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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梳理并探讨苏雪林《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中以性别视角为出发点的国族文学观念，着重关注其对以鲁迅、郁达夫为代表的男性作家的国族构建之批评，和提倡以冰心、丁玲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国族文学的尝试。

这是一份与打工诗人郑小琼的对话记录。看到她说起压铁板的时候，想起bjork在〈黑暗中的舞者〉扮演的从东欧去美国的女工形象。既推荐这些诗，也推荐〈黑暗中的舞者〉。

讨论不妨围绕以下相关问题进行："20世纪中国"与乡村叙述；"20世纪中国"与文学叙述中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变及其危机；乌托邦与"20世纪中国"；新秩序的建立与新社会图景的缺失；"真实"与历史叙述，等等。这些问题既包含在20世纪历史的自我思考和表述中，也体现在"重述"潮流的文学文本中。

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划出的图画，经过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这些里面，各各藏着一些意义，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

“中国文学“现代性”近年来成了一个话题，引起了许多争论，这本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因为，一个尚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country）能否产生自己的“现代”文学，是否产生过这样一种文学，这可以说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评判面临的最大困惑之一。但令人遗憾，这些争论至今既没有充分深入到历史的、写作的具体研究层次，又未在反“西方中心”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形成有特殊意义的理论话语。不久前重读了张爱玲的作品，从她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的看法和写作角度中得到了许多启示。（我是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看成一个开放的写作领域的。至于西方关于“现代性”的种种界定，我以为不过是—种曾经获得了话语权威的“现代观”。）她的作品使我们有可能把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讨论具体化为一种现代文学写作的研究，即：如何以“现代”这样一种尚待实现的、抽象的历史时间价值去创造“中国”的空间形象，如何使一段“未完成”的历史中的中国生活体验作新的，现代的叙事想象力。” 缺注。

2009年9月18日，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陈映真先生创作50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附录李云雷札记一篇：从排斥到认同——大陆作家对陈映真20年的“接受史”

赛福鼎·艾则孜的创作历程，在20世纪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他的创作始于诗歌，与许多维吾尔族现代诗人一样，在诗歌创作的同时，赛福鼎·艾则孜在戏剧、小说创作领域也有积极探索，很早就开始了小说写作的尝试。

无论“一手握剑一手持经”也好，一代狷介文人的盖棺论定也好，世间的思想探求，并无禁忌。但是回头反顾，从大川周明到大川周明的辩护者，从旧式的亚细亚主义“者”到当今的亚细亚主义“家”，曲折一条轨迹中，隐现的警示诱人遐思。

