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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皇权收缩政治权力遭致各方面的反对。但沙皇并无悔改之意，越走越远，最终启用了拉斯普廷这样的人物，试图以"妖术"为政治上的反动护航。但其结果，显然事与愿违。

可能的胜利，在内耗中消耗殆尽。国民党民国的政治未来，一如民国前十七年的军阀时代，在失败中不断暗淡。"黄金十年"，属于文人骚客的纸面想象。

清代边疆民族史在中国史研究中是一个牵涉面颇广的交叉型的学术领域，既涉及到清代边疆（包括海疆与陆疆）、边政研究，又包含蒙古学、藏学、满学、维吾尔学、敦煌学、中亚学等专门领域成果，还有南方诸民族研究、跨境民族研究等等，远非笔者一个人的能力所能把握。因此，为了方便，本文将相关研究成果区分为中国疆域形成及相关问题、东北地区与满族、北方地区与蒙古、西北地区各族、西藏与藏族五个部分加以评论，限于篇幅，重点将放在北方边疆民族地区、各族别史和族际关系史上，时间上则主要限于2006-2007年间发表的成果，重要的研究论著适当向前追溯。缺漏、疏误之处，敬请大家教正。 1、疆域形成及相关问题&nbsp; 中国疆域形成及相关问题研究涵盖了边疆、疆域、族际关系等理论、概念、史实等的研究和探讨，这类研究是跨越朝代，纵贯时空的，但大多引证清代史实，对清代期的相关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近年来，围绕中国疆域的研究已经形成为一个明显的热点。总体上看，研究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疆域形成理论，一是疆域形成过程。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侧重古代，主要的发起者和推动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课题涉及古代天下观，治边观，华夷观，大一统观，羁縻政策，宗藩观，宗藩体制，朝贡册封体制，以及国外学界关于中国边疆理论研讨等等。其中用力最勤的是李大龙，从2004年发表"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研究"系列论文的第一篇《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开始，已连续发表6篇。包括《不同藩属体系的重组与王朝疆域的形成--以西汉时期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1）、《"藩属"与"宗藩"辨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3）和《"中国"与"天下"的重合：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3）等，这些文章在辨析各种概念（观念）含义的同时，更侧重分析其对各时期疆域形成的影响。特别是《辨析》一文"从学界对'藩属'、'宗藩'的认识和使用，'藩属'的含义和使用，' 宗藩'的含义和使用等三个方面，对古今'藩属'、'宗藩'二词的用法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藩属"一词形成于明清时期，是用于指称清朝和边疆民族乃至周边邻国的政治隶属关系，但这种关系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称为"藩臣"、"外臣"与"属国"。"宗藩"一词则早在《史记》中就已经出现，是用于指称皇室宗族或宗族成员分封于地方者。相关的，毕奥南的《历史语境中的王朝中国疆域概念辨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2）更强调概念的历史特定性质，"由于古今中国国家性质不同，王朝中国的疆域概念与现代中国主权、领土不能用简单的继承或对接来解释。"诚然，概念的辨析，有正本清源的作用，可防止实用主义的"古为今用"。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古今词义的继承性和历史联系。例如"宗藩关系"一词用指清朝与一部分外国之间的关系，受到李大龙等人的批评。"现代学者用'宗藩'一词指称中国古代王朝尤其是明清和邻国关系的做法并不科学，其'宗藩'的含义和用法不仅与古人对该词的用法明显不同，而且容易形成更多的误解，故而应该改用'藩属'才准确。"作者称"没有发现出现很早的'宗藩'一词有指称邻国或边疆民族的用法"。事实上文献中也有将宗藩一词用于属国的情况。乾隆五十五年春正月壬辰，乾隆帝在得知安南国王阮光平将要来京祝寿的消息后谕令高规格接待时，"又谕福康安于其进关后，应告以此次进京祝嘏，大皇帝于国王到京朝见时特赐金黄鞓带。天朝体制，惟宗藩始得系用此带。今国王特膺异数，比于亲藩，实为难觏宠荣。"[1]六月丙辰，清廷"敕封安南国王阮光平长子阮光缵为世子。制曰、朕惟一人宅中驭外，化覃属国之封。列辟守典承庥，佑启克家之胄。禀义方于夙夜，念笃尊亲。知大德之生成，情徵爱戴。用沛宗藩之懋赏，特昭旷格之殊恩。"[2]而且，笔者以为，宗藩与宗藩关系两词，语源上虽有联系，但毕竟是两个概念。学者在使用时主要是用"宗藩关系"这一概念指代清朝与属国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用宗藩指代属国。前者是国际关系之一种，涉及双边；后者则单指一方。东亚历史上国际间的宗藩关系，表述的是宗主国与藩属国（源自本来意义上的宗藩含义，即皇帝与宗室藩王，再扩大到异姓藩王，最后也包括境外属国）关系，是大国与小国之间的不平等不均衡关系（所谓以小事大），是站在王朝中国角度上说的。"藩属关系"当然也可表述双方间这种关系，但却是站在他者即属国角度上说的。大小主从立场不同，两词可以并存，"藩属关系"却不可替代"宗藩关系"的概念。这也是中外学者普遍使用这一概念的本意。&nbsp; 涉及朝贡制度的主要有祁美琴的《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1）和李云泉的《朝贡制度的理论渊源与时代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3）两文。前者着眼于朝贡制度在明清两代的差别。认为"清代虽然延续了明代的朝贡制度，但实质已经转化为一种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政治方式，剔除了明代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之间、中国与西洋诸国之间形成的藩属关系，且朝贡中的贸易性质也远不同于明朝。" 此前，李云泉曾发表《清代前期对藩属国的封赏与朝贡贸易》（《东方论坛 》2003-6），随后又出版了《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认为"清初对藩属国的赏赐，并未秉承明代'厚往薄来'的传统，康熙末年以后，这一传统的对外交往原则才逐渐有所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清代的朝贡贸易日呈繁荣之势。"前文显然是对李云泉观点的一种辩驳。应该说，清代朝贡制度相当复杂前期与后期不同，涉及的对象与范围、动机与手段都在变化中。清前期也存在清朝与准噶尔之间的朝贡贸易，清与周边及西洋国家的关系似也不能全部纳入朝贡体制考量。在后文中，李云泉力图阐明朝贡制度的理论依据，认为"源自先秦的华夏中心意识、大一统理念及"事大字小"的交邻之道"。&nbsp; 国外边疆理论研究方面，许建英的《"中国世界秩序"观之影响及其与中国古代边疆研究--费正清<中国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读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06－1）概述了费正清"中国世界秩序"观及其对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认为费氏的理论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也有着积极意义，特别是在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和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以及历代边疆的治理及中国疆域的确立等方面。&nbsp; 治边思想方面，方铁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古代治边观念的研究内容与主要特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06－1）对古代治边观念的研究内容和主要特点进行了探讨。认为古代治边观念大体上包括古代边疆观、古代治边观以及对其他边疆有关问题的认识观三个主要方面。治边观念的特点主要有对历代边疆施治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的治边观念有一定差异。《古代"守中治边"、"守在四夷"治边思想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06－4）提出"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是古代大多数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核心,也是制定各项边疆治策理论的基础。并对"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说法的由来、内涵及其产生的影响，做了初步阐述与分析。&nbsp; 作为实证性的研究，孙宏年的《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是值得特别指出的。该书共八章，从"宗藩关系的演进"，"宗藩关系的运作"、"礼仪与规范"、"朝贡贸易"、"民间贸易"、"边界交涉"、"海事与边事问题"、"入华越侨"、"入越华侨"等方方面面研究了1644-1885间的两国关系，堪称详尽。另外，何新华的《试析清代缅甸的藩属国地位问题》（《历史档案》06-1）从"语言霸权"的视角，对清代文献和现代研究清代中缅关系的学者"把缅甸看作与朝鲜、越南和琉球一样地位的藩属国"的的定论提出质疑，认为"实际上，有清一代，缅甸并不把中国作为它的天朝上国，也从未自己主动承认过是中国的藩属国。与之相反，缅甸几乎一直以一个平等国家的身份与清朝来往。"这种情况当然不限于缅甸，这一见解不仅仅是立场转换，更涉及到史料选择和正确分析历史语境及话语权问题。&nbsp; 疆域形成过程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清代，代表作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出版的系列专著--成崇德主编的《清代疆域形成研究》丛书。目前已出版了三部。孙喆的《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其独特之处在于从舆图的角度考察清代疆域的形成。作者以康乾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舆图为例，对这一时期地图绘制的历史及地图在当时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地图与疆域的关系作了细致的考察和研究，为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贡献了一个新的视角。刘文鹏的《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通过对清代驿传在地域范围上变化的考察，及其管理制度中的物质供给、信息传递等的分析，揭示清代驿传具体的实际运行方式，阐述其在国家政治、军事、疆域形成等方面的作用。若从疆域研究的视角看，论题颇感分散。宝音朝克图的《清代北部边疆卡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卡伦"一词的词源及涵义，边疆卡伦的分布，卡伦的职能，卡伦的管理等多个角度考察了清代边疆特有的卡伦制度，问题相当集中。不足在于，对卡伦与并存于边疆地区的台站（边台、军台）之间属何种关系关注不够，对晚清的巡边制度也着墨不多。