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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许多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都市，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维度。它现在远远超过了非常巨大的城市，甚至超过了一个重要国家的首都城市。它是新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开始形成的场所，超出了城市和国家较老的意义：一个事实上要在20世纪下半叶得到扩展的独特历史阶段，至少有可能扩展到全世界。

智慧花蕊，层层秀丽，少年多英俊，观察诸法，如钩牵引，扣入美女心，彻见法性，明镜自观，变化千戏景，作者为谁，乃五髻者，严饰住喉门。

编前9月25日下午，著名作家张承志携其全新散文集——《你的微笑》于兰州广场书城进行现场签售。作为张先生精神主场的临夏始终是他关注的地方，在全集34篇作品中有3篇作品与临夏有关，还有10多幅图片反映临夏风土人情。据张承志先生介绍：“《你的微笑》辑入了自2007年出版《聋子的耳朵》以后的所有未曾结集的新散文。忆旧、抒发、学术、思绪，都在其中。无须表白，读者自会知道。在我的作品中，增加的只是篇什、技法、领域和知识；书背后的我，并无一丝本质的改变。”谈及这部散文集时，张承志先生曾这样说，“这是一篇耗时十几年的作业，是我最后提交给大西北的汇报。我想强调：它包括了我对今日世界的观察。”《你的微笑》一书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张承志先生与该书责任编辑、青海人民出版社戴发望进行了一个问答式的采访，该问答经张先生同意，本刊有幸在全国媒体中首先刊登这一问答。1、散文集《你的微笑》责任编辑、青海人民出版社戴发望（下称编辑）：     张老师，首先向你表示祝贺。今年对你是个丰收的一年，不只这本全新散文集《你的微笑》顺利出版，而且不久前你获得了首届“朱自清散文奖”、第八届“华语文学奖散文奖”。另外，你的散文《大河家》被设为今年全国高考语文卷的题目。衷心为你感到高兴。     张承志（下称张）：对我来说，这一年只是巡回生命中、流水般的一年，没有任何特别。这样的年头去而复始，早已是自己生命的形式。和往常一样，我不过继续在如此的生存中，吮吸活力、发掘营养、学习开拓，把感悟纳入到某种文学或者学术的形式里。新书的出版，如孩子降生使人忍不住喜悦。但是若说到誉毁奖惩，就不值得那么激动了：它们提交社会的结论并不公正，于我的评介更似是而非，所以大可忽略不计。     2010年对我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本积累数年的新散文集。     活在剧烈的时代动荡之中，内心的冲动日日积累。宣泄的渴望，冲撞着寻找出口，如径自扑向自己的天命。它凝结并堆积，变作了这本《你的微笑》。     至于其他——无论中伤，无论获奖，于我无关紧要。如今泥沙鱼龙沐猴而冠的所谓文学奖，并不具备给中国文学以评价的资格。无独有偶，还可以说：包括大盘头彩的诺贝尔奖，愈来愈显现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宣传；愈来愈只是傲慢与偏执的西方心理展示。从中国到土耳其，只要面对东方，很少例外，有时它简直像特意在颁给可笑的劣等品。文学奖，在如今这个以不公平为特征的时代，经常是侮辱人心的工具。     体制豢养的“评委”，不懂得什么叫放弃“功名利禄”。他们不懂：一片山河与人民的喜爱与接纳，才是对一名作家的价比千金的奖掖。     2、编辑：就内容而言，这本书是难以归类的，涉及了多个文明地域和多方面的知识。这正是你不懈探索，拓展视域的结果。应该说这本书反映了你近年来的思考和求知。     张：话语环境的压力，逼迫一支笔要饱蘸文化的墨汁。