长诗（选章）

1. 分断下的断不了六、七０年代的台湾，有几部好莱坞片子以「违反善良风俗」之类的理由被当局禁了，其中有一部叫做《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电影说的是一个从美国南方乡下跑到纽约来闯荡的牛仔，遭受重重打击的故事。这个乡巴佬青年在经历了对大都会天际线的短暂的目眩神迷之后，就开始遭遇大都会的异己与野蛮，一再受到挫辱。穷困潦倒之际，做了「牛郎」，但挫败更为巨大。最后，这个「午夜牛郎」搀扶着一个贫病之交，坐着大巴士逃离冰冷的都市，结伴南行寻求阳光.....。由强?渥特所饰演的「午夜牛郎」，乐观、憨直、强韧，但也有血泪交淌的男儿伤心处。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当他在进行那被生活所迫的、经常令他屈辱的、没有一丝感情含量的「性工作」时，他故乡情人的那深情低唤着他名字的缠绵情爱景象，就会倏然地、幽忽地从他记忆深处浮跳出来。这大概是午夜牛郎最催折心肝的时刻罢。这里有一个今与昔、假与真、异己与亲密、都会与家乡、死与生的鸿沟分断。强迫性回忆里的那贲张生命与亲密的性，不但无法安慰牛郎，反而是冷酷地向主人公提示他今日的真实：疏离与死亡。对「午夜牛郎」而言，今日，虽生犹死。读发表于1979年，但实际上「约为1967年之作」的〈累累〉，让我想起电影《午夜牛郎》里异乡人的死生爱欲，特别是小说里说到，当看起来轻佻寡情、嗜说荤腥的钱通讯官，在独白般地忆及那参商不见生死未卜的二表姊与当时年少的他的一段情欲纠缠时：「......那时伊只是说，大弟，大弟！但却一恁我死死地抱着......」（3：71）把这个二表姊的「故事」当作钱某的众多猥谈之一听耍的其它军官，起先「尚有人猥琐地笑起来，但后来都沉默了」。这是因为听者立即察觉到这个「善于猥谈」的钱，在说着这一段话的时候，「眉宇之际浮现着一种很是辽远的疼苦」（3：71）。〈累累〉描写的是1960年代初的某一个上午，在某一个僻静的小军营里，三个行伍出身的低阶青年军官的芜杂的生活片段，以及其中所展现的浮躁悸动，与交织今昔的伤痛忆往。我们知道，1960年代初陈映真入伍服役，在部队里，他首度接触到众多原先出身农民的外省低阶官士兵。他同情甚至共感他们在对日抗战，紧接而来的内战，以及之后的两岸长期分断中，被这个大时代所播弄的转蓬人生；他们的家破人亡、生离死别、流离无告、举目无亲的巨大伤痛。青年陈映真鼻酸地凝视着在这些如草离了土、枝离了树般的荒凉的肉体，以及挂在这个身躯上的枯槁扭曲甚至变态的，但却完全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道德与精神状态。2. 活在死上头这三个军官「都是走出了三十若干年的行伍军官」（3：67）。这么算来，当初他们被国民党军队拿枪抵着，蒙、拐、坑、骗给拉夫入伍，加入国共内战之时，也不过是十六七岁的农村小伙子。鲁排长蓦然想起了那一年在上海的一张募兵招贴，上面说：「......结训后一律中尉任用。」如果真的是那样，如果十数年前结训时自己便是个中尉，到现在早已掮上星星了。（3：69）懵懵懂懂地来到台湾，却还不知从此与家乡亲人阴阳两断；明明是此世的亲人爱侣，一下子变成了永诀的前世。将「互相扎根的」（3：72）生命与生命，硬是斩断的后果，是一种永远难以从一种宛如隔世的恍惚与不真实感中康复的慢性痛苦。鲁排长总是「又想起了他的妻」──那个年长于他四五岁，对还是少年的新婚的他，有着如姊如母如妻的深情眷顾，对他的少年的决堤的需索有着「古风的从顺中的仓惶和痛苦的表情」（3：72）的女子。新婚不到一个月，他就「因战火和少年的不更事」离开了故乡。到今天，鲁排长虽然连「那个女子」的名字都记不得了，但漂泊半生，这个苦苦记不起来名字的女子，却成了唯一爱过他的女性，那么仓惶而痛苦地爱过他。从来再也没有一只女人的手曾那么悲楚而驯顺地探进他的寂寞的男子的心了。（3：72）虽然已是步入青春的尾巴，但无论如何还是有着年轻紧实的躯体的小军官们，一直是处在一种恍惚的、逆光的、不安的生命状态中。在一种逆光的不真实感中，他们的身体渴求着异性，但对异性的渴求又哪里只是性欲而已，后头其实更是一种对抚慰的渴求。性欲的命令与回忆的驱使更相作主，让「鲁排长总是拂不去那种荒芜的心悸的感觉」（3：69）。陈映真想要捕捉的是两岸分断下，底层外省官士兵「活着」的真实状态。他们的言语总是往下流，流到猥谈亵语；他们没有志向，没有未来，甚至没有什么主义领袖责任荣誉之类。这些体面的正经话语还是留给那一心往上攀的人──好比「胖子连长」──好好使罢。「胖子连长」想必拿着一种做派，不愿加入他们的猥谈，更不可能和他们结伙嫖妓，只因他有前程──「为升上一个梅花的事，奔跑了将近半年」。因为有这个「前程」寄托，胖子连长和他们不是一类人，他能靠这个体制的游戏（逢迎、运作、关系、竞争、升迁）压抑并转化性欲的躁动，以及回忆的浮起。陈映真应该无意歧视胖人，但「胖子」的确传达了一种安定滑腻之感。发福的连长应已届中年，对于体制已经有了因年资、权力与利益而来的认同感。发福的身体意味了对生命的、性的悸动，以及对分离的创伤感受，已趋平静和缓，甚至麻木。那个曾经不安定的起伏，已经随着日益安定的生活与可期待的未来，而拉成了一条平滑的直线。这种肉体与心灵的如脂如韦，和那正在一种性的节日欢愉心情中揽镜剃须的钱通讯官的「壮年的男体」──「每一线轮廓每一块肉板都发散着某一种力量。他们都一样地强壮，一样地像刚刚充过电的蓄电池那样的不安定」(3:67-68)，形成一种意味深长的对照。他们活得像「虫豸」，没事打个百分牌戏，赌注则是次日关饷同去嫖妓的花费。没错，他们在这种与故乡、与亲人切断，在异乡中一吋吋衰老，却没有前途、没有意义的人生中，唯一能抓住的就是短暂的性的刺激，让他们忘却生命的荒芜，并聊胜于无地感觉到他们竟还被接受、被需要──虽然不辨真假，让他们知道他们还「活着」。他们唯有把自己降低到一种生物性的存在，才能把生命活下去。他们甚至有些怔怔然地陶醉在野狗交配的大自然欢愉中。在一种逆光的、超现实的「一幕生之喜剧」中，「听得见一种生命和情热的声音，使得人、兽、阳光和草木都凑合为一了」（3：69）。这样一种动物性的「活着」，也是难得的罢，因为还是活着，毕竟又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呢？鲁排长在部队澡堂中尖锐地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活着」的况味：忽然间，鲁排长对于满澡堂裸露的男体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稀奇。