&nbsp; 近代边疆的研究集中在边界问题上。厉声连续发表了《近代中国边界变迁与边疆问题》（一）（二）（《百年潮》07-9、10）回顾了一百多年来边界变迁与边疆危机的痛史，许多问题虽是旧事重提，但历史映照现实，更显示出强烈的现实意义。&nbsp; 关注边疆民族社会的特殊性，是近年边疆民族史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的动向。张世明自发表《清代边疆开发不平衡性：一个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的考察》（《清史研究》1998-2 ）以来，持续关注边疆社会的特殊性以及移民到边疆地区后的"边疆化现象"。新近发表的《另类社会空间:中国边疆移民社会主要特殊性透视(1644 -1949)》（张世明、龚胜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06&shy;&shy;&shy;-3）提出了"移民社会无序动荡性"、"组织形态变异性"、"王同春模式"等一系列概念，并引用国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理论加以解释。作者从移民社会入手，聚焦边疆社会的特殊性，颇有其独到之处。受其启发，笔者认为，跨文化的移民自然要造成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景观上多样性和交汇性，因为不同文化间的接触、涵化导致的文化变迁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受文化能量的制约，外来移民先"边疆化"、"土著化"，再随着能量的增大，引导、带动边疆土著社会走向内地化（如蒙古牧民定居，改操农业生计，再改操汉语，成为地道农民），移民自身也回归"常态"，可谓中国边疆移民史提供的经验和规律。从长时段来看，移民带来的各种特殊现象，只存在于特定的时期，是"暂时"现象，不断被减少乃至消除才是长期趋势。从法律视角研究边疆民族社会，出现了比较成熟的成果。杜文忠《边疆的法律--对清代治边法制的历史考察》（人民出版社，2004）考察了清代治边法制的状况，包括民族观及治边法制思想，边疆与边疆固有的制度文化，边疆法制的近代化与近代民族政治等。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清朝后期边疆民族立法、司法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进行了透视。作者将清代全局性的治边思想、治边政策与局部、区域的法律治理结合起来；并注重从南北边疆地区文化类型的角度出发，对清朝在南方和北方的法律调整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方法上，注重从法理学的角度出发，结合中西方制度史上的差异以及现代民族政治理论，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这项研究提供的新认识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通过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和边疆法制两个方面的综合研究，提出了有助于加深对二者关系认识的"文化边疆"概念。第二，与张世明的研究视角相近，作者把注意力集中到由于清代人口激增引发大量人口向边疆地区流动这一基本事实，以及由此引起的整个国家出现的"制度供给不足"的现象，并就这些现象对边疆地区法律制度、民族关系的影响给予了关注。认为清代边疆人口激增，不仅促使清政府加强了国家对边疆的法律控制，而且还凸现了习惯法在清代边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在客观上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为边疆法制的近代化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nbsp; 当然，对边疆社会特殊性的认识是多角度的。祁美琴的《明清之际的"夜不收"与"捉生"》（《清史研究》05-4）考察了边疆地区普遍军事化的现象。张永江的《论清前期内蒙古地区的基本经济类型、特征极其缺陷》（《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则从经济类型的角度考察了清代前期的内蒙古地区。&nbsp; 传统的研究重点清代边疆民族政策领域，文章不少，但鲜有突破。值得提出的是苏德毕力格的《晚清政府对蒙古、新疆和西藏政策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主要内容包括：清代前期对蒙古、新疆和西藏的管理及其政策特点；外来侵略与近代边疆危机；新疆变乱与改设行省；开放蒙古与筹划设省；"收回政权"与整顿藏政；清朝治边政策转变的原因与结局分析以及关于一体化及其相关问题的理论思考。&nbsp; 与传统的研究清朝的边疆民族政策不同，关于清代民族观的研究异军突起。代表性成果是郭成康的《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05－4）作者视角宏大，思维缜密，通过梳理清代几位重要皇帝的"中国"、"中华"观念的认识，认为清朝皇帝"中外一家"的观念有力地促进了境内各民族对"大中国"、"大中华"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正因为如此，在清朝覆亡的历史关头"元明之际'驱逐胡虏'的故事没有重演，'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的中国大一统局面得以维持并延续至今，这对已经步入近代世界的中国无疑是一大幸事。"&nbsp; "清朝皇帝从民族认同到统一国家的认同，清朝治下各民族从民族认同到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三百年的曲折发展至此终成正果，并不因清朝覆亡而被抛弃。今天中国各族人民一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认同自己的祖国是"中国"，可谓历尽沧桑，备尝艰辛，中间数千年的战争与和解，分裂与统一，冲突与融合，从猜忌防范，彼此隔阂，到泯灭恩仇，合为一家，每一历史时期的人民和统治者都做出过那一时代的独特贡献，而水到渠成大势之下，终由清朝统治者一锤定音，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朝不仅留给今天中国人民国家版图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物质财富，而且留下了界定中国与中华民族内涵与外延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这一结论高屋建瓴，振聋发聩，对我们有着多方面的启示。首先，我们应该重新评价清朝的历史地位。以往肯定清朝主要是在政治方面，在国家一统和缔造版图上。忽视了清朝统治者在整合民族观念，促进大中华民族认同方面的功绩。这无形的历史遗产至今仍在受益。其次，这一新的民族观的研究路径超越了我们以往专注于民族政策的狭窄视域，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清朝成功有效的民族政策从何而来？从而深化我们的研究。&nbsp; 2、东北地区与满族&nbsp; 近年有关清代东北地区的研究成果涉及到满族、新满洲、赫哲族、锡伯族、俄罗斯等多个民族及族际关系。张杰、张丹卉的《清代东北边疆的满族》（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对清代东北封禁，新满洲的构成，反击沙俄的主力军，东北满族区域文化，学校与科举，萨满与索罗杆等课题进行了新的理论阐释和史实描述。根据史实，驳斥了以往学术界流行的"清朝初年封禁东北" 说。张杰的《满族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虽以专著形式推出，实为多年发表论文的提炼和补充。该书从"三仙女与朱果发祥"的神话传说起，依次论述了满族的源流；建州三卫兴起的关键人物李满住；1644年满族入关并且取得胜利的原因；满蒙联姻政策在满族兴起和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新满洲"构成东北满族主体之经过；科举考试对满族融入汉文化的影响；"国语骑射"对于满族共同体形成与八旗武力兴衰的关系；东北满族文化教育的发展以及清代东北区域文化的满族化趋势；作为满族人进身之阶的翻译考试；处处展现满族风情的民俗习惯等十个方面，阐述可谓细致而全面。&nbsp; 族际关系方面，赵英兰的《从满化、汉化，到民族多元一体化--清代东北族际关系之演变》（《东北亚研究》07-5）提出，清代在白山黑水之间形成了多个民族(满、汉、蒙、朝等)三种经济文化(渔猎、游牧、农耕)并存且互动的格局。这一民族格局并非是静态的，各个民族在保持自身传统的民族地域、文化的同时，又不断碰撞、交融，大致经历了满化、汉化，最后形成了东北地区民族多元一体化。周喜峰的《论科尔沁蒙古对满族形成的影响》（《求是学刊》，06-3）一文，从外部因素进行审视，以当时与满洲关系最密近、影响最大的科尔沁蒙古为切入点，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阐述其对满族形成的作用。&nbsp; 关于清韩关系，孙卫国的《试论入关前清与朝鲜关系的演变历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06-2）讨论了明末以来建州女真-清朝与朝鲜双边关系的演变，不同以往的是其视角放在了朝鲜的"文化心态"上。&nbsp; 关于锡伯族，杜家骥的《清代东北锡伯族的编旗及其变迁》（《求是学刊》，06-3）提出，清政府最初安置伯都讷等三处的主体锡伯人采取的措施是将其编为八旗，而不是编入满洲八旗。迁至盛京及北京后，锡伯族人则被拆散而散编入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各佐领之中，而且散居多处驻防点的各村屯，这对其民族属性不无影响。此后，由盛京地区西迁伊犁的锡伯人，又是从各家族、家庭中抽出，甚至父子分离。但至伊犁后，锡伯族人则又被集中组成"锡伯营"，成为独立性的民族群体，延续至今。这一追溯，对我们理解锡伯人如何获得了满族性质甚有益处。&nbsp; 关于新满洲也有新成果发表。陈鹏的《清代前期东北地区赫哲"新满洲"形成初探》（《史学集刊》07-6）讨论了赫哲入旗 "新满洲"后，即调往东北各地驻防，与旧满洲共处而全面满化，最终融入满族共同体，完成了由赫哲而新满洲，由新满洲而满洲的历史进程。&nbsp; 围绕八旗，论文依然不少。刘小萌的研究最为活跃。2006－07年连续发表了《清代北京的碓房与八旗生计》（《清史论丛》，2006年号）、《关于清代北京旗人谱书：概况与研究》（《文献》06-2）、《内务府世家的类型及其婚姻关系》（《清史论集》，人民出版社，2006）、《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的民人》（《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6）和《关于清代北京的俄罗斯人--八旗满洲俄罗斯佐领寻踪》（《清史论丛》，2007年号）。作者关于俄罗斯佐领的研究引人关注，不仅是因为论题前人少有涉及，更在于方法上尝试了将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并利用了碑刻拓片等新鲜史料。以上可以明显看出，作者研究的重心是清代的旗人社会。据闻，作者磨砺多年的专著《清代旗人社会研究》已经交付出版，即将面世。不但京旗社会，驻防旗人社会也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潘洪钢的《清代驻防八旗与当地文化习俗的互相影响--兼谈驻防旗人的族群认同问题》（《中南民族大学学报》06－3）认为"驻防八旗受到当地文化习俗的影响是无疑的，如本民族语言的消失、风俗的演变等。在这种变迁过程中，驻防旗人也深深地融入当地社会。但他们保持了自身的族群认同，所有习俗的演变都隐隐显示出一种有选择的学习与变化；同时，他们也用自己的文化习俗深深地影响了当地社会。"笔者对这一结论有所保留，文化交汇当然有双向影响的情况，但并不是对等的。所谓旗人对当地习俗的影响不过是旗人文化变迁过程中的一些孑遗，很难说有多深。至于说旗人长期保有自己的族群意识，是另外一个问题，涉及原因更加复杂，恐怕不单单是习俗弃留所能解释的。