既然很难一吐为快，那么我们便营造丰满的语言。好在我们背靠着伟大的山河和悠久的文明，其中的蕴含宝藏，足以提供矛与盾、弹药与掩护。本来是寻求思想的突围，但坚持的结果，居然是自己的提升。     这使我喜出望外；我尝到了学习的甜蜜，懂得了“求知要从摇篮直到坟墓”的意义。后来，学科的游击变成了迷恋的目标；在努力发掘一个又一个蒙古、日本、阿拉伯、西班牙的词语张力与文化内涵，把一篇两千字散文挥洒到两个文明三个国度、让它们形成美好的意味对仗、互角的力学支撑——之后，我真实地体会到：求知乃是活着的一项目的。     忍不住快乐我在《你的微笑后记》中这么写道——“如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它打磨掉旧有的毛病，指示了限制中的创造，它拨转着文章的形式，赐予了人原先不敢想象的能力。”     3、编辑：多年来你的足迹遍及欧洲、拉美、亚洲的许多国家，同时也没放    弃在国内尤其是西北地区的持续求知。你很早就与青海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部散文集中你反复涉及到青海，书中提出：“凡生命尽予收容”，这是你持续观察青海这块土地得出的生动结论吧？     张：近年来视线被引向青海，也许是三十年来深入大西北黄土高原的、长旅尽头的一个总结？当然也包括了近十年来在外国——在西班牙、日本、阿拉伯一角，印第安美洲——的感悟心得。     我只觉得：《凡生命尽予收容》一文并不是一篇对从祁连山到积石山之间土地的文化观察。它不是一篇学术文章，而是自己对半个世界的一次归纳，是自己对西北热土的一篇献辞。它也是一个立场的宣言；在习惯了大地母亲悲天悯人的胸怀之后，我们也决心要求自己、这样对待他人。     这是一篇耗时十几年的作业，是我最后提交给大西北的汇报。我想强调：它包括了我对今日世界的观察，也包括了我对穆斯林未来的思考。     说多了会更不好懂么？这一观点，不仅使得我与在体制的豢养下孪生的知识分子一划两界，更是我与“躲在帝国主义裤裆里高喊民主的斗士、扭捏于西方价值粪便里作艺术态的诗人”的对立宣言。     4、编辑：你以往的著作，书名照应内容都提示着鲜明的文化立场，而最新的这部著作却以“你的微笑”这样温和的字眼为题，是另有寓意吗？     张：“微笑”——是儿子依偎着母亲时，满心赞美与享受的神色；也是战士蔑视骄狂的敌人时，不由自主的表情流露。     它温和而成熟，但更充满挑战的决意。  5、编辑：在对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文化考察中，你坚持站在“文明主人的立场”发言。这一文化视角有什么深刻的含义？     张：因为自上一个世纪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开始，随着殖民主义的全盛应运而生的一些情报调查类学科，什么人类学或社会学、民族学或民俗学、地理学或博物学——就在侵犯文明主人权利、为帝国主义提供统治建议、长久置文明主体于奴隶地位——的过程中，发展了一些学术技巧及所谓科学。    我出身于不仅讲究实证、而且追求物证的考古学。我较多从事过史前遗址的发掘，以及蒙古和中亚历史的研究。因着这一学科出自，我早就对上述信息收集类学科怀着质疑——说得痛快点，他们的学科方法论，与特务盗窃军事经济情报、和贼娃子偷东西之间，若离若即，非常接近。     然而我们不仅生活于二十一世纪，更生活于清算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当我目击到：在一派清算资本主义学术、扫除侵犯文明主体的“东方主义”的历史大潮中，居然横行着把从殖民主义的死尸上剥下的褴褛当做大旗，吹吹打打招摇过市，在祖国大地上实行“二次东方主义”的冒犯——我当然要表达异议。     远在1998年我在主编一份被扼杀了的《人文地理》杂志时，我就在学理上提出过这一问题（《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收于散文集《以笔为旗》，2002）。