Ⅲ1822使徒　审判法律　医学　自然的　新闻　精神　単位/行为　言语②卫三畏(W.Williams):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Court Dialect 1844内阁　选举　新闻纸/文法　领事③麦都思(W.H.Medhu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1847～1848知识　干事　物质　偶然　教养　天主/小说　本质④罗存德(W.Lobscheid): English and Chinese tionary, with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1866～1869蛋白质　银行　幻想、想象　保险　文学　元帅　原理　右翼　法则/恋爱　读者⑤卢公明(J.Doolittle):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72电报、电池、光线、分子、地质论、物理、动力/光学、国会、函数、微分学关于马礼逊的辞典，日本很早就有使用它的文字记载,也留下了部分手抄稿。其它几种或是全文照抄下来,或是在日本重新翻刻，尤其是罗存德的英华字典在19世纪末曾被数次翻刻,一直到20世纪初还在出版利用。为什么英华字典在日本那么受欢迎呢?一是因为第一本英和辞典要等到1862年才出版;二是因为后来的英和辞典里大量采用了英华字典的译词。因此围绕这些辞书，我们想了解的是，当时究竟有多少新词融入到日语中去；并且在和刻过程中，为了尽快与日语磨合，编著者们采取了怎样的态度进行了怎样的改编。上述汉语新词都是作为英语概念的对译出现在英华字典里的。所以迄今为止好多被认为是从日本进来的词实际上早就存在于英华字典中或西学新书里了。这一事实在中国国内的汉语研究领域内恐怕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比如《汉语大辞典》从不利用这批材料来佐证词义;高名凯等所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中收录的800余条来自日语的词中，实际上有很多出现在我们上述①～⑤英华字典词例中(/前的词)，如果再对西学新书进行全面调查，就会发现有更多的新词实际上已在中文的语料中使用，以此足以修订许多来源于日语词的看法。"/"后面的词汇在日本也经常被认作明治时期的译词，其实也是由中文汉语进入到日语中的词汇，在此列出，以便对照。【三】日本人的新词创造和改造当然，日本人有其独自接受西洋学的历史，从18世纪开始吸收兰学文化，到19世纪向英学方向转换，都伴随着大量的翻译活动,从中也促使不少译词的产生。1774年出版的《解体新书》是由荷兰语翻译过来的外科解剖书,它是考察日本人独自创作汉语译词的绝好资料,比如通过此书的翻译产生了"十二指肠、软骨、盲肠"等名词。再看嘉永二年(1849)出版的《炮术语选》，可以发现从荷兰语翻译时的对译方式:ワルムテストフ温素、シュールストフ酸素、リグトストフ光素、等词都是在基本结构"ストフ＝素"的概念上逐个配置了相对应的汉字形成的。进入明治以后人们开始尝试对概念的直接对译，其过程不一而足。从西周、津田真道、福泽谕吉、中村正直、井上哲次郎等明治知识分子留下来的翻译或笔记当中可以窥见他们为找到一个合适译词煞费苦心的样子。比如"哲学"一词，对应Philosophy，西周一开始联系中国宋明理学所讲的"希贤、希圣"提出"希圣学"或"希哲学"的方案，后来又将"希哲学"的"希"字去掉简化为"哲学"。再比如"人格"一词，是井上哲次郎被某伦理学教授请教Personality的译词时提议的，后来便流传开来了。据说此前西周曾把它译作"自身之情"。此外，利用古代汉语翻译外来概念也是一种方法，《哲学字汇》著者井上哲次郎对此作过介绍，并在汉语译词上都注明了出典。比如，Motive动机(列子天瑞篇云、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注、机者群有始动之所宗云云、今取其字而不取其义)(《哲学字汇》第三版)像这种译词的产生方式曾经获得过很高的评价，但是通过调查井上的亲笔稿本可以发现，大多是译词成立在先，而出典是后加的，所以也可以认为他是为了实证译词的妥当合理性而添加了古代汉语的用例。《哲学字汇》(1881)中能见到的，类似"抽象、范畴、绝对、相对"等词汇属于日本独自发明的译词，这一类词在哲学、思想、社会各领域内逐渐增殖，表示抽象概念的译词越来越丰富。并且，随着概念的分类精细化，像"人格、人生观、世界观、美学、幻觉、个性、错觉、性能、感性"等日本独自发明的译词开始出现在英和词典中。"观、学、性、觉"等接尾词的使用大大提高了语汇的制造能力。另外，正如从"感觉"一词可以区分出"幻觉、错觉、感性"等近义词一样，意思区分的严密化也能促使译词的产生。作为近代语比较容易确定的一个根据是意思的差异。有很多具有明显的时代差别，像中国古典中使用的"文化""经济"分别意指"以文教化""经世济民"，而日语中它们一旦作为外来英语概念的culture与economy的对应译词固定下来后，就很难望文生义地解释了。另外像"印象、对象、现象、观念、存在"等不少来自于汉译佛典的词汇，作为古汉语的用法和近代日语中的用法无论在语义、文体、时代性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越大，就越能体现出在日文环境中的近代意义来。比如"印象"一词原用于佛教用语中，而实际上明治七年五月的《明六杂志》第八号登载的箕作秋坪的"教育谈"中开始作为近代意义出现。