作者花费了相当的精力从事田野调查，收获了文献上所没有的东西，值得赞赏。作者的另一篇文章《清代驻防八旗与汉族通婚情况蠡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07－5）认为，"传统观念中驻防旗人与当地人民之间不通婚的概念是不准确的"。"八旗内部满、蒙民族与汉军之间的通婚也从未被明令禁止。在八旗驻防地区，所谓禁止满汉通婚主要指旗女不外嫁，而旗内满、蒙和汉军娶当地汉女为妻、妾的情况是确实存在过的。"但细审全文，作者的论据似不够坚实。如推测驻防志中的记载"某佳氏"均为汉族，并不可靠。清代有汉军和汉人两个概念。汉军作为旗人，其权利义务与满洲、蒙古八旗人士略同，八旗内部各集团之间可以自由通婚。汉人与旗人通婚即便有，也是个别情况，且系单向娶进，不能视为通常情形。&nbsp; 3、北方地区与蒙古&nbsp; 近年涉及清代北方地区与蒙古史的研究相当分散，包括贸易、榷关、王公年班制度、西人传教、卡伦边防、蒙地开垦、财政、经济开发、寺院经济、蒙汉文化交流、各部落史研究等，林林总总，不下数十篇。从研究动向上来说，清代内蒙古地区经济和明清以来各部落变迁史成为新的热点，这有别于过去侧重政治视角的满蒙关系、政治制度等研究。&nbsp; 蒙古地区经济史的研究一直是薄弱环节，近年来受全国性的社会史、经济史热的推动，状况大有改观。&nbsp; 城镇研究有了专门性的著作。乌云格日勒的《十八至二十世纪初内蒙古城镇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综合利用了蒙汉文档案、地方文献，特别是日本人的调查报告，对清代内蒙古城镇兴起的社会背景，地方设治与内蒙古城镇的关系，清-近代城镇的分布与特殊类型，城镇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功能以及城镇社会做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具有开创性的意义。&nbsp; 贸易方面，过去主要研究旅蒙商，现在长城边口贸易也有专题论文出现。祁美琴的《论清代长城边口贸易的时代特征》（《清史研究》06-3）在与明代长城边口互市对比的基础上，对清代长城边口贸易存在的原因、贸易的特点、管理及其性质诸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特别提出了不同于明代的一些新特点。关于蒙古沿边地区的榷关，过去只是在探讨旅蒙商和"走西口"才涉及到，廖声丰的《清代前期北方边疆地区的榷关》（《贵州社会科学》07-10）对清代前期北疆地区的张家口、杀虎口、归化城、多伦诺尔、古北口等地征税的榷关进行了总体研究，认为北疆地区榷关对于促进北疆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使内地与北疆地区成为一个牢固的经济共同体，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繁荣。台湾吴美凤的《清代的杀虎口税关》(《山西大学学报》07-2)则通过考察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88 件清代杀虎口税关奏折的内容，廓清了清代"远在边疆"的杀虎口税关的财政、国家行政职能、土地和税关修缮等问题，弄清了杀虎口在清代中国经济的地位与作用。与此相关，还应提到王泽民的《杀虎口与北方边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该书虽不限于清代，但也主要是从税关角度论证杀虎口。蒙地开垦问题不是新问题，但随着新史料的发掘，重点转到了鄂尔多斯地区。如哈斯巴根的《鄂尔多斯农耕的开端和地域社会变动》(《清史研究》06-4)从人文地理、经济生活、社会组织诸方面讨论了农耕对地域社会的影响。刘龙雨、吕卓民 《清代鄂尔多斯地区的垦殖活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06-3）则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该地区的农垦加以分析。&nbsp; 明清时期蒙古各部落史的研究是近年蒙古史及清代边疆民族史领域的最大收获。直接导因是清代满蒙文历史档案的大规模发掘和利用，如李保文刊布的《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内蒙古少儿出版社，1997）、齐木德道尔吉等刊布的《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和《清内阁蒙古堂档案汇编》（23卷）等等。比较重要的成果反映在宝音德力根等主编的《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一、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2002）和中国蒙古史学会会刊《蒙古史研究》（第七－九辑）及达力扎布《明清蒙古史论稿》（民族出版社，2003）中。其中达力扎布重点探讨清初蒙古扎萨克旗的起源、察哈尔部设旗等问题，宝音德力根侧重研究明代蒙古各部落历史变迁，乌云毕力格则把重点放在明末清初各部落历史研究上。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重视原始的满蒙文档案，参以其他文献，与过去主要依靠官书文献形成了明显的区别。以下以乌云毕力格近年的研究为例试作评论。&nbsp; 1999年以来，乌云毕力格陆续用蒙、汉、德、日等文字发表了十余篇论文，包括《从17世纪前半叶蒙古文和满文遗留性史料看内蒙古历史的若干问题》1－5系列论文，涉及到东、西土默特部、察哈尔部、林丹汗、喀尔喀各部、朵颜兀良哈部、和硕特部、车臣汗部的政治、外交、牧地、军事行动等多方面问题，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喀喇沁万户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众所周知，万户制度是元明时代蒙古最重要的政治和社会组织，也是明清蒙古部落和盟旗的基础和母体。要解明明清时期蒙古部落的来历，必须先搞清楚各万户的来历及其崩解后的去向。但这必须打破以往的学科领域分隔，将元明清三时期北方历史贯通，纵向加以考察才能实现。因此这项研究前无古人。本书共九章，25万字。主要内容是探讨喀喇沁万户形成、发展史及喀喇沁--满洲关系史。包括喀喇沁名号的起源、喀喇沁万户的形成与阿速特、永谢部，山阳万户的解体与东土默特部的起源，喀喇沁万户重"诺颜－塔布囊"体系的形成，喀喇沁万户与爱新国的复杂关系，喀喇沁、土默特与爱新国的对外关系，喀喇沁万户各集团的结局诸问题。阐述了从十三世纪初钦察人--元朝皇帝护卫军--应绍卜万户--喀喇沁万户--喀喇沁部、东土默特部和满洲八旗内之蒙古佐领为止长达五个半世纪的嬗变史。这项成果可谓系统、深入，不仅推进了相关问题的研究，对理解17世纪前半期蒙古社会、政治的变迁及满洲在漠南蒙古统治的逐步实现，都有很大的帮助。&nbsp; 概括起来，这项成果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作者具有自己明确清晰的史料观念。作者接受德国伯伦汉的史料学理论，将史料根据性质，分为两种:一为"遗留性史料"，一为"记述性史料"。前者是客观的，无意识的，因而是可靠的；后者则是主观的有意识的产物，必须审慎地进行真伪鉴别和正误评判。正确确定本项研究在史料上的立足点，可以保证作者研究过程中正确地使用史料。二，在研究方法方面，利用了"历史的批判的研究方法"，将传统史料考证和现代西方的文书研究、文本研究方法相结合，对历史事实进行认真考订和充分论述。针对不同种类的史料，运用了不同的研究手段。三，在史料方面，以蒙古文文书档案、满文档册和明朝兵部题行档等"三种文字档案"为主要资料，并以明清时期的蒙、满、汉等文献记载为辅，相互印证，进行严谨的史料批判。四，在史实、观点方面，发现了构成喀喇沁万户的各成员集团，详尽论述了该万户形成、发展和解体的全部过程，以及它与后金王朝的关系。其中，对喀喇沁万户的各个成员及其融入万户的过程、喀喇沁万户各集团的游牧地、林丹汗西迁时期喀喇沁万户各集团的动向、该万户与满洲关系，以及喀喇沁万户各集团的最后结局等问题的阐明，允称新的贡献。五，严格遵从国际学术界的学术规范，在史料描述、专名翻译转写、文献征引注释等方面都很严谨。特别是书后所附"人名索引"，非常便利。需要说明的是，该书以"爱新国"取代以往中国学界熟悉的"后金"一名，虽有一定道理，但毕竟不合中国习惯。日本学界采用这一译名情有可原，从中文的角度看，爱新国"（音译）和"金国"（意译，为免与金朝相混，改成"后金"）都是满文Aisin gurun 的翻译，而"后金"系努尔哈赤自己使用过的名号[3]，更符合"名从主人"原则，改译改称反觉不便。&nbsp; 类似的研究还有特木勒对朵颜卫的研究，《朵颜卫研究--以十六世纪为中心》（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1）；张永江关于喀喇车里克部的研究，见《从一份顺治五年蒙古文档案看明末清初翁牛特、喀喇车里克部的若干问题》（QUAESTIONES MONGOLORUM DISPUTATAE, I ,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ongolian Culture, Tokyo, 2005）。齐木德道尔吉对乌喇忒部的研究（《乌喇忒部迁徙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06－3）等等。&nbsp; 近年来利用遗留性史料满蒙文档案研究清代、近代蒙古史已经蔚成风气。并由部落史、政治史向其他领域拓展。如胡日查的蒙古寺院经济研究（《清代蒙古寺院经济研究》，《蒙古史研究》第九辑，2007）、珠飒的《喀喇沁衙门档案与移民史研究--以早期汉族移民管理与移民稽查制度为中心》（《蒙古史研究》第九辑，2007）、乌仁其其格的《清代大青山各沟煤矿业概述--以归化城副都统衙门矿务档案为例》，都显示了研究的力度。其他未发表的学位论文，如哈斯巴根的《18--20世纪前期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区域研究--以伊克昭盟准噶尔旗为中心》（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珠飒的《清代东三盟移民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郝志成的《清代内蒙古西部后河套地区的开垦与社会变迁》（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白玉双的《18--20世纪初东部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以喀喇沁地区旗制与旗民社会为中心》（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乌仁其木格的《18--20世纪初期归化城土默特财政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都是主要依据蒙旗（地方）档案，从不同角度探讨清代内蒙古地方史的佳作。&nbsp; 4、西北地区各族&nbsp; 有关西北地区的成果，除了关涉全域的综论性的论著外，主要集中在卫拉特各蒙古部和回疆地区两方面。&nbsp; 牛海桢的《清代西北边疆地区民族政策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立足于民族关系,以民族政策作为切入点,论述了清朝对西北地区的民族政策。全书共十章，前三章纵向讨论清代西北边疆民族政策的源起及其确立，鸦片战争前后清代西北民族政策的转型。第四到第八章分别从政治、经济、边防、宗教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对民族政策进行了专门探讨。第九章划分了清代西北民族政策的类型，第十章对清代西北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及其历史作用做了定性评价。有论者评价其创见"是对民族政策学的探讨,有一定的前瞻性。"清朝的民族政策被誉为成功，内容丰富，值得总结，但有无必要上升到"学"的高度，值得斟酌。&nbsp; 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研究依然热度不减。相关论文不下十篇，比较重要的成果是两部著作。