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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忘记，批孔是政治，不是学术。对抗格局下的思维定势，永远都是翻烙饼。翻烙饼不是学术。学术不能跟着政治跑，跟着政治对手跑。 政治是个好恶太深的领域，好恶深，则偏见生。学者要有超然独立的学术立场。 尊孔和批孔，作为学术，本来都可以讲，变成政治，就是打烂仗。解放后，尊孔代表有两位，冯友兰和梁漱溟，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适成鲜明对照。冯友兰，与世俯仰，推波助澜，批孔比谁都过分；梁漱溟，“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和毛泽东吵过架，挨过骂，居然一点不记仇，晚年仍推崇毛泽东，说平生最佩服，就是此公，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当年，他敢说，“批林批孔”是政治，批林可以，批孔不同意。观点对错不谈，他老人家，前后如一，表里如一，人格非常高尚。 ”

第一次读大江在日语课上，是他对先天残疾却有音乐天赋的儿子的日常生活既质朴又深挚的叙述。他的日文质地坚韧，不像春上村树那样飘散，站在电车上晃荡看看也能敷衍完。2009年大江访问北大时，谈到他对鲁迅的思考其实是和母亲联系一起的，“森林中的老太婆”的语言，或许是他敦厚文风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吧。－－人文与社会 wen.org.cn

所安教授说：“以前人都说屈原在自沉前写了《怀沙》，但是如果他真的写了的话，那得随身背多少竹简啊，得花多少时间才能一笔一画用小刀刻完呀。” 虽然明清“竹刻”见过不少，但未见过出土竹简文字是“一笔一画用小刀刻”成的，一律用笔写

出土简帛中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在体裁的流变，题材取舍等方面，都为文学史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考、新的气象,弥补了以往缺失的一些重要缺环。

