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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顺政权败于未"封建化"，那么，取而代之混一中原的新兴的清王朝，又是何种性质的政权？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以大量的资料展现了清廷天主教政策的发展变化，记载了清廷严行禁教的各项措施，披露了禁教时期天主教暗中流传的情况。

俄国皇权收缩政治权力遭致各方面的反对。但沙皇并无悔改之意，越走越远，最终启用了拉斯普廷这样的人物，试图以"妖术"为政治上的反动护航。但其结果，显然事与愿违。

1935年11月13日，女刺客施剑翘于天津居士林佛堂枪杀原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

原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93岁的陶鲁笳先生以亲身经历，详细记录了1951年，山西创办初级农业合作社的过程及高层争论。这次争论的本质是土改后的农村，要不要、何时和如何过渡到合作化，甚至集体化的问题。涉及的核心其实是土地问题。这次争论透露了毛泽东与刘少奇等高层领导的建国思路差异，可以看作是建国后的第一次就重大战略问题的高层争论，其结果直接影响到之后的高级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大饥荒等十余年的中国历史，甚至影响至今。

清代边疆民族史在中国史研究中是一个牵涉面颇广的交叉型的学术领域，既涉及到清代边疆（包括海疆与陆疆）、边政研究，又包含蒙古学、藏学、满学、维吾尔学、敦煌学、中亚学等专门领域成果，还有南方诸民族研究、跨境民族研究等等，远非笔者一个人的能力所能把握。因此，为了方便，本文将相关研究成果区分为中国疆域形成及相关问题、东北地区与满族、北方地区与蒙古、西北地区各族、西藏与藏族五个部分加以评论，限于篇幅，重点将放在北方边疆民族地区、各族别史和族际关系史上，时间上则主要限于2006-2007年间发表的成果，重要的研究论著适当向前追溯。缺漏、疏误之处，敬请大家教正。 1、疆域形成及相关问题&nbsp; 中国疆域形成及相关问题研究涵盖了边疆、疆域、族际关系等理论、概念、史实等的研究和探讨，这类研究是跨越朝代，纵贯时空的，但大多引证清代史实，对清代期的相关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近年来，围绕中国疆域的研究已经形成为一个明显的热点。总体上看，研究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疆域形成理论，一是疆域形成过程。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侧重古代，主要的发起者和推动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课题涉及古代天下观，治边观，华夷观，大一统观，羁縻政策，宗藩观，宗藩体制，朝贡册封体制，以及国外学界关于中国边疆理论研讨等等。其中用力最勤的是李大龙，从2004年发表"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研究"系列论文的第一篇《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开始，已连续发表6篇。包括《不同藩属体系的重组与王朝疆域的形成--以西汉时期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1）、《"藩属"与"宗藩"辨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3）和《"中国"与"天下"的重合：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3）等，这些文章在辨析各种概念（观念）含义的同时，更侧重分析其对各时期疆域形成的影响。特别是《辨析》一文"从学界对'藩属'、'宗藩'的认识和使用，'藩属'的含义和使用，' 宗藩'的含义和使用等三个方面，对古今'藩属'、'宗藩'二词的用法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藩属"一词形成于明清时期，是用于指称清朝和边疆民族乃至周边邻国的政治隶属关系，但这种关系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称为"藩臣"、"外臣"与"属国"。"宗藩"一词则早在《史记》中就已经出现，是用于指称皇室宗族或宗族成员分封于地方者。相关的，毕奥南的《历史语境中的王朝中国疆域概念辨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2）更强调概念的历史特定性质，"由于古今中国国家性质不同，王朝中国的疆域概念与现代中国主权、领土不能用简单的继承或对接来解释。"诚然，概念的辨析，有正本清源的作用，可防止实用主义的"古为今用"。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古今词义的继承性和历史联系。例如"宗藩关系"一词用指清朝与一部分外国之间的关系，受到李大龙等人的批评。"现代学者用'宗藩'一词指称中国古代王朝尤其是明清和邻国关系的做法并不科学，其'宗藩'的含义和用法不仅与古人对该词的用法明显不同，而且容易形成更多的误解，故而应该改用'藩属'才准确。"作者称"没有发现出现很早的'宗藩'一词有指称邻国或边疆民族的用法"。事实上文献中也有将宗藩一词用于属国的情况。乾隆五十五年春正月壬辰，乾隆帝在得知安南国王阮光平将要来京祝寿的消息后谕令高规格接待时，"又谕福康安于其进关后，应告以此次进京祝嘏，大皇帝于国王到京朝见时特赐金黄鞓带。天朝体制，惟宗藩始得系用此带。今国王特膺异数，比于亲藩，实为难觏宠荣。"[1]六月丙辰，清廷"敕封安南国王阮光平长子阮光缵为世子。制曰、朕惟一人宅中驭外，化覃属国之封。列辟守典承庥，佑启克家之胄。禀义方于夙夜，念笃尊亲。知大德之生成，情徵爱戴。用沛宗藩之懋赏，特昭旷格之殊恩。"[2]而且，笔者以为，宗藩与宗藩关系两词，语源上虽有联系，但毕竟是两个概念。学者在使用时主要是用"宗藩关系"这一概念指代清朝与属国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用宗藩指代属国。前者是国际关系之一种，涉及双边；后者则单指一方。东亚历史上国际间的宗藩关系，表述的是宗主国与藩属国（源自本来意义上的宗藩含义，即皇帝与宗室藩王，再扩大到异姓藩王，最后也包括境外属国）关系，是大国与小国之间的不平等不均衡关系（所谓以小事大），是站在王朝中国角度上说的。"藩属关系"当然也可表述双方间这种关系，但却是站在他者即属国角度上说的。大小主从立场不同，两词可以并存，"藩属关系"却不可替代"宗藩关系"的概念。这也是中外学者普遍使用这一概念的本意。&nbsp; 涉及朝贡制度的主要有祁美琴的《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1）和李云泉的《朝贡制度的理论渊源与时代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3）两文。前者着眼于朝贡制度在明清两代的差别。认为"清代虽然延续了明代的朝贡制度，但实质已经转化为一种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政治方式，剔除了明代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之间、中国与西洋诸国之间形成的藩属关系，且朝贡中的贸易性质也远不同于明朝。" 此前，李云泉曾发表《清代前期对藩属国的封赏与朝贡贸易》（《东方论坛 》2003-6），随后又出版了《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认为"清初对藩属国的赏赐，并未秉承明代'厚往薄来'的传统，康熙末年以后，这一传统的对外交往原则才逐渐有所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清代的朝贡贸易日呈繁荣之势。"前文显然是对李云泉观点的一种辩驳。应该说，清代朝贡制度相当复杂前期与后期不同，涉及的对象与范围、动机与手段都在变化中。清前期也存在清朝与准噶尔之间的朝贡贸易，清与周边及西洋国家的关系似也不能全部纳入朝贡体制考量。在后文中，李云泉力图阐明朝贡制度的理论依据，认为"源自先秦的华夏中心意识、大一统理念及"事大字小"的交邻之道"。&nbsp; 国外边疆理论研究方面，许建英的《"中国世界秩序"观之影响及其与中国古代边疆研究--费正清<中国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读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06－1）概述了费正清"中国世界秩序"观及其对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认为费氏的理论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也有着积极意义，特别是在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和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以及历代边疆的治理及中国疆域的确立等方面。&nbsp; 治边思想方面，方铁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古代治边观念的研究内容与主要特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06－1）对古代治边观念的研究内容和主要特点进行了探讨。认为古代治边观念大体上包括古代边疆观、古代治边观以及对其他边疆有关问题的认识观三个主要方面。治边观念的特点主要有对历代边疆施治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的治边观念有一定差异。《古代"守中治边"、"守在四夷"治边思想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06－4）提出"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是古代大多数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核心,也是制定各项边疆治策理论的基础。并对"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说法的由来、内涵及其产生的影响，做了初步阐述与分析。&nbsp; 作为实证性的研究，孙宏年的《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是值得特别指出的。该书共八章，从"宗藩关系的演进"，"宗藩关系的运作"、"礼仪与规范"、"朝贡贸易"、"民间贸易"、"边界交涉"、"海事与边事问题"、"入华越侨"、"入越华侨"等方方面面研究了1644-1885间的两国关系，堪称详尽。另外，何新华的《试析清代缅甸的藩属国地位问题》（《历史档案》06-1）从"语言霸权"的视角，对清代文献和现代研究清代中缅关系的学者"把缅甸看作与朝鲜、越南和琉球一样地位的藩属国"的的定论提出质疑，认为"实际上，有清一代，缅甸并不把中国作为它的天朝上国，也从未自己主动承认过是中国的藩属国。与之相反，缅甸几乎一直以一个平等国家的身份与清朝来往。"这种情况当然不限于缅甸，这一见解不仅仅是立场转换，更涉及到史料选择和正确分析历史语境及话语权问题。&nbsp; 疆域形成过程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清代，代表作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出版的系列专著--成崇德主编的《清代疆域形成研究》丛书。目前已出版了三部。孙喆的《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其独特之处在于从舆图的角度考察清代疆域的形成。作者以康乾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舆图为例，对这一时期地图绘制的历史及地图在当时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地图与疆域的关系作了细致的考察和研究，为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贡献了一个新的视角。刘文鹏的《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通过对清代驿传在地域范围上变化的考察，及其管理制度中的物质供给、信息传递等的分析，揭示清代驿传具体的实际运行方式，阐述其在国家政治、军事、疆域形成等方面的作用。若从疆域研究的视角看，论题颇感分散。宝音朝克图的《清代北部边疆卡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卡伦"一词的词源及涵义，边疆卡伦的分布，卡伦的职能，卡伦的管理等多个角度考察了清代边疆特有的卡伦制度，问题相当集中。不足在于，对卡伦与并存于边疆地区的台站（边台、军台）之间属何种关系关注不够，对晚清的巡边制度也着墨不多。&nbsp; 近代边疆的研究集中在边界问题上。厉声连续发表了《近代中国边界变迁与边疆问题》（一）（二）（《百年潮》07-9、10）回顾了一百多年来边界变迁与边疆危机的痛史，许多问题虽是旧事重提，但历史映照现实，更显示出强烈的现实意义。&nbsp; 关注边疆民族社会的特殊性，是近年边疆民族史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的动向。张世明自发表《清代边疆开发不平衡性：一个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的考察》（《清史研究》1998-2 ）以来，持续关注边疆社会的特殊性以及移民到边疆地区后的"边疆化现象"。新近发表的《另类社会空间:中国边疆移民社会主要特殊性透视(1644 -1949)》（张世明、龚胜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06&shy;&shy;&shy;-3）提出了"移民社会无序动荡性"、"组织形态变异性"、"王同春模式"等一系列概念，并引用国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理论加以解释。作者从移民社会入手，聚焦边疆社会的特殊性，颇有其独到之处。受其启发，笔者认为，跨文化的移民自然要造成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景观上多样性和交汇性，因为不同文化间的接触、涵化导致的文化变迁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受文化能量的制约，外来移民先"边疆化"、"土著化"，再随着能量的增大，引导、带动边疆土著社会走向内地化（如蒙古牧民定居，改操农业生计，再改操汉语，成为地道农民），移民自身也回归"常态"，可谓中国边疆移民史提供的经验和规律。从长时段来看，移民带来的各种特殊现象，只存在于特定的时期，是"暂时"现象，不断被减少乃至消除才是长期趋势。从法律视角研究边疆民族社会，出现了比较成熟的成果。杜文忠《边疆的法律--对清代治边法制的历史考察》（人民出版社，2004）考察了清代治边法制的状况，包括民族观及治边法制思想，边疆与边疆固有的制度文化，边疆法制的近代化与近代民族政治等。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清朝后期边疆民族立法、司法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进行了透视。作者将清代全局性的治边思想、治边政策与局部、区域的法律治理结合起来；并注重从南北边疆地区文化类型的角度出发，对清朝在南方和北方的法律调整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方法上，注重从法理学的角度出发，结合中西方制度史上的差异以及现代民族政治理论，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这项研究提供的新认识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通过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和边疆法制两个方面的综合研究，提出了有助于加深对二者关系认识的"文化边疆"概念。