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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一书，叙述了不同地区的医学传统和疾病史以及人类主要疾病的历史和地理分布，为研究者快速掌握不同国别史中对疾病研究的概况与动态提供了一本极好的研究手册，同时也使我们反思在重视具体文化语境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跨文化的疾病史书写。

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对历史研究中的民族虚无主义进行了批判。进一步指出，一些所谓“革新派”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之所以把自秦以来的二千年的政治制度说成上“专制政体”，二千年的学术思想说成是“ 思想停滞”，二千年的社会经济说成是“封建社会”，原因就在于他们“莫不讴歌欧美，力求步趋，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睹亦在是。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反观祖国，凡彼之所盛自张扬而夸道者，我乃一无有。于是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乃若一冬蛰之虫，生气未绝，活动全失”。

我以为，不可忽视的是，“五四”以后掀起的“社会改造”运动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遗产，而且其波及范围之大，影响程度之深要远过于对个体“自由”观念的认同和诠释。从研究价值上而言，两者至少是不可相互替代的。

本文以台北史语所和近史所所藏“傅斯年档案”和“朱家骅档案”之有关信件为基础，探讨陈寅恪名字的读法和他与老友、史语所上司傅斯年之间的关系。这些信件显示，陈寅恪在国外求学时，一直用标准发音拼写他的名字。另外，他与傅斯年之间的关系，自20世纪30年代未期开始，也曾有一度十分紧张。这一紧张关系的造成，与傅斯年的“学霸”作风有关，也与陈寅恪追求学术独立的立场有关。从中，我们亦可看到陈寅恪1949年决定去留大陆的一个因素。

文章举出与“孔子与当代中国”问题有关的三种思想史的解释方式（列文森的“走入历史”“博物馆”观，李泽厚的“文化－心理结构”观，史华慈的“图书馆”观），然后尝试描述与“孔子与当代中国”问题相关的现实处境。

两宋时期史籍上所见的减租记载辑录。

徐中舒先生对夏商史所作的大量有益的探索以及其在罗王之学基础之上所建立起来的文献、考古及民族学材料相互比较参证的科学的多重论证法，为中国先秦史学科体系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时值学风浮躁，目前的夏商史研究中所暴露出问题不少。有的学者在史料不足徵的情况下，急功近利，浅尝辄之，随意发挥主观想象，甚至凭空捏造史实，杜撰出一些所谓的“禹都阳城即濮阳说”、“古秦楚同源论”等奇谈怪论，它们还能刊发于所谓的国家级刊物或是核心期刊上，此种风气不知何时休矣!今撰此纪念文章，在弘扬徐中舒学术精神的同时，期望对此不良学风有所遏制。

以《清实录》为依据，选择了“良民”、“小民”、“愚民”、“刁民”、“奸民”、“盗”、“贼”、“匪”等八类有关民众称谓的话语进行统计分析，以窥探有清一代治乱兴衰之变迁历程。