这一问题的严峻，当然远不止学术一隅。     我关心的不是那些枯肠弄句的小人物。一旦批判的扫荡来临，他们不仅会作鸟兽散而且会跳到对立面振振有词。我关心的是自己的行为轨迹。我以尊重土地主人——他们乃是文明的主体和文化主权的拥有者——的一切语言、权利、心情的原则，规范了自己一生的文笔。     这样的自律，甚至不需要主人的赞美或知情。须知我阑入的是一些不凡的土地。我正脚踏着一片热土上的人心。我要尊重他们，绝不加入冒犯。天地是辽阔无垠的，人能获得其间的自由。这样的写作与追求，才是文学的目的。我说不尽她的魅力与包容。     6、编辑：你非常欣赏日本作家堀田善衞“文明的享受能力”的提法，你是被这句话所蕴含的善良的情感和正义的态度所感染吗？是否具备“文明的享受能力”，可以被作为是否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文明人的分界吧？     张：这是一个深有意味的问题。堀田善衞当然也是一块他山之石，虽然我对他的能力（熟谙中文、法语、西班牙语，锐利地意识到西班牙在世界大局中的特殊位置，对弱小国家以及穆斯林文明的自发热爱与同情）非常看重，但是最要紧的，还    是他使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新鲜的榜样：“痛感自己文明享受能力的狭窄”，并下决心实践纠正自己这一毛病。     中国人，尤其中国大学的教授们，多是对自己严重欠缺文明享受能力的气质，毫无感觉的愚钝的人。所以他们至今还破琴老调地呱噪，言必称挂星条旗的希腊，浑然自以为是自由民主的卫道士。他们污染着学校，日渐病入膏肓。     但幸好中国尚有文学的传统！人们自古不多相信鹦鹉学舌的讲义，而喜欢寻找于活泼有趣的文学。这便是我努力企图把堀田善衞和布雷南、西海固与西班牙、喀什噶尔及乌珠穆沁，都一股脑努力塞进读者脑袋的原因。     可别以为我们谈论的文明享受能力，与炫富的下流旅游是一回事！它们正是尖锐对立的两极。换言之，昨天惯于哭穷的国人，今天流行的正是炫富。他们乔装打扮，穿红戴绿，一路作态，追随着他们的作秀先驱。他们淫声浪语进行着的，是对文明的冒犯。     我们努力的一切终极目的，唯有唤起人们对文明的尊重。是的，他者的文明、他者的心情、他者的权利——乃是我们在“痛感自己文明享受能力的狭窄”之后，要抵达的目标。你说得对：努力向这个目标前进的人，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文明人。     7、编辑：你是一位备受知识界关注的作家，但对你做评价和归纳是件困难的事，用下列词语勾勒你的形象你会同意吗？孤绝的气质、正义的立场、不懈的求知、敏锐的文化认知力、广阔的文化视域。     张：前边说的，读着太累。干脆说点轻松的？你列举的词汇太沉重了，也未必准确。我想随手编两句，开个玩笑——     老百姓的学生，“叫兽”的眼中钉。     抓不着证据的嫌犯，查色盲的红绿灯。    8、编辑：你已年过花甲，但你的文字至今没有暮气，相反保持着一贯的蓬勃生命力。你何以做到这一点？     张：我想引用前不久我在北大一次演讲时说的话：     “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那些决心不侮辱自己的生命、决心做具备尊严的知识分子的一些人的——追求真理的问题。”     我只是不想“侮辱自己的生命”——如此而已，并无其他。     能做到这一点，除了因着自己的天性，更仰仗了环境的支撑。没有我经常嘲笑的、满目疮痍的文学界，没有有形无形读者的存在，我得不到这一生的磨炼，也不能成为这一个自己。     大西北，它的山河与民族对我的接纳和错爱，是千万作家中，唯我才能获得的一种大奖。我一直暗暗掂量着它，因为它，我学会了感悟世事的平衡，努力地求学与实践。     做为大西北农民的儿子，你们目击了这喜爱与接纳，你们清楚这奖励的宝贵。所以在此借一角纸，我要再次向成就了我的大西北，表达由衷的感激。