1972 年年初，我把剛完成的《你好，百花山》一詩初稿拿給父親看，沒想到他責令我馬上燒掉，其中一句「綠色的陽光在縫隙裏流竄」把他嚇壞了。

郁达夫生前对鲁迅的评价意味深长，以为在文字上是有奇气的。鲁迅的思想，都是在与敌对的力量对比和抗衡的时候显示出来的。有趣的是他在阐述自己思想的时候，不都是简单的布道，一直用形象的语言为之，显得很特别。我们注意到，在他和学者们争论理论问题时，表述方式却是诗化的，得庄子与尼采、普列汉诺夫的妙意，将复杂的问题多致地表述出来，显示了一种高度。我们一些研究鲁迅的文章，不太注意鲁迅的表达方式，鲁迅有趣的一面经由人们的叙述反而乏味得很。或者不妨说，我们可能在用先生最厌恶的方式纪念他，比如八股调，比如伪道学等。漠视鲁迅审美的特点和精神哲学的特点而谈论鲁迅，是很有问题的。  鲁迅认为汉语的表达应当有现实和诗意的情怀。写实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在鲁迅看来，现实的复杂不是都能用日常语表达出来的。写实不意味着复写，而是要看到表象后的存在。除了批判理念、智性之光外，鲁迅一生对事物判断的那种诗意的表达，后人一直没能很好地继承下来。现代汉语越来越粗鄙，单意性代替了繁复性，文艺腔置换了诗意。问题是丧失了汉语表达的维度。把语言仅当成工具，而非精神攀援的载体，不仅古意寥寥，连衔接域外艺术的冲动也失去了。我们和五四文人的距离，在表达方式上就已经问题多多。  自然，每个时代有自己的语言方式，今人不应再返回过去。鲁迅的语言既不同于古人也不同于同代人。古代的语言在他看来是被士大夫气污染了。那些事功的书写和颂圣的文字，殊乏创意。而同代的语言则有江湖气和八股气，缺少的恰是生命的意志。那个意志不仅含有智慧，还有人性的暖意。我们现在却把那些幽夐的温润的文体放弃了。先生跳出众多的表述空间，在寂寞里独辟蹊径，置身于时代又不属于时代，既有了当下意义，又有了纯粹的静观的伟岸。  鲁迅的表达很少重复，每一个话题都有特别的语境。他对生活的把握不是机械地描摹，而是着重复杂的不可理喻的存在。即使最愤怒的时候，也依然能将美丽的句式呈现出来。  在言说里，人们很容易进入精神的幻象。他的表达过程一直避免进入这样的一种幻象里。旧的士大夫的一个问题就是常常自欺，而且欺人，人生的真相就被遮蔽了。新月社主张爱的文学，不满意左翼作家的理论。鲁迅就说，新月社不满意的是世界上还有不满意现状的人。这样的看法含着哲学的意味，实则是表达的悖谬的一种展示。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写道："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便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鲁迅对言说的有限性的警觉，在提倡白话文的时候一直没有消失。能够看出语言的维度的开放性。  表达很容易落入俗套，这是他一直强调的看法。他用诗意的语言表达思想，其实就是颠覆这种尴尬。比如，讲思想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他就说："从喷泉里喷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把左翼的话题说清楚了。在论述宣传和艺术的关系的时候，他说："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然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是花一样。"这样的比喻很有跨度，也避免了理论阐释的单一性。他的杂文这样的笔法同样是多的。  语言也是一种幻象，而且是导致人进入悖论的载体。拆解这种怪圈，对语言的限制和反诘，对他是一种超越极限的快慰。鲁迅的语言造成了与背景隔离的效应，一方面进入市井，一方面不属于市井，于是存在的面孔便清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描摹，何曾是简单的图式呢?那种复杂里的凝视，有着精神的伟力在。旧式话语方式在此已失去力量。而他对新语境的营造，给我们以久远的感念。  鲁迅整理的古代文献有上百万字，翻译的作品有三百万字，他对民间艺术的研究也很多。那结果是语言发生了变化，有疏朗自如之气，方巾味与腐儒味均无，倒是和古人相通者多。他谈到先秦两汉，讲起六朝、唐宋，都有灼见，说一些别人不说的话。有时候似乎也和古人为伍。比如，他曾说，现在的中国还仿佛是"明季"，都是读书阅世的一种心得。因为通晓古人之得失，方知今世之明暗。他的语言深处的古风，需暗自体味方可见到。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鲁迅，在翻译上给人很大的冲击。但那时候译界几乎没有人认可他的译风。他的译著因为生涩、直硬而受到非议。晚年所译之书几乎都无其杂感和小说那么流畅，仿佛有意与人捣乱。按当时的精神状态，本可以写一些厚重之书，做自己心爱的事。一反常态的是，却故意在文本上与思想上和旧有的习惯作对，文字趋于艰深，句子拗口，几乎处处可见反汉语的用意。梁实秋曾讽刺说是一种硬译，结果便是走向死地，讽刺是苛刻的。连瞿秋白这样的人，也不能都了解这种选择的深意，鲁迅在那时将自己置于译界的对立面。他有与自己过分挑战的勇气。应当说，译苏联的文艺理论及小说，在他有多层用意，除了精神层面上的变革外，我以为重要的还有语言学上的思考。鲁迅觉得中国人的国民性出了问题，与思维方式大有关系。思维是靠语言进行的，问题是汉语的叙述方式存在着弊病。比如无逻辑性，没有科学化的范畴，概念不精确等等。在旧的语言中，大概只会产生诗化的散文，不会有科学理性的存在，至少没有数理逻辑一类的东西。晚年在着手介绍域外文艺时，已不再满足于内容的传达，还着眼于表达的变化。不是从"信达雅"的方面考虑读者的阅读习惯，相反是逆着传统的秩序，原文照搬洋人的语式，使文句冗长、生涩，一些新奇难懂的句式不断出现。鲁迅相信，改造汉语，不能不借用外来的语法，否则精神的表述永远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他甚至以为，汉语的历史就经历了外来文化的冲击。先秦的文章是一种模式，两汉魏晋大变，原因是汉译佛经激活了汉语，那一次冲击使汉语有了一次飞跃。后来的发展又被封闭起来，不能自我更新。欲救死状，惟有移来洋人语言，与现代口语结合，渐渐改良，庶几可以让古老的书写柳暗花明。 