第二，与张世明的研究视角相近，作者把注意力集中到由于清代人口激增引发大量人口向边疆地区流动这一基本事实，以及由此引起的整个国家出现的"制度供给不足"的现象，并就这些现象对边疆地区法律制度、民族关系的影响给予了关注。认为清代边疆人口激增，不仅促使清政府加强了国家对边疆的法律控制，而且还凸现了习惯法在清代边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在客观上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为边疆法制的近代化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nbsp; 当然，对边疆社会特殊性的认识是多角度的。祁美琴的《明清之际的"夜不收"与"捉生"》（《清史研究》05-4）考察了边疆地区普遍军事化的现象。张永江的《论清前期内蒙古地区的基本经济类型、特征极其缺陷》（《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则从经济类型的角度考察了清代前期的内蒙古地区。&nbsp; 传统的研究重点清代边疆民族政策领域，文章不少，但鲜有突破。值得提出的是苏德毕力格的《晚清政府对蒙古、新疆和西藏政策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主要内容包括：清代前期对蒙古、新疆和西藏的管理及其政策特点；外来侵略与近代边疆危机；新疆变乱与改设行省；开放蒙古与筹划设省；"收回政权"与整顿藏政；清朝治边政策转变的原因与结局分析以及关于一体化及其相关问题的理论思考。&nbsp; 与传统的研究清朝的边疆民族政策不同，关于清代民族观的研究异军突起。代表性成果是郭成康的《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05－4）作者视角宏大，思维缜密，通过梳理清代几位重要皇帝的"中国"、"中华"观念的认识，认为清朝皇帝"中外一家"的观念有力地促进了境内各民族对"大中国"、"大中华"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正因为如此，在清朝覆亡的历史关头"元明之际'驱逐胡虏'的故事没有重演，'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的中国大一统局面得以维持并延续至今，这对已经步入近代世界的中国无疑是一大幸事。"&nbsp; "清朝皇帝从民族认同到统一国家的认同，清朝治下各民族从民族认同到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三百年的曲折发展至此终成正果，并不因清朝覆亡而被抛弃。今天中国各族人民一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认同自己的祖国是"中国"，可谓历尽沧桑，备尝艰辛，中间数千年的战争与和解，分裂与统一，冲突与融合，从猜忌防范，彼此隔阂，到泯灭恩仇，合为一家，每一历史时期的人民和统治者都做出过那一时代的独特贡献，而水到渠成大势之下，终由清朝统治者一锤定音，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朝不仅留给今天中国人民国家版图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物质财富，而且留下了界定中国与中华民族内涵与外延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这一结论高屋建瓴，振聋发聩，对我们有着多方面的启示。首先，我们应该重新评价清朝的历史地位。以往肯定清朝主要是在政治方面，在国家一统和缔造版图上。忽视了清朝统治者在整合民族观念，促进大中华民族认同方面的功绩。这无形的历史遗产至今仍在受益。其次，这一新的民族观的研究路径超越了我们以往专注于民族政策的狭窄视域，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清朝成功有效的民族政策从何而来？从而深化我们的研究。&nbsp; 2、东北地区与满族&nbsp; 近年有关清代东北地区的研究成果涉及到满族、新满洲、赫哲族、锡伯族、俄罗斯等多个民族及族际关系。张杰、张丹卉的《清代东北边疆的满族》（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对清代东北封禁，新满洲的构成，反击沙俄的主力军，东北满族区域文化，学校与科举，萨满与索罗杆等课题进行了新的理论阐释和史实描述。根据史实，驳斥了以往学术界流行的"清朝初年封禁东北" 说。张杰的《满族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虽以专著形式推出，实为多年发表论文的提炼和补充。该书从"三仙女与朱果发祥"的神话传说起，依次论述了满族的源流；建州三卫兴起的关键人物李满住；1644年满族入关并且取得胜利的原因；满蒙联姻政策在满族兴起和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新满洲"构成东北满族主体之经过；科举考试对满族融入汉文化的影响；"国语骑射"对于满族共同体形成与八旗武力兴衰的关系；东北满族文化教育的发展以及清代东北区域文化的满族化趋势；作为满族人进身之阶的翻译考试；处处展现满族风情的民俗习惯等十个方面，阐述可谓细致而全面。&nbsp; 族际关系方面，赵英兰的《从满化、汉化，到民族多元一体化--清代东北族际关系之演变》（《东北亚研究》07-5）提出，清代在白山黑水之间形成了多个民族(满、汉、蒙、朝等)三种经济文化(渔猎、游牧、农耕)并存且互动的格局。这一民族格局并非是静态的，各个民族在保持自身传统的民族地域、文化的同时，又不断碰撞、交融，大致经历了满化、汉化，最后形成了东北地区民族多元一体化。周喜峰的《论科尔沁蒙古对满族形成的影响》（《求是学刊》，06-3）一文，从外部因素进行审视，以当时与满洲关系最密近、影响最大的科尔沁蒙古为切入点，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阐述其对满族形成的作用。&nbsp; 关于清韩关系，孙卫国的《试论入关前清与朝鲜关系的演变历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06-2）讨论了明末以来建州女真-清朝与朝鲜双边关系的演变，不同以往的是其视角放在了朝鲜的"文化心态"上。&nbsp; 关于锡伯族，杜家骥的《清代东北锡伯族的编旗及其变迁》（《求是学刊》，06-3）提出，清政府最初安置伯都讷等三处的主体锡伯人采取的措施是将其编为八旗，而不是编入满洲八旗。迁至盛京及北京后，锡伯族人则被拆散而散编入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各佐领之中，而且散居多处驻防点的各村屯，这对其民族属性不无影响。此后，由盛京地区西迁伊犁的锡伯人，又是从各家族、家庭中抽出，甚至父子分离。但至伊犁后，锡伯族人则又被集中组成"锡伯营"，成为独立性的民族群体，延续至今。这一追溯，对我们理解锡伯人如何获得了满族性质甚有益处。&nbsp; 关于新满洲也有新成果发表。陈鹏的《清代前期东北地区赫哲"新满洲"形成初探》（《史学集刊》07-6）讨论了赫哲入旗 "新满洲"后，即调往东北各地驻防，与旧满洲共处而全面满化，最终融入满族共同体，完成了由赫哲而新满洲，由新满洲而满洲的历史进程。&nbsp; 围绕八旗，论文依然不少。刘小萌的研究最为活跃。2006－07年连续发表了《清代北京的碓房与八旗生计》（《清史论丛》，2006年号）、《关于清代北京旗人谱书：概况与研究》（《文献》06-2）、《内务府世家的类型及其婚姻关系》（《清史论集》，人民出版社，2006）、《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的民人》（《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6）和《关于清代北京的俄罗斯人--八旗满洲俄罗斯佐领寻踪》（《清史论丛》，2007年号）。作者关于俄罗斯佐领的研究引人关注，不仅是因为论题前人少有涉及，更在于方法上尝试了将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并利用了碑刻拓片等新鲜史料。以上可以明显看出，作者研究的重心是清代的旗人社会。据闻，作者磨砺多年的专著《清代旗人社会研究》已经交付出版，即将面世。不但京旗社会，驻防旗人社会也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潘洪钢的《清代驻防八旗与当地文化习俗的互相影响--兼谈驻防旗人的族群认同问题》（《中南民族大学学报》06－3）认为"驻防八旗受到当地文化习俗的影响是无疑的，如本民族语言的消失、风俗的演变等。在这种变迁过程中，驻防旗人也深深地融入当地社会。但他们保持了自身的族群认同，所有习俗的演变都隐隐显示出一种有选择的学习与变化；同时，他们也用自己的文化习俗深深地影响了当地社会。"笔者对这一结论有所保留，文化交汇当然有双向影响的情况，但并不是对等的。所谓旗人对当地习俗的影响不过是旗人文化变迁过程中的一些孑遗，很难说有多深。至于说旗人长期保有自己的族群意识，是另外一个问题，涉及原因更加复杂，恐怕不单单是习俗弃留所能解释的。作者花费了相当的精力从事田野调查，收获了文献上所没有的东西，值得赞赏。作者的另一篇文章《清代驻防八旗与汉族通婚情况蠡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07－5）认为，"传统观念中驻防旗人与当地人民之间不通婚的概念是不准确的"。"八旗内部满、蒙民族与汉军之间的通婚也从未被明令禁止。在八旗驻防地区，所谓禁止满汉通婚主要指旗女不外嫁，而旗内满、蒙和汉军娶当地汉女为妻、妾的情况是确实存在过的。"但细审全文，作者的论据似不够坚实。如推测驻防志中的记载"某佳氏"均为汉族，并不可靠。清代有汉军和汉人两个概念。汉军作为旗人，其权利义务与满洲、蒙古八旗人士略同，八旗内部各集团之间可以自由通婚。汉人与旗人通婚即便有，也是个别情况，且系单向娶进，不能视为通常情形。&nbsp; 3、北方地区与蒙古&nbsp; 近年涉及清代北方地区与蒙古史的研究相当分散，包括贸易、榷关、王公年班制度、西人传教、卡伦边防、蒙地开垦、财政、经济开发、寺院经济、蒙汉文化交流、各部落史研究等，林林总总，不下数十篇。从研究动向上来说，清代内蒙古地区经济和明清以来各部落变迁史成为新的热点，这有别于过去侧重政治视角的满蒙关系、政治制度等研究。&nbsp; 蒙古地区经济史的研究一直是薄弱环节，近年来受全国性的社会史、经济史热的推动，状况大有改观。&nbsp; 城镇研究有了专门性的著作。乌云格日勒的《十八至二十世纪初内蒙古城镇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综合利用了蒙汉文档案、地方文献，特别是日本人的调查报告，对清代内蒙古城镇兴起的社会背景，地方设治与内蒙古城镇的关系，清-近代城镇的分布与特殊类型，城镇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功能以及城镇社会做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具有开创性的意义。&nbsp; 贸易方面，过去主要研究旅蒙商，现在长城边口贸易也有专题论文出现。祁美琴的《论清代长城边口贸易的时代特征》（《清史研究》06-3）在与明代长城边口互市对比的基础上，对清代长城边口贸易存在的原因、贸易的特点、管理及其性质诸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特别提出了不同于明代的一些新特点。关于蒙古沿边地区的榷关，过去只是在探讨旅蒙商和"走西口"才涉及到，廖声丰的《清代前期北方边疆地区的榷关》（《贵州社会科学》07-10）对清代前期北疆地区的张家口、杀虎口、归化城、多伦诺尔、古北口等地征税的榷关进行了总体研究，认为北疆地区榷关对于促进北疆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使内地与北疆地区成为一个牢固的经济共同体，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繁荣。台湾吴美凤的《清代的杀虎口税关》(《山西大学学报》07-2)则通过考察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88 件清代杀虎口税关奏折的内容，廓清了清代"远在边疆"的杀虎口税关的财政、国家行政职能、土地和税关修缮等问题，弄清了杀虎口在清代中国经济的地位与作用。与此相关，还应提到王泽民的《杀虎口与北方边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该书虽不限于清代，但也主要是从税关角度论证杀虎口。蒙地开垦问题不是新问题，但随着新史料的发掘，重点转到了鄂尔多斯地区。如哈斯巴根的《鄂尔多斯农耕的开端和地域社会变动》(《清史研究》06-4)从人文地理、经济生活、社会组织诸方面讨论了农耕对地域社会的影响。刘龙雨、吕卓民 《清代鄂尔多斯地区的垦殖活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06-3）则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该地区的农垦加以分析。&nbsp; 明清时期蒙古各部落史的研究是近年蒙古史及清代边疆民族史领域的最大收获。直接导因是清代满蒙文历史档案的大规模发掘和利用，如李保文刊布的《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内蒙古少儿出版社，1997）、齐木德道尔吉等刊布的《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和《清内阁蒙古堂档案汇编》（23卷）等等。比较重要的成果反映在宝音德力根等主编的《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一、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2002）和中国蒙古史学会会刊《蒙古史研究》（第七－九辑）及达力扎布《明清蒙古史论稿》（民族出版社，2003）中。其中达力扎布重点探讨清初蒙古扎萨克旗的起源、察哈尔部设旗等问题，宝音德力根侧重研究明代蒙古各部落历史变迁，乌云毕力格则把重点放在明末清初各部落历史研究上。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重视原始的满蒙文档案，参以其他文献，与过去主要依靠官书文献形成了明显的区别。以下以乌云毕力格近年的研究为例试作评论。&nbsp; 1999年以来，乌云毕力格陆续用蒙、汉、德、日等文字发表了十余篇论文，包括《从17世纪前半叶蒙古文和满文遗留性史料看内蒙古历史的若干问题》1－5系列论文，涉及到东、西土默特部、察哈尔部、林丹汗、喀尔喀各部、朵颜兀良哈部、和硕特部、车臣汗部的政治、外交、牧地、军事行动等多方面问题，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喀喇沁万户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众所周知，万户制度是元明时代蒙古最重要的政治和社会组织，也是明清蒙古部落和盟旗的基础和母体。要解明明清时期蒙古部落的来历，必须先搞清楚各万户的来历及其崩解后的去向。但这必须打破以往的学科领域分隔，将元明清三时期北方历史贯通，纵向加以考察才能实现。因此这项研究前无古人。本书共九章，25万字。主要内容是探讨喀喇沁万户形成、发展史及喀喇沁--满洲关系史。包括喀喇沁名号的起源、喀喇沁万户的形成与阿速特、永谢部，山阳万户的解体与东土默特部的起源，喀喇沁万户重"诺颜－塔布囊"体系的形成，喀喇沁万户与爱新国的复杂关系，喀喇沁、土默特与爱新国的对外关系，喀喇沁万户各集团的结局诸问题。阐述了从十三世纪初钦察人--元朝皇帝护卫军--应绍卜万户--喀喇沁万户--喀喇沁部、东土默特部和满洲八旗内之蒙古佐领为止长达五个半世纪的嬗变史。这项成果可谓系统、深入，不仅推进了相关问题的研究，对理解17世纪前半期蒙古社会、政治的变迁及满洲在漠南蒙古统治的逐步实现，都有很大的帮助。&nbsp; 概括起来，这项成果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作者具有自己明确清晰的史料观念。作者接受德国伯伦汉的史料学理论，将史料根据性质，分为两种:一为"遗留性史料"，一为"记述性史料"。前者是客观的，无意识的，因而是可靠的；后者则是主观的有意识的产物，必须审慎地进行真伪鉴别和正误评判。正确确定本项研究在史料上的立足点，可以保证作者研究过程中正确地使用史料。二，在研究方法方面，利用了"历史的批判的研究方法"，将传统史料考证和现代西方的文书研究、文本研究方法相结合，对历史事实进行认真考订和充分论述。针对不同种类的史料，运用了不同的研究手段。