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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选自《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黄仁宇/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在東亞思想史上，「中國」這個極具指標性的概念，雖然形成於古代中國，但其內涵在近世日本與現代台灣，卻經歷轉變。「

账本的作者为清初在中国江南地区传教的比利时耶稣会士，1658年7月到达澳门，随后前往江南传教，驻地常熟，主要活动于常熟、苏州、松江、上海等地。1676年11月在太仓去世，葬于常熟虞山北麓的天主教墓地。

从内容上来看《高家村》是讨论高家村从1949年到90年代中期的变迁，本书的主要内容都是根据主题而写的，每个主题自成一章。这些主 题包括：土地、水域与地方政治，人口与政治，生活水平，农村卫生，农村教育，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移民打工，风俗习惯的变化和延续，高家村与外 部世界。

2013年7月出版《高家村》中文版自序：本书试图做的是：以丰富的实证资料和跨学科的方法来全方位地描述和分析一个村庄。《高家村》既是高家村的历史，也是高家村的政治，是高家村的社会学，也是高家村的人类学，同时也是高家村的经济学。除了用跨学科的方法解剖一个村庄，为读者提供洞见，使读者有一叶知秋的理解这一特点外，这本书还用每一章围绕一个主题的方法把高家村放在中国的大背景里来描写和分析。

国民党从1927年建立南京政权到1949年败退大陆，颁布了一系列土地政策和法规，并在部分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但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效。对此，美国学者倾向责备国民党没有诚意推行和支持实质性的乡村改革。台湾官方则将土地改革不成功的原因归结为日本侵略的干扰。如果看看同一时期，同一历史背景下，共产党在其控制的区域成功地实行的土地改革，上述观点显然有推搪塞责之嫌。还有部分学者得出改良主义行不通的结论。相对于共产党以激进的方式取得成功的作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再看一看国民党退避台湾后，实行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限田及征收私有土地给现耕农承领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改革，手段并非激进却取得了成功，似乎说服力也不强。而多数学者认为南京政府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未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倒是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但笔者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南京政府在土地问题上的不成功，更缺少的是认真执行土地改革政策的基层政权力量。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即开始着手制定各项土地法规，准备进行土地改革。仅1927-1937年10年中南京政府颁布的“地政法规及各省地政单行章则不下240种”（注：朱子爽：《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年版。）。其中较重要的有1930年6月公布的《土地法》等。应该说国民党颁布的有关土地问题的法令法规大体体现了孙中山“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原则，只要坚持不懈地贯彻执行，中国的土地问题未必不能得到解决。然而直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大陆，“平均地权”主张非但没能实现，土地问题反而比任何时期都严重。　　对于土地改革未能收效的原因，蒋介石1952年4月在台湾阳明山庄做关于《土地国有要义》的讲演中是这样认为的：“所可惜的是我们有完善的主义、政策、计划和方案，却缺乏具体精密的方法，和笃实践履的行动。……过去我们的失败，就失败在虽有计划，而没有行动，虽有行动，而缺少方法，即使有了行动，而又是与现实不合的。……没有方法，亦就不能获致效果”（注：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三民主义历史文献选编》，第435页，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7年印行。）。而曾参与国民党土地改革的肖铮的看法则更接近本质。他认为：“问题的焦点在于决心不够，只要我们有推行土地政策的决心，法不完全，可以修正，人力不够，可以培育罗致，经费不足，可以筹拨。所以，这些问题都不足以影响土地政策的推行。唯有决心不够，确实可以影响一切”（注：《地政通讯》第23期。）。其他类似的看法也认为：“自国都之所在南京而至各大省会特别市，对平均地权之实行，始终犹豫无决心”，以致“各省市严格执行者，殊不多见。”（注：郭汉民：《管教养卫与平均地权》，《中国土地政策》第38页。）至于为什么决心不够，肖铮认为，国民党执政后，“居于高级领导阶层的部分同志失去革命精神”，他们“在首都及其他大城市，已买进大批土地建筑大厦，甚至经营房地产生意，因之更牵涉到本身利害关系。”（注：肖铮：《土地改革五十年》，第72页，台湾中国地政研究所1980年版。）　　其实，土地改革不仅仅牵涉到国民党内高级领导人的利益，还牵涉到从中央到基层很多人特别是把持乡村政权的地主豪绅的利益，因而受到他们激烈抵制。早在30年代进步的经济学家就指出：“租佃制度是否能够彻底改革，主要关键到还不在改革办法是否周密，而在乡村政权究竟在谁的手里，如果地主豪绅掌握乡村政权，那末任何周密办法都是无法推行。”（注：益圃：《中国地政学会怎样改革租佃制度》，薛暮桥、冯和法编：《〈中国农村〉论文选》（上），第34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是个半封建的社会，政治机构愈到下层，便愈带着浓厚的封建色彩。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农村中豪绅地主阶级政治势力得到恢复与加强。旧式的乡董、图董等土劣，摇身一变，当上了“新式”的区长、乡长、镇长。乡村政权几乎被顽固的封建势力所操纵。“农村行政，为地主的广大势力所渗透，税收、警务、司法、教育，统统建立在地主权力之上”（注：《陈翰笙文集》第6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在北方，“一般来说，无论是新式或旧式区长，常为当地大小地主所包办。”农村复兴委员会1933年对陕西、河南两省66人区长的调查表明，拥有百亩以上土地的地主占70%左右。在南方，家村基层政权也多为中小地主直接掌握。同据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江苏无锡6个区的乡镇长中，地主占89.9%，富农占6.7%，中农占3.1%（注：李珩：《中国农村政治结构的研究》，《中国农村》第1卷第10期，1935年7月。）。另据陈翰笙等人1930年对无锡104个村长的调查，地主占91.3%，富农占7.7%，商人占1%（注：《陈翰笙文集》第6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同年，江苏省民政厅对该省374个占有千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主要职业的统计表明，各级军政官吏占44.39%，高利贷者占34.49%，商人占17.91%，经营实业者占3.21%（注：肖铮：《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6155页，台北成文出版社、美国中文资料中心1966年联合出版。），正是由于这些兼任军政官吏、高利贷者、商人等新式豪绅地主盘距在乡村政权中，国民政府在日趋严重的农村土地问题上所择取的许多改革措施不是收效甚微，便是归于失败。“中央政府所制定的改良政策，往往传到省政府时打了一个折扣，传到县政府时再打一个折扣，落到区乡长的手里的时候，便已所余无几。譬如‘减轻田赋，废除苛杂’，中央虽然三令五申，但到县政府和区乡长的手里的时候，就会把一部分田赋变成税捐，把一部分的税捐变为摊派，换汤不换药地敷衍过去。”（注?益圃：《新土地政策的实施问题》，《中国农村》第3卷第7期，1937年7月。）又如“二五减租”，在江苏，经办减租的各县县长“为结好于彼等起见，故决不愿厉行此项法令，是以毫无成绩可言”（注：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下），第678页，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在湖北，1927年9月30日省政府发布的文件说：省政府关于减租的文告“业布已经月余，其切实执行者固多，而借故迁延，意存观望者，亦复所在多有，甚至将所颁布布告，匿不张贴，藐视法令，违反党纲，显系土豪劣绅，把持操纵，流氓地痞，顽抗阻挠”（注：《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第609-610页。）。浙江最早实行“二五减租”，但开始后不久，就受到了地主势力的破坏和阻挠。他们或诬指减租农民为共产党报警逮捕，或借口收回自种以撤佃相威胁，或贿使地痞流氓及暴徒以武力抗拒减租。天台、遂安、武义等县都发生了县党部指导员因推进减租而被殴打或杀害事件。地主们纠集在一起联名向省政府及南京政府要求废止减租，收回成命的函电，更是屡见不鲜。1928年，省政府为修杭江铁路，准备预征田赋，有势力的地主即乘机向省政府主席张静江游说：如不取消“二五减租”，“明年（1929年）起将不缴田赋”（注：肖铮：《中华地政史》，第273页。）。在地主阶级的压力下，张乃于1929年4月，在省政府会议上提出：“‘二五减租’办法自实行以来，纠纷迭起，佃业双方均受其害，洵属有弊无利，拟民国十八年份起取消‘二五减租’。”（注：肖铮：《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33980页，台北成文出版社、美国中文资料中心1966年联合出版。）省政府遂通过了自本年起暂行取消减租的决议。后虽由中央派员协调，“二五减租”名义上仍旧存在，但已“名存实亡”。地主勾结警吏，压迫佃农，无端撤佃、追租、补租等事件频繁发生。许多县政府和区乡长阳奉阴违，甚至“伪造省府训令”，宣称“实行二五减租即以共匪论罪”（注：益圃：《新土地政策的实施问题》。）。这说明地方政府尤其是乡村组织中充满着豪绅封建势力，很难指望它来忠实执行反封建的改良政策。再如土地整理，首先要求册籍明了，但直至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在各省的清丈土地、编造图册的工作也未完成。而经办土地陈报的乡镇长大都是当地的地主豪绅。大小地主们利用册籍的混乱和在乡村中的特权，将田亩以少报多，以熟报荒，逃避或减少负担。地籍不明，册书散乱对他们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弊。政府当局明知他们作恶多端，但大多数领导人与乡村中土地占有者“利?一致，思想感情相通”（注：（美）杨格著，陈泽宪等译：《1927年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33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又因税源所系，常与他们互相利用，互相掩饰。在江苏，地主豪绅贿赂地政官员隐瞒田产之案屡有发生。有的县居然出现查报后的田亩较查前反为短少的情况（注：肖铮：《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4392页。）。由这些人来担任整理土地的责任，是不可能指望有所成就的。江苏的土地陈报“虽有四年之久而开办区域与登记，成绩实无甚大进步”（注：《地政月刊》第1卷第2期。）。浙江推行土地陈报工作一年余，动员专职人员12万余，农民负担每亩0.12元陈报费，耗资30余万元，最后仅完成全省耕地面积的17%（注：石西民：《我国田赋的积弊与整理》，薛暮桥、冯和法编：《〈中国农村〉论文选》（上），第386页。）。直到1948年，肖铮终于认识到：“我们20年来的政治基础是建筑在地主身上的”（注：《土地改革》第1卷第1期，1948年4月。）。　　正因为豪绅地主势力充当着南京政权对乡村统治的基础，南京政府只能是旧有土地制度的维护者。它不可能打倒自己赖以生存的基础——地主阶级。它所制定的政策法规也以不违背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为宗旨。这一点《土地法》中已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该法虽规定“中华民国领域内之土地，属于中华民国国民全体”，但同时又规定“其经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权者，为私有土地”（注：《东方杂志》第27卷第13号，1930年7月。）。蒋介石说得更明白：“如果我们从地主手里拿走土地，赶走共产党岂不多此一举？”（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345-346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蒋介石还一再向地主表明土地改革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1941年6月，蒋介石在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上安慰地主说：“我们民生主义的土地政策，不是和共产党一样，要来没收土地，也不是现在就要地主的地盘，尽归公家所有；而只是由地主自行报价，政府只依照法规定税率，照价纳税而已，……而土地仍归原主所有，至土地定价以后将来的收益，才归于社会国家所公有。如此就是对于地主固有的权利与现在已得的利益，并无丝毫损失，而且藉此可以获得永久的保障”（注：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522-1523页，台湾中华文化大学1984年版。）。　　国民党一方面竭力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另一方面不能也不敢公开放弃“平地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再者，大革命失败后，由于长期军阀混战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中国农村经济走上急速破产的道路，1932年以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直接影响到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不仅如此，农村中有田无粮、无田有粮、田多粮少、田少粮多这种税负畸形状况加剧，农村问题的核心——土地所有与土地使用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国统区农民自发斗争不断发生，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土地革命也日益发展和状大。这一切对国民党的统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土地问题已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成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国民党不得不对农村土地问题采取一定改革措施。可见国民党在土地问题上具有明显的矛盾性和被动性。这种矛盾性和被动性体现在国民政府对所制颁的土地法令条例往往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采取延宕办法“推”、“拖”了之。例如，《土地法》1930年6月就已公布，但国民政府并不打算很快实施。该法第5条规定：“本法之施行法另定之”。第6条规定：“本法各编之施行日期及区域，分别以命令定之”（注：《东方杂志》第27卷第13号，1930年7月1日。）。1935年5月国民政府才公布《土地法施行法》，此时距《土地法》颁布已有5年之久，且第2条规定：“本法之施行日期及区域与土地法同”（注：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581辑，第52期，第32页。）。直到1936年2月，国民政府才公布《各省市地政施行程序大纲》，明令《土地法》、《土地法施行法》与此法于1936年3月1日同时施行（注：吴文晖：《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第276页，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由于《土地法》本身存在许多弊病和漏洞需要修改，1937年5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了《修正土地法原则》。修正的《土地法》草案亦经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起草完稿。但不久抗日战争爆发，该方案一搁又是数年，迟迟不予公布，更不用说实行了。再如，1941年12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行政院为此还设立了地政署以贯彻实行。但政府对此采取拖延战术，逐渐使问题由延缓而趋于冷漠。加上财政当局消极反对。“故卒使此案仍为本党之又一‘决而不行’之案例”（注：肖铮：《土地改革五十年》，第221页。）。1948年，肖铮等人向立法院提出了一个体现“耕者有其田”精神的《农地改革法案》，但讨论了半年之久也没通过，最后与其他二个提案“?付审查”，不了了之。类似上述“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之事例不胜枚举。中国食货会的曾资生曾指出：“中国土地问题迄今不能获得合理解决，原因固多，但尤可注意的是政府的本质问题。……因之，一个进步的革命政策拿出来，转了两个弯便没有了”（注：《中央周刊》第10卷第13期，1948年3月。）。　　国民党在土地问题上的不成功，不仅对当时国民政府经济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更导致了这个政权以后被倾覆的后果。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农村根据地，并在各革命根据地开展了以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运动。国民党则抛弃了大革命时期“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转而依靠地主劣绅建立保甲制度，控制乡村政权，稳定乡村局势，因此，不得不向阻碍、抗拒土地改革的地主豪绅让步。抗战时期，国民党虽在湖北等地继续实行减租减息，但“在战时，政府要征粮，要筹财税，不免仍多依赖地主合作，故各县政府士绅均不能真正赞助二五减租的推行”（注：肖铮：《土地改革五十年》，第231页。）。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忙于“劫收”和准备内战，更无心搞什么土地改革了。国民党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了解决土地问题的良机，以致土地问题积重难返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肖铮后来回忆道：“自从民国廿一年起，我们发动的各种土地改革步骤，统多遭到了反对者以‘应慎重’、‘再研究’等延宕战略，使土地改革的一切政策都遭到了搁置；以致有大陆整个沦亡的后果”（注：肖铮：《土地改革五十年》，第73页。）。而共产党则根据不同时期政治形势的变化，适时地提出相应的土地改革政策并彻底贯彻，以致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国共“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来说，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78页。）因此，对农村土地问题采取什么亩圆撸唤鼍哂芯靡庖澹凶胖匾恼我庖搴蜕缁嵋庖濉?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回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有关革命、农民和土地问题的提问时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注：《斯诺眼中的中国》，第47页，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版。）。精辟地概括出土地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位置。