7月20日，北岛在2011香港书展上作题为“古老的敌意”的演讲。他援引诗人里尔克《安魂曲》中的名句——“正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他认为一个好的写作者应该有意识地保持与所处时代、母语以及自身的某种紧张关系，并在演讲中批判“粉丝文化”。

伊格尔顿2003年书中两章，指出文化理论的动力在911和美对伊战争后已经丧失。“对文化理论学者而言，身体是一个永不退流行的主题，不过，他们的焦点通常是会感受情欲的身体，而不是会感到饥饿的身体；是交媾中的身体，而不是劳动中的身体。”

洪子诚先生主编的教材认为，“五四”新文学的多样化到了“延安讲话”后形成一个大断裂，导致了“一体化”。然后经历了从“文革”时的“高度一体化”再到80年代的“多样化”的过程。我的叙述与此不同。我认为中国新文学虽然道路曲折，但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而从“五四”到革命文学、到“讲话”，更深刻地展现了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曲折历程，展现了中华民族现代复兴的深刻历程，更体现了这种连续性。

当代历史的叙述过去有一个缺点，看起来就好像是后一任总是看不起前一任，后人总是要通过否定前人来抬高自己，以为历史总是从自己、从当下才开始。不单作家是这样，甚至表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社会的普遍认识也是这样。就好像说孙中山排斥了孔夫子，毛泽东否定孙中山，1980年代开始就必须排斥毛泽东，一代一代下来都情不自禁要这样搞。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乃至变态的当代历史叙述模式。

当下中国文学状况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现实原因，是乡村文明的崩溃和新文明的崛起导致的必然结果。乡村中国的“空心化”和文明的全面沦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那些长期以乡村生活为创作对象的50后作家基本还固守过去乡村文明的经验。

我的书讨论的是碰撞中的帝国，解释的是权力结构在全球范围内是怎么回事。关注的不是这个东西最后给中国带来了好还是不好，历史还没有终结

“商业文学”的“有趣的”成分不是“真挚的”、“内在的”，是呆板地从外界搜寻得来，作为保证“一鸣惊人”的成分，用巧妙的方法炮制而成。一部商业性小说的成就，表明了“时代哲学”是怎样的哲学，即在“沉默的”群众中间什么样的感情和世界观现在占据主导地位。商业文学是不胫而走的“麻醉剂”，是“鸦片”。

