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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皇帝经常用占卜来预测吉凶，金代由于占卜而引发的宫廷政治斗争一直持续不断，其原因一方面是皇室想发动政变，另外一方面是皇帝想借此清除政敌。

2008年10月26日—30日在北京召开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以五四为场域的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

p.53  林彪在1965年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中认为就像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一样，世界的农村（即发展中国家）将会打败世界的城市（即发达国家）。当时美国的约翰逊政府将这些话看成是中国支持（很可能是公开参与）共产主义颠覆世界各地（特别是印度支那）的蓝图。林彪的这本小册子是美国决定出兵越南的一个因素。但是，也有当代的学者认为林彪的话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对越南和其它革命运动的军事支持是有限的。因为，林彪宣称“群众的解放是由群众自己来完成的 -- 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战争或人民战争是其本国人民群众的事，应当主要通过该国人民的努力来完成。“   p.60  艾奇逊1950年1月12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讲话中提出了美国全新的亚洲政策。他的讲话包括3个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观点：   第一点他认为国民党既在政治上不敷用，而且在军事上无能。他推断说，共产党并没有创造出这个条件，而是有技巧的利用了这个漏洞。蒋介石和他剩下的军队现在只是中国沿海一个小岛上的难民。无论地缘政治的影响是什么，在丢失中国大陆以后，反抗共产党占领台湾是没有意义的。这实际上也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的、美国总统批准的NSC-48/2文件的判断。这个文件于1949年12月30日生效，文件的结论是台湾的战略重要性不足以证明公开的军事行动是合理的。...   第二点，艾奇逊确定地指出从长期看谁是中国独立的威胁。共产主义概念和技术使得俄罗斯帝国主义具有新的和最阴险的突破能力。苏联正在将中国的北方省份从中国分离，将其附属到苏联。这个过程在外蒙古已经完成了，在满洲已接近完成，苏联的特工从内蒙古和新疆也向莫斯科发出欣喜的报告。...   艾奇逊的第三点的含义更为深远，他无异于指出中国有一个明确的铁托主义的选择。艾奇逊提出要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建立在美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他说无论中国国内的意识形态是什么，中国的领土完整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必须采取我们一贯采取的立场，那就是谁破坏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是中国的敌人，也是在进行违反我们利益的行动。”   艾奇逊关于共产主义中国的观点，直到二十年后当尼克松向他的内阁提出类似建议时才再次出现。艾奇逊的讲话高明地触及了斯大林裸露的神经。斯大林得知后派他的外交部长和资深部长拜访正在莫斯科参加谈判的毛，以告诫毛关于艾奇逊的诽谤。斯大林邀请毛重新保证，这是一个狂乱的举动，和斯大林通常的洞察力是很不一致的。... 两位苏联部长请求毛出面否认艾思奇对苏联企图分离部分中国或是在这些地方居支配地位的指控，他们建议毛将艾奇逊的评论描述为是对中国的侮辱。毛并没有对此做任何评论，只是向他们要了一份艾奇逊的讲话，并询问艾奇逊可能的动机是什么。几天后，毛批准了一个讽刺性的攻击艾奇逊的声明。与苏联以苏联外交部的名义所作出的的反应 不一样，北京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新闻社领导人的名义拒绝艾奇逊的建议。声明的语言谴责华盛顿的诽谤，但以相对较低的外交层次发表声明为中国的选择留出了空间。毛在莫斯科期间选择不谈论他的观点的全部含义，试图为他的仍限于孤立的国家营造一个安全网。 p.200-207   89后美国的两难境地 天安门事件后，美国不同政治观点的人都要求制裁北京。... 五个月前刚刚就任总统的布什对于制裁的长期后果感到不安。布什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Scowcroft)将军都曾在尼克松行政当局任职，他们在那时都见过邓，而且都记得邓为保持与美国的关系与四人帮斗争，以及邓代表了个人较大的活动空间。他们钦佩邓的经济改革，他们试图平衡他们对镇压的厌恶与对中国开放以来世界变化的尊敬。他们参与了当时外交政策的实施，当时所有反对美国的人都可以指望中国的支持，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害怕一个被世界孤立的中国，而当时的苏联在不受其它侧翼牵制时可以实施对西方施压的政策。 ...   天安门后布什总统处于一种微妙的处境。作为前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他能够理解中国人对他们认为的外国干预的敏感。同时，布什在美国政治中的长期生涯使得他对美国国内政治现实有敏锐的了解。他注意到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华盛顿的中国政策应当“寻求向北京的领导人传达一个清晰的、有原则的表示愤怒的讯息”（用当时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佩洛西的话来说）。 ... 布什以高超的技巧和优雅走钢丝。当美国国会对北京采取制裁措施时，布什软化了某些棱角。同时，为了表达他的信念，他暂停了6月5日和20日的高级别政府交流，暂停了军事合作和警用、军用设备的对华销售，并且宣布反对世界银行和其它国际金融机构对中国的新贷款。... 在前几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中两国政府的行为是事实上的盟国，现在各奔东西了。在没有高级别接触的情况下，双方的忿怒和反责不断高升。为了避免不可修复的破裂，布什诉诸于他与邓长期以来建立的关系。6月21日他以个人名义给邓写了一封长信，“做为一个朋友”称呼邓，绕过了行政科层和他自己发布的暂停高级别交流的禁令。布什以灵巧的外交表现，表达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尊敬，避免使用任何会使人感到他在指令邓如何统治中国的措辞。布什敦促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理解美国的忿怒是美国理想主义的一个自然流露。...   布什表示他是在他国内政治影响力的最大限度内操作。... 作为美国总统我所采取的行动是不可避免的。... 布什呼吁邓运用同情，因为这会对美国公众有影响：中国发表任何和平解决与示威者进一步争端的声明在美国都会得到欢迎。...   为了探索这些想法，布什提出要在绝密的情况下派一个高级别的信使到北京，代表布什坦诚地向邓表达布什在这些事物上的信念。   邓第二天就回答了布什的建议，说欢迎美国信使来北京。... 7月1日，布什派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Scowcroft)和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Eagleburger)来到了北京。这次使命是高度机密的，只有几个华盛顿的高级官员和美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知道。   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乘坐一架没有标志的C-141军用运输机飞到北京，他们到来的消息是如此严密地保守，以至于据称中国防空力量曾电话请示杨尚昆主席询问是否应击落这架神秘的飞机。机上装备有空中加油设备以避免沿途停靠，并装有能够与白宫直接交流的通讯设施。在双方会谈和宴会时没有展示两国的国旗，没有新闻报道。   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会见了邓，李鹏总理，和外交部长钱其琛。邓赞扬了布什，并表达了他对布什的友谊，但是邓认为美中关系的紧张责任在美方。邓说，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不幸的是美国卷入过甚。从两个多月前事件开始时我们一直感到美国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把中国逼到了墙角。这就是我们这里的感觉，... 因为反革命的目的是要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他们成功了，世界将会大不相同，坦率地说，这会导向战争。 ... 邓对美国信使说，我们不怕制裁。美国必须了解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打了22年的战争，牺牲了两千多万生命，我们赢得了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替代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为几十年的经验考验和证明了的。   邓强调，是否改善关系取决于美国。他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解铃还须系铃人”。至于中国方面，他说在惩罚造反煽动者时北京不会动摇，“否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如何存在？” ...   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中，1989年11月我（基辛格）接受了中国领导人的邀请访问了北京。

2012春夏，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继续挑衅，先是东京都政府号召"购买钓鱼岛"，接着右翼分子登岛"垂钓"，让这一问题进一步凸显。

在现代洛克研究的三个主要流派中，有两个的形成都大大依赖于对这些手稿的解读（只有左派的迈克弗森[C. B. Macpherson]，似乎没有明显受到这批文稿的影响）。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通过解读其中的《论自然法》，特别是对其中一些看似矛盾的地方的仔细推敲，得出结论说，洛克并不像自由主义者们所崇拜的那样高尚（或肤浅），而是骨子里与邪恶的霍布斯一样，只不过以非常含蓄的语言传达了相同的思想而已。剑桥大学的思想史家约翰·童恩（John Dunn）则把他早年文稿中一些矛盾和幼稚的说法归结于青年洛克的思想不成熟。他通过分析对勘洛克前后不同时期的文稿，得出了和施特劳斯完全不同的结论：洛克不仅和霍布斯完全不同，而且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充斥了他的著作的基督教说法。同样一批材料，为什么会导致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呢？

当年的美国崛起和英美关系，与当今的中国崛起和美中关系，难以直接比较，不同处比比皆是。两者至少有基本性质、根本目的、关系方式、社会基础和历史环境条件等众多不同。当然，两者在若干方面确有一些重要的类似性，可资比较和研究，以提供历史启示，且至关重要。（本站所刊版本包括注释）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以大量的资料展现了清廷天主教政策的发展变化，记载了清廷严行禁教的各项措施，披露了禁教时期天主教暗中流传的情况。