他从来没有注意到这种毫无顾忌的裸露的意义。不论是年轻的充员兵，年壮的甚至于近乎衰老的老兵，不论是硕大的北方人或者嶙嶙的瘦子，都活生生地蠕动着，甚至因为在澡室里都显出孩提戏水时那样的单纯的欢悦。这种欢悦是令人酸鼻的，然而也令人赞美，因为他们都活着，我也活着，鲁排长想。而对于这些人，活着的证据，莫大于他们那累累然的男性的象征、感觉和存在。（3：74-75）这其实和陈映真在小说创作中经常似有似无地显现的一种「女性可畏，男性可怜」的信念有关。男性对是否活着向来是焦虑的，而用以证明的也常是性，那可笑复可悯的「累累」。但隐藏在这个荒诞的、没有意义可追寻的「生之喜剧」之后，却是一种深层的、拂之不去的悲哀，因为他们欲成为草木畜类而不可得，因为他们，幸或不幸，有记忆。他们老是不由自主地陷入回忆，忆起相处不到一个月的多情愁苦的新婚妻子，忆起慌乱哀怜任他求爱的二表姊，忆起扶着幼童的他站上木櫈远眺「一线淡青色的，不安定的起伏」的山脉的那个着「暗花棉袄的初初发育的身影」的姊姊（3：66）。幸，是因为，如此他们的「活着」就不仅仅如草木野狗般了，他们记得他们曾爱过也被爱过。不幸，而且是深刻的不幸，是因为这些永远地只是记忆罢了。他们和这一切，都如树叶离了树、花草离了土般地永别了。他们的生命只是一种在无尽的黑上头的「漂浮」、「漂流」、「浮沈」（3：73）；前头是黑的，后头也是黑的，黑得像黑夜中的台湾海峡一般。他们在一片寂灭上活着，活在死上头。这种完全缺乏真实感的「活着」，是很多很多底层外省官士兵的一种真实人生状态。但我想也是所有底层的、流离的男性──不分省籍──的共同经验罢。这些飘零如转蓬的底层官士兵，于是常常白日颠倒，神游故里或是亲亲如晤。杂揉今昔的结果就是老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恍惚感。好比，这天一大早，鲁排长就觉得，而且是许多日以来都如此觉得，兵营的操场还有清晨的雾霭，「竟很像那已然极其朦胧了的北中国的故乡」(3:65)。到了日头近中时，鲁排长「注视着那散落着兵士的草地，很稀奇地又复觉得它何以能给他一种熟悉的感觉」(3:73)。这个前世今生之间的草蛇灰线，终于在几个军官于午睡时分坐上吉普车，出营寻欢的路上，得到了印契。鲁排长记起了「一个空旷的野地」，那是在「兵乱的大浊流中」，在一个仍然带着春寒，但阳光已然美丽的暮春时节中，在山区跋涉数日之后，所蓦然惊遇的「一小片圆圆的旷地」，其上死尸横陈。这并不稀奇──在那个年代。稀奇的是，这些死尸都裸露着。更稀奇的是：那些腐朽的死尸，那些累累然的男性的标志，却都依旧很愤立着。（3：75）这当然不是「事实」，死尸的那个不会勃起，或愤立。这仅仅只能说是鲁排长不辨今昔、觉梦不分的「回忆」。但是，与其说是回忆，还不如说是一种因巨大创痛而生的超现实幻想。但问题是，鲁排长为什么会如此「破解」了那萦绕于他的对营区操场风景的似曾相识感？为何那个「愤立着」的「累累然的男性」的超现实空间场景，让他觉得找到了他的似曾相识感的对应符契？六０年代初台湾的国民党军营的风景，和愤立着阳具的腐尸能有何关连，让鲁排长「正确地想起了和兵营的操场相关的风景」（3：75）？我的回答是：如果说，这些底层外省官士兵在这个岛屿上、在这个政权下的「活着」，是活在死上头、活在一片寂灭上头，那么要直指这个巨大悲剧以及提问「孰令致之」的文学书写，又有什么方式比创造出一群死尸，尸身上插着一根根愤怒的阳具的意象，来得更惊耸地「合理」呢？这不是那六０年代初千千万万青壮年的离乡无告的底层外省官士兵的真实生存状态的超现实写照吗？除了阳具的愤立，他们的人生几乎已经全倒下来了。当然也不是不可以这么说，那个「愤立」是指向国民党──「我日你祖宗八代」。但那个愤立，更是一种对于异性慰藉的执拗的、可怜见的需索。吉普车上，暮春的风拂着面的鲁排长，于是把自己从这个荒山死尸的浮想抽离开来，拉回到对于故乡的山、「小姊姊的山」的回忆，回到那个留在故乡的女人的回忆。这么想着，他突然寂寞起来，把烟丢到车外，「满满地感觉到需要被安慰的情绪」。于是他有些开心起来：「活着总是好的」（3：76）。于是他们一行人在一种节日的漂浮中、在一种性的兴奋中、在「秽下的笑声中」，驶向他们短暂欢乐的目的地。3. 关于娼妓或性产业鲁排长等三名军官嫖妓去了。「恶心的男人！」──某些都会中产卫道者在看完这篇小说之后，也许会皱着眉头丢下这么一句话。「男人」，当然；「恶心」？也许罢──如果我们只看到他们的青壮身影、听到他们的秽下言语、看到他们的嫖妓行止，就把他们想当然尔地视为有钱有权有闲的男性嫖客。而掷石者谴责之余，也许还会「为他们」提出一个出路：尔等应成立家庭，以解决性或感情之需。这个建议，虽然真诚地符合他们自己的阶级立场，但听者当不免顿生「何不食肉糜？」之感。此外，卫道者从左翼「拿来」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其实也是建立在一个被抽空历史的主体的前提上。「性交易」，对这些流离的底层外省官士兵而言，远远不是用「将性商品化」、「不尊重女性」，或是「男性的淫乱」这些便宜的指责，就可以定性的。这些底层民众在永远地失去所爱与慰藉的世界里，也只有飞蛾般地奔赴这令人鼻酸的，短暂、虚空的慰藉。理解了他们的背景，我们就会知道他们对「性」的需求，不是「出自纯粹邪淫的需要」（1：75）──如陈映真在早期的另一篇小说〈死者〉所检讨的，而是铭刻着大时代的印记的。他们作为内战/冷战双重结构下的落叶转蓬，对女体的需求，骨子里是一种对自己还活着的证实，对慰藉的渴望；「娼妓」是在一个没有人真正需要他们、爱他们的世界中的一双暂时的温暖臂膀。诚然，这种慰藉有其片刻性与交易性，但这又哪待乎不需要这种证实与慰藉的卫道者来提醒呢？或许人们更应该追问与理解的是，这种悲剧的情色是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悲剧的主体上？而这个主体又是镶嵌在一个什么样的大历史中？但陈映真也并没有因此而歌颂性产业，因为在小说的结尾，在兴奋的路上的军官们之间，有一个「关于近来的雏妓们的年龄越来越小的事」的笑话在讲着，而且笑声很是秽下（3：76）。这个突兀的交代，表现了陈映真对于性产业的两难，一方面他绝不会如中产卫道者那般的伪善冷酷，但另一方面他也无法敞开地歌颂性产业，因为对他而言，性工作原则上预设了一个不义的阶级社会。陈映真在小说〈上班族的一日〉里，藉由某学者对电影《单车失窃记》的评论，认为该电影精准地展现出一个道理：「穷人为了生存，就必须相互偷窃」（3：198）。因此，他大概也会认为，绝大多数的性工作者是在一种苦难的人压迫苦难的人的世界中工作。