1908年11月14日傍晚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刻，38岁的光绪皇帝在幽禁中死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1909年3月12日光绪梓宫出殡，从京城景山观德殿移至西陵梁各庄行宫"暂安"。当时，崇陵尚未建成。直到1913年11月，在行宫正殿停放了四年零八个月的光绪皇帝才入葬崇陵地宫，而大清王朝却已经灭亡。 倘若把光绪之死看作一个孤立的事件，那么，其结果似乎并不重要。但如果我们把光绪之死同当时的政治派系斗争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光绪之死的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东西。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再去反观光绪皇帝的死因时，就可能得出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结论。 笔者在此想从病史医案、时人日记和政治斗争三个方面，透视光绪皇帝的死因，并对围绕光绪之死的清廷各势力的政治博弈做一简要分析。 一、从病史医案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戊戌政变，慈禧再次临朝"训政"，光绪帝被幽禁于瀛台，七情郁结，遂成病势。慈禧征召各地名医为光绪诊病，并将诊病脉案交各衙门堂官阅看。 我们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根据内务府《奉宸苑值宿档》整理的《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可以看到，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三到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其中略缺数日）光绪帝的病症及诊治情况。现择取十月初四至十月十二日医案，摘要如下： "十月初四日，下部潮湿寒凉，时或滑精，不耐久坐久立，懒于步履。恶寒嗜卧，腿膝酸软。前半夜少眠，后半夜睡不解乏，醒后筋脉觉僵，两肩沉坠。今早大便一次溏稀，便前便后腹中作痛。小便频数时或艰涩不利等症。[1] "十月初五日，下部潮湿寒凉，时或滑精。不耐久坐久立，懒于步履。恶寒嗜卧，腿膝酸软。前半夜少眠，后半夜睡不解乏，醒后筋脉觉僵，两肩沉坠。今早大便二次，便前腹中作痛，先稠后稀。小便频数，时或艰涩不利。[2] "十月初六日，下部潮湿寒凉，时或滑精，不耐久坐久立，懒于步履。恶寒嗜卧，腿膝酸软。前半夜少眠，后半夜睡不解乏，醒后筋脉觉僵，便前腹痛。今早大便一次溏稀，小便频数时或艰涩不利。[3] "十月初七日，口渴心烦。身体懒倦，腰间作痛，牵引少腹作抽。谷食欠香，消化不快， 食后胸堵膨满胀闷。前半夜少眠，后半夜睡不解乏，醒后筋脉觉僵，两肩酸沉。便前腹痛，今早大便一次见溏，小便频数时或艰涩不利。"[4] （中缺十月初八日--十月十一日） 十月十二日，御医会诊，对光绪帝病情病因做了整体分析： "十月十二日，朱焜、门定鳌、范绍相请得皇上脉息。左寸关浮弦，重按无力，右寸关弦细而数，左尺细软，右尺细弱。外感头捅之症己除，惟鼻塞清涕尚未尽净，此乃风寒渐解之象。昨夜滑精旧症如前。谨按脉症之因，推详五行之理，缘由气血素弱，更兼调摄失宜，以致伤脾，中土不能健运，以交心肾，则夜间虚烦少眠，睡不解乏，醒后筋脉觉僵之症见矣。心火不下交则上炎而灼肺金，故呛咳无痰，牵引少腹作抽。心烦日渴，身体懒倦，时作太息。食后胸堵胀闷，恶寒嗜卧之症生矣。水不上济则下流，而伤阴液，乃有小便频数，时或艰涩不利，梦遗滑精，耳鸣腰捅，腿膝酸软之症出矣。金虚则木盛生火，故日赤干涩，视物若蒙之症作矣。肝木既盛则侮脾土，故四肢沉坠，酸软无力，不耐久坐久立，懒于步履。谷食欠香，消化不快，大便溏稀之症作矣。"[5] 从光绪二十四年的旧医案来看，光绪帝身体长期羸弱，病亡的可能性极大。这里之所以拈出这段陈年医案，就是想从较长时段把握光绪帝的病程状况。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光绪帝死前十年就已患有五脏、消化系统、分泌系统、生殖系统、排泄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虽曰多为慢性，十年之光阴消磨，亦足以致如此孱弱之人于死地。 光绪三十四年春，光绪帝病情加重。宫中御医诊治无效，只得征召江苏名医陈秉钧、曹元恒等人进京诊脉。对此，刘声木记道:"光绪三十四年二三月间，德宗景皇帝久病未愈，早入膏肓。有时肝气大发，愤无所泄恨，以手扭断某太监顶戴，以足跌翻电气灯。情势日亟，遂有令各省督抚保荐名医之上谕。"[6]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间，慈禧曾与光绪帝"初次同幸农事试验场......慈圣步履甚健，场中周围约十余里，尽皆步行。德宗则以两人小肩舆随后。"[7]此时光绪帝身体之弱，反不及年逾七旬的太后。 光绪帝的病情进一步加重，是在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底。《申报》报道，当时皇上已是"步履甚艰，上下殿阶须人扶掖。"[8]到九月底十月初，光绪帝行走已不便。 据杜钟骏从内务府大臣奎俊处得到的消息，"一日皇上在殿泣日：万寿在即，不能行礼，奈何？六军机同泣。"[9]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生日，据恽毓鼎记:"皇太后万寿，升仪鸾殿。辰正，皇上（此处似缺"本应"二字--笔者注[10]）率王公百官在来燕门外行礼，臣毓鼎侍班，人宝光门后始知圣躬不豫，唯在内廷行礼，毓鼎乃随诸臣人班叩贺。"[11]此时的光绪帝已是"足难出户"了。 从以上记述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光绪帝病情的恶化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或者说"发展脉络"。捕捉到这一"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对光绪帝的死亡不至于因为感到太过突然而刻意去捕风捉影以至浮想联翩，成为某些另有所图的"野史"所俘获的代言者。 二、从时人日记看     与当时流传的诸多"野史"及其多远离内廷权力中枢的作者群体相较，有机会和权力出入内廷的机要人员和朝廷重臣的日记记载无疑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正式性。特别通过这些日记记载，我们可以窥见围绕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双双病危内廷的仓惶应对和匆忙的权力交接，以及笼罩在众臣心头的阴霾和对个人与国家前途的忧虑感和未知感。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宫病皆亟"与其说是出于人为，不如说是出自"天意"（即所谓"历史的偶然性"所致）。 我们先看时任军机章京的许宝蘅日记中的记载：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四日六时入直。前二日两宫未御勤政服，以太后感冒伤风。十二日庆、醇两邸曾诣仪鸾殿问安。"[12]慈禧太后由于生日过劳致病。 "十月十五日入直。大风，甚冷。庆邸昨日请训赴东陵查看普陀峪工程，今日启程。"[13] "十月十八日六时入直值班。皇上以不能坐，未召军机。"[14] 这时的光绪帝坐起已是困难。 "十月十九日入直。太后圣躬不豫，梁监传谕周身痛，昨日至今未进食，停起。"[15]慈禧太后全身疼痛，无法起床，两天没有吃东西。 "十月二十日闻两宫病皆亟，军机巳刻入对于太后宫内，午刻又传入见，奉懿旨授醇亲王为摄政王，又奉懿旨醇亲王之子溥仪留宫内教养，在上书房读书，又闻传即夕还宫。二圣同病，殊可危虑。"[16] 再让我们看一看时任军机大臣的鹿传霖日记中的记载：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二日:"六钟入直，未召见。皇上八日未大便。"[17]中医讲大便久不通，由于三焦五脏不和，气血壅塞所致，严重者可致死。 "十月十九日六钟入直，两宫均欠安，未召见。发庆邸公函，促其速回。内府大臣及各医谈两宫病状，张仲元密告，慈脉气极弱，恐脱。"[18]这时慈禧太后病危，与许宝蘅所记慈禧太后"不豫"、"停起"等细节相合。 "十月二十日六钟入直，邸辰回，未上。午后上病危，报邸，申刻来，同赴仪鸾殿慈圣寝宫请召见。派醇邸为摄政王，醇王子入宫教养，代批折件。"[19]即许宝蘅所记"两宫"病皆亟及一系列仓促的政权交接。 "十月二十一日六钟入直，内大臣、各医均言上脉见败象，鼻煽唇缩，恐不起。未敢离直房，早晚回寓所，仍住宿公所。是夜丑初二刻始寝，即闻酉正二刻五分上宾。"[20] 十月二十二日记："由公所入直，辰刻入内，至乾清宫瞻仰遗容，痛哭。"[21]既是瞻仰光绪帝遗容，若为鸩杀自不难看出，然鹿传霖记述如常。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光绪帝死于人为鸩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三、从政治斗争看 杜钟骏曾撰《德宗请脉记》，该文系多年后回忆，虽有个别细节失实，但总体上仍可参考。书中记载，七月十六日，杜钟骏在仁寿殿给光绪帝请脉，当时慈禧也在座，似乎对皇帝的健康很关注。[22]后来慈禧还禁止朝臣私下向皇帝进呈丸药。[23] 慈禧太后生日临近时，"一日皇上在殿泣日:万寿在即，不能行礼，奈何？六军机同泣。" [24]其实，作为以"德"著称的光绪帝，对于慈禧太后，无论自己情愿还是被迫，名义上必须尊敬慈禧太后，无论是在她生前还是死后。这不仅仅是一种谋略需要，而且关系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维系。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光绪帝在抱病尤其在病笃这段时期，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并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紧张，很有些同病相怜的意味。至于慈禧太后为什么对皇帝的健康那样关注，其背后则是慈禧太后对皇位继承的考虑。 当时的朝局是，"有八国列强支持"的奕劻为领衔军机大臣，其子载振为商部尚书，父子显赫不可一世。当袁世凯攀辕其下，与其结成同盟时，慈禧太后就警惕起来。 奕劻非皇室近支，又与列强友善，袁世凯身为汉族，又掌控北洋，结交洋人。"洋人"、"军队"，这两者都触及到慈禧太后敏感的神经。她曾试图先把奕劻开缺，却遭到英国驻北京的公使阻挠，只好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内调袁世凯为外务部尚书，参予军机。明是重用，实际是解除其兵权。但是袁世凯和奕劻的关系却不能马上斩断。光绪帝病势日渐恶化，自己又逐渐衰老，正当她筹划着下一个步骤时，自己却病倒了，这时又听到或者预感到：袁世凯准备废掉光绪，推戴奕劻之子载振为皇帝。 恽毓鼎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十月十四日晴。圣躬不豫辍朝，唯庆亲王见慈圣于榻前。即退，即兼程赴普陀峪地宫。朝士惊惶，虑有非常之变。且闻枢臣讨论道光庚戌、咸丰辛酉故事。"[25] 道光庚戌故事，即1850年，皇四子奕詝（咸丰）与皇六子奕訢的皇位之争。咸丰辛酉故事，即慈禧太后亲身经历的诛杀辅命大臣，自己垂帘听政的政变。显然，这时的光绪帝显然不是自己的敌人，真正的威胁来自奕劻父子和袁世凯，他们才相当于道光庚戌的皇六子势力和咸丰辛酉的恭亲王及胜保势力。而自己恰恰是借助后者取得了政变的成功。 因此，奕劻及袁世凯势力集团才是慈禧太后临终前真正的忧虑所在。于是慈禧太后在光绪帝弥留之际，也感到自己身体不适时，开始了她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弄权：先把奕劻调开，让他去东陵查看工程，然后把北洋军段祺瑞的第六镇全部调出北京，开往涞水。为了稳定第六镇北洋军，开拔之先发给了每名士兵二两银子，一套新装和两双新鞋。同时把陆军部尚书铁良统辖的第一镇调进来接防。  "等到奕劻回来，这里一切大事已定：慈禧宣布了立我为嗣，封我父亲为摄政王。但是为了继续笼络住这位有八国朋友的庆王，给了他亲王世袭罔替的思荣。"[26]  "在她看来，她这个决定总算为保全爱新觉罗的宝座而尽了力。她甚至会认为，这个决定之正确，就在于她选定的摄政王是光绪的亲兄弟。因为按常情说，只有这样的人，才不至于上袁世凯的当。"[27] 后来的载沣罢黜袁世凯与其说是"为兄报仇"的意气用事，不如说是"按既定政策办"，连慈禧太后生前都奈何不了尾大不掉的袁世凯，一个年纪轻轻的摄政王又怎么可能伤到袁世凯而不为其所反噬呢？慈禧太后聪明一世，临终恐怕也有"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无奈与慨叹吧！ 至此，我们在回头反观光绪帝之死，恐怕再也没有十足的勇气说光绪帝死于慈禧太后或者其他什么人的之鸩杀了。 这里还想再就历史研究与仪器科学的联姻简单谈一下看法。笔者曾经受过四年的理工科训练，做了许多植物细胞分析、DNA基因提取等实验设计，深感基于实验（或者说经验）的定量分析必须和基于逻辑推理的定性分析结合，才有可能得出接近事实真相的数据和结论。如果过分依赖定量分析而不加以审慎质疑和思考，则得出的结论有时甚至不如定性分析接近事实的真相。换句话说，历史研究可以借助仪器科学,但不能迷信仪器科学,因为其中的不可控因素太多，单就测量误差来说，就有系统误差[28]、仪器误差[29] 、理论误差[30]、个人误差[31] 、环境误差[32]以及过失误差，[33]甚至还包括不为人知的人为的因素。[34]因此，对任何一个化学量进行的测量都不可能得出一个绝对准确的数值，即使用最精尖的测量仪器和最完善的测量方法，测出的数值也和真实值存在差异。 也许会有人担忧，"科学会因为不确定性而衰弱吗？"美国密歇根大学地质科学系教授，曾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地球科学部顾问，美国地球物理学联合会委员的波拉克告诉人们不必担心，科学的不确定性不但不是止科学前行的障碍，恰恰相反，"许多科学的成功正是由于科学家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学会了利用不确定性。科学是靠不确定性而繁荣的。遗传性状如何被复制的不确定性，最终导致双螺旋分子结构的发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是科学工作者的那些人经常将科学等同于确定性，而不是等同于不确定性。"[35]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和探索的是：从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去世到1913年11月崇陵建成入葬, 光绪帝尸体在行宫正殿停放了近五年，这期间究竟如何保证尸体不腐烂，可以肯定对尸体做了某些防腐处理，而且极有可能采用西洋的化学方法处理（中国传统的防腐处理无论如何无法使尸体在地上留存五年），但具体如何操作，用何化学试剂，其中有没有砷化物。[36]倘若是因为采用了砷化防腐的方法对光绪帝的遗体进行了全身处理，从而导致了其身体各肢体器官及毛发甚至衣物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砷化"现象，那么即使测量出砷含量超出常规，恐怕无论如何也推不出"光绪帝死于砒霜中毒"这一结论吧！  注释：[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历史档案》2003年第2期，第69页。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历史档案》2003年第2期，第69页。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历史档案》2003年第2期，第69页。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历史档案》2003年第2期，第70页。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历史档案》2003年第2期，第70页。 [6]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上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87页。 [7]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下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50页。 [8] 《申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九日，第3版专电四。 [9] 杜钟骏：《德宗请脉记》，《近代史资料》（总56号），第50页。 [10] 根据后文"入宝光门后始知圣躬不豫，唯在内廷行礼"记载，光绪帝显然未能率王公百官在来燕门外行礼。恽毓鼎的此条记载多被后来的研究者短章取义，用以证明此时的光绪帝身体尚健，不久之后的"离奇"死亡是被人鸩杀。至于说此处缺省的原因，笔者认为可能是时任起居注官的恽毓鼎出于"为尊者讳"的有意缺省，毕竟光绪帝此举殊乖礼制。 [11]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页。 [12] 许宝蘅：《巢云簃日记》1906-1911，《近代史资料》（总115号）2007年7月，第57页。[13] 同上，第57页。[14] 同上，第57页。[15] 同上，第57页。[16] 同上，第57页。 [17] 鹿传霖：《鹿传霖日记》，《文物春秋》1994年第3期，第65页。[18] 同上，第66页。[19] 同上，第66页。[20] 同上，第66页。[21] 同上，第66页。 [22] 杜钟骏：《德宗请脉记》，《近代史资料》（总56号），第45页。 [23] 杜钟骏：《德宗请脉记》，《近代史资料》（总56号），第52页。 [24] 杜钟骏：《德宗请脉记》，《近代史资料》（总56号），第50页。 [25]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页。 [26]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3年9月，第20页。 [27]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3年9月，第20页。 [28] 系统误差又叫做规律误差。它是在一定的测量条件下，对同一个被测尺寸进行多次重复测量时，误差值的大小和符号（正值或负值）保持不变；或者在条件变化时，按一定规律变化的误差。 [29] 这是由于仪器本身的缺陷或没有按规定条件使用仪器而造成的。如仪器的零点不准，仪器未调整好，外界环境（光线、温度、湿度、电磁场等）对测量仪器的影响等所产生的误差。 [30] 又称方法误差，这是由于测量所依据的理论公式本身的近似性，或实验条件不能达到理论公式所规定的要求，或者是实验方法本身不完善所带来的误差。例如热学实验中没有考虑散热所导致的热量损失，伏安法测电阻时没有考虑电表内阻对实验结果的影响等。 [31] 这是由于观测者个人感官和运动器官的反应或习惯不同而产生的误差，它因人而异，并与观测者当时的精神状态有关。 [32] 也称外界误差，是由于实际环境条件不满足规定条件而产生的误差。环境条件包括温度、湿度、气压、振动、电磁场、光照度等以及这些因素的空间不均匀性和时间不稳定性等。 [33] 过失误差也称粗差，是指工作中的差错，是由于工作粗枝大叶，不按操作规程办事等原因造成的。过失误差主要是由于测量者的疏忽所造成。例如读数错误、记录错误、测量时发生未察觉的异常情况等等，这种误差是可以避免的。 [34] 如"意识形态的扭曲"，一个前苏联斯大林时期对孟德尔所谓"资产阶级遗传学"的颠覆和对米丘林所谓"无产阶级遗传学"的鼓吹经常采用政治对实验数据的导向性干预策略。参见美亨利·波拉克：《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李萍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0页。 [35] 美亨利·波拉克：《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李萍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 [36] 17世纪的英国，砷的多种化合物常被用来制取防腐剂；1909年发现的一种砷化合物--"砷凡纳明"因可杀灭细菌并抑制细菌生长，故而长期被用以治梅毒、雅司病及其他螺旋菌感染，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被青霉素所替代。（资料来源：由作者提供）