厉鹗是雍乾间著名诗人。崛起于“清初六大家”之后，“乾隆三大家”之前，地位独特。

经史关系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中的一个重要论题。由于对这问题的讨论，涉及史学在中古时期的发展中，力图摆脱经学的笼罩获得“史学自主”(autonomy of history)的理论问题。所以前贤学者，对此有过不少的讨论，尤其是对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提出的相关理论，论述得尤多。本文考虑到这一命题在学术思想史中，往往因学术语境的不同而表现不同内涵的复杂特点，试将此论题，置于思想学术史的演进过程当中，考察其提出的学术思想史的渊源及其演进的内在理路（theory of inner logic），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其予以阐释，进而揭示它在史学史中的意义。一经史关系的讨论，虽然很早就有学者提及，但是真正展开对二者尊卑关系的讨论，实际是从宋代开始。对此，清代的钱大昕曾有所论述。《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序》云：经与史岂有二学哉？……初无经史之别，厥后兰台、东观，作者益繁，李充、荀勖等创立四部，而经史始分，然不闻陋史而荣经也。自王安石以猖狂诡诞之学要君窃位，自造《三经新义》，驱海内而诵习之，甚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章、蔡用事，祖述荆舒，屏弃《通鉴》为元祐学术，而十七史皆束之高阁矣。嗣是之道学诸儒，讲求心性，懼门弟子之泛滥无所归也，则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为言之，而空疏浅薄者托以藉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按照钱大昕的观点，在学术的发展中，虽然早就导致了经、史分途，但是始终“不闻陋史而荣经也”。直至宋王安石废汉唐经注，倡言新学，“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其后则又有理学的兴起，“诸儒讲求心性，惧门弟子之泛滥无所归也，则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发展至此，经与史在地位上才出现尊卑高下的差异。[1]我们说，钱大昕的论述虽然明显具有清人基于汉学立场对宋人学术批判成分，但也确实在某种程度抓住了经史关系变化的关节所在，即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人们对于经史关系认识产生有很大的影响。史称：“自王氏之学兴，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谈。”[2]王安石作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虽然一直受着理学中人的批判，但是其开启一代学风，在一定意义上促进理学发展之功，却是学术思想史不争的事实[3]。钱穆先生认为王安石对待读经的态度是“在致我之知以尽圣，然后于经籍能有所去取，此见解。竟可谓是宋人开创新儒学的一条大原则”。[4]所以在一定意义上，钱大昕是以王安石为经史关系观念发生变化之橥，揭示了学术思想演化中，理学思想的形成对经史关系观念影响的内在理路。然而王氏之时，理学的基本观点和理路还只是初露端倪，所以在经史关系认识方面还未显现什么值得注意的影响，而至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家时，受佛教华严宗尤其是华严禅理事说的影响，则开始广泛涉及到“理”与“事”之关系的讨论，并将这一观念引入到经史关系的讨论，形成其强调读经穷理，把经学置于一切学术之上的观点。据《上蔡先生语录》卷之中载，程颢甚至批评学生谢良佐爱好史学，“举史文成诵”，是“玩物丧志”。在二程的观念中，即使是“六经”中的《春秋》，因为是依鲁史改编的史著，也是形而下之“用”，而非形而上之“体”。认为：“盖《春秋》圣人之用也。《诗》、《书》、《易》如律，《春秋》如断案；《诗》、《书》、《易》如药方，《春秋》如治法。”[5]正是在这种基本思路的支配下，他们“尝语学者，且先读《论语》、《孟子》，更读一经，然后看《春秋》，先识得个义理，方可看《春秋》”[6]。表现出明显的荣经陋史的思想倾向。二程以后，其荣经陋史的思想，继续为他们的门人后学所接受，尤其是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在二程观点的基础之上又有所发挥。与程颢一样，朱熹也强调读书必须“以经为本”，“先经后史”，他批评同时学者吕祖谦道：“东莱聪明，看文理却不子细”。“缘他先读史多，所以看粗着眼。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而当他的学生问起吕祖谦的学术时，他不无轻蔑地说：“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学生不解地问：吕祖谦不“也是相承那江浙间一种史学，故凭地”？而他对这追问显然很不满，所以不无情绪地答道：“史什么学？只是见得浅！”[7]因为，在他看来：“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甫一生被史坏了；直卿亦言，东莱教学者看史，亦被史坏。”[8]“故程夫子教人先读《论》、《孟》，次及诸经，然后看史，其序不可乱也。”[9]可见钱大昕所谓“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是完全具有历史根据的，而所指就是二程、朱熹一系的理学学者对经史关系的思想观点。我们说，钱大昕虽然意识到了理学的发生、发展对荣经陋史的学术倾向具有重大的思想影响，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荣经陋史的观念？这种思想观念的哲学依据是什么？作为一位考据学家，钱大昕并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追问。然而这也正是我们所要论述的最关键的问题所在。溯本追源，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宋理学家，之所以认为经尊史卑、经精史粗，强调读书先读经再读史，以经统史，其根本是与他们“理一分殊”的理学思想分不开的。程朱理学体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改造佛教华严宗和禅宗理与事理论的基础上，突出地强调“天下只有一个理”[10]，认为这个超验抽象的、普遍的“理”，是独立于具体经验事物之外，从事物外部决定并制约着具体的、特殊性的事物的存在，从而构成其理气相分，道器相离，普遍外在特殊的二元世界观体系：一个形而上的“理”的世界，“若理，则只是一个净洁空阔的世界，无形迹”[11]；一个由超验之“理”分殊的具体的芸芸世界。其中，作为这经验的芸芸世界，在它存在和不断展开于时间的过程中，也就是它对“理”不断体现的过程，而这芸芸的经验世界形而下的属性，必然决定了其对“理”之展现或反映的不完全性。事实上，二程、朱熹等人正是从他们这一基本的理学观念出发来理解经史关系的。他们之所以“荣经陋史”，强调经对史的统辖意义，是因为他们认为经是天理的体现：“‘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曾经圣人之手，全是天理。”[12]只有“以经为本”，在从“六经”中汲取天理“而后读史”，才能“陶铸历代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13]，求得“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进而达到格物致知、体察形而上之天理的目的。因此，程、朱等人荣经陋史的经史观，从一定意义讲，也正是他们“理（道）统于气（器）”、“理一分殊”等基本理论在经史关系的问题上的逻辑推绎。二我们认为，从“荣经陋史”到“六经皆史”的理论转变，在理论上实质存在有二大基本观念上的突破：一是需要对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是否具有统一的关系，普遍真理与具体事物之关系是超然于外还是内在其中认识上的突破；一是需要对“六经”是一切真理渊薮，具有绝对的思想权威地位之神话的突破。其中后者，实质也是在前一观点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在二程和朱熹等为代表的理学家倡言“荣经陋史”的经史观的同时甚至之前，已经有一些学者提出经亦史的观点，而且这些学者很多也是从“道”与“器”、“理”与“事”之关系的高度对经史关系问题展开讨论的。例如早在北宋时，苏洵就提出过“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史“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的观点[14]。南宋时，叶适也认为“经，理也；史，事也”，而且同样认为“专于经则理虚，专于史则事碍而不通”[15]。入元，这种观点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有郝经、刘因等，提出“治经而不治史，则知理而不知迹；治史而不治经，则知迹而不知理”等观点，[16]甚至在此基础上提出“古无经史之分”的观点等等。[17]从这些论述人们可以感觉，这些人似乎意识到绝对之“理”与经验之“事”事实上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而并不能截然分开，所以他们才会得出经史“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甚至“古无经史之分”的结论。这实际也是理学在程朱以后，理学学者竭力弥和程朱完全离析道器、二分心理的理论缺陷，而出现和会朱、陆（九渊）的一种哲学倾向。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上述这些学者对“道”与“器”、“理”与“事”的统一关系并没有在理论上作出明确的说明，所以他们对于经史关系的论述，在理论上并没有导致出突破性的进展，自然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学术影响。对经史关系的认识在理论的层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明中叶的王阳明。关于王阳明与程朱等人在经史关系认识的对立，钱钟书先生已有所注意。但是钱先生仅仅认为，王阳明“五经亦史”的观点，只是前人“言意之辨”中“言不尽意”观点及庄子糟粕“六经”观点的翻版而无新意，而没有对其各自的观点作出更深层的哲学追问。[18]事实上，王阳明与程朱等人之间经史关系说的对立，并不仅仅是所谓意义与语言表述的问题，而是在实质上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论上的歧异。史载，明正德七年（１５１２年）年底，王阳明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随即返乡归省，途中与弟子徐爱讲学。当时徐爱问：“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对此，王阳明回答说：  　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史，《春秋》亦经，“五经”    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    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其奸。[19]王阳明这里所说的“五经”，实际也就是“六经”，除后者不包括亡佚的《乐经》外，所指是一样的，都是对儒家流传下来的五部经典的统称，因此所谓“五经亦史”，也就是“六经皆史”，因此这也是古代学术史上对“‘六经’皆史”的第一次，也是最明确的说明。但是值得提出的是，王阳明所阐述的经史关系的理论价值，不仅仅在于其明确提出了“五经亦史”的观点，因为这种说法前人早已有所涉及，而其关键在于他空前明确地将“事”与“道”统一起来，并以此理论为基础说明经与史的统一关系，因而形成了对古代经史关系认识的大突破。王阳明之所以提出“五经亦史”的观点，其理论上的前提，一是他对所谓“理”或绝对的理解，一是在对“理”的理解基础上形成的对所谓“六经”的理解。从对“理”的认识的角度来说，与程、朱等人所谓“性即理”，“析心与理为二”，将理视为超然于经验事物之外的绝对存在的观点相反，王阳明认为“心即理”，[20]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21]即所谓的“理”，不是超验抽象地存在于经验事物之外，而是内在于作为普遍之理与个体意识相统一的，具有道德渊薮和本体意义的“心”里。从这种认识出发，自然无论是表现为普遍意义的圣人所作之“六经”，还是表现为具体经验过程的历史，都是混融如一地存在于体现为良知良能的人的心中，所以在这意义上“事即道，道即事”，特殊体现着普遍，普遍内在于特殊。因为在王阳明看来，“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经史一也”，二者统一地同具吾心。于是这一认识论上的转变，无意间便为“六经皆史”的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从对普遍之“理”的理解基础上所形成的对“六经”的价值理解来说，由于王阳明以世界统一于意识的主观唯心主义诠释经史关系，所以程朱理学理论中被奉为天理所在的“六经”，在王学理论中则只是被视为一种“致良知”的工具，从而把“六经”的权威置于主体的理性之下，所以王阳明说：“‘六经’，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录者特名状数目而已。”