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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愿回忆过去，因为过去没有什么值得留恋。

《汉书·西域传》所见音译的国名、族名中，有一些（“婼羌”、“去胡来”、“鄯善”、“宁弥”）被采用的汉字赋予了另一种意义。这种做法正可藉来譬喻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编者的认知和阐述活动。

本文通过分析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至神龟元年(518)间高昌王国的内徙活动，认为在柔然、高车与北魏三方角逐西域的政治格局下，处于柔然和高车争夺焦点上的高昌为求自保而以内徙的形式谋求北魏的保护。北魏出于经营西域的战略考量却只同意将要求内徙的高昌东迁于伊吾一带，借以控制丝路交通、牵制柔然和高车。这不仅导致高昌内部政局发生动荡，而且也使得两次内徙活动未果而终。

关于近年来中国秦汉以后是否属于"封建社会"争论的述评

穀梁氏、公羊氏是经学家，重在解释《春秋》经义，故事只是为释义的补充而已，因而忽视叙事的完整性和生动性。左氏是史学家兼史传文学家，长于叙事，重视细节的真实性和情节的完整性，解释《春秋》经义只是偶尔为之。

在现代洛克研究的三个主要流派中，有两个的形成都大大依赖于对这些手稿的解读（只有左派的迈克弗森[C. B. Macpherson]，似乎没有明显受到这批文稿的影响）。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通过解读其中的《论自然法》，特别是对其中一些看似矛盾的地方的仔细推敲，得出结论说，洛克并不像自由主义者们所崇拜的那样高尚（或肤浅），而是骨子里与邪恶的霍布斯一样，只不过以非常含蓄的语言传达了相同的思想而已。剑桥大学的思想史家约翰·童恩（John Dunn）则把他早年文稿中一些矛盾和幼稚的说法归结于青年洛克的思想不成熟。他通过分析对勘洛克前后不同时期的文稿，得出了和施特劳斯完全不同的结论：洛克不仅和霍布斯完全不同，而且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充斥了他的著作的基督教说法。同样一批材料，为什么会导致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呢？

2011年6月23日午后，京城突降暴雨，市内多处积水，交通大面积瘫痪，甚至有两名男子在石景山区苹果园落入污水井中被雨水冲走罹难，二日后方才寻得遗体。其实北京市内的内涝并非现代所独有，只不过现代媒体发达，信息影像传播迅速，使人感觉更为直观而已。从历史上观察，北京的内涝乃至于北京所遭受的洪水灾害都是有史以来最为轻微的。主要原因就是建国以后，通过兴修一系列水利工程才基本根治了洪水，这是北京建城建都以来的第一次。洪水是决定城市安危的根本性矛盾，而市内的积水内涝则根本不是能和洪水相提并论的灾害，至多只是洪水所带来的危害之一。 北京历史上的市内积水 要说北京的水，先说北京的土。古之幽燕本来就是苦寒之地，根本无法和江南相比。地近塞外西北风一起便是满城飞沙了。王闿运《圆明园词》云： "九衢尘起暗连天，辰极星移北斗边。沟洫填淤成斥卤，宫廷映带觅泉源。" 其下自注曰： "自安史以来，燕地利久废，民教不修，本非宅京之所。" 此一句便写出北京作为封建帝国京师，水利不堪，水害为祸的尴尬。其实从金代开始，北方的森林因为气候变化和人口增加的原因减少很多，所以风沙就越发严重了。以至于在明朝时候就有人发明了用细纱做成的防风眼罩--名为"鬼眼睛"--就像二十多年前春天北京街头裹纱巾的骑车人一样。 这些土并不安分，有风则扬，遇水为泥。所以早年的北京有"无风三尺土，有雨墨盒子"的俗语。大约成书于嘉庆时的《燕京杂记》记载： "阴雨则污泥满道，臭气蒸天，如游没底之堑，如行积秽之沟......" 这里说的只是一般的街道，下雨就会布满泥泞，除此之外北京还有很多终年的大水坑，比如现在的二龙路，原来就是二龙坑，是元朝金水河故道的一部分。清朝时金水河故道被称为南北沟沿，明朝时被称为大明濠，都是用来做大型排水沟用的。更有名的是建国初期就被搬上舞台的龙须沟，其实它旁边的金鱼池虽为古都名胜其实也盛名难副。 清朝时国家司法机关都在二龙坑附近，一下雨便要遭灾。曼殊震钧所著《天咫偶闻》就写到： "刑部地最洼下，长夏淫霖，大门以内，水入车箱，各司皆以木床为甬路，而后可入。大理寺、都察院亦然，相传谓之'水淹三法司'。" 《郎潜纪闻》则说： "刑部白云亭最低，夏秋雨后，辄排几案做桥，亭中水深至一二尺。阮吾山司寇有诗云，十八曹司水际浮，今尚然也。" 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所在地雨后尚且如此不堪，举轻以明重，则可以想象当时城内其他低洼地带雨后会是什么样子。 当然这只是雨季的常态，光绪十六年（1890年）则发生了一次百年一遇的大水，当时永定河决口，洪水向东南而下，对北京威胁极大。前三门以北的内城因为平时疏于疏浚下水道导致街道积水墙倒屋塌。各城门不得已关城门挡住外来的大水，大雨过后想要开城门时，发现宣武门由于地势低洼，积水过深，竟然打不开了。所以只好从附近的象房中牵出两头大象才把城门拽开。 时至民国，情况依旧，周作人曾做《苦雨》一文对北京的雨和水不大满意：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里不知醒了几遍......前天晚间据小孩们报告，前面院子里的积水已经离台阶不及一寸，夜里听着雨声，心里胡里胡涂地总是想水已上了台阶，浸入西边的书房里了。好容易到了早上五点钟，赤脚撑伞，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满了全屋，约有一寸深浅......现今水虽已退，还留一种涨过大水后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谈，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写字"。 其兄周树人更在日记中谈过北京城中被水的经历： 壬子年（1912年）五月十七日记云：大雨，宣武门左近积水没胫，行人极少，予与季巿往返共一骡车。 解放前北京的市内积水问题还不是今天这样的大雨后交通瘫痪，而是整个城市路面铺装太少，不论大雨小雨，都会呈现出前文提到的"墨盒子"局面。根据档案记载（可查《北京档案史料2007.4》）1904年北京始有石渣路，1915年出现沥青路。而截止到解放前夕，北京共铺设道路142万平方公尺。而截止到1955年，北京铺装的道路面积达到554万平方公尺，其中高级路面达313万平方公尺。 要知道，这些没有硬化的路面不仅是尘土飞扬，更是垃圾遍地随处便溺，再加上来往内外的各种牲畜的屎尿，真是臭不可闻。所以从这些数字就可以想见如果市内的路面没有铺装硬化，雨后将是怎么一种可怕的情景。 由是观之，造成北京城内的雨后积水的直接原因是路面铺装和排水不畅，而北京又处于四季分明的季风气候之中，汛期降雨极大，一旦排水设施疏于管理就会造成严重的内涝。而水患的根本则在于京西的永定河水系和京东的潮白河水系会在汛期发生大的水灾。真正想解决积水问题，则要标本兼治，市内的下水道要修好；境内的水利设施更要建好，尤为需要着重治理的就是永定河的泛滥。 北京历史上的排水系统 现在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朝覆灭后为了灭其王气和防卫固守，拆毁了元故宫，并将元大都矩形城池北缩南拓为近于正方的形状，基本就是今天内二环的格局。而北京城最初的排水系统，也就是在兴建元大都时出现的。 《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一书认为，元大都科学规划"在地下顺着地形的坡度，铺设了排水设施"。而根据侯仁之先生的说法，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考古中在旧鼓楼内大街、西四、阜成门内大街均发现了元代的暗沟和明渠的遗址。"由此推测，大都城沿着主要的南北大街，都应有主要的排水干渠。干渠两旁还应有相与垂直的暗沟。干渠的排水方向，与大都城内自北而南的地形坡度完全一致。这些明渠暗沟的铺设，是应与大都的平面设计同时规划的。" 同样根据侯仁之先生的研究，明清的排水系统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城内主要的排水通道是大明濠也就是以后的南北沟沿、东长安街御河、西长安街东沟与西沟。外城则有三里河、虎坊桥、龙须沟。清朝时内城则在东西城墙内分别开出一条排水沟，西至太平湖，东到至泡子河。 由此可见，元明清时期城内排水主要靠加盖石板的明沟，而开沟、掏沟则又成为京城一景。 明末清初赵吉士《寄园寄所寄》记道： "京师二月掏沟，秽气触人，南城烂面胡同尤甚，深广各二丈，开时不通车马。" 《燕京杂记》则记道： "京师二月掏沟，道路不通车马，臭气四达，人多佩大黄、苍术以避之。" 每逢大比之年，开沟的时间也正好赶上会试，于是也就有了"臭沟开，举子来"的民谚。 其实类似的情景今天还可以看到，在初春时就要把井盖打开，将里面淤积一个冬天的烂泥挖出来，以备汛期来临，晾晒淤泥那个味道确实中人欲呕。不过这种下水道并非日常想象的那种只有脸盆粗细的管子，而都是可以让人走下去挖掘的巨构。而且地沟的位置深浅都登记造册，以便每年开沟时找准位置，不过万一找错位置就会耽误时间了。不过在没有劳动保护措施的时代，开沟经常会出现"沟夫"中毒倒毙的情况。尤其是前门外鲜鱼口开沟时，因为平时即为水产和屠宰市场，气味最为浓烈，极易中毒。 然而这种工作第一容易弄虚作假，第二可能用来敲诈勒索，所以工作效率并不高。根据《都市丛谈》（1913年《白话中国公报》剪报）的记载，当时的官员在验看掏沟的效果时，一般让一沟夫从水沟一端进入，从另一端穿出，以证明沟渠通达可以畅行无阻。作弊者则分置两人于水沟头尾，先后应答。官员在地上并不见沟中人之面目，故经常被蒙混过关。 至于开沟时的敲诈勒索，其对象一般是道路两旁的店铺，因为如果工期冗长，再把烂泥堆在门口必定长期影响生意。故店家只好贿赂街道衙门的皂吏，使其多行方便，尽快完工。不然沟头消极怠工起来甚至可以拖到夏初。 这样的清淤工作效果着实可疑，所以遇雨则堵也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了。其实这里涉及到一个现代人思维方式的问题，讲起京味儿总觉得旧京风情无限，"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可真是仔细思量，住在皇宫王府、离宫别苑中的皇亲国戚达官显贵能有多少？而对普通群众来说，旧时北京城内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哪有什么生活情趣可言？所以衡量生活品质的时候，还是要以最大数多人的平均水平为依据。 永定河水患的治理 北京历史上的水患主要来自于两个方向，即西边的永定河和东边的潮白河。而以永定河水患对北京的影响最为严重。 之所以永定河对北京有重要的影响，并不只是洪水的原因。而是北京最初的城邑就是以永定河渡口的形式出现的。北京的地理位置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北京小平原是中原腹地通过华北前往东北和塞外的交通要道。从中原前往东北必定需要渡过永定河，走过北京小平原，然后从北京的东北方向出山口经山海关一带方能到达东北。 所以北京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作为永定河的渡口发展起来的。北京这个城市从西周时期的琉璃河古城、西汉时期的蓟城、隋唐时期的幽州，一直到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两朝的京师和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这些城市的位置是从西南向东北方向移动，也就是逐渐远离永定河古渡口的。而潮白河温榆河则对北京的城市发展没有这样重大的影响。 永定河水患开始影响北京始于金代。在此之前永定河流域植被没有遭到大的破坏，而辽金两朝大肆砍伐树木营造宫室、建造战船使得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当时的永定河被称为浑河也就可以理解了。而事实上，永定河确实也是含沙量仅次于黄河的一条河。根据《略论永定河历史上的水患及其防治》一文统计，自金代至1949年的834年中，共决口81次，漫溢59次，河道改道9次。清代达到了高峰，在268年中就决口78次，平均每4年就要发生一次洪灾。 永定河之所以经常泛滥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降水时空分布不平衡，汛期降水时间长、降水量大，枯水期降水极少； --洪水暴涨暴落，泥沙含量大，多年筑堤防洪形成地上河，破坏力强； --河道上陡中缓下平，尾闾不畅。 永定河水患自辽金始，其治理自然也自辽金始。辽金时期，北京城市的位置大约在现在的广安门一带，以广外鸭子桥青年湖为中心。当时城市的最大问题之一是供水水源不足，其来源就是现在西客站旁边的莲花池，当时名为西湖，水量很小。这种供水量勉强可以供应城市用水，而根本不足以支撑开漕运，于是金代统治者开金口引永定河水经过中都城北城东注入运河。结果因为永定河水含沙过量导致船只无法通过。 元初至元三年、元末至正二年分别由郭守敬和丞相脱脱主持开金口以通漕运，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终金元两代，对于永定河都是利用大于防治，但是却都已失败告终。而其对永定河的治理因为缺乏统一和科学的指导方针，也始终停留在不断筑堤上。 至于明朝也始终采用筑堤的办法进行防洪，但是把防洪的目的放在保卫京师的安全上。 清朝康雍乾三代时，对永定河洪水的治理有了新的方法和指导思想，首先是采取了上中下游同时治理的方法，避免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继而又针对永定河泥沙含量大的特点，采用了潘季训"束水攻沙"的辩证治水理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清朝的国力在乾隆后期开始下降，再加上贪官污吏借兴修水利中饱私囊，不但没有把永定河水患治理好，反而出现了在268年中就决口78次的最高纪录。 到了民国时期，1918年北洋政府成立了旨在保护天津租界利益的顺直水利委员会，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改名华北水利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为华北地区的水利建设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不仅在海河流域和永定河流域兴建了很多水利设施，而且还编纂了一部《永定河治本计划》，准备彻底根治永定河水患。1928年华北水利委员会提出开工建设官厅水库，既可节制洪水又能蓄水灌溉，计划在官厅村南筑拦水坝一道，坝高90米，长110米，遇洪水时，最大库容可达460兆立方米。可惜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北方沦陷，这些宏伟的计划都付诸东流了。 直到1951年，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有能力有条件开始建设官厅水库，并于1954年完工。在此之后，官厅水库与下游的位于山峡出口的三家店水库一起组成了两道强力的大锁，牢牢地控制住了肆虐了近千年的永定河洪水。不仅这条河两岸的居民受益，同时也使北京城第一次有了可靠的安全保障。 余论 正因为北京地处幽燕，所以这里的人民对于水特有一份敏感和感情。有谁能够使水害变为水利造福于民，人民就会永远记住他。回顾北京的建城史和建都史，元大都不仅造就了今日北京的基本格局，而且创造性地引入了高粱河水系为北京的水源，所以日后才有了刘伯温姚广孝建八臂哪吒城、高亮赶水、刘伯温关羽合力收服孽龙这一系列赞美高粱河水系应用的神话传说。 而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不仅修建了官厅、三家店两座水库制服了永定河，而且修筑了密云、怀柔水库，在白浮堰的基础上修建了京密引水渠，解决了首都的吃水问题。 不仅如此，新中国更是彻底解决了自辽金以来困扰北京近千年的洪水问题，我相信这样的功绩也会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感悟到，只有国家统一、国力强盛、政令通达，才有条件、有力量、有可能将一项项造福于民的宏伟工程从蓝图上的美好设想真正变为现实。 参考书目： 《北京灾害史》； 《北京城的生命印记》； 《北京史苑（第一辑）》； 《北京档案史料2007.2》； 《北京档案史料2007.4》； 《北京档案史料2010.2》； 《燕京杂记》； 《天咫偶闻》； 《燕都览古诗话》； 《增补燕京乡土记》； 《北京城市历史地理》； 《鲁迅与北京风土》。