1919年5月3日，即五四运动爆发前一天的上午，《北京学生全体宣言》的起草者、大名鼎鼎的三大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罗家伦，在忙于策划北京高校学生运动的间隙，还做了一件迄今鲜为人知的“重要”事情——他准备好了一份给北大校方的上书，要将自己的老师——当时已是名闻中外的新文化运动反对者、拖辫教授辜鸿铭——赶下北大的讲台。

本文是拙作刘松龄研究之二，介绍乾隆朝钦天监正刘松龄的两封私人信件，讨论的主题，正是乾隆十三年——空前严重的教案未已，又发生金川之役、皇后薨逝风波，以及政府大政策收敛，等等——这一非同寻常的年份。其中提到若干中国史料没有谈到的史事，就是对同一个问题，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无疑，作为耶稣会士的刘松龄具有他不同一般的眼光和立场。这是不难理解的，也是不多见的。如何对待类似的史料，也就成为我们清史研究的一个新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三份历史文件，主要是指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清政府发给各省督抚的关于和战问题的《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总理衙门送交各国驻华使馆的《照会》和此前一天同文馆教习丁韪良送交各国公使“核览”的《条陈》，对它们进行辨析和考察

作为传统士人的进身之途，科举考试无疑是其人生的一大关键环节。十年寒窗、考场拼杀固然重要，而其间为赶考特别是会试所做精心准备这一链环，于科考成败亦关系颇大，其意义不容小觑。尽管历来士子有将赴考路上的所见所闻笔之于诗文的雅趣，但不无可惜的是，这些记载大多零散且不成系统，难为他人做全面的鉴戒。即使如《士林彝训》（关槐撰）、《士庶备览》（佟氏辑）、《士商必要》（江湖散人辑）之类的指导书中，虽然也有所关注和涉及，但仍非专门针对士子赶考环节而作。其有意就此环节而撰为专书者，清儒林伯桐所撰《公车见闻录》一书，当为一难得的典型代表之作。 一 林伯桐，字桐君，一字月亭，广州府番禺县人。其先由闽迁粤，世居省城高第街。曾祖举之、祖康民、父天植，皆未仕，世以医为业。惟伯父天卫独喜读书，不因家贫而废学，与所居高第坊之士人庞昆、庞振等，论文倡和甚相得，而尤长于为诗，颇有其父康民"世世耕田读书"之志，虽"赍志不遇"[①]，却俨然子弟表率。 正是在家风熏陶之下，伯桐自幼即致力于学。长从劳潼游，"相与研究理学，得力尤深"。又与一时名士，如吴应奎、吴兰修、张维屏、黄培芳、曾钊、张杓诸人，"以学问文章相砥砺"[②]，质疑问难，相交甚契。正是得诸师友之益，其为学遂精进不已。乾隆五十八年（1793），伯桐年十九，入县学。嘉庆六年（1801），乡试中式第44名举人，座主帅承瀛特赏其文，以大器期之。嘉庆二十二年（1817）会试时，其父去世，伯桐以"不及亲视含殓，抱憾终身"，"自是一意奉母，不复计偕"[③]。此后，伯桐乃以键户授徒为业，教弟子以朱子白鹿洞规条，循循善诱，从游者因多所成就，其登甲乙科、任馆选部曹者日盛，而能敦内行、勉实学者更不乏人。道光六年（1826），阮元改定"学海堂"规制，设八学长以课士，伯桐首与其选，推扬阮元所倡经义古学之宗旨，课艺论学，于从游者多所陶冶。后总督邓廷桢闻伯桐名，遂延聘其课二子。三年中，伯桐常与邓氏论声韵之学，但从不干预外事，故邓氏益重之。道光二十四年（1844），选授德庆州学正，三月之官，旋于十二月初一日去世，享年七十岁。伯桐不久于任，大为士林痛惜。学者尊为"月亭先生"，有经师、人师之誉。光绪十年（1884），入祀乡贤祠。 伯桐生平"于学无所不窥，尤笃志经学，研经宗汉儒，而践履则服膺朱子。《十三经注疏》皆手自丹铅，《廿四史》及诸子、诸集凡目所经者，皆能举其大要"[④]。此可见其不仅为学广博，而且在治学取向上，既能有所宗主，亦能扫除门户之见。汪鸣銮尝称："月亭先生综贯百家，群经皆有撰述，于《诗》主毛氏，所著《通考》一书，专辨传、笺之异。窃谓郑君笺《诗》，意在申毛，其有不同，如仲春婚期、鸱鸮罪人，自当以传为长，其余小有差池，未可遽议优劣也。然先生所著《易象释例》、《三礼注疏考异》，今虽不传，凡例具存集中，一以郑君为主。是先生于高密之学，实能确守，非如王子雍《圣证论》与郑为雠，亦不肯如孙炎、孔晁辈坚持门户也。"[⑤]而林伯桐之所以有此取向，乃在于他对治学方法有着独到的认识。在他看来，"夫通古人之言，而后可求其义，训诂未明，而谓吾能通其大义，果足信乎？......清谈空论，皆破义、破道者也"。以《尔雅》而论，他认为："《尔雅》，小学之书，而列于经者，盖六艺之指归、百家之钤键皆在于是。不通雅训，则于经义往往私心穿凿，人自为说。本于雅训，则同条共贯，即《尔雅》书中一字两训、三训，亦不相紊；或《尔雅》所未备，而辅翼之书，要不离乎宗。此雅训所以重也。"[⑥]秉此认识，他强调道："夫训故有郑君，义理有朱子，此经部之宗也。......他如考六书则多采郑渔仲，解群经亦不遗王介甫，能各取其所长，尽扫门户之见矣。"[⑦]由此不难看出，林伯桐治学，既注重训诂考证，又不废弃义理的探求。正因其对汉宋之学能持其平、能贯其通，故而形成了"研修以汉儒为宗，践履以宋儒为法"[⑧]的为学风格。此一为学风格，较之"或欲扬汉学而抑宋儒"、"或又欲崇宋学而黜汉儒"[⑨]者之两不相容、各执一偏，显然大异其趣。故《林月亭事实册》推誉道："所著《毛诗通考》三十卷、《毛诗识小》三十卷，阐发经义，足补先儒所未及。所著《史记蠡测》一卷、《供冀小言》一卷、《修本堂稿》五卷，皆发明义理，卓然可传于世。其《修本堂稿》内，如《朱子不废古训说》及《小学纂注书后》等篇，最有功于紫阳之学。其《书东莞陈氏学（蔀通）辨后》一篇，推明乡邦先哲之说，尤见卫道之力。"[⑩]林伯桐之能入祀乡贤祠，可谓实至名归。 二 林伯桐不仅学问精博，而且于科举亦颇留意。尽管因遭父丧而无意仕途，但他之孜孜于授徒课艺，亦体现出其对作育士子的倾心。尤其是所撰《公车见闻录》一书，更彰显出其对士子的关爱与呵护，为他们千里跋涉赴京赶考，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赴考指南，或可称之为赶考注意事项，这在科举时代是十分难得的。 《公车见闻录》共一卷，计10个小目：约帮、就道、行舟、升车、度山、出关、工仆、用物、养生、至都；其中，度山附过埧，用物附行李，至都附场具。而每个小目之中，又分为几条或十几条或几十条数量不等的具体事项。若就行程而言，这10个小目大体可分为三大项：一为赴考前的准备；二为赴考行程事宜；三为到京城后的注意事项。 （一）赴考前的准备 "约帮"是林伯桐对赴考前准备事项首先所予以强调的。所谓"约帮"，就是士子赴京赶考时约友朋熟人一道结伴而行，以便互相有个照应。在林伯桐看来："凡北上者，以约帮为重。盖万里同行，踰年相聚，自早至暮，咫尺不离，其无形之擩染，不仅如香篆之熏衣也。《易》曰：'出门同人。'此为第一义矣。"也就是说，约人同行是士子赶考要考虑的头等大事。既然约帮如此重要，那么，约什么样的人为帮就需要慎重选择了。林伯桐认为："同帮者无论旧交新识，得素所敬重，或素所亲厚之人为佳。"这是因为："人之性情，各有不同，人之学问，亦各有不同，则其见解议论，安能如一？惟所敬重者，常有畏心，不敢相忤；所亲厚者，常有爱心，不忍相嫌。即有异同，而断无芥蒂。此真可与游者也。"换句话说，惟有志同道合、心所仰畏者，方可与之约帮，非此类则不可与之同道。 约人为帮的标准既定，接下来有几个具体事项要注意。一是慎重其约。慎重其约指对选择同帮者，"可约则约，不可约则辞之"，万不可"曲意以徇人，尤不当轻诺而寡信"。另一方面，既然有约定，就应彼此一心，而不可"忽约忽改，朝东暮西"，方为约帮之"雅道"。二是选择帮友人数。约友为帮，不应太多，以四人同舟或两人同车为宜。若两人同帮，必须十分相得者，才会解除旅途寂寞。若五六人同帮，乘一条船显得拥挤，分成两船则费用过多，且不便于饮食照应。至于八人以上，就必须分乘两船，"瞻前顾后，意见纷歧"，就更不合适了。三是约定行期。出发前的各项准备事情繁多，特别是"请咨"环节尤需一定时日，所以约帮者应约定一个可行的日期，以便按时启行。对新帮来说，尤应做此考虑。 约为同帮者，尽管大体标准以志同道合、心所仰畏者为取舍，但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为人行事风格。林伯桐指出："人才不一，有极沉潜者，即有极高明者；有极谨厚者，即有极倜傥者。"那么，彼此应如何相处呢？林伯桐提出一条原则："但能取其所长而舍其所短，原不必如琴瑟之专一也。"但也应注意："唯是登山临水，远道相依，必以敬慎不败为先。"如果有"偭规错矩、不羞小节者，且当舍旃"，否则的话，"立异则近而不相得，苟同则无其所长而有其所短"，均非"好相识也"[11]。总之，对约为同帮者，应以吸取其所长为主，以有益于己；而不熏染其所短，以敬慎而不败。 其次，要准备一些必需的用物。主要有如下品类：笔墨和砚，度山在行、登车在店、换乘小船，皆用得着，应"以极轻活为便"，特别是砚，愈轻便愈好，若用藤做盒更佳。船中桅头之旗和车中小旗，需写"奉旨会试"四字（也有的写"礼部会试"、"奉旨礼部会试"者），"若父兄本有官衔，即写其官衔亦可"。载食物之器，以价廉的瓦器为耐久方便，虽在广东视为粗器，但度岭之后则不易得；若瓦器之外以竹织之，则可减少搬船、度山时的破损。