[22]即相对人人具足的良知来说，“六经”不过是个登记财产的帐簿而已，而阅读过帐簿并不等于真正拥有了财产，同样，阅读过“六经”也不等于体认到了自我的良知，完成了对天理的认知。应该说王阳明“五经亦史”的论述，其主旨并不是要提高史学价值，只是认为以“六经”为代表的知识，如果不融入作为个体内在意识的“心”中，是不可能化为道德行为的。但是由于他将“经”仅仅被视为登记财产的帐簿，使得“经”的权威被大大降低，从而为作为经验的史的地位的上升留出了空间。于是，王阳明讨论修养途径的初衷，转而成了后来史学最终摆脱经学的笼罩，获得“史学自主”(autonomy of history)的理论依据。而这又在无意之间为古代经史关系的认识构筑了一个突破点。王阳明对经史关系的论述，随着其主要哲学著作《传习录》于正德十三年（１５１８年）刊刻，及整个王学在社会中影响的扩大，对后来的经史关系的讨论起了很积极的推动作用。王阳明之后，其再传弟子，南中王门中的史学家薛应旂，曾在王阳明论述的基础上对“五经亦史”作过进一步的演绎。不同的是，在薛应旂的论述中，已不再像王阳明那样，主要是讨论道德修养问题而发，而是直接针对朱熹“经精史粗”，尊经抑史的观点进行的批驳，即其意已是专意讨论史学问题了。薛应旂说：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经史一也。后世史官咸推迁、固，然一则退处士而进奸雄，一则抑忠臣而饰主阙，殆浸失古意而经史始分矣。朱晦翁谓吕东莱好读史遂粗着眼。夫东莱之造诣不敢妄议，若以经史分精粗，何乃谓精义？入神之妙，不外于洒扫应对之间也！[23]薛应旂这里所针对的是朱熹批评吕祖谦“好读史”，认为“经精史粗”，多读史无益于人的道德修养的观点所发的议论。其中他所谓“经史一也”的观点，包含二层意思：一是经与史的起源是同一的；二是经与史的本质意义是同一的，而经与史的分途只是因为后之史的叙述中没能很好地体现“道”（理），“浸失古意”的结果。这实质正是王阳明“事即道，道即事”，道内在于事，事亦体现道观点的演绎。薛应旂经史观与王阳明心学的理论联系，可以从薛氏对“六经”与心的论述中体察到，薛应旂说：人之言曰：圣人未生，道在天地；圣人既生，道在圣人；圣人既往，道在    “六经”。是“六经”者，固圣人之道之所寓也，然其大原则出于天，而夫人之心，则固天之心也。人能会之于心，则圣人之道，即吾人之道，有不在“六经”而在我者矣。[24]又说：人人存其本心而形气不扰，则“六经”可无作也。于是乎可以知圣人作经之意也。《易》以道化，《书》以道事，《诗》以达意，《礼》以节人，《乐》以发和，《春秋》以道义。先后圣哲，上下数千年，究其指归，无非所以维持人心于不坏也。[25]在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到薛应旂的论述所展现的经、史及心相互关系的逻辑思路是：一、“道”是历史的产物，它在历史过程中展开，并被记载在典籍（“六经”）之中；二、作为主体意识的人心就是天之心，就是圣人之心，“圣人之道，即吾人之道”，因此作为“圣人之道之所寓于”的“六经”，也必然存在于人的心中；三、远在圣人制经之前，道已存在于天地，“六经”远远不能取代与天相埒的“心”体现的道的全部内容，“六经”有限，而道无限，所以“人能会之于心，则圣人之道即吾人之道，有不在‘六经’而在我者矣”；四、这“不在‘六经’而在我者”，就是作为世界本体和道德本原的吾心或良知，如果“人人存其本心而形气不扰”，保持先天良知的本真，“则‘六经’可无作也”，因为“先后圣哲上下数千年，究其指归，无非所以维持人心于不坏也”。这样，按照薛氏推绎的逻辑，所谓的“六经”不再是，也不可能是全部的天理所在，它与上下数千年一切维持人心不坏的说教，包括体现了良知本真的史，在意义上完全一致的，都是使主体致良知、复本真的中介或工具，于是“经史一也”，价值等同，既没有三代所制与后世所作的高下差异，也没有经精史粗的区别，“入神之妙，不外于洒扫应对之间也”，无论“理学政治，论次旧闻，凡事关体要，言涉几微者”，只要人们能够会之于心而“自得之”，就都与圣人所制的“六经”一样，具有同等价值，于此人们自然也就“庶无伯恭之累也”。[26]于是，理气合一，道器合一，知行合一，道亦是事，事亦是道，即“‘六经’皆史”，“经史一也”。所以薛氏结论说：“苏洵氏谓：‘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而世儒相沿，动谓经以载道，史以载事。不知经见于事，事寓乎道，经亦载事，史亦载道，要之不可以殊观也。”[27]循着王阳明的心学理论及其经史观，进一步发展了苏洵等人的观点，认为作为真理的“经”（道）与作为经验的“史”（事）是统一并展现于具体之过程的，从而在理论上将史提高到了与经相埒的地位。[28]如果说作为王学中人的薛应旂还基本是循着王阳明以心说理，心理不二，道事相即同具吾心等观点的思路阐述经史关系，那么当时一些学者则在接受王阳明以统一道事说经史关系的观点的同时，开始抛开心学的理论思路来论述经史关系的问题。例如丰坊便曰：人有言：经以载道，史以载事。事与道果二乎哉？吾闻诸夫子：“下学而上达。”子思亦云：“率性之谓道。”性也者，天理也；道也者，人事也。人事循乎天理，乃所谓道，故古之言道者，未始不征诸事也。言道而遗于事，老之虚、佛之空而已矣！故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空言美听，而非践履之实用，行事有迹，而可以端趋舍之涂。是故《诗》、《书》已删，《礼》、《乐》□正，必假《鲁史》修《春秋》，以为《诗书礼乐》之用，必征诸行事而后实也。经与史果二乎哉？繄“六经”赖夫子而醇，诸史出于浮士而杂，非经史之二也，存乎其人焉尔！[29]稍后的沈国元也说：经以载道，史以纪事，世之持论者或歧而二之，不知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之所系＊重矣。[30]在他们看来，道与事，具有普遍性的真理与具体的经验存在只能是相互依存而不可分离，即道无不在而散于具体事之间，言道决不可遗于事，人事徇乎天理也就是道，因此，无论是经还是史也都是道事俱载，二者也就没有什么尊卑的差别，没有什么可荣可陋的必要。但是可以看出，丰坊和沈国元的论述与薛应旂的相关论述显然不同，他们并没有从存在统一于意识的心学观点出发来探讨经与史的关系问题，然而他们在关于事与道相统一这一点上，仍表现出与王阳明“道即事，事即道”观点的理论联系。丰坊等人这种扬弃心学立场的对经史关系的阐释，对于史学地位的提升，应该说更有实质性的价值。当然，王学对经史关系说的影响，除道与事相统一，普遍内在于特殊，并表现于具体过程中等理论影响外，还表现于王阳明所鼓吹的“良知”说，对张扬自我、蔑视权威的个人主义精神激发。王阳明曾经对他的学生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31]认为“学贵得知信，求知于心而非也，虽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32]王阳明的这些论述虽然仍是从其“心即理”的心学理论出发，旨在强调道德践履的主体自主性和内在之知对于行为的指导意义，但是它也确实极大地启发、鼓舞了一代学者，其中一些学者循此更向异端发挥，以致于在对待“六经”价值的问题上，也出现新的、否定其权威地位的认识。例如史学家王世贞就声称：“吾读书万卷而未尝从‘六经’入。”[33]唐顺之也说：“语理而不尽于‘六经’，语治而不尽‘六官’。”[34]而‘异端之尤’的李贽在其《童心说》中更放言：“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从史料学的角度将“六经”的灵光抹了个精光。而在这些人的身上，王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唐顺之与薛应旂同属南中王门，李贽曾拜泰州学派座主王艮之子王襞为师，亦为王门泰州学派中健者，至于王世贞虽非王门学人，但是也深受王学的影响，他曾经自道说：“余十四岁从大人所得《王文成公集》读之，而昼夜不释卷，至忘寝食，其爱之出于三苏之上。稍长，读秦以下古文辞，遂于王氏无所入，不复顾其书。而王氏实不可废。”并云：“和王文成公之氏致良知，与孟子之道性善，皆于动处见本体，不必究折其偏全，而沉切痛快，诵之使人跃然而自醒。”表明他对王学的一定认同。[35]“六经”权威地位的否定，既是史学地位获得提高的重要前提，也是经史关系讨论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前提。随着相关讨论的展开，人们对于经史关系的认识，也越来越脱开原王阳明提出问题的理学语境，逐渐转换为仅就史学本身讨论的理论问题。在当时的有关论述中，晚明大史学家王世贞的论述最具有史学理论的价值。例如王世贞曾从纯粹史料的角度论到“稽古史即经也”，即考核古史不能离开“经”。他认为由于上古的历史文献从春秋战国以来，因为“日寻干戈，若存若亡，迄于秦火，遂茫不可迹”，于是《春秋》等作为“焰而犹存”的文献，便格外值得珍重，“故史也而尊曰经”。[36]此外，王世贞还对王阳明“事即道，道即事”，道内在于事，事体现着道的观点作出新的阐释，认为“史不传则道没，史即传而道亦系之传”，把史作为“道”得以流传的根本条件，而将史学地位进一步提高。王世贞比较经与史的价值说：“经载道者也，史纪事者也。以纪事之书较之载道之书，孰要？人必曰经为载道之书，则要者属经，如是遂将去史弗务。嗟乎！智愈智，愚愈愚，智人之所以为智，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认为由于人们重经轻史，“遂将去史弗务”，致使出现“愚愈愚”的局面。所以王世贞鲜明地提出：“史学在今日倍急于经，而不可以一日而去者也。”[37]三自明代中叶王阳明从心学理论出发，明确提出“五经亦史”以后，到了晚明，所谓“六经皆史”、“经史一也”的观点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有关这方面的言论在当时可以说俯拾可得，如：——所谓“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汉纪序》云：夫学者谓经以载道，史以载事。故凡讨论艺文，横生事理，而莫知反说讫无条贯，安能弗畔也哉！《易》列象器，《书》陈政治，《诗》采风谣，《礼》述仪物，《春秋》纪列国时事，皆未有舍事而议于无形者也。夫形，理者，事也；宰事者，理也，故事顺则理得，事逆则理失。天下皆事也，而理征焉，是以经史者皆纪事之书也。[38]——徐中行《史记百家评林序》云：夫《易》始庖牺，《诗》逮列国，及《礼》、《乐》之治神人，何者非事，何者非言，何者非记而不谓之史？故《易》长于史，《诗》陈于史，《礼》、《乐》昭于史。老聃居柱下，夫子就＊十二经，经藏于史，尚矣！[39]——闻人诠在《重刻旧唐书序》中云：书以记事，溲闻为聩，事以著代，间逸则遗，是故史氏之书与天地相为始    终，‘六经’相为表里。疑信并传，阙文不饰，以纪事实，以昭世代，故‘六    经’道明，万世宗仰，非徒文艺之夸诞而已也。[40]——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五《史一》云：史之与经，上古元无所分，如《尚书》之《尧典》，即陶唐氏之史；其《舜典》，即有虞氏之史也；《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禹贡》，即有夏氏之史也；《汤誓》、《伊训》、《太甲》、《说命》、《盘庚》》，即有殷氏之史也；《秦誓》、《牧誓》、《武成》、《金＊》、《洛诰》、《君牙》、《君＊》诸篇，即有周氏之史也。孔子修书，取之为经，则谓之经；及太史公作《史记》，取之为五帝三王纪，则又谓之史，何尝有定名耶！陆鲁望曰：《书》则记言之史，《春秋》则记事之史也。记言、记事，前后参差，曰经、曰史，未可定其体也。[41]——李贽的《经史相为表里》云：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42]——胡应麟《经籍会通》云：夏商以前，经即史也，《尚书》、《春秋》是已。至汉而人不任经矣，于是乎作史。继之，魏晋其业浸盛，史遂析而别于经，而经之名禅于佛老矣。[43]——顾应祥《人代纪要自序》云：自夫书契既立，人文日开，于是乎始有简册以纪之。唐虞有典，三代有书。    以其载道而谓之经，以其纪事而谓之史，其实一也。《春秋》者，鲁国之史也，    孔子取而笔削之，遂得与经并传，其余并传者多矣。——《人代纪要》的汤明善《序》云：史，一经也；经，一理也。吾心之中万理咸备，以心之理而观经，则理不在经而在心；以经之理而观史，则史不以迹而以理……其迹参乎史，其理准乎经，进退予夺森然……曰政以代殊，理本则一。[44]——许诰《通鉴前编序》云：经以载道，史以纪事。因行事善恶以示劝戒，是史亦载道也。[45]——史学家钱谦益《答杜苍略论文书》云：    “六经”之中皆有史，不独《春秋》三传也。[46]        ……这些都表明，明代中叶以后，尽管所阐述问题的基点不尽是心学的立场，但是在王学以“事道统一不二”理论阐释经史关系的影响下，所谓“六经皆史”、“经史一物”、“经史一也”等“对经史关系的新的看法”[47]，已开始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这一新的经史关系认识的史学学术意义，在于它抹去罩在“六经”上的神圣灵光的同时，提高了史学的价值和地位，强化了人们的历史意识。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讲，这种经史关系观的积极意义有二：——第一，对于史学本身来说，“六经皆史”说的明确提出，在促进史学摆脱经学束缚，提高史学地位的同时，史学本身也因其学术自主地位的强调，促进了人们对史学学科的深入认识。例如晚明的史学家王世贞便是在“经史一也”观念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打破经史关系的讨论的格局，就史学之本身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命题。[48]王世贞所谓“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也就是说天地之间无一不是史的内容，从而将史学的范围扩大到无所不的程度。这个命题实际早已超越了经史关系的讨论，而成为纯粹对史学范围的认识。事实上，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王世贞对于史学本身所应有的独立价值，也是有着相当清醒认识的，他曾说：愚尝读文中子之书曰，史之失自迁、固始也，记繁而志寡。