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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族群而论，少数族裔文学与主体族裔文学之间的互译由来已久，从周代开始，从口译到笔译，从宗教经典翻译到科技文献，虽然史书记载并不详尽，但一直是草蛇灰线、不绝如缕。

特殊空间"西部"的时间在上述书写中被否认了与主体时间的同代性，它的时间可能是个神圣的时间、过去的时间、未被驯化的时间、或者干脆静止的没有时间，而不是习见的世俗时间、当下的时间、进化论的时间。西部成为了主流时间的"他者"，而无论西部主体与外来者如何汲取活力，都免不了自我殖民化和狭隘化的嫌疑。

《尸语故事》"引子"中讲，小伙子顿珠按龙树大师吩咐，前往远方墓地扛回一具神奇死尸，"能把它扛回来的话，我们这里就再不会有穷人受苦，再不会有人挨饿受冻，你的罪过也就得到清洗了。"可途中不能同尸精讲话，否则它就会飞回原来地方。尸精却在路上讲起故事

本文中将使用的“语文学”一词是对西文philologia的并不理想的翻译。

我的书讨论的是碰撞中的帝国，解释的是权力结构在全球范围内是怎么回事。关注的不是这个东西最后给中国带来了好还是不好，历史还没有终结

进化论在清末民初的迅速传播，表明生命科学已蓄势待发，大有取代宗教和文学之势，一跃成为对生命的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学科。当现代生命科学越来越依赖于生物模仿的技术时，文学写实主义也相应地获得广泛的合法性，为我们确立生命的具象和意义。文学写实主义因此成为一种广义的生物模仿技术，与科学主义一脉相承。

一年多以前。我从媒体上看到一条消息，陈映真因中风而在北京陷入重度昏迷，正在北京朝阳医院重症病房治疗，据说很难再苏醒过来了。像几年前听说德里达和苏珊·朗格塔等相继辞世的消息那样，我心里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毫无疑问，这一代人的渐行渐远和最后离去，意味着某种弥足珍贵的知识分子传统成为了历史。但历史不会就此终结，任何值得尊崇的思想遗产都会像幽灵那样，在未来的某时某刻，以一种令人惊奇的方式重新回到我们中间。

在政治上，从一个激进的革命者到走向革命的对立面，刘师培确实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物。同样，他在学术上也充满矛盾：他的很多思想非常超前，每每突破藩篱，令人惊听回视。譬如，他很早就主张白话，甚至要废除汉语，走拼音化道路；同时，他的论著又常常表现出一种浓郁的厚古薄今的倾向。

納博科夫的小說《洛麗塔》大约無人不曉，研究著作更是林林總總，也算文學研究中的一道風景。不過，我最初對這位作家發生興趣，倒不是因為他的作品，而是出於好奇，這個人為什麼一輩子租房子住？

1936年元旦，洛尔加收到从牛郎喷泉寄来的有镇长和近50名村民签名的贺年卡，上面写道："作为真正的人民诗人，你，比他人更好地懂得怎样把所有痛苦，把人们承受的巨大悲剧及生活中的不义注入你那深刻之美的戏剧中。"

北岛的散文谈他童年北京的气息，现在的北京还是以气味著称，只是内涵不同。

7月20日，北岛在2011香港书展上作题为“古老的敌意”的演讲。他援引诗人里尔克《安魂曲》中的名句——“正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他认为一个好的写作者应该有意识地保持与所处时代、母语以及自身的某种紧张关系，并在演讲中批判“粉丝文化”。