娼妓的苦难不被理解，就像是这些嫖客军官的苦难不被理解一般，反而被后者拿来衬垫他们的苦难。我想起陈映真的另一篇小说〈凄惨的无言的嘴〉里的那被一刀刀捅死，每一个伤口都是一张嘴的雏妓尸身。对这个如电影《午夜牛郎》般的「午日牛郎」的飘零主体，我们有理解的道德义务。对于那被分断的故乡的亲密女性的爱与性的那无法分断的身体回忆，以及现实上对一种替代慰藉的渺茫的追寻的历史悲剧，我们不应只是站在一个简单的道德高点上俯瞰，更遑论鄙视，反而是要在一个更大的结构与更长的历史中思考：孰令致之。4. 抵抗「遗忘的历史」〈累累〉之后二十年，像鲁排长、钱通讯官这般的底层外省官士兵虽然鬓毛已衰，但仍乡音未改地在台湾各个角落的底层活着，孤独地拾荒孤独地门房孤独地烟酒，被富裕的、寡情的台湾社会谑称「老芋仔」。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港台之间的航班还经常看到他们的寂寞的身影、怔忡的面容，以及和整个文明机场格格不入的装扮行囊；再注意看，他们劳动者的手臂上，有着极粗劣的外科手术所留下的一团红黑新肉，硬是剜磨掉臂上「杀朱拔毛」之类的刺青。再三十年后的今日，他们已经凋零殆尽，就算是在石牌荣总也难得听到他们粗粗咧咧大声嚷嚷的异客乡音了。那是真正的绝响。他们行将被本来就什么也不想记得的台湾社会更为彻底地遗忘。或许，还是有人会记得他们的罢。有人会怨恨地记得他们是「国民党的死忠」、「国民党的投票部队」。有人会童騃地记得他们是「宝岛某村」的「伯伯」（音「悲悲」）们。有人会考古地记得那个轰动一时的李师科案的主角就是一个老芋仔。当然，也有高级文化人会记得他们是「失败者」，而如此记得的女士先生，则是要挺起胸膛表彰自己是失败者的「光荣的后代」──因为1949年被共党击溃的大逃亡一代在台湾所建立的政权，在后来的历史中被证明是更合乎「现代化」的文明准则，以及更继承着优秀的中国传统；论者状似怡然「让历史说话」，但其实是呕着气地、刺猬般地护卫着自己的认同。但这些「记得」其实都是建立在一个巨大扭曲或偏见上。人们常常拿都会的、家业有成的外省中高级军官的体面形象，遮盖住外省低阶官士兵的佝偻身影，只因为他们都是1949年左右来台的「外省人」；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阶级盲与城乡盲。在这种社会的与历史的盲目下，人们常把国民党当个大盖子把外省低阶官士兵和上等外省人一并扣住，好像「他们」是一体的，都是「共犯结构」的部分。而这样做，恰恰是让李师科与李焕比翼，让王迎先与王升齐飞。把殉葬者当成体制的一部份，这，不荒唐吗？这里有一个「阶级」的分疏：有进入到这个党国体制从而与党国利害荣辱紧紧地绑在一起的国民党中上层外省军公教，以及那些从来被党国欺骗绑架、为历史遗忘、为机场的绅士淑女礼貌地视而不见的「老芋仔」。四十余年后，我们读〈累累〉，应该可以得到这么一种理解：这个「愤立」的「累累」，是青年陈映真对底层外省官士兵的生命状态的最深切的同情，以及对国民党政权最严厉的控诉、谴责与抗议。这篇小说不是孤例。在1966-67年之际，陈映真写了包括了〈最后的夏日〉、〈唐倩的喜剧〉、〈第一件差事〉、〈六月里的玫瑰花〉、〈永恒的大地〉、〈某一个日午〉以及〈累累〉等多篇小说。根据作者自称，这些小说脱落了过去的「感伤主义和悲观主义色彩」，「增添了嘲弄、讽刺和批判的颜色」。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小说中，有三篇当时没有发表，而是入狱之后由友人代发的，它们是〈永恒的大地〉、〈某一个日午〉与〈累累〉。我认为，这三篇小说有一共同特点：都指向国民党，对它作了不得不形式隐晦但内容异常严厉的批判。〈永恒的大地〉指出了国民党统治阶级的虚妄、胆怯与买办特质；〈某一个日午〉指出国民党完全抛弃了它五四时期曾有的理想，为青年所唾弃是理所当然；而〈累累〉则是继〈将军族〉之后，讨论了一两百万之众的底层外省官士兵的离散生涯，并直接指向现役军人。直到上个世纪末，已经步入老境的陈映真，对于这些底层外省官士兵的身世，仍然是揪着心地关心着。小说〈归乡〉就写了一个卖早点的老兵老朱对着台籍国民党老兵杨斌说着当年的痛：「......民国四十五年以后，我们才知道『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全是骗人的，」老朱说，「就那年，天天夜里蒙着被头哭。许多人，一下子白了头。」[......]「那年以后，逢年过节，我们老兵就想家，部队里加菜，劝酒，老兵哭，骂娘......」老朱说，「有些人因骂娘、发牢骚，抓去坐政治牢。一坐就是七年十年。」(6:45-6)这个当年的痛当然还是今天的痛──假如能痛的身体还在的话，因为这个痛并没有被真正地面对过，遑论好好处理过。老兵的痛无处可告，他们没有「二二八」，也没有「白色恐怖」，这些名义来称谓他们的痛。有一阵子，正义的学者纷纷地谈「转型正义」，但没有人曾经一念飘过脑际，想到这些老兵也是任何「转型正义」的思考也必须面对的。我们文明的、可敬的「台湾人」、「中华民国人」，不分蓝绿，在「老芋仔」还年轻时，对他们的苦痛无从理解，在部队里随人叫他们「米虫」，在他们老时，则管他们「老芋仔」。不少学者研究他们或拍他们的纪录片，目的只是要解释他们何以这么难以被「融合」、何以如此反台独，于是就方便地指出他们有「大中国情结」，或是他们有蒋介石「图腾崇拜」，或峰回路转地证明他们「见山又是山」的最终认同还是「台湾」，等等......。只有极少数人，如陈映真，从兵燓的、丧乱的大时代中，看到这些无告之民的踉跄之影与离乱之悲，并为这些荒芜的生命一掬同情之泪。陈映真为已经永远逝去的那个六０年代的底层外省官士兵的青春，做了一个伟大的补白。没有陈映真这篇小说，作为苦难中国现当代史一章的这些人，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梦呓、他们的失落、他们的荒纵，与他们的空无，将永远从这个人世间消失。这是一篇救赎性写作，所救赎的是被历来的文人或史家的历史书写中的遗忘。能不说，「还好，有陈映真，为这些人留下一个侧影，为不久之前的当代历史留下一个见证」吗？当然，也许会有严肃的学者问：这个以小说为形式的救赎性写作，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有资格回答的话，我只能这么说，陈映真至少是如鲁迅一样「路见不平，挥了两拳」吧！其次，它至少让我们看到1949年来台，作为历史的殉葬者的底层外省官士兵，的一个精神面貌吧！再其次，它至少也让我们知道那个「光荣的失败」也并不见得那么光荣罢！