则有未尝不叹其言之失也。夫经有不必记，而史有不必志。孔子之作《春秋》也，而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伦著焉，中国夷狄君子小人之界判焉，盖二百四十二年而千万世揆是也。故经不敢续也，亦无所事续也。至于史则不然，一代缺而一代之迹泯如也，一郡国缺而一郡国之迹泯如也。贤者不幸而不见德，不肖者幸而不见匿。故夫三代非无史也，周衰而天子之史不在周，而寄于齐、晋之盟主。盟主衰而分寄于列国，国自为史，人自为笔。至秦务师吏斥百家，而史亦随焚矣。五帝之事，若有若无，三王之事，若存若亡，则非史之罪也，祖龙为之也。执事试操觚之士，而质之史，其论三代有不尊称《尚书》者乎？然自舜、禹、汤武及桀、纣而外，有能举少康、武丁、太康、孔甲之详以复者否？周之季有不尊称《春秋》者乎？而自桓文而上，有能举宣、平、共和之详者否？二汉而下，有不稗官《晋》，齐谐“六代”，期期《唐书》，芜《宋史》，而夷秽辽、金、元三氏者乎？然一展卷而千六百年之人若新，而其迹若胪列也。是史之存与不存也。[49]王世贞的这一论述，表明在他的观念中已经意识到，“史”事实是具有“经”所不能替代的独立价值，是人们了解客观历史的不可或缺依据。联系王世贞“吾读书万卷而未尝从六经入”及上述“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等一系列有关论述看，这种对于史之独立价值的积极认识，显然得力于其对于经史关系的新理解。而后来黄宗羲提出的“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学”等观点，事实上也是基于对史学具有独立价值的学术观念。为这种观点注脚的是朱之瑜舜水的相关论述。朱之瑜认为经史相较，是“经简而史明，经深而史实，经远而史近”，因此在他看来，“得之史而求之经，亦下学而上达耳”。这样便形成了与程朱等宋儒相反的经史关系和致知的路径。[50]——第二，对于经学来说，“六经皆史”说的明确提出，极大促进了明中叶以后的学者，以文献学的眼光看待传统的经书，以史学方法考证经书，促使学术研究由考经向考史的方向展开，而这正是后来清代学术的基本特点。清张之洞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51]而由经学入史学的首要条件，就是将经学史学化，降低经的神圣地位，摆脱以准宗教观念对待经的思想束缚，代替以史学的眼光去看待经和研究经。因此，从宋代程朱等人的“荣经陋史”，到明代中叶王阳明等人“六经皆史”说的明确提出，在某种意义上，不啻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一次观念革命，它为中国古代学术在清代的进一步发展，廓清了观念认识上的障碍。然而与王阳明等学者从以心统一世界的立场出发学所提出的“六经皆史”不同，清人更多的是从文献学的立场理解“六经皆史”的。但是从思想发展的层面看，清人对经史关系的理解，又不能不追索到明中叶以来的心学家对于经史关系的探讨，尤其是王阳明以事不离道，道在事中，道器合一，及“六经”并不代表全部之道等观点来阐释经史关系的基本思路。王阳明这一思路的影响，在清章学诚对“六经皆史”的有关论述之中，也仍然是依稀可辨，如章氏《文史通义》卷二《原道中》便云：《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固不可言夫道矣。[52]当然，我们说，章学诚论述的语境及随之而来的意义较之王阳明又有了新的变化，即不再是针对程朱之学离析心、理为二物，视道为超然于经验之外的绝对而发的争辩，而是针对清乾嘉学者不问政事埋首饾饤考据之学的倾向，呼唤传统即事以言理、即器以明道的经世精神，所以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经”皆先王经世之籍也。[53]而这则又涉及到对经典文本的阐释与解读的理论问题，因篇幅的关系，则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列。[1] 宋代之前，虽有隋王通提出“昔圣人述史三焉”，即“六经”中的《尚书》、《诗经》及《春秋》三经“同出于史”的观点。但是王通此说实质意图是强调三经的体裁与立意的不同，并未提出经史尊卑的问题。所以他结论说：“此三者他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详见王通《中说·王道》篇。[2] 赵秉文：《滏水集》卷一《性道教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册１１９０。[3] 如钱穆先生即云：“（王）安石虽是宋学初期的人物，但他实已探到此后宋学之骊珠。”见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４年版，页２３。[4] 见前揭书第２２－２３页。[5] 《程氏外书》卷九。《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１９８１，页４０１。[6] 《程氏遗书》卷十五，《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１９８１，页１６４。[7] 《朱子语类》卷一二二。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１９８６，页２９５０－２９５１。[8]《朱子语类》卷一二三。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１９８６，页２９６５。[9]《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五《答吕伯恭》，上海：涵芬楼影印本。[10] 《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１９８１，页１９６。[11] 《朱子语类》卷一。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１９８６，页１。[12] 《朱子语类》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１９８６，页１９０。[13] 李方子：《资治通鉴纲目后序》。[14] 苏洵：《嘉祐集》卷八《史论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册１１０４。[15] 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页２２１。[16] 郝经：《陵川集》卷十九《经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册１１９２。[17] 刘因：《静修先生文集》卷一《叙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册１１９８。[18] 参见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增订版，页２６３－２６６。[19] 《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页１０。[20] 《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页２。[21] 《王阳明全集》卷四《答王纯甫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页１５６。[22]《王阳明全集》卷七《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页２５５。[23] 薛应旂：《宋元通鉴》卷首《凡例》，明天启刻本。[24] 薛应旂：《方山先生文录》卷十六《折衷》，明刊本。[25] 薛应旂：《方山先生文录》卷十六《原经》，明刊本。[26] 薛应旂：《宋元通鉴》卷首《凡例》，明天启刻本。[27] 薛应旂：《宋元通鉴》卷首《凡例》，明天启刻本。[28] 薛应旂的论点可从明代思想的殿军刘宗周的论述中得到解说，刘宗周《论语学案一·里仁第四》云：“一贯之道即天地之道，非圣人所得而私也。圣人自任以为吾道者，圣人从自己心上看出此道，满盘流露，一实万分。盈天地间万事万物，各有条理，而其血脉贯通处，浑无内外，人已感应之迹，亦无精粗、大小之殊，所谓一以贯之也。”见《刘子全书》卷二十八。中华文史丛书之五十七，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清道光本，页２３６３。[29] 丰坊：《世统本纪序》，见黄宗羲《明文授读》卷三十一，齐鲁书社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册４０１。[30] 沈国元：《二十一史论赞》卷首《自序》，齐鲁书社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史部册１４８。[31] 《王阳明全集》卷三《传习录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页９２。[32] 《王阳明全集》卷二《传习录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页７６。[33] 李贽：《续藏书》卷二十六《王世贞传》。北京：中华书局排印本１９６０，页５１４。[34] 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十《杂编序》。清光绪年江南书局重刻本。[35] 王世贞：《弇州山人读书后》卷四《书王文成公集》一、二。明刊本。[36] 王世贞：《纲鉴会纂序》，见《纲鉴会纂》万历刊本卷首。[37] 同上。[38] 《何大复先生集》卷三十四，清乾隆赐策堂刻本。[39] 《天目先生集》卷十三，明代论著丛刊第三辑，台北：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40] 转引自杨翼骧《中国史学史编年》第三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页２８８。[41] 见《四友斋丛说》，北京：中华书局排印本１９５９版页４１。[42] 《焚书》卷五，北京：燕山出版社《李贽文集》本１９９８，页２５８。[43] 《少室山房笔丛》卷二《经籍会通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第８８６册，页１８１。[44] 分见顾应祥《人代纪要》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刊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六册，齐鲁书社１９９６。[45] 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嘉靖刊许诰《通鉴纲目前编》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六册，齐鲁书社１９９６。[46] 《有学集》卷三八，四部丛刊本。[47]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页８０。[48] 关于这命题，王世贞是这样论述的：“ 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曰编年、曰本纪、曰志、曰表、曰世家、曰列传，史之正文也；曰叙、曰记、曰碑、曰碣、曰铭、曰述，史之变文也；曰训、曰诰、曰命、曰册、曰诏、曰令、曰教、曰札、曰上书、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启、曰笺、曰弹事、曰奏记、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驳、曰喻、曰尺牍，史之用也；曰论、曰辨、曰说、曰解、曰难、曰议，史之实也；曰赞、曰颂、曰箴、曰哀、曰诔、曰悲，史之华也。虽然，颂即四诗之一，赞、箴、铭、哀、诔皆其余音也，附之于文，吾有所未安。惟其沿也，姑从众。”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四四《艺苑卮言》。[49]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一六《国史策》。万历五年世经堂刻本。[50] 朱之瑜：《朱舜水集》卷八《答奥村庸礼书第十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页２７４。[51] 《书目答问补正》附录二《姓名略序》，北京：中华书局重印范希曾补正本１９６３，页２２１。[52] 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华书局叶瑛《文史通义校注》本，１９８５年。页１３２。[53] 同上，页１。 原摘 要  经史关系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学术史的重要论题之一。但是宋以前并未见“荣经陋史”的观点。宋代以后，理学形成并发展，其中，以二程和朱熹等为代表的理学家，吸收佛教华严宗尤其是华严禅的理事说的理论，逐渐系统了其以抽象超验之“理”为本体的二元世界观的理学体系，并以“理一分殊”的观点来解释外在之普遍天理与具体之芸芸事物的关系，从而形成其“荣经陋史”、“经精史粗”的经史关系观。入元，在和会朱陆、调和心理之学术倾向的影响下，对经史关系的看法中，开始出现一些抬高史学的言论。明代中叶是经史关系观转捩的重要时期。王阳明以心说理，将普遍之理与个体意识统一于具有道德渊薮和本体意义的“心”中，提出“事即道，道即事”，特殊体现普遍，普遍内在于特殊的观点，并在此思路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五经亦史”、“六经吾心之记籍也”的经史关系思想，对后来“六经皆史”说的普及，产生深远影响。具体表现：一、促进了史学的自主意识；二、促进了对经学的史学研究。