王国维先生的研究领域广博，成就卓越，在学术史上早有公论。他一生学风笃实矜慎，不轻易立说，也不任意争辩，虽已多年闻名于海内外，仍然保持谦虚的态度。读他的著作和传记，我觉得很突出的一点，是他不强不知以为知，是像我这样的后学难于学到的。这里试举王国维先生对《尚书》的研究，作为例证。 大家知道，王国维先生对《尚书》有深入的研究和创造性的贡献。他的论文集《观堂集林》，开卷《生霸死霸考》、《高宗肜日说》、《洛诰解》，一直到《〈书〉顾命同瑁说》等好多篇，都是关于《尚书》的，可说达到了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尽管如此，他却再三声明《尚书》有许多地方"不能解"。 《观堂集林》卷二收有《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其中王国维先生自述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失儒亦不能解也。"王国维坦承他对《尚书》好多文句"不能解"，并且指出前人的解释"不可通"，是"强为之说"，他不能与之苟同。 1924年夏，王国维先生为容庚先生的《金文编》撰序，首先引用孔子讲的"多闻阙疑"和"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二语，认为："阙疑之说出于孔子，盖为一切学问言。"接着他讲到《易》和《书》的"难解"，并说："余尝欲撰《尚书》注，尽阙其不可解者，而但取其可解者著之，以自附于孔氏阙疑之义。" 这样一部别开生面的《尚书》注，王国维没有写成，但他于1925年到清华研究院任导师，曾专讲《尚书》，确实体现了"阙疑"这一点。据当时听课的学生吴其昌先生的《王观堂先生〈尚书〉讲授记》和刘盼遂先生的《观堂学〈书〉记》，他上课先讲述历代《尚书》传流和注释的历史，其间便强调"其不可通音，终不可通也"。他讲授《尚书》各篇，于各家学说择善而从，同时结合自己甲骨金文研究的心得，提出很多新颖见解。例如讲《高宗肜日》，即以甲骨文"肜日"为据，论证元代金履祥以该篇为"祖庚时文"的正确。类似的精彩之处，不胜枚举。可是在很多地方，他都说"不解"。如《盘庚》"汝分猷念以相从"，他讲"不解"；同篇"各设中于乃心"，他说"设中不解"；"鞠人谋人之保居"，他说"此语不解"；《微子》"我旧云刻子"，他也讲"此语不解，王充引今文《尚书》作'孩子'，更奇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王国维指出前人注解《尚书》多"强为之说"，许多文句"终不可通"，并不是抹杀历代学者的成就。相反的，他认为《尚书》的研究不断前进，各时期的著作都有应当肯定之处。这从他最后一篇有关古代研究的作品《〈尚书覈诂〉序》可以看得很清楚。 《尚书覈诂》的著者杨筠如先生也是王国维在清华的学生。他听了王国维的《尚书》课，编著《覈诂》四卷，得到王国维，还有也任导师的梁启超的奖励，经修改后，从南方寄给王国维，王国维给他写了序。这个时候是在1927年的农历四月，离王国维的去世已经没有几天了。 这篇序文，把历代《尚书》之学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从西汉伏生到欧阳、大小夏侯章句，是今文之学；从孔安国到贾逵、马融、郑玄、王肃，是古文之学。"今古文诸家之学并亡，然传世之伪《孔传》，殆可视为集其大成者也"。第二阶段始于北宋欧阳修、刘攽，苏轼、王安石、林之奇等"皆脱注疏束缚而以己意说经"。蔡沈受朱子之命所编《书集传》，"可谓集其大成者也"。在这以后，王国维历数清代阎若璩以来各家成绩，一直讲到俞樾和孙诒让，"惜未有荟萃而画一之如孔、蔡二传者"，希望杨筠如"异日当加研求，著为定本，使人人闻商周人之言，如乡人之相与语，而不苦古书之难读，则孔、蔡二传又不足道矣"。这可说是他对未来研究的期待。 这里我们看到，王国维对历代各家《尚书》学者的优长，都作了充分的肯定。他以孔、蔡二传为《尚书》学两大阶段集大成之作的提法，尤为创见。他说二传立于学官，各数百年，"然《书》之难读仍如故也"，只是说明《尚书》本身古奥艰深，并非归咎于研究的学者，只要实事求是，深入研求，疑难终有解开的一日。这就可以看出，王国维提倡"阙疑"，不是什么不可知论，而是一种有利于研究进步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范文澜与胡适之间，没有学术上的近谊与远缘。