本文是拙作刘松龄研究之二，介绍乾隆朝钦天监正刘松龄的两封私人信件，讨论的主题，正是乾隆十三年——空前严重的教案未已，又发生金川之役、皇后薨逝风波，以及政府大政策收敛，等等——这一非同寻常的年份。其中提到若干中国史料没有谈到的史事，就是对同一个问题，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无疑，作为耶稣会士的刘松龄具有他不同一般的眼光和立场。这是不难理解的，也是不多见的。如何对待类似的史料，也就成为我们清史研究的一个新的问题。

解剖学是近代传入中国最重要的西方科学知识之一，最早可追溯到1643年刊行的《泰西人身说概》，解剖学在华传播并产生革命性影响则始于合信翻译的《全体新论》，时间在1851年。现代意义的"解剖学"名词的成型是多种语言和科学思想互动的结果。

读罢《光明日报》3月1日刊登的老作家叶君健同志的《西班牙战争中的中国勇士》一文,令我想起许多难忘的往事,拟对叶文作些补充和订正。

选自《缠足》；依循基督教义的逻辑与修辞，定罪缠足的审判，指向三个层面：缠足是狂妄的文化设计、缠足有违父母的慈爱之心，以及，缠足对上帝所垂爱的男性构成一种性威胁。1895-1898年间出现了许多反缠足团体，它们成为反缠足运动中最多人研究的环节。

环境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在欧洲出现。一定程度上，历史地理学、法国年鉴学派、汤因比的有关著作，为环境史在欧洲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养分。它也与《环境与历史》杂志的创办，欧洲环境史学会的成立，紧密联系。总体上，和美国相比，欧洲的环境史研究具有更多的跨学科研究的特色和全球史的视野，而且自始就重视城市环境问题。研究在西欧和北欧较发达，东欧和南欧相对落后。

国货展览会属于博览会之一种。自1866年清政府受到法国巴黎万国博览会邀请并晓谕商民参加始，自1873年清政府派员参加奥地利维也纳博览会始，中国就与博览会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中国既受邀参加了一些外国博览会，也举办了内国赛会， 民国建立后，随着国货运动的勃兴，国货展览会也日渐兴盛，并占据了博览会的主流。