编前9月25日下午，著名作家张承志携其全新散文集——《你的微笑》于兰州广场书城进行现场签售。作为张先生精神主场的临夏始终是他关注的地方，在全集34篇作品中有3篇作品与临夏有关，还有10多幅图片反映临夏风土人情。据张承志先生介绍：“《你的微笑》辑入了自2007年出版《聋子的耳朵》以后的所有未曾结集的新散文。忆旧、抒发、学术、思绪，都在其中。无须表白，读者自会知道。在我的作品中，增加的只是篇什、技法、领域和知识；书背后的我，并无一丝本质的改变。”谈及这部散文集时，张承志先生曾这样说，“这是一篇耗时十几年的作业，是我最后提交给大西北的汇报。我想强调：它包括了我对今日世界的观察。”《你的微笑》一书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张承志先生与该书责任编辑、青海人民出版社戴发望进行了一个问答式的采访，该问答经张先生同意，本刊有幸在全国媒体中首先刊登这一问答。1、散文集《你的微笑》责任编辑、青海人民出版社戴发望（下称编辑）：     张老师，首先向你表示祝贺。今年对你是个丰收的一年，不只这本全新散文集《你的微笑》顺利出版，而且不久前你获得了首届“朱自清散文奖”、第八届“华语文学奖散文奖”。另外，你的散文《大河家》被设为今年全国高考语文卷的题目。衷心为你感到高兴。     张承志（下称张）：对我来说，这一年只是巡回生命中、流水般的一年，没有任何特别。这样的年头去而复始，早已是自己生命的形式。和往常一样，我不过继续在如此的生存中，吮吸活力、发掘营养、学习开拓，把感悟纳入到某种文学或者学术的形式里。新书的出版，如孩子降生使人忍不住喜悦。但是若说到誉毁奖惩，就不值得那么激动了：它们提交社会的结论并不公正，于我的评介更似是而非，所以大可忽略不计。     2010年对我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本积累数年的新散文集。     活在剧烈的时代动荡之中，内心的冲动日日积累。宣泄的渴望，冲撞着寻找出口，如径自扑向自己的天命。它凝结并堆积，变作了这本《你的微笑》。     至于其他——无论中伤，无论获奖，于我无关紧要。如今泥沙鱼龙沐猴而冠的所谓文学奖，并不具备给中国文学以评价的资格。无独有偶，还可以说：包括大盘头彩的诺贝尔奖，愈来愈显现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宣传；愈来愈只是傲慢与偏执的西方心理展示。从中国到土耳其，只要面对东方，很少例外，有时它简直像特意在颁给可笑的劣等品。文学奖，在如今这个以不公平为特征的时代，经常是侮辱人心的工具。     体制豢养的“评委”，不懂得什么叫放弃“功名利禄”。他们不懂：一片山河与人民的喜爱与接纳，才是对一名作家的价比千金的奖掖。     2、编辑：就内容而言，这本书是难以归类的，涉及了多个文明地域和多方面的知识。这正是你不懈探索，拓展视域的结果。应该说这本书反映了你近年来的思考和求知。     张：话语环境的压力，逼迫一支笔要饱蘸文化的墨汁。既然很难一吐为快，那么我们便营造丰满的语言。好在我们背靠着伟大的山河和悠久的文明，其中的蕴含宝藏，足以提供矛与盾、弹药与掩护。本来是寻求思想的突围，但坚持的结果，居然是自己的提升。     这使我喜出望外；我尝到了学习的甜蜜，懂得了“求知要从摇篮直到坟墓”的意义。后来，学科的游击变成了迷恋的目标；在努力发掘一个又一个蒙古、日本、阿拉伯、西班牙的词语张力与文化内涵，把一篇两千字散文挥洒到两个文明三个国度、让它们形成美好的意味对仗、互角的力学支撑——之后，我真实地体会到：求知乃是活着的一项目的。     忍不住快乐我在《你的微笑后记》中这么写道——“如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它打磨掉旧有的毛病，指示了限制中的创造，它拨转着文章的形式，赐予了人原先不敢想象的能力。”     3、编辑：多年来你的足迹遍及欧洲、拉美、亚洲的许多国家，同时也没放    弃在国内尤其是西北地区的持续求知。你很早就与青海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部散文集中你反复涉及到青海，书中提出：“凡生命尽予收容”，这是你持续观察青海这块土地得出的生动结论吧？     张：近年来视线被引向青海，也许是三十年来深入大西北黄土高原的、长旅尽头的一个总结？当然也包括了近十年来在外国——在西班牙、日本、阿拉伯一角，印第安美洲——的感悟心得。     我只觉得：《凡生命尽予收容》一文并不是一篇对从祁连山到积石山之间土地的文化观察。它不是一篇学术文章，而是自己对半个世界的一次归纳，是自己对西北热土的一篇献辞。它也是一个立场的宣言；在习惯了大地母亲悲天悯人的胸怀之后，我们也决心要求自己、这样对待他人。     这是一篇耗时十几年的作业，是我最后提交给大西北的汇报。我想强调：它包括了我对今日世界的观察，也包括了我对穆斯林未来的思考。     说多了会更不好懂么？这一观点，不仅使得我与在体制的豢养下孪生的知识分子一划两界，更是我与“躲在帝国主义裤裆里高喊民主的斗士、扭捏于西方价值粪便里作艺术态的诗人”的对立宣言。     4、编辑：你以往的著作，书名照应内容都提示着鲜明的文化立场，而最新的这部著作却以“你的微笑”这样温和的字眼为题，是另有寓意吗？     张：“微笑”——是儿子依偎着母亲时，满心赞美与享受的神色；也是战士蔑视骄狂的敌人时，不由自主的表情流露。     它温和而成熟，但更充满挑战的决意。  