三，在史料方面，以蒙古文文书档案、满文档册和明朝兵部题行档等"三种文字档案"为主要资料，并以明清时期的蒙、满、汉等文献记载为辅，相互印证，进行严谨的史料批判。四，在史实、观点方面，发现了构成喀喇沁万户的各成员集团，详尽论述了该万户形成、发展和解体的全部过程，以及它与后金王朝的关系。其中，对喀喇沁万户的各个成员及其融入万户的过程、喀喇沁万户各集团的游牧地、林丹汗西迁时期喀喇沁万户各集团的动向、该万户与满洲关系，以及喀喇沁万户各集团的最后结局等问题的阐明，允称新的贡献。五，严格遵从国际学术界的学术规范，在史料描述、专名翻译转写、文献征引注释等方面都很严谨。特别是书后所附"人名索引"，非常便利。需要说明的是，该书以"爱新国"取代以往中国学界熟悉的"后金"一名，虽有一定道理，但毕竟不合中国习惯。日本学界采用这一译名情有可原，从中文的角度看，爱新国"（音译）和"金国"（意译，为免与金朝相混，改成"后金"）都是满文Aisin gurun 的翻译，而"后金"系努尔哈赤自己使用过的名号[3]，更符合"名从主人"原则，改译改称反觉不便。&nbsp; 类似的研究还有特木勒对朵颜卫的研究，《朵颜卫研究--以十六世纪为中心》（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1）；张永江关于喀喇车里克部的研究，见《从一份顺治五年蒙古文档案看明末清初翁牛特、喀喇车里克部的若干问题》（QUAESTIONES MONGOLORUM DISPUTATAE, I ,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ongolian Culture, Tokyo, 2005）。齐木德道尔吉对乌喇忒部的研究（《乌喇忒部迁徙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06－3）等等。&nbsp; 近年来利用遗留性史料满蒙文档案研究清代、近代蒙古史已经蔚成风气。并由部落史、政治史向其他领域拓展。如胡日查的蒙古寺院经济研究（《清代蒙古寺院经济研究》，《蒙古史研究》第九辑，2007）、珠飒的《喀喇沁衙门档案与移民史研究--以早期汉族移民管理与移民稽查制度为中心》（《蒙古史研究》第九辑，2007）、乌仁其其格的《清代大青山各沟煤矿业概述--以归化城副都统衙门矿务档案为例》，都显示了研究的力度。其他未发表的学位论文，如哈斯巴根的《18--20世纪前期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区域研究--以伊克昭盟准噶尔旗为中心》（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珠飒的《清代东三盟移民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郝志成的《清代内蒙古西部后河套地区的开垦与社会变迁》（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白玉双的《18--20世纪初东部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以喀喇沁地区旗制与旗民社会为中心》（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乌仁其木格的《18--20世纪初期归化城土默特财政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都是主要依据蒙旗（地方）档案，从不同角度探讨清代内蒙古地方史的佳作。&nbsp; 4、西北地区各族&nbsp; 有关西北地区的成果，除了关涉全域的综论性的论著外，主要集中在卫拉特各蒙古部和回疆地区两方面。&nbsp; 牛海桢的《清代西北边疆地区民族政策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立足于民族关系,以民族政策作为切入点,论述了清朝对西北地区的民族政策。全书共十章，前三章纵向讨论清代西北边疆民族政策的源起及其确立，鸦片战争前后清代西北民族政策的转型。第四到第八章分别从政治、经济、边防、宗教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对民族政策进行了专门探讨。第九章划分了清代西北民族政策的类型，第十章对清代西北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及其历史作用做了定性评价。有论者评价其创见"是对民族政策学的探讨,有一定的前瞻性。"清朝的民族政策被誉为成功，内容丰富，值得总结，但有无必要上升到"学"的高度，值得斟酌。&nbsp; 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研究依然热度不减。相关论文不下十篇，比较重要的成果是两部著作。侯德仁的《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群言出版社，2006）。将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分为兴起、发展、繁荣、终结四个阶段进行研究，从宏观上探讨了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的历史条件、发展阶段、主要成就和特点，再从微观的角度，以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人物和代表性著作为个案，进一步探讨了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巨大成就。新意在于"改变了历来学术界研究清代边疆史地学偏向于私家名著的倾向，"但总体显得平铺直叙。与此不同，郭丽萍的《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三联书店，2007）专注于嘉道咸时期的西北史地学，研究更加细致也更加深入。作者对清中叶西北史地研究的定位是"清代中叶的西北史地研究是前人关于经世之思考与成熟考据学双重作用的产物，其完整的面貌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经世致用的贯彻、考据学的发扬。"此系本书的核心思想和主要贡献。写法上也饶有特色，"本书力图将学术史还原为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甚至还有情节的历史过程。书中展现了学者频繁聚会、烹羊炊饼、剧谈西北史地的历史场景，也叙述了当时的学者通过同年同寅、同乡同学、姻亲戚友、座师门生等社会关系而进行的交往史事。"（徐万民序）这也大大增加了其赏读性。&nbsp; 卫拉特蒙古史方面，黑龙围绕噶尔丹与准噶尔连续发表了《噶尔丹统治时期准噶尔与清朝的贸易往来》、《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述论》（《卫拉特研究》06－2、4），就一些争议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崔岩的《噶尔丹死亡考辨》（《清史研究》07-1）主张"自杀说"，排除了"病死说"。梁丽霞、王希隆发表了《清前期的西北战局与阿拉善蒙古》（《中国边疆史地研究》06-3），将阿拉善蒙古放到这一动荡局势中进行考察，分析了其与西北其他势力集团的复杂关系，探讨了其与清政府之间相互选择的过程，并论述了阿拉善蒙古对清政府稳定西北局势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阿拉善蒙古部落的形成，是17 世纪准噶尔部势力膨胀的结果，同样因为受到准噶尔势力的干扰，阿拉善蒙古未能实现与其亲族青海和硕特蒙古的联合，但这也在客观上保持了阿拉善蒙古自身的完整性和独立性。"这确实是可以接受的一种新认识。&nbsp; 回疆（新疆）的研究，清前期集中在法律、制度方面；后期集中在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王东平近年持续地致力于回疆法律制度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专著《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全书分七章深入探讨了清代回疆地区法律典章，清代回疆行政法规，清代回疆刑法，清代回疆司法制度，清代回疆伊斯兰民事法，清代回疆经济政策与法规诸问题。此外还有论文《〈大清律例〉回族法律条文研究》（《回族学与21世纪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政治制度方面，王东平《清代回疆伯克制度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05-1）认为"清朝统一回疆之前该地最具地方特色的行政制度--伯克制度－存在着一套固有的运行机制和管理规范，这是清朝中央政府改造伯克制度并将其纳入清朝地方官制序列的基础。"作者经过爬梳史料，确有新的发现，即清代回疆地区的伯克职官名称和实际职掌并非完全相合，名不符实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甚至可以被视为清代伯克制度的一个特点。其最新成果《清代回疆粮赋制度研究：牛津大学所藏清代库车、沙雅尔署衙档案之探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07-3）通过对流失海外珍贵档案的解读，完善丰富了清代回疆粮赋制度的研究。此外，作者还发表了《"塔里雅沁"考》（《新疆大学学报》07－4）将该词的出现由清代文献上溯到蒙元时代的蒙古语和汉文文献以及成书于哈喇汗王朝时代的《突厥语大词典》。甘桂琴的《清代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始置时间考》（《新疆大学学报》06-3）梳理了由统军作战的参赞大臣到驻防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及至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的演变过程，得出结论：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始设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正月，澄清了个别研究者认识上的偏差。黄达远《清代中期新疆北部城市崛起的动力机制探析》（《西域研究》06-2）认为清代中期新疆北部城市崛起的动力机制，一是体现在国家行政力量的推动；二是北疆商业市场机制的形成对北部城市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意义重大，改变了历史时期"南重北轻"的新疆城市分布格局。&nbsp; 关于哈萨克族，阿力肯·阿吾哈力《一件清代哈萨克租牧地文书的研究》（《民族研究》06-5）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赠给哈萨克斯坦一件清代哈萨克族察合台文租地文书进行了拉丁字母转写、汉译和注释，并其中几个相关的历史问题加以考辨。&nbsp; 5、西藏地区与藏族&nbsp; 清代藏史的研究，关心点依然集中在清朝在西藏的政策与施政过程、达赖、班禅系统与喇嘛教等老问题上，重复研究不少。值得重视的有周融冰、封加斌的《论嘉庆帝治理西藏》（《西藏民族学院学报》06&shy;-2），认为嘉庆帝执政期间，在西藏整肃吏治，坚决贯彻各项成章，殚精竭虑，为进一步巩固自清政权入关以来的治藏成果和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隶属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昧于世界大势，加上国力的限制，嘉庆帝在西藏边境上采取了"置之不问"的闭关主义对外政策和"慎重"的单纯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导致西藏藩篱不保，给中国的西南边防留下了隐患。李保文的《顺治皇帝邀请第五世达赖喇嘛考》（《西藏研究》06-1）通过对比满、蒙、汉文历史档案文献，认为《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3）顺治元年正月己亥（十日）条所记当为"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十五日"文书的误解，添加的"达赖喇嘛"字样，是清朝修史者异想天开杜撰的结果。五世达赖喇嘛应邀觐见，说明藏区政教界对新兴的大清政权的高度重视。清朝频繁遣使藏区及达赖喇嘛等屡屡遣使清朝，表明双方都渴望建立一种稳固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达赖喇嘛要求变更会晤地点以及提前辞行，并非出于"达赖喇嘛长时观望不决"，而是出于他个人及其随从等健康方面的考虑。这也是一项"转换立场"的研究，笔者大半同意作者的看法，但最后一点，笔者仍然认为五世达赖的决定是出于政治考量的结果（参见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相关部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平措塔杰 《再论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概念和1642－1705年政教合一制度的有关问题》（《西藏大学学报 》06-2）认为，目前对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的概念还存在不一致的看法，造成对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产生的时间存在分歧。作者通过对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概念的进一步探讨，认为"西藏地方的政教合一制度产生于萨迦政权时期"的说法更为科学。文章还对1642-1705年西藏地方历史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一时期西藏地方实行的仍然是政教合一制度。看来在这一问题上要统一认识，仍需时日。陈庆英《清代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及其在西藏的实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06-3、4） 运用藏汉文材料对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和在西藏的实施作了详细的介绍分析，为研究金瓶掣签制度提供了详细可信的资料,说明金瓶掣签是清朝管理活佛转世事务的重要历史定制。&nbsp; 清代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与不丹之间的宗藩关系近年颇受关注。扎洛先后发表了《〈五世达赖喇嘛1680 年发给门隅、洛渝地方之法旨〉考释》（《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03 -4 ）、《 清宫档案中有关颇罗鼐平息不丹内乱之史料》（《西藏研究》04 -4 ）讨论相关问题。周娟、高永久《试论清代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与不丹之间的宗藩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07－3）再次提起这一问题，试图弄清它与周边地方政权不丹之间早期交往的历史，追溯两地宗藩关系的产生、发展过程，还分析了随着清朝中央政府的衰落和英国政府加强对南亚渗透，两地宗藩关系逐渐弱化以致瓦解的过程。&nbsp; 总体看来，近年清代边疆民族史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少，新领域的开拓，新理论方法的尝试都令人欣喜。但老问题依然存在，许多研究选题重复，观点缺乏新意。这既有问题意识缺乏的原因，也有视野太窄，对先行研究不重视，造成无意中的重复劳动。显然，真正突破性的成果，不见得都是鸿篇巨制，但明确的问题意识，透彻的先行研究，恰当的解释工具，扎实的史料功夫，严谨的学术态度，缺一不可。笔者在此与同仁共勉。&nbsp;[1] 《清高宗实录》，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壬辰条。[2] 《清高宗实录》，乾隆五十五年六月丙辰条。[3]黄健彰：《奴儿哈赤所建国号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7本，1966年。另见孟森《满洲开国史》，第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史景迁：十七世纪的中国与西方
2010年NEH杰弗逊演讲