《金陵十三钗》里不是没有感动，许多细节处理仍有神来之笔，但更首先处，创作者试图用西方式的崇高感和价值观改造这个完全发生在东方、完全由东方组成完成的血肉故事，却难免左支左绌，太少反抗太多柔弱，太少必然太多巧合，让这个故事在真实性（包括逻辑上的真实性）上得分甚低。

关于近年来中国秦汉以后是否属于"封建社会"争论的述评

我曾经计划的学术是写出二十世纪三代中国人的故事。留学生是第一代，我抗战时参加中共的父母是第二代，我们自己是第三代。我和第一代、第二代都是相通的，他们的历史也是我的历史。无论是"建设者"，还是"革命者"，他们都是先行者，都是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动荡的二十世纪，上下求索，努力为中国开路的人。凭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去同情地理解。

这里面确实牵扯到三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知识青年和二十世纪历史的关系，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这没有梳理得很清楚。2006年我到雨花台看展览，那些被枪毙的烈士，看他们的履历，很多都是知识青年。可是我再到雨花台的公园，一进门是群雕，几乎全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后排站了一个，还是一个老年的知识分子。

19世纪也曾有三个俄国使团来到中国，当时俄国汉学已经进入传教士汉学阶段，因此使臣出使报告的主要内容集中于外交方面。17-18世纪的俄国使臣则以出使报告和笔记等形式留下了更多关于中国的记述，这些档案史料被保存在俄国各地的档案馆中，有些已刊布，但尚未被更多学者利用。

上述一些"国际纵队"的成员,都不是政治家,绝大多数没有党派关系,但他们越过千山万水,到西班牙去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有的在前线牺牲了,有的终生残疾了,为的是什么?这对当今以"钱"、"权",以"潇洒走一回"为人生理想的人形动物,是无法理解的。

13世纪初，成吉思汗征西夏时，曾与西藏的高僧有过接触。其后凉州王阔端将喇嘛教引入蒙古社会。忽必烈成为元朝开国皇帝后，尊萨迦派高僧八思巴为帝师，建立了蒙古统治者与喇嘛教首领之间的密切关系。其后宗喀巴创建格鲁派（黄教）后，漠南蒙古部首领俺答汗与格鲁派以达赖、班禅为首的喇嘛教首领，建立了"施主与祭司"的密切关系。

张彭春将儒家精神引入了《世界人权宣言》。由于他的折冲樽俎，宣言的起草才得以顺利进行而免于流产. （为网络阅读方便，附：《世界人权宣言》原文及若干相关文章）

范文澜，字仲沄，清光绪十九年(1893)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的一个书香门第。

有的问题看上去是学术问题，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学术范围。有一位著名的美籍华人历史教授说中国人用不着研究写作美国史，把人家写的翻译过来不就得了。这就叫听任人家洗脑。