5、编辑：在对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文化考察中，你坚持站在“文明主人的立场”发言。这一文化视角有什么深刻的含义？     张：因为自上一个世纪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开始，随着殖民主义的全盛应运而生的一些情报调查类学科，什么人类学或社会学、民族学或民俗学、地理学或博物学——就在侵犯文明主人权利、为帝国主义提供统治建议、长久置文明主体于奴隶地位——的过程中，发展了一些学术技巧及所谓科学。    我出身于不仅讲究实证、而且追求物证的考古学。我较多从事过史前遗址的发掘，以及蒙古和中亚历史的研究。因着这一学科出自，我早就对上述信息收集类学科怀着质疑——说得痛快点，他们的学科方法论，与特务盗窃军事经济情报、和贼娃子偷东西之间，若离若即，非常接近。     然而我们不仅生活于二十一世纪，更生活于清算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当我目击到：在一派清算资本主义学术、扫除侵犯文明主体的“东方主义”的历史大潮中，居然横行着把从殖民主义的死尸上剥下的褴褛当做大旗，吹吹打打招摇过市，在祖国大地上实行“二次东方主义”的冒犯——我当然要表达异议。     远在1998年我在主编一份被扼杀了的《人文地理》杂志时，我就在学理上提出过这一问题（《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收于散文集《以笔为旗》，2002）。这一问题的严峻，当然远不止学术一隅。     我关心的不是那些枯肠弄句的小人物。一旦批判的扫荡来临，他们不仅会作鸟兽散而且会跳到对立面振振有词。我关心的是自己的行为轨迹。我以尊重土地主人——他们乃是文明的主体和文化主权的拥有者——的一切语言、权利、心情的原则，规范了自己一生的文笔。     这样的自律，甚至不需要主人的赞美或知情。须知我阑入的是一些不凡的土地。我正脚踏着一片热土上的人心。我要尊重他们，绝不加入冒犯。天地是辽阔无垠的，人能获得其间的自由。这样的写作与追求，才是文学的目的。我说不尽她的魅力与包容。     6、编辑：你非常欣赏日本作家堀田善衞“文明的享受能力”的提法，你是被这句话所蕴含的善良的情感和正义的态度所感染吗？是否具备“文明的享受能力”，可以被作为是否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文明人的分界吧？     张：这是一个深有意味的问题。堀田善衞当然也是一块他山之石，虽然我对他的能力（熟谙中文、法语、西班牙语，锐利地意识到西班牙在世界大局中的特殊位置，对弱小国家以及穆斯林文明的自发热爱与同情）非常看重，但是最要紧的，还    是他使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新鲜的榜样：“痛感自己文明享受能力的狭窄”，并下决心实践纠正自己这一毛病。     中国人，尤其中国大学的教授们，多是对自己严重欠缺文明享受能力的气质，毫无感觉的愚钝的人。所以他们至今还破琴老调地呱噪，言必称挂星条旗的希腊，浑然自以为是自由民主的卫道士。他们污染着学校，日渐病入膏肓。     但幸好中国尚有文学的传统！人们自古不多相信鹦鹉学舌的讲义，而喜欢寻找于活泼有趣的文学。这便是我努力企图把堀田善衞和布雷南、西海固与西班牙、喀什噶尔及乌珠穆沁，都一股脑努力塞进读者脑袋的原因。     可别以为我们谈论的文明享受能力，与炫富的下流旅游是一回事！它们正是尖锐对立的两极。换言之，昨天惯于哭穷的国人，今天流行的正是炫富。他们乔装打扮，穿红戴绿，一路作态，追随着他们的作秀先驱。他们淫声浪语进行着的，是对文明的冒犯。     我们努力的一切终极目的，唯有唤起人们对文明的尊重。是的，他者的文明、他者的心情、他者的权利——乃是我们在“痛感自己文明享受能力的狭窄”之后，要抵达的目标。你说得对：努力向这个目标前进的人，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文明人。     7、编辑：你是一位备受知识界关注的作家，但对你做评价和归纳是件困难的事，用下列词语勾勒你的形象你会同意吗？孤绝的气质、正义的立场、不懈的求知、敏锐的文化认知力、广阔的文化视域。     张：前边说的，读着太累。干脆说点轻松的？你列举的词汇太沉重了，也未必准确。我想随手编两句，开个玩笑——     老百姓的学生，“叫兽”的眼中钉。     抓不着证据的嫌犯，查色盲的红绿灯。    8、编辑：你已年过花甲，但你的文字至今没有暮气，相反保持着一贯的蓬勃生命力。你何以做到这一点？     张：我想引用前不久我在北大一次演讲时说的话：     “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那些决心不侮辱自己的生命、决心做具备尊严的知识分子的一些人的——追求真理的问题。”     我只是不想“侮辱自己的生命”——如此而已，并无其他。     能做到这一点，除了因着自己的天性，更仰仗了环境的支撑。没有我经常嘲笑的、满目疮痍的文学界，没有有形无形读者的存在，我得不到这一生的磨炼，也不能成为这一个自己。     大西北，它的山河与民族对我的接纳和错爱，是千万作家中，唯我才能获得的一种大奖。我一直暗暗掂量着它，因为它，我学会了感悟世事的平衡，努力地求学与实践。     做为大西北农民的儿子，你们目击了这喜爱与接纳，你们清楚这奖励的宝贵。所以在此借一角纸，我要再次向成就了我的大西北，表达由衷的感激。