侯德仁的《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群言出版社，2006）。将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分为兴起、发展、繁荣、终结四个阶段进行研究，从宏观上探讨了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的历史条件、发展阶段、主要成就和特点，再从微观的角度，以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人物和代表性著作为个案，进一步探讨了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巨大成就。新意在于"改变了历来学术界研究清代边疆史地学偏向于私家名著的倾向，"但总体显得平铺直叙。与此不同，郭丽萍的《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三联书店，2007）专注于嘉道咸时期的西北史地学，研究更加细致也更加深入。作者对清中叶西北史地研究的定位是"清代中叶的西北史地研究是前人关于经世之思考与成熟考据学双重作用的产物，其完整的面貌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经世致用的贯彻、考据学的发扬。"此系本书的核心思想和主要贡献。写法上也饶有特色，"本书力图将学术史还原为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甚至还有情节的历史过程。书中展现了学者频繁聚会、烹羊炊饼、剧谈西北史地的历史场景，也叙述了当时的学者通过同年同寅、同乡同学、姻亲戚友、座师门生等社会关系而进行的交往史事。"（徐万民序）这也大大增加了其赏读性。&nbsp; 卫拉特蒙古史方面，黑龙围绕噶尔丹与准噶尔连续发表了《噶尔丹统治时期准噶尔与清朝的贸易往来》、《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述论》（《卫拉特研究》06－2、4），就一些争议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崔岩的《噶尔丹死亡考辨》（《清史研究》07-1）主张"自杀说"，排除了"病死说"。梁丽霞、王希隆发表了《清前期的西北战局与阿拉善蒙古》（《中国边疆史地研究》06-3），将阿拉善蒙古放到这一动荡局势中进行考察，分析了其与西北其他势力集团的复杂关系，探讨了其与清政府之间相互选择的过程，并论述了阿拉善蒙古对清政府稳定西北局势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阿拉善蒙古部落的形成，是17 世纪准噶尔部势力膨胀的结果，同样因为受到准噶尔势力的干扰，阿拉善蒙古未能实现与其亲族青海和硕特蒙古的联合，但这也在客观上保持了阿拉善蒙古自身的完整性和独立性。"这确实是可以接受的一种新认识。&nbsp; 回疆（新疆）的研究，清前期集中在法律、制度方面；后期集中在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王东平近年持续地致力于回疆法律制度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专著《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全书分七章深入探讨了清代回疆地区法律典章，清代回疆行政法规，清代回疆刑法，清代回疆司法制度，清代回疆伊斯兰民事法，清代回疆经济政策与法规诸问题。此外还有论文《〈大清律例〉回族法律条文研究》（《回族学与21世纪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政治制度方面，王东平《清代回疆伯克制度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05-1）认为"清朝统一回疆之前该地最具地方特色的行政制度--伯克制度－存在着一套固有的运行机制和管理规范，这是清朝中央政府改造伯克制度并将其纳入清朝地方官制序列的基础。"作者经过爬梳史料，确有新的发现，即清代回疆地区的伯克职官名称和实际职掌并非完全相合，名不符实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甚至可以被视为清代伯克制度的一个特点。其最新成果《清代回疆粮赋制度研究：牛津大学所藏清代库车、沙雅尔署衙档案之探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07-3）通过对流失海外珍贵档案的解读，完善丰富了清代回疆粮赋制度的研究。此外，作者还发表了《"塔里雅沁"考》（《新疆大学学报》07－4）将该词的出现由清代文献上溯到蒙元时代的蒙古语和汉文文献以及成书于哈喇汗王朝时代的《突厥语大词典》。甘桂琴的《清代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始置时间考》（《新疆大学学报》06-3）梳理了由统军作战的参赞大臣到驻防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及至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的演变过程，得出结论：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始设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正月，澄清了个别研究者认识上的偏差。黄达远《清代中期新疆北部城市崛起的动力机制探析》（《西域研究》06-2）认为清代中期新疆北部城市崛起的动力机制，一是体现在国家行政力量的推动；二是北疆商业市场机制的形成对北部城市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意义重大，改变了历史时期"南重北轻"的新疆城市分布格局。&nbsp; 关于哈萨克族，阿力肯·阿吾哈力《一件清代哈萨克租牧地文书的研究》（《民族研究》06-5）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赠给哈萨克斯坦一件清代哈萨克族察合台文租地文书进行了拉丁字母转写、汉译和注释，并其中几个相关的历史问题加以考辨。&nbsp; 5、西藏地区与藏族&nbsp; 清代藏史的研究，关心点依然集中在清朝在西藏的政策与施政过程、达赖、班禅系统与喇嘛教等老问题上，重复研究不少。值得重视的有周融冰、封加斌的《论嘉庆帝治理西藏》（《西藏民族学院学报》06&shy;-2），认为嘉庆帝执政期间，在西藏整肃吏治，坚决贯彻各项成章，殚精竭虑，为进一步巩固自清政权入关以来的治藏成果和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隶属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昧于世界大势，加上国力的限制，嘉庆帝在西藏边境上采取了"置之不问"的闭关主义对外政策和"慎重"的单纯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导致西藏藩篱不保，给中国的西南边防留下了隐患。李保文的《顺治皇帝邀请第五世达赖喇嘛考》（《西藏研究》06-1）通过对比满、蒙、汉文历史档案文献，认为《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3）顺治元年正月己亥（十日）条所记当为"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十五日"文书的误解，添加的"达赖喇嘛"字样，是清朝修史者异想天开杜撰的结果。五世达赖喇嘛应邀觐见，说明藏区政教界对新兴的大清政权的高度重视。清朝频繁遣使藏区及达赖喇嘛等屡屡遣使清朝，表明双方都渴望建立一种稳固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达赖喇嘛要求变更会晤地点以及提前辞行，并非出于"达赖喇嘛长时观望不决"，而是出于他个人及其随从等健康方面的考虑。这也是一项"转换立场"的研究，笔者大半同意作者的看法，但最后一点，笔者仍然认为五世达赖的决定是出于政治考量的结果（参见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相关部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平措塔杰 《再论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概念和1642－1705年政教合一制度的有关问题》（《西藏大学学报 》06-2）认为，目前对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的概念还存在不一致的看法，造成对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产生的时间存在分歧。作者通过对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概念的进一步探讨，认为"西藏地方的政教合一制度产生于萨迦政权时期"的说法更为科学。文章还对1642-1705年西藏地方历史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一时期西藏地方实行的仍然是政教合一制度。看来在这一问题上要统一认识，仍需时日。陈庆英《清代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及其在西藏的实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06-3、4） 运用藏汉文材料对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和在西藏的实施作了详细的介绍分析，为研究金瓶掣签制度提供了详细可信的资料,说明金瓶掣签是清朝管理活佛转世事务的重要历史定制。&nbsp; 清代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与不丹之间的宗藩关系近年颇受关注。扎洛先后发表了《〈五世达赖喇嘛1680 年发给门隅、洛渝地方之法旨〉考释》（《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03 -4 ）、《 清宫档案中有关颇罗鼐平息不丹内乱之史料》（《西藏研究》04 -4 ）讨论相关问题。周娟、高永久《试论清代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与不丹之间的宗藩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07－3）再次提起这一问题，试图弄清它与周边地方政权不丹之间早期交往的历史，追溯两地宗藩关系的产生、发展过程，还分析了随着清朝中央政府的衰落和英国政府加强对南亚渗透，两地宗藩关系逐渐弱化以致瓦解的过程。&nbsp; 总体看来，近年清代边疆民族史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少，新领域的开拓，新理论方法的尝试都令人欣喜。但老问题依然存在，许多研究选题重复，观点缺乏新意。这既有问题意识缺乏的原因，也有视野太窄，对先行研究不重视，造成无意中的重复劳动。显然，真正突破性的成果，不见得都是鸿篇巨制，但明确的问题意识，透彻的先行研究，恰当的解释工具，扎实的史料功夫，严谨的学术态度，缺一不可。笔者在此与同仁共勉。&nbsp;[1] 《清高宗实录》，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壬辰条。[2] 《清高宗实录》，乾隆五十五年六月丙辰条。[3]黄健彰：《奴儿哈赤所建国号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7本，1966年。另见孟森《满洲开国史》，第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那篇文章为更有力地论证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我们拿出了日本历史上所谓"琉球处分"来做旁证。把钓鱼岛和"琉球处分"联系起来，是为了说明当时的中日关系和东亚局势，以及晚清外交的颓势和对日关系的失败。日本是在一个积极对外侵略的态势中，强行吞并一个独立的王国琉球的，也借着甲午战争，攫取了钓鱼岛，把钓鱼岛划归冲绳管辖。