沈尹默在其《书法漫谈》一书中说，陈独秀评他“字则其俗在骨”，初听十分刺耳，后来还是很感激他。实际上，沈尹默这话只是说说而已，他不但不感激陈独秀，而且暗记于心，以伺报复。其后，沈尹默伙同夷初（马叙伦）暗中“捣鬼”（胡适语），在蔡元培以及具体管理北京大学人事的汤尔和面前大讲陈独秀的坏话，唆使蔡、汤除去陈独秀。果然，1919年3月26日夜开会解除陈独秀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职。在此之前，陈独秀已感不得志，郁郁不欢。后来，胡适主持北京大学，翻阅汤尔和送来1917年至1919年的材料，看到1919年3月26日夜开会免除陈独秀文科学长之事，仍怪罪汤尔和，附记云：“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按即蔡元培）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黄色"一词含义的畸变，与近代特别是五四后中国人民族自尊感尤其是文化自尊心、自信心的严重失落亦不无关联。

武汉会战的重大意义在于：阻止了日军的猖狂攻势，粉碎了日本在数月内灭亡中国（转而进攻苏联和南洋）的企图；为将大量人员、工业设备、战略物质转移至大后方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为以后的长期抗战奠定了基础；使中国抗战由全面抗战初期的被动防御阶段，转入与日相持阶段。

本文有关家族史研究的介绍涵盖了家庭、家族、宗族三个层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族问题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家族研究逐渐成为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明代的家族研究也是如此，不断有重要的研究成果面世。笔者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要的总结(其他酌情介绍)。

