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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必烈大帝曾经拥有一本地图集，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其中详尽地描绘了地球的陆路特征，包括彼此相连的大洲、遥远国度的疆域、轮船的航线、蜿蜒曲折的海岸线、赫赫有名的都市和繁华富庶的港口。……在这本地图集中，还涉及到了一些尚未成型、没有名字、甚至连马可•波罗和地理学家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以及它们的具体位置的城市。在这本地图集的最后几页里，竟是数张横无际涯、由城市连接起来的网，其中有的形似现在的洛杉矶，有的像今日的京都和大阪，有的根本就说不出什么形状。   　　——伊塔罗•卡尔维诺① 意大利后现代主义作家伊塔罗•卡尔维诺在其作品中所援引的忽必烈大帝与马可•波罗之间的历史性相遇，可以说是关于全球化起源方面最不寻常的事件。众所周知，忽必烈大帝创建了中国13 世纪的蒙古王朝，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难以比拟的庇护者，也是初具帝国思想的最杰出的人之一。他对异国风物和财富的好奇和梦想，使他屡次发起对南印度、东部非洲和马达加斯加等地区的灾难性越洋远征，也因而为他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鲜为人知的压迫和剥削。他不仅从来自突厥斯坦、波斯、亚美尼亚、拜占庭等诸多国家的外国人中选拔人才作他的臣子、将军、总督、使节、星相学家和宫廷御医，而且还留请马可•波罗，这位来自意大利的旅行冒险家为他效忠多年。 马可•波罗正是作为忽必烈大帝的使臣，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为忽必烈大帝在西方世界赢得了无与伦比的声誉，而他的这本游记也因此成为“西方人的东方主义”（Western Orientalism）的第一部经典之作。今天，它仍被普遍认作是意大利民族文学的早期作品。在马可•波罗的游记里充满了富有东方异域情调的奇闻轶事，以及从广为流传的童话故事中撷取的生动奇特的形象，比如狗头人身之类的精灵和其它各种凶恶的妖魔鬼怪。与此同时，他也像人类学者一样，翔实地记录了异域的风土人情以及当时的各种文化物品，如中国正在使用的木炭、从外国运来的香料、形形色色的宝石，以及忽必烈帝国时代流通的纸币。 《马可•波罗游记》这一13世纪晚期的文献，为后来的所谓“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殖民地游记写作提供了一个范本，而且它还以发生在异邦世界的奇迹，极大地丰富了西方人的文化想象。它对15世纪的地理学、人类学和宇宙观念的形成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也是当时正在繁荣起来的游记叙述文体最主要的参考文本。哥伦布在航海时就随身携带着这样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并在上面做了详细批注。 我用以开篇的那段话出自伊塔罗•卡尔维诺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它是意大利当代文学的经典。以后现代的时尚来看，《看不见的城市》，这一对忽必烈大帝和马可•波罗之相遇的重新记述，颇具实验特色，它包含着作者对地图与疆域之间的关系的反思。地图是纵观全球的工具，它有助于导向全球化的文化想象的形成。有许多评论家选择了后现代化的城市作为全球化的文化形像。艾恩•钱伯斯（Iain Chambers）在他的《移居，文化，身份》中写道，“城市，那座现代化的大都市，是许多人选中的用来描述他们在现代世界的体验的喻体。……无论是作为一个真实的存在，还是作为一个想象的王国，城市的形象显然为人们的浏览、解读和参悟，提供了一张绘好的地图”，但是钱伯斯又警告说，地图的初衷几乎不可能穷尽我们所跻身的这个现实世界，“不断变换的语境和梦想超越了制图的逻辑语言，突破了它的图表和分类空间所能表达的极限”②。然而，伊塔罗•卡尔维诺却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制图理念，地图先于疆域而存在，从而描绘出了“还不曾具有形式或者名字的城市的样子”。究其实，卡尔维诺所描绘的地图，正是人们对想象中存在的空间进行创造性的综合社会想象的结果。在小说中，卡尔维诺借忽必烈大帝之口对马可•波罗这样说：“我认为，在地图上辨认城市比亲历其中更为容易。”卡尔维诺摈弃了传统的地图仅是疆域的抽象表达的思想，而把它们看作可以产生出疆域和版图的想象中的土地，“直到每一块土地上都诞生出属于它自己的城市，新的城市会不断地形成”。这也是卡尔维诺在绘制自古都北京到后现代化城市洛杉矶的思想轨迹，而且他还讲一步指出，“洛杉矶将是城市的终结”。 在这里，我是沿着逆向思路，从洛杉矶，这个在地图上以无边无际的网的形式出现的，“现代化城市的终结”，迂回到忽必烈的元大都北京，而这座古老的国际大都市今天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被空前地“后现代化”和“全球化”。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我选择了一部文学作品来做我这篇关于全球化思想的文章的开端，也想以此来说明，全球化不仅沿着经济和政治的轨迹，而且也循着人们经文化想象创造出来的“蓝图”发展。阿君•阿卜杜莱的（Arjun Appadurai） 在他的《总体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层面》中写道：“想象、被想象和幻像——这些术语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正在把我们引向一个批评的新阶段：把想象作为社会实践。……现在，想象对任何形式的实践都是至关重要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存在的社会事实，而且它还是全球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③按照阿卜杜莱的观点，大众媒体与迁移的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界定了全球化与现代之间的联系的核心内容。他强调说，“想象本身既不是完全的无拘无束，也不是彻底的循规蹈矩，而是一个角逐的空间，在这里，团体和个人都在寻求把世界纳入自己的现代实践”④。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中，想象的这种暧昧状态，对重新思考文学、艺术以及其它文化对象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它们至多是文化复杂性的体现，其中电子媒体的介入，以及大量的被迫或者自愿的全球性人口流动，成为现代人的一个决定性特征。这种文化复杂性也要求我们重新思考那些我们用以描述今天的文化和个人体验的多元性、异质性、不连续性、流动性和构不成对立的相悖性的范式和理论。钱伯斯曾经借助于后现代城市这个喻体来描述这种复杂性：文化复杂性这个概念，在包括拉各斯（ 尼日利亚首都） 、伦敦、北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 阿根廷首都） 在内的现代化大都市的犹如阿拉伯装饰风格的复杂格局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它削弱了早期的图示和范式，打破了早先的理论和社会学的平衡，消解了其中心。在这里，一往直前的时间被开放的螺旋式的多元协作和渗透所替代。⑤在批评理论领域中，真正使赛义德所谓的“旅行理论”在实质意义上容易起来的途径，不外乎印刷技术、电子媒介，还有学术方面的互访和交流。1983 年，赛义德写作他颇具影响力的《旅行的理论》一文时指出，人们需要认识到，在某种程度上，理论总是基于一个具体的社会和历史语境。当初在美国，“批评理论”这一提法，就是对一个首先主要在文学系发起的、很快 就跨越了学科和领域界限的、相对新的批评活动的略称。到后来，“批评理论”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国外的文化界也出尽了风头。赛义德以“旅行的理论”作其书名，意在强调理论是从欧洲，尤其是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引进”到美国这样一个事实。他坚信，这种“拿来”可以帮助我们绕开美国当前学术氛围的局限和阴霾。由于理论自身往往受到来自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因素方面的压力和影响，不可避免地，在翻译、移置以及适应新的文化语境的过程中发生一些变化。对每一种具体的理论，我们都必须从它所产生的时代和地域，也即当时的具体语境去理解和把握。具体到“旅行的理论”，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同时从“全球”和“当地”的视角去考察它。在这里，“当地”不仅指理论被“拿来”的发源地，还包括它被“输入”的目的地。