小沙盘非常有用，且易携带。饭盌茶杯之类的瓷器，在京城甚为难得，应设法稳藏，以便使用。铁丝灯笼最适用，要多带一两件备用。路费，最通用者为纹银，无论成锭抑或碎银，皆可通行。至于新洋钱，仅可用到苏州；印洋钱，东路用到赣州或玉山，西路用到彬州或湘潭；洋钱之碎者，止可用到佛山或三水，韶关或偶用之。兑银，广东用"司马"，外间所谓"漕平"，较"司马"为轻；"车路之平无定，大抵加重"；"京平则曰九九五，或曰京平实九三五"[12]。用钱，京城以五十当一百，谓之小钱，足数者称为大钱，或称足钱、老官板；铅山河口也有大、小钱之目，小钱以七文当十文，以七十当一百。 其三，行李。主要有：皮箱，盛放袍裤（皮、绵、单）、冬夏衬衫、马褂等衣物，但无论坐船还是乘车，皆以略小者为便，若不得已而使用两只，应选极薄扁者为宜。帽匣，盛放冬夏帽子、风领、风镜、面扶、手袖等，以两层、三层为宜，平顶者为便。小竹篮，放书籍、文房各物及杂物。马包，放被褥、花毯、皮枕箱、蚊帐等物。袱包，放手巾、汗衫、袜子等。布袋，放靴子等。皮袋，放铜面盘，宜小。凡上日用必需之物，皆应尽可能备齐、备足，以免出门后作难。 （二）行程诸事宜 广东至京城7千余里的行程，其间山山水水，跋涉需多历时日。在这期间，要注意的事情很多，故林伯桐于此一环节着墨尤多，自"就道"至"出关"以及"养生"遂构成《公车见闻录》一书的重头部分。若归类而言，则大体可分为赴京路线、交通工具、度山过关、养生调摄等几大类。 1、赴京路线 由广州城出发赴京，可分为东、西两大路线。其中，东路又分为三条小路线，而西路亦分为两条小路线。 东路的三条小路线，分别为"沙井路"、"长江路"（又称"大江路"）、"中江路"（又称"浙河路"）。"沙井路"由广州城发船，经佛山、清远县、峡山、连州江口、英德县，至韶州府城换船；然后度太平关，经始兴江口，至南雄州登陆入行，由行发夫挑行李，自己乘四人抬的爬山虎，度大庾岭，至江西南安府大庾县入行，由行写会昌三板船；经南康县，至赣州府换船，出府东关，经十八滩、万安县、龙泉河口、泰和县、吉安府庐陵县、吉水县、峡江县、新淦县、樟树镇、丰城县，至沙井登岸，雇小车陆行；经建昌县、德安县、九江府德化县，渡江；经黄梅县、太湖县、潜山县、桐城县、舒城县、庐州府合肥县、宿州、徐州府，渡河；经滕县、邹县、兖州府滋阳县、汶上县、东平州、东阿县、茌平县、高唐州、恩县、德州、景州、阜城县、献县、河间府河间县、任邱县、雄县、新城县、涿州、良乡县、卢沟桥，入广宁门进京。"长江路"由广州城发船，度韶州东关、大庾岭，换船；度赣关，至江西省城，自此与走"沙井路"者分路；换船后经吴城县、南康府星子县、大姑塘、大姑山、东流县、安庆府府城、铜陵县、繁昌旧县、芜湖县、采石矶、江宁府城外、龙江关、仪征县、扬州府，换船；度扬州钞关，经邵伯驿、露筋祠、高邮州、宝应县、淮安县、移风上下闸，至清江浦泊船，登岸渡河；至王家营，雇轿车陆行；经来安集、重兴集、仰化集、宿迁县、红花埠、郯城县、李家庄、伴城、垛庄、蒙阴县、嶅阳、新泰安、杨柳店、泰安府、张夏、潘村、齐河县、晏城、禹城县、平原县、德州，自此与走"沙井路"者合路。"中江路"自广州城启程，至江西省城，与走前两路者分途；经瑞洪湖、抚州水口、余干水口、安仁县、贵溪县、弋阳县、铅山河口、上饶县、广丰县，至玉山县登岸入行，由行发夫挑行李，自己乘爬山虎，度山；至浙江衢州府常山县入行，由行写建德船；经陈家江口、衢州府、北方人家、湖镇、兰溪县、富春驿、乌石滩、钓台、桐庐县、新城港口、富阳县，至杭州府城钱塘江口，登陆入行；过坝，至北新关换船；经塘西镇、石门县、石门镇、嘉兴府、平望、八尺湖、吴江县、太湖宝带桥、苏州府城、枫桥、浒墅关、无锡县、常州府、奔牛镇、吕城、丹阳县、丹徒巡司、镇江府京口驿，渡扬子江；经瓜洲，度由关；经三义河、扬州府，然后与走"长江路"者合路。 西路的两条小路线，为"汉口路"和"樊城路"（又称"西大路"）。"汉口路"自广州城发船后，经清远县、英德县，至韶州府城换船；度遇仙关，至乐昌县换泷船；经韩泷，至平石换单船；至宜章县，登陆入行；度小岭，至良田中站，次日至彬州入行，由行写火筒船；经耒阳县，至湘潭县换船；经长沙府城、湘阴县、洞庭湖、岳州府城、武昌府城，至汉口镇登陆入行，雇小车陆行；经聂口、杨店、小河溪、东王店、武胜关、信阳州、明港驿、确山县、遂平县、西平县、郭家店、郾城县、罗湾河、临颖县、许州城、新郑县、郭店驿、郑州、荥泽县，渡河；经小冀集、卫辉府、淇县、宜沟驿、汤阴县、彰德府、丰乐镇、磁州、邯郸县、沙河县、顺德府城、栢乡县、赵州、栾城县、正定府、伏城驿、新乐县、明月店、定州、清风店、望都县、保定府、安肃县、定兴县、涿州，自此与走东路者合路。"樊城路"自广州城启行，与走"汉口路"同，至汉口镇始分路；乘船经郧口、汉川县、仙桃镇、岳家口、宜城江口，至樊城登岸入行，雇轿车陆行；经桃华驿、吕堰驿、新野县、瓦店、新店、南阳府、裕州、丈人庄、叶县、汝坟桥、襄城县、颖桥铺、朱曲镇、尉氏县、朱仙镇、开封府城，渡河；经董家堤、延津县、卫辉府，自此与走"汉口路"者合路。 这五条路线，各有其利，亦各有其难。"沙井路"为南北通衢，其利在快捷，大约70日间就可到达；但因"乘车之时多，乘舟之时少"，所以"未免劳顿"，更为重要的是，此路所需费用较多。"长江路""好在便，其难在疑虑（风候难逆料）"，若遇南风连日，自江西省城至清江浦，"瞬息百里，实是快事"，但倘遭北风不断，则等候时日就多了；特别是对程期紧迫者来说，遇此情况就不得不中途登陆。"中江路""好在佚，其难在繁扰"，三个月左右的路程、苏杭物产胜景之秀丽，固然令初出门者心乐，但两次度山、一次盘坝、多历关卡、频繁换船，即使"不惜费用，而未免烦杂矣"。"汉口路""行程颇捷，路费较省，沿途亦无烦扰"，但所经地面俱近质朴，尤其是"泷河两宿，同泊者少，车路之初，住店褊小，换船颇多，船不甚宽"，很不舒服。"樊城路"虽为多数自西行者所选之路，"但较汉口路舟行所增已多，而车行所减甚少，水路颇难速行，每日站路甚长，且车马杂沓，略觉劳顿也"。总之，西路"好在稳，其难在简质"[13]。赶考士子如何取舍，就要看自己的程期、性情和财力了。 2、交通工具 赶考路途所乘交通工具，主要有船和车两种。由于沿途所经地方风俗不同，船的形制和用途等亦有区别。如广州之河头船（有大号、二号、三号之分）、河西船、老龙船（号数尤多）、麻洋船，二号河头船可载四人，颇觉宽敞，河西船较之河头船稍朴、稍矮，但既快捷又价廉，而老龙船和麻洋船都较大，客、货皆载。他如江西三板船（又称"沙扒船"）、浙江建德船、苏州快船和尖头船等，或广或狭，或朴或丽，或缓或捷，各有千秋。如"船之平稳者，可以安坐，而不必美观"，"船之重大者，可以多载，而不称轻装"，"船之轩昂者，可以适体，而不能速行"，"船之秀丽者，可以燕游，而不足远涉"，其在"文质之间，居则可安，行亦不钝"。做何选择，就要看士子所好了。 但不管乘哪种船，首要条件应为"船身完好、明洁"。其次，要注意安全。如雇船要找正规可靠的保家、对船要进行细致的查验、行李的搬运和放置要做周到的安排、船票的内容要尽量详细开列、船价的交付要明定数额和方式，以及上下船、出船小立、船中灯火一定要加小心等，皆需处处留意。其三，应把握行程时间。林伯桐指出："舟行不计行程，此俗忌耳。"不过，"船之当行当止，惟操舟者知之"。为了行驶顺利，士子应"谕以一早开船，稳处泊船，无故勿耽搁"；"至于风雨不时，险阻宜避，或似缓而无误，或似钝而甚安，皆不必自作聪明，轻相掣肘"，尤不应"问本日当至某处，几日可至某处"[14]，以避免触船户、水手所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对于习惯于乘坐肩舆的广东人来说，坐车多有畏心。林伯桐告慰士子们，"其实大河以北，妇人孺子，亦能乘车远行，并能骑驴代步，必非难事可知"。尽管如此，毕竟广东士子对此交通工具不熟悉，所以林伯桐除对车之形制、乘坐方法、车行情形详细说明外，还重点谈到了如下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一是价钱问题。"凡说车价将成，言明要包封若干。车价与船价不同，要全盘交与车行，听车行自行包封，自加记号。须于车票内写明包封若干，至某处交若干，至某处又交若干，至某处然后交完。仍当传车夫与车行之人当面订明"；车价之交付，"皆以圆丝银为言，每一套圆丝银若干，成价之后，则以纹银照时价折算交付"。二是要避免受车蠹的蒙骗。车蠹指船将近清江浦时，那些"搭在船尾，与船户同处，渐向客窥伺。或于客登陆雇车之时，特来迎接，沿途忽献殷勤作乡导，卑礼甘言"的人。一旦中这些人的圈套，不论你在何处雇车，他们都会把持抽分，车行也无可奈何。而如果你不为其花言巧语所动，并向车行说明并无接引之人，车蠹也就无计可施了。三是要在车票内详细注明行李、停留时间等，并于每早出发时，要格外小心行李，"以防小偷割车尾"。四是若遇呕车现象，"但下地步行数里，可坐则坐，否则竟越宿而后坐车，则安然矣"。五是要熟悉各地车夫秉性。如汉口和沙井的小车夫，多是湖北黄陂、孝感两县之人，言语嗜好与广东差不多，"约束坚明，无不可用"；而大河以北的车夫，多是直隶、山东、山西、陕西之人，"其言语倔强，饮啖饕餮者十居八九"，则"不易驾驭"[15]。只有弄清这些情况，才好与之相处，不至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3、度山过关 行程当中，会遇到过山问题。