新近出版的《许宝蘅日记》堪称反映清末民初北京政治与社会风俗的资料宝库。日记对清末光绪帝、慈禧太后去世、辛亥清帝退位、民初党派斗争等重要事件均有记载。

封建主义、封建社会有无普遍性的争论，在国际史坛上一直持续不断，近年来在国内亦有所反映。本文拟从为什么中国和西欧都有封建社会，如何才能合理地比较中国和西欧封建社会的情况，如何理解封建社会的发展问题等方面，论述中西学者关于封建社会理论的异同。一封建在中国并不陌生，它指的是西周时期（前1066-前771年）周天子对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的分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这种分封大约是把土地和土地上的居民都分赐给受封者，即所谓授民授疆土。诸侯还可以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下一级的卿大夫，于是以土地为枢纽，形成统治者之间的多层等级连锁。他们彼此之间互有权利义务，主要是受地者要向赐地者纳贡服役（包括兵役）[1]。无论对于西周封建以何种解释，但它是中国本身所固有的一种政治制度则是没有疑问的。这种制度到了春秋战国之时（前722-221年）逐渐变化，难以维持。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废封建而置郡县，一般以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封建制度遂告结束。秦废封建之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仍不断有分封诸侯王之事，不过这种封建，诚如后来王通所言，"至景帝令诸侯王不得治民补吏，而汉置内史以治其地，则封建之地，悉为郡县矣"[2]。但关于封建郡县孰优孰劣，哪个更能使统治长治久安的争论，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直不断。争论的各方，都是把封建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看待的，并未涉及封建制下的社会、经济内容。著名的柳宗元的《封建论》，也只是指出古代封建制度的出现，是和氏族、部落势力的存在相关的，不一定完全是人为的结果。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文化，了解到有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严复（1853-1921）译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把feudalism译为拂特之制，是为音译。后来他翻译爱德华·詹克斯的《政治制度史》，就把feudalism译为封建之制。严复在这里是经过研究的，因为这里说的是社会发展阶段，他以为由唐虞以迄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很显然，严复认为中国固有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feudalism是十分相似的，是可以类比的，所以他才把feudalism译为封建[3]。从严复起，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已不再把封建单纯理解为一种政治制度，而是兼及其社会、经济内容。20年代末，陶希圣著《中国封建社会史》，主张周代的中国即是封建社会，春秋之际，封建制度开始分解，但封建的自然经济则一直延长到1500年[4]。陶希圣对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土地制度、庄园制度、农民状况、分封制度等都作过分析。不久，瞿同祖又写成《中国封建社会》。瞿氏是以西方封建社会的理论来比照分析中国的封建社会的，他以为封建社会之综合的要点是土地所有权的有无和主人与农民的关系。"封建社会只是以土地组织为中心而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阶级社会而已"[5]。这时正值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的时期，虽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已有不少人把封建作为一个社会来认识，而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制度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史学界确立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中有封建社会的认识，对于封建社会的内容，则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予以详细的研究和阐述[6]。如果说封建是中国所固有的，可是它在西欧却是后起的。中世纪的西欧人并不知道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封建制度，更没有说过什么封建政府、封建社会之类的言词。现在西方史学家所说的feudalism的内容，中世纪时在西欧只是零碎地存在着，各地多有不同，记载它的习惯法更因时因地而异[7]。16世纪法国法学家开始研究封建，所依据的主要是一种封土之律（Libri Feudorum），该律乃12世纪编定的隆巴第地方（意大利北部）的习惯法，记载着关于封臣以服军役为条件领有封土及其相关权利义务等[8]。17世纪英国法学家斯佩尔曼也依据隆巴法，研究过英国的封建制度，所以才有是斯佩尔曼等人发现了封建主义的提法[9]。当时这些学者认为封建只是一种法律制度，因为封建法中的财产权利和罗马法的规定十分不同，于是产生了封建制度是源于罗马抑源于日耳曼的争论。18世纪的西方学者仍视封建为一种法律制度，如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在"封建法律"的题目下，分析了西欧的封建制度，涉及封君封臣关系、采邑制度、农奴制度等[10]。亚当·斯密则认为封建法律是领主统治权、裁判权，其推行原是为了加强王权，但结果王权并未加强，领主权力依然过大，形成了封建等级制[11]。这时正是西欧启蒙思想发扬、批判旧制度的时代，封建渐被等同于贵族统治，是剥削、压迫的根源，表现为各种领主特权、农奴制残余、分裂混乱等，所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才有了废除封建制度的决定。19世纪西方的学术发达，对封建的各个方面，如封君封臣关系、封土制度、庄园农奴、马克公社，封建城市等，从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角度进行研究，做出了许多概括，取得了不少成绩。这时出现了feudalism一词，用以指称封建制度。但史学家对封建主义与封建制度，仍多从政治、法律方面认识，讨论。到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概念，用以划分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由此产生了封建生产方式、封建所有制等。这些理论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有所发展。20世纪30年代末，马克·布洛赫写《封建社会》一书，对西欧中世纪社会的各方面情况进行了分析。他虽然主要仍从政治制度方面、封君封臣关系等方面分析西欧封建，但他视野广阔，也分析了社会经济、庄园农奴等内容，无疑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影响。布洛克可说是西欧封建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奠定了后人了解西欧封建社会的基础。后来苏联史学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西欧封建主义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建立封建社会形态学说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综上所述，无论中国和西欧，对自己的封建的理解，都有一个把它先当作法律、政治制度，后当作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过程。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直到现在也并不统一。西方的大多数史学家仍然把封建当做中世纪西欧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法律制度，强调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1）封建主义之间形成了特有的封君封臣关系；（2）形成了与封君封臣关系相适应的封土制度；（3）国家权力衰落，各封君在其领地内取得了独立的行政司法权力。正是由于强调了这一特殊性，封建主义的普遍性在一些人那里就成了问题。他们以为封建是西欧的特有产物，世界其他国家是没有封建制度的，从而否定了封建主义的普遍性。中国的封建虽然是固有的，但对它的深入研究无疑是在当时先进的西方史学思想影响下进行的，所以中国学者大都认为中国存在有类似西欧那样的封建制度、封建时代。齐思和先生写《周代锡命礼考》、《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对中西封建的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二者相去不远。"盖人类文化之发展，虽迟速不同，质文各异，然所循之途径，则大致相同"，他还引庄子的话说，"庄生有言，'自其异者观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吾人亦惟有自其同者视之而已矣"[12]。解放以后的新中国的史学家，则较一致地主张历史发展中有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形态，有一个封建时代。这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历史上都是共同的，只是封建社会存在的时间在各国有所不同而已。台湾学者杜正胜却认为，周人封建的本质，乃是继攻伐征服之后的武装殖民，所以唯物史观的封建制与传统的封建不相干[13]。西方学者对中国封建的认识，各有不同。一派是认为中国无封建的，这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说法，不过现在它已经不大风行了。另一派是主张中国历史上有封建的。虽然他们对封建的认识多为政治和法律上的封建主义，但仍在中西之间找出许多共同点。美国汉学家卜德以为封建主义适应于前近代中国主要是指经济而言，不过政治上的封建主义中国也有，就是周代（作者定为1122-256B.C.，包括春秋战国时代），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作者定为221-589年）则被认为是准封建时期[14]。顾立雅也认为，古代中国有许多和中古欧洲相似之处，值得比较研究，布洛克关于封建主义之定义，几乎用不着改动即可应用于中国的周代[15]。也有学者反对封建制度的普遍性。安德森就是其中的一人。他认为把封建的特征只概括为大地产和小农的结合而忽略其上层建筑如主权分割、封土制、封臣制等是不行的。因为前资本主义形态都通过超经济强制而运行这些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已成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结构，它们已直接结合在剥削剩余价值的链锁之中，因此不可能不通过其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来确定这种生产方式的性质[16]。安德森过分强调超经济强制在封建社会中的重要性，认为封建剥削、封建生产只有通过政治暴力才能进行，实际上就是否认封建社会是一种经济形态，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其实超经济强制之所以存在于封建社会，是小生产者生产不发达，经济不独立所致，随着小生产者独立性的加强，封建社会中的超经济强制乃逐渐减弱，它不是封建生产的本质因素，不能对它有不适当的估价[17]。总之，如果认为封建是一种社会形态，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是农民和地主对立的社会，那么它的普遍性就是没有疑问的，中国和西欧都存在过封建社会，有过封建时代。即使从政治、法律制度方面理解封建主义的西方学者，也有不少认为中国历史上依然存在过封建时代，有过封建社会，不过他们大都把这个时期定为周代至春秋战国时期，把它看的较短而已。只有极少数人才强调西欧封建的独特性，认为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封建制度的存在。二把中国和西方的封建社会拿来进行比较研究，无论中外的历史学家，都有许多人进行过，这里只就西方学者的一些方法问题提出讨论。西方的学者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我以为是拿现代的西方社会，起码是近代的西方社会来和他们所认为的过去的中国做对比，由此指出中国社会如何落后、古怪。东方专制主义说就是其典型的代表，不过现在相信它的人已经不多了。韦伯的比较也属于这一种，他说中国只有追求赢利的资本主义而没有合理的资本主义即为一例，下面我们还可举韦伯的另外几个论点。韦伯从现代西方的法治社会观念出发，认为中国的法律乃是个人的专断，缺乏理性的管理和司法，全是家长式的处理方式。法律中只有刑法而私法（民法）极少有个人的自由权等[18]。可是当代的一些美国法学家和韦伯的观点不同，他们比韦伯更了解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也更了解西方式的法治，所以他们指出"充分发达的法治的制度性机制是近代的产物"[19]，他们在人治和法治的冲突中，并不完全强调法治。"法律的判决最终是人的判决，判决更多地是受法官个人偏见而不是正式法律的影响"[20]，所以他们赞赏中国历史上的更多地依靠调解而不是依靠诉讼来解决纠纷的办法，认为这一传统应该保持。中国古代也并非没有民法，汉代的契约关系已十分发达，其应用的范围十分广泛[21]。我想还应该指出的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也是近代欧洲的产物，不惟中国古代没有，就是西方的古代和中世纪也是没有的。韦伯承认中国古代发展出发达的官僚制度，但他却拿西方现代的官僚制度来和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相比较，说"中国官僚制的精神是与公共负担的制度相关联的，而西方的官僚制精神则随货币经济的变动而发展"[22]。其实西方的现代官僚制度是学习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而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有人认为，直到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仍然要比西方的进步[23]。在这方面，韦伯就不如现在的艾森斯塔特认识全面，艾森斯塔特把西欧的专制主义国家和古代的中国国家都列为历史上的官僚帝国，而这种官僚帝国的特征即为传统与现代的政治组织、政治活动并存[24]。奇怪的是韦伯在比较西方和东方的城市时，却举出的是西方中世纪城市，他指出西方的城市是一个特权团体，有自治权，有城市法，城市的居民也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组织，即行会等，而东方的城市则这些都是没有的[25]。可是韦伯也知道，西方城市的自治只是短期的现象，到了专制王权时代，西方国家的权力日益强大，城市自治也就日益衰微[26]。我们在这里不拟论证东方与西方城市之异同，只想指出，西方中世纪的城市，并无那么多的特权与自由，它仍是受封建国家、君主、贵族主教控制的城市。并不是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而也许倒是乡村的空气使人自由。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并不是从城市中产生，而也许倒是从乡村中产生的。西方中世纪的城市，依然是一个封建的城市。另外一派西方学者则是拿西方的feudalism来和中国的封建相比较，以西方的封建为典型来看中国有无与之相同的情况。前述柯尔本的书即是明显的例子。他们先对西欧的封建制度做出概括，然后拿其他国家的封建与之对比。卜德由之以为中国的周代符合西方的静态的封建主义，魏晋南北朝则较符合动态的封建主义[27]。顾立雅也是以西方的封建为标准，说西周类似西方的早期封建主义，春秋则是晚期封建主义[28]。艾伯哈德认为中国从周代直到纪元前250年是封建主义时代，说当时是农业社会，统治阶级划分为一些等级，互相有权利义务等，这也是西方的标准[29]。他主张从中国统一之后，即进入绅士社会，而不再是封建社会了。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西方学者把封建作为一个政治、法律制度概括时，所依据的主要是狭小的罗亚尔河、莱茵河之间地区9到13世纪的材料。用这些有限的材料概括出简单的封建主义的理想典型[30]。这一时代，是原始的日耳曼人开始建立国家的时代，所以显得生产落后，文化荒芜，政治原始，被启蒙学家称之为黑暗时代。后来封建渐被赋予一个社会，一种经济形态的意义，于是依附关系的统治，庄园制，农奴制，自然经济，中央权力衰落甚至无国家等便被当做西欧封建社会的特征，其实我以为它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即日耳曼人的经济政治等组织成长而未成熟的阶段，不宜视作一个社会的典型阶段。我以为，封建社会由于其生产力低下，发展缓慢，所以不可能太短，而应该长一些。西欧的封建社会，不应截止于15世纪，也不应截止于17世纪，而应该截止于18世纪。现在人们往往认为哥伦布一航行，东、西方就连成一片，资本主义在西方就冉冉升起，教科书上也说的尽是资本主义萌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类。其实西欧的进步远没有这么迅速。直到工业革命以前，西欧主要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资本主义只是在西北一隅有所萌动，但在西班牙、意大利却日渐衰落。17世纪西欧发生了经济危机，人口减少，疾疫流行，农业停滞甚至倒退，工商业在有的地方也出现危机[31]。在政治方面，更是到处充满了封建的统治。19世纪中期托克维尔写成的《旧制度和大革命》，认为18世纪的欧洲，各地都充满了封建特权，教会的贵族的各种土地，人身及司法，行政权力，对人民形成沉重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它们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比法国沉重的多"[32]。英国虽然革命了，但恩格斯说，在1688年政变之后，英国资产阶级方才成为统治阶级的微末的得到承认的一部分，依然是贵族地主的统治[33]。至于东欧，则16-18世纪是封建统治的时代，更是没有疑问的了。这并非什么新观点。法国史学家、中古史权威勒高夫曾撰有一文，名曰《主张一个扩大的中世纪》，论证西欧中世纪应该延长。他的理由大致是，（1）文艺复兴不能算是中世纪和近代的分界，从古代到近代中间有多次文艺复兴。如8、9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12世纪的文艺复兴；大文艺复兴，在意大利为12-14世纪，在欧洲其他地方为15、16世纪；后来还有18、19世纪的文艺复兴；（2）欧洲的基本社会结构，从4世纪到19世纪一直未变。拿马克思的封建生产方式来说，也是从罗马灭亡直到工业革命；（3）其他的文化方面的内容还有如，基督教在意识形态中的统治，一直延长到19世纪；英、法国王具有神奇的治疗瘰疬病的功能，也一直到18世纪；把社会划分为教士、贵族、第三等级的三等级论，也是到法国大革命为止。所以勒高夫主张中世纪应该分为早期中世纪，4-9世纪，是古代世界衰落，封建制度形成时期；中期中世纪，10-14世纪，为大发展时期；晚期中世纪，14-16世纪，危机时期；封建制衰落期，亦即旧制度时期，从英国革命到法国革命[34]。如果拿一个扩大的中世纪，较长的西欧封建社会来和东方封建社会来比较，则我们会看到，在主要方面，它们是相同的，可比的。经济方面，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人力、畜力为主要动力，也有简单的机械，工商业有相当的发展，而且是越来越发展，说封建时代是自然经济的统治，可能并非事实。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普遍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在政治方面，这封建时代，无论中国和西方，国家形态主要是君主制的统治，其发展的趋向也是君主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官僚机构越来越健全。