而“全球”则指一种理论之流入一个不同的民族和互文的语境（intertextual context） 。这种流动也包括具体的、决定其跨疆界传播以及因此标 志其接受历史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因素。 全球化不仅影响了理论的形态，而且也影响了大学的结构，特别是在美国。80年代初以来，全球化就在批评理论界引发了许多变革，相应地，这些变革又从整体上反映了发生在大学研究所和社会上的深层变化。大家想必知道，其中两个至关重要的、而且其影响将改变今天的因素就是全球化和大学一体化。与其它因素一起，全球化的力量加剧了对西方理论一统天下的挑战。在今天全球化的，而且往往是民族多元的文化中，理论再也不可能只是一个民族内部的事情，它再也不可能舒适地囿于本民族的内部争论，而是要面对由于与其它民族和文化理论的不断接触而带来的挑战。更进一步地说，在美国，大学一体化与日益增长的研究依赖性，甚至对共同研究课题的教学，都加深了大学普遍的危机，尤其是人文学科，因为在这些领域里，对共同关心的课题的开发研究所带来的益处不是那么明显。 因而，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以下几个问题：人文学科在大众生活及教育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及理论作为批评意识空间的角色。从理想化的角度来看，理论是用来回应这些挑战的工具，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超越民族的界限，所以，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交流，就变得比以往愈益重要起来。理论工作需要对主要的地缘政治学转移做出应有的评价，对影响学术工作和改变大众生活和政治主体身份的政治过程做出适时的反映。像这样的评价，对保持批评理论的主要功能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批评理论要批判性地回应社会和文化对运动和变革的需要，为有见地的文化评论保留一块天地。 以上这些思考，粗略勾勒出1995年我们在加州大学厄湾分校的批评理论研究所进行一项长达四年的研究课题——“全球化的力量”时所面临的挑战。下面，我将大致地解释一下这个课题计划的要点，希望它能给大家一点启发，使大家明白，我们在美国这个主要从事批评理论的跨学科研究机构里，怎样思考全球化。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的围绕这个话题组织起来的讲座和对话。在我们选择话题和讲座学者时，我们力图考虑到发生在世界文化范围内的全球性转移、人口的大量迁移流动，以及全球化引发的对经济、技术和知识的挑战。 阿卜杜莱写道，“任何关于全球化的书都无异于妄自尊大者的温和呓语，尤其是当这种书产生于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这个相对来说享有更多特权的环境中。对知识形式的认同看起来很重要，通过它任何妄自尊大者都可以发表自己的高见”⑥。在我们这种情境下，知识形式主要是源于超学科和批评理论实践在过去十多年的发展中所形成的新形式。今天，对这一项目的研究，我们是通过相互关联的“网络”形式来接近与“全球化”概念相联系的含义的。这些由跨越了具体的民族和地区界限、各具自己独特特征的团体松散地组合在一起的“网络”，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联络系统。他们常常依赖于社会组织对诸如种族、民族、阶级、性别的两性认同等社会划分和身份认同重新定义而发起的新理论。我们按照全球化的四个不同网络来邀请讲座者：公司、文化、科技和环境。当然，这种划分只是一个抽象的概括，它充其量不过是接近了跨越国家界限和新型的国家集团界限的社会精力和行为的异质流动，也仅仅是能够解释产生于当地而后又扩散到世界各地的文化表达上的“众声喧哗”。更进一步地说，这些网络在很多方面都有交叉，这样，这四个网络就可以形成一个富有启发性的透视聚焦，而不是现象上和结构上的分离。 在开展这项跨国网络工作以及探讨批评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话题时，我们主要考虑的三个问题是：这些全球网络是怎样促进传统科学知识模式的中心消解和重新确立？ 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赞同这些使诸如第一、二、三世界，及阶级、性别和种族这些熟悉的概念复杂起来的新的等级排序过程？ 像族群离散（diaspora） 、本土主义、地方主义、新民族主义、迁移主体或者全球性的流动等等，这些新的喻体能为那些由于全球化的力量而出现的社会组织提供想象中的地图吗？ 公司网络：我们可以从它们对新形式下的金融和劳工组织、消费者的利益保护、世界范围的文化及语言传播等所施加的控制的角度去分析公司网络。许多评论家指出，世界范围内全球一体的经济在国家机关和私人跨国公司之间发生的权力转移，正在以人们想象不到的规模和速度进行着。令人困惑的是，这些经济巨头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了超级组织，同时，他们又给别人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和麻烦。这些混乱和麻烦包括在所谓的欠发达国家和城市贫民窟酿成的生态学灾难、贫穷、饥馑和新形式掩盖下的依附关系、全球范围内的被迫移民、人为的劳动力短缺，以及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一方面传统的社会维系观念日渐丧失，一方面超国家的集团力量正在挑战传统的公民身份资格，而这些又都造成了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移民潮，并且诱发了新形式下的土地和劳动力纠纷。与此同时，受经济驱动的新的等级划分又加剧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及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 文化网络：公司化的全球新秩序实际上彻底改变了文化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包括主体性的形成和文化想象。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革有助于文化和文化研究在学术圈内外的人们寻求界定现状的主体争论中走向前沿。70年代，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的理论争鸣，主要是受文本范式的左右。他们着眼于集中探求语言的影响力、社会和文化组织以及个人的精神和情感形成的散漫系统。80年代经历了从文本范式到文化范式的转移，这种范式转移在美国本土和国外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也因而招致了所谓的“文化战争”的发生。我们可以断言，全球化的力量与这种范式转移的发生密切相关，不仅如此，它还通过混杂性、克里奥尔式化（creolization，即混合语化） 、多元文化主义、跨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等概念的引入，改变了文化的内涵。从学术系科和当代大众媒介文化的层面上来看，这些嬗变引发了一些新的研究热点，吸引了大批的学者转移到超学科或者说跨学科的研究和课题项目中来。 我们将要出版的论文集里的文章，涉及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概念：文化研究意义上的以及人类学研究层面的。虽然这两个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在许多方面有重合的地方，但是文化研究意义上的“文化”主要着眼于文化产品、文化表达和出现的媒介、文化生产、接受和消费的模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基于人类学研究意义上的“文化”，主要着眼于日常生活的构成，符号的、宗教的和宇宙观念系统，无孔不入的全球化影响，以及一系列有关各种社会组织的当代社会接触模式。传统学科以及它们所推崇的理论和方法论，也受到来自文化认同和文化混杂性、国别与超国别的热点、以及本土与全球知识之间的纷争。这种纷争也转移到了不仅决定教学和研究，而且决定整个包括媒介和艺术在内的文化领域的分类和传播实践。 技术网络：推进经济、文化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就是新科技的迅速发展和日益普及，尤其是新型的媒介和通讯技术。商品化的新模式已经迅速改变了“消费物品”在日常生活的社会文化构成和社会阶层划分中的角色。商品化在新型的社会“商品关系”的形成中也发挥了作用，人们正是通过它来构建自我及确定自我在文化生活中的位置。今天全球范围的大众媒介促进了关于个人与人际关系的新理念的迅速产生，而这些新理念又转换成了新的关于家庭、文化、代际和民族关系的思考。同时，普遍的超越国家的或者说多国合作的兴趣化解了传统的对以上诸关系的倚重。