马丁·麦乐西是美国休士顿大学杰出历史学教授，公共史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环境史、公共史、能源史和外交史，是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扛鼎人物，曾经担任“美国环境史学会”（1993—1995）、“公共史全国委员会”（1992—1993）和“公共工程历史学会”（1988-1989）的主席，是城市污染和技术变迁史研究的国际权威。出版了九部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分别是：《公共政策和环境》（2004年），《排放的美国：城市、工业、能源和环境》（2001年），《环卫城市：从殖民地时期至今的美国城市基础设施》（2000年），《城市公共政策：历史模式与方法》（1993年），《托马斯·A·爱迪生与美国现代化》（1990年），《应对富裕：美国工业化时期的能源与环境》（1985年），《城市垃圾：1880—1980年的垃圾、改革和环境》（1981年），《1870—1930年美国城市的污染与改革》（1980年）和《珍珠港的阴影：1941—1946年关于突袭的政治争论》（1977年）。马丁的论著多次获得重要奖励，1972年初出茅庐就以“眼不见、心不想：1860—1920年美国的环境与都市垃圾处理”一文荣获全国研究生优秀论文“乔治·P·哈梦德奖”。《环卫城市》一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先后荣获“美国环境史学会”2000年优秀著作“乔治·伯金斯·马什奖”、“公共工程历史学会”2001年优秀著作“亚伯·沃尔曼奖”和“美国城市史学会”2001年优秀著作“城市史学会奖”。马丁教授曾经担任赫尔辛基大学和巴黎第八大学的访问教授，积极参与欧洲环境史学会和城市史学会的学术活动，在欧美城市环境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这一领域的发展方向。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试图概述马丁教授对城市环境史的主要理论贡献；第二部分总结马丁教授研究美国城市环境史的主要成果；第二部分是作者对马丁教授的访谈，马丁教授就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申论，这对我们深入理解美国环境史的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利的。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另一位领军人物朱尔·A·塔尔教授[1]也对相关问题做了简短而又独特的回答，本文将以注释的形式列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随着工业化的迅速推进而日新月异，但对城市史的研究仍以“城市郊区化”和“回归城市的新都市主义”的争论为主线，忽视了对城市环境史的研究。从学术研究的视角看这至少是不全面的，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来看是不适应形势的。相信马丁教授的研究会对我国的城市史研究和建设可持续发展城市有所启示和借鉴。一 马丁·麦乐西的城市环境史理论马丁教授从事城市环境史研究是从1971年在德克萨斯大学读研究生时开始的。当时美国的环境运动风起云涌，这是环境史研究兴起的时代大背景。但是与唐纳德·沃斯特等人的环境史概念不同，马丁认为环境史并非象社会史、政治史或城市史一样是一个特殊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从更广阔的、人与环境的关系的视野来研究历史的工具，是观察我们社会的引人入胜的基本视窗。与一般的历史学研究不同，环境史从时间、空间和与文字资料具有同样史料价值的景观三个方面来研究历史现象。它虽然不能完全改变传统历史学研究以人为中心的走向，但自然环境从此成为形成和认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因素。 环境史在兴起初期注重道德和政治呼唤，但在走向成熟时，环境史已经成为理解当前政策和和塑造今后的政策的强大武器。[2]所以环境史首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事物的新视野，其次才是提供了新观点。马丁认为，只有这样认识环境史研究，才能给它以合适的定位并消除一系列由于定义不当而引起的复杂问题。[3]在这个大概念之下，马丁经过艰苦的研究和论争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城市环境史概念。城市环境史研究在美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唐纳德·沃斯特的农业生态史模式影响非常大。他认为，环境史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这里的自然指的是非人的自然，所以环境史研究的焦点应该是农村而非城市，城市是作为文化建构的人造环境，建筑史、技术史和城市史早已进行了很好的研究，新兴的环境史不必重复这个老题目，城市被他排除在环境史的研究主题之外。[4]但是，马丁教授并没有盲目崇拜权威，而是为了给城市环境史正名毅然进行探索创新。他的勇气首先来源于他对城市的热爱。马丁生在城市、长在城市，日后还游历了欧美许多国家的城市，亲属中也有人从事环卫工作，所以从小就对城市的诸多问题感兴趣。但促使他走上城市环境史研究道路的主要或直接原因还是H·韦恩·摩尔根教授开设的关于镀金时代和环境史的研讨课。摩尔根教授鼓励并引导马丁研究城市环境问题，也帮助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这篇习作为他赢得了第一个全国性奖励，这种认可、褒奖坚定了他开拓城市环境史这一新领域的决心，即使被别人嘲笑为“垃圾史学家(Garbage historian)”也在所不惜。他坚信，城市环境史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具有很强的挑战性。环境史象关注荒野和自然保护一样关注所谓“人工环境”的时代很快就将到来。[5]马丁教授勇敢地向沃斯特的主导环境史模式发起了挑战。马丁认为，沃斯特的主张是不合乎逻辑的，与其说他的定义是精心思考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一个修辞的技巧性说法。他呼吁城市环境史学家要在前辈社会科学家开拓的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对城市成长和城市体系扩展进行生态分析的新概念，既要研究城市人工环境也要研究它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马丁在检视城市环境研究的发展历程后认为其中存在三类问题：一是城市在环境史中的地位仍然没能得到很好的定位和解释，城市环境的研究只是环境史的附庸而非有效整合，其中大部分仍然没有脱出城市史和技术史的窠臼；二是城市环境史虽然拓宽了我们对城市的认识，少数研究也吸收了城市生态学的有限知识，但其理论基础依然薄弱。三是现有研究多专注于狭碍的内在论和经验研究，多注重城市如何发挥功能，而忽视对城市如何对周围更大的自然环境发挥作用的研究。综合来看，最关键的问题是要从理论上廓清城市的环境史特点。马丁梳理了美国与城市环境有关的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对城市环境的新认识。他认为，在此之前，诸如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已经研究城市环境，但缺乏历史视野。城市史学家更多地研究城市的成长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并没有认真关注环境问题。环境史学家虽然注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但实际上忽略了人作为城市居民的属性。所以，虽然出版了一些研究城市水污染、大气污染、噪音、废弃物、环卫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文章和著作，但没有从整体上研究美国城市环境史的著作，也没有对城市环境史的理论进行探讨的文章。不过，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领域都对城市史和环境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启示，认为：“在人类历史中，现在是一个环境和城市问题爆炸的时代。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城市的需求、功能和扩张导致了环境病。反过来，健康的城市生活要求我们理解和善待城市及其周围复杂的自然环境”。[6]也就是说，城市环境问题是一个急需研究的历史课题。新城市史的代表人物赫斯伯格顺应时代要求，呼吁城市史研究不能停留在把城市仅仅看作是一个地方的旧思维上，而应该把城市看成是一个过程，其动力模式是三大因素（环境、行为、和团体经历）在更大的城市系统中的相互作用。[7]此后的城市史研究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一是研究城市的成长和扩展，尤其是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与城市化的关系，并据此对城市发展进行分期。二是研究影响市民生活的城市形态和结构，引入了城市形象的概念。三是研究城市生活质量，从而把城市环境与人的反应直接联系在一起。[8]尽管城市史在研究环境方面有一定进展，但是它并未与环境史有机结合，关键问题是如何认识城市？它是一个文化建构还是一个自然环境呢？马丁教授详细分析了城市生态学的发展历程，从有机论、调节论、生态论、和系统论中吸收了有用的因素[9]，提出了自己对于城市的观点。他认为，城市不但与生态系统有隐喻关系，而且至少还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或派生物。城市还是自然界的主要调节者，城市的成长模式和社会秩序都具有生态意义。另外城市还是一个开放的系统。[10]应该说，对城市的这种生态学解释不但给批驳沃斯特把城市排除在环境史研究之外提供了理论基础，也给城市史与环境史的融合、城市环境史自身的发展奠定了内在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城市环境史不但有了学科归属，其发展也名正言顺。在此基础上，马丁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宽泛的城市环境史概念。在此之前，塔尔已经提出了一个城市环境史定义，他认为，城市环境史“主要研究人造或以人为中心的结构（“人工环境”）和技术如何塑造和改变城市地区的自然环境，以及这些改变对城市及其人口随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反作用”。[11]显然这个定义忽视了自然环境对城市的塑造作用。马丁认为，除了塔儿提到的研究内容之外，还应该包括城市地区的自然特点和资源与自然力、城市成长、空间变化和发展、以及人类活动的相互形塑。正由于此，城市环境史把城市自然史的研究和城市建设史以及它们之间可能的关联这三部分整合在一起。[12]城市既是自然的生态系统（这一思想早在18世纪末就已出现），具有象有机物一样的新陈代谢的功能；也是文化的建构，在某些方面区别于自然环境而与社会以及周边更广泛的自然系统紧密相连。因此城市环境史既与技术史、规划史、建筑史和政治史有关，也与它们有所区别，主要是利用城市生态学的理论研究城市的成长、基础设施、污染以及与城市相关的自然环境的历史演变。唐纳德·沃斯特认为城市只是文化的建构从而把它排除出环境史是没有道理的，同样认为城市就是一个有机体的说法也是片面的。[13]应该说把“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进行僵化的区分是不合适的，自然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自然，它也是人类的文化建构之一，农业本身就是一个非自然的事业，[14]城市也不例外。所以城市史学家关注城市本身，城市环境史学家研究城市的环境，即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然肯定不是沃斯特环境史概念中的那个自然。具体说来，城市环境史主要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城市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自然环境对城市的影响；社会对这些影响的反应以及减轻环境问题的努力；人工环境的发展及其在作为自然环境一部分的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环境史学毫无疑问也是长线的基础研究，它有什么用呢？它比传统的历史学在就业市场上有什么优势呢？马丁教授在这一方面也做了有益的探索。尽管初期的许多环境史学家被认为是环境倡导者，但环境史研究并没有得到公众的强烈响应。政策制定者、商业领袖和环境主义者也不会自觉吸取“历史教训”。当时还出现了严重的史学危机，年轻的史学家在历史学圈子内寻找工作的成功率极低，即使得到了职位，不但薪水低而且升迁机会少。马丁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呼吁城市环境史与公共政策史和工程史结合。他认为，城市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性质及其研究当前问题的历史根源的学术旨趣都会帮助年轻的历史学家跳出传统的束缚，超越狭隘的职业目标，积极向历史学圈外发展。1977年，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美国专业历史学家成立了“促进历史学发展全国协调委员会”，鼓励历史学家积极向公共政策领域发展，还提供许多可能需要专业史学家的新领域的信息，包括政府的环境项目和规划，政府中需要以历史分析为管理工具的办公室和项目等。也就是说要把学生培养成面向社会、贴近市场的而不是学究的公共历史学家(Public Historian)。其中一个广阔领域就是公共工程史，主要项目是历史自然和文化遗产。在这个领域，历史学家可以和公共工程专家结合起来，把历史分析应用于处理当前的公共服务和环境问题。城市环境史学家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作用：在准备“环境政策法”委托的环境影响研究时提供历史分析（有说服力的资料和适当的分析框架）；研究申请专利时被忽略或拒绝的项目是否在当前可用；就城市规划进行咨询；为环境项目或为设立新项目提供专业证据（历史学家能鉴定历史证据的准确性和确定其适用范围）。到1980年代，公共史学也已走出为史学家寻找学术研究以外的工作的初期目标，转向了用历史学的通用方法技巧（研究、分析、解释、和交流）影响大众。实际上，城市环境史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非常强调交流和重视受众。公共史学与城市环境史在环境问题上的融合与互动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15]城市环境史研究为专业历史学家和大众开启了互动的大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把历史模式和方法应用于对当前环境问题的处理；二是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把环境问题展示给大众。例如文化资源管理（濒危物种保护区、国家公园、文化生态旅行等），诉讼支持和环境补偿（专家见证和补偿认定），博物馆（环境展览）、媒体（传播环境文化的绿色荧屏）、和历史学会（环境历史旅行），政策分析（用环境史的研究成果影响联邦环境政策和大众的选择）等。[16]城市环境史研究者还可以成立历史咨询公司，通过向委托人提供历史资料和合理分析来帮助他建立信心。例如阿兰·奈韦尔的“历史研究同人有限公司”不但做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和历史资源概览，也写自然资源管理史，还寻找有毒废弃物所在地的潜在负责方，还帮助诉讼方就水权、历史上的土地利用、河流的航行权等打赢官司或减免罪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公司的工作首先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有关规定，其次必须保守委托人的秘密，在与委托人的协议之下展开工作。某些国家机构也雇佣环境史学家来写历史、筹备展览、组织编写文集、或从事资源评估的工作。但必须注意不要成为“御用历史学家”（一味吹捧或为其辩护），也必须协调历史学家的兴趣和单位的特殊性与保密性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机构史学家和专业史学家以及咨询员这三个角色之间要达成协调平衡。另外，无论是专业史学家、咨询员、机构史学家和咨询公司都应该设法普及自己的环境史研究：把自己学术化的成果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知识读本、儿童读物等；制成资料片或其它影视作品；与本专业圈子之外的专业团体讨论自己的环境史研究成果；举办更多的丰富多样的环境史展览；积极参与广泛的文化资源管理项目。一句话，就是要利用多种形式和渠道，把学术成果变成大众知识。二 马丁·麦乐西的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以此理论为指导，马丁教授对美国城市环境史进行了深入研究，重点是19和20世纪美国的城市——工业社会。研究这些问题无疑对接受外交史训练的马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他并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认真补习了市政府如何运作、技术如何发展、城市服务体系的扩展、城市财政政策的特点、垃圾处理和能源供应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开始探索城市成长、城市污染和工业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的研究显然已经超越了城市史、技术史和一般环境史的范围，开拓出了具象的城市环境史的雏形。1980年出版的《美国城市的污染和改革》全面考察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工业化对城市成长的环境影响（污染和环境危机的范围，城市环境意识的出现，改革者在大规模的污染出现时为改善城市生活质量作出的努力。），并以其范围的全国性和时间的历史性以及对将来该领域发展方向的正确预言而被公认为城市环境史的拓荒之作。[17]综观其学术活动，他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城市垃圾史；城市环境改革史；城市服务史；城市能源史；和城市环境正义运动史等。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马丁教授也深刻思考了美国城市环境史的功能问题。垃圾自古以来就存在，因为人类要生产生活就必然会排放和处理废弃物。但是垃圾问题却不是一直存在的，垃圾只是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城市才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垃圾问题是由工业革命以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人口集中造成的。工业革命对城市生活的影响虽然并非都是负面的，但确实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城市环境退化。与欧洲不同，美国的城市垃圾问题表现出不同特点：一是美国虽然自然资源丰富、空间广大，人口少，但是这些条件并没有让城市免受垃圾和流行病的困扰。