分裂割据的势力时有出现，但不能说封建国家是主权分割的国家。西欧的封君封臣制只是当时西欧社会内部的一种支离破碎的政治结构，不足以成为组成国家的框架。正如中国的周代封建体现有宗法制原则，但中国古代立国的原则并非宗法制。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的比较和西方学者的比较研究很为不同。即我们既不是拿近代的社会和古代的相比较，也不是拿西方的封建来看中国的封建和它相同或不同，而是分析这二者结构方面的同和异，来研究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在比较中国和西欧的封建社会时，还要有一个全世界的封建社会作为基础来考虑，这样也许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值得研究的结论。三中国的史学家都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的。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们从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认定社会在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悠久，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社会情景多有不同，自然显出阶段性来，让人认识到发展的现实。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发展，而西方的封建社会是否发展反而成了问题。按照西方新人口论者的说法，西欧中世纪时农业生产力停滞，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基本没有提高，只能靠不断扩大耕地面积以供应日益增多的人口。可是土地面积有限，当土地无法承受过度的人口压力时，便会导致人口下降，经济衰落。可以看出，根据新人口论，小农经济的繁荣不可避免地潜伏着其衰落的根源，而封建社会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周期性危机中循环。每一次循环中，随着人口增加，土地肥力递减，单位面积产量会不断下降，所以西欧中世纪时代的农业生产力呈下降趋势。如此封建社会的发展不就大成问题了吗？不可否认，封建时代社会发展受到人口、土地资源等的有力制约，但农业生产力还是会发展的，这已为许多的研究所证实[35]。西方学者的新人口论，是从11-15世纪的西方社会这一短过程得出的结论，诚如勒高夫所说，估计一下从罗马灭亡到18世纪这一时期西欧的农业生产，则自会得出发展的结论，而不会误认为它停滞不前了。在中国和西欧发展的比较研究中，更大的问题是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因为事实是西欧首先发展出资本主义，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直到今天还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前进。所以历史上的中国能否发展出资本主义便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西方学者那里，资本主义是一个十分含混的名词。它到19世纪才出现而被使用，但却没有一个清楚明确的定义[36]。大多数经济学家把它归之为个人企业、市场经济、追求利润、自由竞争等。所以资本主义可说是无时无处不在，这里有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时代的资本主义，有亨利·皮朗的12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至于14世纪以后的欧洲，则资本主义更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出现了。所以西方的学者也不大研究资本主义的兴起问题，而研究的是工业革命、工业化的问题。给资本主义以一个明确定义的是马克思，他认为资本主义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者、攫取剩余价值的制度，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对立的社会。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问题，提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但马克思把西欧资本主义的开始定的很早，以为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而16世纪则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时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受马克思影响的史学家对资本主义为什么和如何在欧洲兴起进行过多次讨论，意见多有不同，但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时期则没有异义[37]。在西方学者逐渐认识到东方停滞论并不完全正确时，一些学者也从比较的角度探讨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问题。无可否认，他们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兴起的模式，完全是西方的，是拿西方的标准来看中国的，我们试举几个例子。最出名的是韦伯的清教理论。韦伯认为，基督教中的清教教导人生要勤俭，诚实守信用，为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努力入世活动。在这种伦理的支配之下，追求财富成为人生的目的，人变成一架赚钱的机器，从而有助于西欧产生出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儒教和道教缺乏清教这样的伦理，致使中国未能产生资本主义。韦伯的这一假说经过许多理论上和事实上的批驳，现在已可以说没有人再相信它。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韦伯提出西欧的合理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来和中国的只知追求营利的资本主义相比较。韦伯提出西欧资本主义存在的6个先决条件，亦即其6项特征，即（1）合理的资本会计制度；（2）自由市场；（3）合理的技术；（4）可预测的规律（即资本主义企业可以预测其运行规律以便管理）；（5）自由劳工；（6）经济生活商业化[38]。韦伯在《儒教和道教》一书中，谈到中国所缺乏的，正是西欧资本主义的这些特征。如他说中国缺乏中世纪后期的以及完全与科学相结合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的理性形式，没有欧洲企业组织的理性的管理方法，没有提供商业信息服务的真正理性的组织，也没有真正的、具有技术价值的商业文书、计算或簿记之类的系统[39]。当然，拿已经完成工业化的欧洲的一些特征来和封建的中国相比，中国自必缺乏某些东西。可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并不一定要完全以西方为模式，而且西方的资本主义也是多种多样的。如由桑巴特特别强调的簿记制度，即在西欧也是推广的很慢，许多资本主义企业起先并未采用。至于理性的管理制度，信息服务系统等等，更不能以欧洲的模式为唯一模式。布罗代尔指出，"合理的定义是相对的。它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经济环境，不同的社会集团以及不同的目的和手段而变化"[40]。韦伯的西欧的合理性，是西欧历史条件的产物，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第二种我想可称为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出发，来说明何以中国未产生出资本主义，这可以白乐日的观点为代表。白乐日在其《中国的文明和官僚制》一书中认为，西方的城市在中世纪是有自治权的，商人拥有自由、特权，从而能得到发展，例如集市就是发源于意大利，因为意大利有自治城邦，商人凭借集市而发展，而中国则没有集市。中国的城市也没有自治权。中国的城市只是官僚统治的地方，官僚由士大夫组成，他们是特权集团，而农、工、商在中国都没有地位。国家压制商业、技术的发展，所以中国可说是一个永久的官僚社会，其结构长期未变。自15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便和西方截然不同。中国缺乏西方的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自然科学、自由劳工等等[41]。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西方自是不同。中国缺乏西方的某些东西，但西方也缺乏中国的某些东西。中国历史上缺乏西方中世纪的城市自治，这是事实。不过这并不能证明中国就无法产生资本主义。过去确曾认为由中世纪的自治城市产生出富有独立精神的市民，由市民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可是从现在研究来看，西方的资本主义，究竟由城市抑或是由乡村而产生，还并未得到解决。中世纪晚期的城市由行会所把持，充满了落后保守的规章制度，妨碍生产发展，一些有意革新的工商业者纷纷迁居农村，谋求革新技术，发财致富。英国毛纺织业之兴即为一例。新近流行的原工业化理论，就是说资本主义工业是在农村萌生，而非在城市产生[42]。夸大西方城市的活力，以为它是进步的源渊，资本主义的基地，这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看法。实际上它不一定和事实完全相符。白乐日举出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的专制政权、官僚机关，阻碍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的史学家已经探讨过很多。中国的政府历史上一向被认为重农抑商，士大夫阶级则鄙薄科学技术，以为奇技淫巧。不过现在大家都承认，中国过去科学技术曾一度十分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工商业的发展更是惊人。有人以为在宋代中国已经到了近代化的边沿，那么为何那个时代中国的政府，中国的官僚阶级，不阻碍工商业和技术的发展呢？所以这个问题也并非常识所认为的那么简单，还必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第三种观点可以琼斯的《欧洲的奇迹》一书为代表，该书是从环境、人口、经济、地缘政治诸方面来比较东西方的不同，以说明为何西欧能发展出资本主义而东方各国（尤其是中国）却不能。其中对地理环境的因素特别强调，如认为欧洲的地理环境使它能发展出耕牧结合的种植业，受自然灾害的侵害较亚洲为小，在人均占有土地、牲畜、木材、煤铁等方面，要比亚洲的多的多，这样在积累资金方面比亚洲好。后来欧洲人远航大洋，占领了非洲、美洲的大片土地，人均占有土地更扩大了许多，成为一大发展优势。琼斯还认为，欧洲地形复杂，多以肥沃平原为中心形成国家，所以都是一些小国。各小国君主都注意从商业中取利，保护和促进贸易的发展，即使执行了损害商业的政策，由于国力微弱，国君权力不大，商人亦易于起而抗争，摆脱干扰。这比东方大国的君主大都采取限制、扼杀商业的政策要优越，所以西欧从中世纪以来即逐渐形成市场经济。欧洲各国小国纷立，政治分裂，利于竞争；而宗教、文化、语言诸方面，又多统一性，所以利于技术传播，从中世纪起农、工业技术即得到快速发展。后来民族国家兴起，多采取保护市场，奖励农业各种举措，更促进了经济发展，所以使欧洲较早发展出资本主义。欧洲的发展是生产从集体（行会、公社）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走向个体化，而服务则愈益集体化，国家执行各种服务职能[43]。琼斯的观点带有浓厚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气息。从地理环境出发，推导出欧洲那么多的优越性，这实际上即是说亚洲国家注定了无法发展到现代社会。但他的每一项理由是否能成立，还是一个大问题。即以人口而言，琼斯说亚洲人口的增长较欧洲要快，是以不断增加人口来弥补由灾害造成的损失。而根据李中清最近的研究，中国人口的增长并不比西方快。认为中国人追求多子、早婚等都是不正确的看法。清代中国人口生育率相当低，一夫一妻制下，45岁之妇女，平均生5个孩子，而同时的欧洲妇女，则平均生10个孩子[44]。这样，一些学者（包括琼斯）认为中国明清时代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压力过大，阻碍了社会发展的说法，便不一定能够成立。琼斯还特别强调西欧中世纪时小国纷立，国家权力微弱对发展的有利条件，这是西欧封建独特性认识的反映。因为说西欧封建制度特殊，主要就是说它的分裂割据、主权分割、王权弱小等，而琼斯也正是从小国、王权微弱等推导出一系列使西欧快速发展的特征来的。小国比大国更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这更说不上是一个有力的理由，这只能说是以西欧为标准去衡量、要求别的国家的结果。总之，我们不反对以西欧的发展模式，来比较研究东方、中国的发展，可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因为中国的发展不符合西方的模式，就说明我们发展不起来。现在指导这一问题研究的思想，仍是韦伯的合理的资本主义，其实正如前面指出的，西方的合理性不能拿来原封不动地要求其他地方。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兴起起作用的是个人企业、个人竞争，而现代有许多企业是以家庭为核心形成的；又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兴起时自由劳工十分重要，但不要忘了美国的资本主义曾和奴隶制共存过，俄国也曾有过农奴制的资本主义工厂。另外，现在研究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研究西方的现代化，时间越提越早，已经大都是从1400年开始，或者更从中世纪开始，对1400-1800期间西方的社会，夸大其先进性，而忽视其落后性，甚或无视其落后性。而对同时期的中国和东方，则夸大其落后性，而忽视其先进性。其实西欧的资本主义在兴起过程中，也遇上过许多的艰难曲折，并非一帆风顺。所以它究竟是如何兴起的，至今也没有讨论清楚。我认为如果我们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开始从18世纪，从工业革命起研究，则抓住了生产力这个轴心，它自己的问题也许较易弄清楚，和中国、东方的发展作比较大约也合理。注释：[1] 对中国封建制的最近研究，可参看许倬云《西周史》第五章，三联书店1994年版。[2] 马端临：《文献通考》封建考十六。[3] 参见日知《封建主义问题》，《世界历史》1991年第6期。[4] 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海1929年版，第1页。[5] 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页。[6] 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版；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7] 参看拙作《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第二、三章，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8] D.Herlihy,The History of Feudalism,London,1970,pp.99-102、110.[9] J.G.A.Pocock,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Cambridge,1987,p.70.[10]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63页。[11]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27页。[12] 齐思和：《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页。[13] 杜正胜：《中代社会与国家》，台北1992年版，第450页。[14] R.Coulborn,Feudalism in History,Princeton,1956,pp.49-50.[15] H.G.Creel,The Origin of Statecraft in China,Chicago,1970,p.321.[16] P.Anderson,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London,1986,p.403.[17] 参看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243页。[18] 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19] 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政治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20] 同上书，第4页。[21] 同上书，宋格文：《天人之间，汉代的契约与国家》。[22] 韦伯：《儒教与道教》，第24页。[23] H.G.Creel,op.cit.,pp.3-4.[24] 艾森斯塔特：《帝国的政治体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7页。[25] 韦伯：《世界经济通史》第28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26] 同上书，第285页。[27] R.Coulborn,op.cit.,p.90.[28] H.G.Creel,op.cit.,p.321.[29] W.Eberhard,Conquerors and Rulers in Medieval China,Leiden,1965,pp.27-28.[30] E.A.R.Brown,The Tyranny of a Construct:Feudalism andHistorians of Medieval Europ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74,4.[31] 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94-299页。[32]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1页。[33]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9页。[34] J.Le.Goff,The Medieval Imagination,Chicago,1988,pp.19-23.[35] J.L.Bolton,The Medieval English Economy,1150-1500,London,1980,pp.142,243;N.Hybel,Crisis or Change, Arrhus,1989,【编者按】.225-226.[36] 布罗代尔：《15到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35-244页；R.J.Hollton,The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London,1985,pp.12-18.[37] 参见马克思《原始资本积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8] 韦伯：《世界经济通史》，第234-235页。[39] 韦伯：《儒教与道教》，第272页。[40] 布罗代尔前引书，第639页。[41] E.Balazs,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Yale,1964,p.21.[42] P.Kriedte et al.,Industrialization beforeIndustrialization,Rural Industry in the Genisis of Capitalism,Cambridge,1981.[43] E.L.Jones,The Miracle of Europe,Cambridge,1985.[44] 李中清、郭松义：《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唐人治边徼, 其得在于善用人, 而失则在自戕其人