《南明史》再版序

新浪历史1913年系列访谈之二：1913年3月，沪宁铁路车站的三声枪响击杀了正欲问鼎民国政坛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暗杀激起的二次革命及随后的政治压制，宣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的失败。民初鼎沸的议会政治与政党活动，如昙花一现，终归于沉寂。从此往后十几年间，是所谓军阀的时代，袁世凯之后，原本在表面上还算是被捆缚在一起的大大小小诸多军阀，一跃成为中国政坛的主角，互相攻伐以争权势，国家四分五裂，政治保守无为，外交仰人鼻息。中国近代政治，走入最为混乱黑暗的一节。北洋军阀时代的终结，要等到十四年后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北伐。但军阀，并未随之而去。整个民国，北洋军阀时代培植并成长起来的军阀与及新崛起的军阀，犹如青天白日之下的幽魂，始终没有散去。重回百年前的1913年，寻找历史线索。这一年，为何新生的共和国(中华民国)刚刚一年，就遭遇了政治上的大动荡，最终使得共和体制难以运转。新浪历史1913年系列访问，从这一年年初大选开始。本期，我们访问了北京大学章永乐教授。他从辛亥年缔造的政治、军事格局开始，分析1913年宋教仁遇刺之前各种力量博弈之下所埋藏的危机。采访嘉宾简介：章永乐，浙江温州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学术委员。主要研究领域：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中国近现代宪政史，古希腊-罗马历史编纂学。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新浪历史：章教授好，1912年是中华民国的过渡之年，它的政治状况如何，能否大致介绍一下？章永乐：1912年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是中华民国的基本政治框架的搭建：清帝退位、南北政府合并、袁世凯主政新政权、定都北京，南京的临时参议院最后也迁到北京去了。用我在《旧邦新造：1911-1917》中的说法，这是一场"大妥协"。但是，这是一个很勉强的妥协。大家都认为国家要统一，都认同五族共和，但对于统一的中华民国政权的正当性基础，袁自己的解释与革命派的解释很不一样，袁要追溯到《清帝逊位诏书》，强调民国与清朝的连续性，革命派一定要强调民国政权的革命起源。大家也都同意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但是这个大总统该有多少权力，大家意见很不统一。南京临时参议院单方面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规定的国务员的副署权、内阁用人必须经过临时参议院同意、凡加重国库负担的契约需要临时参议院批准等规定，都是束缚袁世凯手脚的。袁作为临时大总统，无论是人权、财权、事权都比较有限，无法充分施展。这种政体安排后来就成为矛盾焦点之一。除此之外，中央与地方关系也是个重大分歧点，因为一旦袁世凯执掌中央行政，央地关系直接关系到革命势力的命运。同盟会-国民党与北洋集团在1912年磕磕碰碰的事情很多，但还没有撕破脸。袁世凯要搞"军民分治"，目的是为了削弱各省都督的权力，同盟会-国民党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在中央，换了几个内阁。唐绍仪内阁里有一半是同盟会的会员，但唐与袁冲突太大，到6月份就辞职了。陆征祥内阁被称为"超然混合内阁"，政党属性不明显，但陆征祥被临时参议院弹劾，8月份就称病辞职。赵秉钧代理总理，到9月陆征祥辞呈批准后出来组阁。8-9月发生的另一个事情就是孙文、黄兴北上调停，两人表明拥袁态度。黄兴推荐赵秉钧组阁，并把赵秉钧内阁的一堆阁员拉入国民党，从形式上做成了一个国民党内阁。到这里，大家面子上还是过得去的。但是，1912年年底至1913年年初的大选之后，国民党成了掌握议会的多数党，对组阁权志在必得。这对北洋集团来说问题就比较严重了。新浪历史：1912年6月到8月，出现了一个政府空缺的时段。8月份孙中山和黄兴先后北上，其实是调和南北矛盾。这是国民党方面和北洋方面关于内阁做的一次努力，当然，最后的结果也是出现一个国民党内阁。赵秉钧也加入了国民党，组阁成功。就1912年年中的情势来看，赵内阁算是最后一次妥协，1912年8月，情况已经非常危险，议会制吵得一塌糊涂，内阁无法出台。孙黄北上之后，赵秉钧内阁出台，南北的平衡，又勉强维系了下去。这里边的危机是什么？章永乐：南北矛盾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也是一个无法通过"大妥协"获得彻底解决的矛盾。这就好比两拨人开一个股份公司，到底谁的股份多呢？革命党人掌握革命的道义资源，掌握南方多省的地方军政大权，1912年南北和谈时，民军甚至在数量上比北洋军还多，"大妥协"后大量裁撤，军事力量就不如北洋了；北洋这一边呢，在"大妥协"之后掌握了中央的军政大权，军事力量比革命党人强，在地方上也比较有实力，但它是从清朝的军政体系中蜕变出来的，并不掌握革命的道义资源，更倾向于诉诸与清朝的连续性。双方都觉得自己股份多。第一轮妥协的结果是，革命党人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交出来了，但这不等于说他们放弃控股了。他们想搞政党内阁制，把内阁的权力拿到手里，这样就能在事实上实现控股。但1912年的事态发展可以让我们看到，还是北洋比较有实力一些，它得了控股的里子，可以给同盟会-国民党一个面子，把实际上听命于袁世凯的内阁"化妆"成同盟会-国民党内阁。这个通过妥协产生的政治结构已经矛盾重重，已经到了不靠"政治化妆术"就维持不下去的地步了。新浪历史：&nbsp;1912年年底到1913年年初的大选，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都获胜。当时两院的职能是什么？章永乐：根据《临时约法》，立法机构是临时参议院。1912年8月10日公布的《国会组织法》事实上修改了《临时约法》规定的一院制，设参众两院，众议院为下院，议员由各地方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参议院为上院，议员由各省议会、蒙古、西藏、青海选举会、中央学会、华侨选举会选出，为间接选举。这一安排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制很接近。但机构虽有变化，两院行使的其实还是临时参议院的职能，这些职能有些是由一院来行使，有的由两院共同行使。建议、质问、查办官吏纳贿违法之请求、政府咨询的答复、人民请愿之受理、议员逮捕之许可、院内法规之制定这七种职权由两院分别行使，其他职权，除预算决算必须先由众议院议决之外，都由两院共同行使。共同行使职能，就意味着每一院对另一院都有否决权。比如立法就是两院共同行使的职能，每一院都可以提出议案，但都必须得到另一院的通过。这样参众两院的功能差别其实并不大。如果这两院都由同一个党控制，那么就根本不可能有相互牵制的作用。新浪历史：1913年这个大选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是，袁世凯的力量实际上没有介入进来，你怎么评价？章永乐：你说得很对，北洋系在这次选举中比较消极，根本就没有投入多少资源去参选。这跟袁世凯的素质和态度有很大关系。袁是旧官僚出身，搞官僚政治是行家里手，但确实是不太懂群众政治，没重视这个选举，没料到国民党选赢之后，居然能根据宪法，正大光明地与北洋竞争政权。另外，在孙、黄宣布支持他之后，袁的确也把自己当成超越国内各党派的"超然总统"了，认为搞定这些政党的头人，也就搞定了这些政党。这样下来，袁世凯既没想到自己去组党参与选举，也没有去刻意拉拢一些政党的势力为自己所用。国民党就不一样，很多人搞群众运动起家，即便不熟悉选举，也知道怎么搞群众宣传，更何况有宋教仁等一批在海外观摩和研究过选举的归国留学生进行引导；在南方，国民党人还控制着一些地方政府，更可以动用政权的力量来为国民党拉票或做票。这是两拨气质差异很大的人，一拨还停留在官僚政治时代，一拨已经迈入了群众政治时代。新的共和政体为群众政治留出了很大空间，国民党也充分利用之，但掌舵的北洋集团对此却缺乏心理准备。这样的一个政治体系怎么可能稳定呢？新浪历史：那么这里埋伏了一个1913年的破裂的伏笔，北洋集团失去了选举，或者它在选举当中完全没有办法和国民党抗衡。章永乐：如果北洋集团也积极参与选举，并在议会中有一定代表，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就会缓和很多，绝不会闹到这种极端对抗的地步。我这样说不是空穴来风。1913年的北洋还不会玩选举，结果国民党赢了；到1918年北洋就会玩了，操纵所谓"安福俱乐部"， 让试图冲刺国会第一大党的"研究系"输得很惨--有句话说得好："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nbsp;&nbsp;但1913年北洋还没学会选举嘛。选举结果是，国民党在众议院596个席位中得了269席，在参议院274个席位中得了123席，加起来，总共在870个席位中得了392席。这是压倒性的优势，如果能完全按照政党内阁走，就可以兵不血刃的把施政权夺过来。距离胜利看似只有一步之遥，国民党人怎能不振奋呢？宋教仁动身北上前那些意气风发的话，绝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寄托着整个集团的政治愿景。但他们忘记了，他们背后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1913年这种情况，其实有点类似于晚清立宪，晚清立宪有个很大的驱动力，就是汉人士绅与官僚想通过立宪，兵不血刃地从满洲亲贵手里夺取行政权。满洲亲贵对此当然非常警惕，非但不让政权，还搞出了个"皇族内阁"。 汉人士绅与官僚和平夺权无望，才被推向了革命。 1913年的袁世凯就类似于清朝皇帝，国民党类似于想夺满洲亲贵权力的汉人士绅与官僚，夺权的人都并不想争国家元首这个面子，要的是行政首脑这个里子。差异在于，1913年国民党夺权有宪法依据，比晚清汉人立宪派的所作所为更理直气壮。对北洋集团来说，这就成了一个关系到本集团生死存亡的挑战。新浪历史：《临时约法》你怎么评价？它究竟是一个责任内阁制呢，还是一个混合的总统制？章永乐：《临时约法》确立的是一个混合了总统制和内阁制特征的政体，事实上总统制的特征还多一些。总统制下，总统兼为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内阁制下，这两个角色由总统与总理分别担任。《临时约法》一方面模仿美式总统制，赋予总统比较大的实权；另一方面，又仿照法国内阁制规定，增设了国务院(内阁)，并且赋予国务员以辅政权和副署权。但是，《临时约法》虽然规定任命国务员需要得到临时参议院同意，但没说对国务员免职也需要临时参议院同意。这个法律上的模糊，在1917年的"府院之争"中就成为核心问题，大总统黎元洪将总理段祺瑞直接免职，黎认为合法，段认为非法。总的来说，实际运作起来，总统比总理更像行政首脑。标准的内阁制还需要有议会对内阁提不信任案和总统可以解散议会的对等设置。《临时约法》规定，"参议员对于国务员认为失职或违法时，得以总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员三分之二以上可决，弹劾之。"在这里，立法者将"不信任"也包含在"弹劾"的意义之中，可以说从实质上有不信任提案权。但临时大总统却不能解散议会。这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政体，内部缺陷很多，运行起来之后也一直磕磕碰碰。为什么会立出这样一个法呢？它又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宋教仁是一开始就主张内阁制的，孙文一开始主张总统制，看到袁世凯要出任临时大总统，才改变主意，主张内阁制。如果搞成了标准的内阁制，袁就类似于"虚君"，实际行政权将由同盟会人士来掌握。但我们要知道，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在南京临时参议院是全票通过的，连孙文都没有得到满票，这说明袁在临时参议院里有相当的威望。孙、宋等人改总统制为内阁制的思路，并没有得到临时参议院的普遍赞同。在审议的过程中，一些对临时大总统不利的条款就被议员们删改了。最后妥协的结果，就是这样一个混合的政体。所以孙文很不满，他后来回忆说，"在南京所订民国约法，内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新浪历史：这段历史当中我自己的一个疑问，《临时约法》没有明确责任内阁制。那么宋教仁上来之后，能不能组成完全责任内阁？章永乐：《临时约法》的法条确实并没有说实行多数党组阁的制度，从理论上说，总统可以提名少数党甚至无党派人士入阁，这也是袁世凯提名非同盟会-国民党人当总理的依据。但《临时约法》又规定，所有国务员都要临时参议院通过。也就是说，你总统可以随便提名，但我国会有否决权。这就是为什么袁世凯在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内阁人选上反复斟酌的制度原因。如果国会内部的人并不是很团结，少数党乃至无党派人士来组阁或入阁也是可能的，总统多费神做分化议员的工作就是了。但如果是1913年国民党占据多数席位的情况，总统不搞多数党组阁，遇到的阻力就会非常非常大。新浪历史：那就是说1913年年初这个选情已经把国民党推向了前台，北洋在选举当中严重溃败。这样的一个局面导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袁世凯怎样面对国民党。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长江沿江各省的演讲中，发表了很多激烈的反袁言论，有一个演讲他甚至说，袁世凯如果不按照国民党的意思办事的话，就可以把袁世凯(总统)撤换掉。这肯定是袁世凯方面不能接受的。张国淦有一个回忆录，他就说袁世凯在北京阅读到刊登宋教仁演讲的报纸之后，非常愤怒，就说宋教仁怎么能发表这种言论呢。两边情势，如此不睦，那么1913年年初正因为国民党胜选，有没有可能导致袁世凯必定使出重手，即使没有宋教仁案发生，他是不是必定要撕裂这种勉强的妥协？章永乐："必然"、"偶然"这样的用词都太绝对，我更倾向于用"概率"的概念来表述。事态走到这一步，不管有没有宋案发生，袁都有极高的概率出重手，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袁世凯一个人的事了，更牵涉到许多北洋军政要人的前途命运。乖乖交出组阁权，无异于北洋集团的政治自戕。北洋有这么大的军事实力，为什么要交呢？让袁世凯乖乖交权，这需要袁具备多高的治美德啊！更何况，袁对这个游戏规则本身就很有意见。《临时约法》毕竟是南京临时参议院单方面制定的，北洋集团并没有参与立法，却最后要受到这个法律的约束。袁要是说不玩了，在道义上并非完全没有同情者。新浪历史：当时国民党有提议想让黎元洪来，因为黎元洪好控制，他们有这个想法。当然黎元洪是没有任何实权的人物，最多也就是在湖北省有一些实权，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太大。章永乐：黎元洪得了临时副总统头衔之后，也一直不愿意离开湖北，他是非常清楚实力政治的规则的，离开自己的军队无异于鱼离开水。哪怕是国民党支持，黎也断不会跑北京去当总理。他最后是被段祺瑞胁迫进京的。在我看来，黎元洪对现实世界的游戏规则理解是准确的。政治制度的运作，还是不可能太偏离现实世界中的实力对比。在军省格局下，国民党没有军事实力作为后盾，想兵不血刃地从掌握重兵的北洋集团手中夺走行政权，很不现实。从世界历史经验来看，"政党轮替"如果要顺利发生，很关键的条件是军队在国内政治竞争中保持中立。但民初的军队都是党派军队，显然不是中立的。新浪历史：你怎么看制度设计和真实的权力之间的问题，如果有更好的办法怎么处理1913年这个局面？章永乐：从结构上说，即便没有宋案发生，1913年的局面也已经很危险了，要想不崩盘，只能寄希望于政治家们超常的政治美德。假设他们有这种美德，相互给点面子，最后能有多大改善空间呢？手握重兵的袁是不可能接受国民党完全自主组阁的，他最多允许继续赵秉钧内阁的"政治化妆术"继续下去，或者在内阁中多放一两个真国民党人。而国民党既然赢得了大选，自然也不会允许自己的权力有所减损，因此袁试图获得的自主任命国务员的权力与解散国会的权力，都不太可能实现。所以，妥协的空间是非常小的，即便双方达成妥协，那也只是将冲突往后推而已。但实力对比还在变化，而且对北洋有利。我们要知道，1913年同时还在进行着另外一些事情。第一是袁世凯向列强借款充实财政，有了钱就可以增强北洋军事实力；第二是袁世凯大力推进"军民分治"，旨在削弱各省都督的权力，这首先就会削弱国民党控制的省份的权力。所以，坦白地说，我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当时军队保持中立地位，而不是被不同政治势力直接控制，更有成果的妥协是可能的。但这种军事力量格局是从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对我们的讨论来说，它已经是一个常量。新浪历史：你怎么看共和党(进步党)在1913年年初大选中的作用，是与国民党形成两党制约吗？章永乐：进步党是大选之后合并统一、共和、民主三党才产生的。参与大选的政党非常多，选举的时候，还很难期望出现两党局面。袁世凯想当"超然总统"，一开始也没有两党政治的构想，他是等到选举结果出来之后，才去找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组建进步党的。对他来说，这是亡羊补牢之举。进步党诞生之后，的确对国民党起到某种制约作用。比如说在善后大借款事情上，利用国会议事程序拖住国民党，这对袁是非常有利的。但进步党并不是对袁言听计从的"五毛党"，他们是有理想有抱负的。梁启超等人之所以支持袁世凯，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有必要加强国权。所以不能把进步党看成是北洋集团的党。实际上，1916年的倒袁运动中，进步党系人士是急先锋。1918年，脱胎于进步党的"研究系"又想通过选举，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趁机组阁。这个时候段祺瑞他们学乖了，赶紧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无政党之名，有政党之实，结果一选，"研究系"输了个底朝天。那次选输之后，梁启超才意识到自己原来太天真了，没有从国民党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新浪历史：怎么评价袁世凯在1912到1913年年初之间的作为？章永乐：有人说袁世凯法制观念淡薄，这点当然是有道理的。袁世凯上任之后发布的大赦令没有经过南京临时参议院同意；他不尊重国务员的副署权，没有经唐绍仪副署就作人事任命；他搞善后大借款，也绕开了临时参议院。这些事情都违反了《临时约法》。当然，我前面说过，袁对《临时约法》的意见很大，这个法的制定过程是有重大缺陷的。不过还是要看他做了哪些具体的事。袁世凯是中央政府领导人，处于那个位置上的人，都会考虑国家的整合。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陷入深刻的国家整合危机，边疆出现分离主义运动，地方上军省格局固化，中央不仅对地方失控，自身也财政拮据，难以为继。袁世凯从1912年到1913年初干的事情，首先就是"削藩"和加强中央集权。他做了几个重要的事情，第一就是劝说南方把大部分军队解散了，这个事做得比较成功；第二个就是财政，要求各省向中央解款，结果连北方几个省的都督都不给他交，这个事情到1913年初都没有太大进展，所以袁世凯的重心就放在借外债上，跟列强借钱引人非议，但客观事实是，离开外债，北京政府根本无法维持。袁政府真正有实效的财政体制改革是从1913年底开始的。第三是推动"军民分治"，向各省派遣民政长官，借此在各省打入"楔子"，削弱都督的权力。最有戏剧性的事情就是，江西都督李烈钧推荐了自己的老师汪瑞闿来当民政长官，但汪瑞闿却向袁世凯输诚，李烈钧作茧自缚，陷入全面被动。第四，通过军事与政治手段，积极应对蒙藏分离危机，使情况没有进一步恶化。上面四件事，第一件是南京临时政府自己同意的，如果吃亏也是个哑巴亏；第四件是大家都赞成的；第二、第三件事情，革命派批评很多，视为卖国和专制。但就财政而言，即便是南京临时政府，也向列强到处借钱，孙文甚至向日本开出了租让东北的条件，尺度比袁世凯大得多。就对"军民分治"的态度而言，同盟会-国民党内部意见并不统一，黄兴是赞成"军民分治"的，但担任若干省都督的同盟会员-国民党人则非常反对，并提出"地方自治"的口号来对抗，这主要还是因为自身成了"削藩"的对象。民初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中央过于集权，压迫地方，而是地方坐大，国家陷入涣散境地。 这样的国家一旦遭到外敌入侵，那就非常危险。这样来看，袁世凯的国家建设努力有很大的合理性。后来的国共两党一旦当权，也都会大力"削藩"，加强中央权威，其方向与袁并无大异。所以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削藩"，而是哪种政治势力、借助什么力量来"削藩"。传统上国共两党的革命史观认为"反动势力"削"进步势力"的"藩"，叫做专制独裁；"进步势力"削"反动势力"的"藩"，叫做民主进步。这种说法依赖于特定的"进步"的尺度，根据这种尺度，跨入"群众政治"时代的国民党比停留在"官僚政治"时代的袁世凯要更进步，所以国民党怎么反都是正确的。这实质上是历史胜利者为自己这边做的正当性论证，但从历史来看，新的、更"进步"的政治原则未必就会自然地得出好的政治效果，好结果的发生，总是需要非常复杂的政治实践。所以我们才需要政治学、法学来总结这些实践的经验教训。那我总结出了什么呢？中国在列国竞争之世要生存，内部就不能四分五裂，所以我同情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其中包括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前赴后继的国家建设努力，但在辛亥革命之后政治与军事权力碎片化的背景下，像袁一样仅仅依靠一个比较封闭的、建立在庇护、结盟与官僚等级关系之上的军政集团，通过压制其他政治势力来实现国家整合，是不太容易获得成功的。很简单，你依靠的力量太有限了，而你要对付的离心势力却非常强大。后来国共两党怎么做的呢？一是引入列宁主义原则整合自己的核心团队，第二是通过社会革命，把原来在政治上不是那么重要的社会力量变成支持自身的政治基础。当然，国民党在大陆根本就没完成"削藩"的历史任务，最后反而被别人"削"掉了。新浪历史：能不能说1913年共和政治的失败，是因为双方都缺乏妥协精神呢？章永乐：今人很容易"事后诸葛亮"式地怪当时的政治家缺乏妥协精神，甚至上升到"国民性"的高度来批判，比如专制的毒害啊，中国人习惯于一元政治思维啊。但不要忘记了，这个故事的开端就是1912年的"大妥协"啊！1912年的"大妥协"形式之精巧，前两年一批法政学者对《清帝逊位诏书》的分析已有详细揭示。是不是1912年的政治家富有协商妥协精神，1913年的政治家就突然转性了呢？要知道，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同一批人啊。在我看来，1913年的大决裂，从根本上是1912年的"大妥协"结构的破裂。1912年在北洋集团与革命派之间形成的"大妥协"存在结构性的缺陷，大家对国家统一有共识，但在其他方面的共识非常稀薄，就连袁世凯领导的民国政权是怎么来的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更不用说政体选择、行政领导人选、中央地方关系安排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了。双方都想要掌握实权，都对自己的政治资源有信心，都掌握一部分军队，也都在逼近对方的底线。在当时的结构条件下，要想不撕破脸，非得有超常的政治美德不可，即便换成白皮肤黄头发的政治家，结果也不会好多少。你不能一边到处用经济学里的"理性人"标准分析这个分析那个，一边在政治上天天要求政治家做尧舜。放在世界历史中来看，在那样恶劣的内外条件下，共和政治出现挫折毫不奇怪。想想短命的17世纪英吉利共和国、法国大革命后的大动荡与频繁的政权更迭、拉丁美洲历史上不断向军事独裁演变的共和政治...... 1912-13年的中国只会比这些革命中的国家和地区条件更薄弱，情况更复杂。如果1913年出现的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那才是真正的人间奇迹，政治学总结出来的很多权力的规律就要改写了。&nbsp;(采访人：张晓波&nbsp;&nbsp; 受访人：章永乐&nbsp; 整理：吴佳璐)