二是美国工业的急速增长与城市化同步，出现许多工业城市集中的、深受拥挤、污染、噪音、垃圾和有毒废弃物困扰的城市带，形成了大范围的环境危机。人口迅速流入城市加重了环境危机，死亡率上升。三是解决环境危机的努力是零星的。在1870年代以前，美国主要解决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污水问题，而煤烟却被看成是物质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象征。水问题解决后，美国开始关注垃圾问题，承认它是工业时期的一个重要污染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固体垃圾排放量急速增长，超出了传统的收集和处理能力。但当时人们并不认为垃圾是一种环境危害，而是把它看成是给人造成暂时不方便的讨厌事，因此只要把它移出人们的视线范围就算解决了问题。到1970年代，美国人逐渐意识到了垃圾问题与美国的物质消费和资源保护的联系，告别了治标不治本的做法。虽然这种意识没有成为环境保护思想的主流，但是超越仅仅处理垃圾转而探讨垃圾的起源确实是一大进步。垃圾被认为是城市过程的一部分，是与人口增减、地理位置、气候波动、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纠结在一起的。解决垃圾问题的关键在于关注垃圾问题的“前端”即垃圾生成问题，要减少废弃物的生产而不是设法收集和处理垃圾。从此以后，主流的美国环境主义运动开始关注城市生活，探讨与荒野和农村不同的另一种环境模式。成功处理垃圾问题不仅需要对污染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技术发生改变，更需要城市环卫制度的改革。把垃圾问题看成是对整个城市社会的威胁的新认识促使城市居民把垃圾处理看成是市政公共责任，必须透过市政府的机制转换来解决，因为城市化规模的迅速扩大致使私人在垃圾处理方面无能为力。市政府要组织受过专门教育的环卫工程师形成垃圾处理的工作程序和计划，还要鼓励市民大众遵守环卫条例，促进公众参与清洁活动，说服他们采用更好的垃圾收集与处理方法。城市环境改革不但开创了美国历史上垃圾管理制度化的先例，而且对城市居民参与20世纪初的功利性保护运动和1960年代的生态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这次改革也有局限性，它虽然注意到了物质进步只有在注重自然环境的质量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但是它确实没有反思并改革环境污染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更没有质疑造成严重的废弃物的经济体系和社会。显然仅仅研究城市环境改革并不能完全揭示出治理垃圾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马丁教授的《城市的垃圾》一书超越了从政治改革探讨城市环境问题的做法，转而从“决策”的视角来观察污染政治和城市服务体系的发展，如工程师、卫生学家、市民领袖和市政官僚如何互动、私有企业如何承担公共职责、环卫技术的内在价值、政府的作用等。[18]尽管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马丁教授认为，城市垃圾与环境改革史的研究尚需继续努力，对诸如核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不同的运输形式造成的污染、公共环卫工程的发展、污染对特定城市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加强。[19]从城市垃圾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能源在城市污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加上当时出现了能源危机，马丁教授逐渐深入到能源史研究领域。这里所说的能源主要指化学能、热能、机械能和电能。能源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有密切联系。薪材、煤炭、石油、电力和核能的开发对美国的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能源被过度商品化导致了对其环境影响的忽视，在做出剥削能源的决定时几乎没有考虑能源的环境影响。另外由于美国是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美国也就成了世界上能源最浪费的国家之一。从能源史的视角可以把美国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20年到1914年、美国实现工业化的时期。在美国工业革命中，薪材和煤是基本的能源，石油是主要的照明来源，电力系统得到了发展。煤的开采和燃烧既破坏土地也污染了城市的大气。第二阶段是从1914年到1945年，石油成为最重要的能源，电力的生产和使用量急剧上升。石油开采造成的污染主要表现为油管泄漏，石油使用产生的问题主要是汽车尾气。第三阶段是从1945年到1970年，美国进入后工业时代，对能源的需求超出了自己的生产能力，开始从全球组织能源供应。重化工业的污染弥漫全国。第四阶段是1970年代以后，能源危机严重冲击美国的经济和价值体系，核能得以大力发展。[20]能源生产和利用的环境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保护主义、效率运动和各种反污染运动都是某种对由浪费性或破坏性的能源实践造成的特殊威胁的直接反应。到1960年代末，现代环境运动和正在出现的能源危机的结合促使人类对能源利用的环境代价从经济和政治等方面进行反思。“大气质量法”、“清洁空气法修正案”、阿拉斯加输油管问题、三里岛事件等都与城市能源使用问题有直接关系。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服务系统作为城市的循环系统和表达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发展相关的当代环境思想的重要载体，在城市的功能和成长中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不但形成了城市的基础设施，还规定了城市的生活质量。马丁教授从全国范围研究了从殖民时代到2000年的美国城市的水供应、废水、固体废弃物处理等环卫服务的发展、评估了它对城市成长和环境的影响。马丁分析城市环卫史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三部分：第一是生态理论，它把环卫服务置于更大的有机环境范围内、评估它对城市及其环境的影响，据此可以把美国城市环卫史分为瘴气（臭气引起疾病的环卫思想）时代（从殖民时代到1880年）、细菌学革命时代（1880-1945）和新生态学时代（1945-2000）。第二是系统理论，认为环卫服务不光是一个有机体，还是一个特殊的技术体系。这个体系与城市的其它部分相互作用，形成相互依赖的更大系统。据此可以鉴别和解释环卫服务本身的功能、动力、结构和发展。第三是路径依赖理论。它源于经济理论，认为第一代的选择毁掉了后一代进行其它可用的选择的可能。也就是说过去的选择对现在的可能性形成重要制约。新技术使用时还会出现闭锁现象，先使用者会把后使用者边缘化，并闭锁了其它技术的使用，产生对次好技术的途径依赖。[21]在这些理论基础上，马丁教授主要探讨了三方面的问题：大众健康和生态理论对环卫服务实践的影响；主要决策者在决定提供何种服务中的作用——环卫人士、工程师、医生和政治领袖；这些选择的环境意涵。从这些具体研究中，马丁教授揭示了技术系统、城市成长和环境影响之间的紧密而又复杂的联系。环境正义运动因为主要关注城市有毒废弃物的问题自然就成为马丁关注的另一个焦点问题。与环境正义相关的还有环境种族主义和环境平等。环境种族主义是传统的种族主义之有意或无意的扩展，主要指在政策制订、法律执行和把某个社区选定为污染工业和废弃物处理的地方等方面存在歧视。环境平等指在有关条例、法规和实践指导下平等地对待和保护所有民族，不偏坦多数民族。环境正义在外延上比前两者都要广泛，强调所有人都有权享有安全和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空间。这里的环境不但包括自然环境，还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等内容。现在的分析家、决策者、媒体和政治倡导者更乐意用环境正义这个概念。[22]环境正义运动并不是从主流环境主义运动中发展出来的，其根源是1950—60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催化剂是1979年的瓦伦抗议运动。从此以后，美国公众对有毒废弃物的关注就象对三里岛事件后对核问题的担心一样强烈，环境正义运动很快从“不在我后院主义(NIMBYism)”发展成“不在任何人后院主义(NIABYism，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在许多学者看来，这是一种激进的环境民众主义(Radical environmental populism)。[23]它的迅速发展推动联邦环保局成立了环境正义办公室，国会虽然至今没有通过环境正义法，但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2月发布了第12898号总统命令，要求“联邦政府为了达到环境正义的目标，必须关注少数民族和低收入阶层所在社区的环境和人类健康状况。”由此可以看出，环境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种族和阶级问题。从环境史的视野来看，环境正义运动提出了许多新研究议题，如环境正义与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确切相互关系，是先有贫穷后环境恶化还是先环境恶化然后少数民族迁入？环境是一个文化建构还是一个自然存在？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的环境感知有何不同？环境正义运动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取向与现代环境主义运动中的生态中心主义之间的冲突；直接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城市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环境主义运动本身的目标和性质问题等。[24]总之，马丁教授在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中不但进行了大量理论建设，还做出了深入细致的具体研究，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指出了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今后需要着力发展的方向。一是进行世界性的比较研究。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环境问题的具体表现肯定不相同，但城市成长、污染、服务处理等肯定有相同之处。美国的经验是进行比较的一个有用的参照系。二是社会史研究与环境史的相互交叉。在过去三十多年，社会史大发展，影响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社会学家安德鲁·萨兹(Andrew Szasz)的“生态民众主义”对我们认识种族、阶级和性别在环境运动的演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非常有益。三是深化城市环境史与公共史的相互渗透。今年3月召开的美国环境史学会的年会就是与公共史学会合作，就两者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马丁把自己的下一个研究计划确定为撰写《环卫城市》的姊妹篇《网络化城市》，探讨网络城市的交通、运输和能源系统及其对环境的影响，最终回答他开始研究城市环境史时所提出的基本问题。[25]三 马丁·麦乐西访谈问：城市史和环境史都是相对较新的分支学科，这两个不同研究领域是怎么融合在一起的？答：要回答这个问题既简单也复杂。环境史由于具有宽泛的关注点和多学科的视野而很有包容性。虽然环境史领域最初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但是把人放在一系列环境（包括城市）中来考虑似乎也是很合适的。城市环境史领域的大多数最初的研究要么研究城市内部的自然发展及其环境含义（例如污染的发生），要么区分“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在许多情况下，“人工环境”被认为外在于自然，是人重塑自然或毁坏自然的产物。这种观点的主要内在假设是：城市建筑在本质上是非自然的，因此它外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至少与它相反。如此一来，城市就被认为是人对自然的入侵。这一视角的问题在于：它假定人类的建筑物或耕种物在本质上都是非自然的、或者假定耕种的不同形式之间存在根本差异，换言之，就是把农业与城市建筑对立起来。通过这些假定，这个视角把人远远排除在自然界之外。它还假定非人的生命体形成的巨变——例如海狸形成的海狸坝——也必须用与看待城市建筑不同的眼光来关照。对我来说，这似乎与从历史角度研究环境所需要的基本前提是互相矛盾的。其实，城市史与环境史有合乎情理的交集。研究城市的内在发展和城市与周边地区的联系的城市生态学就需要也应该有一个历史基础。如果把城市看成是人为了不同目的而开拓的对象，那就肯定能把城市史和环境史协调起来。问：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存在着城市环境史与农业生态史之争，您如何评价农业生态史模式？如何整和这两种观点？[26]答：在某一段时间，您提到的这两种观点之间可能存在鸿沟，也肯定有观察环境和环境史的不同方式，但这更象是多元的视角而不是某种两极的冲突。我认为，由于学者们经常试图区分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这就形成了某种类型的知识鸿沟。其实，那些把知识资本全部投入农业生态观点的学者通常不探讨城市问题，同样那些研究城市的学者也很少跃出城市的范围。但我并不认为这会形成某种知识冲突。进而言之，必须在比诸如城市与乡村、城市与自然等更广阔的背景中考虑它们的“位置”。我坚信，大多数学术研究领域，这种类型划分现在不再会流行。这种类型划分流行的领域是那些以特定的环境为研究对象的领域，主导这种环境的是一种或另一种人类耕作方式、自然扩张性、经济发展等。令人有点吃惊的是，研究欧洲环境的许多学者比澳大利亚或美国学者在城市发展中投入的注意力要比研究自然多。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观察也存在粗率的简单化的问题，与20世纪的欧洲相比，10世纪的欧洲是非常不同的，因此对城市的关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局限的。最近出版的大部分环境史论著对问题的分析都很复杂深刻，都否定了简单的城市与农村、城市与自然的两极区分。学者们正在探讨超越了这两极的广泛问题。在许多方面，环境史的研究热点正在从旧时对“自然是什么”的冥思变成对新问题的探讨，这些新问题是从不同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新思维提出来的。对语言、感知、文化态度等的关注都要求我们超越诸如认为城市与自然必然发生冲突的静态建构。问：您心目中的城市环境史是什么？它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是什么？[27]答：我认为，城市环境史就是城市及其所在地区的自然特点和自然资源既影响了自然力、城市成长、空间变化、发展和人类活动，又被这些因素塑造的历史。因此城市环境史就是城市自然史和城市建筑史研究的结合以及他们可能的相互作用。这种复杂化也许没有必要，但是它包含了人的构造物和城市以外的世界之间的互惠关系。我并没有把感知、思想和形象包括进这个定义，但城市环境史实际上也研究这些领域。如前所述，重要的是不把城市排除出我们对环境、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的理解之外。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城市处于经济发展、政治、文化等大多数人类活动的舞台的中心。城市至少具有这样的优势，它提供了一个在全世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观察研究的对象和平台。所以，城市环境史的局限并不在于它的研究视野具有和地域限制一样多的局限性，相反，“城市历史”还包含了大量地域、位置、文化和环境的不同。城市环境研究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它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无限多样性。我不认为城市环境研究有明确的方法论，但我认为城市环境研究主要应集中于城市成长、基础设施和污染健康问题。大部分研究采用“内在论”的观点，也就是从内部看城市成长和发展的方式。威廉·克罗农和少数其他学者更多地采用了“外在论”的观点，把研究焦点对准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相互影响。这两种研究各有优点，但肯定需要用整体的理论视野来更好地整和。我也欣赏这样的观点，即从把城市与环境史中的关键主题相联系的生态观点来考察城市。但这需要更为谨慎的扎实研究。问：从城市环境史的角度看，您怎么评价克罗农教授研究芝加哥的著作？它是通向城市环境史的桥梁还是其它什么？[28]答：威廉·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会》在许多方面都是开拓性著作。他通过对物质流动和关键物资的商品化的研究把城市与周边地区联系起来，这在弄清楚理解城市环境所必须的更大背景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尽管这一研究赢得了广泛赞誉，但是很少有学者尝试在他的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其他城市、或者深入分析《自然的大都会》曾经想展示给我们的问题。在更广泛的自然界中考察城市、认同城市与周边地区的一系列联系、探索更多的关于城市如何对商品、人和思想来说都象正在转型的机体一样发挥作用等都是非常有必要研究的问题。可以肯定，这些问题中的许多已经得到解释，但很少是在环境史的语境中解释的。我对这本书的主要意见是它没有深入理解芝加哥本身。研究物质流入流出城市并不能说明城市本身是怎么转型的。城市的哪些特点受到了克罗农已经清楚解释的、正在发生变化的经济和环境冲击的影响？总之，《自然的大都会》是一部非常杰出的“外在论”的城市环境史，而不是一部“内在论”的城市环境史。问：美国环境史学家正在重新建构“自然”概念，它的知识基础是什么？“第二自然”或“人工环境”的含义是什么？[29]答：我多少知道一点后现代主义知识争论对环境史学家更深入地思考文化、语言和感知问题的影响。长期以来，“自然”已经具有相当固定的内涵，但仍有关于什么是自然、什么是荒野等诸如此类问题的争论。环境史学家研究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上研究这种关系的变化也是绝对必要的。把自然看成是文化建构的概念似乎也是一个合适的研究切入点。“第二自然”这个概念已经从许多方面得到了解释，但最常见的是用它来刻画人类活动对自然的修正进而产生与原始状态非常不同的状态。我感到这个概念比较混乱模糊，因为“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的关系似乎并不清楚。这似乎是在玩用不同术语就可以更好表现自然的文字游戏。“人工环境”过去常常被用于描述人类建构的自然特征，这些特征可能是从自然界中的自然资源中抽象出来的，但被人类的行动改变了。