三百五十年前的清兵入关，简直是创造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当这年即顺治元年（1644年）的四月二十一日接受吴三桂迎降进入山海关的清军，次日于石河战败大顺军之后，便一路顺风，如入无人之境，刀不血刃地于五月二日，在“都民燃香拱手，至有呼万岁者”的欢迎声中，进入北京城。

两宋时期史籍上所见的减租记载辑录。

太平天国运动中，洪秀全等领导人曾颁布了一系列严禁吸烟、饮酒的命令。

十九世纪被霍布斯鲍姆称之为“帝国的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全球建立殖民地的时代，大英帝国就是十九世纪全球政治的象征。然而，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十九世纪的全球政治体系，催生了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新秩序。

2010年问世的出土儒学文献研究成果，仍以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马王堆帛书为大宗，而其他出土文献研究亦有不少新成果。

在戊戌政变后1898年底，章太炎曾致信康有为。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一战的爆发不仅标志着旧世界体系的崩溃，它的爆发正值当时中国社会的新旧交替，承前启后，天命维新之时。因此为学贯中西，深谙国际事务的新一代中国人如顾维钧，王正廷，梁启超，梁士诒等提供了在世界舞台是折冲樽俎的大好机会，同时也为中国人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及国际化提供了新的平台。

“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自古有之，但粮食问题并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常常超出贸易范畴，对其他领域产生影响。随着经济发展，尤其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各国之间的贸易依存度越来越高，粮食也就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粮食贸易开始于19世纪。当时的俄罗斯和北美还都是英国新兴工业城市的主要小麦供应者。工业革命直接造成英国农村人口的锐减和新兴工业城市的崛起。在这种情况下，单靠英国农业所生产的粮食，无法供养庞大的工人阶级，从而导致了国际粮食贸易的急剧发展。俄罗斯的农民和美洲的农民，将粮食装载进牛车和商船运往粮食紧缺的英国都市。逐渐全球化的市场成就了全球粮食贸易。在此之后，粮食贸易迅猛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每年穿越国境、横渡海洋的粮食还很少超过3 000万吨，但到了1975年就已经达到了1.6万吨。　　美苏两国也无法逃脱世界粮食贸易发展的大趋势。1970年代，两国处于短暂的缓和时期，贸 易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且，因粮食在国民安全体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在两国贸易中处于最关键地位的仍是粮食贸易。因此，对于美苏两国之间粮食贸易的考察，为当时美苏之间双边关系的解读提供了一个直接有效的视角。而关于1970年代的美苏粮食贸易，学者们多使用新闻纪实手法或是历史研究方法，缺乏国际关系理论的引入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对1970年代发生在美苏之间的粮食贸易进行系统的整理，在现实主义理论指导下，运用罗伯特·D·帕特南的双层博弈模型进行分析，以期对事件做出更为深入的理解，且对后来美苏之间贸易关系的发展趋势做出合理的解释。一　美苏粮食贸易的背景　　基于供求理论，粮食贸易的发生需要具备最基本的前提——即美国有余粮可供出售，苏联有需求购买粮食，且具有充足的购买能力。　　对美国来说，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立国以来比较稳定的政治局势(世界大战的战火从未燃烧到美国的土地上)、先进的科技研发所带来的优良品种、完善的配套设施和农业设备以及充满活力的市场制度，这些因素互相配合，最终成就了美国的农业奇迹。到1972年的时候，美国的一个农业工人就可以供养50个人了[1]。粮食的生产过剩 并非是一件好事，最终粮食过剩酿成了美国持久的农业危机。危机对农场主打击巨大：一方面，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迅速扩大。在美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农业危机期间(1948~1972年)，在农产品价格维持在1948年的低水平的同时，工业品价格始终保持着上升的势头[2]。另一方面，农产品的库存大幅度增加，粮食过剩使大量农场主在危机中破产。　　一直以来，粮食都属于价格弹性小但在国民安全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商品，因此美国政府主要采取以下四项措施来应对国内的农业危机：(1)限制农业生产，实行政府向农场补贴的土地休耕制；(2)政府以规定的“支持价格”收购农产品，并由国家银行发放低利信贷以保证农场主利润收入；(3)建立农产品的政府囤储；(4)主要由政府资助出口商向国外倾销及政府以援助名义扩大农产品的输出。但是到了70年代，随着国际环境及国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由于政府财政赤字累累，通货膨胀加剧，尼克松政府在国内逐渐放弃了由政府大量囤储农产品和规定支持价格收购农产品的办法，改由依靠市场价格变动来调节农产品的生产与供应。因此，美国的农业现实及相关政策使得美国不仅有余粮可卖，而且充满了向外销售余粮的冲动。　　政策方面，美苏之间进行贸易的障碍也在日 渐打破。1954年，美国国会表决通过了480号公法，给美国政府提供了推销剩余粮食的完美工具。480号公法的实质是，美国政府允许外国政府用从美国借来的钱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外国通过和粮食公司签订协议从而实现交易。因为冷战的需要，苏联一开始并不是480号公法的对象。1963年，肯尼迪总统出于缓和政策的需要，开启了美苏之间粮食贸易的大门。但不幸的是，因为粮食贸易背后所带来的政治风波，两国间的贸易不久后重新归于沉寂。1971年6月，美苏粮食贸易间的障碍再次被跨越，尼克松总统迈开了允许和苏联进行大宗粮食贸易的步子，在取消了粮食出口许可证的同时，还取消了运输粮食的船只中美国船只必须占到50%的规定。　　此时的苏联农业，在二战后虽然得到了恢复和较大的发展，但仍然不能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需求。一方面，与美国相比，此时的苏联，生产效率还很低下，一个农业工人只能供养7个人[3]。这跟苏联长期以来的国家制度和生产方式有关，僵化的制度束缚着农业的活力，而且长期以来苏联的生产结构并不合理，对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过度倾斜，使得农业的基础设施、机械设备和科技水平远低于美国。苏联发展农业的自然环境也并不尽如人意，不仅耕地非常匮乏，而且60%以上的商品粮生产集中在东部干旱地区，旱、涝灾害一直是苏联粮食生产的最大威胁。　　另一方面，苏联国内对于粮食的需求量很大。饮食结构的变化造成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造成了粮食构成的变化，肉食品的增加使苏联对于粮食的需求呈上升趋势。巨大的供需缺口，再加上政治上的诉求[4]，强化了苏联的购粮动机。国内曾经出现过的大规模粮食饥荒，使苏联比其他国家更懂得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在国内，它一面高唱“缓和”，一面扩军备战，增加战备粮食囤储是苏联增加进口粮食的原因之一。对外，苏联需要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保持其国际影响力，粮食方面的对外援助一直以来都是苏联沉重的负担。此外，苏联还企图通过向美国买粮以达到同美国“缓和”关系，借以麻痹美国的目的，从而便于从美国输入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并争取美国的贸易和信贷优惠，以全面推动美苏经贸关系。　　70年代初，苏联在粮食问题上显得捉襟见肘。1971年，苏联保证向东欧、古巴、朝鲜、北越和埃及提供8百万吨左右的粮食援助，为此苏联政府感到左右为难：要么履行自己对那些国家的际诺，要么执行旨在改善苏联人民粮食供应的第九个五年计划纲领。粮食供需的巨大缺口不仅变成苏联对外扩张的障碍，而且稍有不慎还会导致国内的混乱。人民要求达到与工业和军力发展相称的生活水平使苏联领导人承担的压力越来越大。基于此，粮食进口成为摆在苏联领导人面前的一条可行之路。二　1972、1973年——第一个粮食贸易高潮　　　　　1972年，世界许多国家遭遇旱灾，而苏联所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该年7月，除了在赫鲁晓夫指导下1953年开垦的处女地——亚洲的哈萨克草原以外，苏联的农场普遍缺雨，旱风劲吹，把农田变成了沙丘，小麦奄奄一息[5]。面临这种局面，苏联派出“全苏粮谷出口公司”作为政府的代表分别同美国的各大粮食公司进行交涉。据初步估计，“大陆”至少卖了550万吨，“达孚”225万吨，“卡吉尔”200万吨，“库克”90万吨，“合义”60万吨，“加纳克”55万吨。这些数据是缩减了的，但总计已经达到了1 170万吨，约4.3亿蒲式耳[6]。1972年上半年，美国的小麦库存量约为2350万吨，而一年多后，库存量就急速下降到低于700万吨。　　1972年的购粮风波刚过，1973年年初，苏联开始进一步在美国采购粮食。1973年的春秋两季，“全苏粮谷出口公司”再次起到“进口粮谷”急先锋的作用。其他一些长期以来出口小麦的国 家，如阿根廷和澳大利亚，都还处于干旱的袭击之下，不得不谢绝他们的主顾。于是，苏联将眼睛盯住北美，把它看成是大规模谷物供应的唯一来源。　　十多年以来，在美国农业部和粮食公司里，主张扩大市场的人就期待着这样的局势：所有的小麦价格很快超过了支持价格，市场最终被控制在私营部门的手中；同时国际市场饱和的日子已经结束，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在争相购买美国的粮食。　　