本文以战时昆明地区学术、教育、舆论界对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若干认识为例，以期展示重建中日关系及建立国际永久和平秩序上的一些思考轨迹。

近代，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中国在东亚的国际地位日趋低下。中国国力虚弱，已经难以支撑长期坚守的华夷秩序。体现华夷秩序核心内容的宗藩关系此时受到严峻考验，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便是其中之一。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逐渐走上了向亚洲邻国扩张的道路，琉球成为其侵吞的首要对象。清政府与日本在琉球问题上进行了一定的争夺，但由于安全环境和实力等因素的影响，清政府在日本进逼面前步步退让，最终任由日本将琉球吞并。一、宗主权弱化的开端:《北京专条》琉球，古称流虬、留仇或流求，后更名为琉球。它位于日本萨祠马岛之南、中国台湾之北，由36岛组成，其中北部9岛，中部11岛，南部16岛。1874年，大久保利通称:"琉球两属状态，自中世纪以来，因袭已久，难于遽加改革，以至因循至于今日"。【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9页.】从历史情形分析，琉球国自古就有"两属"地位一说，但理由并不充分。中国对琉球拥有宗主权可以追溯到明朝。史书记载:"明、清两代共有二十四次册使遣往琉球。"【(清)李鼎元:《使琉球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1372年，杨载奉朱元璋之命出使琉球，中山王察度开始对明朝称臣，并且派遣弟弟期泰随杨载来华，上表称臣，向明朝贡方物。此后每年或者隔年必定遣使来朝贡。当时琉球的山南、山北和中山三王互相争斗，明朝政府敕令他们息争，并分封三王。等中山王统一琉球各岛后，封察度为琉球王。1392年，朱元璋又赐闽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与琉球。1407年，琉球王以尚思绍名义派遣使节朝贡，之后琉球王就一直使用"尚"姓。中琉之间长期维持着比较稳固的宗藩关系，这种关系的维持不是靠武力，而是中国的国力和礼仪赢得了琉球人民的信赖，琉球愿意采用中国人的姓氏就是其心向中国的最好例证。1663年与1756年，康熙与乾隆分别赐印给琉球王，表示继续承认琉球的属国地位。中山王尚穆死后，世孙尚温派向国垣、曾谟为正副使"进例贡，表请袭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6页.】1855-1859年间，琉球与美国、法国以及荷兰签订了通商条约，琉球国在条约文本中使用的都是"咸丰"年号，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得到了西方认可。长期以来，清政府把琉球视为四个主要藩属国之一(四个藩属国指朝鲜、越南、琉球和缅甸)。另外，1879年琉球国王派紫巾官向德宏来华递求援信，信中称:"溯查敝国前明洪武五年隶入版图，至天朝定鼎之初，首先孝顺，纳款输诚，叠蒙圣世怀柔，有加无已，恪遵《大清会典》，间岁一贡，罔敢衍期"。【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65页.】历史上琉球的所作所为都证明了一件事:中琉之间存在的宗藩关系确属无疑。"两属"地位说是非常勉强的，日本显然夸大了事实。从地理位置上看，日本离琉球较近，历史上双方形成自然往来关系是极为正常之事。然日本强行拉近与琉球关系，主要靠武力为后盾，并非琉球国自愿。琉球"贫弱特甚，世受役于日本"，【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页.】日本史书中曾经杜撰了一段史事企图证明琉球为日本属国:唐开元二十三年(735)，琉球已纳税贡于日本;日人测量琉球海面浅深，建立石碑。对此，王韬曾著文辩驳:"考日本史:文德天皇仁寿三年秋，僧圆珍附唐商钦良晖舶赴唐，路遭飓风漂至琉球，遥见数十人执矛立岸上;良晖哀号曰:'我等将为琉球所噬，若何!'圆珍祈福，忽得东南风，获免。按其时为唐宣宗大中七年，相距彼言纳贡之时一百八十年，日本人应与之久相念熟;何以祈福求免，一若从未相通者邪?此其可疑者，一也。测量海道志其深浅，此泰西诸国立约通商之后，航船舟师方传此法;在唐千余年前，何得于此!盖伪造之言，一时流露于不自觉:此其可疑者，二也。"【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218页.】1591年丰臣秀吉用兵朝鲜，派岛津家徵至琉球征集粮饷，为琉球王所拒。1602年日本擅自把琉球归入萨摩藩。1606年，岛津家久领兵入侵琉球，"日本强定琉球税额，清查户口，检查土地，设立机关，又迫琉王不得与明朝通好"。【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48页.】日本所说的两属地位，仅仅指近代以来日本在行政区划上强行对琉球控制造成的局面，并非历史形成。1872年，日本逼迫琉球朝贺明治天皇亲政。琉球王无奈，派王子尚健和三司官等到东京朝贺，天皇借机封琉球王尚泰为藩王。次年，将琉球划入日本内务府管辖，使之与日本其他郡县并列。但没有得到琉球的同意。日本与琉球之间在历史上没有形成自然的、双方认可的宗藩关系，在性质上是一种单向关系。因此，历史上琉球的"两属"地位说不能成立。严格意义上说，琉球"两属"地位只是到中日《北京专条》签订后才被清政府确认。清政府主动弱化对琉球宗主权，主要原因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中国国力受损严重。19世纪70年代，中国经济正步入较快发展阶段，清政府害怕出现新的战争而使发展中断，因此，在《北京专条》中做出妥协，承认日本侵台为"保民之举"。二、宗主权进一步弱化的标志:"延宕之法"明治维新后，木户孝永等开始讨论和研究侵略朝鲜计划，扩张思想付诸于行动。这时，俄、英两国也虎视东北亚。俄国正向南扩张，欲侵略朝鲜，而"英国对琉球很感兴趣，企琉球作为第二个新加坡"。【吴廷球:《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0页.】这种情形加速了日本的扩张步伐。历史上，日本经常欺压在地缘上紧靠自己的琉球国，在战略上视琉球为后院，琉球却甘愿臣服于中国。日本看到，夺取琉球的最大困难是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因此，必须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寻找有利时机削弱或割断这种关系。1871年11月，一艘琉球船因飓风漂到台湾，与岛上高山族人发生冲突，死54人。1873年5月，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换约，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在日本使节质问下竟说:"杀人者皆属生番，姑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65页.】日本认为抓住了把柄:既然清政府承认台湾东部高山族是"生番"，高山族就不是清政府管辖的臣民;既然是"未便穷治"，就不是清政府进行治理的地方。那么，日本出兵惩罚"生番"也不构成对中国的侵略。"化外说"助长了日本国内"征台"呼声。1874年5月，日本政府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总督，率兵3658人出发征台，以"惩治凶手"为名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试探清政府对台湾和琉球的关注程度。清政府急于平息战事，在10月31日签订的中日《北京专条》中，承认"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98页.】同时，中方也得到日本的承诺:台湾生藩"中国自谊设法妥为约束"。承认日本是"保民义举"，实际上承认了琉球人为日本所管。清政府为保台湾，开始承认琉球的"两属"地位，这意味着清政府不再死守宗藩关系，而是有意弱化对琉球的宗主权。《北京专条》签订后，日本加快了吞并琉球步伐。1875年5月，日本军队侵入琉球进行殖民统治，阻止琉球向中国进贡，阻贺光绪登极大典。1877年4月，琉球密使向德宏到福州向闽浙总督何瞡、福建巡抚丁日昌陈述日本阻贡。清政府一面命出使日本的何如璋进行交涉，一面令"琉球使臣及通事人等，即著何瞡、丁日昌饬令回国，毋庸在闽等候"。【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52页.】准备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日本"阻贡"问题。何如璋奉谕和日本就琉球问题进行交涉，据理力争，希望保住琉球的独立地位。1878年5月29日，他在给李鸿章的信函中谈了自己的看法:"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否则，以我所难行，日事要求，听之，何以为国?拒之，是让一琉球，边衅究不能免......况琉球迫近台湾，我苟弃之，日人改为郡县，练民兵;琉人因我拒绝，甘心从敌;彼皆习劳苦耐风涛之人，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席之安不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吁，今日弃之患更深也"。【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54页.】从地缘政治出发，他一方面强调琉球对于朝鲜、台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为失去琉球而深为中国将来边境安全担忧，因此，他提议对琉球"不得不争"。李鸿章在复何如璋函中对琉球问题的态度则显得轻描淡写:"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55页.】他把琉球问题的处理看成是为了争贡，在他看来，琉球离中国太远，不必去和日本争夺。关于应对琉球危机，何如璋在给总理衙门函中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先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本以必争;中策，据理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反复辩论，若不听从，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李鸿章认为，"遣兵舶责问，及约球人以必救，似皆小题大做，转涉张皇"。【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57页.】他这么做，一方面是迫于"清流派"压力，另一方面怕惹恼日本动武。因此，他不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政策，没有采纳何如璋的上、中策，仅强调采用下策。他认为对日本的策略是"惟言之不听时复言之"，这样做可一举两得:一方面，日本"自知理绌"，可能不会急于废藩改县，这样琉球可以自保;另一方面，中国也无须派兵远涉重洋。李鸿章的意见最终为总理衙门采纳。在得不到清政府全力支持的情况下，何如璋还是在日本进行了有力交涉。1878年9、10月间，他多次和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谈判，态度强硬。但是李鸿章在背后拆台，他致函总理衙门，议论何如璋的行为容易引起中日争端，认为何"虽甚英敏，于交涉事情历练未深，锋芒稍重"。【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63页.】1879年初，左宗棠在一封关于琉球问题的奏折中认为，琉球在经济上贫困，土产也远逊日本;在政治上不敢开罪日本，因与日本岛屿相连，地势相迫，成为甥舅之国。结论说，日本兼并琉球亦在意中，中国可置之不论。【参见董守义:《李鸿章传》，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版，第307页.】他的奏折附和了李鸿章的主张。1879年3月27日，日本对琉球实行废藩置县，把琉球改为冲绳县。琉球国请求清政府紧急援助。国王先是派毛凤来向中国驻日本公使何如璋求救，又托赴日闽商带密函给福建督抚，还直接遣使紫巾官向德宏到天津叩见李鸿章，"泣请援琉"。总理衙门担心议论压力，便提醒李鸿章，废琉球事关体统。5月，李鸿章等请来华游历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居间调停。日本根据格兰特的建议，提出"分岛改约论"，将靠近台湾的"琉球之宫古岛、八重山岛定为中国所辖，以划两国疆域也"。【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77页.】但条件是修改《中日通商条约》，日本取得在中国内地自由通商和"一体均沾"的利益。清总理衙门在谈判中提出"三分琉球"建议(北部各岛属日本，中部各岛复琉球，南部各岛归中国)，遭到日本拒绝，清政府"复琉"的努力失败。此时，清政府正在和俄国交涉伊犁问题，担心日、俄勾结，准备同意日本的要求，"虽然两岛地方荒瘠，要可借为'存琉'根本"。【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79页.】面对东、西两面交涉，清政府统治者内部对于和日本谈判琉球一事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中日旧约不宜改，琉球案不宜马上了结，如右庶子陈宝琛;有的主张中日旧约可以改，琉球案可照议了结，如左庶子张之洞等"。也有人"恐怕日本与俄国勾结，事情更加不好办等等"。【杨公素:《晚清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页.】议论纷纷，莫衷一是。1880年11月11日李鸿章在奏折中认为:"日本公使六户玑屡在总理衙门催结琉案，明知中、俄之约未定，意在乘此机会图占便宜;臣愚以为琉球初废之时，中国以体统攸关，不能不亟与理论。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盖此系彼曲我直之事，彼断不能以中国暂不诘问而转来寻衅。矣俄事既结，再理球事;则力专而势自张。"【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1984年版，第39页.】对日可以采用"支展之法，专听俄事消息以分缓急"，主张对日"缓允改约"。【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第41页.】李鸿章承认，中国不能而且无力同时与俄、日进行交涉，否则必然外交上再次吃亏;认为，对付外来压力，要集中力量，这样，所订条约才能避免更大损失。可以说，这是李鸿章办理外交中积累的经验之谈。他用有力的形势分析说服了朝廷，否决了"存琉"方案。李鸿章的"缓允改约"提出后，日本谈判代表六户玑含愤回国，琉球问题被搁置起来，清政府对"存琉"一事从此没了下文。事实上，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后，清政府把注意力逐渐由琉球转向朝鲜问题，琉球问题的紧迫性退居朝鲜之后。中国对琉球的宗主权名存实亡。宗藩关系是清朝守驭四方、显示大国风范的一种标志。宗主国对属国国王通过册封形式，表示对该国的承认，在道义上承担起保护其安全的责任。一般来讲，宗主国不向属国派兵;而属国则称宗主国为上朝，奉宗主国为正朔。清政府主动弱化宗主权是放弃保护琉球的标志。三、宗主权弱化的一种后果:"防日"思想上升清朝统治集团内部"防日"思想的上升是进一步弱化对琉球宗主权后的一种反映。琉球被日本吞并后，清政府增强了防备日本进一步侵略的警惕性，"防日"思想加强具体表现在保住藩属国朝鲜的安全。在实践中，李鸿章、何如璋和黄遵宪等人积极推动实行对朝鲜的新政策。李鸿章直接给朝鲜太师李裕元写信，告知开放与闭关的利害关系，提出朝鲜如果主动对"泰西"各国开放通商，牵制日本则"绰乎有余"，并且可以杜绝俄国"窥视"，劝朝鲜开放实现自保。何如璋、黄遵宪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影响朝鲜政府，他们与朝鲜赴日使团直接沟通。1880年8月朝鲜礼曹参议金宏集率使团到达东京，何如璋向他阐述了清政府对朝鲜的新政策，指出朝鲜的外交政策要坚持"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他还让黄遵宪把写好的《朝鲜策略》交给金宏集带回国内，呈送朝鲜国王。尽管李鸿章和何如璋等在阐述对朝鲜新政策时侧重点略有不同，但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要求朝鲜开放。在清政府内部，出现为防备日本侵略而要求加强海防建设的言论。在"分岛改约"提出后，总理衙门就上奏，要求增购《防海新论》一书，禀称该书"前经上海道刊印兹送前来，臣衙门尚存十余部，现已遵旨先行分寄东三省各数部。一面仍饬上海道赶紧刷印，寄交臣衙门续再补发;并拟知照南洋大臣就近多为购买，分行沿海各督、抚转给诸将领细心讲求，以资练习"。【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第26页.】可见，琉球事件引发清政府对海防建设的高度重视，总理衙门的建议得到了朝廷同意。1880年，清政府下令福建巡抚岑毓英"将台湾防务悉心规划与何瞡会商布置，务期有备无患"。【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第44页.】1881年3月3日，军机大臣左宗棠在给总理衙门函中主张沿海各省应加强戒备，以防日本派兵来犯。"复球之案，不能拟结，日本且自绝于中国，尚何睦谊之可言?睦谊中乖，尚何改约一体均沾之足云乎?"应该"请旨饬下海疆各督、抚、提、镇，密饬防营预为戒备，静以待之。大约以防俄之法防倭，蔑不济矣"。【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72页.】左宗棠的"防日建议"意在提醒清政府注意日本的威胁。他认为，一方面，日本在与中国整个交涉过程中，没有表现出和中国平等相处之意，相反，日本在仿效西方列强，想借机从中国得到好处;另一方面，中国在谈判中废弃成议的做法可能会激怒日本，应该在沿海地区进行防范准备。在清朝廷内部，对中日关系认识有些见地的人开始呼吁，日本进攻台湾并吞琉球，用心险恶，中国如果不加强国防建设，边疆安全将难以保证。比"防日"思想更加激进的言论是:有人提出用武力制服日本，以消除后患。1881年3月29日，翰林院编修陆廷黻上奏，"请征日本以张国威而弥敌患"，称对日"不可不征者五而有可征者三"。"不可不征者五"指:(1)"岂有大一统之天下而甘受小邦之侵侮"。(2)"不服日本，何以复琉球"。(3)"日本不内恤其政而外求逞于人，何异狂疾!不先发以制之，虎狼无厌，又将肆其西封;东南数省，遭害必同明代"。(4)"彼日夜窥我动静，我强则退，我柔则进。使日本一小国犹不能制，益将轻我而启戎心，何以弥伺我者之隙"!(5)"坐若视琉球之亡而不救，朝鲜必为其续矣"。"可征者三"指:一曰名有可居也，"今奉辞伐罪，责其何以倾人社稷、覆我屏藩?名正言顺，彼必帖然无辞"。一曰机有可乘也，日本君长"虐用其民"、"多借国债"，"财匮于上、民怨于下，上下离心，罔有固志"。一曰势有可因也，"数日本之罪明告通商各国，寻谴一介以告日本，要其必复琉球而后止。复于东南各海口盛张兵威以待之"。【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第74-75页.】陆廷黻看到了日本对外极力扩张带来的危害性，如果不有效迅速制止、慑服日本，朝鲜将步琉球后尘，中国非但屏藩难保，自己的国土也会受到极大威胁。当然，这种激烈的言论并非当时的主导思想，然而，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扩张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总之，日本吞并琉球造成清政府统治四面受敌局面。清政府原来主要对付的是来自西方、北方的强敌，现在又增加一个东方对手。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失去琉球后感到了空前压力，心情是极其复杂的。近代中、日两国关于琉球问题的交涉，两国的目的是有本质区别的。中国争的是一种享有宗主权的宗主国名分，还要履行宗主国保护属国安全的责任;而日本不仅要争名分，更要夺取领土，要把琉球国的独立国家身份抹掉，使之变成自己的一个行政县，为以后对外扩张扫清道路。&nbsp;