今天，包括从资金、劳动力到个体、形象、标志、象征和文化幻象在内的各种物质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迁移，使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体现得更加鲜明。在今天全球媒介文化的语境下，体现在文化想象方面的变化就是从注重语言和符号变得越来越注重形象和可视性。这就要求全球文化制定新的影像评价标准以及可以提高复杂影像生产的表演和流通效率的新型的可视读写能力和文化影像学（cultural icongraphic）。后者包括融入了叙事及其再现文化形像和客观现实世界 的生产。 从物质性商品到象征性商品之间的热点转移，又进一步加强了“商品”的流动性。一些批评家，其中最突出的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德（Jean Francois Lyotard），已经分析了文化物品和商品的“非物质性取向”。它们这种不确定的象征性功能增加了它们跨越民族和疆域界限，甚至潜在的消解领土观念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也显示了技术网络与决定今天全球经济的公司网络多么密不可分。齐格马特•鲍曼在他的《全球化：人类进化的结果》中说，在今天的全球文化中，“流动性已经成为最强有力和最梦寐以求的分化因素; 作为其内容的全新的、日益世界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等级划分每天都在建起和重建。”⑦像“缺席房东”（“absenteelandlords”）和大股东之类的全球精英们越来越独立于区域政治和文化整体（cultural units）之外这样的事实，大大地弱化了这些整体的影响力，其中包括政府权力。鲍曼总结说，这些过程演变成了“正在扩大的机构决策层与决策及决策的执行所需的资源被生产、分配、挪用和调度的大自然之间的规模差异。”⑧环境网络：机构决策层越来越无视资源的可获得性和持续性，这足以说明为什么环境网络在动态的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正是由于这种越来越明显的游离，全球化理论必须解释公司、技术和生态网络之间的交叉关系。全球化的发展已经导致了大自然与社会文化生态之间正常秩序的灾难性混乱。就在不久前，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各国人民在生态意识和环境保护方面所付出的迟到了的努力（ 我也很有兴致地听说了北京的“蓝天工程”） 。人类的技术已经把大自然改变到了传统的自然和人类文化之间的界限即将崩溃的地步。包括人为地和人助地再生产、动植物和人类的基因工程在内的新的再造政治，构成了全球化最有深远意义的力量之一。人类基因工程就是人类把自然放到经济、社会领域和相关技术操作的从属地位的明证。现在有一新发起的批评理论，我们一般称之为“生态批评”，它主要研究关系到环境保护问题的全球化的政治设想。生态批评理论包含了一系列的在环境危机和环境灾难研究之外的与生态有关的话题。它包括对生态政治运动的批评分析、全球化和生态破坏对人类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物种的健康的影响、对生态基因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以及针对生态问题的国家和超越国家的集团政治的发展。从另一 种意义上说，生态批评理论是对哲学意义上的人类和自然的概念的历史批评，包括它们对种族和性别社会建构的巨大影响。因而，生态批评理论也牵涉到支持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可变的类型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批评理论与包括系统理论和控制论在内的其它理论体系存在交叉，这也是格雷格利•班特逊（Gregory Batesons） 所谓的“精神生态”理论（“ecology of mind”）。 大家齐心协力共同研究“全球化的力量”这个课题深刻地改变了批评理论研究所的特色、开阔了其研究视野。从历史上看，批评理论主要是作为人文学科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的大部分研究人员都来自人文学科内的各系科和研究课题组，直到最近，这一状况才有所改观。“全球化的力量”这一课题的研究主要依赖于人类学者、经济学家、社会政治学家，还有传统人文学科的学者们的努力和研究成果。当初我们决定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在我们的研究成员中只有一位来自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员，在后来的两年中我们又陆续接受了两位。另外，我们还在社会科学和美术方面吸收了研究所外的讲座者，以做到对这一超学科研究所要求的组成这一项目的四个网络的全面考察。更进一步地说，过去几年在我们研究这一课题时，有一点变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单纯地讲超学科性已经不够。为了全面地研究“全球化的力量”，我们迫切需要与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学者的广泛交流。即使是“全球化”这个术语的使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治，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都非常的不一样。因此，我们努力吸收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如澳大利亚、中国、法国和印度，还有在不同国家从事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人员，比如非洲、南部非洲和朝鲜等。在使我们的课题真正做到国际性这一点上，我们研究所有限的资源就显出了明显的不足，但我们把这方面的一步步努力看成是很好的开始。过去虽然我们总是在寻求建立与从事批评理论方面的外国学者的联系，但这些联系还都停留在非正式的阶段。而且这些学者很多都来自欧洲各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强了批评理论界的西方传统。 研究全球化的力量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本土研究。正相反，对全球化的研究要求我们对出现在本土范围内的、越来越普遍的范式现象进行考察。从批评理论的传统来看，许多最有影响的研究范式都首先出现在当地的批评活动中，而且往往与学派的形成和理论运动联系在一起（ 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康斯坦兹学派、伯明翰学派和桑特菲学派） 。我们生活的世界在变化，这种变化也稍稍改变了处于理论争鸣中心的当地与被边缘化的其它地方的关系。因此，尽快地知晓并且批判性地鉴别出现在原先被边缘化的地方的研究范式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希望通过与世界各地理论家的相互联系，把来自不同地域的批评学者集中到一起，可对尚未在美国本土占据中心位置的理论范式给予更多的注意。对那些处于主流地位、不变化就面临停滞威胁的范式来说，这种对本土的关注有时可能提高其地位，有时可能会带来挑战，有时甚至还会取而代之。   　　①伊塔罗•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纽约：H •B •乔万诺维奇出版社（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97 年版，p. 138f。 　　②艾恩•钱伯斯（Iain Chambers），《移居，文化，身份》（Migrancy, Culture, Identity），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1994 年版，p. 92 。 　　③阿君•阿卜杜莱（Arjun Appadurai），《总体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层面》（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 年版，p. 31 。 　　④《总体现代性》（Modernity at Large），p. 4 。 　　⑤《移居，文化，身份》（Migrancy, Cultural, Identity），p. 93 。 　　⑥《总体现代性》（Modernity at Large），p. 18 。 　　⑦⑧齐格马特•鲍曼（Zygmut Bauman），《全球化：人类进步的结果》（Glob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s），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Columbia UP），1998，p. 9 。       　　〔作者加布理尔·施瓦布，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批评理论研究所；国荣译〕 