《你的微笑》辑入了自2007年出版《聋子的耳朵》以后的所有未曾结集的新散文。

《秋日》11种译本

本文在对《词论》研究史初步梳理的基础上，对《词论》研究中的作者、作年、如何理解“别是一家”说、为什么不提周邦彦、词论和词作间的“分离”现象及《词论》的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全面的回顾与反思。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是部半成品的学术著作。若从宋诗研究的角度来看其私密性和互文性的特点，它又是一部远离外部喧嚣世界，潜心斟酌诗艺，心灵充分舒展的奇书。《札记》论及南宋诗人近300家，内涵极丰，可以结合《宋诗选注》等书，提炼出钱先生南宋诗歌发展观之“主线索”。

广岛的记忆、核问题，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以及许多日本知识分子耗尽毕生精力直面的问题，对他们而言，这也关系着战争的遗留问题。2011年3月福岛的核泄漏事件，再次引燃了大江的思绪。本文是一位美国学者对大江几部作品或演讲的分析，或可为我们"理解亚洲"提供一些线索。

两条主线索，一是关于历史、时代大背景的风云变幻；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1981）第五章

本文在《上海国资》2011年第8期刊发时，因篇幅所限，有较大篇幅删节，在此发表的为原文，以飨读者）上海工人新村：社会主义与有尊严的“生活世界”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面具背后》、《想象城市的方式》等。上海史上失踪的“三十年”《上海国资》：今年初，上海本地一些报纸报道了你们的曹杨新村研究。我查了资料，最早关于你们在做曹杨新村的研究是2005年。为什么会用这么长时间去做这个研究？罗岗：关注上海的工人新村，其实更早，最初是因为王晓明老师2001年去上海大学办了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提倡中国式“文化研究”，那时候就开始考虑如何找到一个切入口来重新研究上海，当时流行的是“上海酒吧”研究之类，这种研究当然很有意思，但是否还可以有其他的视角和思路来进入上海呢？“工人新村”的问题就是这样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中的。具体而言，“工人新村”成为理解上海的一个视角有两个背景。一个背景是1990年代以后出现的“上海热”，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上以李欧梵的《上海摩登》的翻译、出版所引起的广泛反响为标志。在“上海热”中，最重要的就是重新叙述开埠以来的上海历史。上海开埠是在1843年，到2003年的时候是160周年。当时上海有两家大众媒体做了160版的大篇幅专刊来纪念开埠160周年。在这样的纪念里，对历史的重新叙述当然是重点。但有意思的是，两种专刊对160年历史的叙述都有一个空白的时期，就是1949年到1979年的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为什么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在上海史的叙述中成为了空白？当时，我指导一个学生做了一篇论文，专门分析这两个纪念专刊，看看上海的历史是怎么被叙述出来的。我们发现“上海热”导致的“上海史叙述”有一个特定的选择，也即1992年之后重新开放的上海和1843年开埠以后的上海的对接。而这个对接过程的前提，就是对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的有意遗忘和压抑。这也是“上海怀旧”的最主要特征。所以说，“上海热”、“上海梦”和“上海怀旧”是在重新想象上海在全球资本主义网络中的位置，在这样的“上海热”中，如果不能正面抹黑社会主义这三十年的历史，也要故意留下留出空白，不讲或少讲这一段。在这样的叙述中，三十年上海的城市面貌几乎完全没有发生过变化，甚至是变得更糟。正是针对这种叙述，我们想问，难道三十年时间在上海这座城市里留下的真是一片空白吗？如果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运动，它在这个城市里会留下怎样的痕迹？这是最直接的问题意识：为什么研究工人新村？就是因为工人新村是社会主义在这座城市留下的最深历史痕迹。当时“上海故事”的讲法有两种。一种是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另一种是卢汉超的《霓虹灯影之外》。《霓虹灯影之外》讲的是所谓“华界”的历史，与《上海摩登》所讲述的“租界”相对应。这两种叙述里，上海是分裂的，要么是发达的、灯红酒绿的租界，，要么是传统的、贫穷落后的华界，谁能代表上海？在这两种对抗性的叙述之间还有没有其它可能性？这就是我们研究曹杨新村的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则和“文化研究”有关。当时，我们在王晓明老师主持的上海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带动下，开始关注“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引入到中国有两条不同的思路：一条思路从学科的角度来说，和文艺学有很大的关系，主要是北京的一些朋友，他们在引进文化研究时，往往把文化研究看作是西方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就像翻译介绍诸如后现代、后殖民和新历史主义等新理论一样，把“文化研究”介绍进来。而且“文化研究”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流行文化，NBA啊，麦当娜啊，好莱坞电影啊，摇滚乐啊，等等，相应的，引入中国的“文化研究”也演变成了流行文化的研究，譬如小报、球鞋、减肥等等。这些朋友的工作当然非常有意义，一方面翻译、介绍了一大批西方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另一方面则是研究了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与西方同步的一些文化现象。但这是不是中国式“文化研究”呢？我们这个学术群体考虑的是，虽然用了沿用了西方“文化研究”这个名词，但更多关注的是1990年代以后中国伴随着市场社会的来临，正在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这种新意识形态因为和市场、消费、全球化以及大众文化联系在一起，确实为运用来自西方的文化研究方法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但是与新意识形态相伴的文化形式，其基础一方面固然是市场化进程极大加速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但另一方面这个过程也把中国内部一些原有的问题和状况呈现出来：譬如在“上海热”中，和现代大机器工业相伴而生的上海产业工人就没有进入“文化研究”的视野里，这一阶层作为“共同体”的文化诉求和日常生活状态还不曾得到认真的研究和仔细的描述；再譬如在1949年以后，“工人阶级”在理论上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位置必然会投射到城市的空间面向上，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对城市发展的重新规划。正如有学者在研究东欧社会主义城市如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等之后指出，社会主义城市的营造不仅是一场城市改造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意识形态改造运动，如果将今天的上海理解为一座“后社会主义城市”，那么如何在这种视野中重建上海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历史，工人新村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抓手。当然，如何把对文化现象的讨论、对新意识形态的追问和更具体的个案研究、更有说服力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依然是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认为就是“流行文化”，有人翻译为“大众文化”，也就是可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并且能够带来大量快感的文化；然而不能忽略的是，文化研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是“通俗文化”，有人翻译为“庶民文化”，也就是来自民间的、底层的文化，而不是麦当劳式的、好莱坞式的消费文化。从文化研究的历史来看上，文化研究最早出现在英国，就是希望通过对“庶民文化”的研究，来对抗美国好莱坞式的流行文化。