嫦娥是不是成了蟾蜍？

今年5月，我應歷史研究所之邀，講述一些古史問題。停滯北京期間，北京大學榮新江兄嘗兩度會晤，承告知他多年以來，和張廣達教授合著有關于闐國論文，即將彙集為《于闐史叢考》，由上海書店出版。他們兩位累歲精力所萃，結合中外史料，對塞語文獻的鑽研，對敦煌新出資料涉及于闐國號、從德太子（Tcūm-ttehī）、使臣各種文書的斷代研究，真是原原本本，殚見洽聞，為佛教史增入若干新葉，填補了許多空白，一向于闐文材料被視為畏途，通過兩位教授的探索，死文字給弄活了。這回的結集，對中古西域史貢獻之鉅，史學界都有口皆碑，無待我來饒舌！ 　　 　　我對于闐史涉獵至淺，承命執筆為序，倍感惶悚，書中重要問題，我無資格參加討論；但看本書講到的“士古于闐的塞種居民”問題，而關於在中國境內對遠古塞族名稱的推測，我有一些看法，姑且提出來，向二位先生請教。 　　 　　 　　1．上古塞種語言文字統稱為“胡書” 　　 　　和田地區出土的塞種語較于闐語更古老的像托姆舒克（Tumsšuq）、木頭溝（Murtuq）語，都同屬於伊朗語系。于闐語“山”稱ggara-，即Av．之gari-，梵語之giri-；淨土的“淨’，于闐語與托姆舒克語均作vasuta-，即其一例[1]。語言學的研究證明和田早期居民是塞種，操印歐語系中屬伊朗系東支的塞語（Saka language），而考古學及人類學的發掘其頭骨特徵證明屬於高加索種。在古精絕國（尼雅）出土的佉盧書文書，其中有不少伊朗語借字，說明塞族語言在這一地區流布之廣。該地區在未經突厥化、伊斯蘭化以前，所有語文，相當複雜，有婆羅謎文、佉盧文、吐火羅文、窣特文、龜茲文、于闐文種種之不同，漢人都籠統地稱為“胡書”。謝靈運說：“胡書者，梵書”，此指Brahmi。又云：“胡字謂之佉樓書”，即指Kharoshthi（日僧安然《悉曇藏》卷一引）。以後從梁僧祐《出三藏記》的《胡、漢譯經音義同異記》，至隋彥琮的《辯正論》，一概稱之為“胡書”。《水經注》二記龍城云：“河水又東，注於泑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姜賴之虛，胡之大國也”。龍城即龍堆，說者謂即樓蘭故地；蒲昌海即今羅布淖爾。黄文弼據姜賴之虛一名推論樓蘭土人必有姜戎，即塞種人之裔冑，甚是。（《西北史地論叢》頁214）。姜賴之虛，被稱為胡之大國，及胡書之胡，這個“胡”字應該指什麼？是本文所欲探索的焦點。 　　 　　 　　2．蚌雕白種人頭部記號與西亞Halaf相同 　　 　　本書說道：“公元前八世紀後，塞人逐漸出現於歐亞內陸，約前650—620年，以斯基泰為名見稱於希臘史籍，其分支侵入美索不達米亞上游敍利亞”。這是很保守的說法。近年在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出土的銅戟上有白種人特徵的人頭像，陝西扶風周原出土兩件蚌雕白種人頭像，說者認為即希臘史家所說戴尖帽的塞種人，亦有稱之為吐火羅人。[2]最令人矚目的是周原蚌雕像上刻有□（巫）記號，和西亞五千年前Halaf女神肩上的“□”號完全相同。而“□”這一符號作為陶器的紋樣在Halaf時期屢見不鮮，這一事實我曾撰文指出，引起國際學人的注意，美國梅維恆復加以英譯。[3]遠古時代高加索地區人民與吾華可能有相當接觸。W.B. Henning所作《歷史上最初的印歐人》（1978年刊）提出：楔形文中經常出現的古提人（Guti）就是吐火羅人的前身。他假定公元前三千年的末期，古提人離開波斯西部，長途跋涉到了中國，仍過着遊牧生活。“月氏”一名最初即源於Guti（Kuči亦由Guti變來）。吐火羅一名源於Tukri（此名亦見楔形文），Guti與Tukri是孿生兄弟，是歷史上最初的印歐人，他們在波斯的出現先於赫梯人之．到達小亞細亞。他這一新說，未為一般學人所接受。[4]現在我們看“□”的記號，見於Halaf女神肩上，隔二千年後，重新出現於商周之際的塞種人雕像之上，說明高加索塞種在中國地區活動歷史的悠久，月氏和吐火羅（疏勒河南榆泉盆地有地名吐火洛泉，論者以為即Tochari的對譯），都屬於塞種，古代遷徙頻繁，東西互相接觸，自是意中事。 　　 　　 　　3．從胡里安（Hurrian）文件看古代東、西的馬政 　　 　　《魏書·西域傳》：于闐國“有好馬、駝騾”。所以于闐馬錢用馬作花紋，標榜其特產。Hurrian在世界史上被認為是最早把馬政以及戰車傳入近東的民族。[5]他們建立的米丹尼王國（Mitanni）在一件與赫梯王所訂的條約中，記載養馬法及馬拖車的訓練出自米丹尼人kikkuli，同時用了一些和梵語相同的詞彙，如“一”之aika-相當於梵文的eka；又出現若干吠陀的神名，像Mi-it-ra（即Mitra）、Aruna （Varuna），In-da-ra （Indra），說明Hurrian是扮演溝通印歐兩地、聯結伊朗與印度語的重要角色。所以米丹尼被認為是雅利安人在美索不達米亞建立的國家。 　　 　　有人以為中國馬車制度是從西亞傳入的。[6]其實米丹尼馬政記錄的這一赫梯文獻的絕對年代，據說是公元前1400年，相當於殷代中期。甲骨刻辭中對於馬名的記錄相當詳細，又有多馬羌、小多馬羌；方國有馬方，官名有馬羌、馬小臣，屢屢言及馬五十兩（如《甲骨文合集》11459），當然指戰車。以馬作為偏旁的契文，有獁、騽、□、□、□、□、□、□等等，騽字見《說文》，“一曰□馬黃脊”。□可讀為驪，卜辭又有“赤□”及“□□”之名。文云：“庚戌卜貞：王……于□，□□’。“于馬［方］……□□（沿）’（《合集》36836）。□□是雙音字馬名，如匈奴稱馬有“駃騠、騊駼（《逸周書。王會解》：“禺氏騊駼”）、驒騱”之比。卜辭“爻戊”亦作“學戊”，□字如讀為曉母之學（粤語），則“□□’可能是梵語Haya的對昔。Haya的意思是迅速（Speeding），亦是日神的標幟，所謂Sapta．sūrga是‘七日”之意，如楚辭的羲和為日御，Haya表示七個御車的太陽，如吾華的十曰。周初“輕呂”（《逸周書·克殷解》）劍名是外來語，人所共知；“□□”如果是Haya，亦相當有趣。《蒙古秘史》： 　　 　　答驛兒 孛羅 豁牙兒 曲騄 阿黑□ 思秃 　　 　　dair boro gojar külu-güd ar tastu 　　 　　一隻（馬） 一孛羅馬 二隻 駿 騸 馬 　　 　　蒙語的曲騄兀（Külu）表示駿馬，kikkuli人名的取義，或與馬有關係。蒙語取自回鶻，字母借粟特文（Sogdian）為之，源於Aramaic script。殷代諸羌和塞種人必多有來往，血統不無混雜，印歐語滲入殷人語文，非不可能之事。卜辭對產馬方國及馬名的記載，年代與Mitanni正相若，東西兩地的馬政不妨同時發展，並駕齊驅，很難定它的先後，說遠東源於近東，是不必要的。 　　 　　本書說：“于闐語的aśśa，意為馬，和瓦罕語的Yaš相同。”按古波斯語“馬”，為asa-，正與于闐語aśśa為同一語源。[7] 　　 　　 　　4．于闐馬錢王號出自波斯傳統模式 　　 　　于闐通行的馬錢二面皆有文字，一面是漢文曰：“重廿四銖銅餞’，另一面是佉盧文：Maharajasa, rajati najasa, Mahatasa Gugramayasa，意思為：“大王，王中之王，偉大者，矩伽羅摩耶娑。”（夏鼐：《和闐馬錢考》）。日本學者榎一雄以為這是模仿大夏國王Eucratides一世（公元前171－155年在位）的鑄幣形式。其實這種“大王，王中之王”的稱呼，是波斯王從蘇美爾以來習用誇大式的最高統治者稱謂套語，試比較如下： 　　 　　蘇美爾： 　　 　　Lugal，Gal-u Great King, 　　 　　Lugal LugaL meš. King of kings, 下同。Lugal 即king） 　　 　　巴比侖： 　　 　　Šarru rabū 　　 　　šar šarrāni 　　 　　古波斯： 　　 　　Xšâyaθiya．Vazraka 　　 　　Xšâyaθiya xšâyaθiyâniâm 　　 　　蘇美爾在“大王，王中之王”下面本來還有“Lugal kur, kur, meš （King of all 1ands, Kur即地，Meš指多數）一句，于闐沒有很大的版圖，故不用此句，伹稱“偉大者”而已。于闐用驢唇書，是印度俗語；因其民屬於塞種，所以仍舊沿襲波斯的稱呼模式。 　　 　　 　　5．“胡”字涵義的演變 　　 　　 “胡”字在歷史士的涵義屢有伸縮、轉移、變遷。西方公元四世紀以降，横行於歐洲的遊牧部族有Huns。匈奴舆Huns不是同族，曾經引起許多討論和質疑。[8]陳寅恪在《論五胡問題》中說：“胡本匈奴專名，去na著hu，故音譯曰胡。”印度笈多時期碑銘均稱匈奴為Hūna，實有二音。去na而僅存首音，是說似不近理。《逸周書·王會解》記西面諸蕃屬有： 　　 　　禺氏（月氏）騊駼 　　 　　大夏茲白牛 　　 　　犬戎文馬 　　 　　數楚（孔注北戎）每牛 　　 　　匈奴狡犬 　　 　　皆北嚮。 　　 　　此處匈奴與塞種之月氏、大夏區分為不同種屬。《漢書》晉灼注說：“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則匈奴是秦時的名稱。秦以前的文獻，有東胡（《王會解》：“東胡黄羆”），林胡（《史記·廉頗傳》：“李牧破東胡，降林胡”），三胡（《史記·趙世家》索隱：林胡、樓煩、東胡）。胡與貉聯稱（《史記·天官書》：“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知原來的胡似非專屬匈奴。至秦乃以胡專指匈奴，以匈奴為諸胡中之最強大者。讖書言“亡秦者胡”，賈誼《過秦論》：“胡人不敢南下牧馬”，皆指匈奴。而匈奴亦自稱曰胡，如觀狐鹿姑單于致漢武帝書：“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可以為證。在中國人方面，則以北胡與南越對稱。東漢高誘云：“中國以鬼神之士（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要略訓》注），即其一例，胡遂成為北方異族的統稱。漢代有“秦胡”（居延簡：“屬國秦胡盧水”），指祖居秦地而未融合於漢族的少數異族。[9]沮渠蒙遜即盧水胡人，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以官為氏。高昌有屠兒胡（《吐魯番文書》第6冊）。《北史·高昌傳》云：“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毛詩》、《論語》雖習讀之，而皆為胡語。”此高昌用胡語讀漢人經典，。實為雙語國家，與于闐相同。[10]漢簡記有月支國胡支桂，年廿九，黑色，是分明非漢族而為支姓者。晉有支胡官印（上海博物館藏“晉支胡率善仟長”印）。《後漢書．西羌傳》：“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同書《鄧訓傳》：“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每與羌戰。”則小月支亦稱為胡，以其曾臣屬匈奴之故。[11] 　　 　　唐代，藏人專稱粟特為胡，見P. T. 1263藏漢對照字彙，藏文作Sog. po，首音分明是粟，或謂即西胡。[12]至十三世紀，Sog. po用以指蒙古族，有人謂是“阻卜”的對昔。 　　 　　可見胡字涵義廣狹及轉變的大概。以胡代表西北異族的通名，遠至粟特，近及高昌皆然，于闐自然亦包括在內，故其言語文字亦可稱為胡書。 　　 　　大家都知胡名出於匈奴，匈奴且自稱為胡，但何以有這一名稱？需要進一步加以解答。 　　 　　 　　6．虫、Hor與Hrw 　　 　　由於于闐一帶先民頭骨多為高加索人，令人聯想到遠古的白色人種。 　　 　　周原甲骨H. 11.2有“虫白（伯）”一名，有人釋蟲，讀為崇伯，是不對的：虫應是虺，虺通作隗，隗姓在春秋時被稱為懷姓九宗，史稱“陸終娶鬼方氏女”，他們是鬼方之族，[13]王國維久已提出此說，人所共悉。虫、虺與懷、隗都與胡音相近。 　　 　　在西藏北部及西北部地區，至今散居着許多被稱為Hor的遊牧民族。Hor 系藏文寫法，在P.T. 216號《藏漢對照字匯》中，對回紇人稱Hor，但在P. 2762中則以Dru-gu稱回紇人，最早記載見於662年。[14]有人謂Hor是秦漢小月支之苗裔，亦有說宜改譯為畏兀兒。[15]我則認為Hor，實在應是“胡”字的音譯在西北保存下來的殘跡。Hrw在《聖經》上稱為Horite。 　　 　　Hurrian（胡里安人）建立的米丹尼王國在埃及歷史上被目為雅利安民族（Aryan race），他們的原住地在烏滸河（Qxus）和藥殺水（Jaxartes R.）源東北部山地之後面。米丹尼語言的影嚮向西擴展至奥倫特河谷（Orontes Valley），更東至尼尼微（Nineveh）。他們形成一個有力而文化優越的國家，從她的異邦喀斯特（Kassite）王朝統治下的巴比倫沿幼發拉底河（Euphrates）迤西促成商業的成長與繁榮。[16]馬的訓練法影嚮最大，在哈杜沙什（Hattusas）地方（即赫梯人Bogás-Köy村遺址）[17]所出的文書，證明他們是人類文化上馬和戰車事業最大的貢獻者。Hurrian在埃及文獻原稱為：Hrw（Hur），在楔形文史料出現於Mari區域所見的稱Hur-lili。我認為Hrw, Hur即是“胡”這一名稱的來源。 　　 　　北方諸胡都是騎馬民族，對馬不能不加以重視與崇拜，于闐亦不能例外，他們的錢幣即用馬作為標幟。匈奴所以自稱為胡，可能即取自此以養馬聞於世的Hrw, Hut之名。匈奴的前身據說是獯育，相傳為黄帝所遂（《史記·五帝紀》：“北遂葷粥，合符釜山”）。《史記·匈奴傳》：“唐虞以士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詩》言“薄伐玁狁”，不□簋作“□□”，□即允，字從女。《左傳》：“允姓之姦”，“允姓”自是□允之省稱。多友鼎記“玁狁放□，廣伐京□”“俘戎車百乘一十又七乘”，是一塲很重要的戰役。匈奴、玁狁的種別異名很多，《詩經·緜》：“混夷駾矣”，混夷即緄戎。《匈奴傳》記“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豲之戎”。顏師古《漢書》注：“混，夷也”。按混、緄亦可能是Hur（Hrw）的對昔。漢代秦地的胡廣泛分布於河西走廊、青海，東至河北平原，由於秦穆的開拓土宇，分散為若干部落，到了漢代還保留着“秦胡”的稱謂。 　　 　　Hrw在Amarna信件中稱為Hurrū-he．或Hurwū-he。他處或稱Hurri, Hurra，意義是洞穴，原意可能指穴居的人。 　　 　　 　　7．塞種與瓜州之戎 　　 　　塞種（Saka）之名西方文獻始見於古波斯王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1－486年在位，相當周景王二十四年至周敬王三十四年）Achaemenids的Behistam碑文。漢代記載塞種更為具體。《漢書·西域傳》：“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國皆故塞種也”。從希臘史家之說，知波斯人泛稱之為“Scythians saka”。在高加索地區，Scythian語言有Ossetic者，今日仍為人所使用。塞種人的活動地帶跨有歐陸，已為史家共認之事實。 　　 　　《左傳》昭九年記晉人率陰戎伐穎，周王責讓之，謂“先王居檮杌（凶人）於四裔以御螭魅，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至晉惠公夷吾自秦歸國，誘以俱來”。杜預注陰戎是陸渾之戎。僖二十二年傳：“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即是此事。在襄十四年傳記晉惠公赐姜戎以可耕的田地之經過，十分詳細。結合《左傳》這三條材料，細心勘校，實在是同一樁事。楊氏《左傳注》把允姓與姜姓分為二姓，指杜注誤混，其說不確，因彼等同為晉惠公所徙之戎，不應強分為二。《史記·秦本紀》載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23年）用由余之計伐諸戎，益國十二，拓地千里。晉惠公攜姜戎東遷，即在是時。襄十四年傳云： 　　 　　（晉人）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追逐乃祖吾離於瓜州，乃祖吾離……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 　　 　　勘以昭九年傳： 　　 　　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可見同屬瓜州之戎，雖一稱姜戎氏，一稱允姓，仍是一事。 　　 　　荀濟《論佛教表》引《漢書·西域傳》之文云：“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為月氏追逐，遂往葱嶺南奔”。他認為允姓即是塞種，必有根據。《水經注》二：河水“一源西出捐毒之國，葱嶺之上，西去休循二百餘里，皆故塞種也”（說本《漢書·西域傳》）。徐松《補注》引顏師古注塞種即釋種。《元和姓纂》云：塞姓，天竺胡人之釋徒，即塞姓也。荀濟之說，徐松引用之。《後漢書·西羌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水經注》二記積石之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引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于河首，左右居也”。大允谷當因允姓所居而得名。余太山新說以為允姓是Asii（希羅多德作Issedone）的對譯，塞人有四種屬，其中Asii和Tochari即允姓和大夏（《塞種史研究》）。按秦人追逐的瓜州一帶諸戎，名目繁多，是否都是塞種，尚無確證。《詩經》所載文王時的混夷即秦穆時的緄戎，不成問題：“混夷”和Hrw對音頗合。姜戎之祖吾離，如果是種族名，似可把“吾離”視爲“胡里”Hurri的對譯。Mitanni文件說明Hur王國在歐、印文明聯繫上的重要地位，時代與殷中葉相當。“胡”的名號在先秦後期已甚通行，可能“胡”一名先時即取自Hrw的王國，以通指塞種諸戎，漢人襲用之，故“胡語”亦得通指塞種各種語言。鄯善龍城的姜賴之墟為姜戎舊地，亦得被目為胡之大國。我這一說，也許比較視胡作為匈奴廣泛的異稱，更為近實。至於周原蚌雕白種人，如果以文王時代的混夷目之，較之看作吐火羅人或廣泛的塞種人，似乎更加貼切了。 　　 　　 　　餘論 　　 　　殷周之際的西北勁敵，混夷可代表塞種，還有羌戎，是代表藏語系的民族。允姓之允，我以為是玁狁的“狁”字之異寫，兮甲盤、虢季子白盤作“□□”，不□簋作“□允”，“允”即“□允”的簡稱，《西羌傳》之大允谷，即取允姓為名，足見“允姓”不能說是Asii的對譯。襄十四年傳分明說道：“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可見其非印歐語系的人種莫屬。至於同時何以復稱之為姜戎者，必其族久已和羌人混血成為雜種，像殷時有馬方，又有多馬羌及小多馬羌（卜辭云：“乎小馬羌臣”，《合集》57176），當即羌與馬方的混合。多馬羌復有小多馬羌，亦如月氏之有小月氏。姜（羌）戎從瓜州的內遷，和後來小月氏的內遷一樣。《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侯國駃茲，是小月氏若苴王稽谷姑封此。《索隱》曰：在琅邪。瓡攝為小月氏王扜者封邑，《漢書·地理志》：“河東有狐讘故城。”以後况前，種族遷徙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水經注》四〇三危山引《春秋傳》語，又云：杜林曰：“燉煌，古瓜州也，……瓜州之戎，并于月氏者也。”闕駟《十三洲志》亦云：“瓜州之戎，為月氏所逐”（《太平寰宇記》引）。則古明有此說。月氏，《管子·地數篇》音借作“牛氏”，管子屢次言及玉起於禺氏（月支）之邊山，去周七千八百里。殷婦好墓所出玉器多件，現已證明其玉料均來自于闐所產，有人取突厥語玉名qāsch，以解釋“月氏”，謂月氏即是玉之譯名。于闐與月氏有不可分之關係，於茲可見。《水經注》二：于闐南山，俗謂之“仇摩置，山多玉石”，仇摩置亦作瞿摩帝，梵名Gomati。又于闐梵名Gostana（瞿薩旦那），本書考證牛頭山于闐文拼法是Cūtausanä，go與co都是“牛”，“說明最早的一批居民對牛的重視和崇拜，或許透露遷徙而來的塞人對牲畜的重視”。其實對牛的崇拜原為印度的習俗，印度造字的聖人號Govinda（瞿頻陀），意義是Obtainer of go／（牛），[18]Go stana訓牛國，這完全是印度化的結果，附帶說明於此。 　　 　　上面我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趁本書的印行，略抒所見，願治中外關係的同好有以匡正之。 　　 　　 　　饒宗頤 　　 　　1992年6月11日於香港，7月18日改訂 　　 　　 　　[1] 參看R.E. Emmerick: Saka grammatical Studies: The Language章。 　　 　　[2] 參看林梅村文： Lin Mei-cun, Tocharian people: Silk Road Pioneers,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no. 32, p. 91. 　　 　　[3] 見Sino-Platonic Papers, No. 26: "Questions On the Origins of Writing Raised by the Silk Road", by Jao Tsung-I,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1991. 　　 　　[4] 參看徐文堪：《從一件婆羅謎字帛書談我周古代的印歐藷和印歐人》（《季羡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頁373－403），對Henning之說的贊揚者與反對者，都有所論列。 　　 　　[5] Hurrian民族歷史，在埃及、赫梯史籍中多有記載，漢譯史書，以謝德風等所譯捷克有名學者B. Hrozny（赫羅茲尼）的《西亞細亞、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三聯書店，1958年）一書最為詳盡。參看該書頁146－151討論米丹尼為雅利安人昕建之王國。 　　 　　[6] 美國夏含夷教授（Edward L. Shaughnessy）在他的中文本《中國馬車的起源及其歷史意義》（臺灣《漢學研究》第7卷第1期）即主張馬車是由兩河文化輸入的。他沒有提到Mitanni這一有名的文件。他從Piggott的文章轉引赫梯（Hittite）的材料，最早的有關文獻是公元前1700年前後記載了安納托利亞（Anato1ia）王動用四十輛馬車作戰，他說裏海的車子比殷墟的車早三百年年至五百年。他統計漢文資料，指出甲骨文中（《平津》2，212）只言摛獲了兩輛車，（原文是“……□車二□”），證明此時馬車還沒有成為作戰主力。又引《左傳》昭公十三年，有車四千乘；昭五年，馬車總數達到四千九百輛之多。又據多友鼎記玁犹戰役，一百二十七輛馬車被繳獲，標誌着要到公元前九世紀後半中國才進入戰車成熟的時代。這種粗略的統計很有商榷的餘地：甲骨文“□”字可用於車若干□，同時亦用於馬若干□，□殆是“兩”字異形（金文大簋作“□”，□為省形。卜辭“□”亦作數字用，如“□□□用"（《合集》11364），以他辭“其鼎（卣）用三□（《合集》30997）證之，“□”即“兩”甚明，借“兩”為“輛”，非□字。）“馬五十□”可以解作馬車若干兩，“馬五十□”的記載卜辭屢見，我認為應該繹為馬車五十輛。《逸周書．世俘解》云：“乙巳，陳本命新荒蜀酒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兩，告以馘俘”（用唐大沛《分編句釋》本，引張惠言說：“大臣不當以兩計，禦蓋謂車）。當日單就霍、艾兩個侯國，便擒獲八百三輛戰車。《呂覽·簡選》：“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戰于郕。”以此證之，卜辭的馬五十□，即馬車五十兩。夏氏没有引用《逸周書》，大概認為不可靠，這裏的擒八百零三輛的數字，已可語埃及在Megidan之役俘獲894輛相媲美。又夏氏引昭五年《左傳》，原文無之，或出誤記；昭十三年傳，原文是這樣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於平丘”。證之以春秋經，乃是魯國的兵車數字，不是如夏氏所說“晉一次閱兵時集中的馬車数字”。春秋時，有萬乘之國、千乘之國（《孟子》已言之），很難拿來作統計依據的。因為此文關係重大，承夏氏郵贈，故附帶在此加以討論。 　　 　　[7] 參R.G. Kent：Old Persian：Lexicon, p. 173，asa-條，又Asagarta-, asabāya各條。 　　 　　[8] 見余太山《匈奴、Huns同族論質疑》，《塞種史研究》，頁242。 　　 　　[9] 趙永復考證，秦胡亦即秦人，見《兩漢時期的秦人》，《歷史地理》第9期。 　　 　　[10] 參黄烈：《談漢唐西域四個古文化區漢文的流行}，中山大學《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頁414。 　　 　　[11] 參黄盛璋：《雜胡官印考》，《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 　　 　　[12] 王堯《吐蕃簡牘綜録》，頁28，粟特條。 　　 　　[13] 王暉《“虫伯”及其種族地望考》，史念海編《歷史地理論叢》，1990年第2期。 　　 　　[14] 王堯《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新版，1992年，頁179；又參森安孝夫：《突厥與霍爾（Hor）》，《亞非語言文化研究》14集，1977年。 　　 　　[15] 韓儒林《穹廬集》，頁91，《烏鵒、Huiur及Hor》引美國J.H. Edgar說，謂即秦漢小月支之苗裔。 　　 　　[16] 參看J.H. Breasted：A History of Egypt．p. 263及同書有關Mitanni各條。 　　 　　[17] John Garstang ＆ O.R．Gurney: The Geography of the Hittiti Empire, London, 1959, Ankara考古學研究所印行。 　　 　　[18] 参拙作《選堂集林》下册，頁1442。