明治十四年的《哲学字汇》第一次把它固定为Impression译词，后来的《普通术语辞汇》(1905)则在"印象"之外还以形容词的形式收录了"印象的"一词，成为日后"印象派""印象主义"等概念产生的土壤。可以确定地说，明治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并不是在外来概念涌入时才临阵磨枪似的从大量的汉文书籍中找出适当的汉语来的，他们头脑中的汉语词汇，无庸说是自近世后期到近代之间随着汉籍的流传普及，熟读中国古典并在日本汉文、日语文章中活用的结果。比如安政六年(1858)盐谷世弘着的《隔鞾论》中就出现了与近代概念无关的"政治、宣言、文明、组织"等"汉语词"，而"文化"一词的用法与明治初期之前的译词也并无太大的关联。自明治中叶以降，经由中文汉语进入日语的译词逐渐减少后，在日本土生土长出很多新词来。若按时代和领域对其形成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在明治大正时期之前产生的人文社会科学用语明显较多，以后伴随着日本的技术革新，理工科用语的新词剧增。像《大言海》(昭和七～十)收录的词尾带"～素"表示元素的二字词条仅十二个("平素"等常用语除外)。珪素、水素、要素、臭素、色素、窒素、砒素、元素、酸素、炭素、沃素而一九九五年的《大辞林》中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十二个。酵素、同素、硼素、尿素、画素、毒素、酪素、热素、弗素、茶素、音素、燃素如果再加上"血清素、红藻素"等三字词条或"酸化窒素"等四字词甚至五字词，那么新词的总体数量将显得十分庞大了。这种现象在人文科学用语中同样存在。从昭和九年的《新语新知识附常识辞典》(大日本雄弁会讲谈社)摘出下列新语来看，由三字以上构成的新词显然要比二字构成的词汇多得多。如:座谈会营业中生命线主题歌肺活量陪审员扁平足公证人再教育英雄主义阶级意识军国主义最后通牒三角关系变态心理报告文学浪漫主义此外，像上述这些在明治以后形成的新词汇，还有很多作为日中共同拥有的同形语被吸收入中文汉语中。三字以上构成的词汇比较带有说明性，也容易被中文汉语所吸收。【四】由日语进到中文里的新词前面提到日语的近代新词先是通过中国的西学新书和英华字典由中国流入到日本的。而后期的则主要是由日本流向中国。这一循环正是近代以后中日同形词增多的最大原因。这里我们先看看日语新词是通过哪些媒介传入中文的。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在1902年以后、中国留学生对日本书籍的翻译呈现出一个新的高潮,日本新词也随之涌现。特别是在中国编辑的英华字典反过来开始利用日本编的英和辞典作为主要参考书,如:《英华合解辞汇》(1915)的例言里有这样一段话:"吾国通行之英汉字书非由英文本直译、即由和文本改纂",这就是说当时中国编的英华字典多从"和文本"改纂而来。再如,中国的《德华大字典》(1920)的编撰也是参考了六本日本的独和辞书而成的:《独和字典大全》《独和新辞书》《独和大字典》《独和法律新辞典》《独和兵语辞书》。实际上,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初为止,通过这一渠道,日本的新词以迅猛的势头进入到中文里来了。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文词汇的现代词义的形成与日语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再比如,20世纪初的这两本中国出版的英华辞典已经开始书收录日本造的新词了。⑥マーチン狄考文(C.W.Mateer):TECHNICAL TERMS ENGLISH AND CHINESE 1904序1902形而上学、哲学、腺、卫生学、物理学、科学、动产、真理⑦商务印书馆英华新字典SECOND EDITION 1906序1904目的、信托、发明、经济学、革命、主义、商标、发行新词的传入一般都是通过辞书、报纸、杂志、教科书等,但新词表也是重要的媒介之一。起初人们并没有特别认识到某些词是从日本借用的,只是将之笼统称为"新名词"。留日学生编纂的《新尔雅》(1903)是最早的新词表之一,为新词的普及做出了贡献。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们编写的新词表。TECHNICAL TERMS初版1904把Communism译作"有无相通"，1910版则改译为"共产主义"。再比如初版为"Society人世"，而1910版则为"社会"。日本国字的"腺"也是出现在1904年版的。新词在中国的普及,报刊杂志及留日的著名知识界人士,如:章炳麟、梁启超、孙文、鲁迅的文章所起的作用极大。在日留学生办的《清议报》更是语词交流的一个重要数据。还有对中国社会产生极大影响的《共产党宣言》因为也是从日文直接翻译过来的,所以,不光是语词问题,整个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也是来自日本的。实际上,由日本进入中国的新词还有一些是日语固有词的汉字表记,如:"取缔、组合、立场、入口、出口、广场、打消、引渡、场合、见习"等,也有用汉字音译的外来词:"瓦斯、倶乐部、淋巴、浪漫、混凝土"等。还有"瓩、竰、糎"等日本独自创造的国字也一同为中文所吸收，当然现在有些已被其它词所代替。面对大量的日本新词的涌入,中国人自己的民族意识有点受不了,早在当时就有人举出中国本源说来强调新词和中文古典的关系。如:民国七年(1918)的《新名词训纂》(周商夫编)里收有"出张、裁可、商标、目的、时计"等词,但其训释很是牵强。