不过，这个概念并没有考虑除人之外的其它动物的活动。海狸坝或蚁冢是不是人工环境的一部分？如果它们不是，那就意味着我们把人类活动明显地置于自然界之外，也就是说，蚂蚁和海狸完全可以在自然的节律中做自己的事，但人类行动是非常不同的，常常不但自外于自然而且诅咒甚至加害自然。这样思考会提出一些让人不舒服的关于人类活动的问题，也会让人与自然冲突起来。如果不把人类活动看得如此复杂，可能会比较有利，但是必须把它重新整和进对在自然界活动的生命体的讨论中。如果我们想把人类活动看成是对自然的入侵，那么我们必须从把它看成是研究人在自然界发挥作用的大话语的一部分的角度来研究。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把人类活动看成是对自然的必然毁灭，因为这似乎否定了人的生物本质。问：您怎么从城市环境史的角度考虑环境种族主义和环境正义运动？由于它的核心是人类中心主义，那么这意味着环境主义运动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30]答：环境正义运动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权运动底色的政治运动开始的，它后来就变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对环境正义的呼吁来自学术界、政界和草根民众。最初的许多论著是论战性质的，但是历史学家开始研究一系列涉及环境种族主义的个案，就为研究环境正义问题提供了许多必须的经验事实。由于这个运动是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开始的，因此环境种族主义的诉求并没有建立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上。另外部分整和起来的行动团体也想把自己与传统的环境主义者分开。他们认为，传统环境主义者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问题，不重视城市环境问题。他们没有研究历史上的城市环境改革，但这些改革实际上弥补和加强了保护运动和荒野保护行动。环境正义运动确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研究的更多的是穷人、有色人和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的悲惨命运而不是自然环境。虽然环境正义只是在环境史的范围内提出对种族和阶级的重要探索，但是它确实已经做出了巨大贡献。历史学家现在必须直面这些问题，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不过，认为废弃物的处理设施或有毒废弃物的排放点是被有意识的安排在有色人的居住点周围这个论点并没有坚实的事实基础。其实，环境种族主义的事例自古以来就存在，但在研究环境不平等时很难把种族和阶级分开。这些不平等经常影响穷人，也影响有色人。虽然环境种族主义的所有诉求不能得到全面证明，但是环境正义运动确实开启了讨论环境不平等问题的大门。从这一点来看，这个问题很重要，值得探讨。对城市环境史学家来说，它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这些研究必须包括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内容。问：请您谈谈技术在城市环境史中发挥的作用。[31]答：与一般的环境史领域不同，技术在城市环境史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大多数早期的著作都研究城市的经济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环境代价，尤其是工业革命时期的这些问题。果真如此，各种技术确实在从制造设备到交通网络中都发挥着核心作用。能源利用和相关技术的变化就象各种城市服务的发展一样都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尽管技术在早期的城市环境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要比在荒野研究中的作用大得多，但是把技术理解成是对自然的入侵、是与自然力冲突的力量、最终会毁灭环境的认知仍然在城市研究文献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管他们研究城市、乡村还是荒野，许多环境史学家在把技术看成是有点外在于自然力或与自然力相对这一点上是十分相似的。最近，城市环境史学家正在慢慢地改变给技术贴上邪恶或毁灭性力量的标签的做法，把注意力转向研究对技术应用的选择及其对城市成长和发展的复杂影响这些方面。这种变化与技术史研究领域的转向完全是同步的。在技术史研究中，技术的文化建构在近几年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城市环境史领域的一些最新研究已经超越了仅仅关注技术问题的狭隘思路，转而研究一系列与其相关的问题，包括由非人类活动引起的景观变迁的问题，气候问题，围绕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以往的环境史学家并不是有意回避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确实在其他学科中得到了更多的研究。总之，在研究人工环境时，技术和技术变化仍是研究的核心。希望能有更多的把环境史与技术史交叉融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尝试。问：“9·11事件”对环境史研究有什么影响？环境史研究在未来会怎么发展？[32]答：很难回答“9·11事件”对环境史研究以及诸如此类的恶性事件对人民生活产生了什么具体影响。泰得·斯泰因伯格、麦克·戴维斯和其他学者已经对“自然”灾害做了一些研究，但没有直接涉及诸如“9·11事件”这样的问题。对战争和环境的研究兴趣是最近才出现的，但它最终会把恐怖主义与诸如它的环境影响这样的相关问题整和在一起。有关“9·11事件”对纽约城造成空气污染的最新报道肯定会引起现在的环境史研究者的重视。两年前，我参加了“美国民用建筑工程师协会”就“9·11事件”举行的一次研讨会，我们讨论了“9·11事件”，也讨论了其它许多民用建筑问题。我知道，“9·11事件”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进入许多研究领域的文献中，但是可能是以很微妙的方式而不是成为研究的中心。象我这样的历史学家并不太适合预测未来。不过，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点是，环境史被越来越频繁地与“主流”历史问题联系起来。例如，种族、阶级和性别是大部分历史分支学科研究的重心，现在也成了环境史学家越来越感兴趣的领域。对大的历史趋势的解释也以环境史的论题为基础，例如泰得·斯泰因伯格新近出版的美国环境史著作。对环境观点和视野的文化建构的兴趣肯定也会把环境史与某些后现代主义趋势联系在一起。大体上看，环境史可能会改变孤立的状态。我希望它的核心是在全球规模上研究广泛的历史问题，这种全球视野能把环境关注与许多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1]朱尔·A·塔尔是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是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开拓者和代表学者之一。马丁·麦乐西曾赞誉他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此，认为他的能量和聪明才智对城市环境史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编辑了多本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专集，组织了多次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专题讨论会，培养了多位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博士和青年历史学家。Martin Melosi, “Foreword”, in Joel A. Tarr, The Search for the Ultimate Sink: Urban Pol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 1996, P.XXI.[2] Martin V. Melosi, “Environmental history as a mode of thinking”, in Shannon K. McClendon and Martin Melosi (eds.), Comparativ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the Americas: Social, Cultural, and Legal Perspectives, Houston: Institute for Public History,1993, P.88, P.93.[3] Martin Melosi, “Public History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15, No.4( Fall 1993), P.18.[4]参看 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与美国环境史研究》， 《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5] Martin V. Melosi, “Urban Polluti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eded”, Environmental Review, 3(Spring 1979), Pp.37-45. “The Urban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Historian: Prospects for Research, Teaching,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3(Fall 1980),Pp526-40.[6] Thomas R. Detwyler, Melvin G. Marcus (eds.), Urb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Belmont, 1972, P.VII.[7] Theodore Hershberg, “The New Urban History: Toward an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of the City”,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5(Nov.,1978), P.33.[8] Martin V. Melosi, “The Urban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Historian: Prospects for Research, Teaching,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3(Fall 1980),Pp528-532.[9]有机论认为，城市可以比做人体，是一个自然系统、一个转型的资源联合体，也是“第二自然”。调节论认为，城市是废弃物生产者，也是个“热岛”，还对水循环和大气都产生了影响。生态论比较复杂，把城市放在“生态复合体”中分析其空间模式、组织结构、生态扩张和组成部分的成长。系统论认为，城市是城市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这个系统不但是活动的，也是开放的，而且其中的技术系统既有内部影响也有外部影响。[10] Martin Melosi,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of Urban Ecology: Frameworks and Concepts”, in Alan R. Berkowitz, Charles H. Nilon, Karen S. Hollweg (eds.), Understanding Urban Ecosystems: A New Frontier for Science and Education, Springer, 2003, P.197.[11] Joer A. Tarr, The Search for the Ultimate Sink: Urban Pol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 1996, P.xxii.[12] Martin Melosi, “The Place of the City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Effluent America: Cities, Industry,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1, P.126.[13] Graeme Davison, “The city as a natural system: Theories of urban society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in Derek Fraser & Anthony Sutcliffe (eds.), The Pursuit of Urban history, London, 1983, P.366. Spenser W. Havlick, The Urban Organism, New York,1974, P.12.[14] William Cronon (ed.), Uncommon Ground: Rethinking the Human place in nature, W. W. Norton & Company, 1996, P.25, 80-81.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orton, 1991.[15] Martin Reuss, Shelley Booksp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public historians”, ASEH News 2(September, 1991), P.1.[16] Martin Melosi and Philip Scarpino (eds.), op cit, P.VIII.[17] Martin V. Melosi, Effluent America: Cities, Industry,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1, P.7.[18] Martin Melosi, Garbage in the Cities: Refuse, Reform, and the Environment 1880—1980,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1981.[19] Martin V. Melosi (ed.), Pollution and Reform in American Cities 1870—1930,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0, P.207.[20] Martin Melosi, Coping with Abundance: Energy and Environment in Industrial Americ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8.[21] Martin Melosi, The Sanitary City: Urban Infrastructure in America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14.[22] Martin Melosi and Philip Scarpino (eds.), Public history and the environment,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P.227.[23] Andrew Szasz, Ecopopulism: Toxic waste and the movement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Minneapolis, 1994, P.6.[24] Martin Melosi, “Equity, Eco-racism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Vol.19, No.3( Fall 1995), P.11.[25]马丁的城市环境史研究是从对两个基本问题发问开始的，一是城市如何适应自然界？二是蚁冢和城市有何区别？[26]朱尔认为，沃斯特的农业生态范式有很大的局限性，人们还必须研究城市和工业环境。在历史上，城市与它的农业地区和周边地区是相互作用的。城市既剥削城市所在地的环境，也剥削周边地区的环境。周边地区的物质流向了城市经济，反过来城市的物质也流向了周边地区，例如粪肥、废弃物等。[27]朱尔认为，城市环境史主要是这样的历史，即人造的、以人为中心的结构（人工环境）和技术如何塑造和改变了城市所在地的自然环境，这种改变的结果反过来又如何改变了城市本身和它的人口。城市环境史有许多仍在扩展的维度，其中的大部分可以包括在我所说的“城市新陈代谢”主题之内。还有一些涉及城市景观的重塑和环境平等与正义的重要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必须强调的是城市不是树，即不是有机体。[28]朱尔认为，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会》是研究城市周边地区的物质和自然资源开发、加工及其流进和流出城市的经典著作。不过，它并没有研究城市对其所在地的剥削和利用以及城市废弃物向周边地区的转移问题。[29]朱尔认为，如果出于描述的目的，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概念就是有用的，但并不必然会被当成语言时尚来使用。人工环境是一个城市概念。根据我的理解，它涉及人类对城市基础设施及以此为基础的结构的建设问题。它不但包括基础设施的地上部分，也包括它的地下部分。[30]朱尔认为，环境正义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城市环境史研究中应该得到全面的探讨，但是这并不是说要把当前的标准强加给历史。我们应该清楚，我们理解的是过去发生的变化。它确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不过许多其它的城市环境问题也是如此。[31]朱尔认为，技术是理解城市与环境的关系之关键。在历史上，技术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应该全面理解这些。更何况在这一方面胜者也是败者。人们应该避免把今天的标准强加给昨天的现象出现。当前也有许多有助于把环境从以前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的技术发展。[32]朱尔认为，城市环境史将在环境史范畴内扩展，因为这个世界正变得更加城市化。不过，它可能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和文化维度，这将会与现在更多地关注基础设施和制度问题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