《南明史》再版序

我讲的这个题目可能不太有意思，因为跟现实关系好像不是很大。 现在对明朝的关心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今天也是如此了。比如说昆曲的《桃花扇》最近又在不断的上演。《桃花扇》是孔尚任写的明朝兴亡的一个故事。很著名的一句话就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掉。这是明朝如此繁盛，如此繁荣，如此繁荣发达，1644，这个历史时期，两百多年，突然就发生重大的历史状况，好像就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突然就塌掉了。同时呢，网上对明朝兴亡的关心也很多，（注：韩老师提到当年明月写的关于明朝的畅销书），所以明朝的问题一直是个热点。 那么讨论明朝的问题，很重要的大家要看看时间，1368－1644，不单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世界历史重要的转折时期。 大家看看这个时期，看世界上发生的所谓葡萄牙和西班牙发现世界的大航海，在明朝灭亡的时候发生了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世界历史啊，在这中间当然大航海随之而来在美洲发现了白银。所以啊，这也是世界历史的极其重要转折时期。所以对明朝的关注，也是对这一段世界历史转换的重要的关注。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对明朝的讨论，第一次对明朝兴亡的讨论，特别是明朝衰亡的讨论，大家都知道就是发生在1944年，明朝灭亡三百年之后，就是在中国进行了很大的明朝为什么会亡国的讨论。大家想，1944年也是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胜利，或者说决定两个中国的命运的决战还没有展开，在那个时候蒋介石出版了一本很著名的书，就是《中国之命运》。《中国之命运》是经过一个很著名的历史学家陶希圣的润色，这个人是湖北黄冈人，是非常有学问的。在北大教过书，在很多地方教过书，有很重要的著作，比如说《中国社会史》、《中国古代政治史》。这个人后来在抗战时期突然就不教书，搞政治去了，后来做了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中国之命运》是经过陶希圣的润色，当然他后来陶希圣说他没有狠狠的润色，是大致润色。当然不是说蒋中正水平很差，陶希圣认为蒋中正写得还不错，润色呢他没有完全润色，他就说润色的太厉害，大家可能就会怀疑不是蒋中正写的了。所以呢，没有润色呢，就留下很多问题了。 《中国之命运》这本书实际上在1944年既是揭开了两个中国的讨论，也是关于明亡问题的讨论。在这本书的开头呢，蒋介石就慷慨激昂，开头就犯了一个小错误，但是也很大的错误。他说，一个话说得是对的，就是说中国几千年来，儒家儒学是历经艰难困苦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这个话还可以，还算靠谱。也不尽然，因为大家都知道，魏晋隋唐基本上不是儒家的天下，所以儒家得意时间不能说是贯穿。但这没有多大问题。后一句蒋介石用了一个非常阶级分析的看法和马克思主义观点。他说儒学主要是他的核心是一种宗族思想，他使中华民族变成了同一个宗族。这个看法是很对的，我们今天看儒学，一句话就能讲清楚。儒学实质是什么呢，蒋中正这话是说得很对的。儒学就是宗族思想，他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几千年下来把中华民族变成同一个宗族。这个他是破题，这句话是不错的，不错的之后他就开始说不对的话了。他就说一个宗族，他说你看实际上汉族，维吾尔族，满族这都是一个宗族，都是一个祖宗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文成公主嫁到那去了，他变成我们的舅舅，就是一个宗族了。 这个很明显就是错误的，但是前面是对的，而陶希圣改的时候，当然这个就没有改。当然这个就后来被陈伯达抓住。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这个文章是写得极好的，中共历史上非常棒的一篇文章。开头就对蒋介石有问题，他说，同一个宗族？我们跟维吾尔族、蒙古，满族是同一个宗族吗？如果是一个宗族的话，那先总理为什么还排满叫做民族革命呢？如果是一个宗族的话，我们怎么还叫五族共和呢？如果嫁过去以后就叫一个宗族，那现在你们国民党里面有很多人娶日本老婆，那你们跟日本就一个宗族啦。陈伯达这个滔滔雄辩，其实蒋介石也很怨陶希圣，骑虎难下。但是这里面讲民族，二战快要胜利了，他也讲他以中华民族的代言人自豪，从一开始说我们中华民族很辉煌，但近代以后很不幸，不平等条约，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称之为血战，英美各国接纳我们为盟国，他们更应该自动废除不平等条约。蒋介石说你看，在我国民党领导下，在我国父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终于成了一个民族，我是这个民族的领袖。他就说中华民族原来很辉煌，为什么后来不行了呢？转变在哪呢？ 他说转变在明朝，明朝灭亡了，中华民族就同化了，就衰落了。明朝为什么灭亡呢？他说明朝就亡于两件事，一件亡于流寇，一件亡于外寇。外寇就很清楚，外寇就是建州女真，流寇就是李自成。他说你看，明亡之后，中华民族就衰了，而且明亡之后，中央军衰败就不断重复，他说你们看我们今天，就跟当年的情况是一样的。岂不是外寇在外，指日本，他说你看就像当年的建州女真一样，流寇就不用讲了，大家都清楚，那意思就是说共产党是流寇。所以蒋介石就讲，你们一定要记住先总理讲的问题，知难行易。他说你先要解决思想问题，才能够解决行动的问题。你不知道我们是个什么民族，你不知道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不知道领袖是谁？那你就是去乱做了，那些流寇当然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民族，不知道领袖是谁，但是我们本党有些党员也不知道领袖是谁，也在乱搞。他说这个你要记住。第二个他说你要知道，‘攘外必须安内’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什么历史经验的总结呢？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当然今天依然著名了，好像他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一样。钱穆在《国史大纲》当中谈到明朝为什么会亡？他讲其实对流寇长于抚益，而误兵机。意思就是说对流寇老是搞统一战线，而耽搁了剿灭他的时机。对满洲又因隔得太远，而不能言和。朝廷对满洲无法议和，随之亡国。若先和满，一意剿寇，尚可救。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先投降满洲，然后一味剿寇，那明朝就还有救的意思。 这个观点，当时北大的傅斯年写了一篇文章，写了一个非常学术性的文章《论建州与流寇相约亡明》。同样的观点，而这个观点说白了在当时的历史场合下就是要去镇压共产党而跟日本讲和。他们这样讲只是比较隐晦的讲攘外必须安内，可是真正这样去做的，却是《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的父亲（章伯钧）。他去找周佛海，他说现在重要的是跟日本讲和，如果不跟日本讲和，将来天下就会是共产党的。所以说后来毛泽东对钱穆的气，对《往事并不如烟》作者父亲的气也不是说无源由，是有历史根源的。就是在1944年的时候，以学术的方式，以建言的方式积极对蒋介石说，你去消灭共产党跟日本讲和，这才是免于亡天下的方法。所以蒋介石就说如此多的历史学家都跟我说要先剿了你们，可是我呢都没有接纳，我还是苦口婆心，一次又一次的放任你们，你们竟然还不认一个领袖，一个民族。所以陈伯达就激动起来，在《评（中国之命运）》中历数国共两党合作的经验和教训，说怎么叫一次次放任我们？你们国民党从北伐开始一次又一次的杀我们共产党，杀得我们无路可走了，你还说放任我们？也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国之命运》揭开了1944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论战。 第一个起来反驳的是国民党元老，后来被蒋介石开除的柳亚子，写了《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之后就是郭沫若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柳亚子这个文章出来之后，反驳的人是很多，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出来之后，讨论就终结了。因为国民党最大的炮弹是陶希圣，替蒋介石改稿的，你惹出这么多的麻烦来，你不最后赤膊上阵一下去驳倒他？陶希圣的学问是很好的。现在改革开放出版的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确实公平的说，是没有超过陶希圣的。陶希圣比起钱穆和傅斯年这些人的水平是高得多了。可陶希圣当时就是在看热闹，看你们表演，看你们争论，等到最后看我扔一个东西出来，把你们都收拾了。他整来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就不再写了。因为《甲申三百年祭》这个文章，不用说，这是由郭沫若在中国学术界和中国历史界的地位所决定的。 我附带说一下，在介绍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顺便说一点常识性的问题。就是关于郭沫若。为什么呢？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可能是有一些非历史专业的人啊，发起了，出于各种各样，特别是因其他的原因，对郭沫若这个，力图把郭沫若妖魔化。这个毕竟是有的啦，学术界吗或者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喜欢造一些谣言。郭沫若是中国现代中国学术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界的一面旗帜，在这一点上鲁迅在这方面也不如他。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当然郭沫若后来还是中国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的成就呢，他这个人叫郭鼎堂。因为四川乐山啊，他家周围有两条河，一条叫沫水，一条叫若水，他后来写文章就叫沫若。郭鼎堂这个说法，我们知道陈寅恪，陈先生是研究隋唐的，但是把他捧为简直是中国文化的传人。陈寅恪最佩服二个人，就是他说的二堂，即是王观堂和郭鼎堂。王观堂就是王国维，跳湖了。郭鼎堂郭沫若。陈先生说啊，把中国历史真正推到商，把他破译了，这个人是郭鼎堂。就是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如果没有对甲骨文的研究，不认识甲骨文，中国历史你说有四千年，谁信啊？谁信？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很多人研究中国古代，研究中国古籍，你必须研究小篆（？这里实在没听清），必须会认字。但是这个还是汉字，没有多大变化。但是甲骨文和金文，这个还是郭沫若研究的。再一个呢，用那个所谓社会史的方法来把中国历史穿起来，这个发明人是郭沫若。因为以前中国历史，大家知道像司马迁那样的写法，人物这样写下来，货殖这样写下来，大事这样写下来。但是历史中间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东西发现历史之间的叙述模式呢，社会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呢，这个没有写。真正用社会史的方法把中国历史叙述出来的第一个人是郭沫若。 我们知道孔子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士’是什么？孔子在讲士，今天我们到处都在讲士，于丹也在讲，百家讲坛也在讲，但士到底指什么？几千年没有人在讲，士就是士，你也是士，我也是士，许三多也是士。郭沫若说这是在胡扯，士是指小地主。因为春秋的时候贵族占田渐少，小地主开始成为社会的主要力量，小地主把地租的十五分之一送给贵族。绝大部分地租留在了自己的手里。这样一些人，逐渐在春秋时期成为中国社会主导力量，这个叫小地主阶级，小地主阶级是士。这个，郭沫若很认真的从地租田赋考证出来的。所以孔子讲有教无类，郭沫若认为孔子是要教育小地主。小地主，你们要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啊，成为主导力量怎么能只知道赚钱呢？你们要知道怎么样统治社会，怎么成为社会的表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我教给你们怎么样做一个合格的社会精英。所以是在这个角度上讲的。从中国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讲中国历史，全世界没有，郭沫若之前没有，只有郭沫若。郭沫若之前有马克斯·韦伯讲中国历史，讲中国社会儒教就是教人当官，讲道教，道教就是巫术，讲中国文化没有任何自由精神，没有任何科学的种子。你们别看，马克斯·韦伯对中国的宗教，世界的宗教，这些书，今天在美国大学社会学，都还是主要教材。我们现在说中国社会几千年历史都是停滞的，没有发展的，这都是马克斯·韦伯的看法。 所以在郭沫若之前没有人从中国社会的变迁，从井田，从迁陌，从郡县，从这样的社会变迁角度叙述中国的历史，谁开蒙的？是郭沫若。青铜时代，郭沫若为什么要写青铜时代呢，本来不想这样干的，没办法了，逃亡了，赶得满地跑。为什么呢，郭沫若聪明得不得了。小的时候他和哥哥在一起背书，哥哥背了半天没背下来，他就说，你别背了，你在旁边睡觉吧，我早背下来了。这个人是学医，在日本九州大学学医，后来研究哲学。后来就写诗，写著名的《女神》。现在有人妖魔化郭沫若，就说他不好，谁的好呢，胡适的好。这当然是胡扯的。其实大家只要随便看一看《女神》，打开一看，你就知道完全不一样。胡适的水平是‘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不飞还，剩下他一个’。哎，郭沫若在他年轻时的《女神·凤凰涅磐》随便找一段……郭老去世了，当时中国科学院要送一个挽联，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就随便从《女神》里找出来‘悠久便是你，悠久便是我。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当作挽联了。这都不用说的，郭沫若也没有很认真的写。《女神》是可以朗诵的中国新诗，这就是郭沫若在新诗上的贡献，在历史剧上的贡献。中国当代成就最大的，现在越来越认同是电视剧，小说没法看，但是中国发明历史剧是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就是郭沫若的几个历史剧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在重庆陪都天天演《虎符》《高渐离》《屈原》。 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出这些贡献，都是开创性的，就已经极不容易了。郭老当然后来很有意思，周扬说‘哎呀，郭老您很了不起，您是歌德啊，您是球形人物啊’。什么什么形啊，郭老说我这是一辈子十个手指拿勺子，一个没拿着。他是很谦虚。这个不重要啦，但是重要的是郭沫若这个人是一介书生啊，当然还是中国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开创者。可是呢，他在现代中国革命时代，很早就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这个大家都是很清楚的。他在日本留学时候，日俄战争爆发。所以他就自己参加驱俄义勇队跑回来，写诗明志，跑回来一看国内没什么动静，他就在北京转悠。　杨昌济先生是日本留学监理，郭沫若是日本留学生才俊啊，就去　杨昌济先生家去玩。去玩，有一个年轻人来给他开门，郭老后来回忆说，这个年轻人开门之后默默就走了。后来他们谈话结束了，这个年轻人好像听到一样，赶快跑来就开门，送他出来，一句话都不讲，他说月亮之下，觉得那个人个子高高的，留着长头发。后来郭老在反镇时候回忆说那个时候眼真拙啊，这就是中共领袖毛润之啊。