谈论国学者，首先应该意识到，不仅“国学”是一个现代概念，以“国学”的名义从事教学、科研和文化宣教活动，也是到清末民国时期才有的历史现象。

世界博览会，简称世博会，是由一个国家的政府主办，有多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参加，以展现人类在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取得成就的国际性大型展示会。近现代意义的世博会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后出现的文明产物，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全球化意识的推动下出现的人类文明大集合。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者自然十分关注这一事物，在他们的著作中留下了很多关于世博会的论述，特别是第一届世博会。这将是一个壮观的场面    近代的第一届世博会是1851年5月到10月在英国首都伦敦的海德公园水晶宫举办的"万国工业产品大博览会"，当时的马克思正寓居于伦敦，大部分时间泡在大英博物馆从事紧张的理论研读和批判，而恩格斯则住在曼彻斯特，一边在他父亲的公司里帮忙打理生意，一边从事革命活动和理论著述，二人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    博览会在当时显然是一件大事，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极大关注，他们在许多著述中屡屡提及此事，比如马克思不仅提到了这次博览会的主要负责人英国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还提及了博览会展厅"水晶宫"的设计者约瑟夫·帕克斯顿爵士。在展会期间，他们频繁通信，而且还相约一起参观这次盛会，并用他们的笔真实记述了当时的盛况。     5月1日开幕那天，他们就从新闻报纸上了解到当天的情况，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从《泰晤士报》来看，伦敦现在的景象一定很可怕，因为它应该已经完全被鞑靼人、法国人、俄国人和其他野蛮人所占领。此外，还可能增添来自世界各地的暗探队，甚至还有普鲁士宪兵，至于将在6月来看大博览会和大人物的德国民主派朋友奥特堡之流，还不计算在内。这将是一个壮观的场面。"    在博览会期间，他们的许多德国朋友和一些亲戚也来英国观光，经常拜访马克思和恩格斯，使他们无法正常工作，苦不堪言。除了书信，他们在合著的《流亡中的大人物》中也有述及："工业展览会在流亡者的生活中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在整个夏季中德国的庸人们像潮水一般地涌到了伦敦；德国庸人在巨大的、喧闹的水晶宫里，以及在更加巨大得多的、各种各样的隆隆声、嘈杂声和喊叫声乱成一片的伦敦感到很不舒服；他们汗流浃背地完成了在必须参观展览会和其他值得观看的东西这方面的一天的繁重劳动之后，便到谢特奈尔的'哈瑙'饭店或到哥林盖尔的'星星'饭店里去休息，在这里那才是杯中乐融融，烟雾腾腾起，一片酒店政治的气氛。"这次展会共164天，吸引了600多万人来参观，盛况空前。英国人承认美国人得了头奖：世界经济中心正在转移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客观地记述了这次博览会的盛况，还着重分析了它的重大意义，他们主要表达了以下三点看法。    首先，这次博览会是人类文明的盛宴，大大加强了世界各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交往，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指出："但是从那时以来，英国已经'开化'了。1851年的博览会给英国岛国的闭塞性敲起了丧钟。英国在饮食、风俗和观念方面已经逐渐国际化了；它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我不禁希望英国的某些风俗和习惯在大陆上也像大陆上的其他习惯在英国那样得到传播。"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博览会开幕之前的1850年11月1日就在《新莱茵报》第5-6期上公开发表《国际述评（三）》，展望了这次博览会的深刻意义，他们认为"工业将会更加繁荣"，任何的政治会议"都是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的"，"这个博览会是集中力量的令人信服的证明，现代大工业以这种集中的力量到处破坏民族的藩篱，逐渐消除生产、社会关系、各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点。"在英国成功举办首届世界博览会后，极大地刺激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竞相举办国际性的博览会，有的国家还不止一次，并逐渐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地区，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益加深。    其次，这次博览会是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产物，它集中展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大工业的巨大成就，在凸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革命性变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矛盾。这次展会共有来自法国、德国、俄国、中国、西班牙、罗马、美国等20多个国家和殖民地的约两万名商人带来了10万余件展品参展。日本学者吉田文和曾作过详细的考证。英国在博览会后出版的《各国的工业》一书详细介绍了这次展会的情况。马克思在他的《1861-1863年手稿》中对该书作了详细的摘录，并成为《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中的第一小节的直接素材。    马克思特别关注了展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瓦特的伟大天才表现在1784年4月他所取得的专利的说明书中，他没有把自己的蒸汽机说成是一种用于特殊目的的发明，而把它说成是大工业普遍应用的发动机......1851年，他的后继者，博耳顿－瓦特公司，在伦敦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了远洋轮船用的最大的蒸汽机。" 马克思用较大的篇幅论述了蒸汽机的历史作用，认为蒸汽机被广泛应用在工业生产中，说明"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它的结果是带来了工业生产的巨大变革，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    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显露并激化，机器日益排挤工人，阶级矛盾也趋激化。和英国当时"在博览会期间高唱了世界主义的、博爱主义的和商业上的和平赞歌"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极为敏锐地洞察了外表热闹的博览会后面所潜藏的危机，他们在合写的《国际述评（三）》中深刻指出："正当现代资产阶级关系已经各方面遭到破坏的时候，展览会在一个不大的地方展出现代工业积累起来的全部生产力，这同时也就是展示在动荡不定的社会的深层已经创造了的和正在一天天创造的建设新社会的物质。世界资产阶级以这个博览会在现代的罗马建立起自己的百神庙，洋洋自得地把它自己创造的神仙供在这里。它这样就在实践上证明，德国思想家年年反复说的'公民的无力和不满'，只不过是这些先生自己对理解现代运动的无力，自己对这种无力的不满。资产阶级庆祝它的这个伟大节日的时候，正是它的整个威严快要丧失，从而将非常明显地向它证明，它所创造的力量如何摆脱它的控制的时候。或许将来在一次博览会上，资产者不再作为这种生产力的所有者出现，而仅仅作为这种生产力的向导者出现。"6年以后，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1857年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最后，在这次展会上美国显示了超强实力，预示着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开始发生转移，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必然加剧。当时的美国政府派出了5048位企业家携带500多项产品漂洋过海参加了博览会，占了参展商的近三分之一，其展品广受好评。    马克思10月13日致信恩格斯："英国人承认，美国人在工业博览会上得了头奖，并且在各方面战胜了他们。1．古塔波胶。有新的原料和新的品种。2．武器。有左轮手枪。3．机器。有收割机、播种机和缝纫机。4．第一次广泛采用银版照像术。5．船舶方面，快艇。最后，为了表明美国人也能够供给奢侈品，他们陈列了加利福尼亚金矿的一大块金子和用纯金制成的一套餐具。"美国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后短短六十几年，就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其发展速度是惊人的，这让当时号称"世界工厂"和"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和其他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刮目相看，也使马克思敏锐地预感到世界经济的中心正在由英国向美国转移。    两年后，1853年世博会便在美国纽约举行，一批美国品牌在这届世博会上露面并快速形成国际化影响，比如，世界上第一部电梯就是在这次展会上崭露头角并被人们所接受，随着带有电梯的摩天大楼的拔地而起，人类城市空间的历史被大大改写了。1876年为纪念建国100周年，美国又举办了费城世博会，其规模远远超过了1851年伦敦博览会，也显示了美国的经济实力正逐渐超越英国而日益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中心。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谋求政治上的特权，由此便拉开了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持续不断地瓜分殖民地的战争，并最终酿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851年伦敦博览会虽然是第一次国际性的博览会，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察是相当细致入微的，也是无比深邃的，他们从具体的展品能够预见未来的历史，可谓慧眼独具。

作为一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国家，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独特的俄罗斯文化。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使得俄罗斯文化具有“双重性”，进而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俄罗斯民族的性格分裂和对立，使其民族个性具备了矛盾性的特点。笔者认为，正是这种民族个性，决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兴废，对俄罗斯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0年代任职于清华的张彭春，曾留学美国，其社会地位在有名无名之间(但在一般中外历史叙述中基本属于“失忆”的人物)，他的日记就偏于“为己”，较多直抒胸臆的成分，不像是专为给他人阅读所写(日记中有时文字尚不算很通畅，也未见修改，或可为一旁证)。现在已知尚存的张彭春日记为1923-1925年一段时间的，他自己定名为《日程草案》，记载与其担任清华教务主任的职务相关的内容较多，也包括不少有关教育等更宏观的内容。