7月20日，北岛在2011香港书展上作题为“古老的敌意”的演讲。他援引诗人里尔克《安魂曲》中的名句——“正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他认为一个好的写作者应该有意识地保持与所处时代、母语以及自身的某种紧张关系，并在演讲中批判“粉丝文化”。　　不过，北岛的“敌意”和批判，反倒让他的演讲成为2011香港书展近300场文化活动中最火爆的场次之一，300余人的演讲厅座无虚席，等待签名、合影的读者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其中不乏内地读者。　　近几年来，北岛的散文集《蓝房子》、《午夜之门》、《青灯》和《城门开》等，陆续通过江苏文艺出版社和北京三联书店等机构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但近期，北岛毅然暂停散文和专栏写作，集中心力重新写诗。7月21日，北岛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写散文对诗人来说比较容易，会上瘾　　记者：您在结束欧美近二十年的生活后，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教职已近4年，内地读者通过《蓝房子》、《午夜之门》、《青灯》和《城门开》等散文集，也了解到您近年来的最新创作。您这几年的主要工作还有哪些？　　北岛：我是2007年8月1日来香港的，还有10天，我来香港就整整四年了。这四年除了写《城门开》以外，我和朋友一块儿编了两本书，第一是《70年代》第一卷，现在在编第二卷，年底差不多会出来；另外就是《暴风雨的记忆》，关于北京四中的。从出版角度讲，主要是做这两件事。　　另外还做一些诗歌活动，因为大学有很好的平台。2009年开始做第一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那个时候决定每两年一次，今年11月会做第二届，除了邀请的诗人更多以外，我们会给每个应邀前来的诗人出一本双语或者三种语言的诗选，也会做更广泛的宣传。希望这样的诗歌事件不仅仅是香港的文化事件，而且是大中华地区的文化事件。　　记者：您这几年的散文给汉语世界的不少读者留下了非常愉悦的阅读体验，是不是因为以诗人的语言训练和技艺去写散文，会觉得游刃有余？但香港青年诗人廖伟棠近期有文章称，您刚把散文和报刊专栏都停掉了，转而闭门重新写诗？　　北岛：是的。对诗人来说，写散文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想写诗，但是发现散文容易让人上瘾。法国一个很重要的华人学者熊秉明说过“一把米能够喂几只鸡”的问题，他说其实每个人都面临这个问题。如果我只有一把“米”，我想喂散文这只“鸡”，又要喂诗歌这只“鸡”，是几乎不太可能的。一旦接手专栏写作，你会像日夜兼程一样赶路，根本没有办法停下来，所以我决定干脆把所有专栏彻底停下来。这段时间完全不写散文，集中精力在诗歌上。不能说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　　记者：“香港是不是文化沙漠”是近年香港书展上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悲观者往往认为每年7月的书展是香港出版和文化的一个短暂的虚假繁荣，而乐观者高调肯定香港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您作何考虑？　　北岛：香港在“文化”上不比内地任何一个城市差。从这个角度讲，“香港文化沙漠化”就是一个伪命题。来香港四年，接触到一些香港知识分子和作家，我挺佩服他们的，比如卢玮銮（笔名“小思”），最近他们的《双程路——中西文化的体验与思考1963—2003》获得这一届的“香港书奖”。看他们接受的采访，我非常感动，我觉得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远远超过我们。他们专注，香港像他们这样的文化人也有一批，比如曾经的《八方》杂志，我在上世纪80年代看到的时候非常佩服，水平办得相当高。　　香港作为一个700万人口的城市，它在“文化”上应该不亚于中国其他地区，不能说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沙漠吧。　　记者：您对真实的香港有全面了解吗？包括对比较底层的香港都怎么去了解，有没有一些特殊途径？　　北岛：我这方面做得不够，没有去天水围那种底层社区实地考察，其实我是借香港这个大树来庇荫。我每天基本上就是从我家到我的书房，除了教书以外也很少去学校，基本的生活直径其实就是一公里。除了自己写作和编辑以外，我主要在做国际诗歌方面的活动。我承认我对香港的了解，更多是通过书本得到的，比如陈冠中、吕大乐他们对香港的研究。我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对香港的了解过于贫乏，要重新梳理香港的历史，所以有意识地去读一些他们的书。　　记者：陈冠中先生这几年长住北京，读他写香港的这些文字，与您这四年的香港经验对照起来，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北岛：他去北京了，我觉得挺好的，这个世界是需要错位的，大家互相掺和一下；我离开北京，在国外漂泊那么多年，现在来到了香港。就是需要这种出走和回归，对于香港人来讲也是，如果他们不离开香港，他们的眼光也非常有限；如果我不离开中国，我的眼光也非常有限。正是因为远离自己的故土，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用中文写作，你一定会对这个语言和文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记者：在昨天的演讲中，您认为生活境遇的改善有时可能对写作不一定有利，可您今天的薪金非常高，生活条件肯定比早年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抡大锤时强多啦。　　北岛：生活和写作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不能说这阵你生活得好了，就写得差了，下一段因为生活过得苦就一定写得好。二者有一个大致的互动关系，就像我说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一样，他一生可以说过得很平静，但是我想他内心不是这样简单。　　我曾经概括过，写作需要两点，一点是心苦，一点是命苦。很多人对痛苦的那种感知程度比别人强，这也可以成为一种作家，并不是说作家一定要受罪。命苦和心苦往往连在一起。　　记者：在近年的各种表述中，您似乎谈不上有什么乡愁。　　北岛：你说完全不想回去，这也不是真的，但是我那种乡愁没有了，回乡之旅彻底治好了我的乡愁。对于北京，如果回去只是想看亲人，最重要的是我母亲，她90岁了；还有一些老朋友，但是现在连朋友都可以到香港来，他们经常组团来看我，现在这个也不是问题了。　　一个作家的宿命是，你用中文写作，你一定会对这个语言和文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和乡愁几乎没什么关系。我漂泊二十多年，现在不知道我家在哪儿，你说北京是家，加州也是家，巴黎可能也是家，现在香港也是家。所以，我的乡愁已经变得非常的没有指向性。我也想曾经住过的地方，会想念那儿的朋友。　　我们这代人经历不太一样，我从8岁离开北京去上海，跟我母亲去探亲看我外公时开始，就有很强烈的冲动，想要远离自己的故乡，后来终于走到了回不去的地步。　　这和我们这代人的反叛有关系，后来“串联”、出国，海外漂泊，都和不断向外走的冲动有关系，远离自己的文化，远离自己的家乡，这是另一种紧张。同时，又有思乡的过程，所以又是一种紧张关系。历史现象需要复杂地去看，否则容易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　　记者：《城门开》中您指出，您父亲当年担任民进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时，奉命定期去“刺探”挂名民进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诗人冰心的思想动态，然后向组织汇报。但也有批评者认为您的这种“忏悔”太过宽容，放弃了对个体在极端年代坚守良知可能性的追问。　　北岛：有机会这个我们可以另外谈。这个确实涉及对革命的看法。不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你很难理解他们那一代人。现在我们容易很简单地否定他们，包括对杨振宁这一代的老知识分子。你要充分地理解，革命在当时是合法的，他们相信革命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一件事，这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理想。在我父亲那个时代，革命是政治，革命都是正面角色，我认为章诒和的写作最大的问题是，她完全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的事件，把冯亦代写成反面角色，这完全是对历史的误解。在当时，冯亦代打小报告、自己向党交心，这是革命很自然的过程，只不过到了后来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如果不很复杂地看这段历史现象的话，就容易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包括我父亲，我觉得那个汇报在当时没有什么，不是所谓“卧底”。当时向党交心、向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汇报别人的思想，不是一个道德问题。