《全唐诗》中还保存了几百首女诗人的作品，仍然反映着这是清代以前女诗人最多的时代。

余氏终生勤学不辍，知识渊博，他自言“史子两部，宋以前书未见者少；元明以后，亦颇涉猎。”“四部之书，熟悉千余种，皆知其高下深浅”。余氏一生成果颇丰，已出版的有《四库提要辨证》、《目录学发微》、《世说新语笺疏》、《古书通例》及《余嘉锡论学杂著》等，均为可以传世的学术精品，其中尤以《余氏终生勤学不辍，知识渊博，他自言“史子两部，宋以前书未见者少；元明以后，亦颇涉猎。”“四部之书，熟悉千余种，皆知其高下深浅”。余氏一生成果颇丰，已出版的有《四库提要辨证》、《目录学发微》、《世说新语笺疏》、《古书通例》及《余嘉锡论学杂著》等，均为可以传世的学术精品，其中尤以《四库提要辨证》（以下简称《辨证》）成就最大。》（以下简称《辨证》）成就最大。

《论衡》中有《问孔》《刺孟》二篇,公开向孔子、孟子发难。另附毛泽东论以批评楚太子生活奢靡起首的枚乘《七发》的文章。

张承志的写作和思考使革命、平等、人民、恐怖主义这些词语得到了昭雪和拯救，使自由、人道、正义、美和民间等概念的内涵得到了真正的确认。

二○○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不顾人们的阻吓,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前往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在那里,他发表了令人意外的演说,坦陈前往以色列的理由:“如果人们告诉我 ——尤其是当他们警告我——‘不要去那里’,‘不要那么做’,我倾向于‘要去那里’、‘就那么做’。你或许可以说,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天性。”“我选择亲临现场,而非避而远之。我宁愿亲眼来看,而非视而不见。我宁愿向你们演讲,而非沉默不语。” 他宣言:“以卵击墙,我愿与卵共存亡。”“不管高墙多么‘伟光正’,卵多么咎由自取,我都会与卵共存。别人将抉择对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来裁决。但无论如何,如果一个小说家,所写的作品站在墙的那一边,这样的作品又有什么价值呢?”(《与卵共存:村上春树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辞》,李华芳译)村上春树的耶路撒冷演讲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勇敢和机智,体现了一种真正文学者的态度。村上春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揭示了文学独特的本质和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以卵击墙”正是文学存在的方式,也是文学存在的理由。不断摧毁各种形式的遮蔽和压迫,重新恢复人们对于生活世界的感觉,这是文学生命之所在。文学的本质在于勇敢地介入和强大的想象力。文学是通往真实和理解的桥梁,是对权力和现实不懈的挑战。通过文学,我们抵达不能抵达之地。 　　当村上春树冒险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正是张承志的新著《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一书面世的时候。这本书将面临两重障碍:不论是本书作者, 还是作者引领我们去阅读的对象——日本,都长期为我们敌视和拒绝。就像峻峭的悬崖,张承志提升了我们的视线,并且也因此被许多人视为畏途。王安忆在《乌托邦诗篇》里曾经这样描述八十年代的张承志:“他是那一个时期最最令人瞩目的诗人,关于他的诗篇有无数种阐释和理解,面对这一切,他的回答只有两个野蛮的字:‘我操!’”尽管与村上春树的表达方式不同,但是,其文学的精神在根本上却是相通的。“以卵击墙”也正是张承志写作的特点。这个时代剧烈的跌落极大地孤立和伤害了张承志。时代将他逼入死角,使他走上了越来越决绝、孤独、狭窄和极端的道路,同时也磨砺了他思想的锋芒。他对日本的阅读一如既往地体现了其独特的思想姿态。 　　一百多年来,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的历史痛苦地缠绕在一起。中日之间复杂的纠葛,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屈辱的下位,使得中国与日本的对话异常艰难:“鸦片殖民以来的屈辱羞耻、汉唐元明承续的大国传统加上专制——这三座大山使顶戴着它们的中国人,难作追问,时而失语。言论的缝隙是狭窄的。但他们还是向日本追究,从道、德、仁,到信、义、耻。百年的失败,沉重的遗产,恐怖的体制,使他们的声音,痛苦而喑哑。”张承志感叹中日之间交流与沟通的困难:“我们见到,诸多的大人物,言及日本便笔端滞涩。”“作为描写和沟通的文字,常常词不达意,似是而非。”在近代,日本和被日本蔑称为“支那”的中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水之隔的两个民族命运截然不同:在现代化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日本成为举世闻名的“优等生”,而中国的近代史则是一部割地赔款的历史。十九世纪,继中国之后,日本也受到西方的入侵,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然而,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之后的日本,追随西方殖民主义的步伐,转而侵略其他亚洲国家,而且直接以中国的凌迟为代价,造成了其崛起和强盛。日本在亚洲的崛起,引起了与俄国、美国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东亚的激烈冲突。日本的崛起和对于西方霸权的挑战最终导致了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与日本有关系,西方被迫废除了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假如没有日本,二十世纪的亚洲和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很容易急切、简单地谴责日本对于亚洲的侵略,然而,我们却没有意识到日本本身就曾经作为亚洲国家而遭受侵略和被迫订立不平等条约。如果不对整个现代殖民主义体制和现代文明进行彻底反省,而是停留于肤浅的要求道歉,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日本战争罪责的真正反省只有在当现代文明的整个逻辑遭到彻底的批判和否定的时候才成为可能。