当船行近度山时，会有一些"涉水远来迎请入行者"，对这些人，不可轻易答应，最好自己登岸到各行商定夫价、轿价，行内自然会派人前来搬运行李。行有官行、货行之分，一般来说，"官行承应小心，但多求，且多伪"，而货行的服务也很周到，且较官行为稳，所以货行更为适宜。入行后，要催行家开单，"将各项夫价结完，并预备谢行银，并管店酒钱"，以便第二天一早动身。度山时，应一早起身收拾妥当，尤应将咨文随身携带，路费也应提前从箱中取出，以备不时之需。度山之后交接时，要将行李"照号数一一点明。其皮箱内有路费者，可一开视"[16]，以免有所遗漏、丢失。过埧大体与度山相似，所应注意者，也是不要轻信远来迎请过埧之人，且要小心行李、财物的安全。 由广东至京城，要过一些关口，对一些事情需要留意。首先要准备的，是将手本（写会试某某某，度岭后加"广东"二字）和咨文事先预备好，到关时令跟随之人拿着去请关。关口有人来检查，乃例行公事，可让船户将船板掀开，不要阻拦。而盐务缉私者，也要查验，亦不可阻拦。其次，过浒墅关时，会遇到船户"欲别行一路，由浒墅小关而行"，则应制止。因为小关船少，检查起来非常琐碎，且容易引起怀疑。其三，关口之人，少不了索讨小包陋规，应等请关手本交回后再给，以免其多次讨要。至于求索"朱卷及蜡丸者，或与或否，或多或少，可随宜自便"。其四，过关之时，遇到拥挤，需小心照看行李、财物。其五，要严禁跟随之人和船户夹带鸦片及各项非法之物，"至关口有问，据实答以会试之船，不载各货，并无夹带"[17]，以免引来无谓的麻烦。 4、养生调摄 几千里路途奔波，保重身体至为关键，若身体健康出了问题，无疑会影响到此后的考试。因此，林伯桐强调道："昔人有言：万里之外，以身为本。故调摄为北游先务，而读书犹次焉。饮食者，又调摄之要事也。"有鉴于此，他对如下事项做了详细提示。启行之前，考虑到舟中多用坚炭，颇有热气，而船又皆木板，故"宜以清润之物调剂之"，除不可多饮酒外，以绿豆藏生果中，然后置于瓦器，"登舟之后，可兼收其用"。广东本地的猪肠酿肉、酱肉、腌鸭、咸鱼等，为家乡特产，宜多带。船到白庙，应多买些片糖，可以清热、解毒、润喉。清远峡的嘉鱼、江中的大鱼、南昌的鳜鱼、雄县的鲫鱼，皆为美味，不可不一尝其鲜。西江油豆腐、浙江白菜、金华火腿、高邮盐渍鸭蛋、淮安山药、河北面饼和小米粥、京城羊肉等，风味独特，品尝品尝，不失为一种享受。"江南物产富丽，行大江者路接江宁，其物多实用，食物亦然。行中江者路经苏州，其物多美观，食物亦然"，经过此地，亦可尽情购买。至于"豆腐有清气，油炸果（一名油炸鬼）有爽气，舟车所至，无处无之，是为通品"。但应注意的是，"行车迟速难定，人在车中，偶然思食，倘遇馒头、鸡子之类，熟久而冷者，切勿将就食之，必至凝滞。小饥尚可稍耐，冷食不免误事也"[18]；辣椒容易生火，最好不要食用。此外，在店中食宿，也应注意清洁、安全，如住宿要找正规的店，"店中客房之灯，有时夜未央而油已尽，若自携火镰包及铁丝灯笼在房中，则无所不便"[19]；夜间住宿，要派跟随之人守护车上的衣箱等物；"南雄与玉山两处，茶楼酒肆，沿途络绎，携仗头钱以行，或随便散尖，或至中站会齐食饭皆可。惟西路度山并无饭店，虽有茶肆，而饼饵殊少，宜酌携果饼自随为便"[20]等。如此之类，皆应以身体为重。 （三）至京城事宜 顺天府涿州城，为各路会合之处，到了此地，离京城就很近了。涿州城楼有"尺五天"木榜，"车行至此，皆有瞻云就日之意"。待到得都门，眼界就更开阔了。福建人曾有诗概括道："要识都门九座分，正阳、宣武及崇文；阜城、东直与西直，安定、朝阳、德胜门。"这是指的内城门。若外城，则南为永定门、左为左安门、右为右安门、东为广渠门、西为广宁门、东隅为东便门、西隅为西便门。都门又有五城之目，而各具特色，有口号称："中城珠玉锦绣，东城布帛菽粟，南城禽鱼花鸟，西城牛羊柴炭（买物者虽不必尽依此数语，然依此往买，自然不远），北城君子（多住衣冠也）小人（偶藏窃匪也）。"凡此大致情形，赶考士子当尽量熟悉，活动起来才不致茫无头绪。 在都期间，有几项事宜需留意：一是住宿，可自行找店，也可住广州会馆，"初会试者，广州会馆收取喜金贰两，凭部交收，当注明于部内。至登第后再收喜金，即要加多"。二是礼部投文，住广州会馆者，可由会馆长班投文；若亲自投文，"可入内城前门（即正阳门）内东长安街礼部衙门中，于此买卷填注明白，即日投卷，问取批回"。三是考场，地点在崇文门内，考试时，"早晨乘骡车而往（此车须于场前雇定，每人一车，科篮放在车口），午前应头场名，得照入木签，即可从容整顿领卷而入"，"场中日午颇热，近暮则寒。故场中仍须用车路衣服，未能减少。五鼓将尽，必有片刻极寒，则知天将晓矣"。考虑到京中号军不熟悉烧饭之法，所以，若进考场前有时间，可将场中饮食先行准备，尤为便当。四是生活习俗，京中人家使用煤炉，一般三月初一日停止，但平常做饭，仍用煤火，易引起中毒，而萝蔔和绿豆粉可以解之，应为必备之物。京城繁华，免不了要游览一番，但其地面为软红尘土，一出门就会风尘满面，还是尽量深居简出为宜。京城三月，正是开渠之时，不免浊气，宜佩带苍术和生大黄以辟之。还有，"都人不轻脱袜，夏月见负贩者犹有袜在。若非盛暑，未可去也"[21]。 此外，工仆一项，也应予以注意。林伯桐指出："唐人诗云：'他乡罕俦侣，远客亲僮仆。'盖数千里外，日用起居，皆资健仆。其人不足靠，安得呼应之灵？必用当其才，乃收臂指之效。"如何"用当其才"呢？一要看其年龄，不应太幼，也不应太老，以十八岁至五十以前者为宜。二要看其品性，凡狡黠、倔强、浮薄之人，皆不可用。总之，选用仆从，应以"膂力方刚，心地略明，人近忠厚"为标准。而对待仆从，一方面要以身率之，"上人敬慎，则在下者不敢生心；若在上者荡轶于规矩之外，伊辈未有能安然者。其倔强者必致反唇，其浮薄者渐得窥伺。欲结以恩，恩尽则怨；欲示以威，威多则渎"。另一方面，"驭下当持大体，不必苛察"，但"阿芙蓉流毒至甚，屡奉严禁，下人只图小利，或有携带，必要禁止，切勿姑容。不特功令森严，足为寒心；此物害人之身，并及其家。即使下人因此得利，而天怒人怨，岂远行求福之道耶"？至于所带仆从人数，"如同帮有四人，每人自带一仆亦未为多，两人合用一仆亦不为少。事有繁简，用有丰约，不能一概论也"[22]；若获登第，可以在京雇用。 由上可见，林伯桐《公车见闻录》一书，无论大纲细目，抑或必备预防，可谓开列得详细周到、井井有条。这一颇具赶考手册性质的专著，无论对于初应会试者，还是曾参加会试者，皆为一十分难得而有益的指南书。得此书而做参考，莘莘士子的赶考之路就有了不少凭依，而不会再感到行事仓猝、到处茫然了。尤其是该书之架构取舍，较之那些科考程文、选本，以及坊间所印科举用书等，其用心更为良苦，对士子亦更为切实有用。考试能否中式，关键看平时的学养和积累，而非应景之选本等所能奏效，更非靠小钞之类所能取巧。然即使学有根柢、胸有成竹，若赶考路上遇到各种麻烦而不知如何应对，同样会影响到考场的发挥。因此，行程一切顺利，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公车见闻录》之意义和特色，正在于此，而非寻常意义上的科举用书之比。 三 作为有清一代名儒，林伯桐以撰著繁富而享誉学林，诸如《毛诗通考》、《毛诗识小》、《毛诗传例》、《易象释例》、《春秋左传风俗》、《三礼注疏考异》、《礼记语小》、《士民冠婚丧祭仪考》、《史记蠡测》、《史学蠡测》、《读史可兴录》、《说文经字本义》、《古音劝学》、《性理约言》等，于经、史、小学、理学皆有相当精深的研求。那么，他何以会撰作《公车见闻录》一书呢？要而言之，有如下缘由。 其一，林伯桐乃一有心之人，善于留心、记述各种有用之事。作为传统士人，读书科考、一展怀抱是一通常取径，林伯桐亦不例外。自十九岁入县学，二十七岁中举人，其科考之路走得还算顺利。此后，入京会试，自然免不了经历一些长途跋涉的艰辛。在此过程中，林伯桐并非像有的赴考者着意山水风光的留连吟咏，而是把精力用于所经之地风物人情的搜讨。伯桐弟子金锡龄尝称："月亭先生早岁北游，足迹所及，皆证以群藉，访诸解人。凡行路之劳逸迟速、人事之常变难易，靡不洞悉。"[23]这一经历，为其撰写《公车见闻录》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尽管他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因会试不及亲事父丧而抱憾终身，决意一意奉母，不再参加会试，但其前此用心所得，则是一笔意想不到的宝贵财富。 其二，林伯桐有着一颗关爱、呵护从业弟子的爱心。《林月亭事实册》中称："故学正自奉廉俭，教授生徒，从学者众。......为德庆州学正时，旋省送科诸生，贫者赠以科费，人皆颂德"，"故学正博闻强记，而心气和平。所与游者，皆以学问道德相砥砺。凡人于典籍有未悉者，叩之，靡不原原本本以对"，"卢敏肃公（指卢坤--引者注）督粤时，令向学者执弟子礼，各专一经以受教。故学正尽心启迪，略无倦容。"[24]也就是说，伯桐不仅精心传授生徒学业，还从经济上对贫苦生徒予以资助。既然有此爱心，伯桐自然在赴考方面会将己之经验所得无保留地指导受业者。金锡龄回忆道："及门举于乡者，问道所由，则或以口讲，或以笔谈，俾各得其意以去。乙未（即道光十五年--引者注）秋赋，锡龄与两侯同年（指侯康、侯度兄弟--引者注），素未轻出，忽当远行，咸请受书以往。先生乃就积年存录，补以新知，为《公车见闻录》授之，曰：'书中所述，不辞劳拙，而行路切要，亦十得七八矣。'锡龄等谨识之。往返万里，依此而行，偶有疑难，取书详核，不啻驾轻车就熟路。"若没有昔日的积累，又如何能为从业弟子作指导。