在清史研究中，政治史研究一直是重点领域之一，它涉及范围广，包括制度、政策、边疆、民族、事件、人物、外交等诸多方面。近年来，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推动下，政治史研究的步伐明显加快，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出现了一批新成果。与此同时，在海内外学术交流日趋频繁、多学科研究交叉渗透、学术思想空前活跃、中青年学者迅速崛起的大环境下，传统政治史在研究对象、研究角度、研究方法乃至学术观点等方面，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化挑战为机遇，在认真反思的基础上，对研究状况作一总结与前瞻，已成为刻不容缓的话题。    满族是清朝的统治民族，八旗不仅是清朝军队的核心部分，也是满族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和管理机构。基于此种关系，八旗研究在清朝政治史中据有重要地位，是很自然的。就世界范围而言，专注于八旗史研究的学者虽然不多，却是相当国际化的群体，除中国大陆与台湾，国际间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日本和美国学者。在这篇短文中，笔者试就八旗研究的现状、未来发展以及如何回应美国新清史等问题，提出几点浅见。    一、研究现状    中国的八旗史研究起步较早。上世纪三十年代，孟森《八旗制度考实》一文，钩稽清官书中旁见侧出者，以穷究八旗制度之本源，多灼见明识，至今仍为奠基之作。五六十年代由民委系统、民族院校进行的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涵盖了旗人各主要聚居地的历史与现状，表明这一专题开始纳入民族史和地方史研究范畴。五十年代中，傅乐焕在《关于清代满族的几个问题》中，曾就八旗土地、八旗兵饷、八旗生计等问题作了开拓性研究。半个世纪以来，八旗史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满族史、清史著述踵相问世，尤其王锺翰师的"四考"--《清史杂考》、《清史余考》、《清史续考》、《清史补考》，将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锺翰师作为国内研究满族史、八旗史的领军人物，其治学特点在中国学者中颇具代表性。一是长期从满族史角度研究清史，一是高度重视基本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是注重实证性研究。实证性研究，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在八旗史、满族史研究中，同样贯彻始终。在实证性研究中，锺翰师尤重满文文献的利用，认为这是原创性研究的基础，并构成其研究的基本特色。他注重从民族关系的角度切入八旗史和满族史研究，对八旗内部满汉等民族成分的融合、汉人"满化"与满人"汉化"诸现象，都有精辟论述。    近三十年来，在新的学术环境下成长起的一代中国学者，继承前辈治学传统和特色，薪火相传，在八旗史研究中开拓进取，取得了显著成就。成就主要表现在:    第一，研究领域的扩大。在八旗形成、八旗制度、八旗组织、八旗社会、旗人群体(满洲、蒙古、汉军)、旗民关系( 很大程度就是满汉关系)、旗人妇女、旗人科举等专题，陆续有专著行世，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姚念慈《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杜家骥《清皇族与国政关系研究》、《清朝满蒙联姻研究》、《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杨珍《清朝皇位继承研究》，赵志强《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吴元丰、赵志强《锡伯族历史探究》，达力扎布《明清蒙古史论稿》，赵令志《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祁美琴《清代内务府》，邸永君《八旗满蒙翰林群体研究》，以及笔者《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清代北京旗人社会》，这些著作的水平虽有参差，但各有专攻，相得益彰，大体反映了中国学者研究八旗史的现状。    第二，研究方法多元。这批研究者基础扎实，多数具备较好的语言条件，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思想比较活跃。他们继承前辈实证性研究的传统，同时借鉴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妇女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一些人兼通少数民族文字，在利用满文、锡伯文、蒙古文文献研究八旗专题方面作出了成绩。    第三，新史料挖掘。国内学者在利用满汉档案研究八旗史过程中，重视新史料的开发，一是对房地契书、碑刻拓片、族谱家乘、舆图绘画、文学曲词、报刊杂志的利用，一是通过田野调查搜集丰富的口碑史料。在这两方面，国内学者拥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走在国际研究的前沿。    在国际学术界，研究八旗史取得突出成就的首推日本。日本研究八旗史起步最早，学术积蕴深，实力强，成果显著。从二十世纪初白鸟库吉、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 以迄于今，百年期间代代有传人，涌现出稻叶岩吉( 稻叶君山)、鸳渊一、户田茂喜、和田清、三田村泰助、旗田巍、中山八郎、圆田一龟、安部健夫、周藤吉之、阿南惟敬、神田信夫、松村润、河内良弘、石桥秀雄、细谷良夫、加藤直人、中见立夫、松浦茂、江夏由树、石桥重雄、柳泽明、楠木贤道等一大批著名学者。    日本的八旗史研究，长期以清初史为龙头，在相关的满族史、蒙古史、北方民族史、东北地方史、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均有力作行世。日本学者的研究，主要有如下特点:    第一，重视满文档案的翻译利用。自1905 年内藤湖南在盛京( 沈阳) 清宫发现满文老档以来，日本学界始终把满文档案的整理翻译作为研究八旗史和清初史的基础。东洋文库作为日本东方学研究中心，长期聚集着清史和八旗史领域最优秀的一批学者。文库相继出版了系列的学术专著、论丛、丛刊、文献目录和索引，其中相当一部分与八旗史有关。《满文老档》7 册、《旧满洲档-天聪九年》2 册、《内国史院档-天聪七年》1 册、《内国史院档-天聪八年》2 册、《镶红旗档-雍正朝》、《镶红旗档-乾隆朝》2 册，是日本学者半个多世纪以来整理翻译满文档案的代表性成果。    对满文《内国史院档》的翻译工作，目前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它如《东洋文库所藏满蒙文献目录》、《东洋文库藏镶红旗档---引言和目录》、《八旗通志列传索引》等工具书的编纂，对利用满蒙文档案研究八旗史，提供了很大便利。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从事满文档案翻译者，除少数出身满语专业的历史学家( 著名者如佟永功、关嘉禄)，主要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专家构成。与此不同，日本的满文文献翻译工作，则始终由史学研究者自己承担。为此，他们组织了独具特色的满文档案读书会。参加者在特定时间和地点聚集一处，逐段逐句研读翻译满文档案，日积月累，循序渐进。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其好处: 一是使参与者的满文水平普遍得到提高，既收到集思广益、疑义相释的实效，又加深了对满文文献的理解，为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是通过研读和彼此切磋，实现了学术前辈对后辈的传、帮、带。日本几代学者，从耄耋高龄到二三十岁的新锐，之所以都能熟练掌握满文译写，与此种学习方式有直接关系。    日本学者研究八旗史、清初史、满族史，始终以满文档案为主，其它文字文献为辅，这是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基本特色。远者姑且不提，近年出版的神田信夫《清朝史论考》、《满学五十年》，松村润《明清史论考》，以及研究集体的三部论文集《清代中国的诸问题》、《松村润先生古稀纪念清代史论丛》、《清朝史研究的新地平线》，都是运用满、蒙文档案探考八旗专题的典范。    第二，八旗史与民族史研究紧密结合。日本的八旗史研究，始终与满蒙史结合，近年来，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除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对八旗制度统摄下的各民族群体:东北"新满洲"人、"库雅拉"人、达斡尔人，以及布特哈八旗、察哈尔八旗、新疆回子(维吾尔人) 佐领、锡伯佐领等，都有专门研究。    第三，重视实地调查。实地考察包括田野调查和史料调查两个方面。田野调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在中国学者参与下，对东北三省的清朝遗迹进行了新一轮的实地考察。这一历时多年的大规模学术考察成果，收入细谷良夫主编《中国东北部的清朝史迹》一书。进入本世纪以来，细谷良夫又与笔者合作，对清代八旗各驻防地的历史遗迹、旗人群体的历史与现状，进行长达十年之久的实地调查。目前，调查工作基本结束，若干报告已在日本发表，全部调查成果计划在中国结集出版。    史料调查，也是日本学者颇具特色的一项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细谷良夫主持下完成了大型课题《清朝国家形成时期诸史料的综合研究》，目的是从整体掌握中国大陆和台湾所藏清史档案状况，并把档案作为进一步开展清朝史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又把调查满汉文献的范围扩大到美国、俄罗斯、蒙古等地。    第四，注重实证性研究。日本史学与中国史学都具有注重实证性研究传统，日本学者普遍学风严谨，心无旁骛。近些年来，他们虽然也受到美国新清史等西方史学的影响，但始终恪守自己的研究传统。诚如学界所公认的，其研究素以考证见长，虽少有耀眼的思想火花，也没有轰动一时的效果，却经得住时间的检验。    中、日学者的八旗史、满族史研究源远流长，在传统和方法上有差异也有重合，成就则各有千秋。与中日研究相比，宏观的理论思考显然是西方学者的特长。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伴随美国学术界对八旗史研究的升温，出版了罗友枝《清代皇廷社会史》，柯娇燕( Pamela Kyle Crossley)《孤军》、《透明之镜: 清朝皇族的观念》，路康乐(Edward J. M. Rhoads) 《满与汉: 晚清到民国时期的民族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欧立德(Mark C. Elliott) 《满洲之道:清朝的八旗制度与民族认同》等一批有影响的著作。他们的研究，从理论方法到具体观点，都令人耳目一新，在中国清史界很快引起关注①。    罗友枝(Evelyn S. Rawski) 于1996 年发表《再观清朝: 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反驳何炳棣1965 年《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对汉化的强调，由此又引发后者发表《有关汉化问题的再思考: 对罗斯基"再观清代"一文的回应》，与罗进行辩论。这两篇文章，已成为新清史出现的重要标志。    既然是"新清史"，首先应澄清的一点，就是究竟"新"在何处。有些学者将"新清史"的主要特点概括为: 一是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族因素，一是重视利用满、蒙等少数民族史料。笔者认为，这种概括似有不妥。如前所述，这两个特点，中日学者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已有长期实践，尤其在利用满文、蒙文文献考证史实方面，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无视学术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成果，将上述两个特点作为一种"新"的发明而归功于新清史，这种说法是否合适，答案不言自明。    当然，澄清上述事实，并不是要否定新清史的倡导之功。在从满族角度研究清史、利用满文文献研究八旗史方面，中日学者固然起步甚早，成果显著，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以往国内一些学者论到清史，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站在汉族立场即王朝正统的立场上，不妨把这种立场概括为"汉族中心论"。基于这种立场，清史中的满族，通常只占很小比重。