新村内部的规划、布局和陈设作为一种空间的生产方式，不仅再造了工人群体的日常生活环境，而且形塑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模式。由此可以在在工人生活的物质条件和他们的文化意识之间寻找到某种特定的关系，就像E•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所做的那样，如果把生活和文化这两个方面分别用土豆和卫斯理教派来比喻的话，他事实上充分肯定了前者起着有效地稳定社会的作用。更为深刻的地方在于，他揭示了土豆也是一种社会地位，当一部分人迫不得已选择土豆作为主食的时候，这意味着他们在政治和社会上处于弱势的地位，正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共同经验使不同区域、不同种族、不同职业的人在文化上形成了同质的社会集团。所以，我们研究上海的工人新村，也希望通过工人新村的研究来发现某种民众的文化和庶民的文化。更何况，工人新村的文化不能简单地视之为来自民间，它也跟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有着密切的关系。更直接的触动是，2003年7月，湖南卫视开播了一档名为“象形城市”的节目，在这个节目上提出了究竟是石库门还是工人新村更能代表上海的问题，由此引发了媒体上关于什么是上海的城市地标的讨论。就这样，工人新村就被重新带入到了公众的视野里来，成为了话题。上海的住宅形式《上海国资》：工人新村在1949年之后才大面积出现，这之前工人住在哪里？罗岗：上海成为租界之后，这座城市最有特色的住宅形式就是石库门，正如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所指出的，石库门这种住宅形式的出现跟太平天国战争有很大关系，它也是租界时期的第一轮房地产开发的标志。这个过程说起来比较复杂，简单一些讲。最早租界就是英租界，按照当时英国租界管理当局的规定，租界要求“华洋分居”，也就是中国人可以在租界工作，但不能在租界居住。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浙一带有许多富人为了躲避战乱来到上海。他们都是有钱的人，来了就要有房子住。当时上海租界有大量的洋行，也就是从事外贸生意的商人。战争发生了，生意不能做了，但他们手上有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要寻找出路，就投入到房地产里去了。英国公使开始还不准，商人就抗议，最后达成妥协，就在租界建造了第一批石库门房子。石库门是英国人投资的，但房客都是江南一带逃来的富人，所以石库门的内部格局很像江南一带的民居，但由于租界空间有限，为了开发更多的房地产，石库门的外部规划则是参照西方的联排式公寓，这样就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特色；在石库门的基础上，后来又发展出来了新式里弄房，新式里弄房要比石库门更加现代化，鲁迅故居就是很典型的新式里弄房；更好的当然是花园洋房，这样的房子上海现在仍然保留了不少；再就是公寓大楼，主要分布在上海的西区。这几种形式可以说是上海主城区的主要住宅形式。除了这四种住宅之外，并没有专门的给工人、穷人住的房子。穷人住在什么地方呢？沿着长江的各条支流到上海来的穷人，他们依岸而居，有的住在船上，有的上岸自己搭了简易的房子，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棚户区”。当时的工厂也有一些专门供工人居住的工人宿舍，主要集中在杨浦区。这其中，我查的资料显示，不少是通过当时的工人运动争取来的，而不是一开始就给他们的。即使如此，有能力给工人提供宿舍的企业也很少，所以这样的工人宿舍绝对数量很小，绝大多数人仍然住在棚户区。1949 年后的上海，人民政府一直面临着改善下层居民居住状况的巨大压力。据统计，1949 年5 月上海解放当时，全市200 户以上的棚户区就有322 处，其中2000 户以上的4 处，1000 户以上的39 处，500 户以上的36 处，300 户以上的150 处，200 户以上的93 处。棚户区占地面积1109 万平方米，棚户简屋197500间，建筑面积322.8 平方米，共居住着115 万人。此外，还有大量的“旱船”、“草棚”、“水上阁楼”，星罗棋布地分散在上海的各个角落。这些居住地的环境和居住条件都极其恶劣。对于新政权来说，棚户区的清除和改造，不仅是城市治理的燃眉之急，更是建立社会新秩序、彰显制度优越性的必要举措。曾在华东师大社会学系任教的陈映芳教授曾做过关于上海1949年后对棚户区进行改造的研究，她的文章中有比较详尽的棚户区分布情况，从里面也可以看出，住在里面的主要是工人和穷人。所以，在解放前，上海没有专供工人居住的大型社区。虽然解放前上海的工业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但工人的居住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一点也是很奇怪的。如果我们看曼彻斯特、底特律这样的典型工业城市就会发现，都是有相应的工人集中居住区的。“大工业化”本来就和现代“住宅”问题联系在一起，早在1887年，恩格斯就指出：“当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缺乏”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旧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铺到市里。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缺乏现象。在一开始就作为工业中心而产生的城市中，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几乎不存在。例如曼彻斯特、利兹、布莱得弗德、巴门—爱北斐特就是这样。相反，在伦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这些地方，住宅缺乏现象曾经具有急性病的形式，而且大部分像慢性病那样继续存在着。”针对由高速工业化带来的住宅问题，恩格斯提出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由社会主义国家把房产分配到工人的手中。但他没有预料到随着20世纪城市人口剧增，即使革命成功，把原有的住房平均分配也不足以解决“单个家庭的独立住宅”问题。因此，20世纪建筑业在工业化的高度压力下，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设计出一种标准化、低成本、预制构件的“平民住宅”，从而现实地解决在有限的空间之内，经济合理地容纳更多人口的问题，并使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有研究显示，在工业化初期，城市都没有建设工人集中居住区的，因为当时的工人主要是移民——或是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或是从欧洲到美洲的移民——绝大多数是按照其来源地聚居的，就像今天在广东的情况，老乡们聚居在一起。随着泰勒制和福特制的出现和推广，情况发生了变化。泰勒制和福特制的管理是与工厂中的流水线生产联系在一起。不过这种管理方式不仅仅加强了对工厂内部生产过程的管控，实际上也延伸到了对工人日常生活的规训上，也就是说，不只是对工人如何生产要管理，而且对对工人如何生活也有要求。因此工人的日常生活也成为了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工厂开始大量兴建工人宿舍，以便于加强对工人的管理，这也必然导致整个城市的面貌发生了变化：这样就打破了原来按照来源地聚居的格局，工人开始向工厂周围聚集，因为工厂为了工人上下班方便，节省时间，一般会将工人宿舍建在工厂附近。这样的管理逻辑也延伸到了工人宿舍的内部空间设计和对工人日常生活、家庭的安排当中去，最后就改变了整个城市的格局。但上海在1949年之前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工人还是住在棚户区。曹杨新村的来历《上海国资》：工人新村赖以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是比如说无产阶级先锋党成为执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国有企业这些吗？罗岗：工人新村大面积出现是在1949年之后的，跟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这个联系以往可能是被狭隘地理解了，譬如说，我们会认为，工人阶级在理论上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所以国家要给他们建房子住；还有人会认为，1949年之后，上海面临着从消费城市向生产型城市转型，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为了让工人更好地从事生产劳动，就要解除他们生活上的后顾之忧，给他们建房子。