由于“冷战”的原因,“二战”后,日本迅速被整编到美国帝国主义势力之中,美国与日本非法签订了《旧金山和约》,中国和朝鲜等被侵略的亚洲国家则被排斥在与日本的战后谈判之外,日本军国主义因此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算。 　　开篇《东苏木以东》由服部幸雄老人的故事,作者一开始就提出“日本叙述的难处”,并且引出了本书一个重要的话题——“亚细亚主义”。十九世纪,西方对于亚洲的侵略,使亚洲被压迫种族曾经产生了共命运的感觉和联合的要求: 东洋黄种人共同抵抗西洋白种人的入侵。一九○五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我们通常忽略了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利的意义。这是现代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日俄战争中,“亚洲”打败了“欧洲”,粉碎了白种人的神话,破除了白种人的种族优越感。日俄战争具有世界史意义,成为“亚洲的觉醒”的重要一环。但是,这种黄种人对抗白种人的“亚洲主义”思想最终无法战胜近代强大的民族主义逻辑。在民族主义成为基本逻辑的现代世界上,“亚洲主义”找不到真实的生存土壤。“亚洲主义”的兑现最终不过是“大东亚共荣圈”和一部日本对亚洲其他国家殖民侵略的历史。对于李大钊和尼赫鲁来说,日本的崛起只不过是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诞生。冈仓天心《茶书》中有一句名言:“西洋人把日本人沉溺于和平艺术之时期视为野蛮国。当日本人开始在满洲战场上大规模杀戮之时,却视之为文明国。”日本在亚洲率先走上了“文明开化”和“脱亚入欧”的道路。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入欧”的口号成为日本现代史一个基本的命题。其实,福泽谕吉也曾一度倡导“东洋连带”。丸山真男指出,福泽谕吉对近代国家持二元论的看法:其一是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另一是“天然的自由民权论”。“他把当时的世界形势形容为弱肉强食的‘禽兽的世界’,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要生存下去,日本国也不得不作为禽兽的一员来行动。”日本在西方资本主义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逻辑中,奠定了自己的生存伦理。堀田善卫说:“为了成为亚洲民族主义的先驱或盟友,在十九、二十世纪的弱肉强食的时代里,除了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保持本国的独立以外,还有什么路可走吗?”民族主义的强大逻辑粉碎了某些真诚而又尴尬的“亚洲主义”者的理想。 　　近代日本的崛起史是“一部民族主义的胜利史”。日本的近代体验及其觉醒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悲惨的命运成为日本的一面镜子。旅日学者刘建辉在《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一书中指出,被西方征服的上海的悲惨状况成为反面教材,鞭策了日本走向“近代”的决心。井上馨到上海之后,立刻抛弃了“攘夷的谬见”,转而主张“开国的方针”。通过中国的灾难,日本清醒地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性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军国主义侵略道路。 　　由于庆幸于“近代”的“觉醒”,日本对于西方的入侵与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和评价。在横须贺有关黑船事件的叙述里,美国黑船不是扮演殖民主义侵略者的角色,而是担任启蒙的任务。日本人对佩里将军怀着感恩的态度。中国鸦片战争和日本黑船事件的刺激,使得吉田松阴这样的日本人划着小艇爬上黑船,要求偷渡美国,去考察新文明。他在狱中的书简,成为启蒙时代的名著。这种“启蒙”故事令人想起上海新版教科书的所谓“文明史观”。通过吉田松阴的思想和事迹,张承志指出:“在他的文明发愤之中,泯灭了巨大的道德。它一面教导对欧美规矩的恭敬,一面宣言对贫弱邻国的野蛮。”“直至今天,日本思想上印着的、这个脱亚入欧弱肉强食的烙印,依旧还是那么清晰。”这种“启蒙思想”和对西方侵略的感恩态度,却又与日本自身所宣扬的抵抗欧美白人殖民主义、解放亚洲的说辞自相矛盾,它也因此揭露了日本“亚洲主义”的虚伪性。 《三笠公园》和《长崎笔记》将我们带入历史的深处。在《三笠公园》中,作者通过北洋水师的故事,剖析了虚骄自大的中国的战败和日本在民族主义激励下的战胜。张承志将被原子弹摧毁的长崎视为日本现代史的一个缩影。他在《长崎笔记》中说,长崎分娩过一部日本的开明史,它不像东海大家族的一个码头,而更像一个白种欧洲的思想、金融、谋略的堡垒,日本现代化的海军、医学、印刷、英语都在长崎肇始,长崎是理解日本的一把钥匙。“长崎比广岛更具深意。它不仅是被原子弹毁灭过的城市,还是一座欧美的政治经济势力浸染和干预填街塞巷的城市。它有着非它不能的、揭露西方种族主义的人种歧视和凶残本色的特殊语境。长崎将变成一个对西方的永恒质疑。”长崎在某种意义上是罪与罚的宿命和象征,它既因为西化而崛起,也因为西化而毁灭。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脱亚入欧”,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但是,同时,它也付出了毁灭,尤其是道德毁灭的代价。“日本曾经战无不胜。但是与历史的公理相比,杀伐的胜利不值一谈。”作者认为,只有否定了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逻辑,低下头来体会被侵略者的心情,日本才能与中国获得沟通和理解:“若想贴近破碎中国的心,先要纠正那颗明治以来的、胜利的心。”作者不是依循强者的逻辑,而是提出另一种论理——人道。在作者的眼中,日本“大国崛起”的辉煌不值一谈。然而,另一方面,他饱含敬意、浓墨重彩地描述了日本民间著名的赤穗四十七士舍生取义的故事。被日本人民记忆、歌颂,四十七士并非成就了辉煌的功业, 而是他们复仇的行动体现了人性的尊严,焕发出了人性的光辉。