不少学者，对满族在清朝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对满族制度(八旗制度、内务府等) 与文化在清朝史中的深刻影响，缺乏应有关注; 对满文等少数民族文献的重视，则长期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学者范围。然而，当新清史提出上述观点时，情况不同了，国内一些学者，颇有茅塞顿开之感，推其波而助其澜，以"汉族中心论"为代表的一些陈旧观念，则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清史在端正清史研究的发展方向方面，确实功不可没。    为什么新清史会产生如此大影响? 挟美国强势文化之余威固然是一个原因，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在新清史的话语系统中，强调满族与满文文献的重要性，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提法，而是从其环环相扣的逻辑关系中导引出的一种方法论要求。这一逻辑关系或可概括为: 清朝是满族建立的王朝，其统治带有不同于汉族王朝的鲜明特点; 满族不仅是中原汉族的统治者，同时也是东北亚诸多民族的共主。从这个角度讲，重视满族与满文文献，乃是上述逻辑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话说回来，美国新清史究竟新在何处? 笔者以为，与中日研究相比，新清史的优势主要表现在理论方法、研究角度和观点创新。    第一，理论方法。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无论从理论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发生不断变化，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旧观点则不断更新甚至淘汰。新清史的理论创新，集中表现在用族群理论解释满族历史和满族特有的八旗制度等方面。    第二，研究角度。新清史的关注点，主要有满族形成、满族认同、八旗制度、清朝特色、统治模式等。而广义上的新清史，其实并不局限于对满族与八旗的研究，还包括对清帝国的"尚武"与军事扩张、物质文化与精神世界、公私领域的构建与互动、社会性别研究等②。不过，把清朝的"满族性"作为其研究重点，应无疑义。新清史试图扭转以往对清朝的传统认识，更注重把满洲( 满族) 而非汉族作为研究中心(主体)，更强调满族对清帝国所作的贡献。与此同时，更关注满族主宰下的多民族关系与多元文化的互动。这一角度，有助于矫正"汉族中心论"的认识偏差，从整体上评价满族在清朝的地位; 有助于摆脱清朝史等同于中原王朝史的成见，并使众多边地民族跻身于历史大视野焦距下的中心。    第三，研究观点。新清史提出一系列新观点，大多比较宏观。其宏观既表现为研究专题的从"大处着眼"，还表现为一些学者将清史置于世界史和比较史的范畴内，与其它领域的学者共同讨论帝国、现代化、殖民、身份等问题。例如，濮德培(Peter C. Perdue) 在《中国向西进军: 1600-1800 年清朝对欧亚大陆中部的征服》(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Harvard UniversityPress，2005) 一书中，有关满洲的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比较。    新清史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以其新颖大胆而风靡一时。关于满族形成，传统观点认为，天聪九年(1635) 清太宗皇太极改"诸申"为"满洲"，是满族形成的标志。对这种观点，新清史提出要重新审视。有学者进一步提出，满族是在乾隆年间形成的，在这之前只是文化共同体，到乾隆年间始形成血缘共同体;还有学者认为，满族到清末民初才形成，正是在汉人反满思潮的强大压力和刺激下，满族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认同。关于满族是否"汉化"，以往学者，往往将满族"汉化"简单理解为汉族一方的主动灌输与满族一方的被动接受。新清史则指出: 与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相反，有清一代，满族尽管与汉族在某种程度上融合，但并没被汉化; 没被汉化的原因，是因为八旗制度的保障; 满洲精英集团依靠八旗组织，成功维持了本民族的一致性和民族认同意识，是清朝统治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新清史与八旗史、满族史研究关系密切，因此从它崭露头角时起，就引起中国学者的浓厚兴趣。一旦陈陈相因的"成见"或"定论"被新清史打上问号，也就意味着新研究的起步。从这个角度讲，新清史的异军突起，的确给清史研究的发展带来某种契机。    二、如何回应新清史    十几年来，新清史的影响逐渐扩大，但迄今为止，除了若干译著和介绍文章，中国学者尚很少提出严肃的学术性批评。如何对新清史作出回应，并通过对话实现与新清史的互动，共同推动清史研究的发展，已经提上中国清史研究界的日程。    笔者认为，回应新清史，首先要端正我们的态度。由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学术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围绕新清史的一系列新观点，中国学者完全可能持有不同看法。不过，我们首先应致力的，不仅是求其"异"，而且要求其"同"，从新清史的研究( 无论是研究角度、理论方法，还是具体观点) 中汲取有益启示，以矫正思维和观点的偏差，毕竟我们久已习惯在一种比较封闭的学术环境下工作，而传统的惯性往往会消磨思维的敏锐。    回应新清史，应就基本概念予以澄清。概念是历史研究的支点，概念涵义不清，就无法阐明历史现象内在的逻辑关系。如探讨满族是否"汉化"，首先应对"汉化"的涵义、"汉化"与汉文化"涵化"的差别作出说明③。否则，概念模糊，言人人殊，各执一端，讨论难以深入。再如考察八旗问题，不能不涉及"旗人"、"旗族"、"满人"、"满洲"、"满族"诸名称。清初已有"旗人"、"满洲"、"满人"之谓，清末出现"旗族"一称，辛亥革命后提倡"五族共和"，始有"满族"的流行。"满人"、"汉人"、"蒙人"等称谓，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族类概念，而作为民族专属名称之一的"满族"，则是自西方辗转传入的现代概念。这些概念，在涵义上有衔接又有差异，有重合又不能简单等同。目前流行把满族概念等同于清代的"旗人"、"满人"或"旗族"，表述固然便利，但在许多场合，却可能造成"今人"对"古人"的一种理解错位。    回应新清史，应承认研究取向上的差异。关于满汉关系，新清史侧重从满汉对立的角度展开讨论，中国学者则习惯于从满汉融合的角度来思考。关于清朝特色，新清史强调满族的主体性，中国学者则兼顾"清承明制"与"满族特色"两个方面。关于八旗社会，新清史强调八旗制度的特殊性和封闭性，中国学者则关注八旗制度阻隔下旗民关系( 满汉关系)的实际发展。关于民族认同，新清史似乎只关注满族的自我认同，中国学者则更倾向于从满族的多元认同入手，揭示它与汉等民族的诸多共性，而非单纯对立。这些差异的形成，有着复杂的背景与原因，在此无须展开。重要的是，承认差异，明确差异，进而通过讨论，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在弥合差异的基础上求得比较接近历史真相的共识。    有些差异，通过讨论是可以弥合的，但是也有一些差异，即使通过讨论恐怕也难以陶融。中美学者，各有自己的国情，存在着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学术环境、研究角度、理论方法的诸多差异。新清史无论怎么强劲，毕竟是在异文化的视野中观察中国，而运用西方理论和话语系统诠释中国历史，始终存在一个是否符合中国实情的问题。如有学者套用美国国内族群理论诠释满族形成，声称满族先是文化共同体，后来成为血缘共同体，与满族的历史实际显然枘凿不合。再如把自我认同，作为近代满族形成的基本尺度，是否合理，也值得思考。其实，与民族、族群相关的诸多概念，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在中国的民族学界，围绕这些概念已争论了至少几十年，聚讼纷纭，迄今仍未有穷期。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概念，都离不开从国外学术界的批量引进，与之相比，中国史研究则是一门带有鲜明本土特色且根基深厚的学科。清史研究固然也需要引入西方理论方法概念观点，但毫无疑问，它们只有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才会有落地生根的可能。    回应新清史，不必回避它的某些偏差。新清史在"矫枉过正"的同时，有时难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如否定满族所建清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或以汉满民族冲突对立取代彼此融合的主流，或强调满族特色却无视汉族和汉文化的主导作用。这些观点或倾向，有失偏颇，不仅中国学者难以认同( 当然有少数例外)，实际上在美国学者中，也有分歧和争议。    新清史的兴起，加快了清史研究的国际化进程，与此同时，也给中国的清史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的清史研究者，要在国际化大潮中继往开来，作出更大成绩，笔者以为，以下三点应该重视:    一是要有全局意识。中国大陆、台湾与日、美、韩、法、俄等国学者，在研究清史方面各有自己的传统、优势和特色，但多年以来，国内学界似乎过于偏重对新清史的关注，对他国学者的研究和贡献却往往疏于了解。信息来源畸重畸轻，明显失衡，不能不制约中国清史学界的国际视野，偏见的产生也在所难免。其实，日、俄等国对八旗史、满族史、满语文的研究均堪称源远流长，成果丰硕，包括其学者的治学方法、治学态度乃至严谨作风，颇值得国内学者学习和借鉴。清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实有待于中国学者全局意识的提升。    第二，要有主体意识。中国学者研究清朝史和八旗史，拥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只有立足本国的历史、传统与实际，坚持研究的主体性，才能把研究不断引向深入。至于那种将西方理论方法观点盲目照搬，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对本国研究却抱着虚无主义态度的倾向，显然不值得提倡。    第三，要重视少数民族文献。在八旗史、满族史、民族史、边疆史研究中，少数民族文献的整理利用尤为重要。近十几年来，特别是自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启动以来，国内在满、汉文档案、档案目录的整理翻译出版，满汉文辞书编纂等方面，都取得突出成绩，为清史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现在的问题，是已经刊布的满文档案数量庞大，能够利用它从事研究的学者却很少，后续人才严重匮乏。对照日、美诸国高度重视非汉文史料运用，并加紧对多语种人才培养的现状，中国清史界差距明显，且呈不断拉大的趋势。这个问题不解决，势必成为扼制研究正常发展的一个瓶颈。    以上以清史中的八旗史研究为重点，就研究现状、国际交流、未来发展提出若干想法或建议，未必妥当。敬祈中外同行不吝赐教。①中国的介绍文章主要有，定宜庄: 《美国与台湾学者近年来对满族史与八旗制度史的研究简述》，《满族研究》2002 年第1 期; ［美］ 欧立德著，华立译:《清代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与满洲人的中国统治》，《清史研究》2002 年第4 期; ［美］ 盖博坚著，王湘云译: 《西方学者近期对"满洲"之释义》，《清史论集---庆贺王锺翰教授九十华诞》，紫禁城出版社2003 年版; 马钊: 《满学: 清朝统治的民族特色---1990 年以来以英语发表的清史著作综述之一》，载《清史译丛》第1 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孙静: 《满族民族认同的历史追寻---柯娇燕满族研究评价》，载《清史译丛》第3 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李典蓉: 《清代满洲认同的几个问题》，载《清史译丛》第6 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美］ 盖博坚著，孙静译《谁是满洲人: 综合书评》; 张瑞威: 《谁是满洲人---西方近年来满洲史研究述评》，载《清史译丛》第7 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刘文鹏: 《清朝的满族特色-对近期清代政治史研究动态的思考》， 《清史研究》2009 年4 期。②参见［美］卫周安: 《新清史》，《清史研究》2008年第1 期。③参见王成勉: 《没有交集的对话》---论近年来学界对"满族汉化"之争议，汪荣祖、林冠群主编:《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台湾中正大学台湾人文研究中心，2006 年版。［作者简介］ 刘小萌(1952-)，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100006  