在香港问题上，罗斯福的行动给予中国很多舆论支持。但罗斯福提出归还香港建议的真实目的是以下三点：拢络中国，寻求合作伙伴；打击英法殖民势力，扩大美国的影响；实现"门户开放"，维护美国的利益。面对中英双方，美国政府实行双重香港政策。

明代的自然灾害对社会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一、造成了明代人口的大量减少和大规模迁徙；二、严重破坏了明代农业经济的发展；三、为明代政治演进提供了重要契机；四、影响着明代一些地区社会风俗的形成和流传。

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是李大钊。今查李大钊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所读版本则是日本学者河上肇博士的日译本。而王国维读《资本论》是在二十世纪初。这在时间上不仅比1928年开始翻译《资本论》的郭大力、王亚南早了至少二十年，也不仅比陈寅恪"二十年代初"读《资本论》早了十多年，

在中国近代史上，日本无疑是对中国侵略最重、压迫最深的国家，七七事变的爆发，更是将中华民族置于生死存亡的境地。当中国人民被迫投入自卫战争之际，如何对待和处理两国关系，便成为捍卫民族尊严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问题。诞生于抗日烽火之中，集合了一批优秀知识精英的西南联合大学，在八年历史上进行过大量具有真知灼见的国际关系分析与外交对策研究，其中日本问题占有相当比重。西南联大对抗战建国的这一贡献，迄今尚未得到重视，有待梳理总结。这里，仅就联大学者对于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若干思考做以初步介绍，以期展示联大人在重建中日关系及建立国际永久和平秩序上的一些思想轨迹。高度重视战后处置日本问题&nbsp;&nbsp;&nbsp; 西南联大对于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讨论，基本与国内同步进行。有鉴于此，有必要先就中国民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作以简略回顾。 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讨论，是随着形势发展和战局演变逐步开展的。七七事变爆发的初期，日本在军事攻势上咄咄逼人，尽管国际间多有道义同情，但绥靖政策仍居主流，故人们虽坚信抗战能够成功，而何时胜利，断言尚早。1939年德国向波兰发动进攻后，西方民主国家穷于应付，处置日本问题亦难提上日程，故一般来说，民间对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提出，开始于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且可大致划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对美军基地珍珠港的袭击，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帷幕。对于这次军事行动，中国舆论普遍认为日本资源缺乏，军力不足，支撑亚洲战场已疲惫不堪，竟又开辟第二战场，这种不自量力无疑是火中取栗，加速灭亡。天津《大公报》曾用"暴日对英美的进攻，是侵略者的最后冒险，也是日本民族最后走上切腹之路"一语加以形容，形象地道出了中国人的共同看法。1942年1月1日，中国与美、英、苏等二十六国签订了标志着反法西斯侵略同盟形成的共同宣言，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这一形势下，战后处置日本问题方应运而生。 这一时期，太平洋战火刚刚燃起，战局形势千变万化，摆在人们面前首要的任务是遏止日本气焰，反击日军进攻。因而处置日本问题虽然提出，但尚属萌芽状态，而西南联大教授钱端升、王信中，则已经站在保障远东和平的立场上，考虑到战后处置日本的若干基本原则。 第二个阶段，是《开罗宣言》公布之后。1943年11月22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联合对日作战、解决远东问题的计划。会中，对于远东战后的安排，三方达成一致意见，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在太平洋地区夺取或占领的所有岛屿，将中国东北地区、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归还中国等。会议签署的《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后经斯大林同意，于1943年12月1日对外公布。《开罗宣言》在苦撑待变的中国引起的反响可想而知，人们为反法西斯同盟国团结合作、打败日本的决心振奋鼓舞，战后处置日本问题在此背景下又一次提出。 《开罗宣言》在战后处理日本问题上主要涉及的是领土问题，关于处置日本，虽有条件投降及惩治战争祸首等原则，但尚未明确日本战后应该建立什么国体。开罗会议时，罗斯福曾私下问蒋介石的意见。蒋答复说："除了日本军阀必须根本铲除，不能再让其起来预闻日本政治以外，至于他的国体如何，最好由日本新进的觉悟分子自己来解决。如果日本国民能起来对他战争祸首的军阀革命，推倒他现在侵略主义的军阀政府，彻底消除他侵略主义的根株，那我们就应该尊重日本国民自由的意志，去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的形式。" [①]另外，蒋介石1943年11月23日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交谈时，亦提到战后日本可用部分实物作为赔偿的初步设想。尽管这次谈话当时并未公布，但中国舆论已开始接触到根除侵略。西南联大教授主办的《当代评论》，这一阶段刊登了大量讨论日本问题的评论，其中有些就涉及到建立国际新秩序及经济赔偿等某些具体环节。 第三个阶段，开始于1944年底，持续到战争胜利之后。这一时期，英美苏同盟国在太平洋和欧洲两个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并在1945年2月初的克里米亚会议上讨论了战后对德国的处置。三国声明由于苏联的关系，没有提及日本，但此前中国民间在太平洋学会第九次会议的献计献策中，已经再次出现了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讨论热潮。 太平洋学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宗敎界人士发起的一个旨在交换研究太平洋地区和平秩序意见的民间学术团体，每两年召开一次，第九次会议定于1945年1月5日在美国弗吉尼亚温泉召开，而拟具的六项议题中，与日本直接相关者即有三项，且率先讨论战后日本的地位问题。由于中国代表在1942年12月在加拿大蒙特莱勃兰城召开的第八次会议上没能提出多少切合实际的措施，曾受到国内舆论的批评，故以西南联大常委、北大校长蒋梦麟教授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早早就着手为迎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到来的第九次会议进行准备。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围绕这一中心展开讨论。 第九次太平洋会议中国代表团是在蒋梦麟率领下参加的，与蒋梦麟同行出发的是代表团成员、联大教授钱端升，加上时在美国，并代表中国代表团在大会致词的胡适，西南联大共有三人参加了这次万众关注的会议。[②]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在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及彻底解除武装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但对是否改造日本政治和经济制度问题上则存在若干分歧。这些信息引起国内各界的极大关注，进一步推动了相关问题的讨论。一时，各种意见频频见于报刊，出现了从专家学者到平民百姓人人关心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现象。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自始自终对日本投入极大关注本。联大教授主办的创刊于1939年1月1日《今日评论》，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八个月的1941年4月13日停刊，但在其两年多的时间里，刊登的文章仅标题中直接与日本相关者，就达46篇，其中有傅斯年的《英美对日采取经济报复之希望》，王信中的《日本外交政策的检讨》、《日本参加欧战问题》、《日本内阁的更迭与今后的政局》，陈序经的《暹罗与日本》、《越南与日本》，钱端升的《中日战争与美国今后的行动》、《侵略集团与防侵略集团》，伍启元的《中日货币战》，邵循恪的《德意日协定与我们对策》，罗隆基的《日寇撤兵与中国抗战》，王赣愚的《美国外交的新动态--援英与制日》、崔书琴的《论美国对日报复问题》，王化成的《国际联盟与援华制日》等。联大教授主办的另一个时政评论杂志《当代评论》，创刊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7月7日，其至1944年3月1日期间，刊登日本评论25篇，其中有蔡维藩的《日本的几个错误》，张桐生的《日本的空军》，王信中《十年来的中日关系》等。而发刊于1944年 12月1日的《民主周刊》，创刊八个月便抗战胜利，其后国内问题成为评论中心，但它至1946年8月2日终刊时，亦发表同类文章15篇，如曾昭抡的《攻日进入新阶段》、《克里米亚会议以后的世界》，费孝通的《祸根未除》等。至于联大教授在其他报刊上刊登的讨论日本问题的文章，如钱端升在《新民族》上发表的《论外交根本政策》，费孝通在《扫荡报》发表的《太平洋上的持久太平》和在《中央日报》上发表的《自由应无垠》，及《中央日报》昆明版上刊登的《出席太平洋学会归来钱端升谈参加经过》等，亦不在少数。 可见，西南联大知识精英始终活跃在日本问题评论第一线，在讨论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三个阶段里，都有他们的身影。而他们以自己的知识与学者的冷静提出的真知灼见，即使今天也具有学理的和现实的价值。对战后处置日本原则的基本认识&nbsp;&nbsp;&nbsp; 1944年6月6日，英美军队在敦刻尔克等地成功登陆。同盟国在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预示着德国崩溃的日子不再遥远，战后如何处置轴心国，自然成为民间谈论的中心之一。一个星期后，云南《民国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专题社论，文中对各种主张做了一番梳理，归纳出"从宽善待"、"从严惩治"、"区别对待，着眼长远"三种意见。[③] 那么，究竟应该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处置日本的原则呢？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中日战争爆发不久就被联大教授钱端升注意到了。1938年10月，战争刚刚进行一年多，钱端升便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日本是一个"地势及土地都有资格成为比较兴荣、比较稳定的国家"，只是"因缺乏远大的外交政策，以致盛衰无常"。钱端升举例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就缺乏持久的外交政策，"今日联甲，明日联乙，今日南进，明日北进，今日拥国联，明日反国联，其唯一不变的就是向亚洲大陆侵略"。怎么对待这样一个国家呢，钱端升从维护国际安全角度出发，认为必须进行三项工作，第一是"摧破日本的武力"，第二要"待日本人民以宽大"，第三为"助长国联的权威，使国联成为强有力的制裁机关"。钱端升认为这三者互为联系，缺一不可，否则日本就总是一个"长为强而横，或虽弱而蓄心报复"的国家。[④]钱端升的这篇文章，中心是借鉴世界大国经验，建议中国应当制定积极的长久的外交政策，并非专门论述日本，但文中提出的三项工作，则已涉及到如何对待战后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问题。 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当风云变幻的战局吸引着众人目光之时，始终关注日本动向的王信中，就思考了战后制裁日本的原则问题。王信中首先考虑的是必须解除其武装。他指出：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是扰乱远东和平与破坏世界安宁的导因，认为欧美各国过去以为日本只能侵侮中国，外交大计仍以英美政策为转移，不敢与之抗衡，以致英国曾企图利用日本牵制苏联，维持远东均势。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它们也认识到日本不但决心吞并中国，且有驱逐欧美而独裁东亚的梦想。接着，王信中分析了日本的民族性，认为日本民族刻苦耐劳，坚毅刚强，善于模仿而富有进取精神，因此明治维新后数十年就一跃而为世界列强之一。但是，"其性情偏激，气度狭隘，急功好利而负恩忘义的习性，不得不令人寒心"。明治维新前，一切文物政制完全取法中国，维新后便负恩忘义侵略中国，且得陇望蜀，野心永无止境。再次，王信中分析了关于日本与英美的关系，认为明治维新之初，美国对日本具有好感，不但首先承允废除对日不平等条约，且积极赞助其建设。英国更是这样，因欲利用日本牵制俄国，便不惜降尊屈节，与日本订立同盟。而日本正是利用这一机会，战胜俄国，参加欧战，一跃而为五强之一。从这一点看，英国甚至可以说是扶植日本强盛的恩人。可是，日本一旦羽毛渐丰，便反口而噬。七七事变后，英美对日一再容忍退让，但日寇却咄咄逼人，最终不顾信义，利用谈判为烟幕，对英美施行闪击。太平洋战争后，日本在战场上占据优势地位，北自日本本岛，南至南洋群岛、印缅边境，完全在其控制之下，就连美国前驻日大使格鲁氏也一再对国人强调日本势力强大，决非可以轻易击溃，必须不断反攻。 在上述论述之后，王信中对英美提出五项希望，前三项针对战争而言，后两项针对战后。其第四项为："在击溃日本之后，为防范其卷土重来起见，必须消灭其武力，为着保障太平洋上的安全，必须消灭其海空军及制造舰艇飞机的设备，为着去除大陆上的威胁，必须由中国来限制其陆空军的力量，接收其制造军火的设备。"第五项为："战后我们虽不应剥夺日本民族自下而上的权利，但为确保其和平生活起见，我们对于其战后政治经济的发展，理应予以合理化的指导。"王信中的建议，核心在于彻底解除日本武力，改革日本政体，改变日本经济为军事服务的关系，以保障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因此，他强调这些都是"防范日本黷武主义的复活，及保障远东和平的最低条件"，如果"战后不予合理的制裁以防患于未来"，则敢断言，"以日本民族性的勇狠好斗及偏激狭隘，二三十年后必将卷土重来"。[⑤]对于解除日本武装的步骤，王信中提出战后"必须消灭其海空军及制造舰艇飞机的设备"，"接收其制造军火的设备"。此外，他还提出了对日本"战后政治经济的发展"，"予以合理化的指导"，主张改革日本政体，改变日本经济为军事服务的关系等具有原则意义的问题。[⑥] 钱端升是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资深法律学家，王信中则是在早稻田获得硕士学位的国际关系学家，他们以学者的眼光审视现实政治，因此一切便能从防范日本黷武主义复活的角度，提出和认识战后处置日本的基本原则。 解除日本武装只是建立国际和平秩序的一个方面，战后处置日本问题也包括更多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看待日本。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不断侵略，滋长了中国人普遍对这个近邻的刻骨仇恨，泄恨情绪的存在并不值得惊讶。不过，西南联大的远见之士却能从持久和平的立场进行思考。 由西南联大教授主办的《当代评论》，是学术界里颇有影响的政论杂志，它曾批评当时在对待日本问题上存在的两种错误。该刊在一篇题为《我们对日本应有的态度》的社评中说，"一个从事战争的国家对敌国的态度，通常容易犯两种错误"，一种错误是"感情用事地主张尽量惩罚和压制敌国，使敌国永无翻身的一日"，另一种错误是"空想主义的毛病"，"希图将来能够树立一种和平的世界，使本国与目前的敌国都能和平相处"。社评认为，第一种错误的结果，只能是"在情感主义支配之下"，使两个国家"结下百年不解的仇恨，使战后的世界无法走上永久和平的康庄大道"。第二种错误，则"忽略了现实的环境，或者只重空想而不切实际，或者只谈崇高的理想而缺乏可以实施的具体方案，结果不但不能使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得到实现，而且反因他们的意见而增加局面的纠纷"。 在以什么态度对待战败的日本问题上，评论在肯定了"我们对于日本军阀发动侵略战争，企图消灭中国，致使中国人民遭受有史以来的最大痛苦，当然是十分痛恨的"之后，紧接着提醒"我们不应因此就主张消灭日本，或使今后若干世代中的日本人民分担目前日本军阀的过失"，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必须避免情感主义和空想主义，而应以理智和现实为基础"。换句话说，就是要"理解'国与国间，无百年不解之仇'"。社评赞成《开罗宣言》的第六原则，即"待纳粹之专制宣告最终之毁灭后，希望可以重建民主睟，使各国俱能在其疆土以内安居乐业，并使全世界所有人类悉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缺乏之保证"，认为这个原则"也应同样地应用于日本"，因为"中日两国同文同种，是所谓兄弟之邦，在理论上两国是没有不能和平相处的道理。" [⑦] 《当代评论》的上述意见，可以用"宽大"两个字概括，曾任西南联大教授，时为云南大学教授的刘文典非常赞成这一立场。刘文典很少写时政评论，但他这时却写了一篇长文《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的长文。文中说："关于国家民族的事，是要从大处想的，不能逞一朝之忿，快一时之意"，何况"从东亚的永远大局上着想，从中国固有美德'仁义'上着想"，中国也不应该有狭隘的报复思想。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刘文典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法关系为例，说法国之所以能奋斗到底，全凭法国总理克莱孟梭的勇气毅力和火一般的爱国心，可是，克莱孟梭的"爱国心过于热烈"，就"流于狭隘，失之偏激"了。当年在凡尔赛会议上，美国总统威尔逊很有远识卓见地提出过许多方案，以杜绝今后的祸根，建立永久和平的基础。可是克莱孟梭"被他那狭隘的爱国心所驱使，对于战败的德国专施报仇雪恨的手段，一味的要逞战胜者的威风"，以致"忘记了胜败强弱都只是一时的事，历史是转变不已的，报应是循环的"。结果，由于维廉一世有意选择围攻巴黎的日子，在凡尔赛宫举行德意志帝国皇帝继位大典，法国也非要在这座离宫里签订和约不可。后来，"法国战败求和，希特勒也就偏要在当年德国俯首求和的地点，偏要在当年福煦元帅威迫法国代表的那一辆火车上，威逼法国的代表"。刘文典不厌其烦地叙述这段历史，目的是为了说明在处置日本时不应有报复心理，因为正是"克莱孟梭一味的要报普法战争的仇恨，全不顾虑到德国人后来的报复"，最后方"把一个德意志国家，日尔曼民族，逼迫到无路求生的地步"。[⑧] 根据上述历史教训，刘文典明确提出"对于战败的日本务必要十分的宽大"的意见。他主张"不但不要用威力逼迫这个残破国家的遗黎，还要在伐罪之后实行吊民，极力维护这个战败后变得弱小的民族"。其理由是：日本"自立为一个国家已经一二千年，我们既不能把他根本夷灭，改为中国的一个省分，依然让他做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也就应该有个待国家之道"。末了，刘文典语重心长地说："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大国家民族的关系，是东洋和平的础石，今日应付处理稍有失当，就会种下将来无穷的祸根"，德国与法国的循环报复，是为时不远的殷鉴，希望政治家和各界人士，"把眼光放大放远，平心静气的筹划一番，作一个可以垂之久远的打算。" [⑨] 联大人的上述认识，表明他们在战后处置日本问题上，面对的不只是摆在面前的战争善后问题，也不只是考虑到重建两国的关系，他们想的是更为长远的国际永久和平，这正是包括联大人在内的许多有识之士主张对日本采取宽大政策的思想基础。