四十七士把原则和信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是的,它所依仗和宣扬的,不过一种愚忠。但它在实践时的异端和美感,却使愚忠变了人性。人的尊严、信诺、情义夺门而出,压倒一切。”作者欣赏他们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以一种必死的决心以弱抗强,生命在强权的毁灭中迸发出了强烈的异端的美感。如果说统治者偏爱的是秩序,那么,底层则更欣赏正义的实现。“显然,较之持法治论眼光的精英,普通人更看重社会公正。……他们激烈地偏袒义士,把赤穗四十七士,歌颂为直面社会不公和个人牺牲的矛盾,敢于挺剑而起,流血五步、撼动天下的英雄。”无疑,正是因为处身于中国式的机灵的民族,张承志才大力标举和高度颂扬四十七士奋不顾身的义举。四十七士轻生死、重信义的故事培养了日本认真守信的民族精神。“随着对四十七士的不歇追思再三塑造,在日本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中,一种做人的约束、人之间的关系、人对社会的承诺——逐渐形成健全。”这也是日本强盛的文化基础。正如我们难以理解服部幸雄老人的故事一样,面对日本被扭曲的历史和复杂的民族性格,作者在激烈批判和质疑日本现代史的主流的同时,对日本民间真善美的人物和思想碎片保持着必要的敬重。 　　张承志曾经将他的一本散文集题名《五色的异端》。张承志的写作总是与异端的权利、弱者的知识以及反抗的正义联系在一起。与洋务派往往片面惊羡于日本的强大相反,张承志在对日本的阅读中,提取出来放到最高的地位上加以肯定的是本多胜一的“被杀戮一侧的论理”。本多胜一在越战采访中提出了“站在被杀戮者一侧”的观点。张承志倡言:“无论强势霸道如何得势,无论媒体怎么散布谣言,人应该站在被杀戮与被剥夺的、无助和绝望的人们一侧,反抗横行的霸道,支持弱者的抵抗。”“他人”的概念和“站在被杀戮者一侧”,是现代文明以及个人主义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解毒剂。张承志在《他人的尊严》中说:“苏珊·桑塔格最好的一个概念,就是她接受了‘他人’的概念。”关怀“他人”,尊重“他者”,反对歧视和压迫,这才是张承志心中的“文明”。他提出,“敢于反抗歧视,决意与被歧视者站在一起”是知识分子优劣的标尺。六十年代遍及全球的反越战运动,使与弱小者站在一边和抗议霸权成为一种时代普遍的共识。它唤起和培育了人们对于正义的感觉。“抗美援越运动,是全世界整整一代人的启蒙导师。”反越战运动构成了二十世纪革命的一个重要高潮。张承志从独特的历史视野出发阐明了被西方意识形态妖魔化了的日本赤军的世界史意义。他们是对于现代日本强大的“脱亚入欧”逻辑的赎救,是对于被压迫、被践踏的亚洲的回归。“二十世纪的革命,是对五十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对五百年的世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秩序——唯有的、唯一的颠覆。同时,迎对着日本国家的奴役邻人凌驾亚细亚的百五十年险恶历史,唯有‘阿拉伯赤军’大反其道、大造其反,放肆地嘲弄了‘脱亚入欧’的殖民主义道路。”他既肯定赤军绝望的反抗的意义,同时也深刻检讨和反思其行动的悲剧性。“它告诉了人们革命的合理,革命中人的牺牲、路的狭窄、情感的沉重、种种的不得已。”在绝对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赤军对于资本主义的反抗不仅无法摆脱旧世界的残暴和血腥,而且走向了悲剧性的自我毁灭。他们的反抗找不到真实的力量和合理的道路。日本赤军为了“他人”,为了正义, 不仅抛弃了优裕的生活,而且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尽管他们的道路是狭窄和悲剧的,尽管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然而,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高尚灵魂的追问:“不知我们中国人在富裕了以后,能不能为了世界上那些无助的人、那些被杀戮的人、饥饿的人、被侵略、掠夺和凌辱的人,也这样呼喊,也这样想和这样做。” 当新的世纪到来的时候,“大国崛起”腾于众口,作者忧心忡忡地写道:“由于失败的历史,新潮的大国梦变成了包围的众论,在一个世纪后一浪一浪地涌来。它崇洋的媚态,它专制的出身,它内含的他者歧视,让我感觉紧张。”作者认为,二十世纪日本崛起和毁灭的历史足为殷鉴。“大国崛起”的喧嚣也是促使作者去“阅读”近代日本的动力。“正在崛起中为强国梦兴奋不已的中国,也许此刻已是时候——思考日本的近代道路。”一方面作者痛感国人的麻木矫饰,“若是没有惨败的衬托,中国人还会一次又一次地被大国崛起的宣传蛊惑。只有警惕一种好战的危机,才能避免再败的危机。只有被逼到了山河破碎、蒙耻露羞、血肉狼藉、苦相丑陋的时刻,尊大的中国人才会反省”。另一方面,作者进一步反省,当中国真正强大了的时候,会不会也像帝国主义国家一样践踏正义、毁灭道德。因此,我们一方面既要反抗强大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要批判狭隘的民族主义。作者认为,我们追求的不是一个新的中华帝国,而是一种美的生存:各民族友好共存,尊重他者与邻居的生存权利。 　　通过石原慎太郎的案例,张承志指出:“一个民族怎样选择文学,就会怎样选择前途。”在张承志那里,文学是沉重的。在他看来,中国文学注定了不是所谓“纯文学”:“纠缠于纯文学的话题,是一种标榜高雅的习气。我只能说,恐怕中国文学还会长久缺乏——余裕充盈的‘私小说’。恐怕还会有不少鲁迅式的——半纸心事半纸抗议的文字,呈一副粗糙的样相。”张承志提醒我们:“我们的文学,尚处在受辱的时代。”张承志以文字洞穿了时代的幽暗。他的写作让我想起村上春树“以卵击墙”这个击中了灵魂的隐喻。鲁迅曾经说:“文学是余裕的产物。”鲁迅很早接受和倡导“纯文学”的观点,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鲁迅自己却从来不是一个纯文学作家。我曾经将张承志放弃小说创作和鲁迅放弃小说创作相提并论,并且一直为他放弃小说创作感到惋惜。其实,中止小说创作,张承志自己有过明确的解释。他自谦缺乏编故事的才能。但我仍然认为,张承志放弃小说创作是与他对文学的不同理解有关。他有一个说法,中国仍然是一个散文的国度。他对散文的重视和对文类的特殊看法,说明了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高度认同。而对小说的疏离,也反映了他对于现代文学观的深刻不满。 　　 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完稿