这个是郭沫若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五四时期，就是毛泽东给郭沫若开门。 大革命时期郭老就积极参与北伐，那个时候他是《女神》的作者，了不得，日本九州大学的洋学生，一下子就官至国民革命军行营政治部主任。（注：韩老师这里提到《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楚才，早期的造型有郭沫若的影子）国民革命军行营就是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就是蒋介石的政治军事秘书。这个时候也跟毛润之有一面之缘。郭老也是在反镇前后回忆说有一天毛润之来要见张发奎时看到他，郭沫若就问‘咦，你是毛润之吧？’毛泽东当时是国党党宣传代部长，其实那个时候算是我的上司了，但是我是蒋介石的秘书。要见张发奎啊，‘好，我就写介绍信吧’。毛泽东就拿着总司令秘书的介绍信去找张发奎。张发奎在睡午觉，护兵就问有名片没有？毛部长说没有，只有一个介绍信。‘介绍信放这吧，张长官在睡觉’。张发奎醒来，看到介绍信，哎，中央领导来了，还拿了总司令秘书的介绍信，赶紧出来迎接。后来直到毛泽东重庆谈判，郭沫若送给毛泽东一个手表，这个手表毛泽东戴了一辈子。 所以简单的说，郭沫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中国社会科学体系的开创者。八十年代以后，有很多人他不懂吗，就妖魔化郭沫若，最有意思的一位就说郭沫若有些观点是抄余英时的。余英时就出来反驳，说这不可能，因为郭沫若实际上是我老师那一辈的，钱穆那一辈的，不可能他抄我，我抄他，观点归观点，但是家法归家法。 郭沫若的生平就简介到这，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啊，他是谈到这个明亡的时候呢，他跟这个很简单很可笑的那个钱穆，傅斯年的观点，什么亡于流寇，亡于外寇啊，这些都没意思，没有必要去讲了。郭沫若想说的就是说，他的第一句话，第一个意思是说到李闯王啊，他说当时明朝的时候，是‘官家忙于聚敛，而寇在放粮’。他说官家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官家，别人是寇啊。这个话就很厉害，当然这个很简短啦，这个问题都不用说了，你有什么资格称别人是流寇，你有什么资格称自己是官家呢？你的合法性从哪来呢？但是他最主要，最核心的观点是，明朝这个国家能力为什么越来越下降，国家威信越来越下降？就是国家救灾的能力没有了，遇到灾害不救，反而要‘寇’来救灾？ 中国儒家的思想，到了汉代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董仲舒用了‘天人合一’的方法把儒家重新包装了一下，因此他很重视灾疫，他认为灾难是上天对统治者的一种警视。这是儒家关于‘受命于天，天人合一’的想法，是董仲舒开始的，所以我们前段时间发生地震了，就有人说‘你看你看，天谴了’，这就是董仲舒的看法了，历代儒家的看法。所以救灾这个问题，是统治者亲民的一个表现。但是你看明朝，灾难来了，不但不救灾，还搞出了好多笑话。郭沫若举了一个李岩李公子的例子，李岩是小地主，官家不救灾，他看到就开仓放粮救灾。结果之后州官就把他抓起来了，说他为什么救灾，你凭什么救灾？你这样做只是邀名，你这样做只是反衬我们不救灾。他是做好事啊，结果抓到牢里判了死罪。那个山寨王红娘子早就倾心于李岩，就打到牢里，强行劫牢，强行成婚，强迫造反。于是李岩这样的人就造反。 郭沫若就说，流寇历史上从来就有，需要考虑的是为什么‘官家聚敛，寇家放粮’？这是其一。其二，为什么像李岩这样的人会造反？李岩是士，是小地主。他去救灾，当志愿去了，结果抓起来判了死罪，于是成全了一段传奇爱情故事。其实郭沫若后来讲，《甲申三百年祭》并没有刻意去讲李岩，本来是郭老写历史剧写出了热情，就想写一个李岩和红娘子的奇特爱情故事。后来才写进文章里。所以郭老就提出个问题，明朝的这个国家为什么这么没有能力，这么没有威信？翻过头说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不单不能抵御流寇，也不能抵御外寇。为什么会这样？ 第二个郭沫若就在讲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他到最后也没有一个如何去建立一个国家，振兴一个国家的纲领。李岩这个人啊，代表了明朝思想很重要的一面。他的思想是平等的思想，是个人自由的思想。这一点，这是郭沫若很特殊的，他在分析中国古代史，分析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就是XXX说的，我们现在搞这社会科学的人啊，就分成两部分，一部份人就是治中国古代就专门研究中国古代，一部份人治西洋就专门研究西洋。就是在中国问题上，凡是从西方现代的观点来看中国古代历史，就是韦伯的思想，韦伯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当中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科学思想，这个是郭沫若给他推翻的。郭沫若认为不可能的，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一直在不断发展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可能是政治学，到了董仲舒时代就变成‘天人合一’思想，理学他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但是到明朝的时候，儒家思想有很大的变化，这变化主要体现在王阳明的身上。 王阳明讲什么呢？最主要的核心，大家知道主要是讲‘治良知’。主要是人的良知，人的良心，主要是你的良知。良心认识到了，就会不以物喜，不以已悲，不渺视等级权贵，凭自己的真心去获得自由，这是很了不起的思想。那个时候那个康德，黑格尔都还没有自由的思想，王阳明这个想法实际上对中国近代影响很大。毛泽东年轻时候也是受王阳明这种‘贵我’思想影响，粪土当年万户候啊。他年青的时候到北京驱张请愿，　章士钊先生说他‘人很沉静’是个大人物，但实际上当时他是个年轻人。他跟杨昌济先生学习的时候，学到很多王阳明的思想。就是所谓‘贵我’，良知自由思想影响。所以后来鲁迅的两句诗，他就很赞成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这一代人都知道，其实这两句诗是鲁迅讨好王阳明的想法啦。就是说你只要认清楚你的良知，良知保持在自由的情况下，你对权贵和等级就会渺视他了，你才会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这个是明朝末期很重要的思想，从这个思想当中产生出关于平等的思想。 所以郭沫若的分析，对明朝的分析，这当然不是讲《甲申三百年祭》，这是他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明朝中期以来随着海洋贸易的发展，随着城市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平民的城市社会，所以平等意识很强，郭沫若说为什么中国四大名著主要的都产生在明朝，跟这个平等自由思想有很大关系。所以平等和个人自由思想在明朝是很重要的思想，所以这样的思想就体现在李岩这样的人身上。可惜李自成的平等思想是一种《水浒传》的平等思想，这种平等是一种消费共同体的平等，就是大碗吃肉，大碗喝酒，大块分金银。这种消费共同体的思想，就导致了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继续搜刮金银去了。所以郭沫若就从这个角度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五百年来国家的能力不断下降，越来越弱，甚至救灾的能力都没有了，越来越少。这个清朝也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中国这个国家能力从明朝开始下降？ 大家都知道，1840年，大家都讲是国家历史的转折。清朝的军队被七千个远道奔袭而来的、当然是英国人领头啦，当然这里面三分之二主要是印度人啊，尼泊尔人啊，，被这些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就是说国家能力下降到这个地步，到1840年国家能力是绝对的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很多人讨论到，就说很简单啊，西方文明先进啊，中国人落后啊，中国闭关自守啊，这个，这种教育真是很成问题的，从幼儿园一直教到大学，这是一种培养蠢材的教育（响起掌声）。这个事说起来复杂，但实际也很简单。 第一，中国历史上并不都是闭关自守的，一直都有海洋贸易和边关贸易。但毫无疑问，随着海洋贸易的，也是不断的有海禁。中国大陆的海洋贸易从宋代开始。宋代是积极面对海洋的王朝，海洋贸易很发达，但是他的海禁也是相当的多。元朝也是积极面对海洋的，打遍了全世界，忽必烈一占领中原，马上积极的下海去招商引资，还想着过海去打日本。马克·波罗从陆路来元，但却是坐海船走的。所以这个我们大家都忘记，好像从西方发现世界新之后，但这个看法不对。明朝也不是封闭的，但是中国确实不断有海禁，为什么有海禁？没有人认真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因为闭关自首啊，文化不好。但不是这样的，中国文化一直都有发展，儒家也不是一直都占主导地位的。说简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中国始终是一个货币比较缺乏的国家，就是银，铜都缺乏。所以这个是中国历朝历代的核心矛盾。我们现在搞经济学的，完全是在搞西方的那种很短的，只不过二，三十年的经济学，所以经济学家当中有知识的人很少，他们不太能够从人类历史，或者西方历史，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去看。 其实中国经济贯穿几千年来的很重要的矛盾，就是货币缺乏和经济市场蓬勃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从明朝隆庆元年，也就是1576年，这是个很重要的分界。在此之前中国历代政府谁上台都要考虑这个矛盾。就是经济发展之后货币短缺的问题。货币短缺必然带来牟利。第一个就是富人窖藏货币，他挖个坑把金银收藏起来，不拿出来用，货币还短缺。还一个呢，他利用出口，货币下海。历朝海禁，主要就是为了防止货币下海。在宋朝的时候，一边贸易一边海禁，货币不能下海。明朝的时候，金、银，铜、铁都不能下海。为什么铁不能下海呢，当然也有用铁做货币的，因为缺铁造武器啊，出于战略考虑。这个事情一直到明朝隆庆元年，1576年才发生改变，因为美洲发现了白银。中国外贸的内容就变了。 过去中国就是出口物资换取货币，以物易物啊，但是1576年之后就出口物资换取白银，才把这个矛盾缓解了。这个才是所谓海禁的原因啦。我们看明朝的这个衰亡啊，简单的说就是郭沫若所讲的国家能力持续的下降，到了清朝的时候下降到最低谷。这个是郭沫若最担忧的。他提出一个问题，这是个问题就是明朝这个国家，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可是怎么眼见他就塌了呢？为什么会这样呢？郭沫若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中国真正要面对的课题是这个，就是怎么扭转中华民族和中国这个国家五百年来持续衰落的问题。这是在他这个文章当中所深深包涵的。这比蒋介石以及帮他干活的那些国学大师都要强，因为他超越了，甚至超越了国共两党的思想。 后来很多人说郭沫若是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御用文人，从郭沫若的历史来看，完全是错误的。如果说郭沫若这一辈子当过御用文人，那就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了。陶希圣这些人只是郭沫若后辈的后辈，在这个位置上。蒋介石秘书班子的第一人就是北伐的时候国民革命军行营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以后都是他的小老弟，跟他学怎么当秘书。这个秘书就是第一个造反的秘书，这个四·一二发生以后，他发表一篇文章叫做《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后来南昌起义啊，郭老在铁路上摇着那车就去了，结果南昌起义失败了，没赶上。那个时候朱老总南昌起义的时候是南昌公安局长，他后来见到郭沫若，说‘哦，我想起来了，您可是大人物’。朱老总当时只是一个小人物，公安局长。朱老总说‘北伐当时遥远的看到过您’，郭老说‘怎么看到过我’，朱老总说‘是给部队训话，蒋总司令说一句，你拿着喇叭在下面扩一句’因为只有郭沫若能听懂蒋介石的话，别人听不懂啊。到了这样的地步，如果郭沫若做过御用文人，国民党第一个御用文人，最高御用文人就是他，其他的人都是小菜。像钱穆啊这些人希望做，希望做国民党宣传部长。国民党第一个宣传部长是毛泽东啊。希望做美蒋委员长秘书，只是没做上，蒋委员长第一个秘书不是楚才，是郭沫若哦。这个是真正的，其他的都比他差远了。郭老南昌起义没赶上，就发表了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把他老板揭露的，真是要气死了，老板做什么坏事，秘书都知道哦。这更厉害，比炮弹了，结果就流亡了，跑到日本躲起来了。 躲起来蒋介石也不饶他，通过日本政府照会，把他看好了，不准他乱跑。他住在日本千叶县，日本警察天天在他门口值班，他就在里面写书，写《青铜时代》啊，当时日本最了不起的内藤湖南啊，日本京都学派的开创者，后来知道了郭沫若在日本。内藤这个人架子大得不得了，首相来了也不见，天天躲在别墅里学朱子。他要去看郭沫若，郭沫若说你别来了，我去看你吧，你来了我都没饭给你吃。结果郭沫若就去看他，这个事在日本很哄动啊，哄动以后家门口的岗哨给加多了。领头的警察就问啊‘你老人家在国内还有多少兵啊？’郭沫若在写东西，听着便伸出五个手指头，‘哎哟，你还有五千人？’‘不是’‘五万？’摇头‘哎呀，还得了，你老在中国国内还有五十万大兵啊’。郭沫若说‘哎，不对，我，我老婆， 三个儿子，就没人啦’。他那个时候在日本写历史书啊，他不可能是共产党的御用文人，这个是真正的冤假错案，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在日本关了七、八年啊，逃回来的。中日开战了，我就绝不可以在日本，日本是很重视啊，若是放在现在有那个学者得到当年郭沫若在日本那个待遇，他还会回来？中日开战，郭沫若逃回来的。 为什么看不惯他的老上级蒋委员长，1944年，中国抗战还没胜利，中国前途未明，你看那副得意，哎呀，不平等条约在我手里基本废除，中华民族我成为唯一领袖，这得意劲，你看他成不了事啊。郭沫若看这人，哎，中华民族的灾难，前途还不知道在哪呢，五百年持续国力衰弱，当时共产党还没有得到天下，即使共产党得到了天下，前途在何方？会不会像李闯王那样？郭老的文不可能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讲话的。所以毛泽东看了他的文章之后，恭恭敬敬的给他回了一封信说‘弟现在每日如履薄冰’啊，‘做每一件事都事必躬亲’啊，‘你的文章只嫌其少，不嫌其多’，所以毛泽东把这篇文章作为全党整风文件，最后他一句话做了总结：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个是真正抓住了郭沫若的危机意识，毫无疑问，郭沫若和共产党的观点是相同的。 所以这个是郭沫若提出来的重要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明朝会亡掉？背后的问题就是中华民族五百年以来持续的衰弱，一直到鸦片战争达到低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会变成这样？而且在五百年以前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郑和航海。 郑和的航海啊，最近我们不大关心了，但是郑和航海啊，是世界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性标志了。所以最近在郑和航海，世界史研究当中，是外国人有很大的一个突破。我介绍一下这个突破，有一个人呢叫加文·孟席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1421，中国发现了美洲》，我们知道郑和最多跑到了非洲的东海岸，‘包罗万象，长达四千卷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编纂时，处于文艺复兴前沿的欧洲，对印刷术还一无所知。