引言部分。

王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复杂而特殊的人物。20世纪之前，史家和学者研究王莽均以《汉书．王莽传》（以下简称《莽传》）为主要依据。20世纪以来，随着大量汉简、新莽简与文物的出土，中外学界对王莽和新朝史的研究更趋深入、全面，取得了卓著的成果。20世纪以来的王莽研究，按地域可划分为中国（包括大陆与港台地区）与海外（主要是欧洲与美国）两大版图，按时限可划分为20世纪前期（1900--1949）、中期（1950-1979）、后期（1980-1999）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2000-2009）四个阶段；研究内容可归纳为三个部分：一是对王莽生平家世、交游、经历，及其性格、心理、行为的考察与评价；二是对新莽时期重大史事的研究，诸如王莽代汉自立的行动步骤与理论基础，其推行复古改制的内容、实施与结果，新朝的民族政策和军事、外交活动，新室败亡的过程与原因，等等；三是对考古发掘的新莽简帛、文物的整理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考证、修订《汉书》的相关记载。《汉书》是记载和研究西汉历史最重要、最可靠的文献之一，自问世以来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被誉为中国古代官修正史的"极则"与传统史书的典范。在《汉书》成书至20世纪初的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历代史家、学者研究和撰写王莽与新朝史时，大多都尊重和采纳了班固的叙述与评价。换言之，《莽传》及《汉书》中记载汉末至新朝历史的相关篇章，是20世纪之前的学者进行王莽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和主要依据。然而，自20世纪初以来，情势却陡然发生了变化。王莽研究似乎也与王莽其人一样，成了一个复杂而特殊的学术现象。中外学界对王莽的评价，从以往的"全盘否定"变为"逐步肯定"乃至"全面翻案"，当前的现状则是"争议不休、分歧重大"。概言之，20世纪的王莽研究可概括为三种理论方法和基本观点：一以胡适、顾颉刚等人为代表。他们率先推翻了近两千年来学界和民间对王莽的定论。二以钱穆、吕思勉等为代表。他们的著作大多取材于正史，沿袭传统史学的编撰形式，但对王莽的评价却与《莽传》大相径庭。由于胡、顾、钱、吕等人对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影响甚大，在海外也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上述两种观点无论对国内学界对王莽的研究与评价，还是对海外华裔学者如黄仁宇等人，以及西方秦汉史学者萨金特、毕汉思、鲁惟一等人研究王莽的基本观点与思路，均有直接影响（详见拙作《<汉书>在欧美的译介与传播》，《中国史研究动态》20lo年第5期），使学界产生了严重的偏颇与误差。至今凡为王莽翻案者，仍几乎无不引用上述诸家之说。三以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尚钺和白寿彝等人为代表。他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历史主义为指导进行王莽及新朝历史的研究，认为王莽凭借政治投机夺取政权，其"复古改制"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是倒行逆施、完全胡来的祸国殃民之举，直接导致了西汉末年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和新朝的败亡。20世纪以来中外学者的王莽研究专著和论文数量庞大、内容丰富，是汉代历史与《汉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国内外发表新莽史与王莽研究专著39种（中文33种，外文6种）、报刊论文260余篇（含论文集）、学位论文12篇。此外，在中外学者出版的许多中国通史和秦汉史著作中，也对王莽和汉新之际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自然环境、社会生活、民族关系等进行了专门论述。目前可见的介绍王莽研究成果的论文有：韩玉德的《关于王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1983年第1期）、徐志祥的《建国以来王莽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齐鲁学刊》1988年第1期）、陈启云的《汉儒与王莽：评述西方汉学界的几项研究》（《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笔者拟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对20世纪以来中外学界的王莽研究进行全面的梳理与考察，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思考。一、20世纪前期的王莽研究20世纪初，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形成了强烈冲击，王莽研究由此出现了重大逆转。基于西方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1902年，冯自由率先在香港《中国日报》上发表了《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一文，要求重新评价王莽。他认为王莽的"王田制"亦即土地与生产资料的国有制，符合"民生主义之精理"，深得"平均地权之要旨"，因而把王莽看作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前驱而予以高度评价，强调不可"以成败论英雄"。1920年，在孙中山创办的《建设》杂志上，胡适与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三人展开了一场关于井田制的辩论。胡适将"井田论沿革史"分成七个阶段，每个阶段以一种或一种以上的论著为代表。他在"仔细研究《王莽传》及《食货志》及《周礼》"之后，认定"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所实行的"王田制"和"五均六管之制"，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目的在于"均众庶，抑兼并"。至于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胡适归结为王莽不切实际的改革方案，称王莽为"空想的社会主义改革者"，并指出"那个时代国家的组织还不够完备，这种大计画的干涉政策，当然不能一时收效"。基于此，胡适称赞王莽"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认为"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两千年来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参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一《王莽》和《胡适文存三集》卷七《再论王莽》，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黄山书社1996年版）。胡适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对西方学界的影响尤其深远，并一直延续至今。但在笔者看来，胡适实际是根据自己的理论和臆想，塑造了一个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王莽，既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持、也没有充分的理论论证，难以经受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观和历史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方法的衡量。受胡适影响，20世纪前期学界出现了一些针对王莽改制的专论。顾颉刚和钱穆对"王莽禅汉"问题和汉末至新朝历史发展中的两个重要人物--刘歆与王莽，给予了较多关注。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1930年第6卷第1期，后收入1934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五册）一文中，顾颉刚重点探讨了"五德终始说"的渊源及其在汉代的发展，认为刘歆篡改上古史料，目的是为了迎合王莽篡权的需要，对后世政治与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对王莽改制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王莽的篡权，使上古史变了样子"；"王莽凭借儒家之学说与其个人理想，以大魄力开创新制度，平阶级、厚民生、裕国计，此实中国政治史上最可纪念之人杰"（详见顾氏于1941年为美国汉学家克莱德．萨特金的译注《王莽》所作的序言，康涅狄格州海波瑞安出版社1947年版，上海绘画艺术图书公司1950年版）。与顾氏相似，钱穆在《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后亦收入《古史辨》第五册）一文中，批驳了自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以来学界普遍认同的刘歆伪造经书是为王莽篡权服务之说，认为新莽代汉是西汉以降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人心所向，"莽政虽多迂腐，但也有可取之处"。在1931年秋为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撰写的《秦汉史》（香港新华印刷股份公司1947年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讲稿中，钱穆以"王莽之新政"为题再次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王莽代汉并非完全是外戚政治的产物，而是"举世人心之归向"，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他对王莽的改制亦给予极高评价，认为其政治理论"可谓蔼然仁者之言"，"今世所倡土地国有、均产、废奴诸说，莽已见及，其政治上之理想可称高远"，指出世人应摆脱"以成败论英雄"的旧史家成见来重新评价王莽："王莽一人之成败，其所系故以至巨。至于其人之贤奸诚伪，犹是对于王莽一人身后之评鹭，可无斤斤焉深辨为也。"20世纪前期，众多学者、史家纷纷采用新的理论方法讲授、编著和研究中国通史，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王莽研究呈现繁兴态势。20世纪前期问世的中国通史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用传统治史方式撰写的文言文史书，以王桐龄的《中国史》、钱穆的《秦汉史》、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和《秦汉史》为代表；一是用新的理论方法撰写的白话文史书，以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为代表。在1926-1929年出版的《中国史》（全书共四编，初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2008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中，王桐龄以"新莽之篡"和"王莽之末路"为题对新莽历史进行了解读。他对王莽改制的失败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对王莽给予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其"顽固迂阔，不切事情"、"经生泥古，不知变通"，其举措"一则曰效法古人，再则曰占验符命。昧于当世之潮流，与舆论之向背，于是始以经学及谶纬学说、欺人寡妇孤儿、狐媚以取天下者。既得天下后，仍以经学及谶纬学说自欺，驯至失天下"，不过是一介"腐儒起家之奸雄，终不脱措大习气，所谓君以此始，亦以此终，亦可笑也"。这些论述既延续了班固《汉书》对王莽的基本评价，又包含着作者本人精辟的史识。与王桐龄不同，吕思勉对王莽的研究虽也取材于《汉书》，但所得结论却与班固以及大多数史家大相径庭，甚至在许多方面彻底否定了班固的记载与评价。在《白话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中，吕思勉指出不应把王莽定性为一个十恶不赦的人，而应视其为一位"社会革命家"，其改制的指导思想是为民谋利，其代汉自立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吕氏还盛赞王莽两袖清风、大公无私、勤奋工作的人格，认为他有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在《秦汉史》（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中，吕氏更进一步从人品心性、行为动机、才学能力、施政措施及其影响等方面，给予王莽极高的评价。首先，吕氏认为"新莽之所行，盖先秦以来志士仁人之公意，其成其败，其责皆当由抱此见解者共负之，非莽一人所能尸其功罪也"；其次，关于王莽代汉自立的原委始末，吕氏以为不能以小儒君臣之义、普通的道德标准来评价，"王莽为有大志之人。欲行其所怀抱，势不能不得政权，欲得政权，势不能无替刘氏，欲替刘氏，则排摈外戚，诛鉏异己，皆势不能免"；再次，吕氏认为班氏父子在《莽传》等篇章中对王莽的记载与评价俱为出于私心的歪曲和丑化，是"曲诋新室之作"，不足为凭；最后，吕氏虽不得不承认王莽在货币改革和对外政策上存在诸多过失，但他对新室的败亡深为惋惜，将其原因归结为王莽"行急进之策"、"举事规模过大"、"不宜于用兵"等，认为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王莽的政治主张未能完全施行（详见《秦汉史》第七章"新室始末"）。如果说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接受西学思潮的知识分子是20世纪为王莽翻案的始作俑者，那么全面否定正史、为王莽辩护翻案者则首推吕思勉。在缺乏足够的史料证据和考古发现的前提下，吕氏片面强调"社会情势"等客观原因，对王莽自身性格的严重缺陷和执政的重大失误仅以"其身之失，薄乎云而"轻轻带过；相反，对王莽的失德、失政给当时社会、民生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及其在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中采取的种种阴谋手段给后世政治遗留的恶劣影响，却一再为其辩解、开脱，某些方面甚至到了令人费解的程度--这种做法无论如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翦伯赞和范文澜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和发展时期的重要史家，都主张采用辩证的、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王莽研究。翦伯赞认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不在其"篡汉"，而是其"改制"，提倡应将王莽的为人与行事分开进行评价。对于王莽"篡汉"的野心和阴谋，翦伯赞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从王莽篡汉的史实，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上的乱臣贼子，无不把仁义道德挂在口上，用圣经贤传作为自己犯上作乱的掩护......王莽的名字，现在已经成了篡窃者的符号"。另一方面，对于王莽改制的动机和措施，翦氏却给予肯定评价。他将王莽改制视为"改良主义的一种手段"，认为"假如我们离开'袒刘'的立场，则王莽仍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一位政治家，这就从他大胆的执行改良政策表现出来"，"从当时王莽的改革社会经济所发生的病症来看，正是对症下药。假使能顺利推进，则王莽的政权也许可以持续下去。但是可惜用非其人，弊端百出，以致引起商人地主之激烈反对，终于都失败了"（参见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第七章第三节"西汉政权的崩溃"，重庆大孚公司1947年版，后经修订更名为《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版）。相较翦伯赞，范文澜对王莽的否定更多一些，他认为王莽表示有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用欺骗的方式取代了西汉，"对劳动人民也制造了一些好的影响"；然而其做皇帝以后，各种改革措施的失败，使其改制成为"十足空虚的幻想"和对人民"实行最大限度的剥削"，从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反对；又蓄意发动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侵略战争，"完全是一种狂妄愚蠢的行动"，从而最终导致了新室的灭亡（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王莽的新朝"，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翦伯赞、范文澜的论述，对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术界重新研究和评价王莽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针对王莽改制中对地名和官制的改革，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两篇值得关注的文章。一为谭其骧的《新莽职方考》（《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后收入《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对研究新莽时期的行政区域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为饶宗颐的《新莽职官考》（《东方学报》1941年）。此为饶宗颐应顾颉刚之约，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编撰的《新莽史》的一部分（该著作由于抗战爆发未能完成），现被收入《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二、20世纪中后期的王莽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以唯物史观的新思想、新方法开展历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国内共出版王莽研究专著两部、报刊论文十余篇。此外，尚有不少研究秦汉史的专著和论文，一些中国古代史教材也涉及王莽研究。在这个阶段，广大史学工作者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王莽，不再以封建道德标准评价王莽的功过是非，也反对以王莽的个人品质去衡量他的改制活动。