新的世纪以来，关于“纯文学”、“文学史写作”等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尤其是小说《那儿》重新引起了人们对于文学的关注。在文学已经边缘化，以及作为一种知识变得越来越可疑和无力的今天，如何重新理解文学？同时，文学如何应对社会和现实？这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深圳，2011年10月

底层文学既是中国作家在80年代以后首次大规模的面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言，也在审美意趣取向上出现了多元杂呈的诉求，体现出了一种新的人民性品格。底层文学不再以权势者和英雄明星的成功与否而悲欢，它把审美建立在小人物的苦难经历和奋斗历史上，肯定弱势者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存在价值，赞美他们为尊严和自由而付出的所有努力。抛弃贵族精英式的审美趣味，把诸如雅正、精致、颓废等美学范畴统统纳入到更加历史化的审美要求中来，强调真实感、现场感，重新肯定劳动、力量、激越、粗犷的美学价值。但底层文学就总体而言，声音微弱。

本文为谈话记录，谈话时间在2003年12月某日上午，地点在文学所《文学遗产》编辑部办公室。当时正策划纪念《文学遗产》创刊五十周年活动，徐公持遂邀约曹道衡先生对谈，回忆老一辈著名学者、本刊前任主编余冠英先生。稿成后，因情况变动，未能及时发表。

周作人的民族意识显示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我批判,或他所说的“自我谴责 ”倾向,这一点与鲁迅毫无二致。而且这一点也越发加深了周作人对于日本文化某方面的个性上的爱好。

这是本雅明自杀前最后一份关于法国文学境况的报告，用法文写成，未发表，直到2000年才收入书信集。这份报告在文学环境和二战中的法国的社会环境之间游离，当他提及阅读法译本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时，批评其含有希特勒主义者思维的原型。

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史中，张承志无疑极鲜明地扮演了属于自己的角色。

钟肇政的描写并不符合二·二八事件当时的真实情况，而我们更重视的是其小说中反映的解严以来台湾社会思潮的某种动向。随着"台独"论调从地下走向台面，与此相呼应，一股媚日反华的思潮也在90年代以来的台湾涌动高涨，其中包括弥漫于台湾社会的认为日本殖民统治为台湾带来了"现代化"的论调。

不管后来发生了多少曲折变化，但从台湾光复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台湾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其实最终都反映了当时由国共两党所各自代表的两个阶级（官僚统治阶级和广大民众）、两条道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