我不想追寻那些秘密，我想我已经领悟了他的遗嘱：不论世道如何，处境如何，都要坚持做正直的人、善良的人、能吃能喝的人、敢笑敢骂的人。

[小森阳一]把《海边的卡夫卡》和战后日本社会联系起来，对一直企图逃避战争责任的右派进行了强烈的抨击，让我这个对历史不是毫无所知的人，都有突然憬悟之感。我第一次感觉到，小说评论是可以和知识传达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的。

7月20日，北岛在2011香港书展上作题为“古老的敌意”的演讲。他援引诗人里尔克《安魂曲》中的名句——“正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他认为一个好的写作者应该有意识地保持与所处时代、母语以及自身的某种紧张关系，并在演讲中批判“粉丝文化”。　　不过，北岛的“敌意”和批判，反倒让他的演讲成为2011香港书展近300场文化活动中最火爆的场次之一，300余人的演讲厅座无虚席，等待签名、合影的读者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其中不乏内地读者。　　近几年来，北岛的散文集《蓝房子》、《午夜之门》、《青灯》和《城门开》等，陆续通过江苏文艺出版社和北京三联书店等机构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但近期，北岛毅然暂停散文和专栏写作，集中心力重新写诗。7月21日，北岛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写散文对诗人来说比较容易，会上瘾　　记者：您在结束欧美近二十年的生活后，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教职已近4年，内地读者通过《蓝房子》、《午夜之门》、《青灯》和《城门开》等散文集，也了解到您近年来的最新创作。您这几年的主要工作还有哪些？　　北岛：我是2007年8月1日来香港的，还有10天，我来香港就整整四年了。这四年除了写《城门开》以外，我和朋友一块儿编了两本书，第一是《70年代》第一卷，现在在编第二卷，年底差不多会出来；另外就是《暴风雨的记忆》，关于北京四中的。从出版角度讲，主要是做这两件事。　　另外还做一些诗歌活动，因为大学有很好的平台。2009年开始做第一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那个时候决定每两年一次，今年11月会做第二届，除了邀请的诗人更多以外，我们会给每个应邀前来的诗人出一本双语或者三种语言的诗选，也会做更广泛的宣传。希望这样的诗歌事件不仅仅是香港的文化事件，而且是大中华地区的文化事件。　　记者：您这几年的散文给汉语世界的不少读者留下了非常愉悦的阅读体验，是不是因为以诗人的语言训练和技艺去写散文，会觉得游刃有余？但香港青年诗人廖伟棠近期有文章称，您刚把散文和报刊专栏都停掉了，转而闭门重新写诗？　　北岛：是的。对诗人来说，写散文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想写诗，但是发现散文容易让人上瘾。法国一个很重要的华人学者熊秉明说过“一把米能够喂几只鸡”的问题，他说其实每个人都面临这个问题。如果我只有一把“米”，我想喂散文这只“鸡”，又要喂诗歌这只“鸡”，是几乎不太可能的。一旦接手专栏写作，你会像日夜兼程一样赶路，根本没有办法停下来，所以我决定干脆把所有专栏彻底停下来。这段时间完全不写散文，集中精力在诗歌上。不能说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　　记者：“香港是不是文化沙漠”是近年香港书展上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悲观者往往认为每年7月的书展是香港出版和文化的一个短暂的虚假繁荣，而乐观者高调肯定香港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您作何考虑？　　北岛：香港在“文化”上不比内地任何一个城市差。从这个角度讲，“香港文化沙漠化”就是一个伪命题。来香港四年，接触到一些香港知识分子和作家，我挺佩服他们的，比如卢玮銮（笔名“小思”），最近他们的《双程路——中西文化的体验与思考1963—2003》获得这一届的“香港书奖”。看他们接受的采访，我非常感动，我觉得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远远超过我们。他们专注，香港像他们这样的文化人也有一批，比如曾经的《八方》杂志，我在上世纪80年代看到的时候非常佩服，水平办得相当高。　　香港作为一个700万人口的城市，它在“文化”上应该不亚于中国其他地区，不能说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沙漠吧。　　记者：您对真实的香港有全面了解吗？包括对比较底层的香港都怎么去了解，有没有一些特殊途径？　　北岛：我这方面做得不够，没有去天水围那种底层社区实地考察，其实我是借香港这个大树来庇荫。我每天基本上就是从我家到我的书房，除了教书以外也很少去学校，基本的生活直径其实就是一公里。除了自己写作和编辑以外，我主要在做国际诗歌方面的活动。