如"出张"一词,用《周礼》的例子来关连。"出张"，《周礼》天官掌次。掌凡邦之张事。《汉书王尊传》供张如法。按日本以因公出外曰出张。供张之所曰出张所。这种做法后来又被《王云五新词典》(1943)所継承。它给几乎所有的新词都找出一个汉籍出典,把很多与近代的意味无关的词,都纳入到中国由来的框架之中。正是因为这类词兼有中文固有的意思和日本新来的意思，所以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总被新旧两义所搅扰，感到困惑。并在思想上、文化上对之有很大的抵触情绪。有关"革命""哲学""经济""社会"等词，当时的思想家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都有过议论(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179页、中华书局、1979年。"释革"《饮冰室合集·文集一》中华书局、1989年。王国维"哲学辨惑"《教育世界》55号、1903年7月、《王国维文集》第3巻、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当然,中国自己也独自翻译了很多新词,社会为"群"、进化论为"天演论"等。严复的翻译用全新的词的组合来翻译新概念,在回避误解和词义混乱上有其独特的贡献。而来自日本的新词新概念由于采用古代汉语的词形较多,虽然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词义上的混乱,却逐步浸透新概念,最终为中国社会所接受。【五】亚洲共识的平台---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共有以上我们看出,亚洲的现代化的进程是通过这种语词的交流得以实现的。初期是中国领先,日本从中吸收了大量的西学情报和概念,而后期则是日本创新的多,发自日本的近代化在语词方面得以完善和扩充,然后再传到中国和周辺的朝鲜半岛及越南等地。由此,在东亚形成了一个有关近代化的知识共同体,在接受和理解西方的新概念、新思想时可以相互沟通,为各国的现代化的进程和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日本的报刊杂志在谈到近代新名词时,一般是朝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的:一是说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具备汉文的素养,在充分把握了外来的概念后,创造出了最为贴切的译词;二是说这些词不仅是日语中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概念,而且影响到中国、朝鲜半岛成为东亚各国的同形同义词。照这种说法推导下去,似乎给人们的印象是近代新词都是从日本流向中国的。中国方面也是不加批评地照搬此说,以至于像滚雪球一样,这种说法愈演愈烈,快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了。但通过上述的验证就会发现,事实上并非如此,这里面有许多误解和臆说。而其中最大的一点是完全忽视了由中文直接进入日语的大量新词。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类近代新词分为三类来看的:a由中文进入日语的新词:电气、电报、电信、铁道、工业、银行、保险、医学、化学、直径、风琴b用中文的古典词来对译外来概念演说、主义、经济、社会、文学、文明、教育、艺术、思想、自由、交通、流行、革命c日本人独自创新的汉语词电话、商业、情报、象征、科学、美学、美术、哲学、心理学、地理学、天文学、客观很明显,在日本，一般人完全忽视了第一种a可能性,而报刊媒体又只是基于第三种c的事实,再将b加以扩大解释,便导致了一边倒的结果。这种误导不光停留在一种文化现象上,而是混淆了一些语言问题。比如,第一种a类可以按汉语构词法分析并得出相应的意义;而第二种b类则容易受古代汉语的影响,以致新旧词义之间摇摆很大;第三种c里,有些无法按构词法分析的词,只能是囫囵吞枣地将其词义与形态"约定成俗"而已。总之,围绕着近代新词展开的各种议论,实际上都是关注着近代化进程中如何接收西方概念的问题。中国在19世纪初期被西方打开门户后所界定的对译词,通过词典和书籍为日本所利用。而后日本独自地吸收和创造的新词又在甲午战争以后通过留学生的翻译传到中国。这样一来,中日双方在近代新词上便形成了大量的同形同义词,而且这部分词同时也传到朝鲜半岛和越南等东亚各国,构成了整个东亚的一种近代概念的共识。从这一意义上说,中日近代的语词交流不光是丰富和发展和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而且也成了一份亚洲共同的财富。 陈力卫（日本目白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

烈性的美，不能营筑在他人的苦难之上。

翻开王安石的诗集，重读王安石的《元日》，它几乎概括了我们民族除夕迎新古老的传统民俗。其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里包括三个节目，一是除夕晚家家户户要爆竹声中除旧；二是在朦胧快天亮时，把新桃换旧符；三是在元日的清晨，面向东方，自幼及长饮屠苏酒。这些个迎新除旧传统，前后延续近二千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