但是购粮高潮所造成的物价上涨，很快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因此，美国政府开始实施调控，对部分商品实行禁运。虽然短时期内物价的上涨被遏制，但很快还是超越了政府可以控制的范围。　　随着粮食贸易的日益增加，在国内市场波动的巨大压力之下，国会要求农业部拿出反映粮食贸易的资料。这时候，福特政府在这种粮食供应不足的形势下，于1974年10月，加强了管理制度，要求一日之内超过5万吨或一周之内超过10万吨的粮食贸易，美国公司都必须事先申报。三　1975年美苏粮食贸易及对美国的影响　　1975年的粮食贸易是继1972~1973年美苏粮食贸易后的第二个高潮。而早有迹象表明苏联将在1975年开始大规模的粮食收购。1974年夏季，美国派往苏联视察春小麦的小组，被拒绝深入该小麦生产的关键区域。1974~1975年冬季，苏联气候十分反常，一些地区根本没有下雪，冬小麦的收成势必会受此影响。1975年2月1日，苏联人又一次在瑞士大规模抛售黄金，正如1972年苏联利用南非的黄金销售量大大减少之机抛售硬通货向美国购买粮食一样。这一切都在预示着新一轮粮食贸易即将开始。　　美苏之间的粮食贸易最初进展得非常顺利。1975年3月，在美国，粮食事先申请批准的制度被取消了[7]。1975年春季，美国农业部向美国公司声明，不足1 000万吨的交易不会受到政府方面的阻碍。而且苏联此次向美国购买粮食所采用的手段比1972年那一次更为隐蔽，更为精妙。苏联购买了几乎1 000万吨的粮食，并已租好了载运这些粮食的船只。　　但7月24日，美国政府基于冷战战略的需要以及苏联购粮后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的考虑，要求美国公司同意停止一切新的销售；8月11日，又下定决心，终止了包括先前美苏所达成的一切粮食贸易。苏联只得向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国增购粮食并被迫在国内大量宰杀牲畜。在美国的粮食禁运开始不久，美苏两国开始谈判。9月29日的谈判中，苏联人要求定出从美国进口粮食的最低数量，美国人则要定出最高数量。在这个问题上，苏联让了。但是对于美国提出的石油方面的诉求[8]，苏联则毫不相让。时间一天天过去，美苏两国在谈判桌上却毫无办法把小麦协议和石油方面的让步联系起来。在美国农场主利益集团的压力下，美国政府最终放弃了将苏联购粮与苏联向美国出售廉价石油相挂钩的想法。1975年10月，美国副国务卿查尔斯·鲁宾逊来到苏联。通过他的斡旋，两国最终达成粮食协议。其主要内容为：苏联每年购买美国粮食不少于600万吨，但不超过800万吨，其中小麦和玉米各半，在此限额内不受禁运的影响；如果任何一方想扩大贸易额，必须事先与对方协商[9]。两国间完全中断的粮食贸易重新恢复并稳定下来，而石油问题则不再被提起。　　对美国来说，对苏联输出大量的谷物确实有助于促进本国农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平衡国际收支和加强美元地位等。尤其是美苏粮食贸易关系的增强，带动了两国贸易、信贷关系的全面发展，对促进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都有一定的作用。1971~1975年间，美国的粮食出口为美国增加了136亿美元的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石油价格上涨的费用。　　但是，粮食贸易对于美国来说是利弊共存，1973年之后，粮食的价格上涨，饲料上涨，导致肉类的价格也随之上涨。花同样的钱所能买到的食品越来越少，家庭主妇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首当 其冲的就是美国的贫苦人家和获得固定收入的人。粮食利益驱动下的其他国家的投资人，又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在农产品价格暴涨的诱惑下，人们推土拔树，开荒造田，大面积种植世人所需要的作物。环保专家揭露说，化肥、农药、除草剂的四处扩散使得鱼类和沿海河流的天然平衡受到了危害，因为那些毒物必然会随着雨水排入河道[10]。　　作为协调国内利益的一种方式，联邦政府加大了对粮食贸易的监管，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府部门——联邦粮食检察署，来负责监督粮食出口。与此同时，五大粮食公司都在后来的时间里，因为贪污或是虚假账目的问题，受到一定的冲击，美国 政府对于跨国粮食公司的控制力增强。但是美国并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来阻止苏联人继续秘密地和跨国粮食公司进行交易，大量购买小麦。美国政府对这些交易的唯一控制，就靠1975年美苏协议的条款，其中规定：当苏联人的购粮超过800万吨时，就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至于粮食公司，它们一如既往地秘密活动，虽然国家的控制越来越强，但是它们仍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四　双层博弈分析　　1988年，美国学者罗伯特·D·帕特南提出了双层博弈理论，从而将对外决策过程中，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他把国际谈判的进程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层次或称国际层次的谈判阶段以及第二层次或称国内层次的批准阶段。第一层次形成的协议必须得到第二层次的批准才能真正实施，但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时间顺序又不是绝对的。在多回合的国际谈判中，一般情况下是两个层次并行的。“在国家层次，国内集团通过向政府施加压力，使其采取有利于己的政策，来追求自己的利益；政治家则通过建构这些集团间的联盟来寻求权力。在国际层次，一国领导人力图使自己的能力最大化地满足国内压力，同时也使不利的外交发展结果最小化。”[11]双层博弈的核心概念是“获胜集合”。帕特南的这些理论对于解释1970年代美苏之间的粮食贸易提供了一种有效方式。　　(一)国内层次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粮食贸易同石油挂钩对美国来说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最终既能销售掉粮食又能得到石油利益上的好处。但是事实上，同石油挂钩还是影响了粮食贸易。首先，向苏联施加经济上的压力，就需要一定的粮食禁运为前提，在粮食禁运期间粮食销售同石油利益之间就是一对矛盾。其次，以粮食换取石油存在风险，谈判失败之后，很可能带来粮食贸易的终止。再次，即使双方谈判顺利，为了石油利益，美国必然会让渡一部分粮食利益，从而给粮食贸易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在这一对利益矛盾基础上，在国内层次方面，美国各种利益群体产生了分化。　　美国政府的观点可以由总统福特和国务卿基辛格来代表。福特总统的选区，同其他地区相比，多为农业区，因此福特在成为总统之后，非常重视来自农民和农场主的意见与建议[12]。1975年的上半年，福特总统面临着选举期，而其选举中较占优势的地区中，农民占多数。此时同苏联之间的贸易不啻为上帝的福音。其国务卿基辛格也因为一直以来持美苏缓和的观点，所以也常为粮食贸易辩护。他希望同苏联领导人之间建立尽可能多的 经济关系，进而使苏联领导人发现继续同美国对话和交往的长远利益。　　但是，他们的想法会随时局和美国国家利益的变动而变动。1975年7月下旬，美苏之间的粮食贸易数额不断增大，最终超出了1972年苏联购粮数的总和，这使得福特和基辛格都分外警醒。加之1975年的美国处于石油危机和经济滞胀的双重压力之下。在中东，美苏之间的争夺也非常激烈，争取埃及-以色列停战协定的签订，打乱苏联在中东的战略部署，也是美国的既定目标。如果苏联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需要粮食，它最后就会同意以低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价格出售自己的石油。而这同 时就是向石油输出国组织施加压力。美国政府同时坚信，与苏联在粮食问题上讨价还价，美国就越有可能得到苏联在石油问题上的让步。　　福特总统公开表示，美国在市场上必须利用自己的实力地位来对付苏联人，农民应该得到大量收入，海运公司应该得到合理的运输份额，还必须利用苏联对其依赖性来得到其他间接的好处。在福特等人看来，粮食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国家资源，是不能放弃给交易机构或贸易公司的。因此，以福特总统为代表的美国政府主张粮食贸易同石油利益挂钩。并且，他们倾向于将粮食置于政府的主导之下。　　出于部门利益考虑，美国农业部的政策一直以来都保持连贯与统一。它主要是对农民负责，只要赢得美国农民的感激，就可以赢得选票。作为美国时任农业部长的巴兹，他的政治哲学是供求规律可以使市场自然平衡，并认为，政府应该尽少干预。农产品支持价应保持足够低的水平，以防止农民的生产超出消费者的购买力，而且应该尽量促进出口。巴兹既不为美国消费者操心，也不为外国着想，他只希望把美国的农产品卖得更贵些。1972年苏联的大规模采购同农业部的这种立场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巴兹所领导的农业部和政府之 间的关系并不好。1974年，财政部和白宫贸易处的代表，终止了两笔卖粮给苏联的大交易。基于1972年的前车之鉴，在1975年召开的多次美苏粮食贸易会议，都没有邀请巴兹参加。然而，在粮食贸易问题上，农业部同其他部门的不合，并没有改变农业部以及巴兹的立场和看法。　　而作为美苏粮食贸易的直接实施者，粮食公司在美苏之间的谈判中，立场也是明显的。此时支配美苏之间粮食贸易的粮食公司共有五家：卡吉尔公司、康迪南特公司、邦奇公司、路易·特雷孚斯公司和安德烈公司。其中卡吉尔和康迪南特被看成是世界上两家最大的不在交易所挂牌的公 司，而邦奇则是世界第一流的公司之一[13]。意识形态方面，这五大公司都保持中立，依他们看，粮食和种子分配的决定性因素是供求法则和顾客的支付能力。正因为他们中立，不代表任何国家的政府，不带有任何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在这点上，他们同美国政府之间就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他们总是在追逐着利益的最大化，最为期待的是自由的粮食贸易，因为只有这样，所有的粮食价格才能超过支持价格，最后市场才能被控制在私营部门的手中[14]。