而可注意的是，尽管伯桐不再应试，但他对科考仍然十分留意，"补以新知"云云，即其体现。正是此一良苦用心，金锡龄、侯氏兄弟才会于赶考途中驾轻就熟。而李能定于道光十七年（1837）之录《公车见闻录》副本北上赴试，则再次验证了该书的效用。经此传播，远近皆知，《公车见闻录》遂不胫而走。 其三，正因《公车见闻录》不胫而走，故求索者日益增多。然林伯桐"著述矜慎，罕写定本"，"又谓所录自粤至都耳，各省入都之路，尚有须补者"。尽管如此，"愿观者多，传钞不足给"。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金锡龄等弟子遂以"身所已经，推之同类，情不相远"，以及"士人平日键户读书，一歌鹿鸣，事物纷若，皆向所未经。偶有代谋，或举小遗大，或明近忘远，周爰咨诹，终未得要领。取是编阅之，则梗概已具。即境地当小变通，无不可以类推矣。数千里登高临深，分明指画，而亲戚望远者，亦藉此少慰，岂非有用之书乎"为由，恳请伯桐先生予以编定，以副诸友朋殷殷欲读之急需。伯桐本就宅心仁厚，经金锡龄等这么吁请，遂欣然应允，对旧稿重加厘定。金锡龄、侯度、李能定亦踊跃襄助，参与详校字句。经伯桐师徒此番董理，《公车见闻录》遂于道光十九年（1839）仲春，终得以定本公之于世。 金锡龄为《公车见闻录》撰序称："吾粤至京师七千余里，与计吏偕，实为壮游。然结伴必气类，循途欲便安，用人须约束，备物在精简，以及舟车、关山之宜忌，饮食起居之调摄，苟非了然于心，始则草率，既而将就，其不为行路难者几希。"又称："至其书持论，难者弗避，易者弗从，皆阅历有得，所谓及而后知。又必于敬慎之中，斯得安乐之法，尤其三致意者。"[25]由此不难看出，林伯桐之撰《公车见闻录》，不仅用心谨慎，而且非常实用。即便该书所述乃针对广东士子而作，但行程所经省份，如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河南、山东、直隶，其士子亦可资以参考；他如福建、广西、贵州、陕西等省士子，亦不无借鉴之益。林伯桐虽自言阙略，实则大部分省份赶考举子皆可从中受益。就此而言，《公车见闻录》一书是应值得关注的。 四 世势移易，岁月不居，科举时代已然成为历史。然抚今追昔，考论往事，科考的悲喜艰辛，仍有令人不忍翻看却有值得鉴戒的丰富内涵。就林伯桐与《公车见闻录》而言，无论林氏之于科考的良苦用心，还是《公车见闻录》带给广大赶考举子的极大便利，皆给人以启迪和震撼。作为科考的一个有机链环，千万里跋涉是众多士子的必经之路，若无像《公车见闻录》这样的指南书，肯定会遭遇行路难的窘境。而此项事情谁来充实呢？中式者或因仕途奔波无暇于此，败北者或因失落无心情为之，不有像林伯桐这样既有所亲历又用心于此者，广大赶考举人也只能自我摸索或仅从友朋处略知一二了。林伯桐及所撰《公车见闻录》之甘为人梯，实在值得广大受益者敬佩和铭记。 更可注意的是，林伯桐之为此书，其对"约帮"为"第一义"的揭示，尤为值得重视。"约帮"之重要，其意蕴除伯桐已于"约帮"条目中已有阐释外，我们认为，其对"师友"或"友"的独特认识和定位，亦大有关系。 在《师友》一文中，林伯桐指出："士之所以成，师友之功居多。有师友者，中才可与为善；无师友者，虽有聪明，鲜不坐废。"那么，什么样的师才可师、什么样的友才可友呢？与"百工技艺，莫不知有师，习其术而已，得其术则求师之事毕矣。穷乡僻壤之人，莫不言友，相狎以为亲，相从以为悦，一有不合，则友可废矣。彼其于师友也，徒以为技艺之事，则于吾身无与也；徒以为言笑之娱，则尽人皆可也。故泛泛焉无所动于中，貌从则废师，燕僻则废友"不同，林伯桐认为，"取之人可为师者，必其使吾严惮者也，必能指吾所不及者也，故难近焉。友之善者，必其不可狎者也，必其相形而见绌者也，故未必乐就焉"，舍此便不足以言师友。以此为标准，他指出交接师友的方式应为："其敬之也不能自已也，其畏之也不敢有贰也。千世之上有心折者，唯恐获罪于其人也；万里之远不相闻者，不啻抠衣于其坐隅也。能生吾慕，一行可师也；能滋吾愧，一艺可友也。耳擩焉，目染焉，非是则有所不安矣。"[26]公车之首重相与赴京计偕为伴者，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这种师友之道的体现。 而在《友说》一文中，林伯桐更对何为"友"做了淋漓尽致、发人深思的诠释。其言曰： 人之成否，多在朋友。友也者，友其人也，友其志也，友其业也，友其能也。舍是四者，则交际 与故旧耳，此亦友道之推、友才之选，而非即友也。世俗大抵以交际、故旧为友，亦无不可，士亦如 是，则误矣。交际、故旧，人人有之，处处有之，虽度量相越甚远，或日接膝而不相知，然而必不可 废，长民者以此系属天下之人心。儒者则与人为徒焉，然非可恃此以自成也。左氏言："申公与声子为 友，伍员与申包胥友。"庄子言："子祀子与子犁子来为友。"其所谓友，寥寥数人耳，不得多也。至交 际，则贵贱各殊，老幼不一，趣舍异路，流品多歧。当其相见，莫不俨然、蔼然，或礼尚往来，或因 人成事。自一乡以至四海，皆有交际；自先世以至此身，皆有故旧，其类不穷，而可取为友者仅矣。 古之定交者，或心折其人，先睹为快；或一言投契，可证生平。同学者辅仁，同僚者联事，不论名位， 不妨异同。又或一艺各胜，相得益彰，或年辈略近，相视莫逆，迨德业有成，追维畴昔，卬须我友， 终不可谖。岂易得乎？岂多得乎？非此族也，可以卑事尊，可以少事长，可以愚不肖事贤智，而未可 遽为友。又不妨以尊让卑，以长让幼，以贤智让不肖与愚，而不必轻为友。且有其人非不可亲，而名 位相悬，则志士退逊。......故朋友也者，可以劝善，可以规过；爵禄可以相先，患难可以相恤；相见 则切劘引掖，期于有成，久不相见，闻流言而不信，是之谓心交也。至于誉望所集，闻声相思，气类 所关，互为推轂，此皆《缁衣》风人之义，然往往争名相轧，有不必善终者矣。况下此乎？此义不明， 而朋友之道苦，劝善规过不可得行，非细事也。且夫论人也，观志也，考业也，与能也，必其身略有 之，乃能取之；必其身略有之，乃能知之。不然，虽有益友，何与己事？至若彼此相求，纷纷扰扰， 得所欲则唯予与女，不得所欲则相怨一方，如刘孝穆所讥五交、三釁尚未尽之。此可谓市道交，非所 语于朋友也。[27] 此番论说，可谓运思独特、鞭辟入里。无须赘言，读者自可品得其中三味。 在《扬州》一诗中，林伯桐曰："远水通淮冻渐消，风流往事付寒潮。二分明月开珠箔，一路垂杨到板桥。画静有人方顾镜，夜阑无客不吹箫。竹西亭外春如梦，合为寻诗拨画桡。"[28]此一淡雅意境，正是其为人、为学心态的写照。而《公车见闻录》之撰，也正蕴涵了林伯桐对广大士子在科举征途中应平心静气、事求其实的别具一格的良苦用心和殷殷期待。 [①] 林伯桐：《修本堂稿》卷4，《伯考钓川先生家传》，《修本堂丛书》本，道光二十四年刻本。[②] 金锡龄：《劬书室遗集》卷16，《林月亭先生传》，光绪二十一年刻本。[③] 《德庆州学正林月亭先生乡贤录·林月亭事实册》，《修本堂丛书》卷首。[④] 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二编》卷54，《林伯桐》，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1097页。[⑤] 汪鸣銮：《修本堂丛书·序》，《修本堂丛书》卷首。洪颐煊跋林伯桐所撰《史记蠡测》亦称："不作矫激之论，不作迂阔之谈，实事求是，洞见至隐，不朽之业也。"（《修本堂丛书》本）[⑥] 林伯桐：《修本堂稿》卷2，《尔雅足以辨言说》。[⑦] 林伯桐：《修本堂稿》卷3，《浚仪王氏困学纪闻跋》。[⑧] 金锡龄：《劬书室遗集》卷16，《林月亭先生传》。[⑨] 金锡龄：《劬书室遗集》卷11，《上林月亭先生书一》。[⑩] 《德庆州学正林月亭先生乡贤录·林月亭事实册》，《修本堂丛书》卷首。金锡龄《林月亭先生毛诗识小跋》曰："道光戊子，锡龄执经于月亭先生之门。先生授以段氏《毛诗故训传》，诲之曰：'《毛诗》简略，义蕴闳深，郑君笺《诗》，偶下己意，不尽同于毛。孔疏以王肃述毛，又混郑于毛，未尽得毛意。生其研于斯。'锡龄谨志之不敢忘。今读先生是书，疏通证明，莫非抉经之心。......如此类者，不一而足，皆引申毛传之大义，识小云乎哉？而取以名书，乃歉然不自足之词。开卷标题，即无虚骄习气，则书之精核可知，而先生学之深邃愈可见矣。"（《劬书室遗集》卷10）[11] 以上皆引自林伯桐：《公车见闻录·约帮》，《修本堂丛书》本。[12] 以上皆引自林伯桐：《公车见闻录·用物》。[13] 以上皆引自林伯桐：《公车见闻录·就道》。[14] 以上皆引自林伯桐：《公车见闻录·行舟》。[15] 以上皆引自林伯桐：《公车见闻录·升车》。[16] 以上皆引自林伯桐：《公车见闻录·度山》。[17] 以上皆引自林伯桐：《公车见闻录·出关》。[18] 以上皆引自林伯桐：《公车见闻录·养生》。[19] 林伯桐：《公车见闻录·升车》。[20] 林伯桐：《公车见闻录·度山》。[21] 以上皆引自林伯桐：《公车见闻录·至都》。[22] 以上皆引自林伯桐：《公车见闻录·工仆》。[23] 金锡龄：《公车见闻录·序》，《公车见闻录》卷首。[24] 《德庆州学正林月亭先生乡贤录·林月亭事实册》，《修本堂丛书》卷首。[25] 以上皆引自金锡龄：《公车见闻录·序》，《公车见闻录》卷首。[26] 以上皆引自林伯桐：《供冀小言·师友》，《修本堂丛书》本。[27] 林伯桐：《修本堂稿》卷2，《友说》。[28] 林伯桐：《月亭诗钞·扬州》，《修本堂丛书》本。 