伍启元教授在《中国对日要求赔偿问题》中曾用一段简练文字对此做了概括，他说："这次战争的目的，在消灭阻碍人类文化进展的法西斯主义和侵略主义，在树立一种永久的和平，而不在对轴心国复仇"。[⑩]显然，联大知识精英在制定战后处置日本原则这一问题上，已超越了国仇家恨的民族意识，表现了服从世界和平利益的理性态度。战后处置日本的若干具体意见&nbsp;&nbsp;&nbsp; 战后处置日本问题已有诸多著述，故这里不再赘述惩治战犯、解除日本武装、收回失土等为人熟知的问题，仅介绍影响当前中日关系的民间经济赔偿、日本政体改造、天皇制度应否保留等三个问题。 （一）赔偿问题&nbsp;&nbsp;&nbsp;&nbsp; 前文说到，在战后处置日本问题上的主流舆论是主张宽大对待，但宽大是有尺度的。伍启元教授是对日宽大的支持者，同时也是经济赔偿的坚持者，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没有强迫的捐献，没有惩罚的赔款"的观点，极表赞成，认为对这种战胜国向战败国提出赔偿要求观念的修正和限制，主要表现在战胜国不应要求军事赔偿，只应要求补偿平民损失方面。基于这一立场，他提出："轴心国战区中所有的非法残暴的行为，在占领区中所有的剥削的抢夺，及在一切区域中不合理地自陆、海、空三方面所加的同盟国平民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至少在原则方面，同盟国是应该要求赔偿的"。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在东北、华北、东南、闽粤、华中等地"所加诸中国平民的损失，所作的各种剥削，所抢夺的物资，及自陆海空三方面所加诸中国人民生命财产的杀害与破坏"，是"不可宽恕的"，"至少在原则上应使日本全部负担这些过失的赔偿"。[11] 《当代评论》与伍启元的观点一致，它认为免去日本对中国战费的赔偿，只是为了表示宽大，但如果不向日本提出归还"他们在中国所劫夺的资产，或不必负担他们能力所及的对是国平民的损害赔偿"，那岂不"变成侵略及罪行的鼓励者了"。因此，它主张"至少应该在原则上强使日本这一代的人归还日本所劫夺的财产，并负担他们侵略所引起的损害赔偿"。[12] 按照放弃军事赔偿，只进行民间损失索赔的想法，伍启元开列过一个包括十四个项目的赔偿范围："（一）日本（指日本政府、日本军队、日本人民、日本所支持的伪组织及汉奸）在战区及占领区（包括东北）中对中国人民所抢夺、征取，以及少数代价强购的粮食、牲口、原料、矿产品、制造品、房屋，和其他物品，应全部作合理的赔偿。（二）日本在中国境内对中国工厂矿场所加的破坏，及对战区或区中对工厂矿场所作的抢夺或迁移，应全部加以赔偿。（三）日本在战区或区中对中国交通的破坏及对中国交通工具的抢夺、征取，与移动，应全部加以赔偿。（四）日本在中国沿海沿江所给予是中国船艘及渔业以各种损失，应由日本负责赔偿。（五）日本在战区及占领区中对中国农民强制改变生产及因其他压迫而引起的损失，应加以合理的补偿。（六）日本对中国平民的生命与财产自陆空水三方面军事侵略所加的损害，应全部加以补偿。（七）日本在中国有计划地施行毒化政策，强制人民种植毒物及吸食毒物。此种政策违反人类道德及国际协定。将来中国因消毒（消除日本毒化政策）所须之各种费用（如戒烟院之设备等），应全部由日本赔偿。（八）日本在历次战争中所抢夺中国的古物及有历史价值的物品应全部加以交还；日本对其他中国公物的夺取，亦应全部交还。（九）日本在中国境内对中国大学及文化机关所作的破坏，及在战区与占领区对中国大学及文化机关的一切损害，应全部赔偿。（十）日本在战区及占领区对中国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所掠夺的白银准备、外汇准备。及其他资产，应全部交还。（十一）日本所发的一切敌伪钞票，应于中国政府收回后，由日本依法给以黄金兑现。（十二）敌伪在占领区中所征收及接收的一切罚款、租税，及其他收入，全数应交还中国。（十三）日本在战区及占领区对中国人民的虐待，对中国人民强迫劳役，对中国人民征兵，和对中国人民的屠杀奸淫，应对全部损害加以赔偿。日本对俘虏的非法待遇，亦应列入这一项范围之内。（十四）日本在亚洲各地对华侨生命财产的损害，应全部加以赔偿。"[13] &nbsp;&nbsp;&nbsp;&nbsp; 根据以上项目上，伍启元统计的损失为：工矿8亿美元，交通6亿美元，沦陷区人民和亚洲各地华侨财产5亿美元，金融8亿美元。上述相加，为27亿美元，以1937年美元比价折算，最低也达20亿美元。进行这一统计后，伍启元强调这个数目"过于保守"，"而绝不会估计过多"，他认为较合理的估计是40亿或60亿美元，但这并未包括日本在历次战争中抢夺中国的文物、书籍、及设备公物等，也未包括对占领区中国人民的屠杀奸淫虐待、强迫劳役与服兵役、对中国俘虏非法待遇，和所施行的毒化政策。[14]由于这些事件损害的数目，带有战胜国的主观判断，难有客观标准，因此他不愿加以推测。 与伍启元和《当代评论》的主张不同，刘文典根据日本的承受能力，认为经济赔偿也应放弃。他说：无论哪种经济赔偿，最终"实际缴付赔款的是无辜的后代人民，而不是战争的责任者"，"何况近代战争都是倾注全部的金钱物力，打得民穷财尽，才分胜负。再要战败国的无告穷民支付那天文学上数字的赔款，事实上也是办不到的"。[15] 刘文典是个个性很强的学者，常常提出与众不同的意见。这个特点，也在索赔问题上有所表现，这就是他虽然不主张要求日本经济赔偿，却强调文化赔偿。 刘文典说：提到"文化"两字，真令人按捺不住感情。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这次世界大战，"无论打得怎样猛烈，两方总还多少顾惜一点文化。英美的空军固然不肯柏林大学，就以德国那样的野蛮，也还没有肯炸牛津、剑桥和大英博物院、巴黎图书馆，因为双方都以文明自居，一面也以文明国待敌人"。可是，唯有日本"把中国视为一群野蛮人种，自从开战以来，日本空军一味愿要毁灭中国的文化机关，故意的、有计划的专拣中国的大学图书馆做投弹的目标，这真是世界历次战争上所没有的野蛮残忍手段，人类历史上的耻辱。" [16] 刘文典进一步阐述到："中国这回所受的物质上的损失固然极大，但是那些都还是有形质可计算的，也就是有方法可补偿的"，而"文化上的损失，这是无数字可计算的，无方法可补偿的"。他发问到："假使大英博物院、巴黎图书馆被毁，柏林大学、牛津剑桥被炸，试问赔多少万亿金镑可以抵补呢"。他历数了日本对中国大学、图书馆、博物院的有计划毁灭，痛心地说"秘笈珍本，天球河图般的实物都是我们先民遗留下来的祖产，世界文明上的遗迹，绝不是任何数量的金钱物资所能赔偿万一的"，"日本既对世界文明犯了大罪，就应当教他把他们所保存的'文物'拿来赔偿我们"。[17] 关于文化赔偿的办法，对日本十分熟悉的刘文典可谓如数家珍。他说："近几十年来日本财阀倚仗着金钱，乘中国民穷财尽，用巧取的方法，贱价收买去的文物，如岩崎氏的丽宋楼藏书，住友氏的多钟鼎尊彝，都是中国的鸿宝重器，不能让他永远沦于异域"。另外，帝室图书寮所藏的宋版唐钞、金泽文库收藏的儒释典籍、正仓院的千年古物等等，也可以用作赔偿。这番话当然是带着情绪说的，连他本人也不得不紧接着承认这个意见"不一定是对的"。[18] 在谈到赔偿问题时，西南联大早在战争初期便承担了一项重要工作，这就是中日战事史料收集工作。此项工作是政府有关部门交给联大历史系姚从吾教授主持，现保存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的"朱家骅档案"中，有一本署名姚从吾的《卢沟桥事变事变以来中日战事史料蒐辑计画书（草稿）》，该书开篇为"工作目的"，称："欲及时蒐辑已发表关于中日战事诸史料，以免日久散佚；并欲由此基础，以期进一步蒐辑关于此次战事的正式公文与当事人的公私记录，集中保存，他日得以成立一'中日战史文库'，或国立图书馆的一个战史部。主旨在（一）系统的保存。（二）可利用已蒐辑的战事史料，分别编纂，以期树立若干间架，他日能完成若干种长编式的著作。"书中还策划了一个庞大的计划，拟收集中外报刊、专书、言论、图片、政府命令公告、未刊手稿等，分别按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体例编辑《中日战事记事汇编》，与熊克《中兴小历》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体例，编辑一部《中日战事纪略长编》。同时计划编辑的，还有《中日战事分区记事长编》、《中日战事书目提要》、《昭忠录史料汇集》等。[19] 这本草于1938年8月蒙自分校、1939年3月增订于昆明的计划执行情况如何，笔者尚未见到详细材料，但1944年5月姚从吾在致朱家骅信中说"西南联大历史系主办之抗战史料征辑会，自二十六年（1937年）成立以来，已将八年，工作继续，乞未中断"[20]，证明战争爆发之际，这项工作便同时开始了。1946年6月上旬，西南联大与北平图书馆合组的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正式结束，收集之各种资料168箱，全部交由北平图书馆接收。[21]联大历史系从事的这项历时九年的工作，除了保存战争历史资料，为后人了解战争全貌提供资料外，也带有为战后赔偿提供佐证的动机。 （二）政体问题&nbsp;&nbsp;&nbsp;&nbsp; 战后解除日本武装和战争赔偿，是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必然措施，但而真正的关键还在要使日本的政体不再成为产生军国主义的温床，彻底铲除日本再次对国际和平形成威胁的基础。因此，战后处置日本诸事中，最为核心的无疑是对日本政体的改造。曾为西南联大教授的政治学家罗隆基这一点尤为强调。他说："这次世界大战的目的，在同盟国方面，是奠定世界民主的基础"，无论哪个国家，"有民主，将来世界就有和平，没有民主，将来世界就没有和平"，所以，无论是处置德国，还是处置日本，前提都应当是怎样使它建立起民主制度。[22] 《当代评论》也持同样主张，它提醒大家不要以为说"只要对日本表示宽大，则中日两民族便可以永久和平相处"，凡是了解近数十年日本现状的人，不能不承认"黩武主义和侵略主义在日本有极深固的势力"。对于这种"以侵略为民族理想及宗教信仰的国家"，如果不彻底消灭军阀主义与侵略主义，不在政治上建立宪政传统，不改变黩武主义的教育与宗教，则日本就有可能"再成为侵略的潜势力"，以至"不难在二十年或三十年后又再度成为危害和平的祸首。" [23] 按照西方民主国家模式对日本政体进行改造是势在必行的，可惜当时中国本身的民主制度也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这就使人们讨论这个问题时缺乏底气，改造的途径与方法自难展开。 （三）天皇问题&nbsp;&nbsp;&nbsp;&nbsp; 铲除军国主义温床问题，既包括建立民主政府、制定和平宪法，同时还涉及到一个绕不开的国体问题，即天皇制度是否应当继续存在。 前文提到开罗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蒋介石在日本天皇制问题上的意见交换，是一次私下谈话，当时并未公布。不过，美国的一些类似舆论很快传到中国，如史密斯氏在《美国政府战后处置日本的计划》一文中所说"至于皇室的命运，我们准备让日本国民去决定"，《生活》、《时代》、《幸运》三杂志联合草拟的《日本投降的条件》中也说"我们并不建议强迫日皇逊位，或改变日本的政治机构"等等，曾相继在中国媒体披露。而1945年1月的第九次太平洋学会上，各国代表在是否保留日本天皇制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也在中国民间引起爆炸。1945年9、10月间，美国合众社社长白里访问重庆，在一次宴会上蒋介石主动对他说起开罗会议与罗斯福的意见交换，合众社遂将蒋介石与白里的谈话全文发表，立即引起国内外的注意。10月18日，杜鲁门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赞同天皇的命运取决于日本人民的自由选举，并称蒋介石的意见用意甚善。[24] 但是，通观中国民间的主流舆论，则坚决主张废除天皇制度。第九次太平洋会议，昆明《正义报》特发表《战后日本的地位》社评，表示了"坚决主张摧毁日本的天皇制"的态度。指出"天皇是战争的罪魁"，"天皇制更是日本青年向外侵略，顽强作战的精神原动力"，"天皇制不取消，日本的自大狂和忠君爱国的思想即无从取消，日本国内的民主势力也就不容易抬头"。[25]《正义报》的立场得到社会学家、联大教授费孝通的响应，他的《太平洋上的持久太平》就是作为声援而撰写的。 费孝通的文章发表于第九次太平洋学会结束的第二天，他对太平洋学会上一些人放任日本天皇制继续存在的态度表示极大不满。针对英美国家有种认为日本天皇和英国皇帝相同，既然英国皇帝没有阻碍英国民主的发展，日本天皇也不该成为日本民主的阻碍的舆论，费孝通指出"事实上天皇和英皇是不同的"，"天皇制度和民主政治是不相容的"。他分析说，两者的不同在于首先是"天皇制度中直接包有军权的部分"，虽然"在表面上日本是模仿英国的政体，有国会，有内阁，而且内阁得向国会负责"，但是，"实际上海陆两相却不向国会负责，而是直接向天皇负责的。在内阁更迭的时候，军部可以不受影响，反之，若是军部不满于向国会负责的内阁，他们可以退出，不推荐任何人选，使内阁垮台"。正因这种体制，"日本民主基本上变了质，成了一个骗人的招牌，作军部统治的烟幕。"费孝通断言"军部统治的基础就是天皇制度，天皇不废，日本人民也永远不会享受民主的政制。"其次，费孝通还分析了日皇与英皇的不同还在于"天皇是日本统治阶级的家长"，"天皇是被认为神权，他即是像桀纣一样的暴戾，人民也不能革他的命"。这种"宗教信仰上的绝对性"，使天皇也成为"军阀财阀的家长"，并且"造成了军阀财阀的绝对性"，这就使"日本的社会结构也就永远说变不出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根据以上理由，费孝通认为不仅"天皇制度是阻碍日本民主的根本力量"，并且在"天皇制度下的日本很难有自动的蜕变"。为了太平洋的前途，也为了日本人民的自身利益，他主张必须利用这次日本战败的机会，"代替日本人民把这个'神的代表'烧了送回上天，使他不致在人间作祟"。[26] 废除天皇制度，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的人一致主张，不过刘文典又一次对这个问题做了修正。他认为日本政体改造的关键，在于推翻皇位改建共和国体，而不在是否保留"天皇"这个名号。有着考据癖的刘文典，说"天皇"这个称号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唐代武则天临朝时，臣下尊称她为"天后"，把她的丈夫唐高宗称作"天皇"，日本的典章制度多抄袭中国唐朝，于是也跟着叫自己的君主为"天皇"。后来，天皇这个名号被人利用，硬说天皇是天上神明降世，要统制世界万国。刘文典主张"天皇"可以保留，但名号需要改变一下，削去"天皇"两字，改称"日本国王"，以"防止将来再被人利用曲解"。其实，对于天皇问题，刘文典认为这属于日本自己的问题，"用不着我们去强做主张"，一定要去主张，"反而会伤害感情"，到头来可能"适得其反"。总之，"日本本身的事，让日本人自己去管，牵涉到别国利害的事，大家商酌着办"，唯有"大家一致维持拥护的办法"，"才能垂之永久"。[27]在几乎异口同声要求废除天皇的舆论下，刘文典的意见的确有些出入，但他的出发点和目的，则与大多数人一样，都是为了实现永久和平。&nbsp;&nbsp;&nbsp; 抗日战争结束后，西南联大知识精英对于处置日本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其中有些意见也很有代表性，如冯至就曾在一篇专文中反对在处置日本问题上吹嘘"大国民风度"[28]。不过，由于对日本的清算已决定在旧金山会议讨论，也由于国内矛盾凸显，人们的视线更多地转移到反对内战问题，故本仅论述的范围仅限于在战时。 &nbsp;&nbsp;&nbsp; 出现近七十年前的这场战后处置日本问题讨论，本已成为历史的一页。而且当时人们各抒己见，有异有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今天，旧事重提，并非对这段历史的眷顾。当前，中日两国关系虽然被称之为破冰阶段，但在历史问题的认识上仍存在不少分歧。在这种形势下，回顾联大知识精英当年的见解，更能展示他们关心祖国前途、爱护世界和平的积极精神。这一点，无论何时都是最宝贵的。 （2007年7月10日　东京） [①] 《论日本战后国体》，重庆《大公报》社评，1944年1月31日。 [②] 《太平洋学会开幕将专注讨论战后处置日本方法》，云南《民国日报》1945年1月9日。 [③] 《战后处置日本问题》，云南《民国日报》社论，1944年6月15日。&nbsp;[④] 钱端升：《论外交根本政策》，《新民族》第2卷第13期，1938年10月9日。&nbsp;[⑤] 王迅中：《战后远东和平的展望》，《当代评论》第3卷第4期，1942年12月7日。王迅中即王信中，在西南联大注册的名字为后者。&nbsp;[⑥] 王迅中：《战后远东和平的展望》，《当代评论》第3卷第4期，1942年12月7日。王迅中即王信中，在西南联大注册的名字为后者。 [⑦] 《我们对日本应有的态度》，《当代评论》社评，第4卷第6期，1944年1月21日。这篇评论文末署名"启"的执笔者，当是联大教授伍启元。&nbsp;[⑧] 刘文典：《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上），《云南日报》专论，1944年3月30日。&nbsp;[⑨] 刘文典：《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下），《云南日报》专论，1944年3月31日。&nbsp;[⑩] 伍启元：《中国对日要求赔偿问题》(上)，《当代评论》第4卷第6期，1944年1月21日。&nbsp;[11] 伍启元：《中国对日要求赔偿问题》(上)，《当代评论》第4卷第6期，1944年1月21日。&nbsp;[12] 《我们对日本应有的态度》，《当代评论》社评，第4卷第6期，1944年1月21日。&nbsp;[13] 伍启元：《中国对日要求赔偿问题》(上)，《当代评论》第4卷第6期，1944年1月21日。&nbsp;[14] 伍启元：《中国对日要求赔偿问题》(下)，《当代评论》第4卷第7期，1944年2月1日。&nbsp;[15] 刘文典：《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上），《云南日报》专论，1944年3月30日。&nbsp;[16] 刘文典：《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下），《云南日报》专论，1944年3月31日。&nbsp;[17] 刘文典：《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下），《云南日报》专论，1944年3月31日。&nbsp;[18] 刘文典：《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下），《云南日报》专论，1944年3月31日。&nbsp;[19] 姚从吾：《卢沟桥事变事变以来中日战事史料蒐辑计画书（草稿）》，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存。 [20]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5月22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存。 [21]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6年6月9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存。 [22] 努生：《民主化日本》，《民主周刊》第1卷第6期"短评"，1945年1月20日。&nbsp;[23] 《我们对日本应有的态度》，《当代评论》社评，第4卷第6期，1944年1月21日。&nbsp;[24] 《日皇存废问题》，昆明《中央日报》社论，1945年10月23日。 [25] 《战后日本的地位》，昆明《正义报》社论，1945年1月12日。&nbsp;[26] 费孝通：《太平洋上的持久太平》，昆明《扫荡报》"星期论文"，1945年1月21日。&nbsp;[27] 刘文典：《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下），《云南日报》专论，1944年3月31日。&nbsp;[28] 见冯至：《记忆与忘却》，《自由论坛》（周报），第32期，1945年9月29日，第1版。&nbsp;

关于晚清文化的研究，学界存有重新学而轻旧学，详今文经学而略汉学、理学的倾向，对儒学内部各派别的位置及其传承谱系缺乏整体把握。历史地看，晚清时期，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而处于主导地位；汉学拥有广泛的学术基础，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依旧占据传统学术的主流；今文经学的兴起虽然醒目，但其社会基础则不及理学、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