另外这些大公司能够成功地藏身于阴暗之中，躲避在鲜为人知的远处；且属于跨国公司，经营着全世界范围内的粮食分配和加工。这 两点影响了政府对其的控制力。它们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虽然美国政府可以限制它们在美国的活动，但是他们却可以充分地利用欧洲子公司来实施掩护，进行活动。以1972年的交易为例，粮食公司之间执行严格的保密政策，彼此之间并不知情，甚至在那段时间公司也显然欺骗了某些政府部门[15]。　　另外，苏联也倾向于利用跨国公司进行交易。这可以在苏联政府和美国之间起到缓冲的作用。如果苏联人向美国政府建议购买粮食，就会引起政治问题。美国政府可能会冒犯民众，因为广大公众尚不习惯于向共产主义国家提供如此大额的 粮食，因而会向苏联提出除粮食之外的其他请求。但苏联如若交给粮食公司办理，则只是粮食数量和粮食价格的问题。　　与美苏粮食贸易利益相关的美国农场主们，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的选择中，更为关注的还是个人利益和现实利益。当美国政府尝试利用粮食禁运来与苏联讨价还价时，农场主们的利益受到侵害。因此，农场主们的愤怒成为在美苏谈判中，美国不能不考虑的因素。在美国的农业州里，爆发了不满情绪。参议员、国会代表和一切关心农业的人对共和党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结束这些谈判，并让粮食在苏联人还愿意买的时候，销售出去。农场主们的诉求是简单明确的，那就是要求出售粮食。　　而美国消费组织和工会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较为灵活和可变动的。一方面，这两个组织是反苏的，很多人的心中都有这样的疑问，我们为什么要帮助苏联?他们为了取得军事优势，把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军备，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弥补他们的失败，喂养他们的人民。另一方面，他们的利益诉求又是相对简单的，就是防止物价上升，创造就业机会。工会领导人想要为美国海员创造就业机会和得到防止苏联购粮可能造成的通货膨胀的保证[16]。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加强对粮食贸易的控制，从而来维护他们的利益。　　(二)国际层次　　美国同苏联之间能进行谈判的基础就是苏联对美国粮食贸易的依赖。为了能够在谈判中处于优势，苏联在世界上四处搜集一切可能出售的多余粮食。美国人已经控制了本国的粮食出口，但对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的活动却无能为力。所有这些公司可以自由将其他国家的粮食卖给苏联人。福特政府强令停止销售，不是出于公开的政治原因，而是担心粮食方面新的通货膨胀压力。粮食公司继续为苏联人到处购粮，它们替苏联人向欧洲共同体市场购买了150万吨小麦，后来又买了75万吨，接着它们又向加拿大购买了5万吨燕麦。　　因此，美国不仅在石油贸易上处于劣势，而且美国在粮食贸易上也没有占到上风。国内的粮食过剩决定了美国不能超然事外，最终还需要苏联的购买，所以在谈判中，苏方代表先谈到了二战期间美苏的联盟，他们在美国人面前说这些话的目的，是要使美国人懂得，在新的缓和时代里相互信任是必不可少的。美国人感到“卡住了脖子”。这一席话是很清楚的：“苏联在农业方面受到了灾难，他们可用，也可不用美国的粮食来对付这样的灾难。苏联人曾经历过饥饿，也见过自己的城市被围困。如果美国人认为苏联人会为了几船粮食 而出卖自己的政治原则，出卖对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支持，那他们应该重新去读一下历史”[17]。　　(三)获胜集合　　“双层博弈”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获胜集合”。帕特南将国内层次的“获胜集合”定义为“投票中所有可能获胜(即获得多数票)的国际层次协议的集合”[18]，也就是指国内选民对国际层次达成的协议所投赞成票的集合(在国际谈判理论中用“议价空间”表达同一概念)。　　虽然，谈判代表国内预计的“获胜集合”越大，他在国际层次的行动就越容易受制于对手，而国内“获胜集合”较小则成为一种议价优势。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获胜集合”越大，国际层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国内层次的博弈中，最强有力的就是国家和跨国公司之间利益的冲突。因此，美国政府总是试图将跨国公司收进自己的“获胜集合”之中。跨国公司确实具有很大的优势，它富于效率，超脱于民族主义之上，是沟通不同意识形态的桥梁。但没有政府的干预，国家的利益就会有受到忽视的危险。在这些跨国公司的日常运营中，国家利益并不能完全左右它们。虽然不可能完全反对国家利益，但它们的目的与国家利益并不能完全吻，这也就使得美国政府同跨国公司之间利益的调，成为1970年代美苏之间粮食贸易进行过程，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　　同时，国际层次上的议价，也会影响国内的获胜集合。以1975年为例，正是因为苏联人在石油问题上毫不妥协，导致美国人在国内问题上好不容易才聚集起来的一致意见又发生了分歧。而苏联也正是因为对美国国内形势的正确把握而能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苏联人通过跨国公司拉拢了五大粮食公司，刺激了美国的农场主，就这样通过分化瓦解美国的内部力量，从而获得胜利。　　因此，国内层次和国际层次并不能相互割裂，它们在彼此影响之下，形成有机互动。只有在这两个层面同时占有优势，才能在最终的谈判中获胜。余　论　　美苏之间的粮食贸易，并不单单是一场粮食贸易，这是一场关于政治的较量。在服务于美国总体冷战战略的外交政策中，并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永恒不变的只有国家利益。不同时期的国家利益并不相同。能不能获取国家利益，就需要在两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中占据优势，这种力量对比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国家实力，也是在具体问题上的博弈结果。国际国内两个层次上力量的变化，都会导致最终结果的变化。　　美苏之间1970年代的粮食贸易是建立在美苏均势基础之上的。一旦这种均势被打破，美苏之间的贸易形势也就发生了变化。这种相对较为平等的粮食贸易到80年代之后，势必无法维持。1980年代，美苏的经济关系越来越有利于美国，越来越不利于苏联。苏联鉴于斯大林模式的影响，经济日趋陷于停滞，单方面越来越有求于美国，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同时1980年代石油价格下跌，苏联失去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在这种内外形势的双重权衡之下，美国向苏联提出一系列诉求，涉及苏联的核心国家利益，诸如核武器、人权、德国、东欧问题。虽然这时美国农场主仍反对人权与贸易挂钩，主张积极拓展对苏贸易， 但美国政府在此方面更倾向于国内的鹰派，主张贸易与人权挂钩，来迫使苏联让步。而戈尔巴乔夫为换取美国的经济援助，也开始主动与美国合作，满足美国的要求，在一系列关于国家主权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屈服于美国的要求，苏联在与美国冷战的较量中最终败下阵来。　　(责任编辑　张昊琦)　　注释：　　[1]詹姆斯·特拉格：《金黄色的麦浪》，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5年版，第88页。　　[2]据徐更生的《美国农业》一书显示，此期间工业品生产价格上涨了53.3%，其中农业机械价格上涨了105%，从而使农场的生产费用大幅增长。参见徐更生《美国农业》，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　　[3]James Trager，Amber Waves of Grain， New York：Ar-thur Fields Books， Inc.，1973， p.80.　　[4]稳定国内、国外的政治，都需要苏联提供足够的粮食保障。　　[5]James Trager， Amber Waves of Grain， p.43.　　[6]詹姆斯·特拉格：《金黄色的麦浪》，第54页。　　[7]丹·摩根：《粮食巨人——一件比石油更强大的武器》，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8]面对阿拉伯国家对美国以及对其他西方国家的石油禁运，美国试图通过粮食贸易获得苏联廉价的石油，而苏联仅仅只想从美国购粮，反对将二者挂钩。　　[9]W.Klatt，Reflections on the1975Soviet Harvest， Soviet Studies ， Vol.28， No.4 (Oct.，1976)， p.487.　　[10]前引书：《粮食巨人——一件比石油更强大的武器》，第12页。　　[11]Robert 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No·3(Summer 1988)， p.434　　[12]Thomas M.Defrank，Write it when I’m gone：Remarkable off-the-record Conversations with Gerald R.Ford， New York：G.P.Putnam’s Sons， Inc.， 2007， p.55.　　[13]前引书：《粮食巨人——一件比石油更强大的武器》，第4页。　　[14]丹·摩根在《粮食巨人》一书中，将这种隐秘的倾向解释为，害怕人民在缺粮和饥荒的时候会把他们看做苦难的根源，从而对其进行报复性的迫害，最终毁坏其事业。　　[15]根据当时的规定，凡进行粮食期货贸易的公司都应该把交易情况告知农业部的管理部门。后来，康迪南特公司、邦奇、路易·特雷孚斯公司和安德烈公司的分公司也都受到了指控。　　[16]前引书：《粮食巨人——一件比石油更强大的武器》，第186页。　　[17]同上，第201页。　　[18]Peter Evans， Harold Jacobson， Robert Putnam， eds，Double-Edged Diplomacy：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433.