我承认我对香港的了解，更多是通过书本得到的，比如陈冠中、吕大乐他们对香港的研究。我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对香港的了解过于贫乏，要重新梳理香港的历史，所以有意识地去读一些他们的书。　　记者：陈冠中先生这几年长住北京，读他写香港的这些文字，与您这四年的香港经验对照起来，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北岛：他去北京了，我觉得挺好的，这个世界是需要错位的，大家互相掺和一下；我离开北京，在国外漂泊那么多年，现在来到了香港。就是需要这种出走和回归，对于香港人来讲也是，如果他们不离开香港，他们的眼光也非常有限；如果我不离开中国，我的眼光也非常有限。正是因为远离自己的故土，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用中文写作，你一定会对这个语言和文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记者：在昨天的演讲中，您认为生活境遇的改善有时可能对写作不一定有利，可您今天的薪金非常高，生活条件肯定比早年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抡大锤时强多啦。　　北岛：生活和写作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不能说这阵你生活得好了，就写得差了，下一段因为生活过得苦就一定写得好。二者有一个大致的互动关系，就像我说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一样，他一生可以说过得很平静，但是我想他内心不是这样简单。　　我曾经概括过，写作需要两点，一点是心苦，一点是命苦。很多人对痛苦的那种感知程度比别人强，这也可以成为一种作家，并不是说作家一定要受罪。命苦和心苦往往连在一起。　　记者：在近年的各种表述中，您似乎谈不上有什么乡愁。　　北岛：你说完全不想回去，这也不是真的，但是我那种乡愁没有了，回乡之旅彻底治好了我的乡愁。对于北京，如果回去只是想看亲人，最重要的是我母亲，她90岁了；还有一些老朋友，但是现在连朋友都可以到香港来，他们经常组团来看我，现在这个也不是问题了。　　一个作家的宿命是，你用中文写作，你一定会对这个语言和文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和乡愁几乎没什么关系。我漂泊二十多年，现在不知道我家在哪儿，你说北京是家，加州也是家，巴黎可能也是家，现在香港也是家。所以，我的乡愁已经变得非常的没有指向性。我也想曾经住过的地方，会想念那儿的朋友。　　我们这代人经历不太一样，我从8岁离开北京去上海，跟我母亲去探亲看我外公时开始，就有很强烈的冲动，想要远离自己的故乡，后来终于走到了回不去的地步。　　这和我们这代人的反叛有关系，后来“串联”、出国，海外漂泊，都和不断向外走的冲动有关系，远离自己的文化，远离自己的家乡，这是另一种紧张。同时，又有思乡的过程，所以又是一种紧张关系。历史现象需要复杂地去看，否则容易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　　记者：《城门开》中您指出，您父亲当年担任民进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时，奉命定期去“刺探”挂名民进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诗人冰心的思想动态，然后向组织汇报。但也有批评者认为您的这种“忏悔”太过宽容，放弃了对个体在极端年代坚守良知可能性的追问。　　北岛：有机会这个我们可以另外谈。这个确实涉及对革命的看法。不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你很难理解他们那一代人。现在我们容易很简单地否定他们，包括对杨振宁这一代的老知识分子。你要充分地理解，革命在当时是合法的，他们相信革命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一件事，这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理想。在我父亲那个时代，革命是政治，革命都是正面角色，我认为章诒和的写作最大的问题是，她完全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的事件，把冯亦代写成反面角色，这完全是对历史的误解。在当时，冯亦代打小报告、自己向党交心，这是革命很自然的过程，只不过到了后来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如果不很复杂地看这段历史现象的话，就容易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包括我父亲，我觉得那个汇报在当时没有什么，不是所谓“卧底”。当时向党交心、向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汇报别人的思想，不是一个道德问题。