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概括地讲，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城市设计对“上海”面貌的改变，既有意识形态的考虑（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改变殖民化城市的面貌、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等），同时也关系到城市形态的变化（从“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的转变）。而工人新村的建立，恰恰对应了社会主义对“上海”城市改造的诉求。因为“工人新村”一方面显示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另一方面“生产型”城市功能的发挥，需要工人阶级的积极参与和投入。工人新村的建立虽然没有大规模地改变工人的生活条件，却具有十分明显的“示范”作用，让工人体会到当家作主的感觉，把宣传意义上的“主人翁”地位落实为具体的生活感受。但是，我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被我们忽视的，那就是工人新村的建设和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有很直接的关系。毛泽东一直非常强调“群众路线”，对这个作为共产党三大法宝之一的“群众路线”可以做多方面的理解和阐述，我只想强调一个方面，那就是共产党如何为群众服务，只有全心全意服务好群众，群众才会全心全意地支持你。毛泽东有一篇文章叫《组织起来》，是他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有一段话特别重要，不妨引用一下：“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我觉得，在无论哪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都有一部分缺乏群众观点因而脱离群众的工作同志。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讲的“救国公粮”与“救民私粮”关系也类似于“生产”和“生活”的关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海的社会主义城市设计确实是以“先生产、后生活”为基本原则的，建国以后近30年间，“先生产，后生活”的宗旨始终贯穿于近郊工业区的建立和中心城区用地规模的扩大过程中，直到70年代末，上海基本上只注重企业发展，忽略了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所以中心城区尽管有所延伸，但其发展的范围和质量均相对地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不过，工人新村的出现把这个原则复杂化了。社会主义城市设计也要顾及“生活”的问题，但它对“生活”问题的考虑是以“生产”为前提的。换句话说，“生产”和“生活”的原则在工人新村上已经一体化了，“生活”成为了“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假如工人要以主人翁的态度在工厂中从事生产，那就必然要求在新村中能够建立起一个新的“生活世界”。1951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派工作组去普陀区调查工人住宅问题，在调查报告中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普陀区在6.2平方公里的境域内，由于过去数十年来长期处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面，市政建设极为畸形，工人居住不但普遍地十分拥挤，既缺少空气，更没有阳光。工人夜班回来得不到很好的睡眠，而且绝大部分的工房都已超过使用年限，破烂不堪，时有倒塌危险。棚户区域根本没有道路，雨后泥泞难走，臭气四溢，环境恶劣。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必须改善和提高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今天要改造与建设这个城市，在居住上如果不创造条件，不大量逐步建筑新的住房，而这对生产也将产生直接的影响。这次市政建设，首先以普陀区建筑工人宿舍这个内容为重点”。正是以这份报告的内容为基础，政府确定了一个以建造工人宿舍为重点的改善劳动人民居住条件的方案。1951年8月起，进行建房的前期工作，共征用真如镇东庙前村土地225亩，9月正式开工兴建工人新村。次年5月，首期工程完工。共建成楼房48幢，计167个单元，建筑面积32366平方米。因这个建房基地靠近曹杨路，故定名为“曹杨新村”，首期完工的住宅，称为“曹杨一村”。又根据当时的住宅分配标准，新建住宅总共可安排1002户居民，所以也称“1002户工程”。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解放初期新政权建设工人新村也是一种姿态，但这是一种创造新生活的姿态。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中有一个描写很能说明问题，共产党的代表进到工厂里之后，要和资方代表争取工人的支持，但争夺的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革命积极分子”，而是技术过硬、有群众基础的工人。小说中有一个女工叫汤阿英，她是工厂里的技术骨干，已经结婚了，收入比丈夫高，在工人中间很有影响，但还不是共产党员。她当时生活在棚户区，条件很艰苦，下雨时炉子点不着，没办法做饭。资方要拉拢她，许诺的只是物质利益，譬如加工资，调离比较艰苦的工作岗位等；共产党却能给她一个新的“生活世界”，譬如汤阿英的婆婆一直不满意媳妇比儿子强，但共产党倡导的“男女平等”就给汤阿英的能干出色赋予了合法性和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工人新村的建立使得工人阶级的新“生活世界”得以实体化了，当时的口号是“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汤阿英住进了工人新村。标志着共产党得到广大工人的拥护和支持。所谓给工人提供一个新的、完整的“生活世界”， 一方面指新村的设计理念和总体规划，譬如是如何规划新村与周边环境的关系，譬如如何安排新村内部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另一方面则是更重要的，那就是对住宅内部的“生活空间”的设计，用今天大家熟悉的话来说，就是“房型”怎样？而我们都知道，在“房型”的设计背后，包含了设计者对所谓“理想生活”的理解，同时也在微观的层面上体现了控制、分配和使用空间的方式。透过“房型”这种具体的空间生产，不仅再造了工人群体的日常生活环境，而且形塑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模式。曹杨新村是在农业地带发展起来的，它较合理地利用了原有地块的特征，保留原址的一部分河流，沿河建成了贯穿新村的道路，再根据道路将新村分成不同面积的街坊。随着“曹杨一村”的建立，一系列配套公共设施也同时兴建。有小学、图书馆、公共浴室、老虎灶、菜场、消费合作社、诊疗所、大礼堂和必要的政府管理部门房管所、公安派出所。为了适应以后的发展，还预留了银行、邮局、托儿所、公园、文化馆等公共设施的建筑基地。新村内道路分主次两类，主要道路宽21米，支路宽12米。工程造价，住宅部分约为人民币220万元，市政设施部分约为80万元。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曹杨新村从1002户发展到三万余户，面积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加，基本上都是以当初的总体规划为依据的。当初保留的河道，经多年连续不断的整治、绿化，如今不仅是新村地区主要的自然景观，也成为公众活动的主要场所，营造一个与传统城区住宅完全不同的居住氛围。上海大学的蔡翔教授从小在曹杨新村长大，2000年以后才搬离那儿，以前我还常去他家聊天。他和我谈过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和体会，五、六十年代上海的孩子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弄堂里的孩子，一种是工人新村的孩子。这两种孩子小时候所居住的空间和周边的环境给他们留下的记忆是不同的，在性格上也有一定的反映。弄堂里的孩子可能住在城市中心，各方面的条件比较便利，但大多数弄堂里的房子空间比较狭小，而工人新村的孩子居住的空间比较大，这种空间还不仅仅指房子里面的面积大小，主要是他居住环境的公共空间比较大、业余生活比较丰富。我在普陀区档案馆查到一个当时选址的材料，负责选址的调查组在最后提交的报告里说，之所以把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建在现在这个地块，当然有很多原因，有意思的是特别提到，曹杨地区“毗邻大夏大学”，大夏大学也即后来的华东师范大学，靠近大学，意味着教育和文化生活都可能上一个档次，也就是说，当时选址时是有相当综合性考量的；再譬如说，上海第一班通宵公交车就是开往曹杨地区的，因为有很多工人要上夜班，需要提供方便的交通条件。