一九二七年春，瑞典学者赫定又一次率远征队抵京，准备到蒙新考察。北京学术界因国外考察队历次盗掘文物，对北洋政府无条件应允这次考察表示强烈不满，组成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进行交涉，最后达成共同组建“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协议。徐旭生《西游日记》1931年出版

这三章的标题是：李登辉加入共产党，李登辉背叛共产党始末，李登辉出卖同志？作者父亲徐庆钟先生为前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台大任教时曾为李登辉师长，在白色恐怖中为之做政治担保，后向蒋经国推荐李登辉

以分析哲学为研究专长的笔者，经常听到研究欧陆哲学的同仁们抱怨："你们分析哲学家就喜欢抠字眼、玩论证，你们关心文化的建设和人类的未来吗？"面对这样的问题，笔者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正好现在临近"八·一五"日本投降日，我们就拿哲学家们在二战中的表现说事吧。分析哲学家蒯因当时参与了美国海军破译日军密码的机密项目，分析哲学家艾耶尔当时是英国陆军的步兵连连长，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当时在英国的后勤医务系统中打杂，其学生马尔康姆（后来也成了哲学家）则在美国军舰上做水手。总之，大家都暂时放弃了心爱的哲学研究，为打败法西斯恶魔默默出力。这不算是对人类未来的关心，那又算是什么呢？当然，这并不是说欧陆哲学家在战争中没有为正义事业尽过力。法国哲学家萨特短暂地参加过法军，法国沦陷后其立场也一直站在抵抗组织一边。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面对当局的淫威坚决不入纳粹党，亦不放弃与犹太籍妻子的婚姻，宁愿砸掉大学教师的饭碗以示"汉贼不两立"。身为犹太人的女哲学家阿伦特则"用脚投票"，成功逃脱到美国，日后致力于用笔做武器揭露极权主义的起源。他们的作为自然是值得后人钦佩的。但需要指出的是，某些欧陆哲人在政治上"站错队"的例子也同样惹眼。海德格尔在纳粹党上台之前就加入了纳粹组织，对具有犹太血统的恩师胡塞尔所遭遇的迫害不闻不问，战后则始终对纳粹在奥斯维辛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不予置评，为"关心人类未来"一语提供了一条充满反讽意味的注解。卡尔·施密特也积极参与纳粹政权的政治宣传活动，参与过针对"反日耳曼书籍"的焚书活动，并在纳粹法学思想的构建中扮演了"男一号"角色。另一个更少为国内学人所知，却和中国的命运更为相关的事例，则是日本京都学派的哲人们在战时的表现（由于这些哲人思想受德国古典哲学和现象学浸淫颇深，故可被视为广义上的"欧陆系哲人"）。 京都学派在二战中的表现1933年日本成立了一个叫"昭和研究会"的智库组织，实为曾三次出任首相的近卫文麿的幕僚团。这个组织大肆鼓吹建立所谓"东亚协同体论"，为日本在亚洲业已展开的侵略活动涂脂抹粉。一向被视为京都学派左翼的三木清也一度被牵涉到相关活动中去。京都学派的首席哲学家西田几多郎则和近卫文麿保持着某种特殊的私人关系（后者曾听过前者的哲学课），西田本人甚至还给裕仁天皇本人做过"御前哲学讲座"，大谈日本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所需扮演的角色，可谓如假包换的"帝王师"。京都学派的二号人物田边元则利用自创的"种的逻辑"所提供的哲学资源，论证"大东亚共荣圈"的"合理性"，成为了战时极为活跃的一位哲学家。而原本不问政治的西田之所以也卷入了政治漩涡，三木清和田边的鼓动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思想更为右倾的高坂正显、高山岩男、铃木成高、大岛康正等人，以及看似云淡风轻、大谈"虚无主义问题"的西谷启治，则和日本海军的米内光政、高木惣吉等军人交往默契，成为了海军方面在人文学界的铁杆盟友。要论和本国军政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京都学派都远远超过了远在德国的同行。不过，也有人为京都学派的战时表现做了一番辩护。有长期旅日经历的美国学者大卫·威廉姆斯（David Williams）在2004年和今年各出一本题目就听上去有点"不对劲"的英文书，为京都哲人们鸣冤叫屈。第一本书的题目是《对于日本的太平洋战争的辩护--京都学派的哲学家以及后白人时代的权力》，第二本叫《日本战时抵抗活动的哲学思想--京都学派关于'世界历史观点与日本'的谈话纪要全文翻译，以及相关的解读与注疏》（均为英国路特里奇出版社出版）。当然，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若威廉姆斯真能证明东瀛哲人们的某些过火政治表现是出于政治高压下的无奈之举，或是对于某种反抗活动的刻意掩护，那么这个案或许还真能翻（或至少翻个一半）。乍一看，威廉姆斯似乎也在这方面作出了一些尝试。在后一本书的"解读"部分中，他指出了一些过去的思想史研究有所忽略的事实：和京都学派有着密切关系的米内光政和高木惣吉本来就是日本海军内部的两个"刺头"：他们一直寻找机会将出身陆军的东条英机整下相位（甚至不惜暗杀之），以便为日本寻求"体面停战"之道。从这个角度看，或许京都学派玩的也是此类"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潜伏"把戏吧。但若我们再仔细看看这本书--尤其是占据全书七成篇幅的发表于日本杂志《中央公论》上的三次京都学派战时会谈纪要--我们就会发现：所谓"海陆之争"，并非是和平主义和战争主义之争，而是两种战争策略之间的争斗，因此，过分拔高米内等人的反东条斗争的政治意义，恐怕是不妥当的（别忘记了，在1944年夏米内本人接替东条做了首相之后，残酷的太平洋战争还是持续了一年多）。而威廉姆斯本人的政治观点也非常特殊。身为美国人，他却对美国参与的太平洋战争的正义性深表怀疑，认为美军对日本的轰炸和其在越战中对河内的轰炸一样，均是白人屠戮黄种人的恶行（按照他的逻辑，难道日本轰炸机在重庆炸死的都算白种人了？）。京都哲人为"大东亚共荣圈"所作的哲学辩护不过，在某个问题上笔者还是赞成威廉姆斯的意见：那种仅仅将京都学派视为不问世事的玄谈家的定见是有偏颇的，因为他们的确对现实的政治问题有过系统的思考。其标志性的产物便是其对于"大东亚共荣圈"的哲学辩护。"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名词最早是由日本外相松冈洋佑在1940年8月第一次向外公布的，其政策原型乃是日相近卫文麿在1938年提出的"大东亚新秩序宣言"。这个名词的词义似乎很"丰满"：东亚各国团结一致，共富共荣--但背后的现实却很"骨感"：日本管制下的亚洲各国失去了经济和政治主导权，成为了日本的原料供应地、商品销售地以及武装力量驻扎地。尽管"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名目现在早就声名狼藉，但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去考察一下京都哲学家们对于它的解读，还是颇有学理价值的。我们不禁要问：那些熟读黑格尔、海德格尔、兰克的东瀛哲人，怎么会在如此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犯糊涂呢？是因为他们读哲学书没读懂，还是因为他们本来读的哲学书就有问题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细读京都学派的战时会谈纪要（在这里笔者还得感谢威廉姆斯君的翻译工作，尽管我并不赞同其对于日本战争行为的美化言论）。需要指出的是，前文所提到的高坂、高山、铃木、大岛、西谷、高木等人的政治观点其实是颇为接近的，谈话时相互应和多，争论分歧少，各学者的个性反而模糊不清（不过这也符合日式集体主义的行为特征）。有鉴于此，下面我也就将自己读到的内容统一划归为"京都哲人"名下，而不分此哲人与彼哲人。依据笔者的归纳，京都哲人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哲学辩护是分三个层次进行的：首先是在政治哲学的层面上认定："大东亚共荣圈"乃是对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一种精神上的克服。在京都哲人看来，"共荣圈"理念的精神母本乃是东亚人的家庭观，而"家庭"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着主导和被主导的不对称关系（如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忽略这种关系所依赖的自然基础（如年龄差异、性别差异），就会导致"无父无君式"的抽象平等思想的泛滥，而其结果便是礼崩乐坏。而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特点，就恰恰是抽象掉个体之间在自然禀赋和社会角色之间的重要差异，将其视为一个个零散的原子，并在这个基础上设计社会架构。将这个观点推广到国际关系上去，自由主义者便认定国家也就是一个个规模更大的原子，彼此具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而完全忽略了不同民族在精神力量和物质资源方面的差异（表露此观点的代表性政治文献就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威尔逊十四条"）。由此，西方自由主义者就可以通过对于新兴民族国家的刻意缔造制造"杰利蝾螈效应"（政治学术语，指通过对于政治实体的地缘划分而获取利益），由此继续维持白人在这颗蔚蓝色星球上的统治地位。而亚洲人要拆穿白种人的这个阴谋，就得在政治哲学层面上摒弃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团结成一个在洲际层面上运作的超级"家庭"，以"合纵"破"连横"。而在这个新的政治前提下，该"大家庭"中的某些成员向另一些成员让渡部分主权，便成为不可避免之事，就像在自然家庭中子女也必须让父母让渡一部分决定权一样。现在，新的问题又冒出来了：凭什么说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就必须是日本呢？京都哲人于是便给出一个在历史哲学层面上的解释：没法子啊，谁叫日本是当下最强的亚洲国家呢？日本吸纳西方科技亚洲第一，吸纳中华文明也颇有心得，可谓集纳全球文化精粹。反观中国，历史上虽展现过强汉盛唐之雄姿，但却从未经受过遭遇全面胜出自己的外来文明的挑战，因此在近代突然遭遇西洋的坚船利炮时便难免会进退失据：一部分人全面保守做鸵鸟，一部分人全盘西化做"香蕉"，老找不准那个平衡点。而日本历来处在大陆边缘地带，明治维新前也从未做过东亚老大，因此对于如何调整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自然要比中国人更有心得和经验。总之，面对西方文化之全面挑战，中国倘若不跟着日本走，便颇有糊里糊涂做白人小跟班之风险。但新的问题是：我们中国人就不跟日本走又怎么着了？你难道还打我不成？京都学派于是就给出了一个在所谓"战争哲学"层面上的解答：对，就是打你了--但是这是"说服性战争"，归根结蒂是为了中国好，就像老爸打儿子是为了儿子好一样。只要你加入"大家庭"，保不齐一百年后亚洲家长的位置日本就可以让给中国坐。反过来看，要是中国一直不愿入伙，那么光凭日本的国力是无法与英美对抗的--而只要日本失败，中国的"亚洲性"也会丧失，而不光是日本自己倒霉。在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京都哲人在原则上并不觉得战争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他们甚至反对克劳塞维兹关于"战争是政治之延续"的经典论段，认为"战争"这个概念可以沿用到一个更为广泛的时间段，以至于模糊掉"战争"与"和平"的界限。 京都哲人的谬误及其根源敏锐的读者或许可以从上面的论辩中辨识出一些在当下的中国政治哲学语境中经常被提及的元素--如怎样平衡本土资源和外来思想之间的关系，如何面对自由主义的挑战，等等--但这些要素一旦被镶嵌到昭和时代的语境中，却产生了为法西斯主义辩护的结论，的确发人深省。笔者窃以为京都哲人们的论辩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犯下谬误：第一，批评西方自由主义的虚伪性本身没有错，但你得拿出一个更好的方案来代替之。作为自由主义外交原则之实践者的美国所主导的"九国公约"，其借口是"机会均等"、"门户开放"，是为了美国等列强共同支配中国的现实利益。因为看到美式自由主义者是"伪君子"而主张去做亚洲版的"真小人"，主张让日本去独占中国，这难道不正是百步笑五十步？第二，京都哲人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类比犯下了"滑坡论证"的错误。国家和家庭有不同的组织原则，以自由主义原则建构的国家也可以允许在家庭内部出现独裁式家长。反过来说，以家族思维处理洲际事务肯定会出大麻烦的--日本人似乎忘记了拿破仑的教训。第三，京都哲人缺乏经验感受来支撑理论思维，喜欢用大字眼来进行思维推理，如"道德能量"啊、"大生存空间"啊、"总体战"啊什么的。由此便难以避免对某些常识的践踏--如"和平总比战争好"这样的常识（顺便说一句，和分析哲学家不同，欧陆系的哲学家的军事经历相对较少，对战争常抱有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第四，京都哲人的历史相对主义和民族相对主义思想太甚，张口就东西之异，好像日本人和"鬼畜英美"之间的差别已经超过了金鱼与鲸鱼之别。由此滋生对西方文明之过度敌意，不经意间将自己的祖国置于四战之地。第五，京都哲人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某些成功经验绝对化，再一次失去对"度"的把握，殊不知明治以来的军事扩张道路其实充满凶险，日本能够一路踉跄走来颇具偶然性（请回想一下日俄战争之旅顺攻防战中日军倒下的层层血尸！）。若将偶然性视为"模式"加以推广，则终将让国家遭受大祸--而广岛、长崎之灾便构成了此国运的悲惨注解。从根底上说，京都哲人犯下的所有谬误的根源，便是其过浓的"帝王师"情节。正因为太想报效朝廷，才不会去质询朝廷之策是否在根子上就歪了，而只是就坡下驴，看料做菜，打着"关心亚洲命运"的大棋跳进了政治的大染缸。对于政治参与情节过重而极端缺乏政治操作经验的欧陆系哲人来说，京都哲人身上的这些政治污点，不妨也可被当作一块刺眼的警示牌。不过，同样需要指出的是，相比较在欧洲的海德格尔表露出的极端反犹思想而言（具体情况参看最新公布的海氏遗稿《黑色笔记本》），京都学派至少在自己的谈话中表露出了对于纳粹式种族主义的不屑，以及对于中国文化的仰慕，甚至还对日本当局在教科书中刻意淡化中、日、韩文化交流史之做法，明确表示了批评。这多少也算是这些气氛沉重的战时会谈纪要中的几抹亮色--或者说，曲折地表现了东瀛文人对于武人炮制的"大东亚共荣圈"阴谋所抱有的天真幻想。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投降后，曾深陷政治漩涡的田边元马上就发表了新著《忏悔道哲学》，从一种准列维纳斯式的"他者哲学"的高度，系统反思日本战争罪孽的根源，表现出了远比海德格尔真诚的认罪态度。从这个角度看，京都学派的哲学自身其实是具有一定的解释弹性的。（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nbsp;

美国对运河的渴望来自其对太平洋的渴望。1852年，马修·佩里带领的舰船从大西洋沿岸的弗吉尼亚出发，打开了日本的大门。这是羽翼尚未丰满的新兴帝国的策略：不染指列强争夺最为炽热的大西洋以及非洲，以推行“门户开放”夺取对远东的控制权。然而，直到20世纪初，美国仍只是一支大西洋力量：其主要工业、经济中心、港口和主要军事力量都分布在大西洋沿岸。如何完成从大西洋国家到大西洋－太平洋两洋国家的转变？答案即是：巴拿马运河。

287名乘客中101人死亡，德国铁路公司DB共向受害者家属与幸存者赔偿了3000万美元

此文在毛主席一百二十年诞辰时前夕发表于共识网，因为时间较紧，未及仔细核对……韩钢教授还根据档案，纠正了原文中几处时间、地点的误记，此次发表，均按韩钢教授的指正改过了。

琉球问题和朝鲜问题，是甲午战前影响中日关系的两大问题。其实，琉球问题先于朝鲜问题发生，事实上也是促使清政府积极干预朝鲜的一个直接动因。（人文与社会：阅读时请注意在第一部分注释文后为第二部分）

新发现《天圣令》有关令文，反映了北宋还存在良贱制度，南宋时才完全消亡。雇主侵害雇佣奴婢依常人法处置，雇佣奴婢侵害雇主，则依家族同居法加重惩处。即使主雇关系已解除，"主仆名分"影响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