2012年5月28日自纽约飞抵瑞典，入住乌普萨拉(Uppsala)瑞典高等研究院(SCAS)。研究院的主体部分是一所十八世纪的晚期建筑，即林奈宫(Linneanum)，坐落在植物园内。我的寓所在植物园外的墓园一侧。5月29日，临窗而坐，眺望墓园，时差之中，恍若守墓人，随手涂鸦，录随感二则，其一题为《墓园·颠倒》。

乡土文学论争中，王拓与陈映真同被余光中《狼来了》点名，而97年纪念乡土文学论争20周年时，王拓抛出《乡土文学论战与台湾本土化运动》，此时他已从左翼统派转向台独。陈映真对此文展开批评。

近日各站转载一篇文章，称农村婚丧仪式中的一些现象为1999年后出现，从城市传到乡村云云。此文另有叙述。

主觀而主動地創造克服人的疏離的偉大的作品……這就不單只要求這個作家把他抵抗人的疏離的意念結晶於作品的內容，他還須要充份地認識到藝術品在工商社會中受制約於市場法則的整個生產到消費的行程，積極地掌握現有的藝術表達形式，寫出現代人生的破碎、不連續、庸俗化和失去動能的條件；鼓勵人和社會、人和歷史，從而人和人之間生動活潑的關係的偉大的、這個時代的、這個民族的現實主義之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