元明文学中出现了若干忏悔赎罪的商贾形象，这对于当时文人自悔自赎的心态颇有影响。

对于文学传统，该坚守的还是要坚守。钱钟书说任何一个文学的比喻是画不出来的。既然这样，就不用担心导演会取代作家的饭碗。既然时代是不可逆的，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没有电子数码的时代，就应该学会接受。

敦煌小说，可以分为"古体小说"和"通俗小说"两大类，其中"古体小说"又可分为"志人"和"志怪"两小类，"通俗小说"又可分为"传奇"和"话本"两小类。

格非几年前曾受邀旅居在法国南部一个小村庄，专心写作《人面桃花》。那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小村庄，但令他惊讶的是，那里的农民都非常尊崇自己国家的文化，绝大多数农民对福楼拜、普鲁斯特等本土小说家的经典文学作品格外熟稔，津津乐道。格非非常羡慕这种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相比之下，我国古典文学传统，作为一个体系的价值显然还没被中国人认识到。”

闻一多欣赏浪漫、唯美的诗歌，他把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比作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这令何兆武有些吃惊：这首诗有虚无颓废的味道，人生观不是很积极健康，与闻一多斗士的形象似乎不是很一致。

大江健三郎09年10月5日首次访问台湾，参加社科院外文所与中研院合办的大江健三郎学术研讨会，并与莫言、朱天文对话，本文为《联合报》发表的大江在研讨会上的讲话。

鲁迅对域外绘画的敏感力不亚于文学。

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于8月30日去世。讣告称为自叶芝以来最重要的爱尔兰诗人。2012年他曾接受中国报纸访谈

禅宗所推动的诗歌创作构思与审美上的根本原则的改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基于顿悟“清净自性”，追求无思、无念的境界，通过般若“知”“见”，体悟到自己的绝对，达到清净自性的发展与复归，这是对主体的认识与肯定；再一点是基于对“平常心”的肯定，强调自心的随缘应用，认为“绝对”即在人生日用之中，把绝对的“自性”与相对现实“人性”等同起来。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国少数族裔多数活动在国家版图的边疆与偏僻地区，如果从这种表面的人口地形学入手，在有关少数族裔的分析性话语中，不自觉地就形成了凝聚性中心与耗散性边缘这样的二元图示。

《艾略特文集》五卷（陆建德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出版，翻阅书页，触发我想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一些诗文人事，连绵蜿蜒到今天，已经是历几代人而起起伏伏了；却都如在眼前，萦绕不去。