这些规划虽然是针对工人新村的，但却极大地影响了上海这座城市，为这座城市增加了以前没有过的新因素。曹杨新村新建的工房，均为两层立柱式砖木结构，五开间，坐北朝南或坐西向东。每个单元建筑面积为275平方米，居住面积173.4平方米。可住大户4户，小户6户。大户居住面积为20.4平方米，小户居住面积为15.3平方米。每层均辟有公用厨房，为5户合用。厕所设在底层，为同一个单元内的10家住户共用。同一单元中楼上和楼下的居民各有一个大门出入，前后住宅的间距，相当于房屋高度的两倍，以保证住宅的采光、通风。成排的住宅之间留有空地，作为今后发展绿化或公共活动场所使用。按照现在的标准，煤卫不能独用，确实私密性不够，但当时新村的空间设计就是为了打破了“公”和“私”的界限。合用的卫生间、合用的厨房，更不用说户外的公共空间了，都提供了“公”与“私”交融的可能性。通过这种方式来塑造一个新的人际关系和生活世界。有一部老电影叫《今天我休息》，是一部很好看的喜剧，讲的是户籍警察马天明相亲的故事，他是一个专做好事的警察，就是在曹杨新村拍摄的。在这个电影里，你可能会以为这不是上海，因为没有外滩、南京路、淮海路等城市外景，这部电影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它把内景变成了外景，曹杨新村提供了这种可能性，马天明本来是要去相亲的，但他“以今天我休息”为借口，在新村的人家中都可以走来走去，穿堂入室，帮人家做好事。而这一点在石库门、新式里弄房里是根本做不到，也没法想象的。对当下的启示《上海国资》：这个研究的现实性在哪里？就是说，这样的历史经验能否转化为现在的社会实践？罗岗：曹杨新村的试验成功后，逐渐从曹杨地区扩展到了全上海，形成了许多的工人新村，普陀区在1950年以建设曹杨新村为起点向市区西北部的开发，时至今日，已成为连接近郊嘉定区的主要地段。杨浦区在1952年以建设职工住宅发展起来的控江、鞍山、长白、凤城等新村，如今也已构成了城市东北部人口稠密的集聚点，并为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变化很小的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1952年在长宁区境内建设天山新村的选位与布局，为向西部纵深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曹杨新村也从曹杨一村逐渐扩展到了现在的曹杨九村。这个扩展的过程是很长的，不仅在整个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一直在延续，而且在1978年之后也还在延续，比如曹杨九村有些房子最晚是到1990年代之后才建成的。曹杨新村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不完全是在一个单位体制之下建立起来的。我们原来知道的工人聚居区多数是由各个单位建设然后再分配给自己的职工的，譬如钢铁厂会有自己的工人新村，如上钢新村，纺织厂也会有自己的工人新村，如棉纺新村。这样的工人新村多数在工厂附近，有自己的子弟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构成一个独特的“小社会”，最后形成了完整的单位制度。但曹杨新村不一样，新村的居民不是来自同一个单位，最早住进来的第一批居民就是全市的劳模。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曹杨新村是整个城市规划的一部分，是一个功能区，和一般的工人宿舍不同。这也决定了曹杨新村没有像沈阳的铁西区那样，随着改革的进行和国企的衰落而衰落，铁西区衰落之后，是被房地产商重新拆建、改造过了，而曹杨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上海的工人新村也大多数都没有被拆掉，就是因为它在一开始规划的时候就是一个独立的城市功能区，可以跟周边的其它单位、机构形成良性互动，具备独立存在的条件，而不是依附于一个固定的单位。当然，经过房改以后，这些房子都已经把产权转让给了居住在里面的人。后来经过产权的流动，工人新村绝大多数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居民主体不再是工人了，原来那种工人的“生活世界”也已经瓦解了。但这个过程的发生，更多地是因为它来赖以存在的外部环境已经变了，而不是说它自身导致了自身的衰落。“当代生活，当代曹杨”是靠近曹杨新村的一个庞大楼盘的广告词，它高高耸立在曹杨路和中山北路口，气势非凡。这个广告好像没有我们熟悉的那种房地产广告的浮华和夸耀，而是以一个似乎不言自明的、对顾客肯定有吸引力的概念——“曹杨”——作为广告的诉求。这里的“曹杨”指的就是“曹杨新村”。它从传统的“工人新村”变成房地产广告的诉求符号，这意味着80年代以后“曹杨新村”发生了一系列有趣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工人新村内部性质的转化，即从“新村”向“社区”的转变——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两万户”工程的命运，拆除了“两万户”以后新建的公寓住宅已经完全商品房化了——用曹杨新村街道的官方表述是，从“以工人居住为主的老新村住宅区”发展为“曹杨新社区”。 而这种转变恰恰对应了80年代以后“工人”在中国社会地位的结构性调整。就像我前面说的，在媒体上曾经有过一场“谁更代表上海？工人新村VS石库门”的讨论，看上去尽管双方的观点互相对立，但都没有意识到“工人新村”作为一种住宅形式，如果不能和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的“生活世界”建立起密切的联系，那还有什么“代表性”呢？有一位论者的说法也许过于直白，但却道出了某种不得不接受的真相：“石库门对工人新村的胜利，意味着工人阶级经过1950年到1976年的“主宰期”，已经从城市的意识形态中心退出，成为上海的边缘阶层，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庞杂而有活力的市民阶层。资本社会主义时代降临之后，赴炎趋势和唯利是图的市民受到命运的宠爱，擢升为上海的主宰。人们惊异地发现，“新天地”叙事修复了业已崩溃的市民记忆，令后者在石库门的还原影像中找回了殖民时代的资本主义梦想。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这场建筑文化学的政变。”如果承认这种转变不可避免，而且已经成为事实，那么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像“曹杨新村”这样“工人新村”存在的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但作为可供参考、借鉴的历史经验却在今天这个“高房价时代”有了更加突出的意义？譬如在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过程中，是否需要考虑不仅给入住者以一个基本的居住条件，还需要提供一种有意思的生活世界？再譬如富士康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规模很大的工人宿舍，一个宿舍区可能就有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的人口规模。但在这样的环境里，没有为工人提供一个“生活世界”，而是把工人当成机器，工人下班后的休息时间实际上是工作时间的延续，是整个劳动力从生产到消耗的循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工人在这里没有生活，只有休息，劳动是主要的，休息只是劳动的间歇，所以出现了“十三连跳”这样的恶性事件。这种潘毅教授研究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工宿舍制”和我们这儿讨论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人新村”构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得以形成的前提当然是大家都认识到的从“劳动者”向“劳动力”的转化。

95岁那年，夏衍说:“我觉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活得洒脱，去得从容——记夏公》）有趣的是，在夏衍讲这话几年后，《包身工》却从中学教材中被删除了。“删除”发生在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曝光不久。不论这两者间有无关联，至少现实证明，《包身工》有着跨越时空的意义。

对我来说，影响最深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其次才是英美的文学，然后才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这是对我影响的三大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