这样一种"公平诚恳的态度"（毛泽东语，详见《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上卷，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使王莽研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面貌。综合这一阶段学界对王莽的研究和评价，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王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掌握政权并制定出社会改革方案，应给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兹全的《王莽》（《光明日报》1951年3月10日）、邓广铭的《论王莽的代汉和改制》（《进步日报》1952年1月25日）、金家瑞的《王莽的改制》（《历史教学》1953年第1期）、周谷城的《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另一种则认为王莽是一个应该被否定的人物，其改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也不是什么"改良主义者"。如李鼎芳的《王莽》（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杨翼骧《秦汉史纲》（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和郭若沫的《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以上两种意见的产生，属学术讨论的正常现象。但毋庸讳言，此时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政治因素干扰过多，学者在研究中往往简单甚至武断地下结论，以贴阶级标签的方法代替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判断。"文革"时期，王莽研究陷入停滞状态，目前仅见的几篇相关文章，以论代史、借古讽今的倾向更为明显。虽然由于与现实政治结合得过于紧密，使这些文章没有多少思想性或学术性可言，但作为王莽研究在特殊历史阶段的一个插曲，却值得后人反思。王莽研究于80年代初再度活跃起来，至90年代末取得了重要进展。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报刊杂志共发表王莽研究论文约120篇，出版专著18部（大陆12部，台湾6部），1986年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曹相成译注的《汉书·王莽传》。此阶段的王莽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研究人员的数量大增，新人不断涌现，学科背景、研究方法与学术旨趣各异，但大都比较注意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克服了以前"以政治斗争为纲"、从概念到概念的弊病。二是研究内容和范围逐步扩大，对具体问题的讨论日趋细化、深化。50-60年代的王莽研究，虽对王莽改制的内容、原因和结果有所涉及，但总体说来失于平淡和肤浅，至这一阶段有了较大进展。例如，徐志祥、李光霁探讨了王莽改制的历史条件、背景和失败原因，认为应对其具体措施和实际效果作实事求是的评价（徐志祥：《王莽改制的再评价》，《齐鲁学刊》1980第10期；《重探王莽改制产生的条件》，《齐鲁学刊》1987年第3期；《论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聊城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李光霁：《论王莽改制的历史背景和失败原因》，《天津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沈重将王莽改制视为一场"儒家复古主义的历史大悲剧"（《儒家复古主义的历史大悲剧--论王莽改制》，《南昌大学学报》1987第2期）。三是学界不仅在不同意见之间展开争鸣，而且在同一意见之下对某些具体问题也展开了讨论。例如关于王莽改制中的"王田制"问题，竺培升、徐志祥等人探讨了"王田"制的所有制形式与性质，赵梦涵、程有为等人则对"王田私属"问题予以关注。四是研究者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例如，王莽祸国殃民的货币改革使国家经济趋于崩溃，研究者对此均持否定意见（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怪胎--王莽经济思想试剖》，《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陈绍棣、施和金：《试论王莽改币》，《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韩王德：《关于王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1983年第1期，等等）。再如，新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挑衅和歧视政策破坏了西汉中后期边境地区长达数十年的和平，研究者亦都认识到其破坏性与反动性（李大龙：《试论王莽的民族政策》，《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莫任南：《王莽对匈奴的民族政策有进步、合理的一面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这一时期学界出版了多部有关王莽的评传，内容、形式、结论大同小异，值得关注的是饶宗颐、李均明的专著《新莽简辑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版，后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五册第三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3年版）。饶宗颐早年曾计划按《汉书》体例撰写纪传体新莽史--《新书》（参见其论文《新书序目》，《责善》半月刊1940年第1卷第3期），后因史学观点转变放弃此构想，全力转入新莽简的搜集、考证。他在日本学者森鹿三，中国学者劳榦、马先醒、陈槃、陈直、高大伦等人的研究基础上，辑得敦煌、居延简牍中有关新莽史事的记录共八百余则（限于1994年之前）。在序言中，他特地论述了《莽传》与新莽简的关系。此外，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中国通史和秦汉史专著，均涉及王莽研究。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由白寿彝任总主编的22卷本《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安作璋、高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将20世纪中外学界王莽研究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集大成式的总结。其突出特色有二：一是尊重原始文献，基本沿用了班固在《莽传》及其他相关篇章中对王莽的评价和对新莽历史的记载；二是严格事实评判。编撰者本着实事求是、公正客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就王莽其人及改制失败的原因进行了精辟、深刻的分析，并全面评述了新室建立后推行的各项政策。编撰者认为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客观原因而言，当时存在政治腐败，官风败坏，政敌作对，豪富反抗等情况。就主观方面而言，班固已在《莽传》中明确总结了六点原因：一是王莽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改制多停留在纸面上；二是王莽改制往往"讲合《六经》之说"，不无儒家教条的本本主义；三是所用官吏乃原班人马或阿谀奉承之徒，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四是王莽因阴谋而篡权，故防备臣下效法而操纵一切。独木自然难支大厦；五是王莽专权，其臣下受信用者可以上下其手，被疑忌者则"为奸寝事"，故政事不理；六是王莽好改变制度，政令"烦多"，朝令夕改，不讲功效，故变得快，败得也快，花样多，收效少。编撰者还指出，"这些都与他本质上是个贵族地主的代表人物及志大才疏的书生性格分不开。他了解一些时弊，也想解决社会矛盾，但真正做起来，并不从根本上触动本阶级的利益，并不精明干练，而显出了得志便猖狂、失意便懊丧的丑态"，从而得出如下结论："如此王莽，改制岂有不败之理!"（第272-273页）这一结论建立在充分尊重史实和原始文献的基础之上，既肯定了《汉书》历史叙事的真实性以及班固对王莽的历史评价的客观性，又体现出以白寿彝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在王莽研究中结合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观、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对于世纪之交的王莽研究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三、21世纪以来的王莽研究（2000-2010）新世纪的王莽研究从数量上看是相当可观的。据不完全统计，2000-2010年国内外出版了10余种研究王莽的专著和140余篇论文，另有12篇学位论文。这些论著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考古等角度对新莽历史进行了较以往更为广泛的研究。在研究中，学界更加重视原始文献，解读得更为细致、深入，表现有二：一是通过解读《莽传》总结《汉书》的人物形象塑造、历史编撰特色及叙事成就，诸如万文兴的《<汉书>中王莽形象的三重变奏》（《传承》2008年第7期）；杨倩如的《<汉书·王莽传>的历史编撰特色》（《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二是梳理《莽传》及《汉书》中有关边疆民族割据政权的史料，进行边疆史、民族史及军事史的研究（王朝霞：《破解王莽与西域战争之谜》，《甘肃日报》2002年9月27日；余兆木：《新莽时期的汉匈之争》，《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沈刚：《<额济纳汉简>王莽诏书令册排列次序新解》，《北方文物》2007年第3期），尤以对王莽和高句丽关系的研究为多，诸如朴灿奎的《王莽朝高句丽记事的诸史料辨析--王莽朝高句丽记事与高句丽侯駒考》（上、下）（《延边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耿铁华的《王莽征高句丽兵伐胡史料与高句丽王系问题--兼评<朱蒙之死新探>》（《北方文物》2005年第3期），刘子敏的《谈金富轼对王莽朝记事的篡改--兼与耿铁华先生商榷》（《北方文物》2007年第1期），赵红梅的《略析<汉书·王莽传>中的高句丽记事》（《东北史地》2008年第4期），王绵厚的《<汉书·王莽传>中"高句丽侯驺"其人及其"沸流部"--关于高句丽早期历史文化的若干问题之七》（《东北史地》2009年第5期），等等。遗憾的是，从思想方法和学术价值上看，新世纪以来的王莽研究论著也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失误，原因有二：一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国学热"和"读史热"，使得新世纪以来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与对历史事件的评价成为热点，一个突出表现即是"翻案成风"。在此种思潮驱动下进行的王莽研究，一些文章不仅说不上什么思想性、学术性，甚至连最起码的治史规范与学术素养都谈不上。二是后现代思潮对中国古代正史修撰的传统、史书叙事的真实性与客观性进行了误读与歪曲，导致这一时期王莽研究（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整个历史学研究）走向另一极端，即强调所谓远离政治的"纯学术性"，回避对王莽的为人行事和性格特点进行道德上的评价（例如他究竟是"篡汉"还是"代汉"，是图谋不轨还是情势所迫等等），而偏重从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角度进行研究，并将其"改制"上升到政治体制、思想文化和社会变革等"理论高度"，所得出的结论也是正面肯定多于负面否定。这一倾向在这一时期出现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中尤其突出，如将王莽无限拔高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具有政治理想的政治家之一"，其政治理想是儒家"内圣外王"理论的一次实践，认为他是"一个将儒家理论付诸现实政治的行动家"，等等。值得肯定的是，近年来仍出现了一些在实事求是研究基础上得出的成果，诸如徐乐群的《王莽宗舜代汉的政治权谋及其历史效应》（《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张丽、胡绍财的《王莽的性格与其改制的失败》（《继续教育研究》2007年第2期），张守军的《论王莽的财政经济改革》（《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李元的《从理想到毁灭：王莽评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杨永俊的《禅让政治研究：王莽禅汉及其心法传替》（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但总体来说，21世纪的王莽研究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四、分析与结论20世纪以来的王莽研究经历了一个由粗浅到深人的过程，其间虽然取得了数量可观的成果，但许多论著存在以观点代替史料、以议论代替考信的现象。之所以呈现这种状况，有着复杂的客观原因，但也与学者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学术背景密切相关。20世纪以来围绕王莽的生平及其行事，学界产生了重大分歧，主要集中为以下五个方面：其一，王莽是以阴谋诈术和政治投机"篡汉"还是顺应天意民心的"禅汉"?其二，王莽改制的性质、措施和后果，是贯彻儒家圣贤与经典的理念来改造社会，以达到"天下大同"的最高理想，还是严重脱离社会实际、背离经济发展规律的祸国殃民之举?其三，新莽时期奉行的民族政策和军事、外交战略，是有其合理性、进步性，还是破坏边境地区的和平局面和民族团结，给边境百姓及周边少数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妄自尊大、倒行逆施之举?其四，王莽其人到底是如班固所言，是"以诈立心，匿情求名"，"不仁而据奸佞之材"，"颠覆之势险于桀、纣"的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还是秉承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推行其改革社会的主张，却在现实中遭到失败的悲剧人物?其五（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导致新朝败亡的真正原因到底是自然灾害、农民起义、地方大姓集团抑或是王莽倒行逆施、咎由自取?回答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王莽研究的指导思想与基本方法。笔者认为以下两点应引起重视：一是应回归历史文献．即以《汉书·王莽传》为研究的出发点。新世纪的王莽研究，仍应立足于班固在《汉书》中的叙述和评价，因为班固"为我们留下了有关王莽的第一手材料--《汉书·王莽传》，这些可贵的材料至今仍然是我们研究王莽的最可靠的依据"（李元：《从理想到毁灭：王莽评传》"自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在这方面，沈重、李孔怀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论汉书·王莽传》，《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他们一反20世纪中外学界对班固撰史真实性与客观性的质疑与批评，将《莽传》作为王莽研究的第一手材料，总结了该篇的三大贡献。他们高度赞扬了班固的叙事成就和卓越史识，推崇他是第一个敢于"突破禁区"、替"乱臣贼子"立传的封建史家，对王莽生平史事进行了较为公允的记载和评价，堪称"一代良史"。这篇文章是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专门研究《莽传》的论文，有许多富有价值的真知灼见，可惜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二是应将中国古代史学"知人论世"的优良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方法相结合．进行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在这方面，孟祥才的研究值得重视。20世纪80年代至今，他出版了一系列王莽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对王莽的人格心理和行为动机进行了深入发掘，全面详尽地展现了新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前因后果（《王莽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新朝旧政--新帝·王莽》，哈尔滨出版社1997年版；《细说王莽》，中华书局2006年版）。他指出，作为代表豪族地主和富商大贾的外戚集团的头子，王莽性格怪异、虚伪、奸诈、阴毒、残忍，特别娴熟法家之"术"，把剥削阶级那种贪婪残暴、尔虞我诈的品性发挥到极致，成为中国封建帝王中具有独异色彩的典型。王莽的品格和手段，适逢各种条件构成的历史机遇，就使骗子扮演了英雄的角色。由此孟祥才断言，"笔者并不认同封建史家以封建伦理为准则对他所作的评判，但也无意为他做翻案文章。面对他所制造的历史灾难，史家的良知无法让我对他写出哪怕最低调的赞美辞"（《论王莽的思想与性格》，《烟台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这一结论道出了一个富于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史学工作者的心声，值得所有从事王莽研究的学界同仁深思。综上所述，为将王莽与新朝史研究不断推向深入，取得更大成果，笔者得出了以下两点结论：第一，尊重第一手材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避免无意义的重复劳动，核心就是回归原始文献。在没有更新、更权威的考古发现或史料可以推翻班固记载的前提下，应坚持以《汉书·王莽传》及相关篇章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避免理论预设和主观臆断，从文本解读人手，认真进行考证、分析，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第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既不迷信古人，也不迷信权威，而是坚持历史主义、人文主义的指导思想与科学的方法论，本着忠于史料、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力求深入、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研究。&nbsp;