吕留良在清代学术史、政治史上都曾经产生过较大影响。故世后，于雍正间为文字冤狱祸及。

 二战结束后，苏日两国间存在着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日本战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苏联时期，日本战俘问题处于严格的保密状态。苏联解体后，随着档案文件的不断解密，该问题受到俄罗斯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本文根据苏联的解密档案及相关资料，对苏联这一政策的出台及其隐含的原因试加分析。　　一 苏联对日战俘政策的出台　　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百万红军挺进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部随即电令“关东军司令官从8月20日12时起，在全线停止一切对苏作战行动，放下武器，投降就俘。”[1]从8月18日起，日本关东军开始陆续地向苏军投降。根据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1945年9月1日的总结报告记载，“俘获日军官兵573 984人，将军110人。”[2]　　面对几十万缴械投降的日本战俘，如何处置他们，成了苏联政府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波茨坦会议上，美、英、苏曾就战后德国战俘的处置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随后发表的波茨坦公告第十三条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有秩序地遣返德国公民”[3]。德国投降后，美英照此精神对德国等国家的战俘进行了遣返。此刻，苏联政府是否也会遵照这一精神呢?对此，苏联政府似乎早有准备。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与被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档案材料显示，早在参加对日作战几个月前，苏联政府就对即将俘获的大量日本战俘的安置工作预先做了周密的部署，“宣布对日作战之后，苏军先后在满洲修建了20个前线战俘营，它们分布于哈尔滨、长春、奉天(沈阳)、佳木斯、牡丹江、吉林、抚顺等地。”[4]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苏联领导人就对日本战俘的安置问题下达了专门指示。1945年8月16日，苏联远东军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接到斯大林的一项命令，上面有贝利亚等人的签 字，其中规定：“日本关东军战俘将不运往苏联，以示完全符合波茨坦公告的精神。在日军缴械投降后，尽可能在当地建立战俘营。同时，负责组建战俘营的前线指挥员还要抽调必要的军队来监管和押解战俘。战俘的伙食定额按照日军在满洲的标准执行，从地方储备中拨给。战俘营的组织和管理问题，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总局局长克里文科中将及其下属军官负责。”[5]　　根据这一指示，“日本战俘被送往苏军建立的战俘集中收容所或前线战俘营，伤病员被安置到前线医院，这些地方都经过了严格的检查。战俘们也被仔细地审查一番，然后建立了个人档案和战俘卡片。”[6]另据时任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总指挥的梅列茨科夫元帅回忆：“战俘问题显得非常复杂，需要保证这批人的粮食供应、提供专门的医疗服务及成套的制服，还要解决他们的一些临时住所及其他问题。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我们已经得到了指示，剩下的其他问题我们不得不就地解决而且刻不容缓。”[7]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在如何处置日本战俘这一问题上，起初，苏联政府基本上是遵照波茨坦公告精神的，符合波茨坦公告有关对战俘处置的政策以及对盟国所承担的义务，也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然而，一周之后，苏联政府对待日本战俘的态度却发生了180°的转变。　　1945年8月23日，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人民委员部，再次给苏联远东军下达了《关于接收并安置日军战俘参加劳动的第9 898号决议》的密令，规定：“接收50万日本战俘参加苏联境内的强制劳动，将他们安置到国家的各个生产部门当中，采取适当措施安排他们的生产和生活。”[8]这份文件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总局、前线军事委员会、远东各方面军、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管理总局驻远东各方面军、远东交通管理等部门的负责人均布置了详细的任务。文件对战俘的挑选、押送、安置等工作做了详细的部署并且落实到具体的负责人，对押运到各地的战俘的数量也做了指示。文件指出，从日本战俘中挑选体力上能适应到远东、西伯利亚工作的人，每1 000人编为一个营，营、连级军官从战俘中的中下级军官选拔。文件要求为战俘提供生产劳动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汽车及畜力运输工具等，保证冬夏制服、被褥、衬衣等军用物品的发放[9]。同时，文件还对向各地战俘营调拨的物资种类、数量甚至负责押运战俘的苏军军官、士兵的人数以及运送战俘的交通工具等等逐一做了详细的指示。最后，文件指明贝利亚负责监督命令的完成情况。　　遵照这一命令，“52万日本战俘被苏联政府从满洲地区押送到苏联远东与东西伯利亚等地区”[10]。据俄罗斯一位研究者的资料显示，“为了拘押日本战俘，在苏联一共建立了49个战俘集中营”[11]。俄罗斯学者库兹涅佐夫认为，数量还远不止这些，他在著作中指出：“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统计，仅1945～1946年间，苏联就建立了71个日本战俘营，每一个战俘营还包括很多战俘管理所。”[12]另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于1950年5月24日呈交给斯大林的一份关于日本战俘问题的报告指出：“为了关押日本战俘，共修建了267个战俘营，下设2 112个战俘管理所。”[13]接收如此大规模的战俘人员，地方当局根本没有任何准备，缺少住房、棉服，食品和药品也极度匮乏。营养不良、对气候的不适应、疾病流行等原因导致日本战俘营在1945～1946年冬季出现了战俘大量死亡现象。有数据显示，“1945年12月死亡3 385人，1946年1月死亡5 168人。其中营养不良死因死亡率占48．2％，肺炎占11．9％，斑疹伤寒占8．4％。”[14]　　二 苏联对日战俘政策形成的原因　　仅仅过了一周时间，苏联政府对待日本战俘的态度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采取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国家处置战俘的方针政策，将几十万日本战俘扣押并且运到苏联境内从事强制性的劳动。这样做不仅违背了波茨坦公告有关战俘问题的规定及盟国间所承担的义务，也违背了人道主义精神。那么，苏联政府采取这项政策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与美国争夺日本势力范围　　1945年2月，斯大林曾就战后世界安排问题发表了一番谈话，他说：“这场战争跟过去不同。谁占领了地方，谁就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制度。军队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只能是这样。”[15]基于这种理论，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苏联就与美国展开了争夺战后势力范围的斗争。在远东，随着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更是成了苏美双方利益争夺的重点。　　1945年8月11日，苏联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未来盟军驻日最高司令官拟任命两人，分别由苏美各派一名将领担任，苏联方面的人选是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这一建议遭到了美国方面的断然拒绝。8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即任命麦克阿瑟为未来盟军驻日最高司令官。美国的这一做法虽然令苏联十分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因为此时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仅三天，还谈不上什么“贡献”，只好不情愿地接受这一既成事实。　　8月13日，美国将其拟定的《总命令第一号》 发给各盟国征求意见，该文件把接受日本投降分为三个区：中国、中国台湾和印度支那北部地区(以北纬16度为界)由中国政府受降；中国东北、朝鲜北部(以北纬38度线为界)和库页岛由苏军受降；日本、菲律宾和朝鲜南半部由美国陆军受降[16]。在这份文件中，美国明确规定了美国和苏联各自的受降区，力主单独占领日本，旨在抵制苏联势力对日本的影响，最终将日本纳入美国势力范围。诚如杜鲁门8月11日所说：“我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我不想分割地管制或划分占领区。我不想给俄国人以任何机会，再让他们像在德国和奥地利那样去行动。”[17]美国这种排斥苏联的做法让斯大林感到非常不满。　　8月16日，斯大林复电杜鲁门，就美国的受降方案提出两点修改意见：(1)千岛群岛应归苏军受降；(2)将北海道北半部划归苏联，当地日军应向苏军受降[18]。斯大林在信中指出：“在1919～1921年，日本占领了苏联的整个远东地区。如果俄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没有占领区，俄国舆论就会大哗。”[19]苏联领导人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为了与美国争夺对日本的占领和管制权，以确立苏联在战后日本的地位和影响。虽然在未来盟军驻日最高司令官人选问题上，苏联的建议遭 到美国的拒绝，但斯大林还没有完全丧失与美国合作的希望，期待在与杜鲁门的对话中能够达成妥协。　　8月18日，莫斯科收到了美国的答复，美国同意将整个千岛群岛交由苏军受降，但对于苏联的第二个要求则给予了坚决拒绝。“……至于北海道，总统(指杜鲁门)拒绝了斯大林关于使之成为苏联单独受降区的建议，强调指出，已经授权麦克阿瑟将军代表包括苏军在内的‘象征性的盟军武装力量’在日本各主要岛屿接受日军的投降。至于日本领土某些地区的临时占领问题，则由麦克阿瑟将军自行决定。”[20]美国总统的回答令苏联领导人感到失望和气愤。8月22日，斯大林在给杜鲁门的回信中批评到：“应该说，我和我的同志未曾料到您会做出这样的答复”[21]。　　杜鲁门的强硬政策使斯大林完全确信美国不让苏联“染指”北海道的立场不会改变。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美国在战后处置日本问题上将苏联排除在外。然则，苏联领导人并不想就此甘拜下风。恰在此时，数十万投降的日本关东军战俘攥在苏军手中等侯处置，显然，斯大林此刻已经作出了决定。第二天(8月23日)即给苏联远东军司令部下达了扣押日本战俘进行强制劳动的命令。　　关于苏联领导人这样做的原因，日本学术界流行一种说法，由于没有得到北海道的受降权，斯大林有意违背波茨坦公告有关战俘问题的规定，下令将缴械投降的关东军押运到苏联从事强制性的劳动，违反盟国间履行遣返战俘的义务。按照许多日本学者的说法，“斯大林提出苏军占领北海道的要求，遭到美国的拒绝，从苏联方面来看，这是一种别出心裁的赔偿方式。”[22]　　本文基本上同意上述看法。斯大林这样做，一方面，是想改变在同美国争夺战后对日占领和管理权中所处的“弱势地位”。苏联自参加对日作战以来，为彻底消灭敌人，早日结束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战后对日安排问题上却被美国排挤到了一边，苏联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所有的好处由美国“独霸”，这是苏联领导人所无法忍受的。因此，扣押日本战俘，即使达不到利益“均沾”的效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利益的缺失。另一方面，是在向美国示威，表明苏联已不再履行盟国在波茨坦会议上达成的有关战俘问题的协议。此时的苏联，国际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军事强国，是除美国之外的另一“超级大国”，有能力也有信心与美国抗衡。因此，盟国间的这一协议对于苏联来讲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约束力，苏联领导人不会因为一纸协议束缚自己的手脚，而是要根据自己国家利益的需要来处置日本战俘。　　(二)维护国家安全　　二战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只有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战争期间，出于抗击共同敌人的需要，苏联和西方国家暂时摒弃前嫌，结成联盟并进行了密切合作。欧洲战争胜利以后，为了谋求更多的势力范围和更大的国家利益，苏美之间开始了激烈的角逐。　　在国家利益中，国家安全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斯大林在二战后期及战后初期主要担心的是战后苏联的安全问题，1945年4月24日，在给杜鲁门的一封电报中郑重申明：“你要求我抛弃苏联安全 上的利益，但是我不能与自己国家的利益背道而驰。”[23]斯大林对于战后苏联安全上的担忧正如英国学者阿诺德·托因比所形容的那样：“俄国人一生中已经两次眼见配备常规武器的敌人地面部队从西面由陆路侵入自己的祖国，因此对安全问题一定已变得非常敏感；而在1944—1946年这一决定俄美关系前途的关键时刻，他们一定还是在用原子武器出现以前的战争条件考虑着他们国家的安全问题。”[24]正因为这样，在远东，苏联不希望战后日本加入到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当中反对自己。在准备参加对日作战的时候，斯大林非常慎重地重新评估了日本的军事力量，担心日本在 投降之后可能会重新成为苏联的敌人。日本刚刚投降，美国就想单方面地确立它对日本的控制，而日本又与苏联紧相毗邻，这不能不使斯大林为之焦虑不安，这一情况自然要求苏联采取措施来巩固自己在远东的安全。为防患未然起见，斯大林决定给予日本武装力量以坚决打击，从而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消除可能对苏联东部地区构成的军事威胁。斯大林当时讲：“问题是，美国人占领日本时却没有把日本军队俘虏，这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采取的措施一样。”[25]他接着又说：“(日本)武装力量的恢复当然是可能的，日 本人口众多，复仇的本性还很强。日本还会重新崛起。为了防止这一切，应该扣留50万到60万日本士兵及大约12 000人的指挥人员，与俄罗斯不同，美国人没有被日本人占领的经历。”