实际上那个时候亨利五世的图书馆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还是借来的。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商人拥有十二本书，其中八本还是宗教著作。’这个一点不夸张。 我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给我很大的震撼，就是在文艺复兴之前，所有的世界文明基本上是中国。因为博物馆太大了，我去问‘我应该从哪参观起？’他很热情他说‘你先去参观中国馆吧’，我说‘我是中国人啊’‘哎呀，那你要去看日本馆啊？’哎，那个日本馆很小，博物馆里有一本书，欧洲文艺复兴前的，羊皮书，很大，用铁链拴着，有书桌那么大。所以啊，那个时候，欧洲的书是很少的。（韩老师继续读文章）‘　1421年2月2日　，中国的春天，这一天来自亚洲，非洲，阿拉伯，印度洋周边的使节和统治者们群集天子脚下的北京城，这些被中国的超级巨轮接来的使节们，有幸成为访问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宫殿群紫禁城的第一批客人，超过二十八个国家的首脑和使节获得了这项殊荣，但是却不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拜占庭皇帝，威尼斯大公，和英法葡萄牙诸国的国王，而他们之所以没有受到邀请，只是由于他们是既缺乏科学知识，又没有可贸易货物的落后国家的元首，在中国皇帝朱棣的眼里根本不入流’。 这个，要是今天我们中国人这样写啊，那可坏了，就是说这还得了，你这个闭关自守（韩老师的意思大致明白，就是如果中国人这样写啊，中国亲西方的右派都能吐口水淹死作者）但是加文·孟席斯是个很严肃历史学者，他原来是英国皇家海军的领航员，他有个特长，他认识海图。这个是很绝的，我们今天搞历史的，不要说没有那个知识，别说海图，地图看得水平都差。他收集了很多海图，他因为一张海图促发了他的研究，这张海图啊是在哥伦布航海之前啊，但是这个海图很清楚的标出了美洲，标出了从中国至欧洲至美洲的，哎，他说这个是什么原因，后来他就到葡萄牙，西班牙的图书馆去调查，调查之后他开始坚定的相信，哥伦布出发前有一个宝，知道目的地在那，知道怎么回来。他后来调查了全世界的博物馆，最后他得出一个线索，这个是郑和航海的海图。先是流失到朝鲜，不过朝鲜的好东西现在都保存在日本了，后来他在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找到了最原始的图本，这个海图逐渐逐渐流传到欧洲。所以根据他的研究，在1421年的时候，明朝的船队实际上进行了环绕世界的航行。 这个书出来后一直在纽约图书排行榜，这个书出来后没有人去攻他，为什么呢，因为没法攻他，因为书里面全是地图，完全是地图，一张又一张的地图，这个地图证明是去那，那个地图证明是什么什么，到那去那，只是在最后讲到明朝。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发现，我们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推到哪呢？推到弘历年间，有个太监突然精神病犯了，他说要去航海，朝廷就在争论了，明朝最厉害的就是道学家。什么是道学家，现在《炎黄春秋》那帮作者就是道学家。道学家是干吗的啊，就是靠领袖帝王家事治天下，道学家认为全世界除了三纲五常啊没有别的。所以道学家在明朝是很得势，他们怎么干预政事呢？他就管帝王家事，现在这个《百家讲坛》也是道学家讲坛，讲那些小道消息，就是说他老婆怎么样，他有几个老婆，有几个私生子，道学家在明朝，皇帝见了他们就想打他们（韩老师此时的表情很有趣）原因就是这样，此乃朕的家事也，你们关心关心盐务，关心关心失业，关心关心贫民，关心关心下岗好不好？你老管我家事做什么？这是道学的传统，明朝最得意的是道学家，弘历年间这个太监要航海，朝中就争争争，结果皇帝决定去航海，可是郑和的所有航海资料，都被一个叫刘大夏的家伙给烧掉了。这个可了不得，这可比秦始皇烧书厉害，而现在孟席斯所找的，是朝鲜的抄本。（那么其实也就是说郑和航海的资料，我们应该到日本，到朝鲜，到东南亚各国去找，甚至到阿拉伯国家的图书馆去找，当时不可能是孤本收藏在国家档案馆，司马迁还抄了两本《史记》呢，何况已经可以印刷书的明朝）也就是说哥伦布航海啊，用的那些海图都是郑和用过的。这个很厉害，这个就是说葡萄牙发现世界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个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当然，这个事件就说明中国在当时的科学技术达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但问题是拥有这么领先的科学技术的中国，为什么在五百年之间会跌落谷底？这个是郭沫若真正关心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外寇，流寇。这些问题简单的说几个结论，第一个是说中国宋朝，明朝之后啊，封建社会的力量以脱胎换骨的形势发展，就是说这个封建力量啊，不是我们现在有些人天天叫‘反封建，反封建’变成‘反共产党’了，所以说现在中国有些很讨厌的道学家，没法跟他讲话。这个封建主义啊，在宋明之际有很大的发展，是因为这个陆九渊啊，宋代的思想家，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话，这个话叫做‘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官吏啊，这句话是很重要，非常看准了中国，宋代以后呢，你表面看到的是皇权集权加强，加强到什么程度呢？太守无兵权无财权的地步，宋太祖自己就是太守造反夺天下，所以你看宋朝为什么又打不过辽，又打不过金，连西夏都打不过？太守无兵权无财权啊，没法守土，只有一个岳家军。但岳家军不是国家军队，是子弟兵，所以岳飞就倒霉了，他破坏了体制。这表面上看是集权得很厉害，但是宋代以后中国这个体制又有一个很大变化，就是官吏分开。官是怎么来的呢，是科举来的，经史论书，除此之外一概不会。至于经济，财政，司法一概不懂。（好像现在还是如此）会做什么？会做诗，（现代是会吃饭喝酒）而经济，财政，司法全部委之于吏，吏去做。宋代以来的制度是‘官常有升迁，常有调防，而吏永无升迁，永无调防’。所以宋代以来最大的地方利益就是吏，因为实际上国家权利是操控在吏的手上，经济，财政，司法，所以后来吏成为很重要的职业。鲁迅的家乡绍兴就是出吏的地方，出师爷的地方。所以有人骂鲁迅是一个‘刀笔师爷’，宋代以后中国封建制度的发展很大程度就是这个‘吏’的转折，因为他永远都在那个地方，他跟当地的豪强勾结在一起。国家任何改革，无论他的出发点好还是不好，这些改革从王安石开始经过张居正到康有为，改革重要的核心就是整理经济，整理财政，改善司法，这些首先必须触及吏的利益。所以总是会把这些改革到最后变成欺压老百姓，这是中国封建制度的自宋代以后的一个重要变化。这个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啊。毛主席讲那个《红楼梦》，很重要的是那个《葫芦僧判断葫芦案》那一节，那个吏，那个小门子多厉害。 再一个呢，就是宋明，我前面已经讲了，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很快，贸易发展很快，城市发展很快。他首先面对的社会矛盾呢，就是商，巨商的垄断。在宋代出现了‘牙人’不是牙医啊，就是经济人。这个垄断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你要做生意，你必须到我开的场所来，最后这个宋代的巨商，他的垄断性，成为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打击人，就是说商的力量越来越强。而到了明朝呢，这个商又发生变化，开始跟那个海商勾结在一起，出现海盗。海商，巨商，垄断商，一直通到朝廷去。所以明朝要打击海盗。明朝最厉害打击海盗的一个人叫朱X，他是浙江巡府。最后这些人能逼得他自杀。中国海盗传统是浙江、福建两省，养海军养海盗，海盗和海商是不分的。而这个海商在海外贸易上，很快与国内的豪门巨族勾结在一起，势力直上朝廷啊。 中国宋代之前啊，叫重农抑商，为什么要重农抑商？很简单，我们现在很多搞经济的人不懂事，就是讲中国历史上不重视商人，他重农抑商，所以就造成商人不发达，就发展不出资本主义，就落后了。历史要真这么简单的话，那就把历史系都解散了。这个真是太荒谬了，搞经济的人并不知道历史，为什么重农抑商？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商啊，不事生产。中国的商人一旦发了财，干两件事，一件是什么？买地。第二件呢，放高利贷。买地就兼并啊，土地一兼并，国家税收没有了。土地税没有了，国家就是从税收的角度，他也得抑商。你放高利贷不是个生产的阶层啊。中国历代最后他想解决的问题，就是要使那个商去生产。所谓劳资两利，就是讲要保护资本，要保护劳动者。这两个为什么不矛盾？就是这个商人他从事生产了，而不是窖藏金银，不是放高利贷，不是金银下海，不是把钱运到国外去，这个就叫好啊，这个就是上层阶层与下层阶层结合，美好的理想，共同纲领。商，不是一个生产阶层，这个是宋之前。 宋明之后，商又有一变。特别是到了明朝，1576年，隆庆之后啊，那个时候海禁停止了，国家就彻底重商了。为什么？两个重要的经济政策。从宋代王安石，到明代张居正，两个基本政策。一个政策是开耕法。什么叫开耕，就是比如说国家要搞运输，要打仗，就让商人去运粮，让商人买了粮去运，然后让商人拿了盐营，盐是国家专卖，再让他们回来贩盐赚钱。为什么用这个方法，就是制止商人窖藏金银放高利贷。我要你把钱拿出来为国家所用。这是王安石开始，北方边患啊。第二次是一条鞭法。就是明朝隆庆年间，国家财政困难，那谁有钱呢？浙江巡府发现就是浙江、福建沿海的走私商人，他们有的是银子，就好像现在走私商人手里有很多美钞，欧元一样，但当时国家不认银钱，但是国家手里又没钱，怎么办呢？一条鞭，从浙江巡府开始，从浙江进行小试点，就是浙江的所有的税，赋，租等等，全部收银子。也就是说从今天起，浙江所有的税收收美元。这样，就是大规模的白银往上收啊。 所以从宋明开始，国家为了解决经济和财政困难，开始越来越重商，重的是什么商呢，不事生产的商，后来却是跟海外贸易有关的商，而自己1576年以后呢，海禁开了之后，中国制度发生重大变化，好像是一举解决了困扰我们千年的问题，就是经济不断发展和货币短缺的矛盾。但是自此之后，我们整个经济就变了，变成什么样呢？变成出口物资来换取海外货币。从1576年开始，中国经济的模式啊，就已经变成了把货币和金融市场放到国外。所以中国商的阶层位置一变，从过去兼并的豪商外，逐渐变成了海商。五百年来不断的发展。由于封建主义的，‘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地方势力不断扩展，由于不事生产阶层的商人发展和变迁，由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家的税收，国家的困难。为什么国家困难？因为这个精英啊，没有多大变化。在明朝的时候道学，就是靠关心帝王家事啊来治理国家，今天还这样，是靠关心毛主席，周总理的家事啊来治理国家。这样的一些人号称精英，国家怎么会有经济，国家怎么会有国防？所以逐渐发展，就发生了1840年导致中国崩溃的几个因素啊。 第一，封建主义，第二，买办资产阶级。就是由兼并商和海商发展来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他不止是商人，他还是金融力量。官僚资产阶级。我们说明朝为什么国家能力下降？吏治的败坏，任何的改革都推行不下去，国家因为严重的财政困难，不得不走向严重的重商道路，扶持的却是不事生产的商，渐渐变成兼并商，海商，把国家的钱放到国外，士大夫阶级，除了道学以外，就是胡说，这样搞了五百年，中华民族还没有亡国灭种，那真不错了。中国革命，有些人就瞎说，说中国革命是‘穷棒子造反’，这话在台湾讲是不行的。你在台湾讲中国革命有问题，学术界，台大，中央研究院都跟你过不去的。为什么呢？中国革命的伟大先生者孙中山，说‘革命尚末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毛泽东就讲‘革命进行到底’是孙中山先生遗嘱。所以台湾有位钱先生，他是中央研究院的，他到北大参加研究班，他很惶恐，他说‘毓海兄啊，你们这里可以讲革命不好的啊？’我说你们那里不可以讲啊。他说不可以讲，讲了就是反对国父啊，国父就是孙中山先生。他说这其实没有道理的。 你们看，我们这个比台湾要解放了。五百年来，中国的改革家，志士仁人啊，他们都想提振国家的能力。从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啊，他们都提了很多主张，‘复井田’、‘废科举’限兼并，限墓地等等，可是讲了五百年，都没能真正实行，都反对。是谁实行的？是中国革命啊。什么叫‘复井田’？耕者有其田。只有耕者有其田，在这个基础上老百姓才能保家卫国，保我家园。这是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什么要‘废科举’‘兴学校’？从王安石讲到康有为。讲到大学里去，科举都没有了，就讲些拍马屁的学问，讲些辞章了。学校要学现实当中的学问啊。儒家开始孔子是当会计的啊，从现实当中感受学问。所以是中国革命重新筑造了中国。人民战争实事求是，五百年来谁著史，中国革命真是要复三代之志，中国革命要培养的，在人民当中才有发明创造，才有办法，人民当中自己组织起来，通过保家卫国，通过耕者有其田，实现中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首先是军事上的胜利。不能小看军事上的胜利，军事上的胜利不是开玩笑的，那是实打实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驱逐买办官僚阶层到台湾去，抗美援朝，抗美援越，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战争的胜利，人民战争的胜利，改革开放。我对改革开放可能跟乌有某些同志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当然这可以探讨了。 改革开放以前啊，顾准在他的文集里有段话，这个很好玩啊，顾准是个直率人啊，他是个伟大，合格，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不是说他是高粱先生的父亲，我是高梁先生的朋友才这样说的啊。他说啊‘我们现在不要管西方资产阶级钱柜子，我们就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把我们的产品捅到国外市场去，把他搞个人仰马翻’。文革那个时候他就这样写了。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讲援助亚非拉，第三世界，但是他说‘援助亚非拉还不够，我们现在还要对资产阶级来硬的。’来什么硬的？把我们的东西捅到西方，把他们的市场搞得人仰马翻。从某种意义来讲，顾准的理想，改革开放后实现了。这是不是一个进步？我认为是。虽然确实在国内出现了很多问题和反思，但是确实结束了西方社会垄断市场的现实。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样改变和结束五百年来，自白银发现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啊，他们垄断金融市场和科技的问题，特别是金融问题。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极其重要的任务。如果这个任务不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谈不上的。不完成这个任务啊，改变这个世界不合理的秩序是谈不上的，社会主义是谈不上的，所以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万里长征啊。这就是从五百年的历史来看啊。　　 罗嗦了那么多，谢谢大家。

一个答案是，因为康有为的体制改革触动了王朝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但是，我们不妨继续追问：孙文的辛亥革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不但推翻了清王朝，而且还换上了一个以美日留学生为主体的政府，如此一来，上层传统王朝向现代政府转变的阻力理应是没有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还是失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