通过对该镇初中生文学环境的调查，尝试揭开它发生变化的原因和揭示现当代文学所面临的一些外部环境。

周海婴是鲁迅与许广平唯一的儿子，他比我大一岁。今天是四月十二日，我刚手术后出院回家的次日，在报端得知周海婴在四月七日凌晨去世，十一日在八宝山火化的消息，记得七日那一天我正在长海医院等待心脏手术，手术后在重病房监护了四天，想不到他会那么快离开我们远行。 我在中学时代是读鲁迅的文章慢慢走上革命道路的。对于鲁迅先生我始终抱着景仰的心情。七十年代初，我是上海市革会写作组负责人，周海婴有几次来上海找我。第一次是为他的家事，他在淮海路一条里弄内还有一栋房子，我在那儿的亭子间见到他。后来我曾陪他去参观鲁迅故居的纪念馆，那里也是海婴幼年生活的故居。记得那时，那里有一张照片，他母亲许广平抱着他，身后是父亲鲁迅先生站着的照片，我说这婴儿是不是您呀！他笑笑。后来又陪他去看了鲁迅公园内的鲁迅展览馆，记得那个展览是我与余秋雨一起审定的，当时周海婴对这一切是很高兴的。以后他又来上海找我，希望帮助他联系上海无线电厂，那时他在北京中央广播电台做技术工作，在录音方面有一些技术问题希望上海相关方面给予支持。我陪他去了徐家汇那里的工厂，介绍他与工厂技术负责人认识，由于我不懂这方面的技术，所以没有直接参与。我对他说，你真的遵父嘱不搞文学，搞技术了，他向我笑笑，说掌握一门技术也好。总之在与他相处的过程中，我们俩始终是比较融洽的。 一九七六年，国务院文物局要组织一个代表团去日本仙台参加那里鲁迅纪念展开幕式的活动。是日本方面邀请中国派一个代表团去日本参展。由于在日本举办的鲁迅展，是以上海鲁迅展览馆的展式为主的，所以指定我为带队任团长，周海婴是顾问，绍兴有润土的儿子参加，还有日文翻译，另外上海还可以增加一个成员名额，由于在审定上海鲁迅展上余秋雨做了不少工作，所以我指定他参加。九月底十月初，我一直在为去日本参展做准备工作，连服装也是朱惠民陪我去友谊商店重新制作的，因为我没有什么很像样的好服装。出国时间当初定在十月十八日，但十月六日四人帮被扣押，在十月八日与十三日那二天，由于情况不明，在市委的有关会议上，自己的情绪很激动，说了许多超乎寻常的话，为此我曾对马天水表示不去日本参加仙台展览了，请周海婴当团长。后来马天水对我说，在北京时，华国锋说过还是让我带队去日本，为此文物局还专门派人来上海说服我继续带队出国，我仍是这次访日代表团的团长，周海婴是顾问，不要改变身份，要我抓好这次出国访问的工作。我知道这次推荐我为访问团团长的是文物局局长王治秋和金冲及他们，这样我还是带队出国了，登机时，余秋雨原来的夫人还来送行，在候机厅他们俩个多亲热啊！我出行时，给写作组同事们打了招呼，让大家放心，我说：“我会按时回来，属于我的事我会回来顶的，我会把写作组的事说清楚，不会连累大家的。”在日本的时候，我严格遵守外事纪律，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个别记者提了一些带有挑衅性的问题，问了我回去会怎么样？我说不用你们多虑，日本方面问我要不要去温泉修养，我说还是多参观一些工厂和农村。这次去日本先后访问了仙台、东京、京都、大阪这几处日本主要的城市。尽量多看一点，增长一点社会知识，有一次我与周海婴单独相处时，他关心地问我，你回去他们会对你怎么样？你想过没有，我说：“君子坦荡荡，相信党、相信自己，任何人都难免有过失，接受一次审查，也是一种生活体验。”他向我点头握手表示赞赏，这就是君子爱人以德，我在日本回国登机时，便被安排在公务舱，与他们分开了。下飞机时，还没有回家我就被单独带离飞机，押赴大场警备区团部，开始接受隔离审查及此后的监狱生活。从那时以后，我再没有见到周海婴了，只是在报端看到一些关于他的报道，后来获悉他儿子去了台湾，也许他也出现了一些难以言说的状况，后来两岸关系改善，这一切都过去了。现在海婴远行了，鲁迅与许广平怀抱中的婴儿，从出生到离开这个世界，这一生就如此结束了，然而这已往相处的经历，还不时会使我想起他在那些日子的形影，何况他身后还寄托着鲁迅，是鲁迅的作品曾经影响过那时中国青年好几代人，包括我一生走上革命的经历。我还记得上海解放前，我青年时代去万国公墓瞻仰那时非常简朴的鲁迅墓的情景。人走了，为人总还应如鲁迅先生那样，留下一些值得人们不断去记忆和思考的印痕。

翻开王安石的诗集，重读王安石的《元日》，它几乎概括了我们民族除夕迎新古老的传统民俗。其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里包括三个节目，一是除夕晚家家户户要爆竹声中除旧；二是在朦胧快天亮时，把新桃换旧符；三是在元日的清晨，面向东方，自幼及长饮屠苏酒。这些个迎新除旧传统，前后延续近二千年了。

两汉人心目中悲剧的屈原，宋代以后逐渐被塑造成为忠君爱国的圣贤，明清之际遗民学者笔下的屈原则是富有民族气节、满怀孤愤的爱国志士。20世纪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整合与融汇，传统的屈原形象发生深刻的裂变，屈原被分别描写为一个纵横家、巫官、有洁癖的殉情者、法家诗人，还有人认为屈原是一个“病态狂人”。

但是有朝一日受人赞美的将是
坐在光秃秃的地上写作的人，
跟底层人民坐在一起的人，
跟战士坐在一起的人。
—— 布莱希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