回想起来，连自己都不能相信一生受雷海宗师影响至深且巨，而事实上只正式读过他的惟一一门必修的中国通史。西史的课都是雷先生的专长，战乱中完全错过是我终身憾事之一。北平清华二、三年级时课外虽不无向雷师请教的机会，但使我受益最多的是在昆明西南联大期间与他的经常接触和专业内外的交谈。

一九二七年春，瑞典学者赫定又一次率远征队抵京，准备到蒙新考察。北京学术界因国外考察队历次盗掘文物，对北洋政府无条件应允这次考察表示强烈不满，组成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进行交涉，最后达成共同组建“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协议。徐旭生《西游日记》1931年出版

在千年科举的历史上，除了走向终点的1905年和明初一度废除之外，元代是唯一的实质上长时间废止过科举的时代。除此之外，科举在蒙古人的政权被废止，和后来在满洲人政权被废除，也是两者在表层上的相似。不止是表层，科举被废止后，对士人的冲击，对士人的职业取向，对社会的影响，在这些深层面上，也有其类似之处。

美国对运河的渴望来自其对太平洋的渴望。1852年，马修·佩里带领的舰船从大西洋沿岸的弗吉尼亚出发，打开了日本的大门。这是羽翼尚未丰满的新兴帝国的策略：不染指列强争夺最为炽热的大西洋以及非洲，以推行“门户开放”夺取对远东的控制权。然而，直到20世纪初，美国仍只是一支大西洋力量：其主要工业、经济中心、港口和主要军事力量都分布在大西洋沿岸。如何完成从大西洋国家到大西洋－太平洋两洋国家的转变？答案即是：巴拿马运河。