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细节的时代。我在大学教散文写作，让学生写写他们的童年，发现几乎没人会写细节。这是非常可怕的。意识形态化、商业化和娱乐化正从人们的生活中删除细节，没有细节就没有记忆，而细节是非常个人化的，是与人的感官紧密相连的。正是属于个人的可感性细节，才会构成我们所说的历史的质感。

为什么此刻到远古/历史逆向而行/为什么万物循环/背离时间进程/为什么古老口信/由石碑传诵/为什么帝国衰亡/如大梦初醒

1972 年年初，我把剛完成的《你好，百花山》一詩初稿拿給父親看，沒想到他責令我馬上燒掉，其中一句「綠色的陽光在縫隙裏流竄」把他嚇壞了。

我以前说过，文学翻译处在母语与外语的边界上。而我如今重新调整了"定位系统"--在我看来，文学翻译处在母语的边界之内，它就是母语的一部分。

长诗（选章）

编者按：一九七八年底，诗刊《今天》诞生在北京郊区一间狭小的农舍。《今天》在中国出现，无疑与文化革命中成长的那代人有关。他们在迷失中寻找出路，在下沉中获得力量，在集体失语的沉默中吶喊，《今天》的影响远远超出文学以外。在《今天》创刊三十周年之际，记者采访了创办者北岛。

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古代学者虽然注意到了双声、叠韵等语言现象，能够运用押韵来进行文学创作，甚至使用了譬况、读若、直音等方法给汉字标音，但由于受汉字这种单音节表意文字的干扰，对于语音还缺乏科学的认识和有效的研究手段。然而，来自古印度的佛教文化，改变了这一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