前贤译诗，所定的译名，往往比通行的新华社标准要好看中听。《鲁拜集》的“鲁拜”（ruba’i）又叫“柔巴依”，平声，飘逸着西域风情。作者Omar Khayyam （1048~1131）是波斯哲人兼大数学家、天文学家，郭沫若译作莪默，如今恐怕只可唤作个奥马尔了。《鲁拜集》在英文世界的美名，得归功于诗人费慈杰罗（Edward Fitzgerald, 1809~1883）的“自由翻译”。费氏出身富裕人家，母亲是社交圈的美人，他却从小嗜读书而性格孤僻。在剑桥三一学院，他同丁尼生、萨克雷等三五个文学才子订交，毕业即隐退乡间，平日只喜欢跟本地渔民泛舟弄潮，终生未事任何职业。四十七岁才下决心结婚，新娘长他一岁。结果没过几天，就躲到朋友家，捧起一本书，不肯见新娘了。那本书便是《鲁拜集》，“莪默，给我送来了慰藉”，他说。 费氏译诗可谓苦心孤诣。稿成，只印了二百五十册，未署名，面世（1859）却受了冷遇。两年后——其时书店已作削价处理，从一先令降至一便士一册（一先令等于十二便士）——一个偶然的机会，被罗赛蒂、史文朋、勃朗宁、罗斯金等诗坛名流与批评家看到，大加褒扬，逃婚的书蠹才成了明星。不过，费氏的《鲁拜集》并非学者式严谨的翻译，也不按原文抄本的编排顺序，而是重新组织，大胆联想，甚而借题发挥，将自己对人生挫折的感怀，溶入原作的略带忧伤的享乐主义和对正统信条的怀疑精神。他认为，一首诗直译与否并不重要，但须是“活的”。“倘若不能留存原作的生命，就得注入译家自己次等的生命；宁要一只活麻雀，也强如老鹰标本”（引自A.S. Byatt序）。兹以开头的两阕为例，试译如下——“鲁拜体”格律为四短行押尾韵，aaba，似中国绝句，但作法上是末行发力，破题“如指甲抠心”（波斯诗人Sa’ib语）：   Awake! for Morning in the Bowl of Night Has flung the Stone that puts the Stars to Flight: And Lo! the Hunter of the East has caught The Sultan’s Turret in a Noose of Light. 醒来！晨曦已往黑夜之碗 扔进石子，星星逃散： 看，那东方的猎手抛出光索， 套中了苏丹的塔尖！ Dreaming when Dawn’s Left Hand was in the Sky I heard a Voice within the Tavern cry, “Awake, my Little ones, and fill the Cup Before Life’s Liquor in its Cup be dry.” 梦里，黎明的左手刚伸上天空， 忽听客栈内一声喊：醒醒 我的孩子，快斟酒来， 莫叫今生的佳酿短了一盅。   据说，从前阿拉伯的骆驼商队凌晨上路时，以石子落碗为号。 百年新文学，浸淫于欧风美雨；几代诗人学者皆对费氏《鲁拜集》情有独钟，汉译遂层出不穷。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朱湘，及李霁野、黄克孙、虞尔昌先生等，都试过身手，丰姿各异。影响最大的，似乎还是郭老的译本，只是其底本为第四版修订本（1879），颇可惜。因费氏的修订大约受了评家的压力，束缚了他的“活麻雀”的灵动，虽然稍贴近原文，读来却像是“老鹰标本”。郭老的译文热情奔放，笔触精准（“高瓴”凑韵，除外），大致可见与初版的迥别： 醒呀！太阳驱散了群星， 暗夜从空中逃遁， 灿烂的金箭， 射中了苏丹的高瓴。 朝昧的幻影破犹未曾， 茅店内似有人的呼声， “寺院都已扫净了内堂， 托钵人何犹门外打盹？” 当年博尔赫斯在哈佛作“诗艺六讲”，论及《鲁拜集》，激赏费氏初版的大胆比喻，特意举出“黎明的左手”为例。左，或左手，在《圣经》与近东文学的传统，常有邪曲、不祥、罪恶的意味，乃至充当异族或“他者”的象征。而莪默的原作，压根儿就没有这一短语；完全是译者的戛戛独造。第二版起，改作“朝昧的幻影”（phantom of false morning），则精巧隐晦有余，少了点神秘的猝不及防的冲击力。假使这“东方情调”的一束诗章，不称翻译而是当作费氏的原创发表，罗赛蒂、史文朋他们还会赞不绝口吗？博翁问道（页69）。只怕要说他滥情、媚俗，没翻几页，就把诗集丢回那堆一便士削价书里去了。 二〇一〇年八月于铁盆斋，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1.9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诗艺六讲》（This Craft of Verse），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 费慈杰罗：《鲁拜集》（Rubaiyat of Omar Khayyam)，A.S. Byatt序，Edmunt Dulac图，Quality Paperback Book Club, 2000。 《鲁拜集》，Peter Avery & John Heath-Stubbs英译，企鹅丛书，1979

刻下的“群体性事件”多为公民大众基于联合行动机制而实施的“公民集体行动”，属于公民权的基本宪法权能。它在将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付诸公开集体抗争形式的同时，为建构一种满足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理性沟通的政治生态提供了契机。随着中国社会生活日趋复杂和多元，制度设置必须提供更为多元和开放的利益表达形式，特别是利益实现的法权程序。在此，澄清多元社会利益的正当性及其集体表达形式的必要性，经由“非事件化”和“去事件化”，说明所谓“群体性事件”本身的常态性，进而寻求其合法化和正当性。

但是有朝一日受人赞美的将是
坐在光秃秃的地上写作的人，
跟底层人民坐在一起的人，
跟战士坐在一起的人。
—— 布莱希特

2004年，章先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此篇为对邬国平、樊荣先生商榷的答复。

全世界一年的土豆收入要超过整个殖民时期从拉丁美洲开采出的全部贵重金属的价值。安第斯山农人对世界的贡献不可估量。

蒲松龄生活的时代，主要是清初顺治、康熙年间。到他的晚年，开始进入"康乾盛世"。这时清统治渐趋稳定，人民却照样遭受着各种各样难以挣脱的苦难。所谓的康乾"盛世"，决不是老百姓的极乐世界和幸福天堂，人民不过是像鲁迅所说，生活在一个"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