[26]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斯大林担心的是，美国单独占领日本之后，日本会在美国的扶持下重新武装起来与苏联为敌。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一个例子，协约国对德国惩罚的措施不彻底，导致德国重新崛起，并成为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因此，在战后处理日本战俘问题上，苏联要吸取一战的教训，不能重蹈覆辙。斯大林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几十万日本战俘扣押起来并运往 苏联，这样可以大大削弱日军的有生力量，确保日本在短时期内没有能力再对苏联构成威胁。　　(三)弥补国内劳动力的短缺　　苏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之一，其人力、物力的损失远远超过了西方国家和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据1992年苏联国防部公布，“苏联在卫国战争期间共损失约2 700万人口，其中70％为和平居民”[27]。“全国很难找到一个没有亲人伤亡的家庭。在物质方面，损失也极其惨重。1 700多座城市、7万多个村镇、3万多个工矿企业，6万多公里铁路。4 000多个火车站遭到破坏。9万多个集体农庄、1 800多个国营农场、2 000多个农业拖拉机站遭到洗劫。直接物质损失总计6 790亿卢布(按1941年的价格计算)，等于当时整个国民财富。战争结束时，几千万居民无家可归，粮食产量下降到战前的41％，食品和工业日用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制，人们的生活相当困苦。”[28]　　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成为苏联政府所面临的严峻任务。战争中损失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导致战后苏联国内对劳动力的极度需求。利用战俘的劳动虽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是对于弥补战争所造成的物质损失仍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俄罗斯学者对此有很好 的评价：“日本士兵组织性强、还具有相当的专业技能，可以用来充当免费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在政府的监督下能够从一个劳动部门抽调到另一个劳动部门，可以派到那些气候条件恶劣的、不通电、日常生活条件极度匮乏、最艰苦的地区以及对健康有害的部门去工作。”[29]　　从1945年开始，苏联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大规模使用战俘的劳动。日本战俘主要被安置在内务部的战俘营以及国防部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独立劳动营”里。俄罗斯学者卡拉曼和休科夫斯卡娅指出：“将日本战俘安置到远东地区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他们在那些劳动消耗最大、体力劳 动最繁重的部门——有色金属、煤炭、采矿、林业、渔业部门从事劳动，因为这些部门的人力资源严重溃乏。”[30]1946年9月15日，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马立克在给莫洛托夫的工作纪要中写道：“从苏联国民经济的角度考虑，希望尽可能地延长利用日本战俘在苏联劳动的时间。”[31]这句话对于理解苏联领导人利用日本战俘进行强制劳动的目的是再恰当不过了。　　三 结语　　综上所述，战后苏联政府扣押日本战俘并进行强制劳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一政策的出台不仅与当时苏美两国在远东争夺势力范围、夺取战后对日本的占领和管理权密切相关，而且与斯大林对战后苏联在远东安全的考虑以及苏联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紧密相连。前者是外部因素，后者则是内在的动力。　　一个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和从事外交活动时，总是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这样，才能在变化莫测的国际形势中得以生存、发展和壮大。苏联亦如此，在制定战后对日战俘政策时，维护国家利益是根本的出发点。其目的，就是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有效地防御侵略威胁、确保苏联的国家安全。　　(责任编辑 张昊琦)[1][苏]М. В. 扎哈罗夫主编：《结局：1945年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历史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57页。[2]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Совет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45 года: история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ротивоборства двух держа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7 (1) . М. : 1997. с. 371．[3]《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519页。[4]Галицкий В. П. 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и интернированные в СССР／／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9, № 3．[5]За мир и гуманизм. Бюллетень Всеяпонск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 бывш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1994, февраль (№10). С. 17. Цит. по: 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Последние пленник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ало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российско- япо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осква: ИВРАН. 2005. с. 47. [6]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В указ. Соч., с. 49.[7]Мерецков К. А. На службе народу. М., 1983. с. 423.[8]За мир и гуманизм. Бюллетень Всеяпонск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 бывш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1994, февраль (№10). С. 18. Цит. по: 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В указ. Соч., с. 47. [9]За мир и гуманизм. Бюллетень Всеяпонск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 бывш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1994, февраль (№10). С. 18. Цит. по: 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М., 2003. с. 38. [10]ЦХИДК, ф. 1п, оп. 23 а. д.6, л. 112. Т1465, с. 166.[11]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1939-1956.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2000. с. 35. Цит. по: 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М., 2003. с. 56. [12]Кузнецов С. И. Японцы в Сибирском плену, Иркуск. 1997. с. 47.[13]徐元宫、李卫红：《前苏联解密档案对“日本战俘”问题的新诠释》，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4期。[14]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М., 2003. с. 67～68. [15][南]吉拉斯：《和斯大林的谈话》，转引自华庆昭著《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16]吴于虞、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17][美]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三联书店1974年中文版，第371页。[18]前引书：《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1994年版，第47页。[19]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上册(第二分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96页。[20]Сафронов В. П. СССР - США - Япония: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60 гг. М., 2003. с.58.[21]同上书，第59页。[22]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М., 2003. с. 28. [23]刘同舜编：《“冷战”、“遏止”和大西洋联盟——1945～1950年美国战略决策资料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24][英]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M·托因比合编：《欧洲的重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48～349页。[25]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Последние пленник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ало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российско- япо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осква: ИВРАН. 2005. с. 51.[26]同上。[27]马蔚云：《俄罗斯人口发展及现状》，载《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8年第2期。[28]前引书：《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第80页。[29]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М., 2003. с. 53. [30]前引文：《前苏联解密档案对“日本战俘”问题的新铨释》。[31]Катасонова Е. Л. Последние пленник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ало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российско- япо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осква: ИВРАН. 2005. с. 50. 

苏联最终失去保持近半个世纪的世界老二地位，除了内政之外，对外政策的失误也不可忽视。二战之后，全球化与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两大趋势，强国在本地区的的地位，与其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密切相关。如果一个国家没能当好周边区域的老大，那就很难吸引世界各国支持他当全球老大。苏联挑战老大失败和老二地位的丧失，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没能当好老大，造成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离心离德，甚至兵戎相见。

在独立前的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北美奴隶主人口的地区分布存在巨大差异。总体而言，北部殖民地奴隶主人口比例和蓄奴规模较小；而在南部殖民地，奴隶主人口比例和蓄奴规模较大。奴隶主人口分布的地区差异是北美殖民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它的存在又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既意味着南北地区社会结构差异，又对南北地区社会的未来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

对于被赋予了叙事形式的历史话语的批评或分析，它面对的挑战是要抵制将其比喻性语言转变成那种按字面意思表达的形式的趋势，即理解形象和想象，就好像它们的真正含义存在于它们同时揭示和隐藏的概念中。

2010年问世的出土儒学文献研究成果，仍以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马王堆帛书为大宗，而其他出土文献研究亦有不少新成果。

很久以前读鲁迅的书信，知道了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的名字。大约是1927年，斯文赫定与刘半农商定，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刘半农曾让台静农捎信于鲁迅，却被拒绝了。这一件事在后来被广泛议论过，还引起过不少的争论。不过我那时感兴趣的却是，斯文赫定是何许人也?他是怎样进入中国文人的视野，并闯进了民国文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